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基本原则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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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提出六个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金融监管法的实施。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担负着货币供应、资金融通、资本形成、风险管理、支付服务等一系列特殊职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利益产生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另外金融市场的多变性、自发性等特点也决定了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法律和制度的监管，才能确保金融活动的稳定进行。因此，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体系中占有基础的重要地位。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第2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能力，指标体系，主成分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目前，各地区也都将提高金融能力视为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脆弱，一些城市和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本文旨在通过建立金融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城市的金融能力，为提高金融能力提供新的方向。
一、 建立城市金融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所谓金融，就是指资金融通。因此，一个城市或国家的金融能力主要是指该地区的资金融通能力。金融能力的决定因素有很多，诸如区位因素、人力因素、市场因素、知识因素及科技因素等。建立完整的金融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于金融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城市金融业的发展提供方向，明确目标和定位。金融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其发展必须结合自身条件，确定合理的目标，对自身进行的明确的定位；
2.比较不同城市间的差距主成分分析，优化资源配置。在建设金融业的过程中，应与周边城市进行比较，取长补短，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3.对金融业发展具有检验作用，及时纠错。金融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测性，因此，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进行检验纠错，防止危机的出现；
4.为金融监管提供策略，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国际金融海啸过后，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根据评估体系得出的结论，可以有针对性对薄弱环节加强监管，从而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通过金融能力指标体系能够将无形的城市金融能力进行有形化处理，清晰地知道金融能力发展的优势及不足，有利于金融业的持续发展。
二、 金融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设立
（一）评估指标体系设立的原则
为了对城市综合金融能力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估，并且使得到的结果具有参考价值，本文认为在构建城市金融能力体系时应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是在科学的基础上，能客观地反映金融能力论文格式模板。从指标的选取、划分都依据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对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都是真实及有效的，以保证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及可信度。
2.系统性原则。整个指标体系由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质量及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下又有相应的指标构成，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3.全面性原则。金融业本身是一个高端的、复杂的产业，其发展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同时，金融业所覆盖的领域较广，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行业。因此，指标设计应从整个金融业大系统出发，保证所选指标全面地包含诸多因素所反映的信息。
除上述三大基本原则外主成分分析，在数据筛选和处理上，也会考虑其可操作性及完整性，使得整个评估指标体系更有实际操作意义。
（二）各项指标设立依据及内涵
根据上述建立指标体系的原则，本文采取以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质量及金融可持续发展力四个方面来综合评价金融能力（表1）。
目标层
中介层
指标层
综合金融能力指数
金融规模
金融相关率（FIR）、金融从业人员数量、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金融结构
金融机构存贷款比率、上市公司数量、保险深度
金融质量
银行坏账率、净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
第3篇
关键词:保险法;近因;近因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24 文献标识码:A
近因原则是保险法中的四大原则之一,是判断保险事故与保险标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确定保险赔偿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
一、近因原则的概念
海上保险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4世纪,而近因原则最初来也自于海上保险,是英国海上保险法最早确立的用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基本原则。近因原则现已为许多国家保险法所采用,但我国保险法对近因原则没存作出规定。在保险法理论上,一般认为近因原则是我国保险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由于我国《保险法》、《海商法》只是在相关条文中体现了近因原则的精神而无明文规定,我国司法实务界也注意到这一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公布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明确了这一概念,认为近因是指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但“决定性”、“有效性”的含义比较模糊。
二、保险近因与民法中因果关系的联系和区别
传统的保险近因理论认为,其来源于民法的近因理论,尤其来源于侵权因果关系理论,研究保险的近因应当以侵权法的因果关系理论为基础。但是它和民法的因果关系还是有联系有区别的。与近因原则联系比较紧密的民法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有:必然因果关系说、直接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
必然因果说主张只有行为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偶然的事件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直接因果说主张行为人应对其行为或法律规定应由其负责的事件所产生的一切直接后果承担责任。对于非直接后果,不应承担责任。相当关系说认为,造成损害的所有条件均具有同等价值,缺少任何一个条件,损害都不会发生,各种条件都是法律上的原因,具有同等的原因力。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需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构成适当的条件,行为人就应当负责。
其他方面,首先,保险法的近因不涉及合法性和主观性的判断。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只要保险标的发生了损失并在承保范围之内,保险人就应当承担赔付责任,至于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是否在行为人的预见范围内,该行为是否合法,均在所不问。其次,保险由于其业务的复杂性,包涵的风险类别非常多;法律上的近因通常有故意犯罪,但是在保险近因中,故意的行为在责任险中一般是除外的。而不可抗力的事件和意外事件是民法中没有讨论的部分,却是保险法中近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保险近因和民法近因作为商法和民法的不同部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三、近因原则的探求方法
传统上,我们将多种原因造成的损失分为三类加以探寻近因,即多种原因同时发生、多种原因连续发生、多种原因间断发生。每种情况再具体分析何种因素作为近因。但是分析不够详细,不能指导保险赔付的实践。此外,它也未从理论上建立一个逻辑体系。因此梁鹏在传统探求方法的基础上,吸收英美法关于近因的探求方法,提出的新的探求和横向探求。这和张剑提出的比例因果假说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的必要。
(一)纵向探求。纵向是指数个原因在时间上前后继起,形成一个链条,每个原因都是该链条上的一点,最终导致损失产生的情形。
1.前因为承保风险的情形(见图1分析)
图1.前因为承保风险的情形
(1)前因为承保风险,后因是前一原因的自然结果,保险人应当赔付。这里所谓的自然结果,应当做较为广义的解释,包括后因是前因的直接的、必然的结果,后因是前因的合理连续以及后承保风险,无需探求近因。
(2)前因为承保风险,后因是前因的可能结果。此时应当区分后因是承保风险、未承保风险还是除外风险。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后因是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且与前因毫无关系,而是独立介入的风险造成了损失,我国理论认为此种情况后因成为近因,保险人不予赔付。
2.前因为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的情形(见图2分析)。前因为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后因或者是前因的自然结果,或者是前因的可能结果。两种情形下,保险人的赔付责任也不相同。
图2.前因为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的情形
(1)前因是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后因是前因的自然结果,则除外原因是近因,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不管后因是承保风险、未承保风险还是除外风险。
(2)前因是除外风险或未承保风险,后因是前因的可能结果,此时应区分后因是承保风险、未承保风险与除外风险而分别对待。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前一除外风险与后一承保风险之间没有自然的或可能的联系,承保风险是新介入的原因,则承保风险就是近因,保险人应当赔付。
(二)横向探求。横向是指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各个原因没有形成一个链条,而是形成横向的平行关系。横向探求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确定哪个原因是近因并应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横向探求因数个原因之间是相互独立关系还是相互依存关系而异。
1.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依存(见图3分析)。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依存的情况是指数个原因同时共同作用以致产生损失,没有另一个原因,任何一个原因都不会单独造成损失的情况。如果数个原因都是承保风险,则保险人必须承担保险赔付义务,此时无需探求哪个原因作为近因。如果数个原因中既有承保风险,又有除外风险,通常认为除外风险是损失的近因,保险人不予赔偿。如果数个原因中既有承保风险,又有未承保风险,则承保风险作为损失发生的近因,保险人应当赔付。
图3.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依存
2.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独立。数个原因同时发生并相互独立是指每个原因都可以独立造成损失,无需依赖于其他原因的情况。如果同时发生的多种原因均属承保风险,则保险人应负全部赔付责任,多种原因均属近因;如果同时发生的多种原因均属除外风险,则保险人不负赔付责任,多种原因均不属于保险法上的近因,此两种情况已经成为通说。如果多个原因中既有承保风险,又有未承保风险或除外风险,由于每个风险都可以单独造成损失,因此,承保风险就成为保险法上承担法律责任的近因,保险人应当赔付。
这里可以借鉴张剑在论文中提到的比例因果说。即在判定危险事故是否属于近因时,不再简单的认定其是或是不是,而是将各种因素对损伤事实的影响程度按一定标准划分其在所有致损因素中的比例。保险人按照保险责任范围并各致损因素的比例来确定赔偿额度。
四、结语
学者很早之前就提出了立法需要完善这一点,但是在2009年对《保险法》的修改中,近因原则的问题上依然没有进展。纵观国内外对因原则研究的发展,学者们提出了很丰富的观点。我们应充分借鉴英国这种判例法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
通过在保险立法中对于近因原则予以明确规定,可以使保险理赔案件有章可循,充分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判决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李利,许崇苗.论近因原则在保险理赔中的把握和应用.保险研究,2008,2
[2]梁鹏.保险法近因论.环球法律评论,2006,5
第4篇
论文关键词：案例教学 保险学 运用
论文摘要：保险学课程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中，选择恰当的案例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基础和前提，保险学案例的选择应当具有针对性、代表性、生动性、时效性和导向性。从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学准备、教学方式、教学讨论、教学总结这一系列重要环节。
案例教学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讲解，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理论和技能的教学方法和过程。在案例教学中，既可以通过分析、比较各种各样的案例，从中抽象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或原理，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来拓宽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保险学》是金融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同时，它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课程，相应的实践性教学主要是案例教学。从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一、案例教学在保险学教学中的必要性
保险学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保险理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以及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方法等内容，其专业术语和基本原理比较繁杂，而且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虽然保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在校学生而言，保险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非常抽象的，如果在授课过程中仅凭教师课堂上进行理论讲解，学生往往不能充分理解这些概念，更谈不上能够将保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比如，在讲到近因原则时，如何在众多的原因中判定近因在理论上是非常枯燥的实务问题。笔者在近因原则教学中，有意识地增加了许多案例，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再比如，讲人身保险的有关内容时，给学生提供一些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案例，比如人身意外伤害险案例、健康保险案例等，学生的学习兴趣变得浓厚了，课堂气氛也活跃了。
案例教学法可以促进教与学的双向交流，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体，不利于师生的交流，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分析、老师点评的方式使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加，学生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并能得到教师的及时指导；另外，教师通过学生提出的观点可以发现教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在今后的教学中制订更为细致的授课方案和计划。
案例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去思考相关的原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学生有了自己思考和倾听他人意见的机会，思维和判断能力在案例分析和讨论中逐步得到提高。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学生可以锻炼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在讲解保险学基本原理或内容时，结合案例分析，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讲解，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巩固保险学的基本原理，加深对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的掌握，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运用，而且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保险学教学中应当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以提高教学效果。
二、保险学教学中的案例选择
1.案例应当具有针对性。教师首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案例，巧妙设计问题。案例一定要和所要教学的术语、原理或内容紧密相关，有利于学生更直接有效地理解和巩固教学内容。例如，在讲解“保险利益”这个概念的时候，案例应当直接与之相联系，并能让学生区分“保险利益”和“保险金”这两个概念。案例的针对性还表现在案例应当直接与所要讲授的知识点相联系，而不宜涉及过多的知识点，否则会扰乱学生的注意力，造成思维上的混乱。
2.案例应当具有代表性。案例应当能代表某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同类案例的共性；或者对于案例所提出的问题，学生存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代表一部分人的观念和看法。一个恰当的案例，不仅应当有利于学生理解课堂教学内容，还应当引导学生去思考和分析现实当中的类似问题，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案例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是开放性的，这样能够引发学生在课下做更深刻的思考。
3.案例应当具有生动性。案例应当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与大学生联系紧密的一些案例，以便开展深入的讨论。比如，在讲解人身保险时，可选择与大学生人身风险相关的案例，引导学生了解人身保险的各个种类；再比如，在讲授保险合同的内容时，引导学生分别从自身和保险公司两种角度展开讨论，有助于学生全方位学习和理解保险合同的主体、客体以及保险条款等诸多细节内容。
4.案例应当具有时效性。在保险学教材或案例汇编资料中都给出了保险课程的很多案例，但由于更新速度较慢，很多案例缺乏时效性，甚至得出的结论也存在问题。自2009年10月1日起，中国施行修订之后的新《保险法》，相比于原《保险法》，新《保险法》在很多方面都有大的修订。比如，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不是同一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二者的利益不无冲突。如果受益人谋求个人私利，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原有《保险法》规定，此类情况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这对于无辜的被保险人显然有失公平。新《保险法》进行修改完善，规定此种情形下，实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公司不因此免除保险责任，被保险人的利益仍然受到保护。如果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简单地借用以前的案例，又没有根据新《保险法》对原有的分析结论作出解释或补充，很容易误导学生。
5.案例应当具有导向性。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的无序竞争仍然较严重，国民的保险意识也还不强，关于保险的各种纠纷大量存在。在案例教学中，一些老师往往选择反面案例进行分析和讲解。从帮助学生理解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然而，过多地采用反面案例很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保险业由于起步较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保险业的诚信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再加上社会公众对保险的认知比较欠缺，很多人对于保险还存在偏见甚至是反感。在案例教学中，反面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对保险业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进而影响学生对保险业的认识和学习的积极性。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当把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帮助学生理解保险学的基本原理，还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正面引导，帮助他们理解保险的本质。
三、案例教学组织与实施的应用心得
1．教学准备。教师在教学前的充分准备是案例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教学之前，教师应当对于教学案例的内容以及案例所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点有充分的把握，对保险实务的发展变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有充分的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对于信息量丰富或者比较复杂的案例，教师应把选择好的案例在课前发给每一个学生，要求他们熟悉案例内容，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发言要点，为教学讨论做好铺垫。 2．教学方式。对于保险学课程，教师应当强调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有机结合。强调案例教学，并不意味着放松理论教学。在教学方式上，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案例教学有利于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重在突出教学的目的与应用，而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不掌握理论就无法开展案例教学。保险学课程必须要先掌握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然后才能进行实务性的学习。例如在讲述保险的基本原则时，案例中必然会涉及到保险利益、近因、推定全损等基本概念，如果学生对这些概念都不理解，教师很难组织案例分析。
3.教学讨论。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学生的高度参与。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是保证案例教学效果的关键环节。教师应当把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留给学生，讨论主要在学生中进行，但教师绝不是旁观者，教师始终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第一，教师可以通过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教师所提的问题要围绕教学内容，做到少而精。问题过于宽泛则学生的讨论比较散乱，不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控制，也不利于学生对教学重点和难点知识的掌握。考虑到不同的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不同，案例提问还要有层次性，由易到难，逐渐深入。第二，教师和学生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营造良好的课堂讨论气氛。教师要鼓励学生自主思考，积极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并结合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形式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例如，在结合一些案例讲解保险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时，就可以采用角色模拟的形式。第三，教师应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允许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开放式的讨论更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第四，教师应当通过各种巧妙的提问，引导学生围绕中心问题进行讨论，力保讨论沿预期的方向进行。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及时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点评，解答学生提出的疑点问题，并对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修正，把讨论引导到正确认识的轨道上来。对于学生争论较大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社会敏感问题，教师也应认真分析，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不回答。第五，教师要把学生从对案例本身的讨论引导到对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并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教学总结。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及时总结要点。阐明案例分析讨论中所运用的理论知识，总结讨论的重点、难点和疑点，在此基础上指出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为了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要求学生完成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通过重新审视案例的讨论过程和解决方案，学生对于课堂的教学内容能够加深理解。教师自身也应当总结本次讨论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何宏庆.保险学案例教学模式初探[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0，(1).
