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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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自由化平行进口知识产权保护权利穷竭地域性
一、平行进口的基本理论依据
所谓“平行进口”（ParallelImport），是指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从外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手中购得商品并未经批准输入本国，而该知识产权以前己受到了本国的法律保护。
1.支持平行进口的理论基础——权利用尽原则
权利穷竭原则指知识产权所有人自己生产或经其许可生产的产品，在第一次投入市场后，权利人即丧失了对它的控制权，其知识产权被认为已用尽，无论何人使用或转售该产品的行为，都无需得到权利人的同意，知识产权人不得再利用知识产权阻止该产品的进一步流通。主张知识产权应当适用权利穷竭原则者认为平行进口应该被允许。理由是：平行进口的合法性理论存在的基础在于这种商品与当地已存在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其中前者比后者一般要便宜40%左右，因此平行进口将使消费者拥有更大、更廉价的消费选择，可以很好地防止市场的垄断与割据。而且知识产权人在商品的生产销售中已经行使了一次权利，获得了一次必要的报酬，不能允许知识产权人在同一商品的流通过程中重复获取利益。
2.反对平行进口的理论支柱——地域性原则
主张知识产权应当适用地域性原则者认为，知识产权仅在其产生的地域内有效，未经进口国所有人或被许可人同意的知识产权产品的平行进口是对知识产权人权利的侵犯。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均受到地域性限制，知识产权在一国权利用尽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在另一国当然用尽，平行进口是非法的。
二、对平行进口的利弊分析
由于平行进口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利益选择取向的复杂问题，所以在生效的国际公约中对平行进口的态度都不明确，允许各国和地区自行处理。我国在《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中对平行进口问题也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平行进口有利于竞争，防止过分垄断。允许平行进口利大于弊，所以我国应立法允许平行进口。具体理由如下：
1.平行进口产生的有利结果
(1)从竞争法的角度看，允许平行进口，有利于促进竞争，防止知识产权人的过分垄断。对于大部分商品而言，平行进口有可能导致商品平均价格的降低，增加同品牌商品之间的竞争，能有效地防止因知识产权人的过度垄断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2)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允许平行进口符合中国市场国情，有利于我国产品出口和经济发展。由于我国目前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充当的是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而不是知识产权出口大国的地位。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额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如果禁止平行进口实际上是更多的在保护国外版权人的利益以及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以损失本国利益、公众利益与本国版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3)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允许平行进口有利于缩小各国之间同品牌产品价格的差异，有利于消费者。在知识产权国内用尽体制下，知识产权人利用其独占权，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实现差别战略。例如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市场对产品定较高的价格，而在那些低购买力的国家或有很多代用品的国家以较低价格销售。所以，平行进口将趋向于缩小各国之间产品的价格差异，高价位市场的消费者将因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受益。
2.允许平行进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从竞争法的角度看，对知识产权人或独家经销商构成不公平竞争。平行进口对于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者独家授权经销商而言，是搭便车的行为，构成不公平竞争。第三方通过转口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了进口国独家经销商的先期投资和劳动，对独家经销商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2)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有可能减少外国投资者投资的热情，因为既然允许平行进口，本国完全可以通过进口渠道取得所需的知识产权产品，而不需要直接在该国生产该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优势。
(3)对消费者的不利影响。对消费者来说，允许商标产品平行进口，一方面制造商不愿意对新的产品进行投资，从长远看来，将会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和产品种类的减少。另一方面，平行进口同商标相同产品，如果该商品质量较差，又没有明显标识，可能会造成消费者误认，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第2篇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2、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
3、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1]赵伟，汪全立.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4.
[2]李永.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测度与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06.
[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4]BenhabibandSpiegel.Theroleofhumancapitalineconomicdevelopment：evidencefromaggregatecross-countrydata.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1994，vol.34：143-173.
第3篇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三、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1]赵伟，汪全立.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4.
[2]李永.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测度与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06.
[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4]BenhabibandSpiegel.Theroleofhumancapitalineconomicdevelopment：evidencefromaggregatecross-countrydata.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1994，vol.34：143-173.
第4篇
进口和利用废旧资源在带来诸多经济与资源效益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污染重”“风险大”和“监管难”，造成较大的环境压力与挑战。
（1）废旧资源再生加工行业产排污强度大、污染严重造纸行业是我国耗水、废水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大户，分别占工业耗水、排放总量的8.4%、19%和26%。造纸企业的废水主要来源于制浆、造纸工段。不论是国内废纸还是进口废纸的回收利用，工艺基本相同，主要产排污阶段都在制浆工序，废纸浆产排污都较大，如脱墨吨浆废水10～40立方米，化学需氧量80～120千克，悬浮物40～60千克；非脱墨吨浆废水5～20立方米，化学需氧量15～35千克，悬浮物20千克，污染排放强度较大。废塑料再生加工会造成水源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水污染主要是在废塑料的粉碎清洗工序，废塑料上沾附的各类物质掺混在水中；大气污染主要是加工过程中的挥发性气体；土壤污染主要是废塑料在仓储运输和再生塑料加工时的固体废弃物造成。进口废物还会将大量废弃物带入国内，进口废纸经分选、加工处理后产生的残余物约占总量的7%，其中长纤维约占3.5%，废塑料约占1.5%，废金属约占0.2%，不可利用的废物（如砂石、碎布、玻璃、木屑、胶粘物等）约占2%。以2012年进口的2827万吨废纸为例，其可产生56万吨不可利用废物（砂石、碎布、玻璃、木屑、胶粘物等），如果贮存和处理不当，就会污染环境。废塑料加工的主要污染源是废塑料上沾附的各类物质，主要有染料、颜料、强酸强碱性物质、一次性医用器材、有毒有害物质、油脂类物质等。
（2）污染转嫁和环境风险问题突出进口废纸携带的洋垃圾严重，据中国最大的境外废纸检验检疫机构—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限公司的数据，2013年1～8月进口废纸的不合格率为85.73%，主要是夹杂的杂物严重超标。有些发达国家因有害废物的处置费用高、场地难寻、处置过程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便将大量未经分拣处理的废纸非法跨国转移。目前，我国的再生资源产业在某些区域的集群现象比较明显，如广东贵屿被喻为“电子垃圾之都”、浙江台州被称为长三角的“铜铁矿”、湖南永兴被称为没有银矿的“银都”等；国内已建立了许多再生资源加工园区，如宁波再生金属加工园区、天津子牙环保产业园区等。对占进口废塑料绝大部分产能比例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废碎料及下脚料进行分析，江苏、浙江两省占全国总量的71%以上，广东、福建两省占10%，全国其他地区的产能不足19%。因此，相关再生资源行业主要聚集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密集的区域性集散地、交易市场和加工基地，环境风险问题比较集中而且严重。
（3）环境管理监管困难一直以来，我国的废纸回收利用行业存在“散、乱、小”的问题，行业进入门槛低，企业集中度较低。以造纸大省浙江省为例，2012年，共有造纸企业389家，总产量1628万吨，年均生产能力仅为4.2万吨，其中年产量超过80万吨的企业仅有3个。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差距较大，在污染防治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废纸露天堆放现象普遍，容易引发制浆分选废渣、脱墨污泥等收集、贮存、处置不规范等问题。废塑料进口许可证（废塑料）倒卖现象严重，导致大量无资质小企业违法加工利用废旧资源。部分企业将未经处理的长纤维、废塑料和其他不可利用废物交给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或小作坊处理。据统计，2014年全国具有从事加工贸易废塑料进口批文的企业有42家，而从事该行业的企业总计近1500家，可以看出存在着较大的环境监管漏洞。
2加强废旧资源进口和利用环境监管的思考
实现进口和利用废旧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应该按照“促”“禁”和“管”的原则，对现有的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顶层设计，确保废旧资源能够充分利用，同时又不带来不应由我国承担的环境压力，有效应对环境风险。
（1）通过关税和增值税等方面的优惠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进口废旧资源最主要的政策初衷，在于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的需求缺口，在禁止加工贸易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鼓励一般贸易形式进口废旧资源，采取降低进口关税、进行增值税与相关税收优惠的方式，降低相关资源的进口、加工处理成本，使得国外资源能够充分为我国所用。
（2）取消废塑料的加工贸易政策在国内造纸原材料及合成树脂匮乏的情况下，进口废纸与废旧塑料应以尽量满足国内需求为主，而不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加工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是企业主要进口原料生产产品再出口的一种贸易行为，允许废纸与废塑料的加工贸易，很容易造成废旧资源并未被我国所用而污染却留在国内的后果，因此建议禁止废塑料的加工贸易政策。
第5篇
关键词：平行进口权利穷竭合理使用
商标平行进口的内涵分析
商标平行进口一般是指未经商标权利人（包括商标专有权人或商标使用权人）许可，第三者进口并出售带有相同商标的货物的行为，主要涉及国际贸易领域，在纯粹国内贸易的情形下不存在平行进口。一般来说，商标平行进口主要有以下情形：某种商标标识的商品出口到国外后被国内进口商重新进口；专有权人许可经销商在某国或某地区的独家经销权后，第三者通过其它途径进口商品到该国或地区；第三者从一独家经销商处进口某商标标识商品销售到另一独家经销商所在国或地区；商标专有权人在国外或某地区设立海外投资企业的情形下，该海外投资企业生产的商标标识产品被进口到专有权人所在国或地区，或者专有权人的产品被进口到该海外投资企业所在国或地区等。
