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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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差异根源 本体论 基本问题

众所周知，在西方中，一直存在着“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对立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和对立论”三个教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本体论化，建立自然辩证法理论，是“背叛了马克思”，“彻底摧毁了哲学”。他们提出马克思的主导思想是“人类中心论”，而恩格斯则主张“自然主义进化论”和“实证主义”。 而中国学者则长期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论”的观点，而对西方马克思学采取批判态度。

但其实仔细想想就可以明白这两种思想都是走了一种极端，西方学者是认为马恩是绝对对立，有统一的一面，而中国学者则是相反，认为二者是绝对统一，有对立的一面。准确来说，其实这两种思想都是在各自的政治背景下做出来为政治所服务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并不是有差异，而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二者在本体论思想上的不同。因为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认识论中总是渗透和贯穿着本体论。认识论是不能脱离本体论的，所以二者本体论上的差异就导致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恩格斯在1886年初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近代哲学家依照如何回答世界的本原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始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思维与存在问题的提出，为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哲学派别以及对它们的客观评价提供了正确的标准，指导人们掌握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并有专门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是贯穿着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他并有专门去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哲学始终专注于人，对于人类不在场的最早的世界本源问题，马克思似乎并不感兴趣。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倒”过来。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

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而认为马恩思想完全一致的观点也是一样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的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对立，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此前提之下，他们的差异只不过是两人在同一事件上观察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分歧。

参考文献：

[1]郝立忠.“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论理论与实际关系视野下的马克思哲学[J].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4(03)

第2篇

关键词： 马原 原著及其历史语境 回溯历史教学法

从2006年秋季新生入学开始，全国普通高校正式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其中“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马原”）这门课程是对原先的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程的整合。整合后的课程更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把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从而加深对的理解，于教于学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课程改革。但是，一方面，由于在高中阶段学生已经受到了比较成功的教育，对的基本原理可谓熟谙于心。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化和普及化极为成功，基本原理已经成为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常识。这就给承担“马原”课教学工作的教师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原先比较成功的教育的基础上，在大学的“马原”课教育中，使这门课对学生依然具有生动性和新鲜感。

对于这个挑战，笔者认为回到原著，回到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不失为一个有益的选择。

一、原著及其历史语境是“马原”课教学的源头活水

经典著作似乎永远都有一种神秘的魔力，不论什么时候翻开的经典著作，都像一推开窗户，马上就会刮进一股强劲的风来似的。时隔多年，者们的思想还是活的，是流动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对西方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的巨大变革，在马克思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再现是如何进行变革的。在的原著中，我们会首先感受到无论是的人的概念、实践的概念还是真理的概念，都对传统的人的概念、实践的概念、知识的概念进行了改造，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以知识概念为例，之前知识被康德定义为普遍必然性的判断，普遍性就指的是对任何人都为真，必然性指的是不受时间约束，永远为真。这种知识观显然跟传统的形而上学密不可分。启始于柏拉图的西方形而上学认为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理念世界。只有这个世界才配得上知识的称呼，现实世界不可能有知识，只能有意见。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经过各种各样的改头换面出现在基督教的天堂中，康德的物自体世界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相应地，那种普遍必然性、远离尘世的知识观也延续了下来。以实践为首要和基本观点的认识论与这种认识论可谓是针锋相对。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表明知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真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理，知识不可能是普遍必然性的判断。真理与谬误可以相互转换，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现实世界在变，真理必须跟着实际走，永恒真理只是一个幻相。我相信，的变革性如果在教学中能够得到准确的传达，就一定会使学生耳目一新。

第二，原著是争辩性的著作。是在与传统思想进行激烈争辩的过程中产生的，上至古希腊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下至马克思同时代的哲学家，如施蒂纳、费尔巴哈，马克思批驳过的哲学家可谓数不胜数。可以这样说，基本上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有的放矢的产物，都是先有破才有立。因此，如果能在“马原”课的教学中遵循产生每一条原理的过程进行教学，如让学生先了解马克思所批驳的点，再让学生知道马克思是怎样进行反驳的。由于在教学中还原了当年的思想交锋，所以一定可以为课堂增色不少。

当我们说到经典著作的变革性和争辩性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引入了产生的历史语境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是在批判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形而上学源远流长，上至柏拉图，中间有基督教传统，下至康德、黑格尔，可谓是大家辈出，异彩纷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讲到的基本原理的时候，如果能够联系起西方哲学史，把基本原理诞生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就必然能够加深学生对于的理解。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老人说出来与年轻人说出来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其原因无非就是老人是在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来说这句话的。中的很多基本原理，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比如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好像没有任何文化修养和哲学修养的人也弄得明白。但这样一句话其实在西方文化的丰厚的土壤中产生的，如果我们能简要地通过哲学史让学生了解到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也许就可以把其中意味深长、意义深远的东西传达一二给他们。因此，在讲授一些基本原理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丰富学生的文化和思想阅历，那么他们对于肯定就会有更上一层楼的理解。

实际上，注重思想的历史语境早已被学界公认为进行思想和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常常史论并提，说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就是对思想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背景的高度重视。在高中教育阶段，由于学生才开始接触，知识面不够宽，理解能力也不高，教师如果能够让学生理解每一条原理，并能够运用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已经达到了教学目的。大学教育则不同，在大学，学生的求知欲强，要求更高，如果在教学中我们能史论结合，传达出每一条原理之后深厚的文化、思想背景，学生的求知欲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综上所述，无论是原著还是产生的历史语境，对于教学来说都是丰富的思想资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为了方便论述，现在笔者把这种回归原著，回到历史语境，在教学中注重思想的来龙去脉的教学方式称为回溯历史教学法。

二、回溯历史教学法是对“马原”课教师的新要求

回溯历史教学法要求对的基本原理的来龙去脉有深刻的把握，必然会对承担这么课的教师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深对原著的理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马原课”教师不但要读，而且要熟读，读透。此外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当前编写的教材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回到原著的过程中，要深刻地把握好这种有机的联系，这有利于在教学中把作为一个整体传达给学生。对整体的把握还有助于加深教师和学生对的理解。

（二）有一定西方哲学史和相关思想文化知识。由于很多“马原”课教师不是哲学专业出身的，没有得到过较好的哲学训练，要了解西方哲学史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哲学家一直以来仅有两位，一位是黑格尔，另一位就是马克思。但实际上，马克思乃是哲学博士出身，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了解，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比较，这篇论文体现出了马克思很深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哲学素养，马克思实际上也把这种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哲学素养带进了其他著作中。因此，如果缺少西方哲学的训练，在回溯历史教学法中，任课教师就只能迎难而上，补西方哲学史的课。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当前的哲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紧密联系，在“马原”课的教学中，这种历史性联系最好能够被体现出来。此外，西方哲学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它的思想文化北背景，“马原”教师对此也应该有所了解。

（三）能对原著和相关的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原著与西方思想文化固然为“马原课”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但由于大学生的西方思想文化修养还不够高，知识面还不够广。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就会让学生云里雾里。对此，笔者目前正在积极的探索之中，希望能尽快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过一些成功的经验，让笔者对回溯历史教学法充满了信心。例如讲到矛盾的时候，为了说明矛盾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普遍性原理，笔者借鉴了茂名学院唐少莲副教授的教学经验，引入了悖论的概念，讲授了引发西方数学史上三次危机的毕达哥拉斯悖论、贝克莱悖论、罗素悖论，并举了几个通俗有趣的日常生活中的悖论，从而告诉学生：当我们想逃避矛盾，远离矛盾的时候，我们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悖论之中，这从反面说明了逃避矛盾是不可能的，相当于用数学中的反证法来证明了矛盾普遍性的命题。

总而言之，回溯历史教学法在“马原”课的运用中，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训练他们的哲学思维，同时也能产生间距化和陌生化的效果，增强该课程的生动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3篇

关键词:哲学;教学改革;实践观点;论坛哲学

建国以来，高校哲学教学屡经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各高校展开了许多探索，展望未来，改革应当在多方面同时着力:在内容上逐步强调实践观点的首要地位，在形式上更为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同时突出教学中的交流与对话。

一、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哲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材问题体现在“千书一面”，尤其是本科和专科生用教材，一般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在实际授课过程中师生普遍反映内容上较为僵化，研究生用教材编写较为灵活，状况相对较好。教学内容方面，表现为陈旧过时，吸收新成果较少，且“讲坛哲学”多于“论坛哲学”，即讲授多而讨论少。教学方法方面，表现为僵化死板，教学艺术欠缺，重视观点灌输而不重视讲清道理。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只是哲学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的问题，而应当放在整个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去认识。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在其他哲学二级学科中也同样存在，甚至也是当代中国所有人文学科共有的问题。但由于哲学的特有地位，尤其是作为各类高校和各级党校的公共课，问题反映的更为集中和明显。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哲学教育观念的偏颇，即长期将哲学教育混同于知识教育或知识传授，这种现象在所有人文学科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长期以来，我们不注意区分人文学科与其他知识性学科的教学特点，也不注意区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教学特点。就哲学而言，即表现为统编教材、统一体系，强调共识的内容而引入新内容少，多采用灌输教学而讨论少，尤其是在考核方法上，本专科生教学中甚至还普遍使用客观考试方法，大量以客观题形式进行考核，以致于哲学被作为客观知识体系而非哲学。［1］

二、以实践观点为首要观点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了以实践观点为首要观点、核心范式和建构原则来展开哲学教学改革的新探索。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学者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社会实践，深入解读了马克思哲学原著;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和东欧的启发，其对社会存在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实践观点等的研究拓展了哲学的研究视野;三是中国学界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关于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不断深化。［2］马克思本人考察所有哲学问题都是以社会历史和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其具体哲学观如世界观、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都在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得以呈现。实践观点在哲学教学体系中是一种哲学范式，是其逻辑起点和内在线索，也是其理论态度和方法论原则。哲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学会以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哲学教学既要回到哲学的本真，也要回到现实世界，不回到哲学的本真，就无法把握哲学的精神实质，不回到现实世界，就无法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这两个回归都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相对于解释世界，哲学更重视改变世界，世界自身发展出了“人”这一否定性的存在物，并最终使“人”的尺度高于“物”的尺度，改变世界即实现两个尺度的统一。改变世界的途径是人的实践，这里的“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通过人及其实践，既改造客观世界，也在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重新实现有机统一。同时，哲学作为“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哲学，必须在对人所处时代及面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中前进和发展，不关注现实问题和时代特点，哲学势必失去生机和活力。因此在哲学教学中，必然要回到现实世界，教导学生学会以哲学的基本原理独立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使学生自觉树立而非被迫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实践观点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首要观点，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具有综合性、当代性和开放性的哲学教学体系。“综合性”是指以实践观点为原则，打破原有的哲学原理、哲学史、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等课程的壁垒，将从属于不同分支学科的内容围绕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主题加以有机糅合，形成整体。“当代性”是指将哲学的基本原理延伸至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语境中，融入现代观点，关注现实发展。“开放性”是指以实践观点为建构原则，充分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将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充分涉及或展开的基本原理根据实践需要加以详细阐释。［3］

三、以“三新”模式替代“三老”模式

我国哲学教学主要沿用了哲学原理、哲学史和哲学原著的“三老”模式。其中哲学原理居于核心地位，对于普及哲学的基本理论具有重要历史作用和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原理课对于哲学的概括是相对偏狭和贫乏的，从而导致“不原也不全”的情况。因此，有些学者呼吁用“哲学专题研究”来替代“哲学原理”，以保持开放性和批判性。［4］由此，便形成了哲学原著、哲学史、专题研究的“三新”模式，这是哲学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新模式未必适合于从本、专科到研究生教学的所有阶段，对于研究生教学尤其是博士生教学，这种模式较为合适，因为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已经具备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本、专科生本身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如果采用哲学专题替代哲学原理，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研究能力都较为有限，未必能够理解专题讲授的精髓，教师自身的学术素养也未必能满足专题教学的需要。所以本、专科阶段是否采用专题讲授模式尚需思考和检验。如果采用“三新”模式，哲学原著课的作用就更为凸显，因为原著能够直接体现哲学的本真涵义，相对于哲学原理更为全面和准确。但同时，在众多的经典原著中，如何取舍也十分重要。哲学原著可分为早期著作、部分读书笔记和札记手稿、论战性著作、成熟而比较完整的论著等四类。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适合作为原著课基本教材，原因是这两部著作论述全面成熟且难度适中。［5］但考虑到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本专科和硕士阶段，以这两部著作作为原著课教材是合适的，但在博士生阶段，考虑到博士生所应具备的哲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则以《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作为原著教材更为合适，这两部著作具有更大的哲学张力，也是近年来高水平哲学论文频繁引用的重要文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更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哲学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四、走向对话，将“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相结合

在哲学教学方式的改革中，走向对话是必然的趋势，对话既指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也指哲学与其他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对话。哲学不仅是社会批判理论和实践哲学，也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教学中主体与客体———即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必然的要求。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是对话的基础，这就势必改变以往灌输教育中教师主动而学生被动的局面，而是双方都主动思考和讨论，从而调动主客体双方的积极性。哲学本身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其发展历程也是与其他哲学思想甚至自然科学频繁交流和论战的过程，哲学的历史地位是因其真理性和价值性而确定的，而真理性和价值性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种交流和论战，因为这使哲学能够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且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思想，如果哲学乃至的各类二级学科不去面对这一现实问题，固步自封，就有丧失传统思想阵地和舆论阵地的危险。因此，哲学既要与传统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也要与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批判和借鉴，最终使学生在各种思想的比较中真正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话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是论坛，也有人将这种交流模式称之为“论坛哲学”，反之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称之为“讲坛哲学”。近年来，各类高校和各级党校都很流行论坛，甚至有人提出干脆以“论坛哲学”取代“讲坛哲学”，这是狭隘和急功近利的观点，“论坛哲学”和“讲坛哲学”应当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论坛哲学”能够活跃学术氛围，但观点杂乱，并不具备“讲坛哲学”的严整性，过度强调“论坛哲学”只会导致思想的混乱，反而无益于大学生树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与哲学教学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二者只能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以上只是对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目标、措施进行的粗略分析，未必符合哲学教学完整的规律和实际。这些改革不仅对教师也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能够实行将极大提高大学生对哲学本真思想的理解，是值得探索和尝试的。

参考文献:

［1］汪信砚．关于我国哲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哲学动态，2003，(5):3．

［2］袁贵仁，杨耕．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下)［J］．哲学研究，2011，(11):16．

［3］丰子义．哲学教学体系建构的实践观点再析［J］．哲学动态，2013，(12):8．

［4］沈亚生．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模式和结构性变革［J］．高教研究与实践，2011，(3):33．

第4篇

论文摘要：概念教学法是目前我国高校哲学原理教 学采用的基本方法，概念教 学法存在三个方面的前提性失误 ，这是哲学原理教学效果差的根本原 因。现 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则是克服概念教学法失误和改善哲学原理教学效果的当然选择。

概念教学法是现在我国高校哲学原理教学采用的基本教学方法。概念教学法，是指哲学教学从概念定义开始，从概念到概念推演，最多是中间穿插一些例子来说明哲学概念和理论。概念教学法从概念到概念讲解加上一些例子解释，很容易让人产生如下理解：“哲学就是理论的推演，学哲学就是学习概念定义的方法，就是清晰地定义一个一个的概念，学习理论推演的技巧，用生活现实解释哲学理论，把握哲学理论。”这种理解是有道理的因为概念教学法确实是把概念的清晰定义和概念推演作为哲学的学科特征，把概念体系的把握作为哲学学习的目的但这种理解和概念教学法都是错误的。

一、 概念教学法误解了哲学、哲学思维方法及哲学

第一，概念教学法否定了一般的哲学理论产生的过程和结论的区别，在一般的意义上误解了哲学理论的性质，把哲学等同于哲学概念体系，把哲学思维等同于纯概念思维。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概念教学法仅仅看到了作为哲学思维结论的概念体系，没有看到哲学概念体系所解决的哲学问题是从现实生活问题来的 ，没有看到人类正是从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具体思维上升到理论思维才逐步形成哲学概念体系的，哲学概念体系形成之前还有更为重要的具体思维过程和理论思维过程。哲学的思维不是一开始就是纯概念思维，而是先从现实生活中社会的重大问题、科学的问题、个人生存的问题的具体思维等开始 ，后来才开始对具体思维的观念前提和预设进行思维，对思维的主体、规则和语言进行思考。对传统哲学理论的思考必须容纳现实生活的新经验，才能形成新的视域 ，从传统哲学理论中提出有价值的哲学新问题。

哲学思维虽然不是纯概念思维，但哲学思维必须运用概念进行思维，而且在理论思维阶段主要是通过概念辨析进行思维，所以就要进行必要的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但哲学思维又不是纯粹 的概念思维 ，而是概念思维和经验、哲学传统之间的互动，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和哲学理论问题而进行的问题思维；哲学概念的提出、区分及概念定义的清晰和概念推演本身都不是 目的，只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和相关哲学理论问题的需要而展开的。哲学思考是从问题思维到概念辨析，而不是从概念辨析到建构理论体系，如果把概念的定义、清晰性和概念推演当作是哲学的学科特征显然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

第二，概念教学法把哲学等同于理论哲学，以理论哲学的范式解读所有的哲学理论，忽视了实践哲学的存在和哲学的实践品格，也仅仅把理论体系的逻辑关系的把握当作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概念教学法实质上把哲学思考限定在理论世界之内，进行纯概念的推演，把现实生活归属到抽象的理论世界中，不关心现实生活世界的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而这正是理论哲学的范式特征。所以概念教学法是以理论哲学的范式解读所有的哲学理论包括哲学。哲学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是分析说明和解答现实生活的武器，是行动的指南 ，而不是僵死的概念体系。哲学和哲学的教学要有生命力，一定要关注现实生活的问题 ，为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最根本的理论支持。这就应该采用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从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开始谈起，逐步上升到哲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向学生传授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学生领会其哲学精神。

二、哲学教师对哲学教学语言的观念误区

哲学教师把哲学教学语言和哲学理论表述的语言相混淆。哲学理论主流表述方式是概念化的 (虽然有些哲学家采用形象的表达方式)。一般不采取感性形象的方式，哲学教材也采取了概念化的叙述方式，哲学教师把哲学教学的表达方式等同于哲学理论的主流表达方式，把哲学教学的语言等同于哲学理论的主流表述语言，这是采用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的方式讲哲学课的重要原因；概念教学法也与对哲学本性的误解有关 ，它没有看到在抽象的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的背后是感性具奉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应该把哲学教学语言和哲学理论表述的语言区别开来，哲学教学的语言不一定要和哲学理论表述的形式相同；即使哲学教学的语言要和哲学理论表达的方式相符合，也Ⅵ以有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两种方式， 为哲学理论的表达有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两种方式，黑格尔的表达方式是哲学的，萨特和加缪的表达方式也是哲学的，所以哲学教学的语言表述包括课堂讲授也可以不采取严格的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使教学语言呆板，使教学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为改善哲学教学，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充分利用学生的感性兴趣 、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 素，使学生愿意学喜欢学、能够轻松地学下去，使哲学教学语言生动形象。必须放弃传统的慨念教学法，采取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使学生在现实生活具体问题的描述、分析和讨论过程中，去学习和领会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背后的精神和德性。

