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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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1，179.1亿美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存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还比较薄弱，海外投资企业数量、每年海外投资的金额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都还比较小。而且，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数为中小型项目。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业500强中，仅有35家中国企业，且排名大多数位于下游。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研究

1.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突破口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国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资源开采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极为优越。对于一些行业，如采矿业、林业、石油开采业，世界上一些国家资源的供大于求，我国企业应该因地制宜的到国外去投资，开采、加工和运回国外的资源以满足国内需要。

2.以制造业和贸易替代为海外投资重点

对我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易于为他们所接受。

3.以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一致的标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企业或与当地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合资合作，可以直接获取一般技术贸易和引进外资所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播回国内运用，从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事业部。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1.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我国地处亚洲，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需求偏好等使得进入障碍较小；中国的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技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边际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投资机会较多；还可以利用东道国享有的优惠贸易条件，把产品销往第三国。

2.有选择地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因为其拥有优良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稳定，投资法律法规健全，金融市场发达，各类人才丰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掌握的高新技术反馈回国内。

3.积极谨慎地发展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投资

这些国家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急需外国在那里进行直接投资。这些国家拥有仅次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是其产品出口能力较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该地区的市场需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战略

1.重点发展具有垄断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直接的效果是创造经营的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避免外部市场交易的风险；使资金的转移、税赋的合理避逃有了通畅的渠道；同时降低了谈判、询价等交易成本；保证本企业的技术、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续获得利益。对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还可以保证母公司所需资源的稳定来源。

2.大力发展具有经营特色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却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由于其拥有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优势。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都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劳动力成本低，产业转移产品的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也比较低廉；产权关系明晰的基础上形成了简明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优势；拥有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实用技术。

3.促进企业集群的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理论，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来自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国内有大量的企业集群地，如宁波的服装、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产业等。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的重要战略。从跨国公司成长的角度看，

企业集群可以作为一跨国公司成长发展过程中内部化优势的一种替代。

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1.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自然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有利于冲破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控制以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习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并购、合资为主。这种进入方式能够直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培养自己的人才，掌握先进技术，充分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2.根据中国的行业特性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一些中国有优势的行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中国跨国公司应该以新建企业和合资进入方式为主要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等机械加工业是中国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投资优势，这些行业投资市场主要是经济技术水平与中国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

3.根据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有利于发挥这两种投资方式的优点，避免并购、独资的劣势。选择新建和合资方式可以节约外汇资金，有利于利用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弥补新建企业所需时间较长的不足，新建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建合资企业比较欢迎。

参考文献：

[1]江小娟，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2]陈波，荣飞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J].统计研究，2008，08.

[3]冼国明，严兵.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前景[J].国际经济合作，2007，（1）.

第2篇

（一）促进企业跨国经营，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正日益跨越国界流动，促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也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种投资机会，实现其利益追求目标。在我国现阶段拓展海外投资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引导和服务的角色，企业是核心。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扩展和方式演变，不但体现出国家的对外政策更加宽松，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和资助扶持，而且还反映了部分企业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所提供的发展空间，更需要通过多样的方式寻求海外资源和市场，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开始进入到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国际化整合和开展国际化经营，来获取专业人才、专利技术、管理经验和海外市场等，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培育。

（二）实现产业的国际转移，规避外贸壁垒和摩擦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曾采取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而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也看中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广大的市场，纷纷向我国进行产业转移，使我国成为其跨国集团的商品生产基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并且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遇了较多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使商品输出面临阻力。而此时，我国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无论是在资本、技术、管理方面，还是在人才方面，都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为改变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业链，扩大新型产业的发展空间，为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对外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应通过发展对外投资，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实现我国从劳务输出、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特别是金融资本输出的转变，以顺应国内资源环境和国际市场对我国对外合作方式转型的要求。

（三）全球范围获取战略资源.促进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当前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对资源能源的大量需求，但相对需求而言，我国自然资源匮乏，很难满足未来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据报道，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53%，2007年我国原油产量不到1.9亿吨，而原油进口量则接近2亿吨。为保障资源供应安全，我国必须通过发展对外投资，跨国并购一些石油和矿业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掌控必要的石油及其他战略资源，缓解资源缺乏所带来的压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有效地运用外汇储备.调控经济、分散风险、提高收益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一路上扬，加之外商投资和各类投机资本的流人，由此形成的双顺差带来了巨额外汇储备，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截至2008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8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央行被迫向市场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使人民币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巨额外汇资产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和长期保值增值的重要问题。因此，加大对外投资、力促企业走出国门、转变对外投资策略、增加外汇利用渠道等，就成为消化市场过剩流动性、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以及保障国家外汇资产安全的必要途径。

二、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迅速

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首破2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超过900亿美元。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65.1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5.3%，而存量则达1179.1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为1011.9亿美元，占85.8%；金融类167.2亿美元，占14.2%。200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又飞速地增长，仅前6个月投资额已达257亿美元。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一是投资方式中跨国并购比较活跃。2006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为82.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近40%，其中÷非金融类70亿美元，金融类12.5亿美元。2007年，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较上年减少20%，但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通过跨国并购来获取国外的资源、技术和市场，仍将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和培育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

二是投资行业分布比较齐全。2006年底，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位居对外直接投资的前4位，占投资存量的70%。在2007年底，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合计占存量的80%。

三是投资地区分布渐趋平衡。2006年，在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中，亚洲与拉丁美洲之和，均占到90%。2007年，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非金融类对亚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投资增长1倍以上。地区分布不平衡的情况有所改善。

四是投资主体呈现以国企为主的多元化。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继续保持多元化格局，当年未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为33%，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数量的首位；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为26%，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总数的第2位；私营企业所占比重为12%，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数量的第3位。2007年，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较上年有所下降，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上升较多。从对外直接投资数额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三）对外证券投资的发展与创新

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起步较晚，1997年只有不到10亿美元，1999年突破100亿美元，2001年突破200亿美元。近两年来，由于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使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各种突发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2006年为112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96%；2007年为23亿美元，比上年流量下降98%。2007年末，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存量为2300多亿美元。我国原来的对外证券投资主要是商业银行购置境外债券，最近两年又推出合格境内投资者（ODll）的对外证券投资。

（四）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的对外证券投资

2007年6月，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作为中司的资本金。2007年9月29日，中司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金达2000亿美元。中司的经营目标除去向国内金融机构注资，依法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外，主要是经营运作国家的外汇储备，投资于境外金融产品，使之成为创新对外证券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司在2007年所做的几笔主要的海外投资，均属于对外证券投资。

三、我国未来发展对外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创新对外投资

当前，从经济和技术上都要求我国加速对外投资发展步伐。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别仅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2.72%和0.85%。这与我国已有的经济总量、国际竞争力和长远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学者建议可抓住此次海外金融危机的机遇，开展新一轮海外并购。但同时，也要注意汲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大规模海外投资的经验教训，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外投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从行业来说，除继续加快发展矿产、金融等行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力度，更好地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地域分布来说，除继续加快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加工贸易和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等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对美、欧、日的投资力度，通过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来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投资主体结构来说，应改变国有企业占比过大、民营企业占比过小的状况，发展民营企业投资会更有利于冲破投资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加强我国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提高财政、税收和金融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投资目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形势、投资环境、法律规章、行政程序、税收政策以及金融、外汇等方面的信息、咨询和服务，帮助企业顺利走出去并站稳脚跟。要完善对境外中资企业的监管制度，规范境外企业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惩处。政府还应重视统筹对外投资扩大与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的关系，保持国内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为顺利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基础和保障，必须防止类似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经济金融大起大落。

（二）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地化解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的国内政局不稳，社会矛盾较尖锐，加之文化、宗教、民族、部落等冲突，以及经济利益分争，蕴含一定的政治风险。如，2007年，我国境外企业和人员在外遭遇了10余起安全事件，造成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化解对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在处理好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加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动，促进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并推动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构筑和谐共赢的对外经贸关系。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运作中除应高度重视与各国政府部门以及同业间的沟通、对话外，还要善于与当地工会、媒体、社区等民间组织打交道。可根据不同投资地的风险状况，选择采取全资、合资、建立分支机构等不同的直接投资方式，或者采用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投资地国去直接投资·的方式。还要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断地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化解潜在的政治风险，消除企业海外经营的顾虑。

