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古文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中国古文学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教学的感染力，做到温情感人。要实现上述目的就需要研究中国古文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例如，高校课程教学体系在不断的进行改革，导致中国古文教学课时量大量的减少，许多高校存在严重的课程内容信息量大，教授课时少且课程日期经常改变，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下面几点建议。第一，高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的需求。从古文教学方面来讲，许多高校选择的教材多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教学信息量大与教学课时量少两者之间的矛盾。另外，针对高校教学中存在的课时变动且少的问题，可以通过抓重点的方式带动学生自主学习，重点培养学生学习古文的思路，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校开设的古文选修课程，增加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第二，现在许多学校在进行古文教学时，多采用“满堂灌”的方式，即教师教授完本节课内容之后，很少和学生进行现场交流沟通便离开。针对这种问题，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法，例如教师在讲授古文学时可以采用分组讨论法、理论讲授法以及学科论文等方式。所谓分组讨论法是教师在讲授教学内容时，针对某名家经典作品进行分组讨论，最后选取小组代表进行发言；所谓理论讲授法指的是教师可以借助教学辅助设备，图文并茂的对某些理论知识、基本知识进行逐一讲解，这样有利于帮住学生理解文章的重点内容；所谓学科论文法指的是向学生提供必要阅读书目，有目的的引导他们进行课外知识的学习，养成记读书日记的习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独立写作的习惯。
二、突出古文教学古为今用的特点
中国古文教学课程所包含的的内容多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优秀部分，能给予人精神层面的诉求，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例如其中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的观念以及独树一帜的爱情观等，是古人和现代人在精神层面的交合点。教师在讲授古文教学时，可以将古文学中合理的优秀的内容和现代社会中的实例联系在一起，做到学以致用。例如教授屈原、杜甫等人诗词时，可以对屈原、杜甫两位名家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对比，并将之引申到当代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讲授李白的诗词时，可以强调他诗词中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识，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借此可以鼓励学生遇到困难时要努力进取，用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讲授庄子、陶渊明等人时，可以分析他们在人性、尊严、自由以及不畏权势等方面的闪光点。而当下社会，很多人被利欲熏心，早已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为了权势阿谀奉承，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进而借古人之精神，唤醒当下人的民族气节和尊严；讲授诗经中的《关雎》时，可以对比古今人们的选美和择偶标准，突出德美的重要性。通过这种古今对比的方式，将教学内容和社会现实相联系不仅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感染学生，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设备的改进
当今社会是计算机信息化时代，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已然来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并且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时下不论哪个行业的发展基本都离不开网络，中国古文学是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在教学中自然也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多媒体教学不仅包含的信息量大，形象内容生动具体，给人以直观感受以及有效的表现力，还能够节省教师板书的时间，活跃课堂氛围，为古文教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但在多媒体教学时也需要注意下面几点：第一，应合理安排多媒体教学课件，对幻灯片中表述的内容要清晰明白，图文并茂且安排合理；第二，要有一定量的精美图片供学生欣赏，从古至今留下了许多名家的经典画迹，通过合理的图片展示，能够更加吸引学生的眼球，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同时，加以适当的音乐作为主体背景，更能渲染氛围。另外，如果能在文件中加入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改编短片，则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四、结语
第2篇
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佛经翻译可以作为文学翻译来看，这不仅仅是指它翻译了一些文学故事，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翻译。作为文学，佛经翻译自然逐渐为中国文学所吸收，并被融进中国文学中去，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文学、美学理论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都是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传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指支谦），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同上书，卷八）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出发去指责支谦、叉罗的意译的。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同上书，卷十一），慧远评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论》是“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同上书，卷十）。这些都渊源于传统的文艺美学观。
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的初期，由于语言不甚精通的限制，也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寻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点，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这实际上是为了缩短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而在佛经翻译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注1)，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语言的转换实则是文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当中，中国人只能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接受佛教文化。此时，译者如何对待翻译的过程，怎么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评价与认识，也只有站到中国文化传统里去，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词语。从这一点看，佛经翻译理论又可以看作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代，甚至是1949年以后，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了。(注2)傅雷1951年提出的“神似论”，(注3)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论”，(注4)都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的。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历来就是把翻译当作一门艺术，从美学的高度去要求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便是文学与美学的理论。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看出。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就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穿中古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名僧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僧睿、慧远等都对翻译的文质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关材料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有列举，这里不妨再抄录出来：
《梁僧传》记道安之言曰：“支谦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出三藏记》卷十载道安《楞婆沙序》(注5)：“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出三藏记》卷七载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
《出三藏记》卷十载慧远《大智论钞序》：“圣人以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
《出三藏记》卷七载《首楞严后记》（不详作者）：“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僧祜《出三藏记》：“方言殊音，文质以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
第3篇
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佛经翻译可以作为文学翻译来看，这不仅仅是指它翻译了一些文学故事，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翻译。作为文学，佛经翻译自然逐渐为中国文学所吸收，并被融进中国文学中去，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文学、美学理论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都是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传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指支谦），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同上书，卷八）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出发去指责支谦、叉罗的意译的。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同上书，卷十一），慧远评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论》是“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同上书，卷十）。这些都渊源于传统的文艺美学观。
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的初期，由于语言不甚精通的限制，也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寻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点，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这实际上是为了缩短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而在佛经翻译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注1)，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语言的转换实则是文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中国人只能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接受佛教文化。此时，译者如何对待翻译的过程，怎么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评价与认识，也只有站到中国文化传统里去，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词语。从这一点看，佛经翻译理论又可以看作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代，甚至是1949年以后，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了。(注2)傅雷1951年提出的“神似论”，(注3)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论”，(注4)都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的。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历来就是把翻译当作一门艺术，从美学的高度去要求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便是文学与美学的理论。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看出。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就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穿中古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名僧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僧睿、慧远等都对翻译的文质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关材料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有列举，这里不妨再抄录出来：
