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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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中极其重要的，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2篇
笔者从事思政教育数十年，对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刻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剖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为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人们主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理科出身，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非常欠缺，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专业技能的学习为主，学生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摄取不受重视，甚至被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塑造对于学生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具体原因如下：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
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
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
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
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第3篇
一是重新建构哲学在科学教育中的独特的理论指导作用。哲学思维，尤其是哲学思维，是经过数代人打磨锤炼后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哲学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对各门学科的发展有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无不是在先进哲学思维指导下发展的结果。用哲学思维指导科学教育，会使得我们的科学教育更加理性，发展的更加快速有序。无论是过去的实践，还是现实的我国科学教育的现状，都呼唤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想的回归。我们要重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共生关系。
二是用哲学思维重建科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哲学思维是启迪人智慧的思维，是不断打造一个完善人格的思维。哲学作为我国的指导理论，在这一方面作用更大。哲学唯物论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认识论，要求我们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正确科学理论；哲学辩证法更是要我们学会用联系、发展、全面、创新的观点看待自身和社会；唯物历史观，更是强调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更鼓励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在砥砺自我中实现人生价值等。
三是在哲学视域下，真正践行现代科学教育中的“三维目标”。人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全面的，绝不是偏失的，只注重实现知识的传输的教育科学目标的做法，必将会使得我们最终自饮苦果。因为，现代科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更高，更远，而不是如此的狭窄偏失。用科学的哲学思维指导人们真正的践行现代科学教育理论，并最终实现教育上的“三维目标”，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四是用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接地气”。
第4篇
［关键词］多媒体课件；外科感染；教学实效
DiscussionontheRelationshipBetweenCoursewareonNursingofSurgicalInfectiousPatientsandTeachingActivity
Abstract:ObjectiveToprobeintotherelationshipbetweencoursewareonnursingofsurgicalinfectiouspatientsandtheresultofteachingactivity.MethodsAnalyzedthecharacteristicsandsignificanceofthenursingcourseware.ResultsThecoursewareplayedanimportantroleinteachingactivityonnursingofSurgicalinfectiouspatients.ConclusionMultimediacoursewareisanidealmodernCAI.
Keywords：Multimediacourseware；Surgicalinfection；Teachingeffect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1］引入外科感染患者护理的课堂教学，具有传统教学方法不可比拟的优势，使多媒体的图文、声音、动画、视频与教学活动有机融为一体,使得原本枯燥抽象、难于理解的医学、护理内容,变得直观、生动，不仅体现了实验教学的部分，也是教学中增强学生护理评估、培养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和孕育创新意识的重要环节［2］。通过该课件在教学中的应用，极大提高了教学实效。
1课件制作的目的
1.1外科感染患者的护理是《外科护理学》中非常重要的总论内容之一，目前还没有更好的相关课件供教学参考，市场出售的录像带难以满足授课实际需要，因此设计出既适合教学需要、又符合个人讲课风格的课件，为学生创设优良的学习情境。
1.2为克服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难题时间紧(外科感染的概述及6种软组织感染仅为2学时～3学时)；理论与实际脱节(在没有预习情境的情况下，学生对各种软组织感染病灶局部的症状体征几乎无感性认识，教师授课难解其详，教学效果不佳)［3］。
2课件制作
课件素材来源：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外科护理学》为蓝本，紧扣教学大纲；课件视频部分：选自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录像“急性软组织化脓性感染”的部分内容；有些图片取于医学网。制作条件：主要依托〈课件网课件大师〉软件；运行硬件要求不高，使用方便，可在Windows95、Windows98、Xp操作平台上操作；分辨率：800×600。
3课件的特点
3.1图文并茂该章节定义较多，每个定义采用同屏文字描述加图像显示的表现方式，使抽象的概念形象、生动，易于理解、记忆。
3.2突出重点如疖的教学重点在面部危险三角区，课件利用动画效果，既展示了面部危险三角区，又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又如，利用破伤风典型四大特征的图例作为菜单，通过点击，使学生一目了然，加强学生对外科感染患者进行护理评估能力的培养。
3.3增加视频通过对6种软组织感染患者临床表现的录像编辑，合理创设临床见习的情境，合理利用教学资源，提高学习效率。
3.4便于讲明易于混淆的知识点课件中穿插了外科感染与内科感染、疖与痈、丹毒与蜂窝组织炎等多种文字图表与临床图例的对比，突出了教学的重点与难点讲解。
3.5促进知识掌握借助视频进行课堂小结：有助于6种软组织感染相关知识的理解；增加了与教学相关的图例，可任意点击，开阔了学生的视野；配有复习题：便于学生的复习、思考。
4课件辅助教学的探讨
4.1优化教学内容既理论讲授加同步模拟见习；又弥补临床见习病种不全的不足，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学习效率，体现了本课件具有的教育性、科学性。
4.2适应现代护理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可完全根据教学的需要，采取边播放、边讲解的形式，既减少板书，又可自由安排和控制时间；空间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模式，操作灵活、简便；教学内容相对独立成块，便于教师自由选取；文字、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不同的多媒体信息在不同的界面上有机组合，有丰富的交互功能；促进教师多渠道传递信息，增加了师生的情趣互动。体现了本课件具有的艺术性、技术性。
4.3促进传统学习模式的更新课件丰富多彩的表现力，使教学信息经多渠道传递、短时间作用于学生各个感官，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学生根据配备足够的习题复习，通过对重点、难点的分析、讨论，提高学生主动研究问题、探索问题的兴趣，并经过自我评价，直至完全达到学习目标的要求。提高学生学习和复习巩固的效率。体现了本课件具有的综合教育性。
4.4在外科护理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创设护理理论、护理技能学习的研学情境，用先进教学手段支持教学工作，突破重点难点，使一些传统教学中不易解决的问题变得易如反掌，利于学生对外科感染患者进行护理评估、制定护理计划，完成外科感染患者护理的学习。外科感染患者的护理教学中，通过该课件的使用，创设学习情境、与传统的教学方法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优化教学双边活动，提高教学实效。多媒体课件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现代化辅助教学的工具［4］。该课件在2005年南京中等职业学校多媒体教学课件评比中获“第一名”。
参考文献：
［1］张新明.多媒体技术及其在教学上的应用［J］.中国科技信息，2005，12：7779.
［2］刘树伟，姜启海，丛滋敏，等.建立现代医学实验教学体系的实践与思考［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3,22(5):1417.
