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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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不仅仅是绝对过剩，往往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结构过剩。表现为低端产品、粗加工领域产能过剩，而该行业内高端产品、高技术项目、高附加值领域产能不足。这样的结构过剩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在产能利用率低、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近几年还要从国际市场进口超过千万吨的钢材，原因就是我们过剩的都是低附加值产品，无法满足市场对于高端产品的需求。对于这种尴尬的局面，一些中型企业舍弃了钢铁的主业，没有在技术研发、产品升级上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反而将其投入到其他领域，放弃对高附加值的高端市场的追求导致了企业投资的大而不精，对国外市场高端产品的依赖阻碍了钢铁产业的持续升级。另外我国各地迅速扩张的钢铁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规模小、技术差、污染大，在缺乏有效资本市场的作用下，很难进行产业整合，这些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反而降低了产业集中度，造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阻力。

二、对策建议

（一）银行业构建防御体系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针对产能过剩行业规模的扩大采取有效措施，构建既保护自己同时也能有效刺激产业整合升级的防御体系。首先，投放信贷规模上要严格控制。银行要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和合作，建立产业信息共享机制，使过剩行业的动态能够达到政银共享，合力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其次，银行业要充分把握信贷的主动权，抑制企业的重复生产，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积极参与企业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增加行业内新的增长点。第三，建立对风险的防控体系，各银行之间加强信息共享及信贷统一准则的协商，防止企业盲目授信、过度授信等行为的发生，同时建立信贷风险评估机制。第四，银监会要加强差别化监管，加大违反规定向产能过剩行业提供授信行为的惩治力度，引导银行业将信贷资源转向低能耗等绿色信贷领域。

（二）增加基础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林毅夫曾说：“解决产能过剩还是必须靠投资，能够降低能耗、提高效率的投资。”2014年前三季度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开工项目不断增多。从推进发展西部战略、实施城镇一体化建设、农业现代化等政策措施来看，我国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还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务院已提出将增加与民间资本合作的方式来促使更多的私人资本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拓宽了融资渠道，发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其次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来提高低收入者的购买力，积极培育消费的新形态，以补贴、减税等手段刺激消费，通过扩大内需缓解过剩的产能。

第2篇

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巨灵金融平台及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样本选用2002—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由于CSMAR数据库从2002年开始披露成本费用粘性计算中所需使用的收入及费用季度数据，另外，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需要，为了保证恰当的时间跨度，本文选用了2002—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及同一年度中四个季度销售额连续上升或连续下降的样本。最终，本文的样本包含了961家上市公司，共11351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及回归模型设定

(一)宏观经济波动的计量已有研究在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时，通常选用的是GDP增长率（Lev&Thiagarajan,1993；ABJ,2003；Bankeretal.,2010；孙铮，2004等），没有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选用产出缺口对宏观经济的波动进行计量。

(二)成本费用粘性的计量借鉴DanWeiss(2010)的方法，本文利用企业收入、费用的季度数据，通过下列算式，对各企业每一年度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进行了计算。上式通过测量销售额每下降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和销售额每上涨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之间的差值，来衡量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若Sticky<0，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粘性；反之，若Sticky>0，则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反粘性。

(三)管理者未来预期的计量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表明，管理者会依据企业前期的业绩表现来推测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Barberisetal.，1998;LantandHurley，1999），当前期销售额增长时，管理者往往会更加的乐观；反之，会更加的悲观（曹歌，2012；Bankeretal.，2014）。因此，本文设置了一个关于管理者预期的虚拟变量，并将前期销售额变动方向作为管理者预期的判断标准：当第t-1期销售额大于第t-2期销售额时，我们认为管理者对第t期销售额将持有乐观预期；否则，将持悲观态度。

(四)回归方程的设定为了检验假设一，即观察宏观经济波动是否会对费用粘性产生影响影响，我们使用了如下方程。在这里，我们用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来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管理者未来预期共同对费用粘性产生的影响，并以此考察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我们主要观察该交乘项的符号和显著性，以此检验假设二、三、四。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表1中，我们队全体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费用粘性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1393、-0.1171，均小于零，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费用粘性的现象；管理者预期的均值为0.7477，大于0.5，说明上市公司高管更容易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持有乐观预期，这与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现象相互对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均值约为38%，两职分离情况的均值约为0.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并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在表2中，我们将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对子样本进行了双重差分检验。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平均费用粘性为-0.0855，非国有企业的为-0.1783，非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程度，并且，就均值而言，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乐观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高管的乐观程度，说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更低，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于成本的调整也更加随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三和假设四。此外，无论是均值还是中值，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都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国有企业的问题，导致国企的治理效率低下。

(二)实证回归结果利用模型1和模型2对假设H1-H4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的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到，产出缺口与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产出缺口大于零，即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会随之上升，印证了假设1。另外，资本密集度与成本粘性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当收入出现波动时的调整成本越高，企业的费用粘性就会越强，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相反，劳动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在计量过程中，我们为了控制异方差对劳动密集度取了对数，导致劳动密集度的样本值小于零导致的，就本质而言，劳动密集度的系数说明当企业的劳动密集度高时，企业的费用粘性也会更强。为了验证假设2，即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影响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管理者预期的变量及其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得到模型2。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未来预期的乐观程度与企业的费用粘性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持有一种乐观态度时，往往会更不愿意调整企业的现有资源，以防未来期间调整成本的发生，这与曹歌（2012）、Bankeretal（.2014）的结论是一致的；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也与企业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上行对费用粘性的促进作用就会加剧；反之，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悲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下行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也会加剧，假设二得到数据支持。模型3和模型4是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基础上，用子样本对模型2进行的重新回归，其中模型3是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模型4是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的回归。从回归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与费用粘性水平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当国有企业管理者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水平并不存在着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低下，管理者并没有很强烈的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动机，并且国企的所发生的费用多少也不会对企业的生存产生实际的影响，在做出成本决策时，管理者并不会很认真的考虑调整成本的问题，更多的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反，在非国有企业赝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会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帝国建设主义思想”更强，在作出成本成本决策的过程中也就会更加细致的考虑宏观经济的波动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由此，假设3和假设4得到证明。

四、结论

第3篇

国际上存在很多种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汇率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核心是权衡效率与稳定之间的两难，在一个资本账户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化汇率，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汇率的完全市场化才是有效的汇率制度安排。显然，中国与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安排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能选择稳定的汇率而牺牲一定的效率。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从国外经验来看，无论是汇率制度还是汇率水平的调整，都必须主动操作，不可被动应付。凡主动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国、智利和韩国；凡被动应对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马来西亚。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美元利率处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结束了长达5年零利率政策；欧元区也在进行小幅加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了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全部托盘买入，汇率变动的幅度被严格控制在0.3%以内。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节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节作用；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防范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流入。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防止对贸易部门的过度调整。我国在走向开放的经济中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出口导向促进经济增长战略，这是一种促进就业并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贸易战略。而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的收缩作用最大，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因而，汇率调整必须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同时也考虑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破坏出口竞争力。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论发展都是在这个模型基础上的修正、延伸。在这些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也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但问题是：由于人民币币值存在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币的初始升值强化了国外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如果外资转化为人民币后不投入非货币资产，外资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币年升值幅度与国内利率之和，这个收益率与国外利率之间的权衡（这里没有考虑外资进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风险）来决定外资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从资本市场而言，这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从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