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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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系统的外部条件：宁夏D乡的基本状况

（一）社会经济现状

D乡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曾处于沙漠地带，饱受干旱和沙尘暴的侵扰，但地势平坦且临近黄河，因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自治区政府吊庄移民政策①的规划地区。D乡属于回民区，2008年总人口42136人，回族占60％，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和地区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导致单位家庭孩子数量相对较多。回族民众笃信伊斯兰教，全乡各处伫立着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回汉文化多元并进。多年的经济整治使得砂质土壤得到改良，再加上黄河灌溉和搬迁时统一规划的水渠系统的使用，D乡逐渐成为适宜种植和居住的地区，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为玉米、小麦和经济作物枸杞，同时还有少量的畜牧与养殖。由于地理上的交通便利和临近首府银川、西安和兰州等大城市，近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得益于现代化的趋势和经济增长的拉动，D乡近年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劳务需求和人工费的增加使得该地区农民收入普遍增长。据当地政府网站公布数据显示，D乡2009年有6000多人外出务工，劳务收入2800万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务工浪潮，给D乡经济带来了发展。

（二）义务教育政策的基本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与此同时，D乡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农村教育，除法律规定的普遍性政策之外，还具有许多政策上的独特之处。首先，致力于中西部地区的“两基普九”。为贯彻推进西部大开发，国家提出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的“两基”计划，少数民族教育成为“两基”攻坚的难点。行走在D乡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基础义务教育重点普及地区的标语，D乡共有完小9所，遍布全乡26个村庄，完中一所，基础教育学校体系基本完善。其次，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国家从2001年开始实施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即“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6年又从西部地区开始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D乡所有中小学生均享受了基本的两免一补政策，学费书本费均由国家承担，上学成本普遍不高，即便存在一定的日常开支，相对该地区近年来平均工资和人均收入而言也不算很多。再次，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倾斜。民族教育政策倾斜的支点则在民族基础教育。［3］D乡回族学生在入学升学方面均享有优惠政策，以中考为例，回族学生可以有30分的加分政策，同时在入学和录取上也享有优先保障。日常生活中，政府的“鸡蛋工程”让所有学生每天可以得到一个鸡蛋作为早餐。从2012年起，政府还启动免费午餐的工程，而D乡作为试点地区提前享受到这样的补助机会。

系统的反常输出：义务教育政策下D乡的初中辍学现象

无论是国家整体推行的教育政策，还是落实到民族农村地区的具体政策倾斜，其基本出发点都意在维持所有“适龄儿童接受教育”这一基本目标，而当既定政策目标群体的学生出现流失之时，政策本身也就出现了失灵。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农村学生辍学现象就是这种教育政策失灵的体现，而宁夏D乡则尤为明显。以全乡唯一的D乡中学为例，学校共设有七八九三个年级，2010年的在校学生人数为2400人，根据笔者对2010年新入学的七年级其中一个班级为期一年的跟踪观察显示，从2010年9月入学时全班人数63人，到2011年6月学年结束之时全班人数51人，一年期间辍学人数达到12人，其中男生9人，女生3人，汉族2人，回族10人，男生占总辍学人数的比例为75％，回族占总辍学人数比例为83％。同样的现象反映在学校2010年入学时的统计数据中，如表1所示：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入学成本的降低，D乡中学尚处在义务教育政策阶段的初中生却出现了辍学人数逐渐增多的反常趋势，并且此增长一方面是辍学人数的绝对数字的增加，另一方面是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辍学人数也增加。八年级和九年级的辍学率分别达到17．4％和25．5％，这一指标远高于同期其他省份辍学率，也远高于国家“两基普九”规定的3％的辍学率警戒线。其次，尽管存有地区落后观念和家长的影响，但多数学生辍学属于主动辍学。辍学生离开学校，与家庭经济负担没有直接关系。［4］在同期进行的对家长和学生辍学的访谈记录显示，有73％的学生认为其辍学是自己的决定，且71％的家长对学生辍学持坚决反对态度，可见地区观念和家长作用对学生辍学即使起到间接影响但也没有决定作用。在经济困难时期，农村青少年更多的是因为贫困而辍学，是被迫辍学；反之在经济发展时期，更多是因为眼前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辍学，是主动辍学。［5］调查中还发现，民族基础教育的政策倾斜并没有减少回族学生辍学的可能，相反回族学生辍学率远高于汉族，八年级辍学人数中回族135人，占88．2％，而在九年级辍学人数中回族占72％。在回族和汉族都具有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农村地区，以往女生为主的辍学现象被男生辍学人数远多于女生的现象所取代，八年级辍学人数中女生只占36．6％，而相反男生辍学人数达到97人，占63．4％；九年级中辍学男生则占辍学总人数的52．7％。

