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结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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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当代中国；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但就业率并未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学者们从不同侧面来说明我国失业问题，但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系统的理论来解读。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来源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形式是相对剩余价值，它表现为工人劳动力的发展，就工作日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人口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减少。”即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生产相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要劳动人口减少，使形成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失业人口产生的条件在于资本量及资本结构的变化。因为相对过剩人口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由此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同时，“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第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失业，还与资本家通过在内涵方面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有关。因为当单个工人能够较以前提供更多的劳动，则可变资本增大时，资本家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利用现有工人来推动更多的劳动。哪怕是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也只会使就业人数减少得更多。“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此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减少，更为迅速。”第四，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有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停滞的形式，而长期失业者往往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有密切关系。处于长期失业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第五，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技术进步形成机器排挤工人及其补偿的问题。他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使用机器，主要是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获得最大的资本增值。“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值，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特别是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如果还受本身的技能制约，则社会总体的失业率还进一步地升高。同时马克思并不同意“排挤工人的机器，会同时游离出相应地资本，从而可以如数雇用被排挤的工人”的观点，并认为，可变资本减少，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下降，长期下去会形成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人失业。这样，“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第六，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对扩大就业或减少失业有重要作用，因为分工能增加生产力。“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但分工既有正面效应的作用，又有负面效应的作用。例如，正面效应表现在“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而且只能按倍数增加”。而负面效应表现在它可以使工人长期处于技能单一，不能充分发挥才能，最后导致能力弱化，失业后难以再就业的境况。“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的专业”。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不稳定的工作与失业后不易再就业的矛盾。第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受资本的支配及控制的。“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内涵和关系：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通过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挤出大量的失业工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单个工人内涵的剥削，资本结构的变化都是造成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形成失业的原因、造成失业的手段、失业的表现形式以及失业的社会后果。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但这只是描述在计划体制下，工人劳动效率低，未能发挥出劳动力应有作用的状态。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关于失业、就业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国对失业的界定和统计口径，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失业内涵，这种“隐性失业”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失业。改革开放后，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失业现象难以用一般的理论来解读，这也是学者们观点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失业问题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是科学而完整的理论，如果用马克思失业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要克服下列困难：第一，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否对当代中国失业问题有现实意义；第二，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创立于100多年以前，而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形势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时差障碍成为其解读中国当代失业问题的困难之一。笔者尽管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过时了”的观点，也不赞成有的学者要用“建设的”取代“革命的”的观点，但要用马克思失业理论解读中国当代的失业问题，的确必须要说明其具有现实性。

此外，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为追求增殖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结果。当代中国的失业，是否也是根源于资本增殖，是否也符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现状，是否仍然受社会分工、产业结构变化、技术结构调整、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呢?如是，则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其理论指导作用将极为重大。

二、西方主流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有以下内容：

第一，认为技术进步促成的机器使用和劳动分工对劳动者技能造成损害及约束，从而限制了就业的数量，增加了失业的可能性。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通过管理，会尽量降低雇佣劳动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在提高效率过程中，以大机器的使用为代表的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它的应用不光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还造成了对工人潜能的束缚。“机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资本故意挫伤了，而不是发展了”“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发展最迅速的大量职业部门是与科学技术关系最少的那些部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而是为了减少从属于它的工人的数目。”即机器的使用，目的是为了减少成本，不是为了工人。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相关内容是类似的。

第二，认为工资高低会影响失业率。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只要按照边际收益产品来支付工资，就能保证充分就业，即不会出现失业。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研究失业问题的视角不同，且使用的经济范畴也不同。

