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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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畜牧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在生产经营的诸多环节，分散的养殖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十分突出，从日本的经验看，小规模经营农户之所以能顺利地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与大市场接轨，正是得益于其背后的综合农协。以调研对象———中民兴畜牧合作组织和其所在的榆树市大坡镇养鸡业为例，该镇养鸡业始于1992年，由于养殖规模小、成本高、技术落后，养鸡户各自为战、互相排挤，在市场竞争下，养殖积极性不高，养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该合作组织成立于2009年，分散的养殖户依托合作组织，以具有一定规模的整体参与市场竞争，集鸡雏供应、饲养、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2年多以来，该镇养鸡业快速发展。所带动的乡镇中，弓棚、保寿、黑林和秀水都是吉林省粮食产量前100名的乡镇。可见，畜牧合作组织在联合养殖户的过程中，扩大了小农经济的外部规模，形成规模优势，以横向联合推动纵向发展，为粮食主产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设现代化畜牧业、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关键的2点就是规模化发展和标准化生产[1]。分散的小规模养殖户依托畜牧合作组织统一培训、统一供料、统一技术、统一免疫、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价格等，畜牧业生产实现了标准化。达到一定标准的合作组织可进行行业的产品标准认证和生产标准认证，以自己的商标走向市场并形成特色品牌，使畜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散养户无法实行标准化生产，并非由于其没有引进优良品种、饲料的愿望或是对免疫、技术等不感兴趣。而在于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无法满足这些诉求，并且小规模的家庭养殖收益无法弥补标准化的技术成本。因此，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不只是表面上的标准化统一，而在于把分散的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从生产和发展的实际出发，使标准化成本得以由规模经济所弥补。

首先，畜牧合作组织根据成员需求与市场需求，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了外部经济的内部化，改变了单个养殖户在大市场的弱势地位，提高了产销各环节的议价能力，经济收益明显。同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机会，社会收益明显。长期以来，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直被倡导和鼓励，但家庭经营的小规模生产无法激发可持续生产的动力。统计显示，我国每年产生的畜禽粪便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7倍，污染严重。调研中看到，民兴畜牧合作组织充分利用鸡粪，兼业发展鱼虾养殖和经济林木种植，田丰合作组织将猪粪进行有机处理，发展沼气等，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

吉林省畜牧合作组织发展的起步较晚，20多年的发展中，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服务规范的合作组织。但受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农民合作意识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调研发现，在成员构成多元化的同时，非农民身份的成员在畜牧合作组织中占比较大，且在股权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还有很多的主要成员，身份虽然为农民，但早已脱离真正的农业领域，即真正农民成员的力量还处于弱势。农民内生力量的薄弱造成外来资本大量侵入畜牧合作组织，产权结构与真正意义的农民合作组织要求还存在偏差，外来工商资本所固有的逐利性与“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宗旨存有矛盾，不利于畜牧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大部分畜牧合作组织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且规模较小，业务多停留在生产资料与初级畜产品的生产流通上，角色是联结农资供应企业、养殖户与畜牧产品加工企业的中介。不具备运作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条件，市场竞争力较弱，合作水平较低，对成员带动能力不强，无法满足成员的综合需求。对吉林省榆树市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158户农户进行访谈，60.1%的受访者表示，未加入的原因是“没有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既要解决成员的畜产品销售，又要将畜产品销售给加工企业或消费者。目前，多数组织以协议约定同成员之间的畜产品定向转移关系。而实践中，畜产品转移数量有时无法确切约定，有时又无法约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一方面成员在市场环境较好时，常会受利益的诱惑而减少与合作组织的畜产品转移量。另一方面，合作组织成员往往存有不信任的心理。这就产生了合作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内部冲突[2]。与成员定向转移产品关系的稳定性是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仅依靠协议不能根本解决内部冲突问题。多数畜牧合作组织缺乏科学的利益机制，无法通过紧密的利益关系吸引成员并维持稳定的合作。很多畜牧合作组织业务定位不准，组织机构和管理运营的随意性较大，各种外部力量交叉混乱，违背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有些由政府牵头或参与发起，由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导致政企不分；有些由农村“能人”或农资公司发起，又由于能人或公司的力量而演变为私人或合伙企业。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人以兴办畜牧合作组织为旗号，侵占市场，空享国家的政策、资助和补贴。不规范的、假冒合作组织的存在，形成不正当的利益竞争，侵占了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公共支付，扰乱了正常的发展秩序。目前，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整体的综合素质较低，真正能够带领组织发展的人才不多，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瓶颈。资金方面，农民手中的资金非常有限，须向金融机构融资来解决。然而，农村金融目前正在发展之中，支持额度有限且贷款成本高于城市一般工商企业贷款。

在畜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准确定位，将力量集中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强政策的引导和落实。在实践领域要充分调动发挥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通过畜牧合作组织加强政府与养殖户、生产加工企业之间的联系，降低管理成本并提高管理效率。满足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等软需求，关键要看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是否真正实现。政府应通过公共管理和服务，运用市场手段，输出合理有效的政策产品，加快畜牧合作组织的成长，使之成为推动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吉林省畜牧专业合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上要加强支持，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的“扶持政策”，细化支持其发展的税收、信贷、财政、信息等政策体系。但不能过度依靠向有关部门灌输“为农服务”的观念，要注重对支农政策的激励和保障措施加以制度的细化和完善。此外，更要重视政策落实的环节，向吉林省23家调研对象征询发展的政策建议，60.9%的受访组织表示“希望把现有政策落到实处”，可见，相比于政策体系的支持力度，政策落实水平也同样重要。作为国家鼓励发展的互助型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一方面享有国家的支持政策和资助补贴等公共支付；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作为一类企业法人进入市场并参与竞争。因此，既要鼓励其在竞争中成长和增强实力，又要引导其避免过度竞争，平衡生存与发展，兼顾效率和安全。同时，要细化法律法规来防止其向私营企业的性质演变，甚至假借合作组织的名义侵占国家的公共支付。#p#分页标题#e#

第2篇

1．1科技推广不断进步襄城区大力推广生猪“150、500模式”，肉牛“165模式”和肉羊“1235模式”等养殖模式［2］。目前该区生猪“150模式”已建成123栋，在建31栋，“500”模式已建成15栋;肉牛“165模式”已建成28户;“蛋鸡153模式”已建成18栋;肉禽“156模式”已建成13栋;肉羊“1235模式”标准化栏舍已建成43栋，有效地促进了传统养殖模式向科学养殖模式转变。

1．2产业化运营不断完善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分散养殖户从事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从而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格局，增加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目前该区各类养殖合作经济组织已达38家，网络养殖户1500多家，初步形成了“小规模，大群体”养殖格局。

2存在的问题

2．1现有体制不能满足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襄城区畜牧业相对于工业、商业、服务业来说，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较小，畜牧业生产管理部门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到经费保障都处于弱势地位。该区虽然设置有畜牧兽医局，但长期未健全相应的编制。同时由于防疫体制改革后动物防疫监督的职能统一收回到襄阳市动物防疫监督部门，而日常的动物防疫、技术推广、品种改良等工作仍由襄城区承担，造成了职责和权限、工作和人员不相匹配，影响了日常的防疫和技术指导，制约了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

2．2养殖业用地问题突出国家规定养殖用地属农业用地范畴，只要项目所在地畜牧部门和国土部门联合审批即可临时用地。但是作为襄阳市主城区，襄城区的畜牧业用地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相应的规划和政策保障。随着国家对土地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更趋紧张，养殖用地的问题将更加突出，新增养殖户由于土地规划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

2．3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尽管该区养殖大户和新型养殖模式发展迅速，但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占较大比例。现有龙头企业与养殖户利益联结机制尚未健全，市场调节能力弱，辐射示范作用不强，缺乏带动力。

2．4专业合作社组织化程度不高现有的专业合作社在信息沟通、协调生产、调控价格、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多数专业合作社成员之间只是信息与技术共享的松散联系，互利互惠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不能很好地发挥产业化经营的作用。

2．5畜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品质量不高现有畜牧业畜禽品种结构中，耗粮型猪禽比例过高，节粮型、经济型草食牲畜比例过低;产品结构中，肉类产量过大，奶、蛋类产量偏低。

3建议和对策

3．1建立健全畜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按照畜牧兽医及动物防疫行政管理职能，配齐配全专业技术人员，核定全额财政拨款基数;成立动物卫生监督和畜牧技术推广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和技术要求。

3．2合理规划畜牧业专用地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农业结构调整需要，在离主城区较远的乡镇、办事处合理规划和储备畜牧业专用地，为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供保障。

3．3大力扶持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户经营等方面的作用。按照“积极扶持、精心培育、引导生产、提供服务”的思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落实扶持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各项政策，加大对畜牧业产业化的投入。通过项目支持、贷款贴息、技改重组、信用担保等措施，扶持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实力雄厚、带动力强、科技含量高、有发展前景的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养殖大户，形成龙头企业集群，带动畜禽养殖户的积极性。

3．4大力发展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引导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合同契约或产权联结等多种形式，与养殖户建立稳定的产销利益联结体，带动农民调整结构、发展生产、进入市场。更好地发挥助农增收的作用，让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利润。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提高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化程度，转变畜牧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积极引导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依法完善内部组织结构，健全规章制度，真正把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办成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治组织。着力培育畜牧业产业中介组织、营销经纪人、运销大户，实现种养加一条龙、产加销一体化运作。

第3篇

1.饲料加工机械化方面。我国畜牧业的饲料加工起步较晚，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发展时期，我国的饲料加工技术，在设备方面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调配饲料、熟化饲料的机械加工已经趋于完善。此外，我国的饲料在袋贮方向已经开始利用生物技术和装备，在草颗粒草粉加工方向也开始逐渐普及全日粮配方的技术和设备。但是这一方面，对于技术、人才和资金都需要很大的后备支持，所以设备发展并不完善，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畜牧饲养机械化方面。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讲，主要的畜牧饲养集中在家禽饲养以及牲畜中的猪、牛饲养。目前较发达的是家禽饲养，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家禽饲养方面就形成了一系列标准化的设施。但是像电脑自动化控制、智能孵化设备目前只有在大型的养鸡场可见。现在我国养鸡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单一链式喂养，喂养的速度较低。

我国目前养猪机械化发展只占了整个行业的30%，余下仍然沿用传统的养殖方式。猪舍的建造方面，农户可以清楚地分出保温栏、育喂栏和产仔栏，但是在猪舍的饮水、消毒、喂食和清理方面并没有完全采用机械化。我国先进的养牛机械几乎90%以上都是依赖国外进口，自行研制生产的设备少，局限在移动车式、管道式、提桶式。

二、畜牧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首先，畜牧业机械化程度低，大部分使用半机械，即便是具有先进机器的大养殖场，机械的使用效果也不尽理想。中小型的养殖场，机械配置率低，技术支持较差，经营环境滞后，这已经成为畜牧业全面发展的一个瓶颈。其次，技术质量和服务体系落后。目前市场上机型单一，相互操作起来配套性较差，在售后服务上问题较多。

三、畜牧业机械化发展策略

我们在清醒地认识到现存的问题后，就应该要全力解决，科学设定发展策略。

1.加大畜牧业机械化宣传展示。必须帮助养殖户认识到只有通过机械，才能降低饲养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产品增值。可以组织沙龙或者以讲座形式互相探讨交流。政府可以组织大型的畜牧业机械展示会，并向农户们普及科学的养殖方法。

2.建立专业化服务体系。畜牧业的机械化和市场体系大环境密不可分，所以必须尽力排除阻碍因素，培养熟练的操作维修队伍，合理分布专业的操作经纪人，根据地区实际来调节收费价格，制定出专业科学的服务流程。

第4篇

1.1我国农村畜牧养殖业的现状和问题

畜牧养殖业产品能够反映农村畜牧养殖业现状，例如鸡蛋，超市里鸡蛋的价位都很多种，主要是因为鸡的品种不同，同品种鸡喂养的饲料不同，所以下的蛋的种类、质量、营养价值等不同。鸡蛋的品质明显没有以前优质了，这也反映鸡的种类、喂养饲料、饲养方式等与以往相比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只是农村的鸡养殖存在问题，一个鸡蛋足以看出整个农村的畜牧养殖的现状和其中存在的问题。鸡的饲料怎么了，为什么鸡的种类少了？为什么蛋里面会有致癌物质？为什么禽流感一次次袭来？农村的牛羊怎么了，为什么有假冒牛羊肉？为什么端上桌的羊肉是病态肉......面对这么多问题，农村畜牧养殖业该何去何从？

