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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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地无限制的流人与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债务国有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银行投机和金融危机——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90年的危机，到后来发生的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在这本文笔简练、分析透彻的著作中，欧洲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让?梯若尔分析了上述危机的特征，防范危机的制度改革，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全球金融体制的重建等重要问题。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梯若尔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和“秘笈”，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而这个秘笈则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尔开始以一个开拓者的姿态征服经济学的新领域：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1992）,不完全契约理论（1999），公司治理结构(2001)，公司金融理论（2002），国际金融理论（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经济心理学（2002）。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梯若尔或以综述性论文的方式，或以专著的形式完成该领域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后悄然转向另一个领域。梯若尔具有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他总是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梯若尔对经济学惊人的直觉，也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快的反应能力使得一般的学者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思维，因而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在梯若尔面前，我们如同！”
第2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
第3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特里芬难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下,凭借利益和责任不对等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欧元相继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控制风险,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外汇储备贬值、危机转嫁、货币错配、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充分说明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引起了更多人对美元地位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思考。
一、国际货币体系概念及演变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1]。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间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进历程
1.一战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度。黄金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国际间支付原则、结算制度是统一的,各国货币都有各自的含金量,因此都必然是固定汇率制。没有一个公共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与监督,各国自行规定其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办法。
2.一战后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时的汇率制度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国际储备除黄金外,外汇(主要是英镑和美元)占有一定比重。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具备金本位的基本特点。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双挂钩”的具体内容是:(1)美元与黄金挂钩;(2)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比价。通过黄金平价决定固定汇率;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得超过金平价的上下1%,否则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美国国际收支必须顺差,美元对外价值才能稳定;(2)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3)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具备。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4.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现行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崩溃后不断演化的产物,学术界也称之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清偿力问题。但事实上,牙买加体系并不是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平价制由于逐渐崩溃而造成的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和不稳定性。尽管牙买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实际所谓的汇率自由浮动只是一种理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能采取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使得该国的加权平均有效汇率决定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汇率的波动状况,而与本国经济脱节,势必造成本国汇率对经济的非均衡干扰。另外,钉住汇率制相对固定的特性加大了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性在国际市场上的巨额游资的攻击,出现大国侵害小国利益的行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化。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大增,不利于弱国利益的保护。
2.特里芬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牙买加体系允许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相对单一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并未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它只是将原有的矛盾进行了适当的分散化。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几乎能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这势必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发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将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以爆发危机的严重后果。
3.国际金融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性和权威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成为美国的经济工具,而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二是对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援救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2]。并且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并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由于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所以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贷款资金非常有限。三是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2]。
4.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缺乏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和有效的监管措施功能,难以肩负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之责[3]。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建立主要储备货币稳定的汇率体系。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层面上建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层面,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货币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政策调节及充分的协商,保持三者间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各国有义务在汇率达到目标边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干预,以维护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2]。其次,在其他相对弱势货币之间,允许其根据自身情况,在钉住、可调节和浮动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同时,相关国际组织应建立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监测机制,对成员中实际汇率水平高估或低估现象及时提供调整意见,以保证新的货币汇率机制的正常运行。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构筑方面既应强调大国的责任,又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充分的自。
2.积极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被认为是解决“特里芬难题”最理想的路径。但由于不存在超国家强力做后盾、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相对和独立的财政担保,“超国际储备货币”仅凭其信用很难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所有功能。况且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要打破目前既得利益,必然会阻力重重。而且,从货币竞争理论来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储备货币并存的体系,并在各自区域形成势力范围。所以,加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探讨区域性经济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的冲击和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积极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准备制度条件。
3.进一步改革IMF体制功能。改革IMF的作用和职能IMF作为现行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IMF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IMF进行广泛的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更多地考虑根据一国国际收支状态而不是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降低美国对IMF绝对控制。二是增加IMF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在某国家或地区爆发危机时,增强IMF可动用资金的规模。三是扩大IMF提供援助的范围,增强其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职能。
4.加强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3]。
参考文献:
[1]李太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及改革探析[J].时代金融,2007,(10).
第4篇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的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这3种功能全部或部分从中国国内扩展到国外。中国自2008年底拉开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正一步步向前迈进。人民币正在国际范围内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使用。
1.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现状
我国于2009年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目前有206个国家与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2010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5063亿元，2013年达到4.63万亿元，3年间增长了81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70%左右是跨境货物贸易，30%是跨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交易。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同期对外货物贸易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约80%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通过香港进行。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之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贸易总额的50%，或者是中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30%将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此外，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2013年12月3日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10月份开始，人民币已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根据SWIFT的数据，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场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绝对多数，而欧元的市场占有率则从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现状
自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该业务发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为2840.2亿元人民币，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达5337.4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币结算额占F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长速度很快；ODI人民币结算额占O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额较小。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业务发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权类产品和人民币基金类产品。2009年之后，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快速，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也快速增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从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万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债券以来，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发展速度较快。如图3所示，从2010年到2013年，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增长了224%。香港债券市场的发行币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币债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币债券比重直线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债券市场98%为港币债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港币债券比重降至35%，人民币债券比重高达52%。除了香港地区作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外，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还包括伦敦、新加坡、中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等市场。2011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国副总理共同宣布，伦敦将和北京共同协力发展人民币业务。是年年底，伦敦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量已经占到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量的46%。中国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币债券是汇丰银行于2012年4月在伦敦发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币债券在纽交所上市。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货币当局人民币流动性的提供。通过和其他国家（地区）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除了维护金融稳定之外，中国货币当局还可以为境外人民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共和24个国家（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30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25932亿元人民币。