第5篇
【关 键 词】比较哲学/比较视角/比较视域/视域融合
在中国，自西学东渐以来，比较哲学的问题就存在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通常被看做是中国比较哲学的第一部著作，至今仍然是比较哲学领域的代表作。虽然此后比较哲学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相关的论文论著有了一些，但更多的是“哲学比较”而不是“比较哲学”。由于比较哲学之所以可能的理论基础尚未得到充分的说明，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很难有积极、有效、深入的进展。有鉴于此，本文试着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使这种对话成为可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意义何在？目的何在？是否有效？所以，本文的出发点是：比较哲学不是哲学比较。对两个或多个哲学文本(广义的)进行比较分析并非没有意义，不过还不是“比较哲学”。比较哲学不仅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学形态之间的同一与差异，更关注哲学本身，由此才能开拓哲学的深厚土壤和丰富资源。本文意在抛砖引玉，与其说是在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在提出问题，希望借此引起人们对于比较哲学之理论基础的重视和研究。
一、哲学比较与比较哲学
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形态，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一项事实，但是，不一定有“比较哲学”，而且不一定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比较哲学的可能性。比较哲学的存在至少需要这样一些条件：存在着一种以上不同的哲学形态；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发生了有意义的相互影响的交往；这种相互影响足以影响和改变某一哲学形态的发展；而且这种影响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以上这些条件并非不存在，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哲学还是许多种哲学？如果只有一种哲学，它的存在是特例还是普遍的？如果只有一种哲学，那么不论它是特例还是普遍的，可以有哲学比较但不会有比较哲学，或者说，比较哲学没有意义。这意味着，除非我们承认有不止一种哲学存在，否则比较哲学从理论上就不能成立。
迄今为止，比较研究主要在人文学科中存在，而在自然科学中较少。我们很难见到比较数学的研究，如研究英国数学和法国数学的差异，因为人们以为只有一种数学。人文学科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才有比较研究。就此而论，比较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当然，在自然科学中并非就不能进行比较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表明，科学研究实际上受到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并非一向标榜的客观研究。但是，毕竟自然科学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其前提是普遍必然性而且以普遍必然性为追求目的。而比较哲学的前提则是多样性或差异。从这个前提条件出发，如果比较哲学试图追求普遍必然性，那么它肯定会陷入困境，至少有自相矛盾之嫌——过分强调同一将使比较哲学失去意义，过分强调差异则使比较哲学失去可能性。
比较成熟的学科一般都具有相对稳定和统一的概念、方法、学科体系和叙述方式。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在讨论数学或物理学问题时，一般不会出现相互之间的理解问题，不过这在哲学家之间却是常事。不错，哲学也有一套专门的术语(哲学概念)，然而对于学习哲学的人来说，如果不了解哲学概念的历史肯定会面临困境，因为哲学家们在使用哲学概念时都有自己的方式，许多哲学家都在使用“存在”、“实体”、“主体”、“客体”、“思想”等概念，但是他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赋予了其不同的含义。希腊哲学中的“存在”不同于中世纪哲学的“存在”，也不同于近代哲学的“存在”，更不同于现代哲学的“存在”。如果把他们所说的“存在”当作同一个概念，肯定会造成误解。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面对这些哲学概念时首先需要弄清楚它们的历史。
如果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形态，而且相对于不同的文化或世界，这些不同的文化或世界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那么比较哲学的意义就不大，更多的可能是猎奇。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较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以我们越来越共同拥有同一个世界为前提。民族文化日益超越了地域性，相互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由此，不同文化和哲学之间发生冲突和融合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我们拥有一个世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世界观，或者可以有一个世界观作为衡量不同世界观的标准。这种科学主义的态度不适用于比较哲学(当然也不适用于哲学)：自然科学具有相对的普遍必然性，科学家们研究的是一个自然而不是许多不同的自然，哲学却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的工作是描述这个世界，哲学家的工作则是解释这个世界的“意义”。古典哲学往往试图通过描述世界而获得世界的意义，而现代哲学的思路则发生了转变。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虽然也是人化的自然)，而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则是融入了价值因素的“生活世界”，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根据对象来检验某种哲学理论的真假对错。任何一种哲学理论自身都可以是“自洽的”，然而在不同的哲学理论之间却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根据一种哲学理论来判断哲学的意义，而必须考虑到哲学家们面对同一个哲学问题所提出的不同的理论。另一方面，在哲学这个学科中，虽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哲学家的思想时遵循学术上的规范，但是哲学家们的著作似乎总是各行其是，这表现在哲学家们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掌握了数学“语言”基本上可以读懂所有的数学著作，但是读懂了柏拉图并不意味着可以读懂亚里士多德。不恰当地说，哲学家们试图通过“说”去说“不可说”的东西。既然“不可说”，“说”与“说”之间往往方式不同而且很难判断谁更有效。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自身就具有比较的性质。西方哲学是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哲学形态融合的结果，至少可以概况性地归结为“希腊——拉丁——日耳曼”文明融汇的产物。同一时代的哲学也是如此：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相互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理解的难题。其实，中国哲学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佛教在东汉初传入中国，使得先秦与汉唐之后的中国哲学亦具有比较的性质。所以，比较哲学不仅发生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领域，同样也发生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自身之中。然而，不同的哲学如果没有任何共同性和可比性，比较哲学就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论，我们或许可以引入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视不同的哲学形态为“家族相似”的关系，将哲学看作是一个“家族”，以其“相似性”建立一种“元哲学”的观念，即以哲学的问题、对象、基本概念、方法等形成“元哲学”的方法论。这并不是说有“一种”哲学，而是对所有的哲学形态作“元”的分析，或者说，以比较哲学充当“元哲学”的地位。在此，我只是把“元哲学”的问题提出来，尚须深入讨论。简言之，所谓“元哲学”并不是要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上再建立一个“普遍哲学”、在不同的语言之上建立一套普遍语言，也不是致力于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寻求“同一性”，当然更不是企图消解各自的文化背景而谋求所谓准确的理解，而是建立一种“宽容”的态度，营造一种可供比较的环境。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比较”是一种方法，而“比较哲学”则是一种“哲学”。“哲学比较”通常是描述性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东西之间作比较，明确同一与差别是任何一门学科甚至任何一种叙述方式的基本前提。相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比较研究已经融汇在哲学研究之中了。因为就这一学科而论，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以西方哲学为主要参照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就此而论，如果局限于哲学比较，只是简单地指出中西哲学的同一与差别，不过是经验性的归纳和描述。
比较哲学与哲学比较不同，其出发点在于，我们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地球村。哲学根源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标准化的世界意义。虽然由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地域性，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看起来西方世界有西方的意义，东方世界有东方的意义，但是实际上，“西方世界”并没有统一的意义，正如“东方世界”没有统一的意义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多元的意义是共存和重叠的。为此，我们提倡一种“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不存在超越于不同的生活世界之上的“共同的世界”，所谓“共同的世界”不过是不同的生活世界“重叠”而形成的。套用后现代的说法，没有“所指”，只存在不同的“能指”。
因此，比较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比较研究的层面，需要“还原”到“源始境域”——生活世界。因为使不同的哲学形态之所以不同的东西隐藏在不同意义的生活世界之中。这是一个文化的、历史的、语言的、社会的、个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不同意义决定了哲学形态的区别，反过来，不同的哲学形态又赋予生活世界不同的意义。所以，比较哲学不承认有一种标准化的哲学(例如西方哲学或东方哲学)，如果有一种哲学那只能是“元哲学”，即对所有不同的哲学所进行的比较哲学研究。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引入“比较视角”(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与“比较视域”(comparative horizon)这两个概念。
二、“比较视角”与“比较视域”
“比较视角”这个概念借助于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中一般译作“比较视域”。①为了与“comparative horizon”中的“horizon”区别，我把“perspective”译作“视角”。其区别在于，“perspective”突出的是某个观察者或者主体的角度，而“horizon”突出的则是多角度多层次的“视野”、“视域”或“境域”。“比较视角”当然不局限于比较文学，在西方许多研究中都使用了“比较视角”的方法。“perspective”的基本含义是“透视”。这里主要借用“透视”或“视角”的概念来说明比较哲学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中，“比较视角”是比较文学研究主体在两种文学关系之间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之间的内在透视。这种透视是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化知识的内在汇通，也是跨越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内在汇通。②比较文学所说的“比较视角”强调的是比较文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为基点③。显然，比较哲学也具有这方面的特点。本文在比较哲学中引入“比较视角”概念，是为了说明：首先，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从一个视角出发看待哲学对象、研究哲学问题和看待其他哲学的，比较哲学则不局限于某一个角度或视角，或者说，它的视角是“比较视角”。其次，由于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视角，因而比较哲学的“透视”是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发生的。最后，比较哲学应该具有一种“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的自觉意识。
“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由尼采开始形成影响，为后现代主义所充分发挥。西洋绘画自文艺复兴以来把几何透视法运用到绘画艺术之中，被称为“焦点透视法”。人们曾经认为中国绘画没有透视法，这种看法后来得到了纠正。中国绘画也有透视法，不过是一种“散点透视法”。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哲学类似“焦点透视法”，自以为是在客观地描述事实，实际上只是从个人视角所看到的东西。如果从“散点透视法”看待事物，获得的是一个马赛克式的图景，即拼装起来的世界；我们似乎可以通过散点而弥补焦点的局限，所有的散点拼装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以西方现代派绘画中的立体主义为例，毕加索和勃拉克打散原有形体，然后主观地重新组织那些成分，并不遵守透视规律，从而，这种所谓的立体主义并不创造视觉的立体感，而是创造了一种理念化的立体感。视角主义则认为，所有的知识都不过是认识主体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看到的结果，不是也不可能是事物的全部。即使把“盲人摸象”所摸到的部分拼装起来，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事物自身。“视角主义”不承认有事物本身，因为对象的意义仅存在于不同的视角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哲学应以“视角主义”为基础。比较哲学有其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亦有其“背景”。以“哲学”为“背景”，以不同的哲学及其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是传统观念。在我看来，不存在“哲学”，只有不同的哲学形态。那么，比较哲学是在什么基础(平台)上研究不同哲学及其关系呢？这个基础就是“视角主义”意义上的“比较视角”。比较哲学具有“跨”的特点，这个“跨”不是超越，而是“元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它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比较视角”：