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只要哲学讲授和引导的基本思路清晰，只要不面面俱到，通过形象的描述、趣味的语言和多变的句式，要传达的不是烦琐的概念体系，而是理论本身的核心——哲学的精神和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 ，完全可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通过大量形象的语言表达和高效的理性抽象提炼的结合，实现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论思维能力的目的。

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要求哲学原理教师抓主干、略枝叶，在复杂的概念之网的背后抓住哲学理论的核心和精神实质，把握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然后 (自己或引导学生)对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进行描述、分析、讨论和总结。

三、哲学教师对学生的误解

一是教师认为学生是没有哲学思维能力和哲学自学能力的人 不少哲学教师认为，学生是没有哲学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的人，每一个哲学概念都要讲，每～个哲学理论都要讲，所以哲学教学就只能由老师作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从头讲到尾，理所当然。实际上，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哲学思维不是先定义概念再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和哲学问题去进行必要的概念定义，所以必须采取其他的符合哲学本性和符合学生认识规律的教学法。

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是符合哲学本性和学生认识规律的教学方法。真正的哲学永远不能满足于现成的结论，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追问具体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法的观念前提，乃至于追问整个时代精神的观念前提，进行相关的哲学思考，寻求哲学理论的根据和理由，追寻更好的道理来推进理论的创新和现实的改造，为此，就要不断地和现实、和哲学传统进行对话，在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哲学理论之间进行对话，通过对话进行更好的批判。伽达默尔说： “根本不存在比开放谈话更高的原则。要预先承认谈语对方的可能权利 ，甚而他们的优势。我认为我们能从一位哲学教授那里所能要求的就只是这种说话的方式。”

哲学教学的开放谈话形式 (对话)符合哲学的本性，更是符合实践哲学本性的，而单纯的 (或主要是)老师讲授是很难体现哲学的批判精冲的，因为老师和学生的感受、思维、知识 、价值观和世界观等都是有局限的，惟有通过师生对话、生生对话，才能充分展示各 自关心的问题和观点，在不同观点的交流、比较和交锋中，充分地进行质疑、追问、求证、反驳等，才能比单纯的自我批判进行更好的批判，使学生学习如何进行哲学思考，理解和学习哲学的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丰义哲学的彻底批判精神，也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作为平等的人被尊重和自我表达的心理需求，参与的积极性更高。而且虽然学生对哲学所知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可以从具体问题的思考开始上升到哲学思考，不妨碍他们可以和老师及同学进行有效的哲学对话和批判，学生可以更多地通过师生对话、学生分组讨论、课堂辩论 (后两种形式包含教师分析总结引导)等形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因为学生是有哲学思维能力的人，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符合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是哲学教师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的轻视。因为概念教学法关心的不是现实问题的解决，而是仅仅用现实生活实例解释哲学概念体系，所以教师用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替代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认为只要自己的素材和问题能说明哲学理论就行，不管学生是否感兴趣，或者认为学生感兴趣的现实问题不值一谈，太小家子气。实际上，哲学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哲学必须关注生活现实，那么关注大学生的人生现实问题，解答大学生的疑惑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大学阶段人生问题和大学生感兴趣的其他问题是大学生而临的必须解决或回答的问题，哲学教学的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可以从大学生关心的问题如学习、就业失业、校园消费攀比、网聊、恋爱、追星、人生成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问题人手开始分析，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感性到理性使学生的认识逐渐提升到哲学理论层次，再由一种哲学观点到几种哲学观点的比较，自觉地选择哲学，这符合学生的心理需要和认识发展的规律 ，能把解答学生的疑惑和哲学理论教育的目的自然地结合起来，实现渗透教育。实践证明，讲学生感兴趣的现实问题是增强哲学原理教学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有效手段。

三是概念教学法也把学生整体的人格等同于单纯的理性人格，这是教师忽视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和排斥学生感兴趣的语言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概念教学法存在对哲学和哲学、哲学教学语言及哲学教学对象三个方面的观念前提错误，这是哲学原理教学实际效果差的根本原因，所以为了改善教学效果，必须放弃概念教学法，采用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

第5篇

“优化”美学“资源配置”论述。这是我对繁荣美学学科的真诚期盼，即希望国内有限的美学研究力量，不要再放到对马克思《手稿》中“美的规律”无休止地翻译、阐释、论辩之中了。正如逻辑先生

所说：“两个‘尺度’和‘美的规律’的探究已有数十年，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某一起点，这确实令人遗憾。”[3]因此，当陆梅林先生有关“两把尺度”的译释得到朱立元先生的首肯时，我由衷感到高

兴——因为他们皆是精通德语的美学家，且观点对立——并长舒一口气：美学界终于可以摆脱因这段译文岐解产生的纠缠了。同时，在拙文中我借题发挥，将笔者认为事关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原则问题

列出，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共同促进美学研究。

遗憾的是，逻辑先生除去以笔者上述期盼为由，给我扣上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外，他在大作中并没回应拙文涉及美学建设的诸问题，而是自己又跳入那个“美的规律”阐释“大圈”之中。因此

，当我读完逻文后，只能为自己的真诚愿望落空而感叹！在诸多社科和人文学科迅速发展的今天，美学界还能再用几十年时间转这样“一个大圈”吗？为此，我决定在反驳逻辑先生的批评时，索性接过

他强于我的“终结论”的帽子，试图就“马克思美学”、“美的规律”等问题正面阐述我的“终结”性观点。即使我的这一“终结”愿望落空，并被扣上新的大帽子，但只要今后有关《手稿》或“美的

规律”讨论不再在原地兜圈，我便很欣慰了。

扭曲实事与逻辑的批评

逻文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拙文第一部分：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我在论及研究方法时，已经涉及到美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在“美的规律”研究中，靠偷换概念自圆其说的现象太严重

了。拙文就曾例举了我国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的“典型”论述。但没想到，逻辑先生对拙文的批评同样采取了一种“典型”的非科学、非逻辑的态度和方法，尽管他的批评不多，但这

不多的几处批评都是靠偷换概念、歪曲事实完成的。

先说逻辑先生文章开篇处，明褒暗贬给我扣上的那顶“终结论”帽子吧：

我十分赞同杨曾宪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中，随着陆梅林……对《手稿》中关于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一段论述的重译与辨析，“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

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了。然而，这并不等于同意为“终结”论打上句号的一些“盖棺论定”性结论。[4]

我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所谓的“终结”，仅仅是指“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但从逻文的标题《“终结”前的赘语》和内容可看出，他认定我要“终结”的是对

美学或《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并将我的几点意见视为“盖棺论定”性的结论。他这是在偷换概念（正因偷换概念，使逻文最后一句存有语病，容易被理解为他不同意对“终结”论的“

盖棺论定”的结论）。再说了，如果逻辑先生真的能一般地（不必“十分”）“赞同”拙文观点，他就不该在文章中继续再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来一番新探讨啊！他这又属

自相矛盾。看来逻辑先生似乎习惯于在论述中一面忘却自己的观点，一面再将自己臆想的观点强加对手，进行所谓批判。孤例不足为证，且看以下两段文字：

众所周知，……《手稿》，属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学术界对它是否是成熟的著作，尚有不同见解。但基本形成共识的是，虽然它不是美学专著，却提出了大量的美学问题，而且都有

极为深刻、透辟的论述。它对美学理论的贡献，正如陆先生所说，“预示着美学的崛起，人类美学思想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根本上宣告了旧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滥觞。”特

别是《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著名论断，“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而杨曾宪先生对这一提法却表示反感。他说:“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

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率地拼凑或建构各种‘’学说，包括‘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

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者’一样，否认自己是‘美学家’!”在这里，杨先生虽然肯定，“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

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只能称为“美学遗产”，而不能称为“马克思美学”，

更不能称为“美学”。[5]

这段不长文字中，逻辑先生偷换概念之处多有。“学术界对《手稿》是否是成熟的著作，尚有不同见解”，这是事实，这里的“学术界”首先或主要是指理论界（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社理论界），学术界大量研究《手稿》著作，其关注的焦点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脉络，而不是其美学思想。但逻辑先生却一下子就让“学术界”形

成了关于美学的“共识”，这意味着逻辑先生将“学术界”概念偷换成“美学界”了。

如果说，这种偷换概念尚可归属无意的话，他对我的“反感”描述却令我反感了。因为在拙文中，我不仅没涉及或批评陆先生的上述论述，反而充分肯定了《手稿》巨大美学意义。这种肯定并不是

抽象地表白，而是渗透在我的美学著作中[6]。坦率地说，我的科学系统美学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为基石，是肯定建构不起来的。因此，对陆先生肯定马克思《手稿》的美学意义，特别是有

关“美的规律”论述中“包含有人类审美活动和艺术起源的内涵，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的观点，我是完全认同的。逻辑先生如果认真阅读拙文，就会找到我的几乎相同的

论述（手稿“对审美发生学具有纲领性意义”）。既然如此，真不知逻辑先生有怎样的火眼金睛，竟能从拙文中读出我对此“表示反感”的意思。在这里，逻辑先生已不仅仅是在偷换逻辑，而是无中生

有、栽赃于人了。善意的推度，我想，同他开篇给我扣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一样，恐怕是为了他论文立题醒目、行文转折方便之故吧。且略过不究。

问题是，即使进入正题，他的批评也几乎全部放空。在拙文中，我明明是说“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因为 “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逻辑先生要反驳我，就要论证

马克思已经建构并完成了自己的美学理论，马克思美学是客观存在。但他接过手去，就将我说的“马克思美学”换成“马克思美学思想”，然后在那里紧忙活一番，论证出“美学思想的理论

性、体系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论[7]。为了加强这一观点的权威性，逻辑先生还指出拙文这一观点“已不是什么新鲜论点。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就引发过一场关于文艺思想是否

形成理论或理论体系论争。……这场论争……最终是以‘体系论‘形成了共识……”[8]。原来在逻辑先生眼中，“马克思美学”＝“马克思美学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

想”！试问，面对这种时时扯断逻辑链条的批评，该如何应答呢？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缄默，由着逻辑先生说去吧！

关于“马克思美学”

拙文中的“马克思美学”概念并非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它有着严格内涵，即指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建构的，合乎马克思理论严谨性特征并形成逻辑体系的美学理论。它是针对马克思经济学等学说而

言的。如拙文指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据说，《资本论》之所以没能完

稿，是因为马克思晚年遇到新的经济学理论挑战，他还想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9]。如果存在马克思美学的话，那么，它同样应当是以这样的理论体系存在的。

关于体系，逻过这样的解释：“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形成体系，不在于有无专著、有无编、章、节、段等理论框架的外在形式，而更取决于，第一，有无超越前人的新颖观点；第二，这些观点是否

涵盖了该门学科的重要方面；第三，这些观点是否对他人或后人造成了巨大而公认的影响。”说“体系”不在章节等外在形式，这很对。但后面三条尺度却仅仅适用于思想创新体系，而不适用于理论体

系，尤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如马克思经济学，自身有着明确的逻辑起点、严密的逻辑结构和严谨的理论范式，并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这才

使得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特征，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生命力。今天，尽管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有着不同见解，但却不会对其基本概念及理论范式产生岐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拿出其中

的一个概念或范式，就人言言殊、百家齐鸣，几十年拎不清楚，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实践性或革命性可言呢？正基于此，尽管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遗产非常丰富，我之“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仍是持

之有据的，除非能发现新的马克思的美学论著遗稿。

当然，还需要再强调一下，这是指“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理论”本身承继发展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放到中国文化中，按这样标准要求孔子、老子理论，那就大不合适了。由于缺少

科学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抽象思辨与逻辑思维能力发育不充分，经验式、感悟式甚或禅宗式的思维方式与汉语语言结构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使国人的理论著述，不太注意逻辑链条。这往往给后人留下

“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广阔空间，也造成人们随意置换概念或将自己理论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对待马克思美学遗产的态度上，一些学者便深受此“习惯”的影响。因此，我之“不应自称为‘马

克思主义美学’”是有所指的。

本来，只要不轻言“马克思美学”，而是在充分理解消化马克思美学遗产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原则，后人是完全可以创建“美学”体系的。近期出版的中国学者著的

《美学思想史》[10]中，便列举了卢卡奇、葛兰西、杰姆逊的美学理论。这些美学家，都不是以《手稿》为其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终结点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观点对立的美学

派别，往往都自称为“美学”，而认定对方是反“”的。而这些自称的“美学”，几乎都离不开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涉“美”词语或论述的搜罗整理，几乎都在对《手稿

》进行“六经注我”式的理论建构，所以，这种“自称”便难以被美学界所公认。

对既往派别的评论非本文的任务。这里，我只想提醒有志于创建“美学”的青年学者，能吸取前车之鉴，注意划清马克思著作中的一般性语汇与一般性理论语汇与马克思理论语汇的界限

，马克思话语与马克思理论与理论、思想的界限。马克思著作中也要用一般性语汇，这些语汇在没有理论语境规范时，并不能视为理论语汇；马克思在论述中，同样要用一般性理

论语汇，这些理论语汇在没有被马克思明确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也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理论语汇。同理，马克思的话语，是不能与马克思理论划等号的，在确立前，马克思的话语便不能构

成马克思理论。而马克思理论虽然属于正宗的，但范畴却大于马克思理论，思想的范畴又大于理论的范畴，如此等等，不一一辨析。概念的明晰，是科学理

论建构的前提。象在逻辑先生那里，几个概念被混为一谈时，任何探讨都将失去学术价值。逻文作为典型，恰恰揭示了既往“美学”研究中搁浅或“绕圈”的原因。

容我再举“价值”为例。“价值”同“美”是等值的范畴，而且对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我在拙文中指出的：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

值”；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陆梅林反复引用的视为“价值学”的“价值”概念，皆是取自《资本论》中的“经济价值”、“使用价值”或“效用价值”概念，而

非哲学的或价值学的“价值”概念。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

种概念”[11]，则根本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在这里，关键问题还不在于美学界对它们普遍误引或误用，而在于这种脱离马克思理论语境将马克思著作中所有话

语都提升到马克思理论高度的不良学风。如蔡仪先生以对“美的规律”主观阐释为中介，将自己的“美是典型”说提升为“美学”观点，便更是典型一例。但眼下，蔡仪先生的“

美学”家称号，已不是“自称的”了，前述那本《美学思想史》中，当代中国的“美学家”，只提及蔡仪先生。这种评价是是否合适，且留给美学史家评论吧。

关于“美的规律”

回到逻文所重点讨论的“美的规律”吧。坦诚地说，尽管逻辑先生对“美的规律”的探究数十年没进步表示遗憾，而他自己有关“美的规律”的新阐释，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首先指他的阐释方

法。逻辑先生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对“美的规律”中的“生产”与“尺度”概念做了语义解析。如果这种解析如同陆梅林先生那样，依据德文原文进行的话，那它起码还具有信息价值或文本价值。但逻

辑先生却竟然以《辞海》的释义作为对这两个概念辨析的理论依据，这真真是匪夷所思！因为作为译文的汉语词汇，其外文原指内涵与中文语义往往是不对应的，这是语言学常识，我们怎能捧着《辞海

》对译学术探讨呢！国内学者根据“人文”、“人本”的汉语辞源大做比较文化研究（并得出中国早已有之的结论），已形成一大学术奇观，但愿这种泡沫学术之风别刮到美学界中来。

转贴于 　其实，逻文中已经引用了国内五种关于“美的规律”的译文。只要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在逻辑先生特别肯定的朱光潜先生译文中，就没出现“尺度”，而用的是“标准”。查《辞海》，“尺度” 有两个义项：“尺寸的定制；标准、规则”，“标准”同样有两个义项：“准则、榜样”。试问，如果再以朱先生译文为主，逻辑先生是否需要对“美的规律”一段译文再做新的解释呢？国内学者对“

尺度”理解本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大多源于对原文的理解。如夏之放先生在他的新著中，便认为“尺度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度”，意思是事物的质与量的统一”[12]。如果象逻辑先生这样，

再加上对汉语语义理解的分歧，那对这段“美的规律”文本释义将永远是浑水一团，无法廓清了。

而就对“美的规律”具体释义而言，逻文同样缺少学术价值。逻辑先生曾称，马克思有关“美的规律”论述是“清楚、明了”的，我们不该将它复杂化。实际上，将它搞复杂的不是别人，正是逻辑

先生自己。笔者不通外文，对“美的规律”的语义阐释本无缘置喙。只是在拜读了陆先生和朱先生的大作后，基于对两位著名美学家信任，我认同了他们的意见，认为应当纠正那种将“内在尺度”视为

“主体尺度”的观点，并在学界达成共识。但逻辑先生经过一番考证，却将这一几乎弄清楚的问题，又搞乱了——他依然认定“内在尺度”是“人的尺度”：“这里，‘内在的尺度’显然是与动物相比较

、相对照的人的尺度，是人在生产中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标准。这一尺度，是人的本质力量，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生产中的表现……”[13]这里的“显然”如果真是那样显“然” [14]的话，就不会有长

达几十年论争、释义和考证了。当然，逻辑先生有权坚持这种见解。但既然他的文章已冠上与陆先生商榷的副题，这说明他已熟知陆先生根据德文和英俄译文对“内在尺度”的反复译校了。根据通常的

学术规范，逻辑先生要推翻陆先生译释的结论，他就应当从德文、俄文、英文中拿出新的有力证据来。令人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一面重复着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一面却对陆先生的原文考证视而不

见，自说自话，从中译文中得出了一个旧结论。这只能使人联想到，逻辑先生不怕耗费自己的学术生命，准备沿着“大圈”重新起跑了。对此，我只能恕不奉陪了。

其实，无论从语法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马克思这段话都不是对“美的规律”进行正面阐释的：人类能按美的规律创造是一回事，美的规律是否指人的能动性是另一回事。“美的规律”在这里虽可视为

美学概念，但其整段论述却属于“人学”而非美学理论。对此，朱先生的阐释是正确的。他认为所谓“美的规律”内涵都是我们从这段话中领悟出来的[15]。因此，两把“尺度”的翻译不应影响我们对

马克思美学思想、对《手稿》美学启迪意义的肯定。笔者所异于朱先生及美学界同行的，只是认为“美的规律”在不同性质的美学那里有不同的内涵，《手稿》所涉及的“美的规律”是很有限度的。

纯粹的哲学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对这种“美的规律”的探求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社会科学美学来