第三，认为消费需求对失业状况有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认为，消费不足与投资过度将起到双重作用，使生产成本上涨及价格下降，从而造成危机导致失业。按照另一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模型，低工资反而无助于高就业。因为由收入分配决定的低工资往往使得消费增加。marclavoie认为，高工资产生失业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现有的有效劳动需求条件下，工资下降使工人的消费需求不足时，需要依靠来自利润的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才能维持总的有效需求。但无论是资本家的自主花费或政府花费，都将最终伴随工人工资的降低，使得“失业的最终解决还需要降低工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相应的结果。rowthorn及glyn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1979—1985年期间，一些人均消费大幅度出现负增长的国家，如西班牙、荷兰、德国等，失业率也很高。

第四，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这是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的重要观点。宏观经济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当然，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有赖于经济增长。另一著名的理论是奥肯定律，这个定律表明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高低及消费需求对失业的影响，指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从现实性看，这些理论较之马克思失业理论更符合当代时空条件。然而，其内容在解读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时，有着较大的缺陷。其一，这个理论本身与西方国家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的可信度差。其二，这个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与趋势，与当代中国失业的现状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可信度进一步减弱。例如，在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尽管达到空前的地步，劳动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并形成了长达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反而居高不下。英国中兰开夏大学的高级讲师密尔沃特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不断上升。英国1960年的失业率还不到2％，以后不断升高，1983年甚至接近12％，1990年以来稍有下降，但至1997年，也仅下降到7.2％左右。在加拿大，1960年的失业率不到5.4％，1997年超过了12％。日本1960年失业率不到1.8％，1996年及1997年达到了3％的历史高峰。德国1960--1966年基本上无失业，但以后失业率不断上升，1995年达到13％左右，1997年仍在9％的高位。法国1980年的失业率为6％，1997年上升至12％。意大利1960年的失业率为4.1％，1997年升至12.5％。荷兰在1970年，失业率仅为1.8％，1997年则达到6％。澳大利亚1960年失业率仅1.2％，1997年达到8，5％。在经合组织(oecd)20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和爱尔兰情况稍好，失业率时高时低，但总体水平仍较高。如美国在1982年和1983年，失业率超过9％，1997年也在4.8％左右。1997年以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还将持续走高。本人认为在2009年将达到7％左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而就业增长率除了1990年达到15.5％以外，其他各年份均远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的水平。就业增长弹性虽然在不同的年份有升有降，但是从长期看，仍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79—198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425％，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5％，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414个百分点；1983--1988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9％，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26个百分点；1991--200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6％，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9％，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122个百分点；而2003--200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o.9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6个百分点。2006年，gdp增长10.7％，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1991年以来至今，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严重不相符合的情况。

三、理论的困惑及实践的出路：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解读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把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及消费需求的不足，而这些在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中也早有论述，只不过其表述手段及方法不同罢了。如果考虑到两种理论在“失业”这个经济范畴的内涵上并无根本冲突和歧义，且考虑到时序的延续性及理论的发展性，也可以认为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受到过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影响，或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马克思失业理论。

然而，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上，两种理论产生了根本的冲突。马克思失业理论要求从根源上解决资本无限地追求增殖而最大限度地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造成大量失业的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的途径达到失业问题的解决。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刺激需求、改变工资率等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但实际上他们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仍是倡导经济增长。

马克思失业理论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原因、表现形式，又指出了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及引发的社会后果，显得系统而严密。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对失业的原因分析得多，对失业的根源揭示得少；对失业的表现形式论述得多，对失业的社会后果及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论述得少，其系统性不如马克思失业理论。

通过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在解读中国失业问题的时候均会出现理论困惑：马克思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而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失业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尽管形成于当代历史条件之下，具有现实性，但其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乃至与世界的现实情况严重不合。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任何理论都需要有系统性、现实性、相符性三大要素，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相符性。再精致的理论，如果不能被现实证实或检验，即没有相符性，其理论的指导作用将不存在。因此，西方主流失业理论不能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理所当然地不能作为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理论依据。

