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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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博士论文

第1篇

1.1一般资料

本文选取了2010年1月～2011年到我科室进行胆石症手术的35例患者，患者在术前右上腹均出现腹疼痛，并且反复发作。其中有11例患者伴有发热、黄疸症状。在35例患者中，有20例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患者的年龄为35～72岁，平均年龄为53.5岁。有29例患者在之前并没有手术史，4例患者有过一次胆道手术史，2例患者有过二次胆道手术史。有手术史的患者之前的多为胆总管切口取石“T”管引流及胆囊切开取石蕈状管造瘘。与上次进行手术的时间间隔：最短的时间是2年，最长的时间为17年，平均时间为9.5年。在术前对所有患者都进行B超或CT监测，由此来证明出结石的分布位置。其中，有7例患者是属于单纯胆囊结石，2例患者属于单发结石，其结石直径为2.4cm，5例患者属于多发性结石，其结石直径为0.5～2.0cm；5例患者属于单纯肝内外胆管结石；16例患者属于胆囊结石合并肝内外胆管结石。

1.2手术方法

在进行手术时，根据结石的分布位置，选择保胆手术、胆总管切口探查取石术及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1.2.1保胆手术

行人工气腹，并且按照腹腔镜常规方法进行摄像系统及冷光源的置入，置入方式为：剑突下及右锁骨中线肋缘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将胆囊底缝吊。用电凝将胆囊底切口约0.8cm，待到将血止住以后再进行输尿管镜以及经皮肾镜、1.5mm中空超声探针的置入，使用负压将击碎后的结石残渣吸出以后对胆囊进行冲洗，并立即给予止血处理，同时对于未吸干净的残石要带保护套进行全面清除，胆囊管开口处有胆汁流入后，再使用3-0可吸收肠线对胆囊切口进行间断全层缝合，经测试未见胆囊切口有渗漏，方进行术野清洗，将腹腔积液吸尽，排气，切口缝合。

1.2.2胆总管切口探查取石术及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术前需保留导尿管和胃管，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后于剑突下及右锁骨中线肋缘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将胆囊先切除，然后将胆总管切开约2～2.5cm，最后在取结石时使用取石钳将能取的取出，不能够取出的结石，将输尿管镜以及经皮肾镜由切口置入，并且使用1.5mm或3.3mm的超声探针进行边碎石边吸引，术后要留置“T”型引流管。

2结果

使用保胆手术取石的患者均1次成功。使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手术取石的患者中，有18例患者1次成功，6例患者在术中转开放手术1次成功，只有3例患者没有1次成功。造成其无法1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患者体质较差，对于长时间手术无法忍受，肝内外胆管存在结石量过大，并且大部分的分别部位是二级胆管以上。在患者术中及术后均经过B超或造影证实有结石残留，1个月后使用同样的手术再次取石，全部取尽。本组患者使用超声碎石取石成功率达到100%，手术使用时间90～240min，平均时间为158min。患者住院5～10天，平均天使7.5天，术中的出血量为50～100ml。术后均没有感染、胆漏或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35例患者来院复查均在术后2～12个月，经B超检查胆囊收缩功能良好，胆囊壁没有出现水肿，肝内外胆管没有结石复发。

3讨论

第2篇

论文关键词：郑和下西洋；传播学；物质文化传播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郑和使团本着“宣德化柔远人”、“共享太平之福”等宗旨，打通了海上贸易之路，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这种局面对物质文化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马六甲成了货物中转站，大量交流物资，甚至连当时的行政法律都效仿中国。占城国“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爪哇国“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锡兰山国对“中国麝香、纶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此种情形，自然在各国都是一样的。郑和使团开展商贸活动奉行平等、重信原则，每到一处，先了解各国的货币、贸易手段，考察度量衡换算及贸易方式或习惯，尊重对方，公平买卖。如在古里，双方贸易一旦达成协议，签订合同，“或贵或贱，再不悔改”。郑和使团从不强买强卖、巧取豪夺，为各国树立了榜样。一时间，印度洋成为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海洋，波斯湾、红海成了沟通东西方商品的中转集散地。有些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还把中国丝绸、瓷器、南洋香料运到地中海东部，转运意大利北部，再转卖到欧洲。印尼的爪哇、旧港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变成向东方香料群岛扩展的经贸基地”东南亚贸易圈也是从那时开始逐渐形成的。郑和使团与海外的物质文化传播不限于自然物产、人工制品等物资的简单交换，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促使海外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第3篇

可29岁的政治学博士于丹常常要使劲撇清“学历与相声的关系”，他皱着眉头强调：“两者不正相关，也不反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被人说成“拿博士的名头去要饭”。

2011年6月，天津哈哈笑艺术团的演员于丹从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搭档裘英俊，上过少儿曲校，因“学习太好”而去读了南开金融系，一直没离开相声圈。

老艺人对他们感到新鲜。为了“垫高”他们，有人提醒观众：@俩新人了不得，高材生！也有人在后台冷嘲热讽：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俩大学生说相声，就跟卖白菜的说相声、蹬三轮的说相声一样，有什么区别？

于丹逐渐发现，虽然对方是贬自己，但话糙理不糙。@个圈子不认学历。

在后台，有演员好奇地问于丹：“你学什么呢？政治？你上@么多年学，你不烦吗？――我就腻味上学！”

在购票捧场的茶馆里，观众不会因为演员学历高就好伺候，稍有不慎就惹来嘘声。而在学校，于丹甚至见过一个同学表演快板，忘了七八次词，观众还宽容地鼓掌。

于丹不喜欢给相声赋予很大使命。在他看来，说相声首先是谋生手段，@样想不卑鄙。

于丹并不否认，自己当初去茶馆表演，一场几十块钱收入颇具诱惑，可以贴补家用、支付学费。

有听众在网上讽刺他：“一个大博士，天天上茶馆赚外快，好说不好听啊！”

于丹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在一些人眼里，学历连着身份，博士就是“祖国栋梁”、“高级人才”，就得“阳春白雪”。

事实上，在于丹身边，还有厅局级干部也在说相声。但受制于“身份”，很少张扬。

在政治学博导朱光磊教授面前，@位相声演员格外拘谨。朱老师只听过一次于丹说相声，还是招待几个客人时去茶馆听的。师生从未就表演有过任何交流。

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与相声只有“一点点关系”――通过说相声，他搜集了文化市场方面的部分材料。

虽然一再声称学历与相声无关，@位政治学博士很注意在创作中“结合时事”，旧瓶装新酒。因为“你不加新东西你就没饭了。听滋味的少，听内容的多”。

眼下，他计划在新段子里编入“利比亚和卡扎菲”。在一个传统段子里，他们曾把“二饼碰八万，死不对眼”，改成了“360跟QQ，有你没我”。

萨达姆被执行死刑时，于丹表演“赤壁之战”。剧中，诸葛亮游说孙权，劝他抵抗曹操，“你投降的话，你再找律师上诉的话没用，萨达姆现今什么样你什么样”。

“开政治玩笑，恰当就好，不要过分。我们行当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离政治，不提政治’。”于丹说。

日本大地震时，他们在茶馆里说：日本@个邻居挺讨厌，按理说他地震了，咱们应该同情他，可他有时候还抢占楼道……

于丹说，他们并不觉得骂日本人就对，毕竟要有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但在“事件”等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相声让大家一乐，宣泄一下情绪，也没什么不妥。

“你要分清你的功能。讲政治课我就不能胡说八道，传道授业解惑。说相声的功能就是娱乐，你不能让观众买票去受教育。”他说。

@位政治学博士真的要去讲政治课了。他已确定留校任教，在教育学院，给学生上“基本原理”。

面试时，学院领导委婉提醒，鼓励个人爱好，但别影响工作――“你不打算做学术界的相声演员吧？”

第4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第5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第6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第7篇

【关键词】政治认同大学生政治认同评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的变迁，群体利益冲突加剧，各种价值观激荡，政治认同问题突出出来。以“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搜索平台，以“政治认同”为“篇名”模糊匹配，共检索到文献679篇。本文仅就国内学者关于政治认同、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基本问题做文献归纳，并作简略评论。

一、对政治认同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多角度研究政治认同问题，主要是围绕着政治认同的内涵、功能、认同危机等方面进行的。

（一）政治认同内涵的讨论

李素华从政治本质的基础上揭示政治认同，提出依据对政治的阐述，把政治认同界定为公民对政治体系中执政的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和同意，并且自觉地以该政治权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马振清从社会心理学的解读，认为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德永从逻辑的角度来揭示政治认同的内涵，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是利益认同；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制度认同；政治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

（二）关于政治认同的功能

李素华认为政治认同具有认同政治思想：使公民树立共同政治信仰、认同政治体制：使政治组织及制度获得合法性以及认同方针政策：使政治过程过的参与和支持”的三功能说。孔德永认为政治认同的功能在于支持功能和评价功能。方旭光认为政治认同具有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与标尺、是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动力等种功能。

（三）政治认同危机的研究

关于政治认同危机，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二方面个方面论述。一是从政治认同的支撑体系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认同的危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性：内容上相悖、功能上紊乱、结构上冲突、行动上对抗。三是从政治认同主要资源的视角分析，张元认为政治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绩效、利益认同上的危机、制度、政策认同上的危机、理念、价值认同上的危机。

二、关于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

我国学者除对以上政治认同研究外，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张爱芳提出，虽然就目前来说，大学生基本能够普遍认同中国的政治体系，但其政治知识结构存在着片面性，对常规性、稳定性的具体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了解甚少。冯德华等人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状况基本上是良性的，但由于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及政治人格特征的约束，其政治认同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一）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因素

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新媒体、经济全球化、市场体制等问题。新媒体给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提出严峻挑战：一是打破了以往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模式，三是弱化了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效果。杜海坤认为，全球化的冲击、价值的多元化趋势、政治认同教育媒介发生变化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

（二）在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对策研究方面

黄德林提出，要拓展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载体形式，从网络载体、文化载体、实践载体、朋辈互促等方面提升大学生政治认同。顾晓英提出，从稳固培养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家庭、学校和社会互动等方面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张梅花提出，从深化改革开放、创造政绩，引导社会政治舆论方向来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三、对现有研究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但仍存一些不足。一是部分学者大量借鉴了西方学者对政治认同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在研究中国大学生政治认同时有照搬的倾向，没有根据中国国情与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的研究。二是部分学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仅仅是着眼于工具层面，把政治认同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政治教育效果的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主体自我的身份认同等主体性价值需要的层次来研究。三是，现有研究缺乏综合性，且所提出的对策性建议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李素华.政治认同的辨析[J].当代亚太，2005，（12）.

[2]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l）.

[4]李素华.对政治认同的功能和资源分析[D]. 复旦大学.大学博论文，2005.

[5]孔德永.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认同问题研究[D].山东大博士论文，2006.

[6] 方旭光.政治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取向[J].思想理论教育，2006（1）.

[7] 方旭.政抬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D]. 复旦大学论文，2006.

[8] 上海市政治学会土编.政治认同与社会和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张爱芳.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分析[J].高等农业教育，2005，（8）.

[10]冯德华，刘冠男，郎翠艳.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教育研究，2009（2）：191.

[11]黄德林.新媒体视野下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4，（2）.

[12]杜海坤.新时期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07）.

