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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 文学
一、爱德华・萨丕尔与《语言论》
爱德华・萨丕尔是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他先后从事文学、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并专注于美洲原住民语言的研究。萨丕尔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都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此外,他是语言学中形态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并在比较语言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语言学》共11章,分别从语言的概念、成分、形式、结构类型以及语言的历史、交互使用、与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几个层面对语言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1]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种通过后天学习、非本能获取的功能,属于文化层面。语言可以表达人们内心的感受,进行意义的详述,属于社会习惯的产物。关于语言的构成,萨丕尔认为,语言的构成整体来说是通过“词”。语言通过句子进行表达,而词是构成句子的主体。每个词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说话人根据自己语言的特性和潜在的规律,将词语进行组合,构成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子。这些词语如果顺序发生了改变,那么语句的意思也会发生变化,词和句的关系非常微妙,它们的不断演变构成了语言的纷繁复杂。
此外,萨丕尔还把不同的语言根据其语言结构进行了有效分类。根据各种语言的变化方法及变化程度,将这些语言分成四个类别。这些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种族文化相互关联,语言成为了精神文化的直接反映。全书最后一章萨丕尔论述了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文学家思想意识的反映,当这种表达“非常有意思”的时候,就形成了文学。这种学术的关于语言和文学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并对于该领域新的研究方向起到了指引作用。
二、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探讨
(一)语言与文学的辨析
语言是一种符号,自成体系,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交际使用的工具,能够在人们的正确使用下准确地表达出说话者想要传递的信息。[2]语言通过不同的载体进行传递和表达,而文学就是其中一种。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文学通过语言进行描述,使得听话人了解说话人的所思所想,并感受到文学带来的艺术魅力,以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呈现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所以说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语言与文学的辩证关系
语言和文学在人类的发展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关于文学和语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之一。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先是有人们的一般化语言,进而才上升为文学。在远古时候,人们通过不成系统的语言进行交流,随着语言的逐步发展,世界各地开始出现不同语系的萌芽,但当时语言并不能够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交流符号或载体。直到人们产生艺术表达意识,将语言进行艺术化包装成为文学,语言的发展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人们也不断加深对语言的认识与研究,使其成为语言学学科雏形。文学和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相辅相成,不断进步和发展,曾经相互交融的两部分如今各自开辟了不同的领域。[3]语言学和文艺学的产生源自二者的进步和发展。在这里,语言不再只是物质媒介这么简单,而是成为了文学生命力最炽烈的表现。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的构词法、语法在文学的进步和演变中也产生了改变,语言系统不断完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一直紧密交织。
三、萨丕尔眼中的语言与文学关系
(一)文学通过本土语言进行最全面真实的表达