尽管马克思失业理论诞生于一百多年前，但仍对解读当代中国失业问题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现实指导意义，即仍然具有现实性。其一，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成长着的社会主义及衰亡着的资本主义阶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具有共性；其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理论与实践所涉及的商品、货币、市场、价格等经济范畴与马克思时代相同；其三，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已无法由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来解读和解决，理所当然应由马克思失业理论来解读和解决。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相关内容，完全与中国现状相符，即具有很好的相符性。其一，当代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在《劳动法》规定的用工时间约束下，仍努力追求最大利润。从社会整体而言，基本上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主要方式；其二，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及以产权改革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资本结构调整形成的；其三，当代中国已占“半壁河山”的非公企业乃至一些公有制企业，即使在《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内，也能通过定额加大、要求过高的方式，形成对单个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扩大的内涵式获取；其四，当代中国具有的流动形式、潜在形式、停滞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仍然存在；其五，当代中国高新技术的不断采用、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地扩大，使得传统产业不断地缩小，从而游离出了大量传统产业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过剩人口；其六，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工随社会的发展更为明细，因而对劳动者的专业技能要求更高，在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会长期形成大量的难以调整技能结构、因而再就业困难的失业群体；如此等等。马克思失业理论完整地解读着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

第2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当代中国；失业问题

中图分类号：F241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1―0044―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但就业率并未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学者们从不同侧面来说明我国失业问题，但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系统的理论来解读。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来源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形式是相对剩余价值，它表现为工人劳动力的发展，就工作日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人口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减少。”即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生产相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要劳动人口减少，使形成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失业人口产生的条件在于资本量及资本结构的变化。因为相对过剩人口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由此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同时，“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第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失业，还与资本家通过在内涵方面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有关。因为当单个工人能够较以前提供更多的劳动，则可变资本增大时，资本家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利用现有工人来推动更多的劳动。哪怕是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也只会使就业人数减少得更多。“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此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减少，更为迅速。”第四，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有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停滞的形式，而长期失业者往往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有密切关系。处于长期失业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第五，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技术进步形成机器排挤工人及其补偿的问题。他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使用机器，主要是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获得最大的资本增值。“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值，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特别是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如果还受本身的技能制约，则社会总体的失业率还进一步地升高。同时马克思并不同意“排挤工人的机器，会同时游离出相应地资本，从而可以如数雇用被排挤的工人”的观点，并认为，可变资本减少，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下降，长期下去会形成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人失业。这样，“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第六，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对扩大就业或减少失业有重要作用，因为分工能增加生产力。“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但分工既有正面效应的作用，又有负面效应的作用。例如，正面效应表现在“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而且只能按倍数增加”。而负面效应表现在它可以使工人长期处于技能单一，不能充分发挥才能，最后导致能力弱化，失业后难以再就业的境况。“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的专业”。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不稳定的工作与失业后不易再就业的矛盾。第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受资本的支配及控制的。“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内涵和关系：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通过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挤出大量的失业工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单个工人内涵的剥削，资本结构的变化都是造成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形成失业的原因、造成失业的手段、失业的表现形式以及失业的社会后果。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但这只是描述在计划体制下，工人劳动效率低，未能发挥出劳动力应有作用的状态。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关于失业、就业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国对失业的界定和统计口径，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失业内涵，这种“隐性失业”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失业。改革开放后，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失业现象难以用一般的理论来解读，这也是学者们观点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失业问题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是科学而完整的理论，如果用马克思失业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要克服下列困难：第一，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否对当代中国失业问题有现实意义；第二，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创立于100多年以前，而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形势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时差障碍成为其解读中国当代失业问题的困难之一。笔者尽管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过时了”的观点，也不赞成有的学者要用“建设的”取代“革命的”的观点，但要用马克思失业理论解读中国当代的失业问题，的确必须要说明其具有现实性。

此外，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为追求增殖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结果。当代中国的失业，是否也是根源于资本增殖，是否也符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现状，是否仍然受社会分工、产业结构变化、技术结构调整、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呢?如是，则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其

