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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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动作片，女性主义

 

“动作片又称为惊险动作片，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好莱坞影片类型。”[1]作为类型片的一种，动作片通常都具备有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的高效动能、一系列外在的惊险动作和事件，常常涉及追逐、营救、战斗、毁灭性灾难，比如大自然带来的洪水、大火等灾害。其一系列核心动作段落的设置，如搏斗、逃亡、激烈的动作，惊人的节奏速度和历险的英雄等，都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也往往被设置成视觉观看的对象。当然，从纯粹花瓶式的存在到“男性化”角色的设置，再到近年来隐约显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动作片中的女性也有着丰富而多变的角色内涵。

一

在早期经典“历险”动作片（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女性大多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和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她们的存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男性地位的高尚、体现他们拥有浪漫情怀的见证。如《人猿泰山》中的女主角简，虽然有女主角的身份，但她从头至尾都只是扮演着被坏人抓住等待英雄来搭救因而凸显英雄超凡能力的有力证明。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表现英雄主义、美国梦等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作片逐渐增多并形成主流，其代表就是持续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赫赫有名的“007詹姆斯?邦德系列”。这个时期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主角永远被设置成一个白人男性，他足智多谋、沉着冷静、身手敏捷、勇往直前、帅气风流并且有着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白人至上”和男权主义，而第三世界和非主流种族以及女性永远都只能成为陪衬。因此，女性在此类动作片中一般都是花瓶，最典型的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系列”。最早第一部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其中乌苏拉?安德丝饰演Honey Rider饰演了第一代邦女郎，在电影后半段以当时认为性感尺度的泳装现身，从此奠定了邦德女郎性感花瓶的地位论文格式模板。詹姆斯?邦德是永远的詹姆斯?邦德，而邦女郎却是走马观花地不断变化着，其中包括雪莉?伊顿、霍纳尔?布莱克曼、戴安娜?瑞格、郎伊莎贝拉?斯科露波、苏菲?玛索、哈里?贝瑞，甚至包括中国的杨紫琼。“邦女郎”的变化，既能用固定的詹姆斯?邦德的魅力来满足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模式需求，也能用不断变化的新鲜女性面孔来满足观众对创新元素的需求。

劳拉?穆尔维曾经分析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三种“窥视”模式，按照她的观点，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或者被影片中的男性窥视、或者被站在摄影机位置的观众为了满足其“窥癖”而窥视、或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被窥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动作片中，尤其严重。所以，此时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总是以“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出现，而且性情柔弱，完全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观。

二

当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不管是影视制作者、影视评论者还是观众，都慢慢注意到这种“花瓶式”女星的局限性，开始对动作片中的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渐渐发现，邦女郎开始有头脑、有肌肉了。风情万种兼阴险冷酷的苏菲?玛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公认的“最成功的邦德女郎”，这从某种意义上给传统的007时代划上了句号。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杨紫琼，这位用枪和肌肉说话的女性出现在007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些文学艺术论文，也只是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朝着武打女星的方向奋斗，除了要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如男性一般勇猛的凶狠打斗也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求。

女星男性化的角色设置意味着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特征的设置仍然是对真正的女性精神的背离。当吉娜?戴维斯站在海盗船上手执利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狂野的河》中疾速迎击对手、莎朗?斯通一副《你准备死吧》的气势、辛迪?克劳福特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我们发现，往昔只对动作男星要求的“无限放大自己的肌肉和力量、永不言累的精力和一板一眼的打斗”，现在同样也适应于这些想要进军动作片的女星身上，她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练得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在银幕上要会狠会打，而她们的女性特征却荡然无存。在这些动作片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拯救世界的主导，但遗憾的是，她们走的却是在模仿那些男性英雄同样的道路，在这个以男性规则为最高准则的世界中，女性的“自我”在不断迷失。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影坛兴起一股“暴力”动作片的浪潮，这一美学思潮不仅赋予好莱坞动作片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更为动作片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暴力动作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对象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应该是从90年代初的《末路狂花》说起，在这部女性动作电影的经典中，两个女人以纯粹的暴力方式自我表达，她们结伴抢劫、杀人，一路逃亡，直到最后毅然驱车冲下悬崖，最为对社会最后的抗议，而引发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是男性对她们的，这也成为了女性暴力的一个成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伟大女性就提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蛛网一样轻轻地附在人生之上的生活。”[2]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预言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女性在动作片中终于也可以真正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男性、战胜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和男性的对抗中，动作片中的女性展示了自己性别的特点和优势：《黑客帝国》系列打造出的崔妮蒂，将多伦多的顶级模特凯丽?安妮?摩斯调教成一位外形冷酷到了极点的女战士文学艺术论文，相对于她的骁勇善战而言，观众更认可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柔韧和坚持。《霹雳娇娃》中，男性被摆在了一个需要天使来营救的弱小地位，影片中那位年过四十的堕落天使既能在关键时刻一袭黑衣黑裤、手持双枪从屋顶一跃而下，完成“美女救英雄”的使命；也会在闲暇时开着跑车去海滩冲浪、或是穿着裘皮在家中评品红酒。而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中，冷艳性感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饰演一个不远千里执行复仇计划的血腥新娘，本片的成功，不仅让乌玛?瑟曼咸鱼翻身，再尝走红滋味，同时也让她成为影迷心目中最冷艳最冷酷的银幕女英雄。然而即使是这位最冷酷的杀手，就在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仇敌比尔的时候，一声女儿的喊叫“妈妈”，让这位冷酷的杀手顷刻扔下了手里的刀，重归了一位温柔的母亲论文格式模板。女性不但是女性，同时，女性还兼有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而这一点是最能体现女性自我的身份。所以说，真正的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是可以替代男人的女人，同时也更应该是女人自己。“成为自己”，越来越成为动作片中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但要具有能与男性相对抗的外在，更要坚持的是女性的自我真实。

四

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现在的女人主义”的发展，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纯粹的血腥与暴力已经不能成其为动作片占领电影市场的制胜法宝，女性的加入无疑是给动作片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在女性动作片中，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人性暴戾的矛盾将会是一个不同的亮点，如果能在动作片中很好的将这一矛盾结合起来，让女性既能拥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超凡能力又能不失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品味生活，这样兴许是动作片中的女性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一个虽然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同样，在动作片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要追求的并不是要练就与男性一样的发达肌肉和不死的健身文学艺术论文，在充分运用自己智慧的同时，女人还是要做回到女人自己。女人有懂得享受的权利，也有用自己双手去为自己打拼的义务。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于人性的理想社会，建立起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开创一个适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争取建设一个平等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世界。所以，动作片要继续发展，必须得在结合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提下，赋予动作片中的女性不一样的性格和魅力，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具有人性。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视听艺术的代表，电影永远不能抹杀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对“视觉享受”的追求，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看本身就是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在电影中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特别看重视觉刺激的动作片中，女性很难改变自己“被观看”的属性，这就使动作片中的女性主义追求永远成为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蔡卫，游飞.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美国电影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2][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第2篇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第3篇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第4篇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文学伦理批评

Abstract:Based on ecofeminist developent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is new ethic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ethical impact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ecofeminist；ethical culture；literary ethical studies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 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 生态危机: 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 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 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 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 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 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 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 ［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 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 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 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 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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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 Brown， Rachel. Righting Ecofeminist Ethics: The Scope and Use of Moral Entitlement［J］.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4 (26): 247-265.

［3］ Gaard， Greta. Ecofeminism and Wilderness［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97， (19): 5-24.

［4］ 何怀宏.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94.

［5］ Warren， Karen J.Environmental Justice: Some Ecofeminist Worries about a Distributive Model［J］.Environmental Ethics， 1999， (21):151-161.

［6］ 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8-11.

［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5): 16-20.

［8］ Gaard， GretaMurphy， DPatrick.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7.