《梁僧传》记道安之言曰：“支谦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出三藏记》卷十载道安《楞婆沙序》(注5)：“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出三藏记》卷七载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
《出三藏记》卷十载慧远《大智论钞序》：“圣人以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
《出三藏记》卷七载《首楞严后记》（不详作者）：“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僧祜《出三藏记》：“方言殊音，文质以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
佛经翻译的文质问题主要是讨论文辞与经意的关系问题，即在翻译佛经时到底是仅仅以传达佛经的内容就算了，还是应该在传达内容的同时尽量使文辞更雅，更具美文学色彩。实际上这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佛经翻译关于文质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三种意见：一种主张直译（偏于质），如道安，一种主张意译（偏于文），如鸠摩罗什，一种是折中（主张文质相兼），如慧远。(注6)而梁代的文论之争基本上也区分为三派，一派是以裴子野、刘子遴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派是以萧纲、徐樆父子、庾肩吾父子为代表的趋新派，另一派是以萧统、刘勰为代表的折中派。(注7)这三派讨论的主要议题中也有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如裴
子野从正统史学家和名教的立场，极力反对作文的靡丽之词。萧纲则鄙薄裴子野的文章“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与湘东王书》）萧统主张文质并重，“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刘勰也主张“文附质”，“质待文”，“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文心雕龙·情采》）这些争论的展开促使了当时文学、美学理论的深化，而佛经翻译的文质讨论则可以说是这些争论的滥觞。(注8)
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看，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据《梁高僧传》记载，东汉末期的译经多偏于质，以传达经意为主。如安世高的译经是“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安世高传》）支谶的译经是“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支谶传》）竺佛朔的译经是“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同上）康巨译《问地狱经》也是“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同上）这个时期属佛经翻译的初期，许多外国译者还不怎么懂汉语，有些是勉强翻译的，如维袛难应吴地人之请译经，维袛难不太懂汉语，就邀其同伴竺将炎共译，而竺将炎也“未善汉言”，所以译文只能是“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高僧传·维袛难传》）到两晋时期，译者大多数能熟悉梵语与汉语，语言上的障碍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译文也便更通畅，也更华美起来。如月氏僧人竺法护，《高僧传·本传》载其“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他译经时还有“善梵学”的中国居士聂承远父子的帮助，所以译文“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当然，他的译文也还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又表现出“事不加饰”和“辞质胜文”的特征。译文到鸠摩罗什的时候，已趋向于讲究词藻。《高僧传》载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十六年，通晓华语方言，所以，他不仅能看出过去译的经存在不少错误，决心重译，而且出自他手的译文也得到众僧的一致称赞。他的译文能做到既不拘泥于原文又不损于原文意趣的再创造，力求传达出原文的神韵。如《妙法莲花经》中的“火宅喻”关于起火的一段，罗什这样译：“于后舍宅，忽然火起。四面一时，其焰俱炽。栋梁椽柱，爆声震裂。摧折堕落，墙壁崩倒。诸鬼神等，扬声大叫。雕鹫诸鸟，鸠槃荼等，周章惶怖，不能自出。恶兽毒虫，藏窜孔穴。”把火的气势描写得十分生动。此外，还有北凉昙无谶的翻译也是十分讲究文采的。他译的《佛所行赞·守财醉象调伏品》写佛祖如来如何降服醉象：
尔时提婆达，见佛德殊胜，内心怀嫉妒，退失诸禅定，造诸恶方便，破坏正法僧……于王平直路，放狂醉恶象。震吼若雷霆，勇气奋成云。横泄而奔走，逸越如暴风。鼻牙尾四足，触则莫不摧。王舍城巷路，狼藉杀伤人。横尸而布路，髓脑血流离。一切诸士女，恐怖不出门。合城悉战悚，但闻惊唤声。有出城驰走，有窟穴自藏。如来众五百，时至而入城。高阁窗牖人，启佛令勿行。如来心安泰，怡然无惧容。唯念贪嫉苦，慈心欲令安。天龙众营从，渐至狂象所。诸比丘逃避，唯与阿难俱。犹法种种相，一自性不移。醉象奋狂怒，见佛心即醒，投身礼佛足，犹若太山崩。莲花掌摩顶，如日照乌云，跪伏佛足下，而为说法言……
在佛祖如来出场前夕，烘托了十分浓烈的气氛，士女们的恐惧、规劝与如来的镇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昙无谶都译得富有文采。伴随着佛经翻译发展而发展的佛经翻译理论，基本上也是从主张偏于质而走向偏于文或文质相应道路的。而中古文学的发展趋势，则是在不断地“踵事增华”，越来越推崇美文丽词和雕琢章句。如果把佛经翻译的发展与中古文学的发展看作是同一方向的两条平行线，这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条线的发展都放置在中古时期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看，它们又都是当时社会风气、时尚、心理的产物，这时候，这两条线又是可以重叠在一起的，更何况，佛经翻译作为文学，正在逐渐渗透并融合到中国文学中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把佛经翻译理论看作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表现形态之一，也是完全可以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僧人和文人参加到佛经翻译工作中去，既沟通了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沟通了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的发展更趋于一致。比如帮助鸠摩罗什译经的道生、道融、僧睿、僧肇诸人，都是极富才学的人物。《高僧传》卷二“译经总论”中说到：“时有生（道生）、融（道融）、影（昙影）、睿（僧睿）、严（慧严）、观（慧观）、恒（道恒）、肇（僧肇），皆领意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者，任在伊人。”《高僧传·僧睿传》又载：“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诀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罗什）译经至此，乃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僧睿提出的修改词语，使句子变得更雅了一些。又比如参加治改南本《大涅槃经》的谢灵运，就对北本《大般涅槃经》的舛漏粗鄙文字进行过认真的修改、润色。《高僧传·释慧严传》载：“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厝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谢灵运在修改大涅槃经时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文有过质”的南本改定过程中有着他的精心推敲。唐释元康《肇论疏》卷上序里说：“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槃》元来质朴，本言‘手把脚蹈，得到彼岸’，谢公改云：‘运手动足，截流而度。’”（《大正藏》第45册，第162页）谢灵运的改动不仅使文意更加清楚，而且也显得文雅得多。比照南本与北本的文字相异处，发现有不少这样改动较好的句子。如北本《寿命品》之二：“犹如日出时，除云光普照，是诸众生等，啼泣面目肿。”南本的前三句没有改动，而第四句则改为“恋慕增悲切”，这一改动使其辞避免了鄙陋，带上了南方诗歌的风气。又如《金刚身品》第二，北本的“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一句，南本则改为“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非福田”，一字之改，使句式变得更加整齐，上下呼应，呈现出骈偶色彩。梁代文人参加译经更受重视，梁武帝曾设译经博士。因此，中国僧人以及文人的参与译经，一方面将中国学风、文风带入了翻译，另一方面又从佛经的翻译中吸收了佛经文学遣词造句以及文学描写的风格。这种双向的交流必然导致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
二
佛经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范畴虽然是从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但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翻译，它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又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它是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
一、关于言与意的关系。
无论是直译说还是意译说，二家讨论文质问题都涉及到言与意的关系。直译派主张翻译只要能传达经典的原旨（意）就可以了，至于文辞的修饰无关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圣人的意是很难传达的，更何况梵汉语言还有不同。因此，翻译时只需“径达”，或者“案本而传”的“实录”。道安的翻译理论就是这么主张的。他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也建立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不“失本”，道安在对待“巧”（实质是“文”）与“质”的关系上，也认为应该以质为主。所谓“巧”，道安所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指翻译时的删重去复，二是指改旧适今。道安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他未到达关中以前，道安常用异译本（即“合本”）来做对照工作，在对照中，他对删略这一点是赞同的。如他用《放光》与《道行》对照，他认为《放光》经过删略以后，文字更流畅更达意了。他说：“斥重省删，务令婉便。若其悉文，将过三倍，善出无生，论空特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但到关中以后，在其他译人
如赵政、慧常等的影响下，他改变了看法。如在译《比丘大戒》时，道安觉得过去的戒本翻译“其言烦直，意常恨之”，而现在的新译本依然如此，便叫笔受者慧常“斥重去复”。慧常却加以反对，认为戒就象礼，是不能删的。又说这是一师一师相传的，万一有一言与原本违背就会被老师赶走。所以，“与其巧便，宁守雅正”。道安便赞同了这一意见，并且认为译烦为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同上书，卷十一）对改旧适今的“巧”，道安也是反对的。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他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同上书，卷八）他认为胡言的质朴和烦重都是时代的产物，在翻译时不能为了顺应今天爱好文饰的风气而去随便修改它，正如不能把《诗经》、《尚书》改为今天的文体一样。如果那样做，“巧”是显得“巧”了，但窍成以后混沌则死了。因此，道安对翻译中言意关系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庄子的自然全美和反对以言害意的美学思想基础上的。而主张意译的鸠摩罗什对言意关系的认识却与道安不一样。他的翻译标准是：只要在不违背原本经义（意）并且能传达经旨（意）的情况下，对经文字句作一些增加或删减，都是可以的。如他译《维摩诘经》，僧肇说他的译本是“陶治精求，务求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他译《大智度论》，则“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同上书，卷十）译《中论》，他也是“乖阙繁重者，皆裁而裨之”。（同上书，卷十一）在鸠摩罗什看来，翻译中的言意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言简并不一定就导致意也简。相反，只要“趣不乖本”，翻译时作一些必要的增或减却能使译文更为畅达，其文意反而能更好地传达。如果死扣文句，译得结结巴巴，文意反会受到损害。罗什的看法及翻译实践，与魏晋玄学家们的轻言重意和言简意丰的理论有暗合之处，也与文学、美学理论中强调的“文约意广”、“文约旨丰”有暗合之处。看得出，罗什也受到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主张折中的慧远在阐述翻译中的言意关系时，也很有玄学的意味。正如上面所引，他认为翻译的文辞如果太质朴，经义（意）则不能很好地显露，显得深奥而难于理解；语言如果太一对一地直译、死译，经旨（意）反而会显得更加遥远，不便于把握。经义不能显露就会无象可见，经旨遥远就会无绪可寻。慧远的这一意见使人联想到王弼的话来，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过：“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总的看，慧远比较接近“言不尽意”。慧远将魏晋玄学中的言、象、意引入翻译领域，实际上也开始了使哲学命题向文学命题转化的美学建树。他与罗什的意见都反映出了他们是从美学的高度来要求翻译语言的。这也反映出了当时整个学界、文界内的风气。象佛教义学领域内对佛经经义的理解，当时的佛教义学家就常常援引魏晋玄学中“言不尽意”的观点来注释经义。(注9)
言意关系，也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十分关注的问题。魏晋时期，第一个受言意之辨的影响而畅谈文学的是陆机，他的《文赋》一开始就谈意与物、言与意的关系。陆机虽然认为意称物、文逮意都是很难的，但他基本还持言能尽意观点，主张言意双美。他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他认为言意要互相协调，要防止那种“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等现象。刘勰对言意关系也有深刻论述，他认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文心雕龙·神思》）他说的“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范文澜先生说刘勰这句话“似谓言尽意也”。(注10)王元化先生也说刘勰的见解不同于玄学家的言不尽意论。(注11)钟嵘《诗品》也主张“文约意广”，反对“文繁而意少”，并进一步把“兴”说成是“文已尽而意有余”。他还主张诗歌的语言要达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中古时期文学理论中的言意之论都涉及到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它与佛经翻译理论中的语言问题的探讨都是魏晋玄学推动下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因缘。