平行进口与其他类型的商标侵权行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平行进口的商品是合法制造并合法使用商标的真实商品（Genuinegoods），而非假冒商品。有关权利人在其所在国或地区都有合法的商标权利，而这一商标权利又与专有权人的商标专有权存在某种联系，即一般都是有关经销商、海外投资企业的商标使用权均获得商标专有权人的合法许可，根据商标的标识功能均能正确反映商品的真实来源。一般而言，在发生平行进口的情形下，国内市场与转售来源国市场在该商品的价格上存在差别，国内市场的价格一般相对较高，而平行进口商则利用其价格的差异谋利。由于平行进口的商品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所以往往给商标专有权人在某一地区的利益或商标被许可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平行进口虽然往往对商标权利人产生不利的后果，但从其立法来看，有关国际条约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各国国内立法则对此态度不一。
各国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立法的比较
（一）美国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的立法
美国对平行进口主要持否定态度，但并非对平行进口行为一概认定为侵权。在WeilCeramics&Glass诉Dash一案中，WEIL是经销西班牙生产的“LLADRO”瓷器的美国经销商和国内商标注册人，一平行进口商与其形成竞争。法院认为本案中WEIL公司已花费金钱和精力选择适当的零售商来输送瓷器、防止破损、更换瑕疵商品、宣传LLADRO产品，从而在美国对LLADRO商标已建立起了独立的商誉。而平行进口商则不正当地利用了其商誉，构成商标侵权。根据1923年美国关税条例第526条规定，除非进口时得到该商标所有人的书面同意，任何外国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是非法的；经营此类商品的任何人不得在美国境内从事交易或应再出口或销毁这些商品或去除上述商标，并且应承担因不正当使用该商标所造成的损害或利润。1968年财政决议对此规范作出的海关解释，表明如外国生产者是美国所有人的母公司或附属公司或该公司在普遍控制之下则不受进口保护。
1972年修正案则最终使该规则与海关实践相一致，清楚地表明在以下情况拒绝保护：外国或美国商标或商业名称均被同一个人或商业实体所有；外国和国内商标或商业名称的所有人是母公司与附属公司或被共同所有或控制。从1989年起，美国巡回法院的一系判例中开始依据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所引申出来的“实质性差异”（MaterialDifferences）作为判定平行进口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
总的来看，美国商标立法及实践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在于是否会导致消费者的误认，为此则须考虑多种因素。如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品质有实质性的不同，则该平行进口行为构成侵权。如商品品质上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但由于国内商标权人的努力从而形成其独立的商誉，该平行进口也属商标侵权行为。因为它们易于使得消费者将这两种商标相同的商品混淆，从而不正当地利用并可能损害商标权人的商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平行进口的商品与国内商标权人的标识商品品质相同，而且均无独立商誉，则依美国商标立法似乎不构成侵权。同时关联企业之间的平行进口行为一般也不构成侵权，因为“同一公司控制着不同市场上的商标使用，并成为自己‘自害’行为的受害者”。
（二）欧盟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的立法
对于平行进口，欧盟《协调成员国商标立法1998年12月21日欧洲共同体理事会第一号指令》第7条规定：“商标所有人本人或经其同意，将带有商标的商品在共同体内投放市场后，商标赋予其所有人的权利不得用来禁止在该商品上使用该商标；商标所有人有正当理由对抗商品的进一步商业流通，尤其是商品在投放市场后遭到改变或损坏时，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从其规定来看，欧盟商标立法采取权利用尽原则，商品一经售出商标权人则不能再对其主张权利；在发生平行进口行为时，商标权人也不能主张商标侵权。
第二款又进一步规定平行进口时权利不用尽的情形，即商品投放市场后遭到改变或损坏，在此情况下商标权人可对此类平行进口行为主张侵权。但作为权利用尽而言，有国内/欧盟内部用尽与国际用尽之分，国内/欧盟内部用尽是指商标标识商品在国内市场或经济共同体一经售出，商标权人仅丧失了在国内或欧盟内部对商品、商标的控制，当发生平行进口或在平行进口来源于欧盟以外的国家时，商标权人仍可对其主张侵权；国际用尽原则是指商标标识商品一经售出，商标权人在国际范围内均丧失对其商标的控制权，即不得主张平行进口构成侵权，商品品质有实质性改变的例外。
（三）日本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的立法
日本法院在判断平行进口是否构成侵权或违法时，并非强调地域性原则，主要参考以下因素：商标是否指明了产品产地的厂商；平行进口货物的质量与国内经销商经销的是否一致；经销商是否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信誉；平行进口商是否利用了这一信誉；平行进口商是否促进了商品的价格和服务上的公平和自由竞争，有无不公平做法等。同时1972年日本财政部海关署根据关税法通告，当国内和外国商标是由母子公司拥有时，平行进口不得被禁止。可以看出日本关于平行进口的立法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四）我国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的立法
从我国的立法来看，除了新修改的《专利法》明确规定专利权人有进口权从而限制了平行进口外，《商标法》、《著作权法》对此问题都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LUX”案则开了应对商标平行进口问题的先河。1996年，广州海关扣留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自泰国进口的力士牌香皂895箱。原告上海利华公司遂在广州中级法院以侵犯原告的独占许可使用权为由，了被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法院认为原告是“LUX”商标及“LUX力士”商标在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独占许可使用人，而将原告的独占许可权延伸到对平行进口的限制,认为由被告进口的泰国产“LUX”牌香皂应属侵犯上述两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于1999年11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约8万港币的损失。此案被视为中国第一件限制商标保护产品平行进口的案件,同时,也被认为为中国限制对商标保护产品平行进口提供了先例。
商标权平行进口的效力分析及立法思考
（一）商标权平行进口的效力分析
凡权利必有限制，对专利权和著作权的限制主要表现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合理使用”。对商标权则没有“合理使用”的类似法律规定，其权利限制主要体现在商标权的权利穷竭（Exhaustion）原则。即商标权产品如经商标权人或经其同意的许可人以合法的方式销售或转卖，商标权利人就不再享有商标权，无权禁止他人在市场上再次销售或使用该产品。从目前对商标平行进口的研究看，主要是运用权利穷竭理论来分析商标平行进口，即如果根据权利穷竭理论，商标产品出口后商标权人权利穷竭则商标平行进口合法，反之商标产品出口后商标权人权利未穷竭则商标平行进口应予禁止。
基于以上必要，商标权穷竭理论发展两种分支理论：权利国际穷竭理论。即产品第一次投放市场后，商标权人即在世界范围内丧失了对它的控制权，无论何人在何地使用或转售该产品，都无须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也不侵犯商标权。该理论是支持平行进口合法的法理基础。权利区域穷竭理论。即商标权穷竭和知识产权本身一样，都是有地域性的。权利在一国的用尽，并不导致它在国际市场上穷竭，在其它国家仍旧处于“未曾行使”的状态。因此，权利人仍可以根据其在进口国取得的权利来对抗平行进口的产品。权利穷竭的地域性是支持平行进口非法的理论支柱。
（二）关于商标立法的思考
笔者以为，将平行进口合法与否机械地与权利穷竭原则相联系，分析其应予允许或禁止，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考虑的。原则是原先已经存在的，但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也会有新的原则产生，旧的原则被。在立法时，更多地应当是权衡社会对知识产权更大程度的利用和激励，保护知识产权人创新的积极性。从各国的立法来看，也并非依据权利穷竭或地域性原则对平行进口一概允许或一律视为非法，而是从商标立法之目的，即保护消费者及商标权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各种综合因素判断具体的平行进口行为是否引起消费者混淆从而损害其利益，或是否不正当地利用了商标权人的商誉从而造成其商誉损失及是否形成不正当竞争。
同时，就权利穷竭原则本身而言，它是以限制商标权人对商标标识商品不适当的控制而提出的，初期主要限于国内市场穷竭，随着商品市场的国际化，权利国际穷竭理论被提出。但无论如何，目前世界经济都未发展到运用商标权国际穷竭原则的阶段。原因在于，各国由于其历史传统、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同一商标所标识的不同国际市场的商品必然在品质、价格、文化内涵等因素上存在重大差别。
而根据商标的标识功能及质量保证功能，同一商标所标识的国内商标权利人的商品与平行进口商的商品都同出一源、具有相同的品质和质量保证，其结果必然是使消费者受到损害，同时也使商标权利人的商誉受到损失。况且，目前尚不存在世界注册商标，商标权都是各国根据其国内法授予的，具有严格地域性原则。但是，在现代贸易环境下商标也具有国际性的特征，过分地强调地域性原则对平行进口的商品一概排斥，又会限制国际贸易的进行及本国商标权利人竞争能力的增强，毕竟各国市场的互相开放是一个趋势。所以，严格地恪守权利国际穷竭原则或地域性原则都是不适当的。具体的平行进口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或侵权，关键看该行为是否损害了商标权利人的权利，违反了为商标立法所保护的某种秩序。具体而言，就是看平行进口是否不正当地利用了国内商标权利人的商誉，造成其利润和商誉上的损失，消费者是否因该行为产生混淆并因此而可能受到某种损害。关联企业则由于其是一个利益整体，所以不应成为平行进口立法的保护对象，也即关联企业之间的平行进口行为不构成侵权。
参考文献：
1.孙玉芸，陈奇伟.商标平行进口的分析.南昌大学学报，2007
第6篇
关键词：**；进口贸易；GDP；广义差分回归分析
前言
近年来，进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扩大需求规模与优化资源配置的双重功能，对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去年，**进出口总额618786万美元，同比增长43.95％。其中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为364777万美元和254009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4.1％和31.5％。进出口贸易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因素，也是促进国内资源优化配置、加速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
根据国民收入衡等式：Y=C+I+G+（X-M），进口会挤占地区内部市场从而部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因此，长期以来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往往只局限于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一直未引起学者的重视。这种情况直到近几年裁开始有所改变，也就是说，近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进口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关的研究也陆续出现。如：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美）研究了各国的GNP数据后发现，研究范围内的国家中那些采用了典型贸易保护政策的都增长较慢。李京文(1995)使用开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对1960年至198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已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外国资本品的使用超过了本国资本品，那么经济增长率也比较高。Lawrence，R.Z.（1999）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100多个制造产业中国际竞争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上述研究的角度各有侧重，所依据的资料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本文将通过计量经济学和数据统计方法，以**市1988－2005年的进口贸易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为指标分析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lnGDP和lnIMP分别是对GDP和IMP的对数序列；dlnGDP和dlnIMP分别是对lnGDP和lnIMP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对于宏观经济数据，一般都存在非平稳性，因此先对表中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通用的方法。单位根检验的方法还有DF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等。通常所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ADF检验和PP检验法。
