气象科学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气象科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今天我们要探索的生活奥妙是：干冰和热水碰撞后，会突然冒出浓浓的烟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做个试验吧！

首先要准备一些干冰和热水以及一个扎实的手套。我们实验的第一步是：在手套里放入事先准备的干冰，分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干冰如果太多或太少会影响实验的效果。放入干冰后，在手套里，倒入热水。然后，立即把手套捆紧。

此时，我们会发现，手套开始慢慢的膨胀，越长越大。我们再把手套慢慢地摇动，我们会看见，手套胀得像一个充满的气球，慢慢地，手套爆炸了！为什么在手套里放入干冰后再倒入干冰然后封闭手套，手套会慢慢膨胀最后爆炸呢？让我们再做一个实验吧！

我们参加婚庆典礼上是，会在里面有干冰的蛋糕上倒入热水（酒），此时，蛋糕会冒出浓浓的烟雾，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刚才我们做的两个实验会产生如此有趣的现象，是因为干冰是固体二氧化碳，将热水与干冰放到一起，二氧化碳开始升华，干冰就从固体直接变成气态。二氧化碳的温度大约是零下八十度左右，当二氧化碳遇到比它温度高的物体时会迅速的汽化，所以干冰遇见热水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第2篇

关键词：财务报告；目标定位；监管有用观

企业财务报告是企业财务会计的“最终产品”，是企业与其利益关系人的链接点，它能够全面、系统、综合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并成为广大用户了解企业运营情况的重要信息资料。财务报告目标作为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系统期望达到的目的或标准，是在不确定会计环境下提出的一种主观愿望，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决定主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不同客观环境决定了不同主观目标的形成，会计目标的提出不能脱离它所依存的客观环境，否则就不现实。财务报告目标是连接内部会计系统和外部会计环境的桥梁，它的定位不仅受会计本质所决定，更受会计环境的直接影响，并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管财务报告目标如何定位，财务报告目标至少要反映三方面内容，即三W标准：(1)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是谁(who)；(2)财务报告应当提供哪些会计信息(which)；(3)财务报告信息对使用者有什么用途(what)。当前会计界关于财务报告目标定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受托责任观，二是决策有用观，二者都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提出来的，财务报告只强调经济信息的披露。然而，在科学发展观下将财务报告目标定位在“受托责任观”或“决策有用观”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一、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目标、企业经营目标和企业财务报告目标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它的全部内容。“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人人平等，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协调”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协调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可持续发展”是以生态和谐、代际公平为主要特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要处理好两方面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当代人发展经济要以不破坏环境为限度，做到人与自然和谐，保持生态平衡：二是要处理好当代与后代的关系，资源在两代人之间如何分配，环境在两代人之间如何共享。

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目标、企业经营目标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也影响企业财务报告目标。从科学发展观看社会目标，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科学发展观看企业经营目标，就是要实现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以社会公平为目的，以生态和谐为限度的可持续发展。从科学发展观看企业财务报告目标，财务报告应当反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会计信息，这是财务报告应当反映的全部内容，即“三w”标准中的“which”。按照科学发展观，并借助于“三w”标准来看“三w”中的“who”，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应当是对企业产生影响的或受到企业影响的需要协调的社会各方关系人，即利益相关者；“三w”中的“what”，信息使用者获取财务报告信息的价值取向以及与企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按照科学发展观，与企业有业务往来且利益相互影响的信息使用者(如投资者、债权人、客户、供应商等)，要加强自有资金管理并对企业实施有效监督，避免资金低效周转或无效运营；与企业无业务往来但其权利受到影响的信息使用者(如企业员工、社区居民、税务机关、竞争对手等)，要加强对企业广泛监督，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科学发展观下“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目标定位存在的缺陷

科学发展观是在当前经济增长迅速、安全隐患严重、财富分配不公、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背景下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影响社会目标、企业经营目标，还影响企业财务报告目标，并对现有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目标定位产生冲击。

1．科学发展观下“受托责任观”财务报告目标定位存在的缺陷。“受托责任观”(account－ability)产生及存在背景是资财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公司制企业，财务报告目标是向资财所有者如实反映受托人对资财使用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财务信息。从科学发展观看“受托责任观”目标定位主要存在以下缺陷：一是信息使用者的局限性。受托责任存在的前提基础是两权分离，产生比较明确的资财委托——关系，所有者和经营者能够直接地沟通和交流，信息使用者只是建立在资财委托和受托关系上的利益关系人，主要包括现有的投资者、债权人和管理层，不涉及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二是财务报告反映内容的局限性。“受托责任观”下的财务报告只是反映保证对委托人所托付资财安全完整的财务状况信息以及保证对委托人所托付资财运营增值的经营业绩信息，即只是反映委托人资财保值、增值的财务信息，而不注重现金流量、社会责任、环保收益等信息。三是财务报告编报的出发点违背市场理论。按照市场供求原理，信息的需求决定信息的供给，在“受托责任观”下，编制财务报告目的主要是从受托人的角度出发，即从信息供给方考虑，企业管理层为了解除自己的受托责任才向资财委托人主动解释、说明其业务活动和经营业绩，而委托人使用财务报告则是一种被动需求。四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反映不够全面。在受托责任的指导下，财务报告主要反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形成的历史的、客观的信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强调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而忽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2．科学发展观下“决策有用观”财务报告目标定位存在的缺陷。“决策有用观”(decision－usefulness)产生和存在背景是存在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财务报告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主要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企业管理当局等)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决策有用的经济信息。从科学发展观看“决策有用观”目标定位主要存在以下缺陷：一是财务报告反映内容的局限性。“决策有用观”下的财务报告只是反映企业有关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以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而忽视社会责任和环保收益等非财务信息。二是决策概念外延过窄。决策仅仅是管理过程的一个环节，管理具体包括预测、决策、计划、控制、检查、考核和分析等程序。一些外部信息使用者并没有履行决策职能，仅仅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如政府部门利用会计信息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社区居民、新闻媒体等利用会计信息对企业违法、违规活动进行举报监督；注册会计师利用会计信息进行审计签证或管理咨询；投资人利用会计信息加强自有资金管理，规避风险以获得安全、较好的报酬，等等。一些内部信息使用者也没有完全履行决策职能，也是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如管理层利用会计信息进行下年度预算以及对经营过程实行控制和检查；董事会利用企业经营业绩评价、考核管理层，等等。三是信息使用者的局限性。在“决策有用观”下，尽管编制财务报告目的是从信息使用者角度出发，但其前提必须存在一个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通过市场中介将信息使用者尤其是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与公司联系起来，以便出资人利用会计信息做出是否投资、信贷以及类似的决策。决策有用的前提过于严格，资本市场以外的利益相关者难免被忽视，如政府机关、社区居民等。四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反映不全面。在“决策有用观”下，财务报告主要反映企业现时的、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经济信息，注重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有用性而忽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科学发展观下“监管有用观”财务报告目标提出及合理性分析

第3篇

[关键词]语文教学 课堂氛围 小学

课堂气氛是指课堂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情绪状态，它是课堂教学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语文课堂气氛，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发智力，陶冶情操，优化教学效果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认为创造良好的小学语文课堂气氛，必须把握好一下几个关键点。

一、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活跃气氛的前提条件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否融洽，决定着语文课堂气氛否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不是靠铁的纪律和挥动的教鞭“打”出来的，它依赖于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依赖于教师角色的转变，依赖于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建立。要破除“师道尊严”观念。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由传授者转为促进者，由管理者转化为引导者，变强调学生尊重老师的单向要求为师生互敬的双向统筹，变传统教学中的专制型或权威型为合作型或伙伴型关系，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在语文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权利，努力创设民主气氛，实现民主对话、民主交流，呈现一种协商式、和风细雨式的良好师生关系氛围。要树立学生观。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以自身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召学生，以渊博的知识激发学生，以饱满激情感染学生，以精湛的教学艺术吸引学生，在和谐的气氛中重塑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崇高形象。要设身处地为学生创造轻松良好的学习氛围，建立一个接纳性宽容性的课堂气氛，形成一个互教互学的“学习共同体”，尊重学生的学习体验，使学生无拘无束地大胆质疑、发表见解、与教师争论。只有这样民主宽松的教学环境，才能打开学生情感的阀门，形成良好心理氛围，调动其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才能营造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轻松、和谐、浓郁的课堂教学气氛，学生才会以愉快的心情钻研问题、启动思维、驰骋想象。

二、顺畅的沟通交流是活跃气氛的关键所在

让学生主动参与、交流、合作，使学生的身心和谐地发展，全面地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是每个教师努力的方向。传统的课堂教学多是老师掌握着“话语霸权”，学生只能当作一个个容器，等着老师往里灌东西，可结果，园丁的辛勤往往扼杀了学生的天性，“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使我们培养的学生变成了统一模式铸造的标准件。教师要多倾听学生的发言。笔者认为，学生“讲”教师“听”有三大好处：一是通过“听”可以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笔者通过“听”常常被学生天马行空的想 象力、独到深刻的见解、幽默睿智的语言所折服。二是通过“听”可以真正使教师领悟“教学相长”的真谛。三是通过学生“讲”教师“听”，可以锻炼学生。学生越说越会说，越说越想说，越说越自信，课堂成了他们发挥的舞台，这更激发了他们学习的兴趣，焕发出课堂的活力。这种学生多讲、老师多听的教学模式正是“授之与渔”、“操练捕鱼”的有效途径。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始终是学生做主角，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究兴趣，使学生的学习状态保持活跃和热烈，使语文课堂呈现无穷的活力与魅力。教师要和学生交朋友。平日，教师要注意深入到学生中去，和学生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感情。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用亲切的眼神、和蔼的态度、热情的赞语来缩短师生心灵的差距，真诚地关怀和帮助每个学生，充分尊重他们，信任他们。要允许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允许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允许学生质疑问难，对他们充满爱心、关心、热心、耐心和信心，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乐其教”。

