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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标准出现了偏差
在当前考试制度没有较大改革的情况,多数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标准是以分数为导向的,因此,教师语文教育的目标自然也是向分数看齐。教师教育目标的设定决定了教学行为,培养学生博取高分的技巧成为教师教学的重点,长此以往,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薄弱,语文素养低下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从高中生、大学生文章中别字频出就可以看出来。学生语文成绩最终是以分数检验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唯分数论,而忽视语文基础知识的教育,尤其对初中生来说,忽视基础知识的教育对学生将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2.教学方式方法问题
许多教师沉不下来心来研究教学方式方法,教学实践中也不注意分析总结,形不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往往倾向于一些时髦的教学理念,并不断更新教学手段,花样翻新,语文教学被各种花样思潮所左右,脱离了以语言活动为中心的教学宗旨,不认认真真地研究文本,扎扎实实地学习基础知识,时间就在这样浮于表面的课堂教学形式中流逝了。
3.教学目标不够明确
当下提倡人文教育,这是对的,但不能走极端,同时也不能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从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在当前的教学中,许多教师强调人文性就搞自由主义,随意地解读文本,追逐时尚,给予学生过多的自,一节课下来,看着热闹,学生们却没有多大收获,特别是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难有积累,这是造成初中生语文能力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一些教师则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教学方式僵化,花大量时间灌输文章结构及语义,烦琐的分析不仅使学生昏昏欲睡,也不利于学生在整体上把握文章要表达的真正含义,使学生见木不见林,失去了语文教学的真正意义。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效率低下,同时还有可能使学生失去学习语文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失去了兴趣的学习无论如何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二、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的一些建议
重视语文基础知识的训练“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新课程标准把情感教育和价值观等人文性因素放在教学目标的突出地位,突出了语文教育应有的丰富内涵,充分展示语文自身的无穷魅力,还语文以本来的面目。但要注意的是教学中我们在突出体现语文人文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工具性,应当使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水融。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语文素养,但无论何时,无论教学怎样改革,语文基础知识永远是提高语文素养的基础。在当下唯分数论的大环境中,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不考虑分数,两者似乎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仔细思考,这还是基础知识不够扎实的原因。如果不那么浮躁,扎扎实实地进行语文基础知识的训练,以语言为中心,明确教学目标,循序渐进地进行语文教学,那么语文基础知识的功力肯定会稳步提高。语文基础知识的提高会有利于对整篇文章的理解,而在整体上把握了文章要表达的要义反过来更有利于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如其中的重点字词只有在通篇考虑的情况下才能把握其正含义。只有在对文章真正要表达的意思理解了才能去谈人文性,才能理解作者在写作文章时的感受与情怀,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是每一个作者在写作文章所想要达到的预期效果。
三、培养对语文的热爱
传统知识论的核心:规律
传统知识论的核心是规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知识的解释是: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对事物的了解,其中可靠的成分就是知识。依据反映对象的深刻性和系统性程度,知识可分为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生活常识是对某些事实的判断和描述。科学知识是通过一定的科学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事物的知识。科学知识也有经验的和理论的两种不同水平。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认识的结晶,又是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必要的精神条件。知识与无知相对立。从无知到有知识,知识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不断运动,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过程。知识的发展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化和扩展。这种处在辩证运动中的知识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可逆性和加速度增长的特点。”定义涉及到知识的来源、形式、发展规律等等。从传统知识论框架看,这个定义是比较完备的。从知识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传统知识论的核心是规律,无论是“对某些事实的判断和描述”还是对事物的“理解和说明”,其目的都在于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也就是事物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定性。人们的认识过程是对真理的无限趋近,反映在知识上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化和扩展”。所以,规律是人们认识活动的目的与核心,知识则是对客观规律的不同形式的揭示和描述,表现为认识活动的结果。