本文运用EViews5.0，分别对序列lnGDP和lnIMP、dlnGDP和dlnIMP进行ADF检验。
在单位根检验中，序列dlnIMP接受原假设，也即序列是非平稳的，而lnGDP、dlnGDP和lnIMP的ADF统计量大于其对应的1％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序列是平稳的。
二、模型的建立和修正
2.1建立初步模型1
利用前面的检验分析，下面对非平稳序列lnGDP和lnIMP做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如下线性模型：Ln(gdpt)=β0+β1Ln(IMPt)+μt运用EViews5.0中的OLS回归结果：量回归系数均通过T检验和F检验，模型的决定系数也比较接近1，但是DW统计值为0.612910，说明方程的残差项存在正相关性，残差图如图1。回归模型残差项参在序列相关时，如果继续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于模型估计与检验带来的主要后果是：（1）参数估计量非有效，虽然具有一致性，但是仍然不具有渐进有效性。（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因为T统计量是简历在参数方查正确估计基础之上的。（3）模型的预测失效，区间预测与参数估计量的方差有关。
2.2模型修正
为了揭示进口量与GDP之间真实的内在依存关系，必须消除序列相关问题。下面采用广义差分法使模型残差保持序列独立，不具有相关性。EViews软件中，是采用添加自回归项来消除自相关性的。在模型1中添加AR（1）进行修正：决定系数和DW统计值有所提高，但是回归系数没有通过T统计量的5%显著性检验。特别是常数的T统计量非常不显著，考虑到可能是残差项影响到变量的显著性，继续修正模型，去除截距项。回归结果。
D.W统计值增加到2.100686，说明残差序列不相关。决定系数也由了一定的提高，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和AR(1)的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口贸易对GDP的广义差分回归模型：LnGDP=0.5975260801*LnIMP+［AR(1)=0.871557859］模型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5975260801，说明**进口贸易总量对GDP的弹性约为0.5975。
三、结语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进口贸易与**的GDP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本文以1988-2005年**进口贸易和国内总产出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了广义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结果表明**进口贸易总量对GDP的弹性约为0.5975。
概括起来，进口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功能是扩大**地区的需求，通过扩大进口贸易规模和净出口，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快速增长，并间接增加**就业与税收。同时，**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增加比较劣势产品的进口，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增加竞争对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利用率，最大限度地促进**的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应重视进口贸易的发展和扩大。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RobertJ.Barro,XavierSala-I-Martin).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美)D?乔根森.生产率(第1卷：战后美国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3］(美)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第7篇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首先，由于人民币升值，企业在出口商品时的价格就会升高，从而减弱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出口企业带来损失；其次，企业出口商品的外汇所得兑换成的人民币数量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也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不利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进口贸易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使进口的商品兑换成人民币的价格降低，人们的购买能力增强了，或者说不变的收入可以买到更多的进口商品，从而扩大了进口贸易额。总之，当人民币升值时，在进出口贸易上有利于进口额的增加、出口额的减少，扭转我国长久以来贸易巨大顺差的局面。一般来说，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出口，而出口导向战略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成功的首选战略。无论是早期的亚洲四小龙，还是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以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政策优惠扩大开放，鼓励支持出口企业增加出口，从而全面地发展经济。我国已经或者说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但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可能极快扭转这样的贸易局面。贸易顺差的出现可以增加外汇储备，也能够增强综合国力，对于平衡经济总量以及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十分有利的，后续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可以变得较为宽松。但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虽然可以大幅增加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长久的贸易顺差也并不是件有益无害的事。它的弊端也会出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贸易顺差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其次，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降低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再次，贸易顺差提高了外汇储备成本，增加了资金流出，异致本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从表1和图1来看，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年递减，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都呈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其中，在2009年有一个转折点，出口与进口都大幅度降低的原因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导致全球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国民收入降低，购买能力下降，所以出口与进口都出现了巨幅下降。不过随后中国针对经济危机采取了相应的扩张性政策、降低利率、四万亿投资等等，使经济又较快得到了反弹，在后期又出现进出口贸易额继续增长的态势。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汇率的下降对于出口的影响并不是理论上的减少出口，而是增加。首先，虽然人民币变得更加值钱，但是由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出口的商品多数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相对于国外的商品价格更加便宜，所以仍然可以保持增长。其次，在汇率下降比较多的2007年和2008年，出口数额虽然在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放缓，对应图中折线的斜率在减小，说明出口还是受到了汇率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就业水平及物价水平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升值结果会影响到国内就业水平，当人民币升值时，一方面会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而遏制本国出口，进而缩小国际市场的份额，最终导致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缩减生产规模，就业机会减少，从而使失业人口数量上升，使国内就业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越多，消费者购买的进口商品也会越多，国内进口需求会不断增加，国内进口替代型企业和进口竞争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会下降，生产规模也会缩减，使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加，导致本国就业水平更大幅度地降低。人民币升值还会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主要体现在：升值基本出现在外汇支出小于外汇收入、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储备增加还会导致本国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增加形式的本币投放过多，最终形成商品价格上升，继而出现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钱变多，但是短时间内的消费水平变化不会太大，这样中央银行初期供应的货币量就会相对过剩，由此形成通货膨胀，出现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再者，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所以我们将长期面临就业压力。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以促进就业为重要目标，汇率政策也不例外。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求依赖程度较高，汇率升值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也有利于就业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完善。从图2和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而物价指数在持续走高，就业水平虽表现出缓慢的爬升，但就业率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当然，就业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国家相应政策的实施，但也说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币汇率走高的负面影响，若将就业率和出口贸易类相关行业的就业水平相联系的话会发现，这些行业的就业率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较大，体现在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低，相应的就业率水平也在下降。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内外部经济部门的调整，原来为国际市场服务的部门将转向为国内市场服务。因此，从国内政策看，要采取与扩大内需相适应的政策，促进经济和就业结构顺利调整，以求将汇率升值对就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通过减税等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资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的比重；改善居民内部分配结构，重点是提高实际消费能力较强的中低等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推进各项保障制度改革，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培育新的市场需求；鼓励企业扩大投资，鼓励企业在自主创新、自主营销渠道、自主品牌等方面的投资；鼓励对国内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在汇率升值后，国内实际收入将增加，要防止增加的实际收入转化成对国外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内需扩大，还会导致国内需求结构升级。一方面，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看，服务业增速要快于制造业，服务业吸收就业弹性较大，对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制造业内部看，对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的增长要快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变化会引起就业减少。因此，要在人民币升值后减少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应该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是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项重要配合措施。为此，政府应该采取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扩大服务业的分工程度，降低准入门槛，取消进入服务业的种种限制，简化审批手续等。