三、灵活的方式方法是活跃气氛的有效手段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推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直接动力。在语文教学中，要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没有“兴趣”作保障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全方位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营造出积极、主动学习的课堂气氛，才能实现学生自主探究、参与合作等学习方式的改变。要把微笑带进课堂。微笑能沟通师生之间的感情，微笑可以征服学生的心灵。当学生思想走神、思绪信马由缰时，充满理智和期待的微笑，能使学生“迷途知返”；当学生答问受挫时，满怀鼓励和依赖的微笑，能使学生心安智生、“柳暗花明”；当学生板演成功时，饱含肯定和赞赏的微笑，能使学生自信心大增，激起更强的求知欲。教师亲切的教态、的目光和鼓励的言语，能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和融洽的合作气氛，使学生形成和保持积极主动的良好学习心态。要把成功带给学生。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成功的机会和不同的收获，既提出共同要求，也提出个别要求。如在课堂作业的配置与处理上，可以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完成不同题量、不同难度的作业，并通过当堂批改或讲评，及时满足学生急于知道作业正确与否的迫切心理需求，开阔学生思路，使那些解题中“别出心裁”的学生得到赞誉。这样可以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从而形成一种乐于学习的最佳心理状态。要把求知欲种在学生心中。教师要注重挖掘，充分展示语文知识本身蕴含的内在美和魅力，以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与强烈的探究欲望。不仅要在课的开始创设情境，揭示矛盾，引发学生迫不及待地探究兴趣，而且还应在整堂课的教学过程中，精心设计“跳一跳，摘得到”的问题情境，让学生经常地处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矛盾之中，不断从内心迸发出需要的火花，始终保持一种紧张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状态，积极主动地探究新知。

参考文献：

第4篇

今天我们要探索的生活奥妙是：干冰和热水碰撞后，会突然冒出浓浓的烟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做个试验吧！

首先要准备一些干冰和热水以及一个扎实的手套。我们实验的第一步是：在手套里放入事先准备的干冰，分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干冰如果太多或太少会影响实验的效果。放入干冰后，在手套里，倒入热水。然后，立即把手套捆紧。

此时，我们会发现，手套开始慢慢的膨胀，越长越大。我们再把手套慢慢地摇动，我们会看见，手套胀得像一个充满的气球，慢慢地，手套爆炸了！为什么在手套里放入干冰后再倒入干冰然后封闭手套，手套会慢慢膨胀最后爆炸呢？让我们再做一个实验吧！

我们参加婚庆典礼上是，会在里面有干冰的蛋糕上倒入热水（酒），此时，蛋糕会冒出浓浓的烟雾，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刚才我们做的两个实验会产生如此有趣的现象，是因为干冰是固体二氧化碳，将热水与干冰放到一起，二氧化碳开始升华，干冰就从固体直接变成气态。二氧化碳的温度大约是零下八十度左右，当二氧化碳遇到比它温度高的物体时会迅速的汽化，所以干冰遇见热水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第5篇

引言：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经典战略理论阶段、产业结构分析阶段（波特阶段）和核心能力理论阶段。核心能力理论代表了战略管理理论在九十年代的最新进展，它是由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和英国学者哈默（C.K.Prahalad&G.Hamel）于1990年首次提出的，他们在《哈佛商业评论》所发表的“公司的核心能力”（“TheCoreCompetenceoftheCorporation”）一文已成为最经典的文章之一。此后，核心能力理论成为管理理论界的前沿问题之一被广为关注(Prahalad,1993；amel&Prahalad，1994；Coombs，1996；)。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一种新的竞争范式——基于核心能力的竞争战略（Hamel&Heene，1994；Foss&Knundsen，1996）。应该说，核心能力理论是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交叉融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源于战略管理理论、经济学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创新理论等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之源的不断探索，体现了各学科的交叉融合。

一、核心能力理论兴起的背景

1、对波特产业结构分析理论的不满：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理论虽然提供了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的完整框架，说明了产业吸引力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决定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利润差距并不比产业间的利润差距小，在没有吸引力的产业可以发现利润水平很高的企业，在吸引力很高的产业，也有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这些都是波特战略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另外，波特的战略理论还往往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很高、但缺乏经验或与自身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角化经营，这方面不少失败的案例也对该理论提出了疑问。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波特后来又提出了以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为核心的战略分析模式，但是由于其几乎涉及企业内部所有方面，反而使主要问题得不到反映，不能很好地把握战略重点，因而其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

2、企业重组和再造的挫折：在80年代，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多产业上都超过了美国企业，取代了美国企业的领先地位。为了赶上日本企业，美国的很多大企业纷纷进行重组和流程再造以谋求提高竞争力。重组虽然有时势在必行，能够使企业“变小”以改善短期绩效，但这只是在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不是创立未来的市场。一些精明的企业，在认识到重组企业是条死胡同后，转而进行再造工程。再造尽管能够使企业“变好”，但并无与众不同，只不过是个优秀的模仿者而已。因而如何重建企业的竞争战略，使企业不仅在现有产业内领先，而且能够在未来产业继续领先，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就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核心能力理论就是基于上述背景而提出的，一经提出，就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二、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意义

1、它首次提出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之源：在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竞争日益激烈，产品生命周期日渐缩短。企业的竞争成功不再被看作是转瞬即逝的产品开发或战略经营的结果，而被看作是企业深层次的物质——一种以企业能力形式存在的、能促使企业生产大批量消费者难以想象的、新产品的智力资本的结果。在企业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这一过程中，企业内部核心能力的培养和运用是最关键因素，而经营战略不过是企业充分发挥核心能力并把其运用到新的开发领域的活动和行为。因而核心能力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超乎寻常的战略意义。

2、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现为核心能力的竞争：核心能力理论超越了企业之间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企业内部所有的战略单元，将企业之间的竞争直接升华为企业整体实力之间的对抗，所以核心能力的寿命比任何产品和服务都长，关注核心能力比局限于具体产品和业务单元的发展战略，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使企业避免目光短浅所导致的战略短视。同时，企业核心能力的建设，更多地是依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不是某项重大发明导致的重。因此，很难“压缩”或“突击”，即使产品周期越来越短，核心能力的建设仍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方面使竞争对手很难模仿，因而具有较强的持久性和进入壁垒；另一方面，由于建设核心能力的投资风险和时间超过业务部门的资源和耐心，这个方面的明确追求可以促使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超越部门利益的局限，更多的从企业整体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及早把握未来市场的需求，并及早投入企业核心能力的建设中。

3、企业的多角化战略应围绕核心能力来进行：多角化战略作为企业寻求快速扩张的一种战略被广为使用，许多企业通过兼并联合涉足众多行业，但效果不佳。八十年代以来，企业界又兴起“回归主业”的潮流，众多大企业纷纷把与主业不相关的业务剥离出去，而只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寻求发展。这一切迫使人们去思考企业经营的边界在那里？以及如何决定企业多角化经营的范围？运用核心能力理论则可以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

三、核心能力的特征

尽管对于核心能力的界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它们无一例外的都认为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是在企业资源积累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企业特有的能力，是企业的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归结起来，核心能力具有以下特性：

有价值性：核心能力对于提高最终产品的用户价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用户价值的来源。

独特性：这种能力是企业所特有的，是“独一无二”的。

难以模仿性：由于核心能力是企业特定发展过程的产物，具有路径依赖性和不可还原性，因而原因模糊，其他企业很难模仿。

延伸性：核心能力可以给企业衍生出一系列新的产品/服务,使企业得以扩展到相关的新的业务领域。

动态性：企业的核心能力虽是其资源长期积累的结果，但它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与环境的演变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企业战略目标的转移，企业的核心能力必须予以重建和发展。

综合性：核心能力不是一种单一的能力，而是多种能力和技巧的综合。从知识角度来看，它不是单一学科知识的积累，而是多学科知识在长期交叉作用中所累积而成。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核心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

四、核心能力的识别准则

如何来判断什么是公司的核心能力，有如下四个准则：

1、用户价值：核心能力必须特别有助于实现用户看重的价值。那些能够使公司为用户提供根本性利益的技能，才能称得上是核心能力。区分核心能力和非核心能力的标准之一就是它带给用户的价值是核心的还是非核心的。正是基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把本田公司在发动机方面的技能称为核心能力，而把其处理同经销商关系的能力看作是次要能力。核心能力必须对用户所看重的价值起重要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用户能够看到或很容易就理解到这种核心能力。用户所看到的是享有的好处，如显著的可靠性（汽车、摄像与录象机），形象的清晰度（摄像与录象机），使用的方便性（计算机）等等，而不是提供这些好处的技术细节。

2、独特性：可合格地定为“核心”的能力，必须具有竞争上的“独一无二”性，同竞争对手的产品/服务相比，具有“独特的”风格/效用，而不是在产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它必须是公司层次的、持续优异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例如，本田汽车公司的汽车发动机，明显地优异于其他汽车公司的同类产品，其独特性的形成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努力，不是在短短的1-2年或几年中所能形成的。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人员发现某种能力极其重要，在行业中尚未引起重视和发展，则可以把它定为“潜在”的核心能力，予以规划和开发。

3、延展性：核心能力是通过未来市场的大门。有的能力在某一业务部门看来可能是算得上核心能力，经得起用户价值和特殊竞争力的考验，但是，如果无法想象能从该项能力衍生出一系列新产品或服务，那么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该能力就够不上核心能力。例如，本田公司的发动机上的独特能力，使它能进入各种不同的产品——市场。