二、关于文体问题。
与语言翻译的文质、言意问题相关联的是翻译的文体问题。佛经翻译，在道安以前的确是采用较古朴的文体的，如汉末译的《四十二章经》，近似于《老子》的语录体。安世高的译经文体，也比较古朴。道安曾几次提到安世高的这一特点。如《大十二门经序》说：“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人本欲生经序》又说：“斯经似安世高译为晋言也，言古文悉，义妙理婉，睹其幽堂之美，阙庭之富或寡矣。”（《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六）道安自己也推崇以质朴的古体来翻译，他坚定地认为不能把经典的质朴文体译成流行的文体，这在前面所引《鞴婆沙序》他借用赵政的话里可以见出。
道安以及道安以前的翻译文体之所以大多数偏于古朴，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处于佛经初译阶段，为了迎合汉地人崇尚经典的需要，所以故意采用一些古朴的文体。如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就迎合孙权崇儒的口味，不仅将佛教与儒家思想相牵合，用语也多采用古语，象《察微王经》说：“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大正藏》第三册，第51页）第二，当时的僧人对汉语还不十分精通，所依靠的笔受者汉文水平也不是很高，还无法讲究词藻。第三，道安、赵政也不懂梵文，对梵文文体并不了解，错误地认为梵文经典都是比较古朴的。站在不“失本”的立场上，所以他们多用古朴文体去译经。第四，当时“格义”风气的影响，僧人与笔受者都喜欢用外典（老、庄、儒的经典）来翻译佛经的概念、词语。许多中国僧人又都是精通外典的。所以，在译经时就不自觉地采用过去经书的文体。
但到鸠摩罗什则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气。《高僧传·本传》载：“什每为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絃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咏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罗什从佛经文体出发，认为梵转汉时虽然在大意上可以不失，但在文体上总是隔了一层，其宫商体韵不但不能翻译传达，就是连文藻也会失掉。因此，他力图想在译经文体上有所改进，使其既通俗化，又富有美文学色彩，同时又保留原作的丰姿，即后人评价他的“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卷三）他译的《大庄严论经》就有这些特点。如卷第十四鹿王经，散文部分十分口语化，采用的是一种通俗文体，经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昔曾闻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领群鹿，其数五百，于山食草。尔时波罗城中有王名梵摩达，时彼国王
到雪山中，遣人张围，围彼雪山。时诸鹿等尽堕围中，无可归依得有脱处。乃至无有一鹿可得脱者。尔时鹿王其色斑驳如杂宝填，作何方便使诸鹿等得免此难。复作是念。更无余计，唯直趣王。作是念已，径诸王所。时王见已，勅其左右，慎莫伤害，所恣使来。时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以游戏杀诸群鹿用为欢乐，勿为此事，愿王哀愍，放舍群鹿，莫令伤害。”王语：“鹿王，我须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须肉，我当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顿杀，肉必臭败，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
试比较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三《布施度无极经》第十八鹿王故事，就见出康僧会译经采用的是古体，经开头部分如下：
昔者菩萨身为鹿王，厥体高大，身毛五色。蹄角奇雅。众鹿伏众数千为群。国王出猎，群鹿分散。投岩堕坑，荡树贯棘。摧破死伤，所杀不少。鹿王睹之哽咽曰：“吾为众长，宜当明虑，择地而游。苟为美草而翔于斯；凋残群小，罪在我也。”径自入国。国人睹之，佥曰：“吾王有至仁之德，神鹿来翔。”以为国瑞，莫敢干之。乃到殿前，跪而云曰：“小畜贪生，寄命国界。卒逢猎者，虫类奔迸。或生相失；或死狼藉。天仁爱物，实为可哀。愿自相选，日供太官。乞知其数，不敢欺王。”……
罗什在译文中还韵文部分的翻译，他译的韵文部分是经过精雕细琢的，看得出他是力图想通过韵散结合的方式使翻译文体更接近原文的美学风格。他译韵文也采用五言诗的形式，但不采用古体。如《大庄严论经》中“鹿王经”中鹿王准备代怀妊母鹿去死时说的一段偈语：
我今躬自当，往诣彼王厨。我于诸众生，誓愿必当救。我若以己身，用贸蚊蚁命。能作如是者，尚有大利益。所以畜身者，正为救济故。设得代一命，舍身犹草芥。
罗什并不是不能运用古体，他的汉语水平其实很不错，他写的《赠沙门法和》一诗就带有古气：“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这与他译经体中的偈颂是两种面貌。可见，罗什在翻译文体上是别有用心的。
罗什对译经文体的改进还表现在他对音译的处理上。僧叡《大品经序》说到罗什在翻译时，“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叡、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悰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罗什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梵语字是坚持音译的，这种音译并不是随便译出而是经过仔细推敲以后才确定的。如人名、神名和一些不能翻译的专用名词，他一般都采用音译。这比以前的旧译中多用音译（如支谶）或尽量不用音译（如支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一方面避免了不用音译所造成的牵强或者由于音译过多使译文难懂的弊病，另一方面恰当的音译又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同时还使得译文体保留着一些异国色彩，增加了文辞的美感力。
此时采用通俗语言译经的还有北凉的昙无谶。他译长诗《佛所行赞》，用的是散文句法，不仅语言口语化，而且节奏多有变化，不少句子打破了汉诗五言体的传统节奏，但它又注意了声调的和谐流畅。这给当时的诗坛也树立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的楷模。
中古时期文学理论中存在的古今文体之争，也是与文质、言意关系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人主张复古，祟尚古体，如北魏的魏收、邢劭，西魏的宇文泰，北周的苏绰等；有的人主张今体，如沈约、萧纲、王褒、庾信等；还有的人主张古今兼采，如颜之推，提倡“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齐梁之际，作为今体代表的“永明体”就表现出向浅显和口语化的方向发展，它的出现是想改革晋宋以来艰涩典正的诗风。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沈约就明确提出过以“易”字为核心的革新主张。《颜氏家训·文章篇》载：“沈隐侯（约）曰：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永明体诗人就力图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诗歌的语汇，使诗歌易于吟诵，显得协调流畅。如谢朓《吟竹诗》：“窗前一丛竹，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月光疏已密，风来起复垂。青扈飞不碍，黄口得相窥。但恨从风箨，根株长别离。”几乎全是口语。又如《江上曲》：“易阳春草出，踟蹰日已暮。莲叶何田田，淇水不可渡。愿子淹桂舟，时同千里路。千里既相许，桂舟复容舆。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其中借用了汉乐府的句子，同时又融入了吴声西曲的特点。沈约也取南朝乐府中常见的口语入诗，以丰富诗歌的表现力。如《石塘濑听猿》：“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不知声远近，唯见山重沓。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而张融的《别诗》几乎全由白话提炼而成，读来朗朗上口：“白云山上尽，清风松下歇。欲识离人悲，孤台见明月。”自然，永明体同时也讲究声律和排偶对仗，追求文字的清丽，这些美学上的追求与诗歌新体的改革是相关的。因为对仗、骈俪并不与口语化存在完全的对立，从口语中提炼出的词汇仍可做到骈俪。只是后来宫体诗的出现，由于题材的狭窄，诗风则逐渐走向浓艳绮丽和雕绘了。齐梁之际正是佛教兴盛时期，文人中信佛者颇多，他们对佛经翻译文体的特点肯定也有所了解。因此，齐梁之际的这种诗风以及以易懂、易诵读为目的的诗歌革新理论与当时的翻译文体也不能说没有一定联系。而这些又与《文心雕龙》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文心雕龙》的创作同齐梁文坛上存在的古今、新旧之争是分不开的。(注12)
中国文坛历来对翻译以及翻译家抱有成见，认为翻译之人不够“文雅”，就连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兼翻译家，文史家对他的翻译都置之不理，(注13)只是在佛教界才对他有较高的评价。而十分丰富的翻译理论也被古代的文学、美学理论家们冷落，这实在是可惜的事情。好在近代以来，佛经翻译理论的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注目，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还专列一章予以讨论。我以为，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宝贵的理论遗产当会享有更高的历史地位。
(注1)佛教教义在五天竺和西域流传，开始都没有写本，所谓“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分别功德论》卷上）《法显传》也载：“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面授浮屠经之事也可得到证明。
(注2)《管锥编》，第三册，第1101页。
(注3)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注4)(注1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注5)这一条材料经王元化先生再核对，他发现卷数与篇名有误，原抄为“卷八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应为“卷十道安《鞴婆沙序》”。此处遵王元化先生之嘱，特意提出并更正。
(注6)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第259—2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注7)参见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注8)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说：“魏晋以来，释家传译佛典，转梵言为汉语，要求译文忠实而雅驯，广泛地提到文质关系问题，开始把这一对概念引进了翻译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刘勰提出的文质论就更接近于文学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了。”
(注9)(注11)参见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147—148页，第149页。
第4篇
股骨转子间、股骨转子下骨折是老年人髋部常见的骨折，约占股骨近端骨折的50%，特点是:常合并多种内科疾病和骨折并发症。本组76例存在一种或多种合并症，高达63%;多为低能损伤造成。本组中111例为跌倒所致，占92.5%，因此需加强对老年人群防跌倒宣教;骨质疏松骨折治疗需兼顾局部进行骨折固定和全身抗骨质疏松治疗;合并症、骨折复位程度和钢板位置常常影响临床效果。治疗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积极治疗各种内科合并症和骨折并发症，作好术前评估;尽早对骨质疏松进行药物干预，还要避免影响骨折愈合;手术尽量采用微创，骨折尽量解剖或接近解剖复位，准确放置钢板，稳定固定;早期功能锻炼。
2股骨解剖学近端锁定钢板优势
股骨近端解剖学锁定钢板具有角度稳定性，置于股骨近端张力侧，构成稳定的架构固定骨折端，可有效防止复位丢失，有助于控制旋转和防止股骨头切割，微创操作尽量保护骨折端血运，不强求复位和固定后内侧骨块，适合治疗骨质疏松骨折。生物力学研究显示就固定强度而言，股骨锁定钢板优于DCS，与股骨角钢板相当，但不如髓内钉。在轴向强度方面占优，但在抗旋转及扭转方面欠缺。近几年出现的万向锁定钢板，尽管生物力学与传统单向锁定钢板近似，但锁钉自由度会牺牲其承受负荷能力，也会影响螺钉整体拮抗负荷能力，甚至螺钉相互阻挡。
3适应证
目前认为股骨近端锁定钢板适应证包括:严重骨质疏松患者;股骨近端严重粉碎不稳定骨折，或伴有大转子部冠状及矢状位劈裂骨折者;股骨近端骨折累及股骨干者;陈旧性骨折不易复位者;DHS或髓内固定手术失败者;股骨近端髓腔狭窄或畸形不适宜髓内固定者。
4临床疗效
锁定钢板用于治疗股骨近端骨质疏松骨折，国内外文献报道疗效不尽一致。国内文献报道临床疗效满意。而国外多数文献报道该法失败率较高，主要是髋内翻、不愈合和内固定失败。临床研究表明骨折愈合问题多与骨折复位不良、间隙过大，以及术后负重时间有关，而非固定强度不够。锁定钢板因角度稳定作用无法缩小骨折间隙，不利于二期愈合，从而增加骨折延迟或不愈合风险。临床使用表明良好复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因此，如何在解剖复位和保护骨折血运之间达成平衡成为影响手术成败的重要环节。而锁定钢板固定复位丢失与后内侧失去有效支撑的相关性尚不确定，也与骨质疏松无关。并发症可能在于患者因素及医师技术因素，而非固定强度不足。本组内固定失败及骨折不愈合率均较低，也提示骨质疏松及固定强度并非是造成上述结果的主因。
5闭合与切开复位的选择
传统切开复位接骨板固定并发症发生率高，手术时间长，术中失血量大，老年患者围手术期发生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增加。而间接复位和微创固定技术对骨折块血运破坏小，从而可提高愈合率、降低感染率和减少术中失血。骨折复位不良多见于闭合复位组，闭合复位时更需注意确保骨折复位准确。作者强调不以牺牲复位精度换取闭合复位。尽可能缩小主要骨折的断端间隙，但不强求股骨近端后内侧骨块解剖复位和固定。与文献报道相比，本组病例手术时间更长，可能将闭合复位时间计算在内有关，术中失血量大，可能与切口及手术时间较长有关。本组病例患者大转子部位疼痛发生率较高，但切开与闭合复位组无显著差异，微创插入并无优势可言。可能与接骨板设计外形、放置位置不良，以及手术对转子滑囊损伤有关。操作时需要确保钢板准确放置，尽量减少对大转子滑囊的损伤。
6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
髋部骨质疏松骨折的治疗，除了骨折复位固定外，还要重视全身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因骨折及术后制动，破骨细胞异常活跃，出现快速骨丢失。如果无有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将加剧骨质疏松。合理应用药物治疗，不但可促进骨折愈合，增强内固定效果，还可延缓骨质疏松进展，有效减少再骨折发生。研究证实降钙素可刺激软骨内骨化、增加骨痂血管生成，增加软骨骨痂和加快骨痂成熟。钙剂和维生素D能提高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为骨质疏松治疗的基础用药，需长期服用。钙剂能抑制甲状旁腺激素(PTH)的过度分泌，促进骨形成，保持骨骼强度，减轻骨质疏松症状。活性维生素D可促进钙吸收，并有协同PTH、降钙素的作用，使旧骨释放磷酸钙，提高血钙和血磷浓度，促进骨钙化，改善骨细胞功能。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有维生素D缺乏，可能存在维生素D含量不足、活性维生素D合成减少。目前临床常用的骨化三醇，是维生维D3最重要的活性代谢物之一，经肝脏迅速转化成1，25－(OH)2－VitD3，调节体内钙磷代谢。功能锻炼可增加骨皮质血流量和促进骨形成。骨质疏松骨折术后早期应用二膦酸盐类药物对骨折愈合的作用，目前尚存在分歧。最近的研究认为二膦酸盐对骨折愈合的影响可能与给药时间有关，给药时机可能影响骨痂组织结构。本组患者均早期进行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以期最大限度阻止骨量丢失，改善骨质结构，提高骨强度。
