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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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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论文

第1篇

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

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它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历史渊源。就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属性来看,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发展延续的基础,因此自身有着很浓厚的美学特性。

1.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研究特性

从目前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成果来看,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一般从文学艺术作品主题、创作手法和鉴赏方式入手研究。文学或者艺术作品都有着自身的创作主题,或者描述事物或者人物的美丑,刻画人物的形态、形象、气度,抑或是景物的动静、环境所营造出的一种虚实的意境等等,总之是凸显出作品的主题;文艺理论的创作手法多样,创作者根据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通过抒情、议论、神思、愤书等再填充材料;鉴赏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能凸显美学特性的一个环节,通过鉴赏作品,体味其中所蕴含的美,最终实现与创作者的共鸣。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通过这样的三维鉴赏体系表现出来,创作者的创作语言和鉴赏者的欣赏紧密结合在一起,欣赏者再结合自身的阅历、文化素养对作品进行自我对应,从而实现与创作者心灵上的互通,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传递和接受。

1.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哲学性

中国对文艺美学的研究历史悠久,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人们就开始对文学作品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中的美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是,中国古代的美学研究并没有将文章、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单独或者进行归类研究,而是将美和道的主线贯穿在各种研究之中,道与美是分不开的,而美的表现形式与道也是分不开的。道是作品的主体,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美的形式将其传递出去,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一种哲学性的体现,这种哲学性贯穿于整个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中,使古代文艺理论既达到了美学的高度也实现了哲学的深度。

1.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贯穿流变性

中国古代有很多思想派别,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体系。传统思想深受儒、道、释体系的影响,每个体系中的文艺理论观念也对之后的文艺理论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在东汉,玄学进入中国本土,为了适应生存,它就和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进行了融合,并对文艺创作产生了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儒、道、释所形成了三体系为主干,它们之间又相互依存影响,之后又和许多思想理论进行结合,拓展出庞大的体系脉络,最终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思想系统。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体系虽然没有严格的体系,但是却有着成体系的研究范畴。通常某一派别提出一个观点,历代的艺术家、文学家就会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拓展研究,在不断地延续过程中,最终将这一焦点进行升华,提升到文艺理论的高度,因此,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有着贯穿流变性。

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经验

2.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作品的经验性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有着明显的经验性,从美学的角度看即古代的文艺理论作品在表述上有着深刻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审美经验,即创作者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对作品进行了直接的经验性创作,这种创作既会利用原有的审美资源,也会借助于脑中形成的固定的审美意识;另一种就是间接的审美经验,创作者通过研究他人的作品或者成型的文艺理论,从中提炼能够满足自身创作的审美经验,从而推动古代文艺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2.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创作者的审美经验

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创作者大多是艺术家或者文学家,很少有专门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往往兼备两重身份,在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会创作一些像诗论、文论、乐论、书论这样的文艺理论作品。像陆机因文艺理论作品《文赋》被人们所知,但他最主要的身份则是诗人,诗人杜甫同样也写出《戏为六绝句》的经典之作,类似的人有很多,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理论研究上也有很大的建树。

不论是从创作者本身还是从文艺理论作品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都有着明显的经验性。即使在今天,古代的文艺理论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这和作者的审美经验是分不开的,他们创作的文艺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却有很多作品都有一定的系统性,像《文心雕龙》《原诗》等,有的作品即便是随感而发却有着深刻的观点,像《冷斋夜话》和《六一诗话》,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是作者对别人作品的评述、整理,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还有在先人的作品上进行题词的,这些都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主要创作形式,也是审美经验在文艺理论创作上的直接表现方式。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所蕴含的这种浓厚的经验性质,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所创作的,但这些诗人、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的理论研究更是一种有着深厚基础的智慧结晶,他们对文艺理论的论述并不是怀着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创作升华,这种富于实践性的经验性创作植根于实践,又推动着文理理论的不断发展。

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意义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和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性的创作,后者是一种具有极强思辨性和紧密的逻辑性的作品,但是,对古代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才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古代的文艺理论并不是观念层和表面的东西,它与西方文艺理论不同的是它的抽象性是通过经验创作从而提取出的抽象的高度。

3.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

审美抽象是一种思维过程,在审美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抽象的逻辑判断和推理不同,是一种可以概括和提升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表现出的主题、思路就是典型的审美抽象。西方的逻辑思维是通过描述具体的事物,最终提取出一个概念,这个过程中会将感性的、偶然性的东西舍弃,而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则是通过一种感性的方式将现实中的普遍意义表现出来,并将创作过程中的细节、感性认识、偶然性因素融合进去,从而运用多种表达形式、艺术符号将现象的本质表现出来,运用感性的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深度,达到思想上的高度。

3.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途径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品整体呈现出的意蕴,另一种的文艺理论作品中所蕴含的主题。最为重要的是第二种,对于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主题,通常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推断出来的,而是由具体的审美抽象来凝练的。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物”,在魏晋时期,“物”已经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而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品”的意思,它既是对一切自然界事物的概括,也是代指社会上的事物,同时还有“心物”之意。例如,陆机的《文赋》中就有“体有万物,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这样的句子,这句话中出现了两个“物”,像刘勰的文艺理论作品中也较多地使用了这个字,而“物”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可见,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具体概念,抽象的程度是高于西方的逻辑推理概念的。

第2篇

[关键词]:文化与人格理论 中国国民性 儒家思想

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辜鸿铭著.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

第3篇

引言

语言的学习始终脱离不了文化的学习,在外语教学中逐步渗透文化教育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工作者们都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目的语文化的输入上,而对本国文化的输出重视程度不够,文化教学偏离了有效运行的轨道,从而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不成正比,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在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也普遍存在。中国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低下,进而大大降低了法语教学效率,因此,在推进法语教学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存在的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剖析: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及成因,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径。

一、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

“文化教育”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者眼中并不陌生,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同时还是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文化教学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早在1997年,贾玉新便在他的作品《跨文化交际学》中提出“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教育”〔1〕,随后,胡文仲也在其1999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2〕。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交际外语教学法的不断推广,我国外语教学也开始逐步重视“目的语文化”导入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外语教学开始大量引入国外原版教材,课堂上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化习俗,这种将语言教学与目的语文化教学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大多都存在一个通病:由于母语文化教育的长期缺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从而大大削弱了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清华大学的张为民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做过相关调查,他们召集了一批英语专业本科生及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用英语转述中国文化特色话题的测试,内容囊括了中国独有的事物、名胜古迹、民俗等,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都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这一现象在法语学生身上同样普遍存在,很多学生甚至都不能用法语很好地翻译诸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更别说翻译中国原汁原味的诗词歌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确实存在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现象,并且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

谈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寥寥几句便可解释清楚的,可以说它是多方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教师自身中国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其次,教师教学观念与跨文化交际理念脱轨,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最后,学校并未开设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以及教材中中国元素的缺乏。但究其根本原因,还要归咎于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界对文化教育中“文化”的概念理解片面,过度重视目的语文化输入而忽略本国文化输出,模糊了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 “文化教学”不仅包括法国文化教学还包括本国文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时刻秉承两者并重的原则,才能够培养出各方面都合格的高水平法语人才。 “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必须把该文化放在与本民族文化的对比中进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切入包含着对目标语及母语的再认识。”〔3〕美国语言学家Claire Kramsch如是说到。

二、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教育对法语教学成效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将法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势在必行,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Hymnes将人类在恰当的场合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定义为“交际能力”,而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跨文化交际也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然而,“跨文化交际是双方的交流,而不是单方面向一方面学习。”〔4〕任何一门外语的学习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学习者在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间建立一个桥梁,能让两国人民顺畅地进行文化交流,这才是法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即通过教师的不断引导逐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意识,从而培养出能够促进中法友谊高效持久发展的跨文化交际人才。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势必将会大大阻碍这一目的的达成,因此,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刻不容缓。

第二,中国文化在法语学习中具有正迁移作用。“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会无意识地将母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等移植到外语的学习中去,这个过程就叫做语言迁移。”〔5〕总体来说,语言迁移分为两种:正迁移与负迁移。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界都将过多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正迁移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文化在外语学习中所起的正迁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化与法语教学有效结合起来,将大大提升法语教学效率,正如刘润清所指出的:“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6〕从逻辑角度上来讲,两门语言相似度越高,正迁移作用也会越大。虽然汉语与法语分属于不同语系,从表面上看有很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任何语言在结构上都是相通的,就比如法语中的???Aide-toi, le ciel t`aidera.??与中文里“自助者天助”便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要将中文及中国文化与法语及法国文化的共性之处好好加以利用,便能够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加快他们学习法语的速度,从而大大提升教学效率。