第5篇

论文摘要：《人树》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小说中女主人公艾米·帕克的形象历来备受争议。从异化角度入手，分析了艾米对丈夫和儿子强烈的占有欲，揭示艾米失去自我，心灵扭曲以致最终难逃被异化的厄运。

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是澳大利亚文坛的执牛耳者，也是澳洲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人树》被评论界认为是怀特文学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评论界对《人树》的研究多集中在主题分析或写作技巧上，还鲜有人从异化的角度对《人树》中的人物性格，尤其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艾米的形象进行深人的挖掘。而本文正是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异化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重要主题，尤其到了现代主义作家那里，这一主题得到全面的拓展和深化。异化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丧失了自我的本质，丧失了主体性和精神自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变态。其结果便是人丧失了理性的，，意志的能力，成为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受害者。艾米是((人树》中性格近乎扭曲，有着严重变态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个被异化的人的自我丧失，失却精神自由，人格趋于分裂等特征在她身上表露无遗。艾米“不以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来体验自己”，而觉得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某种力量。于是，她对所依赖的某种力量产生极强的依赖性和占有欲，迷失自我，成为一个与自我相异化的人。

艾米对丈夫斯坦怀有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结婚之前，“她还没有爱过任何人”，也“还没有被人爱过”，“除了母亲在临死前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怀着一种焦急和烦躁的心情给过她一点点爱”。于是，童年时代爱的缺失为她日后一旦发现爱，获取爱便产生极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埋下了伏笔。婚后的艾米体味到爱情的甜蜜。但这种甜蜜很短暂。斯坦的沉默寡言和疏远，使得艾米越是深爱斯坦，越是感到爱的缺失，越是深陷于一种爱的激情中无法自拔。她对爱越来越贪婪。“她确很贪婪，对面包;一旦发现之后，对他的爱。”艾米甚至把斯坦视为自己的上帝，“上帝的慈悲只是表现在集市结束，大车回来时辘辘的车轮声。上帝的爱便是印在她唇上深深的亲吻。”然而，“人供奉给上帝的越多，他自身中留存的越少”，直到“这个男人吞噬了这个女人”。她越来越深陷于对斯坦的占有欲中无法自拔，也越来越的在感受着自我的丧失中惶惶不安。所以艾米常常处于一种害怕失去归属感的焦虑当中。对她而言，斯坦就是她的归属。因此，他对斯坦的爱情时常伴随有歇斯底里式的狂热和奋不顾身。“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迸发着爱的呼声引颈就戮”。然而，尽管她自信“她对他熟悉得连每一个毛孔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但始终“她还是没能把丈夫成功地‘吞噬’了”。当她最后一次“用她的身体和意志所蕴藏的全部力量，紧紧地抱着他”时，她抱住的只是一具已经冰冷了的尸体。 艾米强烈的占有欲还体现在他对儿子雷的感情上。艾米对雷的感情超出了常理中的母爱之情，显得扭曲和变态。雷刚出生时，艾米就坦言她“就能把他吃了!她对他真是爱不够，甚至那种长久的，要吞下去似的亲吻也不能发泄她心中的爱”，她甚至盼望“他能再平平安安地回到她的肚子里”，那样，雷就可以永远为她一个人所独占。这也是为何艾米一开始不喜欢雷的妻子埃尔西，而在知道雷并没有完全被妻子所掌握时，“怀着这样一种可怜对方的心情”，她开始喜欢埃尔西了。她甚至都不想与斯坦分享儿子，所以在斯坦和雷发生龄龋时，她会产生古怪的快乐。总之，她只想独享对儿子的占有权。任何人对儿子的共享都会招致艾米的嫉妒和怨忍。

艾米穷其一生都是活在强烈占有欲的奴役中，失去了自我，没有丝毫的精神自由可言。在言及女儿塞尔玛的婚姻时，来看艾米和斯坦之间一段简短却意味深长的对话:

“可她真的得到他了吗，斯坦?”她急切地望着丈夫的脸。

“她得到他了吗?”

他把脸转过去，毛发因为什么而直立起来。有时候，他脖颈后面的头发确实会直立起来。

第6篇

关键词：先进性别文化 女大学生 主体意识 强化

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高校女生在高校的比例中逐年上升，甚者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深受主客观因素特别是主观因素的束缚，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问题日趋突出，阻碍着女大学生作为对象性活动主体的成长成才。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建设为背景，以大学为载体，关注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强化女大学生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女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必是先进性别文化在和谐校园文化构建中的题中之义。

一、女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内涵界定

女大学生主体意识问题是一个关乎女大学生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其内涵即指女大学生作为主体，对自己所处客观世界的地位、作用、价值的自觉权义感知，包括对自己外部生存空间现实处境的把握，自己内部生理、心理运转变化的协调，以及自己生活道路可持续发展的争取。其内容具体包括：第一，危机意识。危机意识主要体现为一种对自我生存空间的认知以及认知后的进取精神。它要求女大学生在现实的生存处境中要消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思想的影响,为了自身发展要有敢于争取，力争上游的一种进取精神。争当敢作敢为的“新女性”。第二，自强意识。自强意识，就是一种担当，一种要求女大学生在变化发展的社会激流中“匹夫有责”，“匹女也有责”的自强不息气概。它要求女大学生要发奋图强做好女，要拥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意识到自己是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社会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个性；要对事物能具有自己的主见进行分析、判断和选择,并承担。第三，善待意识。善待意识，即“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女大学生作为在校知识性女性，要学会主动了解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不要做生活中的“工具”型女人、怨妇。而是要学会优待自己、宽容他人，学会“孤芳自赏”的同时把快乐也感染他人，做生活的主人。第四，权义意识。“权义即谓守原则又能变通。行事合乎常道曰义，应时变通曰权。”[1]它体现的是一种在遵循道义基础上要有所创新力的精神本质。这就要求女大学生要打破惯于“三从四德” 束缚模式及从众的心理弱势和墨守成规的保守状态，在遵守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道义的基础上又要在所在领域有所创新的意识。使自己具有超越前人的无畏勇气与意志。

二、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分析

在先进性别文化背景下，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碍于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实效性的实现。“所谓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是指女大学生在对象性活动中处理自身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时,以自我消隐为存在方式,有意无意地放逐自我和自我边缘化,表现为:依附、自卑、无为等主要特征。”[2]女大学生群体的发展固然受客观因素诸如美女经济发展等的影响，但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即主观因素应是最为关键的。女大学生主体意识的不及，所表现的依附、自卑、无为等主要特征实则是女大学生对自我定位、自我作用、自我价值在现实环境生存与发展中被动的与不确定的自我认识。首先，依附性强，没有生利能力。生存与发展的延续，需要一种能力。生利能力强调的就是在活着时能够自我生产利益和财富。部分女大学生习惯把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仅仅放置在依附男性主体的范围内，不主动的去创造财富，认为“女不如男”。而乐于在所谓“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理念下傍大款或追求“富二代”，做男人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其对象性活动的范围及水平。其次，自卑心理重，不善于社交。部分女大学生学业能力及成绩较之男生会很出色,但其综合素质大部分会不及男生。所以，在面对就业以及职业发展等现实问题不如意时,总是引发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绪，甚者扩及自我封闭。纵使现在女大学生占校人数比例比较高，但是女大学生对于社团活动或是对外社会实践活动都不惯于主动参加，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她们不乐于“参政”表达意愿，不愿合作共进，而是局限于纯个体的被动性学业活动中或是被动的“相近”交往中。这种自卑封闭交往方式必然导致社会交往中主体间交往水平的低层次性及低发展性，使得女大学生在自我发展中缺乏不同主体间交互信息的互补性、发展性。再者，无为无所谓，随遇而安。由于社会刻板印象对女性的印象以及传统文化心理积淀所形成的“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观念的影响，部分女大学生不自觉地以男性世界歧视性评价女性的标准作为自身对象性活动的动力支撑。面对多方压力的涌向，女大学生惯于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过得去就好”的与世无争的随遇而安心理。她们害怕变化，乐于守旧。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没有过多过高的要求，只求安稳多日子。甚者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 的传统观念作为自身价值实现路径方向。这便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女大学生职业生涯中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及发展。

