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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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根据大家普遍接受的现代化定义，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它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它从英国的工业化开始，然后向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和北美扩散。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工业化继续向波兰、俄国等中东欧国家和日本扩散。第三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起，工业化在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展开。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1861～1917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1917～1991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现在俄罗斯正面临着艰难的第三次现代化转型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总值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五位，但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39%。1985年，苏联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0%。[1](p249～250)俄国和苏联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旧俄国在1917年被革命，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了。两阶段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本文主要就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1861～1917年)的障碍机制谈些浅薄的看法。

二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般是由内部自下而上自发的渐变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相结合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俄国的现代化则是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打败后通过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启动的，沙皇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角。由于市场发育不足，俄国的现代化带有国家行为和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但是，沙皇是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改革不得不照顾贵族地主的利益，所以俄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处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农奴制始终是主要的障碍机制。当14～15世纪农奴制在西欧各国消失时，农奴制却悄悄地在中东欧国家兴起。俄国是农奴制延续时间最长、表现形式最为野蛮的国家。1807年，拿破仑在华沙公国(1815年后称波兰王国)颁布宪法，废除农奴制，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同年，普鲁士政府废除农奴制。1848年，奥地利政府废除农奴制。唯独俄国的农奴制延续到1861年。在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时，农民却被迫交纳远远高于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的高额赎金。对于农民来说，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它夺走了农民多年积累的资金，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过程，使俄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掠夺农民的暴行在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制国家和地区的确是罕见的。1861年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中世纪的村社组织，反而加强了村社的经济职能。农民赎买份地，地主不是同农民而是同村社签订契约。村社限制农民离开农村，遏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拥有土地的数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农民的好地。俄国农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状况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在改革后的40年里，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农民的份地不断减少，从1861年的4.8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减少到1905年的2.6俄亩。农民缺乏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限制了他们与市场的结合，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1861年改革保留了大量农奴制残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主要表现。根据1900年的资料，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中，贵族占有79.8%，而农民只占有5.5%，商人和市民占有12.8%；20世纪初，拥有500俄亩以上大地产的地主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形成了拥有5万俄亩的土地寡头集团。155个大地主的土地面积达1620万俄亩，几乎占全国私有土地的20%。[2](p494)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地主可以通过工役制继续奴役农民，他们让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为其耕种土地。工役制妨碍了地主用先进农具和雇佣劳动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根据列宁的统计，在欧俄43个省中，有19个省的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已占优势，这主要是波罗的海和西部各省；有17个省的地主经济工役制度占优势，这主要是黑土省；还有7个省是混合经济占优势。

俄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它涵盖了19世纪50～90年代。改革后的20年是工业革命进程的扩展或粗放阶段。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然后扩散到食品业和机器制造业、五金加工业。莫斯科是纺织工业的中心，彼得堡是机器制造工业和五金加工业的中心。国家全力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而由市场推动轻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不得不大量吸收外国资本，进口外国机器。与此同时，俄国大量出口谷物。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融于一体。从19世纪80年代起，工业革命进入集约和结束阶段。90年代，俄国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冶金、燃料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在顿涅茨和巴库建立。工业生产年均增长9%。从1893年至1900年，共修筑了2.2万俄里铁路，比前20年修筑的总和还多。到1901年，全国铁路增至5.6万俄里，形成了完整的铁路交通网。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工业生产总额和农业生产总额持平。城市化程度达到15%。俄国艰难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转变。但是，俄国远未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高涨为1900～1903年的工业危机所打断。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农业落后和国内市场狭窄。在危机之后，俄国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经济长期萧条。从1910年起，又进入经济高涨时期。1910～1913年，工业生产增长45%，年均增长11%。[3](p22)其中轻工业增长32%，重工业增长67%。[4](p7)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力和内燃机，俄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现代化达到新的高度。这次工业高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

俄国工业化的设计师是谢尔盖·维特(1849～1915年)。他在1893年制定了《工商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发展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以保护关税、出口粮食、引进外资、征收重税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与技术差距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的一种牺牲农业来换取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和铁路的建筑是在与农业市场几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农业的落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工业化和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与农奴制残余和中世纪村社的矛盾。随着1900～1903年经济危机的到来，维持的工业化政策受到批评，1903年他被免去财政大臣职务。

为了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1906年升任大臣会议主席的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年)着手实行。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消灭村社，扶植富农经济，扩大土地私有制，保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他拟订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06年3月4日土地规划条例，该法令和条例经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尼古拉二世批准后成为1910年6月14日法律和1911年5月29日法律。