第8篇

约翰・冯・诺依曼，美籍匈牙利人，数学家、计算机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发明家，新时代数学的倡导者，“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

冯・诺依曼从小聪颖过人，兴趣广泛，6岁时，他就能心算做八位数乘除法，8岁时掌握微积分，12岁就读懂领会了波莱尔的大作《函数论》要义。

冯・诺依曼的记忆力惊人，读书过目不忘。他对读过的书籍和论文，能很快一句不差地将内容复述出来。

冯・诺依曼一生掌握了7种语言，最擅德语，他在用德语思考种种设想时，又能快速译成英语。据说，6岁时他就能用古希腊语同父亲闲谈。

在计算机领域，他被誉为“计算机之父”。在经济学领域，他被誉为“博弈论之父”。在物理领域，冯・诺依曼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对原子物理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化学方面他也有相当的造诣，曾获苏黎世高等技术学院化学系大学学位。 30岁时，冯・诺依曼已经是纯粹数学学者中的巨人；45岁时，他被全球公认为20世纪最具世界性、最多才多艺、最才思敏捷的数学家。从遍历定理的第一个有力证明到天气控制方法，从原子弹的聚爆装置到博弈论，从一种用于研究量子物理学的新代数学到带有预先储存程序的计算机的装配，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设想。他在格论、连续几何、理论物理、动力学、连续介质力学、气象计算、原子能和经济学等领域都做过重要的工作，被称为上世纪“最伟大的全才之一”。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

他创办了俄国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由于他渊博的学识，他也被普希金赞誉为“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他是“俄国科学史上的彼得大帝”，俄国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在俄国的地位，有如伽利略在意大利、牛顿在英国、笛卡儿在法国、莱布尼兹在德国和富兰克林在美国的地位。

为了躲避继母的责骂、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19岁的他带着两本启蒙书――《斯拉夫语法》和《算术》，凭着借来的3个卢布，离开家乡、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他冒充教会执事的儿子进入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用1年时间掌握了拉丁文，并自修了希腊文，用5年时间修完了8年的课程，被选派到彼得堡国家科学院大学深造。半年后，又被派往德国学习采矿和冶金。1736年秋，他进入马尔堡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期间精通了德语、法语，后又到弗赖堡学习矿业和冶金学。在克・伏尔夫教授的手下，他学习了数学、哲学、物理学，又选学了化学、力学、矿山测量、水利工程学课程。

他在物理、化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天文、地质、矿物、航海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文学者，在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方面都有研究，被誉为“俄罗斯现代语言之父”，著有《修辞学》《俄语语法》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等。

他在观测金星凌日时第一个发现了金星上存在着大气；他创立了热动力学说，指出热是物质本身内部的运动，从本质上解释了热的现象；他提出了气体分子运动论，认为空气微粒对容器器壁的撞击是空气产生压力的结果；他对气体压强给以正确解释，即是空气质点对器壁撞击的结果；1741年，他创立了物质结构的原子――分子学说，为俄国的物理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用实验证明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相等，这一发现比拉瓦锡发现物质不灭定律早18年；他是最早应用天平来测量化学反应重量关系的化学家。

他是俄罗斯的“全能才子”，是俄国“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莱布尼茨，德国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遍及力学、逻辑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体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外交学等等，他是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还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而他的职业，是一名律师。

莱布尼茨在数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数学上，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有人认为，莱布尼茨最大的贡献不是发明微积分，而是发明了微积分中使用的数学符号，他也因此被称为“符号大师”。莱布尼茨还对二进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哲学上，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最为著名，例如他认为“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他和笛卡尔、巴鲁赫・斯宾诺莎被认为是17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

莱布尼茨对物理学和技术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提出了一些后来涉及广泛（包括生物学、医学、地质学、概率论、心理学、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的概念。莱布尼茨在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诸多方向都留下了著作。他的著书，约四成为拉丁文，约三成为法文，约一点五成为德文。

莱布尼茨的求学经历也堪称传奇。

15岁，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一进校便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期间他还抓紧时间学习哲学和科学。

17岁，他以《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一文获学士学位。

18岁，莱布尼茨完成了论文《论法学之艰难》，获哲学硕士学位。

19岁，莱布尼茨向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论身份》。次年，审查委员会以他太年轻为由而拒绝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对此很气愤，于是毅然离开莱比锡，前往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并立即向学校提交了早已准备好的那篇博士论文。

21岁，阿尔特多夫大学授予莱布尼茨法学博士学位，还聘请他为法学教授。

据称，经当代智商测试研究，莱布尼兹的智商高达205，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天才。

托马斯・杨Thomas Young

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是个奇才，同学们都称他为“奇人杨”。上帝在造人方面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托马斯・杨就是个例子。表面上，他的身份是医生、物理学家，但这仅仅只是他的社会角色而已。他涉猎的广泛程度让人瞠目，他的才华横溢让人吃惊。

他在光波学、声波学、流体动力学、造船工程、潮汐理论、毛细作用、虹的理论、力学、数学、光学、声学、语言学、动物学、埃及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还对艺术颇有兴趣，他热爱美术、音乐，几乎会演奏当时的所有乐器。他会制造天文器材，还研究了保险经济问题。他擅长骑马，并且会耍杂技走钢丝。

小时候的托马斯是个神童，2岁会阅读，4岁能将英国诗人的佳作和拉丁文诗歌背得滚瓜烂熟；不到6岁已经把圣经从头到尾看过两遍，还学会用拉丁文造句；9岁掌握车工工艺，能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物理仪器；几年后他学会微积分和制作显微镜与望远镜；14岁之前，他已经掌握10多门语言，包括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等等，不仅能够熟练阅读，还能用这些语言做读书笔记；之后，他又把学习领域扩大到了东方语言――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在中学时期，就已经读完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瓦锡的《化学纲要》以及其他一些科学著作，才智超群。托马斯26岁时，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被发现。石碑上刻了三种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通俗文字和希腊文。首先阐释这些象形文字的人是法国人商博良，但托马斯却是把碑文的译文发表成书的第一人。

托马斯在物理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在光学观察上，特别是光的波动性质的研究。1801年他进行了著名的杨氏双缝实验，证明光以波动形式存在，而不是牛顿所想象的光颗粒（Corpuscles），该实验被评为“物理最美实验”之一。

第9篇

一、美国电影电视教育发展现状

美国电影教育的发达，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电影产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和电影教育近百年的积淀1929年，好莱坞早期著名演员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就创立了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制作专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三十余年来美国独立电影的繁荣，更多的电影节、基金会资金进入，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制作电影的可能性，拍摄技术和成本逐步降低也让人们通过电影表达成为可能。因为起步早、产业发达、教育总体实力强，美国的电影教育的持久蓬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据《综艺》杂志(Variety)统计，美国的电影学院、大学里的电影院系约有90所，公认出色的电影学院有25所。排名靠前的包括：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choolof Cinematic Arts)，简称USC-SCA，一大批业内精英在此执教，著名的校友包括《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阿甘正传》的导演罗伯特泽米基斯(也曾长期在此执教)、《达芬奇密码》导演朗霍华德等;纽约大学帝许艺术学院 (NewYork University-Tisch School of the Arts)，简称NYU-Tisch，著名教员包括斯派克李(SpikeLee)，华人著名纪录片导演崔明慧 (ChristineChoy)，电影研究专家罗伯特斯泰姆 (RobertStam)等，校友里则有马丁斯科塞斯、李安等大导演，将近半数奥斯卡奖最佳短片获得者也都出自这里;美国电影学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简称AFI，这里以评选AFI影史最佳100部影片而出名，兼有研究院和教育机构双重使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School ofthe Arts)，以传播和文化研究最先享誉美国，这所学院近年来的制作专业发展非常快，已经成为美国顶尖影视制作培养机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视和戏剧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Department of Theater and its Departmentof Film，Television and Digital Media)，最著名的校友是教父系列的导演福特科波拉(FrancisFord Coppola);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这所学院集中设置全配置的艺术学科，是美国一流的专门艺术学院。其中的电影电视学科划分极为细致，从导演、摄影等常规专业到特效、化妆等全部包括，旨在培养非常专业的制作人才。

除此之外，很多大学都开设电影专业并各有侧重，比如芝加哥大学(Chicago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电影研究在全球范围都有很强影响力。

在影视教育的高端特点之外，美国的电影教育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化态势。从上述最高端的一批电影学院，到大学里一般性的影视学院，再到一些社区大学里的影视系，以及专门的培训学院，为各种学生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而且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很多电影院系和业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一则表现为许多业界人士直接就被大学聘为教职人员;二是，大部分著名的电影院系都位于洛杉矶、纽约、旧金山-湾区、波士顿这些影视制片发达的地区，这也使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行业成为可能。比如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从日常教学到毕业创作，校内学习和电影行业操作规范高度接轨。这座学院的艺术硕士的毕业作品里呈现出的：无论是制作流程，还是资金运作，与不远处好莱坞制片厂内的电影运作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二、美国电影教育的类型划分

美国的电影教育相关专业，大致可分成两类：专业学院和大学里的影视院系。所谓专业的电影学院或者艺术学院，是独立的、专门的艺术、电影电视教育学院，大体类似俄罗斯的莫斯科电影学院、法国Le Fmis电影学院或者中国的北京电影学院。这类中最著名的为美国电影学院、加州艺术学院等，这类院校提供细分化的影视教育，比如导演、摄影、录音、灯光、特效、美工等，但这类学校一般不颁发学士学位，而是提供一种副学士学位(associate)，大概可以翻译成专业或专科学位。因为这类学校偏重培养的是专门人才、非常实用性的行业人员，所以能进入这类学校里学习也是很多致力于此的学生梦寐以求的。比如位于好莱坞的美国电影学院(AFI)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但因为在里面授课的都是行业里的杰出人员，甚至包括马丁斯卡塞斯这样的大导演。所以能进入其中，获得一张文凭，是极为不容易的。2013年，美国年轻导演达斯汀布朗 (DustinScott Brown)从社区大学圣莫妮卡学院 (SantaMonica College)电影制作系毕业后，众筹资金、独立制片拍摄出了短片《团结》(Solidarity)，入选了法国戛纳电影节，并被票选为美国圣巴巴拉电影节观众最喜爱短片，凭借此片，他获得了进入AFI导演专业深造的机会。由此可见，能跻身其中进修的，都是获得不俗成绩者。

大学中的电影院系是依存于综合大学的影视院系，虽然不完全独立，但也有相当强的自主性。比如纽约大学的帝许艺术学院、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这两所学院也被认为是分据美国东西海岸两所最强的电影学院。这类学校一方面重视学生制作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也注重研究和综合素质的提升。能颁发学士、学位硕士/艺术硕士(MA/MFA)甚至博士学位，不过博士学位只在电影研究领域颁发。这类院系是美国电影教育的重镇，它们在大学的体系之内，在培养专业素质的同时，也提供更加综合的人文、艺术类课程，学生能够接触到的是更加综合的课程体系，因而知识结构也更加全面。而且，综合大学电影学院里面，本科教育是最为重要和完备的。比如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电影研究专业(Cinema Studies)所规定学生需要获得的128个学分里，40个学分来自电影制作课程，46个学分来自电影史和电影批评课程，其他的学分必须通过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获得，这就保证了学生成为综合素质很高的全才，而不仅仅是专业制作人员。

三、综合大学里影视学院的课程特点

综合性大学里的影视院系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素质，从遴选学生和基础课程设置都可以看出来。拿纽约大学帝许艺术学院举例，如果要申请进入其中学习，除了学校规定的成绩之外，还要提供很详细的专业素质考察材料，并需要面试。这些个人材料包括：

1.一页纸的简历，要包含从事类似创作的经历;

2.带领一个团队或与他人合作的经历简述;

3.讲一个自己生命中重要的或者有趣的故事;

4.描述一件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艺术作品;

