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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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

第1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信息社会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分支。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丧失解释力之后兴起的。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一经问世，便获得西方经济理论界非一般的好感。这似乎跟它所核心强调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真实的世界，并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它也强调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另一位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有着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诺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提到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90年代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而这一新兴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支也似乎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带来了福音。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经济变量，其实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人们通常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突破了过时的、僵化的经济学研究的界限，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经济状况，具备更强的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但不可忽视的极重要的一点是，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问题仍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进行的，那笔者有几点疑问，新古典经济学可以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吗？在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真的就能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理论缺陷吗？而这一分析思路是否又真的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吗？这些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中似乎无法得到令人感到满意的答案。

二、从信息社会的角度看待制度

其实要认识这些问题，还要归结到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目的上来，那就是，经济学是人们所用来描述、分析、解释、甚至预测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种理论工具。看似简单，而要真正地做到描摹现实经济状况，又远非如此简单。要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与区别，从而导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经济理论来描摹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因为只有符合、适应相应历史条件，抓住当时历史条件本质情况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相应的现实解释能力，才不会将人们引导到错误的认识领域中去。换句话说，在评述一种经济理论时，我们要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以及逻辑上的严密性。

而新制度经济学经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看似提供了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经济状况的理论框架，实际上其理论本身就具有不可克服的逻辑上的矛盾。诚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所告诉我们的，真正有价值的经济学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不应是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框架中，通过对其进行某些完全没有必要的修补或改正，从而试图达到一种期望中的或者说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理论目的。因此说，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是与其是否与历史背景相一致联系在一起的，但凡脱离了这种一致性，那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就值得推敲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恰好背离了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缺乏这种历史方法，没有把握住当下社会与以往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与规律的本质上的不同，以致陷入了“张冠李戴”的困境之中。我们应该换一种角度，从一种叫做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新理论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

在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迄今的经济社会被划分为物质社会与信息社会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物质社会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难以有新知识出现，在身缠只是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均稳定不变，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具有较多的这一社会的特征。而信息社会则是以知识涌现速度迅速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此时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常态，已被纳入人们的预期，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地变化，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一次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当代社会正具备了这一社会的特点。在社会发展的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具有不同的活动模式与规律，不仅制度等经济事物有不同的性质，作为反映这些经济事物性质与规律的经济学，也应该具有不同的模式。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模式，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开启了一扇神奇的大门。

三、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性质

之前我们提到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的优劣。因此，它将制度作为一个极重要的经济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但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制度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事物，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比如在信息社会和在物质社会中，制度会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此，在说明制度的性质和作用时，正确的做法首先应该区分制度的历史属性，根据其所在的相应的历史条件的情况，去分析制度可能具有的性质与作用。如果混淆了制度所在的历史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会得到扭曲的认识。而我们所了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恰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恰恰忽略了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分析中没有认清其所口口声声研究的制度是信息社会条件下才凸显出重要性的制度，而其所沿用的分析方法仍是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作为描述、解释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趋于完美，无懈可击，正是经济学家在分析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后所得到的经济学产物。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研究的是信息社会下逐渐凸显出来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采用的却是适用于物质社会背景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无疑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分析方法蕴含着深刻的逻辑矛盾。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前提，而这一前提也正是信息社会经济学所定义的物质社会的本质属性，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特属于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已成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局限性、已经过时的、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学。这种分析方法顶多适用于工业革命之前那种周而复始的、以固定资源、按固定方式、生产固定产品的社会，只能用于认识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的性质。而现代的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务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根本没有能力用于分析制度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性质特征。

但是为什么直到处于信息社会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说其重要性在社会经济运行中逐渐凸显，使得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关注投诸其上？这是因为，在物质社会由于甚少有新知识出现，经济活动的环境与内容也很少发生变化，经过充分的试错调整之后，制度有充分的时间来通过相应的调整达到均衡状态，基本具有完善的、不可改进的稳定形式。即使不完善也只是暂时现象，不是经常性现象。制度一旦处于最佳状态，便不再需要变化，也无从变化，无法成为可以影响经济状况的自变量，也就不具有经济学上需要考虑的重要性。因此，在物质社会中，我们认为制度呈现出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可将其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对制度的忽略也就显得具有其合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在物质社会的特征有着较为正确的认识，它对制度的忽略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体现了这一经济学针对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特征所设定的前提假设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不应被修正，也无从修正，不修正还好，一旦修正，反而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逻辑上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一直宣称其描摹的是十分接近现实经济情况的世界，既然从此点出发，它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瑕疵，不应忽视制度的重要性，我们也就可以从中窥探到这其中的问题症结所在了。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容易看到，发生这样扭曲的认识的根本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是从现实的信息社会角度提出的。而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有体现出怎样的特征呢？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共同致力于对制度的研究。这是因为，只有在信息社会，持续涌现的新知识使得经济活动具有持续的变化性，也使制度来不及经过充分试错来达到均衡状态，由此，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经常性的了，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制度本身并非一定是不完善的，而是相对于快速涌现的新知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经济事物来说，制度总是来不及调整，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常态了，但这中不完善性并非决定性的，而是由信息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的相对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又总是存在，就这样，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状态之中，以期适应经济活动的变化，这是这种可变性的存在，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状况主要的决定性力量之一，才引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的重要性的强调，是建立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它所针对的制度是信息社会特有的制度，依据的现实也是信息社会特有的现实，而不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得出的逻辑推理。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过于强调把制度作为经济变量引入经济运行分析框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而且制度的重要性又是现代信息社会中大家所有目共睹、皆能感受到的，人们一听到这样的福音，立马沉浸在这种所谓的理论创新的蜜潭中还来不及，却很少去关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信息社会的制度时采用适用于物质社会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是否具有理论上以及逻辑上的合理性。