萨丕尔在著作《语言论》中的第十一章明确阐述过他所认为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文学家通过语言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文学是独一无二的。[4]甚至,一种语言所写出的文学作品,倘若使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就会明显感觉文学效果大打折扣。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一旦表达就会产生违背我们日常阅读及说话习惯的问题,因为语言习惯发生了变化,译者在表达内容的时候既要尊重作者的原文,又要中和读者区域的语言习惯。可即便是这样,也经常会有违背日常说话方式的文本情况发生。如简・奥斯汀的著作《傲慢与偏见》,第一章,班纳特太太和班纳特老爷在讨论新搬来的邻居“阔少爷”时的对话,其中有一句,班纳特老爷问起这位阔少爷是否单身,班纳特太太说:“噢!是个单身汉,亲爱的,确确实实是个单身汉!一个有钱的单身汉。”这种多次强调并使用插入语的行文习惯在汉语中是鲜有出现的。由此可见,若是将语言处于科学中,那么它只是不带任何感彩的一般化媒介,可称之为“语言程序”。但倘若将语言处于文学中,它则具备了作者的个人色彩,是带有生命力、感彩的思维和情感的表达。作者对于主观性的表达方式遵循其日常语言规范,即母语语法及表达形式,所以一旦文学作品被转换表达为另一种语言时,便是两个语言系统、两种语言方式之间发生了转换,因此语言的转变也会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当作者的内心被自然的、习惯的语言所主导时,读者丝毫不会感到违和。如萨丕尔在书中举例,当人们读到海涅的时候,会感觉整个宇宙都是在说德语的。这也就说明,语言和文学的结合和交融使得语言这种“媒介物质”完全消失,与文学相交融,彼此互通,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二为一。
(二)文学作品的价值与语言种类无关
作家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根植于本土语言,内心的所感所想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向读者进行传递。但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来自于作者对于语言的把握以及对于词句的灵活运用,与不同语言的本身没有任何区别。世界上的语言本没有三六九等之分,就如同不同种族的人类亦是平等,各自语言各具特色。正如萨丕尔所说,“英语的元音级次生来比法语的逊色,然而它在节奏的活泼上却得到了补偿。”[5]在萨丕尔看来,任何的语言都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通过作者对于文学的应用来体现。萨丕尔认为,不同的语言都有独特的魅力,不应按照其他语言的模型来强加于另一语言上,每一种语言都应该在各自的轨道上自然而流畅地运行。
在汉语世界里,李白、杜甫的诗平仄有声,能通过押韵、比兴来写出宏伟的诗篇,就像萨丕尔所说:“今天的英语诗人会羡慕中国即兴凑句的表达方式,不费力气就能达到的那种行云流水的境界。”虽然汉语的诗词是简练、优美和具有东方特点的,但是当我们读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作,亦会感慨英文的魅力所在。莎士比亚将语言的韵脚、韵律发挥到了极致。看莎士比亚和李白的诗,读者都会感受到语言的典雅和奇妙之处,他们的文学作品在今日世界文坛都享誉盛名,两人的威名不分伯仲,我们很难将他们孰高孰低进行排名,只会感叹任何一种语言表达都是美丽的花。[6]
(三)语言的语法形式能够给文学风格以方向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表明观点:“一种语言能不能创造复合词,它的结构是综合的还是单一的,词在句子里的地位是相当自由的还是排成严格确定次序的,这些都能在风格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作者所使用语言的风格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表达风格和整体风格。如我们所常用的汉语,在语言上用词简单、词句灵活多变,汉语言作品,特别是古汉语作品大多言简意赅,但却生动翔实。特别是骈文、诗歌等文学形式,虽用词甚少,但却华丽工整,充分展现了语言的精髓。英语在表达上具有逻辑性强的特点,对时态、语序的把握非常严格,但是在修辞和词汇量上略有欠缺。于是英国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非常简洁准确的,能够通过语言本身明确作者表达的逻辑关系,让人读起来思路清晰。日语的特点是暧昧性强,难有明确直接的回答,所以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从始至终都贯穿了一种内敛、礼貌、含蓄的气质,加之日本文学对人称、代词等称呼过份细化,总给人一种自律不逾距的规矩之感。
在不同的语言中,对词序要求和词语排列的差异,构成每一种语言或每个文学家特有的风格。这种构词和词序的特点是语言本身赋予的,不可逃避的,是语言形成和语言被人运用时潜移默化的,它不会制约作者的表达,但却能赋予文学作品独一无二的特质。
每个语言都自成体系,所以在语言甲中恪守的规则,在语言乙中却是毫无意义甚至是多余的。作者使用自己的母语行文时,这种与生俱来的表达运用将会使得文学作品大放异彩。他们在语言使用的时候,不会刻意想着语言的规矩和语法,而是凭借自己多年来的积累或日常应用的习惯进行使用,所以这样产生的文学作品会流露出一种自然不造作的气质。倘若让作者去使用其他非母语的语言,哪怕他对那种语言的构词法、语法句法再了解深入,也无法产生一种从心里、精神上倾其身心、原汁原味的表达。
结语
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在萨丕尔看来,文学通过本土语言进行最全面真实的表达,语言的语法形式能够给文学风格以方向,但是语言无法直接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语言只是文学作品的载体和表达方式之一。语
参考文献
[1]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郭晓英.论爱德华萨丕尔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阐释[D].复旦大学,2012.