5.视觉化故事讲述。可以是一部短片、一组照片、绘画作品或者写一个可以视觉化呈现的故事。

第五项是最为重要的，很多学生也在入学前为了准备第五项费尽心机。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视戏剧学院的入学资格考察都和此类似。可以看出，这类院校看重的是学生讲述故事以及视觉化呈现一个故事的能力。随后，这些院系会对学生进行完备而严苛的基础教育。这里的专业划分并不特别详细，每个学生都要学习导演、编剧、摄影、录音和制片的课程，以及相关的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学课程。在高年级才进入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室项目，比如有志于摄影的学生进入摄影工作项目(workshop或studio)，到了这个阶段，课程才会有详细划分，比如黑白摄影、彩色摄影、摄影机械、胶片和数字、数字调色等。

尤其受到NYU-Tisch重视的，是创意和戏剧写作视觉传达和纪录片。首先，这个学院里不仅有专门的写作专业，而且每个学习制作的学生都要经历至少长达一年的写作课程训练，包括电视脚本、视觉故事写作、戏剧剧本、电影剧本等。此外，学生要学会用各种媒介讲述故事：图片、活动影像和广播。纪录片也是所有学生必修的课程，其中包括一般性的纪录片拍摄和录音，也有高级的纪录片制作工作坊，还有其他院校里不太常见的纪实广播写作和制作只能使用声音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重视纪录片制作的训练是美国很多影视院系共同的特点。在USC电影学院，纪录片制作分成三个等级。所有学生必须经历第一和第二等级，每个人拍摄一部纪录短片，如果想进入第三等级(Advance)，则必须提交一个拍摄好的题材小样，受到教授肯定之后，提交者可以成为导演，没有被选上的则从事制片、摄影、录音和剪辑工作。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学生的纪录片制作要求是极为苛刻的，每个学生都要受到摄影、录音、导演和剪辑的训练，每个学期，学生要轮流制作一部自己的电影，也就是两学年才能完成纪录片专业的学习。最为不可思议的是，纪录片摄影要求使用的拍摄设备是摄影机和16mm胶片。按照系主任詹克洛维茨(Jan Krawitz)的说法我们按照老派的做法训练学生。

在大学之外的独立电影电视学院，本科或者副学士教育是重点。但在综合大学的影视院系，学生可以进入更高一步的学习阶段。大学里的电影教育实行制作和研究型教育分别对待的做法：制作教育偏向高级制作人才的培养，最高学位为艺术硕士(MFA);电影研究教育则更多和艺术、人文、社会学交叉，硕士为艺术学硕士(MA)，最高为博士(Ph.D)。这种分别对待的作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和学术的精英化，MFA主要任务就是学好制作的本领，不必在理论研究上有很高的建树，毕业作品一般要求为30分钟以内的影片。影片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很多毕业作品直接就进入各电影节、进入院线发行，甚至获得奥斯卡短片奖。制作领域没有博士学位，所以没有我国存在的那种导演博士、摄影博士的现象。电影研究有些在专门的影视院系，有些分布在综合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等相关人文院系里，比如耶鲁大学东亚系、迈阿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这类学科要求学生有达到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才能完成学业，而且越来越看重和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一般说来，美国的电影学博士能在5年以内完成学业、通过论文答辩的，会被视为极出色的电影研究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师资的配备上，二者也体现了很大差别。MFA的教师大部分聘用业内杰出制作人才任教，教师本人的学历不是最严格的杠杆。比如在NYU-Tisch里面，任课的全职教授只有4人，而兼职、聘任教师则多达100多人，连担任电影制作系主任、大名鼎鼎的黑人导演斯派克李都只是兼任教授。而电影研究领域的教授的资质审查就和其他学科相当，要求有博士学位，要求有质量过硬的专著和论文，比如NYU-Tisch的纪录片研究副教授乔纳森卡哈纳(Jon-athan Kahana)，他的博士论文《情报作品：美国纪录片的政治学》(Intelligence Work：the Politics ofAmerican Documentary)在完成当年被评选为该年美国电影学最佳博士论文，把纪录片和政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而有资格毕业后到纽约大学任教。

四、结语

第10篇

一、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运用民族志方法的意义

民族志研究已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领域所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而“民族志”与新闻传播学的结合也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被认为是民族志传播学的奠基人。民族志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为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样的，“民族志”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也有着无限的潜力。在这方面早已有先行者。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再如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开中国“民族志”方法进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先河，此方法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⒈“民族志”深入的调查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更加科学，更加客观严谨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个文化或某种现象，就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当地人对世界的看法及体现这些看法的行为上。但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的活动的主观叙述，往往不一定能准确或不足以解释其行为，尤其是在受访或被要求叙述的情况下，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对事实加以筛选和曲解。所以研究者应该尽可能直接观察他们的行为。“民族志”的优点在于调查者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现状，并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更加科学。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应该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相信没有人会在实验室里来完成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⒉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也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志”是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考察时所创造出的一种方法类型。这种研究方法把完全生活在研究对象中不受外界干扰作为重要的研究条件之一，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很多，且由于这些地区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对民族文化良好的保护和传承，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

⒊“民族志”中“遍查”的概念和操作方法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这种研究方法是要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以看电视为例，在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一书中，他分析了每个问题提出的原因和意义。如电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你所观察的家庭中除电视以外，还有哪些电器？电视信号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以及考察，涉及基层的行政管理问题，涉及国家的行业体制、政策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控制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再如电视机的来源，这背后体现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对于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就尤其重要。再如研究内容还包括民族历史和风俗文化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因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民族接触媒介的习惯和媒体传播的效果。

这样的方法具有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必将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引向深入。

⒋民族志影像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直观的第一手材料，也为纪录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以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拍摄的民族志影像，力图还原拍摄对象的真实生活、原始情感以及他们的姿态，用镜头对研究对象的再现无疑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许多优秀的纪录片都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或采纳了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如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就是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

二、“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缺陷

⒈“民族志”方法本身的性质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目的有相悖的一面

民族志方法来源于人类学，而且倾向于人类学中人文科学的一面。民族志的研究主要探讨事物现象的原创性、表达性与独特性，在方法上则重视对具体对象本身内在意义与价值的诠释。它不适用于追求普适性和规律性，只适合于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例如郭建斌对少数民族乡村地区（独龙江乡）当地人看电视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或观点不能推及与之条件有较大差异的其他民族地区。

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工作，进而还要为国家相关政策决策服务。将少数民族信息、文化传播得更快、更远、更好，以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实践方法和目的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⒉民族志研究的精确性常常受到质疑，因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①民族志研究面临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研究中引起思考的问题和在具体民族地区从事调查所遭遇的问题无疑是大不相同的，原定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难以估计。尤其是民族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特性和民族文化，原有的研究设计随时有可能被排斥而无法进行。

②研究者个人的喜好及理论的偏见。这会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时，研究者也容易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如自我偏见的限制。

③研究者很容易对民族地区的情况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即立场预设，这容易对此地区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产生歧见。

⒊民族志的关键概念有其模糊的一面，操作时很难区分其中界限

以民族志操作环节的关键概念“融入”为例（民族志三个操作环节：融入、遍查、深描）。融入，即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单薄的。怎么样才能表明已融入某一群体，能调查到丰富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呢？目前还没有一套标准。而以往很多民族志研究的实例中研究者的融入也很值得怀疑。

举两个例子。民族志核心内容“参与观察法”的提出者、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中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调查，1922年出版了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民族志研究。但是他在他的调查日志中这样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这些句子让人对马氏的“融入”产生怀疑，即便是语言和生活上融入，那在心理上的融入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融入最后得到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又是否科学？

西方学者约瑟夫洛克是中国早期民族志影像的拍摄者，他拍摄了纳西族和藏族的民族志影像，影片中给人以中国市民社会死板、僵滞的印象。这固然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有关，但洛克没有真正融入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洛克一直保持着自己优雅的绅士风度，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也通常要“干净”地独居。他在文章里长篇累牍记述着旅行中遇到的不干净、难受等等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

由此可见，概念的模糊导致操作上的无据可查，无章可循，加之立场的异同，最终会影响研究效果。

三、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用民族志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民族志的方法有巨大价值也有局限性，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应结合自身的研究特点做些改进。这里浅谈两点看法。

⒈应该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要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对立起来，这两种研究的区别更多的只是方法层面上的区别，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资料以定性资料为主，详细地记录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数据程序来处理。从研究对象本身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因此质化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记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他的数据如该地区的记事、记录、有关刊物、照片等来补充。而我们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在此基础上辅以量化研究的方法。如问卷设计、抽样调查、概率统计等等。

举个例子。用量化的方法给“融入”这个概念以一个可考量的标准。进行科学严谨的问卷设计，问题应有规范的答案，在民族志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人群中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问卷分发的人群，来完成问卷的回答（如有不识字者应阅读问卷帮助其完成），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和概率统计确定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在其研究对象人群中的融入度。尽管最后确定的量化考量标准未必十分科学精准，这其中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为质化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标准，同时也为比较分析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

这只是个例子，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可结合使用的地方和方法还有很多。

⒉注重从个案分析和研究中探讨其中的普遍意义和一般规律

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它追求事物之间的通则性和规律性。而民族志的方法更重视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民族志方法时要自觉地去追求普遍意义和规律性。

举例说明。民族志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步骤：①选择研究分析对象；②提出民族志问题；③通过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④进行民族志分析；⑤书写民族志。具体研究时，每个步骤的操作都要考虑到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注重其典型性和是否具有某个范围内的普遍意义；问题的设计应尽可能或至少有一部分应是具有普适性的；而进行民族志分析时，应尽量发掘其中蕴含的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启示。

目前，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少许的科研成果，在方法论上也存在很多空白，借鉴其他学科中好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但借鉴并非原封不动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根据本学科特点进行改进和修正，以使其更适合本学科的研究特点和方向，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⑴郭建斌著：《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⑵郭建斌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⑶郭建斌文：《三代人：不同历史时期独龙族个体文化特征浅描》，《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5期

⑷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⑸（美）柯克・约翰逊（Kirk.Johnson）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个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⑹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第11篇

回答这一问题，涉及到会计学科的边界问题。会计学科是否有一个既定的边界？会计学科边界是否能够扩张？如果扩张，方向在何处？应当如何把握会计学科边界扩张问题？笔者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以对会计学科研究有所启示。

一、从会计的价值谈起

从社会角度来看，会计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换个角度，会计对这个社会独特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社会几乎每个单位、每个组织都设立了会计岗位？如果以1494年卢卡・帕乔利出版《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作为现代会计的起点，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500年；一些史学家甚至认为会计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腓尼基人创造字母就是为了会计”（Woolf， A. H.，1912）。人们自然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会计历经万世而不衰？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很多现象，无法通过实验室来精确地检验。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猜想。通过猜想构建相应的理论，解释相关的社会现象。理论的优势就在于其解释力的高低。从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到拉卡多斯的精致证伪主义，就是强调理论解释力的作用。换言之，一种新理论提出后，因为它对现象的解释能力高过已有理论，而逐渐得到认可，并取代原有的理论。

传统的会计研究，是以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为研究对象，讨论会计的产生、发展以及其对环境的促进作用。如Littleton 在《20世纪之前会计的演变》一书中，将主要研究目光锁定到意大利复式簿记产生的环境下，认为对复杂商业经济活动报告的需求，促生了复式簿记。遵从这一思路，大部分关于会计产生与发展的学术研究，都将会计定位在事后反映经济活动的角度。目前主要的会计准则制定者都持这一观点。比如，2006年我国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第21条就明确规定：财务报告应当全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又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概念结构公告对财务报告目标的讨论，也持类似观点：财务报告应当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对他们的决策有用的信息。同样，主流的财务会计教科书、绝大部分会计理论研究的著作，都从会计事后反映这一定位入手来介绍财务会计方法、讨论相应的会计理论问题。这种观点还通过大量的上市公司年报得以反复强化。在任意一份年报中，你都会发现其审计报告中有一个标准化的陈述“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报告主体某一时代的财务状况、某一期间的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