7股骨近端锁定钢板的不足
第5篇
关键词：内蒙古;高职语文;民族文化
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滞后，经济相对落后，但关系着全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少数民族学子比一般学生考上大学要付出更多艰辛，也更加渴望毕业时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当前，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而且也要具备优秀的语文职业素质，才能增强就业竞争能力。
民族地区维护民族团结、地区稳定、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中坚力量是本地区大学生，他们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进步、发展、繁荣的主力军。他们只有具备健康的道德情操、高尚的思想，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找到正确的奋斗目标与成才之路，才能树立起振兴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建功立业的和使命感。只有在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中加强民族文化素养教育，才能造就出少数民族地区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地处我国边疆，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与蒙古、朝鲜、俄罗斯接壤，但是经济发展程度却相对滞后。的人民特别是蒙古族人民，运用勤劳进取的精神和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与其自然环境相符合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中华民族文化中，草原文化像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在蒙古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内蒙古草原文化形成了和粗犷豪放的精神特质和悠远绵长的精神内涵。富有历史意义的草原文化滋养着为各民族共同繁荣，促进新的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草原文化凝聚了内蒙古地域文化特色，是世代在内蒙古生息繁衍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能够概括和代表内蒙古文化的总体形象。笔者在内蒙古十所高职院校进行问卷调查，并深入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中加强民族文化素养的重要性和实施方法。
一、加强民族文化素养教学有助于延续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文明体系
民族意识是人对于自己归属的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并在民族差异中得以强化，也就是在不同民族交往中对本民族的关切及维护。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民族意识，作为民族共同体构，其在建立、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我民族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文明体系。民对在自我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中，和不同民族交往中族意识都起到平衡、促进、制约等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民族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文明体系关系民族兴衰繁荣，指导着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笔者经调查后发现，内蒙古地区高职生普遍存在着思想状况的多元性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就的高职学生来说，他们人生观及价值取向的主流是积极向上、健康的，但在西方思潮和利己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的影响下，一些腐朽的堕落的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还有一些内蒙高校的大学生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存在民族地域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高职生不了解内蒙古文化、历史。因此，高职语文要将蒙古族文学中的伟大英雄史诗、传统民间故事、民族神话传说、蒙古牧歌民歌、现当代蒙古族作家作品等融入教学内容。例如，除了邓一光的《想念草原》，还有玛拉沁夫的代表作《茫茫的草原》、《草原上的人们》，张志诚的代表作《沙坡》，齐・敖特根其木格的小说《敖包会上的缺憾》，阿云嘎的代表作《大漠歌》，浩・巴岱的代表作《尼美尔山的风》和阿・敖德斯尔的《美丽的罕山》、《草原之子》以及《撒满珍珠的草原》等蒙古族文学作品名篇，在内容上就凸显蒙古族风格，展现出了草原文化的独特之处
二、增加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根据地理位置、蒙古族部落分布、蒙古文化的历史状况和地域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有学者将中国蒙古文学按地域分为了三个文化区域。它们分别是：东部文学区域、西部文学区域、中部文学区域。东部文学区域指科尔沁――喀喇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其包括哲理木兴安文学、卓索图文学、吉林文学、黑龙江文学。西部文学区域指乌拉特――和硕特――肃北――阿拉善，其包括新疆文学、青海文学、甘肃文学、额济纳文学;中部文学区域指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察哈尔――巴林――巴尔虎布里亚特，包括伊克昭文学、乌兰察布巴音淖尔文学、昭乌达文学、呼伦贝尔文学。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将民族文化元素充分加以设计运用，借助民族文化元素的地域性和差异性特点来形成内蒙古地区高职语文课的个性特征，提升学生审美情趣，从而发挥出语文教学育人的功能，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师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并在广泛获得认同度的基础上，有效培养出了师生对民族文化的喜爱情感，加强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三、有利于增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性和民族凝聚力
蒙古族根据地理分布分类属于跨境少数民族，最大特点是民族语言、文字国际化。和内陆少数民族相比民族的文字保留相对完整，有自己的出版物，有信息传播的平台，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外族文化，将外族文化的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把本民族的文化看成是陈旧落后的，慢慢地抛弃，使少数民族在繁衍生息中，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创造的，具有自我民族符号性格的文化正在消失。“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民族文化的消亡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凝聚力消失。当然跟世界上所有文化一样，内蒙民族文化一定有某些相对滞后和陈旧腐朽的内容，但是草原文化终究还是蒙古民族创造并使用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蒙古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满全.《2012年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研究综述》.《蒙古学研究年鉴2012年》，2013年12月
[2]韩晗.《论当代蒙古族小说的审美特色》.《兰州学刊》2012.2
作者简介：
第6篇
高龄股骨颈骨折病人56例，男39例、女17例，年龄72岁~93岁，其中68%术前有伴发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
2、结果
本组56例病人，出院半年时复查，48例恢复良好，已能行走如常，X线片复查见骨折已愈合；5例骨折延迟愈合均为严重复合伤患者；3例骨折不愈合患者为粉碎性骨折，经二次手术植骨已愈合。
3、护理措施
3.1心理护理
老年患者心理特点表现为忧虑、消极、危机感、思念家庭等，所以心理护理要从患者进病房即应开始。必须主动发热情与患者打招呼，护送患者到床上，并帮助整理用具。亲切自然细致地介绍病房环境，作息时间，帮助患者建立病友关系，要使患者感到受尊重，把忧虑、恐惧的心理转移为积极行为，同时也可以排除患者入院后的孤独和寂寞感。尽可能提供安静、清洁、舒适的环境，使患者心情愉快，身体舒适，睡眠充足，食欲增进。有条件的情况下，可栽植一些花草，在休息室设置收音机、电视机，看花解闷，听歌消愁，以调节患者的心情，增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激发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促进身体早日康复。患者在接受治疗时情绪比较容易紧张、担忧，因此要注重调理患者的情绪和情感，要经常深入病房多做交谈和问候，可适时做好病情解释和暗示治疗，介绍同一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才能获得患者的合作和信任，使各种治疗手段得以顺利完成并达到理想的效果。
3.2饮食和营养护理
老年人由于消化系统机能减弱，加之骨折后卧床，肠蠕动减弱，因此要加强饮食护理。我们可结合病人具体病情，按照治疗过程中各期的特点合理调配营养。骨折早期：在补充营养的额基础上主要是纠正失盐、失水，由于骨折后发生出血、疼痛、神志休克，失水、失盐严重，需供给低脂肪、高蛋白、高维生素、高钠、高铁、含水分多、味鲜、易消化、清单的食物，每日5餐，可给鲫鱼汤、豆汤、少量水果及蔬菜。骨折中期：主要解决蛋白质和热量的补充。伤后1周，疲劳消除，失盐、失水、休克已经纠正并稳定。但因手术感染等使身体虚弱，这时食欲逐渐恢复，机体进行修复，需供给高蛋白、高脂肪、高糖、高维生素和含无机盐的食物，以利于伤口的修复和机体消耗的补充，使蛋白质合成增加，如猪肝、瘦肉、牛奶等。骨折后期：骨折处血肿很快开始吸收，机体营养已得到补充，创伤大都愈合，蛋白质分解合成代谢平衡，供给稍高于一般正常人的营养，如多喝骨头汤，适量增加水果及蔬菜量。
3.3卧床护理
监督患者在床上的姿势要尽量接近站姿。仰卧时，枕头不宜过高，顺延到肩部，避免出现头向前倾、胸部凹陷的不良姿势，足部勿压种衣被，为防止外旋，最好穿戴钉鞋。俯卧时胸前、骨盆前方、踝部垫枕，便于呼吸，使脊柱肌肉放松，使足尖离开床面，足与小腿成直角，这样符合生理状态。侧卧时，头部垫枕不宜过高或过低，使头与脊柱保持同一水平为准，两腿前后分开，下腿伸直，膝关节、踝关节处放垫枕，两腿之间夹垫，上腿呈屈曲状，一面压迫下腿和防止上腿的髋内收。另外，要保持正常的脊椎弯曲，颈椎前凸，胸椎后凸，腰椎前凸和骶椎后凸。同时做好皮肤等基础护理。天天定时检查并按摩骨突部位、每2h~3h翻身1次。保持衣服床单位整洁干燥，以免发生褥疮。教会陪护正确使用便器，每日清洁尿道口，达到清洁舒适，促进血运，预防并发症的目的。
3.4防止意外伤害
病人手术后髋部肌肉松弛，如搬动或给病人翻身不当，不正确，以及不适当的功能锻炼都会造成错位或畸形愈合，在病人回病房过程中用中单托住骨盆整体搬运，避免用力向前方托抬患肢髋关节，造成髋脱位。翻身时患肢在上，避免术侧髋关节置于伸直外旋位，尽量伸髋。协助腿部肌肉按摩，踝关节和膝关节的被动活动，帮助托起上身及臀部做引体向上运动，每小时1次，同时自编床上体操做扩胸深呼吸，有效的咳嗽和排痰。
4、常见并发症的预防护理
4.1足下垂
腓总神经位置较浅，容易受压，引起足下垂。下肢水平牵引时，距小腿关节呈自然足下垂位，加之关节不活动，会发生跟腱挛缩和足下垂。因此，下肢水平牵引时，应在膝外侧垫棉垫，防止压迫腓总神经。应用足底托板将距小腿关节置于功能位。若病情许可，应定时做距小腿关节活动，预防足下垂。
4.2压疮
由于持续牵引和长期卧床，骨隆突部位，如肩胛部、骶尾部、足跟、距小腿关节等处易受压形成压疮，故应用棉垫、软枕、棉圈、气垫等加以保护。保持床单清洁、平整和干燥。
4.3坠积性肺炎
长期卧床、头低足高位，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已发生坠积性肺炎。鼓励患者每日定时利用牵引架上拉手抬起上身，做深呼吸运动及有效咳嗽，以利于肺部扩张。在保持有效牵引的条件下，协助患者每日定时变换。
4.4便秘
与长期卧床及水分摄入不足有关。鼓励患者多饮水，进行含高纤维食物。每日做腹部按摩，刺激肠蠕动。若已发生便秘，则遵照医嘱服用缓泻剂。
4.5血栓性静脉炎
知道患者进行有规律的功能训练，如股四头肌等长收缩，各关节的全范围活动。
5、床上功能锻炼
5.1术后搬动病人时小心托起臀部，注重合适
手术后1d~5d患肢外展于30°中立位，穿中立位鞋，嘱病人取平卧位，禁止盘腿及患肢垂于床边，以防假体脱位及伤口渗血。因手术后疼痛，多数病人对抬动患肢有惧怕感，我们在给病人有效的药物止痛后，术后48h~72h即可做被动或主动的功能锻炼。如腿部肌肉的按摩，踝关节膝关节的被动活动等。指导进行腿部肌肉等长收缩练习，上午、下午各5min~10min。鼓励病人做臀收缩活动，保持10s，重复20次。每日2次~3次做仰卧直腿抬高运动（主动为上，被动为辅），抬高小于30°保持时间由15s开始，逐渐增加到30s。指导，卧床时采取平卧，3个月内避免侧卧，3周内屈髋小于45°，以后逐渐增加屈髋度，但避免大于90°，6周内不要交叉盘腿，不要坐沙发或椅子，坐位时不要前倾，不要弯腰拾东西，不要在床上屈膝而坐。
5.2离床功能锻炼
术后7d~10d，病人体力恢复，骨水泥型假体也可逐步练习下床活动锻炼，但不能负重，在恢复期功能锻炼时，要指导患者不要做盘腿动作，不宜久坐，睡觉时，平卧或半卧，3个月内避免侧卧。护士务必把术后有关注重事项向病人及家属具体交代以取得合作。术后制定康复计划时必须遵循三大原则：即个体性、渐进性、全面性，才能达到满足效果。
6、出院指导
出院前教会老人及家属自行康复护理的有关内容，继续进行正确的功能锻炼，逐渐增加练习时间及强度，根据肌力的恢复和骨折的愈合情况决定运动量和负重时间。不盘腿，避免屈髋。出院后要注重合理饮食，保证足够营养以促进骨愈合。
第7篇