[2]严继莹.保险学案例教学若干问题的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1).
第5篇
论文摘要：保险学课程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中，选择恰当的案例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基础和前提，保险学案例的选择应当具有针对性、代表性、生动性、时效性和导向性。从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学准备、教学方式、教学讨论、教学总结这一系列重要环节。
案例教学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讲解，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理论和技能的教学方法和过程。在案例教学中，既可以通过分析、比较各种各样的案例，从中抽象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或原理，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来拓宽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保险学》是金融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同时，它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课程，相应的实践性教学主要是案例教学。从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一、案例教学在保险学教学中的必要性
保险学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保险理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以及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方法等内容，其专业术语和基本原理比较繁杂，而且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虽然保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在校学生而言，保险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非常抽象的，如果在授课过程中仅凭教师课堂上进行理论讲解，学生往往不能充分理解这些概念，更谈不上能够将保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比如，在讲到近因原则时，如何在众多的原因中判定近因在理论上是非常枯燥的实务问题。笔者在近因原则教学中，有意识地增加了许多案例，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再比如，讲人身保险的有关内容时，给学生提供一些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案例，比如人身意外伤害险案例、健康保险案例等，学生的学习兴趣变得浓厚了，课堂气氛也活跃了。
案例教学法可以促进教与学的双向交流，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体，不利于师生的交流，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分析、老师点评的方式使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加，学生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并能得到教师的及时指导；另外，教师通过学生提出的观点可以发现教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在今后的教学中制订更为细致的授课方案和计划。
案例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去思考相关的原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学生有了自己思考和倾听他人意见的机会，思维和判断能力在案例分析和讨论中逐步得到提高。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学生可以锻炼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在讲解保险学基本原理或内容时，结合案例分析，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讲解，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巩固保险学的基本原理，加深对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的掌握，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运用，而且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保险学教学中应当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以提高教学效果。
二、保险学教学中的案例选择
1.案例应当具有针对性。教师首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案例，巧妙设计问题。案例一定要和所要教学的术语、原理或内容紧密相关，有利于学生更直接有效地理解和巩固教学内容。例如，在讲解“保险利益”这个概念的时候，案例应当直接与之相联系，并能让学生区分“保险利益”和“保险金”这两个概念。案例的针对性还表现在案例应当直接与所要讲授的知识点相联系，而不宜涉及过多的知识点，否则会扰乱学生的注意力，造成思维上的混乱。
2.案例应当具有代表性。案例应当能代表某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同类案例的共性；或者对于案例所提出的问题，学生存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代表一部分人的观念和看法。一个恰当的案例，不仅应当有利于学生理解课堂教学内容，还应当引导学生去思考和分析现实当中的类似问题，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案例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是开放性的，这样能够引发学生在课下做更深刻的思考。
3.案例应当具有生动性。案例应当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与大学生联系紧密的一些案例，以便开展深入的讨论。比如，在讲解人身保险时，可选择与大学生人身风险相关的案例，引导学生了解人身保险的各个种类；再比如，在讲授保险合同的内容时，引导学生分别从自身和保险公司两种角度展开讨论，有助于学生全方位学习和理解保险合同的主体、客体以及保险条款等诸多细节内容。
4.案例应当具有时效性。在保险学教材或案例汇编资料中都给出了保险课程的很多案例，但由于更新速度较慢，很多案例缺乏时效性，甚至得出的结论也存在问题。自2009年10月1日起，中国施行修订之后的新《保险法》，相比于原《保险法》，新《保险法》在很多方面都有大的修订。比如，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不是同一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二者的利益不无冲突。如果受益人谋求个人私利，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原有《保险法》规定，此类情况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这对于无辜的被保险人显然有失公平。新《保险法》进行修改完善，规定此种情形下，实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公司不因此免除保险责任，被保险人的利益仍然受到保护。如果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简单地借用以前的案例，又没有根据新《保险法》对原有的分析结论作出解释或补充，很容易误导学生。
5.案例应当具有导向性。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的无序竞争仍然较严重，国民的保险意识也还不强，关于保险的各种纠纷大量存在。在案例教学中，一些老师往往选择反面案例进行分析和讲解。从帮助学生理解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然而，过多地采用反面案例很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保险业由于起步较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保险业的诚信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再加上社会公众对保险的认知比较欠缺，很多人对于保险还存在偏见甚至是反感。在案例教学中，反面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对保险业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进而影响学生对保险业的认识和学习的积极性。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当把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帮助学生理解保险学的基本原理，还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正面引导，帮助他们理解保险的本质。
三、案例教学组织与实施的应用心得
1．教学准备。教师在教学前的充分准备是案例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教学之前，教师应当对于教学案例的内容以及案例所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点有充分的把握，对保险实务的发展变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有充分的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对于信息量丰富或者比较复杂的案例，教师应把选择好的案例在课前发给每一个学生，要求他们熟悉案例内容，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发言要点，为教学讨论做好铺垫。
2．教学方式。对于保险学课程，教师应当强调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有机结合。强调案例教学，并不意味着放松理论教学。在教学方式上，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案例教学有利于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重在突出教学的目的与应用，而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不掌握理论就无法开展案例教学。保险学课程必须要先掌握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然后才能进行实务性的学习。例如在讲述保险的基本原则时，案例中必然会涉及到保险利益、近因、推定全损等基本概念，如果学生对这些概念都不理解，教师很难组织案例分析。
3.教学讨论。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学生的高度参与。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是保证案例教学效果的关键环节。教师应当把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留给学生，讨论主要在学生中进行，但教师绝不是旁观者，教师始终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第一，教师可以通过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教师所提的问题要围绕教学内容，做到少而精。问题过于宽泛则学生的讨论比较散乱，不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控制，也不利于学生对教学重点和难点知识的掌握。考虑到不同的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不同，案例提问还要有层次性，由易到难，逐渐深入。第二，教师和学生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营造良好的课堂讨论气氛。教师要鼓励学生自主思考，积极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并结合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形式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例如，在结合一些案例讲解保险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时，就可以采用角色模拟的形式。第三，教师应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允许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开放式的讨论更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第四，教师应当通过各种巧妙的提问，引导学生围绕中心问题进行讨论，力保讨论沿预期的方向进行。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及时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点评，解答学生提出的疑点问题，并对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修正，把讨论引导到正确认识的轨道上来。对于学生争论较大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社会敏感问题，教师也应认真分析，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不回答。第五，教师要把学生从对案例本身的讨论引导到对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并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教学总结。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及时总结要点。阐明案例分析讨论中所运用的理论知识，总结讨论的重点、难点和疑点，在此基础上指出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为了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要求学生完成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通过重新审视案例的讨论过程和解决方案，学生对于课堂的教学内容能够加深理解。教师自身也应当总结本次讨论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何宏庆.保险学案例教学模式初探[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0，(1).
[2]严继莹.保险学案例教学若干问题的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1).
第6篇
一
无疑，《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一书已成经典。在研究范式上，该书对中国民法乃至整个部门法学界带来的影响至今未曾消退。从1992年至今，该书经不断修订，已历至少6版，放眼整个法学界，一本由博士论文而成之专著能在20余年间持续畅销并成数代法科学子必读书目，即使并非独有，也绝不多见。在告别民法典争鸣的喧嚣、人们重新开始仔细审视并检讨基本民法学理与价值基础的时候，北京大学出版社装帧一新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再造版）又飘着墨香悄然而至。
承袭上一版（2004年）“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的副题，本次“再造版”将副题定为“诚信原则的历史、实务、法理研究”，意味着这将是一部运用诚信原则进行民法基本原则解释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这种“民法基本原则的论说皆可与诚信原则相容，因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理论主要是依据诚信原则打造的”考虑，在数年间并非未遇到过挑战。其中，饶有趣味的是侯佳儒的评论。在他看来，民法全部规范的“精髓”“灵魂”和“要义”尽皆表现为“意思自治”，后者才是民法制度的终极价值，由此也“应”被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的核心，而诚信原则只能对前者起制约作用，从而处于一个次要地位。
作为以环境法领域为专攻的青年学者，这种基于批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而试图进行的建构尽管大胆，但还是不免欠缺了火候并令人失望。实际上，这种意见完全建立在一种过时和虚幻的自由主义基础上，因为意思自治要求人具有完全的理性，而这种意见则既未能认识到行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理性人假设的崩毁，也没有从历史的变迁中注意到民法基本原则的发展是从无基本原则、单一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到单一的基本原则分化为许多民法原则的过程。可以说，“再造版”即是为了澄清类似的这些误解而作。与侯佳儒评论中充斥着的令人窒息的各种纯哲学与逻辑学术语相反，“再造版”最大的武器仍然是详尽而有说服力的历史考察，由此使得未来任何试图本书结论的新的努力将只能依赖于新的史料发掘。
二
诚信原则是一个世界性的法律现象，必须以世界为框架考察之，才不失偏颇。就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而言，世界被一分为二。拉丁语族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葡萄牙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家构成拉丁法族（英国和美国尽管不属于这一法族，但在两种诚信关系的处理问题上与这一法族殊途同归），其中统一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两种诚信皆用同样的语词表示，例如，英语就以Good faith兼表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但在德国法族国家包括德国、瑞士、日本、中国、泰国、土耳其、希腊等，诚信原则已被客观诚信化，主观诚信用另外的术语――比如“善意”――来表示。其中，研究诚信原则的著作洋洋几十万言，全部谈客观诚信，对主观诚信不著一字。但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做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占短暂的一瞬，相反，主观诚信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与客观诚信不相上下甚至更优越的地位，因此，作者的学术旨趣正是着眼于这段历史，“打破诚信与善意的分离论，拨乱反正，打造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比翼齐飞的格局”。可以说，本书是作者继2001年向中国法学界首次引入主观诚信概念以来，对“两种诚信说”进行全面阐述的最终扛鼎之作。
众所周知，对诚实信用的原则化运用，是德国法官的创举。事实上，《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表征的只是客观诚信（德语为Treu und Glauben），主观诚信出现在该法第932条，以guter Glaube示之。自罗马法以降，对前者之研究一直居于配角地位，直至在两位德国法学家威希特与布农斯之间发生的一桩学术公案，诚信原则自此分离：就德语而言，“信”（Glauben）不足以表达罗马人bona fides一语的意思，只有“诚”（Treu）才能表达这一意思。把bona fides翻译成guter Glauben会混淆概念。这样，两种诚信在术语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格局。中国从清末开始继受德国民法，从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到1929―1931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典》，都把Treu und Glaube翻译为诚信，把guter Glauben翻译为善意，前者表达客观诚信，后者表达主观诚信，但学说上，却只以客观诚信为诚信原则的内容，造成了诚信原则的“跛脚化”，因为名为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变得仅涵盖债法甚至仅合同法的局面。虽然作者声明其无意否认此前善意概念早已引入中国的事实，但也并不讳言这种诚信与善意并列的格局将导致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将无法看到两者在“血统上”的关联，且容易引发号称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为何不体现在物权法中的疑问。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作者认为，发现“善意”的主观诚信身份的意义在于，用同一术语表征两种诚信，可以让人们明白它们间一体两面的关系。至此，作者对本书的创作意图亦已昭然若揭：基于世界大势重新书写我国的诚信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德国法族国家少少，拉丁法族国家及其同盟者（例如英美）多多，前者割裂、两种诚信，后者统一两者。中国属于德国法族国家，自清末以来一直秉承德国法族的传统分裂两种诚信，本书则在德国法族国家中奇峰突起，吹响了统一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把拉丁法族国家的合理做法引入中国的号角。
