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三秦文化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梨园弟子奠小看

大家都知道，戏曲演员基本上都是十二三岁学艺的，这时筋骨软，好练功，可塑性强。可是年龄小了文化程度就自然低，一般都不过小学水平，进了剧团后也就难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当然是行业的局限。然而事情也并非绝对的。一期同学里偏偏就会冒出几个演员才子，让外界的人不敢小瞧梨园行，也不敢说演戏的人没文化了。像易俗社、戏曲研究院、三意社、尚友社等剧团，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其中出了不少能编会导的大才子，老一辈的如王蔼民、王小民、贺孝民、、王保易、刘养民、王君秋、李继祖、冀福记、杨通民、贺林等，年轻一代的如陈彦、李小锋等，可以说多不胜举，这当然是我们梨园行的骄傲了。

张晓斌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有学养的演员才子，他凭着长期的勤学苦练、广闻博记、深入钻研、吸纳众长，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无论在表演、导演、编剧、评论方面，还是在组织管理与主持演出活动等方面，均颇为出色。成为陕西秦腔界为数不多的大家之一。从张晓斌的书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非常广博，关于戏剧方面尤其秦腔方面的内容，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而且论述相当充分，有理有据且不失严谨。像他评《打金枝》“背舌”一折戏，就把这个戏各剧种的不同叫法、剧情概况、剧本立意、时代背景、主人公郭子仪等人的身世，以及秦腔演此戏的风格、秦腔名家演此戏的表演特点等，都讲得一清二楚，使不了解这出戏的人，一看文章就能对该剧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的了解!从张晓斌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从事演艺的人，即使你先前文化基础较差(张晓斌学艺时不过小学文化程度)，但只要热爱事业，心怀理想，勤奋好学，不断积累，一样能成为专家学者。

著书三卷载剧坛

张晓斌学艺的地方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对他来说真是万幸。这里是久负盛名的“西北戏曲学府”，有着革命的传统、战斗的传统、艺术的传统和学习的传统，有着马健翎、黄俊耀、史雷、王依群、王小民、李正敏、任哲中、李瑞芳等一大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德艺双馨的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方面的大师级艺术家，你若进到这里稍加用心，就会受益匪浅。张晓斌是有心人，更是用功之人，所以在这个学府里就自然成长起来。通过几十年的刻苦学习和不断积累，他也将自己锻炼成一位无愧于“西北戏曲学府”的艺术大家，不仅为养育他的学府奉献了华章，也为秦腔观众留下了集知识、学术、史料，更兼文学价值于一体的百万文字。

该书的史料价值体现在记述了秦腔在现展演进的历史。例如：在第一部“追溯篇”中，所写的倡导新秦腔，关爱陕西戏。戏剧家来陕西调研，程砚秋来西北考察，马健翎编创新剧目等，既缅怀了老一辈革命家关爱边区文艺和秦腔事业的往事，追述了戏剧大家、表演大师与陕西戏剧界的交往，同时也回顾了为秦腔艺术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师们的艺术人生，为陕西戏剧在现代的发展理清了脉络，使读者对陕西戏剧特别是秦腔在现代史上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志要篇”中，记叙了三秦戏曲界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出现的重要人物，记叙了社会各界名人与陕西戏曲界的交往关系，同时以亲身的经历记叙了剧团上山下乡和去部队、厂矿演出的轶事及所从事的社会艺术活动。将戏曲与社会、与大众、与生活的关系作了生动的阐释，验证了艺术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本质。在“评述篇”中，以独到的学术见解对名家的表演特色、各剧团的艺术实践、剧目创新、艺术活动等进行了评述。上述这些。都为以秦腔为主体的陕西戏剧补充了大量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该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书中对我省演艺界100多位著名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艺术家，也包括优秀剧目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例如：写李瑞芳的《心有真・情声自美》，写康正绪、何振中、傅凤琴的《皇家戏唱出了人情味》，写段林菊的《观众心里有杆秤》等篇章，都表露了他的艺术思想。还有他写的《精品剧目与群众观点》，以省戏曲研究院多年的创作实践为例，阐述了精品剧目与群众观点的辩证关系，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即“精品剧目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常青之树，群众观点是文艺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的思想根基，惟其如此，方有艺海之广阔，文坛之秀美，梨园之芬芳”。文中谈道：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农村群众服务，是戏曲工作者的主要对象，要使精品剧目打得响，拉得出，下得去，绝不能一味追求大投入、大制作的所谓“包装”手段。对有些重点剧目要采取“一戏两制”的做法，即在大城市有条件的舞台，按照原有演出规模进行；下基层到农村时，则将大乐队改为民乐队，大布景、大道具亦可因陋就简，灵活变通，以适应当地舞台条件、减轻当地接待负担。这些观点，对城市剧团的演出实践都颇有指导意义。