理论指导作用将极为重大。

二、西方主流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有以下内容：

第一，认为技术进步促成的机器使用和劳动分工对劳动者技能造成损害及约束，从而限制了就业的数量，增加了失业的可能性。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通过管理，会尽量降低雇佣劳动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在提高效率过程中，以大机器的使用为代表的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它的应用不光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还造成了对工人潜能的束缚。“机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资本故意挫伤了，而不是发展了”“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发展最迅速的大量职业部门是与科学技术关系最少的那些部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而是为了减少从属于它的工人的数目。”即机器的使用，目的是为了减少成本，不是为了工人。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相关内容是类似的。

第二，认为工资高低会影响失业率。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只要按照边际收益产品来支付工资，就能保证充分就业，即不会出现失业。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研究失业问题的视角不同，且使用的经济范畴也不同。

第三，认为消费需求对失业状况有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认为，消费不足与投资过度将起到双重作用，使生产成本上涨及价格下降，从而造成危机导致失业。按照另一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模型，低工资反而无助于高就业。因为由收入分配决定的低工资往往使得消费增加。Marclavoie认为，高工资产生失业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现有的有效劳动需求条件下，工资下降使工人的消费需求不足时，需要依靠来自利润的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才能维持总的有效需求。但无论是资本家的自主花费或政府花费，都将最终伴随工人工资的降低，使得“失业的最终解决还需要降低工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相应的结果。Rowthorn及Glyn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1979―1985年期间，一些人均消费大幅度出现负增长的国家，如西班牙、荷兰、德国等，失业率也很高。

第四，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这是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的重要观点。宏观经济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当然，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有赖于经济增长。另一著名的理论是奥肯定律，这个定律表明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高低及消费需求对失业的影响，指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从现实性看，这些理论较之马克思失业理论更符合当代时空条件。然而，其内容在解读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时，有着较大的缺陷。其一，这个理论本身与西方国家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的可信度差。其二，这个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与趋势，与当代中国失业的现状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可信度进一步减弱。例如，在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尽管达到空前的地步，劳动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并形成了长达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反而居高不下。英国中兰开夏大学的高级讲师密尔沃特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不断上升。英国1960年的失业率还不到2％，以后不断升高，1983年甚至接近12％，1990年以来稍有下降，但至1997年，也仅下降到7.2％左右。在加拿大，1960年的失业率不到5.4％，1997年超过了12％。日本1960年失业率不到1.8％，1996年及1997年达到了3％的历史高峰。德国1960--1966年基本上无失业，但以后失业率不断上升，1995年达到13％左右，1997年仍在9％的高位。法国1980年的失业率为6％，1997年上升至12％。意大利1960年的失业率为4.1％，1997年升至12.5％。荷兰在1970年，失业率仅为1.8％，1997年则达到6％。澳大利亚1960年失业率仅1.2％，1997年达到8，5％。在经合组织(OECD)20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和爱尔兰情况稍好，失业率时高时低，但总体水平仍较高。如美国在1982年和1983年，失业率超过9％，1997年也在4.8％左右。1997年以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还将持续走高。本人认为在2009年将达到7％左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而就业增长率除了1990年达到15.5％以外，其他各年份均远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的水平。就业增长弹性虽然在不同的年份有升有降，但是从长期看，仍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79―198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425％，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5％，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414个百分点；1983--1988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9％，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26个百分点；1991--200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6％，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9％，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122个百分点；而2003--200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O.9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6个百分点。2006年，GDP增长10.7％，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1991年以来至今，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严重不相符合的情况。

三、理论的困惑及实践的出路：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解读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把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及消费需求的不足，而这些在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中也早有论述，只不过其表述手段及方法不同罢了。如果考虑到两种理论在“失业”这个经济范畴的内涵上并无根本冲突和歧义，且考虑到时序的延续性及理论的发展性，也可以认为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受到过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影响，或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马克思失业理论。

