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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元峰:汪政提出的种种重估中,民族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的一些事实也提醒我们,在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先行者们在破坏的同时所进行的建设行为,恰恰就是从这个方面着手的。北大民俗学派的创始人中,有很多人同时参与了文学革命。周作人对民俗学、民间文学和地域特色的推重,对儿童文学和文化的倡导,都显示出他的文学建设热情。综观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很少有人能够重视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研究。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文化环境中,他们能够进行非常扎实的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倡导和研究,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现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者中,也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这个领域的文学状貌。在一九五年代上演的儿童歌舞剧《马兰花》,以及当时排演的很多儿童戏剧,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存留有很多的文学本质。为什么像李扬这样的人能够孜孜不倦地从《红岩》当中发掘本不存在的现代叙事伦理,而忽略这些在天然文学庇护下的虚弱的诗性生长?这是个悲剧。民间文学现实并不仅仅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有丰富的内容:民刊、民谣、潜在写作、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不是一回事,它也并不天然排斥严肃文学。而它被忽视,只能说明研究者还处在前现代性意味的控制性文学观中,或者,还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梳理汉语写作的民族文化肌理。
贺仲明:曾经有一个提问“我们的文学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像他当初设定的那么简单,但这个问题其实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对任何作家都是一个警醒。确实,你为什么而写作,为自己,为社会,为现在还是为将来。每个人都逃不开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作家的文学态度和文学方向。汪政刚才谈的问题都和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像大众化问题,其要点就是关注现实,不关注现实会有大众化吗?这种关注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当然,不同时代情况不一样,也不能简单地模仿前人。但是逃避现实是难以有真正出路的。其实,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有对现实对人类博大的爱,这种爱是他创作成功的前提。
何平:我最近在观察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的问题,依我看,就像中国人的现代化的梦想和焦虑。这种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经验。日本政治学家加藤节认为:“对现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中国,一个世纪的时间,有大半个世纪,如加藤节所揭示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极端状态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世纪初的到世纪中后期的“”,政治,而且是极端状态的政治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受制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战争、党争和党内斗争在内的政治原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那些所谓“纯艺术”的文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对那些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则多少有所怠慢。这是对过去那种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式的一种反拨。但作为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更冷静一些,应努力避免情绪对其科学评判带来的干扰。因此,当我们面对阎连科的《受活》、毕飞宇的《平原》这样的作品,“政治”恐怕是作家和批评家所无法回避的中国经验吧。
贺仲明:毕飞宇和阎连科的这种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强烈的本土经验之上的,这也是他们两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当然,本土经验的内涵很丰富,不是简单的题材或语言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的《钟山》第一期的对话上已经谈过——需要总结的地方很多。我习惯从作家主体方面来思考问题,我觉得作家精神方面的本土化也许是最关键的。
何平:鲁迅在一百年前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以为这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家写作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经验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性、人类性的。
张光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再动辄用“××化”的方式表达见解,或者动辄用一种“××化”反对另一种“××化”,已经显的不无浅显和幼稚的色彩了,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加强“××问题”的意识,通过创作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挖掘能力和对中国问题解决的能力。
傅元峰:对,可以说,二十世纪至今的很多珍贵的中国经验还没有被叙述出来。比如“苦难”。中国苦难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的。早期乡土文学、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民族经验、对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变迁的历史重叙、当下面对底层的写作,都不断触及到苦难的主题,但是,我仍然觉得,中国苦难没有真正进入叙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没有进入叙事的中国经验是动态的,它很有可能流逝,并正在不断被后续经验涂改。中国当写作作的处境艰难,文学生态堪忧。但是,其间存有的独特的中国经验是不应该被遗落的。在中国经验的衍生中,现在正是“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叙述关节点。可惜,当代作家普遍没有这种拾荒的紧迫感。
王晖:在“苦难”之外,我觉得“忧患意识”、“颂歌情结”和“泛政治化”等也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经验”的话,我也把这个词认定为褒贬倾向并不明显的中性。当然,实际上这里的所谓“经验”,我觉得还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应该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中“正”和“负”,或者中间状态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事物。所以,对于“中国经验”,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认真地发掘、批判地审视和充分地扬弃。