既然会计被定位在反映报告主体的经济活动，当经济活动相对不发达，会计被忽视（这里不包括会计史学家的著作），就是正常的了。按照这种逻辑，会计职业应当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市场经济产生前后的事情。但会计史研究者们对会计的讨论，又是从史前人类开始的（参见郭道扬教授《会计史研究》的相关论述）。这二者之间的差异，除了观察角度的不同外，还涉及到对会计认定上的差异。如果以复式簿记方法作为会计的标志，那么，毫无疑问，14世纪之前，任何经济活动都应当没有会计的身影在其中。但如果从会计的社会价值与功用角度来讨论，那么，对会计的认定就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早期。

二、经济学达尔文主义：新的解释工具

人类社会在漫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后产生过很多职业，其中一些经受了历史的选择，存活下来，比如教师职业，从孔子、甚至更远古时期开始，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还仍然具有生命力；也有很多职业因为不能适应社会变迁的考验而被淘汰，比如报纸印刷排版工人就被计算机排版系统所取代、电报电话业务员被日益普及的通讯业淘汰；公交车售票员这一一度令人艳羡的职业，被一个简单的自动投币箱而取代；一些特定科目的教师如上个世纪60、70年代大学中普遍开办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以及相应的教师，因为中国市场经济改变而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空间；当然，社会也产生了很多全新的职业，如资本市场的出现、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催生了很多全新的职业。

那么，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职业更替之间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来自于他对自然界的观察。1950年， Alchian在题为“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的论文中，尝试用达尔文的思想来解释企业生存的竞争与选择，由此确立了经济学达尔文思想。按照经济学达尔文思想，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就相当于是自然选择的过程；为了求得最大限度的生存机会，企业必须学习、选择最有效的方法或机制；尽管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方法是最有效的，但可以通过成功的企业都采纳的方法这一事实，来推断出这些方法至少都是适用当时经济环境的需要、有效的。

因此，可将这一思想应用到对会计产生、发展的解释上。我们无法像自然科学的实验环境那样，借助严密的实验设计来证明会计对企业成功运营的具体作用与贡献，但可以从所有企业都一定设有会计部门这一事实，推断出会计对企业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很显然，如果将会计仅仅定位于一种事后反映报告主体的经济活动，将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组织――甚至包括佛教寺庙――都设有会计。

如果将经济学达尔文主义所应用的范围再扩大一点，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么，同样可以观察到人类社会的竞争与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适者生存”的思想。比如，教师这个职业能够生存，因为它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人类在幼年、成长过程中，需要学习；教师的存在，能够极大地降低人类社会学习的成本。而某些特定内容（如长期盛行于计划经济环境下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或早期的无线电专业），因为我国经济环境在过去二十年的飞速发展，使得这些类型的专业不能适应环境的要求，从而被逐渐淘汰（如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或取代（如电子信息工程取代了无线电专业）。

基于社会学的达尔文思想，给会计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物资极度短缺。早期人类的任何多余“动作”（包括所谓今天界定的白领职业），都有可能会导致小到个人、大到群体的毁灭。为什么早期人类要“刻木”、“结绳”，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与数字？文字和数字对早期人类的作用，究竟在哪儿？它们与会计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三、会计的价值：再认识

基于社会演进的达尔文思想，需要关注两个角度的问题：一方面，仅仅从事后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性，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会计存在于这个社会一切组织当中，甚至包括家庭；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早期发明文字和数字的举动无法解释。

会计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每个组织都有会计存在？对那些非盈利组织而言，会计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既然会计存在于所有组织当中（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乃至虚拟的联合国，除盈利性企业外，还包括非盈利的机构，甚至上海红十字会因为一张超额发票，都引起社会对该组织的非议），那么，可以推测认为，会计在人类社会初期就已经存在了。问题是：在人类社会初期，物资匮乏，每个人都面临生存压力，会计的生存空间又何在？

笔者的猜测是：会计是人类发明的、服务于信任的低成本工具。基本逻辑思路是：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能力极度低下；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以求生存。

――早期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恶劣环境，迫使人们必须要“抱团取暖”，以共同抵御来自自然界的威胁。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逐渐发现，人类彼此都是自利的经济人，都在设法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或者，争取最大的自我生存机会与空间，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由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成为群居的人所必须面对、且要设法解决的问题。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即可发现人类社会在不断找寻信任的方式，包括通过通婚、交换人质、财产抵押等方式来强化信任。尽管战争充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但追逐财富、关注财产的公平分配，仍然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为了解决经济层面的信任，就需要一种经济上有效的方法，这种经济上有效，既包括成本―效益对比有效（即该方法付诸使用所产生的效益，应当要高过这一方法本身的成本），也包括方法的适用性是否广，是否能满足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不同地区组织的需要。

――如果将视野再稍稍收窄，仅仅关注人类历史中的经济交往。由于每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经济动物，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如何在经济层面信任他人，也取信于人，是人类社会初期必须要设法解决的问题。

――由于缺乏充足的历史资料，也缺乏对人类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环境下的生存方式选择的具体体验与体会，我们无法具体考证早期人类社会究竟发明了多少种方法来解决信任问题。但可以想象、同时历史资料也表明，人类社会早期创设了多种方法，试图来解决信任问题，如用人（婚姻、血缘关系等）、用物、用组织内部牵制等。当然，会计一定是其中之一，并且是较早出现的方法。很多历史资料表明，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能力极度低下、社会供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发明文字、数字等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记录当时有限且宝贵的财产，从而达到人与人相互信任的目的。比如，史学家认为，早期两河流域发明文字，不是为了向后人彰显统治者的“丰功伟绩”，而是一种会计解决方案，用来记录神庙中的各项财产。

――任何一种方法，都存在效益与成本对比。那些最终能够经受生存检验、得以存活下来的方法，应当是成本效益比占优的方法。我们无法清楚、明确地给出每种方法的成本、效益情况，但从事后的生存状态可以推测：会计几乎存在于每一个组织中，这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据，表明会计作为一种信任机制，不仅成本效益比占优，且适应性广，能够适应不同规模、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企业的需求。

将会计的价值定位在低成本信任机制角度，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会计存在于一切单位或组织之中，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与会计方法变更。基于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以及达尔文经济学进化论，可以发现，包括信任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是企业竞争与优胜劣汰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某个组织或企业采用了成本更低的信任方法，就能够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存活、发展并壮大起来。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世界500强，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不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所有企业都一定要设立会计岗位。除了会计职业产生与演化外，会计方法的演变，也能够得到更好的解释。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交往非常简单，人类社会早期“刻木记事”与“结绳记事”等行为，作为一种辅助记忆的方法，可以帮助当时的人们记忆并提高信任度；随着经济活动愈加复杂，人们就需要相对更加复杂的方法如复式簿记等，来帮助更好地对经济往来进行分类；当企业内部的会计岗位不能满足社会的信任需求、社会经济交往会受到可能的负面约束之后，人们又发明了审计职业，试图借助一种独立性，来提高会计系统的信任功能。如，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和讨论，就不应该仅仅限于技术方法是否可行或应当采用，而要从该方法所能够影响的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关系来讨论。实际上，会计本身就充满了估计与判断，公允价值的应用本身所包含的估计、判断成份，并不是其能否采用的主要因素。

四、会计研究的边界

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特征是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在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后，又衍生出多个二级学科如金融、财政、统计等。学科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多。会计学科从早期主要是数学著作的一部分（如帕乔利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集成》、斯蒂文的《数学惯例法》），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大学里一个专门学科；随着会计从业人数不断增加，会计学科的从业人口也在不断膨胀。但会计学科无论在研究上，还是教学上，以及会计毕业生未来工作取向上，有形或无形地都存在一个默认的边界。依照笔者的理解，从研究角度看，会计学科的界限至少应当有以下两个不同的判定标志。

一是研究内容。区别一个学科与另一个学科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内容。会计学科的传统内容应当是与财务报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超出这个内容，就有可能被怀疑是会计之外的东西了。如早期实证会计兴起之初，就有学者认为，财务数据影响人的行为，不应该是会计的研究范畴（Christensen， 1983）；到现在，很多会计学博士生的研究话题，若在传统的会计研究范式中，仍然不被认可是会计的一部分，如公司治理、政治关系、大股东性质、估价波动等话题。

二是研究方法。按照 Kuhn 的科学革命理论的描述，任何一个常态科学，都有既定的研究范式和相应的研究方法；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提出或一个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初期都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这时，一些新的课题也就不可能被认可是会计的内容。

按照这种讨论，目前大学里的很多会计学博士论文，都经常面临是否存在“跨界”的疑问；同样，在一些新兴的学术刊物上所刊发的论文，也有跨界的嫌疑。如Ball and Brown （1968）研究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就被美国会计学会会刊 The Accounting Review退稿，认为这不是会计的范畴；当时的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在刊登这篇论文以及其他一系列被当时主流会计学刊不认可的论文之后，从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美国非常重要的会计学术刊物；讨论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以及资本市场能否有效识别会计信息质量等话题，也成为当时会计学界的主流话题。会计学科的边界扩大了。

在美国三大刊物中，第三本学术刊物是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这本刊物同样也扩大了会计学科的边界。

五、拓展会计边界，打造会计帝国

当年经济学理论发展相对成熟后，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按照张五常的介绍，早期萨缪尔森曾经说过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1955年，加里・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种族歧视的经济分析》，被认为是经济学“攻城掠地”的标志；此后，经济分析方法广泛用于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律等领域。Journal of Law and Ecnomics 于1958年创立；1960年，Coase 的 “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公开发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律的架构，让经济学成为现代法学的基础之一。

总体而言，经济学“攻城掠地”、打造经济学帝国的方式主要包括：研究人的行为并提出若干关于人的行为的假设，它们可以用于几乎一切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最终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无法回避经济人等理论；采用可验证的研究范式，使得研究过程能够更加规范、科学，社会科学的争论也更集中。

过去的四十年，会计学研究深受“经济学帝国主义”影响，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话题、理论的应用等，无不体现了经济学的影响。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会计学很早就是输出者，会计学的基本理念早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了。

不难知道，会计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收入－成本＝利润”；这种成本效益分析，几乎贯穿着人类所有活动的始终。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行为、决策选择，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就是成本效益对比。著名的科斯定理，其核心概念就是成本。只不过，科斯把成本概念应用到市场分析，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假如当年科斯选择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会计系，那么，我们会不会认为科斯的相关理论就是会计领域的话题？

除了上述这种成本效益分析思路可以广泛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外，本文所说的会计帝国主义，还与会计的核心价值有关。按照上文的讨论，会计是一种低成本的信任工具，旨在用于解决人类社会的信任问题。很显然，信任问题也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全过程。人们之所以制定法律、建立各种规章制度，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信任成本有关；微观层面，企业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交易成本的竞争；交易成本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信息搜寻成本与信任成本。一方面，在网络日趋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搜寻成本会逐步降低；同时，由于社会流动性加剧、频率加快，导致信任成本渐趋提高，信任成本在交易成本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可以说，以信任成本为主的交易成本，将是微观层面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如果这种分析能够成立，那么，可以认为：会计必将成为未来微观层面的核心话题。

按照本文的逻辑，会计的产生与人类寻找有效的信任工具有关，那么，可以进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或变迁与会计联系起来，讨论会计在人类社会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是否可以大胆地假设：在远古人类族群社会，若给定其他条件相同，在导致少数几个族群更加发达、另外一些族群相对衰落的原因中，会计方法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会计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就会出现一个诸如会计人类学的研究话题。

思辨能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方向性变革，但把这种设想落到实处、让其成为科学研究，而不是诡辩与空谈，还需要真正的科学研究。凡是科学研究，应当关注现象、方向、研究设计的严谨性与可重复性等。这才是会计帝国建设者们下一步应当要付诸行动的方向。

［本文系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0022109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2］索科洛夫（前苏联）著、陈亚民等译：《会计发展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

［3］张五常：《经济学帝国主义》，2005年3月3日，转引自blog. sina. com. cn/s/blog_47841af7010003bf. html~type=v5_one&

label=rela_nextarticle.