三、强化女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女大学生的主体作用

第7篇

关键词：莫里森，《爱》，苏珊·S·兰瑟，女性主义叙事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近年来对莫里森的研究已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中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文学理论对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其中《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爵士乐》以及《宠儿》受到的关注和评论是最多的，同时也为莫里森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对于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在国外一直处于零星状态，在国内的研究者也寥寥无几。本文将结合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对莫里森2003年发表的作品《爱》中女性主义叙事特色进行探讨，研究黑人女性话语权威的建立。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

1．“虚构的权威”——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构建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建构者——苏珊·兰瑟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兰瑟系统地阐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将社会身份和叙事形式联系起来了。由此假定：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一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兰瑟 2002：5)，并定义了“话语权威”——“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兰瑟 2002:5)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作家写小说并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这是一种为了获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并建立影响的企求。兰瑟认为，“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兰瑟2002：6)。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实现的这种叙述声音的权威，即是苏珊所称的“虚构的权威”。为了实现“虚构的权威”，作者通常采用三种叙事模式：作者的(authorial)、个人的(personal)和集体的(communal)叙述声音模式。每一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莫里森在其小说《爱》中，不仅娴熟地使用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还大胆引入了较为现代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各种叙事模式相对独立，同时其他模式又与之兼收并蓄，使莫里森成功地为非裔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2．作者型叙述声音(authorial voice)

作者型叙述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heterodiegetic)、集体的并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兰瑟，2002：17)。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它取代了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的提法。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型的叙述因其全知角度而往往被理解为虚构，但其叙述声音又显得更具有可信度。而莫里森在她的小说中也运用了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在《爱》中，叙述人L(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是一个具有自传性特征的人物。她曾是科西酒店的厨娘，在柯西家族工作了几十年，见证了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通过不断化解柯西家族中女人们的冲突，L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整个家族。所以，在小说的故事情节方面，由于L与科西家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她具有了连接各个故事片断的作用。其理性的声音不仅出现在文本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一个叙述框架，而且还在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结尾部分直接插入故事的叙述之中，控制着整个叙述及其叙述行为的发展。通过作者型声音，莫里森树立了一个无所不知的现实而客观地讲述者的形象，而这位讲述者正是一名非裔女作家。因而，莫里森不仅为她自己实现了“话语权威”，也为非裔女性作家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3．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

个人型叙述声音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I”)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兰瑟，2002：20)。因为个人型叙述无法采取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也无法躲避在可伪装成男性的某种文类的声音之中，从而使得女性权威的确立异常艰难。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但个人型叙述声音里的虚构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从而使得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所以，虽然女性的个人型声音直到19世纪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但到近代，个人型叙述声音已为女性作家们广泛采用。而莫里森更是在其小说《爱》中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个人型声音。在小说最后两章，随着时态由过去时变为现在时，希德和克里斯蒂自我叙述的声音变得更加明晰。两位老人回忆起童年时的友情和多年来二人之间冷酷的战争，彼此间的仇恨和误会也逐渐消融。此时她们才明白，真正给她们的一生造成伤害的不是彼此，而是如同幻影般存在的柯西。由于他造成的荒唐婚姻，导致两位亲密伙伴在童年时就成为憎恨对方一生的敌人。“我们原本应该携手共度我们的人生，而不应该四处寻找大人物的保护”(Morrison 2003:189)。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通过对男性权威的瓦解，个人型叙述声音让小说中的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4．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 voice)

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或某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兰瑟将集体型声音分为三种可能：某叙述者代表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sequential)形式(兰瑟，2002：23)。集体型声音被边缘群体和被压制的群体所用，从而实现了整个群体的“话语权威”。通过集体型的叙述，莫里森一方面成功地达到了结构上的平衡和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对黑人群体中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探讨，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的黑人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莫里森的小说《爱》，我们不难发现：莫里森通过多种叙述方式--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集体型声音--只为了实现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得女性、尤其是美国黑人女性获得叙述话语的权威，让她们建构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的历史，从而焕发出黑人女性主体性精神的光彩。

参 考 书 目

[1] Toni Morrison.Love [M].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3.

[2] 陈妍. 实现叙述声音的权威—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谭恩美的作品[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6),12-13.

[4] 苏珊·S·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26.

[5] 唐红梅. 论托尼·莫里森《爱》中的历史反思与黑人女性主体意识[J]. 当代外国文学，2007 (1), 37-38.

[6] 言捷智.解读莫里森小说《爱》中的意象[J].华章, 2010 (16), 35.

第8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第9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第10篇

关键词： 玛丽・雪莱 小说《弗兰肯斯坦》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1.引言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温・雪莱（1797―1851）是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女作家，也是浪漫派大诗人珀西・雪莱的第二任妻子。她在19岁时就创作出第一部作品《弗兰肯斯坦》，并且仅凭此部作品就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弗兰肯斯坦》是哥特小说的杰作，同时也被誉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小说《弗兰肯斯坦》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颠覆了传统的叙述手法，最早表现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矛盾冲突的主题，奠定了后世科幻小说的基调，表达了对他者如何介入主流社会、科技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等（霍晓珊，2006，3）。这部小说的多重价值，值得学术界去发掘，但是在国内却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国内出版的许多介绍英国文学史的书籍中，对于玛丽・雪莱及其《弗兰肯斯坦》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未提。在国内的学术研究领域，作家玛丽・雪莱和她的作品《弗兰肯斯坦》几乎一直被“边缘化”。

《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一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年轻科学家。他热衷于生命起源，试图探索人类生命的奥秘，在实验室里，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用死尸制造出一个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怪物，即使木乃伊转世也不如他那么吓人。在惊恐与厌恶之下，弗兰肯斯坦丢下刚刚获得意识和生命的怪物仓皇离去，随后大病一场。被弗兰肯斯坦抛弃的怪物从实验室逃出，独自流浪于人间。起初，怪物心地善良，对人类充满善意和好奇，并努力接近和帮助他们，希望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关爱。但是人们却因为他那丑陋的外表歧视、害怕、厌恶他，甚至殴打和攻击他。最终，怪物绝望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能被人类接受，永远也不会成为人类的一员，由此决定报复弗兰肯斯坦。他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并嫁祸于仆人贾斯汀，然后谋杀了弗兰肯斯坦的朋友克莱瓦尔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出于愤恨，弗兰肯斯坦开始追杀怪物。最后，在追杀怪物的途中，弗兰肯斯坦在极度的痛苦和懊悔中死去。怪物来到弗兰肯斯坦的尸体前宣告他将自焚，结束这所有的罪恶。

自1818年问世以来，《弗兰肯斯坦》一直受到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弗兰肯斯坦》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进行文学批评的对象，因此相关研究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主要可分成两个方面：文本研究和作家生平研究。但在中国《弗兰肯斯坦》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于《弗兰肯斯坦》进行的专题研究也相对较少。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确切时间是2003年以来，中国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热度急速上升。我于2011年3月14日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文献总库进行检索，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已有25篇硕士论文和80余篇期刊学术论文专题研究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些论文主要从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关系、叙事策略、宗教、伦理道德、生态批评、女性主义角度研究这部作品。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和批评家已经从多个角度对《弗兰肯斯坦》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些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弗兰肯斯坦》的理解，也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学者和批评家们已经从多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剖析和解读，而且近年来，随着生态主义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一部分学者开始将其评论焦点转向对小说的生态批评，但是多数评论仅集中在生态主义或女性主义等较为单一的视角上，几乎没有评论运用一种相对综合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对该小说进行解读。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弗兰肯斯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或专著，我尚未发现。有鉴于此，我尝试从这一角度解读文本，期望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丰富和拓展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我认为《弗兰肯斯坦》体现了玛丽・雪莱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此把文本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研究相结合，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作品中体现的玛丽・雪莱的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问题。

