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人社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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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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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自韧性领域的研究以来，我们发现了大量与韧性有关的内、外保护性因素，也揭示了弹性个体所呈现出的特质。然而，人们越来越发现，韧性的研究不能脱离个体所在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背景终将决定一个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固定模式。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不同民族文化带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与韧性水平有关。这些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这种传统文化熏陶下，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早已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印记并不会随社会的变迁而消亡，反而会溶解成为一个人独特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无疑带着文化色彩，成为一种文化特质对个体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关于文化与心理韧性的探讨将韧性研究引向深入。有学者提出“文化韧性”一词，用以描述文化因素在应对不利情景时的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观、积极情绪等能有效促进韧性的发展。社会文化背景也常被作为影响韧性的因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家庭和社区功能。综上，笔者认为，“文化韧性”一词更多强调的是韧性的研究领域，类似于“教育韧性”、“职业韧性”等名词，不能恰当显示文化因素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使用“文化特质”一次，用以阐述文化背景下所发展出的独特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的关系。国内一些学者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对心理韧性追根溯源做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早已对韧性进行过研究，以《周易》为证。《周易》的阴阳对立转化思想可谓是中国最早的辩证思想，也揭示了韧性的顺逆境转化之道。对压力的主动适应也从《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找到印证。中庸作为中国人核心文化，对国人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认知风格等起着关键作用。“中庸”、“顺其自然”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影响着韧性的发展。儒家文化强调“慎独”“自省"的个人修养，正是韧性的最高层次发展。韧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或是适应过程，其最低层次是“适应”，而最高层次则是在适应基础上的发展和超越，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化的影响也以“精神性”意义延续下来，反映出一个人对生命的思考，对存在的思考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与追求，是中国儒释道“无我”的集中体现。精神性有效促进韧性和心理健康的发展。而国外对于精神性(Spirituality)的论述，由于所涉及文化、宗教与学科背景较复杂，对精神性的理解也部分贴上了宗教的标签。ShelleyLLong以宗教背景下的精神性与大学生韧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精神体验，价值观或信仰，宽恕，个人宗教行为，积极应对方式，教会支持和总体自我评分等精神性维度与大学生韧性存在显著相关，而组织笃信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与韧性无相关。精神性上的总体自我评分比宗教上的自我评分与韧性的关系更大。文化的影响还反映在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生活背景中。一项对墨籍美国人文化价值观与韧性的研究表明，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在逆境适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家庭责任和威望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因素，显著提高了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激发了学生的成就动机，能够预测大学生韧性，此外，民族认同感、宗教仪式等因素也在适应中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民族特有的文化敏感性及应对策略，帮助非裔美国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压力。在一项研究种族歧视与韧性的研究中，民族自豪感作为保护性因素，也显著降低了抑郁症状的发生，加强了个体与社会联系。
2韧性的层次性
早期，学者认为韧性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只有那些适应良好的个体才具有韧性这种特质，后来对灾后韧性的研究表明韧性是普遍存在的，即使PTSD症状极为严重的群体，韧性个体也不在少数。既然都具有韧性，为什么适应结果却不一样，除非个体选择了不同的韧性策略应对压力，致使韧性出现层次性的表现。Richardson提出的韧性过程模型中，对韧性结果做了不同解释。压力过大时会打破个体原来的身心平衡状态，个体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其结果变得不一样:①达到韧性的重新整合，即韧性增强，获得更高水平的平衡;②回到初始平衡状态的重整;③伴随丧失的重整;④功能紊乱的重整。这4种结果截然不同，与其说这是一个说明韧性过程的模型，不如说这一模型清晰地展示了韧性策略和结果的层次性。Hunter对职业学校问题学生的访谈也发现了韧性层次性的现象。他发现这些具有行为问题的学生也具有一定的压力反弹能力，而帮助他们从逆境中反弹的因素却是让人吃惊:拒绝交往、离群索居和情感冷漠等消极的品质。这一发现使Hunter进行反思并提出了韧性的层次模型。他认为，最低层面的韧性仅具有生存意义，人们通过暴力侵犯和情感压抑来保护自我;中间层面的韧性具有防御意义，个体拒绝与别人交往，以此抵制外界的不良刺激;最高级层面的韧性才具有健康、成长的含义，他们积极地调动个人资源，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灵活地处理生活压力。处于前两个层面的人尽管也在压力中适应，但在成年后往往会出现各种适应不良，甚至心理障碍。这就是说，逆境中的个体具有不同层次的韧性，致使其呈现不同程度的适应结果。有些人只是从压力中度过，而有些人则从压力中获得了成长。具有韧性个体并不是完美的宠儿，尤其当那些知名人物显示出强大韧性的同时，他们似乎还不得不与自身的障碍做斗争。MauriceMiller对10名学业成就但具有不同程度学习障碍的大学生进行访谈，发现这些学障学生韧性的7个要素:①认同成功经验;②曾在某一方面特别出色;③自我决定;④把握关键性的转折点;⑤拥有特别的友谊;⑥有鼓励自己的老师;⑦了解并具备学障的知识。而Schreiber的研究则发现，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期望获得学业成就，尤其是那些认为学习的能力是稳定、无法改变的事实的学生，他们的韧性水平较低，且抑郁症状比较少。这可能由于认为学习能力无法改变的这种观念，使学生不愿意再去努力、尝试提高能力，从而避免进行一些容易带来抑郁情绪的思维活动。
3韧性的情境特异性
大量学者对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及机制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不过韧性在不同情境下仍显示出明显差异。人们普遍认为种族歧视对移民群体来说是个显著的压力，种族认同感作为保护性因素可以缓解种族歧视带来的高抑郁、低社会连结和低自尊，然而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当个体感知种族歧视严重时，他们高度的种族认同和自豪感反而会带来显著的抑郁症状，社会联系减少。也就是说，种族认同感作为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甚至相反。对乞丐的一项研究发现也证实了韧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性。当流浪者回归到正常生活时，他们在沿街乞讨这种特殊环境下所具有的韧性却使他们无法适应体面的生活。情境特异性还反映在一些公认的保护性因素对不同韧性群体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比如对多动症(ADHD)大学生的自我概念与韧性及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相比正常学生，患有ADHD的大学生自我概念中的环境掌控力比人际关系这一公认保护性因素在韧性发展中呈现更重要的影响。一项对酒精依赖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与韧性的研究发现也使得研究者大跌眼镜，相比其他人，酒精依赖学生并非在学业成就上存在更多问题，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在于焦虑、情绪沮丧和复杂的家庭问题，学业成就与韧性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更让人吃惊的是，学业成就似乎只是一种替代品，一种情感疏离或是一门心思追求着某一特殊成就却得不到的替代性结果。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韧性差异明显具有文化性，主要表现在异文化压力适应中。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关注个人感受和成长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东方文化中，一个过分强调自我，关注自我感受的人会在人际环境中遭受更大的压力，甚至还要接受更多道德审判。尽管随着民族文化融合的加强，差异会越来越小，但是文化价值观本源仍将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长远影响。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得不提醒研究者注意韧性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和文化下的差异，只有关注差异，才能在韧性的干预方面有实质性突破和进展。
4韧性领域的延伸性
第3篇
1．个体功能