知识的核心是客观规律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对概念的探讨,最早确立起“知识是对普遍必然性的本质的把握”这一根本观点。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苏格拉底最早在知识和规律之间划上了等号,规律由此成为认识的对象和知识的内容。柏拉图则把世界划分为理念的世界和现实和世界,认为知识是对理念的把握,所以知识是永恒的,意见则是变动不居的。巴门尼德明确区分了意见和真理,认为“意见”是个别的,随时间、地点、个人而变迁,“知识”则是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知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知识是对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把握;二是存在是知识的对象,所以,知识就是对规律的把握和揭示,否则便称不上是知识,这是传统知识观的根本观点,近代认识论就是对这一知识观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在这个方向上人们的思考更进了一步,思考的重心已不再是“知识是什么”,而是“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
以规律作为知识核心的思想来源于对存在的预设,从这个预设出发,人们就必须解答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问题。经验论和唯理论争论的根源就在于传统知识观的第二个基本假设,即存在是知识的对象,这个知识的对象在近代被称为实体,实体是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实体的设定产生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即如何保证主体的知识与客体规律一致的问题,为了消弥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唯理论者从人的理性出发,经验论者则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提出和证明了知识的来源及可能性。培根是近代经验论的奠基人,他提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人若非发狂,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求助于感觉”。笛卡尔作为唯理论的始作者则提出真的知识只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我们的“纯粹理智”,他以“我思故我在”为前提推演出整个知识大厦,并最后求助于上帝来保证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的一致和统一。但是,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不可能正确解答知识的来源和可能性问题,二者在休谟和莱布尼茨那里分别走到了自己逻辑和历史的终点。休谟声称“至于由感官所发生的那些印象,据我看来,它们的最终原因是人类理性所完全不能解释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地断定,那些印象是直接由对象发生的,还是被心灵的创造能力所产生,还是由我们的造物主那里得来的”。(注:休谟.人性论[M]:101.)休谟的“温和的怀疑论”事实上已经异常雄辩地揭示出了经验论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即“经验重复一万遍还是经验”,在一定意义上也否定了关于实体的设定。莱布尼茨则指出,并非全部知识都来源于“纯粹理智”,只有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等科学知识是建立在我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智直观的基础上,而自然科学是我们依据充足理由律所建立的事实科学,前者是必然真理,后者只是或然真理,在这里莱布尼茨事实上也否定了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传统知识论的预设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在康德那里最后得到了总爆发,为了解决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康德提出用“先天认识形式”来统一“感性杂多”,他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因此“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才有知识”,他试图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折衷的办法来解决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但最终的结论却是“物自体不可知”,实体依然存在于人的认识之外,难以进入作为主体的人的视野。
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强调要从实践的、人的维度考察知识,他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立场,也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4.)而改造世界强调的则是人的主体的参与,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从实践主体尺度出发,抽象的实体消退了,代之而出的是“人的世界”、“对象世界”、“人化自然”,马克思批判了传统哲学的实体观,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或者说“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8、169.)对实体的否定使传统知识论丧失了它的本体论依据,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规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马克思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得许多人间的建筑师也感到自叹弗如,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72.)
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可以归结出:(1)现实世界是“为我的”,也就是“人化的”,这种为我性表现为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2)人优胜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能够在头脑中以表象的方式,也就是观念的方式虚拟现实,这种虚拟可能来自模仿,也可能来自思维自由的构造,但无论如何,“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以观念方式对现实的虚拟形成了规律,它决定着人们活动的方式和方法。所以,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所谓的“规律”已不是传统理解的对世界的“镜式的映照”,而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对象在表象及观念中的“表述和构成”,由此知识的核心不是努力去无限地趋近客观存在,相反,世界随着我对对象“表述和构成方式”的变化而无限生成,所以知识论的核心不应当是解释和揭示客观规律,争论于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问题,而应当从主体出发,从实践的人出发,以规则作为知识论考察的核心,重在说明人类的知识规则是如何演化的,人的世界是如何伴随着知识规则的演化而不断生成的,以及探讨和揭示出最关乎当代人生存的当代知识规则。