3.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状
当前，人民币的储备职能尚处于萌芽时期。尽管如此，基于中国经济几十年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及人民币的良好声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智利、委内瑞拉、柬埔寨、奥地利、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选择将人民币资产作为该国的储备资产。外国央行主要通过如下3个路径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一是外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协议；二是外国央行通过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三是通过QFII渠道进行人民币储备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努力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IMF最近一次修订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间，SDR定价篮子货币由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组成。该货币篮子并没有真实反映当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改革SDR货币篮子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总裁卡恩和现任总裁拉加德都欢迎人民币加入SD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币在SDR一篮子货币中应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俄罗斯、巴西和法国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鉴于此，为了减轻人民币加入SDR的负担，IMF专门制定了一套相对较易满足的“储备资产标准”，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订时将人民币纳入SDR。尽管人民币尚不是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外汇储备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币已经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了。有实证研究显示，一国经济总量（按实际汇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将上升0.55%。假设在10年之内，中国GDP全球份额上升10%（将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所持外汇储备的比重将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国家央行势必会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重，最终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仍是美元主导的体系，也被称为“美元本位制”，该体系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凭借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担负着该体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储备货币彻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货币供应量失去了任何约束，美联储成为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物价水平的决定者，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通货膨胀机器。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意味着美元的“过分的特权”有了一定的外部约束，意味着当人们对于美元作为价值储存失去信心时，可以有其他外汇货币的选择。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1.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解
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表现之一是，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迫使发展中国家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以极低的利率（现在几乎为零）向发达国家提供巨额贷款（2007年为2.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累外汇储备，是基于3个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对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第二，一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时，缺乏有效的“集体保险”机制（collectiveinsurance）。虽然IMF的紧急融资（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体保险”，但是它的较高条件限制了很多国家申请使用该项贷款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我保险。第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烈的顺周期资本流动的压力，在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时，国内资本加速外流，加剧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来对付危机。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达11.86万亿美元，在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占比分别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达3.82万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7300%。从横向比较来看，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额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额排名分别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则有价值缩水之虞；如果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价格将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将大幅缩水。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利率较高。也就是说，中国以很低的利率把资金借给美国，同时又以很高的利率从美国借款，两者之间的利率差其实就相当于将资源向美国转让。可见，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补贴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这体现了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巨大的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当前，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而美元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不得不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同时，除了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之外，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多年来保持金额巨大的双顺差，致使中国积累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导致中国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例如在进出口贸易中，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贸易盈余时，中国贸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币，而非美元，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在国际投资中，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国来华投资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同样的，当外国来华投资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时，进入中国的是人民币，而非美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美元储备积累的减缓将有助于减轻中国补贴美国这个不公平的现实状况。此外，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并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中国与本地区较多国家间的贸易收支关系中，中国属于逆差国。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进口商将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从本地区各国进口商品和劳务，从而本地区各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将积累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储备，相应地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这些东亚、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将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币储备来替代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也可减缓这些国家或地区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
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历史上来看，国际交易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债权国家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由债务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来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前美国这个最大债务国的货币———美元，却恰恰就主导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样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国际储备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多元化时代。当前这个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为常态，而且金额持续扩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连续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导致了美元在中长期内趋于贬值。在美元贬值的预期之下，私人机构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贬值导致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即刻缩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买入了私人抛售的美元资产。即使是这样，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担心，美国净债务的积累会使得甚至连中央银行也不愿意继续积累美元资产，原因是担心遭致美元贬值的损失。另一方面，在面临着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压力、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缺乏“集团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以加强自我保险。由于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2008年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国持有更多外汇储备的行为。如果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巨额需求，美国不得不靠保持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来应对。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已经致使美元贬值，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将不再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从而，这个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也是极其不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于外汇储备的巨大预防性需求与外汇储备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第一，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可以用本币进行各种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尤其是，中国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摆脱了“原罪”（theOriginalSin）问题。那么，中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大为减少，中国就从最大的储备货币需求方转变成了供给方，有利于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和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在选择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时，就可以将人民币作为其选项之一。而且，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从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美元储备供求之间的矛盾，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三，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打破当前美元和欧元的双寡头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作为全球的主导货币，享有垄断地位，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级特权”得以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和政治“胁迫”。欧元启动后，欧元成为第二大货币，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权，而日元和英镑不论是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是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双元寡头”的体系。但是，美元和欧元的地位又是不对称的，美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从两种货币在全球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反映出来。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欧元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0.9%和24.5%，可见，欧元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够约束美元的过分特权。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就有可能进入了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时代。这种体系的优点包括：其一，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3种可供选择的清偿工具，缓解了用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导致的“信心和清偿力之间的矛盾”，还避免了两极货币格局容易产生的“跷跷板效应”；其二，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分散汇率风险的机制，使第三种货币成为另外两种货币波动的平衡力量；其三，对称的三元寡头垄断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相互制衡，既竞争、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说的，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下，美国将不能再滥用其“过分的特权”。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其他货币挑战了，美国将不得不减少其对外国储蓄的需求，从而减少将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三、总结
第5篇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一是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二是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三是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四是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的货币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储备货币发行国(26个以上)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由此可见，“完全可兑换”作为储备货币的条件值得置疑。另外，《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每年均列出世界储备货币的构成，自欧元创立以来，《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通常只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2002年)，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约占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广泛的接受性”的标准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表达。
(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可见，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并非必要条件。