然而，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上，两种理论产生了根本的冲突。马克思失业理论要求从根源上解决资本无限地追求增殖而最大限度地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造成大量失业的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的途径达到失业问题的解决。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刺激需求、改变工资率等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但实际上他们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仍是倡导经济增长。

马克思失业理论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原因、表现形式，又指出了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及引发的社会后果，显得系统而严密。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对失业的原因分析得多，对失业的根源揭示得少；对失业的表现形式论述得多，对失业的社会后果及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论述得少，其系统性不如马克思失业理论。

通过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在解读中国失业问题的时候

均会出现理论困惑：马克思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而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失业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尽管形成于当代历史条件之下，具有现实性，但其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乃至与世界的现实情况严重不合。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任何理论都需要有系统性、现实性、相符性三大要素，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相符性。再精致的理论，如果不能被现实证实或检验，即没有相符性，其理论的指导作用将不存在。因此，西方主流失业理论不能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理所当然地不能作为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理论依据。

尽管马克思失业理论诞生于一百多年前，但仍对解读当代中国失业问题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现实指导意义，即仍然具有现实性。其一，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成长着的社会主义及衰亡着的资本主义阶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具有共性；其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理论与实践所涉及的商品、货币、市场、价格等经济范畴与马克思时代相同；其三，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已无法由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来解读和解决，理所当然应由马克思失业理论来解读和解决。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相关内容，完全与中国现状相符，即具有很好的相符性。其一，当代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在《劳动法》规定的用工时间约束下，仍努力追求最大利润。从社会整体而言，基本上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主要方式；其二，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及以产权改革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资本结构调整形成的；其三，当代中国已占“半壁河山”的非公企业乃至一些公有制企业，即使在《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内，也能通过定额加大、要求过高的方式，形成对单个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扩大的内涵式获取；其四，当代中国具有的流动形式、潜在形式、停滞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仍然存在；其五，当代中国高新技术的不断采用、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地扩大，使得传统产业不断地缩小，从而游离出了大量传统产业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过剩人口；其六，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工随社会的发展更为明细，因而对劳动者的专业技能要求更高，在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会长期形成大量的难以调整技能结构、因而再就业困难的失业群体；如此等等。马克思失业理论完整地解读着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

第3篇

【摘要】本文基于人本资本结构理论,从人本资本视角出发,对企业人本资本结构进行了划分,并以3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就人本资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发现,人本资本结构能够很好地解释公司的业绩。

【关键词】资本结构;人力资本;人本资本;公司业绩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漫长的初级阶段,商品生产者自己经营自己的作坊,在这一时期,“企业”的经营者即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纯粹是为自身的利益打算。但是这种生产经营主体不仅生命周期短暂,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差,生产能力低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出现,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委托—现象,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由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于是产生了经营约束、监督和激励问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控制资源的增多,在发达的资本市场的作用下,企业的股东数量不免越来越大,即企业的所有权难免十分分散,单个小股东既没有动力,也无法承担巨大的成本去监督和激励企业的经营者,于是在相互分离的股东中产生了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企业的治理结构便越来越倾向于经理层,出现了被贝利和米恩斯(BerleandMeans,1932)所称的“经理革命”,公司的治理中心由股东转移到经理层。为了制衡经理层权利的失衡,又产生了所谓的“资本觉醒”。公司的治理结构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不断地寻找制衡点。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成为学者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一、相关研究回顾