[3]翁向华.符号学视阙下的语言模糊性探源[J].语文建设,2014(05).
[4]胡敏.基于交流语境的写作教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4(31).
【关键词】痰淤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现代医学病理形态学的概念,常由于肝内慢性炎症,胆汁郁积,免疫损伤等原因引起,中医学并没有肝纤维化的名称,但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多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积聚”等范畴,目前西药对该病没有特效药,而中医中药对该病有着较好的优势和疗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国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发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肝纤维化的中医发病机制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中医对痰淤的认识
痰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痰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膈上病痰满喘吐。”仲景将痰饮列为四饮证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为独立病症。唐·孙思邈的《千金方》温胆汤、宋·陈师文的《和剂局方》二陈汤已为治痰的经典方剂。至明清,痰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为众多医家之共识。在辨证上有内痰与外痰,有形痰与无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补肾、利气化痰等多种见解。痰为津液不归正化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其产生与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外感邪气、内伤情志或脾肾亏虚均可导致机体水湿停聚,或热灼伤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中医认为,淤血指体内有血液停滞,包括离经之血积存于体内,或血运不畅,阻滞于经脉及脏腑内的血液,均称为淤血。《内经》虽无“淤血”但有“恶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称30余种,其对血淤证的成因、症状也有明确的阐述,“输其血气,令其条达”为治淤法则。《神农本草经》也有了活血化淤药的记载,汉代以后,张仲景总结了血淤证的辨证规律,其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认为痰饮乃胸痹的病机之一,治则以除痰通阳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证的理论阐述与治疗方剂进一步发展。明清医家在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张介宾提出了“气逆而血留,气虚而血滞,气弱而血不行”,丰富了血淤证理论。比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强调气血为人之本,处方用药思路更为广阔,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无效则需用血府逐淤汤。其治疗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则,颇具独创精神,创立祛淤诸方,扩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疗范围,使血淤证与活血化淤的理论更加完善。
对痰与淤的关系,历代医家认为:痰是津液的病变,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关系密切,中医学关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认识,渊源甚早。《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丹溪心法》谈到:“痰夹淤血,遂成窠囊”,强调痰中夹淤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外证医案汇编》分析道:“流痰,蓄则凝结为痰,气渐阻,血渐淤,流痰成矣。”《血证论》中的“须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则痰水自消”,“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仅互相渗透,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重要病机
一般认为,肝纤维化的中医病因多为感受湿毒疫邪,肝气郁滞,肝肾亏虚等,导致脏腑功能失调,痰浊淤血阻滞肝脉而逐渐形成肝纤维化。其中,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病理基础。临床发现,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肿大,舌质紫暗或有淤斑,脉涩等症,这些均为血淤的临床表现。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纤维化中与肝脏微循环、肝纤维化结缔组织增生及肝功能指标都有密切相关性[1],刘宏元等[2]结合现代病理学指出,肝细胞及血窦内上皮细胞的坏死变性,引起肝组织微循环障碍而产生血淤证,同时贮脂细胞及肝细胞增生分泌大量胶原蛋白,形成胶原纤维束,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也形成血淤证。可见,淤血在肝纤维化中的病理表现为肝脏微循环障碍及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并始终存在于肝纤维化过程中。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肝血淤阻程度与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血淤证患者血清型前胶原(PCIII)、透明质酸(HA)、层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证患者明显增高,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PCIII,HA,LN可作为血淤程度的客观指标[3,4]。另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升高及A/G降低显著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显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为慢性肝病血淤证辨证的客观指标[5]。
【摘要】归纳中医关于痰淤理论的学说,探讨了痰淤与肝纤维化的密切关系,提出痰淤阻滞肝脉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因素。
【关键词】痰淤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现代医学病理形态学的概念,常由于肝内慢性炎症,胆汁郁积,免疫损伤等原因引起,中医学并没有肝纤维化的名称,但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多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积聚”等范畴,目前西药对该病没有特效药,而中医中药对该病有着较好的优势和疗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国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发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肝纤维化的中医发病机制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中医对痰淤的认识