(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963～1975年问，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20左右，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二、从现实中归纳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
以上我们通过比较日元成为储备货币时的条件否定了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三个。那么，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到底需要哪些条件呢?比较日元形成储备货币的过程，本文认为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需要下述五个并不很难达到的条件。
(一)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持有这种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一必要条件。
(二)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与交易成本有关。一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贸易或资本项目逆差支付，如果一国与中国有巨额贸易(自然也形成一定量的贸易资本流动)，该国外汇储备支付的大部分将用于中国，如果该国储备当局不储备人民币(假定人民币能用于贸易结算)，而只用美元支付，那么，该国的交易将面临两重汇率风险，即人民币和美元两种汇率风险——有些时候，这两种风险可能是叠加的。而如果该国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则减少了一重风险，即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对于日本和韩国(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均为中国)，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将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定中国是某一个实行钉住美元制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该国家的外汇市场上就会有大量的人民币交易，当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时，美元的汇率可能没有变化，因而为数不多的与美国贸易的进出口商没有汇率风险，而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因为与中国进行贸易而面临汇率风险，从而使这种钉住失去了意义(钉住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多数进出口商的汇率风险——或称交易成本)。显然，这个国家至少应该将人民币当作其钉住货币的一种(要钉住，就必须先储备，否则外汇管理当局就无法操作，从而使钉住变成空话)。而如果这个国家将人民币当作钉住货币，当人民币升值时，它就不必对美元升值，从而使外汇市场上的操作变得更简单(减少交易成本)。可见，一国货币成为关键货币的关键是它的贸易(国际交易)规模，如果它的贸易规模足够大，就会有较多实行钉住汇率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当这些贸易伙伴与该国的贸易占到其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时，钉住这种货币就顺理成章，储备货币自然形成。
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出现的前几位国际货币发行国——德国、日本和法国，其世界贸易额在全球排名也不相上下。可见，虽然交易规模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贸易规模更具决定性意义。
(三)允许境外非居民用本币存款账户结算一种货币虽然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较大”，但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也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另一个条件是：允许非居民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账户(而不是现金)。如果上述(一)和(二)两个必要条件已经成立，那么，只要境外非居民可使用这种货币账户结算，必然导致这种货币的大量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国就没有理由不对储备这种货币的中央银行或相关机构提供清算服务。另外，前面我们提到，在日元成为储备货币的早期，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储备化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应该强调的是，这一条件与一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性并不是完全相关的。从货币兑换的主体划分，自由兑换可分为四种，一是对本国居民的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二是对本国居民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三是对境外非居民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四是境外非居民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上述分析表明，在这四个自由中只要实现了一、三两个，对于一个贸易大国，其储备货币的形成条件就已经足够了。日本早在1960年实现了第三种自由，但第一种自由却是在1964年才实现，第二种在1980年才开始实施，而第四种直到1997年才全部完成。
(四)实行对主要储备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如果一国出口总值在世界居前列(经济大国)，又实行固定汇率制，则其放开非居民的本币贸易账户就是放开了短期资本，而放开了短期资本就陷人了三难困境(trilemma)：失去了货币政策自主性。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大国的货币要想成为储备货币，它的汇率必须浮动，否则它的货币政策迟早会受到资本流动的制约。进一步，我们能不能说，实行浮动汇率是一种货币储备化的必要条件呢?就目前来看，所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都是浮动的。横截面的归纳似乎是正确的，但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德马克曾是世界重要的储备货币，然而它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实行固定汇率制；美元的中心储备货币地位也是始于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和克鲁格曼的“三难困境”理论，我们可以将第四个必要条件限定为：在牙买加体系下一个经济大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它必须对主要储备货币(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浮动。这个命题不仅符合上述两个理论，而且也举不出反例。
(五)长期保持不贬值的趋势马克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存在着长期升值的趋势(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这种趋势给货币的持有者带来了收益，因此，人们愿意持有这两种货币。可见，长期的升值趋势对货币储备化过程的重大意义；而反过来，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货币是因为贬值而变为储备货币。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一种货币成长为储备货币的第五个必要条件是：在其演化的初期必须保持长期对外升值趋势或保持较强的稳定性(例如瑞士法郎)。
三、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准备状况
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是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象征，而且还有铸币税的收益。然而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一种货币能不能形成国际储备货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发行国有没有能力提供储备货币。一国只有允许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才能成为储备货币，而让非居民持有本币账户就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短期资本市场，从而使该国将面临着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所以，一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制度能不能消除或经受住短期资本的冲击是它能不能形成储备货币的先决条件。根据克鲁格曼三角，要在制度上消除这种冲击，一个小国可以实行货币局制(实际上香港在1998年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一个大国则只能浮动汇率。所以，开放本币存款账户和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个大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是非货币发行国政府是否愿意持有这种货币。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能成为储备货币，但最终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还取决于他国政府能否接受，而他国政府能否接受又取决于发行国本身的政治经济条件，即政治经济稳定、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和货币具有长期保持不贬值的趋势三个条件。
人民币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又如何?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地考查。
(一)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历经了1980年代末期世界的政治动荡，19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危机冲击，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在向稳定点靠近；一系列体制的悄悄变革，使政治体制和经济运行相互配合，演化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定结构；迅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政权稳定性得到了进一步保证。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人担心中国近期的政治经济稳定性。这一条件为人民币演化为储备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具备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础从1978—2005年，我国的进出口额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14221．2亿美元，翻了69倍。尽管我国目前的综合实力仅居世界第60位，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但已经是世界第五经济大国和第三贸易大国了，近几年，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惊人，2003～2005年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分别是37．1％、35．7％和23．2％，2006年上半年达23．4％，表明全年增长速度不会少于20％。按此速度增长，不久将竞争第二贸易大国。此外，目前我国已经成为11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阿根廷、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蒙古、马达加斯加、贝宁、台湾和香港地区)。在这些经济体中有5个实行钉住汇率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世界外汇储备大国。另外，应该说明的是，中国与泰国在2000年曾达成货币互换协议，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一旦这些协议执行，人民币将自动成为储备货币。
(三)逐步升值的汇率演化尽管中国经济发动于1980代初期，但人民币开始升值却是从1994年开始的，最初的升值可能是汇率并轨的超调结果，接踵而来的是1997～2000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对人民币的担心而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的噪音交易，但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不仅保持了人民币与美元名义汇率的稳定，而且因亚洲各国(包括日本)货币普遍贬值，使人民币相对升值。2003年中国经济在脱离了低迷之后呈现出繁荣，人民币预期的突然转向使其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突显，从此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都进入了逐步升值的轨道。近十年来，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迅速普及，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命题，只要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过程不完结，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就不会完结。
通过上述第二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外国政府接受性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因此，只要我国政府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则人民币将迅速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然而，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政府不可能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结算。因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2005年经常账户顺差和直接投资账户顺差就达2000多亿美元，如果我国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则外国的进口商为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利益，必将对中国进口企业提出用人民币结算的要求；而中国出口商为了避免使用外汇而遭受人民币升值的汇兑损失，也必将同意使用人民币结算，结果当然是中国多数出口将不使用外汇。假定有一半出口额用人民币结算，一年就会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再增加3500多亿美元。因为非居民的人民币存款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短期资本账户上，也就是我国出现了大批的短期资本流入。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再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5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2．6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很可能失去控制。一年超过5500亿(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可见，我国不能放开非居民的人民币账户(因而导致人民币不能成为储备货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短期资本——外汇储备——货币政策三者的联动关系。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解除这种联动关系的方法只能是实行浮动汇率制。由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在货币制度上还不具备提供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条件。
四、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路径预测
近年来，我国通过吸引外资政策发展国际贸易，逐步实现了贸易额的世界前列地位，为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可当人民币临近国际储备货币的门口时，它又落入了“三元困境”的陷阱；要摆脱这个陷阱，它必须乘上“浮动汇率”这个电梯，从陷阱里上来。在许多人看来，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的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目前由许多研究机构测算的购买力平价已经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汇率立即由市场自行决定，则市场价格必升至5．4以下，调整幅度将超过36％。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这是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浮动(完全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也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一年多以来人民币正在逐步升值，至今年9月5日已经升值了4．8％。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外汇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储备化的过程中各种必要条件之间的钳制关系的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还需5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2年的年初接近购买力平价所确定的汇率。也就是说，从2005至2012年人民币将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并逐步对美元升值，最终逼近购买力平价，并逐步扩大浮动的区间，为完全浮动创造条件；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试行市场定价；再经过2年左右的试验，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和熟练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约在2015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可能成为20个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一旦中国开放非居民的人民币转账结算，这些贸易伙伴国会主动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占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将迅速上升，在五年内(2020年)达到3％(排在日元之后)。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实际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
综上所述，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条件并非遥不可及，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多数条件，少则6年，多则10年，“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就会变为现实。