第12篇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经济学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现状

（一）农村教育发展落后，城乡教育差距大

与城镇相比，国家对于农村投入的教育经费、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存在很大差距。学杂费占农村收入比例高达3.44%及5.54%，由于农村人均收入普遍偏低，学杂费又占据一部分比重，为此更加阻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见表1）。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不均衡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从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看，与城镇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固定资产总值在普通小学生及普通中学生方面分别比城镇低了4万、6万元，危房比例大，教师队伍缺乏，都不利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农村教育陷入止步不前的状况（见表2）。

（三）农村卫生医疗条件落后，供给不足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差，卫生设施建设不全，医疗队伍素质水平差，且医生缺乏。此外，还存在乱收费、高收费的现象，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农民对于就医望而却步，不利于农民身体健康水平。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财政问题是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原因之一，除了财政问题外，政治经济问题成为导致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为此，应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进行分析，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这种病态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从非均衡供给的类型看主要有三种，即总量非均衡、结构非均衡以及城乡非均衡。总量非均衡即当前的公共服务供给尚无法满足农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结构非均衡即政府较少从农村利益出发，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而通常是大规模进行形象工程建设。城乡非均衡即在各个公共服务供给模块方面，城乡存在较大的差距。针对这三个类型，笔者由宏观到微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分析造成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原因。

（一）宏观政治经济因素：政策偏向城市

认为，国家职能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政治统治职能，其二社会管理职能，其中社会管理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恩格斯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实现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任何国家的统治者，若无法行使社会职能，即搞不好经济、文化建设，也就不能对卫生、人口发展、交通等做出贡献，最终，政治体制将崩溃。因为社会职能行使不好，就会失去民心，也会失去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社会职能是前提，是政治统治、阶级职能实现的先决条件。政治职能是社会职能实施的保障。

学者刘鹏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有两种发展路径：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他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指出党和政府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治，重建公共产品供给制的方式来达到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的。根据以上论断，可以进一步证明，国家稳固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固状态，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政治合法性又分为传统型、绩效型、现代型三种。在我国，由于正处于向现代化时代转型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我国的政治合法性是绩效型，即以向GDP看齐，以GDP增长为各地政府执政的目的及衡量一个政府绩效高低的标准。同时，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公共服务也强调市场化，由政府提供变为部分公共服务市场化，由市场提供，这就导致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的缺位。此外，由于城镇与农村两大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竞争，城镇有更多发言权追求更多的公共服务，这就导致了城乡在公共服务方面供给上的不均衡。为实现国家的长效发展，应满足更多群体的需求，关注农村村民的心声，才能巩固国家发展。

（二）中观政治经济因素：以经济为重心使政府服务缺失

当今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绩效合法性，我国正处于向现代民主型转变的阶段，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问题突出，为摆脱这种局面，政府就会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式，以增大蛋糕的方式，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地政府出现了高度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的现象。财政收入是一定的，若过多的关注经济建设，便会导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从财政支出上便能看出，由于各地政府以GDP增长为执政的目标，为此，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越来越少，还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总量的不均衡，看病难、上学难等社会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各地政府财政投入的方向一般是“招商引资”，而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各地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财政收入，却以资金缺乏为理由，推卸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的责任，这便导致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使得农村发展滞后严重和农村总量不均衡。

（三）微观政治经济因素：政绩导向使政府忽视农村利益

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做对激励”，而不是“做对价格”。体现在地方政府上，就是追逐GDP的高速增长，以展现政府绩效。公共服务分为“硬服务”及“软服务”两类，“硬服务”是指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的建设，“软服务”是指关注人民的需求，提供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公共服务，着重体现在人民的需求层面。张军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硬件”具有很强的激励，这是“硬服务”能突出的显现政府的执政绩效水平。由于地方政府对于“硬服务”的过度关注，各地政府相互比较各地的GDP水平及税收收入，这就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成为政府执政的目标。这导致了政府在“软服务”方面的缺失。各地政府对硬件设施的投入，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处于较高水平，但对于农民来说，这些基础设施并不能为农民谋利益，而相对于豪华的基础设施来说，农民真正需求的却得不到满足，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与城市相比，相差甚远，这就形成了结构上的不均衡。农民更多的关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但对于政府来说，这些层面并不能为政府政绩服务。为此，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其原因在于政府政绩的导向存在问题，以经济增长衡量政府政绩，会导致政府继续忽视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不均衡持续存在。

对策及建议

（一）宏观层面：以民生建设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来源

首先，要改变发展理念，做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关注公共服务的供给，使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从而使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实现平衡发展。其次，要以城乡均衡发展为指导思想。偏向城镇的思想只能使我国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求应以城乡平衡发展为指导，以城镇带动农村的发展，从而改变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局面。最后，制度改革。我国民生问题突出，尤其在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完善，为此，应进行制度改革，通过制度改革满足农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联动作用，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从而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平衡发展。

（二）中观层面：政府职能向经济社会平衡发展转变

当下我国的政府部门过度追求经济的增加，这是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即绩效合法型高度联系的，要实现从绩效合法型向现代民主型的政府转变，就应该转变政府职能，从过度关注经济建设，忽视公共服务的层面，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为此，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应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在公共服务方面供给的职责。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构建服务型政府，真正为农民提供切合实际公共服务，满足农民的需求。部分公共服务市场化，但对于市场因成本高而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应由政府为主导，市场加以配合，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切实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加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次，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由经济基础建设到提供“软服务”。财政投入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经济建设方面，在这种支出结构下，农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必然得不到满足，为此，政府应该调整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由经济建设转变为经济与公共服务的平衡发展，在保证经济健康的前提下，满足农民真正的需求，扭转结构性供给不均衡的局面。加强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支出，提高农民的满意度，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最后，地方政府应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城镇的发展，以城市偏向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将使贫富差距愈来愈大。

（三）微观层面：政府激励方式的转变

为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重点应调整激励方式。现在政府绩效考核的标准是GDP、政府财政收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些考核目标必然使政府过度的关注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不是人民的满意度状况。为此，应将人民的满意度纳入对政府的考核体系，在考核经济健康发展与否的前提下，还应增加人民满意度这一考核指标，从而使政府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也会注意对人民需求的满足。二是应加强对政府绩效考核的反馈，增加约束机制。应注重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由于缺乏来自外部的压力，使得问责制区域形式，达不到约束政府行为的目的，为此，应增加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体制，在农村公共服务中，应增加对农民需求的调查，从而进一步满足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的绩效也因为增加了对这些需求完成情况的考核，从而能约束政府将财政资源真正用到实处，满足农民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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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J].管理世界，2007（9）

第13篇

关键词：就业竞争力；就业状况；社会性别；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5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92-08

收稿日期：2012-11-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教育审视与治理”（11JJD880026）；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大学生就业流动的社会分层案例研究”（BIA11006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妇女、性别学课程和学科建设”（1300—ZK1002）。

作者简介：武毅英（1959—），女，江苏灌云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经济学、大学生就业、性别与教育研究。

一、研究背景及引入

（一）问题的缘起

促进两性平等就业，是当代各国所致力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之一。近十多年来，由于高校规模持续扩张，加上经济增长波动显著，大学生就业形势每况愈下，女生的就业状况更令人堪忧：签约率低于男生，平均月薪低于男生，专业对口率低于男生；录用率低于男生，就业质量也低于男生[1-2]。这些现象的存在令不少学者感到困惑：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或性别歧视？是女生自身的努力不够、竞争力不足？还是市场的、观念的、家庭的、文化的，抑或制度的因素导致了女大学生的就业难？

围绕女性（女大生）就业竞争力这一主题展开的相关研究已有一些。如：国内学者大多是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分析女生就业竞争力不足的原因以及提高其就业竞争力的对策等问题[3-5]。而国外学者对该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人力资本存量角度来考察女性的就业竞争力。此类研究认为，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所遭受的差别待遇，主要缘于女性的人力资本、工作经历和比较优势等不如男性，因为男性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生产，而女性的比较优势在家务劳动或非市场工作，雇主的用人大多符合“经济人”的理[6-7]。还有一类是从劳动力市场因素入手来分析女性的就业竞争力。此类研究认为，因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雇主在决定雇佣决策时往往不是取决于对方的边际生产力，而是取决于其个人的歧视性偏好；有的雇主是根据女性总体劳动能力特征（如职业生涯短、教育水平低、经验积累少）不如男性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的；还有一些雇主认为女性的流动性和劳动供给弹性更小，更适合于从事工资较低的工作。雇主的行为构成了事实上的职业歧视和工资歧视[8-10]。

显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女性视角、人力资本存量或从劳动力市场因素入手来探讨两性就业竞争力的差异以及女性就业中的受歧视现象，而真正从社会性别视角来探讨该问题的系统研究仍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首次将大学生同等就业竞争力、就业状况以及性别差异等要素整合起来，试图从社会性别视角来探析大学生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的就业性别差异现象、问题、原因及对策，以期拓展和丰富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二）方法论视角：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一词最早源于英语gender。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罗伯特·斯托勒、安·澳克利和人类学者盖尔·卢宾等人，都对社会性别概念的阐释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看来，“社会性别”一词是相对于“生理性别”而言的概念，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代表了两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差别；两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境遇差别不是缘于生理差别而是缘于社会差异，即社会通过制度化力量使两性差别合法化并不断地代际复制[11-14]。

社会性别理论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一是社会性别差异理论。该理论认为，两性之间的差异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而非由生理因素所决定，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两性差异是可以被解构和改变的。二是社会性别角色理论。该理论认为，两性的角色分工不是由生理差异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规定的性别符号所赋予的，个体是通过学习社会性别规范来获得其“适宜”的性别身份，个体应成为自主选择性别角色的主体。三是社会性别制度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将女性作为一个屈从于男性的群体来建构，它使女性从情感上认可和接受这种屈从关系，使男性在各方面获得优势地位。该制度与权力纠结在一起，控制着社会意识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它反对性别制度对女性意识的控制和资源的剥夺。

20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理念引入我国，尤其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该理论逐渐成为我国女性研究、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用于分析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方面有其合理性：其一，社会性别视角并不等同于女性视角。女性视角是相对于男性视角而言的，是以女性的经验、思维方式或立场为立足点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具有女性主义倾向；而社会性别视角不是将女性提取出来，而是将女性问题放在男女两性的关系结构中进行分析，目的在于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两性的关系和发展，其立场比较客观中立。其二，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一可为大学生就业性别差异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二可为女大学生就业权益发声，更易于实现两性大学生平等就业之构想；三借用其平等意识、差异意识与性别敏感意识的相关理论，可为深入剖析和反思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差异问题提供理论注脚。

（三）核心概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1．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及其内涵。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内涵较丰富，本文参考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界定为：高校毕业生通过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而获得的、能战胜竞争对手并找到适合才能发挥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岗位的综合能力。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不同于大学生就业能力，就业能力是指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15]。就业竞争力是就业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综合。

2．评价指标体系建构。怎样科学有效地调查和评价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并没有统一现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本研究通过对用人单位需求分析、大学生就业问卷调查和高校就业指导师的评价，建构两套适合本研究调查的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就业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