4、难以模仿和替代性：企业的核心能力是积累起来的，是许多不同单位和个人相互作用产生的，具有特殊性和不可交易性，因而竞争对手很难模仿。

五、核心能力管理

对企业核心能力进行管理的基础在于核心能力具有生命周期。核心能力生命周期的产生，从企业内部而言是企业知识的生命周期和知识的创新周期的互动关联所引致的；从企业外部而言，是由外部环境的演化所制约的。核心能力的管理工作包括很多方面，这里着重扼要地阐明核心能力管理中的四项关键工作。它们是：核心能力的选择；核心能力的建立；核心能力的部署；核心能力的保护。

1．核心能力的选择

核心能力不仅决定了企业现有产品/服务的竞争能力，而且还决定着企业创造未来商机的能力，因而选择发展何种核心能力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公司在选择发展何种核心能力时必须同时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种能力是否能给顾客带来新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这种能力是否比现有能力向顾客提供利益来得更加有效。在选择发展何种核心能力时，应关注于在增加客户价值方面赢得领先地位，而不仅仅是某种特殊产品或“经营计划”。例如，索尼提出“口袋型”，导致了随身听（Walkman）、移动式CD放映机和“口袋型”电视的发明和创新。由此可见，为未来建立何种能力，先要考虑公司要提供和控制哪一类的顾客利益。在这里，首要的是为顾客提供哪种特有的利益，然后再是考虑其技术上的可行性。

2．核心能力的建立

首先，建立核心能力需要知识的积累和综合。为了有效地进行这种综合工作，必须有多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交流和联系，因而建立和发展联系与沟通的网络，是提高综合能力的重要条件。

其次，需要有掌握多学科知识的“通才”。这种人才在提高综合能力方面，比这“专才”更加重要。譬如说一个汽车公司要在技术上取得领先地位，必须把广泛的各个技术领域，包括燃烧工程、材料科学、电子学、流体力学等的有关知识和技术进行综合，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传动链。在这里综合的能力，和发明与创造同等重要。

再者，建立核心能力同样需要讲求效率与效益。虽说建立核心能力是一项长期的经年累月的工作，但如何更迅速、更经济地把核心能力建立起来，是建立核心能力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这里要把“内外结合”这点牢牢掌握好。一方面要注意调动内部力量作为建立核心能力的主力军，在作“自制”和“外购”的决策选择时，要注意怎样能更有利于本身“核心能力“的成长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经济、节约和迅速”的原则，不失时机地利用外部资源，包括：小规模的有目标的并、

购；特许证合约；合资经营；建立同盟；等等。不论何种方式，目标在于经济地从外源（包括竞争对手那里）“借用”尽可能多的构成能力所需要的技能和技术。

另外，建立核心能力，需要有长期的战略伙伴（联盟）。当今，技术与人力资源的全球市场已经建立，为更好利用外部资源建立自身的核心能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运用“外力”方面，建立密切的长期战略伙伴（联盟），是当今世界各大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战略措施。例如，法国的消费电子公司同日本JVC建立伙伴，从那里学习日本的先进制造技术。这里必须指出的，在快速发展能力方面来说，从别人处学习与提高自身的吸收能力是同发明创新同样重要的。因为，采用“角色”和“榜样”的模式来建立新的能力，既可缩短时间，又可减少风险。

3．核心能力的部署

为了使公司核心能力得到充分运用，或是在公司所属的各部门或经营单位（SBU）间共享，或是进入新的市场，这就常常需要在公司内部重新部署核心能力，将它从一个部门或一个经营单位转入另一个部门或单位。在这方面有的公司做得好，有些做得差，从而使它们的竞争能力和效益出现很大差异。有的企业虽然拥有很强的核心能力，具有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但却不善于依靠和运用他们进入新的市场和机会，使企业发展速度缓慢、效益差；相反，另有一些企业虽然拥有的核心能力不如上述那些企业强，但是却能充分利用这种能力，把核心能力的载体适时从一个部门或单位转入另一个急需此种人才和能力的单位，获得了更多进入新市场、新领域的机会，使企业的效益大幅度的提高、发展速度成倍增长。因而要充分发挥既有核心能力的作用，必须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和组织管理上建立有效人才应用机制和制度。在思想认识上，要使人们认识到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是产品之争、市场之争、资源之争、机会之争，而是各企业之间能力的竞争。不仅是拥有能力之争而且是使用能力之争。竞争对手之间，谁能充分利用好拥有核心能力的人才，谁将是竞争中之胜者。

4．核心能力的保护

企业最高管理层必须坚持不懈地防止公司核心能力不被消蚀和散失。核心能力的积累、形成是需要多年苦心经营、培植的，但若不精心管理和保护，核心能力的消蚀和散失是很容易的。因而保护核心能力是核心能力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造成核心能力领先地位丢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高层管理对保护企业核心能力健康地成长认识不足，掉以轻心；由于注入资金不足而使核心能力枯竭；由于部门细分时把核心能力分散，以致无人负责对核心能力的统一照顾和管理；在同战略伙伴合作过程中，不经心地将自己的核心能力交给了对方；或是在分出部分机构时，不经心地把核心能力也划给了（或卖给了）对方。

要保护好自己的核心能力，公司必须学会区别开不良经营业务和蕴藏在这个业务部门中的潜在的核心能力。正确评价核心科技人才的业绩，并能根据他们的业绩给予应有的报酬和精神激励，也是保护和培植核心能力的重要措施。

六、以往研究评述

尽管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研究涌现出相当多的著述，而且对于核心能力的阐述分析已经有了一定的分量，然而，研究人员对于企业核心能力的认识并不统一，尽管好象在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应深入解决哪些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是，在如何利用这一理论成功地解决现实问题方面分歧严重。而造成这一理论不成体系，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因，在于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在内涵界定上不十分清楚。同其他理论如契约论相比，当契约理论家们谈论“契约”、“激励”、“团队生产”、“剩余索取权”等问题时，他们都知道自己谈论的是什么东西，并知道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其他学者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这些概念来分析说明问题的。相比而言，两个以企业能力为研究基础的学者最多只能在“能力”一词的精确涵义上达成共识，仅此而已。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观点研究核心能力，并提出了各自的论据论证及逻辑分析，这充分地说明了企业核心能力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新观念、新思想，它附着在企业、组织的技术、资源、知识、文化、组织、管理等各个子系统中。由此可以认为，核心能力研究的发展，将从单一的子系统，转向不同子系统有机组合的整个企业组织系统。而且，不同角度的研究思想是相互渗透。这些不同流派的观点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印证的关系。正是由于不同观点的交叉，才使得核心能力的研究更快地走向完善。

同时我们注意到，现有的研究都从不同的侧面对企业核心能力进行了阐释，它们都为人们了解企业核心能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它们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以往的研究把企业内部除技术过程之外的过程均视为“黑箱”，而未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内技术过程和其他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企业核心能力的解释力；再如，包括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在内的大多数企业核心能力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维度上，他们都假定企业在技术过程上的优势必然会带来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但与此相违的不乏其例，研究表明，尽管一些企业在技术上具有优势，但它却在市场竞争中不能获得与此相称的经济绩效，甚至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企业被迫退出其具有较强技术优势的产业。

此外，这些不同流派的能力理论也只是把核心能力的概念置于经济理论中来研究，缺乏从实证的角度来论证企业的核心能力具体与哪些要素相关。国外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多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而目前中国的企业又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很多企业并没有核心能力，但这些企业均有自身发展的企业能力，如何把这些企业基于自身能力的发展纳入到关于核心能力的研究中，对于核心能力理论在中国发扬光大意义重大，但是目前中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做的比较少。

参考文献

[1]唐纳德.索尔.《如何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年3月版.

[2]卡尔.W.斯特恩,小乔治.斯托克.《公司战略透视》,上海:波士顿顾问公司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3]王科，姚志坚．“企业能力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12．

第6篇

【关键词】 输血；神经外科手术；围术期；输血界限

贫血对机体可引起不同程度的潜在损害[1]， 何种程度的贫血开始累及组织氧合与生存仍难以确认。其受损程度可能取决于受累组织的种类和病理学改变。Hopf[2]等证明：当健康志愿者急性血液稀释到Hb5g/dl， 机体通过增加血流量补偿， 皮下组织氧分压无明显改变。Weiskopf[3]等进一步进行对照研究显示：急性血液稀释不低于Hb6g/dl仍属安全的。业已证明[4]：即便血红蛋白阈值高于公认接受水平（7.0g/dl）也有加重脑损害的可能性。决定神经外科手术患者输血时应权衡输血增加携氧能力与输注不同血液制品伴发的一系列严重风险。诸如感染、溶血、与输血相关的急性肺损伤、异体免疫和免疫抑制及输注的红细胞制品是否增加携氧能力[5]。目前判断患者是否需输血缺乏足够的依据， 常因从医者接受的培训不同或来自不同的中心对输血具体实施方案存在差异。本文主要围绕新近研究和不同文献针对神经外科手术患者输血相关问题进行综述。

1 脑血管外科

脑血管手术（如动脉瘤夹闭和颈动脉内膜剥离术）术中输血率相对较低， 不少报道低于10%[6]， 输血是否有益目前仍有争议。

界定颅内动脉瘤破裂的血红蛋白输血阈值为一特殊情况， 由于采用主动或被动血液稀释易诱发高血压、高血容量、脑血管痉挛及动脉瘤破裂， 为此在处理中应严格把握血液粘度同携氧能力之间的平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高血红蛋白对脑血管手术患者是有益的， 但理想的血红蛋白水平仍不清楚。新近一项研究界定Hb9g/dl或红细胞比容0.27为宜， 通过有创脑组织氧合检测发现低于此值脑组织缺氧事件增加[7]。

2 脑内出血

治疗脑内出血（ICH）的最新进展是酶活化溶解治疗， 研究III期酶活化溶解治疗（phase III FAST）已取得治疗效果并确认VII因子在治疗中的作用， 尽管减缓血肿扩大， 但对患者生存、脑功能的最终影响未得到论证。采用活化因子VII治疗与脑内出血经常应用的抗凝疗法密切相关[8]。