第6篇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的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这3种功能全部或部分从中国国内扩展到国外。中国自2008年底拉开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正一步步向前迈进。人民币正在国际范围内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使用。
1.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现状
我国于2009年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目前有206个国家与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2010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5063亿元，2013年达到4.63万亿元，3年间增长了81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70%左右是跨境货物贸易，30%是跨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交易。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同期对外货物贸易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约80%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通过香港进行。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之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贸易总额的50%，或者是中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30%将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此外，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2013年12月3日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10月份开始，人民币已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根据SWIFT的数据，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场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绝对多数，而欧元的市场占有率则从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现状
自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该业务发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为2840.2亿元人民币，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达5337.4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币结算额占F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长速度很快；ODI人民币结算额占O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额较小。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业务发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权类产品和人民币基金类产品。2009年之后，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快速，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也快速增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从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万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债券以来，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发展速度较快。从2010年到2013年，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增长了224%。香港债券市场的发行币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币债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币债券比重直线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债券市场98%为港币债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港币债券比重降至35%，人民币债券比重高达52%。除了香港地区作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外，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还包括伦敦、新加坡、中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等市场。2011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国副总理共同宣布，伦敦将和北京共同协力发展人民币业务。是年年底，伦敦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量已经占到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量的46%。中国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币债券是汇丰银行于2012年4月在伦敦发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币债券在纽交所上市。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货币当局人民币流动性的提供。通过和其他国家（地区）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除了维护金融稳定之外，中国货币当局还可以为境外人民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共和24个国家（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30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25932亿元人民币。
3.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状
当前，人民币的储备职能尚处于萌芽时期。尽管如此，基于中国经济几十年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及人民币的良好声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智利、委内瑞拉、柬埔寨、奥地利、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选择将人民币资产作为该国的储备资产。外国央行主要通过如下3个路径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一是外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协议；二是外国央行通过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三是通过QFII渠道进行人民币储备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努力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IMF最近一次修订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间，SDR定价篮子货币由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组成。该货币篮子并没有真实反映当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改革SDR货币篮子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总裁卡恩和现任总裁拉加德都欢迎人民币加入SD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币在SDR一篮子货币中应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俄罗斯、巴西和法国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鉴于此，为了减轻人民币加入SDR的负担，IMF专门制定了一套相对较易满足的“储备资产标准”，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订时将人民币纳入SDR。尽管人民币尚不是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外汇储备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币已经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了。有实证研究显示，一国经济总量（按实际汇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将上升0.55%。假设在10年之内，中国GDP全球份额上升10%（将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所持外汇储备的比重将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国家央行势必会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重，最终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仍是美元主导的体系，也被称为“美元本位制”，该体系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凭借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担负着该体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储备货币彻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货币供应量失去了任何约束，美联储成为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物价水平的决定者，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通货膨胀机器。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意味着美元的“过分的特权”有了一定的外部约束，意味着当人们对于美元作为价值储存失去信心时，可以有其他外汇货币的选择。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1.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解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
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表现之一是，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迫使发展中国家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以极低的利率（现在几乎为零）向发达国家提供巨额贷款（2007年为2.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累外汇储备，是基于3个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对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第二，一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时，缺乏有效的“集体保险”机制（collectiveinsurance）。虽然IMF的紧急融资（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体保险”，但是它的较高条件限制了很多国家申请使用该项贷款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我保险。第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烈的顺周期资本流动的压力，在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时，国内资本加速外流，加剧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来对付危机。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达11.86万亿美元，在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占比分别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达3.82万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7300%。从横向比较来看，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额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额排名分别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则有价值缩水之虞；如果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价格将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将大幅缩水。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利率较高。也就是说，中国以很低的利率把资金借给美国，同时又以很高的利率从美国借款，两者之间的利率差其实就相当于将资源向美国转让。可见，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补贴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这体现了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巨大的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当前，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而美元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不得不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同时，除了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之外，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多年来保持金额巨大的双顺差，致使中国积累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导致中国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例如在进出口贸易中，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贸易盈余时，中国贸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币，而非美元，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在国际投资中，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国来华投资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同样的，当外国来华投资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时，进入中国的是人民币，而非美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美元储备积累的减缓将有助于减轻中国补贴美国这个不公平的现实状况。此外，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并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中国与本地区较多国家间的贸易收支关系中，中国属于逆差国。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进口商将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从本地区各国进口商品和劳务，从而本地区各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将积累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储备，相应地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这些东亚、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将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币储备来替代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也可减缓这些国家或地区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