其一，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中的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由5个维度的综合能力指标构成：即专业能力、基本能力、个人品质、求职能力和相关经历。在每个指标维度下再细分若干个具体的能力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表1中的5个维度和31项具体能力指标。根据被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由低到高（1～5分）给自己打分：若非常认可某项指标可打4～5分；若非常不认可某项指标可打3～1分。

其二，大学生就业状况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就业状况由就业过程和就业结果两大部分构成，就业质量则由其中的五个相关指标构成。其内部结构如图1所示。

图1显示，就业过程包含投简历份数和求职费用两个指标，而就业结果则包含了就业地区、单位知名度、职业发展机会、工作薪酬、专业相关程度、单位性质和工作岗位性质等七项指标，其中的就业地区、单位知名度、发展机会、工作薪酬和专业相关程度等又构成了就业质量优劣的评价指标。

二、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调查

（一）研究设计及方法

本研究在设计上采用了质性研究（文献法、访谈法）和量化研究（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相结合的方法。

文献分析法：根据研究主题搜集国内外相关理论著作及文献，在大量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就业竞争力、大学生就业以及性别与就业等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力求最大限度地占有已有研究资源。

问卷调查法：首先，编制《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构成调查问卷》，调查高校在校生、高校就业指导教师及企业人力资源专员对于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设计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自评量表。其次，编制《大学生就业状况开放式问卷》对高校应届毕业生与就业指导教师进行调查，搜集有关就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再次，在前两个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第三套问卷《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调查》。

数理统计法：运用SPSS19.0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对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水平进行分组，考察大学生在相同就业竞争力水平上的就业性别差异状况。

访谈法：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抽取部分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针对就业的性别差异现状和原因进行半结构访谈，以进一步论证本研究的观点和结论。

（二）样本选取与描述

本研究采用第三套问卷《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调查》，随机抽取了某省三所高校（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一所地方性本科高校和一所高职院校）的2011届已就业（即签订就业协议或已有明确就业意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定在六月中旬，以保证大部分毕业生已就业且未离开学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0份，每高校240份，回收647份，回收率为89.86%，其中有效问卷608份（部属高校197份，地方高校210份，高职院校201份），有效回收率为84.44%；参与调查的三所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样本数基本持平。在专业分布方面，参与调查的文科毕业生共356名，占总调查群体的58.6%，理科毕业生共252名，占总调查群体的41.4%。在性别指标上，男生共280名，占总调查群体的46.1%，女生共328名，占总调查群体的53.9%。在家庭所在的分布上，参与调查的城市毕业生为174名，占总调查群体的28.6%，来自县镇的毕业生197名，占总调查群体的32.4%，来自农村的毕业生为237名，占总调查群体的39.0%。各项指标比例比较符合当今我国大学生结构分布的实际状况。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总体就业竞争力的性别差异。经过T检验，发现男女大学生只在就业竞争力的个别维度（个人品质和相关阅历）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总体的就业竞争力水平上并未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男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处于相同的水平上（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2．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的就业性别差异。本研究将样本的就业竞争力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取前27%为高分组，后27%为低分组，中间46%为中分组，并假设各组内两性的就业竞争力水平大致相同，具有可比性。其中高分和低分组各165人（为了便于统计，学生人数取整数），中分组278人。具体分组如表3所示。

通过对高、中、低组各组内男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包括投递简历数、就业地区、单位知名度、工作岗位性质、职业发展机会、工作薪酬、就业质量）的比较，我们发现：（1）男生得到一个面试机会平均所投的简历份数少于女生，即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生更容易获得面试机会；（2）在各个就业竞争力水平分组内，在东部发达地区就业的男生比例皆高于女生（如图2所示）；而在其它地区就业的男生比例则低于女生（高分组男生所占比例为11.0%，女生为15.2%；中分组内，男生所占比例为10.0%，女生为29.7%；低分组内，男生所占比例为19.5%，女生为26.9%）；（3）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在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就业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而在国有企业和民营、私营企业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4）在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生在全国知名和国际知名单位就业的比例高于女生，而在不知名和当地知名单位的比例则低于女生；（5）在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生就业岗位的职业发展机会普遍高于女生；（6）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生的月薪高于女生；女生的月薪甚至低于就业竞争力不如自己的男生；（7）女生的就业质量不仅低于同等竞争力水平下的男生，而且还低于比自己就业竞争力水平低的男生。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在相同就业竞争力水平上，女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普遍不如男生，在就业中未得到平等对待。

3．不同类型高校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上的就业性别差异。选择第三套问卷《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调查》，分别对三所不同高校2011届毕业生进行分性别、分专业、分学历层次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1）部属高校：同性别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越高就业质量也越高。在就业竞争力相同的情况下，男生比女生在求职过程中得到一个面试机会所投简历份数更少；女生的就业质量既低于同等就业竞争力的男生，又低于就业竞争力水平低于自己的男生；

（2）地方高校：在就业竞争力相同的状况下，男生得到一个面试机会所投简历份数少于女生；男生的求职费用低于女生，尤其是同在低就业竞争力的状况下，女生与男生的求职费用差别更明显；男生的就业质量优于女生，尤其是在低分组内男女生间的就业质量差距更明显。

（3）高职院校：在就业竞争力相同的状况下，男生得到一个面试机会平均所投简历份数较少于女生，但高就业竞争力与低就业竞争力水平下，同组男女生之间差异较小，中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女生之间差距较明显；在就业竞争力各分组内，男生的就业质量得分均高于女生，但只有低分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4）各类院校间的共性与差异性。共性表现为：在就业竞争力水平各分组内，女生获得面试机会所投简历份数更多，显示女生比男生更难获得就业面试机会；女生的就业质量普遍低于男生。差异性表现为：部属高校中，女生的就业质量低于就业竞争力水平比自己低的男生；地方高校中，低分组男生的就业质量明显优于女生；高职院校中，越是低分组的女生就业质量越低于男生。

总的来看，男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差异只表现为能力维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水平上的差异，并不存在女生就业竞争力不如男生的情况。在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女生的面试机会、工作起薪、单位知名度、岗位发展机会、就业质量等均不如男生，显示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仍较为严重。

三、成因分析：基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

女大学生在就业中诸方面均不如男生，很多用人单位以及社会众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女生的就业竞争力不如男性所致。但本研究的调查却证实，即使在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女生的就业状况也远不如男生，甚至还不如比自身就业竞争力差的男生。如此不平等的现象是何种原因造成的？

就直接原因而论，用人单位方面，除了顾虑女生因生育问题造成经济损失之外，还认为女生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能力素质都不如男生；从女生方面看，虽然意识到自身在求职中的特殊性，但在择业过程中多数女生求职动力，即期望值与职业目标普遍低于男生。

就深层原因而论，就业中对女大学生的性别歧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与存在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制度等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社会性别文化则是众多影响因素中最根本、最不可忽视的真正根源。社会性别文化如同割不断的历史，经过历代的积淀，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在家庭、教育、就业中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具体而言，以下四个方面是导致就业性别歧视的深层次原因：

一是“男强女弱”的社会性别观念桎梏，将女大学生塑造成弱者形象。尽管今天“男强女弱”的论调已日渐式微，但此观点仍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社会性别是由社会文化不断培养和塑造的结果。在对男女的角色期望上，社会希望男性刚强自立，取得较大的成就，而希望女性温顺体贴，做好坚强的后盾。两性渐渐接受了社会性别观念，并形成固定的社会性别角色。就业性别歧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两性的生理差异无限扩大到社会就业领域，将生理性别差异等同于社会性别差异，进而得出女性不如男性、女性应接受男性支配的结论[16]。人们普遍认为在高校毕业生中男生比女生更能胜任工作，且社会总以男生的优势去比较女生的弱势，看不到女性大学生的特点和优势。因此，用人单位当然更愿意聘用“能力更强”的男生。而女大学生也深受传统性别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也认为自己能力不如男生，从而降低对自身的期望。

二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观念限制，将女性定位于辅助地位。传统社会性别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意识，认为男性应专注于事业和工作，为家庭提供主要的经济支持；而女性应专注于家庭并“相夫教子”，扮演好“贤内助”的角色。“相夫教子”与“贤内助”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的辅助地位，也是传统性别观念赋予女性一生最重要的责任和最高的人生价值，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这种观念早已成为社会群体心理[17]（P203）。这种心理认识一方面让女性在工作中更多处在卑劣地位，月薪的性别差异就是其中一个表征；另一方面，由“相夫教子”衍生的辅地位很难从人们的观念中消失，因此关键岗位总是倾向于安置男性，进而女生的就业发展机会也就明显不如男生。

三是社会和家庭角色冲突，致女大学生就业面临两难抉择。受过当代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虽然也有人生目标需要实现，但在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一旦她们进入社会就必然要面对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冲突和抉择。一方面她们作为社会成员中的劳动者，接受与男性统一的雇佣者的工作考核，面对和男性统一的衡量事业成功的标准；而另一方面她们又要在家庭中肩负生育、照顾子女和料理家务的责任。女性在较长的时间内须承担着男性所没有的、繁重的家庭和工作责任，但社会却只会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她们的劳动价值和工作业绩。正是这种分工的差异性和评价标准的统一性，在不断强化着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职责的同时，进一步弱化了女性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价值。这种角色文化冲突置女大学生于择业和就业中的不利和被动地位。

四是社会化过程中的性别角色教育，对女性产生负面影响。从学前教育开始，经过小学、中学再到大学，多年的学校教育加上家庭教育，两性的社会化过程和对社会性别的认同产生了分化。儿童是通过游戏来认识世界和社会的，男童在游戏中意识到“坚强、竞争、勇敢、聪明”是自己应有的品性，而女童也认识到“灵巧、温柔、忍耐”是其应有的特质[18]。儿童在成长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思维、情感和期望，以求符合其所观察到的、被认可的性别范式，此过程不断复制并逐渐内化为两性的自觉行动，成为文化并长期积淀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这种由家庭到社会再到学校的性别文化熏陶和性别角色教育，还进一步影响到其大学的专业选择以及之后的就业选择。从影响专业的选择来看，女生因“文静”、“力量小”而适合选择写、说、画之类的人文、社科专业，而男生因“勇敢”、“力气大”、“善思考”而选择技能型、思索型、创新性和难度大的理、工科专业；从影响就业的选择来看，女生因需要照料家庭而选择安稳的工作，而男生因专业理想而选择挑战性的工作。长此以往，便自然形成了硬性的两性区分，工作中的男强女弱、男主女辅、男智慧女单纯的模式，深度影响了女大学生的职业定位和对未来发展的评估，并最终影响了她们的就业状况。

四、以性别敏感发展理念促进两性平等

就业

以上分析表明，两性差异既是生理上的差异，更是社会建构的差异。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的就业性别歧视现象，不仅折射出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诸多种因素的影响，更折射出由社会建构的性别文化因素影响下的深刻烙印。由此看来，在探讨两性大学生平等就业方面，还必须适当引入先进的社会性别概念和理念，如“性别敏感发展”等，借以建构新的社会性别文化，以促进两性的平等就业。

“性别敏感发展”理念十分强调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和女性的参与[19]。对于其内涵的解释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既要从人的高度敏锐地感知到女性具有与男性共同的发展权利与需求，又要从性别的视角敏锐地意识到女性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独特问题及其独特的需求；第二，重视性别差异但不为其束缚，应动态、灵活和适度地把握性别差异，既不夸大性别差异，也不对其进行刻板化的理解；第三，当性别差异与男女两性平等、全面自由的发展相关联的时候重视性别差异，而与此相关性不高的时候忽视性别差异；第四，性别敏感发展是在汲取已有社会性别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剔除其消极因素的基础上，重构的一种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女性发展理想，其终极追求是实现独立自主的两性和谐发展[20]。简言之，性别敏感发展就是在肯定男女具有平等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彰显两性差别，强化性别意识，从而使女性在发展中受益，最终达到社会性别平等[17]（P235）。