四、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内在矛盾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这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那么由理论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站不住脚，具体体现便是它无法有效说明制度是重要的，并且难以如人们所殷殷期盼的那样，真正解决有关经济学的发展及制度问题。首先，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做到真正解释制度的重要性。既然新制度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无法有效说明制度的重要性，而它又没有其他的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那么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分析现代经济学必须研究制度时，其研究便缺乏相应的合理的理论依据，要么以不甚可靠的经验或本能感觉为基础，要么便建立在扭曲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进行种种分析时缺乏相应的分析工具的创新，而只是在原先的无可挑剔的新古典分析方法上进行所谓的“修正”，在有如此严重逻辑矛盾存在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得不到可靠说明，在理论上目前我们也无法相信新制度经济学者们有能力解决有关制度的问题，它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目前所得到的的对制度重要性的说明主要还是依靠经验上得出的，缺乏逻辑性十分严密的理论支撑，便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其次，新制度经济学也未真正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的理论缺陷。人们普遍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然而事实上，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缺陷，就算是缺陷，那也只是处于信息社会才会出现的缺陷，而且这种所谓的“缺陷”也并非指其理论设置不完善，而是由于其理论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此类问题只能从信息社会的角度加以说明。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逻辑矛盾，归根结底在于它没有严格区分信息社会下的制度与物质社会下的制度的不同，混淆了制度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性质，从而导致了逻辑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物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状态，制度总是来不及做出合理的调整，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联系，制度也相应地需要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重要性就得以凸显，并逐渐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发现它是对经济状况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可忽视的经济变量，并且发现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忽略了它，因此便试图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相关修正，从而弥补其缺位在信息社会的不足，但是由于其并不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受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没能及时更新其分析工具，并且也并未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会有不同表现，更不知道这种重要性是由信息社会的特点引起的。因此，当它将制度因素的忽略简单地理解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完善，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进行弥补，就注定了它无法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以及制度问题。（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袁葵荪：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袁葵荪：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第2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微观经济主体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一、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二、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三、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四、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作者单位：山西西山煤电集团公用事业分公司）

参考文献：

［1］许光伟，张威.国内学者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一个述评［J］.经济学家，2007 （1）

［2］宋宪伟.马克思企业理论与交易成本企业理论之间的互补性［J］.云南社会科学，2010（4）

［3］党宏伟.马克思企业理论与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8

［4］施皓明.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观差异的根源分析［J］.财经研究，2000（7）

［5］王仕军，李向阳.马克思研究企业理论的三个独特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5）

［6］王铭洁.论《资本论》中的企业性质—马克思企业理论与西方企业理论的比较分析［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0（4）

第3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旧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学者并不是陌生的东西。且不说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加尔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论，也都时髦过一阵子。更不可忘记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并且还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先驱。然而，人们在狂热推介新制度经济学时，却很少有人比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还断然否认它们之间存在任何理论关联性。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历史演进和逻辑联系两个方面，把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一番比较研究，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经济学比旧制度经济学有质的飞跃

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成时期，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主要代表；第二阶段为过渡时期，以艾尔斯、贝尔、米恩斯、加尔布雷思等为主要代表；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等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众多、成分复杂的庞大理论体系。虽然加尔布雷思等人的理论曾经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而风行一时，但时过境迁，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成了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的专有名词，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称为旧制度经济学。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认他的理论与旧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他把新制度经济学称为当代经济学，而旧制度经济学则称为近代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还是对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尤其反对古典经济理论”。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它当时所表现的仅仅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东西，近代制度经济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别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划清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们否认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则不符合实际。

且不说新制度经济学派在重视制度因素分析这个基本点上与旧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继承了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传统和思路；在许多基本理论范畴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新旧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者说，在旧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范畴的雏形。例如，科斯理论最核心的交易费用范畴，与康芒斯的交易范畴就有理论渊源关系。康芒斯把“交易”作为与“生产”概念相对应的经济学的范畴，并且对交易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分类。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活动是“制度”的最基本单位，制度只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因此对不同类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转化为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分析。这样，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从而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不过，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学、心理学、法学及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本身的内涵，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最重要经济制度的产权范畴，从旧制度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遗传更多。凡勃伦提出无形财产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础，这样就为公司产权分析开辟了道路。康芒斯强调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从所有权稀缺到制度稀缺展开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体行动来建立秩序的制度体系。艾尔斯、贝尔和米恩斯等人继承凡勃伦传统，以技术与制度的矛盾为主线，深入分析公司内部权利结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研究，直接为产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果进行更仔细的比较分析，几乎所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或深或浅都闪耀着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出发点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理论生涯的。凡勃伦摈弃了边际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认为马歇尔建立在资本主义“和谐”基础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论”，与事实不符。并且，庞巴维克把人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途径，也是错误的。他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主张建立分析制度变迁的“演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沿袭着“凡勃伦传统”，无不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基本假定的修改，从制度方面或经济结构方面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一个与新古典迥异的制度经济学体系。