传统的公司理论认为,资本雇佣劳动,企业是围绕资本所有者筹建起来的资源和契约的集合体,对公司价值的研究,自然而然的多是从资本结构这个视角来进行的。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大致经历了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传统理论、MM理论、权衡理论、委托—理论、信号揭示理论、啄序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这几个理论阶段。Masulis和RonaldW等研究发现,公司债务与权益比同普通股的期望收益呈正相关关系,国外学者更多的是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Lapozta(1999)和ThomsenPedersen(2000)就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国内陈小悦和杨晨(1995)研究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收益同负债权益比呈负相关关系。其他的相关研究结论各异,既有发现公司财务杠杆率同公司业绩正相关的,也有发现他们负相关的或不相关的。随着信息技术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要素得到了很高的重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指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于是,如何激发企业经营者知识和技能的潜力,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成为研究的新方向。美国学者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持有较少公司股份的管理者不能最大化股东财富,因为他们有动机追求在职消费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实施股票计划可以激励管理者选择和执行能增加股东财富的行动和投资机会。Mehran(1995)随机抽取了153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CEO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Morck,Shleiferh和Vishny(1988),McConnell和Servaes(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91),Griffith(1999)研究发现,CEO的持股比例同公司业绩相关,但并不是单调线性的相关关系;Himmelberg,Hubbard和Palia(1999),Palia(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或弱相关关系。关于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袁国良、王怀芳和刘明(1999),魏刚(2000)等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关系或不相关;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石建勋(2003)和葛文雷、荆虹玮(2008)等却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2001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意见,指出要求上市公司增设独立董事以来,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对公司治理和业绩起到了积极作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问题。熊俊顺和许敏(2008)随机抽取了沪市39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制度同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高军(2006)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制造业板块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有促进作用;朱治龙和王丽(2004)以及吕兆友(2004)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

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动摇,管理层股权激励、技术入股、专业技术人员入干股、风险投资的价值导向等充分说明:对于信息技术经济时代稀缺的具有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已呈现出人力雇佣资本的态势。我国学者盛明泉、倪国爱、丁胜红等在论证最优资本结构存在的同时,揭示了资本结构的人本思想,即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人能力的最优条件,核心是人本资本结构理念。本文试图从人本资本的视角,探求人本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二、研究理论及假设

本文从人本资本角度对公司治理的要素进行划分,从而形成人本资本结构。人力资本雇佣、吸引物质资本,物质资本围绕人力资本组成公司实体,资源配置影响权利,权利作用于资源。各种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影响权利分配。企业经理人拥有经营管理专业知识,独立董事拥有专业领域专门知识,投资者拥有资本的投资导向能力,核心技术人员拥有特殊知识和技能,普通员工拥有劳动能力,这些人力资本相互结合,决定企业的权利分配。本文研究的假设有:

假设1.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与公司业绩有相关关系。

假设2.资本配置决定权利分配,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业绩。

假设3.人本资本可以由相关指标有效度量。

假设4.人力资本决定人本资本结构,人本资本结构又反作用于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人力资本潜力的发挥。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置(见表1)

1.被解释变量:公司业绩

公司业绩的考核指标有会计利润率和公司价值指标等,而公司会计利润可以采用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和息税前利润率等等;公司价值指标可以采用公司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托宾Q值)、公司股票市值等等。笔者选取净资产利润率来作为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主要是因为我国股票市场的很多特殊性造成公司市场价值可参考性小,同时净资产利润率相对于其他会计利润率指标而言更能体现公司对单位权益资本的利用效率。

2.解释变量:人本资本(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

从人本资本治理角度,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人本资本的最优结构,本文将从人本资本治理结构角度出发,将公司人本资本划分为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同时将核心技术人员人本资本纳入管理层资本考虑,因目前企业的普通劳动者提供的主要是同质性的劳动,而且其人力资本尚未被纳入公司治理之中,所以本文暂没有将其记入公司人本资本之中。同时本文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指数来衡量管理层资本发挥效用程度;用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出勤率衡量独立董事资本发挥效用程度;用平均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债权人资本;因为小股东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小股东的人力资本也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和发挥,不能将其纳入人本资本,所以采用前五大股东持股率来衡量所有者资本。