1.2农村畜牧养殖规范化的重要性

禽流感怎么得的？生物会生病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致死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有规范化养殖。现代农村畜牧养殖业规模较大，大面积散养会为农村生态造成不可想象的破坏。例如：以往农户家里养殖几只羊只需要定时带羊去有草的地方吃草，顺便排放粪便，现代农户带着数十只羊不方便流放，羊到处吃草会破坏农村绿化地，到处排便会污染柏油马路，且现代农村田间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流放羊群不便于管理的情况下极易造成交通事故。一群羊只要有一只羊得病，不易被发现且会很快的传染给其他的羊，而规范化养殖便于规范化喂养和规范化管理，因此现代农村畜牧养殖需要规范化。

1.3农村畜牧养殖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现代农村畜牧养殖业正在努力迎合我国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可是表面迎合的不能真正的改变农村畜牧养殖业现状以使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科学的养殖需要养殖技能，需要养殖经验、需要养殖必备知识等，不科学的养殖在面对生产过程中一点挫折时很容易走向迷途走向消亡，这样的养殖业是不科学的，这样的农村畜牧养殖业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例如：现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饭桌上需要更多的蛋奶产品，奶制品为了大规模生产而规范化，但是为了简易生产过程，从而缩短了检测流程，这样不科学的生产一旦产生了质量问题严重的产品，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危机和社会诚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健康危机，这些是不可逆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因此农村畜牧养殖业要贯彻科学发展观。

2、畜牧养殖业规范化和科学发展的途径

2.1完善畜牧养殖业制度

国家不能放纵农村畜牧养殖业任意发展，被金钱和利益迷惑的农户良心被蒙蔽的时候，道德舆论的力量显得过于薄弱，只有法律才能够敲醒他们，只有强硬的法才能规范农户伸向罪恶的手，才能减少不正当养殖和不正当销售，阻止不合格农产品流向市场，因此国家要完善农村畜牧业相关法律制度。可是只有打击和惩罚的教育不是好教育，只有打击和惩罚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除了设法约束还要设法鼓励农民积极加入畜牧养殖业生产，认真努力学习养殖知识和技能，国家可以设立一些宽松的税收政策，只有用之于民才能取之于民，国家本着“以人为本”的政策可以设立一些养殖户补贴政策，如可以实行饲料补贴和畜类医药补贴政策。最后国家要完善法律制度来保护养殖户们的合法权益，因为只有鼓励和惩罚没有保护的法会让养殖户们挣钱不安心不放心，又怎么会去挣钱呢？

2.2加大畜牧养殖业投入

第5篇

关键词：《说文解字》；牛部字；文化蕴涵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0-001-01

牛与农耕文化联系密切，牛被驯化后，除用于食物外，还用于拉车、耕地，是农业文明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牛，中国农耕文化不会如此发达。牛为“仁畜”，被赞称为“神牛”，一系列与牛有关的文化产生。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自“牛”字产生。在后来的发展中，与牛相配的文字有很多。《说文•牛部》[1]所收录的字，能够反映一部分牛文化特色。

一、《说文•牛部》

《说文•牛部》收录45个字。廖春永在《说文解字•牛部字研究》[2]中将牛部字分为五类，且统计出具体字数：牛的名称类（26个），与牛相关的动作类（8个），与牛相关的事物类（6个），牛的脾性类（3个），其他类（2个）。

二、“牛部”字文化内涵分析

1、色彩文化

《说文》中关于毛色的字如下：

，白黑毛牛。从牛。声。段玉裁作注“古谓色不纯为。亦作。古文假借作龙。亦作蒙。周易说卦传、毛诗小戎、周礼牧人巾车玉人皆可证也。训为白黑毛。然则凡谓色不纯亦可用字。”

,牛白脊也。从牛。厉声。

这个字是表示牛的脊背是白色。

，驳牛也。从牛。劳省声。段玉裁作注“马色不纯曰驳。驳同部迭韵。广雅牛属。”

，牛黄白色。从牛。声。段玉裁注“黄马发白色曰膘。票同声。然则者、黄牛发白色也。内则鸟色、亦谓发白色。”

，黄牛黑唇也。从牛。 声。段玉裁注：“释畜云。黑唇。毛传云。黄牛黑唇曰。按尔雅不言黄牛者、牛以黄为正色。凡不言何色皆谓黄牛也。”

，牛纯色。祭祀牲。从牛。全声。段玉裁注“牧人注。郑司农曰。、纯也。按凡时事之牲用物。凡外祭毁事用。以与对举。则为纯色天知也。大郑注释为纯也。”

犀，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顶。似豕。从牛尾声。段玉裁注“后汉章帝纪。蛮夷献生犀、白稚。尔雅山海经郭注、刘欣期交州记皆云有三角。一在顶上。一在上。一在鼻上。鼻上角短小。按晋语。角犀丰盈。孟子注。角犀厥地。”

2、农耕畜牧文化

牛用于畜牧和耕作中。从《说文》中以下的牛部字可以体现畜牧文化：

牢：闲也，养牛马圈也。《段注》：《充人注》曰‘牢，闲也。必有闲者，防禽兽触啮。牲系于牢，故牲谓之牢。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币。从古文冬省。冬取完固之意。亦取四周象形。

：引而前也。《段注》：挽牛之具曰。牛人旁是也。

牿：牛马牢也。《周书》曰：今惟牿牛马。《段注》：惟大放牛牿牢之牛马，故令无以伤牛马。若牛马在牢中，安得伤之。

：以刍茎养圈牛也。《段注》：茎，斩刍也。

牧：养牛人也。《诗》曰：牧人乃梦。《段注》：《左传》曰，马有圄，牛有牧。引申有牧民之义。

：牛也。以刀去阴也。该字意思是将牛，使牛失去生育功能，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能让牛容易长得快，长得肥壮，以便供以日常食用。

3、祭祀文化

与“马”被奉为“马神”不同，牛在祭祀文化中主要作为祭品。《周礼•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凡大祭祀，羞牛牲，共茅。”可见祭祀三皇五帝，祭祀先王，大小祭祀都会把牛用作祭品。牛在牺牲祭品中应该算是第一等的祭品，《康熙字典》注“牢”：“牛曰太牢，羊曰少牢。《礼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在祭祀社稷时，只有天子才能用牛做祭品，诸侯邦国是没有这个等级资格的。

《说文解字》“牛”部表现祭祀的字有：“牲”、“”、“”。这三个字包括了祭祀选用牛的两个方面：毛色和身体的完备程度。

“”、”二字给出了祭祀标准，即必须是纯色的牛。据《周礼 地牧人》：“凡阳祀，用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时祀之牲，必用物。凡外、毁事，用可也。”注释“毛之”为“取纯色也”，也就是无论“阳祀”、“阴祀”、“望祀”，选取的牛羊祭品颜色可以不同，但必须是纯色。“”即“”，泛指杂色，用于四时祭祀的牛必须是纯色，其他如游历山川、禳天除咎等可以用杂色的牛。

《说文》“牛”部“”字以下，“”、“”、“”、“”等十个字都和牛的毛色有关系，都指各种杂色，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选择作为祭品的牛这一方面，纯色相当重要，以至于要标示出各种杂色的牛作为警示。

“牲，牛完全也”说明祭祀用的牛必须完整。这一方面《周礼 地官 牧人》也有要求：“凡祭祀，共其牺牲”。注“牺牲”为“毛羽完具也……周景王时，起雄自断其尾，曰，其。”注释中引用的例子可以看出，作为祭祀品的“牺牲”必须身体完备，雄鸡害怕自己作为祭祀品被杀，于是弄断了自己的尾巴以避免被选作祭祀品。王筠《句读》：“《左成七年经》：‘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不完全不为之证。”可见牛角哪怕是被老鼠啃出了细微的残缺，该牛也不能再算作祭祀品，必须更换。

参考文献：

第6篇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承揽了该项目有关遗产申报的一系列技术咨询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从世界文明与文化的角度、重塑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为此，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项目组立足于“城市文化”的角度，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文化特色和融汇过程分析，经由中国古代城市史、建筑史等专题研究，对草原都城遗址的遗产价值开展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学术探讨，形成了若干新观点。本文重点介绍申遗文本是如何通过对比分析手段、进行遗产的价值重塑。

一、遗产概况

“元上都遗址”是13～14世纪亚洲北方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百年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遗址，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曾是蒙元帝国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该遗址分布于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和多伦县境内，是传统游牧区和农耕区的交接地带。由城址(约18平方公里)、墓葬群(约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个175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四部分共同组成。其中，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城、关厢和铁幡竿渠等要素，遗存类型有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以及宫殿、寺庙、商铺、民居、仓库等各类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边区域，包括以汉人家族墓葬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为代表的一棵树墓葬群，它们是蒙、汉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证；自然环境包括与城市选址特征关系紧密的上都河、龙岗山和金莲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环境特征的沙地、湿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观；人文环境包括遗产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及城址周边分布于群山顶部的敖包所体现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对比分析

作为文本编制的指导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第132条明确规定，申遗文本需要“提供该遗产与类似遗产的对比分析，不论该类似遗产是否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是国内还是国外遗产。对比分析都应说明申报遗产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重要性。”因此，对比分析是否全面和准确成为让世界遗产委员会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专家认可“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详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蔡超、俞锋、徐新云、李敏：《试论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据。

针对“元上都遗址”具有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价值特性，以及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结合元上都遗址的交流价值、见证价值、典范价值和关联价值，申遗文本编制项目组选择了4个方向开展对比分析：一是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二是与游牧文明相关的世界遗产比较；三是与蒙元帝国的其他都城遗址比较；四是与中国历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较。其中尤以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城遗址和蒙元帝国的大都与中都为重点。

(一)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

(1)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比较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与元上都遗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遗产是“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它们除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相似之处和历史渊源之处，在遗址遗迹、时空范畴、价值主题与特征、自然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从遗产类型和遗址遗迹上比较。“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属于“人与自然联合的作品(引自《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8版1)”，体现了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题。游牧民族利用传统技术在适宜放牧的草场上从事畜牧活动，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精神联系；同时，它还向人们全面展示了鄂尔浑河流域曾经出现的不同游牧民族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各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详见《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文本》)。

“元上都遗址”属于“特定自然条件下，更主要是人文历史背景下两种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是如何进行融汇交流与结合，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亚洲北方具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城市典范，对于研究蒙元帝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的遗产背景环境对此典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机的物证，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遗产价值。

第二，从时空范畴上比较。在地理区域方面，两者于空间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异在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是亚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区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遗址”则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是亚洲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临接地带。这一地理区位的差异导致了两处遗产在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在历史时段方面，“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的遗存年代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17世纪，绵延约3000余年，5个重要遗产点的历史年代为6～17世纪；这一时段跨越了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共5个朝代。“元上都遗址”的遗存年代仅限于中国蒙元帝国的100余年时间，即13～14世纪。

第7篇

[关键词]哈萨克族；族源；宗教；文化生活

[中图分类号]K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25-02

一、族源

哈萨克族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多少年来，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与各兄弟民族一起，为祖国开疆拓土，发展经济，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哈萨克作为古老的民族，历史悠久，究其族源，是由古代诸多部落、部族逐步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有乌孙、塞种、匈奴、阿兰（奄蔡）、康居（康里）、克烈、钦察、乃蛮、突骑施（撒里乌孙）、咄陆（杜拉特）、弘吉刺惕、葛逻禄、阿尔根、札剌亦儿、阿里钦等。

钱伯泉在《哈萨克族的族源和族名含义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明确指出：“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为两汉的奄蔡、南北朝的曷萨、隋唐的突厥可萨；次要族源是蒙古汗国和元朝西迁至钦察草原的蒙古人。”陈华、郭平梁、王志来等在《新疆简史》中写道：“哈萨克人是许多突厥、蒙古部落的融合体。”美国学者泽夫・卡茨在其主编的《苏联主要民族手册》（译）中也支持这种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在《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中写道：“哈萨克族是历史上许多部落和部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的是古代的乌孙人，兴起于6世纪后半期的突厥人，12世纪初西迁的契丹人和13世纪初强大起来的蒙古人以及蒙古人统治下的康里人和奇卜恰克草原上的钦察人，经过长期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可见，他们认为哈萨克族是乌孙、蒙古、突厥、契丹、钦察、康里的融合体。陈礼文在《河西建设声中的哈萨克治理问题》中认为：“哈萨克族是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融合体。”松筠在《新疆识略》一书中写道：“哈萨克为汉康居国，向以为大宛，非也。”显然，松筠认为哈萨克族是汉代康居人的后裔。朱允娘在《哈萨克族与康居历史之研究》（文载《哈萨克族资料八种》一书）一文中也持这种看法，认为乌孙、铁勒、丁零、钦察、突厥等，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心理状态等因素下，形成了今天的哈萨克族。同意此种看法的有张西曼等人。托克和加在《哈萨克部落分布》一文中说：“据阿衣巴说：‘哈族是从蒙古中分出来的一个民族。’我认为是对的。”巴尔托里德在《中亚简史》中写道：“哈萨克人就是15世纪从其民族主体分出来的一部分乌孜别克人。”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中国民族史教研室编的《哈萨克族简史》，贾合甫・米尔扎汗的《关于哈萨克族族源及民族形成问题》，苏北海的《哈萨克族的起源》，王希隆的《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哈萨克族之关系与政策》，贾合甫・朱尼斯《乌孙国与乌孙》等论著，也谈了一些有关哈萨克族族源的观点。