古诗词赏析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师在教授时苍白的语言往往不能传达诗中的意境，学生囿于学识和体验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往往不够，从降低学习兴趣，出现厌学情绪。此时，结合内容配以景物图片、古典名曲或名家朗诵，可以达到声情并茂的效果，从而使学生眼前一亮。这方面的资料有戴敦邦的图说唐诗宋词、华三川的唐人诗意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家诗文精品欣赏》系列、姜嘉锵的《古典诗词演唱》专辑、许淑敏等主唱的《宋词古唱》专辑、邓丽君演唱的古典诗词等。古代文学元明清段小说戏曲作品多，这些作品往往篇幅较长。在今天这个视频时代，许多学生未完整阅读原著，课堂上单纯依靠老师的分析往往不能形成共鸣，学生仅仅被动接受条条框框，课堂往往沉闷，这时不妨利用多媒体将学生带回原著的场景中以激起学生的积极性。讲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小说、戏曲时插入相关的影视剪辑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有时甚至可以将影视与原著进行对比，以培养学生的鉴赏力。古代文学作品需要还原到历史文化系统中，结合当时的宗教、艺术等因素，从社会思潮中去把握。要之，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教师应该适时利用图像、影音资料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但也应该牢记教师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切忌让多媒体资料喧宾夺主。
2利用多媒体加快教学节奏，扩大教学知识容量
随着多媒体的普及，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扩大教学容量，从而解决这一矛盾。传统教学方式下知识的传授主要依赖教师的口头表达与黑板板书，二者在速度上的局限性限制了课堂上信息量的传播，运用多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利用多媒体可以加大信息量，提高讲练的密度、层次、力度，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讲授古代文学诗文、戏曲、小说时，适当运用多媒体把相关的图像、评论以及原典朗诵串入其中，不但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改善教学效果，而且还可以大量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知识阐释，从而节省教学时间。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加快，大型古籍数据库不断增加，出版古籍也不断数字化。
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诗》、《全宋诗》等都已经制成数据库系统。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必然涉及原典等资料的引用，古籍数字化与多媒体结合极大方便了教师对资料的引用，不但可以节省抄录的时间，而且随着引用的增多无型也扩大了课堂的知识量。利用多媒体可以“展现学界的研究成果，增加学生的思辨能力”，使用多媒体将同一位作家的“多个评价打在同一界面，可以通过不同颜色，左右、上下形成鲜明的反差，同学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评价得出自己的观点，这无疑会增强他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②由于课时有限，学生无法在课堂上进行大量阅读，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师可以将阅读资料通过个人空间、网盘、社交网站、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给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教师在课堂上只需检查即可，把课堂延伸到课外从而扩大教学知识量。同时，教师也还可以利用网络辅导、答疑等方式解决学生问题与学生进行互动，把古代文学的教学渗透到整个学生的生活中。
3利用多媒体突破教学重点难点，深化教学内容
古代文学的教学难点多，传统的教学方法效果差，利用多媒体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果，突破难点。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扫清字词是理解诗文的基础，传统教学中仅仅通过教师口头讲解，学生往往印象不深刻，如果抄录在黑板上，又会浪费很多时间，利用多媒体则可以轻松解决这一问题。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可以使用不同颜色、字号或字体将疑难字突出并配备读音和解释，从而加快学生对字词的理解，激发学生阅读原文的信心。图表可以简化内容帮助理解，传统教学在图表利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多媒体教学则可以轻松地利用图表来突破重点难点。如讲解中国古代文学史总绪论时，可以将文学史一主两翼、三古七段等做成不同类型的图表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
在唐讲授唐代文学绪论时，可以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将代表性作家作品制成图表，可以让学生快速建立唐代文学发展的总体印象。古诗词学习的最难之处就是理解诗中的意境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多媒体教学中运用古诗配画能创设一种媒体与诗境相结合的教学场境，从而帮助学生理解。例如讲解王维的《竹里馆》一诗，为了体会诗中空明寂静的意境可以配以戴敦邦《竹里馆》诗的绘图。讲元代王冕《墨梅》诗，配上他的《墨梅图》真迹的图片。讲解白居易的西湖诗可以结合西湖风景画，讲吴均《与朱元思书》可以参看《富春江山水图》。古代文学审美标准和批评术语与古代其它艺术类型有相通之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其它艺术作品的图片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如讲魏晋诗文时可以结合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帮助学生理解其时代的艺术精神，利用宋元山水画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高妙”、“兴趣”、“空静”等概念。利用多媒体播放体现传统文化的影音也可以学生理解古代文学批评上的一些概念。如水墨山水动画《山水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山水虚中有实，实中带虚，显示了古代艺术的深厚传统。通过影片的播放，可以启发学生去理解“韵味”、“滋味”、“意境”等概念。
4利用多媒体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古代文学难学，导致学生兴趣不高，从而使得古代文学难教。若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影音时代，我们的沟通方式已经从书信变成了电话和视频，我们的休闲娱乐从阅读变成了观看影视。作为新时代的学生，他们对音影图像的兴趣远远大于单纯的文字，我们的教学方式也应该打破旧规，充分利用影音资料来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诗词诵读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诵读不但能提高学生的朗诵能力，并且能在诵读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利用多媒体和网络可以轻易将名家诵读带入课堂，在讲解完一首诗词后，播放一段深情的朗诵无疑可以加深学生的体会，陶冶其性情，从而提高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是相通的，流传下来的古代名曲众多，在流行音乐大行其道的今天，作为古代文化传承者更应该将古典音乐引入课堂。利用多媒体在课后放一段古典音乐，不但能娱乐学生的身心，无形中也能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对于学习古代文学大有裨益。现代人对影视的兴趣远远超过书籍，据统计2011年中国人均年阅读量只有4.35本，很多人可能一年未读过一书本，但是很少有人一年未看过一集电视或一部电影，而年青一代对影视的兴趣则更加浓厚，以影视带动原著阅读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现代有许多书籍是在影视热播后才得以畅销的，《亮剑》是都梁在2000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直到2005年据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它的销量才大为增加。而《蜗居》和《山楂树之恋》两部书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版，但是直到2010年两部同名影视剧热播后，图书才成为畅销书。即使是名著在影视热播后也能带动其销售，《红楼梦》、《京华烟云》、《倾国之恋》等名著无不如此。
5总结
第8篇
1.在教学内容方面:
实行学分制后，在开设多门专业选修课的同时，各门专业必修课的学时被大量压缩，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自然也因时而变，由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改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形成了新的结构体系，但这一体系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此前中国古代文学并未分别开设文学史与作品选这两门课程，而只开设了中国文学史一门课程，故此“重史(文学史)轻文(文学作品)”的情况一直存在，这一问题在学时被压缩后便日益凸显出来，任课教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学史梳理清晰已属不易，根本无法分配更多课时用以分析作品，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与学生失之交臂。
2.在教学主体方面:
对于高校扩招所带来的生源质量逐年下滑的现实，相信所有高校教师都有切身体会，尤其在二本院校更是如此，一些学生带着“不想学”或“不会学”的心理或习惯步入大学校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古代文学这门对基础素质要求比较高的课程的教学难度。加之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源中有一定比例的蒙古族预科生，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是以蒙授教育为主，现代汉语基础薄弱，更不必谈古代汉语，这种语言困难势必会影响到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吸收，必然会形成教师教学难、学生学习难的局面，因此，这一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3.在教学方法方面:
古代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大，囊括了从先秦到近代的千年佳作，与教学内容繁钜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教学方法的单一化，“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案”的陈旧教学方法延续至今，老师上课讲教案，学生埋头记教案，期末考教案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令学生感到枯燥无聊的同时，也无法促进教师知识的更新与拓展，如此往复，只会将原本内涵丰富的古代文学硬生生简化成学生成绩单上的一个学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教学效果可言。在学分制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课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整单一的授课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是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都必须要认真思考的。
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1.调整优化教学内容:
在整体学时压缩、开设多门选修课的背景下，我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分段进行了微调，将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中的唐宋合并为一段，但这一结构体系并未有针对性地考虑到我校古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的具体情况，从而造成有的分段学时充裕而有的则捉襟见肘，贫富不均。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依据所开设选修课的内容重新进行更为合理的分段。例如先秦、两汉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包括“《诗经》品读”、“《论语》导读”、“老庄研究”、“《左传》研究”、“《史记》研究”，那么在必修课的教学过程中相关的重复部分则简略概括，如此先秦、两汉这两段所用学时均会大大减少，就可以考虑将二者合并在一个学期。宋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之多，因此这段所需学时也会缩减。元明清这段教学内容最多，但开设的选修课却只有三门，而元代文学又是我校古代文学硕士点重点建设的内容，故此建议将元代与学时充裕的宋代合并，剩下的明清为一段，如此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不仅如此，在每一段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文学史与作品的比例设置，适当增加对作品的赏析而减少对文学史的梳理，因为文学史发展脉络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即可掌握，但对作品的理解赏析却需要教师的悉心引导，一直以来的“重史轻文”的教学倾向必须加以调整，否则在课时大量压缩的背景下，更容易出现学生“知史而不懂文”的尴尬局面。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第9篇
【关键词】腰椎间盘突出症；青少年；X线计算机
【Abstract】Objective:Analyzes young people waist intervertebral disc prominent sickness CT an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characteristic.Material and method: CT diagnoses the young people waist intervertebral disc prominent sickness 23 examples，passes through the surgery pathology or clinical dissolves the collagen enzyme treatment confirmation after the skin puncture.Results:This sickness occupies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is prominent sickness 1.4%，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is lumbago partner lower limb emanate from the pain；This gets sick with the wound relations is close.The common prominent type is central (7241%).Conclusion: Young people waist intervertebral disc prominent sickness clinical is different with the CT performance and the adult.CT was the early accurate diagnosis which this got sick has provided the guarantee.