第一，比较哲学研究不同哲学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哲学的角度都不是全部，他者也不是全部，从而比较哲学具有“之间”的特点。“视角主义”应该是比较哲学的出发点。认识论中有“主体间性”的问题，在比较哲学中则有“哲学间性”的问题。
第二，比较哲学的基础是“生活世界”，这是一个生成着的多重意义的世界。不同的哲学所解释的世界已经是意义重合的世界了。哲学从生活出发，而当今的生活世界是“混合的文化”。④中国哲学面对的生活世界不是纯粹中国的，美国哲学面对的生活世界也不是纯粹美国的，其实都具有“混合文化”的特点。因而，在不同哲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必须考虑到或者自觉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哲学本身就是比较哲学。
第三，“比较视角”突出的是观察者的角度，而就比较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还须引入“比较视域”的概念。“视域”所说的是观察者从这一角度所“看”到的东西。“比较视角”是多视角的，“比较视域”则是多视角所面对的境域，亦即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
“比较视域”(comparative horizon)是一个自造的概念。比较哲学通过研究不同哲学之间的关系而面向“生活世界”，解释“生活世界”的意义，而“生活世界”乃是一个意义生成并且相互重叠的世界，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源始境域”。之所以把这个“源始境域”称为“比较视域”，是为了强调这个“源始境域”具有“视角主义”的特点，尤其是为了强调比较哲学的研究对象的特点。
“比较视角”意在强调比较哲学不是站在某一种哲学的“角度”，而是研究所有不同哲学的“角度”；“比较视域”强调的则是比较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不同哲学构成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家族”，在它们的“背后”是多重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简言之，当我们比较不同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并非站在某一种“视角”，而是站在不同视角“之间”对所有不同的哲学思想做“全景概观”式的比较研究，并由此“看到”不同的哲学思想所“看到”的东西，以及不同的哲学思想因为“视域融合”而形成的东西。当然，“比较视角”与“比较视域”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为了说明的方便，前者强调的是比较哲学的方法论，后者突出的则是比较哲学之研究对象的性质。实际上，比较哲学的“看”(比较视角)之“所看”(比较视域)自有其同—性，而其真正的目的则在于凸显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由于“视域融合”而形成的新东西。
三、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
许多人怀疑比较哲学的可能性，在不同文化之间究竟是否有可比性、是否可以通约的问题上心存疑虑。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了广泛深入的相互影响之后，比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变成了一个理论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事实上是可能的，但是理论上如何说明？这就是康德式的问题：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
说到“不可通约性”的概念，人们往往以为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相当于“不可比较”。库恩讨论的是同一背景下科学理论的变革问题。科学理论之间不可通约，但由于它们的语汇结构在大多数方式上是重叠的，因而存在着使一种语汇的成员获得另一种语汇的“桥梁”。1988年，库恩在一封信中指出：“当我谈到两个理论或两个范式是不可通约时，我绝不意味着提议说，它们之间是不可比较的。……‘不可通约性’应用于科学理论，意欲提示出，需要陈述一个科学理论的语言很像诗的语言。某些陈述(但只是那些)，使得用一种理论的语言不可能以确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确性翻译为另一种理论的语言。但两者仍然是可以比较的。”⑤我们在此借题发挥，就比较哲学而探讨不可通约的问题。
库恩面对的是一个领域的问题(科学)，而且众所周知，科学的语汇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国界的。虽然科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面临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毕竟有了一套通行的自己的话语系统，如数学公式。而比较哲学的问题面对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学形态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没有通行的话语系统(除非仅以西方哲学为“哲学”)，以至于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问题在这里更成为问题。库恩面对的是科学理论之间的翻译问题，而我们面对的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将比较哲学看作“哲学”，那么是否可以说比较哲学应该为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翻译”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呢？当然这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科学家相互之间可以通过科学语言相互理解，而比较哲学能否构成哲学交流的“平台”尚属疑问，更何况即使可以成立，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理解仍然是成问题的。简言之，按照库恩的理论，不同的科学理论之间不可通约，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如亚里士多德与牛顿的“运动”概念。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如果不可通约，是否可以相互理解？显然，这是回答“比较哲学如何可能”所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不同哲学家的著作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使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从传统的观念出发，“哲学比较”是可能的，因为有不同当然可以比较；然而“比较哲学”却是不可能的，存在着“不可通约”的难题。首先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理论能否通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可以相互理解的问题，即不同哲学之间的文化“间距”问题。其次是我们对于哲学文本能否理解的问题，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我们与所阅读的文本之间的“间距”，二是不同的文本之间的“间距”。
不同哲学之间的文化“间距”问题，显然不能以各种哲学都属于哲学来回答。然而，尽管各大文明最初的形成和发展是相对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或许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事，但是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古已有之，这是事实。例如，佛教东传，希腊文明受到周边文明如巴比伦、埃及等文明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乃有希腊化时期，基督教诞生后有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罗马建立了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匈奴西进造成了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13世纪蒙古大军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意味着文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实际上都是在不同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事实上不存在“纯粹的”文明或文化，文明或文化都是混合性的，哲学也是一样。当然就哲学而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都存在着“翻译”的问题。佛经从梵文到汉语的翻译，从希腊到罗马，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毫无疑问都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经典的翻译从来不是原样照搬，哲学思想的传播亦存在着文化“翻译”的问题。中国人毕竟要通过汉语了解佛经，罗马人毕竟要通过拉丁语了解希腊经典。因而，在翻译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发生了某种文化上的“变异”。那么，这从理论上如何解释？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什么？
或许哲学解释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关于阅读的传统观念是“我注六经”式的。阅读的目的是完全按照本文的意义解读(客观主义)：我们要避免主观上的偏见或成见，按照哲学著作本来的面目把其中的思想“再现”出来。这听起来有道理，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意义。我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等的间距，而哲学著作都是在它的时代形成的。除非我们能够像复印机一样，把哲学著作及其形成的所有背景因素统统复制过来，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家的思想。而我们与哲学著作一样，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等诸多背景因素，不可能把这些因素统统清除掉，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其实，即便是同时代的文本与我们同样存在着“间距”。
按照传统的阅读理论，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之中，阅读者的工作就是从文本的字里行间解读其意义，而阅读的准确性就在于以文本为标准来衡量不同的阅读者阅读的结果。显然，如果我们不可能整体复制文本及其背景，我们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与文本之间的间距，而这的确是不可能的。而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文本及其意义并不是客观的存在或现成的所与，其意义乃生成于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之中。这并不是说“六经注我”，我就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视角)任意解释它的意义。文本不是一经形成便一成不变的，而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文本也是对话的产物，它是哲学家与哲学对象、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对话”的结果。我们阅读文本也是“对话”，亦即我们与哲学家(文本)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讨论的结果，我们参与到哲学家的对话之中。因而，对话是一种“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伽达默尔在回答贝蒂的批评时说：“我的探究的意义，无论如何不在于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以及一种关于解释方法的独特学说，就像贝蒂卓越地做过的那样，而是要寻求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并要表明理解从来不是一种对于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从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从属于被理解的存在。”⑥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就是“视域融合”。伽达默尔主要探讨的是同一种文化或语言范围内的“视域融合”(例如我们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而我们遭遇的是不同文化或语言之间的视域融合。换言之，比较哲学需要讨论的是跨文化的哲学对话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哲学乃是跨文化的哲学对话，而“对话，特别是宗教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对话，并不单只是一系列的会谈，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领会和反映世界及其意义的方法”⑦。对话既不是持不同见解的人相互之间的争吵，也不是持相同见解的人互相强化自己的观点——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唱独角戏，对话是平等的交流。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世界开始“祛除绝对化”，“走出对世界及其他对我们的意义的绝对化理解，走出绝对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开始发现一个远为丰富、远为‘真实’得多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就是对话的思维方式”⑧。“对话是在一个主题上持有重大分歧的见解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以从对方学习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真理为目的的双向交流”，“对话是两个或更多的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之间，以通过各自的参与向其他人学习以使自己能够有所改变和提高为目的的交谈”。⑨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关系如果表现为坚持自己的立场或是放弃自己的立场，都是无意义的或者无效的，这不是对话或者交流的目的。对话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拥有绝对真理，我们必须了解关于同一个主题的各种不同的见解，才有可能选择对我们最合适恰当的可能性。因此，“对话”不仅仅是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