二、经济

前苏联出版的《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通史》、《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百科全书》、《金帐汗国兴衰史》和《哈萨克可汗史料集》等有关哈萨克历史研究的文献，记载了哈萨克汗国时期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状况。杨建新主编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也有一些史料及文献记载了哈萨克族的经济情况。在《清高宗实卷》与《平定准噶尔方略》中，记载了清政府与哈萨克族的第一次贸易。《哈萨克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贸等方面记载了哈萨克汗国时期的经济状况，论述翔实，资料可贵。贾合甫・米尔扎汗的《新疆哈萨克族传统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新疆社会经济》1999年第2期）一文，从农业、商业、畜牧业、狩猎业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哈萨克族的传统社会经济。周亚成的《哈萨克族游牧生产习俗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从经济效益、家庭收入、经济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指出了游牧生产习俗的变迁对哈萨克族经济发展的影响。戴婧妮在《哈萨克族经济史研究》中，从诸多部落时期的早期封建制游牧经济、民族融合时期萌芽的城市经济、近代半殖民化的哈萨克经济、建国后半游牧半定居的哈萨克族经济等方面，分析了哈萨克族内部的经济矛盾，论述了哈萨克族的社会变迁规律。不过，总的来说，有关哈萨克族经济史的著述相对较少。

三、宗教

关于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的研究综述，陈刚在《三十年来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研究综述》（《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42卷第4期）一文中，对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及评述，这有助于人们对哈萨克族宗教领域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四、教育

关于哈萨克族教育的详细研究动态可以参见朱远来的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该文用大量的篇幅对哈萨克族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哈萨克族的教育和文化事业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也指引着哈萨克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五、社会文化和生活

（一）禁忌

虽说禁忌起源于，但是它却与一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密不可分。长期以来，禁忌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总是扮演双重角色。古丽加玛丽・托力干在《论哈萨克族民间禁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简单介绍了禁忌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同时依照内容将哈萨克族的民间禁忌分为六个方面，并举例探讨了其具体内容，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哈萨克族传统的民间文化。汪玺、阿利・阿布塔里普等人在《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哈萨克族的文化艺术、人文礼仪及禁忌习俗》（《草原与草坪》2012年第6期）一文中，从对鬼神的敬尊、对祖先的敬尊、对火神的敬尊、对水神的敬尊、对动植物的敬尊、对图腾的敬尊等方面论述了哈萨克族禁忌的根源，并且阐述了哈萨克族的禁忌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表现形式，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哈萨克族禁忌习俗的了解，有利于各兄弟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友好相处。聂爱文的《哈萨克族禁忌的人类学解读》（《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除阐述哈萨克族禁忌的表现之外，与其他相关文章不同的是，作者还探究了新疆哈萨克族禁忌文化产生的独特原因。巴哈尔古力・夏米勒在《哈萨克族禁忌文化透视》（《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中，论述了哈萨克族禁忌有对人的某种保护和对社会制约的积极作用和宣扬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消极影响。

（二）婚姻

苏北海的《哈萨克族文化史》，论述了婚姻的习俗和婚礼的仪式。何星亮在《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一书谈到了哈萨克族的婚姻制度。杨魁孚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一书中涉及到了哈萨克族的婚姻问题，并且列举了有关哈萨克族婚姻状况的数据，简要分析了其婚姻状况变化的原因。古力扎提在其硕士论文《建国以来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变迁》中，从家庭结构形态、家庭婚姻、家庭习俗三个方面人手，对建国以来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变迁作了详尽的论述。文中注重空间和时间上的对比，突出建国以来直到现今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分析了产生变化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对于其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的旧有习俗和不良现象提出了适当的解决措施。艾尼瓦尔・聂机木在《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婚姻状况调查》中选取了新疆几个主要少数民族作为调查对象，并且综合分析了这几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婚姻状况，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的婚姻观念（包括初婚年龄、父母包办婚姻、选择结婚对象条件、办理结婚登记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关哈萨克族婚姻、婚俗的文章还有阿丽玛的《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演变》、李小霞的《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婚姻状况浅析》和周亚成的《高高的萨吾克烈――从一次集体婚礼看哈萨克族传统婚俗的变革》等。显然，学术界对哈萨克族婚姻这一专题研究的著述相对来说比较少。

（三）服饰

第8篇

摘要：生态经济研究近年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对作为我国五大牧区之首的内蒙古牧区来说，这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政府和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内蒙古草原牧区生态经济展开深入研究，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通过对近十年来内蒙古草原牧区生态经济研究成果作一梳理，以展现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凸显其中的研究热点和问题指向，以资当今借鉴。

关键词：草原牧区；生态经济；研究述评

随着草原牧区生态问题的不断出现，草原生态经济问题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出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此前，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规划》将内蒙古35个旗县市区规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中26个处于草原牧区。可见，内蒙古草原牧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直接影响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为了对内蒙古牧区生态经济的研究现状与方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给以后的生态经济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寻找新的突破口，本文对近10年来内蒙古牧区生态经济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退化与治理及政策实施效果

目前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亿公顷，近80%发生在草原牧区，占草原面积的70.7%；由于各种项目工程的建设、公路建设、矿产资源的圆伞⒉菰非法钥阎至讣奥裔滥挖等行为的存在，使得广大草原牧区的草原正在年均20万公顷以上的速度消失。

1.1草原生态退化与治理

目前草原退化严重，近1.8亿公顷的草原发生严重退化，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在继续扩张，西部和北方是我国草原退化最为严重区，它们的草原退化面积约占草原总面积的75%以上。草原退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关于草原退化的真正原因，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草原退化由于气候变暖，干旱少雨等自然因素；但多数学者认为草原退化主要是由于人为因素。有学者指出，过度放牧是造成我国北方草地退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恩和则认为草原的荒漠化主要归于农业开垦，而与“过牧”无关。敖仁其（2011）认为草场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设计以及法律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了草场的严重退化沙化；王关区（2007）指出人口膨胀是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的关键因素；达林太认为内蒙古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是农垦、开矿、放牧制度变革（如游牧变为定居、不合理的围栏、开发饲料基地、不合理的引种改良）以及引入农业生产模式。

对于退化草原的治理，国际上已有相应的科学理论支撑体系，对生态系统退化机理及其恢复途径有过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退化的生态系统，主流的理论是强调自然恢复，即生态系统在适宜的外界条件下，通过自身调节能力逐步恢复生态平衡，使生态系统由恶性循环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过程。国内关于草原生态治理的思路和措施上虽然存在差异，但基本思路都是通过减畜、围封转移、舍饲圈养、革新产权制度、发展后续产业、发展牧民合作社等实现缓解草场压力的核心目标。麻国庆等（2012）提出自主性的发展是对地方文化合理性的尊重，面对多元的观念和利益诉求，现代牧区社会要形成协商和对话的机制。

1.2牧区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实施效果

2000年以来，牧区开始实施“草畜平衡、退牧还林，退牧还草、围封转移、禁牧休牧”等环境政策，此后学者们对生态环境政策实施效果逐渐关注起来。李新（2006）认为退牧还草项目实施使牧民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因此在短期内会使牧民收入降低，但长期会使牧民收入增加。包智明发现生态移民起不到保护草场的作用，并造成新的生态破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明显。达林太认为，围封转移目前没有取得预期目标的主要问题是该政策越来越导致生态保护的外部主导，即生态保护的资金外部提供者主导了生态政策的制定。巩（2011）认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草原生态补偿的范围过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不合理，政府的行政定价、补偿标准过于单一。李艳波、李文军（2012）认为草畜平衡政策实施10多年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现行的草畜平衡制度是建立在平衡生态系统理论和政府可以有效调节牧民行为这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而现行的草畜平衡制度在这两个基本环节的处理采取了简单化、标准化的思路，导致该制度不能有效执行。

总体来说，内蒙古牧区先后实施了禁牧、休牧和轮牧、草场围栏化、草畜平衡制等草原保护建设措施，草原生态恶化状况有所缓解，但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遏制。特别是近几年频繁、无序开发草原牧区矿产资源的活动，给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带来更大的创伤。草原生态环境破坏因子正从滥垦和过牧转变为粗放的牧区工业化。

2.生态移民与生态补偿

2.1生态移民

生态移民作为应对草原生态危机的一项政策，缘于2000年肆虐京津地区的沙尘暴。作为风沙源的内蒙古，其生态问题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应对危机的各项政策纷纷出台，最早开始实施的环境政策是“退耕还林”，而后在牧区实施了“退牧还草”，在这之后又出台了“禁牧”和“生态移民”。2001年内蒙古开始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

关于生态移民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葛根高娃（2003）认为由于对生态移民的理解过于简单，认识不足，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反而造成了草原生态平衡的破坏、牧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游牧传统文化“破碎化”以及牧民们的草场权益受到侵害。于存海[9]（2004）认为，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社区运动存在社区冲突，它影响到生态移民的稳定性。盖志毅（2006）认为生态移民过程中存在政策的短视性。荀丽丽等（2007）发现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行为偏离了生态保护的初衷，更侧重扶贫；包智明等认为以政府为迁移力量的非自愿性移民，容易产生“依赖综合症”的可能，不能主动积极地适应新的环境。

关于应对之策，学者们提出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应该将移民的文化考虑在内；要关注少数民族的“地方话语”；要避免在政府强制作用下的生态移民和文化改变，要让移民参与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迁移后的主导产业也应选择变化小的类型，注重移民迁入地的社区构建；政府要用宏观、开放的视野指导牧区生态移民，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解决这一问题；要建立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2.2生态补偿

关于生态补偿，学者们认为草原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不高、牧民增收效果不明显；应通过筹集生态移民经费，对为保护生态和重建生态的移民给与资金支持；要建立健全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遵循分类补偿原则，完善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措施；巩芳（2011）认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草原生态补偿的范围过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不合理，政府的行政定价、补偿标准过于单一。通过采用SPSS软件中的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分析了蒙古地区居民对草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是及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作者在后继的研究中得出目前草原补偿标准的参考值是47.55元/亩。

3.牧区产业生态化研究

产业及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基础和核心，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并且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优劣。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形势下，将产业结构向生态化方向调整，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意义重大，对草原牧区尤为如此。目前，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产业生态化。

3.1（游）畜牧业

畜牧业是内蒙古牧区优势明显的支柱产业。长青运用灰色综合评价法分析得出农畜产品加工业是内蒙古的第一优势产业。马军（2010）通过对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市进行定量聚类分析，将33个牧业旗县分为3大类，并提出3类牧区各自的优势产业。早期对畜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畜牧业发展模式上，随着草原牧区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畜牧业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学者们提出改变草原畜牧业原始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对天然草场实行分级定畜、合理轮牧、季节性禁牧等制度；开辟人工草场、建设饲草、饲料基地，通过引进改良品种、改进饲牧方式等措施，提高单位草场的生产能力，从整体上提高牧区畜牧业综合生产力水平，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其中针对舍饲圈养及引种入牧的争论还很激烈。钢花（2010）认为生态农牧业，是内蒙古生态产业体系的基础，必须以循环经济的理念加以引导。

3.2第三产业与工矿业

牧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草原旅游业、草原文化产业等优势产业特别是内蒙古特色生态旅游尚未形成规模，发展生态旅游，发展沙草产业，构建现代生态服务体系还任重而道远。但可喜的是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已经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成绩斐然。

吕君《草原旅游发展的生态安全研究――以为例》（华东师范大学2006博士论文）对草原生态旅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他学者从保护草原生态角度出发对草原生态旅游发展策略、产品设计、和发展模式展开研究。

有关草产业，内蒙古农业大学及社科院的学者从草业发展的市场潜力出发，分析草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刘志永对内蒙古草业发展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为内蒙古草业发展明确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张海明从宏观层面上，对草业发展做出科学的规划，明确发展思路，与地区整体发展相结合，进一步重申草业重要作用和地位。