三、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途径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实现的是双边交流,我们虽然使用的是法语,但代表的是中国文化,而非法国文化,因此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是培养学生辩证的文化意识的需要,使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绚丽多彩的、优秀的中国文化。〔7〕”而要扭转这一局势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也不是只靠一方面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而是要在多方的长期努力下才能够逐渐消除的。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三方参与者便是教师、学生、教材。笔者认为要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教??的正确引导。作为教学的主力军,教师能够提供正确的引导自然是促成局势扭转的关键。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引导”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基础上:首先,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同时,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使其与跨文化交际需要紧密接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各个方面努力对学生进行文化渗透:既要使他们了解法国文化,又不能忽略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使他们能够顺畅地用法语将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要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多下点功夫,笔者认为主要可以用到以下两种方法:

1.比较法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去发现两种文化的异同,逐步引导他们养成从一种文化引申到另一种文化的学习习惯。比如,从词汇角度上来讲,词汇是构成一门语言最基本的单位,但也是一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同一个词汇在两种文化里所代表的内涵可能会大相径庭,这里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探索,从一个词引申到它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相似的或不同的文化内涵。以颜色为例,中国人偏爱红色,自古以来,红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喜庆,同时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红色还能够使我们联想到革命,“红心”可以指“对党的忠诚”,而在法语中 le coeur rouge 也有这一层含义。再举个例子,在讲到动物的词汇时,比较法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了,因为在中法两种文化中某些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如 chien(狗) ,在汉语里“狗”经常会跟很多贬义的成语联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而在法国狗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法语中很少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表达。再比如,俗语谚语是最能够体现两种文化的异同的,汉语里有“沧海一粟”,法语里也有 C`est une goutte d`eau dans la mer. ,但是在中国我们经常会说“茶余饭后”,而法国人则会说 entre le poire et le fromage (在梨与奶酪之间),因为法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一般在下午茶时间都会吃点水果点心之类的食物,这就跟中国很不一样了。

2.联想法

在教学中,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课文,里面的内容或背景会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教师就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引导学生从一种文化联想到另一种文化。比如北外马晓宏编写的《法语1(修订本)》第15课谈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教师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就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到中国的饮食,如“四大菜系”以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可以在下节课让学生分组做演讲用法语介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再比如《法语3》第二课里面讲到了上帝第六天创造了人,这里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中国的女娲造人、盘古变人的故事,同样的也可以组织学生用法语去讲述这些故事。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法国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我们母语文化的了解,同时还能够很好地提高他们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二)调整教材内容,注重融入中国文化,使目的语文化输入与母语文化输出达到平衡。大部分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教材展开的,因此教材在教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综观我国高校法语专业学生现阶段所使用的教材,都过度倾斜法国文化的输入,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不仅给学生传达了错误的讯息,误导他们认为学习外语就不需要学习中国文化,而且也让学生学不到如何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他们这方面能力低下。这就提醒我们,要弥补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就必须进行教材改革,在教材中注重融入中国文化,增加介绍中国文化的法语文章,使学生在课文中就能学到表示中国特色事物、风俗等的法语词汇、表达等,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在现阶段教材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教师可以自行选用一些替代教材,比如可以开设中国文化的相关课程,选用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中文书籍作为教材,在课堂上积极组织学生展开如何用法语将我们自己的文化表达出来的讨论,这样也是可以的。

第三,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王宗炎曾经说过:“对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人家的文化、语言该怎么看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强国或强大民族倾向于自高自大,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不如自己,这是民族中心主义;弱国或弱小民族自卑,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比自己好,这是惧外心理。”〔8〕当前的中国已经不需要一味地去迎合他国文化,而更多需要的是尽可能输出本土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渴望学习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的法语教学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契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建立文化自信,鼓励他们将礼义廉耻、仁爱礼让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在跨文化交际中始终保持自尊、自强。

第4篇

我国的舞蹈艺术能否健康的发展,能否跻身国际民族之林,取得与文明古国相称的声誉,能否体现振兴民族文化的精神,这些要求取决于舞蹈教育。舞蹈教育所培养的和向社会输送的人才,不仅能够体现出舞蹈教育的方针,也直接影响到舞蹈艺术的审美思潮和艺术取向。而舞蹈教育的资质水平又将取决于教师队伍的资质水平,所谓办学理念,直接体现于教师的教学理念。因此,如何关注舞蹈教师的资质,将直接关系到舞蹈艺术发展。

在舞蹈艺术的各门类中,民族艺术学科――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与从外国引进的芭蕾舞、现代舞等学科又有所不同。民族艺术的意义是在于代表民族,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也就是民族的审美智慧和民族的创造才能。因此,民族学科的教学和教师又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职责。本文所思考和探讨的,便是中国古典舞教师文化修养的问题。

一、古典舞的艺术定位

中国古典舞作为民族艺术门类的一种,对于民族的凝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灿烂悠久的舞蹈文明史,它是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舞不是历史上某些舞蹈当时已有的名称,和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古典艺术一样,是后人认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某些哲学、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而给予的名称,而且是若干种哲学、文学、艺术作品的总称。在现代社会都不去搞现代舞还要继续保留古典舞,就是因为古典舞是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是我们祖先经过了几千年所创造的艺术,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智慧,是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古代传统。

首先要明确古典与古代的关系。所有的古典艺术都是形成于古代,是历史的产物。有的流传了下来比如:文学、诗歌、绘画、建筑、工艺等。有的只有一些资料,没有鲜活的流传下来比如:音乐、舞蹈。因此,把握古典的形式、风格只能进行继承和研究。其次当代古典舞是今人编创的,而编创的根基是历史、是传流、是古代。“知”而后变,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有坚实的历史材料和对材料做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古典舞的形式和审美方向的问题,才能把握民族的特色。古典舞是形成于古代的舞蹈,我们常说“传统”,传统是历史的积累,是经过一代一代古人长期的继承和创造,才凝定为若干种艺术形式,并从那些艺术形式当中体现出艺术的规范性和美学传统。因此,古典舞与古代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二、是定位为文化形态,还是定位为技术技法系统

文化是审美的基础,审美观是艺术必须解决的核心,作为审美基础的文化不同种族、民族,以及地域的差异,及其特征和个性,没有特色的个性,民族就难以存在,中国古典舞也是如此。不同的民族艺术,具体表现在形式、风格的不同,形式由舞姿造型和活动的流动连接的方式构成。而形式所体现的风格――即艺术韵味,则密切联系着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诸多方面因素,即意识形态。中国古典舞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必须有独具的形式、风格、技法,不能把其他舞种借过来代用,代用就是说明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面目”什么。

任何一种艺术技法都是根于一定历史和文化,又无一例外都有继承性――也就是“来路”。艺术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组成部分。牢记这一点或者甩开不管都无法改变这个科学论定。因此舞蹈作为一门艺术不可能没有思想、没观点、没立场、没取向。不同的形式、风格产生不同的技能、技法,艺术的形式、风格没有统一的审美标准,艺术的技能技法也就没有统一的评判尺度。不同的文化的形态决定着舞蹈的技能技法,作为古典舞不能只注重技能技法体系,而是要将古典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看待。技能技法是为古典舞的审美取向而服务的,而古典舞要想达到所要求的审美取向就必须依靠技能技法,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的。

三、作为一名合格的古典舞教师的责任,自身所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及修养

以上这些观点直接牵扯到教学上,从教学出发认清古典舞今后所要走的道路是作为一名从事古典舞事业的教育者的责任,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教学演绎,引导学生认识、理解艺术形式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学习并掌握中国古典舞蹈文化发展的历史,了解本土文化的发展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这就要求古典舞教师自身对古典舞的感情和审美倾向一定要清楚,这是从事古典舞事业的教师们所必修的课程。如果一个教师在教学上只保留在形式的把握,不能提高到文化的教学程度。那么,课堂教学就将脱离文化而成为单纯的技能、技法教学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旧的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照搬硬套、墨守成规上,教师的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创造力十分的缺乏,这将直接影响到古典舞今后的发展。那么作为一名大学古典舞教师所应该具备哪些文化修养呢?