该书的知识价值体现在对戏曲艺术方面的诸多知识进行了趣味化的记叙。例如第三部所写的“戏缘情缘”、“观景论戏”、“戏话史话”、“梨园古今”、“年节戏苑”、“台前幕后”、“文脉戏理”等栏目，从三秦文化的视角着眼，采用讲述的方式，对秦文化所承载的秦腔、眉户、碗碗腔等剧种，以及这些剧种的优秀剧目和舞台人物、演员表演、音乐、服饰、道具、化妆、音响、效果、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等进行了评析，内容涉及三秦文化的地理、历史、人文、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内涵丰富、多彩多姿的秦文化图卷。体现了作者的博学多才和对三秦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也使读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秦文化包括戏曲文化的知识。如他写的《秦腔(下河东・祭灵>三十六哭浅析》，对剧中角色三十六哭所涉及的人物与故事认真做了分析表述，使读者了解了历史，也增长了知识。

天赋灵气才艺广

张晓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既会演 戏，又能编剧导演，还能做学问。他曾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在省戏曲研究院工作的半个世纪中，曾在20多本戏里担任不同行当的主角，有现代戏《粱秋燕》中的董学民、《中国魂》中的周小强、《江姐》中的华为、《芦荡火种》中的沙四龙等，有传统戏《藏舟》中的田玉川、《张古董借妻》中的张古董、《清风寨》中的燕青、《起解》中的崇公道等。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导，所编导的剧目《臂塔圆舞曲》，荣获199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创作(合作)的眉户现代戏《陕北婆姨》荣获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改编的《张古董借妻》连演百场，改编的《狸猫换太子》(前后本)，其中《抱盒》、《拷寇》在陕西“易发杯”大赛中获剧本改编优秀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戏剧评论家。60余篇，为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及卫星广播撰写稿件《梨园趣话》140余篇，《戏曲名段点评》50余篇，在《陕西广播电视报》发表《戏苑趣话》专栏文章30余篇，总计百余万字，其中《浅析秦腔(赵氏孤儿)的改编》，荣获陕西省文艺科研优秀论文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剧团管理者，在任眉碗团团长期间，他和演职人员同心同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山下乡演出，为剧团扩大了影响，创造了效益；他爱惜人才，重视剧目创作，为剧团引进和培养了一批台柱子和尖子演员，推出了《臂塔圆舞曲》、《留下真情》、《好年好月》、《陕北婆姨》等一批优秀剧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他还是一位在观众中有影响的优秀节目主持人。他天赋过人，更有着广博的文化知识作基础，所以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不仅应邀担任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及卫星广播《梨园趣话》节目主持，每周不间断地向广大听众广播节目，而且还经常担任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多年来曾主持过大大小小千余场文艺演出，成为秦腔观众十分喜爱的节目主持人。他主持节目的风格雅俗共赏，往往以韵句俚语进行表述，见人说人，对景言景，灵活机智，风趣幽默，几句话就将节目或演员介绍到位，并且随带表演，绘声绘色。因而深受广大听众和观众的好评。