指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要抹杀它们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新意所在。的确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学派的革命性转变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展开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实证科学的范畴，从而使制度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真正成为了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简明起见，如果不考虑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从总体上看，新制度经济学相比旧制度经济学的创新主要有四点：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凡勃伦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学方法，康芒斯应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学派严格按照实证性的新古典方法进行研究。诚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是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制度问题，大大拓宽了理论视野和提高了理论的逻辑实证性。二是理论体系上的创新。除了康芒斯试图创建一个理论体系之外，可以说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不成体系。而新制度学派依托较为成熟的新古典体系来展开理论分析，就使其理论大致能够保持逻辑一致性。虽然目前新制度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初步可以自成体系了。三是基本理论范畴上的创新。旧制度学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凡勃伦的“无形财产”、“有闲阶级”、“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导向”等等，但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的理论范畴。相比之下，新制度学派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范畴，而且范畴的界定相对严格规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形成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交易费用”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多种体制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最后，表现为研究领域方面的创新。旧制度学派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在企业层面或微观经济领域，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视野却要广得多。虽然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及组织仍然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但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及其理论应用，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到历史的制度变迁，已经涉及到社会经济一切领域，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庞大的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创新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创新是把制度分析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最具新意的则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学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研究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忽视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凭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构和分析方法，从新古典理论的缺陷出发进行制度因素研究，补充了新古典体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第4篇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第5篇

经济学人（包括笔者），常犯一种职业病：一旦形成一个核心概念，一个“套路”，就喜欢用这种概念和套路，去“丈量”和“解释”世界。更有甚者，有的经济学人，一旦发现一种“解释世界”的套路，就下意识地运用这一套路，去“套”一切，从而形成了许许多多貌似正确但实为悖谬的命题。新制度经济学家所常说的一句话，“制序变迁（institutionalchange）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就是其中一例。

这句常挂在新制度经济学家（尤其是诺思）嘴边的话，乍看来十分在理。多年来，笔者也一直信这一命题，觉得它绝对正确，天经地义。然而，最近读一些学界同仁对我那篇“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的评论时，使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命题可能有问题，甚至会“误人子弟”。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先这样发问：“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进行制序变迁的实际目的，只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么”？如果问经济学家，可能绝大多数回答是“是”。如果问实际参与市场制序变迁的任一主角--用诺思的话语，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企业家”，以及市场博弈的各方参与者--，回答可能是“不是”。并且，大多数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还会反问道：“交易费用？那是什么玩意？”

当然，我们说在现实中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并不知道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并不是说市场交换中的当事人就不在市场活动中努力降低各种交易费用。每个厂家，都会尽力寻找价格便宜的物流系统和运输公司；任一广告人，都会与广告商就降低交易费用讨价还价；每个使用律师服务的人，也会尽量寻求低的律师费，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市场参与者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发行为。市场参与者不寻求最低的交易费用，才怪呢！但这里问题在于，每个市场参与者寻求每笔交易的低费用，与为降低交易费用而有目的地进行制序变迁，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进行制序变迁”这一命题本身，就含有哈耶克所批评的建构主义气味。因为，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所有市场制序都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然而，现实中，经济秩序（如市场习俗），多是人们自发博弈的结果。商业惯例和工商行规，也一般是在市场参与者讨价还价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就连政府为规范市场而制定的某些市场法规，肯定也不是政府的政治企业家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他们与市场参与者行为互动的产物。因此，与其说是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进行制序变迁，毋宁说是人们对降低交易费用的自然追求导致了制序变迁。

这里，也许有人会这样问：“市场习俗和商业惯例的形成，工商业行规的确立，市场法规的制定，难道不是都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么？”这样提问题的方式本身，也许就有问题。对此，我们不妨反问道：“以上这些难道都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才发生的？”如果我们说制序变迁一般来说并不是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发生的，也许有人马上会问：“不降低交易费用，还进行制序变迁干什么？”这一问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人们通过讨价还价而改变市场结构、交易方式和交易规则的直接目的，往往是确保市场交易（更加）顺畅地进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实现更多交易的好处，即交易惠利。至于制序变迁的结果，是否达至交易费用的节约，那倒另当别论。换句话说，降低交易费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制序变迁的直接动因。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排除有时人们会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对经济组织和市场的资源配置组合方式（configuration）进行调整和改变。而这种调整和改变，虽然可以被视作为制序变迁的一部分，但至少不是全部。

另外，正如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也没有免费的制序运作和制序变迁。制序变迁本身就需要成本，而这个成本本身也是一种交易成本（费用）。然而，如果有预期的制序变迁所带来的巨大商机和交易惠利存在，制序变迁即使有成本，也会发生。并且，一般来说，只有在预期的制序变迁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制序变迁的成本和现有制序安排本身的运行成本时，制序变迁才会发生。由此看来，把制序变迁的动因仅仅视作为交易费用的节约，岂不荒唐？

当然，我们说“人们进行制序变迁，实际上是旨在获得更多的交易惠利”，与说“制序变迁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一样，也只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因为，在现实中，更没有多少市场参与者知道“交易惠利”和“净交易剩余”（netgainsoftransaction）这些概念。但在现实中，交易者会在头脑中进行总销售价格和各种成本（包括只有制度经济学行家们才知道的“转型费用”和“交易费用”）的平衡计算，这却是事实。在此平衡计算和市场决策中，他们会寻求价格便宜、服务优良和有商业信誉的交易中介，从而导致不同的市场服务体系和商业组织的出现，并导致新的市场规则的生成。于是，市场本身的制序变迁就内在于其中了。