(一)必须了解古典舞、了解中国古典舞性质的由来

所谓古典舞主要是指历史上为贵族服务的宫廷舞蹈;被宗教利用成为一种祭祀形式的宗教舞蹈;或者曾经走上政治舞台,是在专业化、职业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古代舞蹈形式。这些虽然是古代民间舞的加工、发展,但与自娱性有节令、地域和物质条件限制的民间舞蹈有所不同,它是具有吸收、融会不同民族、地域外舞蹈的优越条件并且是在贵族文化、宗教意识或者是在广泛的――不限于一个地区的欣赏趣味影响下发展、提高起来的。形式比较完整、严密,表演、技巧也高于民间的水平和成就,对历史上的舞蹈文化有一定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因此,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必须了解中国典舞的含义,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体现特色,突出特色,培养决定古典舞形式所需要的技术能力。了解中国古典舞的风格、审美取向,将技术技能与文化形态联系起来,真正达到技能技法的教学目的和任务。

(二)必须有热爱这样文化的感情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在这五千多年里,舞蹈一直占领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说舞蹈的发展也是很积极的,它是每个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等各项有关于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作为一名当代古典舞教师我们不但要了解现代舞蹈发展的状况而且也要对古代的舞蹈发展状况有所了解,这是必须的。我们要随时赶上时代的潮流不被时代所淘汰,推陈出新是教师们所肩负的重任。但是推陈出新并不代表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舞蹈历史遗忘,正好恰恰相反,将中国舞蹈的精髓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作为一名中国古典舞教师所应该赶上的潮流,这也是使命。必须回溯历史、回溯古代了解古代舞蹈发展的脉络,搜寻古代舞蹈资讯,并尽可能的多学点各个层面的中国文化,卑能最大限度的体现我们祖先在这门艺术所创造的美,也就是我们民族的智慧。要想去了解这些,必须通过自身内心达到对中国古典舞事业的热爱与关注,这样才能将所了解的慢慢吸收到自身的脑海中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

(三)必须具备哲学、历史、民族、宗教、习俗的艺术多种文化基础知识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说:“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作为一名古典舞老师尤其是大学教师要学会不断的去探索,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时代已经不再允许那些墨守成规的、老套的、没有内涵的垃圾艺术存在了。“创新”是我们已经不可逃避的事实,要想创新必须从自身的文化修养作为起点,不断的充实自己使内涵变的丰富起来。作为教师的任务不光是只是进进课堂,对学生进行肢体上的训练,另一方面还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引导学生的审美取向和审美情趣,使学生变的博学,不能让学生只局限在舞蹈的技能、技法上。如此看来要想做到这一点教师们必须先从自身作起,教师应该所懂得的是除去教材本身以外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就是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取向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了解。这样一来只有自己懂的多了才能去教学生、引导学生,才在学生面前有说服力而且这也可以帮助教师自身在中国古典舞上不断的创新。哲学、历史、民族、宗教、习俗、绘画、建筑、等等的这些历史文化都是与舞蹈相联接的,灵感不是随时随地就有,文化的积累相当重要,只有两者相互的配合才能创作出更好好的艺术作品。还有的就是现在学习舞蹈的学生专业水平越来越高,可能在某些方面教师和学生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或出现教师落后于学生的现象。面对这些种种的压力,必须促使教师们时时刻刻保持强烈的求知欲,不断的丰富自身的文化修养,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的探索舞蹈教育领域的未知世界。

(四)古典舞教师自身文化的重要性,这关系到古典舞事业今后的发展

舞蹈艺术人才的培养――不菲是表演、教育、编创,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教师们一定要在技能、技术培养的同时进行艺术思想教育,如果不把爱国主义情操,热爱民族文化传统的感情培植起来,不把“武装头脑”作为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去抓,就很难体现民族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在教学中有很多老师只懂得硬搬乱套,只懂得照着已经编好的教材进行教学,在课堂上对学生只是进行单一的技能技术的训练,更何况自己动脑子去学习其他的艺术各类知识了。对学生们所提出的有关于专业上的知识更是避而不答,因为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首先自身就不具备舞蹈教学的能力又如何去教学生呢?尤其是现在西方的现代舞对中国舞蹈的入侵,如果作为一名古典舞老师对中国古典舞蹈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么她所教出来的学生也很有可能被同化。

教师是全方位给予学生成长的指路人,学生最终的好与坏,一方面是学生自身对自己的把握,另一个方面就是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教师们也是从学生时代慢慢成长起来的,所以应该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应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教师需要永远的站在时代的前头,永远站在知识的前头,如果教师落后了,我们就可想他教授的学生,损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法,不仅能传授专业知识解惑释疑,而且能探索研究掌握现代教育理论,把握教育教学规律。种种的这些更是证明了教师的文化修养是多么的重要,也更是对从事古典舞教育事业的教师们所提出的要求。

古典舞要想求发展必须依靠强大的教师队伍,就象汉唐古典舞它就是在一些优秀老师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开设这个专业并不是说要回到汉代、唐代,更重要的是面对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传统舞蹈文化遗产呼唤如何把它更好的保护和发扬。这也正是古典舞今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发展的一个方向,只有这样民族的自豪感,民族的凝聚力才不能被磨灭。所以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任务是艰巨的,我们不能保守,必须创新。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千锤百炼,闪烁出光辉的异彩。

第5篇

论文摘 要: 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000,(2). 

第6篇

[关键词]初中古诗文古典美朗读教学效果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010007

古诗文作为中华民族三千多年的文化瑰宝,很多脍炙人口的名句格言,传遍市里巷间,穷乡僻壤。可以说,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受它的影响。它让中华骄傲,更令民族自豪。其深邃的思想内涵,独特的艺术魅力、审美特色,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它的古典美实在令人赞不绝口。我们学习它,正是要从思想和语言上加以继承与发展。

然而,古诗文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所使用的一种基本书面语形式,三千多年的时空距离,造成其与现代人的隔膜,学生学古诗文常常存在怕、厌的心理。因此只有拆除那道隔断千里的心理防线,才能让学生走近古诗文,学好古诗文。

那么,如何提高初中古诗文教学效果呢?笔者谈谈自己的一点见解。

一、激发兴趣,让学生爱上古诗文

法国启蒙思想家说:“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西。”爱因斯坦也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古诗文成功的前提是培养学生的求知兴趣,而教师的思想深度、人格修养、语言感染力能吸引学生,使学生乐于听课,因此这就要求教师须用丰富的知识充实自己,加强自身的古诗文素养,提高其欣赏品味水平,敢于解放思想,巧用古语,巧设情景,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爱上古诗文。

1.口诀激趣。诗文语句,铿锵悦耳,口诀练习朗读,朗朗上口,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例如,教学李白的《渡荆门送别》,教师范读:“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游、流”押韵you,读起来既顺口又悦耳好听,学生喜欢听,还跟着朗读,教师顺势引导他们齐读、分组读、交叉读,在多次熟读中成诵。

2.导入激趣。上古诗文时,教师的导入语要鲜明、生动、新颖,可使用故事法、谜语法、或唱歌法等方式导入。学商隐的《无题》时可用多媒体播放徐小风的歌曲《相见时难别亦难》,悦耳的音乐、美丽的画面、优美动听的歌词,学生犹如亲临其境,一方面得到美的享受,另一方面可以把分散的心集中到课堂上来,用视频歌曲导入新课,让学生觉得既轻松又新颖,在学生兴趣正浓时引导他们品味这首诗的内涵,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教学效果特佳。讲授《出师表》可用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导入,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3.巧设情景激趣。教师在古诗文教学中应巧设情景,让学生设身处地,回答问题,往往会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如,下面一段教学片断:师:“同学们,当你快乐时,会觉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但再美的景象也会如过眼云烟,因此人生的乐趣莫过于得一知己,如今好友离己而去他乡,心中不觉惆怅,不过好友虽离你而去,但你们能心心相印,真是……”学生接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师:“为表达对好友美好的祝愿用何诗句表示?”便有学生抢答:“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学生兴趣盎然,就尝到了巧用古语的妙处。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巧设情景提问,让学生探讨,进一步激发其积极性,让学生在古诗文中尝到甜头,乐在其中,从而深深地爱上古诗文。

