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考察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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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

于希宁有一颗质朴而敏感的审美心灵，草木枯荣、物随时迁皆能激发他创作的欲望和灵感，发而为文，挥笔成画，最终创造了其诗意化的花鸟画境界。1996年出版的《于希宁诗草》，收录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创作的三百余首诗词，其中题画诗占大部分。如《春眠梦梅》：“春眠梦玉珮，瑞雪停云在，暗窥君未醒，偷换枝无碍。”此诗将作者深夜梦梅的情感体验写得微妙细腻：在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又梦见了日夜思念的梅君。在梦里，它以白雪作霓裳停留在云端。趁着它还未睡醒，赶紧把它婀娜的身姿偷换过来（意为赶快将它画下来）。“暗窥”“偷换”用来表现画家虚怀默然、不忍打扰的心意，将梅花拟人化，信手拈来，自由空灵。又如他的纪游诗：“一路溪流漱石乱，半山云雾入林暝。岸边古木皆温化，江上征篷待客停。”这是于希宁回忆自己游严子陵钓台所见，视线由江流远观山林，又由岸边回到江上，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于希宁在诗文修养上很是下了一番苦功。20世纪30年代，于希宁在新华艺专学习时，诗词题跋是必修课，他一边临摹古人名画一边细细揣摩题画诗，感受诗情与画意的融合。通过数十年不断的积累，于希宁逐渐能够自由地进行诗词创作。七八十年代，于希宁多次江南探梅，在思考绘画创作问题的同时，梅花也开启了于希宁一段诗的情缘，他曾说：“每当此时，我会从自然和艺术的内在关系中，从古人今人的种种得失中，获得无穷的心得和新知，而诗兴由之而生。之所以在我的诗草中咏梅诗占有这样大的比重，真是良有以也，绝不是偶然的。”于希宁的诗歌创作强调当下即成、触目即真的直接表达，当下参取、即物生情，将心寄予当下的直接感悟，正所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情感的运动弱化了理智与逻辑思维，只是自然而然地“俯拾”“直取”，类似于“皑皑埋万物，大地披银铠。老柯寿者相，畅吟凌寒态”这样的诗句皆是以诗思启画意，以画图示吟哦，诗人之心在瞬间超越时间与空间，不期然间已与物象契合无间。于希宁的“诗情”不是纯然的感情抒发，而是缘物而起将自己的内在情感与外在物象相融合。他的《早春有怀》：“春来冬去寒方暖，地动青萌欲吐芽。岭上梅花疏且瘦，雪飞有意混成花。”因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而遥想岭上梅花的疏枝淡影，大地尽管看似平静却生机涌动，既然梅花还未开放，就让飞雪混成花朵作那冰清玉洁的白梅花。于希宁这种神思活动始终不脱离自我的具体感受，通过情感的推动，将记忆世界唤醒并重组，迁想妙得，神与物游。

随着于希宁绘画风格的进一步确立，必然也要求与之相应的题画诗以深化意境，他说：“古人的诗是在彼时彼地的具体条件下有感而发的，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遭遇不同，历史和社会的变化发展使人的思想和人生观也在变化。”林和靖爱梅、爱鹤，“梅妻鹤子”成为千古美谈，他笔下的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而在于希宁这里梅花则转化成为“鳞柯铁骨玉肌妍，历尽冰霜迓日翻。自绕横斜清质气，暗香亮节散中原”的精神面貌。他在诗中所要实现的是梅花的铮铮铁骨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民族气派以及自我品格。唐幼明曾有梅花诗曰：“梅花自是神仙骨，不许凡人肉眼看。雪压江南春满屋，玉堂潇洒月光寒。”于希宁反其意而作：“梅花不是神仙骨，耐得人间颂品端。雪掠冰凌难损质，素心玉面水晶盘。”他将梅花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峻转化为人人赞颂的精神品格。