斯托雷平的实施情况如下：截止1916年1月1日，共有2478224户(占村社农户的22%)和15919208俄亩的耕地(占村社耕地的14%)脱离了村社。一共建立了154万个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占全体农户的12.5%)，拥有耕地1510万俄亩(占全部份地的11%)。[5](p199,p250～251)斯托雷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谷物的收获量从1909年起(除1911年外)呈上升趋势。1913年达54亿普特。1909～1913年，全俄谷物年均总产量为50亿普特，人均谷物产量500千克。地主和富农的谷物产量占一半，其余一半由中农和贫农生产。谷物的商品率为26%。[5](p440)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自然经济还占优势。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目的没有达到，还有近90%的农民仍在村社生活。改革没有触动半农奴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继续为土地而斗争。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仍然是俄国农村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俄国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在展开。

三

专制制度是俄国现代化的第二个障碍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由专制国家来推动的。维特的工业化方针也是借助专制国家的作用来强制推行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资本主义企业自主精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的发育，又使专制制度面临挑战。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

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传统。众所周知，拜占廷帝国是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于一身。13～15世纪，东北罗斯遭受鞑靼蒙古统治达240年。15世纪末建立的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深深打上了亚洲专制主义的烙印。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3～1584年)自称沙皇，享有拜占廷皇帝的权威。沙皇专制制度代表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属性在300多年的历史中不曾有任何改变。沙皇俄国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专制集权国家。彼得大帝(1682～1725年)实行改革，把俄国引向西方，开始了俄国的西化进程。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的“开明专制”，大量引入法国启蒙文化。但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实行全盘西化政策，而是把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标志着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为滞后。“大改革”竟没有把建立俄国式的代议机构即国家杜马提上议事日程。在各地建立的地方自治会议、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培育了一批立宪主义者。1905年革命才迫使沙皇政府真正走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轨道。《10月17日宣言》赋予人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使它同国务会议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被拖延100年的国家杜马终于召开。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的新版《国家根本法》是俄国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的转折点。但是，沙皇仍有任命官吏、解散杜马的权力。沙皇专制制度仍是旧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机制。

四

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和保守性，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个障碍机制。

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988年从拜占廷接受基督教时，罗斯被纳入统一的欧洲文明之中。1054年，基督教发生东西教会分裂，欧洲文明分为以使用拉丁字母为主的西方罗马天主教文明和以使用希腊文字为主的拜占廷东正教文明两部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兴起，新教从天主教脱颖而出。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莫斯科逐渐取代君士坦丁堡的位置，成为东正教的中心。1510年由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成为东正教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天主教—新教文明同东正教文明从此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天主教—新教国家实行二元领导，教会和国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东正教国家则实行政教合一，皇权凌驾于教权。教会靠国家和地主赐予的地产维持生活。俄国东正教会适应国家的需要，向广大教徒灌输虔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的思想，成为沙皇政府统治人民的驯服工具。东正教会还因其墨守陈规而成为沙皇政府反对改革、镇压革命的重要力量。东正教会的依附性和保守性逐渐削弱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反官方教会的旧礼仪派和各种教派纷纷崛起，无神论思想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东正教官方教会随着沙皇政权的衰落而衰落。

当然，东正教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每当国难临头、外敌入侵，东正教会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14～15世纪摆脱鞑靼蒙古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在17世纪初的“混乱年代”反对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在1941～1945年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中都发挥了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

【参考文献】

[1]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萨哈罗夫.俄国通史：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СахаровА．Н．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началаⅩⅤⅢдоконцаⅩⅠⅩвека)[M].莫斯科，1997.

[3]舍佩列夫.1904～1914年的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政策问题(ШепелевЛ．Е．Царизмибуржуазияв1904～1914гг．：Проблемы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политики)[M].列宁格勒，1987.

第2篇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苏北

一、现代性与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性?中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观点各异，可谓见仁见智。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颇具影响，他运用多维视角对现代性进行重新审视，在不同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性作了多方面的界定，“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disemt~ding)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

现代性包含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两方面，是用来说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征的术语。历史上不少学者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首先把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如康德关于“启蒙”的理解、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

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来看，现代性包含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干脆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而韦伯则详细地从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

现代化与现代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代化是指社会秩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过程。它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动态的概念，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整体变迁在经济上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进化；在政治文化方面是从经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指从以习惯为主导的规则系统向以法律为主导的规则系统进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变迁是现代化最终的决定因素。