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会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以人为本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它提倡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成人教育能够促进个体个性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有利于个体差异性的发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开展因人而异的教育，同时，由于成人教育具有丰富性，所以能够根据个体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式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成人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能力是指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外部对象的能力，成人能够通过参加多样的课程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由此可见成人教育是实现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首先，在成人参加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与学习化社会相融合。如农民工可以通过参加成人教育的课程获得非农技术，提高谋生能力和谋生手段，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其次，构建学习化社会能够满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学习能够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能够提高精神境界，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所以，成人教育是提高人们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2．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形成，从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过改善政府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使其成为爱学习、终生学习的知识性工作人员，同时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通过对其思维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养，从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人教育灵活的教育方法扩大了受教育的规模，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同时，学习化社会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张终生教育，这种理念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和进步，从而保证了人力资本自身的可持续性，其人才结构的稳定性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成人教育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递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仅涉及科技知识，还涉及文学、艺术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
二、结束语
第4篇
一、推展华侨教育。
“无侨教，则无侨务”，华侨教育一直被台湾视为侨务工作的第一要务。近年来，台湾又提出“有什么样的侨教就有什么样的侨胞”，进一步突出台湾当局赋予侨教工作的政治色彩。台湾当局的华侨文教工作可以分为岛内和岛外两部分。岛内工作主要是吸引侨生到台湾升学，岛外工作主要是推展海外华文教育。
（一）吸引侨生到台升学。
台湾当局认为，侨生是能够在海外推动台湾侨务工作、开展“草根外交”的种子，而且优质的侨生政策也是争取侨生父母对台湾向心力的有效途径，所以一直将侨生工作视为发展侨教的“起点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上台后，继续积极地开拓新途径、新方式吸引海外侨生回台升学，对侨生在台就学期间予以妥善悉心的照顾，并注重加强对毕业侨生的联系。
为吸引侨生回台升学，“侨委会”于2000 年7月与“教育部”研拟修订了“侨生回台就学及辅导办法”，放宽了侨生到台湾升学的限制性规定，同时报请“行政院”核准开放各大学研究所侨生名额，全面开放科技大学、二年制专科学校招收侨生等办法，扩大办理海外侨生回台升学工作。此外，继续贯彻自1997 年起就实行的双联学制，授权台湾的大学院校与外国大专院校合约合作办学 ，协助外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台湾续读衔接大学院校大三、大四课程，两年内取得台湾的学士学位。
由于台湾大专院校每年所接纳的正规侨生名额有限，为了吸收更多侨生及培养华侨青年在侨居地的谋生能力，台湾“侨委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让海外青年分别就读于屏东科技大学、逢甲大学、文化大学、高雄海洋技术学院及大华技术学院等高校，学习实用技能。这些学校招生一般不受名额限制，凡符合入学规定者均予分送入学。
侨生在台湾就读期间，“侨委会”全面落实在学侨生的生活辅导和照顾。“侨委会”特别订定“辅导办理照顾海外只身在台侨生接待家庭计划”，该计划鼓励岛内百余所大专院校教职员工及社团担任侨生接待家庭，让侨生安心在成学业。为协助贫困侨生解决经济问题，“侨委会”专门为侨生办理工读补助，每学期均提供 600 余个工读名额，补助金每名每月 2500 元（新台币）。①此外，“侨委会”积极辅导地区性及学校性侨生社团举办各种文娱联谊活动，丰富侨生生活，并且对在学侨生社团举办活动及出版刊物提供补助。
毕业后回侨居地是侨生培养的原则之一，“侨委会”非常注重加强与毕业侨生的联系。每年在侨生毕业前夕，台湾分北、中、南三区举办“大专院校应届毕业侨生欢送会”。同时鼓励毕业侨生加入侨居地的校友会或联谊会，让毕业侨生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角色。目前留台校友会总数已达101个，遍布亚洲、欧洲和美洲等地。此外，“侨委会”每年邀请海外“留台”毕业校友返岛访问，并辅导“留台”校友会举办各种联谊庆祝活动，以加强联系“留台”校友，笼络人心。
在多种鼓励回台升学的措施及海外“留台”校友会的努力下，侨生回台升学人数逐渐回升。根据“侨委会”的统计资料，1998学年度侨生回台升学人数为9357人，199年度增至 10566 人，2000学年度续增为11033 人。②而2000至 2003年学度，仅经“侨委会”辅导申请回台湾升学人数合计有10914人，辅导海外侨生自行回台湾升学的有533人。③
（二）振兴海外华文教育。
台湾当局将海外华文教育视为岛内教育的延伸，学制、教材等方面都与岛内教育相衔接。台湾“教育部”下专设“侨民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海外台北学校的营运与发展。针对台商赴海外投资日益增多，为解决其子女教育问题，“侨委会”已协同当局有关单位在东南亚各国创办了6所海外台北学校：印尼雅加达台北学校、泗水台北学校、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台北学校、槟城台湾侨校、泰国中华国际学校、越南胡志明市台北学校。④另外，为统合海外华文教育工作，借鉴大陆的做法，于2004年成立了由“教育部”主导下的跨部会的“对外华文教育政策委员会”，负责海外华文的推广工作。
上台后，提出了“全面振兴海外华文教育”的革新理念，致力于提升海外文教的软硬件品质。具体措施主要有：
1、注重海外华文师资的选拔和培训。
海外华文师资的选拔和培训主要通过三大途径：一是鼓励海外华侨赴台就读师范学校，毕业后推荐到海外侨校任教；二是委托岛内教育机构分期对海外侨校在职华文教师进行培训，如开办“海外华文教师研习营”、“华文网络种子师资研习班”、“全球华文网络教育研讨会”（一般两年一次）等多种活动。三是选派优秀教师到海外侨校任教，并经常选派教育专家、学者、侨教志愿者赴海外巡回教学、讲演，为海外华校教师传授教学知识和技能，以此提升华校的师资素质。
虽然“侨委会”限于预算的有限，在海外华文师资培训上的期数及参训人数上增加不大，但在办理方式及培训对象方面进行了创新，如协助缅甸、泰北侨校开办简易师范科，以培训当地青年加入华文教育行列；结合民间资源合办侨居地的华文教师研习班，扩大培训效果等。
2、实行多种途径办学。
在办学途径上，台湾当局根据不同条件，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办学。主要有：
其一，开办函授教育。从1956年起，台湾“侨委会”在台设立侨民函授教育学校（1966 年改名为中华函授学校），以通讯及视听教学方式向海外传扬中华文化、科学知识、生活技能及华文教育。函授教育设有华文教师、中华文史、中国语文及应用文、农牧、工商业、高中进修、初中进修、小学进修等多种学科和课程。1979年开办中华函授学校空中书院，利用台湾《亚洲之声》广播电台广播开设华语教学科目，用多种语言向全球的华侨华人播教，以扩大函授招生。为整合资源，2001年将空中书院课程归并于函授教学内。另外，还运用现代网络教学科技，提升函授远程教育功能，以适应海外侨民多元化学习的需要。2000－2003年，海外侨民报名函授网络课程多达70156人。⑤
其二，设立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台湾“侨委会”开始在华侨、华人集居地设立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作为“侨委会”在海外开展工作的重要服务据点。目前台湾已在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菲律宾的马尼拉，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法国的巴黎等地华埠设立了 16 个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原为 17 个，后伦敦侨教中心因租金昂贵等因素于 2003 年底关闭）及37个侨务服务站（遍及北美洲、亚洲、欧洲、中南美洲、大洋州和非洲），并已经着手在美国华盛顿、巴西圣保罗和加拿大温哥华三地以购地自建方式建盖侨教中心，前者预算 265 万美元，后两地预算各约 100 万美元。⑥文教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有：开办中外文补习班、民族舞蹈、武术等民俗班；提供咨询服务、职业训练；举办文化、教育、体育等各类活动。⑦这些中心及服务站直接联系或间接控制各地的中文学校和社团。至今以这些信息中心网站为骨干，形成了虚拟的全球华人网络社区，同时全力推动“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的建设，力争使“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发展成为中华语言及文化的入口网站。
二、协导侨商经贸。
“拼经济”乃台湾当局的施政重点，为让台湾成为永续发展的“绿色硅岛”，“侨委会”配合岛内各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密切与海外华商的联系，希望凭借华商力量的整合服务于台湾经济的转型，促成台湾经济的多元化和国际化。
（一）充实侨商经贸网络，奖励华侨经济学术研究。
为充实侨商经贸投资信息，增进网络商机，“侨委会”建置了“海外华人信息服务网”入口网站，整合台湾各涉外机构及“侨委会”、“全球华商信息网”、“华人地球村”、“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等六大网站为单一服务窗口，其中“全球华商信息网”内已经涵盖全球 170 个侨商团体的基本资料。此外，还陆续更新《华侨经济年鉴》，提供海内外侨商经营事业及投资厂商参考，2002 年完成《华侨经济年鉴》的《美洲篇》及《欧亚篇》，2003 年已陆续完成《华侨经济年鉴》的《亚太篇》及《东南亚篇》。
为深度了解华商经贸实力，引导海外华商参与台湾岛内的重要经济计划，“侨委会”还奖励台湾岛内公私立大学院校开设华侨事务课程，鼓励各校从事华侨经济事务教学研究，增进大学院校学生认识华侨事务。另外还制定了“侨务委员会华侨事务研究硕博士论文奖”作业要点，鼓励岛内大学院校硕、博士生从事侨务相关议题的论文研究。
（二）扩大培植侨社经贸人才。
为强化侨营事业的经营管理并协助培训经贸专业人才，“侨委会”举办了许多培训研究班，如“海外华商财务经理人研习会”，“海外华商电子商务趋势与应用研习班”，“商务会务 E 化训练研习班”，“海外华商国际贸易研习班”，“华商国际投资研讨会”，“海外华商国际贸易研习班”，“海外华裔烹饪研习班”，“海外华裔青年创业研习班”等。另外，“侨委会”还制定“海外侨营事业经营服务团”计划，派遣专家分别赴海外巡回讲授经贸专业课程，协助提升侨营事业的竞争力。为加强侨商学习渠道，“侨委会”于 2003 年起推行远距离教学，除已建置“高效能团队领导”、“工作目标设定”、“行销基本概念”等课程外，另在网络上设置“台湾经贸名师”，聘请“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海外侨商运用网络释疑及汲取经贸新知识。
（三）继续强化“华侨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功能，协助侨商融资。
该基金成立于 1988 年 7 月，由“侨委会”与“财政部”共同出资以协助海外侨民创业。基金设立的宗旨是在于对具有发展潜力而缺乏担保品的侨营事业、华侨创业者或台商事业提供信用保证，协助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截至 2003 年 9 月底，累计承保件数为 3705 件，承作保证金额为 5.9466 亿余元新台币。同时，与该基金合作的海内外银行计 74 家，承办据点计 165 处，分布于 26 个国家，56 个都会区。⑧
（四）协助海外侨商组织发展。
自 1988 年起，“侨委会”即逐步辅导各地台湾商会成立洲际性、世界性联合总会。目前，世界台商总会共有 170 个分会。同时，为加强与各地台湾商会负责人的联系、建构全球侨商网络，“侨委会”还辅导开展“世界华商经贸会议”、“世华金融联谊会”等活动，并从 2000 年起，办理“全球台湾商会会长班”，每年一至二次，邀请各地台商商会会长等重要负责人返台研习。