于希宁创造的诗画意境高古雄奇、鲜明可感，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如其《巫岫龙柯》写湍流与云天相接，老梅奇柯横空出世，意象凝重，苍劲有力，显示了中流砥柱、伟岸孤傲的精神，并题诗曰：“巫岫雄柯雪养魂，千花万蕊抒精神。为教操守培时物，笔帚运来玉树春。”于希宁作诗还力求与绘画的风格融凝无间，如《秋丝瓜》题诗：“秋雨霏霏征途忙，碧油沃野鱼米乡。荷塘脆藕正应市，户户丝瓜上脊梁。”画面上几片泼墨瓜叶简洁生动，条条丝瓜色清姿动，几朵黄花与叶、瓜互相掩映，极富生活情趣。

二

诗歌之外，书法、篆刻对于希宁的绘画创作来说更有着独特的实际意义，他在绘画上所达到的高度就来源于他的书、印修养。他将书法、篆刻作为绘画的基础来对待，并凭他对技法及美学内涵的深刻理解、融会参悟，使其绘画显现出别样的笔法意味与空间效果。与他在诗文修养上的晚进不同，于希宁自小就受到父辈的熏陶，专意书法、篆刻方面的修炼而无丝毫懈怠。在上海求学时期，于希宁开始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深入学习书法。从甲骨、金文到晋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再到宋元黄山谷、坡、赵孟頫，无不心摹手追，尤其对魏碑古厚持重、舒展劲健的用笔极为偏爱。与在绘画上的刻苦勤奋一样，于希宁将练习书法作为日课，他不是着意于一家一帖的摹写，而是融会百家之长以成自我体格。

在篆刻方面，于希宁受乡贤陈介祺所藏汉印、瓦当、青铜器耳濡目染，对朴实敦厚的美学风格有了最初的感知。陈介祺一生鉴精藏富，其所辑《十钟山房印举》成为于希宁学习篆刻的重要材料。上海求学期间更得海派名家诸乐三先生的指导，下苦功摹刻秦玺汉印数百余方，上溯钟鼎款识、汉印瓦当、碑额刻石，近学邓石如、吴昌硕及西泠八家。潘天寿先生曾建议他：“多注意秦玺清俊之气，汉印浑朴古厚气息，于章法安排多动脑子，必有变化。”而黄宾虹先生对于希宁更是有重要影响，其《黄宾虹藏秦汉印拾遗》收录亲自手拓黄宾虹先生收藏的秦汉古印58方，从中可见于希宁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同时，他深谙黄宾虹先生“书画同源。自来言画法者，同于书法，金石文字，尤为法书所祖。考书画之本源，必当参究籀篆，上窥钟鼎款识”的道理，对篆籀书法着意最深，用力最勤。从任教于潍县的虑远阁画庐开始，篆刻就一直是于希宁的主讲科目，并编写了完整的讲课稿，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其晚年论文《篆刻及其与书画之间的关系》即是原稿的一部分。文章中从篆刻兴起原因、发展历程、种类体制及风格变化、作用等几个方面对篆刻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三

于希宁的绘画充分地体现出与书法、篆刻的紧密结合，他在笔墨表现上孜孜探索，孕育出“刚劲朴厚”的风格特点。其早年所作《白梅图卷》将刚劲沉着的用笔、曲绕变幻的结体形式运用于绘画，得篆刻方寸间分朱布白之妙，正如黄宾虹先生所题“宋元士大夫纯以书法入画，平寿有道，深明篆刻，此帧得古籀遗意矣”。书法用笔影响了他的绘画用笔特征，而画面刚劲浑厚的笔墨味道也影响了书法的审美取向，书法与绘画的笔墨形成了相对应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最直接地体现在长线的运用上。他所画藤本植物，以书意入画，无不苍劲古朴、气势恢弘。如《春满乾坤》中的紫藤回旋曲折、疏密交织、屈曲盘绕，运笔灵活不滞、气脉通联，与草书流畅的书写性异曲同工。而其顿挫生拙之态又极尽篆籀笔意，正如他自己的诗句“蔓篆舞婆娑”，刚中带柔、外曲内直，行笔快则流畅刚健、飞动挺拔，行笔慢则敦厚朴实、含蓄稳重，流畅中寓苍浑，朴实中见灵动。他常迫使笔锋分散出一种“飞白”或“剑脊”的笔触效果，这种笔法厚实而松灵，墨虽淡而不薄不浮，虽重而不浊不滞，用来表现初雪未融的梅干，使雪的温润圆滑与枝干的盘曲嶙峋形成了鲜明对比，既有特定的质感、量感和空间感，又具有充满笔墨情趣的艺术性。