大家风范口碑传

所谓大家，就是不仅在所从事的专业上有特殊的贡献，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而且在文化修养和思想境界上都超乎常人。张晓斌就是这样一位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艺术家。他是一位置全身心于艺术事业的有心人，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奋努力地工作，不断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在文化修养、思想素质和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今，他的名字和事迹已经载人《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戏剧家大辞典》、《中华人物家教大典》等多部权威书典。屈指算来，像他这样的全才全能演员，在陕西乃至全国文艺界都是为数不多的。

张晓斌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凡遇社会上的公益演出、救灾义演等活动。他都义不容辞，如：为唐山抗震义演、渭北抽黄灌区慰问演出、安康水库移民慰问演出，以及抗洪救灾义演等，他作为团长和节目主持人。都积极参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且还经常自编自演节目，表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为此。他受到剧团职工的好评，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厚爱。

张晓斌为人热情豁达、待人谦逊、乐于助人，在文艺界有着很好的口碑。他是平民出身，从小生长在艰苦的环境里，成年后尤其是成名后，仍然保持着平民的质朴风格和吃苦耐劳的作风。近些年来，由于他主持的节目影响甚广，文艺界许多后生都拜他为师，像薛广民、李洪刚、李卫平、张武宏等。都是在他的认真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优秀节目主持人。他还特别乐于助人，不论是文艺界还是社会上的朋友有事求他，他都热情相帮，如：为年轻演员排戏、为演员策划并主持演出专场、为后学者审看剧本，等等，尽管一天忙忙碌碌，但却活得充实而快乐。正由于他处处表现出大家的风度，所以

第2篇

【摘 要】河北地区所见的10件战国时期秦国有铭兵器，对于研究秦国的武库制度、少府制度和寺工制度以及对上郡、栎阳、衙、德、高望、氏和蓝田等古地名的考证提供了文字和实物材料。

河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有铭兵器多发现于易县燕下都，它地如正定也有零星发现，此外亦有拣选、征集得来，其主要来源当是战国后期秦燕、秦赵之战事与之后驻屯军所遗留，所见诸器的铭文，对于战国后期秦国兵器铸造和使用制度以及一些相关问题都有所涉及。目前我们对战国时期秦国兵器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对其铸造、贮藏、发放和管理办法的认识几近成熟[1]，本文立足河北地区所出，陈列诸器加以整理论述，以期对前贤成果有所校补。

1、十八年上郡武库戈

1957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百福村南出土，战国时期器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本器已残，残长18.9厘米，直援上扬，援的两面开刃，长胡，阑侧三穿，内后部三边开刃，内上有一横穿（图一）[2]。内两面均刻铭：正面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背面为“上郡武库”（图二）。《集成》编号为17.11378，相关著录见于《选集》第78页图版145等。

2、上郡武库戈

河北易县燕下都练台庄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内通长26.4厘米，援扁平，前端较宽，后端较窄，援上昂，长胡有阑，内上一梯形穿，阑内有三个长方形穿。内一面竖刻“上郡武库”四字，“库”字右侧下錾刻字；另一面錾刻有铭，“工二字较清晰，其他字迹锈蚀。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第830页，标本号78YBLT∶08。

3、二年少府戈

1970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北沈村出土，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本器通长23.6厘米，阑侧三穿，内部一穿，胡相对较长。内上倒刻“少府，二年作”。相关著录见于《选集》第79页图版146等。

4、少府矛

1966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西沈村出土，战国时期器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本器通长14.7厘米，脊与刃缘突起，上一穿。两面刻铭：正面为“少府”，背面为“武库受（授）属邦”（图三）。《集成》编号为18.11532，相关著录见于《选集》第80页图版147等。