跨文化的哲学对话亦涉及翻译问题。
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形态，在不同的哲学之间存在着翻译的问题，因而翻译问题是比较哲学的重要问题。就中国哲学而言，我们通常需要通过翻译研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即使对于可以使用原文原著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同样涉及通过汉语思考、理解和叙述西方哲学思想的问题。当然，即使同一个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理论也存在着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因为哲学家们在使用同—个哲学概念时，其含义往往是不同的。不过我们在此更关注的是中西之间的比较哲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此所说的“翻译”仍然是“广义的”，因为它还涉及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问题。
翻译可以分为“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⑩一般说来，“语内翻译”相当于“解释”，“语际翻译”则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实际上“语际翻译”亦需要解释。“语内翻译”涉及“文本流传”，“语际翻译”则涉及“文本流通”。(11)“文本流传”说的是传统的传承，“文本流通”说的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其实在西方也存在着翻译问题。“西方”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至少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诸民族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都需要翻译成日耳曼各民族的语言，而且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也存在着翻译问题。只不过作为诸多文明融合而成的西方文明，具有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文化背景，虽然这个文化背景亦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不过就现代哲学而论，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哲学面临的往往是“语内翻译”或者“文本流传”的问题，而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是“语际翻译”或“文本流通”的问题。中国的“文本流传”居于“弱势”，“文本流通”则是“主流”，传统文化“断裂”，而西方文化对中国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研究如果离开了翻译将所剩无几，这就造成了非常不平衡的现状。
1985年，美国语言学家恩格尔说：
随着这个世界像一个干瘪的橙子一样日益缩小，各文化中的所有民族日益接近(无论是勉强地还是心存疑虑地)，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剩余的岁月或许可以干脆用这样一个重要论断来表达：“翻译或者死亡(translation or die)。”或许某一天，世界上每一个生物的生存与否也许会取决于对一个关键词的紧迫的和准确的翻译。(12)
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当今时代翻译的重要意义。
比较哲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而理想状态的比较哲学应该是内外兼顾、有进有出的，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这才称得上“学术交流”。然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却是有进而无出，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把比较哲学看做是“元哲学”还只是理想而已。就此而论，中国的学术界还不成熟，还没有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总是说要“与国际接轨”，但基本上还是单向的。
无论如何，翻译对中国的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翻译”自身就具有比较哲学的意义。与此同时，“翻译”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了解西方、“与国际接轨”，亦在于为比较哲学作出应有的贡献。就“理解”是某种“视域融合”而言，西方的经典并非原封不动、现成所与的“原本”，其意义存在于后人的解读之中。这意味着中国人的解读应参与到西方经典的意义构成之中，而且肯定不同于西方人的解读，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出自现代中国人的“视域融合”。这也意味着西方人对自己经典的解读并非就是“正宗”，反过来也是一样：中国人对自己的经典的解读也并非就是“正宗”。
因此，中国哲学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各种文化影响下的嬗变、西方哲学概念在汉语翻译以及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嬗变，应该成为比较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结语
哲学与宗教一样，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不同的哲学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它们对终极关怀问题的不同的回答方式，而这些回答方式的不同当然有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从“根”上追溯，需要“还原”到不同哲学赖以形成的“土壤”——不同文化的“生活世界”。因而，不同哲学之间的影响既可能源于不同的生活世界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影响了生活世界。如前所述，我们正处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混合文化”的时代，而所谓“混合文化”乃是不同文化之间“视域融合”的结果。仅就哲学而论，其发展不仅根源于不同文化“视域融合”因而意义重叠交汇的“生活世界”，同时也是不同哲学之间“视域融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比较哲学理应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开展关于比较哲学的深入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现状而言，由于学科的划分，哲学下属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八个二级学科各行其是，壁垒森严，即便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也是各说各话，即使使用的是同一个哲学概念却也往往各有各的含义。而实际上，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不可能离开西方哲学的参照系及其概念和方法，而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亦主要不是为西方哲学作贡献，而是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简言之，当代中国哲学具有比较哲学的性质，然而由于缺乏自觉性，学者们往往画地为牢，自我限制，虽然因其细致入微有可能提高“技术含量”，但却也掩盖了哲学的作用与功能。在我看来，比较哲学有助于破除学科壁垒，跨越学科界限，使哲学面对当代社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以“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为题，但是尚未获得充分圆满的答案。我在此只是提出以“视域融合”作为解决问题的原则，以回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理论能否通约、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可以相互理解，以及如何化解我们与所阅读的文本之间的“间距”、不同的文本之间的“间距”尤其是不同哲学之间的文化“间距”等问题。简言之，对话不是放弃自己的立场或者强化自己的立场，而是谋求相互之间的沟通。文化虽然不同，哲学形态尽管相异，但是对话无论如何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混合文化的时代”。比较哲学所要做的，正是不同哲学之间的“视域融合”。
注释：
①②③参见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109、113、1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参见罗蒂：《混合文化中的哲学》，载《求是学刊》，2006(3)。
⑤转引自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第3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⑥转引自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第296页。
⑦⑧⑨L·斯维德勒：《全球对话的时代》，第1、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第6篇
〔关键词〕 马克思；博士论文；哲学；宗教批判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8－04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就宣告：“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满着对宗教问题的阐释与批判，诚如洛维特所言：“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骤并没有简单地把已经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尘世世界的这种进步中同时也为批判‘天国’世界亦即宗教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2〕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就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甚至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
一、哲学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两位古希腊先哲的自然哲学学说。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明，研究两位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哲学兴趣，而是政治兴趣，“［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3〕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之不同；从博士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在论文的序言、附注和附录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阐扬哲学的卓越。就此而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展开的不啻是一场以哲学征服宗教、救赎自由的“政治活动”。
伊壁鸠鲁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间哲学类别众多，选择为哪种哲学服务才能获得自由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是选择服务于伊壁鸠鲁哲学。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实在的解释与对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5〕此处，“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联系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宗教批判家与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曾对宗教提出过完整的解释和批判，几近毁灭性地打击了古代宗教，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救赎方式的哲学”获得了一种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视野，希冀通过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学的意志拯救行动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认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为消除恐惧，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快乐，而现代的宗教批判则是为了彻底消除宗教这一最大的欺骗形式，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马克思在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的对立意义上，充分彰显出哲学的救赎功能。
马克思宣告哲学与宗教的誓不两立，他承继伊壁鸠鲁反叛宗教、护卫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精神，高调地声明哲学“痛恨所有的神”，宁可像普罗米修斯一般做“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苟活于阴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论文的开篇序言中，马克思即批判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明言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7〕，同时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8〕宗教无疑正是作为“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力量，它致使“众人所崇拜的众神”并不是“众神”的本相。在伊壁鸠鲁看来，众神避开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对世界漠不关心，与众人毫无关系，“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9〕这与“众人所崇拜的众神”毫无一致之处。何况，马克思认为，对于哲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0〕“神学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学更重要的描述是极端错误的。