说，“美的规律”阐释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更应当具有可复验性、可操作性。在社科美学中，

“美的规律”既含有《手稿》中所涉及的文化审美生成规律，也包含社会审美生成规律，还包含前文化即纯自然审美发生规律，只是后一规律要受制于前两种规律。同时，“美的规律”除一般的审美生

成或发生规律外，从主客关系角度，还可分为审美价值规律与审美鉴赏规律。笔者完成的两部科学系统美学著作[16]，所讨论的就是这诸多类种的“美的规律”。我不敢说自己的这些探索合乎马克思美

学思想，但窃认为，与哪种将《手稿》中“美的规律”思辨化的倾向而言，它更切近实践、因而也更符合的哲学原理。

关于“合规律、合目的”

已经说过，逻辑先生批评拙文更多地是出于文章立意或结构的需要。他的文章既然开始于对我的批评，当然也要结束于对我的批判。在对人的“内在尺度”能动性进行阐述之后，逻文是这样结尾的

：

因此，笔者对杨曾宪先生针对“美的规律”的另一论断也持疑义。他说:“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

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原本是

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为什么偏要忌讳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是否是杨先生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思维定势所致？[17]

没读过拙文的读者不会想到，逻辑先生是将我的一段完整的话，一截两段，一段用在开头，一段用在结尾。他的文章前后呼应了，我的观点却被歪曲了。我之“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

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是我所说的“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的后文。它们都是我对陆先生、朱先生观点认同的结果。如果“

内在尺度”不是主体尺度，怎能再把马克思这段论述概括为“合规律、合目的”呢？我这里的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又何来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

思维定势”？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逻辑先生一面批判我否定“合规律、合目的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另一面他却又批评了其它学者关于“美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论述[18]。我不禁要问， “美的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究竟是不是《手稿》中“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如果是，逻辑先生为什

么反对别人这样概述呢？如果不是，他怎么又对我横加指责呢？如此左批右判，他的逻辑立场在哪里呢？

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即使不能把“合规律、合目的”再归纳到马克思的名下，但由于它揭示了“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仍是合理的美学命题。我这里的所指同样很明确。作

为对“审美发生规律”的科学阐释，“合规律、合目的”是文化美生成的条件；而放到实践美学中，“合规律、合目的”又是“真善美”统一的重要逻辑思辨链条。正因为《手稿》中这段论述适应了实

践美学的这种思辨要求，“合规律、合目的”的阐释才不胫而走，进入多种美学教科书，成为“准经典”的阐释话语，甚至使人往往将其归于德国古典美学命题。

由于与实践美学的分歧，我之承认“合规律、合目的”是美学命题，只是就其揭示审美发生规律而言的，并不等于承认它是“美的规律”的等值概念。就实质而言，“合规律、合目的”所揭示的主

要是人类价值实践活动的规律[19]，这种价值实践活动是文化审美发生的条件或基础，但并不等于文化审美价值的现实生成。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征，使人的实践具有不同于动物的

社会或文化动机。动物既不能按美的规律制做，但也不能按丑的规律制做。而基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素质、品格所生成的动机，人却既可按美的规律、善的原则生产或创造，也可能按丑的规律、恶的原则

进行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因“合规律、合目的”地追求最大化赢利而破坏自然美、城市美、艺术美的行为难道还少见吗？中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都“名”存“实”亡

的局面，难道不都是目光短视领导者“合规律、合目的”加快新城建设造成的吗？实践美学缺少现实阐释力，症结也就在此：“合规律、合目的”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产生的对象，大多数往往是不

美甚至丑或恶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自由”了。逻辑先生说：“自由则是与必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总是要努力认识、把握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从而能动地

去适应与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20]逻文所论，是基于哲学对“自由”的释义。但这一“自由”并不能涵盖人类“自由”的全部。美学所涉及的人类“自由”概念

，细分起来有十多种[21]，其中包括动物性的躯体自由（如现代艺术造成的躯体解放感）、文化创造自由（如自由体操中的“自由”）、社会活动自由（如囚徒获得的人身自由体验）及“类自由”、“

诗意自由”等等。笼统地谈论“自由”，对于人文思辨美学是有意义的，但却经不起现实审美实践的检验。如逻文所说，人类认识“自由”便一定会“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便表达了一种

古典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价值观。而现实情况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越多，主体创造自由度越大，人类可能面临的自身被毁灭的危机越严重。这种所谓现代化悖谬，正是现代、后现代哲学家忧心忡忡之

所在。

人类能否避免毁灭，当然不是美学课题。但高速、超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全是美的福音，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使美学面临着挑战。当笔者2000年在内蒙出席美学会议，面

对草原严重沙化满目苍夷的情景时，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现实迫切需要美学的实践。眼下，一些青年美学家对“实践美学”提出挑战，这是好事。但挑战或超越“实践美学”目的，不应是仅仅寻

求新的美学派别命名，而是要推进美学研究真正切入实践。“实践美学”最大的局限是它脱离实践，无法指导美学实践。如果超越者依然援引《手稿》中同样的论述，依然停留在对马克思“生命的自由

”等概念的思辨中，甚至更远离实践，那么，这种新美学也是难以承受时代赋予美学的历史使命的。这便是我呼吁美学界共同建设社会科学美学的原因。如果说，这将终止对《手稿》的重复讨论、阐释

或命名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恰恰是符合实践性原则的——对真正的美学来说，他的重要使命不是用不同方式解释美的存在，而是要按美的规律指导和改造世界！

[1] 《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 《学术月刊》1998年5期。

[3] 同1，第62页。

[4] 同1，第57页。

[5] 同1页注1，第57页。

[6] 参见：拙著《审美鉴赏系统模型》第七章《审美文化—社会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

[7] 同1页注1，第58页。

[8] 同1页注1，第58页。

[9] 逻辑先生在文章中曾要我提供马克思一句话的出处，我在图书馆中费了半天时间也没能查到，请逻辑先生见谅。这里只能凭三十年前的阅读记忆回答：那是马克思晚年面对众多庸俗化的“马克思主

义”派别而言的，原话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是‘者’”。年青时的记忆不会错，具体出处愿高人赐教。有了这一教训，此处便用了“据说”，以逃脱逻辑先生对出处的追究，因它属非专业

内容，没有笔记，也难查证。同样，后文中“合规律、合目的”的出处亦应有所交代，但因查证的结果难以验证，便也不注名，而是笼统带过。

[10]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406页。

[12] 《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295页，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3] 同1页注1，第60页。

[14] 中国当代学者往往用“众所周知”、“显然”、“勿庸置疑”来逃脱论证，径直推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每当我遇到这样的语句时，便非常警惕，看看“显然”背后是否不显“然”，“勿庸置疑

”之后是否有“疑”。

[15] 《学术月刊》1997年12期，第31页。

[16] 拙著：《审美鉴赏系统模型》；《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7] 同1页注1，第63页

[18] 同1页注1 ，第62页。

[19] 参见拙文《价值—实践论》《学术月刊》2000年3期。

第6篇

    “优化”美学“资源配置”论述。这是我对繁荣美学学科的真诚期盼,即希望国内有限的美学研究力量,不要再放到对马克思《手稿》中“美的规律”无休止地翻译、阐释、论辩之中了。正如逻辑先生

    所说:“两个‘尺度’和‘美的规律’的探究已有数十年,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某一起点,这确实令人遗憾。”[3]因此,当陆梅林先生有关“两把尺度”的译释得到朱立元先生的首肯时,我由衷感到高

    兴——因为他们皆是精通德语的美学家,且观点对立——并长舒一口气:美学界终于可以摆脱因这段译文岐解产生的纠缠了。同时,在拙文中我借题发挥,将笔者认为事关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原则问题

    列出,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共同促进美学研究。

    遗憾的是,逻辑先生除去以笔者上述期盼为由,给我扣上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外,他在大作中并没回应拙文涉及美学建设的诸问题,而是自己又跳入那个“美的规律”阐释“大圈”之中。因此

    ,当我读完逻文后,只能为自己的真诚愿望落空而感叹!在诸多社科和人文学科迅速发展的今天,美学界还能再用几十年时间转这样“一个大圈”吗?为此,我决定在反驳逻辑先生的批评时,索性接过

    他强于我的“终结论”的帽子,试图就“马克思美学”、“美的规律”等问题正面阐述我的“终结”性观点。即使我的这一“终结”愿望落空,并被扣上新的大帽子,但只要今后有关《手稿》或“美的

    规律”讨论不再在原地兜圈,我便很欣慰了。

    扭曲实事与逻辑的批评

    逻文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拙文第一部分: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我在论及研究方法时,已经涉及到美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在“美的规律”研究中,靠偷换概念自圆其说的现象太严重

    了。拙文就曾例举了我国着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的“典型”论述。但没想到,逻辑先生对拙文的批评同样采取了一种“典型”的非科学、非逻辑的态度和方法,尽管他的批评不多,但这

    不多的几处批评都是靠偷换概念、歪曲事实完成的。

    先说逻辑先生文章开篇处,明褒暗贬给我扣上的那顶“终结论”帽子吧:

    我十分赞同杨曾宪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中,随着陆梅林……对《手稿》中关于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一段论述的重译与辨析,“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

    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了。然而,这并不等于同意为“终结”论打上句号的一些“盖棺论定”性结论。[4]

    我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所谓的“终结”,仅仅是指“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但从逻文的标题《“终结”前的赘语》和内容可看出,他认定我要“终结”的是对

    美学或《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并将我的几点意见视为“盖棺论定”性的结论。他这是在偷换概念(正因偷换概念,使逻文最后一句存有语病,容易被理解为他不同意对“终结”论的“

    盖棺论定”的结论)。再说了,如果逻辑先生真的能一般地(不必“十分”)“赞同”拙文观点,他就不该在文章中继续再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来一番新探讨啊!他这又属

    自相矛盾。看来逻辑先生似乎习惯于在论述中一面忘却自己的观点,一面再将自己臆想的观点强加对手,进行所谓批判。孤例不足为证,且看以下两段文字:

    众所周知,……《手稿》,属于马克思的早期着作,……在学术界对它是否是成熟的着作,尚有不同见解。但基本形成共识的是,虽然它不是美学专着,却提出了大量的美学问题,而且都有

    极为深刻、透辟的论述。它对美学理论的贡献,正如陆先生所说,“预示着美学的崛起,人类美学思想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根本上宣告了旧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滥觞。”特

    别是《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着名论断,“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而杨曾宪先生对这一提法却表示反感。他说:“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

    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率地拼凑或建构各种‘’学说,包括‘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

    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者’一样,否认自己是‘美学家’!”在这里,杨先生虽然肯定,“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

    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只能称为“美学遗产”,而不能称为“马克思美学”,

    更不能称为“美学”。[5]

    这段不长文字中,逻辑先生偷换概念之处多有。“学术界对《手稿》是否是成熟的着作,尚有不同见解”,这是事实,这里的“学术界”首先或主要是指理论界(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社理论界),学术界大量研究《手稿》着作,其关注的焦点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脉络,而不是其美学思想。但逻辑先生却一下子就让“学术界”形

    成了关于美学的“共识”,这意味着逻辑先生将“学术界”概念偷换成“美学界”了。

    如果说,这种偷换概念尚可归属无意的话,他对我的“反感”描述却令我反感了。因为在拙文中,我不仅没涉及或批评陆先生的上述论述,反而充分肯定了《手稿》巨大美学意义。这种肯定并不是

    抽象地表白,而是渗透在我的美学着作中[6]。坦率地说,我的科学系统美学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为基石,是肯定建构不起来的。因此,对陆先生肯定马克思《手稿》的美学意义,特别是有

    关“美的规律”论述中“包含有人类审美活动和艺术起源的内涵,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的观点,我是完全认同的。逻辑先生如果认真阅读拙文,就会找到我的几乎相同的

    论述(手稿“对审美发生学具有纲领性意义”)。既然如此,真不知逻辑先生有怎样的火眼金睛,竟能从拙文中读出我对此“表示反感”的意思。在这里,逻辑先生已不仅仅是在偷换逻辑,而是无中生

    有、栽赃于人了。善意的推度,我想,同他开篇给我扣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一样,恐怕是为了他论文立题醒目、行文转折方便之故吧。且略过不究。

    问题是,即使进入正题,他的批评也几乎全部放空。在拙文中,我明明是说“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因为 “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逻辑先生要反驳我,就要论证

    马克思已经建构并完成了自己的美学理论,马克思美学是客观存在。但他接过手去,就将我说的“马克思美学”换成“马克思美学思想”,然后在那里紧忙活一番,论证出“美学思想的理论

    性、体系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论[7]。为了加强这一观点的权威性,逻辑先生还指出拙文这一观点“已不是什么新鲜论点。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就引发过一场关于文艺思想是否

    形成理论或理论体系论争。……这场论争……最终是以‘体系论‘形成了共识……”[8]。原来在逻辑先生眼中,“马克思美学”=“马克思美学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

    想”!试问,面对这种时时扯断逻辑链条的批评,该如何应答呢?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缄默,由着逻辑先生说去吧!

    关于“马克思美学”

    拙文中的“马克思美学”概念并非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它有着严格内涵,即指马克思在自己着作中建构的,合乎马克思理论严谨性特征并形成逻辑体系的美学理论。它是针对马克思经济学等学说而

    言的。如拙文指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据说,《资本论》之所以没能完

    稿,是因为马克思晚年遇到新的经济学理论挑战,他还想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9]。如果存在马克思美学的话,那么,它同样应当是以这样的理论体系存在的。

    关于体系,逻过这样的解释:“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形成体系,不在于有无专着、有无编、章、节、段等理论框架的外在形式,而更取决于,第一,有无超越前人的新颖观点;第二,这些观点是否

    涵盖了该门学科的重要方面;第三,这些观点是否对他人或后人造成了巨大而公认的影响。”说“体系”不在章节等外在形式,这很对。但后面三条尺度却仅仅适用于思想创新体系,而不适用于理论体

    系,尤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如马克思经济学,自身有着明确的逻辑起点、严密的逻辑结构和严谨的理论范式,并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这才

    使得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特征,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生命力。今天,尽管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有着不同见解,但却不会对其基本概念及理论范式产生岐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拿出其中

    的一个概念或范式,就人言言殊、百家齐鸣,几十年拎不清楚,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实践性或革命性可言呢?正基于此,尽管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遗产非常丰富,我之“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仍是持

    之有据的,除非能发现新的马克思的美学论着遗稿。

    当然,还需要再强调一下,这是指“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理论”本身承继发展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放到中国文化中,按这样标准要求孔子、老子理论,那就大不合适了。由于缺少

    科学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抽象思辨与逻辑思维能力发育不充分,经验式、感悟式甚或禅宗式的思维方式与汉语语言结构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使国人的理论着述,不太注意逻辑链条。这往往给后人留下

    “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广阔空间,也造成人们随意置换概念或将自己理论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对待马克思美学遗产的态度上,一些学者便深受此“习惯”的影响。因此,我之“不应自称为‘马

    克思主义美学’”是有所指的。

    本来,只要不轻言“马克思美学”,而是在充分理解消化马克思美学遗产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原则,后人是完全可以创建“美学”体系的。近期出版的中国学者着的

    《美学思想史》[10]中,便列举了卢卡奇、葛兰西、杰姆逊的美学理论。这些美学家,都不是以《手稿》为其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终结点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观点对立的美学

    派别,往往都自称为“美学”,而认定对方是反“”的。而这些自称的“美学”,几乎都离不开对马克思着作中的涉“美”词语或论述的搜罗整理,几乎都在对《手稿

    》进行“六经注我”式的理论建构,所以,这种“自称”便难以被美学界所公认。

    对既往派别的评论非本文的任务。这里,我只想提醒有志于创建“美学”的青年学者,能吸取前车之鉴,注意划清马克思着作中的一般性语汇与一般性理论语汇与马克思理论语汇的界限

    ,马克思话语与马克思理论与理论、思想的界限。马克思着作中也要用一般性语汇,这些语汇在没有理论语境规范时,并不能视为理论语汇;马克思在论述中,同样要用一般性理

    论语汇,这些理论语汇在没有被马克思明确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也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理论语汇。同理,马克思的话语,是不能与马克思理论划等号的,在确立前,马克思的话语便不能构

    成马克思理论。而马克思理论虽然属于正宗的,但范畴却大于马克思理论,思想的范畴又大于理论的范畴,如此等等,不一一辨析。概念的明晰,是科学理

    论建构的前提。象在逻辑先生那里,几个概念被混为一谈时,任何探讨都将失去学术价值。逻文作为典型,恰恰揭示了既往“美学”研究中搁浅或“绕圈”的原因。

    容我再举“价值”为例。“价值”同“美”是等值的范畴,而且对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我在拙文中指出的: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

    值”;马克思着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陆梅林反复引用的视为“价值学”的“价值”概念,皆是取自《资本论》中的“经济价值”、“使用价值”或“效用价值”概念,而

    非哲学的或价值学的“价值”概念。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

    种概念”[11],则根本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在这里,关键问题还不在于美学界对它们普遍误引或误用,而在于这种脱离马克思理论语境将马克思着作中所有话

    语都提升到马克思理论高度的不良学风。如蔡仪先生以对“美的规律”主观阐释为中介,将自己的“美是典型”说提升为“美学”观点,便更是典型一例。但眼下,蔡仪先生的“

    美学”家称号,已不是“自称的”了,前述那本《美学思想史》中,当代中国的“美学家”,只提及蔡仪先生。这种评价是是否合适,且留给美学史家评论吧。

    关于“美的规律”

    回到逻文所重点讨论的“美的规律”吧。坦诚地说,尽管逻辑先生对“美的规律”的探究数十年没进步表示遗憾,而他自己有关“美的规律”的新阐释,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首先指他的阐释方

    法。逻辑先生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对“美的规律”中的“生产”与“尺度”概念做了语义解析。如果这种解析如同陆梅林先生那样,依据德文原文进行的话,那它起码还具有信息价值或文本价值。但逻

    辑先生却竟然以《辞海》的释义作为对这两个概念辨析的理论依据,这真真是匪夷所思!因为作为译文的汉语词汇,其外文原指内涵与中文语义往往是不对应的,这是语言学常识,我们怎能捧着《辞海

    》对译学术探讨呢!国内学者根据“人文”、“人本”的汉语辞源大做比较文化研究(并得出中国早已有之的结论),已形成一大学术奇观,但愿这种泡沫学术之风别刮到美学界中来。

    其实,逻文中已经引用了国内五种关于“美的规律”的译文。只要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在逻辑先生特别肯定的朱光潜先生译文中,就没出现“尺度”,而用的是“标准”。查《辞海》,“尺度”

    有两个义项:“尺寸的定制;标准、规则”,“标准”同样有两个义项:“准则、榜样”。试问,如果再以朱先生译文为主,逻辑先生是否需要对“美的规律”一段译文再做新的解释呢?国内学者对“