对草原牧区工矿业，专家、学者分歧很大，尚无定论：一些专家、学者强烈反对在草原上办工厂，开矿山，认为这样得不偿失，势必会破坏草原生态。更多专家、学者干部群众支持赞同在草原牧区发展工业，并对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细致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

3.3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

目前，关于内蒙古牧区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的研究还没系统展开。只有少数学者将产业结构作为影响生态保护的一个影响要素加以论述的。盖志毅在其著作《制度视域下的草原保护》（辽宁出版社，2008）中认为牧区的第一产业的比重大，二、三产业的比重小。典型草原、荒漠化草原带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另外靠近城市或有较大工矿企业的旗市二产比重更高一些。作者认为，长期以来对牧区采取了取多予少和摧毁草原生态环境的产业政策，并认为对牧区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提出应摈弃滥垦的产业政策，摈弃不恰当的草原工业，慎重地在牧区发展第二产业，发展牧区绿色环保畜牧业，如游牧业，发展循环草业，重视牧区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发展草原娱乐业和生态旅游业。

王关区指出新世纪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是：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及环保产业（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草业、生态工业、绿色食品产业、环保产业、生态旅游业等）；同时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实现传统产业及新兴产业的集约化、生态化及信息化，由粗放型、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型、持续式的生产方式转变。（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加文.重视“三牧”问题加快牧区发展[J].中国牧业通讯.2011（21）：9-12

第9篇

论文摘要：随着全球化的热潮，世界各国民族文化不断的相互冲击与整合，在全球社会追求和谐、平等、公平等人文气息的同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那达慕以其独特的人文价值摆在了世人面前。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了那达慕民俗体育活动中人文价值的体现，以期能为促进那达慕的发展与宣传提供参考。

目前全球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生存的热门话题，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通过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关系的优势地位又开始蔓延到文化领域，致使全球化的今天，多个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整合，往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容易受到发达国家文化的冲击。在全球社会追求和谐、公平、平等，以人为本的今天，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以其特有的人文价值适应了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蒙古族的那达慕就是其一的典型代表。那达慕民俗体育对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活动内涵深刻的体现了丰富的人文价值。作者简单归述为以下几点：

一、循规守礼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富有传奇色彩的北方游牧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浓厚游牧文化特征的民俗文化，它融游牧民族宗教信仰、体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歌舞艺术、建筑文化、交通文化等文化为一体，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产生活特点和民族心理的传统民俗文化。那达慕文化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体育文化，这种传承性对于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历史多年的发展当中那达慕具有维系社会安全、丰富文化生活以及规范与教化、物资交流等等多种功能，而且对民族个体的社会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模塑意义，多少年来深刻地、全方位地影响着蒙古人的成长，使蒙古人始终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体系。

表现在那达慕的传统内容赛马、射箭、搏克、打布鲁、蒙古象棋、沙嘎(嘎拉哈)等，不仅源于早期的生产生活，而且又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突厥、鲜卑等开始，射箭、骑马、摔跤就已经成为家庭孩子必学的生存技能。蒙古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游牧经济兼狩猎经济的特点，必然也十分注重家庭对每个孩子生存能力以及狩猎、驯化和畜牧技术的训练。牧民老少一起参加或参观那达慕大会也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实践延续。

二、人与自然和谐

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蕴含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和谐素养，对今天建设和谐民族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蒙古族那达慕以其特有的气质与和谐品格，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新的启示。

寄托着民族情感、民族智慧和民族道德的传统集会“那达慕”具有着丰富的和谐精神，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竞争和友谊如何合理处理，对手之间如何关爱以及功利和荣誉面前如何谦逊等等，它符合了民众崇尚和谐、自由、美满、愉悦的永恒心理需求，尤其搏克比赛中，尊重对手、爱护对手、服从裁判、公平竞争的作风以及各种奖励方式都表现有丰富的和谐精神，显现着重要的和谐教育意义。

那达慕文化承载着游牧民族自由与生态和谐的文化精神，他们爱护牲畜尊重和怜惜生命，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处处体现着人们对生态平衡的强烈愿望和执著的追求，起到了一种宣传教育的功能，即教育人们热爱大自然、崇尚大自然，并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三、民族凝聚价值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意识、民族个性、民族爱好与审美等深层次的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无比深刻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族群在历史长河中智慧的结晶。周期性的节日增加了一个地域、一个族群的凝聚力，加强了他们对自己族群的文化认同，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奋进的精神。

每次大小型那达慕大会都会聚集很多的人数，特别是盟旗举办的大型那达慕，少则几万多者十几万人。尽管电视等媒体进行现场直播，但是更多民众为了追求视觉上的刺激以及真实的感觉，男女老少都去参加观看，观众群里经常看到年逾花甲的老者目不转睛地观看。尤搏克比赛为很多群众所推崇，每当那达慕大会上开始搏克比赛时，原本秩序井然的大包围圈会场，会瞬间发生重新整合，变成小包围圈，把搏克手的比赛场地围在中间观看，往往这时维持秩序的民警也束手无策，顺其自然，因势利导。通过那达慕大会的举办，使更多的蒙古族人民聚集在一起，增强了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团结。

四、生生不息的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是指在一个民族共同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及其文化模式下形成的集体性格，也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想、习惯、情操、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历史传承的草原那达慕，其核心文化符号是著名的“男儿三艺”即赛马、摔跤、射箭。那达慕三艺显现出了蒙古人族群的民族性格，蒙古族民众普遍认为不掌握“男儿三艺”就不是蒙古好汉。“三艺”技艺高超的人往往在那达慕大会上脱颖而出，象征一种生存能力和男性气概而成为人们心目中崇拜的英雄，从而会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择偶的良好优势。那达慕大会也因此成为蒙古勇士和英雄展示英武的舞台，成为满足蒙古人英雄崇拜心理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媒介。无论是激烈的赛马比赛、竞争拼搏的摔跤运动，还是生气勃勃的射箭，都是草原民族肢体语言的表述，这就是蒙古族人民的价值观。这个以牧业为生计方式、以草原为家园的民族在节日里用自己民族独有的方式表述着民族精神。

五、参与平等、诚信守则

那达慕大会的搏克比赛鲜明的体现着现实的生活哲理：搏克比赛规则“不分体重级别”、“人人平等参与”、“一跤定胜负”。这个规则从现代体育竞赛的角度看有些不公平、不合理，但民众认为，人生经历中遇上比你高大的猛兽和敌人时，你不能与对方讲“你的体重比我大，你吃掉我或打死我是不公平的，你只能用智慧和技巧打败对方是唯一出路；还有在严酷的生存路途中，取胜的机会是非常少而珍贵的，往往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不分体重等级和一跤定胜负”是最符合现实生活哲理的。

搏克比赛在每次那达慕大会上都是最亮丽的焦点，观看民众都以搏克而欢呼与自豪。但是博克运动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排斥过女性，如今女子搏克如同男子搏克一样显现着性格的魅力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现在内蒙地区各种形式的那达慕大会上也都设有女子搏克项目的比赛，还有不少地区设有女子搏克培训基地，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它正确诠释了社会本有的态度，因为竞争是不分强弱不分性别的，女性同样需要较强的竞争力，尤其在就业压力和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的今天，搏克对激发女子平等独立意识、更新传统落后的女性认识观，提高女性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女性全面认识自己，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现代社会中勇于实现自己，以自己的行动挑战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性别歧视。搏克运动蕴含着丰富的德性精神，能够让人真正的理解德性、追求德性和实践德性。因此，搏克的竟争和道德并存的精神对人的教育意义具有现实性。

六、审美价值

蒙古族的审美价值往往根植于周围环境和生活现实中。对蒙古民众来讲，那达慕大会是一个充分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动态艺术杰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审美教育大课堂。每当举行那达慕的时候会场的自然环境、建筑装饰、色彩搭配及形状、有节奏的喧嚣、服饰和舞蹈、祝词赞词以及选手形体的线条等等依赖感官的作用合并起来都会给人一种特殊的情调，成为人们艺术和美感的基本原料，使人产生深切的美感，起到一种自然审美教育的功能。

那达慕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是草原文化圈的先民们留给后人优秀、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枝奇葩，处处透视着现代文明所追寻的人文气息。我们在深深的感激、崇敬和景仰之余，应当认真、严肃地思考，仔细盘点、清理整合那达慕文化资源，提炼符合现代气息的物质和精神因素，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促进文化优势的传承，始终坚持以人文本，大力弘扬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国人受益，同时受益与世界。

参考文献：

[1]白红梅.文化传承与教育视野中的蒙古族那达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3

[2]刑莉.蒙古族那达慕的人文精神.文化影虹，2010（5）

[3]光.蒙古族那达慕辨析.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4）

第10篇

Abstract： Folk songs of Northern Shaanxi as a regional 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reflects loess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ethnic psych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riental culture and art， also integrates the a philosophy of life and emotional consciousness of long-term practice of people of northern Shaanxi. The paper studies the value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folk songs of Northern Shaanxi，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improve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in the new perio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关键词： 陕北民歌；文化背景；产业化；价值

Key words： folk songs of northern Shaanxi；cultural background；industrialization；value

中图分类号：TV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1-02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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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东方（1966-），男，陕西延安人，研究方向为文化经济学。

0 引言

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无论是高亢豪放的信天游还是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无论是抒情流畅的小调还是悠扬纯朴的酒歌，都以广泛深刻的内容，生动质朴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手法，高亢悠扬的曲调，豪放犷达的风格，由勤劳勇敢的人们一代一代创造和承载，口传心授，绵延不绝。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及社会背景下的精神文化诸多因素，对陕北民歌的生成、演变、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些诸多因素都与这一区域的地理范围、文化特点和历史面貌有关。

1 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

1.1 生态环境培养了陕北人的性格和人文精神 远古时期的陕北地区，黄土高原优越的生态环境形成了陕北人民初期理想的生存场所。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唱响了的那一曲曲荡气回肠的信天游。如果说陕北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陕北人种的变化也是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土著陕北人与外乡迁徙人的融合，如南方将士戎边、边贸交易中的商贾人等。土著陕北人与临界的少数民族的融合，如与胡、匈奴、鲜卑、西羌等人，发展成为一代又一代的新陕北人，而现在的陕北人就是这种一代又一代的新的陕北人的延续。

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是这一区域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产物。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从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生息。1923年在靖边县杨桥畔采集到一枚左上外侧门齿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河套人”[1]（P4）。漫漫岁月，陕北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得这片黄土地上的生命也在开始新的构成。当陕北黄土高原初期形成的农业文明被森林草原替代后，陕北地区开始了人烟稀少的时代，从而形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地。随着匈奴势力的扩大，他们经常由此进出而骚扰侵犯汉民族，于是就有秦代大将军蒙恬率军到此抗击匈奴、并屯田戎边、筑城守固、迁徒内地罪人移居陕北[2]（P98），从此，陕北开始了由畜牧之地向农耕的转移。在漫长的岁月中，陕北地区不断有内地人的移入，与匈奴族和平共处，杂居相生，两个民族在黄土地上融合同化，所以，就陕北人种而言，身体中流淌着匈汉两族人民的血液，造就了陕北人男性多壮实、剽悍、倔强、豪放、女性多窈窈、俊秀、心灵、手巧。陕北人从土著人到多民族融合同化后，使得陕北人在人种上有了一新的优势。同时，在这种地理环境下的特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精神造就了陕北人特有的心理性格和精神气度。“这就是守的耐心和走的冲力的不协调统一；忍让的本份与反叛的倔强的不协调统一。这样就使得陕北男性多表现一种外静的内热、厚重木讷的秉性，陕北女性多表现一种情真意切，热烈似火的风韵”[3]（P293）。

陕北人特有的性格和人文背景影响和决定了陕北民歌所抒发的感情。有生离死别的悲歌，也有久别重逢的欢歌，有愤怒、有自由、有欢乐、有伤感的；陕北民歌以其率直而含蓄的方式，表达思想感情，率直是情感的反映形式，含蓄是抒发感情角度的表达，在情感的表达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生活细节的叙述过程。

陕北人的普遍性格特征中就有这种内在与外在的情感统一和自然心态审美的协调统一。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看，“音乐创作是一种表达人内心的精神活动的行为，是把内心体验改造音响结构的创造性想像活动。”而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内心精神活动或内心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自身性格的影响。因此，可见陕北人的性格特点在陕北民歌中得以表现，也是自然影响陕北民歌的一种极为重要的人文背景。

