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经济学家们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着三个本质性的差别，即决策机制不同、协调机制不同和激励机制不同。决策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是由至高无上的政府机构做出的，而市场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则是由成千上万的个人分散地独立做出的。协调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存在与运行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以一种命令的方式来贯彻落实，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由一个统一的价格来调节千千万万的分散个体，使它们达到一致。激励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是以集体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大河没水小河干”，而市场经济却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小河有水大河满”。例如处理同一件事情，采取计划经济和采取市场经济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同是医院专家门诊挂号价钱的问题，如果采取计划经济，即政府做出规定：为了使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看得起专家门诊，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费不得多于14元。这样，无论大病小病，人们都想去看专家门诊，而专家的看病热情则急剧减小，就出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处理这种情况，政府可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段方法。一、采取分给指，由挂号处人员决定将票号分给谁，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挂号处人员受贿的现象，损坏的还是人民的利益。二、采取排队制，即按次序挂号，每天售出一定量的票号，直至售尽为止，，这样，人们便都不去工作，来到医院排队挂号，浪费了时间和大量的人力资源。三、会出现“黑市”，不法分子将14元的票号以100元的高价卖给看病的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但如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放手不管，医院会自己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医院便会迅速降价，而一旦供给小于需求，医院又会相对的提升价格，在此过程中，医院不断地在寻求一个经济平衡点，直至供求相等，便实现了经济最大化。原来存在的种种问题，便自动消失了。

经济制度是一种根本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总体方向，十分重要！

第2篇

经济学家们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着三个本质性的差别，即决策机制不同、协调机制不同和激励机制不同。决策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是由至高无上的政府机构做出的，而市场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则是由成千上万的个人分散地独立做出的。协调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存在与运行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以一种命令的方式来贯彻落实，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由一个统一的价格来调节千千万万的分散个体，使它们达到一致。激励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是以集体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大河没水小河干”，而市场经济却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小河有水大河满”。例如处理同一件事情，采取计划经济和采取市场经济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同是医院专家门诊挂号价钱的问题，如果采取计划经济，即政府做出规定：为了使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看得起专家门诊，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费不得多于14元。这样，无论大病小病，人们都想去看专家门诊，而专家的看病热情则急剧减小，就出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处理这种情况，政府可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段方法。一、采取分给指，由挂号处人员决定将票号分给谁，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挂号处人员受贿的现象，损坏的还是人民的利益。二、采取排队制，即按次序挂号，每天售出一定量的票号，直至售尽为止，，这样，人们便都不去工作，来到医院排队挂号，浪费了时间和大量的人力资源。三、会出现“黑市”，不法分子将14元的票号以100元的高价卖给看病的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但如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放手不管，医院会自己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医院便会迅速降价，而一旦供给小于需求，医院又会相对的提升价格，在此过程中，医院不断地在寻求一个经济平衡点，直至供求相等，便实现了经济最大化。原来存在的种种问题，便自动消失了。

经济制度是一种根本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总体方向，十分重要！

第3篇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结合；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01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进程是促进中国特色经济稳步、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导计划经济，并进行宏观调控，而市场经济中以消费者为指导。如果国家经济运行中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则会出现经济疲软的局面，市场经济发展迷失方向，最终导致经济的滞后和随意，美国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缺少消费者的指导，完全由政府负责，权利过于集中，也会出现市场疲软、企业发展过程中动力不足，进而阻碍了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加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的探析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目标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中，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杂乱无章的局面，进而实现计划经济的稳步发展是其主要经济目标。然而大量实践活动表明，传统计划经济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灵活性，为此，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变革市场和市场经济方式，这不仅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经济主动性，还获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借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导致在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一些问题凸显。十会议后，我国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经济提高经济积极性，进而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求。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科学性

国际经济强调经济的整体性，而国内经济注重经济的和谐性与合理性。单纯的市场经济中缺少对经济从整体层面上的掌控，十分容易出现整体经济崩溃的湖面。而单纯的计划经济中市场主观能动性不足，制约了经济的稳步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大量的实践活动表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不仅能够让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发展，还能促进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存在较多的负面性，有时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需求，我国应进一步控制经济的负面影响，借助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的优点，增强我国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旨在通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有效弥补这两者的缺陷，创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扎实的基础。

（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亮点

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可知，这两者经济运行体制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体系内部。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求，我们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经济体系。充分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的优点，并将此二者有机结合，进而更好地满足新时期经济发展需求。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具有宏观调控能力，可有效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隐患或者降低危害，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意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合我国经济的独特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求，我国实施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可知，这两者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为构建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应合理应用这两种经济体制，取长补短，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以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为核心，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并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注意事项

为更好地满足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建设需求，加快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然而在该运行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2.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紧密结合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以此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

3.增加计划经济的科学性，不断规范、优化经济管理条例，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进程，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四、结语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需求，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选择性地应用了计划经济，为促进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应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依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走向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合理应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利用其激励作用，进而促进我国中国特色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桂芬.浅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2）：282.

[2]胡留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文献综述[J].中国商贸，2012（21）：254-255.

第4篇

“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2004年，时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的乔舒亚•库珀(JoshuaCooper)在向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创新经济理论。即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②经济指标多元化。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分配公平问题亦更为重要。③经济安全理论。即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独立的政策决定权和金融自。

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

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

第5篇

【关键词】 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市场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现象，它的迅猛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一，显著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如今，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和地位更加重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更为凸显，而且市场的力量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动力同样不容忽视。由于我国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商品、服务与资本的交换与流通同时受市场与非市场两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一、区域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分割至始至终扮演着负面影响者的角色。市场分割体现了在某区域内不同地方的市场主体受到不同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以及各地方之间存在大量的贸易壁垒，导致各地方之间的经济边界不断得以强化，从而给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与此相反，市场一体化与地方市场分割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区域统一开放市场的过程就是逐步消除地方市场分割的过程。对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首先，一体化旨在消除一种地方市场分割行为，其中，一个国家某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通过费率控制、技术壁垒与行政管制等多种手段，限制外地要素和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要素和产品流向外地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分割行为。而市场一体化，意味着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动，而且意味着地方辖区内外这些要素或产品持有者享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机会，也就是不断消除市场分割的行为或采取的措施等。其次，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或水平，即在这种状态下，某区域内不同地方的市场主体受到同类型的供求关系的影响和调节。再次，它描述的是一个过程或趋势，即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内部各地方之间的经济边界逐步消失，即市场分割行为消失。某区域内各地方间具有内在的经济联系，经济区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横向经济联系在空间上的表现。经济区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空间区域分工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分工的形式之一。区域内各地方行为主体采取合作行为，并形成合理的区域内地方间的合理分工和消除地方分割的过程就是区域市场一体化。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突破地理上相互毗邻、原本独立发展的模式的区域间经济交流逐渐频繁，这使区域间经济分工与合作日趋深入，从而导致经济联合发展与区划分割矛盾日益突出，这就是一种称之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其本质就是通过建立区域整合市场，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的地区分工并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进一步保障区域内外由经济联合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促使地区内行政单位有效地协同行动，逐渐消除区域内外市场流通壁垒，降低区域经济发展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而协调各行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政策，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才是解决日益突出的矛盾的方法。在我国，生产要素流通的“壁垒”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下的行政分化所导致的市场分化和市场封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区域差异向前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日趋成熟，呈现出以城市圈为先导，部分行业或领域先行的特点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正越来越明显地出现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视线中。通过制度建设，逐步弱化并最终消除行政边界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使资源配置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进行，扩大资源配置的选择空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的。

二、区域市场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它的良好运作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市场一体化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因之一，同时也是区域内外的生产要素顺畅流通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区域市场一体化正在各行为主体即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合力下深入发展，并且出现了整体推进和部分先行两种一体化模式。众所周知，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作为促使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种市场因素，都对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了强烈及高层次的要求。在国内，市场拉动力主要体现在跨越行政区域的成产要素流动、生产活动的日益频繁所产生的经济一体化要求。为了实现本区域短期经济发展利益，一部分地方行政主体倾向于对本地和非本地企业区别对待，由此产生了市场壁垒。这种区别对待实际上缩小了企业发展的市场范围，同时也提升了要素流动不顺畅造成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不可避免地为企业和个人所承担，这不但影响了该区域企业的发展环境，也阻碍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成形，为从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契机，相关利益体对其产生的强烈推动欲望不得而知。国外市场作为另一个影响因素，正从侧面推动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依存度仍旧较高而且是不可避免，引进并利用外资一度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打破了以往经济发展“一致对外”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经济内部发展潜力挖掘方面的不足。外国资本的进入通常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投资环境较好的区域，使得中心城市与经济腹地形成“二元化”的产业结构，经济关系时常出现断裂或者脱节。如今，处于后经济危机时期，国际市场依旧疲软，对外贸易遭受严重挫折，这也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视角逐渐由对外联系为主，转向对外联系与对内挖掘并举，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促使全国经济发展更加平稳和谐，同时也会反作用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总体来说，区域市场一体化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又会为区域市场一体化提供支撑。

综上所述，面对发展条件日趋成熟，驱动要素日益明显的大环境，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各个区域的协同带动，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意味着区域经济发展联动机制以及协同机制的建立，同时也为实现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和产业发展的一体化提供有效支撑。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有利于形成我国行政调控的新载体，促成地方政府管理方式的新变革，为区域企业发展的带来新机遇。

三、实现区域市场一体化确保区域经济一体化稳步前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地理方面的限制或壁垒、企业垄断壁垒、政府行政垄断等都是形成市场分割的原因。同时，企业与地方政府均可能是形成壁垒的主体。区域市场一体化作为消除市场分割的手段，需要拥有合理的促进一体化的措施。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1、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提供良好环境。政府始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政策环境的制定者。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主要扮演着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角色，而不是主动干预经济活动。因此必须要进一步调整政府职能，进一步限制和规范政府行为，从而引导并制定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服务的政策。首先，要克服不同区域政策差异性。加强行政协调磋商，克服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倾向，制定相关整合区域政策，完善区域共同市场。同时，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要联合制定统一政策，着力营造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无差异的政策环境，彻底清除市场分割形成的壁垒。再就是，要建立区域市场共同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突破相互之间壁垒，开放相互之间市场，做到市场透明；着力实现金融服务自由化和自由融合；统一和完善技术、人才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和就业的区域服务网络。