作为“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必然要质疑和批判作为各式各样的偏见与错误意识的种种宗教和神圣，“哲学”和“宗教”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为解决这个冲突，在苏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路向：其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对民众采取一种“高贵的谎言”的政治哲学，审慎地对待人们的宗教信仰，改善而非颠覆受宗教主导的人类社会，防止哲学对社会的“疯狂”侵袭；其二，伊壁鸠鲁摒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暧昧不明的态度，坚决地采取了站在宗教对立面的立场，以巨人般的勇气复兴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用哲学对抗宗教的明确立场。〔11〕伊壁鸠鲁这一大无畏的精神为后来的启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启蒙背景中成长的马克思，几乎具备启蒙哲人的所有抱负和激情，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以哲学征服宗教的大旗。正如伊壁鸠鲁的所有自然哲学均服务于其反宗教的动机一样，马克思对希腊原子论的研究也服务于其反对宗教的政治旨趣。
作为哲人的马克思，其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从偏见、迷信和宗教中引导、“救赎”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由此反抗宗教在神的名义下把人“救赎”到晦暗不明的黑暗中去的荒谬举动。因为依照启蒙哲人的预言，凡是在人们开始按照哲学的理性进行思考的地方，宗教和迷信就不再有活动的余地；而哲学的理性思考也只有在超出恐惧和无知的地方才能开始。当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面对的压力也是严峻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12〕。 方式选择及原子偏斜理论的本体论意义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一方面生动地描绘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者的研究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映现出两个不同的思想家形象；另一方面也详述了两者学说上的差异与对立，着重强调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理论把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实质区别。深刻凸显出伊壁鸠鲁的自由意志哲学能够挣脱众人的意见与宗教精神的限制，甚至能够征服世界，实现绝对自由的本体论意义。
关于研究方式的选择。马克思描绘道：“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13〕；德谟克利特说“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探讨客体只在于使那进行解释的主体得到安慰，目的在于追求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自然知识本身；〔14〕“德谟克利特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近之时洗了一个热水澡，要求喝醇酒，并且嘱咐他的朋友们忠实于哲学”〔15〕。因此，研究方式的选择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哲学不单纯是对外在世界的客观研究，也是关乎人的自我意识，关乎人的生活方式的学说。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相比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才是真正的哲人，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哲学成为救赎的工具，摆脱了大众意见的束缚与宗教精神的限制，从而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由此得到真正的自由。当然，马克思的自由已经不仅仅是伊壁鸠鲁的对恐惧的摆脱与自我意识的宁静，更是指人真正征服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哲学对众人的宗教生活的征服能力与救赎能力。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使用的“征服”一词是bezwingend，这个词意味着强迫（forcing）。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精神“强迫”世界成为人类自由之所。只有通过征服世界，人才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化宇宙，才能创造自我神性的保护而战胜死亡。〔16〕人成为宇宙的理想生活的创造者，正是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终极目标。
关于原子偏斜理论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王国所展示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世界，凸显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绝对性与自由。原子作
为抽象的、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表征的实际上是个体的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解读其实包含着对人之生存样态的洞悉。原子在必然性的直线运动中丧失了个体性与独立性，如同个体的自由在外在的划一行动中丧失了自身，但原子的偏斜运动打破了这一“命运的束缚”。原子由于脱离直线，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在，即从直线中解放出来，如同表征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原子经历否定之否定，以偏斜运动否定直线运动，通过独立性和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从而摆脱外在之束缚与羁绊获得独立自由的特性。〔17〕而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人们逐渐脱离宗教的偏见与魅惑，洞察到人拥有神性般的自我意识而确证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过程。“原子偏斜理论”构成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差异。原子偏斜是对实在的解释，藉此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原子的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则“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18〕。原子的偏斜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并形成了原子的相互排斥这一自由意志的最初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强制的运动与盲目的必然性行为，这正是作为理性之光的哲学对作为幽暗泥塘的宗教的摆脱与胜利，彰显出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才有可能挣脱宗教的束缚的事实。伊壁鸠鲁提出的哲学学说是一种作为救赎方式的哲学。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研究方式的差异及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理论的运用，实质上是本体论与物理学的差异。德谟克利特将原子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把握的是原子客体的必然性，没有涉及主体本身，只具有物理学意义；伊壁鸠鲁通过原子发现了自由意志主体，并确立了自由意志主体的性质与自由意志摆脱宗教的本体论意义。
三、自我意识哲学的内在之光与外在之明
马克思批判了“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明”，指出这些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19〕。一切关于神的本体论证明都是不成立的，它们只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直接证明。彻底扫除了“神”这一宗教的最高基础之后，马克思阐述了自我意识哲学如何实现对世界的救赎，这是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对宗教批判的完成。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指出，历来关于神的本体论的证明无非就是说，某人现实地想象的东西，对于某人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因为我的想象是由某东西作用于我，所以当我现实地想象神，神对于我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这一“现实的表象”将证明神具有一种实在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人如果相信自己想象的表象，这一表象就会起作用，如古代的摩洛赫和阿波罗神都曾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力量一般。但是，马克思接着论证到，如同某人将纸币带到不知纸的这种用途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的主观表象一样，要是将某人所信仰的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受幻想的支配。“一个特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就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的神来说一样，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20〕由此，马克思指出，“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21〕对神的本体论存在的一切证明歧视都是对神的不存在的证明，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沉思一般最终只是证明了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神性。维塞尔的论断也许是可信的：“从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看来（假如没有更早的话），那种超越了人的所谓上帝的存在（即使如人一样的客观存在也能在他那里被构建）对他而言也许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价值意味着人的存在——最高的神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是人的理想的完美，不需要指向一个所谓神圣的父。”〔22〕既然神已经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宗教已经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形式，那么救赎世界，实现和护卫人类自由的责任就要依靠自我意识哲学。 场救赎运动，“哲学必须成为尘世的（现实的）哲学，而世界必须成为哲学的（观念的）世界。哲学既是救赎的工具，同时也是救赎的内容。为此，对马克思来说，哲学拥有一颗‘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心’。”〔23〕马克思认为，“征服世界与绝对自由”是哲学的本性，哲学是救赎意识的认知形式，它必须面向世界，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
。“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相对立。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24〕哲学要面对世界，而不再只是解释世界之所是的内容，不再只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内容；哲学必须把世界变成哲学欲求的应该所是的内容，成为救赎行动的自我意识。
只有如此，哲学的本质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新的理论和新的自由世界才有可能在暴风雨中诞生。“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25〕
假如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处境是由亚里士多德体系造成的，而马克思的哲学处境则是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这一相类似的哲学处境之下，我们有理由信服美国学者沃格林的如下一段话：“意识的主权与反有神论的反叛是在一个开始就有的，它们作为动机进入到了马克思对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哲学处境的反思之中。在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封闭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全体的世界’，像这样的体系乃是哲学中的‘节点’，它们中断了哲学的直线发展。要在沉思中来进一步完善这样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其继承者将转向哲学实践和对时代的批判。”〔26〕我们也更能体会到马克思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的深意所在，那就是把哲学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宗教魅惑的人们。
四、结语