（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对外投资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在现代国际金融形势下，对外投资会面临诸多金融市场风险。一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对外投资目的国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就会使汇市、股市、债市等大幅波动，使对外投资遭受风险。二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陷阱。金融衍生产品对投资者来说既可成为其分散风险、获取暴利的工具，也可成为投资风险陷阱。三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危害。国际投机资本不仅会以“热钱”的形式流入他国，促使资产“泡沫”膨胀和引爆金融危机，而且还会对别国的对外投资进行劫掠。因此，也应逐步培养优势产业，进行多元化投资，正确处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证券投资的关系。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注重对投资目的国、投资行业和品种以及投资时机的选择，注重长期收益。要注意防范超范围从事境外期货、股票、外汇炒卖以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业务，加强疏通资本流通渠道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预警体系，防范资本外逃、侵吞国有资产和洗钱等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四）全面提高对外投资主体的仓身素质和竞争能力

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加强公司治理，完善内控机制，注重自身创新。要提高企业跨国经营管理能力，加快开发自有技术和打造国际知名晶牌。要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企业融人所在地社会的能力，在跨国经营中，遵循国际惯例和规则，遵守投资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风俗习惯，在各种商务活动中树立讲信誉的良好形象；要加强和谐共处、互利共赢的观念，积极开展本地化经营，扩大本地就业；要改变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当地的生态环保、扶危济困、助学等公益慈善事业。

第3篇

（一）促进企业跨国经营，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正日益跨越国界流动，促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也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种投资机会，实现其利益追求目标。在我国现阶段拓展海外投资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引导和服务的角色，企业是核心。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扩展和方式演变，不但体现出国家的对外政策更加宽松，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和资助扶持，而且还反映了部分企业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所提供的发展空间，更需要通过多样的方式寻求海外资源和市场，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开始进入到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国际化整合和开展国际化经营，来获取专业人才、专利技术、管理经验和海外市场等，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培育。

（二）实现产业的国际转移，规避外贸壁垒和摩擦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曾采取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而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也看中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广大的市场，纷纷向我国进行产业转移，使我国成为其跨国集团的商品生产基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并且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遇了较多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使商品输出面临阻力。而此时，我国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无论是在资本、技术、管理方面，还是在人才方面，都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为改变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业链，扩大新型产业的发展空间，为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对外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应通过发展对外投资，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实现我国从劳务输出、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特别是金融资本输出的转变，以顺应国内资源环境和国际市场对我国对外合作方式转型的要求。

（三）全球范围获取战略资源.促进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当前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对资源能源的大量需求，但相对需求而言，我国自然资源匮乏，很难满足未来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据报道，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53%，2007年我国原油产量不到1.9亿吨，而原油进口量则接近2亿吨。为保障资源供应安全，我国必须通过发展对外投资，跨国并购一些石油和矿业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掌控必要的石油及其他战略资源，缓解资源缺乏所带来的压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有效地运用外汇储备.调控经济、分散风险、提高收益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一路上扬，加之外商投资和各类投机资本的流人，由此形成的双顺差带来了巨额外汇储备，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截至2008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8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央行被迫向市场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使人民币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巨额外汇资产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和长期保值增值的重要问题。因此，加大对外投资、力促企业走出国门、转变对外投资策略、增加外汇利用渠道等，就成为消化市场过剩流动性、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以及保障国家外汇资产安全的必要途径。

二、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迅速

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首破2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超过900亿美元。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65.1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5.3%，而存量则达1179.1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为1011.9亿美元，占85.8%；金融类167.2亿美元，占14.2%。200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又飞速地增长，仅前6个月投资额已达257亿美元。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一是投资方式中跨国并购比较活跃。2006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为82.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近40%，其中÷非金融类70亿美元，金融类12.5亿美元。2007年，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较上年减少20%，但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通过跨国并购来获取国外的资源、技术和市场，仍将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和培育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

二是投资行业分布比较齐全。2006年底，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位居对外直接投资的前4位，占投资存量的70%。在2007年底，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合计占存量的80%。

三是投资地区分布渐趋平衡。2006年，在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中，亚洲与拉丁美洲之和，均占到90%。2007年，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非金融类对亚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投资增长1倍以上。地区分布不平衡的情况有所改善。

四是投资主体呈现以国企为主的多元化。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继续保持多元化格局，当年未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为33%，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数量的首位；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为26%，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总数的第2位；私营企业所占比重为12%，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数量的第3位。2007年，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较上年有所下降，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上升较多。从对外直接投资数额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三）对外证券投资的发展与创新

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起步较晚，1997年只有不到10亿美元，1999年突破100亿美元，2001年突破200亿美元。近两年来，由于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使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各种突发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2006年为112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96%；2007年为23亿美元，比上年流量下降98%。2007年末，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存量为2300多亿美元。我国原来的对外证券投资主要是商业银行购置境外债券，最近两年又推出合格境内投资者（ODll）的对外证券投资。

（四）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的对外证券投资

2007年6月，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作为中司的资本金。2007年9月29日，中司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金达2000亿美元。中司的经营目标除去向国内金融机构注资，依法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外，主要是经营运作国家的外汇储备，投资于境外金融产品，使之成为创新对外证券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司在2007年所做的几笔主要的海外投资，均属于对外证券投资。

三、我国未来发展对外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创新对外投资

当前，从经济和技术上都要求我国加速对外投资发展步伐。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别仅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2.72%和0.85%。这与我国已有的经济总量、国际竞争力和长远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学者建议可抓住此次海外金融危机的机遇，开展新一轮海外并购。但同时，也要注意汲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大规模海外投资的经验教训，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外投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从行业来说，除继续加快发展矿产、金融等行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力度，更好地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地域分布来说，除继续加快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加工贸易和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等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对美、欧、日的投资力度，通过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来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投资主体结构来说，应改变国有企业占比过大、民营企业占比过小的状况，发展民营企业投资会更有利于冲破投资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加强我国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提高财政、税收和金融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投资目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形势、投资环境、法律规章、行政程序、税收政策以及金融、外汇等方面的信息、咨询和服务，帮助企业顺利走出去并站稳脚跟。要完善对境外中资企业的监管制度，规范境外企业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惩处。政府还应重视统筹对外投资扩大与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的关系，保持国内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为顺利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基础和保障，必须防止类似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经济金融大起大落。

（二）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地化解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的国内政局不稳，社会矛盾较尖锐，加之文化、宗教、民族、部落等冲突，以及经济利益分争，蕴含一定的政治风险。如，2007年，我国境外企业和人员在外遭遇了10余起安全事件，造成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化解对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在处理好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加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动，促进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并推动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构筑和谐共赢的对外经贸关系。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运作中除应高度重视与各国政府部门以及同业间的沟通、对话外，还要善于与当地工会、媒体、社区等民间组织打交道。可根据不同投资地的风险状况，选择采取全资、合资、建立分支机构等不同的直接投资方式，或者采用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投资地国去直接投资·的方式。还要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断地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化解潜在的政治风险，消除企业海外经营的顾虑。

（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对外投资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在现代国际金融形势下，对外投资会面临诸多金融市场风险。一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对外投资目的国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就会使汇市、股市、债市等大幅波动，使对外投资遭受风险。二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陷阱。金融衍生产品对投资者来说既可成为其分散风险、获取暴利的工具，也可成为投资风险陷阱。三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危害。国际投机资本不仅会以“热钱”的形式流入他国，促使资产“泡沫”膨胀和引爆金融危机，而且还会对别国的对外投资进行劫掠。因此，也应逐步培养优势产业，进行多元化投资，正确处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证券投资的关系。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注重对投资目的国、投资行业和品种以及投资时机的选择，注重长期收益。要注意防范超范围从事境外期货、股票、外汇炒卖以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业务，加强疏通资本流通渠道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预警体系，防范资本外逃、侵吞国有资产和洗钱等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四）全面提高对外投资主体的仓身素质和竞争能力

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加强公司治理，完善内控机制，注重自身创新。要提高企业跨国经营管理能力，加快开发自有技术和打造国际知名晶牌。要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企业融人所在地社会的能力，在跨国经营中，遵循国际惯例和规则，遵守投资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风俗习惯，在各种商务活动中树立讲信誉的良好形象；要加强和谐共处、互利共赢的观念，积极开展本地化经营，扩大本地就业；要改变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当地的生态环保、扶危济困、助学等公益慈善事业。

第4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

（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齐晓华.2004.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J］.投资研究(3).