2、力促企业主导实现，提供发展支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中以政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的发展模式，而转向企业作为一体化的主体。企业的自主选择和作用有助于建立区域市场，同时也为企业和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保障。首先，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毋庸置疑，弱化地方保护动机的根本举措是国企改革。其次，实现民营等其他市场主体与国有主体的平级待遇。在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整合中抓住机遇，把一体化要求真正落实到企业经营中。再次，组建更多跨区域大型集团，发挥区域内外协调的作用。形成以资源有效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合理的专业分工格局，进而整和产业结构，并通过市场交易内部化，绕开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从而实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3、制定有效的法律，保障有效实施。法治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都极为关键的因素，尤其当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它的影响力将会达到更高层次。通过法律构建起经济布局合理，城市地位明确，区域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区域内经济和社会总体均衡发展，这些是合理的法律的追求。有效地抑制各地政府片面追求本地利益，防止资源流失，减少经济纠纷，降低交易成本，亟需各地密切配合的一体化发展的法规，为促进市场一体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首先，进一步立法与完善法律体系。在最高法的修改中，必须坚持相关原则，比如严禁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维护统一的全国市场与区域市场等。其次，尽快制定相关区域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以便引导和规范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保障经济一体化中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通过严谨法律体系调空，从根本上扭转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局面，保证区域经济发展健康、合理和高效。再次，在制定相关法规时，对地方保护做出尽可能具体的界定，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条款。建立负责区域统一市场的行政执法机构，并构筑完善的法律服务平台，保证执法的规范与公正。

四、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它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区域市场一体化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同样需要稳步前行。故此，想要确保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市场不可避免的成为治理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突破点。市场有条不紊的发展才能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从而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反过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又能为市场一体化提供条件。总体来说，区域市场一体化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又会为区域市场一体化提供支撑。在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过程中，通过制定合理的法律条文，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企业的自主发展，才能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服务于全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洪：中国市场发展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 潘捷军：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J].浙江经济，2001（21）.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中国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启示[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5（12）.

[4] 陆铭、陈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M].上海三联书店，2006.

第6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分配方式；贫富分化

一、两种生产方式的讨论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实行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体现于原始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在现实经济讨论中主要专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实行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社会化太生产中，分工已相当细化，分工的细化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同来进行。生产要素的两种不同结合方式就是人们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消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使劳动成果全部归于劳动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说，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要优于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现实世界中，相对于人类需求，各种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就必须把相对稀缺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生产出能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产品，这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并不完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价格形成不完全，使价格产生滞后性和自发性，从而使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缺点的认识，提出了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不停流动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街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交通可能产生堵塞，严重时还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理就好比计划当局为每个在城市中流动的人都设计出各自的通行路线，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是，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计划当局设计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线；其次，要为每个人设计出通行路线，计划者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最后，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还需要对每个流动的人进行监督。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即使花费巨大的成本，计划当局的工作也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它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用经济计划来克服其缺陷，把两种生产方式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

产品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价格形成经济主体的收入，使追求价格收入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同时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根据它们的贡献大小进行产品分配应该是既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具体如何计量呢?边际主义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价格，也决定了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从而价格就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实，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每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每种要素做出的贡献大小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并不具有决定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物质比例关系，商品的社会需求最终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到要素的价格和供给。

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难区分各个要素具体做出的贡献大小，更不可能根据其贡献大小来决定它们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某种生产要素供求平衡时，它的价格又由什么来决定呢?例如，某种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价格为3，为什么不会是5呢?这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定为5，社会对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它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其它要素的社会需求量会上升，价格会提高。由此，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价格会做出进一步调整，从理论上讲，最后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一定时点上，我们假设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设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则社会对每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是一定的，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不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就会具有一个不变的价格向量。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货币需求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正好等于社会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如果货币供给量比货币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上例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能就会变成5，而不是3。按照比较静态理论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数值变化，而不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将不会改变。但是，按照动态经济学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对价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据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千差万别，货币供给量的非正常变化必然会扭曲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不过，从长期来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会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向量，这个向量是作为趋势而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这一价格向量进行产品的分配。

三、市场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由于每个人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数量不同，所分得的产品数量必然就会不相等，从而会出现贫富分化，这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参与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由于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较远，他们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然不相同。“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个人分得消费品的数量必然不相等，从而在社会中会出现贫富差距。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每个劳动者努力从事生产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认为当时的GINI系数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按劳分配中的“劳”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当时执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人所分得的消费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会中当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假设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计量，按劳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自然天赋、个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统一认为是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其本身是很难迅速积累的，并且也很难进行代际之间的遗赠，所以按人力资本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特别是资本参与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使资本可以进行自我积累；其次，资本可以通过资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壮大；再次，资本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遗赠。所以，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在资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从而在产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库兹尼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分配的平等程度要远高于城市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会在整体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积累和储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些储蓄又成为高收入者获得收入的手段，导致下一个时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没有抑制因素，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越来越大。但是，库兹尼茨认为，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产生压力。政府会通过收取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采取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由于城市中农村移民后代对都市经济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壮大，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抑制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新兴产业资产的持有者所获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旧产业资产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缓和呈现出倒U型。

本文认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倒U型，一方面可归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相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比较丰富，劳动所取得的收人相对就较少；自然资源，特别是资本相对来说较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较多，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会逐渐扩大。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在产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贫富差距自然会逐渐缩小。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共同参与收入分配，私营经济迅速崛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过大对我国社会的潜在危害是巨大的。调节社会分配、杜绝不平等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严峻课题。应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水平，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

第7篇

一、我国的农业经济市场化

农业经济市场化，就是利用市场机制组织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使市场的作用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持续增大，转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后来的计划经济对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深入，原先由政府统一定价统一分配的农业的生产资料和各种相关商品逐渐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和生产资料与商品的流向，自产自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要素和生产结果，逐渐转变为在市场流通的商品。

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国家计划指挥和引导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分配，行政命令高于市场，一段时间以后，生产资料流向固定，市场僵化，不科学的行政指标造成了很多重复建设、资源的浪费，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体，在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下利用市场的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调节和组织生产资料的流动和使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胜略汰。农业经济市场化后，农业主体的价值取向由自给自足向商品市场转变，原先分散、“小而全”的农业生产转向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极大的改变了农村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产观念。农业经济市场化是解开困扰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钥匙，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保障了前提、带来了动力，是应对WTO，应对农业市场国际化，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是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进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向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

二、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面临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市场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比如，我国农业经济中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基本得到确立，其以土地为主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支配、经营成果的处置等权利得打了保障，并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经营项目、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自负盈亏；农户的市场行为得到加强。的实行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和经营方式的转型。农村的市场体系初具规模并不断深化和推进，农产品的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农业的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生产以及农产品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保持良好势头。

但是，站我国经济发展的绝大部分的我国农村经济，其市场化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首先，农业市场化的发展很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孕育和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东部；然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产业化分工、产业化程度也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的农业生产流通联合体和具有专业分工功能的各种经济组织率先在东部地区出现并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专业分工水平较低，各种有利于农业经济专业化的协会、组织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有的地区并未真正进入农业经济的市场化。

三、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的主要原因

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却自然资源紧缺，人均耕地面积少等客观上难以改变的因素，我国的农业经济市场化还受到很多限制。（1）农业自身的弱势。业是周期性、季节性、分散性强的对自然地理条件和以土地为主体的生产资料依赖性较高的活动，所以天生具有一些弱势，风险较高；（2）农产品流通市场不健全。农产品的市场体系不健造成了结构性商品问题突出，区域性明显，农产品的市场扩张存在较高难度。农产品流通市场的薄弱体现在几个方面：①市场中介发育晚、发展缓慢，规模小，以户为单位进行的农产品商品市场依然占很大部分，导致农产品销售的成本高、效率低，流通风险高；②基础设施不完善；③整个农产品流通体系、市场机制、市场规则、市场组织、市场管理方面不健全，具有代表性的批发市场大多还停留在政府兴办、行政管理上；④配套服务不完善，比如农业生产资料供销、种子质检、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检测、合同管理、金融财务、保险等相关的配套设施与服务还很缺乏；（3）农民的经营水平较落后。目前，我国农民在适应市场化的过程中适应能力较低，市场意识不强，缺乏市场的灵敏度，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滞后性较明显，而且劳动力的综合科技水平较低，综合素质还有待提高。

综上所述，我国的农业市场化水平仍处于初级水平，还需要大力加强市场化建设。

四、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必须依托农村合作社

农村合作社是合作社在农村市场上的应用，合作社是指“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要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国际联盟的定义），是建立在个人财产所有权基础上的，实行自愿、开放、经济共赢、民主管理、服务和利润返还原则的特殊经济组织形式。组织上，农村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体，农民占总人数的80%以上；在所有制上，我国的农村合作社是建立在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和资本的联合体；收益分配上，合作社以增加成员收益为主要目标；农村合作社的管理实行资源加入，退社自由、民主选举、民族决策等原则。由此可见，农村合作社是平等、民主、公正的社會组织形式。

农村合作社是现代农业发展、农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经济市场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出路。农业经济本身的弱点和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会带来农业市场的恶意竞争和资源掠夺，导致垄断产生，滞后的市场信息会造成盲目的组织生产和经营，导致市场调节的供需极度不平衡，产生很多问题，所以，农业经济市场化既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二者并不矛盾。农村合作社是农民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体现，合作社之间共享市场信息、销售、加工、储藏、流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和统一管理，可以极大的克服农业经济分散的弱点，也减少市场调节本身存在的缺陷带来的农业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降低风险，防止垄断，取得规模效益和综合效益。农村合作社是有利于农民团结和共享市场成果，提高综合利益的有效组织形式，势农业经济市场化必不可少的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提高农村合作社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市场化

