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字：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 文学

一、爱德华・萨丕尔与《语言论》

爱德华・萨丕尔是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他先后从事文学、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并专注于美洲原住民语言的研究。萨丕尔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都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此外，他是语言学中形态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并在比较语言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语言学》共11章，分别从语言的概念、成分、形式、结构类型以及语言的历史、交互使用、与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几个层面对语言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1]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种通过后天学习、非本能获取的功能，属于文化层面。语言可以表达人们内心的感受，进行意义的详述，属于社会习惯的产物。关于语言的构成，萨丕尔认为，语言的构成整体来说是通过“词”。语言通过句子进行表达，而词是构成句子的主体。每个词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说话人根据自己语言的特性和潜在的规律，将词语进行组合，构成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子。这些词语如果顺序发生了改变，那么语句的意思也会发生变化，词和句的关系非常微妙，它们的不断演变构成了语言的纷繁复杂。

此外，萨丕尔还把不同的语言根据其语言结构进行了有效分类。根据各种语言的变化方法及变化程度，将这些语言分成四个类别。这些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种族文化相互关联，语言成为了精神文化的直接反映。全书最后一章萨丕尔论述了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文学家思想意识的反映，当这种表达“非常有意思”的时候，就形成了文学。这种学术的关于语言和文学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并对于该领域新的研究方向起到了指引作用。

二、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探讨

（一）语言与文学的辨析

语言是一种符号，自成体系，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交际使用的工具，能够在人们的正确使用下准确地表达出说话者想要传递的信息。[2]语言通过不同的载体进行传递和表达，而文学就是其中一种。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文学通过语言进行描述，使得听话人了解说话人的所思所想，并感受到文学带来的艺术魅力，以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呈现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所以说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语言与文学的辩证关系

语言和文学在人类的发展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关于文学和语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之一。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先是有人们的一般化语言，进而才上升为文学。在远古时候，人们通过不成系统的语言进行交流，随着语言的逐步发展，世界各地开始出现不同语系的萌芽，但当时语言并不能够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交流符号或载体。直到人们产生艺术表达意识，将语言进行艺术化包装成为文学，语言的发展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人们也不断加深对语言的认识与研究，使其成为语言学学科雏形。文学和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相辅相成，不断进步和发展，曾经相互交融的两部分如今各自开辟了不同的领域。[3]语言学和文艺学的产生源自二者的进步和发展。在这里，语言不再只是物质媒介这么简单，而是成为了文学生命力最炽烈的表现。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的构词法、语法在文学的进步和演变中也产生了改变，语言系统不断完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一直紧密交织。

三、萨丕尔眼中的语言与文学关系

（一）文学通过本土语言进行最全面真实的表达

萨丕尔在著作《语言论》中的第十一章明确阐述过他所认为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文学家通过语言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文学是独一无二的。[4]甚至，一种语言所写出的文学作品，倘若使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就会明显感觉文学效果大打折扣。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一旦表达就会产生违背我们日常阅读及说话习惯的问题，因为语言习惯发生了变化，译者在表达内容的时候既要尊重作者的原文，又要中和读者区域的语言习惯。可即便是这样，也经常会有违背日常说话方式的文本情况发生。如简・奥斯汀的著作《傲慢与偏见》，第一章，班纳特太太和班纳特老爷在讨论新搬来的邻居“阔少爷”时的对话，其中有一句，班纳特老爷问起这位阔少爷是否单身，班纳特太太说：“噢！是个单身汉，亲爱的，确确实实是个单身汉！一个有钱的单身汉。”这种多次强调并使用插入语的行文习惯在汉语中是鲜有出现的。由此可见，若是将语言处于科学中，那么它只是不带任何感彩的一般化媒介，可称之为“语言程序”。但倘若将语言处于文学中，它则具备了作者的个人色彩，是带有生命力、感彩的思维和情感的表达。作者对于主观性的表达方式遵循其日常语言规范，即母语语法及表达形式，所以一旦文学作品被转换表达为另一种语言时，便是两个语言系统、两种语言方式之间发生了转换，因此语言的转变也会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当作者的内心被自然的、习惯的语言所主导时，读者丝毫不会感到违和。如萨丕尔在书中举例，当人们读到海涅的时候，会感觉整个宇宙都是在说德语的。这也就说明，语言和文学的结合和交融使得语言这种“媒介物质”完全消失，与文学相交融，彼此互通，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二为一。