从书法、篆刻中，于希宁不仅寻求可被绘画有效利用的技法资源，同时将书、印的内涵化为画面的精神气质，如他笔下的梅花总是充满力量，梅之老干盘曲嶙峋，架构出一个稳定而充满张力的画面结构，将秦汉晋唐的正大气象与梅的品行气势加以内在融汇并通过用笔展现出来，最终形成了凝重古拙、刚劲俊逸的绘画境界。

“三魂共一心”是于希宁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画梅思想的深层体系。其国魂、画魂寓人魂的艺术思想正是时代精神、梅的精神、自我精神三者统一的高度升华。于希宁在与梅相识相交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梅花“不怕雪欺霜辱，冰虐风餐，反而冒雪冲寒，萌花报春，所谓‘万花敢向雪中出’‘挺立风雪吐芬芳’的精神，这才是梅花‘骨气’之所在。这种经得起天寒地冻、雪压霜欺，而矫健不群、一花独妍，却又俏不争春的气质，正是现在所需要的时代精神”。于希宁将梅花之品质、与时代之精神融为一体，同时，又是他自我个性的生动体现。他的情感与文思已与梅结为知已，在进入物我两忘情状中不断深化；他的坚韧、勤奋、刚正之气逐渐与老梅之骨气、生气、清气相契合，实现人魂与画魂的完美统一。

于希宁从传统文人思想价值体系向“三魂一心”画学思想体系的转变，也相应地带来了其绘画造型语言、技法及整体画面的转变。他抛弃传统花鸟画折枝构图的程式，以整棵梅树入画，将花鸟画创作引向一个新的境界，因此，干与枝的画法是于希宁技法创造的重点，尤其是复杂枝干的穿插组织方法，确立了由主干到枝条、由近处到远处、由大势到细节的绘画顺序。枝干、花朵的疏密分布以及梅鞭的走向等等这些因素都成为画面构成的重要部分，这尤其需要画家具有对画面强大的掌控能力。于希宁注重枝干的走向、穿插，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感和空间关系。为了体现画面的秩序，于希宁还在绘画的过程中有意将枝干留出空位，体现出枝干前后、左右、上下相互顾盼、彼此呼应的空间效果，尽管千枝纵横，仍觉生动有序。于希宁笔下的梅花，在花、萼、蕊的画法上也打破古人的口诀，从花的生理形态出发，对花的画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于希宁画梅在尊重客观自然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画面的结构美，为了获得作品的完整性和意境美，他往往采用烘托的手法，以赭石、花青罩染，形成一定的空间氛围，凸显远观的气势。

四

于希宁的美术史论研究深受俞剑华影响。俞剑华是站在一个画家的立场上思考如何从美术的自身发展规律出发，论述绘画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影响、作用和演变规律的，同时注重对画家的风格及技法分析，这些都对于希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时代背景与俞剑华一生的学术活动、学术主张，师承与薪传来看，作为俞剑华学派，有它的特点，这基本上可以从俞先生自己在1958年提出的‘四万说’来认识。”（林树中《承前启后，奠基筑路—试论俞剑华学派》，转引自《俞剑华先生学术研讨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四万”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万张画，立万帙言”。“四万说”要求美术史研究者要有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史料处理能力，重视调查研究、创作写生，将美术史论与绘画实践相结合，以文献考据、实物考古与创作实践相融合。俞剑华对美术史研究有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这种治学要求对于希宁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不仅将储备专业技能和技法作为分内之事，更将具备扎实而广博的艺术修养作为一生恪守的准则。

