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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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民间文化的产生是以传统民间社会生活为基石的。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的大环境练就了民间文化的造物理念、生活方式、生产形式、信仰、价值观以及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如：在农耕时代下，人们的思想上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多子多福的期盼、对风调雨顺的期待、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对“佛”“神”的尊崇等，并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将这些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蕴含在生活中，产生了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功能的剪纸、年画、皮影、民间玩具等等艺术形式，结出了丰硕的民间艺术果实，这些艺术形式具有“自给自足”“纯手工”“朴素”的特点，与生活紧密相关，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因此，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载体，体现了在农耕文明历史条件下的传统民间文化特质。并且，民间文化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对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和存在产生着重要影响。正因如此，民间文化的发展和平衡对民间艺术的繁荣具有决定性作用，民间文化生态平衡性可以为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反之，民间文化系统的生态失衡将直接导致民间艺术的落寞，甚至会使其退出艺术舞台。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精神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用上了科学技术带来的高效农具、住上了宽敞的高楼大厦、贴上了时尚的装饰画、玩上了更具趣味性和挑战性的电子玩具等。从民间文化自身来看，其所处的“自然—文化—社会”生态系统中，自然与社会要素都发生了改变，这使得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下的农耕时代背景逐步消失，因此，民间文化的生态平衡性受到冲击。民间文化的失衡，使得生长于民间社会生活之上并承载民间文化内容的民间艺术也丧失了其生存的土壤，导致了许多民间艺术作品粗制滥造、庸俗、肤浅并且种类在日益衰落、流失。民间艺术失去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不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要么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退出市场，要么被认为是“古董”束之高阁，失去了原有的现实性和必要性。那么，该如何去拯救传统文化中的民间艺术呢？如何让民族文化中的瑰宝重新散发出光芒呢？
二、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的发展
1.处理好文化发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间文化根植于广大民众的生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诸多因素发生改变时，人们更快、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现代的、外来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铺开，这使得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冲击。因此，处理好文化的发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是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形式发展的根本。民间文化应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发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炼，即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将封建的、愚昧的、不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部分进行舍弃处理，将现代文化中的内容融合在传统文化中，实现既有民族传统文化根基，又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形成现代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来文化元素，正确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文化形式和内容，壮大文化队伍，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使多种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队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适合时代需求的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给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料，使民间艺术这棵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2.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
在构建现代的、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民间文化基础上，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是对民间艺术的延伸与发展。张道一提出“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间艺术的“母性”特点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为养料、具有繁衍发展的能力。这就我们需要抓住繁衍的内在动力，去发展更多的艺术形式。就传统的民间艺术造型形式和内容来看，不管是剪纸、年画、泥塑玩具，还是皮影戏，它们都具有共同之处：是以民间固有的美学理念为审美尺度进行的造物活动，具有艺术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审美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理想、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真正‘为生活造福的艺术’”。也就是说，民间艺术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为其蕴涵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质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风格、内容、表现的手法、新的视觉形态就可以根据现时代的审美、时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扩展已有的民间艺术形式美感、丰富素材及主题，使其更符合现代生活内容，更贴近人们的现代生活。这样的民间艺术就再不会是古董和文化遗产，而是民间艺术的再生和繁荣。
3.将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结合
第2篇
采撷的可能性在于民族生态文化的“生境血缘”。对其采撷尊重了民族文化与人类生产生活间的客观联系，回应了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破解思想资源贫缺与实践乏力的需要。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蕴含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态智慧，衍生于人们在长时段生产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积淀于生命环境在时空中的变化，诠释了“人”对于生态系统之中“他者”的尊重与理解。1．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共生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共生观念。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多为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的攫取型经济。各族人民在“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与农耕”等经济活动中，他们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他对生命的情境。他对自己的观点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际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们并未将自己放置于一个独特和优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态都具有亲缘关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区域的壮族为例。壮族先民通过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信仰的精神路径，嫁接了同处生态系统中万物与人的亲缘关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约束人类干预自然的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中“稻谷、鱼、猪、牛、马”等都各有“灵魂”。在共生状态中，诸物皆灵魂与肉体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一旦因人不当干预，将生境诸物的魂吓跑(驱赶)出肉体，将导致人面临生存危机。《布洛陀经诗•造火》中就有因人不当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记载。共生平衡失调，“河鱼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银钱妖怪，首饰妖怪”④等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的灾难必会出现，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点下，当事人通过仪式展开忏悔，并收敛起干预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环境中的诸神、祖先、诸物恢复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乐业。同样，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广泛存在蕴含共生观的现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万物崇拜、布依族的图腾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数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在诸多禀赋共生智慧的文化内涵中，我们虽无法运用现代逻辑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无论禁忌是否符合现代人观念的“情”与“理”，它作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调控手段确实存在。“他们对待自然万物的方式与对待，都体现了一种共生道德情感，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活动”⑥，并以此维系着人类与自然间的共生秩序，为人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适度开发的发展观适度开发观阐述了人对大自然的“干预尺度”，它解决了人如何调和自身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智慧。为适应区域地理条件与生产力状况，“靠山吃山，靠林养林”成为生存于该时空中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思维，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技术。如:为不伤害土壤中植物根系，尽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术;为顺应不同植被的生态状况，对土地进行功能区划，实施差异化的耕作技术;为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实行多时段土地轮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资源为例，“我国长江流域(26.69%)、黑龙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资源占据了全国森林蓄积面积的51.51%”②，两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资源的大储量，除自然涵养外还同居住于该地的少数民族所秉承的适度开发理念分不开。例如:侗族有“爱护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传统，至今还有很多侗寨仍旧保留着“儿孙林”③的习俗;云南富民彝族，认为竹林的生长兴衰象征民族的兴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树、紫柚木等植物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对所需保护的树种、草原有明确的要求，不许砍伐的种类甚至连树枝也不许采摘。可见，正因民族生态文化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们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保持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和谐。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并通过意识干预与组织制度起到约束文化主体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套制度文化的约束来保护生态环境。