三、结论
第8篇
1.1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范祚军等［3］运用1994—2010年人民币双边汇率、人均国民收入等年度数据，分别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对东盟10国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改善我国对其中7国的贸易收支。张慧等［4］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助于改善我国贸易收支。韩斌等［5］以1994—2011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季度数据为基础，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对贸易伙伴国贸易收支的关系，指出人民币汇率贬值使我国贸易收支得到改善。而以下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汇率贬值不能改善贸易收支。Taufiq等［6］根据1974—1998年美国分别对日本、加拿大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收支会产生负面影响。张晓月等［7］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总的净效应为我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何建奎等［8］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为负。第二种观点认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Wilson［9］的分析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货币的实际汇率变动与它们贸易收支之间的显著影响关系不存在。SilvanaT［10］基于名义汇率的角度，探讨了其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名义汇率变动不引起贸易收支变化。Wilson［11］采用1970—2004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韩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多边贸易，得到实际汇率的变动不会显著影响韩美和韩日之间的贸易收支的结论。曹永福［12］对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进行了测算，算得两者绝对值之和为0.3079(0.611)，小于马歇尔—勒纳条件临界值，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很小。刘林［13］通过构建非线性MS-VAR模型，选择1994—201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与升值分别对一般贸易收支和加工贸易收支的影响，指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不会影响总的贸易收支。左晓慧等［14］以2005年1月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进出口额的关系，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额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升值不能使我国贸易顺差得到根本改变。冯宗宪等［15］构建了中美两国TV-FA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进行了探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不是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1.2文献评述
既有研究对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时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样本、数据选取等的不同，尚未得出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统一结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理论推导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影响的模型。鉴于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准确反映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而运用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2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影响的机制分析
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由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可知，用不同货币计价的某种商品，折算成同一种货币后价格应相等，即:P=eP*。其中，P为一国某种商品的国内价格，P*为该国这种商品的国外价格，e是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汇率。在满足不同地区该商品价格相同且同质的前提下，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作用机制可表现为汇率变动首先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化后使进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发生变化，而进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发生变化后又会使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发生变化，最终使贸易收支发生变化［16］。
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3.1模型推导
首先根据不完全替论，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模型。该理论假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进出口的商品与国内生产的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不完全替论对于我国来说是适用的［17］。本文参照国内学者厉以宁等采用C-D函数的形式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即Xt=A(et)α(GNP*t)β。其中:t为时间，Xt表示我国历年出口额，et表示历年人民币名义汇率，α是出口的汇率弹性，β是出口的收入弹性，GNP*t表示我国贸易伙伴国的国民收入水平。两边取自然对数后设定模型为lnXt=λ+αln(et)+βln(GNP*t)+μ(1)同理，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贸易影响时也采用C-D函数形式，即Mt=A0(et)α0(GNPt)β0。其中，t为时间，Mt为我国历年进口额，et为历年人民币名义汇率，α0为进口的汇率弹性，β0为进口的收入弹性，GNPt表示我国国民收入水平。两边取自然对数后设定模型为lnMt=λ0+α0ln(et)+β0ln(GNPt)+μ0。(2)式(1)－式(2)，并化简得到贸易收支模型lnXt－lnMt=c+γln(et)+βln(GNP*t)+δln(GNPt)+μt，令lnTBt=lnXt－lnMt，分别用人民币实际汇率RERt替代et、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t替代GNPt、外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t替代GNP*t，上式变为lnTBt=c+γlnRERt+δlnGDP1t+βlnGDP2t+μt。(3)其中:μt为随机扰动项，即为本文的贸易收支模型。
3.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贸易收支(TB)。与大多数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文献不同，本文选取出口额与进口额比值(X/M)指标来衡量我国的贸易收支水平。实际汇率水平(RER)。考虑到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准确反映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本文采用人民币实际汇率。当人民币汇率贬值时，即RER上升，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国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增加，使该商品出口量上升;而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价格上升，从而抑制对国外商品的进口，贸易收支增加。因此，预期γ的符合为正。我国国民收入水平(GDP1)。有很多指标可以反映我国国民收入水平，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本文选取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衡量我国国民收入水平。当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即GDP1增加，我国居民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增加，进口增加，贸易收支减少，预期δ的符号为负。外国国民收入水平(GDP2)。我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很大的比重，故本文以美国国民收入水平代表外国国民收入水平。同上，选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美国国民收入水平。当外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即GDP2增加，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出口增加，贸易收支增加，预期β的符号为正。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94—2010年的年度数据。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人民币名义汇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我国CPI、美国CPI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原始数据为名义数据，为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以1994年为基期(1994=100)，对我国CPI、美国CPI进行调整，由此算出我国实际进出口贸易额、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对上述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即lnX、lnM、lnRER、lnGDP1、lnGDP2。根据lnTB=lnX－lnM算出贸易收支的对数值。
3.3实证结果分析