2.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权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 ou La Mort）中首次提出。（Deborah L.Madsen，122）她首次在女性和自然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相结合，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它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生态主义理论，还超越了这两者。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者看到了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与共性，对以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思想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并且指出生物圈中人类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类只是生物圈的一部分，人处于自然之中，离不开自然。并提出了两性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又吸取了生态学的精髓，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自然循环往复生产物产，孕育和滋养万物，养育众生。女性用自己的身躯生儿育女，以其乳汁哺育子女。自然与女性都担负着孕育、滋养和关爱生命的责任。她们之间的这种明显的联系，使得女性天然地与自然接近，比男性更加接近自然。因此，女性在潜意识中有着一种与自然的亲近感，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决定了她们具有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苏珊・格里芬如是说。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女性和自然遭遇着相同的命运，都是被压迫的对象、被边缘化的他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呼吁终结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男女两性的和谐。

如果以上述理论作为切入点对《弗兰肯斯坦》进行解读，不难发现，玛丽・雪莱在书写弗兰肯斯坦制造怪物，怪物的命运和小说中其他女性的命运过程中，巧妙地展现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通过刻画父权制社会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强有力地讽刺和鞭挞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表达出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相互依存、相互关爱、和谐平等的美好愿望。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无视自然规律，逆自然规律而行，由死到生，用死尸造人。并且在造人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有生命的小动物也成了他的试验品。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同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身上集中体现出父权制社会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篡夺了女性的孕育生命的生物角色和他对小说中其他女性的态度。而弗兰肯斯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导致的结局是被自己的创造物――“怪物”――毁灭。我认为，怪物有另一层隐喻，即女性。怪物是被边缘化的女性的代言人。小说中充斥着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的紧张冲突。与这种冲突相对应的是大自然的静谧安详。在小说中，生动的自然景物描写，穿插于令人紧张的故事情节之中。迷人的海上风光，醉人的日内瓦山水风景，探险者对奇幻航程的痴迷，大自然是那么雄奇，是那么壮丽。是自然使得弗兰肯斯坦的紧张的情绪得以释放，得以舒缓，是自然疏导了他的焦虑和痛苦，是自然哺育、拥抱了怪物。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怪物才可以享受到些许从容与安宁。自然总能给人以力量与安宁。对大自然的描写表达了女作家的精神向往。

3.男人与自然

弗兰肯斯坦对自然科学有着几近变态的痴迷与癫狂，热衷于生命起源，试图探索人类生命的奥秘。他试图改写自然，逆自然规律而行，赋予无生命的物质以生命，使人起死回生。他“被自我思维天性驱使着去窥视自然的法则”，而他就是“那个法则的中心”。他渴望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将有新的物种把我奉为它们的造物主，无数幸福、完美的生命将因我应运而生，我将……更有权力获得我创造的生命的感恩之情。”他创造的新的物种将以他为中心，完全听命于他，为他服务，根本没有考虑过新物种自己的未来，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何况在造人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有生命的小动物也成了他的试验品。在他的眼里，这些小生命只是为他所用的工具。弗兰肯斯坦创造出有生命的巨人之后，却把他称为“怪物”，将其遗弃，后来还追杀他。这样，弗兰肯斯坦又一次违背了自然法则。自然使生命诞生后，还要哺育和滋养他们，女人诞下婴孩后，还要以其乳汁哺育、关爱他们。这是因循自然规律。弗兰肯斯坦却不负责任地、毫无爱心地将创造物弃之于人世，制造了生命，却不懂得付出“责任”与“关爱”，结果是招致创造物的毁灭。

弗兰肯斯坦遗弃怪物的原因貌似是怪物的丑陋外表，实则是怪物过于强大，使他恐惧，超出了他的驾驭范围。怪物就是自然（至少是自然的一部分）。由于滥用科学知识，弗兰肯斯坦不但没有能够掌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反而受到自然的报复。

但是，在弗兰肯斯坦造出怪物之后，在怪物杀害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之后，弗兰肯斯坦都选择躲避于自然，寻求自然的庇护。自然使得弗兰肯斯坦的紧张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得以舒缓，是自然疏导了他的焦虑和痛苦，使他体验到短暂的“一丝愉悦”。

4.女人与自然

怪物，指与正常的、被社会认同的行为或性格相背离的事物（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在当时的社会里，那些违背了正常的、被社会认同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习俗的女人会被妖魔化，被称之为“妖女”或者“怪物”。而在古代，亚里士多德就曾说：“女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畸形的。”“妖女”本质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妇女，她们拒绝扮演父权制为他们规定好的第二性角色；不仅如此，她们勇敢地反抗并试图取得男人们也享有的稳定，传统的位置。（李维屏，154）（这可以说是父权文化惧怕并制约妇女的真正原因）。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欧洲，人们认为：“一个有思想有思维能力的女性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因此，在当时，具有独立思想、举止行为不合既定的社会习俗的女性被称为“怪物”并且遭到社会排斥和压迫。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刚一出生就被赋予了“怪物”的称呼，他没有名字。名字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没有名字，意味着身份、地位的丧失。因此，怪物注定了一生都要为身份、地位的寻求而奋争。怪物刚刚获得生命就被造物主抛弃，他是在自然的哺育和保护下生存和成长的。他渴望人类的认同、尊重和关爱，但是，每当他试图接近人类，出现在人类社会时，遭到的却是人们的恐惧、歧视、厌恶、殴打和攻击。怪物寻求的只是一个生命体的基本权利，对他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事物。最终，怪物选择了反抗和报复。他的报复欲源自对正常人性生活的爱，是爱导致疯狂杀戮。

在《弗兰肯斯坦》中，通过怪物自己的叙述，玛丽让怪物开口说话，怪物表达了对自己的悲惨命运的愤怒，并且为自己的“罪行”辩护。通过怪物之口，玛丽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感慨，对女性身份地位的痛苦和寻求。透过怪物，玛丽展现出对女性命运及其前景的关切与思索。怪物变成了被歧视和压迫的女性的代言人。

怪物一生都依偎在自然的怀抱中。他被遗弃于人世，却被庇护于自然；他是人类的弃儿，却是自然的孩子。自然拥抱了他，给予他抚慰、力量和生存的勇气与心灵的安宁。自然为怪物提供物质资料和精神养料。

怪物刚刚出生就被造物主弗兰肯斯坦遗弃，是自然――森林――“收养”了他，为他提供了食物、水和庇护之所，满足了他的生理需求。当怪物走出森林受到人们的厌弃和攻击后躲避在“小棚”，在某种意义上，他又回到了自然的怀抱，从自然中获得食物和心灵的抚慰。当被世上“最善良”的人抛弃后，他选择了反抗。这时，他流浪于人间，藏身于自然。最后，怪物在北极找到了回归――自然。北极是一片尚未被人类“开发”“践踏”的自由乐土，一片自然自在之地。怪物最终向北极进发，揭示出他完全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渴望。

5.结语

《弗兰肯斯坦》是对人类未来的预言，是玛丽・雪莱对人类未来的预见性的思考，并通过《弗兰肯斯坦》展现出她对女性命运及其前景的关切和思考。玛丽・雪莱以其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人们在以人类为中心、物为我用的思想的怂恿下，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科学知识去征服自然，对人类未来可能导致的后果――为自己所毁灭；父权制社会在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下，对女性获得认可与关爱的渴望淡漠和压迫，使女性被边缘化，最终会迫使女性选择反抗之路，貌似可能性的结局――同男性一起毁灭。人类，特别是女性，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

玛丽・雪莱的作品是否穷尽了科学造人的困境和女性的困境并且给出了确切的回答了呢？人类的结局和女性的结局只能是毁灭吗？我认为，玛丽暗示出一条回归和谐之路：沃尔顿的“回归”预示着人类未来和女性未来的希望。

在弗兰肯斯坦的故事的震慑下，在弗兰肯斯坦的劝谕下“你要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求幸福，尽量避免野心的诱惑”，沃尔顿开始重新思考他的北极探险之旅，最终他节制了征服自然的欲望，选择了回归。回归故里，回归自然，回到他亲爱的姐姐玛格丽特的身边，回到他怀有千种柔情、万般挚爱的女性身边。玛格丽特，这部小说的隐形人，一直被边缘化的他者，一直是沃尔顿孤寂旅程的倾诉的对象，心灵停靠的港湾，给他以勇气和安慰。“我亲爱的姐姐，既然我们的船正朝英格兰，朝着你的方向进发，那我也没什么好沮丧的。”沃尔顿归来了，回到与自然自由自在的状态，回到了玛格丽特的身边，由此，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实现了和谐。

参考文献：

［1］玛丽・雪莱著.丁超译.弗兰肯斯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霍晓珊.弗兰肯斯坦对身份的寻求与认同.硕士论文期刊网，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3.