    尺度”理解本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大多源于对原文的理解。如夏之放先生在他的新着中,便认为“尺度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度”,意思是事物的质与量的统一”[12]。如果象逻辑先生这样,

    再加上对汉语语义理解的分歧,那对这段“美的规律”文本释义将永远是浑水一团,无法廓清了。

    而就对“美的规律”具体释义而言,逻文同样缺少学术价值。逻辑先生曾称,马克思有关“美的规律”论述是“清楚、明了”的,我们不该将它复杂化。实际上,将它搞复杂的不是别人,正是逻辑

    先生自己。笔者不通外文,对“美的规律”的语义阐释本无缘置喙。只是在拜读了陆先生和朱先生的大作后,基于对两位着名美学家信任,我认同了他们的意见,认为应当纠正那种将“内在尺度”视为

    “主体尺度”的观点,并在学界达成共识。但逻辑先生经过一番考证,却将这一几乎弄清楚的问题,又搞乱了——他依然认定“内在尺度”是“人的尺度”:“这里,‘内在的尺度’显然是与动物相比较

    、相对照的人的尺度,是人在生产中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标准。这一尺度,是人的本质力量,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生产中的表现……”[13]这里的“显然”如果真是那样显“然” [14]的话,就不会有长

    达几十年论争、释义和考证了。当然,逻辑先生有权坚持这种见解。但既然他的文章已冠上与陆先生商榷的副题,这说明他已熟知陆先生根据德文和英俄译文对“内在尺度”的反复译校了。根据通常的

    学术规范,逻辑先生要推翻陆先生译释的结论,他就应当从德文、俄文、英文中拿出新的有力证据来。令人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一面重复着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一面却对陆先生的原文考证视而不

    见,自说自话,从中译文中得出了一个旧结论。这只能使人联想到,逻辑先生不怕耗费自己的学术生命,准备沿着“大圈”重新起跑了。对此,我只能恕不奉陪了。

    其实,无论从语法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马克思这段话都不是对“美的规律”进行正面阐释的:人类能按美的规律创造是一回事,美的规律是否指人的能动性是另一回事。“美的规律”在这里虽可视为

    美学概念,但其整段论述却属于“人学”而非美学理论。对此,朱先生的阐释是正确的。他认为所谓“美的规律”内涵都是我们从这段话中领悟出来的[15]。因此,两把“尺度”的翻译不应影响我们对

    马克思美学思想、对《手稿》美学启迪意义的肯定。笔者所异于朱先生及美学界同行的,只是认为“美的规律”在不同性质的美学那里有不同的内涵,《手稿》所涉及的“美的规律”是很有限度的。

    纯粹的哲学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对这种“美的规律”的探求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社会科学美学来

    说,“美的规律”阐释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更应当具有可复验性、可操作性。在社科美学中,

    “美的规律”既含有《手稿》中所涉及的文化审美生成规律,也包含社会审美生成规律,还包含前文化即纯自然审美发生规律,只是后一规律要受制于前两种规律。同时,“美的规律”除一般的审美生

    成或发生规律外,从主客关系角度,还可分为审美价值规律与审美鉴赏规律。笔者完成的两部科学系统美学着作[16],所讨论的就是这诸多类种的“美的规律”。我不敢说自己的这些探索合乎马克思美

    学思想,但窃认为,与哪种将《手稿》中“美的规律”思辨化的倾向而言,它更切近实践、因而也更符合的哲学原理。

    关于“合规律、合目的”

    已经说过,逻辑先生批评拙文更多地是出于文章立意或结构的需要。他的文章既然开始于对我的批评,当然也要结束于对我的批判。在对人的“内在尺度”能动性进行阐述之后,逻文是这样结尾的

    :

    因此,笔者对杨曾宪先生针对“美的规律”的另一论断也持疑义。他说:“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

    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原本是

    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为什么偏要忌讳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是否是杨先生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思维定势所致?[17]

    没读过拙文的读者不会想到,逻辑先生是将我的一段完整的话,一截两段,一段用在开头,一段用在结尾。他的文章前后呼应了,我的观点却被歪曲了。我之“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

    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是我所说的“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的后文。它们都是我对陆先生、朱先生观点认同的结果。如果“

    内在尺度”不是主体尺度,怎能再把马克思这段论述概括为“合规律、合目的”呢?我这里的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又何来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

    思维定势”?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逻辑先生一面批判我否定“合规律、合目的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另一面他却又批评了其它学者关于“美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论述[18]。我不禁要问, “美的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究竟是不是《手稿》中“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如果是,逻辑先生为什

    么反对别人这样概述呢?如果不是,他怎么又对我横加指责呢?如此左批右判,他的逻辑立场在哪里呢?

    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即使不能把“合规律、合目的”再归纳到马克思的名下,但由于它揭示了“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仍是合理的美学命题。我这里的所指同样很明确。作

    为对“审美发生规律”的科学阐释,“合规律、合目的”是文化美生成的条件;而放到实践美学中,“合规律、合目的”又是“真善美”统一的重要逻辑思辨链条。正因为《手稿》中这段论述适应了实

    践美学的这种思辨要求,“合规律、合目的”的阐释才不胫而走,进入多种美学教科书,成为“准经典”的阐释话语,甚至使人往往将其归于德国古典美学命题。

    由于与实践美学的分歧,我之承认“合规律、合目的”是美学命题,只是就其揭示审美发生规律而言的,并不等于承认它是“美的规律”的等值概念。就实质而言,“合规律、合目的”所揭示的主

    要是人类价值实践活动的规律[19],这种价值实践活动是文化审美发生的条件或基础,但并不等于文化审美价值的现实生成。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征,使人的实践具有不同于动物的

    社会或文化动机。动物既不能按美的规律制做,但也不能按丑的规律制做。而基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素质、品格所生成的动机,人却既可按美的规律、善的原则生产或创造,也可能按丑的规律、恶的原则

    进行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因“合规律、合目的”地追求最大化赢利而破坏自然美、城市美、艺术美的行为难道还少见吗?中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都“名”存“实”亡

    的局面,难道不都是目光短视领导者“合规律、合目的”加快新城建设造成的吗?实践美学缺少现实阐释力,症结也就在此:“合规律、合目的”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产生的对象,大多数往往是不

    美甚至丑或恶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自由”了。逻辑先生说:“自由则是与必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总是要努力认识、把握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从而能动地

    去适应与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20]逻文所论,是基于哲学对“自由”的释义。但这一“自由”并不能涵盖人类“自由”的全部。美学所涉及的人类“自由”概念

    ,细分起来有十多种[21],其中包括动物性的躯体自由(如现代艺术造成的躯体解放感)、文化创造自由(如自由体操中的“自由”)、社会活动自由(如囚徒获得的人身自由体验)及“类自由”、“

    诗意自由”等等。笼统地谈论“自由”,对于人文思辨美学是有意义的,但却经不起现实审美实践的检验。如逻文所说,人类认识“自由”便一定会“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便表达了一种

    古典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价值观。而现实情况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越多,主体创造自由度越大,人类可能面临的自身被毁灭的危机越严重。这种所谓现代化悖谬,正是现代、后现代哲学家忧心忡忡之

    所在。

    人类能否避免毁灭,当然不是美学课题。但高速、超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全是美的福音,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使美学面临着挑战。当笔者2000年在内蒙出席美学会议,面

    对草原严重沙化满目苍夷的情景时,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现实迫切需要美学的实践。眼下,一些青年美学家对“实践美学”提出挑战,这是好事。但挑战或超越“实践美学”目的,不应是仅仅寻

    求新的美学派别命名,而是要推进美学研究真正切入实践。“实践美学”最大的局限是它脱离实践,无法指导美学实践。如果超越者依然援引《手稿》中同样的论述,依然停留在对马克思“生命的自由

    ”等概念的思辨中,甚至更远离实践,那么,这种新美学也是难以承受时代赋予美学的历史使命的。这便是我呼吁美学界共同建设社会科学美学的原因。如果说,这将终止对《手稿》的重复讨论、阐释

    或命名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恰恰是符合实践性原则的——对真正的美学来说,他的重要使命不是用不同方式解释美的存在,而是要按美的规律指导和改造世界!

    [1]  《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  《学术月刊》1998年5期。

    [3]  同1,第62页。

    [4]  同1,第57页。

    [5]  同1页注1,第57页。

    [6]  参见:拙着《审美鉴赏系统模型》第七章《审美文化—社会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

    [7] 同1页注1,第58页。

    [8]  同1页注1,第58页。

    [9] 逻辑先生在文章中曾要我提供马克思一句话的出处,我在图书馆中费了半天时间也没能查到,请逻辑先生见谅。这里只能凭三十年前的阅读记忆回答:那是马克思晚年面对众多庸俗化的“马克思主

    义”派别而言的,原话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是‘者’”。年青时的记忆不会错,具体出处愿高人赐教。有了这一教训,此处便用了“据说”,以逃脱逻辑先生对出处的追究,因它属非专业

    内容,没有笔记,也难查证。同样,后文中“合规律、合目的”的出处亦应有所交代,但因查证的结果难以验证,便也不注名,而是笼统带过。

    [10]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406页。

    [12] 《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295页,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3] 同1页注1,第60页。

    [14]   中国当代学者往往用“众所周知”、“显然”、“勿庸置疑”来逃脱论证,径直推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每当我遇到这样的语句时,便非常警惕,看看“显然”背后是否不显“然”,“勿庸置疑

    ”之后是否有“疑”。

    [15] 《学术月刊》1997年12期,第31页。

    [16] 拙着:《审美鉴赏系统模型》;《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7] 同1页注1,第63页

    [18] 同1页注1 ,第62页。

    [19] 参见拙文《价值—实践论》《学术月刊》2000年3期。

第7篇

【关键词】哲学;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2―0017―04

一 教育技术要不要走向哲学

在一般公众看来,教育技术就是计算机、电视、投影等具体的工具。在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眼里,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技术学层次的应用性学科。作为工具性的、应用性的、而且所面对的都是实践活动的、所涉及到的主要是操作性工作的教育技术,有必要走向哲学吗?

只要我们环顾四周,看看其他学科的状况,问题也许就不会变得那么唐突。在科学离开哲学的母体许多年后,竟然产生了科学哲学。当技术在社会中获得广泛的使用并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时候,一些深刻的思想家们开始反思技术的应用问题,于是诞生了技术哲学。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文化哲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数学哲学甚至信息哲学、网络哲学。更近一点,高等教育学领域里已经产生了高等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论领域里面也生长出了课程哲学、教学哲学。

毕竟类比和联想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其他学科都产生了相应的哲学,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教育技术领域也必须产生教育技术哲学。问题的根本还在教育技术自身。“教育技术作为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如果长期不能建构较有说服力和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不注重自身的理论建设,就不可能对教育技术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辩证的、本质的思考,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教育技术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甚至有可能走向理论上的虚无主义道路。”[1]这是教育技术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质问,也是对教育技术走向哲学的热烈期盼。

教育技术是教育中的一种技术、一种工艺,可它也需要形而上的思索,需要哲学的关照。这种思索也应当能使教育技术多一些深刻,少一些肤浅,多几分目的性,少几分盲目性。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主要是指哲学思维。虽然在理论上我们认可“教育技术学既是一门科学学科,又是一种技术学科。”[3]可事实上教育技术学被普遍认为是技术学科,很少有人把教育技术学作为科学学科来对待。因为教育技术学没有能够建构出一套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甚至缺乏深度的理论研究。在这种尴尬的情形下,教育技术学如果想让自己更像是科学或者更接近科学,甚至还想站在科学高峰的话,那就一刻也不能没有作为理论思维最高层次的哲学思维。

二 教育技术如何走向哲学

教育技术是有必要走向哲学的,可是,教育技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哲学呢?技术哲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作为部门哲学、哲学的分支学科、哲学关注的特殊领域,另一个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传统、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前者从属于一种或几种哲学传统和哲学纲领,后者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纲领”[4]教育哲学亦然。“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的基本问题,或将教育的基本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5]显然,教育技术同样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走向哲学,即存在两种教育技术哲学。一种是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作为一般哲学关注的特殊领域,即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技术的基本问题;另一种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即把教育技术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前一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教育技术哲学可以称之为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后一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教育技术哲学则可以称之为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

1 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

哲学对于体系的热衷使它很容易以演绎的面貌出现,但这似乎是哲学的本性。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就是一种演绎的哲学,它往往从属于某种既有的哲学传统,其任务就是在某种哲学纲领下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工作,目标是建立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哲学。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应用学科,其研究问题是哲学研究问题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应用的具体表现。”[6]这其实就是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哲学。它的形成得既益于教育哲学与技术哲学,更需要在一般哲学的关照下构建自己的体系。

2 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

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不是从某种或几种哲学传统中演绎出教育技术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哲学反思和批判从教育技术内部生长出教育技术哲学。黑格尔十分清晰地指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7] “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8]近百年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提供了无数的观念和思想,这些作为“后天事实”的观念和思想是教育技术哲学产生的土壤。从这个视角看,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是对教育技术的思维着的考察,是对现有的教育技术思想、观念和理论及其前提的哲学反思和追问,最终形成自身的哲学纲领。

三 教育技术哲学的内容框架

本文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即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哲学。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哲学应该包括教育技术哲学的知识论、教育技术哲学的认识论、教育技术哲学的价值论,还应该包括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9]也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问题基本上包括教育技术的本体论问题、价值论问题以及基于上述二者的实践论问题。[10] 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的认识论是内在于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的研究之中的,因而没有必要单独讨论教育技术哲学的认识论问题。借鉴一般哲学的体系,并结合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哲学应该包括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和实践论等个四部分的内容。

1 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

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关于超验性的“存在”的理论,所研究的存在指的是超越经验的对象,它力图从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出发来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赋予这种本质以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这种传统的本体论因为其追求绝对不变的“实体”而遭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反对。然而,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学问,又不可能不追问和回答本体论问题。如果不能用传统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来考察教育技术的本质,那么应该从哪些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的本体论问题呢?

(1)从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教育技术的本质不能仅仅从教育技术自身去找,不可能存在一个孤立的、与人的世界相分离的教育技术。有研究者指出,“教育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教育技术而是人与教育技术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把主体同教育技术的‘关系’作为对象进行‘反思’、‘审视’、‘思辩’。” [11]也有人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所要探讨的是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关系问题,在两者关系的分析基础上可以得出教育技术产生的必然性及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看出教育技术的本质。”[12]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从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教育技术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技术与技术的关系来探究教育技术的本质,进而把握教育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的基本视角。其实,也只有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才能看清楚教育技术的复杂本质。

(2)从实践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3]这就涉及到了认识论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首要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超越旧哲学的独特魅力所在。在认识论上,我们也要坚持把实践的观念作为教育技术本体论研究的首要观点。在以往的关于教育技术本质的研究中,要么脱离丰富的教育技术实践去讨论教育技术的定义和范畴,要么进行纯粹概念式的学术论争。我们要抛弃这种认识方式,从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教育技术的本质,而且把教育技术作为人的一种主体性活动去理解。

(3)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传统的本体论认为,本体就是终极的存在、初始的存在。这种本体成了一种预设的、固有的、永恒不变的原点,整个哲学内容和理论体系就是由此展开而来。然而,教育技术的本质是固有的、预设的吗?是永恒不变的吗?整个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是由这个不变的、固有的本体演绎出来的吗?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4]整个教育技术的世界和历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也随着人的超越本性而不断超越着、不断变化着。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教育技术的本质,但要反对给教育技术找一个绝对抽象的、静止不变的唯一的本质。教育技术的本质存在于教育技术的历史之中,存在于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之中。

(4)从“人”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我国哲学家高清海先生认为“‘人是哲学的奥秘’,只有抓住人,从对人,人的本性、人的历史发展的理解中,才能揭开、解开哲学理论中的一切秘密。”[15] 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技术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深入洞察人的本质,就不可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16]因此,我们不可能站在人的世界之外来看待教育技术,来研究教育技术的本体问题。一方面,教育技术的价值指向就是人的发展,具体说就是学生的发展,教育技术是为学生的发展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教育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体现,凝聚了人的超越本性和创造本性。不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或不能正确地理解人,我们就不可能揭开、解开教育技术哲学理论中的一切秘密,也不可能深入洞察教育技术在人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2 教育技术哲学的价值论

如果说本体论是教育技术哲学的根基,那么价值论就是教育技术哲学的核心。教育技术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教育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教育的效率和效果?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是什么关系?教育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指的是什么?教育技术应用中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是怎么回事?这是从整体上对教育技术的价值询问。而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教育技术如何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在教育技术价值论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有正面的影响,也肯定会有负面的作用。有不少教师因为教育技术的负面功效而排斥教育技术,甚至反对在教育中使用教育技术,他们认为教育技术的应用引起了教育和人的异化。可是马克思在论述工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7]教育显然不是物质生产,但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关系却类似于自然界与工业的关系。真正的、人本学的教育也离不开教育技术的应用。因为教育技术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手段,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教育活动中的展开和确证。教育技术哲学需要关心和回答的是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实现教育技术本质和价值的真正回归。

人们往往过分关注教育技术的应用价值,而忽略了教育技术的美学价值。在技术哲学领域,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关注着技术美学问题。其实,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审美是人的天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教育技术一方面作为人的创造物,另一方面也是教育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实现工具,难道不也应该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吗?教育技术哲学作为对教育技术实践的形上关怀,肯定要探讨教育技术的美学价值,从而揭示出教育技术中的“美的规律”。

AECT新定义把教育技术界定为“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促进学习和改善绩效的研究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19]这个定义明确提出了教育技术的道德规范问题。那么,教育技术实践如何符合道德规范?教育技术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是什么?教育技术实践中的道德关系涉及到哪些方面?教育技术实践中的道德如何评价?教育技术对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能起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教育技术价值论所需要探讨的伦理学问题。

3 教育技术哲学的知识论

知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哲学研究的经典主题之一。在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对教育技术知识论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知识论涉及四个方面的知识:“科学技术哲学知识、教育学知识、教育技术知识和媒体技术知识。”[20]这其实是对知识论的误解,知识论不是研究具体知识的学问。“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21]显然,上述四种知识分别是由科学技术学、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媒体技术论去研究和发现的,怎么会是哲学层面的教育技术知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呢?

教育技术知识论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教育技术有知识吗?教育技术知识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教育技术知识形成的条件是什么?衡量教育技术知识的标准是什么?教育技术知识的表征方式是什么?