第6篇

【关键词】经济学;农村法律;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对策与法律制度保障，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土地流转等现实问题呼唤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从，特别是新世纪取消农业税，放开土地流转以来，诸多实践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在于产权制度不够明晰，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经济纠纷对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环境的打造十分不利。因此需要参考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产权制度入手，分析进一步完善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途径与举措。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允许自由交易，经济行为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交易成本为正，就会降低经济效率。科斯认为，产权理论包括交易成本、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交易成本是核心，交易成本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经济效率的高低。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制度需求与制度环境变化共同催生新的制度安排设计，制度安排设计必须建立在符合实践规律和经济规律两个基础上，不能只考虑实践而忽视经济成本，这样的制度安排是无法贯彻和实现社会福祉进步的，同时不能只考虑经济成本而忽视社会实践的趋势，否则这样的规定也无法真正切合社会实践。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前提是交易成本的尽可能降低，而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来看，产权问题构成了交易成本的主体。农村土地流转是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保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不变，允许有能力的家庭与个人适当突破原有的安排，通过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实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的弊端，即家庭单位的经营导致生产碎片化，制约了大型农机设备等的使用，对农业产值进一步跨越式提升有一定的负面作用。2007年物权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原则的同时，也为放开土地使用权流转“放开了口子”，肯定了通过合法土地流转所取得的收入的合法性，而且通过合同法等的规定，完善了对于承包及所得的归属问题规定，进一步激发了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实践的热情，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春天。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国情复杂，以及农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物权法关于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些条文精神并没得到很好地贯彻，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凸显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1、法律意识淡薄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规范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设计，用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换句话说，通过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来规范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属于人情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村民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生产生活，人们还是倾向于由当地具有一定声望的族长、长辈来进行“断案”，有时候甚至会逾越法律的边界，或者做出与法律精神相悖的决定。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相比有所落后，加上人员流动性差，当代法律意识与族规以及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出入甚至不同，此时很少会有村民选择使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2016年初，广东潮汕地区某村对土地承包的利益归属分成产生歧义，由于当地宗族观念强，根据风俗惯例，族长决定将九成利益收归本村村民，对外地承包商仅分配一成，当外地承包商表示要重新讨论，甚至要提起司法诉讼时，当地村民竟然对承包商群起而攻之，最终合作项目以烂尾告终，当地招商引资又一次失败，经济发展再次出现不和谐的事件。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当前法律意识淡薄，片面依靠族规村规，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亟待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规范制度运行，摒弃旧俗陋习。

2、土地流转等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精髓在于，明确产权边界，规范制度设计，用制度“说话”，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土地使用权流转，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却不够完善。2007年的物权法虽然确立了土地成本所得由私人所有的精神，但对于土地流转的方式、形式以及后续一应事宜则缺乏必要的条文规定。例如当前城市用地已经确立了招拍挂、使用权转让等形式，保障了城市土地供应侧的良好运行，避免了由于土地流转导致的经济纠纷等问题，而农村则不同，国家至今没有出台一部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因此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情况。例如吉林某村规定，土地流转要通过村、镇、县三级审批，而审批环节设置过多，审批过程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由此滋生腐败;福建某村规定，土地流转只可以承包给同村的人，不可以承包给外村的人，保障“肥水不流外人田”。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由此导致的权力不当使用、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做大做强十分不利，需要在未来加强解决。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农村法律制度的构建路径

1、加强教育

有了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必须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营造起“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让制度设计落地，扎根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以山东寿光为例，当地农村基层组织自发建立起普法教育工作小组，对农村地区进行专门的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土地流转、承包利益分成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经济行为进行从法律角度的剖析，增强民众的法律理念、法律意识，对于培养农民的守法意识，能够识别经济行为中的法律风险，让广大村民群众对经济纠纷能够“防患于未然”。同时，在中小学开展学法教育，聘请外地专业教师，在国家教育大纲框架内，对法律常识“从小抓起”，根据当地的统计数据，普法教育从2008年至今7年来，当地的经济案件立案率逐年下降，广大村民在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租约时能够使用好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利益，用法律规范行为，用制度保障经济发展大局，对当地经济建设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完善立法

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立法是前提。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也在于必须建立起一套内容完善、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运行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已有的《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物权法》等，对农村法律制度建设起到了框架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法律只是在制度层面上给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或者即便是有一定的细化但也是仅仅就某一个方面而言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一定的不足，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例如粮食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亦是产粮大国，然而却没有一部根本性法律对于关乎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及粮食产业发展的法律。特别是近期从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的事件到农业部集中批准种转基因大豆进口而导致的争议，粮食相关重大事件扎堆更显现出凸显出粮食立法之必要。

四、总结

农村经济建设需要法律制度为保障，新制度经济学坚持这一认识，并认为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能够起到“经济剂”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行为效率，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缩小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差距。此外，新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产权明晰观点，对当前土地流转、承包利得分配等现实问题亦有较好的现实意义。未来，要通过加强立法、培育农民法律意识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制度建设，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作者:杨子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陈佳佳．基于制度视角的湖北省农村土地流转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5

［2］科斯，德姆塞茨，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2016

第7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第8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循环经济；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3―0098―04

1.解读循环经济

1.1　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原则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发展模式，效仿生态系统原理，把社会、经济系统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具有物质多次利用和再生的循环，这样造成大量的污染和废弃物就可能转化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资源，实现最少开发利用、最大产出、最少污染和废弃物。从内涵来看，首先，循环经济是实现社会经济系统对物质资源在时间、空间、数量上的最佳运用，即在资源减量化优先为前提的资源最优利用。其次，循环经济在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时，对环境影响尽可能小，至少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再次，循环经济建立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即人类社会既是环境资源的享用者，又是生态环境建设者，实现人类与自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