［3］李维屏.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154.

第11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 叙述声音 女性主体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内蒙古科技大学创新基金科研启动项目；项目名称：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托妮・莫里森的作品；项目编号：2015QDW07

第一部研究莫里森研小说作品的专著《莫里森的世界：文学批评方法探索》于1985年在美国面世。它包括了多篇有关莫里森小说的评论文章。这部专著开启了美国莫里森研究的新纪元。在EBSCO稻菘庵屑焖鞯焦外期刊有大概156篇关于《最蓝的眼睛》的论文。主要是讨论小说中的主题、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在UMI数据库中，有大概32篇关于《最蓝的眼睛》硕博士论文，主要从母女关系、性别政治以及写作策略等角度讨论这部小说。

1999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研究莫里森及其作品的专著《性别・种族・文化》。从CNKI检索得到的数据显示，国内有大概357篇期刊论文和77篇硕博士论文是探讨《最蓝的眼睛》的。主要是从文化、小说的主题、小说的写作策略和手法等角度分析这部小说。其中只有五篇硕士论文是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研究莫里森作品的论文，但是集中在《宠儿》《爵士乐》和《秀拉》这三部作品上。因此，本文试图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从叙事声音这一角度来分析《最蓝的眼睛》。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

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有两类叙述声音混合交错构成了整部小说，即作者型叙述声音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女性主义叙事学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苏珊・兰瑟结合了经典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了该理论的奠基人。她提出这样的假设：“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这样，就把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联系起来了。兰瑟用作者型声音这个术语来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其中，“异故事”用通俗传统的解释就是第三人称叙述。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并不是故事本身的参与者，他与书中的虚构人物分处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他不参与任何情节但是却知道整个故事的发展和走向。“异故事”也就是说不在故事本身当中存在，是故事外的声音。那么，这种叙述声音也就多了作者功能。

但是，在《最蓝的眼睛》中，叙述模式却是不寻常的。但读者读完整部小说会发现，作者型叙述声音不是别人，正是本书的人物之一克劳迪娅，她以回忆的方式叙述这整个故事。当她作为书中人物的时候，她是儿时的克劳迪娅，当她以作者型叙述声音出现的时候，她是成年的克劳迪娅。作者莫里森用克劳迪娅这一人物把小说和读者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一个成年人，当克劳迪娅回过头来看她和皮克拉的童年的时候，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她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的这种全知型的叙述也让读者对主人公皮克拉有了更深的同情之心。而作为书中的人物，克劳迪娅如何知道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可能是读者们要问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克劳迪娅是最好的叙述者，因为她是一个有着反抗种族歧视意识的小女孩，莫里森选取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作者型叙述声音更加能够建立她的女性叙事权威，用克劳迪娅代替自己来表达对种族歧视的反抗。

通过成年克劳迪娅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莫里森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尽管作为主人公，皮克拉却很少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她的故事都是由克劳迪娅间接来讲述的。她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她想得到蓝色眼睛的渴望，她在学校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被父亲侮辱以及最后精神失常，这些都是黑人小女孩在成长过程可能遇到的悲惨遭遇。莫里森采用克劳迪娅的叙述声音来讲述皮克拉的的故事，让读者通过第三人的叙述来了解这个悲伤的故事，这样的叙述会显得更加客观，叙述也更加可靠，如果是皮克拉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读者对她的同情心势必会减弱，一个黑人小女孩在当时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几个人会阅读呢？所以，莫里森用克劳迪娅这样一个作者型叙述声音，代替自己为黑人女性发出了声音并且构建了自己的女性叙述权威。莫里森作为一个黑人女作家，在当时想要满足所有读者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如果一位黑人女作家讲述的故事或者她笔下塑造的人物超出了以白人为主体的读者群可接受的女性形象，那么她的作品很有可能无法面世。但是，莫里森通过采用这种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方式，成功建立了她作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

二、 个人型叙述声音

兰瑟用“个人声音”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个人型叙述声音有着结构上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当个人型声音存在时，它要比其他人物的声音更加吸引人，因为个人型声音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但是，相较于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不具备全知的视角， 它仅仅是一个人物在讲述自己的经历与故事，因此，在叙述权威上，弱于作者型叙述声音。那么，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作者又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声音类型来讲述故事呢？

在1970年以前，在由黑人作家所创作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个人型叙述声音。莫里森赋予了她笔下人物这种声音，让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实在当时这也是一种挑战，因此，作为作者型叙述声音的补充，个人型叙述声音只占了整部小说非常小的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笔者已经分析了由克劳迪娅所构成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我们可以得知克劳迪娅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莫里森不仅赋予了她作者型叙述声音，并且也赋予了她个人型叙述声音，原因如下：

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克劳迪娅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负责向读者讲述她和佩克拉一起度过的童年，她也是佩克拉悲剧的见证者。但同时，她也和佩克拉有着巨大的不同。例如：“我只知道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如果那些有能力满足我愿望的大人把我当回事，问问我想要什么礼物，他们就会知道我不想拥有任何东西，或者占有任何实物。我更想在圣诞节那天获得某种感受。”这是克劳迪娅有关于圣诞礼物的个人型声音。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克劳迪娅还是一个有反抗意识的小女孩，她抱怨大人不理解她，强加给她她不想要的圣诞礼物，通过她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她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这也是她与佩克拉的区别，她足够坚强，是这一类黑人女性的代表。这也与她的家庭有关，她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稳定健康，当她和她姐姐受到伤害的时候，她们的妈妈会保护她们。克劳迪娅的个人型叙述声音是具有主观性的。她对白人女孩也表达出了不满与厌恶，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带色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正是由于大众都喜欢她们，她开始厌恶她们，因为她能欣赏自己的美，这也是她与佩克拉最大的不同。克劳迪娅能够接受自己、认同自己、欣赏自己，她的坚强也使得她在整部小说中担任了重要的叙述声音。也使得莫里森通过这样一个坚强的黑人小女孩建立了自己作为黑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表达出了对白人世界以及男性主体的不满。

托妮・莫里森通过采取作者型叙述声音以及个人型叙述声音相互交融的叙事模式，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成功建立了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叙述声音，为黑人女性发声，建构了黑人女性的主体。

女性主义叙事学目前仍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英国、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学者在展开研究。在国内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生的兴趣，已有不少论著和研究生论文面世，其为研究女性小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开拓了新的途径。本论文的完成使读者更清晰地意识到莫里森的写作目的及其在小说中表达的主题的女性意识，为填补国内以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莫里森作品这一空缺略尽微薄之力，为今后研究莫里森及其作品提供新个案和新视角，为女性寻求平等权利提供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唐伟胜.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5）：73-80.

[2] 万梅.《最蓝的眼睛》的叙事结构和话语策略[J].南京立业大学学报，2005（3）：50-53.

[3] 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王守仁.白人文化冲击之下的黑人心灵――-评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J].河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124-129.