4.讲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经历激趣。这好比一缕沐浴古老文字的春风,一江滋润古老文字的春水。通过对作品背景、作家经历的介绍,让这个历史人物在原本的生活中鲜活起来,学生对此特别感兴趣,很乐意听,进而获得很好的学习效果。如教学刘禹锡的《陋室铭》,笔者就讲了作品背景,还讲了作者的人生经历。讲到作者少年及第,志在兼济天下,性格率真,为人正直豁达,因为有才,深受皇帝器重,又因敢于改革、讥讽权贵多次遭到贬谪,而更因豁达,终能在被贬的二十三年里留下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学生对作者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之后,更有兴趣学课文。陈钟梁先生在全国中语会单元教学课题组第三届年会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读中学时,就特别喜欢听语文老师介绍时代背景,讲作家经历,有时往往会花上半节课的时间,为我们作这样的介绍,我们很感兴趣,很喜欢!”因此,讲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经历能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引导学生多朗读,让学生读出情味来

《语文课程标准》说:“诵读古代诗词,在有意识地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这对古诗文教学的目标重新作了更明确的界定,还古诗文教学以读为本的要求。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以及朱光潜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正是对“读”的诠释。也只有熟读,才能体会到:或神情激荡,或流利婉转,或浅唱低吟,其美必然让人流连忘返,陶醉其中。况且古诗文往往一字多义,不易理解,且语言高度凝练、深远,讲究声韵和谐、朗朗上口。若反复诵读既能培养学生的语感、美感,又能领悟其中的内涵和丰富的蕴味,甚至包括作者难以用言语表达“然而又流淌于字里行间的微妙之处”(叶圣陶语)。因此教师应该在读上多下工夫,要很好地范读,挑起学生的朗读愿望,然后引导学生多读,多留给学生朗读的空间,让学生读出感情,读出丰富多彩的情味来。例如,学习陶渊明《饮酒》一诗,笔者示范诵读导入,然后引导学生朗读,多次熟读成诵,由此学生体会到:此诗前四句语言虽朴实却道出作者愿保留一颗远离俗世的心,下四句具体描写自己的这种心境或心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形象地写出“心远地自偏”的全部意境,“悠然”两字用得妙,写出不经意,好像总觉得心早已和山融为一体,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正是心灵自由美好的结局。在这样的心态中,山中的落日,回巢的飞鸟,都显得那么美妙,那么富有人情味,能让人忘记周围一切,让人体会到人生的真谛。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往往无法用言语表达,只能用心灵感受,真是意趣无限,令人拍案叫绝。如果没有经过多次熟读,用心诵读是无法品味这种清新自然之美,无法感受到这种“心远地自偏”的自然乐趣的。

三、培育生命意识,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古老的文字虽与现代人存在时空的隔膜,但它同样迸发着生命之光彩。生命是脆弱的、短暂的,也是尊贵的,它给每一个人只有一次,这令很多文人赞叹过。因此,在古诗文教学中要培育生命意识,融合对鲜活生命的关注,对稚嫩灵魂的雕塑,对健全人格的塑造,唤醒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激情。因此古诗文教学应从生命的意义入手,尽可能联系现实,联系学生实际,让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感悟另一个古老的生命,让二者交融。用古典美的精髓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并力争做到古为今用,让它在今天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如,学习杜甫的古诗《望岳》,让学生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和气概后,要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壮丽河山,热爱美好人生,激励其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生命的美丽灿烂而不怕困难、积极进取、努力奋斗。

四、让学生诉说情感体验,捕捉人性中的真善美

“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体验。”这是《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这一目标突出“欣赏”、“体验”,体现了对文学教育思想的回归,对诗文鲜活、灵动风采的回归。这使得在古诗文教学中应联系实际背景,调动学生相似的情感去欣赏、去体验。例如,教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学习领悟文章的思想内容之后,笔者引导学生谈谈自己的“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认识及它在今天的借鉴意义并写下读后感,同时对他们进行吃苦耐劳的教育,并且要求学生回家帮助爸爸妈妈做做家务劳动,亲自体会父母劳动的艰辛,对儿女爱的无私。这便是一个感悟升华的过程,一个受到自我教育的过程。而学生发自内心体验的诉说令笔者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的独特价值与魅力。

五、留给学生想象余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7篇

关键词:隋唐;西域文化;歌舞大曲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交流:

中国汉族在民间音乐史上,汉代的“相和歌”和“相和大曲”是以北方地区的音乐为主体的,到“六朝”时,则被以“吴歌”、“西曲”为代表的南方音乐为主的“清商乐”所取代。“清商乐”这一“九代之遗声”从此变成了古老汉族音乐之象征和代名词,至隋唐时期融入“九部乐”、“十部乐”的宫廷音乐之中,“清商大曲”则成为中国汉族歌舞音乐最高形式的一个发展标志。

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来,西域音乐便开始渊源不断地传入中原。西亚的生活习俗和音乐艺术开始风靡中原。这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南北朝时期相继由汉化的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统治,与西域更是血缘相近,地壤相接,“天竺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等西域歌舞几乎畅通无阻地涌入中原,风靡南北,形成了西域音乐在中原广为流行的蔚为壮观的局面,也为隋唐宫廷燕乐多民族音乐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印度佛曲也从天竺的佛教传播到了南北朝时期,由梁武帝亲制佛曲,开创了佛教音乐的华北。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一个最混乱的时期,这时期的音乐文化都处在一种各族文化音乐大交流、大融合的状态。一方面,汉族传统的“清商乐”承袭了各统治集团各个小朝廷、门阀士族、豪强大富家庭的饮宴娱乐中,另一方面,被叫作“胡乐”、“胡舞”的各少数民族民间又以胜利者的姿态风靡了南北两朝。如:清商乐中著名的舞蹈,《白紵舞》最初为三国孙皓时吴地的民间舞。后来,在统治阶层享乐需求下,它与佛曲相融合,后进入宫廷,盛行于六朝及隋唐。[1]宫廷中的《白紵舞》,虽然改变了最初作为民间舞蹈本来的健康,质朴的格调,罩上了些消极感伤的色彩。在魏晋南北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真实而深刻的展现了对生活的强烈追求。在这个基点上,《白紵舞》有它自身的意义。由于此时期常年战乱,人们心灵都已疲惫不堪,此时的玄学盛行,与其并存的还有佛学思想的传入。换个角度来讲,在人类最为悲苦的年代,能使人的心灵得到慰藉的是宗教,艺术只有很小的功能。

除了《白紵舞》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外,还有“胡乐”、“胡舞”与中原舞蹈存在着较大差异。尤其是在上层社会,喜爱胡乐、胡舞成为一时之尚。胡舞“或踊、或跃”的动势姿势特点、“醉却东倾又西倒”的痴狂情调,那样放荡纵情、无拘无束,十分符合鲜卑民族的审美理想。胡舞就是在这样一个适宜自己生长的文化气氛中不断发展,从而彻底改变了舞蹈发展的总体风貌。这种带有“阳刚之美”的风格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追求放荡不羁、超自然的时风颇为一致,形成了同时代精神律动与历史运行步伐的相协共振。这也为隋唐乐舞的空前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隋唐音乐交流:

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有的时候需要几个世纪的文化积淀。隋唐三百余年间,音乐文化的发展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和睦、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富裕为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优越的发展条件。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空前提高,使得唐朝在诗歌、建筑、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服饰、化妆、器皿制作等领域取得了全面的突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大规模传入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多民族音乐为特色的文化体制。宫廷燕乐得到高度发展,“部乐”与“部伎”的建立标志着隋唐音乐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历代宫廷音乐中具有登峰造极的划时代意义。

唐朝的歌舞音乐的形式极其丰富多样,有歌舞大曲、琴歌;有各种器乐独奏形式,如:琵琶、五弦、古筝等,而其中代表各类音乐形式最高水平的乃是“燕乐大曲”。这是继汉代“相和大曲”、魏晋“清商大曲”之后,我国歌舞大曲最具质量、规模与水平的形式,其中又是“清商大曲”、“龟兹大曲”与“西凉大曲”三种不同的风格流派。已经相当宫廷化和贵族化。《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大曲之经典,是一部将我国歌舞伎乐推向历史顶峰的作品。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在唐朝也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民间音乐中的“曲子”有较大发展;文人音乐种的“琴乐”和“词乐”,成为文人阶层传统音乐形式和新兴音乐形式兼而有之的两大类别;佛教说唱音乐“变文”的出现,标志着佛教音乐华北的完成。唐朝对西域音乐的开放性政策,体现了唐王朝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说的就是一个“外来音乐”盛行的时代。白居易的《杨柳词》:“《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也是表现唐朝社会各阶层普遍喜爱音乐、歌舞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这些都和唐朝统治者“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喜好音乐的传统和导向作用有着密切的关联。