邱立成.1999.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6).

小岛清.1987.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37-442.

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趋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49).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

AGARWALJP.1986.Thirdworldmultionalsandbalanceofpaymentseffectsonhomecountries:acasestudyofIndia［M］//KHUSHIMK.MultinationalsfromtheSowth.London:Maemillan.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MARKUSONJR,JAMESRM.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4:341-356.

第5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

（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齐晓华.2004.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J］.投资研究(3).

邱立成.1999.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6).

小岛清.1987.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37-442.

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趋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49).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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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ONJR,JAMESRM.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4:341-356.

第6篇

内容摘要：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离不开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本文依据核心竞争力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结合我国企业的现状，针对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走出去”战略核心竞争力比较优势

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同时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利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是当今许多企业面临的问题。

1企业跨国发展的理论依据

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以全球化为显著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全球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规模的日益扩大。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分工是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所决定的，各国应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来选择国际分工的定位。核心竞争力理论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企业选择正确的“走出去”的市场、行业和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李嘉图和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有其局限性，其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难以在国际间流动。

随着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壁垒的减少与降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比较优势理论的许多假设条件已经改变，经济全球化包括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一国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本地资源，还包括外来资源，这时一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已不像过去那么突出。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以及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还可以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因此，除了一部分不可替代的资源如石油以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具有垄断优势，仅以比较优势来确定对外发展战略，虽然能获得暂时的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比较优势并不是最有利的。竞争优势才是国际竞争中的关键因素，重要的是获得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也就是核心竞争力。

（二）核心竞争力理论

核心竞争力的原义是“核心能力或核心技能”，通常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上明显优于并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够满足客户价值需要的独特能力。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具有竞争优势。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区别，它们主要表现在：比较优势是静态竞争力，难以改变，竞争优势是动态竞争力，可以改变，拥有了比较优势并不等于拥有了现实竞争力，拥有竞争优势才真正拥有现实竞争力。比较优势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基本生产要素决定，是一种低层次竞争力。竞争优势虽与基本生产要素有关，但更多是与机制、政府质量、管理水平、人力资本、产品品牌、技术创新等高级要素有关，在更高层次上决定了竞争力。比较优势主要强调地区之间产业分工与产业互补，竞争优势主要强调地区产业竞争和产业替代。发挥比较优势强调各地区产业发展应“扬长避短”，增强竞争优势更强调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优胜劣汰”，但完全套用比较优势理论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不可否认，企业要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去发展，但是在“走出去”发展中仅强调比较优势，而忽略核心竞争力的定位与培育，从而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变，就会囿于现有的市场和产业，难以向欧美等技术要求高，附加值也较高的市场发展，难以实现由一般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

以核心竞争力指导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思路是：首先，定位企业核心竞争力。其次，分析培育获得该核心竞争力所应具有的比较优势及其他条件。第三，分析现有的比较优势，以及转化为培育核心竞争力所需比较优势需要开展的工作与条件。最后，逐步实现这些工作，获得这些条件。仅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则其思路为：分析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对外合作。两者的区别在于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指导不单纯是现有比较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通过企业的努力，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进而确立企业所需的核心竞争力，由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2企业跨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把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和培育作为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培育核心技术战略，包括先进的经验和技术。确定企业建立核心竞争力的方式一般是指在某个局部环节领先，还是整个过程效果的领先，就目前国际企业和国内企业现状来看，应当建立某个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点是产品技术水平高、产品更新换代快，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如果不能发挥核心技术优势，被市场淘汰只是早晚的事情。产品差异化及成本领先战略。产品差异化是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提高自己相对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预期价值的一种经营战略，产品差异化最明显的方法就是修正产品或服务的客观特性，突出产品特色。在保持现有特色的同时，进一步创新，发展新的有价值的、不同于同类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以减少竞争的威胁，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当然，在实施产品差异化的同时，还必须把成本放在首位，即成本领先战略。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外包战略。外包是指企业整合利用其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外包就是把不属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包出去。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来临，企业不可能只利用自身的资源去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敏捷组织、组合式组织和虚拟组织的相继出现都是为适应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外包策略可以弥补企业发展核心能力时的资源不足问题。

政府出台并完善对企业的融资支持措施。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私人投资增长幅度加大，政府出资项目逐步减少，对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可以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向产业链的上游发展，以提高自己的劳动附加值，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同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行业组织建设，强化协调职能，使企业发挥所长，实现共赢。

加大技术创新鼓励力度并鼓励管理创新。从本质上看，企业的竞争是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人才的竞争，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必须强化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拥有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增强核心竞争力。

总之，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依托“走出去”发展战略，企业只有凭借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生产出具有高科技、高效用的产品从而占领国际国内市场。

参考文献：

1.周密.民营企业“走出去”特点、困难和自身建色.国际经济合作，2006

2.刘建和.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中国西部科技，2006

3.吴汉篙.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模式.企业经济，2004

第7篇

多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2006年底，我国实际吸收利用外资累计达8776亿美元，其中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684亿美元，2007年1—10月实际利用外资539亿美元。外资的涌人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使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真正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宏伟发展目标。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一片投资热土，越来越多的外商将中国列为其投资的首选地之一，现在已经有来自全球108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我国累计设立了数十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家著名跨国公司正不断地将其投资项目和地区总部放在中国大陆，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集聚地。

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基本上涵盖了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等工业支柱产业和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出口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特点。对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的企业做大做强自身，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挑战。

吸引和利用外资，是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国内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但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引进来”与“走出去”两者资金流向截然相反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达到科学发展的具体表现。从相互促进关系、资源配置效率和适应国际发展新趋势等方面来看，吸引和利用外资和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即所谓“引进来”和“走出去”在深层次上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近年来，我国企业逐步走向世界，实现对外投资，跨国经营。2006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61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对外投资达78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73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10000多家，投资目的地多达16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涉及海外的资源、能源、制造、家电、餐饮、酒店等多个领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地对外投资，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地做大做强了自己。例如：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生产基地1999年4月30日奠基，2000年3月建成投产，设计年产能力为50万台，在美国冰箱企业中排名第六。由此，标志着海尔集团第一个“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诞生。随后海尔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建厂，生产海尔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目前，已建成的海外工厂有13个，贸易中心18个。海尔产品已达96大门类15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根据商务部公开的统计资料，我们汇总比较后感觉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发展空间还十分广阔。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对外投资额与吸收外资额的规模一般应保持在1：1.1左右的水平。这样有利于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有利于形成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动态平衡，有利于经济体纳入资本全球化的潮流。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势头相比，特别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规模，投资力度相比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我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是：1.很少形成投资规模，投资力度不大。这与跨国公司在我国，在我国的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缺乏具有技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项目，产品或行业多数仍处于初级业态或单纯。如贸易、建材、农牧、远洋捕捞、旅游、咨询服务等行业很难做大做强自身。

3.主流投资设立的生产加工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一带。这直观反映出我们对东南亚、南亚在制造业企业上的设备、技术、管理等几个方面存在着比较优势。但是那里一些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差，责任意识不强。例如在泰国和柬埔寨的工厂经常面临工人缺岗，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另外，一些国家假期时间过长。例如柬埔寨一年当中假期就占六、七十天，企业根本承担不起停工的成本损失。还有些国家政府腐败，官员贪污受贿盛行，导致境外企业经常要支付大量的关系疏通费，才能保证企业正常投资、运行。

4.生产等运转过程中缺乏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的，而外语基础又好的国内企业员工，但是由于国内企业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甚至根本无人可派，严重制约了境外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还有支持政策还不够完善，保障措施落实不够以及报批水平审批手续不及时等问题。