3.3.1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要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会出现“伪回归”。本文使用ADF检验法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按照ADF检验方法，运用Eviews6.0软件对lnTB、lnRER、lnGDP1、lnGDP2的原始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按照AIC和SC取值最小原则对滞后期进行选择。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中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可知各变量的原始序列即lnTB、lnRER、lnGDP1、lnGDP2均是非平稳序列。分别对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lnTB、lnRER、lnGDP1、lnGDP2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lnTB在5%的显著水平是平稳序列，lnRER、lnGDP1、lnGDP2在1%的显著水平都是平稳序列，则lnTB、lnRER、lnGDP1、lnGDP2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由于lnTB、lnRER、lnGDP1、lnGDP2是同阶单整序列，可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3.3.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检验和JJ检验。EG检验主要是针对2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JJ检验则可以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对lnTB、lnRER、lnGDP1、lnGDP2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和表3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看出，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我国国民收入即我国GDP、外国国民收入即美国GDP之间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仅存在一个协整方程。由Eviews6.0软件，得到下面的协整方程:lnTB=1.908lnGDP2－0.415lnGDP1+1.099lnRER+15.480(0.383)(0.088)(0.140)(3.360)协整方程括号内数字为各变量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根据协整方程可知，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与我国国民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外国国民收入增加1%，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908%;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1%，导致我国贸易收支下降0.415%。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我国贸易收支仅增加1.099%，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会对我国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但其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大。3.3．3Granger因果检验由前面的分析知，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lnGDP2、lnGDP1、lnRER与lnTB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不难看出，在10%显著性水平上，lnGDP2是lnTB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国国民收入的增加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在5%显著性水平上，lnGDP1是lnTB的格兰杰原因，即我国国民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贸易收支的变动。反之，也不成立。在10%显著性水平上，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第一，协整分析表明，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外国国民收入的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较大。外国国民收入每增加1%，会引起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908%;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只引起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099%，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因此，仅仅依靠对人民币汇率的调节来维持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平衡是不够的。第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的变化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变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大，我国贸易收支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使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的升值态势。人民币在升值的同时，我国贸易收支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可以看出，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尽管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较小。
4.2建议
第9篇
催生了大量的物流需求，推动物流业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作为进出口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一环，物流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速度，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一方面，随全球一体化呈爆炸式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对物流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现代物流业健康、高速发展已经成为进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现代物流业的业务流程更加优化，服务水平较高，可以满足进出口贸易品类不断丰富、贸易量持续增长的要求，促进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具体来说，物流业的多样化发展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多品种、小批量发展；物流业的及时性和高效性也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综上所述，物流业的高效发展可以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2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分析
一般来说，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选取货物周转量指标代表华北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进出口总额代表华北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水平，并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弹性分析两种统计学分析方法，实证检验物流业对华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
3.1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相关性分析对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目的是验证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是否有积极的影响，如果有影响，影响程度的显著性如何。华北地区2003-2012年间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统计数据
3.2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弹性分析以上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了华北地区物流业发展对其进出口贸易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但无法计算出影响程度有多大。本部分研究以经济学原理中的弹性理论为依据，力求定量分析出华北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变化引起进出口贸易变化的幅度有多大。
3结论现
第10篇
1.1人民币升值促进我国外贸结构调整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纺织业等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每升值1％，企业利润将减少1％，出口企业消化人民币升值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一个单位的人民币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币资产，在国际市场上能够购买更多的产品，这对于国家产业安全建设和满足居民消费来说都是有利的，但这同时加剧了我国进口替代性行业间的竞争。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价格，从而对国内同类产品带来冲击，尤其是那些在技术含量、品牌及质量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的产品，必将影响其价格和市场份额，导致盈利恶化。因此改进工艺、提高质量、发展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内一些企业生存下来的唯一选择，从长远看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将成为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和振兴民族企业的重要推动力。
1.2人民币升值改变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成本
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钢铁、石化、航空、电力设备等，在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企业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以进口原油为例，2012年一季度，我国进口原油平均价格为689美元／吨，同比上涨了24．3％。面对疯涨的国际原材料价格，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以造纸为例，我国造纸业原材料平均35％来自国外，原材料进口比重最高的可达到60％~70％，人民币升值将直接促进造纸业成本下降。但是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来说是雪上加霜［2］。人民币持续升值的2008－2011年，也是国内通货膨胀显现并持续的时期。受国内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币升值使出口企业灵活定价能力大打折扣，企业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价格协调机制，出口议价能力并未随着市场份额的扩大而提高，成本的上升很难通过产品价格的提高得到转嫁，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人民币升值蚕食我国中小企业的利润
首先，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再加上出口退税率降低导致中小企业不断丧失国际竞争力。中小企业立足的根本是“薄利多销”，如今成了利薄少销甚至不销，汇率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导致企业亏损。其次，人民币升值加大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虽然汇率升值已经持续6年之久，但是中小企业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仍然十分薄弱，很多企业甚至没有树立起防范风险的意识。我国企业进出口习惯用美元报价，如果企业不能准确把握汇率走势，那么就会面临更大的损失。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总量的75％以上，占全部工业就业总量的83％以上。中小企业所具有的开业快、投资少、经营灵活、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低等特点使其在吸收劳动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人民币升值迫使大量的企业停产停业甚至破产倒闭，大批劳动力面临重新寻找工作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就业，就业压力增大。可见人民币升值不仅会侵蚀中小企业的利润，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倒闭潮，更可能诱发国民经济其他环节出现问题。
1.4人民币升值缓解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由于我国出口的不断增长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度成为政治问题。我国凭借出口价格优势已经占领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近年来，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急剧增加。2005年，法国政府认为大量涌入的中国纺织品使欧洲面临严重的挑战，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因此法国政府对我国和欧盟施压，认为中国和欧盟应该就保护欧洲本土纺织品行业达成协议。欧盟从2006年开始就对我国出口彩电征收44．6％的反倾销关税。美国从2009年开始对我国钢格板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2010年韩国、巴西、印尼先后对我国出口的陶瓷展开反倾销调查等。通过汇率机制适当提升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一方面可以缓解反倾销压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努力促进世界贸易健康发展，构建公平、合理的贸易规则，维护与贸易伙伴的密切合作关系的决心［3］。