三、 唐代《霓裳羽衣曲》:

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音乐和西域音乐经过百年的交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而这种夹杂着西域之音和中原旧乐的新风格音乐,是当时唐代歌舞音乐的主流。唐代歌舞大曲含有大量的民间音乐和西域音乐成分,风格清新活泼,生动明快。宫廷宴饮欢娱场合使用的燕乐与雅乐的仪典、教化功能相反,歌舞大曲体现的是乐舞文化的娱乐消遣功能,歌舞大曲代表了当时歌舞大曲的最高水平。

歌舞大曲是一种综合器乐、舞蹈和歌曲,含有多段体的大型乐舞。“大曲”是隋唐时期新兴的艺术歌曲。从中亚细亚、印度、缅甸、新疆一带传入的音乐和流行于汉族地区的民间曲调,文人音乐的主要形式之一。“法曲”本来就是道家所用的一种音乐,是南北朝一来经由道教所提倡和发展起来的。玄宗崇尚道教,因而将“法曲”纳入宫廷音乐中,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种俗乐。它源于民间,与相和歌、清商乐等有直接的关联。唐玄宗所创作的《霓裳羽衣曲》歌舞大曲的道教作品,通过乐曲、歌声、舞蹈三者层次递进和同步进行的方法及节奏节拍上强弱、刚柔、急缓、动静的幻化对比,创造出独特的形式美。《霓裳羽衣曲》有一部分内容采用的是“法曲”,是燕乐大曲中道教音乐清丽超脱色彩的一个特点。一般认为是唐玄宗在根据西凉都督杨敬述进献的印度法曲《婆罗门曲》基础上创作改编而成。这是一首具有“西凉大曲”音乐风格的作品。[2]

唐代汇聚了南北朝三百年乐舞和乐歌的资源,呈现出了中国歌、舞、乐历史上的一个光彩灿烂的音乐盛世。唐代燕乐以歌舞大曲为主体,建立在以多种民族音乐融合的多元化基础上。统治阶层对外交流的态度与喜闻乐见的大型歌舞音乐形式使燕乐著名的乐曲名声远播。创造出在我国封建社会音乐艺术水平发展的黄金时代,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不可估计的宝藏。(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第8篇

关键词: 发展人 教育研究 问题意识

中国的教育现象从原始社会的产生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随着教育现象的纷繁复杂化,教育系统自身也在不断自我发展。到当代为止,教育的各种测量及实验技术的不断完善使教育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行动研究、田野实验研究等为教育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等不断细化的教育学交叉学科使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育研究的范畴也随着教育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表面上我们的教育研究遵循着教育的内外在规律有序展开,现实生活中所反映的教育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意识在不断弱化,问题解决的能力并没有提高。怎样提高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怎样树立问题意识,我认为不能只把问题意识停留在思维方式层面,而要追本溯源到人发展过程中的早期,也就是幼儿阶段。而问题意识的起点是基于最近发展区的交流对话活动。问题的提出者应该是以一种博爱和善良的态度对待人和环境,以一种公平心、责任心来看待问题。只有在发展人的早期真正训练人的这种能力,只有在教育中真正关注人,关注和引导人的发展,才能让人自觉关注所生存的社会,不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为了改善生活”,[1]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对问题的思考和对真理的探求。

一、关于思考和问题意识的关系

发问是思考的雏形,一系列发问的过程组成思考的阵营,在对思考的一系列发问的整理上提出对教育研究有意义的问题。问题表面上看是对为什么的思考,实际上它是组成概念的有机体,是对真理探求的必经之路。所以,发问是思考的初级阶段,思考是提出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但在思考中有两个要素必须特别提出,首先是思考的催化剂。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思考,思考源于好奇,但又建立在一定的现象基础上,该现象能让思考主体产生兴趣(有时该现象是偶发事件)。如果出现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者讨论,思考的主体就会产生困惑,在兴趣与困惑的矛盾指引下提出问题。所以,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讨论是思考的催化剂;其次是思考的条件。思考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同时思考又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有意义的,是个体无功利性无功利心的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尽管思考的主体并不知道该现象能否因为思考而产生出真理。只有在具备这两个因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问题意识。由此可见,思考并不等于问题意识,而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必要条件。

二、浅析思考的主体“人”

思考的主体是人,但这种主体不是对普遍意义下人的考量,而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人进行理解和认识。巴蒂斯塔·莫迪恩在《哲学人类学》中指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本身。”[2]至今为止,科学家对于人本身的知识似乎也掌握不足。海德格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有如此纷繁的复杂的关于人的概念,像我们这样成功地以如此引人入胜和有效的方式提出关于人的知识。然而,另一个现实也不容忽视,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对人是什么的认识如此之少,人呈现的面貌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争议性。”[3]

虽然如此,教育人类学家还是从其独特的视角给出了关于人的解释,之所以选用教育人类学家对于人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以理解和探索“人的生命”为己任。教育人类学家积极绘出的人类图像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可能性为前提的具有高度可塑性的生命;二是不断生产中的生命;三是具有选择权和被赋予主动选择能力的生命;四是具有开放性、未来性的生命;五是处在教育关系中的生命。”[4]在人类高度的可能性可塑性条件下,生产、发展人的生命,同时在时代背景下培育一种“生命自觉”之人。“生命自觉”之人的培养是教育的理想,也许以前的教育也在不知不觉中无意识地塑造这种人,但这样的群体少之又少。当教育人类学把这种人的培养作为一种追求,就赋予了人以新的内容。“生命自觉”之人内涵十分丰富,“在叶澜看来,‘生命自觉’是人精神世界可达到的一种高级水平,不仅使人在外部世界沟通和实践中具有主动性,而且对自我发展具有主动性”,[5]这样的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或者环境以至于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处理问题之时能将其置于系统当中去考虑,能适时运用各种从教育中所获得的素质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来做出最佳的判断。这种人永远处于螺旋式的成长当中而不知疲倦,他们会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合理的规划并根据社会需求来选择和发展自己。他们的自觉同时又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还包括对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外在环境(外在生境)的转化。这样的人对社会对他人和对自己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内心是丰富坚定与顽强的,他们的判断是敏锐客观具有穿透力的,他们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活着,他们永远追求着个体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展并在团体中寻求合作。思考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是经常的事,不仅仅是为自己思考,更是在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中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思考的主体应该也只能属于这样的发展的人,一种“生命自觉”之人。

三、培养具有问题意识的“人”

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培养“生命自觉”的人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我国青年的一些实际状况。国际人士凯瑞(Carey)和郑志文的研究指出:“中国青年的目标,从以前对知识的尊重变成了现在的功利主义。主要的表现包括辍学率相当程度的增加,从9.5%上升到50%,以及从事企业活动人数的急剧上涨。”[6]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价值教育的失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人去思考问题,不管是教育的还是非教育的问题领域。还有一则实例是众所周知的,一直以来中国在诺贝尔奖项的缺失足以证明我们培养人进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是在培养人,使其不断社会化,但对教育中的个体个性化问题永远关注不够。创新性人才所需要的品质几乎很难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培养出来。很多人才都是共性凸显而个性不足的,要么就是其个性不能为社会,为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哪里?老舍先生曾经有一段关于“根”的描述。大意是说只要一个人的母亲还活着,不管多大岁数,都让人觉得是有“根”的。可母亲一旦辞世,人就飘飘然了,找不到深藏的根,汲取不到足够的养分,更不能茁壮成长。简单地说,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教育不够,带给学生过多的不是快乐的体验。学生发展的根基有两个,一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笔者曾经观察一些小学生,真正喜欢学习,沉醉于知识海洋中的人微乎其微。而且在当代一些农村地区,青少年的辍学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深思基础教育究竟对孩子都做了些什么?二是我国乳儿阶段的教育里母亲地位的缺失。教育学流行一句名言,教育了女孩就等于教育了一个民族。在培养人的活动别是担当母亲角色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女人担负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对于幼小儿童的教育与引导,母亲的作用不容替代。但在现在的家庭中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女性工作不逊男性,繁重的工作和老板的苛刻使其在教育子女上有意把责任进行转移。双职工家庭的教育责任转移更是厉害。他们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年迈的父母,但在美国家庭中这种情况是不容易见到甚至是被祖父母拒绝的。可以说我们要解决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必须从培养人开始,从培养会发问的人开始,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就是让母亲参与到整个教育过程之中。我们只有对其根源问题进行思考,才能寻求解决的方案。