农业经济市场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针对现今存在的市场化问题，针对影响因素对症下药。其中，利用农村合作社，提高农村合作社水平是积极有效的方式。

（一）加强农村合作社的推广和普及

2006年，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合作社在广大农村逐步开展开来，很多地区和农村建立了农村合作社，为农村经济市场化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很多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偏遠农村地区，还没有农村合作社，或者有农村合作社却没有发挥真正作用，所以，国家应加大农村合作社的整体建设质量，大力宣传推广和普及，使得农村合作社最大限度的为农民的产业经营的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生产和经营、加工、运输、贮藏、销售、农业技术信息、市场信息共享、金融、保险等有关的活动提供帮助。

（二）加强农村合作社中的政府引导

农村合作社虽然是自愿参与、自主管理的特殊经济形式，但是，农业比起其他产业相对特殊，农村合作社应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从资金、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信息共享、农业服务设施、劳动力教育培训等等多方面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支持与帮助，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农村合作社，更好的开展项目开发、扶贫工作、农业技术推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各项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计划，使农村合作社真正成为利国利民的特殊经济组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综合建设。

（三）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管理监督

农村合作社实行村民自由选举、自主管理模式，主要社会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组成，理事会实行农村合作社日常的管理事宜，监事会负责机构的监督。但是，在现实的执行中，监事会的权利时常难以发挥或是被弱化，理事会成员膨胀、腐败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农村合作社的内部管理必须加强社员大会的监督力量，依靠更广大的社会群众力量，使合作社的管理工作更公开透明。

六、结语

实行农村经济市场化是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促进农业长远发展的必要举措，然而我国的农业经济市场化道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文章进行了分析。在众多推动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措施中，以农村合作社为依托，加强农村合作社建设以服务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是必要举措，具有中亚意义，是农业经济和市场化的必然选择，文章对此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促进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促进我国的农村合作社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市场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为玉溪市江川区城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第8篇

【关键词】市场化竞争；企业合同；管理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企业的合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企业合同管理中，不仅要重视合同签订之前的管理工作，还应重视签订之后的管理工作。注重履行合同全部过程的情况变化，还需特别掌握对企业本身不利的情况，及时应对合同变更、修改、补充、终止等问题。不断加强企业合同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以防止由于合同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不必要的经济效益损失和企业形象的损坏。

一 企业合同管理的意义

企业合同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转让、终止；合同的审查、监督、控制；进行合同签订时组织、计划、指导、协调等一系列活动。合同管理的过程必须是全过程的、系统性的、动态性的，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签约程序，还是一个需要谈判、起草、签订、履行和监督的环节。

在如今的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加强企业合同管理，可以充分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通过规范企业的组织行为，实现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保障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从全球经济化的角度来看，企业合同的有效管理在企业制度方面实现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有利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二 市场化竞争背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市场化经济体系也逐步深入到各个企业。市场化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从各自利益的角度出发，为取得更好的产销条件和获取更多的市场资源而竞争。通过竞争，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市场竞争主要包括商品竞争、素质能力竞争、服务竞争、信息竞争、价格竞争及信誉竞争六项基本内容。其中，信誉竞争包含企业合同管理的好坏。企业合同妥善管理不仅能维护自身的利益，还能在同类行业中以信誉的优势提高市场的占有率，以提高经济收益、保持自身不断成长以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三 企业合同的管理模式

一般情况下，企业会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对合同的管理工作。企业通过合同来确立民事关系，这种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由此可见，签订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根据其本身具备的特点，决定了合同不是由企业内部的财务、人事部门管理，其已经超出了企业自身的管理界限。因此，企业需要设立专门的企业法律顾问部门进行合同管理。

根据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组织机构设置的不同，企业选择合同管理的模式也不同。但在大中型以上的企业中，合同的管理模式基本采用企业法律顾问部门统一进行管理，再与其他部门管理相结合。法律顾问部门对企业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负有监督、检查和指导的职责，各下属部门对本部门授权范围内所签订的合同负责，保证合同的合法性、可行性、完整性。

四 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化为市场经济，企业合同管理的发展也逐渐从起初的过于简单不规范，走向现今的细致规范，并趋于完善，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合同缺少完整性

企业为了来之不易的合同签约机会，签订的内容条款不明确或不全面，有时还会满足客户的一些不合理要求，很快的把合同签订下来。甚至在与老客户洽谈业务时，碍于情面以口头形式协议，不签订书面的合同。

2．合同履行率不高

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合同内容或主体的变更，但不少负责履行合同的企业管理人员忽略了及时变更合同的重要性，没有按照法定的条款和法定期限办理。有些合同没有注明履行期限，签者字人的盖章不很清晰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为企业合同纠纷埋下隐患。

五 加强市场化竞争下的企业合同管理

1．完善企业合同管理制度

现代企业合同能够体现企业在生产、管理、经营等方面的各种法律关系。由于合同的专业性和法律性很强，特别是一些对企业影响重大的合同，能否正确签订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完善各项合同管理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如合同的审查、公正、授权委托、专用章管理、归档等一系列的制度确立。这些都是合同管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完善这些制度，才能使合同的合法性得到保障，将企业的风险降到最低。

2．加强对合同管理人员培训

利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合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外聘专家讲座、网络、选送深造等形式增强合同管理人员的合同业务能力和法律事务能力。同时，企业应制订相关的合同管理办法、规定，促进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3．完善合同管理体系

建立统一的合同管理体制，确定统一的合同管理部门；对合同的内容审查，应由企业合同主管部门审查，其他相关部门联合会审。各负其责，对合同项目及承办单位对合同的履行全面负责，确保建立管理体系的目的能够具体落实，只有各部门共同努力、密切配合才能把合同管理工作做好。

六 结束语

总之，企业要在市场化竞争的背景条件下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就必须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实施合同管理。在企业合同管理实践中，很多成功的企业合同管理都是将合同的权益按照职能分工分解的各个部门，再由各部门履行属于自己的职能范围的义务。这样，合同管理的整体水平会不断提高，为企业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提高经济效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武钢.浅析我国企业合同管理的现状及对策［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1（31）

第9篇

银行商业化改革与农户资金需求高度分散之间的矛盾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适应农户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而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求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所以，银行和农户任何一方都没有对错之分。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必然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文秘站:)，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就比较低。而任何银行它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惟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在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东亚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东亚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

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惟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九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五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东亚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为八百多亩，中国仅为四亩多，相差二百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三，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这已经是被政策理论界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谈了十五年的老话题。按说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当务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全球”，如果考虑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我所做过的关于加快农村城市化的一切分析，就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进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一九九八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义的将来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中国所能够扮演的，只能是以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最低价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话，其结果可能要求我们只能像当年搞工业化资本积累那样维持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保证劳动力的低成本，否则追求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就走不下去了。

第10篇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发展；谬尔达尔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5－0023－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5.06

一、理论简述

缪尔达尔效应特指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所提出的“循环累积性因果效应”，该效应的理论解释被称为循环累积性因果原理，是缪尔达尔对制度经济学的一项最重要的贡献。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的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最初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具有强化作用的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引申变动,而这一级的变动会使社会经济过程按最初变动方面作进一步的发展[1]。同时，该过程从最初的变动、强化的引申变动及向上的累积过程都不是一个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均衡与非均衡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累积的过程，且互为因果关系[2]。缪尔达尔进一步将这个循环累积运动分为上升和下降两种,即“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3]。前者指某一地区由于某种启动因素逐步形成了一个经济中心,它的发展促进了周围地区的发展并使其附近地区的消费品生产不断增加，从而逐步走出“均衡陷阱”；后者是指某一地区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引起别的地区的衰落。根据该理论缪尔达尔指出，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分，即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引发深圳发展的重要启动因素。一方面,在我国诸城市中深圳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最早、最明显且市场化程度最高;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行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奇迹”。故本文选取深圳数据实证研究。那么市场化跟深圳经济发展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市场化作为特区发展的引申因素是否给深圳带来了“向上”的缪尔达尔运动？如何得出具有循环累积属性的运算变量？如何引入模型加以论证？以上问题是本文实证的主要部分，也是需要实证回答的问题。

二、参数设定与模型选择

特区以至全国之所以实行市场化改革，本身蕴含着一个先验理论假设，即市场化能促进经济发展。由于市场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制度和行为的变迁过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实行“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是市场化的根本途径，而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按照市场化的发展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变更以及新制度的设计与构造，故需要设定市场化指数和经济发展的程度系数。

关于市场化指数，学术界具有不同的测量方式。何一鸣（2007）用投资市场化率、非国有化率以及地方政府市场化程度三个指数加权，从而得到市场化指数[4]。樊纲（2004）则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构筑一个复杂的市场化测量指标[5]。为了简化和数据获取的方便，本文将参照以上两种方法将市场化简化为对外开放和市场主体的培育，即从开放程度（KFCD）和市场主体多元化程度（ZTDY）两个方面进行市场化程度的测量。其中开放程度系数（KFCD）由历年的外贸依存度来替代，市场主体多元化程度（ZTDY）则由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非国有资产投资的比重替代。

以深圳为例，用E-Mi表示i年进出口总量（万美元），ri表示当年汇率，从而有KFCDi=(EMi*ri)/GDPi。以TI、SO、CO、OT、HMT和FF分别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国有投资、集体投资、其它投资、港澳台投资和外国投资，则：

ZTDYi=(COi+OTi+HMTi+FFi)/TIi=1-SOi/TIi

另设历年市场化系数SCHDi=KFCDi/max(KFCD)+ZT

DYi/max(ZTDY)。同时，鉴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化进程越高，故用Mri表示市场化进程，则：