[5] 吴新云.身份的疆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第12篇

一、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及其贡献

长久以来，西方古典音乐传统崇尚精英式的音乐制度，注重对伟大作曲家及其作品的记录和分析，对音乐的评价工作也由学术精英来承担，在此过程中，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作曲家默默无闻，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史学界破旧立新的学术背景下，史学家将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普通群众的生活走进学术界的视野。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女性学”，而有关女性史的研究亦成为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基础。

为还原音乐史的全貌，重现几千年间女性的音乐生活状态，美国一些接受过专业音乐学训练的女性学者尝试在传统音乐史研究之外建立新的女性音乐研究体系，这种研究以女性为中心，质疑音乐传统对以“伟大”男性作曲家、作品为代表的音乐史的过度关注，出现了最早一批以女性音乐家为主体的音乐史书籍，如卡罗尔·诺伊尔斯－贝茨（Carol Neuls－Bates）辑录的《音乐中的女性》（Women in Music： An Anthology of Source Reading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1982．1996）、珍妮·鲍尔斯（Jane Bowers）和朱蒂斯·梯克（Judith Tick）于1987年合编的编年史《女性音乐创作：西方艺术传统，1150—1950》（Women Making Music：The Western Art Tradition，1150—1950，1987）、1991年卡琳·彭德尔（K．Pendle）编辑的《女性音乐史》（Women and Music：a History，1991）以及西尔维亚·格利克曼（Sylvia Glickman）和玛莎·施莱费尔（Martha Furman Schleifer）于1996年编辑出版的《女性作曲家：跨越历史的音乐》（Women Composers： Music Through the Ages）等。

女性主义音乐批评最初强调对女性作曲家、]奏家、歌唱家、音乐赞助人等历史人物及其事件的记录和考察。上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有关女性音乐通史类的专著有十余部，而对女性作曲家的个案研究也为数不少。尽管如此，在女性音乐史的研究中，除了研究对象的差别，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并未提出太多有别于传统音乐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女性研究面临的困境仍未得到有效解决。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借鉴女性主义文学、艺术批评的研究成果，从“社会性别”（Gender）的角度探讨音乐史、音乐创作、音乐接受中刻板的女性形象，成为女性主义最为典型的分析模式。

第13篇

关键词：亦舒，女性文学

 

以前，很少有以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通常把与世抗辩作为一种写作姿态，那种与世抗辩的姿态也改变了女性形象在传统文学中的缺席地位，而 “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在我国评论界出现于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大量使用。

在这些作品中，将女人塑造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独特的角色，文学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和视角上，用有别于男权审美标准的独特的女性审美来诠释女性。女性文学也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文学是指女作家的一切创作；狭义的女性文学则指女作家创作的富于女性意识的文学文本，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家有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等等，不胜枚举。论文参考。

亦舒是香港“女性文学”作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透过对女性婚恋、情感纠葛的分析，进而深入探讨女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她的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视角为主，“我”这个人称代词以女性居多，从而对女性的心理得以细致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都市女性在面对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时心理、生理上的抗争与矛盾。在塑造了都市众生相的同时，亦舒小说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它有别于其它言情小说的最主要原因。

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可以依靠的，终归只有自己。”。她认为女性只有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才能被社会、被他人所认可，才能跳出传统社会给女性定义的枷锁。社会生活中，安逸的生活会使女性的思维麻痹，例如其作品《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天天吃喝玩乐，做医生太太”、《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家境富足，努力向学，却频频被祖母讽刺说“女孩子，至要紧是嫁个好人，读那么多书作什么？”，这些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标准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使女性将自己自身的价值取向有了模式化的定义，从小又因受到的教育使女性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弱势群体，需要讨好男人的一种群体。这种思想无声的侵蚀使女性对自我的认知走向了一种错误而又可怕的方向，在女性的主体意识中抹杀“女性自我”、“女性个体”的存在，这对于女性群体来说是可悲的，最可悲是她们在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背景的大前提下认识不到自己的可悲。如《我的前半生》中的周太太、王太太……连文学作品中的名字都被略去，只留下一个“某太太”的称号。

在男权意识的强势压迫下，只有当女性摆脱传统定位的“第二性”依附心理，走入社会，独立面对承担自己的生活，才能找回自我。女性作为被男性视为另一族群，在社会上打拼只会更加艰难：“现代女性非得装成最坚强最大方不可，否则，会被讥笑为不懂自爱自重。” 不得不指出的是，生活在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下的都市女性又是矛盾的。亦舒笔下的女性很多都宣称：“真正的男人，是保护女人的男人，一切以她为主，全心全力照顾她心灵与生活上的需要。”、“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等等，被保护欲与现代女性经济独立论、反抗父权观有着明显的必然冲突，但这一冲突却又在亦舒小说中得到消解，因为在小说中很难找到“男性需要通过对女性的保护来反射两倍大的男性形象”。

亦舒小说对女性性意识的描写很少且隐讳，但小说中时代女性报复男性或献身男性，都是建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的基础之上的。亦舒小说对男女两性中的性开放意识持平等态度，男人“风流成性一样找不到好妻子”。文本中也有着对大男人主义者“处女情结”的鄙视与嘲弄。在《玫瑰的故事》里，黄振华在结婚前夕从别人口中得知未婚妻苏更生曾结过婚，方寸大乱之下追着苏更生说：“我会原谅你的”，苏更生却义正辞严：“我有什么要你原谅?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你的思想混乱得很，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的伟大原谅才能重新做人，你以为你是谁?”苏更生有权利要求真正的爱与尊重，这来自于她心理上的自立，更来自她经济上的自立。若对方不给，她不必迁就他。这是标准的女性主义的姿态。

对于传统作品女性形象定势的颠覆体现了亦舒独到的女性审美，却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在人物塑造上的片面性。她的大多数作品几乎将阶层与女性类型进行了简单化的一对一绑定，既出身中产的“玫瑰型”和出身底层的“野草型”。出身中产阶层的女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尽管辛苦，却生活无忧富足，像是花店中的玫瑰花，寂寞、精养。而出身底层的女性则多数命运坎坷，经历重重磨难才能赢得独立，像是石缝中的野草，坚韧、顽强。这种将阶层与女性类型简单粗暴的压模定型化的处理，未免有些限定了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开拓空间，使得某些实际存在的，独特的女性特性、心态无法在她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性别偏见，却又掉入了较为片面的女性形象类型化的误区，这是让人较为遗憾的。

亦舒的作品主要用形象塑造来突出女性，导致其作品中的男性大都被湮没在突出的女性形象背后，可以说是对男性形象的漠视。然而字里行间中男女主角的情感碰撞，又可以看出亦舒对两性意识的独特观点。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由，没有自我，一切的伦理道德为束缚着女性，当她选择一个男性，并嫁给一个男性，她就变成男性的附属品。亦舒反对这些旧有的观点，反对大男子主义，也反对软弱、只知道寻求依赖的女性。她渴望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责任和权利平等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伴随着女性文学的逐步发展缓慢觉醒的一个过程。打破了传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主动书写代替了被动描写，打破了女性文学因为传统文学中主流话语的强制干预而缺乏独立性的局面，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话语秩序。

亦舒的大多数作品描写并不着重于“反抗”压迫的两性对抗，而是在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的基础上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书写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在社会不断发展，男权价值体系逐渐松动的时代，女性应如何自处、自立、自强、自爱，始终是她想要探究和描写的主要话题。

亦舒小说从写作效果来看，不是生理性别而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作为新的精神而注入到作品中，将时代女性的独特经验、群体感受、生存困境、矛盾心理一一展现，它是以非常感性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论文参考。论文参考。在对男性霸权主义进行批判之后，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接纳和赞扬，从而使其“性别歧视”较为温和。在当代作品中，亦舒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抒写出时代女性内在感受，不沉湎于虚幻的爱情，反而揭示爱情的虚幻。