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历史上来看，国际交易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债权国家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由债务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来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前美国这个最大债务国的货币———美元，却恰恰就主导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样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国际储备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多元化时代。当前这个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为常态，而且金额持续扩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连续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导致了美元在中长期内趋于贬值。在美元贬值的预期之下，私人机构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贬值导致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即刻缩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买入了私人抛售的美元资产。即使是这样，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担心，美国净债务的积累会使得甚至连中央银行也不愿意继续积累美元资产，原因是担心遭致美元贬值的损失。另一方面，在面临着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压力、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缺乏“集团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以加强自我保险。由于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2008年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国持有更多外汇储备的行为。如果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巨额需求，美国不得不靠保持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来应对。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已经致使美元贬值，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将不再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从而，这个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也是极其不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于外汇储备的巨大预防性需求与外汇储备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第一，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可以用本币进行各种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尤其是，中国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摆脱了“原罪”（theOriginalSin）问题。那么，中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大为减少，中国就从最大的储备货币需求方转变成了供给方，有利于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和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在选择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时，就可以将人民币作为其选项之一。而且，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从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美元储备供求之间的矛盾，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三，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打破当前美元和欧元的双寡头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作为全球的主导货币，享有垄断地位，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级特权”得以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和政治“胁迫”。欧元启动后，欧元成为第二大货币，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权，而日元和英镑不论是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是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双元寡头”的体系。但是，美元和欧元的地位又是不对称的，美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从两种货币在全球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反映出来。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欧元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0.9%和24.5%，可见，欧元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够约束美元的过分特权。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就有可能进入了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时代。这种体系的优点包括：其一，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3种可供选择的清偿工具，缓解了用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导致的“信心和清偿力之间的矛盾”，还避免了两极货币格局容易产生的“跷跷板效应”；其二，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分散汇率风险的机制，使第三种货币成为另外两种货币波动的平衡力量；其三，对称的三元寡头垄断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相互制衡，既竞争、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说的，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下，美国将不能再滥用其“过分的特权”。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其他货币挑战了，美国将不得不减少其对外国储蓄的需求，从而减少将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三、总结
第7篇
摘要：货币国际化是经济国际化的产物，是经济国际化的集中表现之一。货币国·际化在不同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下，所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本文试图从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的角度对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合理性、可行性做出分析。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收益；风险
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不同货币之间竞争和市场选择的过程。不同货币国际化为一国经济、政治等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美元成为国际化货币后，美国每年可以获得上千亿美元的铸币税收入，美元也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结算中最主要的货币；欧元国际化后，各国外汇储备中欧元的比重越来越大，欧盟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而日本在推行日元国际化后，伴随而来的却是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及出口贸易的剧烈波动。这些现象说明，货币国际化在不同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下，给一国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研究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可以从国际货币对该国经济、金融、贸易和政策制定等多重影响去评估货币国际化的合理性。
一、货币国际化的收益
（一）取得铸币税收入，为本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
所谓铸币税，原指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价值之差，现在通常指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无须支付利息的货币取得的收益，表现为货币面值扣除发行成本后的收益，由于发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铸币税基本上等于货币的发行额。在纸币制度下，当不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来自于随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当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也被称之为通货膨胀税，即中央银行超过经济发展需要增加基础货币发行。按照一般的估算，这类可称之为狭义铸币税的收入通常仅占一国GDP的0.2%（Krugman1998）。
当一国货币越出国界被其它国家使用或作为官方储备时，则产生国际铸币税的概念。储币货币发行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包括发行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取得的全部受益，即海外发行收入及政府债券取得的廉价融资收入。因为，储备通常是以发行国的债券形式持有，此类债券的利息低于储备国的本国债券利息。
货币国际化最直接的利益是为发行区赚取国际铸币税。货币流出本货币区，为该货币区赚取国际铸币税，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免除了该货币区向其他货币区输送铸币税的义务。非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需要通过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收支，但这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等后果，而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增加本国货币发行来弥补赤字，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美国所有美钞（约4700亿美元）的2/3都是在境外流通的，大约3/4的新增发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仅在1989～1996年间，流入俄罗斯和阿根廷的美钞就分别达到了440亿和350亿美元。加拿大一半以上的银行贷款已经按美元计算，并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Sulton1999)。美国国债的20%被其他国家官方及私人持有，而美国国债在较好安全性的同时，给付的利息较低。
（二）给本国居民带来跨境经济交易的便利，降低汇率风险，促进本国经济贸易发展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该国企业可以使用该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的计价结算货币，从而避免货币转换带来的汇率风险，有利于该国的经贸发展。
此外，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企业跨国经营。该货币区企业在获取该货币区货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而且该货币区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大量使用本币也规避了汇率风险。
（三）促进一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发展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必然面临货币回流问题，发展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满足持有其货币的非居民投资需要，是解决货币回流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货币国际化将促进一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产品的开发。
一个货币区的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的金融机构实行跨国经营。一方面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从该国或该地区获取本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该国金融机构在进行本币资金清算、现钞调度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本币资金也具有竞争力。
此外，一国金融机构在本币经营上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较为便利的从本国取得货币资金，非居民持有的国际货币可以通过非当地银行进行支付结算，但这些当地银行最终都会通过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算。而且，一国货币扩展到其它国家也会带动其金融机构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四）具有影响别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权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其央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中央银行，负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最终清偿手段，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个世界的货币政策定下基调，影响其它国家的就业、产出和经济。通常，货币发行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货币政策，对于储备这种国际货币的国家而言，又需要保持此种货币币值的稳定，当这两个目标发生矛盾时，作为国家，必然是以前一个目标优先，而别国却难以采取主动措施，只能根据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被动调节本国经济政策，这就是一种非对称冲击。
（五）提高政治自与国家声望，扩大一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
对于大国而言，当发生国际突发事件时，如果需要依靠国际货币发行国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对该国而言是很被动的。而且，一国持有的国际货币一般是投资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市场或存放于该国的金融机构，如果国际发行国采取冻结持有国财产的方式，该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美国曾经就冻结过前苏联、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美元存款。
部分国家与美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在流动性危机发生时，需要美国提供流动性支持。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可以自主提供其它国家都愿意接受的国际流动性，从而避免出现依靠他国提供流动性的被动局面，这是大国要求使用本币的根本原因，也是提高一国政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此外，国际货币是一种软实力，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社会具有较高声望，这是其它非国际发行国所无法比拟的。
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该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国际货币的发行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将对他国产生更大地影响，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有助于提高该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六）有利于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减轻对外币资金的依赖，维护金融安全
当前，国际货币呈现寡头垄断局面，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负债以美元计价，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以外国货币计价，这样一旦美元贬值，美元负债没有发生变化，而资产却因外国货币升值而增加，这反而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而且，本国货币即具有对外支付能力，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无须通过国内紧缩政策牺牲国内经济增长为代价来缓解收支问题，因而在国际收支上有更大的灵活度。
二、货币国际化的风险和责任
一国通过货币国家化虽然能获得收益，但也需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这主要体现为下几方面：
（一）发行国难以回避“特里芬难题”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从理论上讲，“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而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当然，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二）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和可控性
由于本国货币被非居民持有并使用，增加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存量的难度。另外，非居民所在国的经济政策将影响其持有其它国际发行的国际货币的意愿，这并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本身可以控制的，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将面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问题。
（三）货币的反替代增加本币贬值和通胀风险
由于非居民持有和使用本国货币，导致境外流通的本币不断增加，如果因某种因素导致非居民对本国货币信心降低，则非居民必然要将持有的该种货币兑换成其它货币，这将导致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贬值风险，进而可能导致输入型通胀风险。
第8篇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第9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经济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可以说，资金是支持我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融资问题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内源融资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渠道。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比例高达90.5％，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1）一方面，作为我国GDP增长主要贡献者的民营企业有着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有关的融资制度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大超过现有的融资供给，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间接融资渠道不畅，贷款困难，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资金，靠自有积累滚动式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壮大的渴求，减缓了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
（3）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结构失衡。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它们的服务对象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4）与各种渠道的贷款等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直接融资难的问题比间接融资更加突出，在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中这种失衡尤其明显。
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管理水平落后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制度也不够规范。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信用意识不强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诚信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信用欠佳，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从而造成民营企业的贷款困难。
（三）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作用，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国家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任务就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件依赖关案。