1955年，于希宁到无锡华东艺专师从俞剑华先生进修中国美术史，着意于画家个案、画种、断代史的专题研究。1957年，赴山西永济县永乐宫考察并临摹元代三清殿壁画。不久，他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山西永乐宫混成殿建筑及壁画考察报告》，完整地论述了永乐宫各殿的壁画内容，并详加考证，又从图像角度，对画面的色彩、构图、线条作分析。1958年，于希宁与罗尗子共同完成《北魏石窟艺术浮雕拓片选》一书。该书收录了于希宁在栖霞山、千佛山、龙门、云冈石窟所捶拓的大量拓片，由罗尗子撰文对石窟艺术作综合介绍和系统比较，并对浮雕花纹的演变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于石窟艺术作综合比较研究的虽然不是由我们开端，但是在国内艺术界作这种研究的人实在不多，至于研究石窟艺术的浮雕花纹演变和从事这方面捶拓工作研究的，似乎还没有前例。”（俞剑华《北魏石窟浮雕拓片选·序》，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他们采用拓片这一独特形式，将注意力从铭记碑碣的考察转向浮雕花纹，也把拓片本身所承载的中国独特的文化意蕴揭示出来。“于希宁选用清乾隆年间遗存蝉翼古纸，从石窟浮雕形式、洞窟石质几个方面，综合考虑来选择敷纸、揭纸和敷墨的方法，墨色层层叠加，虚实相映，美妙绝伦。其中大一点的石窟需要几十块，甚至上百块蝉翼纸拼接才能完成，可见捶拓工作的艰辛和难度。从这些精美的拓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于希宁先生在捶拓工作中的艺术思考和创造性劳动，同时，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于希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艺术的虔诚。”（沈光伟《于希宁手拓石窟拓片拾遗》，《百年希宁—书法、篆刻、手拓、写生卷》，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于希宁还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束后，在山东师范学院举办临摹、拓片、摄影展，以多种艺术形式和全方位视角将莫高窟的艺术精品呈现出来。现存的几幅于希宁临摹敦煌的人物画和他的摄影照片仍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考察工作的细致、全面。无论是石窟所处地理位置还是洞窟内部的壁画人物，以及纹饰图样、佛教造像等等，都将莫高窟的艺术精华以多种方式重现出来。

第2篇

唤醒安济桥

这时的中国，列强虎视眈眈，内外战事交迫，人民困苦流离。梁思成和林徽因要做的是找寻古建筑，把古代的巨灵一一从荒烟蔓草里唤回来。

有一首歌谣在百姓口中代代传唱，唱出了中国北方古建筑的四样瑰宝：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关于赵州桥又有这样的吟咏：“赵州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聆听歌谣，就用词句作线索，这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经找到四宝中的第三宝――正定的宋代隆兴寺、第二宝――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接下来持续寻觅的是赵州桥(安济桥)。1933年梁思成来到赵州，经过严密的勘察和丈量，终于认出了那沉睡的美人。

位于河北赵县南门外三公里河上的安济桥，隋代大业年间由匠师李春建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敞肩拱桥。敞肩――不加肩柱而在宽河上拉出桥身，营造术上的高难度可以想象，现今不易，古时更不易。桥身两端各开出近半圆形大小二洞，是它外观上最好看的地方。据文献记载，李春当时为了处理山洪爆发、水位突涨的问题，因而“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同时也想由此减轻桥身重量，节省工料。

专家看精工，普通人看外貌。想必是因为这敞肩和通穴，和只使用了长卷、半圆、抛弧线，使安济桥的身姿看起来是这么舒坦缓和、朴素纯净、灵透典丽。它从两岸跨出一道长虹，在天地间升起五座新月，通过它远望、近望，北方的村庄和林野是那么古拙悠长。世上真是再没有一座桥能够这么雍容、闲静、优美地融入中国的人文地理了。