从发问到思考,从思考到问题意识,其根基都离不开人,都离不开对人的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当然最好能培养像教育人类学家所说的“生命自觉”之人,可是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我们又陷入了沉思。

我们应该归还幼儿的童年时光,允许其淘气、调皮和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对儿童好奇心的呵护和合理解答是我们教育中必须改进的方向。具备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对事物拥有极强的好奇心,并试图去研究和探索。随着国外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保护儿童好奇心的举措开始得到重视。但我们在该方面的保护却略显笨拙,难以驾驭保护的尺度。国外的小学老师可以放手让学生搜集自己感兴趣的祖国发展方面的相关资料,而这样的“放任”却很难在我们的课堂上得到很好的监督与引导。

教育在母亲参与、改善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关注儿童的好奇心等条件的共同影响下,已经冲破了学校的范畴,已然演变成学校与家庭的完美配合。在配合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有意识地去引导儿童内心的善念,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和社会,帮助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磨炼意志,锻炼思维,让他们自然地遵循规律生长。在进入学校后再对其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思维方式的锻炼、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称之为发展的“人”,发展的人才具备思考的能力,才会具有问题意识,才会走向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最终实现“生命的自觉”。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第二次印刷,序言、第11页.

[2][3]意·巴蒂斯塔·莫迪恩著.李树琴,段素革,译.哲学人类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1页.

第9篇

关键词:教育学;中国气派

G40

一、教育学气派问题是个精神问题

学科气派中的气派就其词义来说,最接近气势、风度,在这个意义上,气派指的就是人的精神状态,从而气派问题是个精神问题。既然是精神问题,只能是人的精神问题,学科的气派问题实质上是学者的精神问题,准确地说是学者通过学科展示的精神状态问题。教育学的气派问题也是这样,教育学学者呈现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教育学就呈现什么样的气派。学者的精神状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二是学者的研究精神状态;很显然,前者与学者的生存状况有关,后者与学者的学科情怀有关。生存状况对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影响非常严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不同的生存状况,对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的深刻影响,而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势必会影响学者的研究价值取向。现实中,不计生存状况影响的个别学者,不能代表整个学者队伍,而决定学科精神面貌的是整个学者队伍,不是个别学者。所以,教育学气派问题的解决,倘若无视教育学学者的生存状况,肯定是不明智的。

二、教育学气派问题是个标准问题

气派是与精神有关的事,并有风格、类型之意,在中、英语系中,气派与style对应,可见气派与式样、表现形式有关。式样、表现形式说到底是个标准问题,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式样和表现形式。因此,教育学的气派问题是个标准问题,教育学的中国气派问题就是教育学的中国标准问题。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这样一系列问题:西方标准是唯一标准吗?如果是,为什么是?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如果不是,我们还能建立怎样的标准?这一系列问题涉及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研究成果表达等等事项,里面牵涉的问题宏大而严重,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标准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如何建立符合现代知识观的教育学标准,二是如何确立具有中国风格的教育学标准。第一个问题与知识论有关,会涉及到科学哲学、逻辑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门学科在演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无论中、西方都会遇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关注的教育学气派问题。确立教育学的中国标准是个大问题,事实上我国众多学科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需讳言的是西方学者极少关注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而我们自己却似乎严格地按照西方的标准要求自己。说似乎,是不能担保这种严格的准确程度,向先进学习没有错,一味地学习忘记了创造,忘记了自己还会创造就是问题。教育学气派问题的提出与此有关,置我国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于不顾,置我国庞大的教育学学者队伍于不顾,一味地跟随西方教育学学者的脚步,肯定不是我们的出路。拿来主义的核心精神在于扬弃而不是全盘照搬,因此只有确立我国教育学自身的标准,才能真正形成我国教育学的中国气派。学科标准的确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学理逻辑会牵涉以下四个部分:一是研究对象的确定和解读,二是学科体系的认定,三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四是研究结果的知识准入。

三、辩证继承是创建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基本前提

教育学气派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既是精神问题又是标准问题,事物的实质即其归属,事物归属于何,取决于它的属、种划界,范围不同,归属不同,归属不同,实质不同。实质不等于本质,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实质却可以多个。教育的实质在大的范围而言,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在小的范围而言,是一种培养人的人类社会活动。按照这种逻辑,对教育实质的认识可以继续缩小范围,可以愈加看清它的归属,在行为的意义上,教育就是一种关怀性的干预。教育的本质即其结构,即人使人成人。本质与实质的区分在于,本质具有唯一性,实质并不具有。人使人成人必定是教育;教育是关怀性的干预,但关怀性的干预不一定是教育。这里之所以罗列这些,只是表明辩证继承的重要性,它是形成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基本前提。辩证继承是全面继承,更是发展继承。事实上,继承不一定是发展的,却都是全面的。

四、思想原创是创建教

育学中国气派的唯一出路辩证继承是形成教育学气派的基本前提,前提是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进行了适宜的辩证继承,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那么,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事物发展的起点,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的起点在今天的我国教育学学者队伍这里,因为正如前文所说,气派问题说到底是个精神问题,是我国教育学学者的精神问题。“原创性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气派,思想原创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任何学科都是知识的集合,任何学科中的知识都是思想的记录,思想不能原创,学科中的知识就不能更新,学科的气派就不能形成。思想原创是学科发展的原动力,就其对象而言,研究方法的原创最为艰难,意义也更为重大。如果能够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上有原创性突破,对于整个教育学学科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最近几年,各种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教育研究的影响有目共睹。因此,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形成,有必要在研究方法的原创上下功夫,不能只是简单地走套用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老路,应考虑创建基于教育学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

五、结束语

如何打造一支以思想原创为追求的学者队伍,是有志创建教育学中国气派的有心人需要深思和用力的地方。我国教育学学者,无论是孤独前行,还是创建学派,都需要以思想原创为追求,才可能使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希望化为真实。因为思想原创是创建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参考文献:

[1]黄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J].教育研究,2004,(9):94.

第10篇

【关键词】课前演讲;兴趣;创新;写作

长久以来语文课堂教学一直以追求高效务实为目标,教师们总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和学习方法,这样如何把握内涵和外延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那么,语文教学到底要不要拘泥于课本?《语文课程标准》早已明确给出答案:“语文学习的外延要和生活的外延等同起来,语文学习要不拘泥于课本”。思前想后,既要以课本为中心,又要拓宽学生的学习广度,在语文课堂中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前三分钟演讲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课前三分钟演讲能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学生经此训练之后各方面能力会有明显提升。

一、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演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才产生,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演讲在人际交际、社会文化传承、教育、激励、审美等诸多方面均有重要作用,信息化时代早已来临,使学生与外界环境直接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真正锻炼口才与人接触交往的机会却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语文课不应该忽视语文母语最基本的表达和交流功能,具体落实性做法就是利用课前三分钟进行说话训练,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将课前演讲限制在三分钟之内。

初一新生入学的第一节语文课上教师就向学生公布课前演讲制度,每节课前请一位同学到讲台前,面对同学进行演讲。规范演讲内容、演讲的顺序、学生的仪容仪表、语言、语速、语言表述流畅度、资料准备情况、演讲材料的意义内涵、表达自己对材料的理解感悟、点评演讲的角度等逐一作出要求。语文承载着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课外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演讲素材,给学生主动权,绝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充满热情地去完成演讲材料的准备。选取他们所感兴趣的文章故事在同龄人面前进行演讲,这对唤起学生学习动机,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极有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课前三分钟演讲推行起来是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在训练的最初阶段即初一起始年级,对学生要求要放低,比如引导学生做自我介绍、讲一个简单的成语故事、寓言故事或者是新近发生在身边的新闻等,激发学生想说的欲望。到了初二,大多数学生经过初一的训练已经能够自主寻找资料、语言表达能力有所提升,这时候再逐步提升对学生整合材料、感悟等方面的要求,要求学生做到完全脱稿并生情并茂。初三阶段提高对演讲内容的难度,要求学生自己撰写演讲稿,可以适当引用经典故事、段落,但要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论述。在这种短暂的三分钟的竞争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造欲。把课前三分钟演讲这一模式推及到整个课堂教学,正是利用了初中生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课前三分钟演讲激发了学生求新好奇心理,为学生营造出轻松和谐的学习气氛,让学生愉悦学习。