何言宏:我们都在讨论中国经验的问题,我刚才也说到了中国经验的表层经验和深层经验。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强调书写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时,千万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对个体经验的忽略。我以为,中国经验的书写,还是应该以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现在有很多书写底层的文学作品,我们往往肯定了它们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但在同时,我们可能也不满足,其原因,就是个体经验的缺乏。这些作品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不仅很多是表层的,而且也是没有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的。我这里所说的个体经验,并不是说你是民工,或者说你深入了民工的生活,就一定具有。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想概括一下,中国文学或者说我所期待的现代民族叙事伦理对于中国经验的书写,应该是充分“辨证”的。当然这种“辨证”,还应该体现在美学的层面。
【关键词】民族地方文献;开发;利用
一、 民族地方文献的含义
所谓民族文献是指研究和记载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教育、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文献。主要包括:用汉字记载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献;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用简易图形符号记载和代代相传具有史料的口碑文献以及电子版民族文献。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是指关于一个地方的一切方面的书刊资料。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从古至今的地方文献;包括政治、经济、自然、军事、历史、地理、人物等一切自然的和人文的内容。民族地方文献根据其形式划分,一般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国家、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或研究单位颁布、出版发行的正规出版物;二是记录民族地方特色的非正规出版物;三是口头流传的“资料”。民族地方文献既反映了地方特色,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民族地方文献在满足民族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又加深了各族同胞的相互了解,也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因此,民族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长足进步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对民族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的可能性
现阶段,充分正确的认识我国民族地方文献的现状,是对民族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础。1982年,文化部颁布了《关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这其中对图书馆工作当中,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我国现存的图书馆中的民族地方文献的使用率十分的低,这是目前在全国的图书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物质基础:
各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是民族地方文献开发和利用的前提。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族地方文献方面投入的资金也在随着加大,稳定的资金也为民族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保障。
2、政策基础:
一直以来,中央民族政策中对民族地方文献等民族文化遗产做了相关规定,使其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如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文化遗产。”同时,各民族自治地区也为民族地方文献的开发提供制度保证和政策优惠,以此来开发民族地区的资源,带动本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3、人才的保证:
在图书馆能够将民族地方文献与使用民族地方文献有效连接的关键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又有敬业精神的民族文献工作人员。各民族地区图书馆重视在职人员的培训、素质教育,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有较大改观。
4、科技手段的支持:
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旧的技术不断更新升级,新的技术不断研发,这为民族地方文献的开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技术平台。
三、 民族地方文献开发的途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讲,发掘民族地方文献,将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整理,能够及时、准确、系统、完整地提供给读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为地方的民族经济和社会服务,为地方的民族文化、教育和科研服务以及为世界各民族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服务。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由于民族地方文献是记录民族地方知识有关的资料,是了解与研究民族地方人文地理、政治经济、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资源,所以许多地区绝大多数的地方文献并不能为广大读者参阅利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地区的职能部门应转变观念,在资金扶持的基础上同时要树立民族地方文献开发是一项长期任务的观念。使其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加大力度搜集地方文献资料。
由于民族文献具有民族性、地方性、多样性、分散性及复杂性的特点,民族文学的搜集工作应从更广、更深的角度去进行:第一,要深入民间,从民间的收藏中收集整理;第二,从民族地区遗存下来的绘画、图符及故事、传说中收集整理;第三,从民族方志中收集整理;第四,从汉语古文献中收集整理;第五,从有关民族问题的著述中收集整理;第六,从民族地区的寺院、经典及各界人士手中收集整理;第七,从国外有关我国民族的文献中去收集整理。
只有这样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地进行,才能从更宽的范围、更深的角度进行民族文献的收集整理,构筑民族文献建设的物质基础。
3、实施民族地方文献资源的生态保护。
我们之所以要保护民族文献,其目的是为了要很好的利用民族地方文献。我们对地方文献的利用不只是现在,更应想到长远的利用价值。所以,对于民族地方文献的保护要做到永久保存和长期利用。
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相对经济资源而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更是它的资源优势。这种优势包括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如文物古迹、历史名胜等有固定空间形式的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主要由民族民间传承的活态文化构成,是指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杰出工艺、具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文学,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种种原因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民族民间文化,各地的民族歌舞、戏曲、剪纸、刺绣、民居、民族民间传统故事、宗教艺术等等,这一切都使得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资源优势,更是民族地方文献主要和生活的信息源泉。