系统输入：对D乡辍学学生和教育资源的考察

（一）要求输入———学生的辍学逻辑

在尝试辨析影响学生做出辍学决定的因素时，单靠分析访谈学生自身提出的辍学原因是不够的，为减少这种主观性的偏差，笔者通过学生提出的辍学原因和实际辍学去向两组调查数据来分析，有33％的学生认为是学习困难导致信心丧失，无法继续念书；30％的学生认为读书无用是自己辍学的原因；26％的学生认为家庭困难是自己辍学原因；还有小部分因为身体等客观原因而辍学。而辍学后去向，其中有56％的同学外出打工，22％的同学在家打工，6％的同学去清真寺念经，还有小部分同学结婚。在这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学生辍学的隐性逻辑：学习困难容易导致普遍的厌学情绪，并且在朋辈交流和信息媒介的发展下得到传播，而这种信息传播和流动机会的增加助长了学生经济社会参与行为，在D乡主要表现为学生周末常常跟随父母进城打工，枸杞收获的时节，平均两元钱一小时的人工费也使得大量的学生课余打工，更有甚者逃课旷课去打工挣钱，由于往来交通方便，许多学生出走银川、兰州等大城市，脱离校园走向社会。

（二）支持输入———基层教育资源的缺乏

首先，经费投入的不足。教育事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是经费投入，［6］经费作为义务教育政策系统的支持性输入，在我们这个穷国办大教育，教育事业适度超前发展与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甘肃和江苏的校车事件可见一斑。宁夏D乡虽已基本建立遍布全乡的小学体系，但在笔者走访了解过程中，无论是学校建设还是教师工资都存在严重的资金缺乏，虽然国家普及的两免一补和地方性的“鸡蛋工程”和“免费午餐”体现出国家在教育经费上的大力支持，但此种支持远远无法支撑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的开支，且还要考虑过程中可能有的教育腐败和资源浪费现象，由中央层面下放的教育投入，经由一级级政府机关的层次扣减，到最后留给基层部门可利用的资金非常有限，而作为这个体系当中最底层的学校和教师，可利用的资源更是少得可怜。其次，师资力量的缺乏。资金不足往往伴随着师资缺乏，年轻教师流失的原因大多都是出于经济考虑，而这种师资不足又导致教师教学任务沉重。2010年D乡中学有学生2400人，40多个教学班，并且这个数字会随着吊庄移民地区搬迁人数的增加和人口出生率的居高不下而逐年递增，而学校的教职工人数却只有142人，除去后勤部门外，能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不足百人，因而在教学任务上，平均每一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为20～30人，远远高于2009年宁夏平均16人的水平。［7］此外教师流动和流失频繁。一方面由于学校缺乏教师，因而许多从县城和其他地区“借”来的支教老师和交流老师都担任了主课教学任务，这些临时性老师经常性的交换流动使得教学工作存在断裂，对学生学习及心理成长产生消极作用。另一方面业已入职的年轻教师存在大量流失，无论是考取公务员还是研究生，抑或是到更好的县城和市区求职，在导致师资力量不足现象更严峻的同时，也给学生们带来不良的示范影响。

（三）隐性输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

从教育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将教育看作一种投资，这种投资可为接受教育的人带来货币收益（如未来较高的工资），因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之间的权衡成为学生是否辍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教育的资本价值大大降低，读书不再成为出人头地前途似锦的唯一方式，世代经学的传统不再具有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意义，如今人们更愿意认为“遗子一经，不如黄金满籯”。现代化还打破了传统的伦理格调和社会观念，民众对现实利益的追逐兴趣远胜于教育精神，当外出打工的流行和务工人员普遍收入增长的现象出现时，近在眼前的经济利益显然比作为长期投资且存有风险的教育更具有吸引力。此外农村人口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大家都沿着相同的轨迹生活，教育改变生活的示范和刺激效应短期难以实现，相反打工挣钱带来的现实收益和示范刺激效应却很快对学生和家长产生影响。

政策执行系统：D乡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分析

即使存在着学生厌学情绪和读书无用论，以及教育资金和教师资源的不足和经济因素等影响因素，义务教育政策都有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抑制失学的预防措施，而原本可作为防止学生辍学的最后一道关卡的政策执行在最后关头失去作用，导致宁夏D乡大量辍学现象的产生。“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形式内容、适用状况和社会理解程度，执行机构的具体执行和目标群体的接受程度，以及文化社会环境等都是影响义务教育在D乡成败的考虑因素，如图2。