1.以习惯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人民用以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制度性内容。“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明文法之外，依据民间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赋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总和”④。我国清代“嘉庆”至“咸同”年间的贵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现了《护林碑》。贵州兴义顶效的《护林碑》载道:“窃思天地之钟，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赖此外城之气所淤结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以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息。于是齐集与岑性面议，办钱十千，木品与众永人为后代，于后代培植树木，禁止开挖”⑤。依碑文可见，村民已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明文禁止开挖砍伐树木，并将种植树木作为一项社区规范确定下来。同样，纳西族在其原始经典教义《东巴经》中也同样蕴含了水资源保护的制度性内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杀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资源确权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屋架都有梁柱，楼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场。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线，白岩做界桩。山间的界石，插正不许搬移;林间的界槽，挖好不许乱刨。不许任何人，搬界石往东，移界线偏西。让得三分酒，让不得一寸土。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不许种上截，占下截，买坡脚土，谋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业，各用各的。”⑥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解决了私有资源与共有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责任不清的问题，进而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2.有效的组织制度保障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各项生态保护规则落于实处。首先，在组织领导上，由经社区民主推选出来的首领(组织)实施执事活动。如苗族“议榔”是苗族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议榔”最高权力机构是合款大会，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制定“款约”，并选举产生各种执事首领。“款约”涉及到社会生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至今“议榔”在苗寨中仍发挥着自律作用;其次，严肃惩罚措施。族人一旦被认定违反习惯法，将按照习惯法所规定的内容实施处罚。“黔南瑶族，以习惯法为准则，审判时由寨老召集族众，对违法者施以批评教育、请酒赔礼或惩罚示众;贵州水族则由‘三老四公’负责履行乡规村约的处罚权，对违反习惯法者给予惩罚”①;第三，以生态道德性施行制度内容教育。惩处是对身心的处罚，教育在于提升内心的意识。两者的有效结合为乡规民约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壮族习惯法中的惩戒条约直接规定了，一旦触犯习惯法，当事人没有选择余地，仅有接受和服从。违法者不仅要受到条约规定的惩处，个人还将在未来生活中背上‘骂名’。在广西龙脊十三寨，对于违法者的‘游村’和鞭挞刑，不仅使违法者在身体上要接受处罚，还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讽、谩骂。”②同时，“在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到场的情况下，对违反者实施惩处，以实例对村民进行现场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态管理意识与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才得以在“有形审判”与“无形教育”中获得塑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因此获得了保护。
二、采撷的意义
采撷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汲取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基础单元框架。民族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思考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依据，也凭借其生态智慧的共通性可为国内其他地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滋养。“我国地理空间是一个自西向东逐级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连横断山脉，地势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又有塔里木与四川等盆地。向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级阶梯落差，南北又达30个纬度，温度与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单元，孕育出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作为一项关系人类福祉的发展旨愿，如其开展能够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差异与历史生态文化，可克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增强其信度与效度，真正满足符合区域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需要，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二)有益于贡献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现实环境问题并未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而消失，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发生如此状况的归因在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追求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同一生态系统之中，生态保护在执行依据上出现了‘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剥离”⑤。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的沟壑，无疑会导致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无力，致使生态环境状况恶化。事实上，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沟壑产生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现代化”背景。“现代法律体系，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于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文本法与实践法分离的重要原因”⑥。其一，因自然历史而形成的中国传统社区，社区内的规则往往是根据具体情景做出行动判断，其情境规则不以效率为协调指南，而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和谐为目标。如此的“情景化法规意识”(行为规范意识)，距离依据西方文明法律制度设计而成的政策系统还有相当的距离;其二，当下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由外力主导，生态环境保护同样也是借以“现代化”的力量，将民族文化排除出去，继而选择了一条不顾区域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预防与消解上述症结，需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从认识与理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入手，促成社会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实现衔接，并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法律制度建设困境提供解题路径。也因此，富含生态制度智慧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关照了特定时空下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对其采撷于文本法与实践法沟壑的弥合是大有裨益的。
第3篇
无庸讳言，也存在着普遍的问题：其一，编导对于舞台形式和包装的过分强调，除了让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却难以产生情感和内心的共鸣与震撼。其二，编导对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内涵的发掘不够深入，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忽视了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着重对内心情感挖掘的基本要求，观众反响缺乏；其三，该类作品获奖不少，而市场表现差强人意，“叫好”不“叫座”，往往变为偏离市场需求的政府或商业行为。这些问题的存在，由于缺乏专业的理论总结和反省，也难以成为前车之鉴。
在世界范围内，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荟萃并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如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舞之魂”、“红磨坊”等百老汇歌舞剧等，在世界观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市场效应也有目共睹。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自己的文化塑造全新的艺术形象，是21世纪的中国面对的巨大问题，同样也是地处西南的多民族的贵州一直在力求突破的问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艺术形象，是其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其意义及价值尤为深远。
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下总结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的得失，深入思考怎样重新定位和打造当代民族文化的问题，探索以适应时代需求的舞台艺术来传承光大民族文化，力争做到既“叫好”又“叫座”，就成为一个亟待形成理论成果的课题。
鉴于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纷呈而理论滞后的现状，我们认为，除了对舞台艺术本身的状况和得失进行评述、比较研究外，更应该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化市场、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等大视野来思考、研究民族舞台艺术的系列相关问题。一是借助比较文化、文化市场学、传媒学等理论，宏观考察并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舞台艺术；二是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种多样，在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需了解和掌握各地区民族民间舞台艺术所表现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认识上解决民族舞台艺术当代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概念，并非是指文化的民族个性和形式、风格等表面特征，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与人类共性相通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生命和人生的认识，具有普遍的人文和人本的意义。我们要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源流、地域特点和审美个性中，看到它对于人类生活、生命和生存的普遍意义，这样才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最动人、最持久、最有力量的内核。对于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这是一个基本的形成准则，也是我们评述舞台艺术的出发点。
其次，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传媒手段之一。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地域特点，是以漫长的农耕文明为依托的；而时生了巨变，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也发生了迅急的改变，乡土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在日新月异，因此，我们要把民族文化放在当代的文化框架中来弘扬。民族大型舞台艺术面对这样复杂的变化，应充分考虑其作为文化产品，如何成功完成品牌的塑造与传播，引起关注，进入市场，从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第三，近年出现的西部地区大型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如歌舞“云南印象”、舞剧“天蝉地傩”、山水实景晚会“印象•刘三姐”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效应，走出了民族舞台艺术进军当代文化市场的成功之路。这些作品除了展现民族地区歌舞艺术的独特魅力，其创作定位、品牌推广、市场运营等都具有适应当代文化市场的创新和探索。如大型现代民族舞剧“天蝉地傩”，以贵州著名的、古老而悠久的傩文化，及蜚声中外的侗族音乐文化等原生态艺术为主要创作素材。贵州的傩文化艺术，被国内外誉为“戏剧的活化石”，是数千年在高原山地间传承、流变的古老的东方艺术，形成了多元的宗教、民俗、艺术和表演的复合文化体；贵州的侗族大歌蜚声世界，与侗民族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引起诸多学者和音乐人的关注，是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