2人民币升值的诱发原因
2.1政治压力是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
多年以来，美国对我国经常项目逆差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国政府联合其他国家在多次外交场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企图把人民币问题国际化。自2002年以来，美、日、欧盟等国家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在2003年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提请其他国家一起强行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和欧盟先后呼应日本，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相继表示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富有弹性。美国在2011年甚至单方面通过了主要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为对于来自“汇率被低估”国家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主流媒体如《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2.2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原因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期，复苏无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已经连续实施了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E），但这项政策的出台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美元利率下降，刺激了美国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拉动美国的产出和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打击中国低端产品出口，可能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此外，中国90％的贸易使用美元结算，贬值还不利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
2.3利率的持续倒挂是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各国普遍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美国2008－2012年前后三次推出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政府大量购买国债，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一次次创历史新低，在此期间，美国的贴现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接近零甚至为零。相反，在走出金融危机低谷后，我国采取了收缩银根的政策，货币政策从积极走向稳健。2010年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于18．5％，2011年6次上调准备金率达到21．5％，并且两年内累计加息5次。中美两国利率的倒挂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进行套利、保值，客观上促进了人民币的升值［4］。
2.4国际收支的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
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以29727．6亿美元超过德国排在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我国不仅贸易总额数量巨大，而且从1994年起对外贸易就一直处于顺差。2005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越来越受到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我国的经常账户常常处于顺差的状态，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大，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供不应求，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
2.5市场预期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升值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事实，加上西方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和海外媒体的舆论压力将继续推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势必会进一步推动资本和投资的流入。2004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19．5亿美元，2010年激增到1831亿美元，6年时间内增长了将近5倍，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使得大量短期资本借贸易渠道流入我国。资本和贸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接导致我国贸易顺差的激增，贸易顺差反过来又加剧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短期资本不仅流向一般性的实体经济，还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股市和房市价格上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泡沫。2007－2012年我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进入了一个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困境［5-6］。
3应对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措施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本国货币都是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国际储备两个重大的背景之下进行升值的，各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减轻本币升值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放松外汇管制、整顿和完善金融市场。以史为鉴，我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和规避汇率风险可以从几下4个方面做起。
3.1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
我国的出口往往以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优，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造成冲击。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出口企业有意识地尝试淘汰一些技术含量低、档次低的产品，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注意技术引进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减少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进口依赖程度，创造民族优良产业和品牌。此外，我国政府也有必要为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出口补贴，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此外，政府还可以设置专门机构帮助国内企业学习国际贸易原则、开拓国际市场、培养跨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行情、国际投资环境、市场调查等方面的信息，成为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3.2采用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和计价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
汇改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基本不动，我国出口企业也习惯于在相对固定的汇率环境下用美元进行商务谈判和贸易结算，对美元的价格过于依赖和敏感。2005年汇改以后，外贸企业不得不学会应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后果和关注人民币的走势。实际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这几年，也是人民币对日元等货币贬值的时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代表对其他货币也一定升值。在出口结算时，企业要学会灵活变通计价货币，如出口欧洲可以采用欧元进行结算，出口到日本可以采用日元进行结算，这样一来就能尽可能地减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带来的损失。在贸易结算方式的选择上，当人民币有升值预期时，外贸企业要尽可能选择那些即期结算方式，如即期信用证、即期付款交单，争取早日收到货款，或者在合约中规定客户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等。选择合适的贸易结算方式和结算货币看似不是什么大智慧但却是能够巧妙地为企业规避风险、提高利润的好办法［7］。
3.3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根据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实现其中两项。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渐开放的过程中，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最大限度地保持汇率稳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进一步释放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举措，使得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拘泥于单一盯住美元，而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缓资本流动脚步可能更适合我国国情［8］。
3.4积极利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
第11篇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首先，由于人民币升值，企业在出口商品时的价格就会升高，从而减弱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出口企业带来损失；其次，企业出口商品的外汇所得兑换成的人民币数量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也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不利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进口贸易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使进口的商品兑换成人民币的价格降低，人们的购买能力增强了，或者说不变的收入可以买到更多的进口商品，从而扩大了进口贸易额。总之，当人民币升值时，在进出口贸易上有利于进口额的增加、出口额的减少，扭转我国长久以来贸易巨大顺差的局面。一般来说，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出口，而出口导向战略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成功的首选战略。无论是早期的亚洲四小龙，还是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以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政策优惠扩大开放，鼓励支持出口企业增加出口，从而全面地发展经济。我国已经或者说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但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可能极快扭转这样的贸易局面。贸易顺差的出现可以增加外汇储备，也能够增强综合国力，对于平衡经济总量以及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十分有利的，后续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可以变得较为宽松。但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虽然可以大幅增加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长久的贸易顺差也并不是件有益无害的事。它的弊端也会出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贸易顺差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其次，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降低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再次，贸易顺差提高了外汇储备成本，增加了资金流出，异致本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年递减，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都呈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其中，在2009年有一个转折点，出口与进口都大幅度降低的原因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导致全球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国民收入降低，购买能力下降，所以出口与进口都出现了巨幅下降。不过随后中国针对经济危机采取了相应的扩张性政策、降低利率、四万亿投资等等，使经济又较快得到了反弹，在后期又出现进出口贸易额继续增长的态势。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汇率的下降对于出口的影响并不是理论上的减少出口，而是增加。首先，虽然人民币变得更加值钱，但是由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出口的商品多数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相对于国外的商品价格更加便宜，所以仍然可以保持增长。其次，在汇率下降比较多的2007年和2008年，出口数额虽然在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放缓，对应图中折线的斜率在减小，说明出口还是受到了汇率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化