“两种诚信说”自提出以来，已经得到法学界广泛承认。正如一些学者坦诚的那样，“有关诚信原则区分为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的理解开辟了我国对诚信原则研究的新窗口。”（林辉，2005）李永军教授在其新作《民法总论》（第2版）中亦接受了这种观点，在考察了罗马法以来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发展以后，李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由于近代民法已经完成了由程序法向实体法的过渡，所以，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不再是程序法与实体法上的差别，而是在实体法上的共同存在。”（李永军，2009）就我国学界在善意与诚信关系问题上的其他一些主张，作者通过本书也全面予以了回应。比如，有学者认为，诚信为法官服务，善意无此功能，两者因此宜分立。还有学者认为，善意与客观诚信的重要地位不成比例，不值得将之提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因此，维持现状即可，当代中国不存在两种诚信的统一问题。就前一种观点，作者在考察了罗马法中的主观诚信产生的时间和类型后得出结论：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一样，都有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就后一种观点，作者认为，这也是基于对主观诚信的无知，在罗马法中，主观诚信的分量远超过客观诚信，且其适用并不仅限于取得时效制度，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的渗透，扩及继承法和家庭法，成为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最基本概念之一或曰法系特征之一。由此可见，在厘清善意与诚信关系的认识误区上，本书也是一部对主观诚信概念的全面正名之作。
三
事实上，中文世界中已不乏研究诚信原则的专著。就大陆而言，最早有郑强的《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帝王条款的法理阐释》，继之有肖和保的《保险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阎尔宝的《行政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杜丹的《诉讼诚信论：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之理论及制度构建》，唐东楚的《诉讼主体诚信论：以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立法为中心》，等等。就台湾而言，先有何孝元的《诚实信用原则与衡平法》，次有姚志明的《诚信原则与附随义务之研究》。可以说，研究诚信原则的专著不可谓不多，但美中不足的是，它们都只涉及诚信原则的一个方面，或者展现了合同法、保险法、行政法、诉讼法中诚信原则的形象，或者只研究诚信原则的一个方面的功能，例如其衡平功能，附随义务课加功能，缺乏一个对诚信原则的全景式鸟瞰。
“再造版”则纵横捭阖地对诚信原则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在外部面相来看，它一是把诚信原则的历史从古说到今，二是把这一原则的实在法表现从西说到东，从南说到北，拉丁法族国家、德国法族国家、英语国家、苏联集团国家等，都在作者的观察视界之内，由此成就了本书的世界性，这种世界性是与诚信原则论题本身的世界性相配的。割裂两种诚信的做法，不就是洞穴困境的产物吗！从内部面相来看，作者则把诚信原则的运用从财产法说到人身法，从私法说到公法，从实体法说到程序法，由此完成了对诚信原则的鲲鹏俯视观。达到如此视点，不甚容易，至少外语要多懂几门。作者达到之，证明了他在诚信研究领域的不俗功力以及他对运用多种外语，甚至俄语和捷克语进行研究的能力。
历史是作者考察诚信原则的一条竖线，由此，诚信原则从罗马法到现代法之起源、发展与变迁，被依序娓娓道来。重视历史理应得到赞誉，诚如霍姆斯所言，为了理解法律现在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它曾经是什么。对罗马法中诚信的探讨是先主观诚信，后客观诚信，作者对主观诚信星火燎原的扩张史的描述令我难忘。星星之火起于取得时效，燎原之火烧到了家庭法。在这一过程中，《尤文求斯元老院决议》最把主观诚信运用得出神入化。当然，作者把罗马作家普劳图斯戏剧中对诚信语词的运用服务于法律诚信研究，也令我拍案叫绝。最后的闪亮点是作者对谁把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统一起来了的问题的回答：是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据说，要是这个名字不存在，西方法律史要改写。离开罗马，作者到达了中世纪，他让我们看到了经院作家甚至教皇对于法人的诚信是否可能以及为何的拷问，这是一个我国学界想都未想到的问题。当然，他还触摸了与罗马人无关的动产诚信取得制度的中世纪起源问题，以及婚姻诚信通过教会法途径的确立和扩张，等等。
本书的横线则包含了多个维度，作者显然注意到了诚信原则发展各阶段中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的并列论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对称安排，大陆法系内部德国法族国家与拉丁法族国家的同等考察，立法、学理与判例的有机结合，此外，作者还发现，诚信不仅只是私法的基本原则，它也贯穿于宪法、行政法、刑法、税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7个公法部门。借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来形容之：“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本书“暴露”出的诚信原则的视界足以说明它是对诚信原则的一个“连根拔起”之作。
第7篇
无疑，《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一书已成经典。在研究范式上，该书对中国民法乃至整个部门法学界带来的影响至今未曾消退。从1992年至今，该书经不断修订，已历至少6版，放眼整个法学界，一本由博士论文而成之专著能在20余年间持续畅销并成数代法科学子必读书目，即使并非独有，也绝不多见。在告别民法典争鸣的喧嚣、人们重新开始仔细审视并检讨基本民法学理与价值基础的时候，北京大学出版社装帧一新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再造版)又飘着墨香悄然而至。
承袭上一版(2004年)“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的副题，本次“再造版”将副题定为“诚信原则的历史、实务、法理研究”，意味着这将是一部运用诚信原则进行民法基本原则解释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这种“民法基本原则的论说皆可与诚信原则相容，因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理论主要是依据诚信原则打造的”考虑，在数年间并非未遇到过挑战。其中，饶有趣味的是侯佳儒的评论。在他看来，民法全部规范的“精髓”“灵魂”和“要义”尽皆表现为“意思自治”，后者才是民法制度的终极价值，由此也“应”被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的核心，而诚信原则只能对前者起制约作用，从而处于一个次要地位。
作为以环境法领域为专攻的青年学者，这种基于批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而试图进行的建构尽管大胆，但还是不免欠缺了火候并令人失望。实际上，这种意见完全建立在一种过时和虚幻的自由主义基础上，因为意思自治要求人具有完全的理性，而这种意见则既未能认识到行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理性人假设的崩毁，也没有从历史的变迁中注意到民法基本原则的发展是从无基本原则、单一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到单一的基本原则分化为许多民法原则的过程。可以说，“再造版”即是为了澄清类似的这些误解而作。与侯佳儒评论中充斥着的令人窒息的各种纯哲学与逻辑学术语相反，“再造版”最大的武器仍然是详尽而有说服力的历史考察，由此使得未来任何试图推翻本书结论的新的努力将只能依赖于新的史料发掘。
二
诚信原则是一个世界性的法律现象，必须以世界为框架考察之，才不失偏颇。就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而言，世界被一分为二。拉丁语族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葡萄牙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家构成拉丁法族(英国和美国尽管不属于这一法族，但在两种诚信关系的处理问题上与这一法族殊途同归)，其中统一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两种诚信皆用同样的语词表示，例如，英语就以Good faith兼表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但在德国法族国家包括德国、瑞士、日本、中国、泰国、土耳其、希腊等，诚信原则已被客观诚信化，主观诚信用另外的术语——比如“善意”——来表示。其中，研究诚信原则的著作洋洋几十万言，全部谈客观诚信，对主观诚信不著一字。但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做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占短暂的一瞬，相反，主观诚信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与客观诚信不相上下甚至更优越的地位，因此，作者的学术旨趣正是着眼于这段历史，“打破诚信与善意的分离论，拨乱反正，打造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比翼齐飞的格局”。可以说，本书是作者继2001年向中国法学界首次引入主观诚信概念以来，对“两种诚信说”进行全面阐述的最终扛鼎之作。
众所周知，对诚实信用的原则化运用，是德国法官的创举。事实上，《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表征的只是客观诚信(德语为Treu und Glauben)，主观诚信出现在该法第932条，以guter Glaube示之。自罗马法以降，对前者之研究一直居于配角地位，直至在两位德国法学家威希特与布农斯之间发生的一桩学术公案，诚信原则自此分离：就德语而言，“信”(Glauben)不足以表达罗马人bona fides一语的意思，只有“诚”(Treu)才能表达这一意思。把bona fides翻译成guter Glauben会混淆概念。这样，两种诚信在术语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格局。中国从清末开始继受德国民法，从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到1929—1931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典》，都把Treu und Glaube翻译为诚信，把guter Glauben翻译为善意，前者表达客观诚信，后者表达主观诚信，但学说上，却只以客观诚信为诚信原则的内容，造成了诚信原则的“跛脚化”，因为名为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变得仅涵盖债法甚至仅合同法的局面。虽然作者声明其无意否认此前善意概念早已引入中国的事实，但也并不讳言这种诚信与善意并列的格局将导致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将无法看到两者在“血统上”的关联，且容易引发号称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为何不体现在物权法中的疑问。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作者认为，发现“善意”的主观诚信身份的意义在于，用同一术语表征两种诚信，可以让人们明白它们间一体两面的关系。至此，作者对本书的创作意图亦已昭然若揭：基于世界大势重新书写我国的诚信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德国法族国家少少，拉丁法族国家及其同盟者(例如英美)多多，前者割裂、阉割两种诚信，后者统一两者。中国属于德国法族国家，自清末以来一直秉承德国法族的传统分裂两种诚信，本书则在德国法族国家中奇峰突起，吹响了统一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把拉丁法族国家的合理做法引入中国的号角。
“两种诚信说”自提出以来，已经得到法学界广泛承认。正如一些学者坦诚的那样，“有关诚信原则区分为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的理解开辟了我国对诚信原则研究的新窗口。”(林辉，2005)李永军教授在其新作《民法总论》(第2版)中亦接受了这种观点，在考察了罗马法以来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发展以后，李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由于近代民法已经完成了由程序法向实体法的过渡，所以，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不再是程序法与实体法上的差别，而是在实体法上的共同存在。”(李永军，2009)就我国学界在善意与诚信关系问题上的其他一些主张，作者通过本书也全面予以了回应。比如，有学者认为，诚信为法官服务，善意无此功能，两者因此宜分立。还有学者认为，善意与客观诚信的重要地位不成比例，不值得将之提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因此，维持现状即可，当代中国不存在两种诚信的统一问题。就前一种观点，作者在考察了罗马法中的主观诚信产生的时间和类型后得出结论：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一样，都有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就后一种观点，作者认为，这也是基于对主观诚信的无知，在罗马法中，主观诚信的分量远超过客观诚信，且其适用并不仅限于取得时效制度，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的渗透，扩及继承法和家庭法，成为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最基本概念之一或曰法系特征之一。由此可见，在厘清善意与诚信关系的认识误区上，本书也是一部对主观诚信概念的全面正名之作。
三
事实上，中文世界中已不乏研究诚信原则的专著。就大陆而言，最早有郑强的《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帝王条款的法理阐释》，继之有肖和保的《保险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阎尔宝的《行政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杜丹的《诉讼诚信论：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之理论及制度构建》，唐东楚的《诉讼主体诚信论：以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立法为中心》，等等。就台湾而言，先有何孝元的《诚实信用原则与衡平法》，次有姚志明的《诚信原则与附随义务之研究》。可以说，研究诚信原则的专著不可谓不多，但美中不足的是，它们都只涉及诚信原则的一个方面，或者展现了合同法、保险法、行政法、诉讼法中诚信原则的形象，或者只研究诚信原则的一个方面的功能，例如其衡平功能，附随义务课加功能，缺乏一个对诚信原则的全景式鸟瞰。
“再造版”则纵横捭阖地对诚信原则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在外部面相来看，它一是把诚信原则的历史从古说到今，二是把这一原则的实在法表现从西说到东，从南说到北，拉丁法族国家、德国法族国家、英语国家、苏联集团国家等，都在作者的观察视界之内，由此成就了本书的世界性，这种世界性是与诚信原则论题本身的世界性相配的。割裂两种诚信的做法，不就是洞穴困境的产物吗!从内部面相来看，作者则把诚信原则的运用从财产法说到人身法，从私法说到公法，从实体法说到程序法，由此完成了对诚信原则的鲲鹏俯视观。达到如此视点，不甚容易，至少外语要多懂几门。作者达到之，证明了他在诚信研究领域的不俗功力以及他对运用多种外语，甚至俄语和捷克语进行研究的能力。
历史是作者考察诚信原则的一条竖线，由此，诚信原则从罗马法到现代法之起源、发展与变迁，被依序娓娓道来。重视历史理应得到赞誉，诚如霍姆斯所言，为了理解法律现在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它曾经是什么。对罗马法中诚信的探讨是先主观诚信，后客观诚信，作者对主观诚信星火燎原的扩张史的描述令我难忘。星星之火起于取得时效，燎原之火烧到了家庭法。在这一过程中，《尤文求斯元老院决议》最把主观诚信运用得出神入化。当然，作者把罗马作家普劳图斯戏剧中对诚信语词的运用服务于法律诚信研究，也令我拍案叫绝。最后的闪亮点是作者对谁把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统一起来了的问题的回答：是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据说，要是这个名字不存在，西方法律史要改写。离开罗马，作者到达了中世纪，他让我们看到了经院作家甚至教皇对于法人的诚信是否可能以及为何的拷问，这是一个我国学界想都未想到的问题。当然，他还触摸了与罗马人无关的动产诚信取得制度的中世纪起源问题，以及婚姻诚信通过教会法途径的确立和扩张，等等。
本书的横线则包含了多个维度，作者显然注意到了诚信原则发展各阶段中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的并列论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对称安排，大陆法系内部德国法族国家与拉丁法族国家的同等考察，立法、学理与判例的有机结合，此外，作者还发现，诚信不仅只是私法的基本原则，它也贯穿于宪法、行政法、刑法、税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7个公法部门。借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来形容之：“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本书“暴露”出的诚信原则的视界足以说明它是对诚信原则的一个“连根拔起”之作。
以上的所有的“从……到……”式的研究工作都要服务于“从外到中”的落脚点。用这样的要求来检视本书，作者至少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此进行了回应。在实践上，作者不惜笔墨由立法至司法对诚信原则的中国实务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立法上，他考察了中国主要民事单行法关于诚信的规定，得出了我国民事立法只承认财产法领域有诚信要求，不承认人身法有同样要求的结论。在司法上，他考察了2011年在北大法宝上登载的所有涉诚信民事判决书，得出了我国法院对诚信原则的运用多服务于向一般条款的逃避的目的、少填补法律漏洞之运用的结论，并对涉诚信立法和司法的上述缺陷提出了改进意见。在理论上，则宣称：“中华文化中的诚信理论可以作为建立中国式的诚信原则理论的基础。”于当前社会背景下讨论之，尤富现实寓意。作者忧虑道，诚信在我国主要是作为一种增进熟人性的工具而使用，由于调整陌生人之间关系的“伦”的欠缺，当前的这种诚信缺失甚至严重到了易粪而食、易药而毒的最不堪境地。为了建造一个诚信社会，必须为引进的诚信原则找到一个本土文化的附着点。作者建议道，我国固有文化中的诚信观念可作为这样的附着点，尤其是儒家文化采取的重义轻利的立场可以如此;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工作促成两种诚信的聚合，例如，建立与陌生人相处的伦理观念、重新认识宗教的道德价值等。基于全书的缜密结构，可以断定作者并非为“中国”而写“中国”，作者并无如此刻意迎合之意，中国语境的进入只是研究的自然结果和逻辑归依。一一观察本书呈现的这些视界，却又很清楚地发现，它们不经意间就透射出了作者的学术自觉和反省能力。
作为“一部权威、全面研究诚信原则的专著”(封底语)，本书在论域与视界上的极大提升是革命性的。在诚信研究中，我国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者还持如下认识：“就像所有古老文明的衰退一样，诚信原则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以后，被历史无情地长久遗忘了，甚至在罗马法复兴时期——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创制时代，仍未能唤起人们关注。只是到了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20世纪，法学家们才在罗马法的故纸堆中发现了诚信原则的巨大魅力，纷纷在法典中给予其帝王原则的待遇，把它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和法官造法的弹性规定：由此，这颗明珠在尽洗尘埃之后，闪烁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民法的各个角落。”(胡仕湘，赵冀韬，2001)本书的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源于诚信原则的研究者通常会疑惑的一个问题：罗马法中的诚信与现代民法中的诚信具有非常不同的面目，两者间的差别从何而来?本书给了我们答案：是中世纪法学家们把罗马法中的质朴的诚信制度改造为符合现代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相应制度，由此实现了这一制度的近代化，他们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作者在翔实材料基础上形成的与上引片段针锋相对的结论是：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把中世纪描述为“黑暗”的，这是基于对该时代的智力活动的无知所下的断语。本书告诉我们，中世纪有着相当完善的对婚姻诚信的规定，而我国法学界几乎未有研究的法人诚信问题也是从中世纪肇始的。类似新知以及由此收获的新观点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带给读者令人兴奋的对大脑皮层的撞击。
四