（四）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需求设置的，缺乏统一的民营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二是专门扶持民营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我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导银行有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行等，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这些银行实力较弱，而且城乡信用社在结算、服务功能、资金实力等各个方面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质信评估不健全。
三、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及对民营企业融资产生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约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瓶颈很多。主要有：
（一）原材料价跌过快
2008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猛涨，下半年价格猛跌，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而不稳带来连锁效应，产品价格严重下降，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负债经营，加之很多供货企业停产、破产，导致企业举步维坚、生产困难。
（二）资金不足、企业融资难
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加紧收缩银根，对中小企业实行“限贷”、“惜贷”、甚至停贷，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
（三）企业规模小，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抗风险能力弱
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带来了产品的快速降价，用货企业限产、停产、乃至破产，造成市场萎缩，产品无法销售，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维持艰难。四是工作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办理审批手续时间长。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工作人员胆小、怕出事、怕负责任，工作效率不够高；对审批条件都已具备的项目，却反复查找问题，拖延了审批时间。
四、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及建议
（一）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无论其目标如何，方法怎样，从资金供应角度看，理论上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紧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都是紧的或松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
（2）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是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要经常调整其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则调高利率。其结果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取得贷款时要付出较高的利息或贴息，专业银行必然也要提高其贷款利率或帖现率，从而使得整个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的筹资成本也相应上升，如果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就必然要减少利润，这会迫使企业压缩资金的占用和需求，进而缩减生产规模。
（3）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这属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上。信用扩张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多，货币供应量如果超过生产流通所可观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企业有利。因为企业可以随之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从中牟取超额利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上升。
（二）建议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要求得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缺陷，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内部管理，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以降低金融机构监督成本，从而降低自身筹资成本。其次，要进一步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
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和员工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避免劳资双方对条款的片面理解引起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当争议或纠纷发生时，有关部门应辅以事先告知、核实，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然后再行查处。政府应当成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节器”，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赢。建议县政府能根据行业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生产规律的如不定时工时制、弹性用工制度等条款，对本岛实体型企业制订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已有的实体型企业多招收本地劳动力，对招收本地人员需缴纳的小城镇保险金（每人每月约433元）与招收外地民工缴纳的综合保险金（每人每月约220元）的差额由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解决，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建议政府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面对当前企业开工不足而多余的员工，可通过企业工会和职代会，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对员工工资实行按5天计算支付制度，日工资水平按照960元/22天计算，每天44元，以5天工资为最低计算单位，即员工基础工资为220元，如企业开工不足，对暂时停业在家的员工，给与22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对超过3个月还未上岗的员工，企业暂停发放最低生活费，员工的社会保障费仍按照原来办法解决，让员工和企业共渡目前的“寒冬”，待形势好转时再行恢复。
第10篇
关键词：国际收支调节；现行货币制度；“双顺差”结构
一、国际收支平衡概念及其调节机制。
1、国际收支概念及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
国际收支是指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贸易、非贸易及资本往来而引起的国际间货币收付。各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都在寻求用各种手段调节国际收支以达到收支均衡，即进口和出口相对持平。但是，各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努力却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付之阙如，较为典型的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有：结构性原因、货币性原因和收入性原因等。总之，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样的，相应的调解国际收支的方式也必须多样。
2、进行有效国际收支调节的先决条件
那么，在一国的国际收支调节中怎样兼顾本国利益和世界整体利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际货币制度问题。一个完善的国际货币制度所应达到的目标是，第一，能够促进世界生产要素的有效分配，使所有国家的收入都有增长。第二，能够使世界经济得到稳定。第三，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机体，能够承受住可能发生的外来冲击，减少冲击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并且，也要从根本上阻止各国输出其内部的不稳定性因素。第四，必须保证各国的相对独立性，以不妨碍它国和整个体系的方式达到自立的政策目标。达到了以上目标，一定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各国货币关系都是有序的。
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要素。它确定一定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储备和提供国际流动性，并且为国际收支逆差融资提供物质基础。国际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汇率制度的选择对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影响是：汇率是否否变动及变动的幅度对国际经济的稳定性和货币体系本身的弹性有影响；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表现形式和调节方式有影响。
二、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收支调节
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前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在“布雷顿”体系之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制度。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或稳定机制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多元汇兑本位制国际货币制度。欧元的诞生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日元凭借战后经济的发展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也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极。但是应该说，没有统一的国际货币、各大货币之间汇率变动频繁、国际收支调节严重不对称，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收支平衡仍是国家货币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1、美元一强独大，为国际收支失衡埋下隐患。
虽然依“牙买加协议”，黄金非货币化，即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但是由于特别提款权作用有限，欧元危机，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由于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经济实力，各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及国际贸易计价结算都需要美元，因此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丧失。但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受黄金约束，却受困于美国国内经济的需求。近年来，美元大量超额供给，因而制造了美国及世界此起彼伏的以经济过剩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美联储在决定美元供给时，并不考虑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关系，其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经常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监管有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近20年内世界金融危机连续不断，国际收支失衡，美元的发行就难脱干系。
2，汇率安排多样化后，浮动汇率制对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巨大。
按“牙买加协议”，各国可以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目前，整个汇率体系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区域集团内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如欧盟及实行“盯住汇率制”国家的汇率制度；二是主要货币之间汇率巨幅波动。一般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政府推行本国政策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不受外部约束。汇率的波动还能防止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使一些国家较为顺利地克服国内的通货膨胀。但经验表明，完全自由的汇率浮动也带来不少问题：一是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增加了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使之风险陡然增大；二是各国经常项目收支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而它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不大；三是汇率过度波动，使国际基金组织对国际储备的控制削弱，主要硬通货国家的膨胀政策可以肆意继续下去，而无国际收支问题之虑。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多样、自由化，未能根本性地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在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国际收支调节可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干预及贷款、国际金融市场及商业银行的活动综合进行。但IMF资金的不足、权威虚，使长期以来全球范围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不能根除。
三、我国未来国际收支调节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不断加剧的“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国际收支结构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第二阶段为成熟债务国阶段；第三阶段为不成熟债权国阶段；第四阶段为成熟债权国阶段。由于我国经济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间，因此，我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调节路径将向经常项目顺差以及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过渡。
我国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是不可改变的趋势。目前，我国经济主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二是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率的经济结构将延续，由此决定贸易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我们应该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注重从扩大国内消费这一源头出发，保持合理的经常项目和贸易顺差。从国际经验看，加大资本项目调节力度是必然选择。我国可以扩大对外投资的渠道，大量使用外汇资产，减缓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和流动性过剩，减少国际收支顺差较大的压力；同时，合理引导人民币升值预期，抑制短期热钱流入；加强对短期外债管理，减缓短期间接资本流入，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减少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直至使其转变为一定幅度的逆差。未来国际收支调节逐步转变到经常项目顺差以及资本项目逆差，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符合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
参考文献：
[1]戴维.里维里恩，《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
[2]方文，《国际收支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卜永祥、秦宛顺，《人民币内外均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方文：《美国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及其启示》，载《中国外汇管理》，1999年第11期.
[5]王立荣、刘力：《国际货币制度演化与货币危机机理探》，载《当年经济研究》，2009年第06期.
[6]刘伟：《货币危机：内外失衡、汇率失调与国际货币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7]陈岷：《国际货币制度的困境与我国的应对》，载《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第34期.
[8]焦武：《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第11篇
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2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3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4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分析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第12篇
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1]于海.金融问题研究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9).
[2]何泽荣.入世与中国金融国际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7).
[3]林志远.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改革出路.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9).
[4]孙新雷.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8).
[5]陈野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中国的金融创新.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1).
[6]何璋.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5).