(二)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假设和变量设置,设置如下回归模型:

ln(Y)=α+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ε

其中,Y为公司业绩,以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X1为管理层资本,以管理层股权激励指数(GC)来衡量;X2为独立董事资本,以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出勤率(DC)来衡量;X3为债权人资本,以平均资产负债率(ZC)来衡量;X4为所有者资本,以前五大股东持股率(SC)来衡量;ε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尚未考虑的如普通职工人本资本、宏观经济形势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三)数据描述、处理和回归分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6年已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股东大会通过股权激励方案,2007年执行了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考察的是2007年度的公司业绩和其他指标。通过对样本进行必要的筛选,剔除了几家亏损企业的数据,得到3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的数据来自新浪财经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1.样本描述

由表2数据可知,我国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净利润率相差很大,但平均净利润率较高;管理层持股指数相差很大,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程度和覆盖面相差很大,但平均管理层股权激励力度很小;我国独立董事出席会议的出勤率很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独立董事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另外,我国前五大股东的平均持股率很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但是个别公司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2.多重共线性分析

由表3数据可知,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没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存在。同时发现,债权人资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很小。

3.估计模型

笔者运用OLS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估计结果如图1:

由图1可知,解释变量债权人资本未通过显著性水平取0.10时的t检验,其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稍后再对此作分析,在此先剔除这个解释变量,于是,回归模型可以设置为:

ln(Y)=α+β1ln(X1)+β2ln(X2)+β4ln(X4)+ε

通过重新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估计结果如图2:

由回归结果发现,所有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取0.10时的t检验,且F值也大于F0.10(3,28)。下面对该模型进行其他的相关检验:

(1)自相关性检验。本文选用的是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横截面数据不需进行自相关性检验。

(2)异方差性检验。运用怀特(White)检验,得到辅助回归方程的nR2=18.36150,p=0.031204,所以模型存在异方差性,这时OLS估计不再具有最小方差的特性,此时事实上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才是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BLUE)。一个很常用的做法就是将权数直接取成方差的倒数,即ωi=1/δi2,本文取权数W=1/e2,可以得到以下的估计结果如图3:

(3)对新模型进行异方差性检验。运用怀特(White)检验,得到辅助回归方程的nR2=3.745630,p=0.927343,所以新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4)对新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通过分析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新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4.模型分析

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是管理层人本资本、独立董事人本资本和所有者人本资本的效用的发挥程度。其中,公司业绩关于管理层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094957,关于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620929,关于所有者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671285。

(四)对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所得到的模型中,债权人人本资本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可能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片面追求信贷规模,对信贷风险和安全性的控制不足,银行并未重视对贷款业务的后期监督,实质上银行并未参与公司的日常治理和监管;另一方面,我国的地方政府有时甚至充当了“担保人”的角色,帮助企业取得借款;而其他法人和个人在借款时更关注企业的口碑等商誉,而不大重视企业的经营实力等。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企业的债权人人本资本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企业的管理层人本资本、独立董事人本资本对企业的业绩都是起促进作用的,所以我们要提高管理层持股指数来促进管理层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同时促进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公司业绩与所有者资本呈负相关关系,这主要由于在其他人本资本利用程度不高的环境下,我国的上市公司由于特殊的国情,股权过度集中,所有者人本资本仅发挥的是大股东所有者人本资本,这时,所有者人本资本的作用更倾向于维护大股东的利益,从而侵占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有者人本资本的作用不再是发挥每一单位权益资本的效用,而是谋求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和其他特殊目的,而且由于其他人本资本利用效率不高,这时所有者人本资本缺乏制衡力量,公司的各种风险增大。

四、结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与管理层人本资本和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利用呈正相关关系;我国债权人人本资本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其与公司业绩没有相关关系。另外,我国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集中度过高,所有者人本资本仅能代表少数大股东利益,而且缺乏必要的制衡力量,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业绩同所有者人本资本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要适当增强企业其他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发掘职工人本资本,充分利用债权人人本资本,促进管理层人本资本和独立董事人本资本效用的发挥,适当降低上市公司股权的集中度,提高所有者人本资本的质量,使企业内部的人本资本结构实现长期的动态平衡,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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