诚信头上明晃晃地挂着一个“善”字，例如，英语中的good faith中的good，意大利语中的buona fede中的buona。Good也好，Buona也好，它们在伦理学上的意思都是“善”。相应地，诚信的反义词恶信头上也明晃晃地挂着一个“恶”字，例如，英语中的bad faith中的bad，意大利语中的mala fede中的mala。“善”与“恶”两词埋伏着诚信恶信问题与伦理学中的善恶问题的关联，可惜的是，这种关联以前几乎无人发现，作者完成了这一发现，由此实现了诚信恶信与伦理学上的善恶问题挂钩。作者开篇就对拉丁语中的Bona fides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反义词为Mala fides，其中，Bonus是“善”，Malus是“恶”，fides是“信”，三者分别为合成词Bona fides与Mala fides贡献了自己的含义，并使法律中的诚信—恶信问题从属于伦理学上的善恶问题。由此，作者进一步深入“什么是‘善’”的探讨中，根据信仰利他主义的斯多亚哲学的罗马人，善是一种人的能完美履行自己职责的品质，由此，bona fides就是以好人的姿态践行自己的诺言。可以说，从bona fides这个语词的诞生之日起，它就与伦理学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道德标准，因为现代民法对人适用的也只是中人标准而已。根据作者对斯多亚哲学的考察，被评价的世界由善、恶、分别靠近善恶的事物和中性的事物5个部分构成，道德是唯一的善，卑鄙是唯一的恶。虽然这样的善恶观由于中性事物的存在，并非完全是二元的，但善与恶的对立、善恶之两分在伦理学上从来就占据了主要地位。从词义学的角度看，诚信是伦理学的善的下位概念，包括了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相应地，恶信是伦理学的恶的下位概念，包括了主观恶信和客观恶信。在这样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认为，诚信与恶信的二分只是伦理学上善恶二分的法律形式而已。作者认为，与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的对立相适应，也存在着主观恶信与客观恶信的对立，前者如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条件成就、明知物为他人的仍实施占有等，后者则如滥用权利行为。还需注意的是，伦理学反映的善恶的参照系不应当是个人的价值观，而应当是社会的价值观，凡有利于他人或社会的，即为善的，而有利于自己且损人的，即为恶的。这样，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都因为其克己利人的性质成为善的，主观恶信和客观恶信都因为其损人利己的性质成为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法律确立诚信原则，就是把利他道德纳入自身。
那么，斯多亚哲学为何把善与个人物质利益对立起来呢?作者通过对斯多亚哲学家西塞罗的观点考察后认为，美德之所以为善，是因为对它的践行可以增进公共利益，因为法律是为众人的安全而不是为个人的安全制定的;社会状态对自然状态的取代改变了人的属性，人因之而不同于野兽，也因之成为社会的动物，为此，人们需要克制自己的物欲，在此基础上获得自由。
由诚信原则的伦理学研究出发，作者进一步开启了对诚信原则的法哲学研究，这也使得诚信原则在通过后世不断的“入世”——进入民法典——运动以后，通过对其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之揭示又使其具备了“出世”之可能。事实上，法哲学与民法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具有道德基础的诚信原则不仅在西方文化中一以贯之，也契合了中华文明的内在传统与现实需求。当然，这种思辨之产生并非仅仅因为作者具备丰富的理论素养或者单纯地出于作者自身的理论偏好，而是作者在构建统一的“两种诚信说”时必须进行的理论努力。作者在斯多亚哲学的视阈内发现了诚信原则的精神基础，并以此进行了统一诚信观的打造。有学者认为，自罗马法伊始，诚信从来就是以分立的形式——作为行为准则的诚信和主观认知的善意——进入民法，这种分立从来没有在哪个时间点走向统一。(甄增水，2012)这种观点完全体现了对斯多亚哲学的无知，因为斯多亚哲学从一开始，就为统一诚信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形而上的可能。斯多亚哲学反对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的幸福观，主张有德即幸福，而美德即诚实，斯多亚派认它为唯一的善。在斯多亚派看来，诚实就是依自然生活，也就是按美德生活。经过西塞罗的发展，到了罗马伟大的古典法学家乌尔比安这里，这套伦理规则被吸收为罗马法三原则，即“诚实生活”“毋害他人”“分给各人属于他的”。它们是诚信原则的基础，不论是主观诚信还是客观诚信，都体现了“毋害他人”的戒条，此等戒条可以作为两种诚信的上位概念，而两种诚信的践行效果，又都是“分给各人属于他的”。客观诚信是对狂放的抑制，它符合节制之德;而在众多场合，主观诚信又都体现为对弱者的扶助，对它的践行，也是对诚信持有者的狂放的相对人的抑制。所以，两种诚信都十足体现了斯多亚哲学的伦理观念。由此，作者已经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他信仰的斯多亚哲学为打造统一的诚信提供了哲学基础。
在全书结论部分，作者敏锐地指出，诚信原则反映了现代民法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与其现实主义成分形成对立并在必要时矫正后者。在法律重新道德化的今天，诚信原则当有更大的适用空间。由于我国在诚信问题上遵循的是德国传统，事实上形成了诚信原则与善意的双轨制。作者认为，通过社会契约论，亦可达成统一两种诚信的努力。社会契约论是西方历史上最通行的解释公共权力合法性的理论，西塞罗在《论法律》中谈到，城邦产生的原因是“人类不好单一和孤独的天性”，因此，他们经联合成为城邦。人们在社会契约中写上了“毋害他人”的字样，这恰恰是两种诚信的基点，因为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通过社会契约结合为社会，为此要承担彼此承认他人之所有权的义务。宪法就是我国的社会契约，如此，无论主观诚信还是客观诚信，都在对社会契约——我国宪法——的信守义务中得到了完美统一。
五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对“再造版”所进行的解读显然并不全面。比如，在材料选择上，本书就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部分法学著作，许多文学、戏剧作品，也自然地融入分析之中，极大加深了读者对诚信的本质认识。在对主观诚信的研究中，作者多年来秉持的“新人文主义”法学立场也屡屡见诸笔端，比如在对我国主观诚信的实务进行考察后，作者批评道，我国主观诚信制度主要服务于保护交易安全的目的，没有保护弱者的目的，进而建议：“在我国的《婚姻法》和《继承法》的修订中，于其中确立诚信原则，尤其把错误意义上的主观诚信贯彻到这些法律部门中，达成诚信原则保护弱者的功能，实现诚信标准的个别化。”这就使得全书的内涵得到了升华。行文至此，笔者似乎明白了“两种诚信说”的真谛：保护弱而愚的好人，因为一群弱而愚的好人总是比一群强而智的坏人更可接受，法律理应对他们予以优待!对尚处于转型期阵痛的现实中国来说，但愿本书在传递新知的同时，能做到这种启蒙!
第8篇
论文摘要: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的宗旨,是基本准则,是制订、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之中,从根本上体现了民法所调整的商品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本质要求,是民法精神实质之所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研究民法基本原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有的认为,它是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解释法律的依据和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1];也有的认为,是民法规范从制定到实施所贯穿始终的根本准则[2];还有的认为,它是民法中最高层次的价值准则,是全部民法的主导思想所在[3];在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中定义为“在从事法律规范时指示方向的标准,依凭其固有的信服力,其可以使法律性的决定正当化”[4]。
虽然上述各种观点和表述有所差异,但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民法原则是民法及其经济基础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体现,是高度抽象的、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是指其效力贯穿于民法始终的民法根本规则,是对作为民法主要调整对象的商品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在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即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民法基本原则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无论是在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上,还是在判断民事主体的合法性上,都自始至终发挥根本原则的作用,任何对民法规范的解释,任何对民事行为的合法性的判断,只要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违反民法,就是无效的。
二、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分析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上,承认了民事权利神圣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等。其中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础原则;民事权利神圣原则和自愿原则反映了民法的法规特性;公平原则意在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则对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挥双重调整功能。
(一)民事权利神圣与自愿原则
从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与限制来看,民事权利神圣和自愿原则侧重于对民事权利及其行使的保护,其余原则侧重于对民事权利行使的限制[5]。对民事权利及其行使的既保护又限制揭示了贯穿于民法调整全过程的一对深刻矛盾,即私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的矛盾。
民事权利神圣,指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了的充分保护,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利非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侵害妨害之与不得限制剥夺之。民事权利神圣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民法以权利为本位,二是指所有私权皆平等地受到民法的保护,神圣而不可侵犯。民事权利神圣包括人格权神圣、所有权神圣与契约神圣三大基本点。
人格权神圣是指自然人作为一个市民社会或法律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应该受到充分尊重,不得随意剥夺或侵犯,并且尊重自然人的各种具体人格权[6],而具体人格权的范围,不以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具体人格权的上位概念为“一般人格权”,其作用便在于如果一项合理的人格权受到侵害,受害者便可以援引该权而保护自己。人格权神圣的要义在于平等,即把法律赋予的权利实际地落实到社会的成员身上;扩而言之,便是对人权的尊重与敬畏。
所有权神圣是指民事主体所有之财产应该受到特别的尊重,不得侵犯之。因为对所有之物(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是人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得以与他人发生经济交往的法律前提。故而从财产的角度看,任何法律人格都建立在财产之上,“无财产即无人格”。所有权神圣为其他财产权的神圣,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性权利的神圣,奠定了逻辑基础。
契约神圣是指民事主体在私法范围内订立的契约之效力得到保护,不可侵犯。契约是当今社会的最基本特征,其实质是自由的人选择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各自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同时规定出义务,并且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则该契约对于订立它的人具有了法律的效力。在私法的意义上,契约乃是当事人自己给自己造法,人们通过契约的形式维系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与维护信任,从而选择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故曰契约乃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机构。正因为契约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故当事人订立契约的权利与已订立的契约,理所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需要加以保护,此即为契约神圣。
自愿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7]。自愿原则是市场经济对法律所提出的要求。在市场上,准入的当事人被假定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民事主体自愿进行的各项自由选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并排除国家和他人的非法干预。自愿原则的核心是契约自由原则。虽然有商品经济就有契约自由的观念,但契约自由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却是近代民法才得以确立。当然,契约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契约自由的历史,就是契约如何受到限制,从而促进实践契约正义的记录。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社会公平,注重社会公德,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契约的自由有诸多限制[8]。
民事权利神圣意味着私人利益应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合法的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但仅止于此还不足以指导各项民事法律制度和全部民法规范的创设,因而有了自愿原则。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指向或要求,选择他认为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和形式设立、变更、终止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来实现或保护其利益。自愿,从公、私法划分的层面理解,是指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之适用,即私人协议可变通私法⑤。因此,自愿原则有力地保障了私人活动的意志自由和私人权益,使其不受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非法干预和入侵。
(二)公平、平等、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有三大道德支柱,第一是公平正义;第二是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第三是诚实信用。公平正义代表着一种基于人类本性而无需证明的终极价值和永恒意志。公序良俗代表着一种和谐美满的团体秩序。诚实信用代表着归仁向善的个人德行。”[9]因此,为实现民法的价值,公平、平等、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被各国民事立法所确定,从而达到对私人利益和权利的限制,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民法原则规定对私人利益和权利的比较具体化的原则性限制体现在:公平原则和平等原则是从权利主体身份层面加以限制,诚实信用原则是从权利主体的意思表示层面加以限制,公序良俗原则是从权利义务的内容上加以限制。
公平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应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10]。公平原则是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在法律上的体现。它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国家处理民事纠纷起着指导作用,特别是在立法尚不健全的领域赋予审判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和纠正贯彻自愿原则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弊端,有着重要意义。公平原则在民法上主要是针对契约当事人间的关系提出的要求,是当事人缔结契约关系,尤其是确定契约内容时,所应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具体化为合同法上的基本原则就是契约正义原则。契约正义系属平均正义,要求维系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作为自愿原则的有益补充,公平原则在市场交易中,为诚实信用原则和显失公平规则树立了判断的基准。但公平原则不能简单等同于等价有偿原则,因为在民法上就一方给付与对方的对待给付之间是否公平,是否具有等值性,其判断依据采主观等值原则,即当事人主观上愿以此给付换取对待给付,即为公平合理,至于客观上是否等值,在所不问。由此不难看出公平原则的具体运用,必须以自愿原则的具体运用作为基础和前提,如果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均衡,系自主自愿的产物,就不能谓为有违公平。
平等原则,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11]。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中平等以独立为前提,独立以平等为归宿。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互不隶属,各自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其合法权益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平等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在民法上的具体体现,是民法最基础、最根本的一项原则。现代社会,随着在生活、生产领域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呼声日高,平等原则的内涵正经历从单纯谋求民事主体抽象的法律人格的平等,到兼顾在特定类型的民事活动中,谋求当事人具体法律地位平等的转变。我国民法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强调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意在以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背景,突出强调民法应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图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和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有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不仅应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须使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的基本原则[12]。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伦理道德准则在民法上的反映。我国《民法通则》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难看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法上有适用于全部民法领域的效力。诚实信用原则常被奉为“帝王条款”,有“君临法域”的效力。作为一般条款,该原则一方面对当事人的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确立了当事人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则,要求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遵循基本的交易道德,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以及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该原则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当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遇到立法当时未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可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公平裁量权,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诚信原则意味着承认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13]。