第14篇

关键词： 美国非裔女作家 创作思想 指导意义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美国黑人女作家们异军突起，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为美国黑人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些杰出的女作家们中，以托尼・莫里森、艾丽斯・沃克最具代表性。由于来自性别、种族、阶级三重压迫，美国非裔女作家不同于白人女作家与黑人男作家。正如芭芭拉・斯密斯评论的，她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这些非裔女作家们站在边缘人的立场，用独特的视角审视黑人的历史与文化，关注黑人特别是黑人妇女生活的痛苦，用自己的文字开启了黑人与黑人妇女的自我意识，并以发人深省的理论与实践开创了美国文学和文化领域最新思潮和理论前沿。她们作品中所承载的思想，不仅仅对本族文化与美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反对霸权文化、如何保留自身文化的特色、促进社会的发展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国内对以托尼・莫瑞森和艾丽斯・沃克为代表的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群的创作思想和内涵进行了一定的探究。

一

一些学者们认为女性主义是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们的创作思想。四川大学程锡麟教授与孙薇在《解读艾丽斯・沃克的“妇女主义”――〈从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和紫色看黑人女性主义》一文中，主要论述了1983年艾丽斯・沃克独特的女性主义观――“妇女主义”早已出现于早期的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从佐拉・尼尔・赫斯顿到艾丽斯・沃克，黑人女作家们一直在挖掘、记录女性的历史，思考黑人妇女如何在美国社会寻找自我。她们作品中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生活的“妇女主义”女性主义形象正是黑人妇女所独有的。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思想内涵的还有很多，包括程锡麟教授《谈〈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的女性主义意识》，四川大学周春的博士论文《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田辉的《对〈宠儿〉的黑人女性主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的龙秀美的《〈宠儿〉中母亲的故事给女儿带来的力量》，上海外国语大学袁霞的《〈紫色〉中的妇女主义生存观》，南京师范大学原蓓的《〈紫色〉――一部妇女主义成长小说》厦门大学黄雅真的《艾丽丝・沃克的〈梅里迪安〉的妇女主义解读》，以及云南大学骆洪的《身份构建中的双重话语――谈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主题》。这些文章着重论述美国非裔女作家关注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困境，对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身份构建提出不同见解。

另外一些学者则着重探讨美国非裔女作家作品中反映的种族性与民族文化认同。蒲立在其硕士论文《所罗门之歌》中阐释了莫里森强调的黑人民族意识；汤黎在其《传统的回归――从〈所罗门之歌〉看黑人文化传统》一文中谈到了莫里森呼吁回归黑人传统文化。大部分关于莫里森的文章如《回归还是超越――解读托尼・莫里森小说〈所罗门之歌〉的主题》、《〈所罗门之歌〉：‘追寻’的故事》等都分析了托尼・莫里森对于黑人文化在美国白人文化的冲击下如何保留特色的思考与见解，概言之就是不要盲目跟随白人文化和否定本民族的历史，回归、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对于黑人的精神解放至关重要。有些学者们则认为另一位非裔女作家艾丽斯・沃克对于黑人传统文化是持批判性的态度，一味地回归是片面与肤浅的。西华大学的赵莉华在《逃避伤痛文化，寻根非洲文化――从艾丽斯・沃克的〈外婆的日用家当〉看美国黑人文化认同》中指出黑人文化认同中的两个误区：怯懦逃避伤痛文化，盲目寻根非洲文化。徐继明在《从〈日用家当〉解读沃克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中分析了沃克对美国黑人民族文化身份的阐释。美国黑人文化既具有非洲特性又具有美国特性，应该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美国非裔文化遗产因特殊的历史条件，兼具非洲黑人文化遗产与美国黑人文化遗产的双重身份，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是美国黑人身份认识的关键。

不难看出，学者们对于当代美国非裔女性文学家创作思想的探寻主要是针对某一位作家、一部作品，或者两部作品的比较，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演变的体系，也没有深入地研究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群思想内涵的演变过程、原因及其影响。然而，美国非裔女作家个体的思想演变，女作家之间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呈现出了美国黑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待白人文化的冲击采取的不同态度和策略，从托尼・莫里森强调回归传统文化，到艾里斯・沃克的批判性接受传统文化，她们在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不过度看重自我文化而形成排他性。这一过程无疑体现了美国非裔女性文学家思想理论的不断进步与提高。

二

我认为要探索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的创作思想，首先必须立足于研究作家们的创作动因，看到女作家们自身种族与性别之双重压迫促使其创作文学作品，也要看到在主流白人文化浸下，黑人变得逐渐迷失，盲目否定自身文化，黑人女作家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引起读者思考，构建与主流文化平等社会地位的黑人价值观和黑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同时，其创作环境是不可忽略的思想外因。美国国内迭起的民权运动激发了她们执笔创作的欲望；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促使黑人女作家不仅关注种族压迫，还将目光投射到了黑人妇女悲惨的生活状态和遭受的别歧视；现代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思潮为非裔女作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与策源地。

其次，通过分析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群的代表作品，比较其作品中反映的民族主义与妇女主义、人文主义，寻求在白人主流社会中如何构建自身身份与保留传统黑人文化，研究她们的作品思想内涵，力求找寻其中的共性、个性和差异性。比如，莫里森侧重民族主义，强调非洲传统文化的回归与飞跃，拒绝白人文化；艾丽斯・沃克的作品中更多反映的是妇女主义，指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不断地寻找黑人在多元化文化中的动态平衡。从一系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美国非裔女作家的思想演变，从前期作品中的民族主义、妇女主义升华到了后期作品中隐射出的人文主义情怀，提出在任何存在霸权主义和种族优越感的地方，少数族裔和人群都应该坚持呼吁和寻求人道主义的平等和包容，以及对人性的尊重，捍卫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特色，丰富整个人类社会文化、文明色彩，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产生和发展掀起了美国文学和文化领域的新思潮，改变了美国社会原有的主流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为黑人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作品中蕴含的思想价值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白人社会的非裔民族。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里，中国应该如何保留本民族的特色，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既批判、继承与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又不过度保护而产生排他性甚至霸权文化发展论。当代美国非裔女性文学家在其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不同思想与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国］托妮・莫里森著.舒逊译.所罗门之歌.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2］［美国］艾丽斯・沃克著.陶洁译.紫颜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3］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述评，1999，（02）.

［5］刘戈，韩子满.艾丽斯・沃克与妇女主义［期刊论文］.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双性同体

 

“双性同体”一词，从柏拉图开始，就被赋予超越性别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指人类最初身兼两性、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柏拉图从神话起源上理解，人类最初就是双性同体，宙斯把人类分成男女不同性别的个体，所以人类渴望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荣格认为，从人类学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双性同体，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即男性的强悍果敢和女性的温柔细致。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先驱、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沿用“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将它发展成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理论，并将它视作文学创作的理想境界。

一．“双性同体”观的形成和发展

伍尔夫在她的女性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及：“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伍尔夫认为，人类的大脑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性格特征，“双性同体”既是两性关系的最佳状态文学艺术论文，也是作家创作的最佳状态。因此她推断，莎士比亚就是双性同体的，济慈、斯特恩、考珀、兰姆和柯勒律治，人人如此。普鲁斯特更是十足的双性同体，没准女性气质稍多一点。相对于单一性别的大脑，双性同体的大脑更易于引发共鸣，它能够不受妨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富于创造力、清晰、不断裂。[1]