就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所拥有的超越宗教的批判视野而言，其哲学的“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之心”还只是在自我意识中跳动，只是以“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幽暗诡秘的宗教世界，彰显了哲学的救赎意志。这种批判仍然只是思辨式的批判，依然局限于斯宾诺莎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精神启蒙，它本质上仍是以“精神的批判”来消灭或以“自我意识”来消融宗教的“幽灵和怪影”，虽然批判的锋芒很犀利，但还略显缺乏浑厚的根基，因为尚未寻找到合适的中介让自身成为革命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从哲学上批判宗教只是宗教批判的序幕，而不是其最终的完成。这种批判无疑具有理性启蒙的价值，其巨大的政治意义就是促成政教分离，让国家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严格限定公共权力的支配范围。然而“犹太人问题”已经使这一解决方案出现裂隙，哲学式的理性启蒙既不能消灭宗教，也无法化解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价值冲突、“诸神之争”依旧存在于世间。因此，宗教批判必须要走出自我意识哲学的视野，摆脱在“思辨王国”中的“纯哲学批判”式的范围限定；必须反思哲学批判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将自我意识哲学作为宗教批判的前提和归宿，不然，根本无法消灭宗教的神秘性。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宗教批判的理论性质总体上还囿于大卫?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传统；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尚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不过，马克思已认识到其宗教批判的局限性，从而坚决地清理了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关系，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 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7〕。在转入政治和经济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在新的层次上提出了对宗教的批判，即对宗教的世俗批判。
〔参考文献〕
〔1〕〔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16．
〔2〕〔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7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7．
〔4〕〔6〕〔7〕〔8〕〔9〕〔10〕〔13〕〔14〕〔15〕〔17〕〔18〕〔19〕〔20〕〔21〕〔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2，11，12，35-36，12，24，27-28，25，35，34，100，101，101，75，75-76．
〔5〕〔16〕〔22〕〔23〕〔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
〔m〕．陈开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9，132，133，183．
〔11〕罗晓颖．从伊壁鸠鲁的愤怒到普罗米修斯的誓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宗教批判背景分析〔j〕．现代哲学，2007，（3）．
第7篇
1、丢手机文学指的是无比夸张，令人尴尬或是非常搞笑，需要丢手机冷静一会才能继续看下去的作品。类似丢手机文学还有捡手机文学。
2、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文学都属于艺术。当文字不单单用来记录（史书、新闻报道、科学论文等），而被赋予其他思想和情感，并具有了艺术之美，才可称为文学艺术，属于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剧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不同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文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建筑上层。
（来源：文章屋网 ）
第8篇
关键词：体育经济学；学科自引率；学科他引率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212-02
一、测度指标
本部分研究主要采用“学科自引率”“学科他引率”和“相关学科引用率”这三个测度指标来进行测度。
“学科自引”是指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的研究文献引用本学科或专业文献作为引文的文献引证行为。“学科自引率”为学科文献引用本学科或专业文献与其总引文量的比率。
“学科他引”是指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的研究文献引用非本学科或专业文献作为引文的文献引证行为。“学科他引率”为学科文献引用非本学科或专业文献与其总引文量的比率。
“相关学科引用”是指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的研究文献引用相关学科或相关专业文献作为引文的文献引证行为。“相关学科引用率”是指学科文献引用相关学科文献占其总引文量的比率。
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发展的成熟阶段，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方法或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学科发展得越成熟，其研究成果就会越多，研究成果越多则可供本学科研究的知识就越充足，即越是发达或成熟的学科其“学科自引率”就越高，“学科他引率”越低。反之，如果一门学科发展的历史较短，学科还处于年轻的发展时期时，其知识量还不足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学科还需要从其母系学科或其他学科吸收“营养”，其“学科自引率”往往则低，“学科他引率”则高，这种情况就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科还处于成长发育的阶段。因此，学科自引率的高低往成为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而“相关学科引用率”可以反映出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以及关系程度的强弱，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越大，其“相关学科引用率”就越高，反之“相关学科引用率”就越低。因此，“相关学科引用率”是反映学科之间强弱关系的主要指标。目前，“学科自引率”和“相关学科引用率”是情报学界衡量学科成熟程度、确定学科背景及探讨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程度强弱的重要测度指标。
二、统计样本
本文调查样本选取了我国13种体育核心期刊中的体育经济学学科论文，著文总计1224篇，其引文7382篇，引文总计8274条作为统计样本。该来源期刊所载的上述著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体育经济学学科论文的总体情况。统计样本的取样时间自1998年始至2007年共计10年。参照由蔡军、钟天朗和邵淑月主编的《体育经济学》一书，对这些引文进行学科自引和相关学科引用情况的统计。
三、结果与分析
从我国体育经济学科学论文之引文的学科自引和学科他引情况统计表（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经济学论文之引文的学科自引率为47.20％，学科他引率为52.80％，以上数据可以得出，该学科目前所引用的知识中只有47.20％来自于本学科，学科的知识积淀还不足以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其仍有52.80％的知识来源于其他相关学科。以上情况说明，到目前为止我国体育经济学还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学科的发展不是很成熟，其知识体系仍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完善之中。于此同时，52.80％的学科他引率进一步表明，我国体育经济学在知识的吸纳上其开放程度还相对比较高，由此也进一步证明该学科正处于从其母系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中引进知识、汲取“营养”的发育、成长阶段。
本文将我国体育经济学和运动心理学与运动训练学这两个二级学科的有关数据进行了比对研究。我国运动心理学的学科自引率为40.8％，学科他引率为59.2％；我国运动训练学的学科自引率为46.99％，学科他引率为53.01％。通过对以上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经学的学科自引率要高于运动心理学的6.4％，基本等同于运动训练学的自引率，由此说明我国体育经济学的学科知识建设相比之下相对充实。但从学科自引率总体上看，该三门学科的学科自引率均不是很高，说明该三门学科的知识积累均处于发展建设之中，学科的发展都还不很成熟。与此同时，通过对比该三门学科的学科他引率还表明，这三门学科在学科知识的积累上均处于相对较大的开放状态，从母系学科和相关学科中吸取知识的“营养”仍然是该三门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为了证明我国体育经济学目前究竟与哪些学科具有密切的联系，本文对调查样本又进行了“相关学科引用率”的调查。详见表2。
根据表2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经济学引用经济学的文献为22.59％，占其相关学科总引用率的42.78％，首先说明经济学是我国体育经济学的母系学科，我国的体育经济学尚未从其母系学科中完全“脱胎”或独立出来，经济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国体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这一点也同时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前述对我国体育经济学学科发展尚未成熟的研究结论。
其次，我国体育经济学引用体育其他学科的引用率为16.09％，说明体育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紧密联系了体育学的理论。
总之，经济学和体育学与体育经济学关系最为密切，是该学科的主要背景学科。除此之外，体育经济学与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引用率表明，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同时还在不断引进或吸纳上述各学科的知识用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
我国体育经济学还是一门发展建设中的年轻学科。该学科科学论文在知识的引用上独立性程度还相对较低，开放性较大，说明该学科知识还处于不断充实和发展的阶段，学科的发展建设相对不是很成熟。
参考文献：
[1]蔡军，钟天朗，邵淑月.体育经济学[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第9篇
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1922-1983）被誉为“科学计量学之父”，其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发现了科学发展的指数规律；指出了论文间引证与被引证关系；创立了反映文献老化程度的普赖斯指数；提出了反映科学家生产率的普赖斯定律等。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不仅为科学学，而且为科学计量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受贝尔纳科学学思想的影响，作为科学史家，普赖斯开始系统运用定量方法对科学、技术、医学等进行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运筹学等等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小科学，大科学》两部著作成为他的科学计量学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科学计量学的奠基之作。尤其是情报学家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博士创立科学引文索引（SCI）后，普赖斯巧妙地借助这一工具，赋予科学计量学研究以新的生命活力。1965年，他借助SCI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科学计量学重要论文《科学论文的网络结构》，为人们利用大规模数据绘制知识图谱做出了开拓性探索。在这篇论文中第一次界定了“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和“知识基础（Intellecture base）的内涵，使得利用科学引文数据探测和识别学科知识前沿和研究热点成为可能。正是在普赖斯科学计量学范式的强大影响下，使科学计量学研究在全世界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了多个国际科学计量学研究重镇，如美国费城的德雷克赛尔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等。科学计量学理论、指标和方法的研究成果，也为宏观科技政策和各层次的科技管理提供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普赖斯奖是为纪念普赖斯的学术成就于1984年设立的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界最高奖。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截至2011年，共有25位科学计量学家获此殊荣。这些学者都是在科学计量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他们为推进科学计量学从“软科学”走向“硬科学”做出了卓越成就，为科学计量学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1年在南非举办的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大会17个主要会议主题中提出了“学术生涯（Academic careers）”这一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不仅是科学计量学学科自我总结和反思的需要，也是科学计量学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梳理普赖斯奖获得者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对我国学者把握科学计量学发展的特点和发展方向不失为一个独特视角。基于此，我们考虑从科学计量学角度对这些获奖者的学术生涯逐一进行梳理，以便能从中挖掘若干有益的信息，并为丰富科学计量学的研究领域展现新的研究视角，为科学计量学史研究提供较为详实的信息。
2012年是普赖斯诞辰90周年，为纪念这位在科学史和科学的定量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我们特编发四篇梳理普赖斯奖获得者学术成就的文章，以深切缅怀普赖斯的卓越思想。
第10篇
判断题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41.科研论文，就发表形式而言，一般包括期刊论文、学术著作和会议论文3种基本类型。对
42.利用书目文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对课题相关知识点、事实和文献进行检索，属于论文引文检索法。 错
43.本专业的经典文献包括教材、专著、学位论文、期刊文章、说明书等。对
44.课题申报的基本要求，可概括为“仔细填写，初稿讨论，意见综合，修改报送”。对
45.学术惩罚既是一种管理手段也是最重目的。错
46.理论性科研论文的镇南关点在于实验的设计方案以及对实验结果进行的观察和分析。错
47.科学认识工具可分为科研仪器和科研方法两种类型。对