任何一个时代只能提出和解决自己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也不例外,他虽然已经洞察到了知识论应当面临的转向,但很多时候他还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规律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虚拟只是在观念上存在着,它还没有成为现实。人们在生活中面对的,实际接触到的总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从认识与现实是否符合的角度考虑问题,把知识进步单纯看作是量的积累和对现实的无限趋近。“人体解剖是认识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历史低级阶段发生的事情必须要到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能得到认识,知识论的核心应当转向知识规则这一点只有在虚拟成为现实以后,也就是赛博空间出现以后才真正得以彰显。
现代知识论的核心:规则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曾经戏言“倘若我们要颁发‘最佳矛盾奖’,那么‘虚拟现实’一词一定榜上有名。”所谓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是指“由计算机对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或者环境进行的模拟,而你可以与之进行交互并且在其中进行探索”(注:个人计算机及因特网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365.)虚拟现实的基础设施是计算机,基本元素是比特(比特是信息的最小单位,或者简单的可以把它想成"0"或"1"),各种软件语言包括虚拟现实技术是技术保障,电脑网络和其他通讯手段是基本的通讯设备。虚拟现实所存在的空间又被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也就是电脑——网络空间。人们通常理解的虚拟现实是对数字化的表述方式和构成方式的总称,尼葛洛庞帝曾把与虚拟现实相对现实世界称为原子世界,也就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感官所直接感知到的事物和过程,把虚拟现实称为比特构成的世界。
虚拟现实的根本特点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真”于“假”的二元对立,达到了“真”与“假”的现实的统一。传统上人们习惯于把真与假作为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看待,但这种统一仅仅是思维中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个事物或过程的判断要么是真,要么是假,要么是部分真部分假,绝对不可能出现亦真亦假的情况。而虚拟现实则超越了这种对立,在虚拟现实中,真的又是假的,假的又是真的。你说它是真的,是因为虚拟现实中的客体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并不像人们主观精神中虚构的客体那样是人们不能用感官直接感知的,相反,它不仅可以被作为个体的人感知,还可以被他人同时地和真切地感受到,“感受如同在真实世界中一般。你不仅可以在其中活动、移物、转弯、攀梯、玩乐器等等,且更有甚者,所有动作均可随时定格”。(注:金枝.虚拟生存[J].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9.)在虚拟现实中,作为主体的人还可以和虚拟客体发生交互作用,这表明虚拟现实同样是现实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虚拟现实又是假的,这是因为无论虚拟客体多么生动逼真,栩栩如生,能给你带来多么真实和真切的感受,它始终是虚拟的,虚拟的苹果看上去再逼真,“吃”起来再有“味”,还是不能为现实的你解渴充饥。虚拟现实这种亦真亦假的特性决定了我们从前从现实性出发考虑问题的方式必须实现一个倒转,因为虚拟现实诚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从规律的角度去认识它,无论怎样无限趋近,你还是不可能掌握它,尽管虚拟现实必须借助于现实中的机器设备,从根本上说,它完全来自人类的创造。虚拟现实是由对事物与关系的数字化表述和构成方式,加上计算机的前所未有的高速运算实现的。人类的知识相对于虚拟现实具有历史和逻辑上的在先性,这一点与从现实性出发的人们传统的对知识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从规律出发,着重探讨知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的传统知识论,必须要转向从规则出发,着重探讨人们对对象的“表述和构成方式”的知识论,探讨随着人类实践方式的转换,知识规则是如何演化的,以及各个时代知识规则的特点。也就是说,在知识论中核心的因素和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的规则,是规则的变迁启动了世界的形态,使得世界的现实性不断展开,并最终在现实中达到了“实体”与“虚体”的辩证统一。
从规则的角度理解知识,世界就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它摆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认识去无限地趋近客观真理,也就是发现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相反,它是未完成的,是“对象世界”、“人化自然”,是随着人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不断展现出自己现实性的无限丰富内涵的世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而开启人类世界的钥匙是知识规则,伴随着知识规则的每一个新的进步,世界向人类呈现出更丰富多彩的内容,这种内容的增加不仅有量的积累,更有质的突变,例如行为化知识规则和经验化知识规则使人类的知识只能局限于以地球为中心的常规、低速、中观运动领域,而形式化演绎规则则能使人的认识突破感官的局限,扩展到微观、宏观、超宏观乃至宇宙大尺度领域,数字化知识规则更是使人类超越了“实体”世界,进入到“虚拟”时空中恣意遨游。在世界的不断展开与绵延中,人类确立和确证着“改变世界”的信心和勇气,同时在世界的无限展开中,人的主体性也在不断地增长,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在规则下归于无形。