公序良俗原则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指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14]。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它有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及一般道德观念的重要功能。经济的公序,是指为了调整当事人间的契约关系,而对经济自由予以限制的公序。经济的公序分为指导的公序和保护的公序两类。市场经济条件下,指导的公序地位趋微,保护的公序逐渐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保护劳动者、消费者、承租人和接受高利贷的债务人等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弱者相关的保护性公序,成为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判例学说上的讨论、研究的焦点。良俗,即善良风俗,系指为社会、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是特定社会所尊重的起码的伦理要求。不难看出,善良风俗是以道德要求为核心的。
为了将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区别开来,应将善良风俗概念限定在非交易道德的范围内,从而与作为市场交易的道德准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各司其职。与诚实信用原则相仿,公序良俗原则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效。这是因为公序良俗原则包含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而能处理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在确保国家一般利益、社会道德秩序,以及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等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机能。一旦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遇到立法当时未能预见到的一些扰乱社会秩序、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规定时,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行为无效。
(三)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对民事权利行使的一个宗旨性限制,许多国家的立法都有这一规定。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宪法规定必定要在民法中加以贯彻。这里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其实也意味着社会公共利益,因为这里并没有特别指出某个集体性质的单位和某个具姓名的个人,而这种利益和权利主体的不特定性乃是社会公共利益主体公众即公共社会的实质所在[15]。不特定性也就意味着整体性和普遍性。“所谓权利滥用,就是超出法律的范围谋取利益。权利滥用导致了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又导致了社会危机,进而导致民法危机。这种民法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公权力侵入私法领域,即所谓国家干预民事生活的‘经济法现象’。而国家干预的泛滥又导致政府权力的膨胀和腐败的滋生。事实证明,用国家干预来填补民法的道德空缺,无异于饮鸩止渴。”[16]因此,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就意味着出于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对私人利益和权利的限制。
三、结束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往领域日益拓展,交往形式日益多样化,因此法律规则亦越来越丰富多样。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广泛性和活跃性,法律规则难以囊括各种社会关系。民事法律规范更是如此。民法的基本原则,蕴涵着民法调控社会生活所欲实现的目标,所欲达到的理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集中反映,集中体现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特征,其效力贯穿民法始终,是民事立法、执法、守法及研究民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指定具体民法制度和规范的基础,即是法院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是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因此,这就客观上要求法律工作者必须充分理解和掌握民法原则的要义,尤其是司法工作者在司法活动中必须从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直接适用这些基本原则来处理案件时,能够充分重视民法的基本原则的这种补充功能,及时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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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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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如在我国的邮政、电信、供用电、水、气、热力、交通运输、医疗等领域所存在的强制缔约,在保险、运输等许多领域盛行的定式合同,都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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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王卫国.论法典化与民法原则[R]. 2005年4月2日在“民法法典化和反法典化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第9篇
论文摘要：以煤炭企业薪酬体系设计为主线，从提高安全系数的角度出发，以降低生产事故频率为落脚点，从安全和效率的双重角度对煤炭企业的薪酬体系进行了研究。
0引言
追求利润，是企业的首要目标之一。对于从事特殊行业的煤炭企业来说，安全生产也是其发展的首要目标，甚至是其追求利润的前提。没有煤炭安全生产的保障，所有目标都将难以实现。但单一追求生产事故的发生率降低，安全系数的提高，势必会影响到利润的增长;而单一追求利润的增长，势必也会影响安全预防工作，两者单求其一，都会对彼此造成干扰。如果将两者结合，在安全和效率的双重导向下，使得煤炭企业的生产安全系数提高和企业利润增长同时实现，就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企业利润，需要考虑成本问题，成本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是企业员工的薪酬。分析煤炭企业利润和安全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可分析煤炭企业员工的薪酬和安全问题，这样看似矛盾的两者实则统一起来。
1煤炭企业管理
1.1煤炭企业安全管理
近段时间，煤炭企业生产事故频发，在排除自然因素的前提下，人为因素是事故发生的又一原因。煤炭企业作为一种危险系数较高的企业，其安全管理在所有管理中是基础之一。在做好煤炭作业设施与环境工作的同时，安全管理成为降低事故发生的最重要手段。
但不论安全条例如何完善，安全监察如何加强，还是会频繁出现事故。究其根本原因，即在利益的驱动下，监察人员的违规指挥和一线工人的违规操作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2煤炭企业薪酬管理
第一，讲求人脉关系，感情用事。第二，薪酬管理方式粗犷，管理科学性差。第三，薪酬管理人员专业知识差，技术性不强。第四，对薪酬管理不重视，薪酬设计不合理。
2煤炭企业薪酬体系
2. 1煤炭企业薪酬体系现状
目前，多数煤炭企业采用岗位技能工资制，将员工的薪酬分为固定和浮动两部分:
2. 2煤炭企业薪酬体系设计误区
第一，薪酬模式单一。煤炭企业大多采用岗位技能工资制这种单一模式。很难达到对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人的薪酬设计全面。对于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则，这种模式的公平性偏低。管理人员薪酬明显多于一线工人，对于井下艰苦作业的一线工人有失公平，致使一线工人心里失衡，长此以往使得工人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认真度下降，这是引发生产事故发生的一大隐患。
第二，薪酬体系责权模糊。对于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则，煤炭企业采取的薪酬体系竞争性不强。管理人员特别是安全监察人员即使监督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薪酬的发放，大体不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薪酬体系未与事故责任挂钩，没有特别明确责权问题，表面工程较普遍。这是引发生产事故发生的又一隐患。
第三，关键人才流失严重。对于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则，煤炭企业的薪酬体系设计激励性差。
(1)对于经验丰富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激励效用差，忠诚度不高，流失较严重。
(2)对于新加人的掌握较先进管理知识和技术常识的员工激励效用不明显。
第四，薪酬体系具体环节设计不合理。对于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则，煤炭企业采取的薪酬体系具体环节公平性、激励性、补偿性体现不明显。
(1)岗位工资设计不合理。煤炭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忽视岗位说明书的制定。
(2)技能工资设计有缺陷。
(3)岗位工资和技能工资多以工作年限即工龄为参考因素，对工作年限较短的员工激励性差，也造成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积极性差。
(4)福利发放频度和宽度差。
2. 3煤炭企业薪酬体系设计改进
(1)薪酬模式多样化。煤炭企业可以设计以岗位技能工资制为主，多种工资制并存的模式。可以在不同阶段和岗位上设计一种到两种辅助式工资制模式。
(2)薪酬支付技巧化。巧妙的薪酬支付方式，会使薪酬体系的实行事半功倍。煤炭企业可以采取单独发放工资条的形式，统一发放工资卡，定期将工资汇人工资卡中，避免员工因工资问题引发消极怠工等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3)薪酬奖罚明确化。主要是将工资额度与事故责任挂钩，突出煤炭企业事故责任的重要性，将事故责任项目从绩效考核制度中单列出来，引起安全监察人员的重视。
(4)岗位分析科学化。应建立科学规范的岗位分析和评价体系，制定岗位说明书，从劳动技能、劳动强度、劳动责任和劳动条件四要素人手，分析岗位差别，制定岗位工资，保证基本工资制度清晰明了。
(5)薪酬梯度绩效化。激励功能是薪酬管理的核心功能，是薪酬管理的最主要目标，而绩效考核是提高激励功能最有效的手段。煤炭企业薪酬体系设计应同时兼顾个人绩效和团队绩效。个人绩效即对工作绩效进行考核，最后核定绩效工资额度。需要强调的是，在注重个人绩效的同时，团队绩效也不可忽视。
第10篇
关键词：善意重复保险；恶意重复保险；通知义务；法律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2-0095-03
重复保险的概念和处理原则源自海上保险，其作为《保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控制因保险利益而引发的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保证现代保险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险制度。随着近几十年来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水平保持一个很高的发展速度，随之重复保险也开始出现在保险市场上，保险制度越来越广泛地适用于我们对相关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国新《保险法》第56条，虽然对重复保险的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但是在保险实务中仍存在不合理、难操作的情况，不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和实现保险人之间的责任公平。本文拟从保险法律角度探讨重复保险合同法律效力，从而为完善重复保险的制度进行相对系统的理论建构。
一、重复保险的定义与界定
重复保险的定义来源于海上保险，学理和立法上对重复保险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在广义说中，投保人基于相同的保险利益、相同的保险标的、相同的保险事故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行为可以被称为保险重复，与是否超出该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无关。狭义学说则指保险标的保险价值小于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的保险。
二、两类保险的法律效力
修订后的《保险法》第55条第2款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这种规定是建立在中国未对重复保险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即重复保险在中国新《保险法》中并没有进行分类，对不同种类的重复保险合同赋予同样的法律效力，并采用同样的赔偿方式。然而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投保人的主观态度将重复保险作善意与恶意的区分。
(一)重复保险善恶意区分的可能性分析
对于如何区分善意或是恶意重复保险，从立法规定来看，投保人的投保意图和通知义务起到了决定作用。
1 投保意图。在恶意重复保险的情况下，大多数立法例规定恶意订立的重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为无效，因为投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险制度救济、分散、填补损失的功能和目的的维护和实现。
2 通知义务。在重复保险中，通知义务是投保人的法定责任义务。例如，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7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通知义务的，保险契约无效”。可以看出，没有履行该义务在有些立法例中被推定为恶意，从而会因此影响到保险合同的效力。又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规定：“就同一个风险分别与数个保险人缔结契约的，被保险人应当将所有的保险通知每一个保险人。被保险人对发出通知有故意懈怠的，诸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从中可以看出，有些国家并不用“合同无效”这个字眼，但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规定了合同的效力会因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而受到影响。
在中国，对于不履行通知义务并没有具体的相关规定，但根据合同法基本原则可以得知，合同的合法性是其重要的生效要件之一。从客观角度来看恶意重复保险合同，其合同规定的内容并不一定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然而一般来讲签订恶意重复合同目的在于骗取超额赔款，因此从主观目的来讲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所以在合同效力上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善意重复保险及其法律效力
纵观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于重复保险的立法实践，投保人于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意图获得不正当利益即属于善意重复，此外投保人客观不知情而未被告知也属于善意重复保险。但客观情况并非如此，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投保人主观认识错误。即不存在谋求不正当利益之目的，而受使财产更有保障心态驱使，认为多买几份保险更安全而重复投保，这种情况下出现保险事故理赔时投保人一般会主动出示多份保单，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会谋取不当利益。第二，客观因素与保险产品本身因素共同导致。如单位为职工集体投保某种财产险而职工个人已购买此种险种，有可能也会产生重复保险。这种情况下个人根本不知道重复保险的产生，甚至个人也根本不知道单位为其购买了同种财产险，此时一般也不会有不当得利的出现。第三，因市场因素导致重复保险的出现。即市场波动或者对市场预计不足等导致保险标的保险价值小于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
在善意重复保险中，投保人以增强安全保障为目的时，如果他通知了其他投保人并取得其同意，那么法律对这种行为采取了承认并肯定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同自由的基本原则。善意重复保险的存在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可以减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所遭受的风险特别是在有些保险公司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等情况下。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律对重复保险应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而非禁止重复保险，除非被保险人有恶意(例如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也就是说以存在被保险人的重复保险为理由使保险合同无效应当极其谨慎而严格地适用。
(三)恶意重复保险及其法律效力
与善意重复保险相比，恶意重复保险不利于分散威胁、填补损失，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许多国家对恶意重复保险均规定无效，而中国对此却并未明确规定。此种以投保人的主观心态将“是否有非法获利的目的”作为区分重复保险为“善意”或“恶意”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区分了重复保险的善意和恶意，才能用不同的法律责任规制这两类不同的保险，从而完善重复保险的法律制度。
关于恶意重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 全部无效说。全部无效说是大多数国家保险立法与理论界所采取的观点。投保人先后与多个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只有将所有的保险合同都归为无效，才能惩罚投保人的主观恶意，才能对他人起到警戒作用。德国、意大利、中国澳门地区都是持全部无效的观点。比如中国澳门行政区《商法典》规定：“重复保险若被保险人恶意不做出通知，所有保险人均不承担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对恶意投保人提起足够的警醒，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恶意重复保险的产生。
2 效力差别说。效力差别说认为恶意重复保险按照其重复又分为两种效力：一种是全部无效，只在投保人企图通过重复保险获得不当得利时适用；还有一种是部分无效，即只有后来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这一种只在投保人恶意违反通知义务时适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主观状态很难区分，而此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可行的区分方法导致部分无效
说在适用上存在一定困难。
3 部分无效说。部分无效说即使先订合同的部分失去法律效力而非全部否认其效力。一般规定的无效部分是指重复保险合同中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还有些学者建议后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虽然这种部分无效说比起全部无效说相对恶意重复惩罚力度较低，有纵容恶意投保者的倾向，对保险人的利益保护不够，然而，它是唯一一种既能保护合同的有效性，又能兼顾保险人的利益的方法，因此这种方法兼顾了更多当事方包括保险业整体的稳定的利益。
中国新《保险法》仅对重复保险中投保人的通知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是没有规定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所以此处笔者建议采取部分无效说，不但兼顾整个市场整体的利益，而且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三、完善重复保险制度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对重复保险制度的概念、法律效力进行了分析，还对构成要件、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等在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得出如下结论：从中国新《保险法》中的相关规定看出，对重复保险的定义这个问题，新《保险法》倾向于采用狭义说，这是立法的进步，而且其对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采取了五要素说，对其构成的认定更加清晰明确；但对重复保险的认定和分类以及对责任的分配仍然有些抽象，希望以后能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部门规章来进一步规范。具体建议如下：
(一)完善投保人通知义务的相关规定