3 外伤性脑损伤

外伤性脑损伤（TBI）呈现复杂异质性改变， 其机制在于脑的正常自动调节机制受损， 难以保证脑实质的充分血供。在这种情况下血红蛋白越高携氧能力越强是符合逻辑的， 但血红蛋白低于界定值所涉及的问题仍难以确定。通过一项对头外伤危重患者的输血试验分析发现：血红蛋白维持于7.0～9.0 g/dl与10.0～12.0 g/dl其携氧能力无明显差异， 对患者的影响也不明显[9]。由于脑外伤患者伴发凝血病预后较差， 为此选择成份输血效果较好。因脑实质富含组织因子， 一旦释放可激活凝血系统， 产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 并于凝血活化同时伴发纤维蛋白溶解， 致使凝血因子消耗， 血制品如血浆、血小板、冷沉淀可能起替代凝血底物消耗的作用， 肝素和活性蛋白C对DIC有治疗作用。

4 肿瘤外科

同创伤性脑外伤一样， 脑肿瘤切除术常伴发DIC、凝血病直接影响治疗效果。一项有关肿瘤外科的输血研究认为[10]：输血可促进肿瘤发展， 推测输血影响机体免疫调节机制， 损坏机体先天抑制肿瘤生长和扩散的能力。这些观察用于神经系统肿瘤虽未得到证实， 最低限度也为严格限制不必要输血的另一理由。

5 神经放射学介入治疗（栓塞， 急性中风）

随着放射介入领域的进展， 围术期出血已对手术产生明显影响。目前对栓塞性脑卒中进行介入治疗的最适宜标准值仍然不清楚， 多数研究认为：急性脑卒中患者红细胞比容越高其预后越差。Allport[11]等人研究显示使红细胞比容增加到中等水平（39%～42%）可降低再灌注及利于组织生存。但通过血液稀释降低血粘度提高狭窄血管的血流量效果不明显。

6 血液保护方案

神经外科患者输血的利弊争论很多。围术期血液保护方案的实施必须规范， 血液保护的目的是减少或避免应用异型血。自体输血、应用促红细胞生成素、急性等容血液稀释、术中失血回收、控制性降压、药物治疗、术中仔细止血都可以减少同种血应用。有限的资料表明神经外科手术中红细胞回收， 围术期自体输血耐受性好， 并减少输注同种血的比率[12]。早期研究[13]发现抗纤溶药6-氨基己酸和氨甲环酸用于动脉瘤并蛛网膜下腔出血可减少再出血率及并发症的发生， 但大剂量和长期应用（>72h）药物效果不明显且增加脑血管痉挛和脑积水的风险。

7 结论

一般来说， 血红蛋白水平较高预后较好， 但通过输注同种异体红细胞保持较高血红蛋白水平则预后较差。最好使拟行手术患者达到血红蛋白正常， 尽量减少术中出血， 减少不必要的失血， 注意自体血回收、等容血液稀释等节约用血措施的作用。根据目前研究发现， 血红蛋白的标准量应界定于8.0～9.0 g/dl， 如果术中持续出血， 血红蛋白量减少（7.0 g/dl）可产生短暂的或更严重的贫血、脑血流灌注不足， 尤其当伴存明显的复合病变（如冠心病、低氧血症）时， 故在治疗期间血红蛋白标准量应随时校正。因此， 为使神经外科患者在治疗中获益， 有必要对存在争议的问题不断深化认识。

参考文献

[1] Beattie WS，Karkouti K，Wijeysundera DN， et al. Risk associated with preoperative anemia in noncardiac surgery：a single-center cohort study.Anesthesiology 2009， 110：574-581.

[2] Hopf HW，Viele M，Watson JJ，et al.Subcutaneous perfusion and oxygen during acuate severe isovolemic hemodilusion in healthy volunteers. Arch Surg 2000， 135：1443-1449.

[3] Weiskopf RB，Kramer JJ，et al.Acuate severe isovolemic anemia impairs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emory in humans.Anethesiology 2000， 92：1646-1652.

第7篇

关键词：阅读讨论；角色分工；讨论方式

在传统的英语阅读教学模式下，阅读教学的重心只是围绕考试大纲背记语法句式和各级单词，阅读课悄然演变成语法分析课或词汇讲解课，学生只扮演忠实的听众，并未真正参与到阅读交流活动中。此外，为迎合大班教学的快速运转，阅读能力的评价与测试也多以选择题为主（80%）。再者，长期以来，中学生英语阅读素材过于陈旧，缺少时效性，可接受的信息十分匮乏。一些专家指出，这种被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阅读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语篇分析能力的培养，不利于拓展学生的文化知识面，不利于培养、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新课标明确要求在初高中阶段实施一定量的课外累计阅读（初中10万～20万字，高中20万～36万字），阅读内容不应重复课本内容。这一新规不仅为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了充分的阅读空间，还使精泛结合，学以致用有可能成为现实，而且首次为广大英语教师探索新的阅读教学的途径和模式提供了机遇与挑战。

一、英文报刊阅读

阅读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和智力活动，是一种读者在阅读中通过直觉、联想、想象、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等一系列思维活动，进入视觉的一连串文字信号转换成概念和思想的认知过程。在阅读过程中，理解是最主要的能力，它是对有效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能力，是跨出句子平面，走向语篇的深层次理解（理解作者的言外之意），以及评价性理解（读者对作者所表达的内容的看法）。

英文报刊是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各个触角的最佳表现渠道，现代英语中新词语的出现与这些领域里产生的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等无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英文报刊信息量大，是英语教科书远远无法比拟的。报刊内容丰富多彩，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贴近时代；报刊语言清新、简练、妙趣横生、浅显易懂、纯正地道、富有感染力。这些生动鲜活的阅读素材能迅速丰富学生的词汇量、阅读量，使学生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能开阔视野，提高人文素养，培养跨东西方文化的意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具有强大阅读能力的人。

二、分享式讨论模式

拓展更多的阅读途径，加大语言输入量，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逐步实现从题感向语感的过渡，最终实现语言输出能力的快速提高是每位一线英语教师的首要目标。而分享式阅读讨论模式无疑是提高英语阅读实效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实际上，阅读讨论模式不是当代教育的创举，在我国母语阅读传统中早就有以书会友的习俗，曾有“读书亦无友，孤陋而寡闻”的说法，陶渊明在他的《移居》中也写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分享式阅读讨论由阅读中小组成员创设问题或情境开始，引发学生讨论经验同新信息之间的矛盾冲突，激起质疑探究的兴趣。通过讨论中的倾听、质疑、析疑、辨疑等活动途径，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平等地参与阅读，并在对阅读素材的体验中有充分发言和表现的机会。

三、分享式阅读讨论模式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1.阅读讨论小组的编组方式

分享小组成员的人数以5～6人为宜，座位方式可以是T字形、扇形、环形等。分享讨论强调的是小组的集体行为，教师分组时应该考虑小组成员的学业水平、能力倾向、个性特征乃至社会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让不同特质、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优化组合。分组的科学性既可以保障小组合作成员的优势互补，又有利于开展小组间各项比赛的公平性。

2.阅读讨论小组成员的角色分工

在完成阅读任务的过程中，要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每位成员必须有一个特定身份及明确的工作职责，确保人人都有任务可做，人人都有体验的机会。在不同的活动中，还可以采取分工轮换制，让学生有多重锻炼。

（1）讨论指导者（Discussion Director）：负责根据报刊素材准备讨论议题、讨论形式，并且监控讨论过程，引导讨论的顺利进行。

（2）文采摘录者（Literary Luminary）：负责从素材中摘取具有文学特色的片段或者美词美句为组员大声朗读，引导组员共同赏析。

（3）连接者（Connector）：负责把素材内容与外界相关事物链接起来，如：链接现实生活经验，其他相关文本、作品等。

（4）词汇扩展者（Vocabulary Enricher）：负责从报刊素料中寻找重要的词汇，帮助同组成员扩大词汇量。

（5）艺术探险者（Artistic Adventurer）：负责用其他艺术形式展示报刊素材主题，包括：视频、音乐、图片等。

（6）总结概括者（Summarizer）：负责概括阅读素材的主题以及讨论后所得到的结果。

有关阅读讨论小组中的角色分配，国内也有学者王笃勤提到过，包括：组长，监控员，问题专家，代言人，激励者和记时员，而角色设立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和监测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教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操控者，而是一位组织者、合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及反思者。

例如：在一堂阅读《21世纪学生英文报》高三第556期的Front page文章Ideal lovers on screen 中，小组的讨论指导者提出问题：Why do so many people enjoy this story，especially the female fans？文采摘录者在文章中选取了《何以笙箫默》的经典台词，让组员翻译并且诵读赏析；艺术探险者用PPT展示了电影中的精彩桥段并配上主题曲。在这样的分享讨论中，师生间、生生间多维互动交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同时，分享讨论迎合了学生的口味，关注了学生的心理需求，挖掘了学生的阅读潜能。

3.阅读讨论方式

小组成员将课前分配好、填写好的任务表带到班级参加讨论。分享组的组员轮流讨论英文报刊素材中的相关问题，各抒己见，每人发言时间3～5分钟。讨论中，要求每个成员要认真聆听，要互勉、互助，组员间要有足够的交流和良好的沟通。

4.阅读讨论小组的评价

评价可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和交际能力。评价讨论中的表现是课程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立多样性、多元化、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可以为个人自我评价、小组同伴互评、教师总评等。但是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应该更多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特别要对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表现进行评价，例如：是否勇于质疑，是否大胆发言，是否乐于参与等等。