4、实现网络环境下的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优化。
优化前提是效益原则优化完善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文献信息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产生最大的效益,因此优化必须紧紧围绕着效益这一原则。这里所说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经济效益是指通过对民族地方文献的科学开发利用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社会效益是指文献信息资源中沿袭承接的民族文化、民族团结和民族等方面的因素,使其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最大的效用,得到社会更广泛的认同,综合效益是指文献信息资源优化要从全局出发,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地方的整体发展战略,注意协调好文献资源服务体系与其它系统的关系,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综合最优化。
5、民族地方文献资源数字化的共建共享。
长期以来,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如采集成本的大幅增加,文献收藏的分散无序,封闭半封闭的藏书体系和读者服务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方式,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迅技术的高速发展后读者对各种信息需求表现出的多样性、及时性要求等。这些都从客观上迫使各民族地区图书馆在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方式上加强相互合作和协调,自觉遵守网络环境下的入藏新规则,形成各馆互补型的馆藏,共建共享整个文献信息资源。
在网络环境下,各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只有各图书馆上网的文献信息资源具有各自的特点,,互不相同,网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献信息宝库。因此,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必须走整体化资源建设和资源共享的道路,各民族地方图书馆地方文献信息的数字化采集过程中,应根据本馆现有的文献资源和状态、各地用户需求、本馆典藏的特点,在网络环境下通过多馆配合、分担或合作收藏文献,以数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收藏来共同满足用户的需求,从而大大提高整体的文献保障水平。
6、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整合及开发。
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优化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将选择好的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并在网上传递,或者利用检索技术能够方便、快捷地查询网络信息资源便万事大吉。实际上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智能检索只是优化过程中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步,那么当我们需要某种资料及相关信息时便会摆脱不了从一个数据库转到另一个数据库反复来回点击进入的窘境和不断寻找相关网址的烦恼。所以对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进一步优化的发展方向是积极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与开发,充分挖掘信息资源中的知识内涵,实现知识因子的有序化和知识关联的网络化。试想,当人们需要有关我国湘西凤凰境内著名历史遗址中国南方长城的有关资料时,从数字馆藏中寻找到任意一个中国南方长城的原始文件时,便会出现诸多的信息链接,把与中国南方长城内容相关的背景材料、新闻图书、知识资料、述评综述、人物剪影、历史传说、旅游动态等等信息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对一名想探究神秘湘西的游客会产生莫大的吸引力。由此可见,对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优化不仅仅是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而是要对信息资源的知识内容进行组合与扩充,围绕每一信息资源的主题,纵向挖掘和横向开发相关的信息资源与之整合,并进行动态地实时匹配,使整合匹配后的信息资源更具有广度和深度,提升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多维立体感和文化厚重感。
四、民族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对本民族地区各方面建设的实际意义
1、加强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可以为本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服务。
因为民族地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都有很大的差异,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结构、程度和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要为本地区提供本民族的的地方文献信息。只有为其提供符合本民族本地区的信息资源,才可以为其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帮助。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机器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业,虽然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使得那些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失传。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民族地方文献中记载的相关信息,将其恢复和延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都在重点保护马上或已经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传统的手工业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外资。通过民族地方文献我们还了解到我们本地区很多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今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为本民族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地方政府的决策也离不开民族地方文献信息。
民族地方文献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全面,它包含了本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政府在领导、决策时可以通过各种文献形式为其提供信息资源,对制定本民族地方的社会发展规划和相关的地方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3、民族文献信息可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
民族地方文献记载的不光是本民族地区辉煌灿烂的过去,它也记载了这个地区苦难历史。通过学习和研究民族地方文献,激发人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倡导全民参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是民族地方文献工作的重中之重。
4、利用民族地方文献,发展地方旅游经济。