1.2 地理环境与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的大文化背景就是黄土黄河文化，它的形成与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地理环境以及相应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物质生产类型与文化艺术的关系至为密切。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着不同区域的人类和文化，地理环境也是影响人类生活激发内心情感的重要因素。优良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人们生息繁衍，为人类和社会生活提供便利；恶劣的地理环境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发展和滞缓和文化落后，但同时又会影响和激励人们去改造自然。陕北高原的黄土黄河文化作为一种带有自己风采的地域性文化，实际上也就是半农半牧和农牧互补为典型特点的地域文化。

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地处陕、晋、蒙、宁、甘中央，地貌大致分为沙丘区和山壑区，长城以北称为沙丘区，长城以南称为山壑区。由于陕北人民与游牧民族交往频繁，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俗风情长期处于不断交流的状态，互为借用、互为渗透、互为影响、互为吸收，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二合一体的基本格调。在这种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了粗犷豪放、凝重古朴的黄河文化。陕北民歌就是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形成和发展的。

除上述生态、地理环境对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影响外，生活习性、地方语言等方面因素对陕北民歌的形成、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是音乐风格变化的重要因素。语言的不同也是造成音乐风格不同的重要原因。探讨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应该认识到陕北民歌艺术是东方文化大背景下黄土黄河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艺术折射，是陕北人民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的艺术反映和生活体现，也是黄土黄河文化中的艺术精华。

2 产业化价值

陕北民歌具有深厚的人民性、罕见的纪实性、独特的艺术性、较强的包溶性，是品位高、生命力强、与时俱进的时代文化，它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欣赏价值、研究价值、开发价值和文化产业化价值，研究陕北民歌的文化产业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陕北民歌文化产业化价值 按历史与逻辑统一性来看，表现出文化的传承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是历史赋予的，它是一切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点。文化教育功能是民族文明的需要，文化娱乐功能是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人的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也有个文化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要“寓教于乐”。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文化，有两种文化现象是并存的，即文化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的认识现象。研究文化的社会现象，接受本土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研究陕北民歌的文化价值首先要研究陕北大背景文化，而研究陕北文化的认识现象，意在发掘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历史认识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及现代产业化价值等。陕北民歌的文化产业化价值，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先进的要求出发，从文化的社会价值、认识价值和产业化价值把握陕北民歌的发展目标，陕北民歌具有独特的历史认识价值、文化功能和现代产业价值。

2.2 延安红色文化的产业化价值 延安革命文化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人民性，随着延安革命文化人民性地位的确立，其文化价值的功能动力作用更大更强。陕北文化中心延安文化是一种深厚的民族自尊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的自发宣泄。陕北文化中的延安文化凝结着陕北地域文化固有的各种价值，陕北文化中的延安文化体现了把人民大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思想，体现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与人的意识的升华，也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化精神风貌。陕北文化中延安文化以其刚健粗犷的美构成了它朴实的美，延安文化与一般其它内地文化比较，更多地接受了西部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又独具黄土高原的风骨和品格。

陕北文化价值还体现在中华文化传统精神现代张扬的延安文化上，这是人民当家作主自觉创造文化的新时期。这个时期赋予陕北文化发展崭新的形式和内容。陕北文化功能的动力，就是来自于自由奔放的陕北民歌、信天游文化和革命的延安精神。

研究陕北民歌的文化产业化价值，对提高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促进发展区域性地方经济和社会进步可以起到文化奠基、艺术提升的作用。近年来，陕西省和一些地市多次举办陕北民歌大赛，榆林民间艺术团创作演出的《米脂婆姨绥德汉》，志丹县歌舞剧团创作演出的陕北民歌舞剧《兰花花》和延安歌舞剧团七十年代末创作的民间歌舞剧《兰花花》等，优秀陕北民歌音乐题材的剧（节）目，大力弘扬提升了陕北民歌的艺术水平，既宣传和创新发展了陕北民歌，也对推动地方区域性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大力开发创新发展陕北民歌资源，创办地方民间文化产业，是陕北民歌产业化价值新的思维理念和产业化价值观的有效途径。研究陕北民歌产业化价值其目的就是研究应用陕北民歌传统的传承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要与时俱进，用新的理念、思维、视角，不断创作反映新生活，讴歌新人物，抒发新感情的鲜活、优美的陕北新民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逐步形成创造巨大财富的文化产业。

3 结束语

在纵横逶迤、古老深厚的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这片热土流过，这片雄伟壮阔的黄土地上曾孕育着华夏文化的根源，成为炎黄民族的摇蓝。

黄土黄河文化，经历了世代无数民间艺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与锤炼，它集人民智慧的结晶，将陕北民歌演化发展成为今天独特的艺术形式，并赋予了它鲜明的陕北地方艺术特色和艺术特征。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质朴无华的语言风格，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陕北人民特有的思想情操和精神风貌。

探究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及其艺术特征、文化产业化价值，从更深层次的分析，应该认识到陕北民歌艺术是北方文化大背景下黄河黄土地汉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思维的艺术折射，是古老勤劳的陕北人民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艺术体现，也是黄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其主要表达的是陕北人民强烈的生存斗争意识和集中反映黄土文化的生活哲理。

陕北民歌艺术是永远有自然粗犷而又坚韧不拔充满生命活力的强劲气质。陕北民歌是勤劳智慧、善良质朴的陕北人民在漫长的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探究它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征、产业化价值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陕北民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只作浅略概述，起到抛砖引玉的目的，使更多学者更深层次地探究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征、文化产业化价值。

参考文献：

[1]姬乃军，黄土魂.[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2]郑云山，藏威霆.中外史地知识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第11篇

一、现代农业园区的现状

（一）现代农业园区的资源现状

1.人力资源。目前，现代农业园区常驻人口8 200余人，其中农业人口约5 400余人，非农业人口约2 800余人。农业人口中，劳动力人口约3 500余人。有近40%的劳动力外出经营或打工，还有近60%的人在园区内从事农业种植、养殖业及农产品加工运输业。近几年来，随着园区高效农业以及示范区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民纯农业（种、养业）收入加上其他收入不断提高，吸引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人员逐年增多，2011年新增农民工返乡创业人员就有350多人。不仅如此，农业园区还大量吸纳周边地区劳动力就业，2011年共吸纳周边地区900多名农民来区就业。到目前为止，在本农业园区内创业就业的农业人口总数已达4 400余人。此外，各经济实体、科研机构还有农业科技研发人员六十多人。

2.自然资源。泰州市在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受季风环流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季风性特征。一般在3月底、4月初进入春季，6月上、中旬进入夏季，9月中旬开始进入秋季，11月中旬转入冬季。大致上每年冬季有4个多月，夏季有3个多月，春、秋季各2个多月。总体而言，气候温润，无霜期较长，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从季节和气温的角度测算，每年适合旅游的天气则不足五个月。另一方面，本市夏季最典型的两种天气是梅雨和伏旱天气。梅雨有利于水稻、玉米、棉花等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但某些年份会出现 “空黄梅”或“旱黄梅”、“涝黄梅”、“迟黄梅”等不正常现象，不正常的梅雨天气最易出现旱涝灾害，这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有着严重的影响。梅雨过后的盛夏出现伏旱天气，伏旱天气多出现旱灾，会给农作物的水分供应造成影响。 因此，防洪抗旱，对稳定生产非常重要。泰州东郊河网密布，纵横交织，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既适宜农作物、花卉等植物的生长，又适合水产养殖，对养猪等畜牧产业也极为有利，泰州现代农业园区可谓物产丰富。与此同时，泰州东郊离扬州泰州机场距离很近，又拥有火车站、公路网星罗棋布，四通八达，为发展都市休闲、农业科普教育、旅游产业提供了绝好的条件。

（二）现代农业园区的布局现状

1.区域布局。泰州现代农业园区位于泰州主城区东北郊，具置是：新通扬运河以北、泰东河以东，姜堰市桥头镇军民河以西、淤溪镇淤溪村以南区域。示范区北倚江苏里下河农区，南连通南高沙土农区，兼有泰州通南、里下河两大农业生态区的生态优势和产业特色。现代农业园区包括原泰州市红旗良种场，原姜堰市稻麦良种繁育场、水产良种繁育场、棉花原种场等三个国有场圃，姜堰市淤溪镇南舍村、海陵区泰东镇中菱村以及苏陈镇东石羊、西石羊等9个行政村的位于新通扬运河以北的土地，总规划面积38.6平方公里，其中40%的面积为国有农地。

2.产业布局。现代农业园区的产业以区内的东西主干道――站北路为主轴，按“六园三区”的总体功能分布。六园：生态渔业示范园、花卉博览园、蔬菜产业园、良种产业园、畜牧科技园、美好家园；三区：农产品加工区、农产品物流区、综合服务区。生态渔业示范园：示范园总占地面积约800亩。全园设计以现代渔业为主题，集养殖、教学、科普、观光、休闲于一体。花卉博览园：重点围绕高档花卉苗木新品种选育、工厂化生产、园林化展示、农业旅游观光四大板块进行规划建设，规划设计总面积2 000亩。蔬菜产业园：位于园区红旗河以东、站北路以北区域，分东西两个片区，总面积2 660亩，其中东片区1 300亩，西片区1 360亩，重点发展无公害设施蔬菜生产。良种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 000亩，产业园分为新品种选育区、新品种试验区、新品种展示区、新技术集成示范区。畜牧科技园：高起点规划，在重点发展水禽、猪、宠物、羊和水产等五大产业的同时，实现循环经济发展。

3.人居布局。该区域涉及海陵区泰东镇（中菱、周桥村）、姜堰市苏陈镇（西石羊、东石羊、双墩、周埭、北庄、徐家庄、西查、东查村）、淤溪镇（南舍村）农科站、良种场、水产养殖场及红旗良种场等，计12 个行政村，总人口15 000 人。其中姜堰市3 镇3 场10 个行政村，6 000 人；海陵区1 镇两个行政村1 500 人；红旗良种场6 000 人。区内农民年纯收入3 649 元。

（三）现代农业园区的功能现状

1.产业生产功能。现代农业园区的显著特点是进行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目前不少园区已经利用其在“产前”、“产后”方面的独特作用和对市场的把握，以经济为纽带把周边农民组织起来参与种植业和养殖业“产中”的生产，形成了一大批对地方经济具有明显带动的产业龙头。泰州现代农业园区中的骨干企业江苏红旗种业有限公司是泰州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注册资本3 500万元，持有农业部颁发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在园区建有1.2万亩稻麦良种生产基地，在园区周边建有近0.8万亩的良种协繁基地，年产稻麦良种近1 600万公斤，种子产品畅销长江流域13个省市的80多个县（区），良种销售收入突破6 500万元。又如，园区内的泰州绿色宝贝有机蔬菜有限公司和江苏欣涛公司为龙头的设施蔬菜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以两个公司为主体建设的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已有2 660亩，年生产各类蔬菜新品种40多种，产销新鲜蔬菜1.1万吨，2011年两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达到8 600万元。泰州浩润食品有限公司在区内投资建设了蔬菜速冻加工厂房和恒温保鲜库（1 900m2），年生产加工速冻蔬菜7 600吨，产品外销日、韩等国家。

2.科技孵化功能。科技孵化功能是现代农业园区最基本、最原始的功能。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培育新的增长点的有效手段。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科技创业提供不断优化的孵化环境和条件，培育科技实业家和专门人才，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有市场竞争力的、成熟的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红旗种业有限公司与江苏省种子站合作共建了占地1 000亩的稻麦新品种推广示范基地，承担了江苏省淮南片小麦、迟熟中粳、中熟中粳、杂交籼稻等组别的各级中间试验和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新品种集中展示任务；与中科院遗传生物发育研究所、扬州大学农作物高新技术育种中心合作共建了泰州中试基地；与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院合作共建了优质专用小麦育种基地。公司有两项科技成果通过了江苏省科技厅的成果鉴定，独立引进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稻麦新品种6个。2009年10月，公司被江苏省科技厅授予农业科技型企业称号。又如，畜牧科技示范园内的水禽基因库、苏姜猪保种场、江苏丰达种鸭场都是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研发机构。水禽基因库是2008年农业部第1058号公告正式命名的第一批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之一，也是江苏省首批农业种质资源基因库之一。拥有科研人员十几个人，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近几年先后主持或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获得省部级奖励9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8篇，编写科普书籍7本。国家级姜曲海猪保种场于2008年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级保种场，主要进行姜曲海猪的保种和育种工作，是扬州大学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是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产学研基地。近几年来先后承担省级项目10余项，其中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泰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2篇。江苏丰达种鸭场是集生产、科研和技术推广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示范基地，是江苏省重点种畜禽场。