本来只能在文献中爱慕，现在见到了真身，青年建筑学家和“伟丽惊人”的它面对面了。那真是惊艳倾倒的时刻，后来在考察报告中梁思成记录那一刻的心情“实在赞叹敬仰不能自已”，说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工程技术和艺术形象方面的重大创造”。为美丽的石桥，他反复为文，引起了国际性的重视，现今建筑史写到拱桥一章，免不了都要推举中国安济桥为最古老又最卓越的先例。

五台山寻宝

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来不相信日本人说的，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到中国唐代建筑，他们坚信在中国的土地上，必定存在未经后代修缮过的唐甚至唐以前的建筑。他们记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里，复印有两张莫高窟61洞的唐代壁画，画的是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地图，图中标出了各座庙宇的所在和庙名。

这一回他们依靠的是图画，就把五台山的地图作为寻宝图。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和学生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走上了前去五台山的迢迢寻宝路。他们先坐火车到太原，折北坐汽车走了128公里，再换骑驮骡，摇晃颠簸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艰辛地走了两天，当他们在夕阳中看到期待已久的宝寺时，一如后来梁思成在《记五台佛光寺的建筑》中写的：“那真是令人兴奋的时刻!”对古寺来说，却是回气还魂的复活时刻：“隐没千年的东方建筑的经典终于初露雄姿：硕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都表明这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

五台山佛光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寺，也是木结构建筑的经典。谁要是来到它的跟前，进入殿堂，都会由衷地生出崇敬和赞美。它的梁架、斗拱、藻井结构特别复杂壮观，在坚硬中透露着柔软，沉重中隐藏着纤巧，纷繁中展列严谨的秩序。学者们说，在现存中国古建筑中，这拱顶结构高达全寺高度的一半，挑扬出的层次最多、距离最远，于是向外提扬起沉重的寺身，一种在控制中激发生命力、古朴中充满灵动的风格，正代表了华夏文化兴盛期的精神。

为了寻找确凿的证据，他们爬梁上栋搜寻测量，梁思成详细记下了当时工作的艰苦：“那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檀条已被蝙蝠盘据，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

可是获得宝藏的心情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急迫：“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在后来一次勘查龙门石窟以后，林徽因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写信，写到工作的辛苦和收获的惊喜，两种经验总是交集，曾用“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来描述。1937年初夏的这一个黄昏，在美丽的夕照里叩敲古寺大门的一刻，年轻的建筑考古学者们觉得自己在叩敲的，必定是天堂的门吧!

一生的伴侣

梁思成和林徽因气质、体质类同，训练相等，才性相当，他们并肩齐驱，真是一生一世的伴侣。属于中国第一代专攻艺术及建筑史留学生的他们，从域外学成回国后，带回了一种不同的研习法。他们一方面敬守古法，勤于文献史籍的研读；一方面更注重田野勘查，追究实地、实景、实物，用实证来建立论点脉络。他们为中国营造学建立了科学性的研习基础，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领它进入现代时期。在战争和战争的空隙中，在蝙蝠和臭虫的袭击中，在家务事的打扰中，在病痛中，他们振作精神，做出成绩。他们为持续的战乱、病痛和政治迫害而苦，可是对生命仍旧乐观、对专业仍旧兢业。

梁思成因脊椎宿疾而一边用瓶子撑着下巴以减低疼痛、一边画建筑图。现在看到照片里瘦削的二人在病床边研究国徽设计图时，真是叫人不忍。学中国艺术史的人看了，恐怕还要更多一层惭愧的心情吧?