三、解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思路

综观国际上在东道国具有投资力度，能够形成投资规模都是跨国公司所为。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形成投资规模，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我国有一些工业的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基地，历史形成了其在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为此，我们应该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扶持下，在外资积极引人的作用下，不断地调整其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和生产能力，在能源、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支柱产业内精心地培育一批跨国公司。具体做法可以是：首先，以行业内某一技术领先，效益良好的企业为龙头(最好是上市公司)，重组或整合行业内外其他或相关的公司(如：纵横向都能形成产业链的公司和一些关联公司)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团公司。其次，集团可以从国内外引进投资和战略投资人(上市公司可以尽可能的实现整体上市)。这样既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但必须自己控股)，减少风险，又能够融到投资所必须的资金。而一旦引人了国外的战略投资人，企业在资金有了一定的来源的同时，还会有一定的技术，管理的支持，还会有一定的拓展渠道的支持。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也会提升。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国外的战略投资人的选择应该是谨慎认真的，应该是以降低企业生产发展的非系统风险为前提的。其三，投资目的历来是企业投资方向的主题。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应该说存在着比较优势的限制，因此在对外投资初期应该以境外的市场，以获得境外的资源能源、销售渠道为方向，以境外现有的市场资源，在时间上，空间上以最短的距离推广自己的品牌。收购和控股境外企业的方法是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企业并购之风风起云涌。不管这种并购出于何种目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并购可以使企业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可以变依赖市场为内部交易甚至控制，特别是在企业的资源利用上。如：作为中国第三大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近几年频频在国际市场实现成功收购，逐渐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型能源公司。自2001年上市以来，短短的二三年间，中海油海外油气产量的比重就从不足3%锐升至近25%，奠定了其国际能源公司的地位。2005年中海油斥资12.3亿美元成功地完成了三宗大的跨国油气并购，在海外与BP、壳牌等世界顶尖级石油公司一道成为资源国的油气开发者。目前，他们已同18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公司签订了160多个石油合同和协议。2006年其海外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已达1/5以上。

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资源企业是现行体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他们积极对外投资的经营战略，无疑对我国每年需要依赖大量进口的限制，对我国的能源工业资源工业的发展，对正在积极稳妥实施的战略储备工程，避免我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意义是深远的。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就提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其比较优势。这种优势集中表现之一就是：企业拥有专利和专有技术等在产品或要素市场上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垄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外资进来以后获得了市场，但对他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却保护的相当有效。我们的企业很难“换”得真正的技术，更不用谈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了。一些国企老总曾不无感慨地说：“事实证明：由外商控股的核心技术我们是学不到的。”因此，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必须指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是全面的，包括整个生产领域的，高科技领域的产品也是多样化的如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工艺等。我国企业的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优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采取的方法由：其一，企业要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加强与科技部门的协作，努力在产品、工艺上寻求创新，开发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产品。例如：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能源危机日本开发了节能型汽车，树立起了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的地位。当今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的汽车行业完全应该在这一方面加大投入，研发新型的环保节能型汽车，千万不要因小而不为，更不要因难而不为。产品、工艺上的寻求创新，本来就是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据悉，我国一些高校在环保节能型汽车的研发上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其二，我国企业应该发挥制造业的优势，打破地域界限，开展省市合作，将我国传统的，具有影响和比较优势的产品与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生物制药技术对接。形成批量的，规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生产。如中医药、保健品、瓷器工艺、园林建筑、生物酿造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等。这些产品在一些国家有着很深，很广的影响，一旦形成规模必定会使企业的投资扩大。其三，我国企业应该先将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成熟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如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生产工艺与技术作为投资项目，利用WTO的规则，寻找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间隙”，大胆地在东道国进行风险投资(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方式都可以)，站稳脚跟后再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策略，开发地方元素、中国元素与东道国元素相结合的、具有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过程中，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几乎是所有企业的通病。这是我们几年来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的失误。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人才。这些实际上企业需要的能够直接面对生产的初、中级管理人员。对此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由企业自己建立“企业大学”培养企业各个专业岗位需要的各类人才和熟练工人，也可以由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高校之间联合办学(不是实际由企业出钱冠名某个学校或学院的校企联合)，这样企业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人才，学校可以直接面临市场进行科技研发获得实际成果。欧洲的一些企业曾经投入500欧元实行这项培训计划，结果产生了5亿美元的利润。当然这是一个长远规划需要企业的智慧和决策，也需要有关部门的统一协调。短期内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上述的专门人才可以通过这样招聘方法解决急需：在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曾经在企业里做过技术工人，有的甚至是企业的技术骨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内曾经受高等教育。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他们以留学等各种名义出国打工，现在多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有国外生活经验，能吃苦，有文化(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有很好的外语交流能力，有的甚至在国外的大企业中工作过，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国内生活稳定，年龄大多都在45至52岁之间。这样的人才企业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是非常实用的。只要稍加以培训他们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对外投资企业的需要。

此外，政策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强决策的科学性，要为企业保证资金同时，要加强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管理。反对地方保护，共同寻求发展，要对内形成面，理顺关系有序竞争，对外形成拳，把握机会联合竞争。使企业对外综合竞争能力和投资能力得到实质的加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规模较大的投资和跨国经营。

要加强监管体系和保障体系，有效防止国有资产和外汇流失的同时，对财政、金融、外汇、税收等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要深入了解。在境外资源开发方面，对企业的非经营性风险，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风险补偿机制。要有充分的资金支持手段。对企业的外汇实行适度控制，允许企业适当独立在海外运作外汇资金。但是必须加强制度监管，以防止“中航油事件”的发生。

要建立建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力求在制度上保证和完善好企业的对外投资。最近，发改委会同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起草了关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意见并且正在形成过程中。其中包括一些扶持性的政策，比如说结合投资体制改革，将放宽企业走出去用汇的限制，放宽企业走出去的审批和简化程序等。同时，诸如《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也要尽快出台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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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第9篇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两者应同步发展相互促进。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政府激励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税收激励政策的特点与效应，以及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为如何制定税收政策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立足点，也的确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仅单方面引进外资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使我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必须建立资金流人和资金流出的双向循环机制，以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有效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别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率同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见表1、表2，下页)

表1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仅很低，且与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极不相称。表2的数据则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引进外资规模之比，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比较，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只进不出”的资金流动状况，从微观上讲会使企业逐渐退出国际竞争舞台；从宏观上讲会使我国内部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表1各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平均水平

14.44

16.50

19.19

20.46

21.63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16.16

17.89

21.34

23.07

35.91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9.32

12.32

12.84

12.83

13.50

德国

16.40

19.02

25.88

29.85

29.07

美国

11.48

12.74

13.17

13.70

14.37

日本

6.90

4.29

5.84

7.25

8.31

中国

2.44

2.51

2.39

2.74

2.87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2003／2004》，2004年。

表2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国投资比率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1996

01:00.7

01:02.5

01:20.0

1997

01:00.7

01:02.6

01:16.7

1998

01:00.8

01:03.7

01:16.7

1999

01:00.9

01:03.0

01:25.0

2000

01:01.0

01:02.3

01:50.0

注:以上数据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3》以及《国际统计年鉴2003》资料整理计算而得。

二、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固然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支持的缺位。仅从税收政策的角度看，与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国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还不完善且效率较低。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吸引外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其次，从具体的税收优惠条款来看，名目繁多方式各异，予以外资企业以优厚待遇；而反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时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显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上，两者反差较大。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都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表3列举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条件较为苛刻，手段比较单一，覆盖面较窄，而且虽有保护措施，激励作用却较小。

表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国家

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措施

美国

所得税减免、抵免、延付，赋税亏损退回，赋税亏损结转，关税优惠。

法国

海外子公司所得税减免，海外子公司股息不计入母公司征税范围。在与东道国存在双重征税的情况下，法国公司在得到政府允许以后，可扣除所欠税款及其海外子公司已向东道国政府缴纳的税款。

德国

通过国内立法和多双边税收协定，实行免税法，对能够促进德国就业和出口的大型公司的境外投资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给予德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得一定的税收抵免。