3.示范辐射功能。现代农业园区研发先进适用的农业高新技术，如设施栽培技术、集约化种养技术、农副产品深加工技术等方面作用明显，并通过示范生产、参观学习和技术培训等手段，切实解决农民听不懂、记不住、学不会的问题，真正做到“做给农民看、讲给农民听、带着农民干”，为农业科技成果的辐射推广和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位于泰州现代农业园区内的江苏畜牧科技示范园，已建成水禽基因库、水禽新品种繁育中心、苏姜猪保种育种中心、藏獒及宠物繁育中心、农民培训和学生实训中心等五大功能板块，开发、培育了猪、鸭、鹅以及水产等方面的新品种，带动姜堰、兴化、泰兴、如皋的一些养殖户饲养。畜牧科技示范园还通过江苏省推进的“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将一些新产品推广到滨海县，帮助当地的农民脱贫致富。

4.文化引领功能。现代农业园区在规划发展中突出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园区建筑突出地域文化特色，营造园区环境的地域文化风情，在活动设置上充分展现地域文化魅力。位于泰州现代农业园区内的江苏畜牧科技示范园在规划建设中彰显里下河地区“青砖黛瓦”的建筑风格，展现出古朴、淳厚的文化底蕴，实现里下河地区乡土民风的自然传承，给人以小巧别致的农家庭院的感觉，成为泰州地区、城乡之间难得一见的一道“雅致风景”。

5.休闲旅游功能。现代农业园区既保持农业的自然属性，又具有农业新型设施的现代气息，加上园林化的整体设计和长年生长的名特优新果蔬、花卉等装点其间，形成融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为一体的人地合一的现代休闲观光景点。同时，又能将农业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结合于一体，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农业提供便利，为对青少年进行农业科普教育提供一个学习知识的场所。位于园区内的生态渔业示范园设有展览和休闲两个馆；拥有三泰风情带、渔事活动带、四季长廊带、泰东河观光带；垂钓休闲区、科普区、水产观赏区。花卉博览园中也有农业旅游观光板块，设有锦绣天地花卉博览园、现代农业观光园。畜牧科技示范园中也有畜牧文化展示区，素质拓展区。

二、现代农业园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规划设计问题。在规划设计方面，泰州现代农业园区是花了一番功夫的，专门聘请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做了总体规划，但规划侧重于园区建设，在用地布局、综合交通、绿地系统、景观风貌、环境保护、综合防灾工程等方面可圈可点。园区提出了“生态立园、科技兴区、特色为先、效益为本”的发展方针和“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精三产”的发展思路，其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农业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衔接，实行农业产业和服务行业的综合开发，产业联动，实现产业之间的融合，运行管理模式与国际先进现代农业接轨，核心技术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农民培训、经营企业化等方面仍要做好顶层设计，在人才引进，园区宣传等方面也要有所规划。

2.功能定位问题。从园区的发展规划以及实际运作来考量，目前园区的主要功能集中在产业生产功能、科技孵化功能和旅游休闲功能三个方面，示范辐射功能不强，处于从属地位，聚集功能（指人才、技术、信息的集聚，带动项目和资金的集聚，最终促进整个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结合功能（指科技教育界、工商企业界和政府三方的结合），对外交流功能（指现代农业园区在建设中通过制订优惠政策，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筑巢引凤，吸引国外人才、技术和资金，从而促进了合作与交流）等尚未出现。这也是园区目前总共只有18家企业进驻，总体实力不强，品牌不响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园区功能的定位上，有必要予以研究。

3.主体特色问题。目前，园区内畜牧科技示范园特色明显，生态渔业示范园内垂钓休闲区也是因地制宜，颇具特色的好项目。但园区整体特色不明显，缺乏独具特色的餐饮服务和娱乐活动，例如，撑船很能体现当地的传统文化，在沙家浜、珍珠泉公园等类似撑船的划竹筏项目做得有声有色，颇为吸引人气，但在园内的几处休闲区，并无该项目。

4.经营主体问题。泰州现代农业园区是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经营的，经营主体自然是政府。在政府的支持和管理下，园区产业选择和功能定位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对提高农业水平、带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政府管理体制复杂、市场敏感度低、运行机制不灵活，难以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缺乏合理的长效运营机制。因此，对于园中的重大事务，可考虑吸收企业参与决策和管理。

5.服务体系问题。科技示范、辐射带动是现代农业园区的重要功能，也是农业园区坚持公益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园区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为周边农民提供服务。目前，园区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农业园区科技示范、辐射带动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了园区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不利于园区自身的发展。

6.产业化水平问题。目前，泰州农业园仍在发展过程之中，入驻企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品牌不响，总体产业化水平不高，需要在量上寻求突破，在质上提高水平，在服务上步步紧跟，提高组织化程度，稳定龙头企业与园区农户、周边农户之间的联系，不断提高产业化水平。

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园区的思考与对策

1.做好科学规划。农业园区的规划，将影响到其健康发展。规划过程中，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农民收益”的基本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方针，强化政府宏观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能，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遵循农业产业的发展规律，做到一产、二产、三产协调发展，达到做大、做强园区的目的，实现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在管理制度、发展模式、吸引人才、激励机制、吸引资金等方面要精心规划，灵活运作，确保园区的各项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2.明确功能定位。农业园区的发展要以孵化功能为基础，不断发挥科技示范、辐射带动功能，增强园区的实力，扩大园区的知名度，为发挥旅游观光功能夯实做好铺垫。其中，孵化包括项目孵化和企业孵化。项目孵化的对象主要是研究开发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人员，孵化的目标是科技成果企业化，即可生产化。企业孵化的对象是已注册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法人，孵化的目标是培育成功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家，并经过再孵化，实现由中小型科技企业向大中型科技企业的转变。对于孵化的农业科技成果，要通过现代农业的展示与示范，以及各种形式的参观学习、技术培训等手段，逐步带动周边地区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产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把经济动力和创新成果传导到广大周围地区，带动整个区域甚至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3.培育园区特色。在农业技术开发上，要通过培育和引进人才以及加强和科研院所的联合开发，不断推出新技术，培育新产品，增强孵化功能，着力打造“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的品牌，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和科研院所前来合作，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不忘培养下一代，为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提供便利。在旅游观光产业上，要融入地域特色文化，通过特色餐饮、特色娱乐活动、特色观光项目等，形成特色旅游。通过培育园区的特色，不断增强园区的人气和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

4.健全服务体系。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黑龙江哈尔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做法值得学习，该园组建了“四位一体”农业专家大院。专家大院由技术依托专家、项目研发专家、企业聘任专家、部门推广专家组成。成立了园区专家委员会，由技术依托单位的专家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负责对专家大院专家和科技服务工作的组织协调。配置了专家办工所用设施、设备及培训场所等条件。建立了各类专家岗位工作责任制度和专家大院工作管理制度，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服务体系，对推广技术，服务农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哈萨克族　传统养老文化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新疆

论文摘要:在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养老文化特别是哈萨克族养老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萨克族人长期以来形成了敬老爱老、社区互助、邻里帮助、家族保障、牲畜保障和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文化。但是这种传统养老文化对于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构建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积极引导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构建符合新疆区情的现代养老文化是我们当前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由习俗、传统、道德、信仰、仪式、礼节、礼貌、惯例、制度、理想与价值观相关联而构成的网络。在这样一个概念中理解养老文化主要是指家庭或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物质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资源方面的思想观念、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和制度规范。其中民族养老文化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礼节、惯例、价值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是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针对养老问题的基本的看法、道德规范等文化积淀。笔者认为，所谓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是指哈萨克族人长期受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熏陶而产生并代代相传的关于养老观念、养老思想、养老理想、养老习惯和养老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和总称。

哈萨克族文化得以吸收各种古老文化的精华，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形成以家庭养老、家族互助、邻里帮助为主，社区互助为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特殊的养老文化。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三个方面。从内涵上看，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既有养老方面的认识，又有关于老年人的伦理思想、价值观、养老传统和养老习俗，主要包括关于家庭、经济和宗教方面的理念。其养老体系主要包括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自我养老等三个方面。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具有民族性、继承性、多样性、连续性、独立性及融通性等特点。其中，以孝顺父母和敬老爱老为基础的孝文化是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社会化养老是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可以说是哈萨克族人的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则。家庭养老、家族保障和社区互助是这种传统养老文化的必然选择，家庭和谐和代际传递是这种养老文化的直接体现。

二、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基本内容

(一)家庭养老

1.强调自力更生，以孝为核心。家庭养老目前是哈萨克族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也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封建伦理思想、宗教理念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家庭养老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模式。家庭养老的运行，主要靠的不是现实行为，而是源于文化的动力。哈萨克族特殊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思想和草原文化对家庭养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哈萨克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中，人烟稀少，交通很不方便，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原始游牧生活。由于生活相对原始、封闭，经济不发达，所以家庭成员之间，阿吾勒之间互补性和依赖性很强，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拾。其次，、哈萨克族人彼此相处很密切，同一阿吾勒、阿塔内的人经常在邻近的地方放牧，对方的脾气、好恶、生活状况，甚至其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虐待老人或对父母不孝者必然遭到周围人的谴责和唾骂。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认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上下、尊卑的关系，子女有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哈萨克族人生活环境造就了哈萨克族人深沉、勤劳、坚韧、独立自主和自食其力的性格。哈萨克族老人一般健康长寿，自理能力很强，经常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不是干家务，就是照顾小孩或养育后代，满足自己继续付出情感和享受尊敬的需要。哈萨克族家庭非常尊敬老人，家中大事由老人当家做主，这种敬老、爱老的传统对子女的养老行为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2.“还子”防老。哈萨克族传统家庭是以父亲或丈夫为核心的封建家长制家庭。哈萨克族家庭一般规模较大，平均家庭人口为5. 94人，以两代人为核心的主干家庭居多。多子女的家庭，在儿子长大成婚后即与父母分家，另立门户(多在父母毡房旁边设一新毡房居住)，父母身边通常要留下一个最年幼的儿子，作为养老送终的依靠。独生子一般不分家，尽赡养之职。哈萨克族传统家庭中普遍存在“还子”习俗。所谓“还子”是指每对新婚夫妇，要把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送给亲生父母。祖父母把孙儿当作自己亲生的最小儿女看待并加以宠爱。祖父母和孙儿之间的关系被看作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哈萨克族人的还子习俗增加了婴儿的存活率，减轻了年轻父母的生活负担，让孤独老人在孙辈的身上重温自己的童年梦，找到新的生活乐趣，驱散年老所带来的忧郁，真正享受天伦之乐;在抚育过程中，老人与孙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还子作为促进代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为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提供了潜在的文化支持和社会基础。

3.知足意识强，老人养老需求不高，家庭养老成本低。在哈萨克族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畜牧经济和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经商意识不强烈。自然灾害、战争比较频繁，物质资料不丰富，家庭经济收人微薄，养老能力十分有限，自足意识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不知足是人最大的耻辱，知足的人是人中豪杰，人只有学会知足，其品行才能完善，不懂得知足就是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对现状不满，也被视为是一种贪婪的表现。哈萨克族人相信“荣华富贵和人生磨难”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也不能怨声载道，只能容忍，满足现状。因此，哈萨克族牧民生活非常朴素，养老保障水平低，老人养老需求非常简单，只求吃饱吃好，心情舒畅，健康长寿，别无他求。

4.土地保障。草场和牲畜不仅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养老的可靠保障，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般来说哈萨克族家庭都有植树造林和种草的传统。青草和树木不仅是一种防沙固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家庭经济和养老的基本收人来源，这为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支持。

5.祖先崇拜。由于哈萨克族是古代许多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所以部落意识与祖先崇拜等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祖先崇拜意识远远超出对创世主迎萨甘的崇拜。哈萨克族人认为牢记自己七代祖先的名字，是每个哈萨克人的历史责任，给子女传授前辈的系谱，是哈萨克族父母应尽的义务。景教特别是佛教对哈萨克族养老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信奉佛教时期古代哈萨克人有这样一个习俗:如果老人去世，那么他的儿子、女儿或兄弟就会做一个与他相似的偶像，加以崇拜。伊斯兰教在9世纪初开始传人新疆，16一17世纪成为哈萨克族官方信仰的宗教。此后，哈萨克族传统养老观念就具有了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哈萨克人一般对自己祖先的灵魂和墓地特别崇敬，普遍认为祖先会把生命的力量赐予自己的后代。有些地区的人们在天旱时或灾年时，到祖先坟地求雨，祈求神灵保佑。这种宗教理念有利于孝顺父母、关心老人、尊重老人等养老习惯的产生和发展。