（二）文学作品的价值与语言种类无关

作家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根植于本土语言，内心的所感所想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向读者进行传递。但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来自于作者对于语言的把握以及对于词句的灵活运用，与不同语言的本身没有任何区别。世界上的语言本没有三六九等之分，就如同不同种族的人类亦是平等，各自语言各具特色。正如萨丕尔所说，“英语的元音级次生来比法语的逊色，然而它在节奏的活泼上却得到了补偿。”[5]在萨丕尔看来，任何的语言都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通过作者对于文学的应用来体现。萨丕尔认为，不同的语言都有独特的魅力，不应按照其他语言的模型来强加于另一语言上，每一种语言都应该在各自的轨道上自然而流畅地运行。

在汉语世界里，李白、杜甫的诗平仄有声，能通过押韵、比兴来写出宏伟的诗篇，就像萨丕尔所说：“今天的英语诗人会羡慕中国即兴凑句的表达方式，不费力气就能达到的那种行云流水的境界。”虽然汉语的诗词是简练、优美和具有东方特点的，但是当我们读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作，亦会感慨英文的魅力所在。莎士比亚将语言的韵脚、韵律发挥到了极致。看莎士比亚和李白的诗，读者都会感受到语言的典雅和奇妙之处，他们的文学作品在今日世界文坛都享誉盛名，两人的威名不分伯仲，我们很难将他们孰高孰低进行排名，只会感叹任何一种语言表达都是美丽的花。[6]

（三）语言的语法形式能够给文学风格以方向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表明观点：“一种语言能不能创造复合词，它的结构是综合的还是单一的，词在句子里的地位是相当自由的还是排成严格确定次序的，这些都能在风格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作者所使用语言的风格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表达风格和整体风格。如我们所常用的汉语，在语言上用词简单、词句灵活多变，汉语言作品，特别是古汉语作品大多言简意赅，但却生动翔实。特别是骈文、诗歌等文学形式，虽用词甚少，但却华丽工整，充分展现了语言的精髓。英语在表达上具有逻辑性强的特点，对时态、语序的把握非常严格，但是在修辞和词汇量上略有欠缺。于是英国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非常简洁准确的，能够通过语言本身明确作者表达的逻辑关系，让人读起来思路清晰。日语的特点是暧昧性强，难有明确直接的回答，所以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从始至终都贯穿了一种内敛、礼貌、含蓄的气质，加之日本文学对人称、代词等称呼过份细化，总给人一种自律不逾距的规矩之感。

在不同的语言中，对词序要求和词语排列的差异，构成每一种语言或每个文学家特有的风格。这种构词和词序的特点是语言本身赋予的，不可逃避的，是语言形成和语言被人运用时潜移默化的，它不会制约作者的表达，但却能赋予文学作品独一无二的特质。

每个语言都自成体系，所以在语言甲中恪守的规则，在语言乙中却是毫无意义甚至是多余的。作者使用自己的母语行文时，这种与生俱来的表达运用将会使得文学作品大放异彩。他们在语言使用的时候，不会刻意想着语言的规矩和语法，而是凭借自己多年来的积累或日常应用的习惯进行使用，所以这样产生的文学作品会流露出一种自然不造作的气质。倘若让作者去使用其他非母语的语言，哪怕他对那种语言的构词法、语法句法再了解深入，也无法产生一种从心里、精神上倾其身心、原汁原味的表达。

结语

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在萨丕尔看来，文学通过本土语言进行最全面真实的表达，语言的语法形式能够给文学风格以方向，但是语言无法直接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语言只是文学作品的载体和表达方式之一。语

参考文献

[1]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郭晓英.论爱德华萨丕尔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阐释[D].复旦大学，2012.