第4篇
继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近年来翻译界悄然兴起了一种比较新的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它是在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和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论为基础，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的理论范式，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人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概念，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体性研究，它的特征之一是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同时以“生态学”和“翻译学”为理论基础，是具有跨学科特征的交叉研究。他提出“翻译过程是一个适应选择的过程，译作需符合其所在的生态环境，即语言本身，语言的文化背景及交际的需要如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翻译任务发出者的要求”，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单概括为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其原则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译评标准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生态翻译学是从全新的视角对当代翻译学理论进行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其理论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
二、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
(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黑龙江民俗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即考虑原文、原语、译文、译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定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实现了其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唤功能。原文：“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130啤酒厂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译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哈尔滨人们信息沟通、社会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桥梁。哈尔滨人喝啤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在这里当某人邀请别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请去喝啤酒的时候，就意味着双方交际的开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尔滨特有的啤酒品牌，这种译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语的发音，简单直观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达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够扩大游客对未知事物的文化视野，加深游客对该品牌的记忆，同时增加了哈尔滨啤酒的广告效应，起到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
三、结语
第5篇
当前，旅游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已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之一。旅游是关联性很强的民生产业。相关研究统计，旅游业投资每增加1元，可带动其他行业投资5元；旅游业每创造1元钱收入，可间接创造7元钱社会财富；旅游业直接增加1个就业岗位，可间接带动7个人就业；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5元，产生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旅游业成为一棵“摇钱树”。但是，旅游与文化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不可分割，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旅游的文化就没有活力，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抓住了文化就抓住了核心价值，抓住了旅游就抓住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旅游业还是一种绿色产业，因其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发展潜力大，已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各国各地区争相发展的产业。目前，全球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旅游产业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我国已有28个省区市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其中13个省区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黔东南有33个民族和2个待识别民族，是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多、比重最高的自治州，是全国苗族、侗族最大聚居区，也是我国苗、侗民族文化的核心区。黔东南有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分别有国家级、省级、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53处、8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名镇2处、名村3处，还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级1项，国家级52项68个保护点，省级175项206个保护点，州级186项218个保护点，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1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7人，州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96人。此外，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九侗六侗地区侗族村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传统村落225个（占全国、全省总数的14.4%和77.1%）。因此，黔东南被外界授予“歌舞之州”、“百节之乡”、“原生态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返璞归真的地方”、“世界苗侗原生态民族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全球10个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中国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等桂冠。改革开放以来，黔东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依旧突出，消费率偏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够强，“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问题还存在，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任务依然繁重，资源环境的约束依然强化，发展方式还较粗放，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需要依托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抢抓打造发展升级版的历史契机，以民族村寨为根、以原生态民族文化为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满足外界对异质文化的消费心理需求，打造在全省、全国具有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产品，在打造旅游发展升级版中实现提质转型。经济落后、民众贫困是民族文化式微的重要原因，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文化拥有者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体面，培育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也有利于形成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推进“科学发展、赶超跨越、同步小康”中能有效保护传承民族文化。
二、文化旅游发展时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挑战及原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期，黔东南就开始在雷山郎德等民族村寨开发民俗旅游，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带来了严峻挑战，民族文化正面临淡化消亡的险境。如在民族服饰方面，愿意穿着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自觉学习、懂得制作民族服饰的人更少，现在的年青人几乎不想再制作民族服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渐显后继无人之势。在民族歌舞方面，许多地方酒歌不再广泛传唱，情歌不再时兴游方活动，失去生活载体而逐步消失。如在水族村寨，结亲当天男方派一男两女未婚青年到女方唱一夜歌，是全寨最热闹的事，当天全寨人都会来欣赏对歌，可现在年青人不会唱、不愿唱也不愿听了，原来走进新娘家的门、走出新娘家的门以及整夜唱歌的习俗已不再。在民族语言方面也呈逐渐萎缩之势。外出务工是当前乡村民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纷纷外出甚至举家外出务工、经商，一些既会讲民族语言又会讲汉语的父母，已不再教自己的孩子讲本民族的语言，而是更愿意让孩子说汉语甚至标准的普通话等等。民族文化保护的保护传承已成为一道世界性难题。这是因全球化、工业化浪潮所带来的标准化、有序化，对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对自由化、无序化的农耕文化带来巨大冲涮，民族文化的脆弱性和不适应性日渐凸显。此外，文化旅游的开发不当也带来一定的破坏性，原因表现如下。
原因一：资源特征相似与开发中的“重建”问题黔东南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洒落在全州境内的广大民族村寨，苗族文化主要集中在环雷公山的苗族同胞村寨，以及部分存留于月亮山上的苗族同胞村寨。侗族文化又分南侗文化和北侗文化，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南侗的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的广大侗族村寨，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锦屏、天柱、剑河、三穗等县的侗族村寨，水族文化主要集中于榕江以及从江、雷山、丹寨、剑河等县的水族村寨，不管是苗族文化、南侗文化、北侗文化，亦或水族和其他民族同胞文化，在同一文化区域内同一民族的文化资源特征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这对打造极具个性特色的景区景点带来巨大难题。与此同时，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有时以“重建”方式打造旅游景区景点，不仅导致旅游产品的高度同质化，还造成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
原因二：重资源开发与创新不足的问题当前，黔东南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大部分还处于把旅游资源直接当作旅游产品来打包和兜售。在开发中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甚至把文化当做发展旅游的唯一“资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现旅游至上、唯利是图的倾向。为迎合和满足游客的欲望，任意复制、篡改、伪造文化。侧重于餐饮、住宿、娱乐等基础设施“硬建设”，侧重打造“农家乐”，千方百计地向游客提供具有农村风味的吃喝玩乐的设施招徕游客，以尽快赚取利润，而在“文化”两字上下工夫还不足，对于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充分利用还不够，对文化旅游产品、旅游开发模式的创新有待加强。
三、推进文化旅游发展与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良性互动的建议