5、少府矛

河北易县燕下都武阳台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长14.7厘米，銎作圆筒形，脊隆起，有凸棱，脊两侧有血槽。正面銎部刻铭“少府”，背面左侧血槽内至銎部刻有“武库受属邦”六字。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第832页图479，图版178.1，标本号66W∶0735。

李学勤先生曾论“十八年上郡武库戈”作“十八年上郡戈”，隶定铭文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二年少府戈”铭文为“少府，二年乍（作）”；“少府矛”铭文为“少府；武库受（授）属邦”[3]。

从上述兵器铭刻我们可以看出，秦国兵器是由国家统一管理铸造、贮藏和使用的，分为中央督造和地方督造两大系统，所造器物需由武库登记造册，标识记号，妥善管理。其铸造应是借鉴了三晋的兵器铸造方法，分为督造、主造、造者三级，由丞相代表中央政府督造，少府工室是中央主管兵器铸造的官署机构，为主造[4]，秦始皇时期又有寺工这一官署机构作为主造[5]。工师即是造者，且造者的内部组织中还有工师、丞、工三级，丞应是工师的副手，实行“物勒工名”。故可知“十八年上郡武库戈”铭文中的“朐”、“巨”、“正”和“上郡武库戈”铭文中的亦是各级官吏、监造、工匠之私名。

“武库”即武器库，就是贮藏兵器的仓库。《说文》：“库，兵车藏也。”[6]《礼记·曲礼》郑玄注曰：“库，谓车马兵甲之处也。”[7]秦国的武库初仅设于秦都咸阳，后复设于上郡[8]，此即“上郡武库”之由来。由“少府矛”铭文我们可以看出，兵器在铸成后先由武库保存，然后授予各属邦即各地驻军使用。

秦国地方一级的兵器铸造管理主要设在少部分新得的边远郡县[9]，最早是上郡，还有蜀郡、河东郡、陇西郡及汉中郡等。郡守相当于中央一级铸造兵器的相邦、丞相，为督造者。上郡北接匈奴，地理位置重要，秦在此地驻有重兵，定然需要大量兵器，故郡属各县均可制造兵器。“十八年上郡武库戈”中的铭文“漆”，当是上郡属县漆垣之省称，《汉书·地理志下》、《后汉书·郡国志》均作漆垣属上郡，秦置[10]。“工朐”为主造者，“丞巨”是工朐的副手，“工正”是造者。督造者在中央为丞相，地方则为郡守，且“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可见秦国兵器冶铸监造制度之严格及其强兵政治路线之一斑。

“十八年上郡武库戈”工名为“正”，却不避秦始皇嬴政讳，可知其器当造于昭襄王十八年（前289年）。少府原为三晋官名，秦庄襄王时亦设少府一职，其下设工室铸造兵器及其它青铜器物；又秦戈形制以庄襄或始皇为界，前作中长胡三穿式，后作长胡四穿式[11]。从“少府戈”形制看，胡特长而三穿，虽开秦始皇时期长胡戈之先河，但三穿仍有秦昭襄王时兵器的特点，故此戈年代当于秦庄襄王时，二年即庄襄王二年（前248年）。“上郡武库戈”形制作中长胡三穿，年代当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应不晚于庄襄王四年（前246年）。三件少府矛之时代，据李学勤先生推定亦约当秦始皇时期[12]。

6、栎阳戈

河北易县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内通长25.5厘米，援刃前端较宽，后端较窄，援上昂脊凸起，有棱；长胡，胡的末端作圆角，有刃；直内，三面有刃，内刃缘斜收作弧状，下角为圆角；内上有一长方形穿，阑内有三个长方形穿。内上一面錾刻“吾”字，另一面穿后原竖刻二字，已不清，内上近末端錾刻铭“栎阳”二字。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831页图478.7等，标本号66XSH∶025。

7、栎阳戈

河北易县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内通长21.85厘米，形制与上件大致相同，惟援上刃较直，胡末端作直角，无刃；凡刃部均有开刃的锉口痕迹。戈内一面錾刻铭“栎阳”二字，胡部錾刻铭二字；另一面錾刻铭“何”二字，胡部錾刻铭“田”二字（图四）。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831页图478.8-9等，标本号72XSH∶06。