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地方旅游经济正在悄然兴起。各民族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记载,开发修复历史文物遗迹,风景名胜等旅游景点,发展本地区旅游经济。
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和进步,民族文献资源建设工作都不会可有可无,它只会随着历史的推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创造了机遇,我们各民族地区要抓住机遇,加强民族文献资源建设,提高民族地区文献信息化、网络化程度,重视民族地区文献信息专业队伍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使民族地区文献资源建设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佚名. 浅谈民族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关键词:民族语言 历史文化 历史地名 影响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81-01
前言
地名的形成不仅仅是为了对某一地点进行命名,还包含了该地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很多地名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更名、雅化等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也能够反映出当地在某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这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更加准确地研究当地历史文化。下面笔者就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一、民族语言对历史文化和地名研究所具有的价值
1.能够发现蕴含在地名中的历史故事
民族语言对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和地名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人们寻找出当地历史文化。例如新疆中的呼图壁,该地名不是新疆范围内少数民族的语言,也不是汉语,而是满语。呼图在满语中的含义为鬼,而壁在满语中所表达的意思为有,该地方主要是指有鬼的地方[1]。该名字的由来要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锡伯人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为满语,其奉旨来到新疆伊犁驻守,当途径乌鲁木齐西部较为荒凉的地带时,由于当地风大、坟多,并伴随着很多动物的鸣叫,使锡伯官兵彻夜未眠,所以便给此地命名为呼图壁,主要是指该地有鬼。而在军队离开之后,当地人们并不了解满语所表达的含义,便也将此地一直呼作为呼图壁。该地名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名,但其不仅反映了锡伯族西迁的历史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当地在当时的生态信息,对于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具有很大的价值。此外,除了呼图壁,还有很多城市的地名都与民族语言有关,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呼和浩特,其在蒙古语中所表达的含义是蓝色的城,也可以称之为青城,该名字的由来主要是指当时该地位于大青山,表明从最初该地一直为蒙古人的游牧之地。
2.能够反应出当地的自然生态情况
地名的由来有很多种形式,根据当地的自然情况给所在地起名也是地名重要的起源方式之一,人们通常会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对其所生活的地方进行命名,通过利用民族语言对地名进行研究,能够清楚了解到当时该地的自然生态情况。例如乌鲁木齐,该名字在蒙古语中所表达的含义主要是指肥沃的牧场,虽然在现在其已经成为了新疆的省会,发展成了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在几百年前该地还依然是一片草原[2]。还比如吉林省的和龙,该名字在满语中的含义为山谷,由此能够推断出当初和龙是位于长白山中的山谷。除了这些地名能够用民族语言对其进行翻译之外,还有一些地名如果想要明确其在民族语言中所表达的含义,应当熟悉并掌握相关的音韵知识,才能够破译出来。如鲁克沁、吐鲁番等,鲁克沁应被称为鲁陈,而吐鲁番则被称为吐蕃,这些地名的读音主要是因为音节入声尾发生了脱落,导致音节变短而使读音发生了变化,转音成为了其他地名。因此,在翻译这些地名时应当以音韵学为基础,才能够了解到其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二、民族语言对历史文化和地名研究的启示
1.民族语言对历史地理研究的启示
很多地名经过民族语言表述以后,在含义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人们所熟知的宁古塔,宁古在满语中所表达的含义为六,而其本身地名单词为ninggute,该词所表达的含义为六个,而汉族利用自身的语言将其音转译成为宁古塔。虽然最开始此地的含义为六个塔,但实则没有,其相传清皇族有六人来到此地居住而得此名。因此,在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地理文化时应当先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才能够使地理的研究和考证更为精准。很多地名除了是少数民族语言直接音译过来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少数民族自身独有的特殊文化而产生的。这种形式地名多见于北京,如、XX营等。
研究地名领域的学者,不仅要重视民族语言和地名之间的关系,还应当将其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口语和语言学等领域当中。语言不仅是人们用来进行交流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还能够反映出民族文化,甚至保存有一个地方在某一特定时间所发生的事件等,利用民族语言对其进行解释能够充分反映地名背后的故事,对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2.民族语言对地名工作的启示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便需要对新开发的城区和街道进行命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历史地名进行保护,对地名工作所产生的启示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应当重视民族语言所形成的地名。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当中应当重视利用民族所产生的地名,特别是在一些各民族混杂居住的地区如北京,该地中的地名由民族语言而形成的地名已经很少了,但就是这些具有特色的地名体现出了北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其次,地名不应该随便被改变而失去其原本的含义[3]。对地名进行更改主要是为了能够对其进行简化和雅化,其应当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而发生改变,而不是根据人们的意愿随意对其进行更改,否则将会使其失去地名原本的含义。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在日后进行地名工作时,应当尽量保留地名所表达的本身含义,不应对其进行过多的更改。
总结
总之,在我国辽阔的疆土之上生活着很多民族,不同民族语言都能够对地名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人们要想能够对地名有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先了解当地民族的语言,根据民族语言中所表达的含义研究地名形成的历程和其所表达的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并且了解我国历史地名形成的规律,还有利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地名工作,使所产生的地名符合我国民族文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1]赵寰熹.试论民族语言对历史文化和地名研究的影响[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01):13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