Mri=SCHDi+Mri-1,i=1981……2006，其中Mr1980=SCHD1980

为了判断历年市场化程度，定义市场化程度指数MDi?缀[0,1]，当MDi=0时表示经济体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MDi=1则说明经济体已成功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当i

另假设经济发展度Eri=GDPi+Ert-1，其中Er1980=GDP1980。同理经济发展程度系数EDi=Eri/max(Er2006)。从而分别得出各年份的ED和MD，从而得出具有循环累积属性的变量ED和MD。

三、模型检验

由散点图知，深圳经济特区自成立以来，市场化程度系数（MD）都领先于经济发展程度系数（ED）。故可初步证明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尤其是对外开放驱动的特征。但ED和MD并不是简单的线形关系，故考虑分别对其取自然对数。从Ln(ED）与Ln（MD）的散点图可见，二者存在明显的线形关系。为了检验与是否存在稳定明显的线形关系，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稳定性检验，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法，检验结果见表1。

根据ADF检验结果表明，按AIC和SC最小原则Ln(ED)和Ln(MD)原时间序列在1%显著水平上具有不稳定性，存在一个单位根。从一阶差分序列来看，Ln(ED)和Ln(MD)的ADF(c,t,o)绝对值都大于临界值（1%显著水平下的Test critical values）绝对值，从而不拒绝有一个单位根的假设，故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为此，可通过建立Ln(ED)和Ln(MD)的回归方程作进一步的协整检验。

通过方程回归和Cochrane-Orcutt法修正的一阶迭代处理后，得到各项参数均良好。

log(ED)=2.712796462log(MD)-0.3692499922+[ar(1)=0.6976614667]

t=(14.90605)(-2.380352)(8.436085)

R2=0.996318 ；D.W=1.618424； F-statistic=3111.674

由上式可见，该回归方程的各项检测参数和方程都较为显著，且拟合度高，经过一阶迭代后方程亦不存在自相关，D.W良好，回归方程通过检验，但需进一步判断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平稳。通过对该回归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ADF（c,t,o)检验下的t-Statistic 为-4.813518，p为0.0008（〈1%），协整检验通过，故可以认为Ln(ED)和Ln(MD)序列是平稳的，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函数关系。

四、结论

由以上的模型检验可知Ln(ED)和Ln(MD)存在协整关系，从而具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条件，检验结果见表2。

由于P值均小于5%，由格兰因因果检验可知Ln(ED)与Ln(MD)互为因果，且Ln(MD)对Ln(ED)的解释力更强。由此可证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是基于以对外开放为主的市场化过程，对外开放对深圳特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作用[6]。同时经济发展反过来强化和加快了市场化即加速了转型进程，也加速了对外开放进程。可见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互为因果，从而证明了转型的渐进和诱致型特征，即不断循环累积的谬尔达尔过程，而且是“向上”的谬尔达尔过程。

参考文献：

[1]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10.

[2]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32.

[3]李增刚.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思想及其比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5）.

[4]何一鸣.转轨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制度变迁研究[D].广州：广东商学院硕士论文，2007.

第11篇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民族音乐教育； 市场化； 机遇

中图分类号： G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1-0086-02

所谓经济全球化，又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指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的不断进步，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相互的依赖性，都必须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取长补短，才能够共存共荣，共同获得发展的新机遇。换言之，在当今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独立地或孤立地进行，都要不断地寻找众多的合作伙伴，并不断地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对整个人类社会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了十分深刻而又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波及和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教育也不例外，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和大环境下，作为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重要变化。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对于我们振兴民族音乐，进行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音乐教育的市场化走势，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促使民族音乐教育走上市场化的道路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教育带来的最直接和最大的影响，就是促使教育与经济相结合，最终促使教育市场的形成。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在我国，教育市场的形成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生事物，教育和市场的结合是一种文明、进步的结合，而不是唯利是图的“金钱至上”的结合。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的结合，则更应当如此。

民族音乐教育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教育，其内涵丰富，品位高尚。一旦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民族音乐的教育市场，就能够导致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教育结构的优化和组合，提高民族音乐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有力地推动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

因此，对于民族音乐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认识。不要以为民族音乐教育一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会导致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意识，就会使高雅的民族音乐教育沾染上铜臭，从而导致民族音乐教育的低俗化或低品位。如果我们从宏观的大环境来看，当今社会的各个行业，都不可避免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只不过因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同、情况有别而导致结合的程度和结合的方式有所不同。尽管各个行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千差万别，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各个行业都在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寻找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佳契合点；都在结合的过程中，寻求有利于本行业发展的新机遇。

那么，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走教育市场化的道路，其利如何？其弊如何呢？客观地讲，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有利也有弊。从总的方面来看利大于弊，好处多于坏处，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教育（包括民族音乐教育）再也不是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世外桃源”。从根本上讲，当代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特别是由于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实行了市场经济，现在教育的融资渠道必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想发展教育就必须伸手向国家和政府要钱。相反，我们要想发展教育，就应当想方设法拓宽渠道，动用多种社会力量来办学，尤其要注意恰当地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多方面筹措教育资金。

相比较而言，就国内的教育市场来看，民族音乐因其固有的高雅特点，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起步比其他教育行业要慢一些。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们至今思想解放的力度不够，总以为我们所从事的民族音乐教育乃是传播高雅艺术的殿堂，应当不偶流俗，不为金钱所动。其实，这种将民族音乐教育与经济发展截然对立起来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很不合时宜的。高雅的教育难道就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了吗？民族音乐教育难道一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一定会变成追金逐银的“下三滥”行当吗？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放开视野，目光向外，纵观当今的多种艺术行业，就不难看出：无论歌舞、影视还是书法、绘画，许多高雅艺术行业早已不同程度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了，而且结合的结果，带来的不是艺术品位的降低，相反却是艺术的繁荣发展以及艺术质量的提高，形成了艺术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振与良性循环。

实事求是地讲，由于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速度太慢，现在国内的民族音乐教育行业相当不景气，多数甚至大多数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待遇偏低，至今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是苦行僧似的生活。在许多艺术院校中，民族音乐教育专业因经费的投入不足，形成了制约专业发展的“瓶颈”，少数院校连添置一些基本的乐器和教学用具的钱都拿不出来，从而导致民族音乐教育出现了令人堪忧的“生存危机”。所以，要改变这种捉襟见肘的窘态，我们就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在当今的形势下，必须形成新的共识：要发展民族音乐教育，就必须迈开步子，大胆地走教育市场化的道路；只有走教育市场化的道路，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才能够走出低谷，登上秀美的艺术峰峦。只要我们从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大局出发，以民族音乐教育自身的优势来寻求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佳契合点，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兔“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和效应，让民族音乐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民族音乐教育融入市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促使中国在新世纪之初成功地加人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反过来又促使国人加深了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一言以蔽之：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国内的许多行业带来了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样，也给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民族音乐教育带来的机遇，在当前主要就是促使民族音乐教育必须跟上中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为民族音乐教育融人市场经济提供了直接的有利条件。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环境，为民族音乐教育融入市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土壤，促使每一位民族音乐的教育工作者必须作出果断干脆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路明摆着只有一条：就是必须走教育市场化的道路，必须尽快使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实行良性结合。否则，如果我们继续抱残守缺，不思变革，不突破陈腐的观念，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会丧失发展的机遇，甚至可能导致民族音乐教育的恶性衰退。

第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中国经济更快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系之中，也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提供了可以施展拳脚的良好时机。当然，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决，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来说，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如果我们只看到挑战而看不到机遇，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悲观主义；而如果我们只看到机遇而看不到挑战，那么我们就会盲目乐观，庸人自娱。首先，我们应当审时度势，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努力进行民族音乐的教育改革，特别是要对民族音乐教育的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其适应时展的潮流，朝着教育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其次，我们在把握机遇的同时，特别要看到民族音乐教育现在业已面临的严峻问题，看到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些不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把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放在全国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中来思考，找准民族音乐教育的定位，寻觅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突破口。实际上，只要我们努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经济全球化提供给我们的，可能就是一个比之于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宽广的大舞台。我们在这个新的国际国内大舞台中，完全可以利用民族音乐教育自身的优势，大展拳脚，再现中国民族音乐的雄风，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优化民族的心理作出重要的贡献。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良好时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发展之路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把握这样的历史性机遇呢？笔者认为，要真正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良机，就必须开拓创新，勇于探索，勇于实践，走出一条有中国待色的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道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负历史的重托，把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搞上去。

1. 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根据教育市场的发展规律，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和重新配置。就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现状而言，总的来说尚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缺少必要的独立性，更缺少强强联合。迄今为止，国内的民族音乐教育，一般都是附属在艺术类或者音乐类高等院校之中。民族音乐教育在这些院校中，多半不如外国音乐教育和流行音乐教育那样受到广泛重视或者普遍青睐。说得好听一些，这是一种“曲高和寡”的状况；说得现实一点，那就是民族音乐教育“独木难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经济的单个实体必须具有相对的对立性，经济决策的独立性和运行的独特方式不受制于别人或不受制于别的经济实体；同时，经济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又必须实行必要的联合，特别是应当实行强强联合，以便共存共荣，共谋发展。同样的道理，民族音乐教育现在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首先必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首先必须谋求个体本身的发展，摆脱对其他学科和其他教学机制的依赖性。然后，在个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再实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合，乃至强强联合。这样，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才能够发展壮大，形成气候。否则，民族音乐教育如果只是某些音乐院校或者某些音乐教育机构的附属物，连起码的独立性都没有，哪里谈得上什么“强强联合”与“共谋发展”！