【Key words】The waist intervertebral disc is prominent sickness；Young people；X computer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般发生在椎间盘退变的基础上，多见于30岁以上的成年人。青少年时期椎间盘尚未发生退变，只有椎间盘存在先天发育缺陷或因外力损伤时，才有可能诱发本病，所以临床上青少年椎间盘突出症较少见。我院自1996年以来，经CT检查诊断青少年(年龄≤20岁)腰椎间盘突出症23例。为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探讨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机理，笔者对23例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与CT表现特点进行回顾分析讨论。
1材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自1996年~2006年，我院CT检查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共1628例，其中20岁以下23例(14％)。23例中，男性18例，女性5例， 男女之比约为 3∶1。年龄最小的15岁，平均17．5岁。1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其余10例经其他影像学方法(如椎管造影，磁共振成像)和临床经皮穿刺溶胶原酶治疗确诊。发病前有明显外伤暴力病史者14例(占60．87％)，有轻微扭伤史者7例(占3043％)，无确切外伤史者2例(占8．7％)。
1.2症状与体征：腰痛伴下肢放射痛11例(4782％)，单纯腰痛者9例(39．13％)，单纯下肢痛或麻木者3例(1305％)。病史1天~2年，发病最短为急性腰外伤后1天。腰椎生理弯曲变直8例(3478％)；椎旁有明显压痛点15例(62．22％)，其中13例向下肢放射痛；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者21例(9130％)，其中双侧5例，单侧16例。
1．3检查方法：使用东芝TCT-500S和西门子Emotin 6螺旋CT扫描仪，常规对L3~L4，L4~L5和L5~S1椎间盘行横断扫描，扫描中心线平行于椎间盘层面，软组织窗35／300，骨窗200／2000。
2结果
2．1突出部位：本组23例中，共有29个椎间盘突出，其中L4~L5 13例，L5~S14例，L4~L5和L5~S1同时发病者6例。
2.2突出类型：中央型21个(72．41％，21／29)；旁侧型8个(27．5％，8／29)，其中右后突3个，左后突2个，右侧突2个，左侧突1个。
2．3 伴随征象：突出椎间盘有钙化1个，伴有侧隐窝狭窄有11个(3793％，11／29)，共9例患者(3913％，9／23)；伴椎间孔狭窄者7个(24．13％，7／29)，占总例数的30．43％(7／23)；其中单侧者6个，双侧者1个。有明显神经根肿胀者8个(27．58％，8／29)。未见椎间盘真空征，黄韧带肥厚和椎体小关节肥大等征象。 转贴于
3讨论
3．1临床与CT征象分析：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不多见，我院CT检出腰椎间盘突出症总例数为1628例，年龄在20岁以下的23例，占总例数的14％，而文献报道在4％以内[1]。一般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发生在椎间盘退变的基础上[2]。由于青少年时期椎间盘尚未发生退变，所以椎间盘突出在临床和CT征象上较成年人有着不同之处。①本组病例中，男女比例与文献报道的成人组相似，但有外伤史者成年人一般在55％[3]，而本组为91．30％，较成年人明显提高。②青少年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表现与成年人有较大差异。表现为患者临床症状较轻，而体征相对较重。本组病例中表现为典型腰痛伴下肢放射痛者为4782％，不到一半，而临床检查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者却占9130％，有椎旁压痛并下肢放射痛者65．22％，亦较多。③文献报道椎间盘突出症的类型在成年人以旁侧型较多，中央型一般占37％~43％[2]，而本组病例中以中央型居多，占7241％较成年人明显增多。④椎间盘突出伴有钙化，侧隐窝狭窄和椎间隙变窄者与文献报道的成年人相似。但本组病例中不伴有椎体和关节突肥大，即狭窄主要为发育性狭窄。⑤成年人椎间盘突出伴有椎间盘真空征较常见，本组病例不伴有真空征。
3．2发病机理:由于青少年椎间盘结构相对正常，尚未发生变性或退行性变轻微，纤维环不易破裂，因此严重的外伤和暴力扭曲至软骨板破裂是青少年椎间盘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少数患者可能因腰骶部或纤维环本身发育缺陷，轻微外伤或无明显诱因即可发生纤维环破裂致髓核突出，后者与成人椎间盘突出的发病机制相似。同时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症状轻而体征较重，其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就显得特别重要。CT能够较准确地发现腰椎间盘突出及其伴随情况，因而为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早期诊断提供了保证。
4附图
图1女，15岁。旁侧型腰椎间盘突出，双侧侧隐窝狭窄，神经根受压。图2男，17岁。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双侧侧隐窝狭窄，神经根及硬膜囊受压。图3男，14岁。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伴腰椎后缘软骨结节，椎管及双侧隐窝狭窄。图4男，18岁。旁侧型腰椎间盘突出，伴双侧侧隐窝狭窄。
参考文献
1蒋位庄、尚天裕.少年腰椎软骨破裂症.中华骨科杂志，1982．2：34
第10篇
古代文学论文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第11篇
1.1生源素质下降与教学质量提升之间的矛盾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的不断扩招，高职高专生源质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下滑。以湖北省为例，在2000年时，语文教育专业的分数线为480分，到2014年分数线下滑至325分，十多年的时间中录取分数下降32%。另一方面，古代文学在语文教育专业的所有课程中由于文字障碍多、需要掌握的知识量大，学生普遍兴趣不高、学习难度较大。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传统文化的回归，不少小学生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学的浓厚兴趣，一些小学也开设了以古代优秀文化典籍为主的课外阅读课程。这一现状，也对小学语文教师的古代文学教学能力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提高教学质量，这将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1.2教学内容的庞杂与课时压缩之间的矛盾随着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深入，理论性课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压缩。不少学校的古代文学课程从十年前一周四节，压缩至今天的一周三节甚至二节，总课时减少了近一半。如何在实际不足两年的教学中展现中国古代文学两千多年来的辉煌成果，使学生能把握文学发展的脉络，尽可能地触及到更多的经典作家作品，为将来的古诗文的教学打下基础，这也是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2应对策略
2.1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我国著名的教育专家庞维国曾说过：“自主学习是建立在自我意识发展基础上的‘能学’；建立在学生具有内在学习动机基础上的‘想学’；建立在学生掌握了一定学习策略上的‘会学’；建立在意志努力基础上的‘坚持学’”。由此可见，学习并不是简单的信息的输入、存储和输出的过程，它必定是学生主动参与，外化和内化相结合的过程。高职高专学生学习情绪化较强，对理论强的课程兴趣往往不大，长期以来，古代文学课堂上老师滔滔不绝，学生埋头笔记，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点，从文学史到作品选的教学模式，在今天的高专的课堂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教学的组织过程当中，拉近古代文学课程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距离，增强教学的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帮助学生完成自主学习中“想学”的环节。古代文学在语文教育专业的全部课程中由于时间久远，文字障碍多、识记信息量大，一直是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感到困难较多的课程。因此在课程开设之前，帮助学生正视困难、树立学习的信心、兴趣是尤为重要的。以《诗经》的学习为例，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办法：一是带学生走进《诗经》的时代，在课余时间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了解周代的政治、历史、文化的相关知识，利用晚自习的时间进行交流、分享；二是让《诗经》走进我们的时代。大学阶段，正是学生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们可以从《诗经》中的婚恋诗的学习入手，拉近学生与古代文学课程的距离，共同体会爱情追寻过程中的甜蜜与苦闷。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学生会认识到抛开文字的障碍，古代文学中这些经典作品其实距离我们很近。在古代文学的学习过程中，经典作品的背诵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往往也是让学生们头痛不已的事情。在这个环节中，强迫性的记忆往往会让学生们丧失学习的兴趣。可以让学生利用网络搜集经典作品的诵读音频，亦可将同学们中优秀的诵读上传至网络，在闲散时间，利用电脑、手机、MP3等电子设备，反复聆听，并可定期开展诗歌朗诵比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诵读激发学生对古代诗文学习的热情，达到熟记的目的，同时又锻炼口语表达能力，提升了自信。
2.2利用多媒体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生理学研究表明，视觉接受信号的能力要优于听觉。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将视觉与听觉结合在一起已成为现代课堂教学中教师们的共识。在古代文学课程中运用多媒体，一是可以补充大量的文字材料，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板书时间，缓解课时压力；二是通过图片、音乐、视频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使枯燥的讲授变得更加直观、有趣。例如，在讲庄子寓言时，可以将寓言做成动画、漫画；讲唐代文学时，展示唐代的版图、壁画、书法、绘画等来说明其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先进与发达；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红楼梦》等作品的时候播放相关音乐作品，既能加深学生对作品的情感、意境的理解，又活跃课堂气氛，培养了学生多样的文化情趣。当然，多媒体技术只是教学的辅手段，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适度的原则，不可喧宾夺主。此外，还可以通过网络打造“多媒体教学资源库”，搜集网络精品教学资源，如名家名作诵读、《百家讲坛》、爱课程网站中古代文学相关讲座，建立网络课堂，使学生在课余时间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把课堂学习延伸的课外。
2.3“散点透视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堂上的应用近年来，由于课时不断压缩，很多篇幅较长作品没有时间仔细研读，只能进行片断解读，点到即止。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掌握更多的精华内容，成了每一位高专古代文学课程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尝试采用“散点透视教学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即“定点定位，以点带面”。定点定位，指教着确定所讲授的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的历时发展和共时结构中的位置，并能根据这位置来确定讲授的重点难点，“点”和“位”的选择，都必需具有代表意义和典型性的。通过对“点”、“位”的讲授，带起了对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类人物的思考与发现。例如在《诗经》中通过选讲《卫风•氓》，使学生认识到古代社会女性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受迫害与不自主，并使之对《诗经》、汉乐府中的弃妇诗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在教学中，要用联系的观点来加以讲授，既要联系到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又注重作品在内容、风格、手法的纵向的因袭沿革、推陈出新。这样可开拓学生的知识面，又可辨析异同、把握规律、挖掘深隐、体味好处。
第12篇
《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理论经纬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思想行为的方法。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二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
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三以上讲的三个“还原”
第13篇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那么，作为蕴涵着丰富中华文化传统的古诗在教学中该从哪些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呢？下面浅谈四点：
一、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
爱国主义情感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团结和经久不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浓郁，最为强烈的部分。爱国主义情感教育一直是学校德育的主旋律。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应做好以下几点：
1、热爱祖国的教育。“位卑不敢忘忧国”是南宋诗人陆游一生爱国忧民的真实写照，他在《示儿》一诗中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和平统一，其爱国之心，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王昌龄的《出塞》、李清照的《夏日绝句》都抒写出了他们的爱国之情。教学时，我们要让学生在理解诗句意思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入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感。教育学生学习古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长大后做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自己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2、热爱家乡的教育。古人言：“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足见对家乡的热爱。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静夜思》中写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久别故乡的深深思念。宋代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一诗也写道：“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表现自己对家乡的恋恋不舍。教学时，我们可抓住这些千古吟唱的佳句，教育学生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
3、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包括了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说过：“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可见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身上闪烁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芒。热爱劳动人民是学生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唐代李绅在《锄禾》一诗中写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体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重。教学时，我们应引导学生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感受诗人的思想感情。教育他们热爱劳动人民，热爱他们的劳动成果，做一个爱人民的好孩子。
二、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谊教育。
1、亲情教育。亲情是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亲情教育是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一个重点。唐代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使人感动至极。孟郊的《游子吟》歌颂了伟大的母爱。魏朝曹植的《七步诗》则从反面教育我们亲人之间不可互相迫害，应和睦相处。教学时，要启发学生感受亲人对自己的关爱。努力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高尚品质，帮助学生维持良好的亲情关系，使学生有一个和谐的亲情网。