显而易见，台湾近年来对华侨教育、侨商及团体采取的种种扶持性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台湾和海外侨校、华人社团、侨社的关系，客观上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台湾极力扶持华侨教育、积极辅导侨商经贸的目的是要同大陆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向心力，培植其亲近力量，进而通过华人的社会关系对其国施加有利于台湾的政治影响，拓展台湾所谓的“生存空间”，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③⑤⑧2003年11月19日张富美在台湾“侨务委员会议”上的报告。
②台湾中央社，2000年7月5日。
④《宏观报》（台），2001年6月14日。
第5篇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第6篇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第7篇
关键词：风俗 文化功能 民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且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民风民俗，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深受风俗的影响。
此外，风俗的自产生以来就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有着众多共同的特性和内容。所谓“民俗者，风俗也”。我们可以将已有的民俗研究成果应用到风俗的研究上来。本文便是运用此方法来对风俗的文化功能进行探讨。
一、 风俗的定义
风俗是我国一个古老而重要的文化概念，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与我们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有着独特的起源，发展与传承历史。
“风俗”“民风”等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外，《诗经》《管子》等文献也有许多记载有关风俗的记载。至汉代，“风俗”一词则已普遍使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风俗的文史资料，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风俗通义》等。这些资料不但记录了当时的风俗，而且对风俗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使得风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汉代以后，我国有关风俗的著作更是不断出现，如《岁时广计》、《东京梦梁录》、《清嘉录》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风俗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密切联系的，风俗对人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进行文化规范的作用。综合中国古代的风俗观，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学者对风俗有两个典型的概念：一是如《周礼》所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一是如《风俗通义》所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风俗的这两种解释都有其合理之处，他们 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风俗的特点。前者主要从文治教化的角度出发，是就风俗形成的社会动力而言；而后者则主要是从自然和 社会两个方面对风俗的产生作出解释，认为风俗兼具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在近代社会，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风俗的内涵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近代学人对风俗的研究也更为关注。1910年张采亮写成中国第一部风俗史――《中国风俗史》，它以风俗为线索，将政治文化，典章制度，文人风气，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融为一体，以历时的角度，建构中国通史，体现出中国固有风俗概念在接受西学的影响后，发生的独特变化。1922年胡朴安著《中华全国风俗志》，他通过对中华各地风俗的详细记载，既突出了我国风俗的整体性，体现出风俗中的国家意识，又显示出了我国各地风俗鲜明的个性特征。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也在旨趣中写到：“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之良好材料。”
而现在，我国对风俗的定义则主要集中在各类学术著作以及各类辞典中，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辞海》为代表，说：“风俗：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另一种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说：“风俗：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
简而言之，风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共体中，人们普遍公认的，积久成习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社会文化传承，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
二、风俗的特征
风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这些征主要表现在：
（一）风俗具有社会性
风俗的产生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结果，是得到特定群体认可、接受和传承的文化事象。任何单个人社会行为是不能称为风俗的，只有当这种行为得到其所处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接受，它才能成为一种风俗。风俗的社会性也可理解为群众性。
（二）风俗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
中国文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风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必然深受地域的影响。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便是对风俗地域性的形象说明。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我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风俗。例如，我国南方和北方民族的居住习俗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另外，我国的风俗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地区，民族有不同的风俗，甚至同一地区，民族也有不同的风俗。风俗的地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风俗的多样性。
（三）风俗具有传承性和可变性
风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承，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连续体。同时，风俗还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然而，由于风俗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相联系的，所以风俗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变异。“时异俗易”“移风易俗”等词就体现出风俗的这种可变性。总之，风俗是在传承与变异的统一体中不断发展的。
三、 风俗的文化功能
关于文化的功能，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风俗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领域，充分认识并把握它的文化功能，才能有助于它的传承和发展，才有利于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增强我国文化的活力，从而使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具体来说，风俗具有以下的文化功能：
（一）风俗具有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功能
风俗具有社会性，任何一种风俗事象都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习俗。个人的生活习惯，爱好和他所要遵循的礼仪等，只有与社会习俗相结合，社会才会给予承认，才能融入到社会的风俗之中。由此可见风俗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文化，它是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另外，由于风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使得它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能够不断强化每一个国民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我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强调“精忠报国”，教育子孙后代要热爱祖国，珍惜家人。顾元明先生也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待人处事无不反映着民族精神”。
另外，风俗总是和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的。因受同一种风俗观的影响，这些社会群体便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民族观。因此，像春节、端午节等对全国都有影响的风俗则更容易使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风俗具有教育规范功能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它有着教育大众，规范人们行为的双重功能。它的这种功能在人们成长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例如，一个人出生以后便要接受“诞生仪礼”，成年后则要经历“成人仪礼”，紧接着又要经历“婚姻仪礼”，人死后则又有“丧葬仪礼”。此外，在人的一生中，他还会受服饰风俗，岁时风俗，村落风俗等的规范和影响，从而不断实现人的“社会化”。因此，我们认为风俗既塑造和影响我们的人格，同时又规范我们的行为。风俗的教化规范功能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互为补充，对人的成长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风俗具有历史功能
风俗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创造和积累，是活的社会“化石”，它记载着人类社会传承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功能。其次，风俗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时代特征。例如，我国历史上很多有关记载风俗的著作在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各个朝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另外，对于那些依靠口头传承的社会风俗，其历史功能更是体现的突出。例如，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创世纪》以及各类神话叙事诗不仅反映出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观，而且还记叙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史，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四）风俗具有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