按上文所述，秦国亦类似三晋设库来管理兵器铸造，但不同于三晋的“多设且地点极为分散”，秦国除首都咸阳外，只有旧都雍、栎阳设库，故“栎阳戈”当为栎阳库所作。直至战国晚期才有例外，如[13]，这当是利用新得三晋之县的现成制度和设备以补充兼并战事对武器所需的缘故。两件“栎阳戈”形制均作中长胡三穿，类于“上郡武库戈”，年代当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应不晚于庄襄王四年。

栎阳，地名，在渭河北岸，其遗址发现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武屯乡官庄、御宝屯一带[14] 。自秦献公二年（前383年）至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栎阳为秦都，凡34年。《史记·秦本纪》云：“献公二年……城栎阳”；“（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15]栎阳对于秦后世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因栎阳靠近秦魏战争前线，为了解决秦国对魏战争上的弱势，故而从关中西部的雍迁都栎阳，可以更好地与魏争夺“河西之地”[16]。此外，著名的商鞅变法即发生于此时此地。后虽徙都咸阳，但栎阳作为都城的主要门户，既是交通要冲、军事重镇，又是商贾云集的经济中心之一，楚汉相争时又一度作为汉之临时都城[17]，《括地志》记云：“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隋改为大兴县，唐复万年。”[18]

“吾”，应读为“衙”，地名，黄盛璋先生对此有精确考证[19]。《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有衙县，在今陕西白水东北。”德，地名，《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有[21]《水经·渭水注》有“渭水之阳即德县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其故城在今大荔县朝邑镇西南21.5公里[22]。一般秦戈在内的一面多刻铸地，另一面所刻地名多为使用地[23] ，故可知标本号66XSH∶025的“栎阳戈”当为旧都栎阳库所造，吾（衙）地所用；标本号72XSH∶06的“栎阳戈”亦为旧都栎阳库所造，使用者为德地方驻军，亦可知德之名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

8、高望戈

1981年3月从正定县牛家庄村征集，战国后期器物，现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本器已残缺，残长23.5厘米，内长8.8厘米，阑长14.4厘米。援较宽扁上翘，脊棱不明显，锋尖残，胡稍长，三穿近半圆形。内微上翘，其上一长方形横穿。内如刀形，上下有刃。近穿处竖刻铭文二字“高望”。《集录》编号为1103，《汇编》编号为1704，相关著录见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页图2，88页图4等[24]。

9、氏戈

1981年3月从正定县牛家庄村征集，战国后期器物，现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本器通长22.2厘米，内长8.5厘米，阑长12.5厘米。狭援微弧上翘，脊棱明显，锋稍圆钝，长胡三穿，穿近梯形。内作刀形，上下有刃，刃较锋利，其上一长方形横穿（图五）。内上刻铭文4字“氏，师廿”（图六）。《集录》编号为1136，《汇编》编号为1705，相关著录见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页图1，88页图3等[25]。

以上二戈同时发现，从其铭文字体及形制来看，可认定其属秦物，且为战国后期器物。“氏戈”铭文“师廿”，为兵器编号。“高望”、“氏”均为地名，据《汉书·地理志上》，高望在上郡[26]，氏在上党郡[27]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则称高望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北，氏在今山西安泽县东南。《水经·涑水注》：“《春秋》文公七年，晋败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会从之。阚曰：‘令狐即猗氏也。’”[28]又有战国时期魏国的“九年淄丘戈”，其胡部亦有刻铭“高望”二字，黄盛璋先生以为秦时增刻[29]，可能是俘获的原魏国兵器而发放给高望驻军使用的。此“高望戈”可能最早也是属于高望驻军使用，“氏戈”也应类此，为氏驻军使用，或许是随着秦兼并六国的战事而辗转流传到了河北正定地区。这两件器物的出土，说明高望、氏作为地名至迟在战国末期已经出现。