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广“性别敏感发展”理念可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其一，全面客观承认差异原则。“全面”意味着既要承认自然的、无法改变的生理差异，又要承认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导致的、应该弥补的社会差异；“客观”意味着既要批判传统性别差异观，又要批判机械的“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前者是一种显性的性别歧视，后者则是一种抽象的性别平等，两者皆是对性别差异的本真存在的歪曲，都无法达成两性的平等、和谐发展。其二，实施差异平等原则。社会不仅应该为妇女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给她们以补偿，而且要清楚阻碍今天女性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法律障碍，即历史文化因素造成的男女两性发展差异，只有通过差异方式来对待和弥补，才能有助两性和谐发展的实现；女性的生理特点，也要求赋予其独特的权利及满足其独特的需求，才能让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成为可能。其三，坚持区别对待差异原则。对无法消除的生理差异就坦然接受，对男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不利于女性发展的负面特征应坚决去除，对历史文化中形成的、有利于女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优秀特征仍继续保持和发扬。

性别敏感发展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维护性别平等。因此，性别敏感发展的理念要在全社会得到贯彻落实的话，就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并将性别敏感发展理念付诸实践。国家层面上：国家在制定政策和修订法律条文方面，应重视宣扬性别敏感社会文化，发展性别敏感决策体系，健全性别敏感法律制度。教育的职责绝不只是适应时代的变革，更要对充满矛盾的时代施加积极的影响。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积极开展性别敏感教育，建设和谐的校园性别文化，构建平等就业的扶持机制等。从女生角度：应培养自身的性别敏感发展意识，增强自身获取平等的能力，

总之，对女大学生全面自由发展和平等就业的思考，既要跳出“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窠臼，又不能只局限于追求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去科学、合理地定义男女两性各自的价值所在。提出性别敏感发展的构想，主要是为了彰显两性差别，强化性别意识，肯定两性的平等发展权，从而使女性在发展中受益，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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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of Undergraduate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WU Yi-ying YANG Zhen

第14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71－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无到有到迈入科学化轨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得到空前丰富和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现代表征。特别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逐渐得到关注，就此进行回顾与省思，并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与发展进行思考，对于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现状概观

从中国期刊网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德育系统”为题名索引数据分析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文献计量概观存在一个最直观的特征：关于系统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以系统科学、教育系统、社会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较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和借鉴作用，而相对于德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资料则较少。总体看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田曼琦、白凯（1989）主要围绕思想教育系统、思想教育主体系统、思想教育客体系统、思想教育环境系统、思想教育内容系统、思想教育原则系统、思想教育方法系统、思想教育信息系统、思想教育决策系统、思想教育评价系统展开论述。［1］鲁勇（1989）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进行论述。［2］潘树章（2001）从德育大系统的角度，提出高校德育系统分为主体、目标、理论、方法、激励、辅助、信息反馈、评价及惩戒等八个子系统。［3］陈中建（2008）以系统工程的思维观念和方法对德育系统进行结构梳理和内容剖析，将目标系统、组织管理系统、内容系统、环境系统作为研究框架，对高校德育系统中的队伍建设、学生德育实践体系、德育环境和德育评价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4］上述研究运用系统方法从系统工程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或德育系统进行研究，为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启示，特别是系统工程研究方法中对结构和运行的剖析值得借鉴，但仍然停留在系统工程学范式框架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吴倬（2001）从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建立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高校德育系统的思想，认为德育领导小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主渠道作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起重要补充，理工类课程教学是重要环节，以党团组织、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为主要承担者的课外教育是对学生进行课外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环节。［5］韩小香（2006）等认为，高校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应确定一个指导思想、两条教育线路、三大教育理念，以“隐性教育”为辅，营造浓郁的教育氛围；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全员育人格局；以自我教育为主体，构建立体思想政治教育网络。［6］陈坚良（2006）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科学控管系统、组织实施系统、信息反馈系统、评价激励系统、保障系统等构成。［7］孙其昂（2007）认为高校理论教育是系统存在，该系统大体包括理念、课程、制度、设施、环境、主体、活动等要素，由这些要素组成高校理论教育的系统整体。［8］可以看出，上述观点主要是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和工作实务层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探讨，已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实践层次进行的反思和探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总体性研究提供实践基础和实证检验。

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宣仕钱（2006）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态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与开放的社会信息系统、社会实践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的群体需求相协调，与营造自我发展的绿色空间相协调。［9］戴锐（200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可分为宏观圈层（社会大环境及区域性生态等）与微观圈层（组织内部生态）两方面，两个圈层均由意识圈层、制度圈层和物质圈层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意识圈层由心理、观念、意见和学术成果等构成，制度圈层由社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规章等构成，物质圈层由设备设施、场地场所、经费支持等构成。［10］邱柏生（2008）认为，从微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生态主要由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思想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几个子系统构成；从中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会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理念、教育制度变化的制约；从宏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处于社会环境大生态中。［11］卢岚（2010）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结构、特征及结构创新三个方面，提出通过将以政府、学校、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以社会、农村为主阵地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合，达到结构创新，功能升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全面提升。［12］可见，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关注已开始由“环境”向“生态”范式跃迁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生态展开研究，虽然并未直接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与结构，但作为一种从事实层面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生态进行的基础性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意义。

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陈秉公（2006）认为，在学科基本理论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规范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主体对整个学科基本理论进行的系统整合，是学术研究主体自觉的学科理论整体建构行为。［1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张耀灿（2007）认为，学科理论体系包括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干学科和基本研究与应用的分支学科。［14］孙其昂（2010）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为基础，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员、价值观、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服务、学科规范（方法）等组成的学术性社会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时又是社会学术共同体，也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的特征，要正确处理要素把握与系统把握、自然阶段与自觉阶段、历史传统与现展的关系，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系统发展。［15］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系统存在的认识也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尚未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二者作出区分，但已为二者的关系分析提供了基础和启示。

5.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系统研究

孙其昂（2001）运用社会学原理从宏观视角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探讨，以系统方法论为指导，特别是运用系统性观点分析思想政治工作，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是与其他系统相联系的系统，并对社会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等，从社会学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分析。［16］另外，孙其昂（2007，2009）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等主题做了持续的探讨，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17－18］

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逐渐得到学界关注，已注意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开始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和剖析，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在不断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成熟的结论，构建了一个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场域，呈现出鲜明特点：

1.系统性研究进入研究者视野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即一方面主要是在经验工作总结范式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论述，另一方面主要是从理论建构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如生态系统论、学科系统论、社会系统论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注意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多维度、点线面的立体结构来剖析，运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

2.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显著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如果仅凭运用单一的视角、片面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研究和考察解释，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能让人信服，也不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可喜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开始关注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多层次性和交叉性，并有不少成果出现，如从系统科学、生态学、社会学等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初步探索，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初露端倪。

3.研究主题呈现多样化特征

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从经验总结范式中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而展开的研究较多，如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高校理论教育系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等；从理论建构范式角度来看，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研究的主题也呈多元化发展，如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主题多样多元，既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又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4.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并存发展

综观现在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经典教育学范式语境中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研究，存在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两个维度。从研究内容来看，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经验总结性研究占了很大比重，但学术话语和学科意识虽有所增强，并逐步呈现出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并存的态势，经验总结和学术话语同在，且逐渐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建构层次，特别是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系统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如生态系统范式研究和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启示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体系化关注，研究主题、内容和方法呈现多样多元特征，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一些新范式和新趋势。但从总体上关照，已然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多方面，但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思维还比较薄弱，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把握和认知还处于经验、零散的把握阶段，没有真正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存在“致命内伤”和研究不足：一方面，不管是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研究中都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什么”这个前提性追问尚未作出回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发展动力和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启示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和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性、整体性探索与研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照，缺乏时代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时代需要脱节、思想政治教育时代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割裂开来，因而存在理论研究的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如何在一个社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如何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何进一步全方位认识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功能和价值？如何构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评价？如何进一步实现其科学化发展等等问题亟需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面临新的发展要求，除了上述亟需突破的问题，其未来发展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

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是探寻与揭示系统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历史发展演变与内在结构的应然逻辑，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放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视野中，注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运用哲学思辨的眼光去审视与评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历史和发展轨迹，又要注重逻辑思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运行中的广泛运用并发挥作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更好地实现。

2.理论与实证研究并重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分殊与研究角度相异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者与思想政治工作者间的鸿沟凸显，经验总结范式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而具有活力，针对性和应用性较强，但缺乏理论思辨性和长效性，而理论建构范式中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性和说服力，但由于概念化和抽象化，容易与现实脱离开来，缺乏应用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研究中不能在强调系统思维展开研究的同时，自身研究中却犯了如此错误。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中，既要具有自主意识和本土关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要具有问题意识和世界视野，处理好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把经验总结与理论建构、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照结合起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系统研究的时代性。

3.多学科与多范式研究共用

现代科学发展趋势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资源，各学科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但要注意避免简单移植和经验总结，正如有学者敏锐且不乏远见地提出：“借鉴型成果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经验型成果已经走到了尽头，政策型成果显得理论‘底气’不足，比较型成果缺乏系统研究和应用，功能泛化型成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19］，因此，要“通过现有范式融合、经由交叉学科的范式创新、经由研究方法变革的范式改良路径”［20］，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多学科聚焦和多学科方法交融。一方面，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成果，“提倡批判性借鉴，明确研究目标，把握立足点，注重学科借鉴的自主创新，把借鉴与自创有机结合”［21］；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更需要有自主的学科意识，应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纳与运用，应当走出简单的‘概念移植’、‘方法套用’、‘体系嫁接’等误区，进入新的层面和新的境界，不断地运用多学科思维方法和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展开”［22］，并且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和拓展，利用多学科知识的关联性、相融性和互补性，借鉴系统论理论和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

4.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行动的系统思维方式同行

运用系统论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系统性思维方式的框架性转换”［23］，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内逐渐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范式，促进和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等主题的探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旨归。一方面要运用系统研究范式，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特征等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深化与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系统发展动力和系统优化等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学术系统研究范式指导下，运用系统思维方式指导和外化为全面辩证的行为活动，“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4］，把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的系统思维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总体性”认识和把握，摒弃和反省狭隘、短浅的观念偏差，运用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促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全社会更全面深入、富有成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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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键词：经济人；企业人；软要素；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4-0066-05

收稿日期：2011-05-11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服务业集群生命周期与公共政策选择：以山东为例”（2010RKGB1104）

作者简介：商海岩（1971-），男，山东平邑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孙国栋（1977-），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教师，山东财政学院MPA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一、序言

自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开创以来，企业内部各种非物质因素，如“社会资本”、“学习能力”、“制度”“观念”等被开发出来，比如，企业能力理论更加重视企业的学习能力，并且逐步将这种学习能力作为一种不可模仿的企业特质，成为企业长期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认为企业从其创业到衰退的整个过程中，有着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一个企业的内部制度、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是企业生存的关键。这些都显示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企业中的一些“软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这些“软要素”与资本、土地等不同，它与企业内部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网络化、嵌入性、综合性的特征，研究这些“软要素”必须搭建一个合适的平台。为此，我们提出“企业人”这一假设，将它作为研究企业“软要素”的重要平台，并梳理这一模型的思路。