通对风俗事象的考察研究，我们对特定时代和特定领域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识，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及其文化心理将会有更深的理解。风俗作为一种特色的文化事象，其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我们通过传唱各种民谣则可以体会到古代劳动人民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再如，我们通过写春联，画年画则可以感受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也可以感受出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心理。由此可见，风俗是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五）风俗具有娱乐功能
风俗既是人民物质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的娱乐活动，从而达到放松消遣，愉悦身心的目的。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又以节日风俗和竞技风俗表现的最为明显。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另外，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也使得其生命力更强，影响更大。至今天，很多少数民族的风俗正是因为其娱乐功能才逐渐走入大家的视线，为大家所熟知。
总之，风俗的内容和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同样，风俗的文化功能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对风俗文化功能的深入探讨，我们进一步发现了风俗的巨大作用与价值，也发现了风俗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待风俗，我们应采用辩证的观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面对传统风俗不断消失的现状，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从而使风俗的文化功能得以继续正常发挥，使我们及我们的子孙能在良好的风俗中健康成长，快乐生活，使我国的文化更加和谐而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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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晓葵. “风俗”概念的近代嬗变.《文化遗产》.2010
第8篇
关键词：新清史；清朝；满族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37-02
一、新清史的产生和主要研究内容
新清史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早流行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但是以美国新清史发展为主流。上世纪70年代曾独霸美国历史学坛的费正清学派被新兴的社会史学派所替代。研究中心从政治、外交、儒学转移到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的地方史。由西方中心论（以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东方的问题）到中国中心论（中国历史研究实际出发以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解读中国历史）。90年代新兴社会史学又被新兴文化史所取代，而新兴的文化史的学者多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强调重新解读史料，重视在传统史学中边缘化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民族。正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动了包括“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学术讨论。近年，又将“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纳入“新清史”关注的题材。
新清史起源于美国，其受到了社会史学派和新兴文化学派思想的影响。所以“美国新清史”研究代表人物有柯娇燕、罗友枝、劳拉.霍斯泰勒特、欧立德等人。关于美国新清史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反思
这些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几乎都强调少数民族的自身的认同和统治特点。美国欧立德《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一文也涉及此言论。
（二）“去汉族中心论”
新清史的学者批驳以往清史研究中的满洲全盘汉化理论，认为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强调和八旗制度，在清朝中后期，满洲人保留了他们民族认同，清帝国之所以成功的控制和开拓广大疆域，并非因为满洲人的汉化，而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性，并成功地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主要有柯娇燕的著作《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灭亡》和其论文《满洲氏族的来源和演变》、《佟家在两个世界》、《清史问题》、《清朝开国神话浅论》、《明清史论丛》、《满洲源流考与满洲文化的程式化》、《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美国周卫安《新清史》一文也指出清代疆域管理与族群多远性契合等等。
新清史的学者强调满文及其它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对于研究清史的重要性。研究资料采集上，强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语、藏语等这些非汉语写成的文献研究和讲述历史这种以非汉人或边疆文化视角看清史。
（三）重新审视清朝的“帝国性”
新清史的学者们重新审视了清帝国的扩张这也使新清史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新清史学者，尤其是研究边疆史的学者，在某些著作中重点讨论了清帝国的扩张问题。他们主要讨论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清军在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台湾的战争性质，他们不关心历史事实本身，而且还关心在这些征服战争结束之后，清代学者、民国的学者，以及共和国的学者是如何书写和构建这些战争史，考察政治目的和民族关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作有盖博坚著有《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欧立德的《乾隆皇帝》等。
（四）重新审视清朝的“世界性”
新清史从研究空间上看，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而是主张将清朝纳入到世界历史和版图中重新定位“中国”，在一个亚洲内陆研究空间内。新清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清帝国并非一个孤立的帝国，而是作为在16世纪之后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几个大帝国：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帝国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应该将清帝国同这些同时期的帝国联系起来。这类著作有柯娇燕的《世界史：地球及其人民》《全球社会：1900年以来的世界》。
在日本，又有一些学者（包括冈田英弘、片冈一忠、中见立夫、石桥崇雄）也与美国“新清史”有类似的关注，此处不赘述。
二、中国新清史研究趋势
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对中国清史研究产生影响，这样中国出现了清史研究的新趋向，我们定义为中国的“新清史”研究。中国新清史研究较之美、日等国要晚，中国新清史研究兴起是从何炳棣、罗友枝这两位学者关于“满族汉化”“满洲化”问题讨论开始的[1]。事实上，美国新清史所涉猎的问题诸如共同体的形成，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边疆的特殊化治理，满族的特殊性等，一直都为中国学界所关注，只不过由于治学的路径、研究的动因、历史书写等诸文化背景差异，使得所关注的相同问题没能产生聚焦效应和实质性碰撞[2]。如果说“新清史”仅仅在上述研究视角与路径上偏离中国学界的研究习惯，那么它给学人的应该是新的反思。
关于“满族汉化”“满洲化”问题。何炳棣指出罗有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前构建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认为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他通过中国历史上个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汉文明内肯定满族只是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杰出贡献。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中说的那样从清朝文化以冲突到融合以汉文化双向互动过程，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过程。定宜庄《由美国清史研究引发的敢想》提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的成功，都没有将其带到东北、西北以及等少数民族地区。
关于民族认同感、大一统问题。汪利平对杭州驻防八旗由最初的征服集团演变成为城市中一个群体以及在此过程中满汉民族关系变化的纵向考虑讨论了民族以及族群的认同感。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中国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华夷之辨”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逐渐确立起来的。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葛兆光也“区域研究”以“亚洲”或者“东亚”为研究空间单位，都是对“同一性中国历史”的质疑。他认为，中国自从宋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就相当坚实。中国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黄兴涛重点讨论了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形态，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杨念群从重新解构“大一统”历史观念出发，强调“大一统”模式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疆域”与“族群”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
将清史置于内亚地域空间的研究范式是“新清史”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新清史”移置研究空间的预设目的在于强调清朝在内亚扩张的重要性，从而把清朝对周边的战争看做类似于西方殖民扩张行为。刘文鹏解读张勉治对清帝南巡的阐述，最后其对“新清史”的“内亚”观点进行批驳。认为“满族人建立的清朝虽有内亚因素，但是并没有像13世纪蒙古人那样继续西进扩张”。
除了以上这些研究趋势外，关于新清史中满族性研究，中方学者也逐渐重视，杜家骥的《八旗与清代政治论稿》、刘小萌的《北京旗人社会》两部书都是关于八旗的研究，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清代八旗在形成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也将八旗作为社会组织和政治、军事组织来看待，探讨它对有清一代政治的影响。它们的出版问世，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在清史研究中重视清代满族民族特色、满汉关系，也暗合了从民族学角度来重新审视清代政治的学术路径，因此也具有了更深一层的学术意义[3]。对于“满族性”作为新清史研究关注点来看，扩宽中国学者研究视野有着积极作用其所主张的满洲特性问题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边缘化问题了。