对投保人通知义务的履行加以系统化规定是预防恶意重复保险发生的第一道防线。各国保险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中国《保险法》只是概括规定了投保人具有通知义务，对通知义务的具体内容及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重要事项并未提及。进一步完善中国《保险法》中关于通知义务的规定能够杜绝投保人通过恶意重复保险获利的意图，最终减少恶意重复保险的发生。
要明确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性质并非决定法律效力的要件，可以给予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违反通知义务时请求赔偿的权利，但本质上讲它属于一种附随义务，而并非判定主观善恶意的标杆，更不能依据其确认合同效力。
(二)采用区分主义的立法模式
关于重复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中国《保险法》未明确区分善意和恶意重复保险。因此笔者建议对重复保险按主观状态不同将其分为善意和恶意重复保险。因为不论主观目的而一概规定重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及责任承担是相当不公平的，并且有可能造成误用和误判：而根据不同的主观状态确定合同效力(比如对于善意的重复保险，保险人与投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恶意重复保险行为，建议采取部分无效说)，不但兼顾整个市场整体的利益，而且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孙积禄，保险利益原则及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民商法学，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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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静，重复保险制度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保险汽车保险理赔工作原则
论文摘要:文章论述了汽车保险的含义、汽车保险的分类、理赔流程以及理赔工作的特点和工作原则。
汽车保险产生的前提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客观存在,使人们寻找设法对付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措施,但是,对于预防和控制显然是有限的,于是人们想到了经济补偿,而保险业就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补偿措施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可以说,没有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就不会产生保险,并且人类社会越发展,创造的财富越集中,遇到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程度也就越大,就越需要通过保险的方式提供经济补偿。
1汽车保险的含义
在了解汽车保险之前,先介绍一下保险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引起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机动车保险是保险中最为重要的保险种类,机动车保险是综合性保险,属于财产保险范畴,是运输工具保险的一种,它承保业务、商用和民用的各种机动车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车辆本身以及相关利益损失和采取措施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依法应负有的民事赔偿责任。
2汽车保险的分类
机动车保险按照承保条件分为主险和附加险,见下表。
机动车主险中的机动车损失险承保机动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风险,即对于因车辆本身损失;第三者责任保险承保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风险,即对于因车辆使用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机动车附加险都是针对主险中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而言的,投保这些险种可以使汽车保险更加完善,投保险种更加全面,发生事故后可以解决的更加全面。
3汽车保险的理赔及理赔流程
3.1理赔的定义
理赔是指被保险人发生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在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要求时,保险人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和责任,这种义务和责任的履行过程,通常称之为保险理赔处理,简称为理赔。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赔,必须了解索赔和拒赔。
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往往会由于彼此间的权利义务问题而引起争议。争议发生后,因一方违反合同规定,直接或间接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受损方向违约方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赔偿要求,以弥补其所受损失,就是索赔。
违约的一方,如果受理遭受损害方所提出的赔偿要求,赔付金额或实物,以及承担有关修理、加工整理等费用,或同意换货等就是理赔。如有足够的理由解释清楚,不接受赔偿要求的就是拒赔。商业交易中的争议和索赔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直接关系到商业交易有关各方的经济权益,所以各方都十分重视索赔和理赔,在合同中订明有关的条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法律观点来说,违约的一方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对方有权提出赔偿的要求直到解除合同。只有当履约中发生不可抗力的事故,致使一方不能履约或如期履约时,才可根据合同规定或法律规定免除责任。
理赔是保险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它的依据是保险合同及保险相关法律同行业规定和国际惯例,其他任何理由或解释均不能作为保险理赔的依据。
3.2理赔流程
4汽车理赔工作的特点和工作原则
4.1理赔工作的点
4.1.1被保险人的公众性。我国的汽车保险的被保险人曾经是以单位、企业为主,但是,随着个人拥有车辆数量的增加,被保险人中单一车主的比例将逐渐增加。这些被保险人的特点是他们购买保险具有较大的被动色彩,加上文化、知识和修养的局限,他们对保险,交通事故处理,车辆维修等知之甚少。另一方面,由于利益的驱动,检验和理算人员在理赔过程中与其在交流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障碍。
4.1.2损失率高且损失幅度较小。汽车保险的另一个特征是保险事故虽然损失金额一般不大,但是,事故发生的频率高。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投入的精力和费用较大,有的事故金额不大,但是,仍然涉及对被保险人的服务质量问题,保险公司同样应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从个案的角度看赔偿的金额不大,但是,积少成多也将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4.1.3标的流动性大。由于汽车的功能特点,决定了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车辆发生事故的地点和时间不确定,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服务体系来支持理赔服务,主体是一个全天候的报案受理机制和庞大而高效的检验网络。
4.1.4受制于修理厂的程度较大。在汽车保险的理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修理厂,修理厂的修理价格、工期和质量均直接影响汽车保险的服务。因为,大多数被保险人在发生事故之后,均认为由于有了保险,保险公司就必须负责将车辆修复,所以,在车辆交给修理厂之后就很少过问。一旦因车辆修理质量和工期,甚至价格等出现问题均将保险公司和修理厂一并指责。而事实上,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项下承担的仅仅是经济补偿义务,对于事故车辆的修理以及相关的事宜并没有负责义务。
4.1.5道德风险普遍。在财产保险业务中汽车保险是道德风险的“重灾区”。汽车保险具有标的流动性强,户籍管理中存在缺陷,保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以及汽车保险条款不完善,相关的法律环境不健全及汽车保险经营中的特点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漏洞,给了不法之徒可乘之机,汽车保险欺诈案件时有发生。
4.2理赔工作的基本原则
4.2.1树立为保户服务的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当发生汽车保险事故后,保险人要急被保险人所急,千方百计避免扩大损失,尽量减轻因灾害事故造成的影响,及时安排事故车辆修复,并保证基本恢复车辆的原有技术性能,使其尽快投入生产运营。及时处理赔案,支付赔款,以保证运输生产单位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在现场查勘,事故车辆修复定损以及赔案处理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即严格按条款办事,又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灵活处理,使各方都比较满意。
4.2.2重合同、守信用,依法办事原则。保险人是否履行合同,就看其是否严格履行经济补偿义务。因此,保险方在处理赔案时,必须加强法制观念,严格按条款办事,该赔得一定要赔,而且要按照赔偿标准及规定赔足;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不滥赔,同时还要向被保险人讲明道理,拒赔部分要讲事实,重证据。要依法办事,坚持重合同,诚实信用,只有这样才能树立保险的信誉,扩大保险的积极影响。
4.2.3坚持主动、迅速、准确、合理“八字理赔”原则。“主动、迅速、准确、合理”是保险理赔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是保险理赔工作优质服务的最基本要求。
理赔工作的“八字”原则是辩证的统一体,不可偏废。如果片面追求速度,不深入调查了解,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盲目结论,或者计算不准确,草率处理,则可能会发生错案,甚至引起法律诉讼纠纷。当然,如果只追求准确、合理,忽视速度,不讲工作效率,赔案久拖不决,则可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损害保险公司的形象。总的要求是从实际出发,为保户着想,既要讲速度,又要讲质量。
[参考文献]
[1]冯宪民.汽车保险与理赔一点通[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第12篇
论文摘要：经过多轮的修改，在广大民众的无限期盼中，国家新医改方案终于出台，并将大学生医保纳入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畴。本文就大学生医疗保险的现状以及目前正在推行的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作了阐述，并就目前该项政策的优缺点及改进措施作了简要的分析。
随着高等 教育 体制改革的深入，高校招生规模显著扩大，到2007年，全国在校大学生已达到2300万人，其中包括计划内招生、计划外招生以及高职高专学生等。而同时，近年来大学生疾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原来的公费医疗及学生平安险远远不能满足 治疗 的需要。我们在网上或身边的生活中经常会发现许多贫困的大学生因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而发出求助，学校师生、社会团体以及媒体发起爱心捐助活动。大学生作为国家 发展 的栋梁，其健康状况、医疗保障状况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正是基于此，今年两会后，经过多轮修改的新医改方案出台，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将大学生纳入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
一、大学生医疗保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直至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并没有被纳入实质性的社会保障范畴，医疗保障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学生的医疗费用主要来源于两大方面：
(一)公费医疗
根据劳动保障部的资料，目前我国公费医疗制度始建于1952年，从1953年起，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开始享受公费医疗。经费由国家财政按照计划内招生人数向高校拨发一定数额的包干医疗费用，医疗补贴标准从1994年至今都是60元／年。这部分医疗补贴只针对高校计划内的学生，计划外学生(二级学院、扩招及高职高专招收)、自费生以及委培生则不能享受此补贴。由此可见，这种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窄，非计划内招生的学生一旦得了大病，医疗费用都得自己承担，而这几年随着高校的扩招，计划外学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部分学生的医疗保障也越来越成问题。同时，这种医疗保险制度只对基本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偿，如常见处方药品，小额的医疗支出，门诊医疗费用等，存在保障范同小、水平低的问题。有人形象地将高校医疗机构比喻为“慈善机构”，渴了给点水，饿了给点饭，无法给予学生全面的医疗服务，对大学生的健康构成很大的威胁。
(二)学生平安险(学平险)
学生平安险是在校大学生可以购买的一种商业医疗保险。学平险包括死亡、残疾给付保险，住院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对于大学生，患大病的风险越来越高，而原有的公费医疗保障并不能有效地化解这一风险，况且对于很大一部分非计划内的学生还不能享受公费医疗，所以，大学生购买商业健康险可以作为医疗保障的补充。但学平险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它是商业险而非社会保险，故要求学生在投保前身体必须是健康的，所以身患疾病的学生，尤其是贫困家庭的非健康学生是被排出在学平险之外的。其次，对于学平险，各个高校缴纳的保费一般是每年20～50元，保费低，但保障水平也低，最高赔偿额度一般在2-6万元之间，赔付能力有限，对于重大疾病更是杯水车薪。还有就是学生对学平险的具体条款并不是很清楚，在索赔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需要自行先垫付医药费，事后凭借费用发票、诊断证明及病历才能得到补偿，这也无异于“雨后送伞”，给贫困家庭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全民医保”下的大学生医疗保险
(一)“全民医保”下的大学生医疗保险政策概述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全民医疗保障体系，鉴于大学生医疗保险存在的种种问题，经过长期的调研和研究，借着本次我国新医改方案出台的东风，2008年10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终于下发了《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员，被正式纳入全民医保的范畴。该《指导意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点意见：
1．基本原则：坚持自愿原则；中央确定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试点地区制定具体办法，对参保学生实行属地管理。
2．主要政策：(1)参保范围。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民办高校)、科研院校(以下统称高校)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全日制研究生。(2)保障方式。大学生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按照属地原则通过参加学校所在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解决，大学生按照当地规定缴费并享受相应待遇，待遇水平不低于当地城镇居民。鼓励大学生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按自愿原则，通过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等多种途径，提高医疗保障水平。(3)资金筹措。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标准，按照当地中小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应标准执行。个人缴费原则上由大学生本人和家庭负担，有条件的高校可对其缴费给予补助。大学生参保所需政府补助资金，按照高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负责安排。中央财政对地方所属高校学生按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办法给予补助。各地采取措施，对家庭 经济 困难大学生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及按规定应由其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通过医疗救助制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体系和社会慈善捐助等多种途径给予资助，切实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医疗费用负担。
(二)“全民医保”下的大学生医疗保险实施概况
继《关于将大学生纳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颁发以来，各省市积极响应，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各项实施细则。在浙江，《在杭高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试行)》9月1号起实施。具体措施为：9月1日起，在杭高校大学生(外国留学生除外)每年只需缴纳30元钱(学生个人每年缴纳30元，同级财政补贴90元)，住院生大病的医疗费就能报销，报销比例在70％一80％，且没有设定最高支付限额，也就是说，如果大学生在校期间得了严重疾病，即便住院医药费花了l5万元或更多，统筹基金始终是他们的坚强依靠，费用至少能报销80％以上。这个办法的出台，意味着杭州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医保”。
北京和沈阳两地对大学生医保t作也发出了量化通知：北京地区将把北京市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 教育 的全日制非在职非本市户籍的大学生，纳入到北京市医疗保险制度当中，标准与京籍学生相同。沈阳地区规定2009年级大学新生要100％参保，2008年级以前的在校大学生参保率不能低于40％。参保标准为：每人每年筹资80元，其中政府补助40元，个人缴纳40元，医保基金对每位参保大学生的年最高支付限额为l0万元，且该地区的参保学生在放假和实习期间都能享受医保。
经济 相对滞后的西北一带如陕西，根据当地经济情况，规定大学生医保的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不高于100元，其中，个人缴费不高于20元。且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应当连续参保缴费。毕业后就业的，应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年限，可与其就业后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年限合并 计算 。同时指出，大学生在假期、实习、休学期间，可选择居住地或实习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部分，由统筹基金给予报销。大学生在校期问异地就医和转诊 治疗 ，按照高校所在市(区)城镇居民医保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 总结
将大学生纳入社会城镇居民医保范围的举措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正如本文所述，在这之前，与大学生医疗保险有关的是国家公费医疗制度和商业险学平险的补充。但是，根据现实情况来看，公费医疗使大学生在校期间得了小病得不到报销，得了大病时报销的比例却又很小，加之此项制度只能报销一些特定的药品以及特定的 医院 ，在形式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且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大学生未能享受公费医疗。学平险又由于是一种商业险，有在投保资格及理赔标准和程序上的种种弊端，大学生因此从中受惠有限。随着鸡肋似的“公费医疗”转变为社会医保，大学生虽然需要自己承担一部分费用，但是由此而来的方便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首先，社会医保覆盖范同广，保障高。该项政策惠及所有大学生，且没有象商业医疗保险那样的投保资格的审查，这给已经患病的大学生带来了春天的雨露；同时支付限额较高，甚至有些城市未设定支付限额，这对患严重疾病(如白血病等)的学生来说，无疑是生命的延续。其次，保费较低，基本上都在学生和家庭的承受范围之内，且确实有困难的还可申请其他途径的免交，真正惠及到了每人每户。再次，社会医保系统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它在时间的延续上和未来的受益方面都要比商业保险更加完善，更加有效。此外，由于社会医保还可和以后自己工作时间段内的医疗保险、退休后的医疗保障直接挂钩，这也是普通商业保险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第13篇