10、蓝田矛

河北易县燕下都北沈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长15.3厘米，銎径17×2.6厘米。銎扁圆筒形，銎直达刺端，两面中部各有一圆穿，、刺有明显分界；刺中部有凸棱，棱脊两侧有血槽。上錾刻铭“蓝田”二字。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834页图480.4，图版178.4等，标本号72B∶08。

蓝田，地名，《读史方舆纪要》云：“玉之次美者曰蓝，县之山出玉，故名。”[30]其地处关中东部，在今陕西省蓝田县。秦献公六年（前379年），蓝田、蒲、善明氏改为县：“献公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31]此举为秦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县制做了准备，可谓后世郡县制度之张本。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秦楚曾战于此，楚师大败[32] 。

在对河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有铭兵器作简单梳理后，我们不难发现，战国晚期战事频繁激烈，仅以燕、赵之一隅所出，既可窥见战国时期秦中央、地方所监造兵器样本之全貌，又可对战国秦之兵器使用和军队调度加深了解，从而更可知战国之所以为“战国”了。

本文写作曾蒙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师的指导，惟文责笔者自负。

[1]择其要者：a.李学勤：《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载《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7-226页；b.陈平：《试论秦国兵器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1982年；c.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21辑，中华书局，2001年；等等。

[2]本文所采用器物形制及铭文说明、图片的来源，除首取原始发现或发掘报告外，其次征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文中简称《集成》）；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文中简称《集录》）；钟柏生，陈昭容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文中简称《汇编》）；河北省博物馆、文管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文中简称《选集》）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等相关著录，以补不足，在此谨致谢忱！

[3] [12]同[1]a。

[4]黄盛璋：《秦兵器制度及其发展、变迁新考（提要）》，载《秦文化论丛（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8页。

[5]a.陈平：《〈“寺工”小考〉补议》，《人文杂志》1983年2期；b.黄盛璋：《寺工新考》，《考古》1983年9期。

[6]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92页。

[7]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258页。

[8][9][13]同[4]，第427页。

[10]a.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7页；b.范晔：《后汉书》卷23《郡国志》，中华书局，

1965年，第3524页。

[11]a.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21页；b.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3期。

[15]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页。

[16]a.杨希义：《西安的军事与战争》，西安出版社，2002年，第14页；b.朱士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 1994年，第92页。

[18]李泰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1《栎阳县》，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

[19][29]同[1]c，第227-285页。

[20][21]同[10]a，第1545页。

[22]张自修：《中华秦文化辞典》，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23]后晓荣，田小娟：《秦上郡置县考》，载《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24] [25]樊瑞平，王巧莲：《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两件战国有铭铜戈》，《文物》1999年4期。

[26]同[10]a。

[27]同[10]a，第1553页。

[28]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170页。

[3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3《西安府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2559页。

第3篇

论文摘要：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上对长安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文化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观基础、客观奈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长安文化5个方面的特征。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地文明的代表，其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

在历史上，长安地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和邻邦，也曾深深地打动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心灵。中外文化在长安地区交流互动，使得世界越来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虽厚重却不显于世。其中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与其他概念相交叉、重叠，其主体性特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也显得不容易归纳。这种比较大多是从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来考量的。如果以现代意义为价值取向来追溯，古代的长安文化虽然复杂多变，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作为陆地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长安文化的内在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长安文化的基本定义与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文化，根据其发生和影响的范围，从基本形态上来划分有地区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种类型。最基本的观察和分析的出发点不外乎“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实质上就是研究和比对文化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相互关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也没有绝对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总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为基础，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价值观与追求。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和谐性与社会的和谐性成正比例关系，而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度也构成了该文化范围文明程度的标志。

