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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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应当深入到其内隐层,即传统作为思维方式的民族审美结构是历史的“积淀”,它在艺术传统内隐层中起着统摄作用。中国画家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趣味,具有特殊性质。当代中国画家的文化心理与艺术传统的联系在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艺术传统的精粹都是在历史许可的范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创作自由。艺术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创造,他是作为一个既定的文化继承者在进行艺术活动,在他对既定文化塑造的过程中也包括潜在的艺术图式对他的塑造。传统的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带着经验、习惯,从而使自己具有现代价值并不断更新、前进。“知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石涛话语中的玄机值得时时体味。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

二、外来文化影响

表现当代人的审美观,几乎是所有求变画家所希望接近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反对艺术发展过程中要必然地符合规律地出现艺术的当代的一面。一个文化的特殊性格,不通过比较就很难突出它应该突出的东西。艺术的当代形式时代对艺术的要求,是艺术家历史使命感在艺术中的表现,是时代生活与社会审美心理的体现。经验告诉我们,对外来文化不应该是移植,而是以我们的思想去感应,中国画必须保持自己艺术的独立性。我深信,中国传统主体观念将在接受现代文化观念的洗礼中,必将完成一次大的新陈代谢。三、中西方美学价值的正确认识

艺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能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各个时代的真正伟大的艺术,它往往既是民族,但又不会囿于地域、民族的狭窄界限,总会在审美的深层上通向人类。从比较研究的结果来看,中国艺术是人格理想的一种体现,保持和谐是中国画的根本。从本质上讲,中西方艺术不存在高低优劣,而只有差别。人们应站在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高度对包括传统本身及其影响在内的问题进行反思。中华民族完全能够用自己的理想和实践,吸取世界文化中的精华,注入现代艺术以新鲜血液,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术。

由于几十年来的历史布满了深陷的断层,因此造成了不同年龄段的画家在知识结构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各种“代沟”,人们很难使用双方认可的概念和术语进行对话。在对前人作品的领悟,也因缺乏对构成元素的敏感和对知识结构、心理结构的适当组织,所以对深层表现内容的感受以及对形式构成深入感受之间产生脱离的现象,更多的人只能对形式构成有一定的敏感,而不能进入深层的表现内容,所以空洞的艺术表现成为通病。投入自然、投入生活成为当代画家迫切的需要,我们的前人正是看到永恒和自然界充满生机活意,大化流行,处处都在宣畅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意,就是因为这种宇宙充满机趣,才促使我们的先人奋起效法,生生不息,创造出辉煌的艺术成就来。

从理论这个角度来看,理论的正确引导比较薄弱。因为艺术的奥秘可能并不是由艺术家本人可以洞察和解说的。相反理论家以其高度敏锐的理论审察力和深刻的反思,在美学和绘画之间找出一种类似的西方艺术心理学这样的学问,既不是偏重于纯粹抽象的哲学思考,也不只完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形式,找出这种中间桥梁才能对绘画创作真正产生实质性的引导作用。

综合上面的分析,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应采取吞两极而取中,内研传统,心师造化,妙合当代,不断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中国画创作语境,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美感的、健康的中国画作品,促使一个多元化局面的形成。惊人的昨天已经逝去,辉煌的明天必将来临,中国画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摘要】通过对当前中国画若干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对中国画文化标准、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应重新反思、定位和自我修复的论点。期许不断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中国画创作语境,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美感的、健康的中国画作品,促使一个多元化局面的形成。

【关键词】当代中国画文化思潮多元化创作语境

参考文献:

[1]曹意强,范景中.20世纪中国画[C].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第2篇

关键词：重工业化差距硬化差距强化对策

我国制造业发展与重工业化趋势

（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社会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的结构化，社会经济必须选择或确立自己阶段性的重点。一旦这种结构形成，经济发展将确立发展的中心，并形成发展阶段上可依赖的路径，而对路径的依赖将直到条件完备时，结构被调整或者是被强制。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演绎了上述的规律性。就我国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来看，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04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了45778亿元，比上年增加34%。2006年我国工业完成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1%，而当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近3/4来自重制造业。产业体系中制造业的地位被凸显出来，成为推动我国长时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点和产业发展的中心，“中国制造”也蜚声海外。

（二）对我国重工业化趋势的认识

基于现状和规律的判断。“人类所经历的、以主导产业为划分标志的各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划分为七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为工业化中期主体阶段，即以加工组装型重化工为主导的阶段。这时，技术复杂程度不高的机械、钢铁、造船等低度加工组装型重化工发展受到这一中间产品市场的强烈拉动，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这条发展的“快车道”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一国工业化的进展，霍夫曼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表现为重工业化”。笔者认为，从实证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呈现的基本特征，不难判断我国正处在快速向重工业化转变阶段，重工业化的趋势已经显露。

基于评价的判断。“在劳动力丰富和资本稀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尚未得到改变的条件下，只是由于政府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导致仍然稀缺的资本定价过低，从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这是违背市场作用的结果。如果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却出现重工业化趋势，一定是生产要素价格遭到了扭曲”。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所谓的政府扭曲要素价格，但政策的干预通过引导国际资本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金瓶颈，从而营造了重工业化的条件。

我国重工业化趋势的成因分析

（一）政府主导

经济发展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实施有效追赶，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最终实现国富民强，成为为政者坚持的基本方针。于是，市场一旦产生有利于发展的契机，便会近乎必然地得到政府的首肯，从而付诸政策化，推动实现制度化，并导致观念性非制度土壤的形成。这些因素势必会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导致某种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性的强化。

我国制造业作为重工业的代表，其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政策、制度及有利氛围的支持，从而得以主导我国经济的增长，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