日本

实行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亏损准备金制度，扣除外国税额制度。

韩国

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国外纳税额减免、扣除，对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免除红利所得税。

新加坡

海外投资亏损注销，免除某些海外投资收入、红利和管理金收益的税收，海外投资业务所得税减免。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开发享受双重减税优惠。

中国

纳税人在与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所纳税收给予抵免，对承担援助项目的企业实行税收饶让，对在境外遇到不可抗风险而造成损失的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

三、税收激励政策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国内投资，风险更大，收益更具不确定性，竞争可能更残酷。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考虑:一是收益与风险的预期和权衡；二是资金能力。这样，从政府角度讲，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运用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别照顾，使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高的预期；另一方面在资金上对企业进行支持，从而激发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税收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激发方面(见图一)。

图一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就是从税率、税基、税额、纳税时间等方面对投资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加企业某项特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其中，直接激励措施是通过直接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来减轻他们的税负，从而增加他们的可支配利润；间接激励措施是用延长企业纳税期限或将企业应纳税额后转等办法，使企业能在一段时间里无偿占有政府税款，从而降低了企业纳税压力，间接减轻了企业税负。

(一)直接激励措施

企业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对生产要素的购买，因此我们可以把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之间的选择视为其对国际生产要素和国内生产要素的选择，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也就是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一定(资金供给一定)时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问题。政府运用直接税收激励措施可以影响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见图二)

图二中横纵坐标分别代表了企业选择国内生产要素和国际生产要素的数量，我们以此来说明企业进行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当政府对该企业的所有投资行为征收同等税收时，该企业等本线为CB，等产量线为a。而如果政府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极端假设为免税)，那么，一方面从企业角度看，国际生产要素相对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企业的等成本线由CB转动到AB位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企业的产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等产量线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从资源角度看，线段AB到CD到AD的移动就是一个节约国内资源(OB到OD)，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过程(OC到OA)。

具体而言，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这三种不同的税收激励手段对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渠道。

1．优惠税率。它是指对于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或某种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采用较一般税率更低的税率征税，一方面直接减轻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税率水平的差别会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优惠税率时，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国际平均税率水平，避免出现国家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使资本跨国流动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国的整体利益。

2．税收抵免。它是指准许纳税人把其某种或某些符合规定的特殊支出项目(如在东道国已经交纳的所得税税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冲抵其应纳税额，以避免对投资主体双重纳税。税收抵免可分为直接抵免与间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针对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组织形式，它一般适用于自然人的个人所得税抵免以及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公司所得税抵免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预提所得税抵免。间接抵免适用于不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税收抵免关系，且其适用范围仅为股息一项所得。间接抵免较直接抵免复杂，两者适用的对象、范围不同。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于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所得形式，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发挥不同作用。

3．税收饶让。即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享有的税收优惠，视同已纳税，予以抵扣。税收饶让是税收抵免的一种延伸，目的在于让投资者切实享受到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措施。当对外直接投资享有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且作为母国的政府实行税收饶让时，投资者在对具有相同税前收益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的选择一般倾向后者。因此，税收饶让是减轻对外投资主体税负，激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

但是，应当注意到，税收饶让减轻投资者税负的效应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

首先，东道国对外资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目前国际上有的国家主张税收中性政策，反对用税收优惠来干预经济，因此，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动向。

其次，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国内税法必须进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对其认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从税收饶让中得到实惠。

第三，对于实行税收饶让的母国而言，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母国的税收收入。如果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过多过滥，那么实行税收饶让以后母国的税收收入势必受到较大影响，所以，一国政府在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该考虑到本国的财政承受能力。

(二)间接激励措施

1．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加速折旧是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从而使纳税人的税负得以递延。它和延期纳税一样，虽然不能减轻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但其可以缓解纳税人的资金压力，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纳税人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的折旧额度，从而影响纳税人的投资行为。这种在税收制度中规定的可以计提的折旧被称作税收折旧。当税收折旧率高于实际折旧率的时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应税所得，这种税收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就有刺激作用。

2．盈亏互抵和设立亏损准备金。这两项措施主要针对投资主体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遇到的风险，允许其在遭受损失时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专设的亏损准备金来冲抵损失，从而降低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的税收负担。这样一来，虽然国家对企业征税是与企业共享了投资收益，但这种盈亏互抵和亏损准备金制度的实行又让国家同企业一起承担了风险，这就使企业有了更大的动力和兴趣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讲，对投资主体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者会把这些税收优惠转移为其他涉税主体的税收负担。

在很多国家，税收优惠被称为税式支出，在政府进行每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时，其会被列入财政支出的范畴进行预算编制，从而使税收优惠不管从项目上还是数量上都能有计划有步骤的执行。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实行税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项税收优惠措施的效率时，我们还难以找到全面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税收激励政策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审视税收激励政策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使税收激励政策达到最大效率，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在生产要素层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起到节约资源、提高技术、积累资本的作用。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一些对国内稀有资源需求量大、或在国内资源开发成本高的项目转移到国外，既可以节约国内资源，又可使企业享受到廉价充足的国际性资源，降低企业成本。同时，通过对购买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等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予以特殊的税收优惠，可以刺激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给国内企业提高技术以外部压力。此外，由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这就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本积累效应。

在生产能力层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投资行为实行差别税收激励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会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可以通过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企业把生产能力适当转移到国外，从而让渡出资源给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行业，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我国生产能力，既可以在节约并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生产能力，也是国家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别的税收激励政策也是利用国际上存在的需求差异，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实施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的税收激励政策，不仅能在量上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且能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转化为国家的经济绩效，实现国家的总体经济目标。

在对外贸易层面，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的出口，同时避开国际贸易、非贸易壁垒，抵制外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同时，通过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国企业可以较好地了解国际市场的价格状况、供求状况，降低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减少出口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对外贸易收益。

2．税收激励政策成本。首先，从短期看，税收优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这一成本是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难以消除。但从长期看，有效率的税收优惠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远期经济效益能为政府收入创造更多的税源。

其次，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对国内投资和就业的替代。在企业资金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可能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水平。

从国内产业发展看，虽然很多学者否定了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但是，如果税收激励政策运用失当，引起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可能造成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的流失，最后国内的企业成为一个空壳。

从就业情况看，我国负担着沉重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企业将生产转向国外，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无疑给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如果政策得当，相对过剩的产品生产移出，相对短缺产品的生产性资源将更充足，这样我们可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既可避免产业空心化现象，又可促进就业。

第三，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可能造成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很多企业可能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企业”的角色回到国内投资以享受税收优惠。结果，资金的流出并没有形成投资的效果，而资金流回以后却享受了税收优惠，使财政收入蒙受损失。其实，如果是以产业政策等政策为依据的有选择的税收激励，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其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是税收优惠政策给社会经济其他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虽可设法抑制，但很难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税收激励政策的净收益达到最大。

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安排

根据以上对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相对应，尽快制定完整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各项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以显示政府目前重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也能够让企业在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涉税问题时有法可依，从而给予企业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适当处理税收优惠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权衡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税收优惠的适度规模，将政府收入的减少控制在财政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要使税收激励政策所促进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约国内资源，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使经济得以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远期税源的扩大，补偿近期政府收入的损失。

第三，依据产业政策，制定体现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导向和产业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适应我国经济从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发展模式向集约化高度化的发展模式跃迁的趋势，一方面引导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进行直接投资，实现我国某些产业逐渐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重视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引导企业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将对外投资重心放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根据这一产业选择原则，在税收政策的安排上，就应该对那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高度化，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如给予他们特别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购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以控股方式获取了先进技术，并将先进设备运回国内以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企业，可以对他们的设备进口免征进口税。

第四，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方式和国际惯例，使各项税收激励措施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并且节约政策的执行成本。

例如，目前国际上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办法，而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却采用分国不分项的抵免办法。这种抵免办法在操作上比较繁琐，而且难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所以，将税收抵免办法从分国限额抵免法逐渐转变成综合限额抵免法，应该是我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很好的税收激励措施。又例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间接抵免办法，同时，在我国目前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议中，多数协议也规定可以运用间接抵免消除双重征税，但我国现行国内税法中却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这就给对外投资企业在进行税收缴纳和抵免时造成无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发展起来，就必定会产生多种投资方式，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尽快在税法中补充对间接抵免办法的规定，使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有很好的衔接。