现代化并非是在个别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和发展趋势，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发展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性是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国外学者布莱克曾经用因果关系来说明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区别：“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现代化是动态的，是“因”，现代性则是静态的，是“果”；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现代性与现代化二者不可分割，没有现代化，现代性就无法体现，而没有现代性，现代化也就失去了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苏北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少地区出现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是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引起了学术界、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江苏作为全国为数不多GDP超万亿的经济强省，内部各区域之间显著的经济差异一直是困扰它的一大难题。江苏省根据其13个市在本省的自然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板块。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个省辖市，共40个县(市、区)，土地面积达5．24万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总人口达3281．12万人。苏北无论从土地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上来说都可以算是江苏省的半壁江山。从地理位置而言，苏北地区处于我国发达的东部沿海中部，连接华北、西北、长江三角洲，东临太平洋，隔黄海又与日本、韩国两个发达的东亚国家相望，是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是基于历史的、客观的等诸多原因，苏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低谷。从2000年来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看，苏北不仅在经济总量和均量上占全省的比重越来越小，有的经济指标甚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与苏南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越大。2000年，苏北五市人均GDP为6289元，是全省的53．4％、苏南的28．3％；到2006年，苏北五市人均GDP虽然达到12910元，却降到了全省的45％，苏南的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21元；2000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入为130．28亿元，是全省的15．1％、苏南的24．7％；到2006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人为501．13亿元，降到了全省的12．7％、苏南的20．3％。另有统计资料显示，苏北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等地级市不仅经济总量达不到苏南一些县级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苏南一些县级市的1／10，甚至更低。

苏北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长期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分析，苏北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性原则的规范。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越来越注重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主体意识的自觉，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快速发展。中国虽然从20世纪初就开始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现代精神气质，尤其是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中个体自由和主体意识的形成。现性虽然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它只是以碎片的、萌芽的形态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相反，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量残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却根深蒂固，主要表现有：人治高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等靠要”等。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苏北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三、从苏北现代化进程看落后地区的现代性构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以下行政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只是上级政策的简单执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各省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虽有差距，但不是很显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国内区域差距13益扩大，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已成为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像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苏南、苏中、苏北经济上的显著差异非常类似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上的梯状分布，其它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区域发展的失衡。如何推进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各区域的共同发展，～直是中国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曾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除了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落后地区现代性的构建，在精神层面上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在制度上加快体制转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在精神性维度上，立足现实，强化主体性意识。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可以使人的目的、利益和需要得到最大的实现”。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与现代工业生产密不可分，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第一次把自然界当作人的对象，人不再任意听从自然界的摆布，而是为自然界立法。正是人的主体性支撑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也证明，思想解放的程度、主体性意识觉醒的程度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哪个地区思想解放得快，主体性意识觉醒得早，老百姓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最强烈，哪个地方市场化进程就快、经济发展也就快。张家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着眼于解放人的思想，培育人们的主体性精神。张家港人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许多突破性的飞跃，比如“没有名次就没有地位”，“不能吃饱肚子，空了脑子”，“拿金杯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个声音喊到底”，“不是要我发展，而是我要发展”，这些新观念渗透到许许多多人的头脑中，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苏北地区人们思想解放得慢、主体性意识较弱，没有真正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因此，尽管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扶持、较为丰富的资源，但是苏北经济还是长期发展不上去。要想推动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是首要的，要强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意识，彻底抛弃“等靠要”的观念，让创业致富成为发展的主旋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第3篇

中国的现代化觉醒从林则徐、魏源到李鸿章、，再到康梁和五四时贤，对西方的学习经历了由军事到技术再到制度最后到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并且最终选择了革命这条最彻底的道路。

在遭遇殖民侵略之前，中国自身是缺乏足够的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手段是创新，而“后发外生型”国家的主要手段是“采借”，因为他们可以在早发型国家的现状中看到自己未来的前景。但中国在“采借”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畸形的表现：以西方的现代化指标为标准，一味追求“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以西方的理论为圭臬，一味的强调民主、人权，将几千年的中国经验化为零，缺少对现实的反思和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我觉得，这种将西方价值理念奉若普遍真理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遭遇的深刻危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是不同步的。中国刚进入前工业时期，西方“早发内生型”国家已经步入了后工业时期，而且“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与西方相比，除了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大，腐败滋生，道德失范、环境恶化等，也有一些不同于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特殊问题.

这种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一方面使中国可以采借西方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现代化造成了不利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虽然鼓吹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但他们无法容忍中国与之自由竞争，他们掌握着全世界的话语权，必然会利用其所谓的道德优势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与经济利益。根据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理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属于依附型的地位。我们通常只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却没有看到在GDP的快速增长中，中国付出了劳力和血汗，过半的利润是流向外资企业的！另外，中国也存在盲目跟随国际潮流的问题，在实体经济未发展成熟时将注意力转向金融业，其实是将自身置于被动、危险的境地，因为世界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利用金融工具向全世界借钱，中国用产品换取了大量外汇，而拿到的只是账单不是货款；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又把“负责任大国”的帽子扣给中国，试图让中国为其危机买单。

政治方面，以西方为主体的现代化在全球蔓延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被兜售、推销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催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就是所谓的金融买办集团。这些人是现代化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消费者和宣传者，再加上中国历史上缺少明确的“国家”观念，多强调“天下”观念，因而中国现代化不仅没有像“早发内生型”国家那样强调民族国家甚至民族主义，相反，却引发了我们民族认同的危机和“西方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