杨开城在其论文《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及其贫困》中指出:“说这种教育技术学(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笔者注)是贫困的,是因为它毫无知识生产能力。”[22]并进而指出教育技术内容中的元研究信息、事实性信息、指示性信息、规范性信息都不是教育技术知识的范畴。这就进入知识论层面的讨论了,涉及到什么是教育技术知识的问题,也涉及到教育技术知识的条件和标准问题。毫无疑问,知识论是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将为教育技术学的科学化提供知识学方面的证明。

4 教育技术哲学的实践论

教育技术是因为其强烈的实践价值取向而获得自身的合法身份的。教育技术之所以被当作现代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也是基于教育技术忠实的实践取向和对整个教育系统的推动作用。作为促进人类学习的教育技术,它的实践领域是广泛的,而且形式丰富多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教育技术哲学的实践论并不直接研究这些丰富具体的教育技术实践活动,而是把教育技术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其研究的主题涉及教育技术实践和其它社会实践之间有什么异同?哪些活动属于教育技术实践的范畴?教育技术实践中的主体是谁,客体是什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教育技术实践与教育技术理论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科学的教育技术实践观?等方面。概括地讲,教育技术实践论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教育技术实践的本质、教育技术实践的特征、教育技术实践的分类、教育技术实践的内在结构、教育技术实践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教育技术实践与教育技术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技术实践观等等。

目前我国的教育领域开展了几项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教育技术实践活动,比如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农村远程教育工程等。这些都是教育技术实践的标志性工程,可是,它们的效益和效果已经遭到了各种质疑。教育技术哲学的实践论需要反思和回答的是:是不是教育技术的实践观出了问题而导致行动结果的偏差?并进而探讨如何树立科学的教育技术实践观。

四 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

“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23]对于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将决定教育技术哲学所能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也决定了教育技术哲学的个性。

我们的基本方法论应该是“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24]也就是说,我们从教育技术实践本身来说明教育技术的理论,来对教育技术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考察,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用在理性王国里构建出来的理论去评判和剪裁活生生的教育技术现实。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坚持:①把研究教育技术哲学与教育技术实践结合起来,并把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②把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集中在现有的教育技术理论与教育技术实践的关系上,通过对现有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来实现教育技术哲学对教育技术实践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功能,从而实现教育技术实践的先在性、基础性与教育技术哲学的批判性、超越性的内在统一;③要从教育技术实践的发展来说明教育技术哲学的进化,来评判、检验、修正和发展教育技术哲学。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了一般哲学研究的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等方法外,还应当充分吸收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等现代哲学流派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技术哲学。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复杂性系统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充分吸收利用耗散结构、协同学、分形、混沌以及超循环论等非线性科学思维方式,为教育技术哲学提供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而创造出更加深刻、更加独到的教育技术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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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杨开城.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及其贫困[J].中国电化教育,2008,(8):1-3.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65.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from Philosophical Viewpoints

DENG Xiao-hua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

第8篇

关键词：哲学；唯物辩证法；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实践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意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启发、引导和指示的作用。马克思强调哲学思想应源于生产实践，指导生产实践，从而成为实践的哲学。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更为人性、合理、科学和系统的设计方法，使之适应时展需要，从本质上去实现生态、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设计理念。哲学思想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对立与统一是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构成本质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和统一，不断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将其应用到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能有效的解决公共空间的功能性与视觉艺术性之间的矛盾，公共空间规划与旧有布局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时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性与城市发展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等问题。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所包涵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内在功能和外在形式、形式法则中的构成安排等内容，都体现了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设计师需要做的就是从这些对立的差异面中寻找它们的联系，去利用和化解矛盾，使之从对立走向统一，达到“和”的境界。

一方面，一切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的辩证统一。功能与形式上的设计法则是普遍原理，而每个具体的设计实践又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设计中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不同的环境与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构思和规划。

另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还表现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统一。要求设计师在设计实践中抓住重心，规划时主次明确，层次清晰。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所包含的信息往往是多元的、复杂的，多元的信息要围绕着主导信息有序地排列组合，否则必会导致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主题传达的模糊。

二、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重要内容

唯物辩证法强调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要求用联系、全面的观点观察、分析、处理问题。在中国，设计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建筑和园林设计中得到广泛体现，其设计本质就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联系。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涉及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随着网络科技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设计师不能仅仅局限在设计的某个局部看问题，而应将设计看作人与世界建立起来的某种关系而对其进行整体上的思想把握。设计是在使用目的与外观表现的统一中取得自身的审美价值的。

从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构成形式上来分析，空间建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设计师应从设计作品的内部与外部、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诸种联系中综合地把握设计对象，以实现公共空间的和谐统一。

三、理论与实践结合是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关键

实践是人改造物质世界的客观活动，只有我们正确的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才能够真正实现城市公共空间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人们对于自用空间的拥有和使用体验，逐渐形成成熟的空间意识，他们必定会更加关心涉及到自身体验感受的公共空间的设计工作，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合理建议，这些都是实践和使用经验的总结。公共空间设计应该更加重视人们实际使用，将民众意向和专家意见结合，充分考虑国内外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设计经验，用先进的设计理念作为指导，进行经济合理、带有前瞻预见的创造性设计。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进行公共空间设计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可以调动广大市民的参与社会公共空间设计的积极性，体现出城市中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理念，创造出能够体现出地域特点的，更具人文气息的公共空间。其次，可以减少设计规划失误，集思广益，综合多方面意见让设计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同时可以使各参与方有合理的途径交换意见，避免设计形式化、程式化。

四、发展的观点是进行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规划目标

《周易》和现代物理学都把变化看成自然界最本质的现象。《周易》的“易”字，其基本含义就是运动，而且是发展的运动。唯物辩证法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运动本身就是动态联系，联系和相互作用又是运动的原因，创造和创新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本源动力。现代设计的目的是要不断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因而设计形态的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

同时，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综合性，需要设计师拥有丰富的相关学科知识。任何单一的思维方式都不能解决设计问题，设计思维要求理性和感性、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的综合运用，总结起来就是要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指导城市公共空间设计。

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一定要从一个长期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既要考虑城市经济发展、面积扩张、人口增长、功能需求的复合性、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等客观情况的发展，又要考虑传统文化的延续、民俗的传承和思维方式、审美观点的变化等意识形态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认识和把握“度”（适当的比例、关系、结构）的范畴也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的“中庸”反对“过”或“不及”，“过犹不及”即“中庸”之道的真谛。道家的阴阳转换、物极必反规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也就是强调发展的适度与合理，应用于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可以具体理解为功能种类的适度，规模大小的适宜，形式的变化和冲突适于大众的审美认同等，要求设计符合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

综上所述，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主动地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城市公共空间要求设计不仅要进行充分的实地勘察、调研和分析等实质性工作，还应遵循客观规律。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与城市其他元素的融合，既要充分的满足它的功能需求，又要注重城市已有的基本格局、文化传承和未来发展的能动性，还要体现城市的性格和形象，符合公众的审美认同，以实现人与空间环境、物质与意识的完美和谐为最终的设计追求。

参考文献

[1]吕国欣．哲学原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2]聂锦芳．哲学原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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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银生，刘韶军．建筑设计与城市空间．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

[5]钱达．浅论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性化设计（硕士学位论文）．江苏科技学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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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志中．谈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山西建筑，2003，29（11）．

[8]王鹏．城市公共空间的系统化建设．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9]黄亚平．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第9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教学改革

科学的理论思维对一个民族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华民族的振兴需要的理论依据是哲学。因此在教育中贯穿哲学非常重要。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无法对哲学理论课产生兴趣，对哲学原理的掌握是非常零散的，无法整体了解和把握哲学。哲学理论课无法发挥对学生心灵启迪的作用，也无法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无法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面对这种现状，教师需要改革教学模式，加强对哲学的改革和创新，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一、高中政治哲学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

1.灌输性的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主体地位持忽视态度，无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只是一个舞台，教学这一过程的导演是教师。学生的地位是道具和观众，学生只和教师的表演相互配合。这样教学过程实际上围绕的是教师的教，对学生的学习持忽视态度，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课堂上，学生只是机械记忆基本内容，教师不顾学生的感受，照本宣科给学生灌输知识。

2.轻视学生的实践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对理论知识的学习非常重视，对实践不重视。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践性。哲学的重要来源就是实践，在实践中发展和检验哲学。此外，哲学重视结合理论和实践，强调理论要付诸实践。大学生对哲学的学习，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学习理论知识，缺乏和实践的紧密联系。

二、高中政治哲学教学改革策略

以上主要分析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改革措施，加强对哲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紧密联系我国时代的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以下主要探析哲学教学改革策略。

1.改革考试方式

加强对教材内容的重视，能够改革考试方式。哲学是一个可以感悟人生，升华智慧的学科。教育者和学习者都可以通过哲学让自己变得更加智慧。哲学教材中蕴含丰富的哲学家思想，站在中立的立场对各种哲学派思想进行评价，对哲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进行研究，对哲学中各种范畴的关系进行讨论。为了摆脱原来灌输性和僵化性的教学模式。需要对考试方式进行改革，注重学生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提升，注重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的提升，将课程论文考核形式和通用闭卷结合起来，通过写作内容，学生可以表达思想和觉悟，教师可以对某位学生该课程的学习状况进行判断。

2.充分协调教与学

学生在校学习的关键场所是课堂，不能只强调对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教师的讲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专家的学术讲座通过精辟的演讲吸引听课者。教师讲解哲学必须建立在自己对哲学的研究上，教师的专业素养要高，授课艺术也要高。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课和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相互协调，对一方的强调和忽视都是不可行的。教师要通过批判的眼光和思维对这些思潮智慧进行研究。学生对哲学的学习要经得起考验，不会受到各种庸俗事物的干扰，脱离极端束缚的思想，拥有深刻的理性思维和高远的胸怀。

3.通过合作教学模式开展教学

合作教学模式的展开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将分组、合作和探究融为一体，改变了以往学生被动的学习模式，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观探究学习，提升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学生首先要建立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再对资料进行收集，分工合作，得出结论，再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验证结论。教师可以直接给出各小组论题，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论题，加强小组之间的分工合作，学生可以走上讲台和全班同学分享学习成果。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提升，同时也能使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合作意识增强。

4.通过自主探究模式开展教学

教师在教学中开展自主探究模式，要对学生加强引导，学生可以围绕特定主体自主学习和探究。自主探究模式要按照问题的提出，资料的搜集，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和对结论的验证等方面进行。通常情况下，教师可以给学生主题，在课后学生可以搜集资料，再对资料进行整理，加工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在课堂上全班学生讨论后，可以得到较全面的结论，对学生独立思考，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行培养，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综上所述，文章主要分析传统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探析哲学改革的科学策略。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哲学教学水平的提升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孙民.我国高校哲学教学改革刍议[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33-138.

[2]李凌云.哲学教学改革新探[J].改革与开放，2011（8）:166-167.

第10篇

【论文摘要】如何激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我的教学实践中，我采用了多种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真正寓教于情、寓教于趣，使思想政治课成为学生喜爱的、充满魅力的学科。

学习兴趣是学生在心理上对学习活动产生爱好、追求和向往的倾向，是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内部动力。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可见，有了学习兴趣，才能变厌学为乐学，学习就成为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需要;有了学习兴趣，学生才能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地去完成学习任务。因此，如何激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此，结合我的教学实践谈以下几点做法。

1.趣味与幽默恰当地运用幽默艺术，可以集中学生注意力，调节学生情绪，活跃课堂气氛，启发学生思维，增强教学效果。教学幽默的素材很多，许多笑话、相声、小品、格言、警句、歇后语、谜语、广告、漫画等，无不妙趣横生，教师只要恰当运用，便可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如我讲抓住机遇时，给学生展示了漫画《无题》:一只大雁飞过头顶，两个射手为雁的吃法持弓相争，却不放矢，一个喊要烤着吃，另一个叫要炖着吃，结果，雁飞走了，机遇过了，如何去吃，只成了一句空话。再如，讲到消费者权利的内容时，、我用多媒体播放小品《打工奇遇》片断:“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原来是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群英荟萃，原来是萝卜开会”。顿时，学生兴趣盎然，在轻松愉快中掌握了知识，受到了教育。

2.疑问与悬念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问是思维的火种，思维以疑问为起点，有疑问才有思维，经过思维，才能解疑。教育家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需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设疑、释疑、解惑，可极大地引发学生兴趣，诱导学生的思维。比如，在讲“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这一观点时，我采用马克思的一句篇言“假如没有小偷，锁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完善吗?假如没有假钞票，钞票的制造会有这样精美吗?”在马克思看来，防盗和防伪水平日益提高的根源要“归功”于小偷和造假者了，为什么呢?问题一提出，学生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用这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现象生动地揭示出事物的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再如，讲到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时，我引用了这样一个事例:二战期间，一位飞行员在空中伸手抓住了一颗呼啸而来的子弹。一下子就激发了学生浓厚的求知欲。

3.音乐与表演使用音乐导入新课，能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迅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如在讲“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时，播放2008北京奥运主题曲《我和你》:“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悦耳的歌曲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使枯燥乏味的哲学原理学得形象生动。

表演，寓教于动、寓教于乐，不仅能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转变教学过程中学生等待接纳的“被动角色”，而且能发展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在讲“劳动者就业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一框时，我是这样做的:先布置任务，让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本框内容并查找相关资料，上课时，我说:“这节课我们把全班同学分感甲·乙两组，分别代表企业与劳动者，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你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学生的表演可以把单向的灌输和枯燥的说教，变成生动形象的内化，把课堂教学推动。

4.诗词与典故诗词音韵和谐，言简意赅，意境深远，读后使人兴趣大增。如我在讲述意识的能动作用时，告诉学生意识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一样，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样。并引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面对一朵花，伤心的人会说:“感时花溅泪”;高兴的人会说“映日荷花别样红”;憔悴的人会说“人比黄花瘦”;欣赏的人会说“人面桃花相映红”;客观上“花自飘零水自流”;人在主观上却会想到“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我巧妙地将哲理寓于古诗词的欣赏之中，使抽象的哲理变得形象生动，学生也轻松地掌握了知识。 典故具有形象具体、生动有趣的特点，因此教学中适当引用一些寓言典故，能使枯燥的内容形象化、具体化、趣味化，做到寓教于乐。如，可用“拔苗助长”的寓言说明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用“塞翁失马”的典故说明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道理;用“愚人吃饼”说明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这样可以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课堂教学生动有趣。

5.辩论与竞赛俗话说: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政治课的基本理论，若从正面讲解，学生有时难以接受，但若采用“辩论会”的形式，对垒的双方各抒己见，通过辩论让学生得出结论，效果会更好，因为在辩论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讲“文化多样性”，对待洋节的态度时，采用了辩论的授课方式。正方支持洋节，反方反对洋节。再如，讲“我们的中华文化”时，正方中华文化在崛起，反方中华文化在衰落，事实证明，通过辩论，既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又完成了政治理论的传授。使政治道理生活化，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政治课自然受欢迎了。

竞赛既能丰富教学内容，又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我们以小组为单位，积极开展一些竞赛活动，活动时间大约每月一次，比赛的内容紧贴教学大纲和社会热点。通过事先查阅资料组题或自拟试题，要求学生在同一时间，同时完成。为调动积极性，我们评选出优胜者并给予奖励。开展这些竞赛活动，既巩固了书本知识，又培养同学们关注社会热点，积极思考的好习惯，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和竞争意识。

6.时政与热点高中生思想活跃，对国家和社会的热点问题极为关注。因此，政治课教学应该从丰富、变化、发展的现实生活出发，把课本知识与时事政治联系起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政治课焕发勃勃生机。把时政材料融人课堂教学，通常有以下三种方式:

(1)用于导人新课。在新课教学前，恰当地选取时政材料，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创设知识悬念，为学好一堂课作好铺垫。如，学习(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时，我讲到2008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家连续5次降息来刺激内需，这都与金融危机密切联系。这样，即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为新课教学打下了基础。

(2)用于讲授。政治课的基本理论有一定的抽象性，学生较难接受。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恰当地选用一些时政热点材料，由学生进行分析，教师适时地加以点拨，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更好地理解基本理论。例如，对于“三鹿奶粉事件”，可以与经济常识中的商品基本属性、宏观调控、消费者的安全权等知识点结合;也可以与哲学常识中的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联系的观点等知识点结合;还可以与政治常识中的我国国家性质、政府的原则、党的性质、宗旨等知识点结合。

第11篇

关键字：儒家人文精神 拔尖创新人才 内在关系

我国正在处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时期，国家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寄予厚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人文是中国各家各派文化现象中所蕴涵的基本文化精神。中国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体，“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通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自身心灵的诸多关系合乎中节的协调，以教化天下。人文精神，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性或终级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而儒家精神的核心思想是儒家的“仁人之学”或“君子之学”及与之关联的人格理论和修养理论。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文化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儒家人文精神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实际上是文化和人才培养的关系，把握儒家人文精神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就要首先明确文化和人才培养的关系。文化和人才培养存在辩证的统一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双向互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本身蕴含教育功能

文化不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在我国，“文化”一词源自《周易》，为“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西方，文化一词原意为“耕作土地”，后来引申为“培养人、教化人”。自古至今，人们对“文化”的概念界定不同，但大体上可规划为两者：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包括：政治、思想、宗教、法律等意识领域。而广义的文化则是指“人化，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1】由文化概念可以看来，文化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功能，而具体的教育功能又体现在价值导向、行为约束上。

（1）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

一种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它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价值观念上的一种合力。以天主教文化为例，它传承了一种上帝存在、众生平等的价值观，这与天主教本身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吻合，引领信教人士“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这样以来，天主教的文化价值就对教徒起到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并占据其教徒的信仰地位，完成对上帝、对前世今生、对爱人如己的信服。

（2）文化的行为约束作用

另一方面，文化对人才培养也起到行为习惯的约束作用，“文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知识体系、行为方式等规范人的行为，使人有效地适应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成为社会的人”【2】。同样以天主教为例，天主教教规虽不同于法律、法规对人的强制作用，但它作为一种“柔性”规则也时刻约束着教徒的行为，比如：饭前祈祷、路不拾遗、不杀生等。

1.人才的培养又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人才培养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化成”的过程，简单来说，人才培养就是一种使人“文化”的过程。于是，可以看来：人化是人才培养的母体，人才培养过程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文化的一部分。从人才培养的内容看，智力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美学教育登内容都是对文化的借鉴、创新和传承。人才培养对文化的作用表现在：人才培养是对文化的传承、发展，人才培养也是提升文化品质的一种手段。

（1）人才培养对文化的传承、发展

文化的传承需要不断的发展、创新。文化之所以能够同人类历史并行，在于它的可逆性。儒家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并能在传承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也在于它的可逆性。儒家人文精神作为教育的内容之一，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随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变换自己的理论形态：如两汉经学儒学、魏晋玄学儒学、隋唐注疏儒学、宋元明清理学儒学、近代的新儒学等，使儒学显现出绚丽多姿的形态。