[3]翁向华.符号学视阙下的语言模糊性探源[J].语文建设，2014（05）.

[4]胡敏.基于交流语境的写作教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4（31）.

第2篇

【关键词】痰淤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现代医学病理形态学的概念，常由于肝内慢性炎症，胆汁郁积，免疫损伤等原因引起，中医学并没有肝纤维化的名称，但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多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积聚”等范畴，目前西药对该病没有特效药，而中医中药对该病有着较好的优势和疗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国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发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肝纤维化的中医发病机制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中医对痰淤的认识

痰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痰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膈上病痰满喘吐。”仲景将痰饮列为四饮证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为独立病症。唐·孙思邈的《千金方》温胆汤、宋·陈师文的《和剂局方》二陈汤已为治痰的经典方剂。至明清，痰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为众多医家之共识。在辨证上有内痰与外痰，有形痰与无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补肾、利气化痰等多种见解。痰为津液不归正化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其产生与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外感邪气、内伤情志或脾肾亏虚均可导致机体水湿停聚，或热灼伤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中医认为，淤血指体内有血液停滞，包括离经之血积存于体内，或血运不畅，阻滞于经脉及脏腑内的血液，均称为淤血。《内经》虽无“淤血”但有“恶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称30余种，其对血淤证的成因、症状也有明确的阐述，“输其血气，令其条达”为治淤法则。《神农本草经》也有了活血化淤药的记载，汉代以后，张仲景总结了血淤证的辨证规律，其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认为痰饮乃胸痹的病机之一，治则以除痰通阳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证的理论阐述与治疗方剂进一步发展。明清医家在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张介宾提出了“气逆而血留，气虚而血滞，气弱而血不行”，丰富了血淤证理论。比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强调气血为人之本，处方用药思路更为广阔，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无效则需用血府逐淤汤。其治疗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则，颇具独创精神，创立祛淤诸方，扩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疗范围，使血淤证与活血化淤的理论更加完善。

对痰与淤的关系，历代医家认为：痰是津液的病变，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关系密切，中医学关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认识，渊源甚早。《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丹溪心法》谈到：“痰夹淤血，遂成窠囊”，强调痰中夹淤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外证医案汇编》分析道：“流痰，蓄则凝结为痰，气渐阻，血渐淤，流痰成矣。”《血证论》中的“须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则痰水自消”，“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仅互相渗透，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重要病机

一般认为，肝纤维化的中医病因多为感受湿毒疫邪，肝气郁滞，肝肾亏虚等，导致脏腑功能失调，痰浊淤血阻滞肝脉而逐渐形成肝纤维化。其中，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病理基础。临床发现，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肿大，舌质紫暗或有淤斑，脉涩等症，这些均为血淤的临床表现。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纤维化中与肝脏微循环、肝纤维化结缔组织增生及肝功能指标都有密切相关性［1］，刘宏元等［2］结合现代病理学指出，肝细胞及血窦内上皮细胞的坏死变性，引起肝组织微循环障碍而产生血淤证，同时贮脂细胞及肝细胞增生分泌大量胶原蛋白，形成胶原纤维束，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也形成血淤证。可见，淤血在肝纤维化中的病理表现为肝脏微循环障碍及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并始终存在于肝纤维化过程中。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肝血淤阻程度与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血淤证患者血清型前胶原(PCIII)、透明质酸(HA)、层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证患者明显增高，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PCIII，HA，LN可作为血淤程度的客观指标［3，4］。另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升高及A/G降低显著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显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为慢性肝病血淤证辨证的客观指标［5］。

【摘要】归纳中医关于痰淤理论的学说，探讨了痰淤与肝纤维化的密切关系，提出痰淤阻滞肝脉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因素。