第13篇
次贷危机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唯一核心货币的基础，在美元汇率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世界经济遭遇衰退的背景下，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利益纠葛复杂，2008年11月9日和10日的G20会议并没有对未来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改革形式形成建设性想法。市场对未来核心货币的选择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有观点提倡回归金本位，有观点提倡让欧元取代美元，有观点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三足鼎立”。如此背景之下，本文循序渐进地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提出四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力图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寻觅发展方向和道路。
一、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
国内外一些略显激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复辟金本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混沌和动荡回归平静和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无法亲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汇兑本位时代，但在这些人看来，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经从57.16万亿美元骤减至30.76万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46.19％，而与此同时黄金却价值坚挺，从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黄金在危机动荡中身价徒增。毫无疑问，大多数与次贷危机紧密相关的要素都产生于信用货币体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审慎的次级房贷、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国政府长期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很多人将次贷危机的危害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并将期盼救赎的目光投向坚挺的黄金。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地讲，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有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1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金本位和黄金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黄金，金本位也能运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事实上，制约金本位正常运转的，不是存量的数字大小，而是人们对黄金存量有限性的预期，受制于有限的黄金供应量，金本位下的货币供给必将收敛于一个极限，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及其对应的货币需求则可能没有极限，在所有理性预期者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意味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主体往往会争先恐后地挤兑黄金，争取让有限的黄金更多地落袋为安，这种矛盾使得金本位难以稳定维持。
2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非常尴尬的是，虽然黄金总量有限性使其难以有效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如果突破了这层约束，黄金的未来不仅无法海阔天空，反而会走进另一个死胡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在于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真实价值，商品与货币的双重属性使得黄金在作为货币时具有币值稳定的优良特性，一旦科技发展让“人造黄金”不再是梦想，那么黄金稀缺性的瞬间消失也将让表面上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一夜之间骤然演化为实质上的信用货币体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变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时刻威胁着金本位下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安全。
3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实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对金融危机更有免疫力。且不争论这一观点客观与否，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免疫力更强的人一旦生病则更难痊愈。事实上，金本位之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可施，这使得市场失灵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及时纠正和调整。更可怕的是，维系金本位的种种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机，当一国陷入金融困境的时候，国际资本往往会出于避险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时维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内流并平衡国际收支，而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对进入下行周期的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来，大萧条之所以持续43个月之久，并造成了深远经济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RoyA，Young维系金本位的行动加剧了通货紧缩。因此，在次贷危机引发信贷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复辟金本位十分危险，就算是在危机平复之后，未来市场与政策共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互补性也将日益增强，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冲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备回归的客观条件。
4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金本位运行的稳健与否取决于其制度性基本规则是否得以普遍认同、贯彻和执行，即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而在现在和可预知的未来，这一规则都很难再被严格遵守：首先，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对规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由于黄金等同于财富，流入相对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睐，而一旦某些经济体具有左右资本流动、抑制黄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权力量，那么“自由流动”的规则将被违反，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将遭到破坏。事实证明，这种财富激励导致的违规行为难以避免，Obstfeld的经典论文显示，在1885年至1913年间，强大的英、法、德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其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将使规则难以被整体所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显示，古典金本位时代之所以比后来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更加平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阶段市场对金本位的信心远比后一阶段强，而信心会促使不同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平等承担起干预外汇、维护整个体系安全的责任。在信用体系如此健全的现在，很难想象市场会对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体都有可能选择“搭便车”而不主动遵守规则。此外，由于现有黄金储备数量不同，金本位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潜在激励也相去甚远，根据IMF的最新数据，2008年9月全球黄金储备为8.473亿盎司，其中美国拥有2.615亿盎司，欧元区拥有3.5亿盎司，全球占比分别高达30.8％和41.3％，其他经济体的占比总共不及30％，欧美借由高比例储备将可能在复辟金本位的过程中获得货币霸权，由此可能触发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势必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运行依仗的基本规则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总之，金本位已经作古，复辟金本位不仅违背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再走这段回头路。
二、单极还是多极
既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走金本位的回头路，那只能在信用本位的框架内寻求变革。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几个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
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The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随后该理论被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在研究大萧条的过程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之所以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主导责任，停止“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以阻止金融危机的急速蔓延。有鉴于此，金德尔伯格指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stabilizer)，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的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用他的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
随后，金德尔伯格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单一霸权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稀缺的公共商品。他把各国的个体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公共商品，这种公共商品意指和平、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霸权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公共商品，并通过主导性决策统一无序的分散性个体行为，让世界经济保持有序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吉尔平等国际关系学者则丰富了霸权稳定论的体系，并将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把霸权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寻求霸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相关性。吉尔平认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霸权稳定论存在于特定国际社会背景和世界经济环境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这一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
其一，单极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方向相矛盾，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任何单一经济体在经济领域都难以具有绝对霸权地位，根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年至2007年期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的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发达经济体则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发达经济体28年问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有所放缓。
其二，单极体系本身存在较大缺陷。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将导致危机从局部扩散到全局，另一方面也将深刻动摇霸权国的霸权地位。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因此，从本质上看，单极体系不具备在长期内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能力。
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非合作博弈的背景下，各自为政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公有地悲剧”，霸权国的存在将改变博弈结构，并可能引导博弈均衡向集体理性的方向发展。但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因此，单极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
总之，霸权稳定论已经不合时宜，单极体系难以担负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重任，其不太可能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
三、多极还是多元
既然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将是怎样的一种多极?与前两个问题一样，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
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
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
相比简单的多极，“多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层次性，简单的多极只是一个平面，而多元则是立体的，区域货币是统一货币区内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而以这些区域货币为基础构建的世界性货币则是全球范围内、统一货币区间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对于整个全球经济而言，以区域货币为基础的世界性货币受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任何一个经济体、甚至是货币区的财政和储备状况都没有绝对的决定力，这不仅避免了霸权带来的非理性选择，还减小了区域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冲击。二是秩序性，简单的多极意味着任何单一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货币选择问题，全球性经济、金融往来一团散沙，而多元则带来了秩序性，对于同一货币区内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仅涉及两种货币的选择(本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对于不同货币区间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则仅涉及三种货币的选择(各自的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而所有经济体的储备货币选择也并非十分繁杂，仅需要在少量的几种区域性货币(这些区域性货币大概有三到四种)和世界性货币间搭配和取舍。由此可见，简单的多极和有层次、有秩序的多元之所以优劣相差甚远，关键在于多元非常强调统一货币区的建设及其在世界性货币构建中的作用，由于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亚太地区的货币区域化发展以及更进一步的统一货币区建设尤为重要。
四、激进还是渐进
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原因有三：其一，美元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从美元资产“绝对增持、相对减持”的趋势和美元汇率“先扬后抑”的未来走势分析，次贷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货币基础，但美元在危机时刻发挥的核心作用不减反增，在次贷危机平息之前，美元不可能被其他货币超越和取代，国际货币体系迅速抛弃美元的结果将是更大的混乱和更长的衰退，因此，多元化不可能迅速一步到位；其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尚不牢固，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尚大，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深远发展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以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其三，多元化每一个单位“元”的建设都是渐进性的，区域货币联盟的实现以及更高层次区域统一货币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过程，而国际性协调和制约机构的强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