论文摘要:保险业作为一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它以即期购买承诺、远期承诺兑现为形式经营一种规避风险或风险投资业务，这有赖于企业实力和形象的支撑。目前，保险诚信的缺失已成为制约中国保险业发展的严重瓶颈。因此，加强诚信建设是应对我国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后竟争与挑战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保险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作为处于开放前沿的保险业如何在深度改革与开放的条件下，更快地发展与壮大，是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其中诚信向题显得尤为突出，做为以最大诚信为基本原则的保险业频频出现的“诚信危机”，已经成为制约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树立童雯无欺、安全可靠的“诚信”品牌是保险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最优选择。
1.最大成信原则的内涵
保险业本身就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一种经济活动，保险活动的首要原则与基本原则就是最大诚信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Utmost Good Faith)。保险合同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原则基础上的，保险合同双方应向对方提供做出签约决定的全部重要事实。由于投保人和保险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法律要求投保人向保险人充分告知有关重要事实，保险人也有向投保人正确说明保险条款的义务。最大诚信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 1告知(Disclosure )。告知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在合同缔结前和缔结时以及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就重要事实向对方所作的口头或者是书面的说明。最大诚信原则要求的是如实告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1.1.1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做出说明，使投保人正确理解保险合同内容，自愿投保。当然，对于保险人的询问，投保人也负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1. 1. 2投保人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如实告知有关订立保险合同的重要情况，是投保人具有诚意的表现。投保人在订立人寿保险合同时，有关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住所、职业、收入、健康状况、有无重大疾患、心理健康、家庭病史等事项，应当进行如实的说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没能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属于违反最大诚信原则，将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
1. 2保证(Warranty)。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对某种事项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允诺，保证是保险人同意承保或承担保险责任所需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履行的某种义务。
2.我闯保险业发展中的成信问趁
从整个市场经济发展来看，“诚信”已成为市场中的黄金规则，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诚信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金融体制运作及一切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诚信，尤其在目前情况下，更应该以诚信为基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自我国恢复保险业至今，在我国保险业飞快发展的同时，暴露出了十分严重的诚信危机。中国保监会曾经对5000名北京市民进行了调查，发现许多人之所以不买保险，是因为对保险公司不信任;类似的调查也显示:“保险市场恶性竞争，给人们不保险的感觉;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管理不规范;承保一套，理赔一套。”等因素都是导致人们对保险拒绝的原因。与此同时，保险公司也常受到被保险人“诚信危机”的侵害。因为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是采用抽样检验标的承保方式，被保险人中常常有逆选择、骗保、冒名顶替等违背诚信原则的现象。保险供求双方在诚信问题上的缩水，使民族保险业的竞争力面监严峻的考验。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2. 1保险供给方存在的诚信问题。保险供给方是保险业的主体，其诚信度直接影响到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由于我国保险业受过去计划经济影响很深，仍不同程度存在官商作风，而且服务理念、 服务手段、服务措施都比较落后，而这一 切在实际中更多地表现为供给方的不 诚信。
2.1.1观念与管理上淡薄。近几年来，我国保险机构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过于强调业务导向，以业务量多少，保费收入多少论业绩，忽视管理与考核，重视宣传保险营销的事例多，介绍信用先进事件少，这种经营方式导致保险公司重视眼前利益，轻视长远发展;重视展业，轻视理赔;重视新保户，轻视老保户。保险商品供给方的重视程度的不平衡，导致保险商品的即期消费者和远期费者对保险的可信程度大打折扣，据调查表明，61.8%的北京市民希望保险公司提高信誉、积极理赔。
2.1.2保险企业的服务不规范。保险理赔，是保险公司向客户树立诚信的最关键时机。国内有些保险公司对赔款时限认识不够，一些保险理赔程序过于繁琐，导致“投保容易理赔难，收钱迅速赔款拖拉”的现象。有的投保人多次往返才从保险公司领到早该领到的赔款，使得投保人大为不满。同时一些保险理赔人员，在理赔工作中表现出了违反诚信问题，如有的理赔工作人员素质低下，接受投保人的好处，做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证明，破坏保险公司在客户中的形象，有的理赔员缺乏应有的专业能力，对于较复杂的理赔案不能科学的判断，使得投保人得不到较为公正的赔付。
2.1.3经营方式不规范。有的保险公司机构不经审批就经营保险业务，为了争夺业务，擅自开办保险险种，有的保险公司变相降低保险费率，甚至不考虑成本核算，放宽对企业的承保条件。这种经营方式的不规范性给投保人感觉是保险业务具有随意性，无疑会让投保人产生对保险公司的不信任感，更为重要的是不利于保险公司自身长远的发展。
2. 1. 4同行业间恶性竞争。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中，保险企业多达几十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的条件下，这些保险公司在竞争过程中，彼此不信任对方，为了争夺业务，不惜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比如保险人用不实说明使被保险人放弃原已向其他保险公司购买的保险单，而转向其投保;人以其所得佣金的一部分分给投保人，诱使其购买保险，这实际上等于变向降低了保险商品的价格;保险人利用分类标准的差异，故意错用低费率争取业务，致使保险价格分歧，这种情况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的混乱。
2. 2保险需求方存在的诚信问题。在保险关系中，保险消费者，即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信用度高低也同样对保险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保险需求方表现出的最大问题是轻视最大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前提，有些投保人在投保前或出险后，均不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如在投保时故意隐瞒重要事实，在出险后又人为捏造虚假证据。更有些投保火为了谋取巨额赔款甚至制造事故，不但扰乱了社会的安定，更直接影响到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2. 3保险中介方存在的诚信问题。保险市场运作不规范，最为突出是的保险、销售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规范性。 首先表现为营销人员素质普遍较低，而且保险公司缺乏一个有效的管理体制，导致营销员在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时，利用客户对保险条款理解不透，误导甚至欺骗客户。二是由于一些兼职中介机构和个人的短期操作行为，使得骗保费、擅自扩大承保范围、撕毁保险单以及埋单等现象层出不穷，很多人在与客户签单时，过分夸大其功能，盲目承诺服务内容，让投保人快快签单，在签单拿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造成大量“孤儿保单”的出现。三是从事保险营销的人很多是想锻炼自己，并非当成终身的职业，保险业的淘汰率高达80%。保险营销员一旦离职，公司和客户就都找不到他，给客户的印象就是保险公司的营销员是骗子，难以信任。四是在理赔时由于缺乏独立的公估机构，更是对双方都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引起保险市场的混乱。
3. 如何树立保险企业的“诚信”品牌
长期存在的诚信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了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为此，要积极采取有效的多层次的信用监督与管理体系，才能解决我国保险业的诚信危机。
3. 1政府立法约束。市场经济是以诚信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客观上要求保险业的发展也必须以诚信为基础。鉴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要完善立法制度，加强保险监督管理机制刻不容缓。法律要对诚信原则给予明确的规定和保护，对不守诚信的行为严厉打击。目前对保险企业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险法》等相关法规来处罚，力度不够，也不能很好地使受损失的企业及经营者得到赔偿和保护。因此建立健全信用体系，首先要把立法、司法和执法放在重要地位，这样才能形成硬约束，使得诚信原则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 2社会道德教育。法律约束瞄准的是事后惩戒，道德教育强调的是事先预防。诚信意识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资源，特别是在目前形势下，强化诚信意识更为重要。保险企业应以诚信为突破口，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强化道德教育，逐步建立起诚信社会、道德社会。对于保险企业来说，要树立诚信意识，要坚持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制定相关制度，对自己的广大干部员工，进行教育培训等，定期进行相关方面的考核。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更要通过新闻媒体、报刊杂志等形式来宣传诚信与保险的相互关系，从而让投保人自觉维护诚信原则。道德教育尽管形成的是软约束，但是这种投入所带来的长期效应却是稳定的、持续的。
3. 3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经济条件 下，信用体系发挥作用的结果必然是诚信者生存、失信者受到惩处。保险企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建立行业自律规范。保险公司之间竞争过程中，彼此不信任对方，有的甚至抵毁同行，这种恶性的竞争给人们保险不“保险”的感觉，严重损害了保险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通过行业规范的建立和实施，使每一家保险公司能在健康的市场里，展开公平的竞争，从而共同促进我国保险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 4信息披露透明。从政府角度来说，要求颁布的法律法规必须透明，市场操作必须公开，监督管理必须公正，市场准入必须平等。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更要加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保险企业应定期将财务核算资料、精算报告及其相关的重要业务管理资料和工作计划与总结资料上报有关部门，并按要求进行公告。这样可以通过对保险企业信息的研究，降低保险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向投保人提供有效率的信息服务;同时可以提高保险企业的社会诚信度。
第14篇
【关键词】国际私法；弱者利益保护；婚姻家庭
一、国际私法上的弱者利益保护概述
（一）多层次的弱者含义
法律上的弱者是一种具体人格，是法律在以抽象人格对所有国民实行一体性保护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具有特殊含义。具体到婚姻家庭领域来谈弱者更有其特殊性，这由这种关系之特定属性决定。它不同于市民社会中一般的民事关系，如合同、侵权，而是源自人伦秩序，带有鲜明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序良俗属性，因而在此领域，意思自治的限制、利他的价值取向、强制性规范的运用被视为正当且合理的要求。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弱者一般包括女性、未成年人、老年人等，为保护其利益，我国不同法律均对此做出规定。
国际私法语境下的弱者指国际民事关系中不占优势，因而法律必须给其额外庇护的当事人。一般说来，国际私法实践中弱者主要有以下几类：（1）家庭法中的受监护人、年迈的父母、受收养人、年幼的儿童、扶养权利人；（2）消费者、雇工、投保义务人；（3）产品责任中的被侵权人。这些弱者的产生，或因生理等自然原因，如被监护人相对于监护人；或因经济力量不平等，如雇工之于老板。
（二）对弱者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1、政府学意义上的分析
政府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基本的社会公正，逐步提高全体民众，而非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若一个社会中部分成员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得不到改善，则政府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因而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对弱者的态度不应是排斥或怜悯，而是视为一种责任。
2、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
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整个社会之中，人的存在依赖于周围社会关系的支撑。每个人都为社会生活做出贡献，也需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援助。因而关心弱者，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并且根据“水桶效应”要想维持社会的稳定繁荣，就要先从弱者来着手，努力提高他们的境遇。
3、伦理学意义上的分析
世界上的“善”――平等、智慧、金钱等――必须公平分派，唯一例外是为了社会弱者的利益。约翰・罗尔斯对弱者进行关怀被总结成以下说法：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前者指每个人应获得相同待遇；后者指认同在某些领域有差别，但应使其满足每个人，尤其是境遇最低的人的需求。
4、国际私法学意义上的分析
（1）人权理念的推动。对弱者进行保护恰恰体现了对于人权最深切之关怀，这要求所有法律都能参与其中，国际私法这一部门法也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实质正义的要求。经典冲突法规则对不同人同等对待，此种形式正义的做法忽视了不同人间的区别。伴随着社会理念的进步，冲突法正义受到了挑战，人们更追求一种实质上的正义与公平，这就要求法在普遍性和例外优待之间寻求平衡，在对普遍性损害最小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弱者的个性需求。
二、比较法上关于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
（一）关于扶养的法律适用
多数国家法律规范中，亲人之间需要相互扶养。2002年《意大利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对因有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缺陷而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兄弟姐妹有扶养的义务”。体现在冲突法上，对于扶养的法律适用，目前存在下列几个原则：（1）适用被扶养人属人法。（2）适用扶养人属人法。这些国家倾向于认为涉外扶养制度的根本是扶养，采用扶养人属人法有利于其扶养义务的履行。（3）采用能够使被扶养人更容易得到扶养的法。其中，第（1）（3）种做法比较直接地表现出对被扶养人利益的保护，而第（2）种做法虽然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扶养义务的履行也关系到被扶养人的利益，因而其客观上也能对被扶养人带来一定好处。国际条约在这一点上也表明自己之态度，像1793年之海牙《扶养义务条约》145条意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被扶养人之利益。
（二）关于监护的法律适用
针对监护的法律适用，目前存在以下方法：（1）适用被监护人属人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同要从被监护人角度考虑，因此主张采用其属人法。（2）适用监护人属人法。阿根廷就有类似规定。（3）采用审判案件的法院或监护机构地的法律。有些国家规定监护的某些方面适用法院或监护机构所在地法律，而有些国家则对此做概括规定。（4）适用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法律。像1989年的《突尼斯国际私法》之50条就有这样的规范。可见，对被监护人的利益进行着重保护，是多数国家所考虑到的，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不同。
（三）关于收养的法律适用
关于收养的效力，有以下立法例：（1）采用收养人属人法。被收养人一般要到收养人之处与其共同生活，因而采用该国法律，能更好地维护前者之利益。（2）采用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共同属人法。南斯拉夫即为当今世上为数不多采用这一原则的国家。（3）采用控制收养人的婚姻效果的同一个规范。法国、西班牙就有类似规范，夫和妻一起收养，那么就按照控制其婚姻的法律规范。可见在收养领域，各国对被收养人利益的关注远不及对被扶养人、被监护人的保护更加全面和有力，更没有直接适用有利于原则的立法，这一点在我国也是如此。但笔者认为在跨国收养中，儿童的劣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其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甚至无行为能力人，缺乏对自己人身和财产权利进行保护的能力，因而极易发生诱拐或非法买卖儿童的情况，因而有必要采取对被收养人有利的法律规范来保障其人身和财产权益。
三、我国对婚姻家庭关系中弱者利益保护的立法
（一）我国的立法现状
《法律适用法》通过以前，我国涉及国际婚姻家庭领域中相关问题的规定主要见诸于《民法通则》、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其解释里。这些规范基本上组成了婚姻家庭领域冲突规范框架，然而仍存在不足，黄进教授将其概括为“五不”：不系统、不全面、不具体、不明确、不科学。而《法律适用法》很大意义上填充了以前规定的缺陷，并引入许多新制度。具体来说，我国《法律适用法》在婚姻和家庭领域对弱者权利进行保护的理念主要表现在“有利于原则”之运用上。该原则于很多领域均存在一些表现：（1）针对父母子女关系，该法规定，在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情况下，“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除此之外，本条文对弱者进行保护的态度还体现在其不区别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这种规定表现出对后者之关怀。（2）针对扶养，该法规定：“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3）关于监护，该法规定：“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这些都体现了冲突法的进步。