（2）人才培养是一种提升文化品质的途径

文化品质是一种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它象征着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文化品质的提示需要诉诸于人才培养方式、理念、内容等方面的优化来实现。首先人才培养的过程本身是一种对文化起到鉴别、分类的作用，哪些文化对特定一种人才培养具有积极作用，这种文化就能够被传承，与此同时这种文化在删选、鉴别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优化，而那种不利于人才培养的糟粕文化则被去除。

二、儒家人文精神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关系

1.人文精神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根基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座铜像，在它的右侧，上面刻着三本书，有两本书是翻开的，而另一本则没有打开。这种设计是有独特寓意的，它象征着在人类知识领域中，有一些真理是不能靠理智获得的，但是这些真理却非常重要。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有些真理是我吗可以把握的，但是有些真理我们却没有办法通过一般科学实证掌握，那就是人文领域的真理。比如：人生的意义在哪？人的终极理想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与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相比显得虚无缥缈，但是任何一个对科学研究作出贡献的学者都会进行一番类似的思考。

可能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中有关实证研究的课题中不会涉及有关人生意义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中人生问题没有价值。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对人才的培养培养固然重要，但如果其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偏颇，那人才的培养也不能算成功，这样的人才培养也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认为这样的教育史肤浅的。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起到和核心作用。儒学是由以“和合”为追求的人道文化，以“仁义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以“内圣外王”为标准的君子文化所构成的理论体系。可以见得，儒学到处充满着人文精神，包含并体现着以下主要方面：仁义至上的道德操守；“当仁不让”的独立思考精神；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等等。儒家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积淀，至今为世人所传承和景仰。正如1988年，诺贝尔得主们在《巴黎宣言》中所道：“人类如果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在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的当下，儒家人文精神对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更为鲜明的意义。

2.儒家人文精神促使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全面发展的观的“全面”是指“德、智、体、美”，而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途径则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即要求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劳动从中获得发展。对马克思全面发展观认为“体育”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拥有了良好的体质才能谈其它方面的教育，“德育”和“智育”是教育的两种基本手段，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而“美育”则是对人的教育的高层次阶段，是“德育”和“智育”的升华。

翻阅儒家人文教育理念，儒家对于人的教育内容涉及《诗》、《书》、《礼》、《乐》，其中《孟子题词》中道：“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朱熹在《朱子语录》中也强调初学者所读书必是《六经》《语》《孟》，认为《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儒家很注重“诗书礼乐”的学习。古人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说法，即学习《诗》能够激发人的学习兴趣，对人有启发作用，然后人通过《礼》的学习端正品行、操守，成为守礼的人，而《乐》则是最后能让人净化心灵，实现优秀品质内化的过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了解――学习――内化的过程。把马克思关于人全面发展的“德智体美”和儒家“诗书礼乐”放在一起谈论，不是为了一定要做到“一一对应”，实现“绝对等同”的目的，而是传达一种“全面”发展的观点。

如果说《诗》、《书》、《礼》、《乐》是儒家对于人的教育内容上的的“全面”，而对于人的自身修养与国家责任的“全面”阐释则是体现在《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即推理事物的原理获得知识，多指对于理科的学习，也是人在学习的最初始阶段。“诚意、正心”则是要意念诚实，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不为物欲所蔽，保持心灵的安静。这是在了解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对人自身在修养的要求。“起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对人要履行的责任的期望。以此看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将人的全面素质和以致要履行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联系。

3.功利主义驱使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更需要儒家人文精神的支撑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办学模式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上个世纪30年代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引发了教育界有关“人才培养”的讨论。

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1]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富集型的大国，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创新人才，这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备条件。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重点，目标是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一经提出，教育界对其概念有各种解释，但对于其基本素质可归纳为：精深的专业造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勇于批判和变革的勇气。

不能否认，当前存在着一种趋势：各国及各领域都在拼命追求国家的利润，国家教育也不例外。照这种趋势下去，世界各国很快就会生产处一代代有用的机器，而不能造就完全的人才――他们能独立思考，能批判传统，能理解他人苦难和成就的意义。[2]避免这种功利主义的恶化，人文精神的注入是不可或缺的选择。作为具有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它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丰富的人文资源。如果说科学技术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的是动力资源，那人文精神则是带动人才培养的机器。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则犹如一部历经沧桑的发动机，擦拭去历史的尘埃，它还是会崭新如故，并蓄意待发随时为人才培养发起动力。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其人本精神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人文精神方面主要的理论支撑。人本精神，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需求等。作为儒家人文精神根本内容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强调人的作用，勿信鬼神。《论语.述而》

记载：季路问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弟子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可见，在孔子看来人比鬼神更重要，这种思想在祭祀、占卜、鬼神之说盛行的封建社会显得难能可贵。当然，孔子也讲“天命”他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天命”不是信奉上天给自己安排好命运，而是说自己到了五十岁已经看透了一切规律、法则，可以把各种法则内化为自己的人生定律去生活。《中庸》也讲：“尽人事，知天命”。告知人们在遵循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事。这对当今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启示便是：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外界，自身的内省与内化才是成长、成才的根本。任何规律法则都是对人行为举止一种约束，什么时候这种法则内化到自身的言行举止中，那才是达到了“有法则胜于无法则”。

参考文献：

[1]国旗.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观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论文

[2]【美】玛莎・努斯鲍姆.告别功利[M].新华出版社：2010.11（1）

参考文献：

[1]石书臣.中国传统文化与德育的内在联系[J].思想理论教育.2012（2）

第12篇

关键词：大众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作者简介：唐文利（1968-），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学院，馆员。（广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视角”（项目编号：11BKS020）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6-0180-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主课堂，是推进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何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进程？笔者认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一、 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内涵

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基本内涵是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重点的基本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逐步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从而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形成普遍社会共识的过程。[1]具体而言，就是把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使人民大众更好地理解、更好地接受、更好地掌握，并使它转化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内化为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2]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所谓掌握，就是要掌握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提高大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践性教学：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就是要对大学生进行理论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让他们真正理解和掌握的理论，学会运用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担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安排一定的课时，组织和引导大学生亲身参与实践活动，通过参观考察、社会调查、课题研究、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具体形式，使大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并在实践中学会用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因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具有实践性和时效性特点。

实践观点是理论首要、基本的理论观点。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又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认为，实践是理论的生命之源，脱离实践，理论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注重课堂讲授，注重单纯的概念化、理论化的政治传授，强调灌输，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理论兴趣不浓，教学效果不容乐观。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注重实践性，通过开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教育为主题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进社会，走进生活，亲身体验，感悟生活，深刻体会理论的伟大，从而自觉成为的拥护者、宣传者和践行者。

与时俱进是的理论品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同样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必须是以时代需要为终极目标。[4]因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尤其讲求时效性，教学内容必须具有时代性，要反映现实社会的发展，体现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使大学生把课堂所学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在社会实践中深化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做到知行合一，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了解的基本理论，更好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种教学形式多样，灵活多变，极大提高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是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三、实践性教学：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具体路径

1.集中活动与小组活动相结合

集中实践活动指由学校统一组织和安排时间、地点和经费，每年寒暑假由学工部和团委组织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如“三下乡”活动，参观考察、社会调查、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学生参与面广，活动集中。小组活动指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教学特点，结合学生自身专业，以5-7人为小组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性教学活动，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以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自觉性、主动性。按照教学场地的不同，可采取课内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等形式。按照教学内容的不同，可采取以体验式为主的实践性教学、以社会调研为主的实践性教学、以问题探究为主的实践性教学形式。比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主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可采取以体验式为主的实践性教学方式，可采用人物访谈、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形式。广西师范大学实践性活动设计的形式有：

（1）开展人物专访活动。要求学生拟定访谈专题，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物进行专访。如著名企业家、文化名流、政府要员、劳动模范、英雄人物、部队军人、平凡百姓、博士、教授、校长、学校书记、检察官等。

（2）组织参加公益活动。如访问福利院、聋哑学校等并为他们做一些具体的实事；参加扶贫帮困“手拉手”、“一助一”活动；参加环保植树绿化环境或维持社会公共交通秩序或修缮社区公共设施等活动并做好记录。

（3）参观考察。如法庭观摩活动，参观庭审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的目的是：使学生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使学生能够运用的立场观点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让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了解民情，真正体会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魅力。可采用以社会调研为主的实践性教学方式。可带学生参观新农村建设、考察改革开放成功的基地，围绕社会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开展社会调研等。如广西师范大学实践性教学组织学生考察桂林三金药业集团、桂林漓泉啤酒厂、桂林高新开发区、恭城生态农业、“印象刘三姐”表演村等进行学习。“基本原理概论”课注重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哲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采用以问题探究为主的实践性教学方式，可让学生对某一社会问题、社会现象进行课题调研等。

2.开题指导和全程指导相结合

开题指导指开学初要求每个教师对实践性教学都要提供详细的计划，做到科学安排。首先组织学生制订实践性学习方案。开学第一周，任课教师就要求学习小组（以4～5人为宜）围绕课程的内容，根据学生研究兴趣，确定本学期实践的选题。实践活动的选题要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选题要紧扣时代主题，针对学生的实际生活。其次，组织学生做好开题报告。学生选好论文题目后，要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后才能进入写作阶段。全程指导指在整个实践性教学活动中，教师都要全程跟踪，包括活动前要帮助学生制定实践活动计划及开题的指导，活动中要帮助学生解决实践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论文写作。活动后要及时帮助学生总结实践活动中的收获，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写作。在指导过程中，可通过面谈、书信、电话、互联网等形式与学生保持联系和沟通。[5]

3.点评交流与总结表彰相结合

交流点评是实践性教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点评交流一般在课程结束前的1-2周进行，可以在班级由教师进行综合总结评论；也可以由学生自己汇报，每个实践小组简要陈述小组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结果及收获，教师对每个实践小组给予相应的点评，及时总结实践活动成果。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是通过让学生亲身实践，深入社会、深入生活，让学生亲身体验当代中国的伟大成果，加深对当代中国的了解，运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问题解决。通过点评交流，不仅让学生分享到不同的实践成果，而且能让学生在实践活动结束后真正领会到的伟大魅力，达到真知、真信、真用的目的。如广西师范大学在课程结束前两周，进行实践性性学习成果汇报、提问和点评。每个小组将自己的学习成果在班上进行汇报展示，接受教师的提问和答辩，最后教师进行总结点评和打分。学生汇报实践成果的形式灵活多样，有的实践小组派1名代表上讲台陈述成果；有的实践小组利用课件进行成果展示；有的实践小组采取表演的形式进行成果汇报；有的小组利用手绘漫画形式进行成果展示等。总结表彰一般由学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组织，实践活动结束后在全校对积极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给予通报表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当代中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由传统的“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转变。

4.教学计划与教学考评相结合

实践教学计划是实践教学的前提和依据，要根据各门课程的教学特点及教学目标，制订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计划。制定实践性教学计划时应遵循整体性、目标性、针对性、系统性、可行性原则，以保证实践性教学能够有序、有效进行。制度化的实践教学考评是监督和改进实践教学的需要，也是调动教师、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性教学的主要因素。要将教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计入工作量，作为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要把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表现、实践成果的质量综合评价计入学生的期末成绩中，占总评成绩的30%～40%为宜。如广西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成绩占期末总评成绩的35%。

参考文献：

[1]吴学东，余茂辉.当代中国大众化的路径探索[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1，（1）：95.

[2]吕卓超.试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切入点[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1，（2）：5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13篇

论文摘要：自由教育(有时被称为博雅教育)即特别看重自由学术(或自由知识)的教育，主要以传承和探究自由学术为己任。历史表明，自由教育是大学的一颗童心。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在服务实业、讲求时务中诞生的，缺乏自由教育的传统，具有鲜明的自由教育思想的教育思想家少之又少。自由教育的肥沃土壤由文化孕育和积累而形成，社会环境的变革和大学自身的改造对于这种文化的生成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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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自主权，大学自治，学术自由，都涉及自由的问题，但“自由教育”中自由与自由的一般含义有很大不同，自由教育与教育自由的含义很不相同。这首先涉及到对自由学术概念的理解。

一、什么是自由学术?

自由学术是学术，是学术中的一部分。学术自由是自由中的一类，包括了研究自由、选题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出版自由，是学界领域里特别看重的自由，区别于政治和社会领域里的罢工自由、游行自由、政治性结社自由，等等。自由学术指的不是这些内容。

自由学术指的是学术。自由学术是指怎样的学术呢?沿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自由学术乃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1](P3)，是“研究原因的学术”[1](P4)，而“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1](P5)。因此，我们将自由学术界定为关于研究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因和故的学术，或有关事物原理和原因的学术。又可称为自由知识、自由学问。

为何用自由一词来形容这种学术呢?因为掌握了这种学术的人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自由。

与自由学术相对的是什么学术呢?那当然是指“不问原因的学术”[1](P4)，是“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的知识[1](P3)，是“只凭经验的”[1](P3)，是“为其应用而探索的知识”[1](P4)。因而，自由学术是“与经验相比较”[1](P3)的学术，与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相对的，与实用知识相对的学术。因此，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道:“所有其他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1](P6)

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类的活动(他们的工作、事业，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在向前发展、向深层发展时，终归表现出两种趋势:走向艺术，走向哲学。

假若“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那么，哲学为自由学术，自由学术也不就只有哲学了吗?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包含的范围很广，如今日之数学、物理学在当时就属于哲学，那时的物理学被称为“第二哲学”[2]，那时的“数学充当哲学”[1](P29)。直至牛顿时代，物理学仍被称为自然哲学的分支。但物理学的主体已是关于原理和原因的学问了，从这一实质内容看，它便也属于自由学术。所以，用今天的眼光看，自由学术已不只是哲学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属于哲学的数学、物理学、灵魂学等纷纷从哲学中划分出去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种类的哲学兴起了，不仅是许许多多哲学流派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几乎在每一个具体学科领域里又生长出了哲学，如语言哲学、文化哲学、艺术哲学、科技哲学、数学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等。因此，仅就哲学而言，自由学术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但它仍不是自由学术之全部。

就具体现象、事实、操作进行的讨论及相应的知识，大体上属于形而下的内容;而基于形而下所探求得到的原理和有关原因(论及因果)的基础，是观念性的、思想性的内容，我们权且称之为形而中的内容;在思想和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所获得就是关于思想的思想、观念的观念，这是一种“思维着的考察”[3](P38)，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3](P39)，即一种形而上的内容，这就是哲学了。自由学术既包含了形而上的内容，也包含了形而中的内容，当然形而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由此看来，自由学术的覆盖面是十分宽广的。

哲学的地位不仅不排斥作为一般原理、原故、原因的学问，而且视其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且产生巨大作用的学问。大学以对高深学问的情有独钟为特征，就必须有如黑格尔所言“对于高深知识的认真爱好”[3](P3)。这种爱好使得大学从一开始就与哲学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所以，大学对哲学的看重既是一种特殊，又是一种必然。因而在这一点上，也特别映衬出大学对自由学术的特别兴趣。

二、什么是自由教育?

所谓自由教育(有时被称为博雅教育)，即特别看重自由学术(或自由知识)的教育。进一步说，自由教育就是主要以传承和探究自由学术为己任的教育。有时亦以文雅教育、博雅教育相称，但以自由教育一词来表达更为直白，更为确切。

我们对自由教育的界定是以明确其教育内容为基础的。也有人从教育目的上去界定，例如说“自由教育是以人的理性发展为目标，强调心智的训练”[4](P445);自由教育“是心灵的训练与培养”[4](P137)。

还有将自由教育界定为:“是一种关于思想和审美情感的教育，它是通过传授一些思想名篇、富有想象力的文学艺术作品知识进行的。”[5](P168)这是同时从目的和内容上来加以界定的。

至于“自由教育是一种理性教育”[6](P168)，“自由教育以知识本身为目的”[6](P168)，这些说法也算是基于对自由教育的某种理解所作的描述，但并非正式的界定。

自由学术被认为是使人享有更多自由和更好地享有自由的学术，特别看重传承和探究这种学术的教育当然也就在充分实现这种学术所可能达到的目的。所以自由教育也被理解为自由人的教育。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教育也就跟人类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

自由学术一般较为高深，但也有相对高深和相对浅显之分，与大学相关的自由教育所格外关注的是相对高深的自由学术。关于与自由教育相对的概念在随后的讨论中再提及。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从教育内容上和从教育目的上去定义自由教育是彼此相通的。

自由教育与自由从三个方面关联着:一是自由教育实乃特别看重自由知识之教育;二是这种自由知识对人成为自由人最为有利;三是对这种自由知识之探索尤其需要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由精神。

三、自由教育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这里，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地叙述这一历程，故仅在此以一些代表人物的自由教育思想来说明。就世界范围而言，自由教育始终伴随着大学，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大学仍然与自由教育难舍难分。自由教育作为大学的一颗童心，在一些世界著名大学依然保留完好。

从培根(F.Bacon， 1561~1626)说起，并以他的著作《新工具论》为证。他本人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并认为“知识和人类的力量是同义语”[7](P242)，而人的“心灵喜欢一开始就到达普遍性”[7](P243)，“逐步地上升到自然界中真正的、最普遍的原理”[7](P243)的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他在指出了可能“困扰人类心灵的假象”[7](P244)(共四种)之后说:“根据真正的归纳形成的概念和公理，是我们能避免和消除假象的唯一适当的补救方法。”[7](P244)培根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自由教育，但从内容到目的都体现了这一教育思想，他所说的“普遍性”正是自由学术的基本特点。

再说到康德(I.Kant，1724~1804)。他说:“人的目的是‘做人’”，“人必须尽早地使自己受理性的指挥”[8](P498)，而“人只有依靠教育才能成为人”，“通过教育人性可以不断地改进”[8](P499)，“实际的教育”就在于教人“如何过自由人的生活”[8](P501)，“所谓教化，主要是指心理功能的运用”[8](P502)，而“高级心理功能的训练，当包括理解力、判断力和理性的培养”[8](P503)。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人性的改进、理性的培养、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自由人，这是典型的从目的的角度对自由教育所作的阐释。康德的这些思想在他的著作《论教育》中出现，而这一著作正是根据他在哥尼斯堡大学讲授教育学的讲稿并由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

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中世纪大学也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的培根、康德等人在教育领域里仍高扬的理性主义的旗帜。

按照时间的顺序，培根主要活动在16世纪至17世纪，康德主要活动在18世纪，现在再看看从18世纪跨入19世纪的洪堡(W.Humboldt， 1767~1836)。洪堡是创造于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的主要创建人，他认为:“纯科学就是哲学。思辨的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极致，是科学诸学科的升华和纯粹形式。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究。大学所从事的便是这种纯科学”，“通识性的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9]。显然，洪堡从内容到目的都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自由教育观。