现代教育强调学生的经历、体验、经验，而分享式阅读讨论模式无疑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有效途径之一。学生通过分享讨论，在互动交流中，获得足够的思维启迪而萌发求新、求异的动力，从而促成知识与能力，智慧与品质的同步协调发展。在教学实践中，只要我们英语教师坚持不懈地在阅读课堂上进行分享讨论的优质组织，高效实施，将报刊阅读讨论模式落到实处，就能使阅读课堂焕发生命活力，彻底“动”起来。

参考文献：

[1]黄远振.新课程英语教与学[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第8篇

关键词：小组合作教学；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4-0209-02

小组合作教学是指在班级授课过程中，将学生分成结构合理、能力相当、人数大致相同的学习小组进行课堂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在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小组合作教学方式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仍存在许多的问题，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小组合作教学存在的问题

1.合作学习小组组建不合理。合理组建合作学习小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有效开展小组合作教学的前提。但是目前由学生自由组合的方式组建合作学习小组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学生们往往选择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经常一起玩的同学组成一组，这样组建的合作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性格和共同的兴趣爱好，且组员间成绩高低、能力大小差别不大，这就违背了合作学习小组组建的“组内异质”的原则，导致小组内部成员在合作学习时无法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产生火花，也难以做到成员间优化组合、优势互补，这样最终使得小组合作学习效果不明显，课堂效率不高。

2.小组合作教学的内容选择不当。小组合作教学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模式，但并非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小组合作。目前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片面追求形式化，为合作而合作，无论教学内容是否适合，动不动就让学生合作。对于某些答案直白、学生容易理解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点，本应适合让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教师也盲目采取小组合作教学的方式，合作教学就显得多余、牵强，浪费了宝贵的课堂时间。

3.小组成员合作参与度不均衡。思想政治理论课小组合作教学的开展本是想给每个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活跃整个课堂气氛，但在实际的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发言的总是一些固定的小组成员。这些小组成员一般是班里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小组合作教学中总是充当权威者的角色，每次遇到发言机会，总是一个人独揽。而其他小组成员由于学习成绩较差，其思维的敏捷性、深刻性比成绩优秀的学生逊色，再加上这些小组成员缺乏主动性，懒得思考或回避发言，因此在小组合作中自然而然地成了听众。这样的合作教学不能够保证所有学生都充分参与到学习中来，没有给每位学生充分的交流学习机会，导致合作教学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达不到让每位学生共同进步的目标，更使合作教学失去了开展的意义。

4.教师对小组合作教学缺乏有效的指导。在现实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中，相当一部分教师变成了旁观者和看客，整个过程都是学生在交流讨论，缺乏教师的有效指导。即使有教师的指导，也只是局限于个别讨论比较热烈的小组。这样就会导致得不到教师有效指导的小组逐渐对合作教学失去兴趣，表面上看似课堂气氛热闹，而实际上大部分合作小组学生都在讨论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情或干脆就自己看书不参与讨论。

5.合作教学评价不全面，缺少有效的评价方法。教学评价是小组合作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直接关系着合作教学的完整性和再发展。但在实际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评价的科学性、全面性存在问题，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抑制学生参与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性，也无法让学生领会小组合作学习的真正目的。

二、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实施小组合作教学的对策

科学地分组是进行合作教学的首要条件，为此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合作学习小组人数规模要适当。高效合理的合作小组人数一般应控制在4～6人左右。如果合作小组人数太少，不仅会使合作小组内成员相互之间得到的启发较少，不能集思广益，而且会导致班级中合作小组数目太多，在合作讨论结束后，每组发表看法时占用太多的课堂教学时间，同时，对每小组进行评价也较困难。如果合作学习小组人数过多，会导致部分小组成员失去参与机会，使其处于边缘位置，限制其能力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合作小组成员内部的整体交流和团结协作局面的形成。

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构建合作学习小组。合作教学所倡导和强调的是“异质”分组。所谓“异质”分组，就是指在构建合作学习小组时，教师把学习成绩、性格、能力、性别、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不同的学生分在一个合作小组内；所谓“组间同质”是指所构建的班级合作小组之间的总体水平是一样的，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样就能通过公平竞争来促进小组间合作学习的实施。

2.选择适当的合作教学内容。教师必须在合作教学前选择适当的合作教学内容，使小组合作教学发挥最佳作用。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适合采取小组合作教学的教学内容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出现争辩的教学内容。通过小组合教学的形式，让学生围绕出现争辩的理论问题，开展小组内或小组间充分讨论探究。（2）答案多元化的教学内容。对于答案不唯一、多元化的开放性问题，可以让学生先进行独立思考，再进行小组合作交流，使学生在合作交流中开阔视野，改善学习效果。

总之，采取小组合作教学内容必须要有可操作性，是适合多人之间共同努力来完成的，不能太简单或者太难，否则对学生将会失去吸引力，达不到合作教学的目的。

3.落实责任，做到小组成员人人参与。个人责任的落实是思想政治课堂小组合作教学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小组合作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人人动手，人人动脑，人人动口”。也就是教师要给每个小组成员分配任务，明确责任，比如教师可以将小组成员安排为组长、资料收集员、记录员、报告员等职务并明确各自的职责，只有把责任落实到人，让每个小组成员有事做，让每个小组成员在做事，才能形成小组成员人人参与的局面。这样也可以避免在合作教学过程中，有些组员包办小组全部工作和学习任务，或者有些组员置身组外，拒绝参与的现象。

4.教师要做小组合作学习的指导者。在小组合作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随时关注每小组成员的合作情况，并对其进行及时的指导和帮助。例如在学生们合作学习时，教师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要走到学生中间去或参与到学生的合作讨论中，倾听学生的观点。不过教师在参与学生合作讨论时要做到两点：第一，不宜在某一组停留的时间太长，否则不利于该小组成员自由放松地发表自己观点，会造成一种紧张和约束感。第二，教师在参与小组合作讨论时还应该顾及到班里所有的合作学习小组，否则会使没有教师参与的学习小组产生一种不受重视的感觉，渐而失去对合作学习的兴趣。

5.建立科学的小组合作学习评价体系。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建立科学的小组合作学习评价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评价体系的科学与否影响着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师在组织小组合作教学过程中，必须建立科学的小组合作学习评价体系，注意把多种评价方法结合起来，对小组合作学习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要注重把对小组集体评价与对小组成员个人的评价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合理的激发每个小组成员最大潜能的小组合作学习评价机制。教师要把对合作小组集体的评价与对小组成员个人的评价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合作学习，有效地完成学习目标。

（2）要注重把学习过程评价与学习结果评价结合起来。在对小组合作学习进行评价时，教师不但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而且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师在评价时，要改变以往只注重单纯的学习结果评价，要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参与程度、理解程度、学习态度、情感体验等学习过程进行评价，只有把学习结果和学习过程评价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评价的全面而准确。

（3）要注重教师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小组成员相互评价、小组间互评结合起来。健全的小组学习评价机制应该使学生与教师都能参与其中。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学习上进心和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在评价时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小组成员内部互评的评价、小组之间的互评以及学生自我评价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第9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一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实践教学对于思政课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思政课的教学更加重视传统的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导致我国的实践教学还是处于一个初步探索阶段。同时，在高校扩招之后，教师与学生的配比数量不等，教师数量相较于学生的数量比较少，思政课属于全校性质的公共课，教师的教学任务比较重。这样一方面会导致教师缺少时间和精力做实践教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国的高校学生人数众多，组织一次实践教学需要多个教师一起合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转变大学生的学习观念，由“要他们学习”变成“他们要学习”，进而提高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

2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问题分析

虽然大部分高校都对实践教学进行了尝试，但是对其重视程度还是不高。一方面，思政课老师学时少、教学任务重、教学方法传统单一，缺乏时间和精力再去组织各种各样的实践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环节中，学校并没有给实践教学充分的保障和支持，教学资源分配失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平台少、硬件匮乏。

3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路径选择

当前，实践教学是必然趋势，虽然高校都对实践教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正确的实践路径选择对于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是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进一步转变教师教学观念

首先，大学思政课教师提高自身的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相较于实验专业课老师其实践知识比较缺乏，无法将哲学方法论与具体实践结合，只能止步于空洞的理论说教，自然对学生没有吸引力。通过将哲学思维方法与具体专业实验相结合开展实践教学，一方面提高思政课教师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其次，克服大学思政课教师做重复教学的“炒冷饭”现象。学生在中学应试教育的前提下学习政治理论课，重在应付考试。大学思政课教学的任务之一是帮助学生将中学的知识转化为智慧，重在思考和运用。学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领悟哲学方法论的真谛，拓宽思路。

3.2探索多样的实践教学方法

实践教学不等同于社会实践，不能一直把视阈放在校外，忽视了校内。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校内实践教学形式，比如辩论赛、模拟法庭、微电影、读书报告会、心理小组等多种多样的实践形式，这些实践教学既有学生个体发挥，也有需要团队配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思政课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生兴趣，提升教学效果，但是这些都是局部环节的调整。评价一样事物、一种理论是否有用，不能局限于眼前，而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不能局限于功利，而是要注重精神修养。从短期看，包括思政课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直接功效性视乎不强，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对于丰厚涵养、提升素质、培养健全人格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还会对人的学习、工作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3.3丰富实践教学的载体与平台

现在网络的发展和普遍，大学生是无人不网、无时不网的信息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我们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充分利用网络发挥网络在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作用，拓宽教学载体。

多媒体教学毋庸置疑是思政课里最最基础、最广泛的教学载体。但是我们不应局限在多媒体教学中，应与时俱进拓宽教学载体。依托网络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充分运用网络依托网络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覆盖面广、内容更新迅速、操作简单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还能够增强教学的互动性，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热度和广度，它是一种学生认可、喜欢和受益的教学形式。

第10篇

10月21日，哈尔滨市城区烟雾弥漫，一些市民感觉气味呛人、眼睛不适。黑龙江省气象台21日了一氧化碳扩散条件气象等级预警信号。据黑龙江省气象台专家介绍，这种天气状况与哈尔滨于20日全面开栓供暖有直接关系，加之气压低、风力小，一氧化碳不易扩散，造成这种天气现象