第五，必须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流失现象。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是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而生产技术相对发达国家落后。因此，税收激励政策应处理好承接和转移的关系，鼓励企业一方面充分运用国内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如引导企业在国内生产劳动力消耗大的产品和部件，同时在国外建立高技术的全自动装配线，这样的内外分工既可以使企业绕开贸易壁垒，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又可以避免国内生产的停滞和就业机会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严格性，并与其他经济、税收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是应当与我国现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起来考虑，硏究和设计相应条款，以避免国内资金利用税收优惠而外逃；二是明确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税源的界定，并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加强对税源的审核，保证只有真正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税源才能得到税收优惠。此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国际间的税收协调和合作，打击跨国偷逃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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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罗良文:《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财政研究》2003年第6期

第10篇

国际直接投资撤退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重大。因此，研究撤资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投资。

关于撤资的基本情况，如国别、成因、规律、影响等，国内外有关学者有过相应研究。但总体而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不多。本文拟就近年来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论证，用以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

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参考文献：

第11篇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二、提出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第12篇

[关键词] 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一、国外研究成果及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论重点

是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投资流向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考察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

1.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以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不同，运输和通讯费用不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资国选择时成本因素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场学派认为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才是中心问题，因此，关税、自然资源、风险、行政手续都需考虑。

2.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海默（S.Hymer，1960）认为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拥有特定优势，力图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润。凯夫斯（R.Caves，1974）、约翰逊（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对去进行补充，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的，必须通过内部化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国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投资区位。

真正将区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并明确提出来的学者首推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Dunning，1977）。他认为，区位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3.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以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代表。小岛清（Kojima K）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母国属于边际产业，居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却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按照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进行，投向在这些产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通过比较以上理论，我们发现区位理论以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出发点决定企业的投资地点，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出发点，附带推导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在指导沈阳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及流向仍然无法做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及评价

我国学者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从FDI区位选择本身来看，中国理论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就近基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则”。“就近原则”，也就是考虑到东道国区位和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因素。这一基准的本意是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投资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将不再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2.“慢半拍”基准，或称“地区渐进原则”。该基准强调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从那些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随着投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扩张，投资区位逐步向发达国家扩展。应当承认，这种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定区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部分产业的区位选择思路，它将中国企业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国际空间内，不利于架构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的区位选择基准。

3.多层次或多元化区位选择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架构一个多元化或多层次的FDI区位格局。可以说，实现FDI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FDI区位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实现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多元化区位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是以合理区位选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合理化区位选择的结果。

4.有效资本型FDI的区位选择。武汉大学的邢建国教授在其专著《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抉择》中，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提出“有效资本型FDI ”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更加适合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13篇

（一）发达国家的成本论

内部化理论：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鉴Coase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内部化理论，在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下，跨国公司内部化可以规避市场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其内部化理论也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问题：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在内部化成本低于市场成本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企业管理、控制权的扩张，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机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场机制，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认为，到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减少直接贸易带来的运输成本，绕开当地的贸易保护。Friedman等也认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大小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绩效，跨国公司倾向于就近投资，以降低运输成本、搜寻成本。

（二）发达国家的优势论

1．垄断优势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垄断优势”理论，70年代后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补充和发展。在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排斥自由竞争，获得超额利润。他们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利用垄断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产品市场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标、市场技能存在差异；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性，各种生产要素的性能存在差异；由于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还有由政府关税等政策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垄断优势，如产品性能差别、特殊销售技巧、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等；生产垄断优势，如经营管理技能、融通资金的能力优势、掌握的技术专利与专有技术；规模经济优势，通过一体化生产，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垄断优势论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垄断优势，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所在。跨国公司要根据自身的垄断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应选择在能发挥自身的生产、市场、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的区位。

2．相对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学者Vernon提出来的。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每一个产品都要经历创新阶段、成长阶段、标准化阶段和衰退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产品的市场需求、要素密集度、生产区位都是不断变化的。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市场需求较小，需要大量的资本、研发投入，产品生产区位位于创新国，有少量的产品出口；当产品走向成长阶段时，产品的需求、生产量开始上升，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到一些对该产品需求旺盛、技术资金较好的发达国家进行生产投资；当该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产品的创始国放弃在本国生产该产品，因为该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接近饱和，将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生产；当产品步入衰退阶段，产品已经老化，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该产品就会完全退出世界市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主要基于产品的生命发展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是不同的。

3．比较优势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主要内容：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逐渐依次进行。与以往支持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等理论不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强调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应选择投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将其投向能将该产业转化成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东道国，这将引起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进出口组成结构的变化，而这一产业将在东道国演变成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扩张有利于投资国优化资源配置，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对东道国而言，接受了投资国的技术、管理、资本，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产业。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产业比较劣势的角度阐述了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依据，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应是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选择海外投资的区域应是能把该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国家或地区。该理论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转移一些标准化产业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之间投资的情况。

（三）发达国家的综合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是由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提出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吸收有关国际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等的基础上，结合区位理论解释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必须满足三个优势条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指的是一国企业所拥有的而国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如一国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诀窍、研究开发、销售技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企业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大公司所具有的先进管理能力，企业家才能，大公司所具有的金融与货币优势；内部化优势指的是为避免不完全市场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诸如对外交易成本较高，外部买者对技术出售价值的不确定，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化而保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它指出了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必要性；区位优势指的是东道国在投资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包括诸如东道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很好的市场发展潜力，东道国的贸易政策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三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特别强调了区位优势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四）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Wells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生产成本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地位。还有学者从“心理距离”的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例如John　Cantwell认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距离”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首先选择周边国家，然后是发展中国家，最后是发达国家这样的区位选择顺序。

二、研究进展：利用新视角分析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一）基于微观视角

传统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多把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宏观角度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他们以跨国公司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为前提，具体分析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关于企业的异质性，最初Bernard，etal．通过分析美国微观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经济规模、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密集度等经济数据，发现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异质性；Metliz后利用主流框架研究企业异质性，一般把各企业的生产要素差异作为衡量异质性的主要标准；Chen，M．and　Moore，M．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法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法国各跨国企业生产力的不同直接影响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法国高生产率的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在那些市场潜力较小，较高单位劳动成本，较低劳动生产率，较低进口关税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谢冰认为不同性质的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因其创新能力强、产品生命周期短、定制化程度高而与其他企业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应针对其特点来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王方方在经典的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基础之上，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力机制框架，论证企业异质性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论证明由企业异质性所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模式的扩展及其企业异质性的空间效应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直接的影响。

（二）基于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视角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和全球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生产经营战略，跨国公司应当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某一个特定国家内去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安排生产、销售，谋求全球长期的、全面的利益。例如，跨国公司要整合全球生产，协调各部分的价值链。价值链最早是由波特提出，他认为企业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两者构成了价值链，基本活动主要包括后勤、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支持性活动包括人事、财务、计划、研究与开发、采购等。全球生产价值链理论要求企业要综合全球的比较优势，安排生产、投资，取得最大的利益，价值链理论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刘伟全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将一些失去竞争力的价值环节重组到发展中国家，其本身重点关注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低端嵌入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地理上靠近先进厂商分享技术扩散的好处，实现价值链升级。”

（三）基于空间组织发展模式的视角

Porter在阐述其竞争优势理论时，首次提出产业集群概念，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关键要素的地理集中性，直接导致相关产业地理集聚的出现，比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拍卖业，意大利的纺织业等。Porter在有关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还建议跨国公司到相关产业集聚的地区投资，便于利用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规模等效应。现在，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组织模式，也成为引导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新趋向，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嵌入产业集群体系中，才能更好地获得集群创新资源，这种集群优势是其他区位优势难以具备的。Nachum　L．，Keeble．D．等认为，单凭借跨国公司内部获得知识存在着局限性，跨国公司必须进入集群网络，因为集群拥有更多的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子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要尽可能地融入当地集群里，以便于获得更好的创新资产。Teece　D．J研究外国跨国公司选择在美国硅谷投资的原因时发现，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在硅谷进行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硅谷集群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