48.学术期刊在出版论文前，一般都要作者填写论文版权转让书，以保护出版社和作者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对
49.实验性论文的特点是的特点是提出新观点、新概念或新模型，侧重理论证明和模拟分析。错
50.科学认识是人们对事物规律性的高度抽象，是对事物普遍的、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属于高级认识层面。 错
41.科研中，模拟方法可以作为最初的实验研究之用，也可以代替真是的实验。错
42.科学认识工具可分为科研仪器和科研方法两种类型。
提出假说设计是课题研究的基础。
44.本专业的经典文献包括教材、专著、学位论文、期刊文章、说明书等。
45.进行任何理论思维活动，都必须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都要使用思维规定和逻辑范畴，而各种思维方式都是一定的方法论的体现，同事也促进了科研方法的发展。对
46.学术惩罚既是一种管理手段也是最重目的。
47.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研究物质内在规律的科学，数学则是研究自然科学最有力的工具。对
48.哲学方法是加工科学研究材料、论证科学问题等普遍适用于各门学科的具体思维工具。对
49.科学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创新，科研过程绝不拘泥于固定不变的步骤。
50.科研论文起着传播科研信息、进行学术交流、指导课题研究的作用。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41.科研课题的基本类型有理论性研究课题、实验性研究课题和综合性研究课题三大类。
错
42.物化的科技成果，主要评价指标之一为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可以直接进行社会评价。
对
43.学术报告是学术会议交往的重要形式，是研究者公开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
对
44.成果创新查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重复研究，确定研究成果的创新程度。 对
45.期刊是指一些记录的知识比较系统、成熟的文献。
错
46.科研方向是科研规划的中层，是指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科研计划。 错
47.根据实验结果性质的不同，科学实验可分为探索实验、验证实验、模型实验等。
错
48.论文撰写是科研工作者必备的一种基本技能，是科研工作的重要过程。 对
49.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可分为描述分析和统计推论两种基本类型，他们均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
对
50.张贴报告与口头报告具有同等的地位，二者相应的论文均被收录到会议论文集中。
对
41.科研抽象侧重事物的统一性而往往忽略其差异，若使用不当则很容易以偏概全，得出错误的结论。
对
42.实验型课题设计书的题目和摘要要求必须只能只用中文填写。
错
4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74年12月正式成为联合国组织系统的一个专门机构。 对
44.科学实验方法可以简化和纯化研究对象，起到加速或延缓研究对象变化的作用。
对
45.哲学方法是加工科学研究材料、论证科学问题等普遍适用于各门学科的具体思维工具。
错
46.科研方法与科学方法意义相同，所以科研方法等同于科学方法。
错
47.科研论文起着传播科研信息、进行学术交流、指导课题研究的作用。 对
48.利用书目文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对课题相关知识点、事实和文献进行检索，属于论文引文检索法。
对
49.目前，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成熟期。体系比较完善。
50.期刊是指一些记录的知识比较系统、成熟的文献。
错
41.科研方向是科研规划的中层，是指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科研计划。 错
42.哲学方法是加工科学研究材料、论证科学问题等普遍适用于各门学科的具体思维工具。
错
43.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但哲学并不等于科学。
错
44.实验性论文的特点是的特点是提出新观点、新概念或新模型，侧重理论证明和模拟分析。
错
45.科研课题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特点。
对
46.撰写高质量的科研论文，是尽快将科研成果公诸于世并得到学术界及社会承认的一个有效途径。
对
47.科研论文中阐述的内容，通常是某个专业领域中在理论或实验方面具有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知识。因此，科研论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对
48.研究型课题设计书要求必须使用中文，还应注明本课题的项目来源和编号。 错
49.研究工作无新意，科研成果创新能力不强，不能成为学术期刊退稿的原因。 错
50.成果创新查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重复研究，确定研究成果的创新程度。 对
三、判断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41.进行任何理论思维活动，都必须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都要使用思维规定和逻辑范畴，而各种思维方式都是一定的方法论的体现，同事也促进了科研方法的发展。
对
错
42.学习并实践创新思维方式，是训练创新思维的有效途径。
对
错
43.撰写高质量的科研论文，是尽快将科研成果公诸于世并得到学术界及社会承认的一个有效途径。
对
44.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相同的科研方法。
错
45.论文一旦定稿投出，投稿期刊一般不允许变更作者人数和顺序。
对
46.科学论文的学术性是指科研论文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47.科研选题的程序是：提出问题形成假说查阅文献构建方案确立课题。 错
48.科学研究是人类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方法问题是科研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关科研工作的成效。
对
49.科研活动能够提供认识社会和改变社会的“物质手段”和“思想方法”。 对
50.科学认识工具可分为科研仪器和科研方法两种类型。
对
41.参会者在会议上的口头报告或张贴报告不论是否通过大会论文评审组的评审，都会由大会统一印刷成论文集并公开出版。错
42.课题方案设计中，应用性研究多属于研究型方案设计。
43.科学认识工具可分为科研仪器和科研方法两种类型。
44.科研选题的程序是：提出问题形成假说查阅文献构建方案确立课题。错
45.科研论文，就发表形式而言，一般包括期刊论文、学术著作和会议论文3种基本类型。对
46.研究型课题设计书要求必须使用中文，还应注明本课题的项目来源和编号。错
47.学术会议对学术成果具有承认作用。
48.科研课题的基本类型有理论性研究课题、实验性研究课题和综合性研究课题三大类。对
第11篇
法拉第于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从而确定了电磁感应基本定律，奠定了现代电工学的基础。他还发现了电解定律、磁转旋光效应，还创制了很多光学玻璃，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美中不足的是，法拉第因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语文水平很低，他写的论文晦涩难懂，所以他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直到后来，法拉第的观点被麦克斯韦等人又加以概括和总结，这才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每每谈及此事，法拉第总是引为终身憾事。
再说说相反的例子。
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10岁起就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当过学徒、印刷工人、售货员。但他不为环境所迫，坚持刻苦自学。他特别喜欢写作，为了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有时还故意把自己的笔记摘要打乱再重新整理。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富兰克林的写作水平迅速提高，为以后撰写科学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炸药大王”诺贝尔是发明无烟火药和雷管的大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鲜为人知的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他熟练掌握多种语言，能阅读世界多种文字的文学名著，特别爱读英国诗人雪莱的诗。他不仅写诗，还以清新的笔调创作出《兄弟与姐妹》、《最快乐的非洲》等小说，语言清新，才情奔放。英国著名医学家罗纳德・罗斯，因研究和证实“疟疾是由疟蚊传播”而荣获1902年诺贝尔奖，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有很高的文学素养。1910年，他出版了一部题为《哲学》的诗集；1920年，出版了爱情小说《奥莎雷的狂欢》，成为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十大小说之一。后来，该小说又被改编搬上舞台，轰动一时。意大利著名天文学家伽利略，有极为扎实的文学基本功，他的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运用十分巧妙的文学手法，塑造了三个不同的人物，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令人信服地宣传了哥白尼的新宇宙体系学说。
我国东汉的科学家张衡，精于文墨，擅长创作，更是为人们所熟知。他写过烩炙人口的《归田赋》、《两京赋》以及意绪缠绵的《四愁诗》。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说：“搞科学的人一定要有文学修养。”事实上，很多科技人员由于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丰富的文学、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和文学家。
第12篇
【摘要题】理论探索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第13篇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在接见自己的弟子时说：“我已经培养 出你们这一代数学家，你们超过了我；而你们还没有培养出超过你们的数学家，这一点你们还不如我。”因此 ，科学界把“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的教育现象，称为“苏步青效应”。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苏步青效应”系 数较高的科学家群落，才能形成培育诺贝尔人才的“温床”，进而把这些人才推到世界科学的最前沿[1]。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2]。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本是人才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为什么苏步 青教授的弟子却没有培养出超过自己的数学家呢？无论从内因来分析成才的动力，还是从外因来分析成才的压 力，都值得我们深思。从内因来说，要成为顶天立地的科学家，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要“安 贫乐道”，心甘情愿“坐冷板凳”，要有敬业、创业的奉献精神。从外因来说，社会分配不公的冲击波对科学 家的成长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出国潮、下海风、官本位、炒股热，导致做学问的人心态不平衡。有些人刚在科 学研究上崭露头角，就被“提拔重用”，担任烦琐的行政工作，在科学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爱因斯坦拒绝以色列总统的职务，说自己“只适合于从事与物理学有关的事情”。谁也不能说他无知，但 他天真。这种天真事实上是一种诚实。诚实最接近于天真。[3]在“官本位”体制下，以为把教授、科学家不适 当地“提拔”到院长、校长、部长、市长的“宝座”，表面上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实往往是用人所 短，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那些在科学上前途不大、后劲不足的学者去改行做“公仆”（必须是真正的“ 公仆”而非“主公”），做“后勤部长”，才是明智的选择。“爱因斯坦们”是不应当改行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Bacon,Francis,1561～1626)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他在《科学推进 论》第1卷中，重点论述了知识的价值。他认为当时蔑视知识的社会风气是愚昧的，同时说明了知识与宗教信仰 、政治、人性的关系。他大声疾呼提倡新方法，使人类籍此树立起驾驭自然的合法权力。
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并不等于力量。知识蕴含着力量，一旦爆发出来，能够呼风唤雨，推山倒海。 知识成了力量有个转换过程。知识分子善于把知识深化，但不善于把知识转化为力量。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却 没有力量。他们既无政治权力，又无经济实力。
二、知识，为什么没有力量？
按理说，经济学家满腹经纶，总该是知识的化身了吧！可是，“我们的多数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驰骋之 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而归，偏偏是哪些未入流的准文盲在 商海中如鱼得水。”[4]因此，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力量，要从知识分子自身找出原因。本来总说知识分子“清 贫”、“清闲”、“清高”，现在看来也并不“清高”。知识分子的“知识”往往令人生疑。大街小巷有不少 “假冒伪劣”产品，我们的书报杂志上也有不少假话、大话、空话。时下，知识贬值很厉害，为了评职称而东 拼西凑的“成果”实在不少。号称经济学家而确有真知灼见和独特理论的为数甚少。不要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 他们无缘，就是国内获大奖的，也很少有突出贡献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有恩格尔定律、格来兴定律、洛伦茨 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蛛网理论、加速理论、创新理论、基尼系数、消费函数、储蓄函数、需求函数、供给函 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希克斯—汉森模型等。西方经济学家不断推动经济理论创新，有的还充当政 府或企业经济顾问，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反观我们的经济学界，“这一张张令人眼花缭 乱、以‘对策’、‘建议’名目出现的药方，大多数都是开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承包制、股份制、破产兼并 、现代企业制度，等等，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托管’的构想。……这些开药方者中有不少人甚至对企业走马观 花式的‘调查’都没进行过，但却并不妨碍他们为中国国有企业开出一张又一张的‘药方’。然而中国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恰恰就在这些真真假假的经济学家们出谋划策最多的领域里‘卡壳’。”[4]相比之下，马克思用毕 生精力写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影响了人类的命运；亚当·斯密(Smith Adam,1723～1790)研究了劳动的分工 问题，并以制针为例，说明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率的重大意义。他把制针的全过程划分为18道工序，每人只操 作其中一两道工序。这样做的结果，每天的产量达到48000枚针，平均每人每天完成4800枚。斯密指出，如果不 进行分工，所有工序全部由一个工人承担，他的产量每天最多只能生产20枚针。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在19世 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以今天的观点来审视，这一理论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 ·W·Tayior,1856～1915)长期在工厂里不断观察和试验研究，才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在人类历史上，功勋卓 著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还有许多。人们是从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结果中认知了知识的价值和力量的。