循环经济为自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了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三条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

1.1.1　减量化原则。减量化原则又称物质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控制方法，旨在以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预定的生产目的和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

1.1.2　再利用原则。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控制方法，目的是尽可能多次、多种方式使用物品，以减少资源使用量和污染排放量，提高产品的利用效率。

1.1.3　再循环原则。再循环原则又称资源化原则，属于输出端控制方法，旨在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将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减少到最小。要求尽可能地通过“废物”的再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资源，制成使用资源、能源较少的新产品而再次进入市场或生产过程，以减少垃圾的产生。

1.2　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考察循环经济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可以认为，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递进和升华，是经济发展和人类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内涵包括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中。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优的效果，其核心规律是价值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含义其实已经内含于经济学的定义之中；循环经济是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循环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循环经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1.3　循环经济的研究趋势

1.3.1 循环经济基本原则的延伸。3R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其优先顺序是“减量化一再利用一再循环”。3R原则首先要求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减少生产定量产品的能源使用量和污染产生量(即减量化)；其次，对于进入生产和消费领域的产品，通过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和提高产品的使用效率来减少产品的生产总量，以减少资源使用量和污染排放量(即再利用)；再次，对生产过程中不能削减的污染物和消费者使用后的废弃物加以回收利用，使它们再次成为资源，加入到经济循环中(再循环)。最后，将无法回收利用的污染物和废弃物收集起来，进行无害化处理。

现在学术界提出了“4R”、“5R”、“6R”原则，如除“3R”外加上“再组织”、“再思考”、“再制造”、“再修复”等等，但这些原则是针对某些不同层次或领域，如管理层面、意识层面或某些行业领域提出的更加具体、具有针对性的原则，具有合理性，但不能取代“3R”原则的基本性和普遍性。总之，提倡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实质上就是用较少的原料和能量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进而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是实现自然资源的再资源化的最佳途径，所有这些原料和能量都能在不断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

1.3.2　政府主导的循环经济政策制度体系研究。政府主导的循环经济政策制度体系研究将成为循环经济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热点。政府和市场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各自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可以在不同时期扮演主导角色。政府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主要靠制度，而市场推动循环经济主要靠利益，两者各有各的优势，不具有可比性。但在循环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需要革新技术、改造设备，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这样不但增加了生产成本，也增加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大部分企业并不乐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这种阶段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和政策，调动税务、补贴等经济手段推动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政府这时就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当下，针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的构建及研究成为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

2.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这个概念是由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最先提出来的。按照经济学家科斯的定义，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

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企业理论――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3.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循环经济制度框架的构建

制度是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行为规则的总称，它包括成文的、可辨识的、强制的和第三方执行的正式规则，也包括一些不成文的、默认的和自我实施的非正式规则。制度之所以重要，并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控制工具，在于它能够塑造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促成社会共识或一般性的认识基础，减少不确定性，帮助人们估计其他人可能的行为进而矫正自己的行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人们在由制度制约的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反过来改变世界。消除或弥补这种制度缺陷，才是社会走向和谐、经济增长走向循环的根本之道。而消除或弥补这种制度缺陷，必须期待于民主政治、法治政府、社会公众道德的全面重构与进步。建立起点公平、机会均等、信息透明的社会制度，为所有国民营造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社会改造工程。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以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为背景，认为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防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交易费用。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是目前无法真正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源之一，因此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依赖于制度创新，而制度之间常常存在着矛盾，现在我国就面临着国家经济发展制度与国家资源、环境安全制度之间的矛盾。循环经济模式的实施，是一次从观念到行为的革命，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构建新的赢利模式和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使企业在市场条件下循环生产有利可图，才能达到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路径的目的。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二者缺一不可。对于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来说制度建设应重于或先于技术设计，技术的选择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受制于形成主导世界观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即便是再先进的理念和技术都难以找到适宜生长的土壤。为了同时实现工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双重跨越，必须突破循环经济建设中的制度瓶颈。这是因为，首先，制度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内生变量，各种生产要素只有在有效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其次，制度可以协调和整合循环经济运行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度可以规范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最后，制度对人们符合发展循环经济要求的行为具有激励和导向功能。

4.制度构建的经济模型分析

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森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当然也包括对循环经济研究学者的启发。在这里，笔者认为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制度的复杂系统，发展经济并不仅仅需要考虑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特别是像发展循环经济这样一个实践性、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更不可能忽视对其进行制度层面的分析研究，而更需要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经济现象。为便于分析，这里以某个硫酸生产企业为对象，(图1)为硫酸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s表示硫酸的供给曲线，实际上就是企业的边际成本线，需求曲线由D表示。在价格为P1的时候达到供求均衡。由于硫酸企业生产硫酸时会产生一定量的二氧化硫进人大气，从而具有负外部性，也就是说硫酸厂在进行生产活动时除了自己支付的成本外，周围的居民还要为由于硫酸企业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健康危害支付一些成本，这两种成本之和才是硫酸企业的全部成本，也称之为社会成本。图1中的MSC表示边际社会成本。随着企业生产硫酸量的增加，社会成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递增，其服从边际成本递增原理。根据(图1)可知，从整个社会来说，最优产量应该是在Q1，而实际上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产量Q2要大于Q1。因此，硫黄的均衡产量(市场量)大于社会的最适当量，这种无效率的原因在于市场均衡仅仅反映了生产的私人成本。在市场均衡时，消费者对硫酸的评价小于生产它的社会成本。可见，当存在负外部性时，从个体角度看，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等于私人成本，企业的产品供给量等于需求量，实现了资源的配置最优。但从社会角度看，企业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这说明实际产量大于社会最优产量，存在这生产或消费的过度，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社会没有达到最优经济效率。