【关键词】痰淤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现代医学病理形态学的概念，常由于肝内慢性炎症，胆汁郁积，免疫损伤等原因引起，中医学并没有肝纤维化的名称，但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多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积聚”等范畴，目前西药对该病没有特效药，而中医中药对该病有着较好的优势和疗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国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发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肝纤维化的中医发病机制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中医对痰淤的认识

痰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痰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膈上病痰满喘吐。”仲景将痰饮列为四饮证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为独立病症。唐·孙思邈的《千金方》温胆汤、宋·陈师文的《和剂局方》二陈汤已为治痰的经典方剂。至明清，痰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为众多医家之共识。在辨证上有内痰与外痰，有形痰与无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补肾、利气化痰等多种见解。痰为津液不归正化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其产生与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外感邪气、内伤情志或脾肾亏虚均可导致机体水湿停聚，或热灼伤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中医认为，淤血指体内有血液停滞，包括离经之血积存于体内，或血运不畅，阻滞于经脉及脏腑内的血液，均称为淤血。《内经》虽无“淤血”但有“恶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称30余种，其对血淤证的成因、症状也有明确的阐述，“输其血气，令其条达”为治淤法则。《神农本草经》也有了活血化淤药的记载，汉代以后，张仲景总结了血淤证的辨证规律，其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认为痰饮乃胸痹的病机之一，治则以除痰通阳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证的理论阐述与治疗方剂进一步发展。明清医家在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张介宾提出了“气逆而血留，气虚而血滞，气弱而血不行”，丰富了血淤证理论。比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强调气血为人之本，处方用药思路更为广阔，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无效则需用血府逐淤汤。其治疗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则，颇具独创精神，创立祛淤诸方，扩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疗范围，使血淤证与活血化淤的理论更加完善。

对痰与淤的关系，历代医家认为：痰是津液的病变，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关系密切，中医学关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认识，渊源甚早。《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丹溪心法》谈到：“痰夹淤血，遂成窠囊”，强调痰中夹淤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外证医案汇编》分析道：“流痰，蓄则凝结为痰，气渐阻，血渐淤，流痰成矣。”《血证论》中的“须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则痰水自消”，“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仅互相渗透，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重要病机

一般认为，肝纤维化的中医病因多为感受湿毒疫邪，肝气郁滞，肝肾亏虚等，导致脏腑功能失调，痰浊淤血阻滞肝脉而逐渐形成肝纤维化。其中，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病理基础。临床发现，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肿大，舌质紫暗或有淤斑，脉涩等症，这些均为血淤的临床表现。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纤维化中与肝脏微循环、肝纤维化结缔组织增生及肝功能指标都有密切相关性［1］，刘宏元等［2］结合现代病理学指出，肝细胞及血窦内上皮细胞的坏死变性，引起肝组织微循环障碍而产生血淤证，同时贮脂细胞及肝细胞增生分泌大量胶原蛋白，形成胶原纤维束，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也形成血淤证。可见，淤血在肝纤维化中的病理表现为肝脏微循环障碍及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并始终存在于肝纤维化过程中。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肝血淤阻程度与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血淤证患者血清型前胶原(PCIII)、透明质酸(HA)、层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证患者明显增高，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PCIII，HA，LN可作为血淤程度的客观指标［3，4］。另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升高及A/G降低显著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显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为慢性肝病血淤证辨证的客观指标［5］。