其二，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目前尚没有融人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特别缺少按照教育市场的规律进行运作。现在，民族音乐教育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形成，但是时下有一些民族音乐教师却头脑精明、进财有方，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或利用自己的专业水平，以个人的方式打人教育市场，私下里进行单个的或作坊式的音乐辅导，赚一些血汗钱。当然，我们对这种改善生活状况的个人举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势利导，把有才能的民族音乐教师组织起来，以群体的优势取代个体的优势，以积极的姿态实行民族音乐教育市场的整合，就很有可能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无论对于民族音乐学科、专业的发展，还是提高民族音乐教师的经济待遇，都会有明显的益处。否则，如果不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就会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永远停留在个体或作坊式运作的层次上，因而也就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教育市场的要求。最终受到损害的，只能是民族音乐教育这个行业和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本身的利益。

2. 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努力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产业，并以此为基础，带动整个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包括民族乐器的生产、学科和专业的设置、招生与分配、教学与实践、创作和演出等等。在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如果我们用经济全球化观念来看问题。那么完全可以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市场。

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有限的资金，与民族乐器厂实行联合，派遣有经验的教师指导民族乐器的生产与调试，提高民族乐器的生产质量和生产工艺。

我们可以按照音乐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合理的学科与专业设置，调整旧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和加强新的学科和专业，避免学科与专业的重复设置，从而避免宝贵的教育资源的无谓浪费。

我们在招生与分配时，特别要注意把握好“一进一出”两个关键性的环节，在招生时，严格挑选，择优纳良，将优秀的生源吸引过来，甚至可以目光向外，进行跨国招生。另外，在学生就业时，要密切关注音乐人才市场的动向，让优秀的学生学以致用，能够有一展雄风的机会，为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

在教育和教学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一个民族音乐专业出来的学生，如果不精通专业技能，不具备很强的音乐实践能力，那么毕业之后，是不可能受到用人单位欢迎的。久而久之，便会导致民族音乐人才市场的萎缩。只有培养优质的人才，才能创造出专业的品牌，从而能够使民族音乐的人才市场得以不断扩大，在教育市场中实现良性循环。

在当今的国际化大背景下，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培养出复合型人才，民族音乐的教育更应如此。我们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应当全盘考虑，统筹规划，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精通民族音乐知识的行家并具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更要鼓励学生进行民族音乐的创作。还要提供机会，让学生在国内和国外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如果一所音乐院校的民族音乐专业能够培养出一批这样的优秀复合型人才，那么这些人走出校门之后，就能够通过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在国内和国际扩大学校的知名度。而一所音乐院校的知名度扩大了，声名远扬了，那么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自然也就会长期地、持续地显现出来。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将上述的一系列工作联系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教育市场的发展规律，构建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产业体系。这种产业体系一经形成，虽然不能像美国的好莱坞那样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经济实体，起码也能够利用民族音乐产业形成新的经济优势，来促进民族音乐教育自身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才是民族音乐教育的宏观发展道路，才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能够真正融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道路。一旦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方可摆脱目前的困境，走向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第12篇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角色转换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入世的必然性

“经济全球化，即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①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是国与国之间进行经济贸易与资本流动，促进各国间技术与文化的交流，最终达到各国间相互依存，互帮互助的目的。也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发展潮流。经济全球化，不仅使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得到合理配置，而且也促进了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不仅使科学技术在全球大幅扩张，而且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而且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仭剑，既是机遇，也是一种挑战。这些问题对于科技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迫在眉睫，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从根源上带动了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也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当前及未来政府管理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成为中国发展的宏大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及政治环境是政府管理更为直接现实的基础”。②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起步晚，速度慢，资源短缺，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弊端。并且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形势的多样性，各国之间存在一定制度上、政策上的差异，公平竞争就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中国的入世之举，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我们要从全民的利益、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考虑中国的入世之举。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虽作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却已改变其贫穷、落后、保守的状态，正在向世界发达国家靠近，我们已经有能力参与世界竞争。入世的最大意义是要建立一个有助于发挥中国能源潜力的现代经济体制，而不是某些具体行业的得失。入世使中国步入富强也不在是理想，而即将成为现实。

二、NGO-新时期社会组织

近年来，在国内外基金的支持下出现了一些以行动支持和理论研究为基础的民间组织，并且他们都具有自己的特色。NGO就是其产物。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把只要他的目的是扶贫救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都称为非正式组织。”③亦叫做“民间组织”、“非盈利性组织”、“第三部门”。NGO主以扶贫、环保和对弱势群体的帮助理论研究及为主。参与这些NGO研究的志愿者都是经过严格培训，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士和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作为与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同时并存，在社会管理中作用日益凸显。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也成为了NGO在社区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境等领域。社会形势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涉及领域也随之不断完善，地域也在不断扩展。长期以来，政府在社会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需求正从依靠单位分配向依靠市场和社区来 提供和解决，亦出现了“单位人”像“社会人”、“社区人”转变，基层社区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活动基地，也就逐渐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社区也就将承接企业剥夺出来的社会职能以及社会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但是社区在协助政府做好与居民的相关工作中由于任务繁重，人手不足，已显现出时间和精力上的匮乏。而那些带有公益性、自愿性、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的介入，也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介组织的出现，使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可能，社区居民自治也成为可能，同时NGO服务人员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工队伍也成为可能。NGO作为政府与百姓的桥梁和纽带，表达着民众的利益和愿望，居民可以通过NGO参与社区和政府的交流，对话与对策，参与对社会事务的诉求，为社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并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也在逐渐向国际接轨，可见，NGO在社区建设中必将会展现他特有的价值。

三、中国NGO现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自“入世”以后，一些国家也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变得错综复杂。政府为了协调利益，化解矛盾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社会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大包大揽”的治理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难以继续下去。以社会力量来处理社会事务也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共识。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初步实现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社会的总体分工是由政府总揽全部事务和支配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分工而构成的多元化经济体制转化。“在政府职能收缩、计划经济解体过程中：“首先经济领域从政府的绝对控制下逐渐独立出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肯定。”④

中国的NGO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大部分是根据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定原则建立起来的。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我国的法律和市场仍有待完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而由政府主导并发展的NGO，是一种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正与我国的国情相符。依据现行法规，我国的社团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是由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的共同愿望、按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盈利民营组织，主要包括一些自发的协会和学会，助人的基金会和联谊会，各种团体的商会，研究会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属性，他们的主要功能是开展公益活动，其社会定位是作为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桥梁与纽带，并附有一定社会行为规范职能的中介组织。

NGO的基本属性是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但是，我国的NGO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异。缺乏人才、资金不足是NGO发展的首要问题；政治社区不分、放而不活是NGO发展的关键问题；法律不完备也是阻碍NGO发展的一道屏障。并且NGO自身领域的一些问题，也是较为突出的，有的人打着NGO公益的旗号，滥用减免特权；也有的人进行非法集资，触犯国家法律，造成财务混乱，内耗严重，等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打破了政府与社会法人一元化格局，社会上的一些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逐渐取代了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领域也走上了自治化进程，主要表现在其被赋予的自越来越大，还引进了许多的新主体，并推进其发展壮大。由此可见，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不可能将全部事务纳入管理范围的，因此政府不再是所有公共事务的承担者。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大量社会事务必须由社会自行来管理，某些特定的事务才由政府来管理。于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存在多元化主体来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

NGO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种雄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也是一种生产力，社会资本的壮大有助于解决社会运行中的难题。“市场不是万能的，外部性、垄断、宏观经济失调、分配不均等问题市场本事是无法解决的。”⑤在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时，政府也可能会出现失灵状态，为保证社会的稳定，非政府组织作为企业和市场、政府和国家的合作伙伴，也就有义务以及责任帮助政府协调整个社会事务。

四、三者之间的关系

受市场机制的影响，NGO部门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属于混合形态。由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角色转换在社会中构成的不同身份团体或专业人士，是基于社会的发展因素考虑的，而其最突出的问题却是转换中造成贫穷的原因及其理解和对NGO转型的影响。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对中国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影响较大，而且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在加深，对中国NGO发展的环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取得良好效果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逐渐形成，在各个领域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而在这个时期，政府也在进行着角色的转变使其无暇顾及全局，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却是极为活跃，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全球化的五场战争》【M】辛立本著，中国政治网，2003年版

[2] 《WTO与中国政府管理》【M】李文良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3] 《社会转型与公共管理》【M】席恒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当代中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丛书》【M】赵立波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 《公共管理与创新性国家》【M】刘玉浦 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第13篇

关键词：体育市场化 制度规制 改革

引言

体育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正越来越体现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体系的传播。与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和目标相一致，我国体育领域也正亟待制度改革、路径创新，体育市场化是建设体育强国，放大体育关联效应的根本改革方向，也符合我国确定的发挥市场关键性作用的基本改革方向，这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当前我国的体育发展正处于从计划模式（举国体育）向市场化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在满足基本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同时，如何实现市场化、实现“行政管体育”与“市场办体育”的分离成为体育改革的突出难题和重点。

我国体育制度演变、特征及体育发展空间

（一） 我国体育制度阶段性演变及特点

建国以来，我国的体育制度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滕占强，2013）。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国家施行计划经济体制，统揽体育资源分配，地方政府被动接受中央政府统一计划安排，“举国体育”是其根本特点，较少考虑体育投入产出问题。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底初，我国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育改革有所进展，体育部门明确提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改革方向，体育事业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第三个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改革，以“体制改革与机制转换为核心”为目标，更加明确体育的主要任务，体育组织架构更加完善，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当前，体育领域即将面临第四个改革阶段，以发挥市场的关键作用为基本导向，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随着时间变化，我国体育制度演变与体育发展效率也有显著提升（见表1）。

（二）我国未来体育发展潜力与空间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体育需求更加多元，迎来巨大发展空间。一方面是体育市场潜力巨大。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体育产业增加值以平均每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末期，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7%，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体育国际话语体系空间巨大。当前国际体育主要是西方话语体系，多民族、多元化的体育生态趋向单一化，而这显然不符合体育发展客观规律，多元化发展是体育发展的最终状态。我国体育话语体系正在逐步树立中，且我国体育发展特征与西方大有不同，能够融合多元体育文化，在体育大国的基础上，未来增强体育国际话语权，促进国际体育多元化发展存在巨大空间。