如果采取税收制度来调控循环经济相关产业，则可以藉此消除负外部性。假设可以计算出社会成本，则政府在对有负外部性活动的企业征税时，可以征收与企业给他人造成的损失额相等的税额，这样就把负外部性内部化了，即把负外部性引起的外部成本转给了引起负外部性的企业，从而使得私人成本增加到等于社会成本。可以用图2来说明税收制度的作用。在征税之前，硫酸厂产量为Q3，当政府对企业征收额度为“T=MSC-MC”的二氧化硫税时，企业供给曲线向上平移了T个单位，供给曲线变成“S+T”，这时市场达到均衡点Q4。看见，对于循环经济发展而言，废弃物处置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处置成本具有重要角色。只要处置成本问题依然能使得企业的价格处于竞争优势，那么企业就不会有实现废弃物再利用的积极性。

因此，有必要使得废弃物处置的费用高于再利用的费用来促使企业积极实现废弃物的再利用，以此来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制度的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将外部利益内部化来实现的。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社会收益率较高的社会活动，但在目前的制度下，发展循环经济的个人收益率却不高。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应该使循环经济中的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建立起了这样的制度，人们就会自觉选择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行为。

总之，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是人的利益及选择的结果。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就是一系列规则、规范等。如果人人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社会经济生活将陷入混乱和低效率。因此，完善的制度框架是有效控制资源配置不合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同样也可以为促进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所用。

基金项目：该课题为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抢抓发展循环经济机遇的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小兰.论实行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J].经济问题，2005，2.

[2]云虹.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及创新[J].财会研究，2007，7.

[3]王雍君，陈灵.循环经济论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第9篇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第10篇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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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本文由收集整理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第11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第12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怨恨；现象学；交易费用

作者简介：刘牧(197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任会林(1980-)，男，河北省秦皇岛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004-04　收稿日期：2009-11-24

新制度经济学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成为极富活力的经济学流派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研究要回归“真实世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严密性和适用性受到一定质疑，目前尚未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可。这促使我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本文尝试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并初步揭示其迅速发展背后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现象学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中把制度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既定的前提，其成因在经济分析中被忽略。新制度经济学的创造性在于把制度变成了内生变量，制度的起源和变迁都可以运用交易费用分析范式来解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被视为经济活动中的噪声。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增加交易的难度，当交易费用太高时甚至交易活动会消失。因此，制度的价值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是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可是这一假定的逻辑结论是“制度没有必要存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没有用”(诺思，2002)，因此制度的存在与变迁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交易费用从狭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或“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成本”(埃格特森，2004)。但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交易费用的理解越来越宽泛，张五常(2000a)甚至把交易费用定义为“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即“制度成本”(张五常，2000b)。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是“完全理性”，即信息完全并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将这一假定修改为“有限理性”，即“个人为了获取信息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而且他们在处理信息和进行计划方面存在着有限的能力”(弗鲁博顿等，2006)，个体面临的外部环境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尽管人们可以被看作是意欲理性的，但是他们并非是超级理性的”(弗鲁博顿等，2006)。所以交易费用可以理解为不确定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所付出的成本。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如果否认不确定性，那么进行理性选择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此时交易费用并不存在，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如果否认理性选择，即人们并不是“意欲理性”的，那么交易费用也将不存在。因为交易费用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埃格特森，2004)，而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的不同用途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没有理性选择，也就没有机会成本，交易费用自然不可能存在。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倾向于认为交易费用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张五常，2000b)，是因为隐含了两个假定：理性选择是亘古不变的基本人性，不确定性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但是如果能够证明交易费用的这两个前提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那么交易费用的存在就不是绝对的。

首先，不确定性不是绝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通常遵循霍布斯(1996)的思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存在一个“自然状态”，此时自利的理性个体在逐利过程中会发生冲突，互相怀疑和猜忌，必然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但是舍勒(1999)认为“霍布斯丛林”非但不是一切社会的逻辑起点，反而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个人生活在生活共同体中并与之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感到并懂得自己处于群体这一整体内部，都感到自己的血循环于这一群体的血液之中的”(舍勒，1999)，“共同感觉、共同愿望负担着全部价值：个人是群体的器官，也是群体的代表，群体的荣誉也就是个人的荣誉”(舍勒，1999)，此时不存在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人的思想感情被直接感受到而无需猜测，人与人交往时没有不确定性，交易费用也就不可能存在。而现代道德强调每个人只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对他人的道德价值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感和陌生感，“惧怕被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已变成现代陌生感的基本态度”(舍勒，1999)，这时为了实现人际交往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可见不确定性并非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只是在现代社会的产物。

其次，理性选择不是绝对的。汪丁丁(1996)认为如果将制度理解为博弈均衡的话，那么它并不是被参与博弈的个体所选择的。个体没有理性选择的自由，机会成本不存在，从而交易费用也不可能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只有当多种用途针对一项资源发生竞争时，理性选择才成为必要。因为相对于无限的欲望资源总是有限的，那么稀缺性就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但如果稀缺性只是某种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那么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机会成本对人类来说就不是绝对的。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资源稀缺性问题较现代社会更为严重，因此狩猎一采集经济必然极度贫困。但是狩猎一采集社会实际上是“原初丰裕社会”，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欲求水平非常低，因此“狩猎者可以摆脱市场稀缺性的桎梏”(萨林斯，2009)，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很容易被满足。与现代社会不同，对狩猎者来说时间不是稀缺资源，他们拥有大量闲暇。制造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原材料也都很容易获得，所以自然资源也不是稀缺的。由于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取舍，机会成本乃至交易费用此时都不会存在。