此外，痰湿在肝纤维化中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中医痰证的主要特征和生化物质基础为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6］，而由肝纤维化导致的肝筛失窗孔化，毛细血管化，肝窦紊乱短路等肝内微循环障碍亦影响肝内脂类代谢，且有资料研究显示肝脏功能轻、中度损伤时血脂水平与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呈正相关［6］。因此，血脂水平及肝内血流速度可作为肝纤维化痰淤互结证的疗效判定指标。刘为民等［7］认为肝纤维化除淤血外，痰浊作为一种病理因素，也参与了肝纤维化的病程。在肝纤维化的发病过程中，肝郁气滞，横逆犯脾，脾失健运，水湿不化，酿生痰浊；饮食所伤，素体湿盛，嗜甘厚腻，过度饮酒，更伤脾胃，水湿内停，聚为痰饮；正虚邪恋，毒邪内蕴，日久化热，煎熬津液，凝聚成痰；正气亏虚，水湿难运，聚湿成痰，均可导致痰浊内生，痰淤互结，阻于肝络。因此痰浊淤血是肝纤维化的最终病理产物，同时又可阻滞气机，使气血运行不畅，津液输布不利，痰浊淤血沉积更甚，加速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陶翠玲等［8］以痰淤并治为主要治疗原则，应用肝纤康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痰淤互结证，结果表明该方具有降低痰淤互结证积分水平，降低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抑制肝脏炎症，改善肝功能，增加肝门静脉血流速度，降低甘油三酯水平的作用。并认为其治疗机理可能是降低血脂，改善肝脏微循环，增加肝脏血流速度，抑制和改善炎症反应，改善肝功能，从而阻止和减慢肝纤维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

3结语

在肝纤维化的发病过程中，血淤与痰湿又相互伴生及互为因果。淤血阻络，必阻碍气机，气机阻滞，津液不布，水湿不化，而聚湿生痰；同理，痰湿阻络，亦必阻碍气机，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气机阻滞，血行不畅，而致淤阻经络，从而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参考文献】

［1］唐智敏，茹清静，朱起贵.论肝血淤阻与肝纤维化的关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3）：14.

［2］刘宏元，刘作恩.慢性乙肝早期纤维化的治疗研究［J］.天津中医，1997，14（3）：101.

［3］陈丽萍，张诗军，马翠玉，等.慢性丙型肝炎血淤证与血清HA、hPCIII的相互关系及中药对其影响的研究［J］.国医论坛，1995，1：30.

［4］唐智敏，茹清静，朱起贵.论肝血淤阻与肝纤维化的关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3）：14.

［5］沈吉云,燕忠生,赵淑媛.肝病血淤证与肝功能肝纤维化标志物的关系［J］.辽宁中医杂志，1997，24(6)：243.

［6］方永奇.痰证宏观辨证的计量化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1995，22(11):490.

第3篇

当前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很多教育研究者过分热衷于国外尤其是西方教育理论，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而对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教育思想却视而不见，或者至少是重视不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教育学话语中，常常会遇见这样的叙述逻辑：直接用西方的教育概念、命题或理论阐释中国的教育问题，或者先陈述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再附上这些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启迪’或‘借鉴价值’。在这些研究的背后，有时还潜藏着一种霸道的论证方式：因为西方如此，所以我们如此；西方都已如此，我们更应如此。这使中国教育学处在一种‘殖民化’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对本土教育问题的关照，从而也失去了原创性的冲动和活力。”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非常有害，这不仅是失去原创力的问题，而且对中国教育学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百余年来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纵观百余年中国教育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那就是“教育学在百年中出现多次的‘整体式转向’或‘推倒重来式’的‘发展’。并且几乎每一次的‘推倒重来’都循着基本相同的路线：中断历史――重新启动――简单模仿(或演绎)――初级综合――建立体系”。哒种现象表明教育学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发展，从而也造成教育学成熟度不高，在学科大家庭中处于尴尬地位。

理论研究者对国外教育理论的片面追求也“感染”了教育实践者，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各种时髦的教育理念趋之若鹜。今年来个“成功教育”，明年可能来个“挫折教育”；这段时间流行“合作学习”，过段时间可能又流行“分层教学”。这让很多教师、学生、家长都无所适从，只能疲于应付，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事实证明这些“花”只是“昙花”，这些所谓的先进教育理念最终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持久的生命力。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很重要的―个原因就是，很多教育研究者忽视了文化背景对教育研究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作用。其实任何教育思想和理论都是源于一定的文化背景的，并且只有与社会文化相协调才能有针对性地地指导实践，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理论。我们可以用国外著名的教育理论来证明这一点。