(二)社会互助

1.强调团结，热情好客。哈萨克族人主要生活在天山北部草原，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繁。因此，哈萨克人特别强调团结合作，认为团结是福，没有团结就不能生存。哈萨克族人作为热情好客的民族，把客人看成是真主的恩赐。哈萨克族民间有这样的话:“父母留下的财产一半是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萨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着带一粒粮、一分钱，也不会挨饿”，“好客人来到，羊要下双羔”。哈萨克族人过去常常以登门客人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受人欢迎、爱戴的尺度。吝音或小气者是最为人们所鄙视的。

2.互助。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谐，一贯以帮助别人、热爱公共事业、团结乡亲、遵行礼仪、不侵占他人财务、珍惜友情，不做乡里乡亲所厌恶的事等为每一个哈萨克族人应具备的美好品质。在草原上老人一旦遭受水灾、火灾、风灾、雪灾等自然灾害而生活困难时，部落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尽力给以资助。如某出现拒绝资助的人，则会被全部落的人歧视或侮骂。如果老人欠了债务无力偿还，得了疾病无力医疗，全部落均会协助帮忙，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互相帮助被哈萨克人看作是美德，如果谁拒绝帮助有困难的，那么他就失去了被别人帮助的权利，同时还会被同部落的人看作是破坏礼俗的人。哈萨克族人的互助思想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教义普遍认为孝顺父母是子女的天职、虐待父母罪孽深重，人与人之间不应互相仇视、互相伤害，而应当相互同情、相互怜悯、相亲相爱，帮助老人功德无量，人应多多行善，尊老爱幼的人是最高尚的人等等。伊斯兰教教义还规定天课是每个富人的义务，富有者必须把纯收人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那些老人和穷人。民间关于互助的思想代代相传，这种思想至今在民间影响颇深。哈萨克族人的这种互助思想不仅增强了本民族内部的亲和力，而且也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道义力量、生活照料及物质保障。 (三)精神保障

敬老是新疆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哈萨克族青少年从小就接受过尊老敬老教育。哈萨克族人认为不论你年纪多大，地位多高，如果你不尊重老人，便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弃而威信扫地。“不论在什么场所见到老人，都要边祝福边握手，吃饭、喝茶、开会、娱乐，都让老年人坐上席，请老年人先吃，然后其他人才能吃喝。进毡房门和行路，都必须请年长者先行。老年人骑马到别人家作客，年轻人必须出迎并扶老人下马，然后牵马、饮马、卸鞍、喂马，老人临行时必须把老人扶上马。晚辈不能当着自家老人的面抽烟，更不能喝酒。如果对老人不尊敬，则会受到人们耻笑和处罚。”对长辈的尊重还表现在:青年人不得直呼长者的名字，妇女不能从长辈面前走过，要从身后绕行;在过节的这一天，要把羊头奉献给老人。在宰杀羊只招待客人进餐时，主人将羊头献给客人。客人要用小刀割下一块面额肉捧献给在席的长者。哈萨克族传统伦理道德规定年轻人必须怜悯老人，对身体虚弱和年老多病的老人应严加关怀和帮助，裹读老人普遍认为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无论老人有天大的罪过，都不能顶嘴，也不能还手，必须忍耐、礼让。这种尊老美德普遍存在，使老人心情舒畅、能够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

三、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对新疆农村养老保障的影响

(一)在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坚持家庭养老模式的主导地位

首先，家庭和社会的和谐是哈萨克族家庭养老文化的宗旨，敬老、侍老、助老、娱老是其精髓，是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社会稳定的基石。哈萨克族人代际关系相对融洽，家庭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保障主体，也是老年人的精神乐园。如今，北疆牧民总体收人比较低，个人养老能力较差，老人对家庭的依赖正在显著增加，哈萨克族老人在物质上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吃饱穿暖就行，但精神需求甚高。在现实中，如果忽视精神赡养，只重物质供养，往往适得其反。哈萨克族牧区普遍存在的敬老爱老、祖先崇拜和还子传统为牧区的家庭养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因此，家庭养老的精神养老职能是任何养老模式不能替代的。其次，北疆地区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养老方面财政投入不足，牧民参保能力有限，对于经济极不发达的北疆农村地区来说家庭养老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现实基础，有效减轻了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负担，弥补了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缺陷，又为政府的养老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比较符合新疆的区情。

(二)坚持弘扬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取长补短

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影响着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把个人的养老、尊老行为上升到道德和宗教的层面，对个人养老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从而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及家庭美德的建设。哈萨克族绿色文化、社会互助、氏族保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念为社会化养老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行善，邻里互助、天课等风俗习惯为社会化养老提供了潜在的资金支持、组织保障，有利于向土地换保障、牲畜换保障等现代养老模式的过渡。哈萨克族人自古以来产生的草场公有制和团结合作、互利、互助传统以及部落、氏族意识向以合作经济为载体的农村养老模式的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哈萨克族居住比较分散，家庭养老意识很强，这种家庭养老文化的强化不利于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普及和发展。哈萨克族人的知足思想始终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心，最终会导致牧民收人的减少、家庭养老能力的弱化和牧民参保能力的下降。哈萨克族人因受封闭的游牧文化的影响，经常与世隔绝，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对社会养老保障认识不足，对于外来文化，新文化特别是现代养老文化产生一种由来已久的敌对心理，少数民族牧民普遍存在“四怕”思想，即怕政策变，怕不兑现，怕钱贬值，怕干部换，尤其害怕国家政策的大起大落，因而投保积极性不高。这种封闭保守思想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顺利普及。因认识方面的误区，部分牧民总是把农村养老保障与乱收费混为一谈，甚至有些年轻人认为父母参加农村养老保障是自己不孝顺和软弱无能的表现，感到屈辱，怕别人说闲话，从而反对父母参加养老保障。哈萨克族人的大家庭、大家族观念严重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现代生育文化的普及，导致人口快速增长，牧民收入的急剧下降，牧民自保能力、投保能力的减弱和国家负担的加重，从而妨碍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模式的转变。

(三)保证社会主义先进养老文化在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促进传统养老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13篇

论文摘要：从陕北汉画像石流行的时间、独特的雕刻手法和成熟技法以及产生的社会背景三个方面对陕北汉画像石的非原生性进行了考释，同时从陕北汉画像石的独特内容和文化价值几方面与其它地区的汉画像石进行了比较与研究，进而说明，陕北汉画像石在我国同类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有突出地位。

汉画像石作为墓葬内的装饰和加固墓室的建筑构件，产生于汉代，盛行于汉代。是一种在稍加打磨光的岩石板上墨线勾样，浅刻浮剔，再敷色绘彩而成的表现一定情节、内容的综合艺术品。我国该遗存较多的地区有:山东鲁南、苏北徐州、河南南阳、山西梁和陕北地区。

陕北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灿烂的文化遗存，东汉墓画像石就是其中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截止2000年，陕北榆林、绥德、米脂、榆阳、神木、清涧、横山、靖边等县(区)出土、收集汉画像石多达800余块，属我国汉画像石较多而且发现较早的地区。

一、陕北汉画像石的非原生剖析

在对陕北800余块汉画像石和其它地区的一些画像石资料进行研究比较时，我们从陕北汉画像石流行的时间、雕刻手法所显示出的成热技法和当时陕北汉画像石产生的社会背景来分析，它极有可能是一种由移民带入并与当地文化融合过程中又有所改变、发展的一种墓葬民俗艺术品。

(一)从陕北汉画像石流行的时间分析

据有关记载，全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汉画像石，是山东沂水县鲍宅山出土的西汉昭帝元风元年(公元前80年)的“凤凰刻石”，最迟的是山东沂南墓室出土的画像石。据多数考古学家推断.可能属于东汉晚期或三国、两晋时代，全国各地画像石的起止年代亦均在此期间内，其年代跨度有二个多世纪。

而陕北画像石的起止年代则较短，陕北绥德与汉画像石同时出土了一些带有纪年的墓志条石，这些基志条石文字虽然不多，但为确认这些墓葬及其文物的时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永元二年(公元90年)”、“延平元年(106年)”、“永初元年(107 )”到“永和四年(139年)”的字样可判定这些画像石出自东汉中期。从这些纪年刻石看，年代最早的是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最迟的是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年代跨度近50年。考古专家认为:’‘陕北在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之前，一直为汉朝与匈奴等少数民族争夺厮杀的战场，不具备画像石产生所需的安定优裕的精神土壤。至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羌人打扰西河、上郡，东汉政府被迫‘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使陕北画像石墓赖以存在的短暂的安宁富足化为乌有。从而决定了其存在的时间可能只限于公元89—140年前后”(《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6年一1999年，考古学家在对陕北神木大保当汉城址的试掘与墓葬的考古中，通过分析该城遗址的形制、出土器物与画像石后又认为:“大保当汉城址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调查与试掘的材料已经足以将其存在的时间定在东汉初期到东汉中期偏晚之间。通过与周围地区尤其是无定河流域的画像石墓比较，大保当画像石墓的年代也可以定在这个范围”(《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其根据:

1、大保当汉城址内采集的小口、细颈、瘦腹、肩部饰暗纹、近底部有直径1厘米圆孔的陶罐，与内蒙西沟畔匈奴12号墓出土的匈文化的典型器物—小口细颈瘦腹罐完全一致，内蒙西沟畔匈奴12号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汉晚期。而且现该遗址内除了现代居民点外，几乎再未发现晚于汉代的遗存。按异地同类遗物的类型学排比，陕北画像石应出现于东汉初期。

2、从大保当出土新莽时期五株的型制看，接近洛阳烧沟汉墓的rI’型，该币流通的时代为东汉中晚期，这证明了陕北画像石至少流行至东汉中晚期。

3、大保当出土的画像石与无定河流域的绥德、米脂等县出土的画像石在内容与艺术风格上没有多大区别。如一些瑞兽神物门媚画像石和朱雀、铺首衔环门扉画像石内容都很相似，一些射猎和车马出行以及荆柯刺秦王等历史故事题材更是若合符节。此外，大保当画像石用很宽的边饰、分格表达以及对画像细部用墨线勾勒加以色彩烘托的风格，也与无定河流域出土的东汉中期的画像石风格相同。

从以上陕北迄今出土的文物来看，汉画像石在陕北流行的时间大体在东汉初期至东汉中期偏晚之间，可见这里不应是汉画像石的最早产地，从时间顺序上排除了它的原生可能性。

《二)从陕北汉画像石的成熟雕刻技法与独特手法分析

汉画像石的造型手法经过了由二阴雕”、二阳雕”以及后来才出现的.‘刻绘”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而陕北出土的画像石却不见山东、河南画像石雕刻初级阶段的阴线刻，而是一反事物的发展由原始到先进、由简单到复杂的一般规律，显示出了一种成熟的雕刻技法，即采用阳刻减地、阳刻加阴线、阴刻、阳刻加墨线4种手法将浮雕与线描揉合于一体，把内容表现的淋漓尽致。另外，陕北画像石上的边框图案有云纹、如意纹、枝叶纹，中间加有瑞草嘉禾、珍禽异兽，有种浓重的装饰感。陕北画像石还采用波线式、散点式、斜线式的构图法，使图案均匀，线条流畅，连当代的美术家也莫不为之惊叹，这种成熟的雕刻技法又从另一侧面排除了汉画像石在陕北的原生可能性，为它作为一种移民带入的文化提供了又一证据。

《三)从陕北汉画像石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

汉代，陕北作为西北边疆，有大量朝廷所派的戍守将士，还有数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而且一段时期陕北的居民又是以中原来的移民为主，这势必会带入内地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一些文化信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也必然会对陕北的民风习俗及艺术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汉画像石这种民俗文化也必然会在陕北流行并在与当地的文化融合中，跨越了山东画像石只刻无绘的初级阶段，形成了一种减地平雕与墨线绘画的双重表现形式。将这种具有陕北独特雕刻特点的画像石与山东、河南等地的画像石进行比较后，我们从图案方面的一些相同性，可看出它们之间一定的渊源承继关系。陕北汉画化像石中有中原画像石影响的影子，可能是借鉴了外地工匠的技艺，或是外来工匠或其弟子参与所为均是有可能的。此说若是成立，前边提到的陕北汉画像石自开始就表现出的成熟雕刻技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上述几点初步证明汉画像石非陕北原生，当然，此观点还需找出更充分的证据证明之。此外，这一艺术形式经过工匠们据当地的风俗和审美加以改进和绘制后，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内容。