鉴于有利于原则是《法律适用法》特色之一，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阐述。有利于原则体现了特殊的政策，需要司法工作人员于选法过程中通过某种方式达成特定结果，逐渐变成当今受到广泛认可确立准据法的方法。它有三类具体情况：（1）“有利于保护弱者”，像2006 年的《保加利亚国际私法》第96条即为典型表现。（2）“有利于法律行为形式上有效或者实质上有效”，如1895 年《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28 条就体现了有利于婚姻成立的立法政策。（3）“有利于取得、解除某种身份”，像199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第87条就表现出这一点。在此我们指的是第一种类型。
（二）立法评价
《法律适用法》的颁布，迎合了国际私法走向单行法的历史潮流，完成了法律选择规范的体系化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更是极大丰富了我国相关制度。[ ]但该法仍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
1、缺乏可操作性。关于扶养的规定（《法律适用法》第29条）不具有可操作性――准据法多且没有先后顺序。这会增大司法人员工作量，因为只有在查明全部法律后才可以做出判决，否则可能发生法律适用的错误。同理，本法30条也缺少可操作性。因而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兼顾法律选择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不能为了追求前者而失去后者，否则这必然不会是一部成功的法律。
2、未区分情况分别对待。《法律适用法》第29条的“扶养”，因为未作明确限定，学界一直将其解释为包含父母子女、夫妻、以及其他亲属之间的扶养关系。相比而言，2007年海牙《扶养义务议定书》运用该原则，然而将其仅适用到父母子女之间、父母之外的其他人对21岁以下之人关系，而不涵盖其他人之间的扶养关系。这种规定将该原则掌握到特定范围内，似乎更加容易让人接受。
3、保护对象片面化。为弱者提供特别保护的同时，一些国家考虑到了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趋于平衡对等。 像2002年的德国民法典 18 条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其规定：“计算扶养费时，将扶养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扶养权利人的实际需求都纳入考虑。”这对我们国家单方向地对弱者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4、语义不明。在当前保护弱者的法律规范中，有用语含糊不清的情况。如对于“有利于”的标准并不明确。这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用以明确某些不清楚文字的意义。
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中弱者权益保护法律适用制度的完善
（一）将弱者利益保护作为立法司法基本原则
虽然在我国诸多学者著述中，已然将其作为一项原则，但是在国家法律规定中却未予明确表述，笔者建议在《法律适用法》总则中将国际私法的各项基本原则明确列举出来，并将对弱者权益给予特别保护的原则也涵盖其中。鉴于基本原则的总括性作用，如若将保护弱者利益在《法律适用法》中确定为一项基本原则，必然会影响整部法律的价值取向。如此在司法上，这一原则将拓展到所有涉外民事领域，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并且也可以此为标准，拒绝采用冲突规范指引的却对弱者不利的法。更重要的是，在法律理念上表现出的对弱者的重视，是弱者地位上升的最突出表现。
（二）以“有利于原则”取代“盲眼规则”
立法中经常适用一方当事人属人法以维护该方的利益，这虽然体现了保护弱者的思想，但依据该冲突规范指引的实体法也许不符合保护弱者的初衷，而适用其他法律能更好地达到目的。这与经典冲突规范本身忽视实体法内容的缺陷是分不开的。因此，更多的国家放弃了这种看不到结局的“盲眼规则”，转而使用结果选择的方式：有利于原则。
笔者建议扩大有利于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的适用范围，将收养等囊括进去，并进一步拓展到继承、医疗、保险等领域。把其视为一种常用系属公式，有助司法人员径直采用对弱者更有益的法律，达到判决一致的结果，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最大限度保护弱者利益。但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合理利用有利原则。
（三）运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保护弱者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作为各国立法中的基础和共有的部分，在保护弱者方面同样能发挥作用，方法是将其视为内国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根据现行立法，其他国家法律的适用结果如果影响了我国的公共利益的，则以我国法律取而代之。可见，我国只利用公共秩序的消极功能，使用的是直接进行限制的立法模式，适用标准比较接近于结果说。因此立法者可对弱者做出列举，因而当其他国家的法律的适用后果对弱者不利时，则以违背本地公共秩序为由，排除其适用。如此，既能维护弱者利益，又能给予法官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个案的公正合理解决。但是由于公共秩序关系一国最根本的道德、法律理念，扮演着“最后一道安全阀”的角色，因此必须对法官的裁量权予以适当监督，这一手段运用起来也应慎之又慎。
（四）运用直接适用的法来保护弱者
虽然内国规范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概念跟直接适用的法（或称强制性法律规范）具有极为密切之关系，在功能和作用上也有类似之处，但不宜将两者混同，因为前者保护的则是未被明文规定的公共利益，而后者保护的是已被规则化、明文规定的公共利益。并且，从涵盖的范围来看，公共利益（或称公共政策）比强制性规则要广的多，也更模糊得多。前者触及的是一国根本的法律秩序与基本原则，而后者反映的则是一国某一方面具体的利益。目前我国直接适用的法中，仅规定了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金融安全、以及反垄断反倾销的情况。如若立法者将对被扶养人、被收养人等的保护也纳入到强制性规范之中，必将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我们需要注意，强制规则只能作为一国法律之例外部分，从国际私法之宗旨――促进民商事交往发展出发，我们需要对强制规则的立法进行严格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国为了单方面增进本国利益，进而无节制增大本国强制规定的运用。
参考文献
[1]余少祥：《弱者的正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3] 屈广清 ：《国际私法之弱者保护》，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页.
[4]魏星.《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中的弱者利益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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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进.《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制定与完善》，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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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卫佐.《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中国特色》，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1期.
[9]郭玉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婚姻家庭法律选择规则》，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3期.
[10]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
[11]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版，第57页.
[12]郭玉军.《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反思及其完善》，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
[13]杨秋月.《国际私法中保护弱者利益的冲突规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14]郭玉军.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反思及其完善――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
[15]魏星.《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中的弱者利益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16]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版，第120页.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保险业核心竞争力信息披露道德规范
作为处于开放前沿的保险业如何在深度改革与开放的条件下，更快地发展与壮大，是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其中诚信向题显得尤为突出，做为以最大诚信为基本原则的保险业频频出现的“诚信危机”，已经成为制约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树立童雯无欺、安全可靠的“诚信”品牌是保险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最优选择。
1.最大成信原则的内涵
保险业本身就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一种经济活动，保险活动的首要原则与基本原则就是最大诚信原则‘ThePrinci-pleoftheUtmostGoodFaith)。保险合同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原则基础上的，保险合同双方应向对方提供做出签约决定的全部重要事实。由于投保人和保险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法律要求投保人向保险人充分告知有关重要事实，保险人也有向投保人正确说明保险条款的义务。最大诚信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1告知(Disclosure)。告知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在合同缔结前和缔结时以及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就重要事实向对方所作的口头或者是书面的说明。最大诚信原则要求的是如实告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1.1.1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做出说明，使投保人正确理解保险合同内容，自愿投保。当然，对于保险人的询问，投保人也负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1.1.2投保人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如实告知有关订立保险合同的重要情况，是投保人具有诚意的表现。投保人在订立人寿保险合同时，有关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住所、职业、收入、健康状况、有无重大疾患、心理健康、家庭病史等事项，应当进行如实的说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没能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属于违反最大诚信原则，将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
1.2保证(Warranty)。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对某种事项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允诺，保证是保险人同意承保或承担保险责任所需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履行的某种义务。
2.我闯保险业发展中的成信问趁
从整个市场经济发展来看，“诚信”已成为市场中的黄金规则，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诚信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金融体制运作及一切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诚信，尤其在目前情况下，更应该以诚信为基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自我国恢复保险业至今，在我国保险业飞快发展的同时，暴露出了十分严重的诚信危机。中国保监会曾经对5000名北京市民进行了调查，发现许多人之所以不买保险，是因为对保险公司不信任;类似的调查也显示:“保险市场恶性竞争，给人们不保险的感觉;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管理不规范;承保一套，理赔一套。”等因素都是导致人们对保险拒绝的原因。与此同时，保险公司也常受到被保险人“诚信危机”的侵害。因为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是采用抽样检验标的承保方式，被保险人中常常有逆选择、骗保、冒名顶替等违背诚信原则的现象。保险供求双方在诚信问题上的缩水，使民族保险业的竞争力面监严峻的考验。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2.1保险供给方存在的诚信问题。保险供给方是保险业的主体，其诚信度直接影响到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由于我国保险业受过去计划经济影响很深，仍不同程度存在官商作风，而且服务理念、服务手段、服务措施都比较落后，而这一切在实际中更多地表现为供给方的不诚信。
2.1.1观念与管理上淡薄。近几年来，我国保险机构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过于强调业务导向，以业务量多少，保费收入多少论业绩，忽视管理与考核，重视宣传保险营销的事例多，介绍信用先进事件少，这种经营方式导致保险公司重视眼前利益，轻视长远发展;重视展业，轻视理赔;重视新保户，轻视老保户。保险商品供给方的重视程度的不平衡，导致保险商品的即期消费者和远期费者对保险的可信程度大打折扣，据调查表明，61.8%的北京市民希望保险公司提高信誉、积极理赔。
2.1.2保险企业的服务不规范。保险理赔，是保险公司向客户树立诚信的最关键时机。国内有些保险公司对赔款时限认识不够，一些保险理赔程序过于繁琐，导致“投保容易理赔难，收钱迅速赔款拖拉”的现象。有的投保人多次往返才从保险公司领到早该领到的赔款，使得投保人大为不满。同时一些保险理赔人员，在理赔工作中表现出了违反诚信问题，如有的理赔工作人员素质低下，接受投保人的好处，做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证明，破坏保险公司在客户中的形象，有的理赔员缺乏应有的专业能力，对于较复杂的理赔案不能科学的判断，使得投保人得不到较为公正的赔付。
2.1.3经营方式不规范。有的保险公司机构不经审批就经营保险业务，为了争夺业务，擅自开办保险险种，有的保险公司变相降低保险费率，甚至不考虑成本核算，放宽对企业的承保条件。这种经营方式的不规范性给投保人感觉是保险业务具有随意性，无疑会让投保人产生对保险公司的不信任感，更为重要的是不利于保险公司自身长远的发展。
2.1.4同行业间恶性竞争。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中，保险企业多达几十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的条件下，这些保险公司在竞争过程中，彼此不信任对方，为了争夺业务，不惜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比如保险人用不实说明使被保险人放弃原已向其他保险公司购买的保险单，而转向其投保;人以其所得佣金的一部分分给投保人，诱使其购买保险，这实际上等于变向降低了保险商品的价格;保险人利用分类标准的差异，故意错用低费率争取业务，致使保险价格分歧，这种情况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的混乱。
2.2保险需求方存在的诚信问题。在保险关系中，保险消费者，即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信用度高低也同样对保险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保险需求方表现出的最大问题是轻视最大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前提，有些投保人在投保前或出险后，均不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如在投保时故意隐瞒重要事实，在出险后又人为捏造虚假证据。更有些投保火为了谋取巨额赔款甚至制造事故，不但扰乱了社会的安定，更直接影响到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2.3保险中介方存在的诚信问题。保险市场运作不规范，最为突出是的保险、销售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规范性。首先表现为营销人员素质普遍较低，而且保险公司缺乏一个有效的管理体制，导致营销员在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时，利用客户对保险条款理解不透，误导甚至欺骗客户。二是由于一些兼职中介机构和个人的短期操作行为，使得骗保费、擅自扩大承保范围、撕毁保险单以及埋单等现象层出不穷，很多人在与客户签单时，过分夸大其功能，盲目承诺服务内容，让投保人快快签单，在签单拿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造成大量“孤儿保单”的出现。三是从事保险营销的人很多是想锻炼自己，并非当成终身的职业，保险业的淘汰率高达80%。保险营销员一旦离职，公司和客户就都找不到他，给客户的印象就是保险公司的营销员是骗子，难以信任。四是在理赔时由于缺乏独立的公估机构，更是对双方都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引起保险市场的混乱。
3.如何树立保险企业的“诚信”品牌
长期存在的诚信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了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为此，要积极采取有效的多层次的信用监督与管理体系，才能解决我国保险业的诚信危机。
3.1政府立法约束。市场经济是以诚信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客观上要求保险业的发展也必须以诚信为基础。鉴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要完善立法制度，加强保险监督管理机制刻不容缓。法律要对诚信原则给予明确的规定和保护，对不守诚信的行为严厉打击。目前对保险企业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险法》等相关法规来处罚，力度不够，也不能很好地使受损失的企业及经营者得到赔偿和保护。因此建立健全信用体系，首先要把立法、司法和执法放在重要地位，这样才能形成硬约束，使得诚信原则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2社会道德教育。法律约束瞄准的是事后惩戒，道德教育强调的是事先预防。诚信意识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资源，特别是在目前形势下，强化诚信意识更为重要。保险企业应以诚信为突破口，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强化道德教育，逐步建立起诚信社会、道德社会。对于保险企业来说，要树立诚信意识，要坚持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制定相关制度，对自己的广大干部员工，进行教育培训等，定期进行相关方面的考核。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更要通过新闻媒体、报刊杂志等形式来宣传诚信与保险的相互关系，从而让投保人自觉维护诚信原则。道德教育尽管形成的是软约束，但是这种投入所带来的长期效应却是稳定的、持续的。
3.3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体系发挥作用的结果必然是诚信者生存、失信者受到惩处。保险企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建立行业自律规范。保险公司之间竞争过程中，彼此不信任对方，有的甚至抵毁同行，这种恶性的竞争给人们保险不“保险”的感觉，严重损害了保险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通过行业规范的建立和实施，使每一家保险公司能在健康的市场里，展开公平的竞争，从而共同促进我国保险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4信息披露透明。从政府角度来说，要求颁布的法律法规必须透明，市场操作必须公开，监督管理必须公正，市场准入必须平等。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更要加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保险企业应定期将财务核算资料、精算报告及其相关的重要业务管理资料和工作计划与总结资料上报有关部门，并按要求进行公告。这样可以通过对保险企业信息的研究，降低保险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向投保人提供有效率的信息服务;同时可以提高保险企业的社会诚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