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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层分析法是在一种载体(通常是固体)上进行混合物分离和分析的方法。混合物(一般是液体)随展开液流经载体,就可以被分离成各种纯组份。而分析每一个纯组份,显然比分析混合物要简单得多,所以色层分析法可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和灵敏度。有时可以直接根据载体上出现的各种纯组份的颜色,来确定混合物中含有哪些物质。
进行色层分析需要有吸附剂(如氧化铝、氧化硅等),还要把吸附剂装在吸附柱上,操作就比较复杂一些。这里介绍用粉笔来模拟色层分析法,既简便又有趣。
1.蓝墨水中有几种染料
取一支粉笔,在距离粗的一头1厘米的地方点上一点蓝墨水(只要用细玻璃棒蘸上蓝墨水一点,不可用滴管满,因为这样做会使蓝墨水的点太大),点完后,蓝墨水点的直径约为1毫米。
在培养皿内加酒精作展开液面高度保持在0.5厘米左右。然后把粉笔的大头朝下,竖立在酒精中,但酒精的液面不可与蓝墨水点接触。
不久,酒精就在粉笔上慢慢上升,随着酒精向上扩散,蓝墨水也在粉笔上向上移动。最后,你可以看到粉笔上半部的墨水是蓝色的,粉笔下半部的墨水是紫色的。说明在蓝墨水中存在着两种染料,一种是紫色的,另一种是蓝色的。
2.红墨水中有几种染料
再取一支粉笔,在粗的一头点上一点红墨水(位置和蓝墨水点相同),然后把它竖立在酒精中,红墨水也会随着酒精慢慢向上扩散。最后,你会看到,粉笔上半部的墨水是橙红色的,下个部的墨水是红色的,说明红墨水中也有两种染料。
3.分离甲基橙和酚酞
在试管中加入2毫升浓氨水和18毫升蒸馏水,混匀。再加入10毫升丁醇,管口用橡皮塞塞严,充分摇动试管,然后将试管静置。等溶液分层后(上层是氨的丁醇溶液,下层是氨水),用滴管取出上层溶液放在培养皿内。
将0.5毫升甲基橙指示剂和0.5毫升酚酞指示剂混合均匀。
取一支粉笔,在粗的一头点上一点混合指示剂(位置和实验1中相同),然后把粉笔竖立在培养皿内的氨的丁醇溶液中。不久混合指示刘慢慢向上扩散。最后,粉笔的上半部是红色的,下半部是橙黄色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呢?原来,酚酞和甲基橙在粉笔上的扩散速度是不同的,酚酞往上爬得快,甲基橙爬得慢。所以粉笔上半部是酚酞,它遇到氨水显红色,粉笔的下半部是甲基橙,遇到氨水显橙黄色。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实验,可以使我们初步了解到,在色层分析中是怎样把两种物质分开的。
4.绿叶中的色素
取—些绿叶(可以用绿叶蔬菜,例如菠菜,或者用绿色树叶).放在研钵中捣碎。把绿叶的汁和碎末涂在粉笔下端距离粗的一头l厘米的地方(最好涂得多一点)。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
具体实施措施笔者把中西文化比较课程教学环节分为课堂讲授、自主学习、教学活动和课外作业等多种形式。根据教学内容,安排了情景教学课,双语运用专题讨论课,双语运用专题辩论课,中西文化比较研讨课。情景教学。中西文化比较双语课程呈现情景模拟系列训练时,设定多个文化场景,分别组织学生进行实训,由此形成系列训练。通过实训,学生从中西方文化不同角度进行双语呈现的表演演示,进而理解本课程教学内容中相关中西文化比较的内容。表演中英语与汉语的比例为1比9。文化表演内容用英文,理论阐述用中文。双语运用专题讨论课。选取一些专题内容,如,中西方建筑文化,中西方艺术,中西方宗教文化,中西方思维方式等,让学生提前做好材料的收集与整理,教师做好课堂策划。在讨论中,教师用双语教授学生文化专题的精髓,并与当前文化现象紧密结合,提出若干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学生用中、英两种语言参与课堂,提出自己对某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并作出对比。讨论中双语的比例为5比5。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描述用英文,而文化的引申与思考则用中文。双语运用专题辩论课。选取若干具有可辨性的专题,如,中西方教育差异,中西社会规范体系等。教师先用双语传授基本知识,然后给出辩题,让学生课下收集资料,为辩论会做好准备。辩论课采用辩论会的形式,辩论总结陈述部分用英文,自由辩为中文。在双语的辩论中让学生对某一文化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更全面地了解他国文化,深入思考本国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研讨课。根据教学内容,确定一个综合性的课题,同学课下撰写小论文,确定一次课,进行研讨,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阐述其论文的基本观点。论文写作采用中文,阐述语言使用英文。除此之外,笔者还采取了提纲下自学,分组集中,课内实践,课外实践等方式按照一定的中英文的比例进行授课,以期实现此课程的双语教学理念。
二、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在双语教学模式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其英语语言水平。使学生对很多文化现象有了深刻认识,如,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学生通过客观平实的剖析,从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诸多层面来探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再解决“中西之争”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英文的使用使得老师、学生都要去查阅原版资料,同时要用另一种语言的思维习惯来进行对比,更彻底使用对比的方式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另外,现在有很多院校都与国外有着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或与国外院校合作办学,这为教师带来了进修或考察的机会,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英语和专业水平,也为双语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这些条件,可明显提高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三、双语教学的现状
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受许多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第一,教材缺乏。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较好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双语教材,老师只能查阅各种单语版本的教材与参考书,然后经过教师的组织与加工,变成双语授课材料。这样的讲义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自然比不上很多单语教材,而且理论深度也不够,在指导学生深度比较方面就捉襟见肘。第二,学生英语水平制约。学生的英文水平,特别是口头表达能力较差,使得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有一定的难度。学生无法准确、流畅地叙述完某个文化现象,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对其进行评价。老师上课英文讲得多,学生就会听不懂,进而听得不耐烦,思想就不能集中,老师必须又用中文赘述一遍,影响了教学进度。第三,师资匮乏。合格的双语教师是双语课能否很好实行的关键。而目前全国各大院校的双语教师均较匮乏,很多高校都是用英语教师和专业课教师担任双语教师。英语教师英语水平高,而专业知识薄弱,专业课老师专业基础扎实但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第四,双语课和双语教学理念不统一。至今学术界对双语教学及双语教学实施的意见仍不一致。即使是在较早实行双语教学的北美一些国家,对于双语教学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在此种情况下,双语理念的实施更是举步维艰。
四、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