第3篇

中图分类号:TV-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4-0083-01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要素,同其他资源相比,水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多少年来,人们习惯向大自然索取,很少去考虑大自然的承载能力。作为干旱的敦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拓展,早已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致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生产、生活用水供需矛盾日趋紧张。为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有限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一、水资源利用现状

敦煌市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境内因拥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和沙漠奇观鸣沙山――月牙泉等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而名扬海外。总人口1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3万。由于地处内陆,降雨十分稀少,年均降水量为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86毫米,是降水量的60倍。

敦煌区域的水资源主要有三部分:

一是地表水,为祁连山冰雪融水,发源于祁连山西端的冰川群。地表水源主要由冰川融水和大气降雨补给,年均径流量2.98亿立方米,引入农田的净水量1.56亿立方米左右。

二是泉水,主要是敦煌阳关镇区域的泉水。年平均径流量0.99亿立方米。

三是地下水,储存总量2622.08亿立方米,其中党河绿洲储水量197.92亿立方米,阳关镇区域地下水储存量211.98亿立方米,其他均分布在山区及荒郊野外。经省水文专家评定,党河绿洲区地下水最大允许开采量为5040万立方米,目前地下水开采已达到饱和,危及生态环境趋势十分严重。

随着农业和旅游业、工业的发展,水的需求逐年加大。党河水几乎被全部用于农业灌溉,生态用水很少。自1975年党河水库建成蓄水后,党河断流,灌区干、支、斗渠相继层衬砌,地下水渗补量剧减。灌溉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3.4万亩,发展到现在的41万亩,地表水由于时段分布不均,不得不开采地下水以弥补河水的不足。另外,境内乱开滥垦荒地,更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二、目前水利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产生的后果

(一)水利发展面临的问题

1、水资源优化配置尚未形成,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拓展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每年来敦旅游的中外游客达67万人次以上,而且有逐年增长趋势。受利益驱动,近年来无计划开荒,无节制放牧现行十分突出,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破坏了天然植被。除此之外,地处敦煌上游的阿克塞县实施了“引党济红”工程,每年从党河引水500万立方米。加上月牙泉应急治理的渗漏补给工程每年引水800万立方米,更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2、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治理任务艰巨:

党河和疏勒河水系,由于上游截流开发,已断流干涸多年,致使敦煌绿色屏障受到严重威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瓜州双塔水库,玉门昌马水库相继建成,疏勒河流入敦煌北部的水量激剧减少,使该河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多公里的河道断流,无法与党河汇合,1974年敦煌党河未截流开发前,在敦煌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天然林和植被,维系着敦煌境内的水环境动态平衡,形成了敦煌的“绿色屏障”。两河断流后,敦煌北部、西部没有了地表径流,地下水没有了补给,致使地下水位急剧下降,造成敦煌绿洲区湿地萎缩、植被退化动植物种群消失,生物多样性降低。严重的水土流失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任务非常艰巨。

3、地下水管理亟待加强:

建国以来,敦煌先后建成党河水库及小型塘坝3座,近年来,共完成干支渠更新改造150公里,新衬砌防渗斗农渠400多公里,建成管灌控制面积近12万亩。与50年代相比,渠系水的利用率由33%提高到60.2%,灌溉水的利用率由30%提高到57.8%。水利用率的提高减少了对地下水的渗漏补给。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灌溉面积的不断扩大,为了保证农作物的适时灌溉和解决城乡人蓄饮水困难,从70年代中期到现在,全市共新打机井1200眼,每年开采地下水量达4300万立方米,其中用于农业补充灌溉提取地下水2370万立方米,城乡工业.人蓄饮水提取地下水1948万立方米。地下水的大量开采,使境内地下水的补给量每年仅为26277万立方米,而排泄量高达33968万立方米,均衡差为7421万立方米,地下水呈负均衡状态。 据观测,1975年-1978年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1.08米,1979年―1984年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0.3米,1985年―1991年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0.2米,1992年―2001年年平均下降0.433米。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敦煌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0.24米的速度急剧下降,举世文的莫窟面临风沙侵蚀,千古名泉――月牙泉也同样面临着干涸的危险。

(二)产生的后果

1、地下水位下降后,大片天然林和草场枯死,天然林比建国初期减少了40.1%,原来为219万亩,现在只有130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原来为576万亩,现在只有135万亩,减少了77%。 2、敦煌绿洲区沙化面积增加,自1994年以来沙化面积增加了近20万亩,平均每年增加近2万亩。