三、中国新清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首先，发现并研究了中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反战中的主体地位，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和文化财富。其所主张的满洲特性问题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边缘化问题了。但是夸大甚至只是强调满洲因素，清朝统治区别于历代汉族王朝统治，以及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对“中华民族”以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而这种理论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其次，新清史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内部的重要性。
再次，“新清史”研究资料采集上，强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语、藏语等这些非汉语写成的文献研究和讲述历史。这种运用少数民族史料方法，有利于弥补清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史中资料研究的不足，有利于从整体上了解清朝历史。
最后，“新清史”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野审视清代历史的发展，扩宽中国学者研究视野有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发现清代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发现中国历史在当时的世界意义，有利于我们克服在研究历史思路上的“闭关锁国”，但是其移置研究空间的预设动因在于强调清朝在内陆亚洲扩张的重要性，从而把清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看成类似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行为。给清代贴上了早期殖民帝国标示。
综上所述，“新清史”在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时，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权威倾向。但是也要看到新清史扩宽中国学者研究视野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婷.漫谈美国新清史研究[J].满学论丛，2011（1）：79-80.
第9篇
投资学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及应用性很强的金融专业基础课，结合我校教学实践，在分析投资学课程教学内容、组织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提出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阐述了改革成效。
关键词：
投资学；教学方法；案例教学；实践教学
《投资学》是一门以投资行为与资金配置为研究对象，解释资本市场运行的现象与内在规律、探求实现资本市场均衡的一门独立学科，是金融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投资包括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根据我校的实际，我们侧重于金融投资的教学，目前选用南开大学马君潞主编的《投资学》（科学出版社）作为理论课授课教材，其内容主要包括证券市场的基本理论、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定价与市场有效性、证券估值、投资分析与绩效评估，以及衍生证券分析。此外，根据学校和系部要求，参照兄弟院校的做法，金融教研室编写了该课程相应的《实践（实训）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考试（考核）大纲》等。在这些大纲中，明确了教学目标、授课内容以及相应的实践教学内容及考试考核办法。这样，使学生不仅能够系统、全面地掌握证券市场及证券投资的基本理论，尤其是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对证券市场的具体投资运作及风险管控有所了解，能够比较科学和理性地进行投资，成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证券机构、企业所需要的应用型投资管理人才。为了能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熟悉投资学科的框架体系，掌握投资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能运用这些原理和方法对投资领域的实际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有必要探讨《投资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一、《投资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探讨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要为当地金融经济发展培养专门的金融人才，就必须考虑现阶段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当地金融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对金融人才的需求特点，以此作为制定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的重要基础。为此，我们通过向工、农、中、建银行的怀化市支行等金融机构，方正证券、财富证券怀化支公司，以及湘鹤电缆集团等企业进行调研，了解到他们希望金融人才应具备证券市场开拓能力、投资分析能力、人际沟通交流能力以及投资学、经济学等学科专业知识能力等。市场需求是投资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导向，因此，对上述《投资学》教材上的教学内容上进行了一些改革。
1．教学内容的确定以够用、能用和实用为目标。目前，投资学从教学内容、方法到工具，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科特色，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发展。《投资学》教材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有效市场假设（EMH）和不完全市场一般均衡理论，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以及行为金融学等。这些内容的理论性太强，而且要求有较好的数学基础，考虑到经济学院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投资学人才培养要求，我们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组织安排，弱化理论深度，达到理论够用、实用的目的。
2．教学内容的合理选择。将教学内容主要分为证券市场的基本理论，证券投资的分析方法和证券投资风险管理等部分。具体的，在证券市场的基本理论部分主要介绍证券市场、证券市场发行和证券市场交易；分析方法部分主要探讨宏观经济、行业、公司方面的分析，并介绍证券投资的策略和技术分析方法；在投资风险管理部分主要讲述证券市场监管和投资风险控制等［1］。这些内容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即先认识证券市场及其投资产品，然后掌握分析方法和投资策略，最后培养一定的投资风险控制理念并掌握一些风险控制方法。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学习和讲授，要求学生系统掌握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投资理念，为今后从事金融相关工作提供专业支撑。
3．合理调整教学内容的权重比例。为方便组织教学，将课程教学内容大致分为理论性、应用性两类。这两部分的目标和教学组织方式有所不同。理论性教学内容以任课教师课堂讲授为主，授课时数占总课时一半以上，目的是增强学生对投资学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理解，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风险控制观念，达到能用、够用的目标，为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金融投资理论基础。当然，为了让学生能很好的理解这些理论，可采用案例教学、探讨式教学等多种方式。对于应用性教学内容，必须注意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以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和用人单位对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比如，根据证券公司理财业务的岗位要求，开设了证券投资分析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等知识内容，为了达到教学效果，编写了课程实训大纲，在课程中增加了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进行模拟实验（实训），并写出实验实训分析报告。对于综合性较强的问题，可由小组共同完成。采用这种教学组织方式，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从而提高其就业竞争力，达到实用的目标。
二、《投资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
为了落实我校《投资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金融业岗位职业能力，在投资学课程教学大纲、实践实训大纲的指导下，教师在授课时，针对教学内容，采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1．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相结合。投资学课程中，增加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而理论教学为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投资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向学生系统传授基本理论与知识，还有注意及时吸收学科最新成果、最新知识以及国内外证券市场发展动态，及时补充到理论课程教学中，比如经常进行财经新闻解读。案例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将经典金融事件编成案例，用于课堂教学时讨论。选择的案例，紧扣教学内容，富有启发性，促进研究性学习能力的提升。比如，在讲解投资学分析方法时，如果按照方法体系逐一讲解时，会显得枯燥。实际上，学生在学习该课程前已系统学过财务管理理论知识。如果我们用某个上市公司的具体案例来进行分析，启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参与的积极性较高，而且容易掌握这些分析方法，从而提高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教学效果。另外，要求小组将案例分析的结论用PPT在课堂交流，提高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使学生获得不断适应经济和金融发展变化所需要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2．开展课程实验、综合实训和专业见习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投资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理解投资理论，掌握投资分析方法和策略，熟悉证券投资的规则与流程，以及控制投资风险的基本技巧。实践教学内容应包括理论研究和业务操作两大部分。理论研究部门主要是为了验证已经成熟的理论结论，通过实验软件模拟计算，验证结果的正确性，以加深对经典理论的理解。而业务操作部分主要是根据各金融机构对各岗位职业技能的要求来设置相应的实践项目。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为了达到实践教学的目标，可采用课程实验、综合实训和专业见习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方法。课程实验。课程实验主要在实训室进行，由专业老师指导完成操作模拟的实验，在整个实践环节中要求最低。