专业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使自由教育面临挑战。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教育家纽曼(J.H.Newman， 1801-1890)起而迎接挑战，他作了系列的演讲并汇集成册，这就是流传甚广的著作《大学的理想》。纽曼直言道:“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不由自主地信奉亚里士多德哲学。”[10](P30)这就说到了自由教育的源头。

从内容上说，纽曼认为“知识本身即为目的，这种知识应被称做自由知识”，“接受教育是为了获得这种知识，应把它纳入大学范畴”，这种知识即他所“特别指称的哲学或更广意义上的科学”，当知识“精确地、超常地被看做是哲学时，知识在更大程度上具备了这些含义”，而“当知识带有哲学的特性时，它就是格外自由或尤其自足的”[10](P31)。哲学的特性是些什么呢?是“智慧作用于知识”[10](P32)，是“把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10](P33)，是“达到普遍的观念”[10](P32)，相对而言，“知识按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其为知识”[10](P33)。

从目的上说，自由教育在于让学生养成“哲学习惯”[10](P32)，在于“理智的培育”[10](P6)，在于“使心智成形”[10](P7)，自由教育“仅仅依据人类的理性和智慧来考虑这个问题”[10](P17)。“理智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真正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知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思想或理智，抑或可称之为哲学体系”[10](P59)，“理智的训练即是自身的目的。因为自身有了目的，也就等于自身有了用处”[10](P80-82)。纽曼将自由与奴性相对，而“奴工”一词表示的是“体力劳动、机械劳作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很少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心智活动参与”[10](P27)，纽曼没有直接提到自由人，但其自由教育之目的与自由人之培养显然相连。

纽曼是近代以来捍卫自由教育理想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大学的理想》所体现的精神有着长久的影响。

最后，我们提到20世纪的赫钦斯(R.M.Hulchins，1899-1977)，他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长达22年。他在自由教育面临新的挑战时阐发了他的观念，他对自由教育的论述特别集中于《美国高等教育》(1936)和《民族社会中教育的冲突》(1953)这两部著作之中。他说:“作为最高形式的科学，形而上学决定了希腊人的思想”[11](P57)，同时，他认为“形而上学，即有关最高原则的科学”[11](P61)，“物理学想超越的仅仅是一种理论或假设，它就需要借助特定的一些形而上学原理”[11](P60)，“形而上学探究的是事物的最高原则和起因”[11](P57)，进而，他“坚信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11](P63)。20世纪的赫钦斯关于自由学术和自由教育的理解依然与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学一脉相承。从内容上，他说得更具体，他指出“西方名著”“再加上数学”[11](P50)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本人就倡导了一个名著运动[11](P69)，更一般地说，“现代大学好似一本百科全书”[11](P55)，而这部“百科全书包含许多真理，别无其他”[11](P55)。这就是以自由学术为基础的自由教育。从目的上，赫钦斯认为“大学唯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11](P25)，而“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挖掘出我们人性的共同点”[11](P39)，“教育的目的是将人与人、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增进人类的思维”[11](P42)。他的永恒知识、永恒主义教育观作为自由教育的一种体现也呈现出时代的特点。 转贴于

赫钦斯曾任校长的芝加哥大学拥有8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早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芝加哥大学与北京大学几乎是同时建校的，前者仅早了7年，这一比较实在可令我们深思)。芝加哥大学的历任校长都如赫钦斯一样坚持了自由教育的理念，这无疑是它成功的关键。我们再无需列举哈佛、耶鲁的案例了。

至此，我们以自16世纪以来，17、18、19和20世纪的几位代表人物的有关论述，大体说明了自由教育在大学教育发展中的历程，特别是它在近两三个世纪经历的许多变迁中，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且其自身也在一些挑战中得以发展。

历史表明，自由教育是大学的一颗童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始终力图保持自己的这颗童心。

四、自由教育与中国大学

中国最早建立的两所大学为天津大学(1895)和上海交通大学(1896)，其前身分别为北洋西学学堂和南洋公学。北洋学堂分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为本科，二等为预科，头等学堂最初所设之专业分别为“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冶金、法科4科”[12](P1544)。南洋公学则“设商务专科、铁路工程班”，后“增设电机、航海专科，以造就实业人才，学校始具工科性质”[12](P1332)。也就是说，中国大学是从实业发展需要始建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质。这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仍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大学终于在中国诞生了。

然而，与西欧当初建立的大学中所设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相比，差别较大，这种差别反映在大学教育性质上。欧洲大学一开始就与古典的自由教育思想相联系，而中国大学一开始就是与实用教育相联系的。

即使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为例，从其于1910年所分之七科(经、文、法政、格致、农、工、商[12](P818))来看，虽与北洋学堂、南洋公学有所不同，但其宗旨仍为“讲求时务”。

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在服务实业、讲求时务中诞生的。

和梅贻琦在分别执掌北大、清华的时期，可能是彰显自由教育思想的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时期。以先生为例，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习的是美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更直接地受到欧洲大学教育思想的影响。从他主张自由和谐发展，主张发展个性，崇尚自然以及教育独立的办学思想中亦可看出其教育观。但是，他接手时的北大问题多多，这使得他必须要花很大精力于整顿校风、调整办学方针，从大的格局上把北大引向现代大学之路，事实上还来不及充分展开以自由学术为主线的自由教育思想于教育的实践，而首先是大力推进“兼容并蓄、学术自由”以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些事实使得人们比较容易注意到他对学术自由的重视而忽略了他对自由学术的价值的看重，注意到了他对教育自由的捍卫而忽略了他对自由教育的崇尚。

自觉的自由教育理念在大学推行，是产生大师级人物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一点已被中外历史所证明。

在进入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大规模发展的是工科、农科，大力凸显工科的地位，有一定自由教育传统的清华也变成了纯工科大学，而新建的院校除个别外大都是工科(或农林医)院校，不仅单个的专业强调对口，而且整个学校被要求对口，整个学校成了专业院校，诸如纺织学院、公路学院、铁路学院、煤炭学院、石油学院、化工学院、粮食学院、地质学院、矿冶学院、水产学院、畜牧学院……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当然需要发展相关的各种专业，但办学校与办专业不是一回事，一方面大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经济，另一方面专业或相应学科之间有其内部关系，均应在考虑之列。然而，大量的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办学的格局使这种考虑更容易被忽略。

上述局面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其后的30年甚至40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有的甚至还找不到一位能讲授中国通史的教授，找不到一位能讲授哲学原理的教授，找不到能讲授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的教授……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局面的严重性，但改变这种局面亦非一日之功。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缺乏自由教育的传统，具有鲜明自由教育思想的教育思想家少之又少。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何中国缺少大师级人物，缺少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这样的大科学家，缺少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思想家，缺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缺少如我们自己曾有的熊十力、冯友兰、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人们普遍在思考，虽然今日之中国能对此予以面对并深思之已是一个进步，但是答案在哪里呢?肯定难以一言以蔽之，然而从大学教育思想上去寻找原因也是必需的。欧洲包括科学事业发展在内的繁荣是大大受益于对自由学术之崇尚的，这一点恩格斯已有明确的论断，亦当给我们以启示。

自由教育的肥沃土壤不是上天赋予的，它是由文化孕育和积累而形成的。这种至关重要的文化又从何而来呢?虽然作为传统在这方面正有我们的不足，但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借鉴的。毫无疑问，对于现实而言，社会环境的变革和大学自身的改造对于这种文化的生成都是不可或缺的。

大学应有实施通识教育的机构，如哈佛大学设立哈佛学院，日本东京大学设立教养部，道识教育由它们来负责实施。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里，自由教育以实施通识教育来体现，其相应的机构里不乏著名的学术大师。一切都表明，通识教育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并且，自由教育之精神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程，影响大学教育的全程。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2] 冯契 哲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1481 

[3]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 吴式颍，等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九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

[5] Whitehead: The Aimes of Education[M] Free Press， 1967 24-25.

[6] 涂艳国 走向自由-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7] [英]培根 新工具论[A] 任钟印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8] [德]康德 论教育[A] 任钟印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9] A.Flitnerl(ed)， W.v.Humboldt—Schriften our Anthropologie und Bildung， Frankfurt/M.1984 93-95.

[10][英]纽曼 大学的理想[M] 徐辉，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第14篇

论文摘要：自由教育(有时被称为博雅教育)即特别看重自由学术(或自由知识)的教育,主要以传承和探究自由学术为己任。历史表明,自由教育是大学的一颗童心。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在服务实业、讲求时务中诞生的,缺乏自由教育的传统,具有鲜明的自由教育思想的教育思想家少之又少。自由教育的肥沃土壤由文化孕育和积累而形成,社会环境的变革和大学自身的改造对于这种文化的生成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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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自,大学自治,学术自由,都涉及自由的问题,但“自由教育”中自由与自由的一般含义有很大不同,自由教育与教育自由的含义很不相同。这首先涉及到对自由学术概念的理解。?

一、什么是自由学术??

自由学术是学术,是学术中的一部分。学术自由是自由中的一类,包括了研究自由、选题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出版自由,是学界领域里特别看重的自由,区别于政治和社会领域里的罢工自由、游行自由、政治性结社自由,等等。自由学术指的不是这些内容。?

自由学术指的是学术。自由学术是指怎样的学术呢?沿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自由学术乃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1](P3),是“研究原因的学术”[1](P4),而“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1](P5)。因此,我们将自由学术界定为关于研究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因和故的学术,或有关事物原理和原因的学术。又可称为自由知识、自由?学问。??

为何用自由一词来形容这种学术呢?因为掌握了这种学术的人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自由。?

与自由学术相对的是什么学术呢?那当然是指“不问原因的学术”[1](P4),是“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的知识[1](P3),是“只凭经验的”[1](P3),是“为其应用而探索的知识”[1](P4)。因而,自由学术是“与经验相比较”[1](P3)的学术,与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相对的,与实用知识相对的学术。因此,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道:“所有其他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1](P6)?

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类的活动(他们的工作、事业,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在向前发展、向深层发展时,终归表现出两种趋势:走向艺术,走向哲学。?

假若“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那么,哲学为自由学术,自由学术也不就只有哲学了吗?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包含的范围很广,如今日之数学、物理学在当时就属于哲学,那时的物理学被称为“第二哲学”[2],那时的“数学充当哲学”[1](P29)。直至牛顿时代,物理学仍被称为自然哲学的分支。但物理学的主体已是关于原理和原因的学问了,从这一实质内容看,它便也属于自由学术。所以,用今天的眼光看,自由学术已不只是哲学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属于哲学的数学、物理学、灵魂学等纷纷从哲学中划分出去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种类的哲学兴起了,不仅是许许多多哲学流派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几乎在每一个具体学科领域里又生长出了哲学,如语言哲学、文化哲学、艺术哲学、科技哲学、数学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等。因此,仅就哲学而言,自由学术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但它仍不是自由学术之全部。?

就具体现象、事实、操作进行的讨论及相应的知识,大体上属于形而下的内容;而基于形而下所探求得到的原理和有关原因(论及因果)的基础,是观念性的、思想性的内容,我们权且称之为形而中的内容;在思想和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所获得就是关于思想的思想、观念的观念,这是一种“思维着的考察”[3](P38),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3](P39),即一种形而上的内容,这就是哲学了。自由学术既包含了形而上的内容,也包含了形而中的内容,当然形而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由此看来,自由学术的覆盖面是十分宽广的。?

哲学的地位不仅不排斥作为一般原理、原故、原因的学问,而且视其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且产生巨大作用的学问。大学以对高深学问的情有独钟为特征,就必须有如黑格尔所言“对于高深知识的认真爱好”[3](P3)。这种爱好使得大学从一开始就与哲学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所以,大学对哲学的看重既是一种特殊,又是一种必然。因而在这一点上,也特别映衬出大学对自由学术的特别兴趣。?

二、什么是自由教育??

所谓自由教育(有时被称为博雅教育),即特别看重自由学术(或自由知识)的教育。进一步说,自由教育就是主要以传承和探究自由学术为己任的教育。有时亦以文雅教育、博雅教育相称,但以自由教育一词来表达更为直白,更为确切。?

我们对自由教育的界定是以明确其教育内容为基础的。也有人从教育目的上去界定,例如说“自由教育是以人的理性发展为目标,强调心智的训练”[4](P445);自由教育“是心灵的训练与培养”[4](P137)。?

还有将自由教育界定为:“是一种关于思想和审美情感的教育,它是通过传授一些思想名篇、富有想象力的文学艺术作品知识进行的。”[5](P168)这是同时从目的和内容上来加以界定的。?

至于“自由教育是一种理性教育”[6](P168),“自由教育以知识本身为目的”[6](P168),这些说法也算是基于对自由教育的某种理解所作的描述,但并非正式的界定。?

自由学术被认为是使人享有更多自由和更好地享有自由的学术,特别看重传承和探究这种学术的教育当然也就在充分实现这种学术所可能达到的目的。所以自由教育也被理解为自由人的教育。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教育也就跟人类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

自由学术一般较为高深,但也有相对高深和相对浅显之分,与大学相关的自由教育所格外关注的是相对高深的自由学术。关于与自由教育相对的概念在随后的讨论中再提及。?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从教育内容上和从教育目的上去定义自由教育是彼此相通的。?

自由教育与自由从三个方面关联着:一是自由教育实乃特别看重自由知识之教育;二是这种自由知识对人成为自由人最为有利;三是对这种自由知识之探索尤其需要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由精神。?

三、自由教育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这里,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地叙述这一历程,故仅在此以一些代表人物的自由教育思想来说明。就世界范围而言,自由教育始终伴随着大学,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大学仍然与自由教育难舍难分。自由教育作为大学的一颗童心,在一些世界著名大学依然保留完好。?

从培根(F.Bacon, 1561~1626)说起,并以他的著作《新工具论》为证。他本人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并认为“知识和人类的力量是同义语”[7](P242),而人的“心灵喜欢一开始就到达普遍性”[7](P243),“逐步地上升到自然界中真正的、最普遍的原理”[7](P243)的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他在指出了可能“困扰人类心灵的假象”[7](P244)(共四种)之后说:“根据真正的归纳形成的概念和公理,是我们能避免和消除假象的唯一适当的补救方法。”[7](P244)培根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自由教育,但从内容到目的都体现了这一教育思想,他所说的“普遍性”正是自由学术的基本特点。

再说到康德(I.Kant,1724~1804)。他说:“人的目的是‘做人’”,“人必须尽早地使自己受理性的指挥”[8](P498),而“人只有依靠教育才能成为人”,“通过教育人性可以不断地改进”[8](P499),“实际的教育”就在于教人“如何过自由人的生活”[8](P501),“所谓教化,主要是指心理功能的运用”[8](P502),而“高级心理功能的训练,当包括理解力、判断力和理性的培养”[8](P503)。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人性的改进、理性的培养、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自由人,这是典型的从目的的角度对自由教育所作的阐释。康德的这些思想在他的著作《论教育》中出现,而这一著作正是根据他在哥尼斯堡大学讲授教育学的讲稿并由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

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中世纪大学也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的培根、康德等人在教育领域里仍高扬的理性主义的旗帜。?

按照时间的顺序,培根主要活动在16世纪至17世纪,康德主要活动在18世纪,现在再看看从18世纪跨入19世纪的洪堡(W.Humboldt, 1767~1836)。洪堡是创造于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的主要创建人,他认为:“纯科学就是哲学。思辨的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极致,是科学诸学科的升华和纯粹形式。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究。大学所从事的便是这种纯科学”,“通识性的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9]。显然,洪堡从内容到目的都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自由教育观。?

专业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使自由教育面临挑战。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教育家纽曼(J.H.Newman, 1801-1890)起而迎接挑战,他作了系列的演讲并汇集成册,这就是流传甚广的著作《大学的理想》。纽曼直言道:“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不由自主地信奉亚里士多德哲学。”[10](P30)这就说到了自由教育的源头。?

从内容上说,纽曼认为“知识本身即为目的,这种知识应被称做自由知识”,“接受教育是为了获得这种知识,应把它纳入大学范畴”,这种知识即他所“特别指称的哲学或更广意义上的科学”,当知识“精确地、超常地被看做是哲学时,知识在更大程度上具备了这些含义”,而“当知识带有哲学的特性时,它就是格外自由或尤其自足的”[10](P31)。哲学的特性是些什么呢?是“智慧作用于知识”[10](P32),是“把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10](P33),是“达到普遍的观念”[10](P32),相对而言,“知识按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其为知识”[10](P33)。?

从目的上说,自由教育在于让学生养成“哲学习惯”[10](P32),在于“理智的培育”[10](P6),在于“使心智成形”[10](P7),自由教育“仅仅依据人类的理性和智慧来考虑这个问题”[10](P17)。“理智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真正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知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思想或理智,抑或可称之为哲学体系”[10](P59),“理智的训练即是自身的目的。因为自身有了目的,也就等于自身有了用处”[10](P80-82)。纽曼将自由与奴性相对,而“奴工”一词表示的是“体力劳动、机械劳作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很少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心智活动参与”[10](P27),纽曼没有直接提到自由人,但其自由教育之目的与自由人之培养显然相连。?

纽曼是近代以来捍卫自由教育理想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大学的理想》所体现的精神有着长久的影响。?

最后,我们提到20世纪的赫钦斯(R.M.Hulchins,1899-1977),他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长达22年。他在自由教育面临新的挑战时阐发了他的观念,他对自由教育的论述特别集中于《美国高等教育》(1936)和《民族社会中教育的冲突》(1953)这两部著作之中。他说:“作为最高形式的科学,形而上学决定了希腊人的思想”[11](P57),同时,他认为“形而上学,即有关最高原则的科学”[11](P61),“物理学想超越的仅仅是一种理论或假设,它就需要借助特定的一些形而上学原理”[11](P60),“形而上学探究的是事物的最高原则和起因”[11](P57),进而,他“坚信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11](P63)。20世纪的赫钦斯关于自由学术和自由教育的理解依然与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学一脉相承。从内容上,他说得更具体,他指出“西方名著”“再加上数学”[11](P50)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本人就倡导了一个名著运动[11](P69),更一般地说,“现代大学好似一本百科全书”[11](P55),而这部“百科全书包含许多真理,别无其他”[11](P55)。这就是以自由学术为基础的自由教育。从目的上,赫钦斯认为“大学唯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11](P25),而“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挖掘出我们人性的共同点”[11](P39),“教育的目的是将人与人、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增进人类的思维”[11](P42)。他的永恒知识、永恒主义教育观作为自由教育的一种体现也呈现出时代的特点。?

赫钦斯曾任校长的芝加哥大学拥有8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早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芝加哥大学与北京大学几乎是同时建校的,前者仅早了7年,这一比较实在可令我们深思)。芝加哥大学的历任校长都如赫钦斯一样坚持了自由教育的理念,这无疑是它成功的关键。我们再无需列举哈佛、耶鲁的案例了。?