当人民币升值时，一方面会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而遏制本国出口，进而缩小国际市场的份额，最终导致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缩减生产规模，就业机会减少，从而使失业人口数量上升，使国内就业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越多，消费者购买的进口商品也会越多，国内进口需求会不断增加，国内进口替代型企业和进口竞争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会下降，生产规模也会缩减，使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加，导致本国就业水平更大幅度地降低。人民币升值还会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主要体现在：升值基本出现在外汇支出小于外汇收入、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储备增加还会导致本国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增加形式的本币投放过多，最终形成商品价格上升，继而出现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钱变多，但是短时间内的消费水平变化不会太大，这样中央银行初期供应的货币量就会相对过剩，由此形成通货膨胀，出现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再者，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所以我们将长期面临就业压力。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以促进就业为重要目标，汇率政策也不例外。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求依赖程度较高，汇率升值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也有利于就业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完善。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而物价指数在持续走高，就业水平虽表现出缓慢的爬升，但就业率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当然，就业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国家相应政策的实施，但也说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币汇率走高的负面影响，若将就业率和出口贸易类相关行业的就业水平相联系的话会发现，这些行业的就业率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较大，体现在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低，相应的就业率水平也在下降。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内外部经济部门的调整，原来为国际市场服务的部门将转向为国内市场服务。因此，从国内政策看，要采取与扩大内需相适应的政策，促进经济和就业结构顺利调整，以求将汇率升值对就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通过减税等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资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的比重；改善居民内部分配结构，重点是提高实际消费能力较强的中低等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推进各项保障制度改革，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培育新的市场需求；鼓励企业扩大投资，鼓励企业在自主创新、自主营销渠道、自主品牌等方面的投资；鼓励对国内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在汇率升值后，国内实际收入将增加，要防止增加的实际收入转化成对国外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内需扩大，还会导致国内需求结构升级。一方面，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看，服务业增速要快于制造业，服务业吸收就业弹性较大，对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制造业内部看，对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的增长要快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变化会引起就业减少。因此，要在人民币升值后减少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应该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是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项重要配合措施。为此，政府应该采取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扩大服务业的分工程度，降低准入门槛，取消进入服务业的种种限制，简化审批手续等。
三、结论
第12篇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紧密，每个经济体都成为了经济链条上的一个节点，当某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出现经济问题时，常常对其它经济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也逐渐常态化，这些都增加了企业进出口贸易的风险。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它们更早的融入到了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中，参与了国际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具有丰富的国际化发展经验，建立了符合企业所需要的贸易管理体系。我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的融入到国际贸易中，对于开展国际贸易的经验还比较欠缺。我国企业真正的开展国际贸易还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所以在进出口贸易的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迫切需要建立符合企业实际发展所需要的进出口贸易管理体系，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我国企业进出口贸易管理的现状分析
1.企业没有建立专门的进出口贸易管理机构，导致管理上的混乱。我国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没有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将进出口业务实行外包的形式。从市场调查、客户信用调查、进出口贸易合同的签订以及后期的执行等都依靠公司进行操作，这种管理模式存在比较大的风险。例如公司并不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负责，所以对于风险的投入和关注比较低。结构不能够全面详尽的分析行业的市场发展情况，难以对进出口贸易提供准确的预测，例如不能够洞察到国外的行业保护政策的影响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等，导致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暴露在风险下。同时在全面的外包下，企业对于进出口贸易的过程难以进行监管，容易导致贸易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存在经营中的风险。
2.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进出口贸易管理制度。部分企业虽然建立了自己的进出口贸易管理部门，但是在管理方面还不够严谨，使企业的进出口贸易体系不够完善。例如企业没有注重对进出口贸易的风险考察和分析，没有建立专门的部门为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提供参考资料，没有做好进出口贸易的风险管控。同时在企业的进出口贸易管理部门内部，不能实现资源和信息的有效的整合，各个分部门之间的沟通不够顺畅，难以充分的发挥管理上的优势，使进出口贸易管理无章可循，管理效率底下。
3.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运营风险比较大。企业在进出口贸易的管理过程中没有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没有加强贸易过程中的事前、事中、事后风险管理，使企业遭受了比较大的经济损失。例如在进出口贸易中不重视事前的分析，使企业不能够快速的根据市场的变化而调整企业的进出口贸易策略，使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企业没有认真的分析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风险因素，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或者化解风险，特别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导致企业进出口贸易风险的加大。
三、构建符合企业需要的贸易体系的方法与措施
1.建立针对性的进出口贸易机构。企业应当结合运行的实际，建立自己的进出口贸易机构，并且明确其组织的职责。在建立进出口贸易部门的过程中应当借鉴西方先进企业的经验，建立切实有效的管理部门，例如专门的风险管理、市场管理、综合管理等部门，并且加强各个部门的交流和沟通，做到信息的互联互通，提高进出口贸易决策的质量和效率。市场部门应当着重对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并且形成完整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为进出口贸易管理提供有效的参考资料，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风险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进出口贸易过程中的风险分析和预测，为财务部门提供信息参考，降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风险管理部门还应当加强对交易对象的研究，审核进出口贸易合同，调查和了解客户的信用资质，审查付款条件等。加强对客户履约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客户资信情况的跟踪，并且对客户进行信用等级评价，为企业结算提供依据和参考。综合管理部门对风险部门提出的风险进行控制并且进行反馈，配合进出口贸易管理的其它部门对合同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验收等，同时对于风险比较大合同进行中止以及停止产品的出库验收等。