真知灼见植根于现实的生活土壤之中。只有真知灼见才有价值。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发明了蒸汽 机，在原动力方面促成了革命性变革，使机械的运转不再完全依赖人力、兽力或水力。这是知识转化为力量的 先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发明、发现和创造，都是知识就是力量的体现。
如果说“知识没有力量”那是因为我们的知识还没有转化为力量。据报道，中国文献馆备有20多个国家的 2000万件专利，每年以40万件速度递增，而利用率只有1.2%，可见效率极低。
我国的“科技成果”多，而新优产品少。有人比喻说：只开花，不结果。这似乎是个突出的矛盾。在有些 地方，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的产品仍占市场的50%左右，一些明显该淘汰的产品仍占10%左右，于是国外产品乘 虚而入，国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在1993～1994年的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是1987～1988年的3倍，同期的专利总数只增加了30%，这说 明利用率、转化率极高。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的73%来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只有27%来自企业。美 国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自然也就既不会“清闲”，也不会“清贫”。知识只要是货真价实的，也就自然而然地 显得“清高”了。
第14篇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的一生中，他的一位贵族出身的情人对他影响巨大，尤其在当时的前沿科学知识方面。除此之外，这位情人还对伏尔泰的生活有巨大帮助。
这位情人本身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女科学家，改进了当时数学最前沿的微积分，把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翻译成法文，在300多年前，一个女性能有如此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这位伏尔泰的情人做到了。
这样一个曾经在法国的思想激荡年代风云人物、了不起的女科学院，大思想家的人生伴侣，竟然被历史悄悄遗忘了。
她的名字叫埃米莉・德・沙特莱。
才女与文豪的平行线
1706年，埃米莉出生于法国巴黎，父亲是宫廷的礼宾司长。埃米莉不仅早慧甚至勇敢地怂恿哥哥的家庭老师转而教她，还积极参加父亲每周举办的沙龙，置身于思想家和科学家之间，深受陶冶。12岁时，她便通晓德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拉丁文。后来，还师从法国科学院院士贝尔纳多学习数学和天文学。可惜那时的女性是不允许进入大学深造的，埃米莉只得中断学业，在19岁时嫁给军人沙特莱侯爵，成为沙特莱侯爵夫人，并很快就有了三个孩子。作为一位军官，沙特莱常年在外驻守，这为埃米莉日后成为伏尔泰的情人埋下了伏笔。
伏尔泰出生于1694年，比埃米莉大8岁，在1720年代，他已经是个非常有名的戏剧文学家了，他因喜欢影射讽刺法国政治，被一个贵族诬告而流亡英国。
在英国，伏尔泰受到了牛顿的巨大影响，那时牛顿本人已经80多岁了，但他与牛顿的几个主要弟子进行了深入交流，尤其是牛顿的朋友兼弟子、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感受到了最新的物理学成果以及经验主义哲学流派的价值。
在这期间，伏尔泰写了一系列关于英国的散文：君主立宪制、相对包容的宗教、理性的牛顿科学和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新观点，这些书在英国出版后，流传到法国，在法国造成了巨大影响。
那时，法国科学界还是由17世纪笛卡尔的“以太旋涡”理论在主导着，他们无法相信太阳的引力能穿过太空，到达并影响1.5亿千米之外的地球，他们认为牛顿理论就像是占星术和炼金术一般的伪科学。
数学对牛顿理论至关重要，牛顿理论的优越性在于顶尖的数学，这不是伏尔泰所擅长的，因此他需要帮助，才能说服法国科学院的老顽固们。
共同引介牛顿理论
1729年，因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默许，伏尔泰回到法国。1734年，40岁的伏尔泰遇到了26岁的埃米莉，他立刻被智慧、贵气又热诚的埃米莉迷住了，三个月后，他们便确定了情人关系，伏尔泰称赞埃米莉“想像力像百花盛开，是罕见的天才。”
在当时的法国，贵族婚姻主要考虑的是家族联盟，而非爱情因素。作为婚姻的补充，婚外情对夫妻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贵族社会的共识是，找一个高素质的、谨慎而又周到的情人，能提高妻子的素质，并利于家庭的稳定。因此，埃米莉的丈夫沙特莱侯爵容纳了她的激情――与伏尔泰的情人关系。
在埃米莉的帮助下，伏尔泰更深地理解了牛顿，他的科学文章变得更有说服力。这时埃米莉和伏尔泰一样，已经被牛顿的逻辑吸引，他们意识到牛顿创立了现代物理学理论的蓝图。因此，埃米莉开始着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包括了一个相对容易的读者指南，以及牛顿引力理论中行星运动的主要参数，附录中还描述了她杰出的数学朋友兼导师亚历克西斯・克莱罗和彼埃尔路易斯・莫罗・德・莫佩提对牛顿理论的应用，以及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更新的牛顿潮汐引力理论。
其中，也包括她对一些微积分原理的改进。牛顿和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发明了微积分，这是一种数学知识，来描述和预测事物如何变化，比如苹果落地或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
但显然，牛顿认为微积分是太新颖，不能有效说服别人接纳他“激进的”引力理论。取而代之的是，他建立的大部分论点，都是用巧妙而独特的几何证明，这种具有逻辑又严谨的方法，来自于古希腊人。埃米莉使用了莱布尼茨发明的微积分符号，重写了其中一些几何证明。书中，她勇敢地试图整合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工作。
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任务，需要翻译者拥有最前沿的知识和最聪慧的大脑。到了1740年代中期，埃米莉翻译牛顿理论的工作，已经到了关键时候，她翻译了500页拉丁文和错综复杂的几何知识，还检查、再检查微积分的演算。她曾感叹道：“我呆在家，不停地整理这本书。这是一个可怕艰苦的工作，因为需要钢铁构成的头和身体，可我乐在其中，从来没有为这样的牺牲找过理由。”
伏尔泰的好助手
埃米莉与伏尔泰成为情人后，就一起住在西雷庄园。她在与伏尔泰交往的15年中，对伏尔泰的文学创作有巨大的影响。伏尔泰的很多史诗、悲剧及历史、哲学著作，都是这段西雷庄园的隐居生活里写下的，比如哲学和科学著作《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戏剧《凯撒之死》、《》，哲理小说《查第格》等，这些作品的发表使得伏尔泰获得了巨大声誉。
1738年，巴黎科学院提出了年度征文比赛的主题《关于火的性质》，伏尔泰打算参加，他认为，热是由有微小质量的粒子组成，并打算用实验来证明。他和埃米莉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室，里面有大型反射望远镜：高质量的棱镜，透镜和精确的测量尺度。在埃米莉的帮助下，伏尔泰在西雷庄园里加热了大量的金属，测定金属在加热前后的重量，看看是否能发现额外增加的热粒子质量。几个月后，他没有得到统一的结果，埃米莉开始相信热没有重量，否定了伏尔泰的观点。
她对光和热，还有其它创新性的想法，例如，不同颜色的光线会有不同的能量和温度，这个猜想，在半个世纪后才被确认。埃米莉没有用实验证明她对光和热的想法，但她在巴黎科学院的年度征文比赛的文章中表达了这一看法，埃米莉的文章《论火的性质和传播》发表了，而她也成为在享有盛名的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的第一位女性。
1749年，埃米莉不幸意外去世，经历了只有女人才能死亡的方式――难产，那时她是个42岁的高龄产妇（孩子的父亲是她的新情人，德・圣朗・拉贝尔侯爵）。伏尔泰也一直陪着她到最后。
第15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毕业论文 指导模式
[作者简介]颜陶（1976- ），女，甘肃兰州人，北方民族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艺术设计。（宁夏 银川 750021）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5-0190-02
一、少数民族学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毕业论文作为本科学生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的重要环节，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截至2009年，高等院校中少数民族学生比例已占6.23%。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教育质量是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提升。本文以北方民族大学的设计艺术论文为例进行分析。北方民族大学是一所位于西北的民族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占65%。其中，来自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和回族的学生居多。
1.与汉族学生毕业论文评价的差距。北方民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2006届共计278篇毕业论文，最高分值为92，平均分值为69.7，少数民族学生26人，最高分值为70.8，平均分值为65。2007届共计180篇毕业论文，最高分值为88，平均分值为68.6，少数民族学生19人，最高分值为76.2，平均分值为68.45。2008届共计214篇毕业论文，最高分值为82.8，平均分值为68.6，少数民族学生24人，最高分值为81，平均分值为68.68。2009届共计毕业论文215篇，最高分值为82，平均分值为71.8，少数民族学生17人，最高分值为81，平均分值为69.7。可见，少数民族学生毕业论文最高分值与汉族学生最高分值之差距为1分至21分。平均分值差距分别为4.6、0.15、-0.08、1.1，虽然从2006年到2009年连续四年学生论文质量不断提高，但横向方面的差距却起伏不定。北方民族大学从2005年到2009年的优秀论文总数为118篇，但少数民族学生优秀论文数只有2篇，且都是维吾尔族学生。2005年、2008年、2009年全校少数民族学生优秀论文为零，这从侧面反映出少数民族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劣势，以及无法与汉族学生竞争“优秀”荣誉的现状。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学生的毕业论文水平不如汉族学生，在论文评价、写作能力、知识运用以及严肃性方面存在不足。
2.论文中出现的问题。对2010届不同方向和不同教师指导的少数民族学生论文取样8份，通过多种影响因子寻求论文质量及影响其质量提升的原因。
选题因素。北方民族大学选题通常做法是教师先拟定题目提交，然后再由学生根据题目选题。好处在于题目具有一定的严谨性和规范性，与教师的科研相结合，新颖性和学术性较好。但问题在于学生对选题缺乏主动性，往往一个好题目都去选，而不好的题目或非主流学科题目却无人问津。其结果是，有人占据先机选上自己喜欢的题目，其他人却不得已选上自己不感兴趣的题目，最终影响论文的写作。
题目与作者背景联系程度。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边疆地区，尤其是有自己传统文化、语言、宗教的世居少数民族学生，他们对本民族的了解远高于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题目与作者背景联系成为论文写作的一大优势。所选8篇论文中，有4篇论文与作者的背景有联系，4篇论文字数、理论分析方面都明显高于与作者没有背景联系的论文。
调研方面。社会科学论文注重假设但不忽略实证。一方面是通过实证使学生更易接触和了解社会，在走向社会前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认识。另一方面是自己亲身体会或所见所识远比其他方式获得的论证更真实有力。8篇论文都没有进行过社会调查，大多在泛泛空谈，甚至不切实际地远离社会事实。
语言运用能力的问题。主要问题在于个别学生语言表达不够流畅，甚至滥用家乡方言，学生腔调比较突出，用语方面不太成熟。虽然个别学生朦胧地知道一些专业语词的表达方式，但运用到写作中的语感不强，语言组织协调能力不佳。
理论水平与写作的关系。本科毕业论文不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理论水平，但需要适当的理论注入才能体现文章的水平。事实上，大部分学生都难以在理论上对论题自圆其说。典型的三段论方式，缺乏缜密的逻辑性，对问题的理论分析都是事实表达而不是哲学解说。一些分析看出学生的专业知识积淀不足。
二、引致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分析
1.学生方面的原因。为发现问题根源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选取2009级设计艺术少数民族学生发放问卷调查，他们主要来自蒙古族、回族和土家族等。涉及20个问题，基本涵盖了少数民族学生毕业论文的主要问题。
关于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回答资料不好找的有15人，语言困难1人，不知如何表达1人，格式不好处理5人，知识太少1人，创新难1人。大多数人都强调资料不好找，一方面可能是北方民族大学地处西北，信息不发达，学术资料稀少。另一方面，学校指导教师只强调写作本身而对学生如何查找资料、运用资料没有点明和帮助。网络资料作为论文文献，几乎每个学生都当作主要参考资料，这无疑助长了学生的抄袭。可见，外在的情景性、技术性问题的确限制了他们的论文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