长安文化属于地区性文化。其名称有二义:第一，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地区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第二，以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为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的概括与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称名“长安”之前的萌发和之后的延伸。从时空概念上分析，具体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长安文化是称名为“长安”时期的文化。称名“长安”的时期，即从汉代到唐代(当然也可以延续到现代，一方面是有“长安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长安文化陆地文明的一些传统特色仍然有遗存。这需要联系现代与古代来研究，特别要调查古代长安文化的现代遗存，所以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尽管有汉长安和隋大兴、唐长安的区别，但从地理范围和文化特质的传承来讲，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长安”虽然是城市的名称，是因为称名“长安”的时期是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具有比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长安文化是“长安”地区的文化。这里指的是长安地区，不仅仅是城市地区。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地区和辐射地区。核心地区又有两个部分，即长安城区和关中地区。长安城区包括了津、镐、咸阳、大兴和长安。关中地区，也就是地理学上所划分的渭河平原，古称八百里秦川，南至终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黄土台源地带。其辐射地区，是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渗透的地区，即东至洛阳，南至秦巴山区，西至河西走廊的东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长安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礼失求诸野”，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自觉的本能。尽管沧海桑田，长安屡经劫难，但是长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这主要缘于长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还应该重视文化的精神和物质2个层面。在陕西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少文化遗产深浅不等地打着长安文化的印记，如兵马俑的制造、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乐、老腔、还有民间的丧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说，长安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是“活着的”文化。

第四，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现出的阶段性。地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长安文化从汉代到唐代为核心时期，也是鼎盛时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积累和之后的延伸。

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来讲，长安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衰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然后绵延至现代。其中，长安文化的孕育阶段，是从渭河文明到先秦;长安文化的形成阶段，是从先秦到秦汉;长安文化的鼎盛阶段，是从秦汉到隋唐;长安文化的衰落阶段，是从五代到现代。

二、长安文化概念上的重叠与交叉

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来概括，习惯上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归纳为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着眼点，有具体的针对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这些都与长安文化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命名和长安文化虽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形式上以及时空上有重合之处，但本质上应该区别开来。从这些文化体系中可以抽象出长安文化的内容，但是这属于一元与多元或根与枝叶的关系，并不影响长安文化的独立性。这里存在2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长安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三秦文化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比较狭窄，文化内涵也比较庞杂，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这就影响到对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谓国家文化，是各个优秀的、先进的地域文化的总和与代表，而地区文化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多元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国家文化。相对于国家文化，长安文化属于后者。有的时候，某些地域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会因为客观环境的便利而上升，与国家文化的主流相汇合，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高度和谐。这是完全正常的，如当年的长安文化。但长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陆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围上毕竟受内陆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期，如盛唐时代，长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畴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质也属于国家文化，不能划归人长安文化。

我们也需要对同属国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作分析、对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时代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对更强一些，而汉唐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影响也更为广泛。在这些时期，长安文化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关系。长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罗马、东长安之说，长安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曾有过非常发达的“京城文化”。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之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叠，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长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尽管长安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很容易与“京城文化”融为一体，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盖，因为“十三朝古都”的语境很容易导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地域小，更绚丽时尚，领风气之先，但根基浅，往往短暂而变化多端(当然，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从“国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长安文化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文化的张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长安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毕竟与长安文化自身的体系结构是两个概念。

从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称上的“国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对区别的概念，其定义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内涵则显得更清晰、准确，历史的延续性更为持久，也更为“草根”性。这也是长安文化作为基础性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

三、长安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长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复杂的规律，是长期的发生、积淀与发展的过程。为什么长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连绵不断的持续性?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中去寻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区的客观环境作比较。归纳起来，长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有3个方面。