然而，与巨大的体育市场发展前景相比，我国当前仍然突出以行政主导，政府管体育、政府办体育的模式与改革要求是不相互适应的，尽管已采取多种措施，但效果甚微，这就要求分析当前体育发展模式的弊端和未来改革的路径，本文即试图从政府制度规制视角探讨这一问题。

政府体育制度规制现状及特点的理论分析

（一）体育行政审批权未充分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体育局保留9项行政审批权，但仍然保留大型赛事审批权。该项权力直接涉及深度市场化，影响甚大。首先，政府以“看得见的手”影响本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在制度上形成垄断和办赛“门槛”。在体育赛事需求迅速扩张的条件下，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办赛可能性，使得体育消费呈现“哑铃”型，即一端是成本较高的大型职业赛事，一端是完全免费的群体活动。大量中小型成本的赛事由于办赛“门槛”被放弃，而这正是体育产业中实际参与人群最广泛的领域。其次，围绕体育赛事审批而引发的管理费或审批费的收取和使用容易成为“寻租”空间，赛事管理缺乏规范和透明度，随意性较大。

（二）体育资源资产经营及再资本化未充分改革

政府对体育资产包括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国家投入培养的运动员、体育项目品牌等有形与无形资产拥有产权。在传统体育资产产权制度下，行政权与所有权合一，从而体育资产权属缺乏人格主体，体育资产如何保值增值成为沉重问题，如体育场馆经营、体育品牌经营、体育明星经营等资产无法保值增值甚至亏损（成会君，2005）。一方面，体育资产与其他类型国有资产一样，政府部门是把国有资产当做实物形态来保护它、维护它，注重实物形态，控制资产本身，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思维模式，而忽略了市场经济注重价值形态，调节资本的巨大效应，因为只有资本的运动及其扩张而不是实物形态的规模扩张，才能实现价值保值增值（文宗瑜，1996）。另一方面，按照资本效率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要求，在国有体育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落实明确的投资主体，建立更为有效的委托--关系，从而盘活国有体育资产，使体育资产存量以资本形式流通起来，实现国有资产再资本化，这在我国体育资源资产经营中还少有尝试。

（三） 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市场秩序构建

地方政府竞争对市场秩序构建至关重要，本身也构成参与市场的一个重要主体，同时其行为通过影响要素流动及相关市场主体的行为来介入市场活动（周业安等，2004）。在体育市场的竞争中，政府竞争反映在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等横向和纵向竞争。特别是在纵向竞争中，上级政府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赛事资源、体育人才和设施资源等相关资源分配来调控地方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设置一系列绩效考评制度来约束地方决策。地方政府为达成目标 ， 一则通过和上级讨价还价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二则通过各种手段和其他地方政府竞争，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流入。如果地方政府技术、制度安排面对市场的能力有限，在上级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就可能采取非市场竞争手段（如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可能采取违法违规的手段；以及对上级政府进行欺骗。这些手段显然会扰乱整个市场秩序。另外，政府拥有的体育资源、行政资源相对较多，还可能通过行政手段等直接限制或打击民间的竞争对手。

（四）体育行政管理与监管机制缺失

首先是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缺乏监管机制，各级体育组织权责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当前的体育管理具有较强的行政垄断特点，体育部门同时承担了审批、执行、监督、评价职能，决策权力集中而缺乏监督，如我国的体育行业协会只是行政机关的下属事业单位，在运动员资质管理、决定权、违规违纪处罚权、赛事的组织、管理权、联赛的所有权及收益权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排他性特征，与国际体育行业协会有着明显不同。运动员、俱乐部、企业主体等基本没有话语权。其次是体育管理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刘志民等，2009）。我国体育领域中利用的法规很少，主要有《宪法》、《体育法》等相关条文以及行业管理法规、制度条例共同组成，多为行政法规范畴，监管力度有限，而民事、刑事法规中的相关法律条款在体育领域中应用还不广泛，从而在调节行政办体育、管体育，社会办体育的各种矛盾中缺乏有效监管。

体育市场化改革路径的建议

（一）试点审批权限下放，由点至面探索改革

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有利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双方积极性，更加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主体活力。可以先行试点下放审批权限，渐进式推动市场化改革。体育系统相对于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在结构上和管理上有着明显的单一性和相对的封闭性，有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较小。可考虑将办赛审批权限、运动员和体育资产管理与经营权限在一定层度和部分领域率先下放，积累经验，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二）率先放开中心城市改革，由发达至欠发达区域逐层改革

市场化改革要落实到具体区域，首先可落实至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作为第一梯队的国家中心城市。东部地区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经济中心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都相对较高，人口众多，市场空间大。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区体育市场已经较为发达，在多个体育领域和项目上已经逐步与国际接轨，改革的成本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还较弱，对于支撑体育发展的保障能力等方面还不足，且市场活力、商业化需求较东部地区滞后。因而，率先放开中心城市特别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再逐步推向中西部地区可能是适合的改革路径。

（三）率先推动优质体育竞技资源的全面市场化、职业化，释放辐射能力

当前，体育各细分领域全面市场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可以率先推动能够获得丰厚市场回报的竞技体育领域，如大型赛事足球、篮球、网球等主流项目改革，以职业化、商业化、市场化为主要目标，减少政府及相关机构的行政干预，赋予社会组织充分的组织权限和规则制定权限，以职业赛事、国际赛事为纽带，吸引国际高端体育要素如人才、中介经纪企业、营销机构等广泛参与，释放竞技体育的辐射能力。

（四）主动培育市场主体，由行政约束转向政策制度激励

未来应着重转换观念，积极扶持和培育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体育市场开发和经营，要重点培育体育实体机构如职业俱乐部、单项赛事组织。搭建与国际接轨的国际体育营销网络，培育体育中介、体育经纪、体育科研等主体。重视新媒体时代的体育全媒体体系的构建，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平台作用，提高我国体育的话语权和舆论主导劝。

（五）推动经营模式转变，实现市场化运作

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经营模式，盘活资产效率，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摈弃传统的政府投资、经营、管理的“一条龙”模式，大力推进政府为辅、社会为主的开发运营模式如BT、BOT、BOOT等，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另一方面，促进体育资产资源的再资本化。摈弃只限于做大规模、做强形态的实体体育资产经营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体育资产的货币化、证券化、股份化、资本化，组建体育市场相关公司化运营机构和集团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

参考文献：

1.滕占强.论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嬗变[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

2.何玲等.浅谈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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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R].2011.4

6.《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体育强国战略研究[M].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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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宗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再资本化[J].经济研究，1996（12）

第14篇

一、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效果的判断依据

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内容是西安和咸阳两地对经济进行合理规划布局、整合两地资源，实现两地优势互补和经济的共同发展。西咸经济一体化是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市场融合的一体化。判断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就是从两市各自产业优势是否得到更大发挥、两市作为一个完整区域，是否使不同地方市场主体的行为受到同一供求关系调节来判断，即从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来判断。

各地区间形成一个统一的区域市场后，会产生市场扩大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市场范围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使生产者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增强企业的实力。另外，市场一体化也会产生竞争效应，即促进区域间的竞争。市场分割与市场高进入壁垒的存在必然导致垄断的产生。在形成统一市场之前，许多部门已经形成了地方垄断。几家企业长期占据本地市场，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不利于区内资源的配置和技术进步。各地区相互开放市场后，各企业面临着来自区域外同类企业的竞争压力。各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必然会改善生产经营效率，增加研发投入，进行科技创新，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总之，市场一体化会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更进一步的发展。判断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成果究竟如何，可以从西咸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着手。通过分析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是否得到加深，就会了解两市间的资源是否得到更该进一步的优化配置，两市间的经济一体化是否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二、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分析方法及实证研究

市场一体化与地方市场分割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目前，主要从三个角度研究中国地方市场分割程度。一是从贸易流量的角度，即利用区域间的贸易流量的变化来反映区域间市场的整合状况，可简称为“贸易流法”。二是从生产效率与产出结构等角度来研究区域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可简称“生产法”。三是从商品价格的角度来衡量市场的整合程度，可称为“价格法”。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价格始终是影响市场供需与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并且在无障碍的市场体系下，同质商品价格趋于一价。因为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中，即使要素流动存在障碍，若商品能够自由流动，商品的价格会趋同；而当商品流动存在障碍的时候，只要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商品的价格最终也将趋同。因此，可以用价格信息构造指标，以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

测算方法的理论基础是Samuelson 的“冰川”成本模型。模型的基本思想为：若两地的相对价格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则可以认为两地间的市场是整合的。这个模型表明，两地的价格Pa与Pb。既可同升同降也可一升一降，只要相对价格Pa/Pb的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可以认为两地之间市场是整合的。因为存在交易成本与历史的、偶然的因素，所以两地的价格最终不可能完全相等，而是在一个区间内上下波动。基于这一基本思想，设Pat、Pbt是a、b两地的t时间某商品价格，p为t时间该商品的平均价格，不考虑交易成本，则两地的价格趋于平均价格时，两地之间市场趋向整合。换言之，若数列

（1）

随着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两地间的贸易壁垒与障碍在减少，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高。

由于逐个研究单个商品的情况特别繁杂且资料庞杂，所以我们选取反映整个商品价格变化状况的价格指数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若没有地方壁垒、商品能够完全流动，则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将是一样（同升或同降），并会逐渐趋同，表明市场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我们选择西安、咸阳两市签署《西咸实施经济一体化协议书》的2002年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1996～2012年）两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来进行比较。之所以选择这么长的时间段来进行分析，是为了更清楚的了解西咸两市签署经济一体化协议前后两市的市场融合情况。为了更为科学的表示两市的平均价格指数，我们将两市GDP占西咸区域经济总体的比重作为权重。