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的专门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宣布，将室外空气污染列为对人类致癌（一级），这是空气污染首次被列入与吸烟、汽车尾气、石棉同级别的一类致癌因素。同时，该报告还指出，空气污染不仅会诱发肺癌，还会引发膀胱癌。

污染的大气与烟草处同一致癌等级

这份报告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组织专家小组，综合研究了国内外最新的1000余篇科学论文后，得出的结论，即认定在户外呼吸脏空气可诱发癌症。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评估报告被视作“致癌物百科全书”，是致癌性物质的权威科学参考资料。该机构对物质致癌性的评估分为4大类，由轻到重依次为第四类“不大可能对人类致癌”、第三类“无法界定是否对人类致癌”、第二类“可能或很可能对人类致癌”以及第一类的“对人类有明确致癌”。也就是说，大气污染在致癌方面的危险程度已经与烟草、紫外线和石棉等已知致癌物处于同一等级。

该报告显示，最近几年，全球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大幅增加，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人口大国，例如中国。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援引数据称，在2010年，全球因空气污染引发肺癌的死亡人数达到22.3万。

报告明确指出，接触颗粒物和大气污染的程度越深，罹患肺癌的风险越大，还会增加呼吸系统和心脏病、膀胱癌等一系列疾病的风险。尽管大气污染物成分以及人们与污染的接触程度因地点不同而差异明显，但这一结论仍适用于全球所有地区。

此前，该机构已经评估了许多存在于在室外大气污染中的化学品和具体的混合物，包括柴油发动机的排气、溶剂、金属和粉尘等。但是，这是第一次专家们把室外大气污染列为第一类致癌物。

“我们呼吸的空气已经被一些致癌物质所污染。”这一报告的专题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托弗·怀尔德博士表示，此次将空气污染归为人类致癌物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份报告向全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由于空气污染影响范围甚广，采取行动降低空气污染刻不容缓。

癌症并非单一因素造成

其实，在此之前，空气污染已被证实会导致多种健康问题，但正式公布其会导致癌症尚属首次。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曾在本刊参与主办的“科学传播沙龙——空气和健康”主题活动中明确表示，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非常严重。

“空气污染的加重增加了心肺疾病患病率及发病率，污染程度与肺癌发生率密切相关。”在谈到PM2.5对人体的危害时，钟南山更是强调其对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等方面的影响非常严重。

“PM值在5以上的话，就可以到达气管、支气管，到1-3微米时，就会进入肺泡，被巨噬细胞吞噬，就永远停留在肺泡里，对心血管、对神经系统、对其他都会有影响。不单纯是对呼吸系统。”

此次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可以说验证了钟院士的观点。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癌症的发病原理是十分复杂的，并非某单一因素导致。

总体来说，癌症主要是外因（环境）与内因（遗传基因）作用形成的。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等人在国际学术期刊《肿瘤学年鉴》上发表的论文指出，中国居民的总体癌症死亡中，57.4%可

避免。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的癌症是由于后天的环境原因所致，但这个“环境”是十分复杂的。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北京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益告诉记者，比如肺癌就是一种“气”出来的病，不仅包括大气，还包括烟草烟雾、由于房屋装修或装修材料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厨房油烟等，还有就是癌症性格生“闷气”。

支修益认为，世卫组织将大气污染列入一类致癌物，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对于政府、医疗研究机构、临床从业人员以及民众都能带来触动。但我们也应当科学看待这一结论，报告中所说的致癌原因并不是绝对地说某一种因素一定能够致癌，而只是一种间接的诱发因素。“比如，PM2.5的颗粒非常小，当它搭载着含有致癌化学成分的附着物进入人体，沉积在肺部的深处，或者随血液等在其他器官上产生影响，再综合其他因素，就可能引发这些器官发生癌变。”

大气污染致癌也要“量化分级”

在提到某一疾病时，我们往往会说某一类人是患这一疾病的高危人群，但其实高危人群这个概念并不可怕，因为它并不意味着绝对化，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吸烟指数’，如果每天吸烟20支超过20年，患肺癌指数达到400，即每天吸烟的支数20乘以吸烟年限20的所得数，我们就定义这些人是肺癌的高危人群。最终是否会患癌，还跟遗传、基因等其他因素有关，但这一可量化指数的提出，会让一些抽烟的人意识到这种危害程度。”

支修益认为，同样，对于大气污染的危害，我们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分级量化的指数，去界定这个高危人群，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一个是PM2.5的浓度或者说是空气质量指数，也就是污染的程度。第二就是人接触这种空气污染的时间有多长，比如在北京，每年在中重度污染，也就是PM2.5大于100的环境下待多少天。第三是大气污染的地区，“颗粒物能否致癌与颗粒物上搭载的附着物有关。如果是工地扬尘污染，这个颗粒一般是PM10，这里面一般不会有致癌物质，而是一些不干净的颗粒物吸到肺里。但如果在汽车尾气、工业废气集中，或者石化、石油、煤矿等地区，本身颗粒物上就有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和致癌物质，吸到肺内，进入身体，患病的几率就要高一些。”支修益说。

也许由于大气污染成分的复杂性，世卫组织的报告中并没有界定这一点。事实上，目前我国也还没有开展相关空气污染与癌症关联性的研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估指标，此外，还缺乏对固定观察人员的跟踪监测，甚至对其进行医学机理研究，以确定大气污染与癌症的关联程度。

在北京地区，也没有大规模空气污染致癌方面的研究，只是做过雾霾天气对于呼吸道疾病产生的影响的统计。但由于近年来污染变得严重了，包括医学界在内的各界对于这种致癌因素的关注度也就提高了。而对于北京这种大城市，这种环境因素对于癌症的发生有着更多的影响。

健康是治污的最大动力

在报告时，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研究院达纳·卢米斯博士通过媒体向大众呼吁：“空气污染是真正具有典型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空气属于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私人空气，我们共同为它负责。因此，采取集体公共卫生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个成年人每天呼吸大约2万多次，吸入空气达15～20立方米，相比其他污染和致癌因素，空气污染显得更具有不可回避性。“你可以不抽烟，不吃受污染食物，不喝被污染的水，但是却无法不吸被污染的空气。无论是相关机构还是个人，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给每一个人都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感觉到压力。”支修益说。而在国外，比如雾都伦敦的空气治理，其成功的最大动力，也在于全民性的健康需要。

尽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负责致癌评估工作的负责人强调，就个人而言，大气污染构成的致癌风险较“低”。但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大气中，生命健康面临的危险系数就会在无形中增加。

9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被认为是史上最严格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计划要求2017年全国PM10浓度普降10%，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PM2.5浓度分别下降25%、20%和15%左右，要求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北京市委常委会本月16日也讨论通过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预案规定根据空气质量预报结果对应的预警级别，北京市将分级采取健康防护、建议性污染减排和强制性污染减排等相应的重污染应急措施。当启动预警一级时，将实施“停产、停工、停放、停烧、停车、停课和冲洗道路”等“六停一冲”措施。

除了相关机构在空气治理议题中加码，对于每个人来说，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有更多的空间。少开一天车，多采用绿色方式出行；少燃放烟花爆竹，做到垃圾分类；少开空调，养成节约节能的习惯。同呼吸，共责任，治理污染，还我们所在的城市一片洁净的蓝天，在于每个人的配合，在于每个人的点滴行动。

如何在重污染天气保护自己？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广大公众，在雾霾严重的极端天气里，要注意以下几点：

1.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均衡饮食、饮食要清淡、多喝水，注意增减衣物、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

2.减少外出，缩短室外活动时间，年老体弱者和孩子、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居民更应注意保护自己，外出时注意增减衣物，注意保暖、要尽量戴口罩。

3.老年人在雾霾天气时不要在室外晨练，建议只在室内做些简单活动，并减少活动量。

第11篇

立志胜男的王贞仪

王贞仪是清代的女天文学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她出生于小康人家,父母对她非常宠爱,而管教又非常严格,这使她从小就养成了酷爱学习的良好习惯。

虽身为女孩,但她从小就有一个伟大的理想：要胜过男人。

十几岁的时候,王贞仪就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论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冬雪纷纷的严寒,她都坚持天天观察天象,考察风云的流动、星座位置的变化、气温的升降以及湿度的比重。因此,她积累了许多资料,获得了丰富的气象知识,掌握了四季气候的变化规律。

王贞仪知道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她利用一切时间学习。由于父亲的工作不断变动,她随父亲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旅途跋涉中,她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当时因为迷信,人们对月食有种种误解。王贞仪就下决心找出月食现象的正确解释。她反复进行实验。在农历每月十五的晚上,她在花园亭子间的正中放一圆桌当地球,在亭中梁上吊一盏灯当太阳,在桌旁放一面圆镜当月亮,一次又一次变换三者的方位,一次又一次地抬头仰望明月星空,苦苦思索,反复琢磨,终于写出了《月食解》这本很有价值的天文学著作。

王贞仪在她短短29年的生命历程中除了对天文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外,还写出了20卷文学作品,这样的成就,别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的女子,就是优秀的男儿也未必做得到。但王贞仪以自己的努力、执著实现了她从小立下的理想：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

(二)

老来青陈永康

陈永康出生于江苏农民家庭,小时候只读过两年书,因生活困难,家中缺少劳力,不得不辍学种田。但他酷爱学习,不管劳动多苦多累,总要抽空看书学习。

在种田过程中,他发现乡亲们种的水稻不但产量低,还容易患病,于是,他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

有了这一理想的推动,陈永康更加用功了。他白天在田间种水稻,晚上在灯下看书,一心扑在培育水稻的新品种上。八月伏天闷热的季节,天刚一放亮,陈永康就光着脚下到稻田里,全神贯注地观察水稻的生长情况。他发现了晚稻高产,稻叶必须经过三次由黑变黄的三黑三黄阶段。