（一）理想化政策：义务教育政策失灵

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在国内实施以来，曾经取得了长期而广泛的成就，建国初的1949年全国学龄人口入学率仅为20％，其中文盲达80％以上，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的85％实现了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85％，小学入学率达到99％。［8］然而任何政策，决不能有利而无弊，也不能历久而不变。教育系统在D乡的失灵源于理想化的政策与时代的脱节，时代在变，相应的政策和制度理应随之变化。

（二）目标群体：学生和家长教育认知

公共政策制定以后，如果政策目标群体不能正确理解公共政策的内涵、基本原则及其制定政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或者公共政策理解发生偏差，则可能使公共政策执行行动发生偏差。［9］学生和高文盲率的家长对教育认知矛盾构成了对政策理解的摇摆，在诸如D乡这样的偏远的农村地区，一方面，厌学情绪的产生和“读书无用论”在学生和家长中间的滋长流行导致对教育的质疑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教育”价值依然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旧有的经学致用风气的传承导致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理解产生矛盾和冲突，而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利性出路和国家的资金支持就成为影响的重要变量。义务教育政策的失灵伴随的辍学现象客观上是由于利益刺激下学生的经济参与行为，而这种利益刺激，一方面来源于辍学带来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来源于教育资源不足带来的间接损失。

（三）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部门和学校的偏差

一方面学校在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和失范。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指标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新增的一项指标，即一个学校入学人数与毕业人数的百分比，这是义务教育政策中为了保障辍学控制而设置的一个特殊指标，而在D乡中学它更多地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指标，使得它在控制减少辍学的作用上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吊庄移民地区的特殊入学政策导致“高龄学生”众多。调查中发现，该地区学生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年龄普遍偏高，存在大量高年龄低年级的个体案例，有70％的学生在吊庄移民搬迁至大战场后留级一到两年，而这种留级不是根据其实际知识学习状况，而是当地小学统一实行的留级政策，更有3％的学生从一年级重新读起，这种入学方式使得后来升入中学的很多学生普遍年龄偏高，甚至已经成年但仍未初中毕业的学生大量存在，这些“高龄”初中生成为辍学的主力军。再者，当地相关机构在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造假和腐败行为。2005年中央党校经济部的潘云良教授对全国十六个省市的义务教育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发现“两基”达标数据造假现象严重，地方政府通过编造假数据来蒙混过关，由于“两基”已成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标准，与人事晋升直接相关，甚至出现了“‘两基’不过关，乡镇干部一锅端”的说法。经济发达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社会经济尚在起步的D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用民族地区自主的“自由裁量权”解释政策以为自己谋私利，背离了原有政策的精神。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巧立名目，利用各种名义收取费用，给学生和家长带来恶性印象。与此同时还缺乏独立、多元和有效的监督评估，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D乡的学生辍学现象。

第2篇

一、澳大利亚多元化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澳大利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最初，澳大利亚政府对土著民及非英语少数族裔实行歧视政策，将其排除于正常的教育系统之外；此后，试图通过同化教育，使其放弃自身的文化身份，融入白人社会；同化政策的失败促使澳政府实行了灵活的多元化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多元化的民族教育政策，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政府建立了各个层次的相关国家机构，设置专人专岗负责少数民族教育的实施和监督工作，如：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和土著人事务办公室、移民与多元化事务部、土著人与托雷斯海峡岛屿办公室。这些机构在一些民间团体的配合下进行工作。其次，政府在少数族裔的语言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如：为确保非英语背景的澳大利亚人有机会学习英语，创办了适合成人和儿童学习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项目，同时还实施LOTE（LanguageOtherthanEnglish）项目，给移民提供在澳大利亚学习本族语言的机会。[5]此外，政府为各州各地区开展民族教育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经费。不仅出资赞助为当地外来族裔提供相关培训，为其争取教育机会和权利、增强其归属感和身份认同，[6]同时也在本地族裔中展开系列活动教育人们尊重容忍外来文化。澳大利亚政府在少数族裔的语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及基础教育方面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以确保少数民族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对少数民族有很多照顾。首先通过《全民享有的公平机会》的声明保证来自不同国家和群体的澳大利亚人都有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提供专项拨款给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社会公共机构开展相关课程和跨文化的专业培训。[7]联邦政府设立土著民资助金，致力于提高土著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成果机会的各种活动。[8]充分考虑移民多元化的背景与语言情况后，政府还采取了诸多职业教育政策措施保证外来移民的就业。如：工作培训、桥梁培训等。工业关系部更是针对移民，通过奖励改革的项目为调研非英语工作者的需求、编写培训材料和翻译改革材料提供经费。此外，成立于1989年的海外技能认可国家办公室负责制订标准进行职业认证，以确保海外移民的技能和职称能在澳洲劳动市场受到和当地居民同样的认可、对待。为了让更多的儿童接受教育，政府要求不仅在普通公立与私立学校招收土著儿童，而且在土著民社区成立专门学校。该类学校的基础设施、教学内容和方法尽量适应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教学模式上采用“土著教学辅助员制”，即聘用土著民作为教学辅导员，与有经验的非土著民教师同时任教，促进师生、生生交流；在教学语言和内容上，采用“双语与双文化”的方式，让学生在逐步掌握英语的同时能保留自己本族的文化和语言，从而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提高民族荣誉感。此外，为了解决居住于偏远的中西部地区原住民的教育问题，澳政府建立了以网络为基础的远程教学系统和虚拟校区，将人员、信息和资料通过信息技术吸纳入远程教学平台。通过该平台，位处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场所完成进行过独特设计的较为弹性的课程。[9]