首先，我们对两地历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做一个初步的对比。计算的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西咸两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较为一致。即使在两市未签署推进一体化的协议之前的很多年，西咸两市就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虽然两市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率上经常出现差异，但西安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时候，咸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会上涨；西安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的时候，咸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会下降。这表明两市的市场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当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步”变化，并不能充分表明两市的市场具有较高的融合水平，不能充分表明两市就实现了市场的一体化。我们将两市GDP占西咸区域经济总体的比重作为权重，加入到西安和咸阳两地市场一体化的分析中来，看看VAR（Pij）的值究竟如何变化，这才能更进一步、真实的反映两地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表1表示了西安、咸阳两市在两地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及两地的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更进一步的，我们计算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其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西咸市场一体化水平

从图2可以看出，两地在签署西咸经济一体化协议之前，值较大，1997年时甚至达到10.2的最高值，说明两市的市场融合情况较差。直至2002年，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都较差。2002年之后，在西安经济发展增速迅速提高的情况下，西安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迅速增强，带动了咸阳经济与西安经济的快速相融。

三、结论与建议

上文的分析表明，西咸经济一体化在市场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西安和咸阳两市的市场融合水平很高，已经演变为一个统一的区域大市场。那么，西咸经济一体化还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制度与体制层面的问题了。这才是西咸经一体化中的深层次问题。

1.建立一个能够驾驭两市经济一体化的高层次组织领导机构。建立能够协调驾驭两市经济一体化的高层次组织领导机构，是推进西咸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关键，也是解决西咸经济一体化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和利益分配博弈的重要条件。在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过程中，应尽快成立相对独立的、能够驾驭西咸经济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行政机构，以解决西咸经济一体化形成中存在的诸如利益风险、政府角色、目标不明确、制度性约束、资金投入等问题。

2.西安的建设及规划必须建立在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角度上。关中—天水经济区获批之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进一步明确。因此，西安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西安的事情了，必须站在新的平台上重新审视自己，西安的建设首先要和大关中的建设结合起来，要放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的背景上来，放在以西安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西咸区域经济发展上来。新的形势要求西安必须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战略，不仅西咸新区，包括曲江、浐灞、未央等西安城区的发展，都必须要放在这个平台上去考虑。今后10年、20年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工业现代化进程，都必须要站在这个新的背景下去思考，然后再去规划西安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

第15篇

摘 要：振兴东北是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制度变迁过程。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使银行业在东北这一特定区域市场化进程中有了采取区域性策略的可能。在分析东北的区域性经济特点的基础上，针对银行业自身改制和振兴东北的企业问题，本文提出了在东北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区域性银行业策略。

关键词：区域经济市场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62-06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个区域经济市场化的过程；是一个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区域经济体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内国际分工与合作的过程。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经济市场化最明显的特征是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市场化的必要条件是拥有一个市场化的银行业提供现代金融服务，以便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帮助。

然而银行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未必是均匀的。很多经济学家在其理论研究中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是同质的。他们对区域差异性的忽略，导致了单一宏观经济政策在不同地区间产生差异这一重要经济现象长期得不到深入研究，甚至对一些地区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从而损害了整个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Carlino and Defina对美国48个州的数据分析显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区域效应，利率是产生该效应的主要原因。虽然国内很少有学者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效应做定量研究，但是我们很容易判断美国经济的同质性显然要高于中国经济的同质性。同质性指标可以分为四种：（1）生产要素流动程度。（2）产业结构平衡程度。（3）经济开放程度。（4）物价水平或通货膨胀率。中国根据经济同质性的标准，可以划分为：（1）长江三角洲沪宁杭经济区。（2）珠江三角洲经济区。（3）环渤海经济区。（4）中部经济区。（5）西部经济区。其中（1）、（2）、（3）可以合称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同质性较高；东北地区是比较特殊的区域经济体，其经济特点带有双重性：一方面该地区在国民经济体系结构上与国家的结构类似，资源丰富，农、林、渔业发达，产业门类齐全，符合区域与整体的“同象原理”；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作为曾经是“共和国装备部”的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升级与调整严重滞后，亟待振兴。

越来越多的研究说明金融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1960年代初金融体系较发达的国家其人均经济增长率（1960―1995年）是金融体系不发达国家的2倍多。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使银行业在东北这一特定区域市场化进程中有了采取区域性策略的可能。通过银行业提供金融服务，加强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不仅能改善东北地区投资环境，而且可通过资金的流入带动人才、技术、信息等相关资源的流入，并使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得到充分、合理配置，从而为东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本文试图在分析东北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区域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银行业的作用。

一、对东北振兴的总体判断

中国的转轨经济实践具有典型的理论意义，转轨经济理论将在学者总结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完善。[1]振兴东北要完成两个转变：一个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也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另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相互推动。东北地区“转轨”的特殊之处在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原有计划体制统治时间最长、贯彻最为彻底的地区，这种状况构成了老工业基地体制转轨的重要障碍。从而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振兴和“转型”充满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对老工业基地先后采取了财政、信贷、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其调整改造，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实行了债转股、核销呆坏账、国债拉动内需等政策，且每年都对一些大中型骨干企业拨付技改专项资金（后为技改贴息支持）。从1998―2001年四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68.27亿元，占全国的8.75%；而国家投入的技改资金则为1 090.9亿元，占全国的份额达到13.05%。但这些政策和投入并没有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除了旧体制的惯性作用外，对老工业基地衰落的“结构效应”缺乏整体认识，单纯地把它等同为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一认识上的偏差也是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2]

根据一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老牌工业国家的经验，较早发展起来的地区走向相对衰退一般分为区位性衰退、资源型衰退、结构性衰退和消聚性衰退等几种类型，但主要可归结为“结构效应”一种。即与新兴繁荣地区相比，一些地区的相对衰退是因为它们拥有较为不利的经济结构。德国的鲁尔区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其根源就在于以煤炭、钢铁为主的单一性经济结构。1958―1966年鲁尔区工业生产指数（以基年为100）为160。其中煤炭工业为90、钢铁加工业为105、化学工业为235、石油工业为350。煤炭、钢铁等增长缓慢的传统工业部门占62.5%，而发展迅速的新兴工业部门只占21%。结果1957―1968年原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7.8%，而鲁尔区只增长了80%。通过适时的结构调整，特别是发展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点的新部门，并改造传统部门，鲁尔老工业区重新保持了较强的生命力。英格兰北部、法国洛林地区、美国东北部等老工业区都出现过类似情形。将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与欧美老牌工业国家类似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两者的衰落区既有其独特性，也有其共性。尽管经过“六五”时期以来的技术改造，特别是“九五”以来的大规模改造，东北大中型骨干企业技术设备水平明显提高，但工业技术装备老化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目前吉林省工业企业工艺装备属于20世纪90年代初水平的只有15%左右，60%以上的还处于70―80年代水平，另外还有15%的工艺装备仍停留在50―60年代。

东北是建国初期国内装备制造业尚存的几个重要地区之一，也是从资源到制造业基础的整个体系相对比较完整的地区。早期的东北装备制造业具有明显的“外生型”特征，以典型企业在区域内垄断经营为产业组织形式，因此不具有“产业区域性聚集”的可能性，也不具有形成网络型组织和以纵向协作为特征的集群所必备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东北现在的国有制造企业以集团组织形式为主，对集团内的企业多以全资、控股为联结纽带，资本的利用效率较低。例如，在2000年对沈阳市18家集团145个样本公司的调查中，采取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形式的占整个样本公司的71.7%。国家政策性银行在东北三省都设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它们在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但是作为全国性质的政策性银行，一方面其业务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比如，国家开发银行主要投资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国家粮、棉、油收购资金运作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国家政策性银行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已显示出商业化倾向，大量政策性资金有转化为商业性资金的可能。因此，面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巨额的资金需求，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有必要成立专门服务于东北地区经济的区域性政策性银行。

二、银行业本身的市场化问题

根据已有的研究来看，银行业提供的现代金融服务对经济的影响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二是经营监督。三是分化风险。市场化的银行体系应该可以起到分化与减少经济运行风险的作用。近年来发达国家中广泛应用的金融衍生产品提供了企业与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极端的典型是中国国有银行依照政策指令向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实际上是等于完全承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中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银行体系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财政出纳的角色，股市与其它证券市场基本不存在。现在尽管股市与其它证券市场存在了，可是银行仍然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绝对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金融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刻的巨大的变革。首先是人民银行的央行职能得到强化，央行不再行使商业银行的职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脱离人民银行，银行体系逐渐向商业化与市场化转变；一大批城乡信用合作银行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特别是一批股份制新兴商业银行的崛起，极大地满足了国民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但是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仍然是任重道远。如果东北的银行业能够凭借国家从战略上调整经济结构、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机遇，进行体制创新，加快市场化进程，完善金融服务功能，那么可能会创造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发展。银行业必须在政策性金融支持和商业性金融支持两个方面进行策略选择。商业性银行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根据市场原则自由选择，保证一定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配置资源。政策性银行可以补充商业性银行的不足，一方面充当经济管理的工具和经济调节的手段，实现政府社会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健全金融整体功能。政策性金融被赋予区域调控职能，根据生产力的梯度分布，把地区信贷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结合起来，配合政府进行梯度整合，从而有效调动经济资源，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政策性融资活动对这些领域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产业结构调整、地区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银行改革要与本国经济、社会、文化传统配合，自由化、市场化、股份化、商业化程度逐步提高，使金融创新机制达到普遍的报酬递增运行状态，使金融制度变迁朝着绩效方向发展。逐步增强银行的自身组织能力，争取融入国际金融市场，提高金融中介治理水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存款保险机制。