（四）基于投资动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视角

近些年，学者为了弥补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包括影响直接投资的各种直接要素：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管理等，也包括间接要素：文化、制度等。这些要素无论是在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成为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由此而产生资本寻求型、技术寻求区型等区位选择动因。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直接要素。如市场寻求动因：Bevan　＆Estrin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大，能够使直接投资者扩大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规模收益。Braunerhjelm　＆Svenson，Venables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其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国内学者江小涓认为更好地贴近海外市场是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丁祥生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内市场发育不成熟，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较好的途径是开拓海外市场；寻求资源的动因：Dunning认为寻求和获得持久的生产资源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江小涓认为，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便于更多地参与国外资源的开发；寻求效率的动因：主要寻求东道国相对廉价、充裕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200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有三个方面：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和母国政府对国有跨国公司的战略要求；寻求战略资产：跨国企业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吸收较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品牌、经销网络等战略性资产以获得比较优势。Deng认为，寻求战略资产（如品牌和市场网络）构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Buckley，et　al．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弱势企业可以从发达的企业那里获得技术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间接要素，包括东道国或投资国优惠的投资政策、制度环境、文化、双边协定等非经济要素。如寻求有利于投资的规章制度：当选择是否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进行投资时，东道国规章制度的合理性与否是投资企业主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投资企业总是选择那些外资管制制度较宽松的地区进行投资，这使得跨国企业较容易适应当地的规章制度。现有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到有利于吸引外资制度的地区投资（如稳定的经济政策、保护财产安全、较少限制所有权、较少腐败）对跨国企业在该国进行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作用。邓明认为，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母国的制度环境也对其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选址产生很大的影响。Meyer，et　al．认为，中国所具有的与别国完全不同的、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众不同。如果中国与引资国的制度差异大，即相对于中国的引资制度，东道国的引资制度较宽松，对吸引外资较友好，那么，中国的跨国企业就会倾向于选择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大的地方进行直接投资。柴忠东认为，母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既促使一部分新兴市场企业退出本国市场投资海外以规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这些企业在与母国相类似环境中从事经营的优势。因此，制度的差异会导致OFDI选址分布的不同。倘若中国政府给跨国企业制度上的支持，中国跨国企业也会投资于风险较大的地区，进而获得投资利益。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等认为，双边投资协定是促进投资的特殊机制，能够替代较差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发展中国家与潜在投资目标国家的制度环境往往差距较大。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法制薄弱、政策多变，外国企业的投资很难得到东道国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护，外国企业的风险很大，投资协定能够保护其利益，减少投资风险。Spender＆Grevesen认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需要获得和维持其合法性，因此面临当地制度环境的同构压力；寻求较小文化价值观差异：东道国已经形成的价值观、标准会制约着跨国组织行为。跨国企业需要树立和培养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因其更容易遭受当地利益群体的攻击，还要面对当地已经形成的各种约定成俗的标准。Kostova　＆Zaheer认为，树立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恐怕比遵守当地的法律制度更困难，因为社会认知已经根深蒂固。Yiu　＆Makino认为，文化差异是主要的海外投资障碍，对投资选址有强烈的影响。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越大，跨国企业越难获得东道国的文化认可。因此，从这点来说，跨国企业倾向于在那些与母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道国投资。关于文化差异的衡量，现普遍使用Hofstede提供的方法，Hofstede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维度：权力差距、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Buckley，et　al．基于1998—2004年间中国企业在世界上49个国家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发现市场规模更大，与中国文化相似性更强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五）基于习惯效应的视角

Scott认为，一种行为被多次重复，会视作习惯。在投资选址中，赶时髦、随大溜效应会起一定的作用。东道国与母国交易的频繁性可以通过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体现。大的双边贸易额体现了东道国与母国经济来往频繁。不断重复的交易被视作习惯，这会影响投资企业选择与其母国有频繁交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因为，投资国企业会感到与其有频繁交易的国家信誉更好，更有安全感。中国学者胡昭玲，宋平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是良性互动的，这说明，与中国有频繁贸易联系的国家越能吸引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三、评价及展望

（一）评价

1．从多个视角、采用多种方法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从对经济因素到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传统的有关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成本论、优势论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出现后，新理论尝试从多视角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如从非经济因素中的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的制度状况（双边协定、贸易政策，双边文化差异等）的角度，探寻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原因；还有从心理距离、习惯效应、投资动因等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区位选择的问题。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的研究。传统理论主要把跨国公司看做是无差异的整体，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很多学者是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具体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把企业看做是异质性的，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的区位选择问题；还有基于中观的视角，研究不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还基于全球化视角，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纳入全球的经营战略，考虑价值链的协调整合因素；空间组织模式的创新，认识到产业集聚给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利益，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由于数学的应用，从一般的理论分析发展到实证分析，心理学、制度学等学科也逐渐渗透到投资理论里，理性经济人的纯粹经济学理论假设前提，逐渐被社会人所取代，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更趋向于接近实际，结合心理学、制度学、管理学等学科方法研究投资国、东道国的制度、心理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等。

2．现有理论研究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专门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体系，现有的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主流投资理论的附属品。相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依据的研究较为片面、分散。仅仅凭借一种或几种因素来决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不够的，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应该是综合的，既要考虑投资主体情况，主体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的各种优势、投资动因、战略导向等，也要考虑东道国的客体情况，诸如制度、环境、文化、市场规模；既要从宏观上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的区位选择问题，也要从中观、微观具体分析不同产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制、不同性质企业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因其研究较全面，还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该理论主要是指导早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无法说明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当今社会里，文化、制度、全球化生产组织模式等新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虽然有学者结合制度、心理等学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但是这些研究还处在较边缘的位置，尚未纳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主流。

3．现有理论的研究一般有局限性

目前在有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对发达国家区位选择的研究占上风，对发展中国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少，现有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理论基础之上，未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质，提出开创性理论，原因之一在于发达国家是跨国公司的创始者，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较长，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丰富。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小规模”技术优势论，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外投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其“小规模”技术优势已经日益被发达国家地方化的跨国生产所瓦解。西方盛行的小规模定制模式也有取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投资的趋势，适应时展需要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有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由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时间还很短，国内学者相关理论研究缺乏创新性。中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大多是对西方现有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和验证，他们在西方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上，利用单纯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所用数据往往忽略了一些个体差异，存在偏差，不能很好地对企业的投资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尚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有关投资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指导中国企业实际开展对外直接活动。国内研究建立在西方有关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忽略本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特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有特殊性，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二）展望

1．区位选择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区位选择是否影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好的区位选择有利于跨国企业规避投资风险、各种制度缺陷、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技术等优势，取得巨大的投资利益，反之，亦然。从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就区位选择和跨国企业投资质量的关系的研究往往被忽视，实质是“舍本逐末”。重视研究区位选择和投资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

2．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等理论来指导和验证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实践是脱离实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垄断优势、比较优势理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进行区位选择，而发展中国家自身相对不具备上述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却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①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成为世界经济领域里的一个亮点，这些“后发”企业凭借在母国开发的“非传统型能力”，更早、更快地开展国际化经营，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行”企业。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更迅猛，中国的企业能够到发达国家开展投资，以劣势产业收购强势产业的现象很多。中国的联想收购IBM笔记本，双汇收购美国的肉类加工商Smithfield　Food，并购规模达到70多亿美元，吉利汽车公司收购了美国老牌汽车公司沃尔沃。跨国并购投资也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利，中国小企业也开始进行并购投资，2013年10月青岛的一家藻业集团就成功地并购了澳洲的一家大的海藻公司。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有何特殊性等是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3．综合、具体地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第14篇

[内容提要]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使人们认识到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性，即两者既存在互补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中国历年遭受反倾销状况