促使晚稻高产的规律让他找到了,但是,三黑三黄为什么能使晚稻高产？这三黑三黄是如何产生的？它反映了稻种的什么问题？陈永康却找不到答案。这时,他迫切地感到自己需要科学知识的武装。党和政府知道他研究水稻新品种遇到了难题,就把他送进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深造。

陈永康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夜以继日地刻苦努力。别人睡觉时,他在学习；别人娱乐去,他还在稻田里细心地研究着。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他终于成功地培育出高产抗病水稻新品种――老来青。而且,他还登上了世界科学讨论的讲坛,选读了他的科学论文,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重视。

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普通农民,站在了世界科学讨论的讲坛上,这是一个神话,这又不是神话,因为他有自己的理想,因为他相信：只要下决心向实践学、向书本学、向懂行的一切人学,总会有成功的一天。陈永康成功了,他被乡亲们亲切地叫做老来青。

(三)

化茧成蝶的特莱艾•特伦恩特

特莱艾•特伦恩特(Tererai Trent),1965年生于津巴布韦一个小村落,她只上了一年小学便被父亲打发回家。年幼的特莱艾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梦想,就是受教育。辍学的特莱艾偷偷地让哥哥教她。在她做功课的石头上,特莱艾用一张小纸写下了自己的四个梦想――出国留学、读完学士、硕士和博士。然后,她按照非洲人的传统将写着这四个梦想的纸条放进一个瓦罐里,埋在家门口的这块大石旁。

年仅11岁,父亲便把特莱艾嫁了出去。

时光流逝,一晃十几年,她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年过三十依然贫困。正当梦想将被深埋非洲大地之时,她等来了改变命运的时刻。一个国际援助组织的志愿者团队路过她居住的村庄。在与村妇女交谈中,特莱艾向带头的一位志愿者乔•拉克女士说出自己的四个梦想。

有幸,乔•拉克女士并没有对这位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和这四个“荒谬透顶”的梦想轻描淡写地例行公事,而是告诉女主人公一句鼓舞人生的话――只要你有梦想,你就能实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特莱艾从为国际援助组织工作开始,攒下工资攻读函授课程,从小学课程一直补到高中。1998年在国际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她被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录取进本科学习。怀揣录取通知书迈出国门,对今天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对这位非洲女性而言却异常艰难。为了不丢下孩子,特莱艾不得不带上丈夫一行七人到美国留学。变卖了家当,加上邻居的资助,特莱艾的美国留学梦终于成真。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很快,留学梦变成了噩梦,非洲的贫困生活变成了美国式的贫穷。微薄的助学金,上学的孩子加上无所事事的丈夫,一家人被迫挤在冰冷、残破的车式房子里。很快,特莱艾开始要到家门前的垃圾桶里找邻居丢弃的食物,丈夫用拳打脚踢发泄着不满,孩子总是饥寒交迫。她不得不打几份工,利用一切时间学习,缺少睡眠,还要忍受家庭暴力。在这种艰难的状况下,特莱艾都咬牙挺了过来。她实现了自己的两个梦想――留学美国和完成学士学位。

后来,特莱艾开始了在美国西密执安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特莱艾边上学,边照顾孩子,边照顾艾滋病晚期的丈夫,直到他去世。2009年12月,44岁的她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就这样,特莱艾用毅力和智慧抗拒着生命中的一个个“高度不可能”,实现了自己的全部梦想。

第12篇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big data endows the library with new service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In the aspect of open data services， libraries need to switch roles， and to provide users with collections catalog， data governance，open access， knowledge discovery， semantic analysis and other services.

Keywords big data；open data；library service；knowledge discovery；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人类的生活、工作和思维[1]。在大数据时代，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的数据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因此有人称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就是“金矿”。但这种“金矿”的价值挖掘与实现需要借助相应的技术与平台，也需要人类智慧的参与，于是，对大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成为了相关业界如IT、企业、科研等普遍关注的问题。以信息组织、信息利用为所长的图书馆，也感受到了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变化，在近年来也展开了大量的图书馆视野下的相关理论研究。

大数据带给图书馆的影响与变化主要是数据的变化，即图书馆从面对传统的有序、单一、少量的结构化数据如数据库数据向无序、多元、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方向转移。其中，作为大数据组成部分、集合了理念与实践的开放数据（Open Data）也受到了关注与研究。本文在概述大数据与开放数据的基础上，对开放数据视角下的图书馆角色进行了审视与分析，最后对大数据时代开放数据环境下的图书馆创新服务如数据监管、知识发现等服务进行了列举和概述。

1 大数据与开放数据概述

1.1 大数据

目前，业界对大数据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也一般都认为大数据是不可能用常规软件和分析工具进行分析的巨大数据集[2]。此外，大数据既有结构化数据，也有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涵盖了文本、数字、图像、视频等多种类型，并可跨越多个数据平台，如社交媒体网络、网络日志文件、传感器、智能手机的定位数据、数字化文档及归档的照片和视频等[3]。

1.2 开放数据

互联网与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运动的发展，既使得人们的信息交流更加便捷与方便，也让对开源和开放知识、数据、资源的利用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此而产生的自由开放思维也成了人们信息获取的主要思维，总是期待着出现解决不局限于软件、开放格式和数据自由公开与再使用的开放信息，于是一种实现了更广范围的公开与再使用数据即开放数据便应运而生。

对开放数据的定义存在争论，不同的组织、机构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视角，但对于开放数据的内涵即其是一种理念及实践、数据不受版权与专利等机制限制、可以被任何人自由获取还是都能接受与认可。有学者也曾对开放数据的内涵阐释为：按照用户特定的需求和一定的互联网协议、规则、框架，对Web数据进行存储和组织的活动，而利用的数据来自不同的数据源或是不同的数据类型，最终目标是实现信息在网络空间的开放、共享与重用，以寻求信息数据最大可能的无限获取与重用[4]。

开放数据与一般的数据相比，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数据集增值方式，即对象数据包含了所有的事实、数据、信息乃至智慧和知识，也不如其它传统数据可以直接获取、利用和分析，依赖于见证者而存在，不是我们接受或不接受的数据或其它，是我们给予、分享和接受的记忆[5]。同时，开放数据还具有开放性增值方式，因而在用户多、普及率高的政府网站及公共信息服务、商业应用等领域应用广泛，目前，英、美、澳等政府和淘宝等商业组织都应用开放数据进行信息公开等服务，以增强与公众、用户之间的交流与互信。

2 基于开放数据视角的图书馆角色审视与定位

在开放数据的具体实践如开放存取运动、开放研究出版、科学家电子实验笔记开放及科学知识的出版与交流等形式中，图书馆都是各个实践形式的主要参与者与推行者，但由于开放数据运动目前在各国的实践主体主要是政府，并且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也均承诺政府将把公众的需求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征求公众意见逐步开放有价值的数据集，体现了政府在开放数据运动中的绝对推动者、践行者地位。在这种环境下，图书馆必须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发挥自身优势为开放数据的发展提供服务，如基于开放数据的馆藏目录、开放获取等。

Hope Leman认为在开放数据运动中，图书馆员是知识工具箱与支持专家，即实现对概念的知识注释、实验及相关技术研发的知识支持[6]。我国学者刘春丽、徐跃权则认为在开放数据环境中，图书馆可能扮演与研究周期各个阶段的科学产出匹配的知识服务中心和开放数据的管理和保存中心两大角色[7]。

（1）知识服务中心。随着科学研究的周期不同，图书馆在科研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提供的服务也随之不同，如在科学研究的概念阶段，图书馆可为进行科学理念、研究计划讨论的用户提供开放书目等服务，并将讨论结果等形成新的知识分享数据；在数据分析与出版阶段，图书馆可借助于在开放存取期刊发表、提交到机构知识库中等途径将科学研究的结论、实验数据、科研过程等进行开放获取与共享交流；在同行评审阶段，图书馆可以发挥科研情报中心的作用，基于学术社交网络及开放存取平台，分析科学研究论文与数据的使用与评价活动，提取基于使用与评价的选择性计量指标（Altmetrics），对科学论文和科学数据的科学价值进行评价，进而评估论文与作者在某一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7]。

（2）开放数据的管理与保存中心。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主席Paul Ayris博士认为在科学研究的开放工作流中，要增加专业图书馆的可见度，要重视科学数据的再利用及科学数据保存的可持续性[8]。笔者以为在以数据密集型为科学研究特征的第四代科研范式下，数据特别是产生于实验、记录了科研过程等重要信息的科学数据是科学研究所重视和再利用的数据对象，图书馆有责任与义务扮演开放数据管理与中心的角色，以为科学家等用户群体提供开放数据的检索、分析、保存等服务。基于开放数据的连续利用视角，图书馆还需进行诸如开放数据的关联与、标示与引用等服务。

3 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开放数据服务

大数据带给社会以数据驱动的社会创新与发展动力，因此如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给总统和国会的报告所说“联邦政府的每一个机构和部门，都要制定一个应对大数据的战略”[9]一样，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个机构如美国政府、欧盟等都制定了应对大数据的战略对策。2010年11月，欧盟通信委员会向欧洲议会提交了“开放数据： 创新、增长和透明治理的引擎”报告[10]，首次将开放数据与大数据关联到了一起，并以开放数据为核心，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进行了战略部署。但将大数据概念应用到开放数据上，则首先意味着数据的规模和类型有了变化，产生于社交媒体、智能终端、传感器上的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都是开放数据的范畴；其次，意味着数据的应用发生了变化，即数据不再是单一领域的数据，而是覆盖了用户的所有需求领域，并可直接获取和应用。