泰勒的课程与教学原理是课程中的经典理论。我们都知道泰勒的课程与教学原理是在他“八年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八年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为了改进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帮助学校教育走出困境，以缓和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而发起的。咽此泰勒关于课程和教学的理论是美国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反观我们当前的课程改革遇到重重阻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课改专家没有深入地把握当前我国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再比如德育模式。在《当代教育学》一书中，对科尔伯格的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有这样一段评价：“一些研究表明．有些文化背景下的人根本没有出现阶段5和阶段6的道德发展特征。科尔伯格对这两个阶段的定义很可能带有西方的文化偏见。”这段话首先向我们表明了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是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不一定适合其他文化背景。但其中两个词的用法有待商榷。一个是“可能”．其实任何理论都有文化背景，这点是肯定的，而不是可能。另―个是“偏见”，他们自己设计的德育模式适合自己的文化背景那是无可厚非的，何来“偏见”一说呢?这只能怪我们的理论研究者只是对国外理论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不会批判改造。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教育理念和理论都源于一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只有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相适应，才能有的放矢地指导教育实践，反过来也能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以下笔者试着从中西文化背景与教育的关系这个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对于文化背景，由于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说明。有的学者主张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来说明。文化心理结构，是民族历史形成的生存条件的内化和民族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在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中的沉淀，是由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所塑造、陶冶而成的共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哄中主要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三个方面来说明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1．西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看，西方民族注重由现实走向未来的实际运动。特别注重实效。

从思维方式上看。西方民族具有一与多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总的来说，西方偏重于多，在个体与类的关系上，强调个体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所以西方具有个人主义传统。西方民族又是注重理性思辩的民族，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把理性的逻辑思维作为主要的致思途径。

从民族精神上看，西方民族富有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西方民族注重通过自身的努力主动改造自然，使之与人类的生活相适应，而不是通过改变自身使之被动地适应自然。西方人在探索“真理”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执着，并且不断努力，推陈出新，标新立异，从不满足。也绝不会止步或暂停。

西方民族注重现实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功利主义的教育流传久远。西方重视个体的传统鼓励个性的发展，再与探索精神结合起来。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人本主义的教育源远流长。西方价值取向是注重由现实向未来的运动，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一”与“多”对立统一的传统，再加上民族精神鼓励探索，就必然导致西方教育观念变化层出不穷。而其重理性思辨的致思途径反映在教育上就是理性精神一以贯之。

2.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看，中华民族非常注重传统，具体表现在：在实现价值的行为准则方面，道德伦理价值压倒了一切，渗透了一切；在价值理想方面。最高的价值理想是圣人的人格样板，即所谓理想人格。

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华民族具有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注重整体与过程。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性。而且中华民族又有注重直觉思维的传统，以把握整体为目标，往往以箴言的形式直取事物的本质，而不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体系的形式构造。

从民族精神上看，中华民族对待自然的基本精神是“参与”，可以“与天地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即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活动。但是这里的“参与”不是作为主体的参与，而是作为客体的参与。中华民族对待社会与人的基本精神是“和”。“和”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华民族及其重视道德伦理，道德伦理是中国社会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维系社会秩序

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注重传统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唯古是法，以老为宝”。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教育从价值取向到内容到方法，乃至于深深埋藏于师生内心的心态无不烙上尊古、崇古的印记。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方式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教育观念比较稳定，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人才的培养标准高度统一――以“圣人”“贤者”的整体目标规范一切受教育者。注重直觉的致思途径使得人们重经验，忽略抽象的思维理论的创造。再加上中华民族的精神主要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不是去征服自然，信奉“天人感应”，主要是以善行感动上天，因此使得人们放弃了对自然界探索的兴趣。忽视理性，极大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以上在谈到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与教育的关系时既提到了优点也提到了弊端。而对西方民族心理结构与教育则没有提到它的弊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心理结构和教育传统没有弊端，事实上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比如西方教育观念变化层出不穷，一方面是他们教育不断发展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首先。“变化”是变得比原来好呢还是差呢?如果是变得差了那还不如不变。其次如果变化过于频繁，学校、教师和学生能否适应是值得怀疑的。再比如，理性精神自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今天我们社会的发展也绝对离不开理性精神。但理性精神并不是万能的，它对有关人类和人的研究几乎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不要忘了，人除了要有理性精神之外还离不开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往往是我们了解人类及每个人自身的有利手段。因此，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中西文化心理结构与教育传统，两者各有优缺点，关键是要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使两者更好地融合。