第一，土地问题。长安文化植根于内陆型农耕文化的土壤中，黄土文化的生存条件是规定长安文化的根本要素。这一地区有非常良好的农业耕作条件，位居渭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国内类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续性的开发时间也有区别。汉代司马迁记载道:“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区还有丰富的资源可资利用，如终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樟、檀、拓，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网密布，可资利用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日用和农业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证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在古代，中国以农业大国闻名，统一与战乱时相交替，保障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极为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质量。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浇灌方便，而且四面环山，有许多台源，为四塞之地，军事上易守难攻，和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天然的优势。这一地区又名“关中”，自古以来关中四周修建有许多关隘，扼守要冲。东面中条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关、潼关、武关、临晋关、龙门关，西面六盘山有尧关、旬关、子午关、饶凤关、骆谷关、斜谷关、阳平关，北面黄龙山、子午岭有金锁关、石门关、冉店关、阳峪关，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关隘。另外，在交通水运方面，附近河流众多，设有许多渡口。如黄河上的蒲津渡、风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东渭渡、西渭渡、宝鸡渡，南面还有汉水上的汉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着拱卫关中的水路要冲。以上这些关隘和渡口从陆上和水上全面保证了关中的安全，维护了农耕经济的社会稳定。

第三，地理位置与发达的交通状况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文化依靠获取不断的信息创新、获取发展的动力，形成不断的生长点，而创新就必须借鉴其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问题是制约古代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而关中本身也是一个封闭型的地区，但关中所处地理位置的大环境经常是开放的。

秦和隋的两次大统一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发展。秦、汉的驰道、栈道连通了全国各地。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路线一直延伸到南亚、中亚。隋唐时代，潜渠连接渭河、黄河，自成体系。隋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憧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唐代交通更为发达，如:“东至宋汁，西至岐，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显然，依靠这些便利的交通条件，长安地区获取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长安文化形成的主观基础

在有利的环境条件下，长安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动态积淀过程。这个过程与齐鲁、荆楚、巴蜀、岭南等地的文化形成过程迥然有别。

远古时代，关中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仅从考古发现来看，100万年前，“蓝田人”在这里生活，20万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着“大荔人”，2万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特别是洛、径、溺、沪、橘、沫、皂、漆等河流的两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桥半坡遗址和骊山姜寨遗址，龙山文化则有洋西客省庄遗址和西安东郊的米家崖遗址。5 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发展，炎黄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传向东方。从西周至唐的约1 100年间，这一地区连续成为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频繁的政治活动和中外商贸活动促进了文化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长时间地保持着激扬多彩的活力。

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进人封建社会之后，亚洲腹地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都有了各自的进步，长安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门户，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人口，这一政治、经济之要地的战略地位，使得各民族争相在这里活动，从而带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汉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承担起了将东方文化输往西方并首先审视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晋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鲜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斓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激荡、展示，大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赋予了长安文化开放性的品格。

国际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的气魄，形成了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胸襟与眼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国最先吸纳、消化和再创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长安地区最先接受，在这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进程。一方面，长安地区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担任了北传佛教译传中心的重任，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同时说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国文化改造的曲折经历，也说明了长安文化具有刚性的一面。

五、长安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长安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连绵不断，通常表现出先进性。以这种先进性为基础，成为千余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动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东方文化基础上的农耕民族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汇合状态下的多元结构，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多种成分并存，有比较强的包容性，既活跃又丰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体性不鲜明。在所谓的中原文化圈里，这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但却带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这与其他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结和升华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在文化上归纳出一个完全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体体系，而是保持着一种百花齐放、此起彼伏的态势。

第四，文化外形多变。虽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与国家文化相和谐，有时又以民族文化为特点，有时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个性特征，有时又显示出国际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开放、活跃，文化态度宽松、宽容，文化形象大气而粗豪，刚毅而散漫。排他性较少，创新性强，富于进取和开拓精神，也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与反馈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五代之前，以长安地区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开放的、活跃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较少，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特别体现在对异地文化信息的吸收、兼容、改造以及将新的文化信息向外传播上。向外传播的文化信息增强了适应性和融合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吸收的文化信息越多，传出的文化信息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