建议一：明确发展定位，创新发展理念一是结合地区实际，明确发展定位。结合黔东南、立足贵州、放眼全国、面向世界，秉承原生态民族文化优势，将黔东南文化旅游放在全省、全国、全球价值琏的布局中来谋划，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将文化旅游作为全州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加以培育、打造。二是坚持生产性活态保护。敢于在市场化进程中保护文化，既要藏艺于民，更要载艺于旅、显艺于市，让文化与市场对接，激发文化主体的动力，让反映民族根与魂的文化能够传承后世，让原生态文化环境得到滋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三是突出苗、侗族特色文化。大力发展以苗、侗民族文化旅游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让外界更多了解、更多深入、更多享受原生态文化魅力、体验浓郁民俗风情，不断把文化旅游业做特、做新、做精、做大、做强。四是以当地民众为根本。充分考虑到当地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诉求，以传承人和当地群众为根本，关注传承人命运，呵护传承人，关注守望者，保留文化主体人，激发众人参与，由个人传承变为群体传承，实现“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文化自觉。
建议二：突出个性特色，打造“三个”集群一是打造环雷公山原生态苗族文化旅游集群。以雷山、雷公山和苗岭为中心，包括雷山、榕江、台江、剑河、丹寨等县的典型苗族村寨，积极推进蝴蝶园、亚热带鸟园、红豆杉植物园、苗药植物园和中国苗族文化体验中心等产品项目的建设，打造世界级的原生态苗族文化旅游区。二是打造黎从榕原生态侗族文化旅游集群。重点打造肇兴侗寨旅游区、七星侗寨文化旅游区、小黄等侗文化产业园、岜沙苗寨景区建设、三宝侗寨侗文化旅游区、五榕山城市主题公园及旅游休闲度假区、八舟河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等，打造世界级的原生态侗族文化旅游区。三是打造舞阳河流域原生态自然文化旅游集群。以舞阳河和镇远古城为核心，包括报京侗寨、杉木河、云台山、黄平革家寨、飞云崖、旧州、剑河温泉、谷陇苗寨等，打造在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集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原生态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四、结语
第6篇
1.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简说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
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四、多元、多样、复杂性：90年代民间舞蹈的发展态势
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促进了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90年代这一发展呈多元、多样、复杂的发展态势，即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时空的多样性，民舞群体观念的复杂性，以便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1.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于七八月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时节，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当地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这在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作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神同乐、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民间舞蹈的内涵和功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俗称“吃鼓脏”）是其最为隆重的神圣节日，它是一个由血缘家族、宗教为核心的“江略”（类似军事联盟的氏族组织）举行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每隔12年举行一次，届时众人要跳《踩鼓舞》，踩鼓时要身背祖先“央公央婆”跳舞。央公央婆的象征物是用杉木雕刻成的男女半身像。在踩鼓时象征交媾的表演中，要绕寨一周，表示祖先看望子孙繁衍，人人都是央公的孙子。〔3〕80年代以后，苗区的生产单位“家庭化”，加速了家庭经济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再一次呼唤人们的劳动互助，这种互助自然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发生。由此给人们提出了恢复“江略”团结的需求，通过鼓社祭，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同跳《踩鼓舞》，共饮“江略”酒，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血缘的圈子里，使人们获得“江略”认同感的满足。从苗族鼓社祭的活动中，我们看到这里既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痕迹，又有加强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增强认同感的心理需求，还有击鼓而舞的愉悦。多元多层文化内涵和功能的特点在当代民间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舞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民间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空间呈现出多样、交叉的立体式形态。绝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仍然在原产地传承发展，它们较多地保留着民舞的原生形态，或原生和变异并存的状态，只要这个地区和民族继续保留着适合于民间舞蹈生存的民俗活动空间，民间舞蹈将与人民永存。作为某一特定民间舞蹈形态和风格的传衍，往往伴随着一个时代的需要或结束而延续或消失。旅游文化、商贸集会或各种文化节，扩大了民间舞蹈传播的空间，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舞蹈，增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当其反馈回群众后起到升华提高的作用。当然，这种改编应该十分慎重，不负责任瞎改乱编只能糟蹋民间舞蹈的精华，尤其给青年人造成误导，成为披着民间舞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3.舞群观念的复杂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民舞的载体——舞群的思想观念，即其、价值观念、婚姻观念、生死观念、审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观念受到社会主体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舞群的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对其思想观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一切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原生形态的祭祀舞蹈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念，其中以祖先崇拜尤甚，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制或早期封建社会，祖先崇拜是压倒一切崇拜的宗教活动”〔4〕人们以为只有隆重的祭祀，才能获得祖灵的庇护，避免灾难，因为祖灵是直接掌握人们命运的。祖先崇拜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通过传统的祭祀年节和民间舞蹈，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土家族《跳摆手》祭“八部大王”，瑶族、畲族《跳盘王》祭始祖盘王，苗族“吃牯脏”跳《木鼓舞》、《芦笙舞》祭祖神等，均系祭祖仪式和舞蹈。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把民间舞蹈视作民族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民间舞向族民传授民族历史知识，使子孙后代永不忘本。如今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使自己的生活幸福、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寻根念祖、祈求祖神保佑的思想并未消除，通过参加祭祖民俗活动，同胞共跳摆手舞、芦笙舞，与祖神进行勾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寄托的观念依然在一部分人心中延续。当然，中国民众也在努力使民间信仰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收稿日期〕1999—06—10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文化模式转型中的几个问题［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杨正文.黔东南苗族社区的变迁态势［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杨＠①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4〕蔡家麒.论原始宗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第7篇
关键词：民营演出；舞台监督；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335-1
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陌生，特别是苏南一带，走乡串镇的“戏班子”是老百姓的欢乐源泉，场馆里说书、唱曲的民间艺人，也曾为群众带去喜悦。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多，各种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也开始“火”起来。经过多年的发展，苏州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已是全市重要的演出力量。目前全市已有民营文艺表演团体48家，演职人员一千余名，演出门类涉及声乐、舞蹈、戏剧等。这些表演团体常年扎根基层、服务人民，为繁荣演出市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苏州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奖励办法》，设立了专项资助扶持资金，每年组织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参加各类演出活动。数据显示，仅2013年一年，苏州全市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次超过8500场，接待观众超过600万人次。为进一步发挥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在繁荣苏州文化事业、壮大苏州文化产业中的作用，苏州市文广新局已连续多年主办“家在苏州・成就梦想”―――民星舞台活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组织形式多样的节目进行集中展示，既给群众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传送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同时也为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搭建汇报的展台、交流的平台和表演的舞台，以此来推动苏州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不断做强做大。
一、舞台监督首先要担任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参谋员”
众所周知，一台成功的演出从构思和设计开始，就需要舞台监督能全面地把握各个环节。以2014年苏州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家在苏州・成就梦想”民营文艺表演周为例，参演的19家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各具特色，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其中专业的院团如苏州芭蕾舞团，他们常年在苏州大型剧院演出，节目质量有保证。同时能够了解、理解并配合舞台监督的各项工作。与苏州芭蕾舞团同台演出的还有相声社嘻哈一笑堂、苏州小天使芭蕾舞团等等。确定好节目单后，舞台监督就要开始给这些团体出谋划策，让他们在最大限度地运用舞美的基础上展示最佳的节目状态。舞台监督只有为团体当好了参谋，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舞美数据，才能让表演团体在编排节目时把握准确，好在联合展示专场上展现各自的亮点。
二、舞台监督要甘为给民营文艺团体“跑龙套”
民营并不意味着水平业余，苏州的许多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水平不比公办团体逊色。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他们也都选送了优质的节目。但是部分民营表演团体仍存在人手不充裕等状况。为了使演员能够顺利走台、演出，在现场，舞台监督往往要帮助民营团体打下手、跑龙套。这些龙套活不仅有帮助舞美人员上下道具，也有在导演的安排下为演员做好“地脚线”等杂活，同时还有可能要临时客串演出中不起眼的、演出时间极为短暂的小角色。舞台监督只有甘于为民营团体“跑龙套”，才能有效、快速激发演员的表演能量。
三、舞台监督需当好导演和“老板”的“中介”
这其实是舞台监督的本职工作之一。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负责人往往身兼数职，既是老板又是演员。在民营剧团演出时，当导演负责场内的事宜时，场外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要由舞台监督来负责、支配各个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来完成。给导演和老板当“中介”意味着要按照导演的部署，来督促不同的民营文艺团体“老板”按照舞美设计图、依照排演日程的规定，为舞台的布景、服装、灯光等等做好周全的工作计划，完成任务等。
四、舞台监督要勇担演出各环节中“老娘舅”的角色
有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验丰富，众多江浙沪地区的院团都很认可。比如苏州壮丽戏剧工作室、太仓雅鹿沪剧团等。他们拥有大批的稳定的“粉丝”。这些“粉丝”可以说是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衣食父母，所以只要观众有需求，演员都会满足。演出前要求与“民星偶像”带妆合影，演出中要到后台来拍照，节目结束后，想要登台与演员一同庆祝演出成功。这些要求往往会影响演出，甚至影响其他同台表演的民营文艺团体。这个时候就要看舞台监督怎么扮好“老娘舅”的角色了。