在评论界，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自问世以来便遭到一些女性主义作家的反对。美国女性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其代表专著《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指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并非一个女性主义的观点，只是一个“无性与不育”的隐喻；是她逃避现实，压抑愤怒，讨好男性的一种手段。[2]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艾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也提出，“双性同体”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设理论，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退却与和解。[3] 尽管争议不断，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作为超越性别特征的一种创作理论，挑战了男性霸权文化，解构了性别二元对立，把两性和谐统一视为美好的性别理想。这既是引导女性反抗性别歧视、走出性别困境的一种策略，同时也为女性作家的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二“双性同体”观在《奥兰多》中的体现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在《奥兰多》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奥兰多》是伍尔夫创作的一部最具夸张特色的小说，它集传记、史记、小说为一体，打破了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以性别突变、时空穿越等特征，记录了主人公奥兰多从16世纪的男性到20世纪的女性的转变过程。[4] 先男后女的人生经历让奥兰多身兼两性特征，洞悉两性奥秘。奥兰多在三十岁时由男变女，三十岁前的男性奥兰多英俊富有，既有女王宠幸，又不乏名媛追捧。三十岁后的女性奥兰多美丽高贵，俨然淑女典范中国。伍尔夫并未让奥兰多在性别转变之后旋即进入两性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是让奥兰多遵从现实世界的常规，一次次面临彷徨困惑，一步步通过不断磨合逐渐走向双性融合。

初为女性的奥兰多在返回英格兰的海船上，长裙曳地，光彩照人。不仅船长为之倾倒，就连一个水手也险些因为惊艳而跌入海中。奥兰多在体会到身为女性的愉悦甜蜜时，也感受到顺从、贞洁，衣着优雅是女性必须坚守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她还意识到，变为女性后的她再不能拔剑刺穿某人的身体，再不能统领军队，也再不能佩戴象征英勇的勋章。她惟一能做的是给老爷端茶倒水，察言观色。

随着女性体验的增加和女性意识的增强，奥兰多逐渐觉察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女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即使她作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得以与艾迪生、蒲伯、斯威夫特等文化名流交往。这些大名鼎鼎的才子诗人们也送诗过来请她过目，征求她的意见文学艺术论文，但绝不表示他们由衷地尊重她、欣赏她。她很清楚“聪明男人只是陪她们玩玩儿，奉承她们，哄她们开心”。[5] 奥兰多曾经对身为男子非常自豪，可如今的她却看不起所谓的男子气概。她甚至对文人圈子的虚伪倒了胃口，尽管她必须得继续尊重他们的作品。性别的改变不仅让奥兰多在两性间摇摆不定，而且让她官司缠身。根据法律，身为女人，就不应拥有任何财产，这基本上与被宣判死亡是同一回事，因此她曾经享有的头衔、宅邸和财产都将与她分离。法律在不能确定她的性别以前，只允许她隐姓埋名，暂居乡间。可见，女性已经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了，即便是作为文人雅士们的女恩主，奥兰多也概莫能外。《女性简史》的作者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毫不吝惜地告诫女性：“当人们再不想生儿育女，女人也就再无必要。”女性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回想曾经作为男性所享受的特权，奥兰多百思难解。在她看来，她本身并没有改变，只不过选择了女性的服装，流露出女性的气质。为何曾经由她随意塑造的世界仅仅因为服装、性别的改变使她举步维艰？伍尔夫的一段关于服装功能的言论多少回答了奥兰多的疑问：

衣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能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即不是我们穿衣服，而是衣服穿我们；我们可以把它们缝制成手臂或胸脯的形状，而它们则根据自己的喜好塑造我们的心、我们的脑、我们的语言……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男女若是穿同样的衣服，对世界或许就有同样的看法了。[5]

通过以上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在父权社会中，男子是自信的、僭越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第一性，是社会的中心和决定力量；而女子是谦恭的、顺从的，因为她们是社会的第二性，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依附于男子的“他者”。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不管奥兰多如何努力、挣扎，都不能摆脱身为女性所遭受的的束缚与歧视，就连伍尔夫本人也难逃此宿命。伍尔夫出生于英国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给家中的男孩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上名校，可女儿却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零碎的知识。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父亲不是过早去世，她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如此丰赡的作品。他会扼杀我的生命，不能写作……[6]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文学艺术论文，20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无一例外地被要求成为孝顺的女儿、隐忍的妻子、贤良的母亲。总之，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性文化霸权无情地剥夺了女性享有平等权利和同等智慧的机会，女性丧失了话语权，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写作。奥兰多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由于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种种困惑，她的长诗《大橡树》的创作也多次被迫中断。熟知两性心理的她轮番发现两性都有可悲的缺陷，仿佛她本人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正当奥兰多陷入两难境地之时，换装成为她自我解脱的新出路。柔美的长裙，阳刚的马裤，或者是分不清男女的中国袍子，奥兰多通过频繁易装获得了只穿一类服装的常人无法想象的双重收获，她游刃有余地在双性之间自由转化，轮番享受两性的爱恋。

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从一性向另一性摇摆的情况，往往只是服装显示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内里的性别则恰恰与外表相反……我们姑且撇开一般，仅仅注意它在奥兰多这个特例中产生的奇特作用。”[5] 借助换装实现双性同体的奥兰多由于汲取了双性营养，兼具双性特质，理智与情感在她的头脑中自由平等地交融。因此柯勒律治说，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1]

拥有双性气质的奥兰多终于完成了饱含其毕生心血的诗作《大橡树》，由于诗中充满了对真理、自然和人性的关注而大获成功。完整的双重人格不仅完善了其创作才能，也使其收获幸福的爱情和完美的婚姻。奥兰多的丈夫谢尔同样也是双性同体，两人初次见面时就彼此吸引中国。由于深谙异性的心理，他们能相互心领神会，交流默契。两种性别特质没有孰优孰劣，而是对立统一地在一个人身上体现。[7]

三“双性同体”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小说《奥兰多》蕴含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双性同体”的优越性，呼唤两性之间的包容性。尽管在父权社会，男女两性地位悬殊，女性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很难与男性抗衡，但伍尔夫一直在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她试图通过奥兰多这个双性同体的人物来探索一条重建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4] 双性同体的奥兰多无疑是伍尔夫创造的一个完美人物，伍尔夫正是通过描述奥兰多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表明自己所期待的两性平等共存、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虽然这种通过淡化性别意识而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完美构思，在有缺损的男性中心社会结构中，只能是一种幻想。[8] 但是，“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给男女两性提供了大致相当的经济地位，加上共同的自然界所构成的大体近似的心理和外部环境，必然使男女两性在精神上和品质上日益接近。当今的世界已是男女两性互相沟通、对话的时代了。”[9]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无疑是具有辩证精神和发展眼光的，在当时的父权社会尤其难能可贵。伍尔夫肯定男女两性的差异，但反对夸大差异。在她看来，双性的心灵让人类社会更和谐、更平等。男性和女性作为平等的个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文学艺术论文，女性才能得以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获得人的自由和尊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忽视，不排斥，也不抹杀任一性，而是把两性和谐统一视为美好的性别理想。只有两性平等地对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渐融合，人类社会才能够真正达到和谐统一。

结语

综上所述，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作为解决两性冲突、促进两性平等的理论依据，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双性同体”虽然是一种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带有几分“乌托邦”的色彩。而且，“双性同体”的人物作为社会的“第三性”，也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容易导致人物解读的形式化和机械化。但是，伍尔夫通过“双性同体”人物的塑造，不仅颠覆了父权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还规避了女性走向分离主义的立场。虽然伍尔夫运用的是女性的视角，但思考的却是双性的问题，即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没有停留在男女二元对立的这个矛盾层次上，而是走向男女二元对立的统一。[10] 因此，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必将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对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 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85、90.

[2]Elaine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63

[3]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02

[4]何亚惠.“双性同体”――伍尔夫的女性创作意识[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1）：45-50.

[5]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 林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23、107、108.

[6]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日记选[M]. 戴红珍 宋炳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117.

[7]彭瑶.超越性别：《奥兰多》的女性主义思想[J]. 名作欣赏，2006，（2）: 94-97.

[8]杨玉珍.双性同体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J]. 江西社会科学，2002（1）：83-86.

[9]孙少先.女性主义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38.

[10]刘静.《远航》与《奥兰多》：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到双性同体理想的实现[J]. 绥化学院学报，2009（2）：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