由此可见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依赖一定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交易费用也就不存在。但是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却往往被滥用，被用来解释一切制度的起源。所以应该探究这一范式的社会心理基础。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发现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和现代西方的思想与实践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舍勒(1999)认为在价值并不是主观感受的反映，而是一个客观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是不同主体追求价值的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没有能力追求较高价值的主体会产

生“自惭形秽、令人压抑的价值低下意识”，这种怨恨积累起来会令这些主体心里充满紧张和痛苦，这种紧张感和痛苦感通过价值假象得到缓解，较高价值和较低价值的位置被颠倒。舍勒认为现代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都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之上，由此产生的价值假象将客观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在这种道德原则之下，对事物的爱永远是以恨为基础的，即对某物的爱并非是由该物自身的正面价值所引起，而是由对另一物的恨所引起，恨是比爱原本的情感。怨恨的作用不局限于道德领域，现代社会的理论括动的精神气质也是由怨恨塑造的，理论活动并不是纯粹客观的、价值无涉的研究，而是奠基于现代人的基本价值观。现代思想的特征之一就是倾向于从否定的角度对事物的起源进行解释，认为“纯粹的否定和批判具有一种创造力”(舍勒，1999)，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对另一事物的否定。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与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有价值的事物，那么这一价值一定不是来源于该事物自身，而是来源于另一有负价值的事物。正因为我们试图消除这种负价值，才使得正价值成为可能，对负价值的恨要先于对正价值的爱。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为了尽量减少这种牺牲和代价，制度的存在就成为必要。交易费用的负价值具有创造性力量，而制度仅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具有价值。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工具性理解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曾对制度下过定义。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诺思(1992)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舒尔茨(1994)在将制度定义为约束人的行为的各种规则。拉坦(1994)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将制度定义为“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这些定义的共同点是把制度看成是对行为的约束，制度主要是针对外在的、可见的行为，而不是内在的心理状态，“约束”意味着制度进行的是减法，“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通常把制度理解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工具“倘若交易是有成本的，那么制度就是重要的”(诺思，2008)，因此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诺思认为“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认为，制度包括非正式的和正式的两大类，前者包括道德、传统、价值观等内容，后者包括法律和规章制度等。新制度经济学对非正式制度也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理解。诺思(1992)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由于个体之间交往存在着巨大的交易费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都是为降低这种交易费用而发明的工具。这种思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前被认为神圣不可改变的制度，现在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它们不过是解决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制度变迁的动机无非是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这种分析范式后面隐藏的重大难题是它与我们对制度的日常理解不同，也与严格的现象学描述的结果不同。在我们的日常体验中，很多制度并不是作为工具被把握的，比如道德是崇高的，宗教是神圣的，法律是具有尊严的。这些制度被我们体验为自身就具有价值，而不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因为神圣与崇高的价值本身已经高于个体利益，如果让前者成为谋求后者的一种手段，本身就是亵渎。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思路是：一种制度所宣称的价值和它的本质是不一致的，研究的结果总是表明制度表面的价值是一种虚构，制度的本质隐藏在其背后。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揭示这种研究思路背后的心理机制。

舍勒(1999)认为价值秩序是客观的，自身价值从低到高共有四个等级：适意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工具价值的本质在于促进自身价值的实现。当主体无力追求较高价值的时候，怨恨就有可能产生，怨恨造成的痛苦感和紧张感在价值假象中得到缓解：较高的价值被否定或者被认为是虚构的，只有低下的价值才是真实的。舍勒(1999)认为现代道德就是这种怨恨的产物，“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怨恨在现代市民伦理的构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对较低的福利价值敏感，而对较高价值不敏感。传统社会道德、宗教、习俗、法律等制度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而不是因为促进了集体或个体的福利才具有意义。在这种体验结构之下，制度并不被认为起源于个体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由于制度是神圣的，制度的变迁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现代人对价值的体验发生重大变化，自身价值的内容急剧缩减，几乎只剩下较低等级的适意价值和福利价值，如果一个事物不能增进福利，它的存在就无法被理解。于是宗教、道德、习俗、法律等制度由于不能直接增进福利，只能被理解为为福利价值服务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度的起源”这样的问题可能被提出。作为工具的制度被认为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革，“‘群体形式’的价值取决于这种形式为个人创造出的幸福之总和，按这一前提，便要时时刻刻改变和‘改革’群体形式，‘随意’便取代了对群体形式的敬畏”(舍勒，1999)。较高价值反而要为较低价值服务，正常的价值秩序被颠覆。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误解

(一)价值是被创造的还是被发现的

新制度经济学一方面把制度理解为对行为的规范，所以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仅仅是某种行为规则，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却被理解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对“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的公正性作出判断(林毅夫，1994)。显然意识形态必然涉及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对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应该如此理解。一个行为是道德的，其前提是“这个‘应当’存在的行动的价值在意向中被把握到”(舍勒，2004)。