尽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所占的市场份额上，民营文艺表演团体都不容忽视。但是由于部分团体“发育不良”、累积的节目粗放、人才匮乏等问题仍普遍困扰着他们。有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为了生存和盈利，演出的节目并不高雅，这就可能导致节目不能尽如导演的意。舞台监督在收到导演指令时，就要做好“老娘舅”，让这些团体的演员尽可能脱离平时的相对俗气的表演习惯，给观众美和雅的感受。当然，“老娘舅”还将责无旁贷地负责在演出过程中解决各个民营文艺团体的演员与舞台工作人员相互间的纠纷和问题。负责起演出的保卫工作，倘使舞台上临时发生了事故，也要及时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利。这个老娘舅除了会“讲”，还得会“做”。
“好花需要绿叶衬，好玉需要刀来琢。”舞台监督就好比是那把琢玉的刻刀。演出市场的不断完善，更对舞台监督人员的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国家已经为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搭建了一个公平的舞台，我们相信并期待，在这个公平的舞台上，作为“参谋员”“跑龙套”和“老娘舅”的舞台监督人员，定能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和进步，让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生命力愈加蓬勃，演出愈加精彩！
第8篇
一、 民俗文化因素在杜诗中发生的形态
民俗文化是杜诗创作的重要文学对象。从语料学角度看，其在杜诗中存在的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三类。
1、审美意象形态。所谓审美意象，是“一种由主体感知的语义形象”。这种语义形象“借助于主体的心理与文学语言的具象化功能，而在主体的头脑中呈现”。它“不指涉实在，它是文学语言的指归，又是文学语言创造文学世界的实体和手段”。[1]
审美意象是民俗文化在杜诗中存在的基本形态。它以写物图貌为其显现的基本途径。
如龙的意象。龙是中国原始社会形成的一个综合图腾意象。在其传承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饱含民族心理的能指意义。杜甫在其1457首诗中，有80多首诗中以龙为意象塑造文学对象。这个意象出现近100次[2]，可见，杜甫十分喜欢以“龙”的意象构建其文学客体。
诗人以“龙”写音乐之动人是“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渼陂行》）。着一“龙”字，乐之仙韵，宛如耳畔。
诗人以“龙”写水势是“蛟龙不自谋”（《江涨》）；“蛟螭乘九皋”（《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状树木的造形是“偃盖反走虬龙形”（《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白摧朽骨龙虎死”（《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虎倒龙颠委榛棘”（《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着一“龙”字，整句诗可谓灵气飞动，意蕴盎然。
此外，同类的如凤凰、麒麟等图腾意象，其他如神话、仙话、传说等民俗文化因素，也广泛地以审美意象的形态存在于杜诗之中。
杜甫选用民俗意象为其诗歌载体，使其传达的体验能准确地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双方找到契合点，从而引发较大的联想空间，产生较好的艺术效果。
2、典故形态。典故即“故事”。它在传承过程中其意义指向较意象直接而稳固。杜甫赋诗，不仅喜尚经典之典，民俗之典也是其重要的语言材料。其使用方法可粗分二类。
以民俗典故写志。最典型的当推“稷契”两个传说人物。稷，五谷之神。《礼记·祭法》中云：“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契是传说中的商之远祖，亦知农事。杜甫一生志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将自己的理想便依托于“稷契”二人之上。所谓“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契易为力”（《客居》），便是明证。
以民俗典故写情。民俗故事与经典文化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指向社会的有序化，相对忽略个体价值；前者则更倾向于个人感性的满足与对社会羁绊的反叛。所以，杜甫以民俗典故写情，主要是借以写怨情。
例如，天宝十四年（755），诗人游宦长安，被授予河西尉，不就。又改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大志受辱，慨然而叹：“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去矣行》）。
《魏书》载：“李预居长安，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玉石大小百余，磨为玉屑，每日服食。”古人传说，吃玉屑可以成仙，故前人效仿此说，以成典故。杜甫以之写一己牢骚，颇为传神。
民俗典故在其形成过程中，往往携带大量的集体无意识、社会心理内容。杜诗将个体情绪依托到这类典故之上，往往能使其意义更具穿透力。
3、文学对象形态。杜甫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是诗歌国度中比较独特的一帜。而他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又主要是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从杜诗中整理出的几个民俗文化因素的发生形态来看，杜甫对民俗的认识基本上是客观准确的，也是比较完整的。这说明杜甫对待民俗文化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的。以民俗文化为观照对象，往往要求认识主体具有强有力的判断力。杜甫自幼精熟内典，以此优势，吸收民俗文化专题入诗，在客观上形成了观点鲜明，情感丰厚，意义蕴藉的特征。
中国古典诗歌，自魏晋进入自觉期，其主要特征即个人写作取代群体写作而成为文苑的主流。但是，在知识为贵族阶层垄断的时代，文人创作者往往因其阶级局限与时代影响，视贵族情感为人类情感的全部，视精英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全部。而文学面对的对象世界是人类的整体情感世界，创作者的情感世界完整结构的缺失，无意会影响其作品的文学性与人类性的功能发挥。魏晋以降，写作个人化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所成的两个直接流弊即玄言诗派和宫体诗派的生成。这两个诗派正是因其辐射的情感世界涵盖的文化视界的不完整，在接受史上表现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失败。
杜甫诗歌创作的民俗文化视角，修正了盛唐以前中国诗歌的一些偏颇走向。对后人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杜甫创作对民俗文化视角的建构，从某些方面看正是变盛唐之音者。从整个诗史看，这一建构无疑又具有提升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品质的意义。
注释：
第9篇
关键词：宗教神话 民间文学 象鼻神
神话在整个泰国民间文学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泰国神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创世神话与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以及宗教神话。由于泰国是全民信仰佛教的国家，神话通过宗教的传播，直接进入泰国社会，并经过一定的文化过滤，最终融入到泰国本土文化之中。在泰国，对象鼻神的崇拜十分盛行，经常可以在泰国的街边和寺庙见到象鼻神的神像。泰国人民崇拜象鼻神，归根结底是源于其神话传说。
一、民间文学的概念和范围
（1）民间文学的概念
民间文学是文W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它既是民众的生活、思想与情感的自发表露，又是他们关于历史、科学、宗教及其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们的审美观念与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2）民间文学的范围
民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歌谣、长诗、谚语、谜语、俗语、歇后语、说唱、小戏，等等。
民间文学通过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民谣歌舞、民间戏剧说唱等文艺形式传播，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但在核心的民族价值观上却相对稳定，甚至能够传递遥远的先祖时代的族群信息，因此也有人称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二、泰国民间文学的特点
泰国的民间文学深深植根于泰国社会，是泰国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特点也是由泰国社会文化的特点所决定。
泰国民间文学孕育在泰国多元文化的土壤之中，表现出多元融合、多层次共存的特点。泰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特征。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先后进入泰国，并被吸纳到泰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中。世界各地的僧侣、传教士和商人等从陆路和海路来到泰国，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和繁荣的贸易，还有各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在泰国的民间文学中，既有傣泰民族的原始信仰体系的神话传说，也有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教诸神传说，还有反映与中国交往的一些风物传说。这些民间文学故事中，以宗教故事数量最多、影响最大。
其次，依赖口头传承的泰国民间文学传统历史悠久，根基深厚，是泰国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傣泰民族文化兴起得较早，但是泰族的文字直到13世纪末才出现。正是由于泰族文字创制较晚，在文字出现前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泰国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口承传统。泰族的文字相传是1283年由素可泰兰甘亨国王在孟文和高棉文的基础上创制的，书写采用印度天城体。因此，关于民族早期的历史只能依靠口头传承，依托于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与文艺也发展得非常成熟。泰国民间文学或文艺形式不但发展历史远远超过书面文学，而且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稳定，都是作家文学所无法企及的。
最后，泰国民间文学在泰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泰国古典文学的根基，对作家文学后来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泰国古典文学作品多数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佛本生故事，很少有原创故事。泰国最顶尖的古典文学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取材于民间文学，如被誉为立律诗之冠的《帕罗赋》是根据流传在泰国北部的一个民间传说写成；被誉为社帕格伦诗之冠的《坤昌与坤平》是根据中部地区民间说唱的故事内容整理补充而成。
三、象鼻神话传说
在泰国，人们把象鼻神（也称象头神）皮卡涅（Phra Phikhanet）尊为智慧、财富、成功和艺术之神。特别是在艺术方面，泰国人笃信皮卡涅掌管世间所有艺术门类，因此泰国艺术厅的徽章就是一个由7个圆圈环绕的象鼻神图案，这7个圆圈分别代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口才和文字学。泰国艺术大学也是以象鼻神作为自己的标志，不少学生在考试之前去拜象鼻神，祈望可以获好成绩。象鼻神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大腹便便的身体上长着一只象头，对此有很多解释，但都大同小异，其中传播最广的一个是这样讲的：
象鼻神皮卡涅是湿婆大神和威德天女乌玛的儿子。一次，湿婆想给爱子皮卡涅举行成人礼，他邀请了天界诸神，并请梵天和那罗延天为皮卡涅剃顶髻，为爱子祈福。可吉时已到，众神来齐，却独独不见那罗延天的踪影。湿婆便请因陀罗前往那罗延天的仙宫看个究竟。
到了那罗延天的仙宫，因陀罗发现那罗延天原来正在熟睡之中，便吹响圣战海螺吵醒了他。那罗延天从睡梦中被惊醒，忙不迭问因陀罗世上是否发生了什么灾难。因陀罗答道，是湿婆邀请他参加爱子皮卡涅的剃顶髻礼。被搅了美梦的那罗延天不满的发起牢骚来：“不就是个没脑袋的孩子嘛，真烦人！想美美的睡一觉都不行。”
那罗延天的话极其神圣，就算发牢骚也有相当的威力。因此，他话音刚落，那边皮卡涅的头就立刻消失了。整个会场一下乱了套，剃顶髻礼变成了寻头礼。湿婆命工匠之神即刻下凡，砍下当日新丧的死人头，带回来给皮卡涅接上。但不巧的是，当日居然没有一个死人。工匠神正无计可施，突然看到一只头朝西的死象，便把象头取下带回去给皮卡涅接上。
从此，皮卡涅就变成了象头。
四、泰国神话中的宗教色彩
（1）泰国的
对泰国民间文学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婆罗门教和原始鬼神信仰。泰国被誉为“黄袍佛国”，佛教在泰国具有国教的地位，约有95%的泰国人是佛教徒。佛教在民间文学中影响巨大。在泰国立国之前，佛教在泰国境内就已经传播很久了。关于佛教传入泰国所在地区最早的说法是公元前241元，印度阿育王请目犍连子帝须长老领导第三次结集，之后派遣僧侣去各处传法弘法。据斯里兰卡《大史》记载，阿育王总共派遣了九路传教僧团，其中第八路僧团由须那和郁多罗两位长老带领，前往金地地区。在素可泰兴起之前，今泰国境内佛教状况是北部地区以小乘佛教为主，而中部和南部地区则以大乘佛教为主。素可泰兰甘亨国王从南部地区的洛坤延请来自锡兰（斯里兰卡）的上座部僧团，并奉锡兰的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为国教，延续至今。
（2）印度文化的影响
印度文化对泰国民间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全面的、多层次的。不论是创世神话还是文化起源神话，很多神话文本都被佛教和婆罗门教改造并吸收。但更多的来自印度的神话则通过宗教的传播，并经过一定的文化过滤，最终融入到泰国本土文化之中。
（3）宗教典籍的传播