对教育研究的建议

在对教育与文化背景相融共生的关系作了论证后，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教育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充分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思想

这是当前教育研究者所普遍忽视的。我国传统文化是个巨大的资源宝库，里面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善于挖掘。并把它们发扬光大。

2.积极吸收并内化国外先进教育思想

前面我们说过当前我们许多教育研究者过分热衷于国外教育理念和理论，这里又说要积极吸收国外教育思想，这是否矛盾呢?其实不然，虽然我们的研究者非常热衷于引进国外教育理念和理论．但总体质量并不高。首先，很大一部分研究者接触到的国外教育理念和理论都是二手资料，也就是经其他人翻译过来的。真正直接接触原汁原味的国外资料的人少之又少。由于翻译者自身水平和能力的局限，难免对原来理论的理解造成偏差。其次，退一步说，即使翻译者翻译得足够好，也并不代表他翻译过来的东西都是适宜的。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引进的所谓西方新理念新理论其实只是西方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可能早已被西方的教育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或者是有明显缺陷的。而我们却如获至宝，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去研究和推广，结果还是证明这个东西是不可行的，这不是一种巨大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反思

冯　丹

问题的提出

根据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国现在正在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如何解决我国公立高校所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成为一道难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资，1989年开始向学生收取部分费用，以后，逐步加大了学生交费的数额和覆盖面，1996年个人投资(指学费和杂费)占整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为11.5％。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80.391997年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普遍并轨，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全面收费制度。1999年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学费数额，扩招生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基本上按培养成本收费，其他学生的交费一般也达到了培养成本的20％至30％。函授、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成人高等教育以及民办高等教育这几种教育形式所需经费基本上全部是或大部分是由学生自己承担，而这几种教育形式的学生已占到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一半以上。如果综合考虑，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成本中学生个人所承担的比例将达到40％至50％。这一比例与国际水平比较已属于一般水平。但由于我国义务教育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免费，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水平，而且可以预言在―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比重不可能达到已承诺的占GNP4％的水平，所以，对非义务教育还应加大个人支付的比例。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收入分配又很悬殊，因此在实行高等教育收费的同时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对于收费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高等教育收取学费所带来的贫困学生问题以及对收费制度的考验

1.免费的高等教育是不可行的

中国从1989年起对公立高校部分学生开始实行收费，当时只是象征性地收取200元，高教学费制全面实施于1997年，但收费标准几年内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收费标准猛增在2000年。这一年高校学费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有些地区高达20％，学费涨过了4000元。(见附表一)之后，2001年和2002年执行了有关规定，学费、住宿费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

此间关于1997年起我国实行全部大学生缴费上学的理由，通常认为有两个。即增加高等教育实际需要的经费，以及对教育成本分担原则的确认。就增加高教实际需要的经费而言，它是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基本的两难问题”。产生于公共预算日益紧缩而社会和个人对接受教育的要求持续增长。现在几乎已没有国家能够单靠国库来支付整个高教系统，而必须寻找资金来源。何况这里是“穷国办大教育”和“大国办穷教育”，教育经费不足更突出。面对急剧膨胀的教育需求和严重不足的教育经费，继续推行免费入学政策显然已不可能。