第14篇
关键词：黄金价格；实证分析；影响因素
一.背景与意义
黄金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兼有商品属性，金融属性，货币属性，目前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黄金之所以如此特殊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密不可分。
最早的国际金本位制度是在多国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最早的自发的国际货币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黄金是国际货币，汇率是由两国的货币的含金量决定，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融化，金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以及银行可以自由兑换金币，金币可以自由输出或输入国境。此时的金本位制尚有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两种类型，无论哪种类型都体现了黄金在国际支付中的巨大作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金本位制度的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国际的支付体系改成为：黄金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弥补了金本位制时黄金供给的不足，资源浪费等问题，但因为美元危机引起人们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国与其他国家矛盾加剧，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因美元不能时刻保持与黄金的市值挂钩，又维持经济的持续腾飞的“特里芬”难题的出现使得牙买加体系浮出水面，并延续至今：它规定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减弱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制度等。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能否认黄金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各国的黄金储备中仍然是占比最大的重要资产。
而我国黄金市场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变迁后，在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开业，可以交易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这也标志着中国黄金市场开始走向市场化。
黄金作为作为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流通手段的重要商品影响其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考虑的有：美元价格，汇率，GDP，CPI，外汇储备。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AU100，2009年1月5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计1250个黄金交易数据，如今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的黄金品种有AU99.99，AU99.95，AU100，PT99.95，这些指标分别表示黄金的纯度。而笔者选择AU100的原因是此种黄金的计价单位为100g，而其他品种的黄金计价单位为1000g，本文的主要想测量的价格波动时我国消费者所购买的黄金的价格变化情况，所以AU100更能反映所观察目标。
2.1最小二乘法估计
用单位个检验的方法检验我国黄金价格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由于数据是时间序列型，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建立模型为：
y=b0+b1x0+…+∑ni=1Xibi+1+e i=1，2…n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变量越多，随机误差越大，会出现重复共线的问题，所以选择两个有代表性的变量来反映其与黄金价格之间的线性关系。，它们是，汇率变化情况X1，上证综合指数变化情况X2，之所以选择汇率和上证综指，是考虑到黄金以美元标价，消费者的投资，经济的发展程度可以通过股票指数来反映，因此，利用EVIEWS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上图为上证综指变量，汇率变量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他们的关联性不大，在2010年以前汇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上证综指指出在2008年的低点开始向上反弹，之后上证综指都在其周围波动，总体有向下行走的趋势，而汇率在2010年之后一直处于下滑的趋势中。说明两者的相互影响，可能影响黄金的价格。
黄金价格会变化0.03426个单位，汇率上涨一个单位，黄金价格会下降1.58887个单位。而由于我国大盘指数一直在2000+左右浮动，人民币近几个月也出现贬值倾斜，由此可以看出黄金价格的下跌与这两者有一定的关系。
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找到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又不仅仅从线性关系的角度加以衡量，所以考虑到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而时间序列的数据都必须建立在数列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所以仍要对其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了减小数据间的波动，直接对其取对数。相关变量选的是货币供给量M2，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汇率的变化X2，上证指数的变化X1。
通过对上证综指X1，汇率变化X2的因果检验可知X1，X2都为黄金价格变化的原因，也进一步验证前面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计，这里汇率指的与美元的汇兑的比率，也说明黄金价格在美元的贬值或升值中得到改变，由于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美国经济的复苏，强劲的美元有不断升值的可能，也也预示着黄金价格会在美元升值背后开始有下滑的趋势，当然黄金价格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即使美元升值也不是一定会导致黄金价格的下降，还需要考虑其它影响因素的作用。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汇率，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来探讨影响我国黄金价格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黄金价格是受多因素影响的，它与上证综指成正相关关系，和美元的汇率成负相关关系。黄金作为特殊商品不仅与股票指数息息相关，也因其作为世界的货币而受到美元的影响。在大盘指数趋于低谷之时，会使黄金价格趋于走低的趋势。美国经济的复苏，是美元走强，也是推动最经黄金价格走低的另一方面原因。
其次黄金价格还受CPI，M2等变量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有时候的黄金价格上升不是因为美元真的走低，或者大盘走高，而是由于通货膨胀原因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强弱会带动消费品的价格的走高或低，黄金尽管是特殊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的属性，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结婚等重要意义的时刻黄金商品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受CPI价格的影响。
第三黄金价格不收GDP指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经济的增长速度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不明显，所以如今的经济增速稍稍放缓，但那不是影响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议持续关注黄金市场的投资者或消费者，不要仅仅考虑黄金市场供给需求的影响因素，还要考虑美元的强弱，股票市场的运行，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等因素。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月.我国黄金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111年4月
[2] 王申强.黄金市场分析与中国黄金市场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3] 张晓丽.黄金价格影响因素分析.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
第15篇
[摘要]《国际金融》是一门综合性和关联性很强的课程，内容庞大。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问题，并学会运用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摘要]国际金融理论教学课堂讨论
《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科学。从《国际金融》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看，该课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把握是搞好《国际金融》教学的基础。
第一，课程内容丰富。从知识结构上看，《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有关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例如，国民收入账户、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三大账户及其编制；国际收支口径及探求改善国际收支的各种理论等。二是汇率问题。它主要阐述汇率的相关概念、汇率政策的概念及汇率形成机制、外汇管制的概念、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等内容。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四是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五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上述研究内容使得《国际金融》的研究和教学口径宽广，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第二，课程的知识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从《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看，该课程同其它一些学科有着紧密地联系。一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账户的推导、新剑桥学派和货币学派的国际收支理论、乘数理论和吸收分析法、汇率形成机制中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等理论都必须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基础。二是货币银行学中的系列理论。例如，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应理论、利率理论等方面。三是其他一些学科。例如，《国际金融》要用到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对《国际金融》原理的阐述还要涉及到一些初级的高等数学知识。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程，必须具备较好的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第三，课程的内容更新速度快。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新变化、WTO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危机问题、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升值压力等热点和核心问题。
上述这些特点要求《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必须在精确地阐述国际金融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理解、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际金融研究的成果,注重国际金融乃至整个国际经济领域的发展新动向,密切关注我国对外金融活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金融发展趋势，从而扩大教学的视角和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这体现在教学中，必然要求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基础理论的讲述、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等。让学生主动思考,提高其学习国际金融的兴趣和积极性。
一、课堂理论教学
作为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教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够起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可以采用顺序法、比较法等教学方法。
1.顺序法
是一种把相关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顺序循序渐进、步步深入地进行教学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适合于具有一定顺序的内容,如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时间顺序)、国际结算(操作顺序)、经济事件的影响(空间顺序)等。
2.比较法
对于相似的或对称的理论、概念和业务等容易混淆的内容,在教学中注意罗列比较。如国际金融机构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就可以用比较法来对四大全球性机构及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比较说明。
3.引导法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最后想办法解决问题。如在讲解教材中的三角套汇问题时，在按教材讲清了三角套汇的基本思路后，引导学生使用另一条套汇路线去套汇，但套汇的结果是亏本。学生陷入迷惑：如何套汇才能赚钱？经过思考，发现关键在于正确选择卖点：选对卖点，贱买贵卖，盈利；选错卖点，贱卖贵买，亏损。
4.自学与教学相结合
几乎所有国际金融教科书中，都有两章分别论及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涉及许多历史资料及发展的渊源，如果由教师讲学生听，常常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较好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设计出若干问题让学生自学。如国际金融机构有何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是什么？最后由教师做总结，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重点内容，而且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更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二、运用网络教育技术，组织教学
随着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网络技术实施课程教学,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把网络教育技术应用于课程教学,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建立课程网页
主要包括教材(教参)选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包括教学进程)、章节要点辅导、章节练习、作业布置、答疑,还可以包括教学建议,热点讨论等内容。前三项为常驻内容,其他内容可随着教学进度进行更新。课程主页的作用主要在于:一是可以为学生学习提供网络支持服务,也可以为课堂教学提供基本的教学条件；二是可以增加教学透明度,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目标一致,缩短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三是建立了师生网上交流的绿色通道。
2.进行网络交流
学生在教材自学和网上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可通过课堂面授由教师点评,但这往往会受时效的限制。通过网络就可解决这个时效性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收到大量的学生邮件,内容不一定局限于课程,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问题。网络交流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也为教与学的协调奠定了基础。
3.进行网上教学。
经济类课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变化快,政策性、经济性因素对课程内容的影响较大。在国际金融中,汇率的变化、存款利率的变化,以及不可预期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国际金融产生影响。如伊拉克战争就引起了油价变动——以石油为原料的商品的价格变化——汇率风险；美国出兵使国内经济发展受影响——美元汇率变化,等等。网络教学使信息零距离,可以为我们解决教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三、重视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学的重要环节。对实践教学不能单纯地以实验、实习去理解，特别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实践教学的途径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实验、实习以外，还应该包括案例教学、专题讨论、参观等形式。也就是说，除了课堂理论讲述外，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
1.案例教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