婆罗门教三大主神梵天、湿婆和毗湿奴的神话通过婆罗门教的宗教典籍，特别是《往世书》，与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一道传入泰国，有些神和故事经过佛教的吸收和改造之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不少故事已经成功地融入到泰国本土文化之中，成为泰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婆罗门教的神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作品之中。
五、结语
作为文化整体，泰国民间文学特别是神话的内容，在整个泰国都有流传。而在这个以上座部佛教为国教信仰的国度，神话故事被渲染上了深深的宗教色彩。源自印度婆罗门教的象鼻神，在泰国民间生活中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宗教神话成为泰国民间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为其后作家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金勇. 泰国民间文学[M]. 宁夏：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3]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四版）.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
生态伦理
文化功能
人与自然
自然生态环境是各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影响和制约着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创造出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构建出内容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包含着丰富生态伦理智慧的思想，对于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本质上是种工具装置，通过它，人可以把自身置于一个较好的处境中去应付周围环境以及在各种需要的满足中所面临的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问题。”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是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发挥了其特有的社会作用，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承载了多方面的功能。
一、对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功能
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造就特殊的生态文化，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调相处的历史。“万物有灵”是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朴素的自然观，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生态伦理文化是少数民族先民与大自然“互动”的升华，当人们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他们就会通过神话和史诗等形式对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演化和人类的起源进行极为生动的猜测和描述，认为可以通过求助或控制超自然力量实现人们的愿望，以此表达人类对自然养育之恩的感激。
北方民族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在丧葬习俗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鄂温克人非常爱惜和重视驯鹿；满族视鹰为神，捕鹰时不说“捕”要说“请”或“拉”，捕鹰之前要拜祭鹰神，鹰神同时还是满族的生育神、氏族守护神、萨满巫祖神；鄂伦春族也对熊、虎、狼等曾是崇拜的图腾或保护神的名字充满敬意，不许直呼其名，在狩猎前通过绘画或泥塑等形式进行祈求收获的仪式；柯尔克孜族在居室饰物上绣有刀剑的图案。这些信仰和仪式形成了敬畏、崇拜、关怀、感恩等各种心理，对团结部族成员、增强安全感，维护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功能
“适度”、“知足”的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凡事不可超越界限，超过了限度会适得其反。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圆满。”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通过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号召人们各安本分、各尽其责、容忍、谦让，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人积极投入社会生活，为自己、也为别人造福；倡导人们从宿命论和超自然力量中去寻找人间灾难的根源，用自己的善恶观、道德观和戒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效地减少了部族间的摩擦，使已有的冲突得到缓和；要求只要每一个成员都做部族认为正确的事，他就会赢得一切神灵和部族成员的赞赏，反之，就会受到神灵的报应、惩罚和部族成员的谴责；主张部族对神灵承担特定的道德义务。赫哲人族对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蒙古族对鄂嫩河、克鲁伦河、嫩江、辽河，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对伊敏河、诺敏河、海拉尔河和多布库尔河等都十分崇拜。他们视神山是神灵的化身，从不乱打神山上的动物，也不砍神山上的树木。维吾尔族很重视打猎的季节，尽力避免打到正在怀孕或哺乳的野生动物、不许虐待自己的牲畜、宰牲畜吃肉时不许宰杀未满周岁的牲畜。鄂温克族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物，每个部族都十分尊敬自己的图腾物，不打、不恐吓它，更不许外氏族的人伤害。他们认为污染大自然是极大的罪孽，会给自己和部族带来灾祸。
这种规范将宗教和道德融为一体，集精神和文化于一身，具体的行为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部族成员的日常行为。使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保护下，只有克制、知足、行善、奉献才能获得幸福报偿。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促进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和奉献精神，设计出符合部族文化利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逐渐成为民族或区域文化传统的部分，具备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
三、对信仰、禁忌的解释功能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尽管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各民族长期传承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习惯法及日常生产、生活习俗流传下来，影响至今。
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分别创造和流传下来了《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传》和《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传说故事。《魏书·高车传》记载：“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
(单于)筑高台，置二女其上，将以与天之(天不至)而狼来，女下为狼妻而生子，后遂滋繁成国。”在突厥的起源上也有“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的传说，反映了突厥的狼祖崇拜；蒙古族崇奉苍狼和白鹿，《蒙古源流》就记载了不许伤害苍狼、白鹿的故事，实际上这些图腾崇拜都源于生存的需要。突厥人崇拜狼是因为狼对游牧经济影响很大；通古斯人崇拜熊，熊是狩猎中遭遇的最凶猛的动物之一；蒙古人崇拜马，马在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鹿则是鄂温克人得力的运输工具，他们的生活用品和打到的野兽完全依靠驯鹿驮运，鹿成为鄂温克人的“森林之舟”，这些流传至今的创世史诗和神话传说包含着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道德观。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反映出人在面对自然关系时的伦理选择以禁忌、崇拜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春天是许多动物产崽的季节，对于那些产崽的动物少数民族先民不仅不准打，还要加以保护。
东北鄂伦春族不准打正在孵卵或哺乳的雌『生禽兽，他们相信打了以后再也不会打到猎物；要求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区域的森林实行封山育林，禁止滥砍滥伐树木、随意捕杀动物，避免惊动动物、植物的神灵；认为对一只动物的善行等同于对人的善行，对一只动物的恶行等同于对人的恶行，违犯禁忌会给本人和部族带来灾难。因而禁止人们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维吾尔族也很重视打猎的季节，无论是在信仰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兰教的环境下，维吾尔族都要求不能为满足自己的私利随意猎杀、捕捉飞禽走兽。保护、关爱动植物成为少数民族共同的传统美德和生活习惯。这种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把大自然看成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出发点。“敬畏天物”、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客观上减少了对自然的破坏，保持了生态资源的多样性。
四、对生活习俗的保存和传递功能
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曾经历过一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时期，同各种鬼神思想也通过祭祀节日、风俗习惯的形式保存下来。狩猎民族的舞蹈内容多是以象征性的方式捕捉动物。“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住毡包、帐篷，吃牛、羊肉，以奶茶、奶酒为饮料的习惯，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有着穿皮毛衣裤、扎皮腰带、红白喜事、节日吉庆都离不开牲畜的生活习俗；而生活在绿洲农业区的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则以米、面、肉食为主，穿棉、绸、布衣，腰间扎布巾，“逐渐形成了新疆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豪迈刚直、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和深层文化结构”。鄂伦春族崇拜桦树，桦树木材坚硬，能用来盖屋、造船，制作食具、饮具、盒箱。《龙沙纪略·物产》中记载：“鄂伦春地宜桦，冠覆器具庐帐舟渡，皆以桦皮为之。”诺鲁孜节是现在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的隆重节日，也称为“春分节”，每年诺鲁孜节要举行拜水、拜树、敬土地、敬自然等一系列活动；将一盆象征春天的青苗放归河流，让它顺流而下，希望将绿色播撒大地，给人们带来吉祥、丰收。塔塔尔族在6月过“撒班节”、蒙古族在“夏初节”举行预祝畜牧业丰收的庆祝活动、塔吉克族有“祖吾尔节”和“铁合木祖瓦斯提节”，这些节日都是为了期盼风调雨顺，获得大自然的佑护而举行的农事节日。它保持了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各种技巧和方法，象征性地强化了文化意义上的各种活动。
五、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调控功能
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生存是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生产方式从来都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支配作用极大。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组织、有系统的宇宙观念，为人和环境建立起相互荣辱与共的联系。
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大多与其生产生活的资源有关。它最初表现为群体的信仰认同，众多的少数民族认为自己是由某种动植物变成的，演绎了各种各样的源于具体自然物的族源传说。在萨满神谕中，柳是生命的象征。满族神话中也说：在很久以前，祖先居住的河突然变成了虎尔罕海，大水淹没了万物生灵，只剩下了一个人。他在大水中随波漂流，眼看就要被水吞没，这时候水面漂来一根柳枝，他抓住柳枝，柳枝载着他漂进一个半淹在水里的石洞，化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并和他生下了后代，柳树就做为满族的始祖，被予以祭祀和保护。①鄂温克族把熊视为祖先；哈萨克族认为自己是白天鹅的后代；侗族先民认为万物起源于“雾”，并自觉地将这些作为人类本原的东西加以保护，希望得到超自然神力的认同和庇护。这种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体现在生态伦理思想上，就是各少数民族最初的“天人一体”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表现，它以直观的形式反映出人与自然物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包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智慧。
第11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第12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2]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第13篇
关键词：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SWOT分析
一、前言