二、经济学微观基础假设的演进思路

1.“经济人”假设

孟德维尔很早就在《蜜蜂的预言》中提出了关于“经济人”概念，他认为经济人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己利益，最终可以造成社会的繁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这种思想通过优美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说明，那就是社会的福利由每个追求自己利益的人所创造，社会是一个完美的有机体。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在希克斯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偏好理论摆脱了传统的基数效用论，相对完善的偏好理论为揭示“经济人”的行为进一步打开了理论之门。通过一系列完整的偏好假定，“经济人”追求最优化的理可以通过数学方式描述出来，为微观经济学上个世纪后期在各方面的开花结果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学从政治学科的附属品到相对完善的经济学科发展直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功不可没。

2.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

哈耶克曾经说过：“尽管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生物学相类似，但它却与绝大多数其他的自然科学学科不同，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处理的乃是那些在本质上极为复杂的结构。”［1］也就是说，“经济人”假设所遇到的问题恰恰在于以它为基础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科学主义，这样就忽视了经济学微观主体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社会性质，人是能动的，人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人的学习能力是不容被忽视的。

另外，斯密批判的吸收重农学派的时候，将价值的创造源泉定位于劳动、资本等这些“硬要素”，由于这些要素之间关联性不强等特征，“经济人”假设一直强调个人本位主义，忽视了微观经济主体在社会领域的“嵌入性”，同时也抹杀了“软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的可能性。这种强调个人本位主义的处理也给斯密本人也带了“斯密问题”，难以自圆其说。

正如格兰诺维所指出的［2］，“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活动之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社会活动中恰恰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达到理性的最大化。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对此作出批评，如莱本斯坦从非理性倾向方面对经济人做出了批评，凡勃伦则从人的社会性炫耀这一消费特点方面，批判了“经济人”过度重视个人本位主义所导致的解释力问题。

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一些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如“企业网络”、“组织能力”“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已经逐渐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然而“经济人”假设只要没有摒弃古典经济学重视“硬要素”等传统，继续沉迷于个人本位主义的解释方法，很难对“企业网络”、“组织能力”等一列的“软要素”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阻碍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4期商海岩，孙国栋：基于“企业人”假设的 “软要素”研究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3.一些新的微观基础假设的探讨

首先是“契约人”假设。在威廉姆森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 ［3］三大假设之下，“契约人”假设堪称为新古典范式的“企业人”的标准模式。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集合，契约人是这个合约的主体，无论是合约规定的索取权还是合约没有规定的剩余索取权之间，契约人通过不断的试错、谈判、交互作用，维持着有序的社会有机体。人作为追求目的的动物，严格遵守者人类有社会以来形成的各种契约，因为各种维护秩序的契约约束，“契约人”在制度的框架下不断探索符合自己利益的合法的行为。

但是哈特等的“企业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比如机器，存货)所组成”［4］之说，最终验证“契约人”依然遵循当初科斯的古板，企业理论的研究严格地被规定在新古典研究领域之内，资本、劳动、土地依然是统治权的根本，一切不可描述的、不可测量的，依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如“单位人”假设。长期合约一直是企业理论所关注的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可以看做是一种默认的长期合约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单位无疑成为一种人们生存主要的空间，单位空间与长期合约的非流动性以及官僚体制，形成了关于“单位人”这样的假设。

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国家通过单位向个人分配资源，因此造成了“单位人”对单位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全面的依附关系，尽管标准的“单位人”假设在经济学领域一直没有形成，但是“单位人”的特征却被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的一些学科揭示：那就是一般具有依附性、封闭性、个人缺乏动力机制等等。

“单位人”已经关注到长期合约所形成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是由于行政替代市场所造成的，然而由于缺乏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单位人”对于制度、文化等“软要素”约束的机制缺乏深入地分析，仅仅片面地强调这些“软要素”带来的不利方面，而对于这些“软要素”对人的激励方面却认识不到位。最重要的是，“单位人”只是我国制度建设相对不太完善的产物，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义。

此外，还有如“人本人”［5］假说、“社会人”假设［6］、“知识人”假设［7］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批判“经济人”的理想化，忽视社会性等方面。

4.“企业人”假设

当我们打破新古典的同质性假设，将要素回归到古典经济学里将创造人类福利作为经济学的本性这一主题，来审视企业内的各种要素时，我们发现，不断的发掘劳动的潜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源泉。为了发掘这种潜力，一开始人们重视“硬要素”带给人们的迂回生产的好处，当经济发展到对物质资本的依赖越来越不重要的时候，“软要素”将是发掘人类劳动潜力的重要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社会资本”、“文化”、“制度”甚至是“心智结构”方面的因素研究越来越多，基于能力的企业理论更是突出了“默会知识”、“学习能力”的作用，并认为是在企业不可复制的能力的主要源泉。随着对这些“软要素”研究的增多，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建立一个更适合经济学发展的平台，解释新的经济现象。

企业里的劳动实际上是被长期合约严格限制在企业范畴之内的异质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一方面不能离开“硬要素”，如资本、土地等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更多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实中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并不都是价格机制，还有各种隐性与显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文化，这些多数是价格机制所没有办法衡量的，或者受到时间、空间影响的，或者具有很大的外在性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如同网络的存在使得这些软要素在发掘人类潜力、配置人类的精力资源方面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企业人”界定方面，目前的理论并不统一。一是范畴不同，二是理论侧重点不同。

从范畴上看，一般的理论都将“企业人”作为企业内部的人的总称，并且与企业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如赵旭亮、孙建中［8］认为：企业交易契约理论和企业能力知识理论都因其内在的局限性而难以进一步深入下去，走出这一理论困境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能够整合各种企业理论的理论枢纽。企业人范畴及企业人理论假说，可以成为深化企业理论研究的理论枢纽。从而提出：“企业人是一切契约联合体的每一位当事人，也是企业生产性合作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它包括企业家、管理者与每一位员工”。康丽琴［9］从人的个性偏好出发指出所谓企业人，是指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联合体中的每一位当事人，企业人既包括投资者、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又包括企业一般员工。

另一个方面则是认为主要是指的企业内部员工，并侧重于企业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潘晨光［10］认为日本企业人的再生产深受其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劳资关系、内部培训、分层参与、企业内部福利、内部竞争制度等不同方面，都体现出日本企业人以企业为家的特点。

本文认为“企业人”假设是对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基于“软要素“与”硬要素“结合方面对企业内部劳动配置的研究，它的研究前提是长期合约下的要素非流动性。

三、 “企业人”的模型构建

员工的行为价值可以区分为可测度部分和不可测度部分，可以测度的部分可以由激励问题解决，而不可以测度部分则没有办法通过制度问题解决，必须从文化方面去激发员工潜力。Rafeal Rob和 Peter Zemsky［11］设计了一个动态委托模型用以分析员工激励与团队合作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企业文化对长期利润起着正相关的作用。Akerlof和 Kranton［12］认为企业文化具有资本性，Holmstrom［13］则设计了企业团队产出的剩余模型，阐述了企业文化对团队成员效用函数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团队成员的努力程度。这些模型的共同点是注意到了文化作为重要的“软要素”，它对于员工效用的影响，并提出了文化作为一个共同要素对于个人努力的影响。由于“软要素”是一个新的提法，所以以上这些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对我们构建“企业人”模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我们构建“企业人”的效用函数，规定“企业人”的收益来源于“硬要素”和“软要素”的租金，成本为付出的“软要素”的维护成本C。

作为“企业人”，一方面潜力受到硬要素的影响，传统的如资本、土地等，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硬要素为K。另一方面，企业人还受到“软要素”的影响，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软要素”数量为Z。

构建模型：U=rk*+θN∑Ni=1Zi-CZ2i2

其中r是“硬要素”的租金，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硬要素”对于劳动的使用带来更多的利益（比如机器的使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益的多少取决于与劳动的配置，由于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所以根据理性最大化原理，我们假定K已经达到了最优的k*。这样，企业人的效用取决于“软要素”带来的收益。

θ为企业人之间沟通的系数，介于0与1之间。C是维护“软要素”所需要的成本，对于员工来说，“硬要素”是由股东提供的，所以使用不用付出成本，但是“软要素”需要自己付出成本，整个“企业人”的效用由“硬要素”和“软要素”带来的收益扣除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构成，下面对这个模型进行分析。

命题一：当人们充分信任和交流的时候，“软要素”的需求随着N的扩大而减少。

我们命θ=1，求最优Z的持有量。

U=rk*+1N∑Ni=1Zi-CZ2i2 ， UZi=1N-CZi=0 ， Zi=1NC

这说明当θ等于1的时候，“软要素”成为一种完全的公共品，人们不会持有太多的公共品，比如“社会关系”这种“软要素”资源共用的时候，一个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关系资源，共用别人的就可以了，当然，这不可避免导致搭便车的现象。

命题二：企业内的“软要素”为同质性时，设个人拥有的“软要素”相同，都为Zi，当N增大时，有：

U=rk*+1N∑Ni=1Zi-CZ2i2 ， U=rk*+θN∑Ni=1Zi-CZ2i2=rk*+θZi-CZ2i2

UZi=θ-CZi=0 ， Zi=θC

可以看出，每个人都会平均地持有“软要素”，持有“软要素”的数量只和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有关，有效的建立“企业人”的交流平台将会增加“软要素”。

命题三：团队是否有效率取决于θ与“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

团队收益为NU，为了分析方便，假定个人持有的软要素依然相等，个人效用函数加总为团队效用：

NU=Nrk*+θ∑ni=1Zi-CNZ2i2 ， NU=Nrk*+NZiθ-CZi2 ， NUZi=N(θ-CZi)

可以看出，企业团队的效用主要取决于θ和“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只要θ大于团队边际成本，就可以实现整个团队的正效用，否则，企业团队将只有负效用，个人收益的增多不能保证整个团队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所以，“软要素”的收益非常重要，比如在今天，如果“集体学习要素”的收益比较高，大家将会有激励去维护这种要素。

但是，如果θ不是足够的大，或者说只要小于1，企业团队就会有剩余的损失。

命题四、考虑到额外收益，“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

如果前期的“软要素”沉淀，形成一种资本，这种资本会通过激励、规范以及形成某种“传统”给后面的人带来额外的收益，从而使得后来者更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假设一个两期模型，在T期沉淀的“软要素”在T+1期会带来收益RZi,

则在T+1期有效用：U=rk*+θ+RN∑Ni=1Zi-CZ2i2

这样，使得θ+R大于CZi的可能性更加大，后来者会受到激励，尽力去维护“软要素”，这样，企业团队合作的剩余也将会更大，这显示了“软要素”的资本性。

四、模型的进一步思考

1.惩罚机制

在企业人的模型假设中，可以看出，惩罚是网络化的，这反应出“软要素”与“硬要素”的区别：

“硬要素”是可以细分的，因此耗损的过程充分显示出时间性。而“软要素”的耗损呈现出系统性，也就是与时间无关，而与系统本身的特性有关。系统本身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前提是不能超过某个“阈”，这就是系统的“承受阈”。当“软要素”超过这个“承受阈”时，旧的系统平衡将崩溃，带来新的平衡，反映现实中就是人们对网络中的某个事情，某个人的重新评价，引发“道德体系”“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反映在个人上就是要重新树立网络中的“嵌入位置”。

模型中则是局限于某个阈之内，超过会趋向于0，使得“企业人”重新构建或者一无所有。

2.市场势力的构建

由于模型中已经推导出，“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而且难以复制，“企业人”一旦获得“软要素”就等于获得了某种垄断资源，这使得拥有“软要素”的人比拥有“硬要素”更加具有市场势力，在网络中的嵌入性使得其他人要想取代“软要素”拥有者需要更大的网络化成本。

五、结论

本文探讨了构建一种“软要素”平台的可能性，在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人”这种假设，并构建模型说明以“企业人”为平台的“软要素”的特征。关于“软要素”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区域，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软要素”平台，以及如何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下构建经济模型，将来一定是经济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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