课程实验的目标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比如证券交易流程、分析技术指标等，或者借助EXCEL软件计算股票的内在价值等。通过实验教学，可以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帮助学生增强对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现实问题和实际动手能力。目前学校给经济学院配备了实训室，引进了证券期货投资实验的软硬件设备，为课程实验的开展提供了保障。综合实训。综合实训是对学生整个综合能力进行训练，要求学生就某一个专题进行认真研究。比如可利用实训室平台，给每个学生分配账号和相同数额的模拟资金，要求利用平台进行模拟交易，对所学过的各种投资分析方法进行综合练习。当然，也可要求学生就某一行业或某一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进行综合分析，撰写投资分析报告。如果某一专题工作量较大，可以由小组共同协作完成。相对于课程实验，综合实训需要综合应用到投资学课程中的所学到的各种理论、方法或技巧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见习。专业见习主要是组织学生到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进行现场教学，拓宽学生视野，既可加深对理论知识进一步理解，使课程的讲授能够更好地联系实际，又可以了解金融机构的实际操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系在相关金融机构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并在每一基地有不同的实践教学任务。比如，方正证券怀化支公司的证券业务实训基地，另外还有桂林招商证券、所罗门财经顾问公司实践基地进行投资业务实训，在湘鹤电缆集团实践基地进行民营经济融资问题研究。这些实践教学内容都写进了投资学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投资学》课程的实践教学大纲。另外，我们和怀化市金融学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研室成为该学会理事单位，通过组织任课教师和学生到证券公司和银行进行观摩见习，聘请人民银行等行业专家及实务工作人员为兼职教师，向学生提供最新的理论发展动态和实际业务技巧，提高了学生学习专业及投资学课程的积极性，并让学生觉得能学有所用。
3．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多种教学方法并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了提高教学效果，经济学院金融教研室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就投资学专业以及《投资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要求学生提出意见或建议，最后提出改进方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模式。我们采用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的二课堂教学模式：第一课堂为课程教学，主要在课堂内或实训室进行，以老师讲授或指导学生实验为主，以掌握投资学基本理论知识为主，同时将理论教学与课程实验或综合实训结合起来。第二课堂主要为各类课外学习、科研或实践活动。聘请金融行业专家或经验丰富的实务工作者为导师，进行实务讲座或交流，同时依托经济学院投资理财协会等金融社团，组织与教学相关的多形式、多层次的业务大赛及其它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把第一课堂所学知识转化为专业技能，尤其是金融企业的岗位职业技能。如依托金融学教师和证券公司、银行等实务界人士，指导本系投资理财协会，经常开展投资理财方面的讲座；在方正证券公司的赞助和指导下举行每年一度的炒股模拟大赛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鼓励学生参与经济学院教师的各项课题，并以经济学院武陵山片区金融经济研究所和怀化学院金融学重点学科为依托，申报各种挑战杯和大学生创新性研究项目，将投资学教学中一些问题作为学生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选题，进行认真辅导，并将研究成果作为。通过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相互配合，提高了学生学习投资学的兴趣和教学效果。通过现场教学、举办投资大赛、创建实习基地等手段，尤其是需要很好的利用金融实训室，引导学生参与投资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业务实战能力，为学生就业打下基础。
4．利用网络平台作为课外教学手段，加强对实践教学的考核。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学生和科任教师沟通交流的机会较少。因此，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课程网站，通过QQ群、微信平台和电子邮箱等网络通讯手段，开展网上师生互动教学平台，进行交流和学习，拓展学生视野，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2］。通过这些方式、方法与手段，引导学生培养自身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如指导或引导学生参加证券从业资格证书、期货从业资格证书、银行从业资格证书、理财规划师等职业资格的考试。为了强化实践教学效果，改进了传统的投资学课程考核办法。将课程最终成绩评定分为三项：平时成绩、实训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权重分别为10％、30％和60％。实践教学的考核内容包括：课堂案例教学的参与和表现、案例分析报告、实践基地调研报告、课程实验及分析报告等。这些方法和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在以后的教学中，将尝试综合实训成绩的权重提高到40％。
三、《投资学》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效
《投资学》教学改革是在借鉴国内其他高校金融学专业建设基础上，结合我校投资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我系教学实际做出的一些探索，符合学校提出的“三位一体”办学模式的指导精神。通过经济学院教师和投资学专业学生的共同努力和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教学改革已取得一些成效。
1．创新了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了过去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理论为主的理论性强、教学方法单一的传统教学方法，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提供了学生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综合能力。比如，在要求学生按小组选择对某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进行分析时，要求学生自主制定学习与研究计划，分工协作完成投资分析报告，并要求小组作业以PPT展示讲解，锻炼学生克服胆怯心理，既培养了能力，又提升了综合素质。
2．探索新的课程考核方式，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学模式的改变要求投资学课程的考核方式多样化，改变了原来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主的成绩评定办法。通过设置平时成绩、实训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项目及调整各项分数权重，加大实训成绩的权值，更加强调平时学习或上课或作业的参与性，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的考核。改变了以前学生平时不认真听课、期末考试前突击复习、死记硬背的局面，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考核，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
3．通过多种实践教学形式，学生的职业技能得到有效培养。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而且形成了报考证券、期货、银行等从业资格和理财规划师等职业资格证书的氛围。经济学院国贸专业和投资学专业的在校学生准备参加上述与投资相关的资格证的学生大约超60％。很多同学已经取得了至少一个甚至多个资格证书，为就业增加了砝码。对于准备考研的同学，教师组织他们参与教师课题，并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大学生的各种课题。通过这些手段和方式，还培养了学生的研究能力。另外，由经济学院投资理财协会牵头，专业教师做指导，开展丰富多彩的投资理财讲座、模拟炒股大赛的等活动，取得一定成效并获得实务界人士好评。通过这些实践性教学活动，深化了投资学理论知识，并培养了一定的金融职业技能。使《投资学》课程目标和投资学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4．促进教师教学科研水平提升，人人争创双师型教师。《投资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促进教师不得不提高自身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比如，要求学生分小组撰写行业投资分析报告或上市公司投资分析报告时，就需要教师在讲解证券投资基本理论知识时，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案例进行分析与评述，这就要求教师要认真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等各种资料，才能满足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需要和要求。另外，目前我系学生使用的教材是南开大学编写的，理论性太强，而投资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案例教学和实践环节必不可少，这就要求教师针对教学要求，结合我校教学的实际，编写教材。为此，金融学教研室参编了湖南省“十二五”规划教材《证券投资学》、《金融学》等多部教材，并已经出版。此外，为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经济学院要求老师参加企业实践，报考各种和金融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争创双师型教师。比如，作者本人已获得人社部颁发的高级理财规划师证书。目前，不少教师已经利用暑假进入金融企业进行学习，提高了职业技能。
总之，对《投资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效果比较明显，充分体现了怀化学院“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普及到课程教学中的成效。当然，要深入推行投资学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李晓莉．“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76－78．
第10篇
[关键词]经管类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 C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6-0109-04
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存在着创新教育缺乏系统组织保障、创新教育培养环节薄弱、课外创新实践平台不完善、综合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广东财经大学作为一所经管类本科财经高校，近年来，在人才培养方式、人才培养方案、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人才综合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对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一、改革人才培养方式
在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等多种举措和方式，鼓励支持二级教学单位采取嵌入式、项目驱动式和集约式三种培养方式，积极探索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