虚拟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世界各个民族大多都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一种代码,一种符号,当人们用语言符号指称,或者说规则一种事物或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思维中,在观念中把它虚拟出来了,只是这种虚拟还只停留在观念的领域,只能为个体感知。他人通过语言交流可以了解和体会,但是无法直接感知到,也就是说,此时的虚拟还具有不可通约性。随着人类交往的发展,在各个民族、区域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乃至法律、制度,也就是虚拟的行为规则,这时虚拟进入了现实世界,成为现实中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虚拟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可通约的。现代人所理解的虚拟是数字化知识规则的产物,它指向的是现实中“不可能的可能”及“可能的不可能”。同时这种“可能”与“不可能”还能被人们真实地视、听、乃至触摸,也就是真实而真切地感受到。此时的虚拟不仅是现实的,可通约的,而且是超越现实的。正是现代的虚拟现实的出现使得知识规则性的一面强烈地凸现出来,并且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看待问题的方式。
知识规则是指人们对事物或关系的表述或构成方式,其含义有三:(1)规则是一种中介系统,思维借助这个中介来表达万物,从而在思维中构成万物,它相当于波普所讲的“世界3”;(2)规则是一种表述系统,其表述的实质是以间断性来表达连续性,把运动的东西静止化,否则思维就不能表述客观事物,就不可能有知识;(3)规则又是一种建构系统,是通过符号代码,以逻辑形式对思维对象的能动的建构,它包含着主体的能动的自由创造。规律本身无所谓自由,它只是人们通往自由王国的桥梁,而规则的本质特性就在于它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来自它的间接性和中介性,知识之所以可能,思维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就在于人能够摆脱现实具体事物的纠缠,通过符号和逻辑方式自由地在思维空间中进行推演,在观念上表述和构成对象。
以规则作为知识论核心的思想不完全是新的,但只有在虚拟现实成为现实以后它才集中地、强烈地显露出来,这又一次印证了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即“人体解剖是认识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有两个著名的悖论:“飞矢不动”和“阿基里斯赶不上乌龟”。芝诺是这样论证的:飞矢在运动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距离中的每一个点,在每一个点上飞矢必然是静止的、不动的,所以飞矢不动。与此类似,阿基里斯在追赶龟的过程中,他每前进一步,乌龟同时也在往前爬,于是阿基里斯和乌龟之间的距离可以无穷小,但他永远赶不上乌龟。如果单从逻辑上分析,芝诺的论证是对的,但它显然与现实不符。事实上芝诺悖论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示了知识表述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这个问题只有到黑格尔那里才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解答。
黑格尔极其天才地指出了芝诺悖论的实质在于“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割开来考察”。(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290.)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指出思维认识现实的特殊道路在于对具体存在的不断扬弃,“这样,那作为支配机械和化学过程的力量的主观目的,在这些过程里让客观事物彼此互相消耗,互相扬弃,而它却超脱其自身与它们之外,但同时又保存其自身于它们之内。这就是理性的狡黠。”黑格尔在这里有把主观精神绝对化、神秘化的趋向,但他确实揭示出了一般科学或知识的形成过程就在于思维必须通过把现实存在支离破碎的方式才能保持它们的完整性,也就是说知识形成遵循的不是由物到人的简单的“反映”,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述和建构事物,有自己特殊的规则,这个规则的演化方向是不断抽象化、符号化、概念化和简单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抽象思辨的方式揭示了知识规则的演化规律。
列宁对黑格尔的思想继续进行了阐发,他说“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就是这样。”在这里列宁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表明了知识形成的特殊道路,即必须用简单化、粗糙化的方式表述和构成事物、关系及其运动,也就是在思维中形成特殊的语言符号体系,也就是一套规则系统。规则构成了知识论的核心与实质。
2、王勃《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分野,”古代占星家为了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称作分野。具体说就是把某星宿当作某封国的分野,某星宿当作某州的分野,或反过来把某国当作某星宿的分野,某州当作某星宿的分野。王勃这句诗是说江西南昌地处翼宿、轸宿分野之内。
3、唐代卫象《古诗》:“辽东老将鬓有雪,犹向旄头夜夜看。”“昴宿”,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由七颗星组成,又称旄头(旗头的意思)。唐代李贺诗“秋静见旄头”,旄头指昴宿。卫象这一诗句表现了一位老将高度警惕、细心防守的情景。
4、曹植《与吴季重书》:“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参商”,“参”指西官白虎七宿中的参宿,“商”指东官苍龙七宿中的心宿,是心宿的别称。参宿在西,心宿在东,二者在星空中此出彼没,彼出此没,因此常用来喻人分离不得相见。
5、唐代张说《恩赐丽正殿书院赐宴应得林字》:“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壁宿”,指北官玄武七宿中的第七宿,由两颗星组成,因其在室宿的东边,很像室宿的墙壁,又称东壁。张说这一诗句形容壁宿是天上的图书库。
6、《诗经•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流火”,流,下行;火,指大火星,即东官苍龙七宿中的心宿。七月相当于公历的八月,流火是说大火星的位置已由中天逐渐西降,表明暑气已退。
7、屈原《九歌》:“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北斗”,又称“北斗七星”,指在北方天空排列成斗形(或杓形)的七颗亮星。七颗星的名称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排列如斗杓,故称“北斗”。根据北斗星便能找到北极星,故又称“指极星”。《古诗十九首》:“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是北斗星中的第五星。
8、《唐雎不辱使命》:“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彗星俗称扫帚星,彗星袭月即彗星的光芒扫过月亮,按迷信的说法是重大灾难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