痰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痰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膈上病痰满喘吐。”仲景将痰饮列为四饮证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为独立病症。唐·孙思邈的《千金方》温胆汤、宋·陈师文的《和剂局方》二陈汤已为治痰的经典方剂。至明清,痰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为众多医家之共识。在辨证上有内痰与外痰,有形痰与无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补肾、利气化痰等多种见解。痰为津液不归正化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其产生与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外感邪气、内伤情志或脾肾亏虚均可导致机体水湿停聚,或热灼伤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中医认为,淤血指体内有血液停滞,包括离经之血积存于体内,或血运不畅,阻滞于经脉及脏腑内的血液,均称为淤血。《内经》虽无“淤血”但有“恶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称30余种,其对血淤证的成因、症状也有明确的阐述,“输其血气,令其条达”为治淤法则。《神农本草经》也有了活血化淤药的记载,汉代以后,张仲景总结了血淤证的辨证规律,其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认为痰饮乃胸痹的病机之一,治则以除痰通阳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证的理论阐述与治疗方剂进一步发展。明清医家在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张介宾提出了“气逆而血留,气虚而血滞,气弱而血不行”,丰富了血淤证理论。比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强调气血为人之本,处方用药思路更为广阔,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无效则需用血府逐淤汤。其治疗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则,颇具独创精神,创立祛淤诸方,扩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疗范围,使血淤证与活血化淤的理论更加完善。
对痰与淤的关系,历代医家认为:痰是津液的病变,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关系密切,中医学关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认识,渊源甚早。《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丹溪心法》谈到:“痰夹淤血,遂成窠囊”,强调痰中夹淤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外证医案汇编》分析道:“流痰,蓄则凝结为痰,气渐阻,血渐淤,流痰成矣。”《血证论》中的“须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则痰水自消”,“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仅互相渗透,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重要病机
一般认为,肝纤维化的中医病因多为感受湿毒疫邪,肝气郁滞,肝肾亏虚等,导致脏腑功能失调,痰浊淤血阻滞肝脉而逐渐形成肝纤维化。其中,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病理基础。临床发现,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肿大,舌质紫暗或有淤斑,脉涩等症,这些均为血淤的临床表现。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纤维化中与肝脏微循环、肝纤维化结缔组织增生及肝功能指标都有密切相关性[1],刘宏元等[2]结合现代病理学指出,肝细胞及血窦内上皮细胞的坏死变性,引起肝组织微循环障碍而产生血淤证,同时贮脂细胞及肝细胞增生分泌大量胶原蛋白,形成胶原纤维束,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也形成血淤证。可见,淤血在肝纤维化中的病理表现为肝脏微循环障碍及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并始终存在于肝纤维化过程中。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肝血淤阻程度与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血淤证患者血清型前胶原(PCIII)、透明质酸(HA)、层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证患者明显增高,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PCIII,HA,LN可作为血淤程度的客观指标[3,4]。另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升高及A/G降低显著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显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为慢性肝病血淤证辨证的客观指标[5]。
此外,痰湿在肝纤维化中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中医痰证的主要特征和生化物质基础为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6],而由肝纤维化导致的肝筛失窗孔化,毛细血管化,肝窦紊乱短路等肝内微循环障碍亦影响肝内脂类代谢,且有资料研究显示肝脏功能轻、中度损伤时血脂水平与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呈正相关[6]。因此,血脂水平及肝内血流速度可作为肝纤维化痰淤互结证的疗效判定指标。刘为民等[7]认为肝纤维化除淤血外,痰浊作为一种病理因素,也参与了肝纤维化的病程。在肝纤维化的发病过程中,肝郁气滞,横逆犯脾,脾失健运,水湿不化,酿生痰浊;饮食所伤,素体湿盛,嗜甘厚腻,过度饮酒,更伤脾胃,水湿内停,聚为痰饮;正虚邪恋,毒邪内蕴,日久化热,煎熬津液,凝聚成痰;正气亏虚,水湿难运,聚湿成痰,均可导致痰浊内生,痰淤互结,阻于肝络。因此痰浊淤血是肝纤维化的最终病理产物,同时又可阻滞气机,使气血运行不畅,津液输布不利,痰浊淤血沉积更甚,加速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陶翠玲等[8]以痰淤并治为主要治疗原则,应用肝纤康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痰淤互结证,结果表明该方具有降低痰淤互结证积分水平,降低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抑制肝脏炎症,改善肝功能,增加肝门静脉血流速度,降低甘油三酯水平的作用。并认为其治疗机理可能是降低血脂,改善肝脏微循环,增加肝脏血流速度,抑制和改善炎症反应,改善肝功能,从而阻止和减慢肝纤维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
3结语
在肝纤维化的发病过程中,血淤与痰湿又相互伴生及互为因果。淤血阻络,必阻碍气机,气机阻滞,津液不布,水湿不化,而聚湿生痰;同理,痰湿阻络,亦必阻碍气机,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气机阻滞,血行不畅,而致淤阻经络,从而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参考文献】
[1]唐智敏,茹清静,朱起贵.论肝血淤阻与肝纤维化的关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3):14.