3、举世文明的世界文化遗产面临风沙侵蚀,千古名泉面临干涸之虞。

4、大风及沙尘暴强度增大,次数增多。

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1、全面规划,统一管理,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按照国家对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争取国家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节约用水、合理用水、高效用水为核心。制定敦煌水资源长远发展规划。将地表水、泉水、地下水全部调入计划之中,按比例分配实施农业灌溉.城市供水.旅游用水.生态用水.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原则,使有限水资源发挥其综合效益。建立党河水资源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和统一协调制度,实施取水许可证和水资源论证制度,保障水资源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合理利用,走节水保水、绿化美化之路。

首先,利用和涵养相结合;其次,宏观指导农户量水种田、科学用水,夏秋比例要适中,不能说市场经济放开发,农民全部种秋禾作物就可以种,而要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依据,保证时段、均衡受益,避免造成水资源供需失调的不利局面。三是要加强党河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对党河上游的采金、开矿等要严查处,严禁将水源引上岸淘金,浪费水资源。通过加强管理和保护,以确保党河水源水质不被污染和下游的生态用水需求。

3、大力实施节水工程,切实改善水利基础条件。

敦煌水利设施大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工程老化失修。二是功能不完善,如渠首引水无保证,防洪标准低:三是地下水资源开发过度造成生态恶化。因此,必须对现有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和配套,进一步完善工程化灌溉体系,提高灌溉保证率和水的利用效率。

在农业节水方面要建立节水新技术的促进机制,创造有利于新技术推广普及的环境。因此,要加大农业节水技术研究开发投入力度,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加快新技术成果转化。通过水利现代化和节水新技术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努力从政策上、体制上和机制上创造条件,推进水利现代化和推广节水新技术。

4、严禁开荒,严禁打井。

据调查,从土地二轮承包到现在,已累计开垦3.8万亩。按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影响,开荒对农业全面增产增收有害无利。为确保敦煌区域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对无效益开垦的荒地应退耕还林还草,以保证现有农田适时灌溉,植被、防风林和田间树木不在枯死,免遭沙尘暴侵蚀。地下水开采已接近饱和,应严格限制打井,收取地下水资源费,并逐步关闭部分机电井,以涵养水源,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水的经济效益。

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要考虑以下因素,并适时进行调整;一是满足区域粮食生产的基本自给,二是保证生态环境用水外的水资源可利用量,三是经济结构中不同品种的比较效益等综合因素。敦煌的农业结构中,主要产品是棉花、粮食、瓜果等。目前,党河灌区棉花种植面积偏大,造成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因此,应适时调减种植面积,通过改善品种提高单产,减少水量消耗,保持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应大力发展林果业,敦煌林果及其加工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并兼有生态效益。发展林果业可使有限的水资源产生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的效益。除实施水资源优化配置外,还应改善农业粮棉品种,压缩面积,提高单产;大力发展草业基地、蓄牧业及蓄产品加工业:建设绿色农业产业园区。通过上述途径,提高农业产业集约化生产水平和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使水资源满足生产、生态需求。

6、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现城乡水务一体化。

针对流域水资源管理相对薄弱的实际,进一步理顺关系,强化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现城乡供水水务一体化,减少地下水的提取,引党河水库河源水,建输水管道和净化水厂,供应城乡人饮和生态用水,逐步提高生产、生活用水水价,引导、教育、鼓励城乡居民节约用水。封闭城乡机井,缓解地下水位下降,涵养地下水。水资源短缺是制约敦煌长远发展的瓶颈。因此,要统筹考虑大小水库的建设。同时,加强引哈济党调水工程的前期研究工作,争取早日实施。

总之,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于实践,开创新,在做好各项工程节水的同时,积极探索出适合敦煌市情、水情的相关配套制度,才能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敦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敦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2010年规划》

[2] 《敦煌市城市水资源规划》

[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