2006年6月，湄洲妈祖祭典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各地每年有近百万的妈祖信徒前往莆田湄洲岛祖庙进行朝拜，本文主要研究方向是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背景及SWOT分析，为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产业提供理论参考，给予未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发展一定的帮助。
1.闽台妈祖民俗体育的研究现状
莆田市湄洲岛是妈祖的故乡，每年都有诞辰、羽化升天祭典、庙会等重大节日，在这些祭典表演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妈祖民俗体育项目。妈祖民俗体育活动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每年全世界前来湄洲岛进香谒祖朝拜的人很多，祭典上各种民俗体育节目的表演逐渐成为了祭典的主角，里面包涵了很多的妈祖民俗体育资源，这些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在后人的精心改编下，很好地继承了原来的祭祀精神，而且赋予了这些体育项目各种的功能。妈祖信俗是中国首个信俗类世遗，发展民俗体育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随着莆田湄洲岛滨海体育旅游业的开发研究与发展，关于妈祖民俗体育产业的研究也更进一步了，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
2.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背景
2008年8月开始，莆田学院认真研究整理了妈祖文化中的体育元素。以2009年9月30日妈祖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契机。创编了妈祖健身功、健身操、健身舞三种蕴涵丰富妈祖民俗文化的体育项目，近年来，在莆田湄洲岛还举办了一些体育赛事，有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海峡两岸“妈祖杯”龙舟赛等，但是利用湄洲岛上的妈祖文化和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出来的体育资源还不够规范科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因素的需求，发展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很多人开始了湄洲岛妈祖民俗体育的开发和研究。自2011年11月开始，每年的妈祖诞辰和羽化升天祭典仪式由莆田学院师生来担任，这种祭典模式结合实际开发妈祖民俗体育的情况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分析
传统的妈祖民俗体育活动流传到了今天，很多已经被运用到了除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以外的地方，逐渐有了朝商业化发展的趋势。2010年6月，莆田学院体育系妈祖女子车鼓队参加了上海世博会上福建馆的节目表演，还到福州三坊七巷等各地表演，充分地展示了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目前，全球妈祖信众有2亿多，群众基础雄厚，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作用，一是促进了妈祖文化的传播；二是增进民族与社会的认同感。通过举办民俗节庆活动对国人而言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世界华人而言增进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对外国人而言透过节庆活动增进对当地文化历史背景的认识与理解。当前，随着妈祖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在全球尤其在台湾妈祖文化成为两岸民众精神交流的重要纽带，如今以妈祖冠名的体育赛事在两岸的各种节庆文化活动中比比皆是，体育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载体，而民俗节庆体育的地域文化性，加深了两岸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和谐与发展。
三、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SWOT分析
1.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优势
（1）资源优势。闽台妈祖民俗体育项目种类较多，每年“元宵闹妈祖”活动中的摆棕轿、耍刀轿、冲礼花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生辰日”和九月初九“妈祖羽化升天”祭祀活动中的皂隶摆、妆阁、转凉伞、八佾舞等。还有一些未用在这些传统祭典上的民俗体育，如妈祖女子车鼓、舞龙舞狮等观赏性较强的体育项目，还有妈祖健身舞、妈祖健身操、妈祖健身功等以强身健体为主的体育项目。加上世界各种以妈祖信仰为活动的庙会活动数不胜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各地的妈祖民俗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了。
（2）地域优势。莆田市地处福建黄金海岸中部，近年来，高铁的开通使得福州长乐机场和厦门国际机场到莆田的时间越来越短，莆田港口城市的发展已进一步促进了交通发展，建成了直达湄洲岛的莆秀高速等公路，对于全球妈祖信徒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背靠福建东南经济区，面向台湾海峡，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为福建台湾交往的重要通道。莆田湄洲岛是妈祖的故乡，是全球妈祖信徒前来朝圣的地方；莆田湄洲岛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传统妈祖民俗文化保留比较完整，莆田其他一些地方的妈祖民俗体育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2.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劣势
（1）研究开发少。因为，全国民俗体育产业化问题研究比较少，而目前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还处在理论状态，在妈祖信徒心目中没多少影响力，所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初期要经过比较漫长的路。关于闽台妈祖文化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在网络上搜索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已经超过万条，但是没有针对性，涉及妈祖民俗体育的论文也比较少，有关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所以不能构成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伊能嘉矩在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人类杂志》上发表的台湾汉人信仰之海神。就是关于妈祖的研究，这样算来研究妈祖文化的年限还是比较久远的，长久以来的研究都很少涉及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话题，都是研究挖掘妈祖传统文化的。
（2）缺少专业人员。由于全国研究民俗体育产业化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人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政府或者企业也没有足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缺少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这个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将导致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这个项目短时间内比较难发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积累经验。
3.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机会
（1）政策机遇。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标志着海峡经济区建设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4号]中四次提到要充分利用妈祖文化的优势，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国家给予了海西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发展，这样关于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课题也成为很多人和有关政府部门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实践发展带来了机会。
（2）经济发展需求。据统计，2008年
共接待旅客644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56亿元，每年到湄洲岛朝拜妈祖、旅游观光的海内外游客达到100多万人次，其湾游客有10万人次。当游客认同这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项目的时候，在每年来湄洲岛朝拜的时候就可以专门出资请具有闽台妈祖民俗体育特色的一些节目去表演，例如：舞龙舞狮、妈祖舞、妈祖车鼓等等，这样就能进一步的促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2010年福建省第十四届田径运动会在莆田成功举办，打响了莆田的文化品牌，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在开幕式的晚会上，表演的很多节目都体现了浓厚的妈祖文化，向游客展现了妈祖民俗体育，这样既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宣传，又间接推动着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发展。
4.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威胁
（1）莆仙文化的竞争。妈祖文化是莆
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是莆田文化的龙头老大，但同时也与莆田的其他文化竞争，例如莆田南少林文化产业、壶山玉皇文化、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其中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已经整合开发建设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样一来妈祖文化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这些文化产业的冲击，这些文化产业或者其发展起来的旅游景区都将吸引很大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并且占用政府支持民俗文化发展的一大部分资源，都将会影响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如何在众多莆田文化产业的冲击下蓬勃发展，吸引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现代体育发展的冲击。莆田市素
有“田径之乡”“武术之乡”“篮球之乡”的称号。一直以来，莆田市的现代体育产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十四届省运会在莆田市的成功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现代体育产业的发展，但是像妈祖民俗体育产业这种传统民俗体育产业的发展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政府用于发展民俗体育产业的专款比较少，导致了民俗体育发展缓慢，近年来，莆田湄洲岛的体育旅游开发与发展一定程度给予了民俗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但是来自现在成熟的体育产业的冲击还是不容忽视的。
总的来说，对妈祖民俗体育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目前将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还没人提出这一观点和加以研究，通过分析发展现状以及预测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如果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与湄洲岛旅游结合起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比较大。两岸民众交往越来越密切，同时妈祖文化又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在台湾民众普遍信仰妈祖，很多人每年都会到湄洲岛妈祖祖庙进香，结合整个民俗体育发展趋势和国内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是必须发展的，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将一部分体育活动商业化，例如成立专门培训妈祖舞、妈祖功这些大众的娱乐健身教练，到各个社区或者老人院进行这些健身培训，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传统妈祖体育活动。其次，成立专门的闽台妈祖民俗体育活动训练基地，可以成立公司模式，全球有5000多座妈祖庙，每年都有很多的祭典仪式，一些庆典也可以出资请这些专业的民俗体育表演队表演，全世界有2亿多妈祖信徒，市场潜力巨大，所以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是可行的，但是还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实践，只有理论联系实践才能真正实现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
参考文献
[1]吴冰，肖熙然.妈祖文化视野中的莆田滨海体育旅游业开发研究[J].海峡科学，2012（8）：151-153.
[2]林顺治.妈祖文化中的民俗体育探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3，28（2）：194-196.
[3]刘青健.妈祖文化视野中的莆田滨海体育旅游业开发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0（5）：128-131.
[4]林朝晖，林德明.妈祖民俗节庆中的体育文化活动[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11，30（4）： 35-37.
[5]林立新，王佳.妈祖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莆田学院学报，2011（4）：1-6.