2、友情教育。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学生来说，与朋友的交往是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朋友的学生，不仅会孤陋寡闻，而且心理是不健康的。因而友情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古人一向重视朋友的间交情，如李白的《赠汪伦》，表现了诗人和汪伦之间纯朴而深厚的感情。高适的《别董大》、王昌龄的《芙蓉楼送别辛渐》、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等诗都是为朋友而作，表达了朋友间的深情厚谊。教学时，可引导学生深入感知，领会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教育他们要珍惜朋友之间的感情。
三、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环境观的教育。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注意环境保护的同时，我们可结合古诗教学，着重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观。
1、热爱水资源的教育。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教育学生节约用水十分必要。李白在《望庐山瀑布》中写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幅壮丽的瀑布图，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赞叹之余，我们不禁要反思：假如没有了水，还会有瀑布吗？大自然的许多与水相连的神奇景观还会存在吗？
2、热爱鸟类等动物的教育。鸟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是自然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动物的生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在古诗中，涉及写鸟的比比皆是。如孟浩然在《春晓》中写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处处鸟语，使春天显得有了气息。杜甫在《绝句》中也写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黄鹂的鸣唱和白鹭的飞翔，充满了一派生机，从侧面反映出自然环境的美好。此外，骆宾王的《咏鹅》，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等诗都是环境教育的良好素材。如果恣意破坏鸟类等动物的生存环境，那么绝不会有“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绝句》诗）的动人美景。
3、热爱花草树木等植物的教育。叶绍翁在《游园不值》中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以出墙来的一枝红杏赞美了满园春色。杨万里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写道：“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以荷花的美来衬托西湖的美。白居易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仅描写出小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表达了自己对小草的深切赞美。贺知章在《咏柳》中写道：“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两句将柳树、柳条描写得非常美，既写出动人的形态，又写了碧绿逗人的色彩。杜牧的《山行》、《江南春》、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等诗均有相关的描写。这些用来教育学生热爱花草树木等植物，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具体直观，具有很强的教育性。
4、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教育。苏轼在《题西林壁》中描绘了庐山雄伟壮观的景象，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赞美了西湖美丽宜人的风景。李白的《望天门山》写出了天门山的巍峨险峻；刘禹锡的《望洞庭》写出了秋夜月色下的洞庭美景；张继的《枫桥夜泊》则描绘了枫桥一带的夜景……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展现了大自然的美好与神奇，强调了以自然为友，以山水为师。是向学生介绍祖国壮丽山河的生动、凝练的语言。它们不仅能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而且能培养学生正确的环境观。
四、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第14篇
古代文学作品中谈及仙人之恋时都是美丽的仙女下凡来找男子，极少有男仙来找女子。大概古书大多是由男人写出来的，古代男尊女卑，很少有女人可以被允许读书的，故此类书是为男人而写的。人都会梦想自己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书作家和普通人一样，都希望在平淡的生活中来场免费的艳遇，所以，他会把书中的男主角幻化成是自己的替身，所以就会写仙女为自己下凡。而大多数下凡的仙女找的都是书生，塑造大批仙女形象也是男性的内心期盼。男性作家塑造的大量的神话故事中都有一个美丽多情的不属于人间的女子。如干宝的《搜神记》中的记载：汉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为奴，以供丧事……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织女，贵为天仙，竟会到凡间来为凡夫俗子生儿育女，为他织布还债，给了董永一个幸福安康又不需董永操心的家。这则神话故事在展现神人故事的最初并没有涉及到情爱，只是说织女是听命于天帝，所以下凡与董永结亲。但是此故事自它诞生开始，几百年的流传中，渐渐的变为织女偷下凡间，为了爱情而与董永结合，最后由于人神有别，天规难违而被迫分开。故事这样的流变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越来越多的主导社会，美丽神圣的不可亵渎的仙界美女也成为了男子可以征服的女子。这流露出男性对美女的希求，他们把女性功利化了，不单是爱情，而更多的是期盼美女成为自己生活事业发展的助手。而赵义山先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第48页中说到《任氏传》中说：在妻和任氏之间，郑六“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任氏的意义即在于为郑六提供婚姻之外的补偿。我很赞同赵义山先生的话，我认为男性作家建构任氏这个女性形象的目的就是表达了男性内心中对一妻多妾外加艳遇的心理期盼。上述故事充分展现了男性的一种心理：男性既追求男女刺激的情爱又不想妨碍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既想享受仙女式的美丽女子无偿的奉献，又不想负任何社会责任，故虚构了一位美丽多情又神通广大的仙女与凡男做情人，折射出男性潜意识中不平等的男女关系的根深蒂固。试想，如此美丽高贵而又神通广大的仙女竟然会与凡间贫困男子相恋，本就是一件不怎么可能的事，而在古代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这不能不说明男性自我强加了太多的自我意识。
二、男性在思想上处于主控地位，但又是行动上的逃避者立场
男性潜意识里男主内女主外的思想，使得男性对女性始终带着征服和控制的欲望，一旦男性对周围环境无法掌控，必然会选择行动上的逃避。如《搜神记———成公知琼》中：玄超梦到天上的仙女成公知琼，心生爱慕，由于她早失去父母，天帝哀其孤苦，就遣令知琼下嫁玄超。知琼姿容性情美好，像是人间多情而有才华的女子。知琼能诗善文，与弦超相处如人间夫妇一般。知琼这类仙女有着似人的方面，也有与人不同的特征，她们因仙人身份表现出特异性。成公知琼“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闇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可以飞来飞去，可以隐形。这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神秘感的要求，他们希望遇到的是特别的美女，比他们的妻子美丽而又多才气，同时又能够挑起他们的征服欲与幻想。同时，知琼说“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患”，表明神仙与凡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而有的书上说这是“神性压迫感”，凡间男子必须接受她们这些仙女，但这却是男性的一个狡猾之处，把所有出轨的理由都归于所迫，把一切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明明心中期盼不已，却构造的都是女性的主动和强加性的爱情。我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男性对于他们心中的女神的一种期待，无法亵渎，就以被迫接受的方式建构事件，把自己演绎为被迫接受爱情的弱者，实则享受着天仙带来的好处。又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主妇吴月娘，除了帮助西门庆勤恳持家，协调家庭内部姬妾关系，还要在外面给西门庆充面子。但是吴月娘没有生孩子，即使是妻，也不得不小心伺候，容忍西门庆一次次的娶妾。即便这样，而吴月娘也依然百依百顺，她纵为妻，也只是西门庆的一个奴隶，被西门庆所控制着。这些美丽的女子，都是男性塑造得一批精神奴隶，为男性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同时还要承担被谴责的责任。而男性，享受完美女带来的欢快之后，面对社会和舆论责任，总是选择妥协或者放弃。
三、男性作家把自己当作一位绅士
处于绅士地位，自主的为女性履行绅士义务，为女性建构了一座名为“”的围城。男性以保护女性为由，为女性建构了一道道坚固的道德围墙，如“男女授受不亲”，这在《礼记•曲礼》中即有记载，这很明晰的说明了古代的男女礼节，而且女子必须要遵守三从四德。如《秦楼月》中被原文引用的《真娘墓》，描述的是一位名叫真娘的青楼美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以生命为代价，与老鸨相抗争，最终香消玉殒。这究竟值不值得呢？为什么美女真娘把自己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呢？为什么《秦楼月》中的女子要以真娘为榜样，如此羡慕和哀痛真娘呢？“贞洁”是男性作家强加给女性的，并不是女性一开始就对自己进行性德束缚。男性在着力于打造自己这个美好绅士形象的同时，把保持的女性作为了身份的一种象征，一种荣誉。婚姻与情爱，二者本该统一，但在吕贯的心中却不乏矛盾之处：情爱可以任性，婚姻却难违理。因此跨越了樊笼礼教的女性，可能会获得男人的一段爱情，却常常失去与此男人一生的婚姻，如《莺莺传》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男性到爱情的最后，不仅是无力，也根本就是不想为女人而争取什么。因此古代美女中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思妇、弃妇、怨妇，从“氓之蚩蚩”到几百上千年后的作品中，女性无不是附拥品。高贵如李清照，美艳如李清照，才气如李清照，依然落得孤苦无依。她的一次改嫁，竟成为人生的一大污点。难道女性就没有权力选择婚姻吗？不是女性无法选择，而是她们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能力了。无论她们做什么，她们的心理都用贞洁二字在衡量着自己的行为。这也可以说明男性很成功，他们把这种贞洁观塑造成了一种社会习俗，进而成为一种道德标准，最后成为女性自主的选择。男性绅士性的贞洁维护，让女性从此失去了心灵的自由。
四、男性把自己放在爱情的被动者地位
男性为了隐藏自己懦弱的一面，构筑一批大胆艳丽的女子。男性作家为了把自己的懦弱面隐藏起来，于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把求爱的主动权交给女性。如陈玄祐的《离魂记》：小说叙述王宙与美女张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倩娘的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灵魂于是离开躯体私下前往与王宙相会，并生两子。张倩娘的“私奔”是为社会舆论所不容的，而男性作家把女子置身于这样尴尬的地位，让女子独自去承受这种社会的道德的谴责，展现女子大胆反抗婚姻压迫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让我看到的是男子的更尴尬。如《柳毅传》中的龙女，连叔父钱塘君做主把她嫁给柳毅的时候，柳毅不娶，最终龙女化身为卢氏女嫁给他，他才娶，这个故事相对于别的男子期盼娶到仙女是有区别的，但是柳毅辞别龙宫的时候“不诺钱塘之请而后悔”，“殊有叹恨之心”表明柳毅的后悔，但是他仍然没有主动的去追求龙女，一直等到龙女主动的变换身份嫁给他，他才心安理得的接受而已。我认为这在显示男性既期盼多情美丽的女子，但是又不敢追求，对美好的女子产生一种无法亵渎感，只有把自己从主动者降低到被动者，男性才安心。还有如诗歌当中的文君当垆，卓文君美丽又多金，又多情肯私奔，难怪文人都爱引用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了。同时男性为了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往往会选择在关键的时候让女性出现，如貂蝉，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却跟杨玉环，王昭君，西施一样的，红颜薄命，她作为王充的棋子，在吕布和董卓只见周旋，最终使董卓和吕布二人关系破裂，完成了任务。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貂蝉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究竟值不值得，这也许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从这个女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在自身无法完成艰巨任务的时候，往往选择把女性当做棋子进行摆，做先头兵，如貂蝉为王充，西施为楚国，王昭君为大汉。都是一批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女子。这不能不反映出女子的艳丽大胆和男子的萎靡懦弱。
五、在人生目标的前面，女性是被男性牺牲的，男性是胜利的一方
郭立诚说：“男人最不讲理的，他们一方面喜欢漂亮的女人，一方面又把亡国败家的罪过推到女人身上，骂她们是祸水是败家精”。的确女性一直都处在被牺牲的地位。如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马嵬坡前的赐死，真实的对她的命运做了总结。又如《霍小玉传》，李生与美女霍小玉情深意浓的时候，“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读书仕进才是李生这样的公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小玉给她的恋爱只是他么临时的消遣而已。霍小玉这样的女子对李生这样的以仕途为重的公子的前途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当功名前途与“爱情”发生矛盾时，李生这样的公子最先放弃的就是“爱情”。男性总是幻想三妻四妾，第一个妻子往往选择门当户对的，与自身利益挂钩的，而第二三四个才是他们对女人的期盼。男人是满足了发展需求才开始寻求爱情。同时，男性作家以旁观审视者的态度看待爱情，在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往往女性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男性在故事中起的是陪衬的作用，而不是主角作用。同时，当爱情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男性自动的退下，置身为一个不受社会道德和舆论谴责的地位，而把一切的罪责划归女性的不守妇道。这样的不公正的立场，一直的延续，以致让女性越来越被束缚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沉沦在贞洁的围墙里。男性，总是把自己置于一个第三者的位置，一个不受指责与责任的人，似乎夫妻如有过错都是女方的问题，比如年长色衰，如白居易“素口蛮腰”，到老都在不停的换姬妾。这是不公平的。
六、总结
第15篇
曹顺庆(以下简称“曹”)：我于198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同年考上四川大学研究生，拜在杨明照先生门下，1983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明照先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和博雅亲切的人格熏陶两个方面。
先说治学理念。明照先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郭绍虞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著述，被誉为“龙学泰斗”。综观先生的学术历程，其学术上的最大的成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龙》，其爬罗剔抉、考辨源流之细致，其考证辩驳、辨章学术之严谨，足以堪当今人治学之典范。无论在资料搜集、文本校勘，还是理论研究、体系建构上，他都能独树一帜。这种严谨、务实、求真的精神，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人。我在做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打算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但先生说龙学研究佼佼者众多，建议我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开辟新的古代文论研究路径。于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中西比较文学》。此时恰逢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积极复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从此，我便走向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再说人格熏陶。在一般人看来，先生对学问研究是严厉而苛刻的，对学术是敬畏而真诚的，对学生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其实，从内心来讲，先生待人是极其和蔼而坦荡的，而待己则是严格而严厉。每次和先生谈完话后，心中总会充满温暖和激情。先生已经真正达到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总之，无论是治学的严格，还是人格的熏陶，杨先生都在学生的心灵中都树立了～块值得崇敬而难忘的丰碑。如启功先生在《祭杨公明照》中所言，可谓“后学仰止，千载留声”。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的高尚遗风永远与我们同在。这让我又想起先生那琅琅的川音，那飘飘的白须，那激情的手势，那亲切的笑容，仿佛他又回到我们身边。
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读经热”，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传统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有哪些呢?