而且，教育分担原则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教育成本分担原则的依据是：从受益方面论，高教投资可以产生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收益各方负担成本才合理；从产品的属性论，高等教育产生的不是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而是准公共产品，所以政府和受教育者应当共同承担教育成本。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是：(1)谁受益谁投资；(2)受益者为个人、雇主和社会大众三方，教育成本应由这三者分担；(3)各方支付的教育成本份额，由其受益的多少决定；(4)各方支付的教育成本份额，还应按支付能力来决定。来自各国的数据都表明，中学后教育能确保其毕业生获得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机会，中国在这方面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并非

纳税人的子女都可以上大学。据统计，随着高教大众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毛录取率已接近70％，但他们只占同龄人口的10％左右，也就是说，只有适龄人口的7％能够上大学。由此可见，作为极小部分纳税人的子女和高教受益者，大学生缴纳学费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仅仅把增加高等教育实际需要的经费和确认教育成本分担原则作为收取学费的理由，那是不够的。然而，免费的公立高等教育真的总是公平而民主的吗?国内近期有的研究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免费的高等教育等于是用公共资金补贴高收入阶层。新近一项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也显示：与出生于较贫困阶层的同龄人比较，出生于较富裕阶层的年轻人更有可能进入高等学校，高教补贴有可能主要是为富人造福。国外有论者还指出，免费的高等教育是让穷人来支付富人上大学的费用。入学机会更多的富人子弟免费入学。而在日后可获得收入更高和使事业更成功的机会。不取消高校免费入学制度，实际上就是坚持把穷人的收入作有利于富人的两次再分配。

结论性的表述是“免费高等教育既不能保证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这―论断，对免费高等教育的批评，无疑有助于开阔思路。另外，大学生承担学费后，他们可以施加压力对学校不合理的政策规定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学校本身可以较自由地使用由学费构成的那部分经费，或用来进行改革，或用来弥补公共补助之不足，并通过增加能够自由支配的经费加强自身的自主性。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二元经济结构使得贫困学生所占比例较大。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在全国普通高校中，贫困家庭学生约占20％，人数在280万左右，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5％至10％，人数在60万至120万之间％先不论各高校的贫困学生，据一份调查显示，由于惧怕交不起大学学费而在高中就辍学的学生不在少数。有可能很多人成绩很好，但因负担不起大学学费而过早地放弃了进大学的念头。该调查还对高三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率为100％，也从侧面反映了高中生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见附表二)因此，对在校大学生的研究，有可能低估了学费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我国高校大规模的扩张是在当时我国经济紧缩，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前提下仓促、急剧进行的。因此，我国除了各大学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学费减免之外，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来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学费短缺。我身边就有因生活困难而荒废学业去打工来维持生计的同学。所以，建立怎样的体制以便所有的大学生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是一个重大课题。

2002年高考前夕对我国两省市4区县的不同类型的7所高中的高中三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共发放问卷529份。回收率为100％。

根据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下层人民的子女享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并没有增加。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这份调查更进一步证实了部分学生的经济困难不容忽视。

2.建立针对所有大学生的贷款助学制度

上面讲到免费的高等教育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公平的，而我国又有一部分学生无力上缴学费。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建立起以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的资助政策体系。这的确解决了一些大学生的问题，但同时使得某些贫困学生有自卑心理的产生。因此，在实行上大学收费的同时，为防止或者避免由大学生家庭收入水平决定其学费支付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差异现象，可以借鉴很多国外经验。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实施大学收费制度的同时，制定了许多既不加重大学生家庭负担、又不影响大学生心理和人格、反而对大学生健康人格形成颇有帮助和促进作用的大学生上学贷款和助学制度。

为此，我国高校收费和贷款政策就应该有相应的修正和调整，亦即政府的贷款上学制度，不能只是针对目前所谓的贫困大学生等少数学生的制度，而应该是针对所有学生的普遍性的大学生上。学贷款制度。从而使所有的大学生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家以同样的资格和条件来申请国家的助学贷款，以同样的人格和心态在大学中进行学习和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