[2]刘宏元,刘作恩.慢性乙肝早期纤维化的治疗研究[J].天津中医,1997,14(3):101.
[3]陈丽萍,张诗军,马翠玉,等.慢性丙型肝炎血淤证与血清HA、hPCIII的相互关系及中药对其影响的研究[J].国医论坛,1995,1:30.
[4]唐智敏,茹清静,朱起贵.论肝血淤阻与肝纤维化的关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3):14.
[5]沈吉云,燕忠生,赵淑媛.肝病血淤证与肝功能肝纤维化标志物的关系[J].辽宁中医杂志,1997,24(6):243.
[6]方永奇.痰证宏观辨证的计量化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1995,22(11):490.
“语言不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际工具,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储存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化特征。每个语言对象国的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为了进行顺利的跨语言交际,必须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对于学习外语专业和将来从事涉外工作的学习者而言,除了要在外语上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以外,还要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通过习得该语种来认知这个民族的行为、思维、心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从外语学习中观察,对不同语言与文化差异进行对比。
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多样化,对非通用语种人才提出了在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上的新要求。对如何提高非通用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策略,实现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每位非通用语种教师的责任。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泰语专业为例,探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的教学实践。
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为2007级泰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根据学校本科培养计划,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属于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该课程语言与文化并重,要求学生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语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语语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国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理论。旨在让学生通过各种实例的研究,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内在及外在关系,学会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利于拓宽、更新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整合四年所学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时奠定理论基础,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提高文化素质。
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
外语教学中,语言课程总是作为主干内容来进行设置,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专业学生传统的语言训练,如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一直有较好的经验。但语言教学无法与文化背景相脱离,外语教学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法,总会自然地融入相关的文化教学,并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对文化的导入,授课教师通常会根据上课内容涉及的主题进行补充介绍,灌输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经历见闻,但内容较为零散。在低年级阶段,针对泰语专业的学生在国内也开设有专门的文化课程,如:泰国概况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课程侧重的是横向的文化知识铺垫,内容覆盖面广而泛。大学第三学年,在学生赴语言对象国学习期间,开设有泰国社会文化课程。虽然我校的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尚处于任选课的地位,但对于加深对语言对象国的认识又是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在高年级专门开设语言与文化兼并的课程对外语学习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二语言教学是跨文化交际教学,包含了教授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教师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语言现象结合文化因素,把语言放在社会语用背景下教学,提高语言学习者对语言文化的认识。笔者通过关注2010年至今泰国语言与文化课开设的情况看,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等方面发现,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可取经验,同时也存在许多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
2.2.1 教材问题
针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新开设的课程目前没有适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暂时给教学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泰国语言与文化课设定为专业任选课,但语言与文化涉及内容范围广,教师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语言文化现象和特征囊括在36个课时内介绍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资源有限,时间紧、内容多、任务重,教学准备不足使教师没有完全吃透教学内容,对于语言文化知识不够深厚,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则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如何上好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保证授课质量,是任课教师面临的棘手问题。
2.2.2 国内外教师教学方法问题