三、区域经济市场化中的企业问题

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是提高企业竞争力。振兴东北的区域经济必须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积累下来的企业问题。企业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问题，企业从业人员观念陈旧，缺乏创新和竞争意识。二是旧体制束缚严重，经济发展既受害于旧体制，又受惠于旧体制。许多企业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而是政府的附属职能部门，无法面对市场竞争。三是工业技术落后、装备陈旧、产品老化、社会包袱沉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广度与深度的发展，在目前的国内竞争性产品市场上，许多产品被国际著名品牌垄断，如家化产品、碳酸饮料等。在国际市场上，外资企业产品或合资企业贴牌产品已经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绝对力量。根据我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5年7 62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仅外资企业产品的比重就达到了58.4%。根据曹和平的研究，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初次成长阶段是“用技术和品牌拓展市场”，在“二次成长阶段”是“用市场综合网来支持品牌认知以获取实现高端价值的能力”。由于绝大多数跨国企业具有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四位一体的优势，它们在初次成长阶段通常不是从东道国融资和寻找项目开始，而是以技术和品牌优势直接开拓市场，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生产总成品的比例不高。英特尔芯片在中国的生产说明，一个能够规模生产并且构成总成品价值重要部分的核心零件，就能使其达到预算限制所允许的利润最大化。

振兴装备制造业、发展产业集群被认为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效途径。产业地区聚集的外部性，如技术外溢等可促进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提升东北地区的整体竞争力。一般认为，产业区域聚集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区域间自然禀赋的差异性。二是产业区域聚集的外部效应。根据Ellison和 Glaeser的研究，一半以上的产业区域聚集可以用自然禀赋的优势来说明。例如东北地区的石油加工、金属冶炼、火力发电、木材加工、船舶制造等。外部效应包括技术外溢、专业劳动力聚集、接近供求市场等。但目前东北三省鲜有竞争力的企业集群，“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多，成片的更少”成为东北装备制造产业的写照。东三省政府相继地出台政策，倾力打造产业集群[3]。随着辽宁省装备制造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张，企业间的交易频度和范围逐渐扩大，在原有协作网络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的企业群落。这些企业群落已初具集聚规模，也让人们看到了装备制造企业集群发展的希望。

四、银行业在区域经济市场化中的策略

1.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要分工明确、优势互补

（1）提高政策性银行融资能力，向开发性金融的转型。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战略中，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投向仍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为主。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力度与水平，取决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可获得的信贷资金规模和信贷结构。提高政策性银行的融资能力，首先要参照国家有关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和国际惯例，定期补充政策性银行资本金，并提供低息长期财政借款，对高风险项目提供财政补贴。其次，由国家提供财政担保，统一发行政策性银行债券。推行上网竞标发行，允许金融债券上市挂牌交易，吸引金融机构积极认购政策性金融债券。还可以将邮政储蓄、社会保障基金和养老基金划入融资范围，不仅可以在利率上适应政策性金融机构“低进低出”的特点，在结构和数量上也可以满足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需要。

目前，政策性银行实现职能调整和机构转型的条件渐趋成熟。因此，应该加快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实现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运作，使其受到市场制度约束。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银行转型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要充实资本金。要达到国外发展中国家开发性银行的资本金水平。截至2005年，巴西开发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6.7%，韩国产业银行为18.4%，都在15%以上。二要实行分账管理，即对不同性质的项目分别、分类管理。政策性银行业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交办的业务，另外一类是市场化的业务，或者是银行自营的业务。政策性银行根据这两类业务在机构内部设立两大账户，一个是国家账户，一个是银行账户，来分别核算和考核。国家只对国家业务或者是国家账户内的亏损进行补偿，对银行自营业务的经营状况不负责任。三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银行制度。

（2）建立商业性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协调机制。振兴东北的金融服务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支持，适当的融资渠道是东北经济体发展的必要前提。目前中国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是向商业性金融机构硬性出售金融债券，但是单一的筹资机制对商业金融运行不利，因为商业性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对社会公众的负债，如果从中抽调的资金比率过高，可能会使商业银行因此发生运转困难。所以，要明确划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业务领域，商业性银行应该重点支持提供私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性领域，利用市场原则将金融资源配置在不同的行业和企业；凡是商业性银行不愿承担但又必须保障的业务，都应由政策性银行来承担。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东北商业性金融体系中呈现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其他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的数量与其在全国的业务发展势头很不相称。东北本地的1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336家城市信用社规模都很小，而且存在问题众多。外资金融机构在东北地区的数量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外资银行在东北设分行的仅有8家，占全国的5%。而且东北地区的外资金融机构又几乎全部集中于辽宁省的大连市，东北其他城市则基本上一片空白。[4]这种状况一方面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优化；另一方面使经济体中的金融需求高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带来金融风险大量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

积极引进区域外金融机构是东北经济金融开放性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东北商业性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要积极创造条件，引进国内10多家全国性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浦东发展、招商、民生、光大、中信、深发展、兴业、华夏等），到东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打破国有商业银行一统银行业的垄断局面，推动东北地区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增强东北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其次，要积极借鉴汇丰银行（HSBC）参股上海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参股南京商业银行、金桥投资参股深圳发展银行的成功做法，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合资、参股东北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和新组建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产品创新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展开多层次的合作。

2.加速自身行业的市场化导向改制，完善现代银行业体系

从金融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通过深化银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变革原有的金融架构,以逐步形成一个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至关重要。金融体系影响深远，假如个别行业的改革不彻底，受影响的只是这个行业；但假如金融体系的改革不彻底，受影响的就是所有的行业。中国金融业的现实要求必须从银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开始。如果没有健全、合理、高效的银行体制，想要东北的老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不可想象的。通常来讲，金融体系包括金融调控体系、金融企业体系（组织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环境体系五个方面[5]。其中金融企业体系，既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现代金融企业，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小金融机构、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农村信用社等。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不仅要改变机构设置，而且要在功能上有实质性的改变：应当更多地从金融功能的观点出发，尊重市场选择的结果。

金融体系是经济体中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媒介，因而金融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运行的机制。我国金融结构有两个特征：银行主导和政府主导。银行主导是指居民的储蓄主要是通过银行转化为企业的投资。从金融发展史上看，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并无绝对的优劣区别，主要看经济发展水平。在罗斯托所命名的起飞准备阶段，储蓄资源极度短缺，解决储蓄缺口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此时，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能够充分发挥其动员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特别是在适当的政府干预下，这样的体系更是能将少量资源集中于某些关键项目中，从而优于那种强调竞争和风险分散的市场主导体系。所以，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战略适合东北老企业的目前发展阶段，有利于东北的振兴。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储蓄缺口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时，金融体系的首要任务就发生了转移，即如何在确保风险分散和金融体系安全的前提下，使储蓄资源能够被充分、有效地运用到那些前景不甚明确的投资项目中。在这种情况下，风险高度集中、识别新投资项目能力有限的银行主导体系就应该让位于市场主导。

我国金融体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政府主导。在关乎经济发展的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在数量上和规模上也占据着主导地位，真正能够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股份制银行处于劣势。 在政府主导和银行主导的双重格局下，所有经济当事人的激励就因潜在的风险转移机制发生了变异。在储蓄者、金融机构和企业家等三类主要经济当事人都只关注收益的情况下，风险必然转嫁给政府。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此做出了证明。 由于地方政府没有承担与之收益相匹配的金融风险，从而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所以，针对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和银行业现状，需要制定一个银行业市场化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在微观上促进各种金融中介的竞争，在宏观保持金融稳定。

所以，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改进金融效率,提高防御风险的能力,是所有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问题。振兴东北应将金融体系的改革视为改革的重中之重，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保险、证券等监管体系建设方面的进展。我国开始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改革也必需走这一路径。

3.银行业要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市场化，提高企业竞争力

政策性银行在服务东北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首先要大力支持农业发展，巩固东北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的战略地位；其次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对装备制造业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更新改造的投入，推动钢铁、汽车、石化等行业的战略重组；还要积极推进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性支持，加快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其中解决债权债务等历史包袱问题极为关键，这需要金融业在处理不良贷款、债务重组、资产置换等方面给予支持。根据辽宁省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的协议，辽宁省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将开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发性金融合作。双方将在制造业升级、替代进口工业、就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开发式扶贫、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企业外引内联和重大科研项目产业化等十二大领域开展合作。国家开发银行计划在辽宁省投放贷款100亿元，主要用于支持辽宁省交通、电力、能源、水利、采煤沉陷区治理、“三农”、中小企业试点等重点领域。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以来，已累计向辽宁省投放中长期贷款近700亿元。如果开发银行不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将重蹈国有商业银行成为企业负担转移的覆辙。

4.在东北市场化进程中，银行业要控制金融开放的速度

在理论上金融开放有很多益处，但是经济学家的研究（例如，Prasad、Rogoff、Wei和Kose,IMF,2003；Kose、Prasad、Rogoff和Wei, 2005 ）表明，没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金融开放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原因通常有两个：一个是阈值效应（Threshold Effect）的存在，另一个是组合效应（Composition Effect）的存在[6]。阈值效应即门槛效应，是说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金融开放在理论上的益处才能在实践中显现出来。例如，如果具备政府良治的条件，金融开放才可能会增加投资。组合效应也就是结构效应，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方式构成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如国际直接投资（FDI）、国际银行贷款、证券投资等。由于风险分担的不同，不同资本流动方式的效率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国际直接投资（FDI）比国际银行贷款更有利于增长，波动性也比较低。所以银行业要在加速自身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控制金融开放的速度。

如果金融系统发育程度很低，但开放程度却很高，国际资本在区域金融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银行信贷体系较强的自主性和盲目的逐利性使之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使得资金很少投向实体经济，严重弱化了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这种制度安排，不能为区域经济市场化提供稳定的金融制度环境，客观上破坏了金融秩序的稳定运行，很容易导致区域经济的衰退和金融市场的波动。

参考文献：

［1］ 吕炜.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4）.

［2］ 陈耀.生态工业――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方向［N］.经济参考报，2003-02-26.

［3］ 卢昌崇.产业集群：地区竞争力的源泉［N］.大连日报，2005-01-24.

［4］ 艾洪德，等.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金融支持战略［J］.发展研究参考，20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