曹：所谓“读经热”，又可称为“国学热”。“读经热”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出现和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和过激行为。中国知识界曾有人对传统文化持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时的且的，反而使我们失去了文化之根，由此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
第二，当代文化的失语与混乱。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所谓”失语”，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刨新性。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形成“失语”现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
第三，中国文化的空心化趋向。在整个文化发展上，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我们整个文化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向。当代中国人缺少类似于西方的“诗意栖息”的文化家园感，当下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理念，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适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文化失语”，学术缺乏刨新性等现象也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简言之，从本质上讲，读经旨在创新。读经不是我们的目的，一如学习西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读经只是一个手段和方式，正如借鉴西方目的在于从中得到启发。今天中国需要创新，而要创新，就应尊重、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涂：毫元疑问，中国古代文论与古代典籍对当代文化建设和语文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的命运并不尽如意，甚至令人堪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呢?
曹：中国古代文论与典籍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当下的语文教学同样有着无法抹灭的价值。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要“立足异质，融会古今”。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注意和重视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有许多学者则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
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讨论，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是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与“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对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并使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工作，将成为重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
涂：就文学理论而言，当下中国学界大致呈现出两种趋向：其一，普遍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偏好，而对中国古代文论则相对漠视，表现出典型的“失语症”：其二，普遍将中国文论和文学现象当作西方文论的注解，用西方文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界把脉问诊，即所谓的“西体中用”的变体延续。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曹：的确，当下中国学界大致表现出“失语症”和“西体中用”的趋向。自我于1996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以来，学术界就围绕
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理论争和哲理思考。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我之所以提出“失语症“，主要是针对学术界的学术研究。
所谓“失语”，是说在中西知识的整体切换中我们丢失了自己的知识方式。一方面，我们坚信，只有现代西学质态的知识才是唯一的知识。20世纪，新知识之所以能够全面取代旧知识，是因为我们相信分析性质态的西学知识才是科学。旧知识被取代，是因为这种知识质态不行了，它在知识的质量和形态上都不科学。不行的不只是旧知识中某些观念过时，而是这样的知识本身。如果要以分析性质态为标志的科学知识为唯一的或标准的诗学知识，那中国人的命运只能是“失语”、“无语”，甚至“哑语”。
另一方面，经由一个世纪的演化，移植的知识已成为我们的新传统。我们被这样的新传统灌养成人，我们整个的知识立场和视野已全面系统地置身于现代西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对诗、对艺术、对事物，对一切可以用知识的方式来研究和理解的对象，都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处理的。如此一来，一、中国传统的诗学知识从现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中逐渐疏离出去，成为“他者”。传统诗学由此而显得不科学，“模糊”、“含混”、“不清晰”、“不准确”、“无系统性”，成为异质性知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理解传统，使得“研究”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知识向现代西学知识质态同质化归，无论是阐释、分析还是评价，都是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现代知识。
涂：您在1990年代末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重要命题，可谓切中肯綮。经过十多年的探讨、研究和沉淀，您认为当下中国学界是否已经摆脱了“失语症”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面对西方文论的失语状态呢?
曹：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规则。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在于“何以失语“，“失什么语”。“失语症”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有着必然联系。我们对传统文化隔膜了，当代学生甚至很多学者都不读经典，而经典就是决定话语规则的基本东西。我提出“失语症”已有十多年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应该说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我们的经典中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即“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语言不能穷尽意义，这是我们的话语规则，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则大不相同。
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传统诗学的“异质化”、古代文论的现代化等现象，都是中西诗学知识谱系全面切换的整体综合症。其背后，是中国现代知识建构所面临的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更为深重的现代性危机。就知识建构而言，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秉承了西方现代知识建构的固有危机；另一方面，植八的现代性又极为深重地导致了移植知识系统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紧张和疏离。诗学的话语危机和与西方对话的立场危机，不过是其表征。在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进行反省和调整的时候，除继续引进西方资源外，我们实际上只剩下中国传统的诗学资源。中国传统诗学的价值，不在于可以用来确证现代诗学知识的正确性，而在于可以据之从另一个“异质知识”的立场和视角来反省和调整现代诗学作为一种诗学知识形态的偏差。因此，对传统的诗学资源，我们必须在保有其异质性的前提下进行利用，要防止在对异质性的研究中将异质性篡改为同质性!。
涂：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您不仅撰写出《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史》、 《比较文学新开拓》、《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 《比较文学论》、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等煌煌巨著，也亲身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苏和发展。您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可谓蓬勃迅猛，成就斐然，有目共睹。进入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则更上层楼，新论迭出，佳作频现。关于这一点，通过我和王向远教授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6―2007》和《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即可管窥一斑。“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成就，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最有创新性的表现。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心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研究边界等学科内部建设问题。第二阶段从1988年到199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以自己的贡献积极推进着全球性普世理论的建构。
涂：的确，我们从您的等身著书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厚重成果。依您之见，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着哪些不足呢?换句话说，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曹：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亟需引起学界重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大致有三 第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孙景尧、严绍鎏、徐京安、叶舒宪、刘献彪、刘介民等大陆学者，李达三、古添洪、陈鹏翔、张汉良、苏其康、黄美序等港台学者都曾深入探讨过此问题。第二，比较文学的理论创新力尚待提升。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而蓬勃发展的学科，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博大的文化之中，照搬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也是行不通的。第三，比较诗学研究有待深入。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学科新理论，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有益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涂：比较文学不仅仅具有天然的比较意识、比较思维和比较方法，而且跨越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学科。这样一来，比较文学对学习者提出相对较高的要求。那么，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大致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曹：比较是构成学识、获取知识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元素之一。作为国际人文学科显学之一的新兴学科，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如今，它在全世界的影响目益扩大，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学早有了十分正规的比较文学系，北京大
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著名高校，也先后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或比较文学系，这一切，表明了这门学科在20和21世纪的勃勃生机。
在这种宏观态势和学科背景下，一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比其他人文学科具备更高的知识要求和素质。这要求学习者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勇气，有甘于坐冷板凳的耐心，一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同时，研究者还应具备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人文通识，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一门以上的外语。
涂：这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挑战，需要沉潜学习多年才有可能达到。据我所知，您曾经编过《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等普适性教材，对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充满7令人敬仰的热忱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您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才能成为高素质人才呢?
曹：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并非是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学者或作家，而是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求真务实、严谨认真的“学者精神”，在专业学习基础上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问题的“学者素质”。前者――学者精神，呼应着大学生应具备的人文素养：后者――对应着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综合能力；二者的密切结合构成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大学生素质。因此，我们应该培养基础牢、多层次、宽口径的通识人才：同时，要防止无边的宽泛，既不能搞成文、史、哲再加经、管、法，辅以理、工、农的平均主义，也不能是不论专业立足点的大杂烩。理想目标应当先博后专，太宽泛了不行。在博与专的问题上，重点应注意培养学生素质，高素质的学生应当知识博雅宽广，基础扎实。有的高校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好找饭碗，增加了许多实用的课程，这种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冲击了基础课程。就中文系学生而言，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人文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人文素质教育，其次才是研究能力提升。我很乐观地相信，兼具学者精神和学者素质的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不但适应工作面广，动手能力强，思维灵活，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更有发现问题，于问题中成长的潜力。
涂：是的，我注意到您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多年来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与“《十三经》讲读”等古典原著精读课程，我想这一定饱含您对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的学术理念追求，也体现您对如何培养高素质学术研究型人才的探索与创新意识。请您具体谈谈这种培养理念是基于怎样的一种学术考虑呢?就大学语文教育而言，我们应该怎样设置学科，才能合理地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发展，培养他们的学科意识和研究能力呢? 曹：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多、空、旧、窄。所谓“多”是指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数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有不少重复，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课、现代汉语等课程还与中学重复。问题是，给学生开设众多课程，灌输系列知识，何以未能培养出钱锺书、季羡林那样的大学者々这并非意味着学生不努力，而应当从教育机制上进行反思。课程越设越多，讲授越来越空，课程越讲越旧，专业越分越窄，学生基础越来越差，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