2.建立完善的进出口贸易管理制度。企业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的进出口贸易管理制度，加强进出口贸易各个管理部门的内部协同能力，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进出口贸易包含了许多环节，例如生产环节、质量管理环节、出口环节、进口环节等，在供应链中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都和企业的经营具有密切的关系。只有明确各个管理部门的职责，才能实现对各个环节的有效管理。企业的各个部门都应当按照企业的发展需要和市场的要求，按照进出口管理的要求，建立内部的联动机制，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快速的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的经济损失，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建立进出口贸易的风险管理机制。进出口贸易面临着比较大的风险，特别是世界各地存在着许多潜在的风险，因此在企业的进出口贸易中应当加强风险管理，降低企业进出口贸易的风险。企业应当从风险的识别、监督和控制等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例如注重对各种官方、非官方风险信息的搜集，通过政府部门或者行业部门获得风险信息，通过国外金融结构以及政府部门得到金融政策的变化，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和获得风险信息。要及时对客户履行合同的情况进行追踪，发现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因素，降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通过对获得的风险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制定专门的风险预案和应对措施，并且将分析的资料和其它部门进行沟通，进行交易风险预警以及风险控制等。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分析控制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实现风险控制的动态管理，使风险控制能够真正的融入到企业的进出口贸易管理中，更好的为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服务。
四、结语
第13篇
汇率水平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大因素。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本币升值，意味着其它国家的货币贬值，在进行出口贸易的时候，同样的货物进口国需要拿出更多的本国货币，因此进口国可能转而求其它国的商品，不利于本国的出口。而本币贬值，意味这他国的货币升值，进口同样的货品需要更多的本币，不利于他国出口。
汇率变动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以及贸易收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汇率变动引起收入变化，影响进出口贸易
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本币的升值或贬值。货币升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虽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国际收支，货币贬值则可以达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实际上，货币的贬值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贬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使得贸易条件恶化。与此同时，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该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另外，如该国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原理，民众的经济支出会通过凯恩斯乘数而数倍提高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提高又会提高国内支出，达到良性循环的结果。
2.汇率变动引起价格传递，影响进出口贸易
前面说到，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是货币的相对价格上升或下降，这首先在进出口贸易中体现出来。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最终也会影响国内市场的一般价格。因此汇率的变动会引起国内一般价格水平，从而影响进出口商的贸易额和国家的贸易收支，这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首先，货币的升值是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过价格传递，影响最终商品成本的下跌和价格的下跌。其次，汇率变动会使得贸易收支发生变化，如货币贬值后会出现贸易收支顺差，然后使得外汇储备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须通过购买外汇而在国内市场上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显然，更多的基础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近两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的增长，尽管不是人民币贬值的结果，但是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经济的变化，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就是很好的说明。当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其实是鼓励人们消费，因为在名义货币不变的情况下，公众更有意愿将货币转化成有形的资产，客观上又会推动物价上升。
二、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
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主要从进出口贸易中多样化的进口来源，结算货币的选择，以及利用各种金融工具。
1.选择多样化的进口来源
如同一国货币紧盯着另一国货币有很大风险一样，进口来源的单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转移汇率风险，甚至操纵价格。因为如果进口来源过于单一，反映了该国的某种资源对其贸易对象国或者地区的高度依赖。2007年底和2008年7月发生的两次大的石油涨价行为可以说明这一切，因为全球的石油资源过渡依赖一些产油国或地区。某些资源过于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区，必然导致企业的经营严重受制于该国的货币汇率的波动，该国进而将汇率的风险转嫁到进口商。这种单独的依赖本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再加上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明朗，进口商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因此，必须适当地扩大进出口业务的地域分布，在国际范围内分散原料来源和销售地点，在多个资金市场上以多种货币筹措资金，按照汇率走势和国际贸易形势，建立一定的货币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外汇风险。
2.进出口贸易中选择合理或多种交易币种
进出口贸易中的出口，特别是出口商要选择合理的货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当然这一般是进出口商双方博弈的结果。因此，在有关对外贸易和借贷等经济交易中，签订合同时选择何种币种，作为计价结算的货币或计值清偿的货币，直接关系到交易双方是否将承担汇率风险。一般而言，出口贸易采取硬币计价，以防汇率贬值给自己带来损失，而进口商会选择软币，以避免升值造成的汇兑损失。如当前的国际贸易中，欧元和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而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现实，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欧元和人民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而进口上则更愿意选择美元结算。当然在实际进出口贸易中，双方博弈的结果一般是约定采用一部分硬币和一部分软币，甚至多种货币计价和付款。其结果是进出口商共同承担汇率的风险，增大了谈判的成功率。在长期合同中，还可以使用货币保值的方式，即选择某种与合同货币不一致的、价值稳定的货币，将合同金额转换成用所选的货币来表示，在结算或清偿时，按所选货币表示的金额以合同货币来完成支付。还有一种降低汇率风险的办法是，出口时虽然选择了软币，但可以适当提高价格以防货币贬值风险，进口时选择了硬币，则可以适当压低价格以防范升值损失。
3.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工具低于汇率风险
金融工具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汇率风险转嫁的必然结果，而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进出口商也共同承担了汇率风险，或者向后推迟了承担汇率风险的必然结果。对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而言，积极地利用金融工具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工具的利用显得更为迫切。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加快国家的外汇市场建设，推出各类外汇业务，一方面企业则需要积极利用外汇市场及其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外汇风险。企业可以运用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权交易、出口押汇、出口商业发票贴现、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业务、外汇借款等多种方式转嫁汇率风险。
三、结束语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不明朗，国际金融中心华尔街被拯救，石油价格风险较高，日本经济长期的疲软以及世界经济经近几年高速发展之后也出现减缓的迹象，即使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因为内外因素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融为一体，休戚相关，因此国家之间的货币比值变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近日，美欧等六国的中央银行集体宣布降息以促进经济发展足以表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之高。但是对于进出口商而言，汇率变化的巨大风险不能仅仅靠国家的财政政策来进行规避，他们需要选择更多进口来源，需要更灵活的结算货币，以及选择更多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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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1)资料的收集与准备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商务洽谈前，收集与准备必要的相关谈判资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对于谈判人员制定洽谈战略，控制谈判过程，促进洽谈双方互相沟通，起着重大的意义。首先我们应对国外市场进出口商品信息进行调研。在国外同一市场上，销售着各国同类的商品，有些商品占有率小，有些商品占有率大，我们应摸清这些商品的市场适销情况，特别是研究市场畅销品种的特点，以便主动积极适应市场的需求，扩大我们的出口。同时，还要了解国外产品技术的先进程度，工艺程度和使用效能，以便货比三家，进口我们最需要的，价格最合适的商品。其次我们应对国外交易客户的信息资料进行调研。主要了解客户的政治经济背景及对我们国家的态度。凡原意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前提下同我们进行友好往来，贸易合作的客户，我们都应该积极与他们交往。在友好的氛围中，我们也应了解客户的支付能力，注册资本的大小，了解资本负债情况及借贷能力，了解客户的经营范围，经营能力以及经营作风。以确保双方在今后的交易中合作愉快。最后我们应对洽谈方国家的法律信息资料进行调研。主要全面收集对方国家有关经济政策的相关法令及制度；收集洽谈对方国家关税税率，关税税则，关税征收方法的资料；收集对方国家外汇管制政策，以及进出口配额与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方面的情况。
(2)洽谈目标明确在商务洽谈前我们必须明确通过这次洽谈想获得什么?我们就要静下心来，想想我们最低目标是什么？其次可以接受的目标是什么？最后我们最期望的目标是什么？整个商务洽谈都会紧紧围绕这一系列目标来进行,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因此洽谈具体目标的确定，必须认真而慎重地考虑。最低目标，它是洽谈必须实现的目标，是洽谈最低的要求，是我们的底线，若不实现，宁愿洽谈破裂也没有讨价还价，妥协让步的余地。可以接受目标，它是洽谈中可以努力争取或作出让步的范围。可以根据具体洽谈的氛围来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或我方因长远考虑，也可以向对方作出一定的让步，以取得对方的信任，从而建立一种长期合作关系。最高目标，它是我方在商务洽谈中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往往是对方所能认可的最高程度。因此，洽谈人员应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为我方争取最高目标，但也不妨为我方谋取最大利益的前提下给对方适当的让步，双方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谋求一致，皆大欢喜。
2、进出口贸易商务洽谈中的技巧
第15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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