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学生进行创新

罗杰斯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创造力只有在他感到心理安全、心理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最好的表现与发展。课前演讲将自交给学生,语文课进行之初要让学生充分享受心理自由,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当然这就要求老师适时点拨并宽容对待学生或优或劣等表现。同时,要做好班级同学的思想工作,让学生知道聆听和包容是一种美德,在最初的训练阶段学生彼此间的点评要包容多找亮点,让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去讲自己的阅读感受。

2.培养学生对文本多角度解析能力

俄国诗人克尼雅日宁说:“读书有三种:一种是读而不懂,另一种是既读也懂,还有一种是读而又懂得书上所没有的东西。”他说的第三种阅读就是创造性阅读。学生个人能力参差不齐,但是不同个体对同一文本的阅读体验都有所不同,这时候可以淡化演讲材料的主题,容许孩子们对材料进行多元解读,锻炼学生领悟文本的能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一点也符合新课标的总目标“阅读评价要综合考察学生阅读过程中的感受、体验、理解和价值取向,考察其阅读的兴趣、方法与习惯,以及阅读材料的选择和阅读量,重视对学生多角度、有创意阅读的评价。”课前演讲促使学生进入了更广阔的阅读空间,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与善于思考的品质。

3.学生快意于创意性表达

演讲提高了学生整合资料的能力,长期坚持下来学生的知识面大大增强,每节语文课前学生充满了欣喜与忐忑,因为每一节课他们都可以收获到新的知识,或为传授者或为聆听者,他们充满了激情。

随着不断训练他们除了会自觉准备材料之外,开始重视语言的创新,开始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表述更加精彩,在语文这块绿地上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掌声。很多孩子从刚开始的胆怯、前言不搭后语、语无伦次逐渐发展提升到字斟句酌、妙语连珠,他们在口才上的进步让同学们刮目相看。这些孩子开始更加醉心于语言表达上的展示,他们希望得到认可,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班级里的榜样、楷模,带动了一大批孩子们朝着他们的现在而努力。课前三分钟演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争意识。越来越多的学生们渐渐开始精心设计,流连于属于他们自己的诗意盎然的语言王国,点评的同学也是巧用妙语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表各自的见解。

三、提升学生写作水平的先行官

1.为作文积累素材

语文教材的入选范文无论是从选材立意、思想情感,还是从表现技巧上看,均是古今中外文章的典范,然而教材质量虽高,但却不能满足学生作文获取素材的要求,因此,必须加强课外阅读,课前演讲无疑是促进学生搜集素材的好方式,通过阅读学生可以扩大知识面,充实写作材料。在长期推行课前演讲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学生会自觉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要多读古人写的诗词歌赋,多读今人写的优美诗文,多读中外精美的小说,随时摘录,坚持写读书笔记,把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佳词美句、诗词名句,分类摘抄在笔记本上,很多学生能做到每天一摘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另外,通过演讲谈感悟,很多学生开始渐渐学会观察生活,善于观察的好习惯本身就是为作文积累素材。“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三分钟演讲内容虽然不长,但这些零碎的片段经过学生创造性运用可以形成千差万别的篇章。

2.陶冶学生心性

第11篇

关键词:幼儿教育;以人为本;措施

一、幼儿教育的重要性

幼儿教育又称为学前教育,它是幼儿在步入九年义务教育之前所进行的教育。幼儿教育主要分为社会、科学、健康、语言和艺术五个部分,可以说,幼儿教育的开展为幼儿今后的学习生活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幼儿教育主要是针对三到六岁的儿童,该阶段的儿童正处于思维、想象、语言以及思想人格发展和形成的最佳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对幼儿进行有效的教育引导,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我国幼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幼儿教育的教育目的不明确

当代的幼儿教育强调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希望能帮助幼儿培养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我国无论是在指南还是在纲要中均强调教学目标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

2.我国幼儿教育缺少高素质的幼儿教师

幼儿教师是幼儿教育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和开展者,可以说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素质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实施。但是,在现代的大多幼儿园中幼儿教师都是非本专业出身的教师,即使是本专业,他们也大都是大专毕业,对幼儿教育的把握不准确。

3.我国幼儿教育的教学模式单一

幼儿教育强调在做中学,在游戏中学,因此,幼儿教育的形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我国的幼儿教育形式单一,教学拘泥于课堂,其教学形式大多都是老师教,学生被动学的。

三、改善我国幼儿教育现状的有效措施

1.合理制订幼儿教育的活动目标

目标是教学活动开展的目的和方向,因此,活动目的必须科学合理。我国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我国学前各年龄阶段幼儿的发展目标均作了详细的规定与讲解。在制订目标时,老师可参照指南进行制订。

2.学校要注意新教师整体能力的提升

教师的整体质量是幼儿教育质量的保证。因此,各幼儿园不仅应该注意招聘高水平的专业教师,还应该加强老教师的学习培训,提高幼儿园教师的整体质量。

第12篇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第13篇

美国学者迈尔指出。教育的不平等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分布(distribution);二是分配(allocation)。

比如说,情况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况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种情况更平等?当然是情况B,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样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况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都是穷人;而情况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穷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穷人。那么哪一种情况更平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情况Y,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将依照迈尔的区分,利用数据从分布和分配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六个城市中采集样本。六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三个城市位于沿海,后三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

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分布层面:倒U曲线假设我们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为几个出生组(cohoa),然后来看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从中看出:1、上学年数的均值随出生组变化而不断增加。1956—1960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年数仅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的数已经上升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2、但是,上学年数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却并非是直线性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变化的趋势。标准差测量的是什么?它测量的是各组内部的差异程度,如果人们在上学年数上差异越小,标准差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们看到,标准差先是从小变大,然后又从大到小。也就是说。近30年来人们在上学年数的差异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继之也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出生组的上学年数分布的密度图来更细致地了解其变化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分布顶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阶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在逐渐地改变着分布形状。到了1966—1970年出生组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毕业;二是12年左右,高中毕业;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人们此时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逐渐拉开了、明显了,但此时最高的峰形还是处于初中毕业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分布形状中的三个峰形越来越截然分开,三个峰形的出现。表明人们的上学年数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是,到了后来的阶段,特别是在1981—1985年出生组中。初中毕业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两个峰形又出现了连接在一起的趋势。这表明,教育程度表现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又在缩小了。大部分人此时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上学年数分布的变化趋势总结为:同质一断裂一融合。刚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来,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了。大家有了区分和差异,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中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渐缩小,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教育年数的异质性程度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上学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种倒U形曲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倒U型变迁过程应当是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相联系的。

二、分配层面:“上大学”——经济资本转化逻辑的增强研究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中国城市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

李春玲认为,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向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教育已经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

圆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迈尔指出。用线性模型来测量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适。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岁时家庭年收入”来代表家庭的经济资本,这一指标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的收入数据误差问题。李春玲后来的结论认为,从1940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的影响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与家庭经济资本测量上的不准确有关的。我们下面先并不使用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而是采用更为简洁和直观的手段来展现教育在分配上的变化趋势。

(一)用比例差异进行的测量“上大学”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经历事件。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一种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着跨入了体制内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着一种身份与认同,意味着一种职业生涯路径的开端。因此,单独把“能否上大学”这一事件提取出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据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大学或研究生,我们将其视为“上过大学”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或技校中专.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大学但未上大学”者。两者相加,共为1867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呢?我们采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来作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为了分析上的便利、简洁和直观。我们把原本的五级合并为两级:把下下和中下合并为“下层”;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为“上层”。在不同出生组中,这两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表2如示。可以看出,两个类别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数据中有8人15岁时家庭收入等级信息是缺失的,故而个案数为1859人。

(二)用优比进行的测量但是,上述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受到了上大学的总体比例的影响。01我们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上大学的人数相当少,如果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3,那么两者之差为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是相当大的(是下层的一倍);而在后来阶段中上大学人数逐渐增多,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上升为0.5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53,两者之差还是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测量方法来比较不同阶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确切的,它受到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大体而言,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低估上大学的总体比例非常低时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上述测量方法呈现出来的不平等程度强化的趋势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们将用优比(oddsratio)来测量不平等程度。优比测量的是两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对优势。我们以本数据为例来说明优比的具体含义。在本数据中,1956—1960年出生组中,15岁时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下层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来上了大学,而有225人没有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出生组中。下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组中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上层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来上了大学,而144人没有上大学,那么上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层上大学的比率与下层上大学的比率之比,就是优比,它显示出了上层相对于下层而言在上大学上的优势有多大。在本例中,优比就是0.243/0.173一1.40。优比的意义非常直观,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层与下层相比并无优势,两者机会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l,表明上层具有优势,值越大,优势越大;如果它小于l,表明下层反而具有优势。优比也不受分布状况(即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故而很适应于在不同出生组间进行比较。此外,了解优比的意义,可以为建立更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础。其实,资本转化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技能作为分层因素越来越重要,那么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必然会投资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为社会上层的候选者。例如。彭玉生对于英国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英国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阶级都倾向于使其子女专业化,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率远高于其它阶层。翻因此。上大学机会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仅仅归因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而可能与整个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有关。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存在的这种资本转化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政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分析。

(三)经济资本转化抑或文化资本传递?