大数据赋予开放数据的新要求也意味着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开放数据服务将被赋予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开放数据服务，主要有：

（1）多领域数据源的整合与开放服务。从目前的开放数据运动发展来看，主要实践有开放政府数据、开放存取学术期刊与机构知识库，距大数据时代所要求的多类型、多领域发展程度要求尚远。图书馆由于有着涵盖了所有领域的丰富馆藏资源，是大数据时代数据开放与整合的最佳实践者。因此，图书馆可整合多方资源，如科技、人文、气象、政务等诸多领域的报告、实验数据等资源，进行数据的整合与开放，让公众通过图书馆的一站式检索服务平台来获取所需的数据。

（2）基于知识联盟的数据开放与共享服务。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开放数据是整合了不同系统、政府和部门之间的数据集，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共享和互操作的框架，如新泽西州运输部利用采集到的数据（在汽车制造商的管辖下）能够发现诸如拥堵和交通流等问题，而这些功能通常是由当地或全国的政府交通运输部门负责[11]。图书馆可借鉴这些成功的案例进行构建或参与到由政府、企业、社会机构组成的知识联盟，利用协作分析技术对数据和系统进行无缝隙整合。

（3）基于一站式服务平台的知识发现服务。数据“开放”的核心是为了用户更高效的发现和利用，以缩小信息所有者和用户的信息不对称距离。EDS、PRIMO、SUMMON等一站式知识发现平台的应用为图书馆的开放数据知识发现服务提供了方便，图书馆可应用这些平台对用户提供知识咨询等服务。

（4）数据的开发、创建、共享与转换服务。此类服务在图书馆界已有着成功的实践，如开源站点biblios.net采用了类似维基模式向图书馆界提供开放MARC数据的开发、创建、共享、转换服务，目前以3000万余条数据成为为全球最大的免费图书馆编目数据平台[12]，德国国家图书馆[13]、大英图书馆[14]也宣布对外提供开放数据服务。

（5）数据监管服务。开放数据的检索、价值挖掘与应用实现，必须经过一定的排列、存档与管理过程，而这些数据有可能是来自于有数据组织经验和能力的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等，也可能是来自于只提供数据而没有数据组织或没有组织意愿的公众、机构。图书馆可发挥自身的信息组织、信息分类特长，对这些数据进行修改、合并、标引、分析与索引，即提供数据监管服务，使数据集合之后获取最大收益。

第13篇

关键词：科学 技术 异同比较 概念厘清

Abstract: Alth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lose connection and similarities， but after all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pursuing aim，researchable object，activity's direction，process of questing，concerned problems，adoptive methods，thought modes，constitutive elements，language expressions，final results，evaluative standards，contains of values，norm of following，occupational constitution，social influences，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Key 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larifyving 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 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 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 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 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 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 。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 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 。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 。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 、意义和影响。 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 ，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 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 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 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 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 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 what）和“如何做”（how 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 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 。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 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 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 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 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 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 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 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 imperative）的东西：

转贴于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 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 。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 。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 。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 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 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 斯科利莫夫斯基（H. 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 ，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 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 science）的概念 ，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 。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 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 oriented 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 oriented 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 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参考文献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49， Chapter X.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1页。

A. R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New Pespective on the Science-Technology Relationship，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p. 231~270.

柯拉赫：工业的科学。戈德斯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赵红州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1页。

H. Rapp：技术哲学（上），张彩云译，上海：《世界科学》，1989年第1期，第54~57页。这是拉普引用朗夫的话语。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张立中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1期，第56~64页。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sts， Values and Society，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 210.

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0~81页。

P. Kroes and M. Bakker， Int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New Pespective on the Science-Technology Relationship，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p. 1~15.

S. Restivo， Science， Society， and Valu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7.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2， p. 165.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9.

P. Kroes and M. Bakker， Int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pp. 1~15.

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和“财神爷”，国人习惯于或集体无意识地把“科学和技术”称为“科学技术”、进而简化为“科技”，就是这种现状的生动反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在东邻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国，把科学和技术看做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像现在这样的科学发现经过不了多久就被应用于技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屡屡经历这样的经验期间，随之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水平同质的东西。”参见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吴晓江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第35~41页。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8页。

计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学？——为《科学的智慧——它与宗教和文化的关联》序，北京：《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2期，第35~37页。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20~23页。李醒民：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北京：《光明日报》2003年4 月29日，B4版。Xingmin L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Not Simply Equal to Sci-Tech? in 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May 2003， Vol.1 No.2， pp.87~89.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Chapter X.

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D. W. Hill， The Impact and Value of Science， London， New York， MelBourne: Hutchinson’s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cations， Chapter 1. n. d. 顺便说说，V.布什的下述言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科学具有简单的信仰，该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该信仰，是人学会理解的特殊荣幸，这是他的天职。为理解而认识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参见Vanneva Bush， Science Is Not Enough，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1967， p. 191.

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语录》，仲维光等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页。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pp. 294~295.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该文以较多的篇幅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遗憾，现今的一些编辑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意对稿件大刀阔斧地腰斩或删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实感无可奈何。对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吴国盛教授主办的“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阅读和下载。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203页。

内森、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页。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0页。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页。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Chapter X.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3.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页。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说法：现代自然科学“是在技术理性所构成的地平面上产生和展开的”，它“具有内在的工具主义的特点”。众所周知，在科学的起源中，理性传统和工匠传统兼而有之；在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内在的理性逻辑和人的纯粹理性一直是强大的动力。纵观整个科学史，对科学家来说，“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始终具有巨大而诱人的魅力。

E. Bellon， A World of Paper， Sdudies on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MIT Press， 1980.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第96~97页。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p. 2.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A. R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2.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pp. 169~170， 183.

H. Mohr， Structure &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New York: Springe-Verlay， 1977， Lecture 12.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271页。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61~16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页。

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p. vii， 24~30.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p. 5.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173页。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H. F. Spinner， The Silent Revolution of R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Ethos”. Revolution in Science， U. S. A.: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88， pp. 192~204.

第14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异同比较概念厘清

Abstract:AlthoughScienceandTechnologyhavecloseconnectionandsimilarities,butafteralltheyaretwodifferentconcepts.Thispaperdiscussestheirdifferencesfromthepursuingaim，researchableobject，activity''''sdirection，processofquesting，concernedproblems，adoptivemethods，thoughtmodes，constitutiveelements，languageexpressions，finalresults，evaluativestandards，containsofvalues，normoffollowing，occupationalconstitution，socialinfluences，historicaloriginand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progress.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意义和影响。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东西：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参考文献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London:Chapman&HallLTD.,1949,ChapterX.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1页。

A.Rip,ScienceandTechnologyasDancingPartners;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NewPespectiveontheScience-TechnologyRelationship,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2,pp.231~270.

柯拉赫：工业的科学。戈德斯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赵红州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1页。

H.Rapp：技术哲学（上），张彩云译，上海：《世界科学》，1989年第1期，第54~57页。这是拉普引用朗夫的话语。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张立中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1期，第56~64页。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AnIntroductiontoScientists,ValuesandSociety,Boulder,SanFrancisco,Oxford:WestviewPress,1995,p.210.

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0~81页。

P.KroesandM.Bakker,Introduction: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NewPespectiveontheScience-TechnologyRelationship,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2,pp.1~15.

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Values,TowardaSociologyof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UniversityPress,1994,p.87.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London,Boston:FaberandFaber,1992,p.165.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AnImageofScienceforaChangingWorl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169.

P.KroesandM.Bakker,Introduction: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pp.1~15.

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和“财神爷”，国人习惯于或集体无意识地把“科学和技术”称为“科学技术”、进而简化为“科技”，就是这种现状的生动反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在东邻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国，把科学和技术看做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像现在这样的科学发现经过不了多久就被应用于技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屡屡经历这样的经验期间，随之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水平同质的东西。”参见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吴晓江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第35~41页。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8页。

计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学？——为《科学的智慧——它与宗教和文化的关联》序，北京：《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2期，第35~37页。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20~23页。李醒民：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北京：《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XingminLi：ScienceandTechnologyIsNotSimplyEqualtoSci-Tech?inGenomics,Proteomics&Bioinformatics,May2003,Vol.1No.2,pp.87~89.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ChapterX.

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D.W.Hill,TheImpactandValueofScience,London,NewYork,MelBourne:Hutchinson’sScientific&TechnicalPublications,Chapter1.n.d.顺便说说，V.布什的下述言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科学具有简单的信仰，该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该信仰，是人学会理解的特殊荣幸，这是他的天职。为理解而认识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参见VannevaBush,ScienceIsNotEnough,NewYork:WilliamMorrow&Company,Inc.,1967,p.191.

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语录》，仲维光等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页。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pp.294~295.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该文以较多的篇幅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遗憾，现今的一些编辑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意对稿件大刀阔斧地腰斩或删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实感无可奈何。对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吴国盛教授主办的“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阅读和下载。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203页。

内森、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页。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0页。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页。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ChapterX.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3.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页。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说法：现代自然科学“是在技术理性所构成的地平面上产生和展开的”，它“具有内在的工具主义的特点”。众所周知，在科学的起源中，理性传统和工匠传统兼而有之；在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内在的理性逻辑和人的纯粹理性一直是强大的动力。纵观整个科学史，对科学家来说，“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始终具有巨大而诱人的魅力。

E.Bellon,AWorldofPaper,SdudiesontheSecondScientificRevolution,TheMITPress,1980.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第96~97页。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p.2.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A.Rip,ScienceandTechnologyasDancingPartners.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2.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pp.169~170,183.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2.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271页。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61~16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页。

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p.vii,24~30.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p.5.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173页。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H.F.Spinner,TheSilentRevolutionofRationalityinContemporaryScienceandItsConsequencesforthe“ScientificEthos”.RevolutioninScience,U.S.A.:ScienceHistoryPublications,1988,pp.19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