嵌入式人才培养是指通过开放式办学，推进校地、校企的全方位深度合作，将应用型人才培养嵌入地方行业、产业发展，实现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过程和人才去向与地方行业、产业的紧密对接。“国际会计（ACCA）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与ACCA广州代表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等12个跨国经营公司及英国卡迪夫城市大学、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等单位协同，采用嵌入式人才培养方式，培养国际化应用型创新型会计人才，取得了良好成效，具体建设内容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将ACCA资格认证课程及部分CPA考试课程嵌入实验区人才培养方案。第二，由ACCA广州代表处负责培训教师，提供教学指导、教材及教学资料、资格认证报名与考试等服务，发展学生会员，联系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授予名誉学士学位，为学生联系实习与就业机会。第三，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负责为学生提供实践导师及学习案例，为学生提供、推荐实习单位及就业单位。第四，合作单位利兹都会大学负责为ACCA九门课程考试合格且通过GMT考试的学生以优惠条件申请前往利兹都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国际会计（ACCA）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5届52名毕业生中，有8人考取英国莱斯特大学、澳洲昆士兰大学和悉尼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的硕士研究生，16人入职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和星巴克咖啡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26人通过F类9门课程的考试，成绩位居广东省前列。
项目驱动式人才培养方式是指构建了由创业课程教学、创业模拟体验、创业项目设计和创业项目孵化组成的严密、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有效实现大学生创业项目与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项目的对接。近年来，学校精心打造创新创业精品活动和活动品牌，坚持以“项目驱动”和“团队驱动”的方式不断深化和完善创新创业活动运作模式，同时按照“一院一品牌、一院一特色”的思路，大力支持和鼓励各二级学院打造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品牌活动，形成以“挑战杯”竞赛为龙头，大学生英语竞赛、数学建模大赛、管理决策模拟大赛、U势界创业项目大赛、模块商务谈判、模拟投资大赛、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物流管理大赛、电子商务大赛、旅游规划大赛等齐头并进的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体系。实践证明，项目驱动式培养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热情，增强了学生的成就感和归属感，促进了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推动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
集约式人才培养方式是指实行特殊政策，集中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大力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绩效，尝试在普通本科院校培养未来经管精英的可行路径。学校赋予各类实验区和实验班“特区”政策，具体包括在全校范围内整合资源、在全校范围内遴选学生、教师在实验区或实验班新开发课程的教学工作量翻倍、分别按1∶0.8和1∶1给予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配套建设经费、在实践教学师资培养和国际交流师资培养中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给予倾斜，不断健全经管类创新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有效提升了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B质量。
二、优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经管类专业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坚持“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强化学生个性发展和潜能开发”等原则，不断优化通识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专业拓展课和综合运用课五大课程模块体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本专业还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做到“以知识学习为基，以素质教育为本，以能力培养为重”，促使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并将知识内化为素质，外显为能力。
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在本科教学计划中开辟创新创业模块，开设一系列创新创业课程，设置一系列开放式课程（项目），鼓励学生以创新创业设计、创新创业竞赛、创新创业培训、创业模拟、创业孵化等方式获取相应学分；结合创新创业教育要求优化各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的综合改革培养方案，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综合改革专业教学计划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重视学科交叉融合，优化辅修、双学位教学计划，有效推动了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鼓励有条件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制订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制订了融“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实践训练”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案。该实验区围绕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质的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的要求，针对国内同类院校长期普遍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教师轻学生、重课内轻课外等问题，制订了一套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培养方案：一是构建一套由一般方法与一般技能教育、学科方法与学科技能教育、专业方法与专业技能教育组成的系统的方法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体系，以切实加强学生能力的开发与训练；二是将自然科学前沿专题、人文社会科学前沿专题、方法论专题与工商管理专业理论前沿与实践专题、行业知识专题等作为独立课程开设，以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拓宽学生的学科专业视野，实现学校与社会、学校与企业的交融和贯通，提高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将实验实践教学系统、全面、有机地反映在专业培养方案中，除了各类课程实验、专业实验和跨专业综合实验课外，还开设了企业见习、创新创业模块、项目开发和创业实践等，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高度统一。国际商务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提高学生的创业、创新、创造能力，制订了由“课程学习及培训、创新模拟活动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互相补充、互为支撑的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学习及培训方面，一方面将创新项目融入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在课程模块学习中要求学生运用课程的专业原理，对现实数据和现象进行分析、解读和预测；另一方面，邀请企业高管和培训师开设创业学课程和专题讲座，以提升学生的创业理论基础和实战能力。该实验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专门设计了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模块，该模块由实验/实训课程、校内活动和校外活动三个子模块构成，实验、实训课程包括国际贸易综合实验课、ERP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创业学和校内仿真综合实习等；校内活动由模拟商务大赛、模拟广交会、模拟国际拍卖会、网络创业模拟大赛、贸易实战模拟大赛等组成；校外活动由GMC国际企业挑战赛、U势界创业项目大赛、SIFE世界杯大赛、挑战杯大赛、创业计划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重要赛事组成。通过各类实验/实训和校内外赛事，充分锻炼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发挥。
三、构建课程、专业、跨专业层面的分层分类教学改革体系
在保证人才培养基准质量规格的基础上，为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学校强化了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力度，逐步构建了由课程、专业和跨专业三个层面分层分类教学组成的分层分类教学体系。在课程层面，大学英语、数学、计算机、体育等四门公共课程实行分层分类教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专业层面，已形成由1个国家级、3个省级和4个校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组成的经管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体系。国家级、省级和校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作为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教学改革探索的“试验田”，充分整合了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在探索地方本科院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范式和路径方面创出了一条路子，取得了不错的人才培养效果。在跨专业层面，实施双学位（辅修）教育制度和专业二次调整制度，克服单一专业口径人才培养的不足，有力促进了复合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学校于2014年开始陆续加大了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实验班的规模，中澳合作本科金融学专业实验班、中美合作本科国际商务专业实验班已招生并走上正轨，专业层面分层分类教学学生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2014～2016年，课程层面分层分类教学顺利推进；专业层面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取得新突破，新增2个省级经管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跨专业层面分层分类教学取得新进展，357名经管类学生成功转换专业，3052名经管类专业学生参加双学位教育。学校不断推行与国外高校进行课程、学分互认，拓展学位互授合作范围，鼓励学生赴国外带薪实习，根据国外修读课程和实习的育人实效灵活认定课程、学分，2014～2016年，我校共派出102名经管类专业学生赴国外学习或带薪实习。