二、少数民族教育立法

在多元化政策实行的数十年间，澳大利亚政府逐步意识到少数民族教育对于整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性，在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教育投入后，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仅仅靠多投入资金很难全面解决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问题。由此，政府制订了很多法律条文，把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目标、方法、策略、途径、责任制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相关法律的制订以多元化民族政策为基础，以保证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力为前提。实施多年的情况证明，多元化的教育政策不仅有效解决了澳大利亚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还积极促进了民族团结，有力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文化的发展。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立法中以促进土著人教育的法律法规尤为突出。如：影响未来教育的《21世纪澳大利亚学校教育国家目标》中有数条与土著民族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强调包括种族、宗教、性别、文化、语言、残疾以及学生的经济和地理位置背景在内的因素都不应该影响教育结果；所有的学生应理解并认可多元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价值。另外，《澳大利亚土著民族教育法案2000》更加具体地规定了方法和问责制度，同时，该法案将土著民族的学前教育入学率、职业教育培训人数等纳入部长年度绩效考核指标。除此以外，澳洲政府还通过《高等教育资助法案》来保证联邦政府设立的土著基金可以安全有效地用在土著居民教育上。2000年设立的《土著民教育法案》也规定要为土著民教育战略行动规划提供经费资助。州和地方也制订了一些法律法规提高土著居民在教育决策中的参与程度。其中有很多是为了增加雇佣参与教育的土著民人数，其中包括教师（助教、研究人员）、课程咨询人员、社区联络人员、文化历史、社会、原住民语言的教育人员等等。让少数民族的毕业生能够参与到少数民族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有利于解决土著人就业，而且土著人参与土著人的教育能够结合民族特征更好地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辅导。

三、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教育曾被认为是几大发达多民族国家中进行得最为成功的，它既抵御了同化力量，拓宽了对本民族的了解，又延续了自己的民族遗产、培养了人们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生活的能力，超越了各自的民族文化。我国在今后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方面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中适合我国的政策和措施，推动具有我国特色的和谐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首先，避免民族极端主义，发展多元文化教育。从澳大利亚初期对待少数民族尤其是土著人的政策可以看到民族极端主义的可怕，事实证明一味追求主要民族的单一发展，扼杀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权力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也同样遏制了社会的发展。以多元文化为核心建立教育政策，尊重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据民族特点进行多元化的教育不仅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整体受教育程度，而且在促进整个国家的和谐与进步上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汲取澳大利亚早期的教训，极力避免走上民族极端主义的道路。

其次，加快民族教育立法进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的经验说明了健全法制的重要性。我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采取了多种的措施，出台了多项政策，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一直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民族教育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我国应尽早确立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民族教育发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切实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

第三，继续加大投入，保证资金落实到位。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能使少数民族教育达到良好的效果不惜投入重金。事实也证明，经费的保证是澳大利亚少数民族尤其是土著民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我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比东部发达地区落后很多，随着世界一体化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平均教育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地区竞争劣势更加明显。有必要加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费投入，从而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需要更好地保证专款专用。

第3篇

01什么是民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

02民族团结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即各族人民基于共同的利益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努力奋斗。

03什么是“三个离不开”?

指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04“四个认同”的内容是什么?

指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05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含义是什么?

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都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得到发展;二是各民族自身都得到发展进步，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提高;三是各民族自身固有的优点和特点得到充分的展现。

06民族问题有哪些基本特点?

长期性、复杂性、敏感性、群体性、震荡性、国际性。

07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我国现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