至此,我们以自16世纪以来,17、18、19和20世纪的几位代表人物的有关论述,大体说明了自由教育在大学教育发展中的历程,特别是它在近两三个世纪经历的许多变迁中,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且其自身也在一些挑战中得以发展。?

历史表明,自由教育是大学的一颗童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始终力图保持自己的这颗童心。?

四、自由教育与中国大学?

中国最早建立的两所大学为天津大学(1895)和上海交通大学(1896),其前身分别为北洋西学学堂和南洋公学。北洋学堂分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为本科,二等为预科,头等学堂最初所设之专业分别为“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冶金、法科4科”[12](P1544)。南洋公学则“设商务专科、铁路工程班”,后“增设电机、航海专科,以造就实业人才,学校始具工科性质”[12](P1332)。也就是说,中国大学是从实业发展需要始建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质。这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仍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大学终于在中国诞生了。

然而,与西欧当初建立的大学中所设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相比,差别较大,这种差别反映在大学教育性质上。欧洲大学一开始就与古典的自由教育思想相联系,而中国大学一开始就是与实用教育相联系的。?

即使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为例,从其于1910年所分之七科(经、文、法政、格致、农、工、商[12](P818))来看,虽与北洋学堂、南洋公学有所不同,但其宗旨仍为“讲求时务”。?

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在服务实业、讲求时务中诞生的。?

和梅贻琦在分别执掌北大、清华的时期,可能是彰显自由教育思想的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时期。以先生为例,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习的是美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更直接地受到欧洲大学教育思想的影响。从他主张自由和谐发展,主张发展个性,崇尚自然以及教育独立的办学思想中亦可看出其教育观。但是,他接手时的北大问题多多,这使得他必须要花很大精力于整顿校风、调整办学方针,从大的格局上把北大引向现代大学之路,事实上还来不及充分展开以自由学术为主线的自由教育思想于教育的实践,而首先是大力推进“兼容并蓄、学术自由”以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些事实使得人们比较容易注意到他对学术自由的重视而忽略了他对自由学术的价值的看重,注意到了他对教育自由的捍卫而忽略了他对自由教育的崇尚。?

自觉的自由教育理念在大学推行,是产生大师级人物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一点已被中外历史所?证明。??

在进入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大规模发展的是工科、农科,大力凸显工科的地位,有一定自由教育传统的清华也变成了纯工科大学,而新建的院校除个别外大都是工科(或农林医)院校,不仅单个的专业强调对口,而且整个学校被要求对口,整个学校成了专业院校,诸如纺织学院、公路学院、铁路学院、煤炭学院、石油学院、化工学院、粮食学院、地质学院、矿冶学院、水产学院、畜牧学院……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当然需要发展相关的各种专业,但办学校与办专业不是一回事,一方面大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经济,另一方面专业或相应学科之间有其内部关系,均应在考虑之列。然而,大量的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办学的格局使这种考虑更容易被忽略。?

上述局面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其后的30年甚至40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有的甚至还找不到一位能讲授中国通史的教授,找不到一位能讲授哲学原理的教授,找不到能讲授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的教授……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局面的严重性,但改变这种局面亦非一日之功。?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缺乏自由教育的传统,具有鲜明自由教育思想的教育思想家少之又少。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何中国缺少大师级人物,缺少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这样的大科学家,缺少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思想家,缺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缺少如我们自己曾有的熊十力、冯友兰、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人们普遍在思考,虽然今日之中国能对此予以面对并深思之已是一个进步,但是答案在哪里呢?肯定难以一言以蔽之,然而从大学教育思想上去寻找原因也是必需的。欧洲包括科学事业发展在内的繁荣是大大受益于对自由学术之崇尚的,这一点恩格斯已有明确的论断,亦当给我们以?启示。??

自由教育的肥沃土壤不是上天赋予的,它是由文化孕育和积累而形成的。这种至关重要的文化又从何而来呢?虽然作为传统在这方面正有我们的不足,但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借鉴的。毫无疑问,对于现实而言,社会环境的变革和大学自身的改造对于这种文化的生成都是不可或缺的。?

大学应有实施通识教育的机构,如哈佛大学设立哈佛学院,日本东京大学设立教养部,道识教育由它们来负责实施。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里,自由教育以实施通识教育来体现,其相应的机构里不乏著名的学术大师。一切都表明,通识教育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并且,自由教育之精神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程,影响大学教育的全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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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英]纽曼 大学的理想[M] 徐辉,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第15篇

摘 要： 道德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是道德教育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目标。道德教育关涉“是”与“应该”两类教育，“有效性问题”主要是在“应该”的层面成为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难题。借助索绪尔关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理论的区分，道德教育“有效性问题”的所指即“向善性”价值教育存在的“有效性”问题，在此基础上理清有效性之“缺效”、“失效”及“反效”的三重境遇，有助于破解“有效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5505

“Poor Validity”“Null Validity”“Minus Validity”-Three Situations of “Validity” in Moral Education

WANG Yan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2.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validity； poor validity； null validity； minus validity

Abstract： “Validity” in moral educat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all moral education practice. The moral education concerns the education of “being” and “oughtness”， while “oughtness”， “the issue of validity” becomes an arduou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in moral education. Recurring to Saussure's theory of differentiating the “signans” and “signatum” in linguistics， the signatum in “the issue of validity” in moral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validity” in value education， namely “towards the good”. Based on this， differentiate the three situations of “poor validity”， “null validity” and “minus validity”， which will help us to crack this arduous problem.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伦理关系和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加上现代、后现代西方伦理思潮和道德教育理论的影响，使得道德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更为凸显，直接指向制约和影响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根本原因。因此，追本溯源，从“有效性问题”回归“有效性”问题，或许可以启迪解题。

一、道德教育的双重意蕴

在言及“道德教育有效性”时，应明确和统一“有效性”指涉的内容。沈壮海根据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历程，将“有效性”论域细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有效性、过程的有效性、结果的有效性三个方面。[1]20这种做法启迪我们反思道德教育笼统模糊的“低效性”评价到底何指、其症结究竟何在。因此，“道德教育”作何界定就成为全面理解“有效性”问题的切入点。

道德教育是道德与教育的合成概念，既有来自伦理学逻辑的解读，也有源于教育学逻辑的阐释。檀传宝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组织适合德育对象品德成长的价值环境，促进他们在道德价值的理解和道德实践能力等方面不断建构和提升的教育活动。”[2]6罗国杰提出：“所谓道德教育，就是为使人们践行某种道德义务，而对人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3]520纵观学界对“道德教育”的界说，作为其关键词的道德价值、道德实践、道德义务都指向了道德，正如钟启泉、黄志成所说：“何谓道德教育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何谓道德的问题。”[4]9道德之所是决定了道德教育的定位。这就回到了道德教育的原初问题：“德是可教的吗？”这个问题内在包含了“什么是德”及“如何教德”两个论题，前者规定后者，后者实现前者。从“德”的内蕴来说，它包含知善与行善两个层次。显然，在“知善”层面，毫无疑问“德是可教的”，这与一般的学科教学方式并无不同，诸如可以明确地传授关于“正义”“节制”“勇敢”“智慧”等德目的知识。但懂得“正义”等德目知识的人未必是躬行“正义”的人，因为“知善”需要借助苏格拉底对“德”所假设的“识见”来实现“行善”，而“识见”是不能靠德目的说教习得的，是“借助伴有识见的行为化起来的”，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的人由于做了公正的事，节制的人由于做了节制的事，如果不去做这些事，谁也别想成为善良的人。”[5]31也就说，“行善”方能展现和证明“知善”，而“知善”并不必然呈现“行善”，“知”、“行”的逻辑承转恰是需要道德教育致力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行善”层面，“德”的可教性遭遇了挑战，“由此只能作出一个结论：形成道德的方法是同一般的学科教学方式迥然不同的。”[4]9

应当说，这种区分鲜明地揭示了道德教育的内在层次，即道德之“知识”与“德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道德教育作为实践活动的双重意蕴：一方面，教授道德的知识，提升人们的道德认知；另一方面，培养道德的行为，涵养人们的道德操守。此种意蕴，借助杜威对“道德观念”（对象层次）与“关于道德的观念”（元层次）区分的方法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道德观念’，不管是各种各样的观念，见效于行为之中，并使行为有所改善，变得比另外情况下更好……至于‘关于道德的观念’，它们在道德上也许是不偏不倚的，或者是不道德的，或者是道德的。关于道德的观念，关于诚实、纯洁或善良的见解，并非理所当然地使这种观念自动变成好的品格或好的行为。”[6]8这种见解也内在契合了对道德教育层次性的认知。作为复合词，道德教育分属伦理学与教育学学科，前者为道德教育提供理论规定，后者为道德教育提供实践支撑，任何拘泥于一端的做法都有碍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实现。所以樊浩认为：“道德教育理论的成熟，在学术资源方面与两大因素深度相关，一是伦理学的理论供给；二是教育学理论与伦理学理论的生态整合。其难题在于：必须找到两大学科的生态结合点。”[7]这些阐释既指明了道德教育自身的交叉性和复杂性，也为我们揭示和思考其内在逻辑层次提供了路径。受此启发，是不是也可以作“道德教育”与“关于道德的教育”的区分，如此是否就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道德教育”的基本诉求是要使行为有所改善、趋善向善，变得比另外的情况下更好，也就是说，它意蕴着德行、德性的培育与提升；“关于道德的教育”则更多的如杜威所说，是一种关于诚实、纯洁或善良的“见解”，这种见解像“诸多关于埃及考古学的知识”[6]8那样，也就是说，它侧重于对道德知识的介绍和传授。前者可以归属“应当”（价值）的层面，它的范畴是“善”和“恶”，重在以教育扬“道德之善”；后者可以归于“是”（事实）的层面，它的范畴是“真”和“假”，重在以教育明“事实之真”，二者有机统一于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在此逻辑推演下，道德教育的有效性问题亦应有所特指。

二、“有效性”的两种指向

“有效性”在道德教育的话语体系中，是一个颇获信赖和好感的词汇，是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相对其在道德教育中众望所归的地位，人们对“有效性”自身则缺乏研究。何谓“有效性”，它到底指称什么、可以指称什么，这些问题的区分是提升道德教育有效性的逻辑起点。

但理论界对此等问题的回答却来源于约定俗成的看法。沈壮海在介绍“有效性”这个概念时，曾将其与“效益”比较：“效益是人们对活动结果进行描述时经常使用的概念，它主要指的是与活动的目的之间具有吻合性的活动结果，重点揭示的是活动的结果所产生的正面的效用、收益。因此，如果单纯就对活动结果的考察而言，效益与有效性相近。”[1]17这是目前人们对有效性问题理解的代表性观点。也即是说，当人们在论及“道德教育有效性”问题时，一般来说，是在“正面效果”的背景共识下阐发的。这种共识的逻辑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道德教育“有效”，则意味着实现了预期的结果；反之，没有达到预期结果，称为没有效果。这样，没有任何价值色彩而中立的“结果”内在的被“有效”（> “结果”）、“无效”（=“结果”）的正面价值评价所置换，继而成为描绘道德教育结果的事实常态词汇，也成为分析道德教育现状的逻辑起点。

那么，这个起点是否能够概括道德教育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呢？借助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对语言能指和所指的区分，答案是否定的。为了更准确地进行语言表达，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理论。作为词的语言符号包含概念和音响形象

[注：（音响形象）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是跟……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参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1页。]，“但是在日常使用上，这个术语一般只指音响形象，例如指词（arbor等等）。人们容易忘记，arbor之所以被称为符号，只是因为它带有‘树’的概念，结果让感觉部分的观念包含了整体的观念。”[8]102因此，为了区分语言所指涉的内容以便消除歧义，索绪尔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8]102此种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能指标识词语的边际效用，所指标识词语的具体效应”。[9]63由此来看，道德教育的“有效性”一直是在“能指”的层面上表达“有效性问题”，涵盖和包容了道德教育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导致我们总是在独断论的层面上作出“道德教育的低效性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注：卢艳红《规范约束与意义引领的有效整合——当下学校德育的理性选择》，《中小学教师培训》2007年第10期第50页；江新华《德育概念泛化是影响德育有效性的理论根源》，《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9期，第75页；王育《济南市城区幼儿园德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类似的结论，却缺乏清晰的理性说明。这种做法显然忽视了作为“所指”存在的有效性的具体效应，提请我们重识“有效性”的指涉问题。

首先，道德教育内涵着“是”与“应当”的区分，即前文所说的“真”“假”与“善”“恶”的分野。与“真”、“假”相对应的“是”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成立与否并不依赖于受教育主体的信念和态度。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知识，而“会不会”、“懂不懂”则是其提出的明确要求。因此，“是”的教育一经有效一般指的就是正面效果。与“善”“恶”相对应的“应当”则是一种价值存在，是人彰显自身类主体意识的一种尝试和证明，是理性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假设和设想。在这个谋划的过程中，人创造和构建了自身的价值王国，丰富和完善了自身的价值形象，完成了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因此，这种源于假设的“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受教育主体的信念和态度：当受教育者对“应当”持“相信”的积极态度时，“应当”就成为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其教育就表现为正效果；反之，受教育者对“应当”持“怀疑”乃至“不相信”的消极态度时，“应当”就成为人规避和反对的一种存在，其教育就表现为负效果和反效果，这与其向善性的价值诉求背道而驰。因此，那种通识性正面价值理解的“有效性”，专指“事实性”知识教育而不是“向善性”价值教育的起点与结果，相反，它是“向善性”价值教育所要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作为“事实性”知识教育的道德教育存在“有效性”，却不存在“有效性问题”，“有效性问题”应是特指“向善性”价值教育的道德教育，这是道德教育“有效性”的特殊所指，也是进行道德教育研究所应该有的认识。

其次，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有效性就其实质而言，是“体现于特定价值关系中的价值属性问题。价值关系，表现为客体在满足主体需要的过程中所构成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价值的确立有赖于客体所具有的特定属性，同时又有赖于客体与主体之间特定主客体关系的构成，换言之，价值产生于客体所具有的特定属性与相应的主客体关系的统一之中……作为一种价值属性的体现，有效性所指的是特定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所具有的相应特性，且这种特性又是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在与相应价值主体构成的价值关系即对相应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1]15这个界说比较客观地描绘了有效性的构成，即主体、客体以及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实践活动，它们是考察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核心要素。其中，主客体的客观存在及其能动作用的发挥不仅是衡量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道德教育的特殊性。即是说，在道德教育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非总是表现为良性的。因此，以正面价值作为起点，将道德教育的结果描绘成完全混同了相对独立于主客体的主观因素之外而表现为一种事实陈述的知识性教育，没有彰显出主客体在道德教育中的应有地位，从而遮掩了其价值教育的特性，也就难以全面揭示出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境遇。

三、道德教育有效性的三重境遇

按照索绪尔的划分，我们完全可以保留“有效性”这个符号，在其“能指”领域，有效性表达的是整体的观念，在其“所指”领域，有效性表达的是具体观念。对于道德教育来说，其双重意蕴的区分决定了以“有效性问题”面貌出现的有效性，指涉的是“所指”概念。进一步说，道德教育有效性是针对其“应该”层面的价值教育结果在发问及评价。那么，问题就演变为保留有效性的符号后，作为价值教育属性的道德教育结果究竟如何。换句话说，价值层面的道德教育其有效性“能指”为何。

准确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有效性”的内涵。在此问题上，一方面形成了通识的看法，可以借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某种混乱，需要梳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585这个原则对于“有效性”的理解同样适用。从通识来说，“单纯就对活动结果的考察而言，效益与有效性相近”[1]18，即有效性指的是正面的效用、收益，即有效结果。这种理解不仅符合“望文生义”便于直观研究，也能够通行于对“是”与“应该”状况的同一描绘。但按照沈壮海接下来的“效果说”，有效结果不等于效果，“一般而言，效果指活动的具体结果及其实际效应。它更多地是事实判断的产物，告诉人们事物发展的实际结局，至于这一结局是好是坏，是积极还是消极，它并没有限定。因此，效果既可指正效果，也可指负效果、零效果；既可指积极效果，也可指负面效果。”[1]139如此一来，效果就变成了价值中立的词汇，这和通识有悖，结果就是淡化了“效果”与“结果”的区别，在描绘道德教育有效性问题时容易造成层次混乱，引发歧义。因此，既然有效性指的是“有效结果”，那么，完全可以以“结果及对结果的描绘”作为道德教育现实境遇的逻辑出发点来认识道德教育有效性的价值境遇。

从这个逻辑出发，以“有效结果”所指的正面效应作为参照标准，与此相反的则是“无效（失效）”，而与此相对立的应该是“反效”。如此，“有效性”“无效性”“反效性”就构成了道德教育有效性的能指观念，这种分析更能概括道德教育有效性问题可能会遭遇的所有结果。其中，“有效性”境遇中的问题症候表现为“缺效性”，即道德教育的结果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不高，也就是通常所论及的道德教育低效性的问题。或许是缘于对求善向善的感性偏好，或许是源于对理性初设的盲目信任，人们在进行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的时候，更倾向于将“低效性”作为“有效性”的对立面，普遍以“低效性”作为道德、道德教育研究的逻辑出发点。这种倾向预设了道德教育的纯善立场，结果就是“我们仅仅停留在肯定的东西上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死抱住纯善——即在它根源上就是善的，那么，这是理智的空虚规定……正好把它推上成为难题”[11]145，从而遮掩了对道德教育中客观存在的无效性及反效性现象的认识，造成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出现某种缘木求鱼的误区。因此有必要澄清的是，“低效性”是在“有效性”的外延之中，而并非是与之相对或相反。这样来看，不难发现，很多研究的逻辑起点更多的建立在一种世俗经验的基础上，却没有对之进行总结、提升和超越。“无效性”，也就是“失效性”，失去效力、效用，即道德教育的结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为“需要”总是表现为主体对结果的一种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因此，主体的这种不评价、不作为，所谓的“对牛弹琴”一般来说发生的概率要小一些。如果说，这种境遇还不至于令人忧虑的话，那么，“反效性”就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反思。顾名思义，“反效性”，即道德教育的结果不仅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更是与预定的目标背道而驰，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不仅没能育出优良的品性，反而培养了不良的品性出来，即

产生了道德教育悖论现象

[注：参见钱广荣《不良品德形成与道德教育的相关因素分析》，《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78页；王艳《道德教育蕴涵价值悖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393页。]。这是道德教育中一直以来普遍存在而又不易被察觉的一种现象，然而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现象并给予相对系统与持续性理论探究却很有限，尤其在道德教育显性“导善”功能的公认下，其存在很难被识别。但这种境遇的存在不仅会消解道德教育的有效性，也会瓦解我们提升有效性的努力，动摇人们对道德教育的信心、影响道德教育存在的价值。

道德教育的这三种境遇可以用数学符号来形象的展现：如果有效性为>0，那么无效性则=0，而反效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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