2010年笔者曾教授过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之后分别由另外两位泰籍外教继续担任授课教师。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师由于文化差异,教学经验各具特点,教学方法也会存在差异,这包括授课内容、手段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教学成效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笔者在正式上课前曾具体调查过学生对课程的期望,让学生写下希望从中收获到些什么,以便及时调整教案和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学计划后,在第一堂课上会先告知学生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及上课内容,让学生在没有课本和教材的情况下明确本学期该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笔者从“泰语语言特点”的角度出发,采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利用每周3个课时教授一个相关主题的内容,如泰语语言等级、泰语中的外来词、泰语称谓词和泰国姓名文化等。笔者分主题制作课件,并打印分发课件讲义作为上课资料。授课过程中先铺垫基础理论导出本节知识点,让学生学习该主题中相关的语言与文化理论,举例论证,尽可能地把本节中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关系分析清楚,然后进一步介绍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论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组后在下一次课进行小组报告,开展自由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在课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关理论书籍阅读,搜集更多的实例来论证,增强理论基础。笔者还特别强调学生的作业报告中所引用资料的可信度,严格要求参考文献、参考书目的书写规范。
从与泰国外教交流教学经验中得知,泰国学生一般是通过民俗学或文学类课程中习得语言文化知识,而授课老师如果是语言学家则会选用历史纪实、史记类书籍作为教材授课。泰国外教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设计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内容,例如:泰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泰国风俗中的语言文化和泰国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化(以警示诗为例)。同样采取主题分类和课件的方式授课,重点讲解一些实用、优美的词汇,分析词汇的含义、词根、文化背景和现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词汇后能够学以致用。最后,布置相应的练习或完成课后作业,如造句或写作等进行检查。
学生一致反馈泰国语言与文化课相比过去所接触的语言文化知识课难度更深,层次更高。学生对笔者采用先分析后报告的教学方法的评价是,授课内容有深度、有条理,与泰国教学方式相似,对提高泰语专业学生研究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而外教身为对象国语言文化的“代言人”语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语文化信息来源,教学风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课堂文化气氛多元,在阐述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背景时更驾轻就熟。可以说,聘请外教授课本身就是一种加深学生对对象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过程。
虽然国内外教师的教学方式各具优势,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捉襟见肘。国内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讲全讲透、面面俱到,笔者在初次授课时一直忙碌于阅读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资料信息制作课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尽可能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但由于准备的材料多,往往会造成对教材不够熟悉,照本宣科的情况出现。聘请外教教学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外籍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泰国外教是非泰语专业出身,出现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情况。外教通常对我们国内的教学大纲不熟悉,上课缺乏教学计划,教学设计不够规范,授课内容经常与学生在泰国留学期间已学习过的知识重叠。此外,由于缺乏系统教学和理论参与指导,课堂上容易出现跑题,讲述漫无边际,教学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为泰语中不少词汇是来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词汇的含义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一两个词汇的文化根源,有时需要加快语速或者借助图片教学,学生虽然最终能够掌握,但整个学期下来在专业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
大学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外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对语言使用文化环境的理解。每个学生掌握语言的水平高低和进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对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碍也不同。是否能够准确地领会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取决于个人语言的能力、文化素质和生活经历。现今社会中不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甚至对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了解甚少,身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对语言对象国文化的学习了解远远不够。如果只具备了专业素质,而欠缺人文素质,最终只能成为“单面人”。另外,笔者在布置学生进行课后分组报告中还发现,一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滞后,获取、处理及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弱,这体现在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单一,范围窄。再则,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培养,理论基础薄弱使很多学生不善于分析和综合归纳问题,在报告的论证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据,并且出现抄袭的情况,小组报告的信息来源、内容及分析结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观察的敏锐性,学会分析语言文化差异,对加强大学生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的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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