第14篇
关键词： 历史博物馆 人文素养 丰泽区
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文化及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泉州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看，在丰泽区行政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其中之一包括历史博物馆。开发和利用历史博物馆的资源，形成学校的历史教材和适合素质教育的历史教学模式，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人格健全，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现代意识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一代新人，由此促进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一、丰泽区历史博物馆的概况
丰泽区历史渊源流长，文化积淀深厚，所在地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同时丰泽区本身又集闽南金三角开放区、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于一体。因而在丰泽区内有着众多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清源山风景区、灵山圣墓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个、省级文物37个，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大量珍贵的中外文化瑰宝，以及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在众多的博物馆中，主要的历史博物馆有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博物馆及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等。
这些历史博物馆，不仅展品丰富多彩，而且各馆都有鲜明的展示主题，能够从多个角度展示泉州的历史文化风貌，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开发和利用历史博物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历史博物馆的资源引入历史课程，开展相关的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对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的意义。
二、开发历史博物馆资源的途径
新一轮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提出了“课程资源”概念，强调改变关门办学、重知识传授轻人的发展现状，强调通过开发校外课程资源、通过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健康情感、交往能力、合作能力、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学习能力、信息素养和环境意识等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而校外课程资源的开发是实现教育与社会、学生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教师要强化历史课程资源意识，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有效利用各种课程资源。要利用历史遗迹、遗址，遗迹博物馆、展览馆等，增强直观的历史感受。”那么，如何利用历史博物馆资源促进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实践。
1.利用历史博物馆开展历史综合实践活动
历史综合实践活动是历史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它不仅弥补了课堂教学中教师语言、教具等方面的不足，而且发挥了任何资料和方式都无可代替的教育教学作用，更给学生提供了实践、创新的场所和机会，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中学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丰泽区的历史博物馆不仅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而且能够提供给学生实践的场所，是历史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的独特的资源。丰泽区所属的历史博物馆展示内容相关的主题都可以作为历史实践活动的对象，比如：闽台历史渊源、探秘泉州华侨、闽南传统建筑的特色、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探访东亚文化之都等。
案例一：
活动主题：闽台一家亲。
活动目的：让学生了解闽台之间的五缘关系以及闽台关系的历史渊源，体会闽台之间深厚的历史情缘，使学生深刻认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团结协作的意识。
活动过程：
（1）将学生分为5个小组，各组分别从闽台五缘关系中选择一个主题，进行探究。
（2）组织学生参观闽台缘博物馆，并给予参观方法的指导，必要时进行解说。
（3）根据对闽台缘博物馆的参观，以及搜集的资料，各组成员进行讨论，并以小组的主题设计一个PPT，并写好解说词。
（4）各小组分别对自己的探究成果进行展示，并开展小组交流活动，讨论在实践活动中的收获。
（5）教师根据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进行评价。
活动小结：通过闽台缘博物馆展示的实物、图片、视频及文字等资源，让学生更直观、生动、形象地了解闽台之间的五缘关系，深深体会闽台一家亲的深厚情缘，培养学生爱乡爱国的思想感情。通过实践活动环节的设计，学生既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又可以培养相互协作的能力。
2.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历史博物馆的资源
历史具有过去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特点，因此，学生在学习历史课程时，不免觉得时间久远，枯燥无味。但是地方历史是学生在生活环境中可以直接感知到的，也是大多数学生有所了解却又不甚清楚、比较有兴趣了解的。如果在课堂教学中穿插地方史的内容，引入历史博物馆中相关的实物图片等资料，不仅可以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还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案例二：
教学内容：北师大版七年级下册《第14课元帝国拓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基业》。
教学过程：（1）在本课讲到民族融合的部分，讲述元朝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同汉、蒙等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这一知识点时，利用多媒体展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图片资料，穿插介绍泉州地区的回族历史。（2）在作业布置环节，让学生参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3.利用历史博物馆的资源开设校本课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我国实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三级管理，这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实际生活，开设形式多样校本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增强课程对学生的适应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丰泽区丰富的历史博物馆资源，可以为本校的校本课程开发提供学习资料和场所。如开设《博物馆里的泉州》的校本课程，从介绍博物馆的馆藏展品入手进而讲述泉州的历史文化；开设《小小志愿者》的校本课程，培训学生介绍馆藏文物，然后到博物馆实习。
三、开发历史博物馆资源对提升中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重要作用。通过开发历史博物馆资源，使其可以在历史课题教学、历史实践活动及开发历史校本课程中发挥作用，让学生直观、生动、有趣地了解泉州的历史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提高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1.文明基本素养得到培养
文明基本素养的内容非常宽泛，主要包括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协作交流能力等多个方面。在开发历史博物馆资源的实践中，学生在学习中获得乐趣，在活动中学会互相帮助，理解协作的意义，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使学生的现代文明基本素养得到培养。
2.民族精神教育得到加强
在实践中，教师在利用博物馆宝贵的实物图片资料进行知识介绍的基础上，让学生分小组分工合作，进行地方历史的调查研究、实地参观博物馆等活动，这样可改变学生的历史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史兴趣，让学生在充满兴趣的氛围下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人文素养的培育，加深学生对民族的理解，提高民族精神。
第15篇
分析传统的妈祖民俗体育活动流传到了今天，很多已经被运用到了除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以外的地方，逐渐有了朝商业化发展的趋势。2010年6月，莆田学院体育系妈祖女子车鼓队参加了上海世博会上福建馆的节目表演，还到福州三坊七巷等各地表演，充分地展示了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目前，全球妈祖信众有2亿多，群众基础雄厚，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作用，一是促进了妈祖文化的传播；二是增进民族与社会的认同感。通过举办民俗节庆活动对国人而言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世界华人而言增进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对外国人而言透过节庆活动增进对当地文化历史背景的认识与理解。当前，随着妈祖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在全球尤其在台湾妈祖文化成为两岸民众精神交流的重要纽带，如今以妈祖冠名的体育赛事在两岸的各种节庆文化活动中比比皆是，体育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载体，而民俗节庆体育的地域文化性，加深了两岸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和谐与发展。
二、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SWOT分析
1.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优势
（1）资源优势。闽台妈祖民俗体育项目种类较多，每年“元宵闹妈祖”活动中的摆棕轿、耍刀轿、冲礼花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生辰日”和九月初九“妈祖羽化升天”祭祀活动中的皂隶摆、妆阁、转凉伞、八佾舞等。还有一些未用在这些传统祭典上的民俗体育，如妈祖女子车鼓、舞龙舞狮等观赏性较强的体育项目，还有妈祖健身舞、妈祖健身操、妈祖健身功等以强身健体为主的体育项目。加上世界各种以妈祖信仰为活动的庙会活动数不胜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各地的妈祖民俗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了。
（2）地域优势。莆田市地处福建黄金海岸中部，近年来，高铁的开通使得福州长乐机场和厦门国际机场到莆田的时间越来越短，莆田港口城市的发展已进一步促进了交通发展，建成了直达湄洲岛的莆秀高速等公路，对于全球妈祖信徒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背靠福建东南经济区，面向台湾海峡，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为福建台湾交往的重要通道。莆田湄洲岛是妈祖的故乡，是全球妈祖信徒前来朝圣的地方；莆田湄洲岛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传统妈祖民俗文化保留比较完整，莆田其他一些地方的妈祖民俗体育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2.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劣势
（1）研究开发少。因为，全国民俗体育产业化问题研究比较少，而目前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还处在理论状态，在妈祖信徒心目中没多少影响力，所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初期要经过比较漫长的路。关于闽台妈祖文化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在网络上搜索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已经超过万条，但是没有针对性，涉及妈祖民俗体育的论文也比较少，有关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所以不能构成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伊能嘉矩在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人类杂志》上发表的台湾汉人信仰之海神。就是关于妈祖的研究，这样算来研究妈祖文化的年限还是比较久远的，长久以来的研究都很少涉及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话题，都是研究挖掘妈祖传统文化的。
（2）缺少专业人员。由于全国研究民俗体育产业化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人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政府或者企业也没有足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缺少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这个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将导致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这个项目短时间内比较难发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积累经验。
3.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机会
（1）政策机遇。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标志着海峡经济区建设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4号]中四次提到要充分利用妈祖文化的优势,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国家给予了海西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发展，这样关于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课题也成为很多人和有关政府部门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实践发展带来了机会。
（2）经济发展需求。据统计，2008年共接待旅客644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56亿元，每年到湄洲岛朝拜妈祖、旅游观光的海内外游客达到100多万人次，其湾游客有10万人次。当游客认同这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项目的时候，在每年来湄洲岛朝拜的时候就可以专门出资请具有闽台妈祖民俗体育特色的一些节目去表演，例如：舞龙舞狮、妈祖舞、妈祖车鼓等等，这样就能进一步的促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2010年福建省第十四届田径运动会在莆田成功举办，打响了莆田的文化品牌，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在开幕式的晚会上，表演的很多节目都体现了浓厚的妈祖文化，向游客展现了妈祖民俗体育，这样既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宣传，又间接推动着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发展。
4.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威胁
（1）莆仙文化的竞争。妈祖文化是莆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是莆田文化的龙头老大，但同时也与莆田的其他文化竞争，例如莆田南少林文化产业、壶山玉皇文化、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其中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已经整合开发建设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样一来妈祖文化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这些文化产业的冲击，这些文化产业或者其发展起来的旅游景区都将吸引很大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并且占用政府支持民俗文化发展的一大部分资源，都将会影响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如何在众多莆田文化产业的冲击下蓬勃发展，吸引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