项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型的行业投资十分突出，按照投资额计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投资占62%，资源开发型投资占19%，生产加工和农业开发投资占18%.此外，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在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东和非洲。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海外投资从以港澳、东南亚地区为主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排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和柬埔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约占中方投资总额的67%，其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都超过了3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29.4%.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长期战略和开拓外国市场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还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和转移国内过剩的资源，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统计中还发现，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国，即使在这些中国企业投资偏好的国家中，中资企业的总投资额也不足50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0年三年内，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分别达到281亿、302亿和455亿美元，但三年内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增幅不大，分别为5097万、5149万和5884万美元，就是明显的例证。

怎样进一步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除了需要积极地鼓励与提倡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之外，应当重点抓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对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贸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进口该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再出口，则能间接起到贸易创造效应。其次，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如机械行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结合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相关技术、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此外，遭受贸易壁垒的行业如纺织品业，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难较大，出口成本提高，为了规避这一壁垒，寻求在海外的市场，争取参加国际分工，企业往往转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对贸易的替代，补充市场的贸易损失。如果在投资中可以使用国内原材料，则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的出口，对贸易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虽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复杂的，既可能产生替代效应，也可能会有创造效应，但经验性研究表明，作为投资母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会改变母国向东道国出口的商品构成，以中间产品出口代替终极产品出口，这也就更说明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发展，我国应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积极改变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竞争优势，与对外贸易的规模不相适应的状况，鼓励企业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确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同时，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健康良性的发展关系。

参考文献：

1.徐波。中国与西欧直接投资关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张碧琼。国际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第15篇

关键词：对外投资；企业兼购；产业重组；工作原则

一、企业兼购“四不”原则

1.企业兼并不要迷失自己的方向，要不断巩固自身的核心优势，不要去贪图自身没有占领的领域

企业有了钱抑制不住要把它花出去，或者是向业务链条的两端拓展；或者是在企业规模上摊大饼，或者是置办一些不经用的资产；或者是把钱投入跟自己的主营业务没有关联的项目中，搞所谓“多元化”；这不单纯是成长型企业经常会犯的错误，甚至已经成熟的企业都难以摆脱诱惑，犯下低级错误。

2.核心员工是命脉，不能离去

不管是收购一家企业还是启动一个项目，你都要不惜一切地把你的核心员工留在你身边，因为核心员工在你这里是资源，是命脉，到了竞争对手那里就成了隐患。比如商鞅在魏国做门客的时候表现出了极高的才华，魏王不重用他，最终商鞅得以逃往秦国而成就了一世英雄，变法使得秦国中兴，为魏国留下了致命隐患。由此可见，能人特别是你的核心业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部门的核心人员，你要留在自己身边才会给相关人员以信心，而且不会给对手有可乘之机。

挽留核心员工的过程是企业让步的过程，表面上看是企业成本提高了，但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让步是战略上的后退，可以在随后战略性的大踏步前进。直接带来的就是收购前的业务渠道与客户关系的平稳过渡。

3.不要让投资者对你失去信心

企业的广义投资者并不单纯是资金的提供方，而且包括员工、渠道、供应链、终端客户等方面因素。任何收购都会带来新陈代谢下的阵痛，而新陈代谢是需要耗费内力的。对企业而言，内动力就是财力。而企业运营的财力渠道是多样化的，比如渠道、市场、比如投资方与银行等信贷机构。银行关注的是你的持续盈利能力，而不是你爆发式的业绩增长；银行关注的不是你做的规模有多大，而是保持优势的同时能够控制自己的规模。因此，你需要用自己的实力与团队的稳健来增强银行对你的信心，不要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做出掣肘的举动。那将会出现釜底抽薪的效果，假如投资者反过去支持你的竞争对手，就会给你致命的打击。

4.不要让你失去并购所带来的衍生效益

并不是每个决策所带来的收益都是显而易见的，更多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衍生效益。看不到那些衍生效益，自然会使得收购的成本回报大打折扣。

企业并购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价值，关键是是否有发现并充分利用的问题。

二、产生重组方式与重组机遇和约束

1.产生重组方式

属性上的组合。东方式的多元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冲和平衡。一个好产业组合，要符合以下条件：1、产业组合企业的成长性和稳定性。2、利润与先进的平衡。3、既要有生产领域的公司，也要有服务领域的公司。4、产业当中既要有发展周期共振的，也要有互补的。5、每个产业板块中，至少培育一个融资平台。

空间上的组合。各个产业在地理分布上的一种设计。我们不同的板块的子公司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进行组合，通过打地理位置差，事实上是在打政策差，打基础实施差，从而获取价值的最大化。国际化的这种发展，全球型公司的运作，事实上就是在打地理差，从而促使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的分布，能够各有所获，从而使得该公司价值最大化。当然一个更大的逻辑是，全球的市场发达程度是有梯度的，所以很多发达国家，很多优秀公司将它适合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不断地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和周期，顺势在全球转移，使得该产品的生命周期最大化，使得该产品相关资产的使用价值最大化，使得该公司不用不断开辟新产品，能够自动延长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和某一个资产的使用期限，以及自动地获得更多的产品或资产的边际利润。

时间上的组合。就是时间维度上的把握。通过对成熟产业、成长产业、衰退产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把握，理解新设立企业可能的资金渴求，理解老企业可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以及一定成熟度的企业在管理上，正在处在一个较好的阶段，所以里面能够派出较好的管理人才等等。通过不同时间维度上的把握，来理解公司该怎样组合。比如说很多企业，在做加盟连锁店的时候首先总是先设一个旗舰店，在旗舰店里培养出好多人才以后，然后迅速做繁殖，做扩散。旗舰店里面的很多管理干部，甚至一般员工，都扩散到新店里去做负责人，这就是对时间维度上的一个把握。同时很多企业有效地做一些短周期产业，短周期产业源源不断地提供现金流，中周期产业扎扎实实地产生利润，而长周期产业，虽然暂时看不到利润，一旦开始回报的时候，回报就是巨额的，这也是时间维度上的把握和管理。

风险上的组合。我们将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三种产业进行组合。综观香港的长实集团，李嘉诚先生的长实集团，每过六七年，他们公司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但是在余下的六七年里面，他们公司进行一些中低风险的传统产业的操作，这种冲浪式的、脉冲式的、主动驾驭的发展，事实上使得长实集团在整个香港，乃至在整个亚洲都长袖善舞，不可以被战胜。

2.产业重组的机遇和约束

产业重组要遵循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制造、生物、投资、商业、IT等产业都进行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形成全球新一轮“产业梯度转移”潮流。在中国实现创新化急需控制产业链高端和技术所带来的高利润。

利用中国最广泛知识和技术人力资源而将研究开发中心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更加成熟的产业条件将中国变成“中试基地”，使在中国产业化供应全球生产要素已具备条件。

知名度高、市场前景好、产品竞争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骨干企业，通过“独资、合资、联合、兼并、收购”等将自身优势从区域分布到全国。

珠江三角洲将成为中国骨干民营和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的管理总部、研发总部、营销总部基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交通条件好、资源条件好的区域转移，比如广西、云南、贵州省；将市场供应要求较高的转移到中部地区，如湖南、江西、福建、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区；将人才、需求条件较高、技术资源要求较高、环境要求也高地区转移到长江三角洲，比如江苏省和上海市等，尤其是服务行业等。

环渤海经济圈形成钢铁化工等原材料生产制造中心，以地理优势辐射全国基本建设和客户。随着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东北地区的崛起，这些地区材料生产基地优势更加明显。

长江三角洲成为全球性中高端制造基地和全球物流等服务中心。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高度发达地区，将把自身低端产业制造转移到中西部，而自身保留中高端制造业。同时该地区利用长江及运输优势，为全球产品进入中国，为中国产品进入全球提供物流、商务、金融服务。而上海地区优势将吸引全球跨国公司直接服务和管理身边制造资源。

西北和重庆四川将成为中国军工研究与制造基地。东北地区成为农业、原材料中心和装备制造基地，也会成为第二深加工制造基地。

北京地区将成为信息中心和本土市场总部基地。

西安、南京、武汉、成都都将成为中国四大研究开发基地。东北、长江流域将成为能源与原材料、装备技术基地，也是进入东北亚的基地。

其他地区成为低端制造和配套产业制造中心，也是劳动密集性制造基地和物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