（二）市场引致

政策意图的强化作用与经济上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条件表现为市场反应，即市场主体对政府政策意图表现一致的回应。政府主导提供了对应产业发展方向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得一致性的市场反应不存在任何的政策阻碍；经济人理性导致主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选择与政府一致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成本。

（三）国际分工与选择

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国际经济联系的不断深化，使得更大范围内经济的互动与依存性不断加强。新技术发明与运用基础上产生的新产业，改变了传统的产业格局，并在世界经济范围引起国际分工的重组。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国际分工序列，使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发展“中国制造”的机会，并因自身的条件而自然地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重心转移后留下的空白。

重工业化趋势和差距硬化与强化的风险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在经济发展处于落后水平的情况下，伴随着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重工业化却隐藏了阻碍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它不仅使得自身内部面临社会性的困顿，在对外经济联系中势必会受役于所处的关系链，并在实际的国际关系发展中支付比预期更高的机会成本，并导致发展差距硬化和差距强化问题。（一）重工业化趋势与发展差距硬化问题

差距硬化是经济后进国家（地区）在进行经济建设，实施经济追赶战略的过程中，受到政策、原始路径、资源禀赋、市场机制及国际市场选择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对后发优势产生条件的限制，使经济的发展陷入不可持续性，从而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重工业化趋势与差距硬化。重工业化趋势中，隐含了导致硬化的多种因素，并支持着差距硬化的可能性：重工业建设的现期成果对政策产生诱导，使产业政策与相关制度产生持续刚性，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缺乏政策支持；产业结构重心长期的倾斜，支配要素的长期配置的主要流向，导致资源配置结构的硬化；市场主体总体非理性及搭便车的倾向，成为阻碍产业调整的自然力；国际市场分工与选择，借助市场利益的诱因，加剧资源配置的倾斜。“在开放的环境下，条件使得自己容易成为‘世界工厂’或生产车间的命运。这是支撑粗放式增长的机制，并成为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二）重工业化趋势与发展差距强化问题

差距强化是经济发展受到与差距硬化相关因素的影响，产生持续性的路径依赖，并导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从而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在长期中导致产业结构畸形，产生经济停滞甚至是衰退。

差距硬化因素的影响与强化的可能性。在实际的产业发展过程中，系列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硬化的因素，都在极大程度上累积差距强化的惯性；路径依赖的形成导致制度变迁成本上升，并反过来阻碍制度变迁，形成促成差距强化的制度性因素；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促成了差距强化的竞争性因素。

规避风险的政策建议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合理引导重工业化的发展，坚持技术创新与品质路线；协调其发展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系，做到建设而不依赖，实现渐进式培育与长远赶超相结合。

建立市场准入制度，优化市场秩序，实现规模经济。对于工业化中期迅速发展的产业，完全自发的市场调节与不科学的政策供给，会导致因短期利益而支付资源不合理配置、经济过度非均衡和改革成本上升等方面的高额成本。通过市场准入引导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对提升企业素质，增强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实现产业资源的整合利用，合理控制资源投放及产业发展的规模，优化市场秩序，实现规模经济，都将有积极的意义。

对外资实施筛选与导流，确保后发优势。结合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需要，对国际资本市场施行选择性过滤，以引导国际资源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研发能力提升、产品品质升级及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发挥后发优势，避免被动选择导致的劣势累积。

走出去战略。扶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挖掘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潜力，为国内新产业的发展预留更多的资源空间和本土市场空间，夯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

参考文献：

1.张耀辉.产业创新的理论探索—高新产业发展的规律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

第3篇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从向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基础结构之变

到了世纪之交，乡村治理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都发生了巨变。世纪之交的农村巨变，当然不只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甚至主要不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真正的巨变在于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

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指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基础的农村内生结构，或者我们所说村庄社会关联的状况。举例来说，最近20多年，农村的家庭结构和妇女地位，就发生了巨变。最近20年来，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变，典型的是父子分家。传统的深度交换基础上的代际关系，正在向理性化程度颇高、代际交换较少的关系转变。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地位有极大的提高，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家庭都是妇女管钱管物。妇女当家成为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

再举例来说，传统社会中，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是各种超家庭的结构性力量，包括我们所尤其关注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如传统的宗族、村社组织。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宗族的复兴，但绝大多数地区的宗族组织都已解体，宗族力量大为削弱，甚至宗族意识也不复存在。

以上基础结构的变化，又与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有关。几乎所有被调查村，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非农收入，这些非农收入尤其以“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收入为多。正是农民的外出务工，使得传统的通婚圈被彻底打破，传统家庭结构更加难以维持。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陌生化和疏离化，依托于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正在替代传统的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农村社区越来越丧失内生获得秩序的能力。

农村基础结构的变化，是较乡村治理变化更为根本的变化，又是影响乃至决定乡村治理状况及乡村治理制度安排的变化。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是当前乡村中国巨变图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著的方面，但不是最为根本的方面。价值之变

当前中国农村巨变最为根本的方面，是社会基础结构得以维系的价值的巨变。就是说，在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以农民关于人生意义定义的变化为基础的价值之变。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当前农村巨变的实质。

在传统时代，强烈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理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终极价值关怀，构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和最为深沉的生活动力，构成了农民的生命意义，最终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到世纪之交，“传宗接代”的“落后”观念被抛弃了，“现在人们只关心自己活得好不好”（农民语）。与“落后”观念一同被抛弃的是农民一直以来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

我们将农民价值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强调个人权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进村，包括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内的现代观念的冲击，农民流动和农民收入与就业的多元化，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地方信仰逐步与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只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但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解决不了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的关系问题，终极价值出现缺位。更重要的是，当前农民被消费主义所裹胁，他们有限的收入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终极价值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终极价值缺位，致使当前农村出现了各种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丧事上表演脱衣舞、丧心病狂地虐待父母、地下的泛滥、地下的传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