上述对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资本传递的问题。

在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获得两个变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文化资本。如下推理逻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那么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较好;同时,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或者品味的习得,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强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经济资本转化,而是文化资本传递。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两个变量,而是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在控制第三个变量的同时,仍然采用优比来考虑两个变量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问题将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条件下。是不是拥有经济资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经济资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学问题上有优势?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资本是相同的,经济资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观察到的经济资本与上大学问关系的增强趋势就消失了?

我们用如下logistic统计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模型中因变量为“是否上大学”,定义与前面相同;自变量“家庭经济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来测量。分为两类“上层”

与“下层”;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用回答人父亲的教育程度来代表,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以上。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地位作用增强的趋势仍然显着存在。在前四个出生组中,经济状况中处于上层的家庭相对于下层的优比约在1.2左右,并不明显,统计上也并不显着;而到了后两个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强,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比扩大到2.0左右,统计上也变得非常显着。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趋势与前面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在近30年中越来越强。

但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并没有在近30年中增强。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二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高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三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大学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在所有出生组中统计显着。但优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个出生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强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那就是基本稳定中带有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十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分配层面:上高中——“分轨”中的不平等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应又有多大呢?我们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数据总样本量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

在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将其视为“上过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

两者相加,共为2916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高中”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四、讨论:宏观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设计就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近30年来,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现出倒U形演变趋势,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渐扩大.而后又逐渐缩小。今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中国城市中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将更进一步缩小。

2.在教育分配层面上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减少。相反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上大学”

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10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在“上高中”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分轨过程中。而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资本缺乏的家庭中。

第14篇

一、增加知识容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传统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老师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教学参考书进行备课,并对学生进行讲解。但由于个人知识储备和教学参考书内容的局限性,许多与课文有关的知识不能很好地展现出来。在课堂当中,教师利用现代化网络知识储备庞大的优势,将网络当中有助于学生学习的各种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可以极大地扩充课堂的知识含量。教师不必再单纯地用语言对学生进行讲解,而是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声、光、影等多种模式的展现。如在讲解诗歌的过程中,可以从网络上下载与诗歌有关的背景资料、名家朗诵的录音,再配上与诗歌意境相吻合的背景图片,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对诗歌的内容、意境等方面进行欣赏。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观念,也培养了学生朗诵能力、对课文理解的能力。

二、运用直观教学,增强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资料在网上都能搜索到,我们可以利用网络上的内容,给学生以直观的感受。在语文课程的学习当中,学生熟读课文,深刻理解课文内容,这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在这个影音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各种影像资料的直观感受,更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所以,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应多采用直观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不再局限于课本之中。例如笔者在讲授周国平的《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一课时,寻找网络上有关课文内容相似的广播剧,将其从网上下载下来,利用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在不了解课文内容的情况下先欣赏这个改编的广播剧,学生的兴致很高。很多学生在欣赏广播剧的过程中,情绪、思想随着广播剧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记忆也更加深刻。当欣赏完广播剧再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学生对文章的脉络已经有了很清楚的了解,对“人并无高低F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这句话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可,对文章所表达的思想也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所以,这节课教师很轻松地就完成了教学任务,并在重读原文的过程当中,使学生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从而加深了学生对文章情感的领悟和对生活的体会。

三、烘托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兴趣可以说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是学生进入知识殿堂的向导。它能引人入胜,振奋精神,激发求知欲,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而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其悦耳的声音、色彩鲜明的图片、生动优美的画面等形式,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方面有着其他媒体所远远不及的优势。因而,教师要善于正确地利用这一优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笔者在教学《普通人》这篇课文时,播放了《普通人》的作者梁晓声的被采访的纪录片、梁晓声的《北大论语讲座》。把学生引入到“知青时代”,了解作者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很快便挑起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许多同学大声讨论问题,课堂上的学习气氛也随之热烈起来。学生通过本文的学习与体验,通过对“父亲”等给予自己重要影响的任务的描摹、刻画,不但提高了阅读、思考与叙述表达水平,而且增强了做人与做事的意识,提高了职业素养。

有时候,当学生由于缺乏兴趣等原因,在课堂上昏昏欲睡的时候,笔者便准备一些与课程内容有关的音乐或小短片。这样一来,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在看完或听完后,能重新投入到学习中。

第15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国学元素

在我国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国学元素的地位可谓至关重要。其教学目的之一正是在于使学生能够充分地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能够更好地汲取民族文化财富。尽管现如今我国教育界依然未能就国学这一概念做出统一的界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正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形式。因此,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国学元素十分关键,必须得到广大教师的充分重视。

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经典诵读

在小学语文课程中,教师应充分鼓励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诵读,这不仅能够使学生积淀起深厚的国学修养,也能将语文课程的教学与经典的诵读充分结合起来,最终为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起到助推作用。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小学阶段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因此在这个阶段中教师应尽可能多地让学生积累和记忆更多的国学元素。

在新课程标准中,对于小学生背诵量的要求为160段/篇的优秀古诗文,这一要求就充分考虑到了小学生的年龄、智力特点以及小学语文教学实践经验。在诵读的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实现对学生语感的培养,更要帮助学生更加深入、透彻地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情感,从而能够对古诗文的意境与形象有着更好的把握。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琴棋书画

中国文化可谓辉煌灿烂、博大精深,这其中的国学元素包括民俗风情、琴棋书画等等,这不仅描绘出了一幅充分反映了我国过去风貌的画卷,也成为了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尽管小学语文无法做到对中华文化进行面面俱到的覆盖,但其对于学生国家文化意识的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我国民族精神创新、传承与发展的基石。

教师应自小学生入学起就不断将书法、音乐等元素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从而使学生真正沉浸在国学文化氛围中,这对于小学生们文化素养和学习热情的提升都是极有帮助的。相关学者认为,书法、音乐等国学文化可以使学生在无意识间受到超境界幻觉的激发,从而解放记忆力,在潜移默化间帮助学生对国学元素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进而提升他们对于语文学习的热情与渴望,提升语文素养。

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故事熏陶

数千年来,我国流传着无数古典故事,它们经过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而穿越历史,进而彰显出许多属于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也交给了我们许多为人处世的智慧与方法。实际上,这也是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为学生讲故事的方式来提升其文化素养和国学水平,并同时增强其创造力、想象力以及交往能力。仅仅通过课前的三五分钟,教师就能够给学生讲完一个精彩的国学故事,这能够帮助学生领略到国学故事中的无限魅力,同时也使他们产生对于国学文化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和鼓励学生与其他同学分享自己从这些故事中收获的感悟,这能够为学生日后阅读习惯的养成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小学生形象思维更强,所以若能在讲述经典国学素材的时候借助鲜活、生动的故事,将必然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更加轻松、愉快,诵读过程中的枯燥之感也必将大大缓解。所以,在日常教学时,小学语文教师应充分运用国学素材中的有趣故事来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与学习习惯。

四、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名胜游历

除了较为常见的组织学生参观文物古迹、博物馆之外,教师还可专门进行国学主题夏令营的组织,或者鼓励家长尽可能多地带学生外出增长见闻。可以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是互为基础而又互为延伸的关系,作为学生家长,应帮助孩子建立起良好的、更富创造力的成长空间,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使孩子得到情操的陶冶和眼界的开阔,并能够对我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文物古迹等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这也能够大大激发孩子们对于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对他们产生更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