由此我们就可以怀疑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真的解释了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如果制度仅仅是博弈规则，个体的选择集合是先于制度存在的，制度仅仅是对这一集合施加限制，即对个体的自利行为进行限制。如果制度被理解成选择集合的一个子集而与价值无关，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就解释了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但是现象学描述使我们发现了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可能误解了自己的成就，它并没有解释非正式制度最核心的内容――价值。在博弈论被引入到对制度起源的解释之后，制度往往被看作是博弈的均衡(青木昌彦，2003)，价值的奠基作用仍未引起注意。

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也承认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那么它还能够解释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吗?价值能够被我们创造出来吗?仿佛我们为了节省信息费用就能把价值制造出来。认为高尚、正义这样的价值能够被创造出来的观

点是否隐含着逻辑矛盾?认为价值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创造出来，也就是承认价值可以从虚无中诞生。我们怀疑一个事物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这一事物。概念被理解的方式有两种：描述和体验。复合概念可以通过描述被理解，即使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概念所对应的事物，这些概念也能通过定义的方式列举出其主要特征而被我们理解。但是简单概念无法通过描述被理解，其含义只能在直观中被给予。高尚、正义、神圣这样的价值词属于简单概念，理解这个词唯一的办法是亲自从某个人或某种行为上体验到这一价值。但是正因为如此，价值的存在就无法被否定。价值属于观念的对象，所以是没有时间性的，谈论其产生和消灭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否定高尚的人的存在，但是为了让这样的否定具有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已经理解高尚的含义，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否定高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高尚作为一种价值并不是在时间中实存的事物，因此“高尚不存在”这一命题是自相矛盾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恰恰隐含着这种自相矛盾。

(二)制度的作用是约束还是塑造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理解为一种约束，是对个体选择集合的一种缩小。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理解也是因为忽视了价值在制度中的奠基作用。任何制度都不是单纯依靠强制发挥作用的，而必须依靠人们内心对该制度的认可才可能正常运转。任何制度的核心并不是对行为的约束，而是该行为规范被赋予的价值。而价值如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不可能被创造的，由于存在一个客观的价值等级，从最低到最高，无限丰富的价值样式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我们在事物身上体验到的价值并不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对某一客观价值的把握。不同民族、文化对价值的把握能力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就体现在制度的差异上。所以不同的制度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存在“分歧”，而是有高下之分。因此制度从根本上并不是被理性选择出来的，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博弈的均衡，这些观点没有触及制度的核心，制度从根本上是被发现的。制度进步的标准也就不是是否节约了交易费用或增进了经济福利，而是是否向更高的价值领域扩展。

新制度经济学总是从自利个体出发解释经济制度的起源，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被看成是先于制度存在的，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利益的社会性，所谓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并不是在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就存在的，而正是在一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所谓个人利益也是事物价值的一种评价，因此只能在一定价值观之下才能形成。不同价值观和非正式制度之下，个人利益的含义并不相同，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个人利益。所以把个人利益作为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三)制度的稀缺性

由于制度的建立、维持和变更需要运用稀缺资源，所以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也必然是稀缺的，相对于制度的需求，其供给永远是不足的。如果制度的功能是减少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被完全消除，而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阐述的，稀缺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实际上特定人格结构的产物。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稀缺性存在的条件是手段相对于目的是不足的，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颠倒，那么稀缺性就不可能存在。此时根本谈不到运用稀缺资源来建立制度。实际上稀缺性问题也只是在现代社会才尤为突出，现代人深刻地体验到时间、金钱、土地等各种资源都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才会有取舍。把一切人类制度都理解为稀缺的正是这种体验的一种反映。

(四)交易费用的数量问题

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作用在于对制度进行解释，从科斯开始制度的主要功能被解释成节约交易费用。由于把制度与交易费用相联系，自然会引出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易费用变化趋势的问题。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既然创造制度的初衷是降低交易费用，那么评价制度优劣的标准就是节约交易费用的多少，所以制度变迁的方向应该是总体交易费用逐渐降低，但是另一派观点认为，随着分工和市场的发展，交易活动日趋复杂，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费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一分歧很大程度上是交易费用概念的模糊性造成的。为了克服这种模糊性，就产生了对交易费用进行测量的努力。这些观点忽略了一点：交易费用作为成本是对某一肯定价值的放弃。因此只有在当事人具有特定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内涵是相对于价值观的。当制度变迁发生时，价值观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内容也会随之变化，因此简单地谈论交易费用的变化趋势是无意义的。只有假定基本价值观保持不变，我们才能谈论交易费用的衡量和变化趋势等问题。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却把包括价值观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理解成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果关系也被颠倒了。

第13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第14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转贴于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 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 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 “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sound market）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对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所具有的影响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认识到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制度对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识到滥用国家权力——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唯一能够合法地对个人产权进行侵犯的权力——对经济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较为客观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消除的社会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为有效率的市场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和谐论是不现实的，市场效率不是免费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危机，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

注释：

①【美】E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运用》，郑琳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8页。

③【美】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页。

④【美】F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钱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页。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页。

⑨⑩[11][18][20]【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页。

[12][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13、16-20页。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版，第18页；【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81页。

[14][21]【奥】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页。

[15][19][46][48][49][52]阿曼阿尔钦：《产权经济学》，载于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页。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产权制度中的道德与效率》，载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83页。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张五常：《共有产权》，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30页。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评论》，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69页。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页。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转引自【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页。

[4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页。

[43]【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载于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年9月版，第205-220页。

[44]【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版，第1-16页。

[45]【美】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下），刘文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页。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界定理论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6）.

第15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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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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