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学校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潜质的培养和挖掘，将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嵌入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以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创新创业模拟体验实验创业项目设计创业项目孵化为核心链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加大创新创业课程改革力度。学校根据创新创业教育目标定位和创新型人才建设需求，构建了层次递进、三大课堂有机衔接的涵盖创业基础课程、专业类创新创业课程、跨领域创新创业课程和开放式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一是在通识必修课模块中设置创业基础课程，由创业教育学院组建专门的教研室为全校学生讲授创业基础理论，开课方式借鉴国外创业教育模式，采取大班讲座、小班辅导相结合的方式。二是在通识选修课模块中增设“创新创业模块”，该模块由创业家及创业管理实务、创业计划制作实务、创业营销、创业教育指导和大学生KAB创业教育等五门课程组成。三是增设跨领域创新创业课程，打通一级学科或专业类下相近学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开设创业战略设计、商业模式设计、创业跨境电子商务、创业与管理：决策模拟等跨学科专业的交叉课程，以协同培养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的创新创业人才。四是充实和完成创业学在毕博平台中的资源建设，依托创业学精品课程建设，完成“大学生创业学习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已收集与创业相关的论文、图书、报纸、杂志、网络视频、学生作品等相关资源上万条。五是多部门协同建设一批开放式课程。学生可自愿选择参加开放式课程（项目），并按照学校《开放式课程（项目）学分管理k法》获得相应学分。学生参加竞赛获奖、公开发表研究论文和作品、公开出版专著（译著）、获得专利和权威职业资格证书、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均可折算学分并替代相关课程。《开放式课程（项目）学分管理办法》的实施，激发了学生参与“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SYB创业系列培训等创新创业活动的热情，使第一、二、三课堂的教学活动在创新创业教育层面实现了有机整合。六是引进由名家名师主讲的通识教育网络视频课，采用“数字化网络学习平台+辅导教师线上线下授课”的新型课程教学模式，在有效延展课堂时空的基础上，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提升。七是开展SYB创业训练课程，面向有志于创业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创业训练，对参加SYB创业培训班的学生进行夏、秋两季小学期集中培训。进入SYB创业特训班的学生不改变其专业归属，但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需重新组建团队，并完成团队及个人的创业计划书，考核合格的学生在获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同时，可申请替代相关选修课程。八是开展大学生KAB创业课程培训，成立KAB课程创业俱乐部，已招收三届KAB培训班学员，并通过俱乐部平台，对学生创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训。
加大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力度。学校构建了由校内创业模拟实践教学平台、校内创业孵化园、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和应用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综合平台构成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体系。校内创业模拟实践教学平台主要依托经济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利用ERP软件开展企业行为模拟，通过开发、训练学生的综合决策能力和综合执行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为着力抓好跨专业综合实验教学、校内仿真综合实习和校内创新创业实践三个重要环节，经济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用友、金蝶、国泰安、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网（下称中经网）等知名企业通力合作，在实验教学顶层设计、实验教学课程实施和实验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取得显著成效。IBM、用友、中经网、国泰安和中山京通等公司的行业、企业专家全程参与ERP实验教学项目的设计；用友和国泰安安排企业导师进入课堂；部分ERP课程考核直接采用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国泰安和中经网为师生免费开放部分数据库，支持我校跨专业实验教学；用友、金蝶和杭州贝腾等公司为学生提供模拟竞赛平台，帮助学生与其他高校学生同台竞技，吸引风险投资关注和选择项目；中经网和国泰安与我校合作共同开发仿真实习案例库；杰赛科技、中山京通和国泰安与我校合作研发出“基于云计算基础上的企业模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进一步发挥基于云计算及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在跨专业虚拟仿真企业运作综合实验教学及资源共享方面率先突破。我校经济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分别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级教学团队和国家级精品课程等奖励或项目资助，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综合决策能力和综合执行能力得到明显提升。2014年，我校获批教育部首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创业孵化园区的项目建设为学生搭建了“平台支撑――项目扶持――基地实战――成功创业”的创业实践平台，为提升学生的实践创业能力提供了较大的助推力。学校在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基础上，通过专家评审和公开招标方式，遴选有基础、能落地的团队入园进行学生项目校内孵化。以校友创业企业为依托，建设了深圳网商协会、明次镆倒芾碛邢薰司校外创业见习基地，组织国家级实验区和有创业孵化项目的学生到创业见习基地见习，让学生能够接触真实的创业过程与环境，学习创业企业的管理和成长经验。2014年，学校获得“广东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称号，同时也获得广东省人社厅授予的创业培训机构资质，成功申报并获批成为全省创业培训定点机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在承担学生实习教学任务的同时，根据专业发展特色，尝试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实践教学方式，如金融学院与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系、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山小榄村镇银行等共同组建了“微金融创新协同育人平台”，在协同培养华南地区微金融创新人才方面做得颇有特色。第一，该平台将微金融实务课程嵌入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第二，和金融企业高管及实务部门人员协同编写金融类教材或著作；第三，协助证大房产申报建设我校餐旅实验楼。协调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及培训工作安排；安排学生去证大集团和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实习；与广东小贷协会初步达成合作培训意向等。金融学院学生深入参与微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建设及咨询服务，在“微金融创新协同育人平台”上得到了较多的实战演练机会，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增强，在全国挑战杯大赛中屡获殊荣。应用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综合平台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基金资助200万元，正在筹划建设创业实验室和创业模拟室各一间，创意实验室开设创新创意思维拓展课程，开拓学生创新思维；创业模拟室建设两个校内创业模拟教学子平台，即“创业训练平台”和“创业服务平台”，并计划将该平台建设成为一个能支撑创业教育、自主学习、创业师资能力提升的资源支撑中心。
加大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体系建设。学校选派教师参加全球创业管理领域的领导者――百森商学院的“创业思维与行动（TEAE）教学培训”及“SIYB创业师资培训”。“创业思维与行动”项目是百森商学院为两岸四地及新加坡等在内的大中华区精心设计的针对性强的创业教育师资培训。长达12天密集的全英文创业课程内容，涵盖了百森创业教育模式、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设计思考与创业创意、创业市场测试与商业计划、创业领导、天使资本与创业融资、创业孵化器、公司创业、家族创业和社会创业等与创业管理、创业教育相关的10余个专题。“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SIYB）创业师资培训”是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开发的，为有意愿开办中小企业的人量身定做的创业培训项目。该项目引入中国后，在部分省市试点运行取得良好效果。学校获得广东省人社厅颁发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训（SYB）承办机构”资质后，已开展5期398位学生参加的SYB创业教育培训，学生参与SYB创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颇高。
五、构建经管类本科创新型人才综合评价体系
为客观公正地测评经管类本科创新型人才的各方面表现，使学生及时认清自身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在实践中扬长避短，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学校以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试点单位，结合该实验区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实际培养情况，构建了一套较为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学生综合考评体系。该考评体系以核心素质为根本，以思想道德素质为基础，以专业素质为支柱，以能力素质为拓展。核心素质侧重考评学生的创业能力、开拓创新能力、追求效率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财务运用能力；思想道德素质侧重考评学生的政治素质、法律观念和个人素质；专业素质侧重考评学生的专业素养、外语水平和计算机水平；能力素质侧重考评学生的决策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该考评体系的构建，实现了学生自主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个体评价与团队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较为全面、科学地体现了对经管类本科创新型人才的激励、约束和引导机制。该考评体系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同样适用于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创新型人才的测评，在校内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和应用。
[ 参 考 文 I ]
[1] 杨晓慧.我国创业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5（1）.
[2] 徐小洲，叶映华.创新型人才的素质结构与生成转化机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1）.
[3] 曾月征，袁乐平.创新型人才培养指标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