二、陕北汉画像石的独特内容

陕北汉画像石与其它地区画像石比较，在反映墓主生活、神活幻想、历史故事、反映人类的智慧和勇敢、宣扬封建的仁义道德、描绘祥瑞等内容方面都是相同的。但由于陕北当时自然环境开发未久的社会背景和榆林历史上与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关系往来密切这些缘由，陕北汉画像石有其各自的特点，其中农耕、畜牧、狩猎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神话题材则较为简单，历史题材只有数例。陕北汉画像石的独特内容表现在:

(一)有表现匈奴等游牧民族生活内容的题材

神木大保当画像石中的“驯象图”、“牵驼图”中，有头戴胡帽、身着异服的人，明显为北方少数民族形象。这是‘“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匈、汉各民族人民和睦共处的又一见证，也是东汉初年南匈奴附汉后，该地区出现的汉画像石在短时期内形成自己的风格，并得到迅速发展所需的安定优裕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土壤的一个历史图画记载。

《二)有反映漠北才可能有的野骆驼及狩猎场面

绥德延家岔出土一狩猎图案的画像石，所绘被围猎的对象是一只在漠北才有可能作为猎物的野骆驼。除此外，表现狩猎场面是陕北汉画像石中富有特色和极为广泛的一种题材。米脂出土的二牛君狩猎图”里，出现了18个猎手，这是其它地区的汉画像石无可比拟的。陕北画像石中狩猎题材突出的主要原因，一是边郡驻兵的军事需要。《汉书地理志》:二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是对此的最好诊释。另一是受匈奴.‘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生活习俗的影响，陕北汉画像石真实记录了该地区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

(三)有反映陕北高原田园生活及草原游牧生活的题材

陕北汉画像石中，表现农业、牧业生产、生活等田园情趣的图案，在全国各类画像石中独具特点。如:绥德城郊出土的王得元墓室门媚和门侧石，有表现农田耕作、秋禾成熟、丰收在望、家禽遍地这些农村生活的场景，也有牛羊成群、放牧狩猎的草原生活场面。这种特有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内容题材，符合该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边缘地带的风土人情及特殊风格。

由上可见，陕北汉画像石除了具有表现神仙天国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外，还是一幅幅反映汉代陕北社会风貌和民众生活习俗的现实主义杰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C

三、陕北汉画像石的文化价值

(一)陕北汉画像石为界定汉画像石的学科范畴提供了一批力证

由于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多运用减地平雕法(浅浮雕)雕刻而成，凸凹面不太明显，所以人们将其称为‘“石刻画”或“画像石”。一些美术理论工作者也顾名思义，将其纳入了平面绘画。但中国历史学家兼艺术史家阎文儒教授在《关于石窟艺术和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一文(《新建设》月刊1954年7期)中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人们将其视为平面绘画性质，不列入雕塑范畴，也许与旧时代士大夫重绘画轻雕刻的思想意识有关，实际上画像石应属于雕刻范畴。

“山东、河南、四川、山西各地出土的石刻画，虽刻法不一，但在总体上不外‘阴刻法’和‘减地法’，我们还不能说它是真正的浮雕而只说是浮雕的先驱，因而属于中国早期的雕刻”。王子云教授在他的《中国雕塑艺术史》(198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书中亦赞同此观点。对汉画像石学科范畴的科学界定期待着汉画像石考古工作的新进展。1995年，陕西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管会汇集陕北汉画像石115块出版的《陕北汉代画像石》中，记录陕北发现了一种罕见的用朱绿褚白等色点彩图染的画像石。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过程中，对大保当A类平面阳刻表现技法(即物象以外减地，物象细部不用刀刻，而用墨线勾勒)画像石的发现和确认以及该地大部分出土画像石上都涂有鲜艳色彩的状况，不仅改变了人们对陕北汉画像石的传统认识，而且为全面认识中国汉画像石的艺术全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这种包括了雕刻与绘画两种技法的画像石，为美术界更科学地界定其范畴提供了一批力证。

(二)陕北画像石在诸多学科范围具备的研究价值

陕北画像石除了一些规矩的几何装饰外，更多柔美自然、飘洒多变的线条受到美术家们的啧啧称赞。另外，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中A类技法中出现了一些接近山水画风格的作品，开始具有现实性的风景描写。它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山水画的起源及形成过程等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一些画像石内容和画像石上铭刻的墓主姓名、籍贯、地址、下葬时间及职谓(羽林、监官、校尉、太守、令、尉、垂、椽)等，是一批难得的具有考古、历史等价值的珍贵资料。

另外，陕北汉画像石所反映的汉代我国北方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经济、生态、农牧、建筑、民族等多方面内容，也受到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农林学家、建筑学家、民族学家的重视和青睐。对探讨和研究汉代陕北的地方历史，当时亦农亦牧的经济生活方式，阅、阁楼、亭子式建筑的形制，佛教在此地的传播情况，民众信仰神灵、乞求祥瑞、崇拜英雄的思想意识，与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关系，毛乌素沙地形成的年代和土地荒漠化等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陕北汉画像石的连续发现及集结出版，使该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石兴邦先生认为:汉画像石引起国人的关注较早，在东晋戴延之的《西征记》和北魏哪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有对山东石祠汉画像石的记载，使山东汉画像石研究早着先鞭C1914年，西人对四川汉代崖墓、石胭、画像进行的调查，又开启了四川汉画像石研究的先河。1929年出版关百益的《南阳汉画像集》和1937年出版孙文清的《南阳汉画像汇存》，则引起了世人对南阳汉画像石的注目。相比之下，陕北汉画像石的研究起步较晚。后，绥德县文化馆曾运交陕西省博物馆100余石，1959年由省博物馆、省文管会编印了《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一书，才初步揭开了该研究的序幕。此后，随着陕北汉画像石墓的陆续发掘而发表的简报与研究论文，逐渐建立起了陕北汉画像石的研究框架。199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陕北汉代画像石》和200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是对陕北汉画像石较为全面、集中、系统地展示，为进一步认识和深人研究陕北汉画像石和我国汉画像石，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图片资料与田野资料，使陕北汉画像石的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第14篇

摘要：我国主要存在两大物流领域，一个是企业物流，另一个是社会物流。顾名思义，企业物流主要是研究与企业生产经营等一系列相关的活动，较社会物流而言，是具体的、微观的；而社会物流是指以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为研究对象，以面向社会为目的的物流。这种物流的具有宏观性，经常是由专业物流人员来完成。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物流大都指得是后面这种物流，在此，我们以农业为载体，主要分析中国农业物流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关键词：物流；社会物流；农业物流；存在问题；解决方案

农业属于第一产业，物流与农业相结合，便形成了农业物流。农业物流，也属于物流的一种，也包括物流的各个内容，从物流的的外延内容来看，农业物流同样包括农业供应物流、农业生产物流以及农业销售物流。其中，农业供应物流是指为了进行农业生产，我们需要采购、运输、调配生产资料以保证农业的正常生产等所进行的物流活动过程；而农业生产物流是指从事相应农作物劳作，包括作物的耕种、田间管理直到收获农作物等整个过程中，由于要配置、操作和回收各种劳动要素所形成的物流，农业销售物流是指农业生产活动结束以后，由于生出产的农产品要从地头转换为消费者餐饮消费等商品，整个转换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的一系列环节，以及农产品销售环节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采购、运输、储存、装卸装箱、加工、包装、配送等等等等物流活动。这是农业物流所表现出来的三种基本情形。我们在分析是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下面我们再从农业物流的软件和硬件方面来进行分析。

农业物流基础由硬件基础和软件基础构成，其实也是影响农业物流的两个方面。所谓的硬件基础通常指的是通讯信息、道路交通仓库基础设施等；软件基础包括政府政策、人才环境等。硬件以及软件基础为农业物流提供了基础保障，但物流也离不开各个参与方，也就是物流主体。而农业物流各个参与者一般包括农民、政府、企业、市场等。这些物流主体都是推动农业物流体系运动必不可少的能动者[1]。

分析了农业物流的基本物流活动内容以及影响物流的几个方面因素，我们就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内容来分析我国农业物流系统都存在哪些基本问题：

第一：虽然我国的物流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改变，但其发展的规模亦或速度并不能满足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也就是说，农业物流与我国的现代农业发展状况并不相匹配。要发展农业，把新技术、新原料引进来，将农产品引出去，就得重视物流在农业中的作用。今年来，农业物流也越来越引起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

我国的农业物流基础设施虽然有显著的变化，但远远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求，这会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速度：现有农业物流基础设施与现代农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至今为止，仍有部分农村地区的道路设施不完善，包括铁路、公路、数量少且交通方式单一，没有有效的将各种交通方式结合，乃至交通尚未形成网状结构，造成运输成本较高，运输效率低下；（2）有关农业物流的配套设施的标准化程度偏低、设备机械化的自动水平差，总的来说，就是农业物流的基础配套尚不健全。

第二、就物流信息体系建设而言，虽然我国在物流信息体系建设方面有一定的发展进步，但农业方面的信息化建设方面仍旧相对落后。现今是信息社会，农业的长足发展也离不开信息化作为载体，而现在的农业信息，只是人们被动的去接收，而不是主动到去获取。农业物流信息仍旧是依靠传统的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而相对迅捷、方便的网络、媒体等信息的、了解还是不及时。包括农产品现时销售价、原料的购买价、运输成本变动等等了解程度都相对较慢，导致信息相对滞后，造成不必要损失[1]。

虽然部分农村地区有专业性网站相继建成，但辐射范围下对狭窄，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相应农产品信息的获取。总结以上种种因素，我们发现，在农业信息化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问题有待我们解决：一是农民主动获取农业物流信息的能力偏弱，并且很难有效的获取双向信息，导致信息的传递速度与传播途径状况不佳，容易造成信息滞后失真；二是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信息网络覆盖不全，导致信息容易断层，有的地方能够及时了解，有的地方却不行，农业物流信息共享度低，造成信息流通不畅。

第三、农业物流体制。现阶段，在农业物流体制管理层面，我国的相应体制处于条块分割状态，主要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虽然都设有相应的农业以及农业物流管理部门，但是，各层级甚至是交叉层级部门之间的农业物流是相互独立的，地区间权利和义务是重复交叉的，导致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农业物流人为的分割开了，从而间接的影响了农业物流的发展，设置了屏障，发展步履维艰。此外，农业物流相关设备、设施、行为等还尚不符合标准，有关农业物流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尤其是适应农业物流发展的规范制度、工作标准等各项标准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物流标准化程度还需进一步努力提高并完善[2]。

第四、专业型人才损失较严重。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根基，体现在各行各业。农业物流并不仅仅表示农产品的运输和储存、销售、生产等，还需要配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相关人才。而现如今，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乃至专业型的农业专业人才也相对匮乏，农业物流人才的短缺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物流发展的一个瓶颈。目前，我国高校虽多，但设置关于农业物流专业的高等院校少之又少。因此，农业物流人才短缺又成为了农业物流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五、农业物流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主体分工不明确；另一方面则主要表现在农业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主要原因是在于政府在这些环节的缺位，本应该由政府起主导作用而政府又没有做到。第三个表现方面则是因为现今农产品的生产是以个人为单位，相对而言比较散化，导致农产品生产规模较小，技术较弱，销售能力低下等，缺乏市场竞争力，难以满足市场化要求以及物流的规模效应冲击。

第六、从管理成本角度来看，农业物流管理成本普遍偏高。由于我国农业物流的基础设施不健全，信息流通不通畅，专业型人才不全面，主体分工不明确，技术不先进等等原因，导致工作错综复杂，难于满足市场一体化的需求，效率低下，促使我们的农业物流成本增加。

以上分析了我国农业问题所在，下面我们针对以上物流管理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方法措施[3]：

1、完善农业物流法律法规及其相关政策。由于我国物流行业发展起步晚，尤其是农业行业，农民对农业物流意识相对浅薄，国家应该从加强完善有关农业物流的法律法规建设，并进行政策指引，完善相关农业物流体系等方法来引导农民以及人们对农业物流的认识。政府部门应该为农业物流提供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的保障，使其健康有效发展。

2、加大农业物流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使农业物流迅捷、方便、快速，我们还需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道路、网络等建设，提高道路网线的便捷性，从而也可以提高运行速率，节省成本等。确保运输农业原材料和产成品的道路畅通，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其价值。

3、加快农业物流信息建设，完善农村信息体系。其中，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建立健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双向信息流，可以通过网络的全面覆盖来实现信息的及时获取以及信息共享，这样，方便双方对市场信息的及时了解，并对其作出反对。并进一步对物流全过程进行管理控制；二是实现规模化效应，借助现有的农村农业信息系统，逐步建立起连接各单位、各村、各乡镇，组合成为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走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4、对于缺失专业型人才而言，可以通过设置专业型的人才培训，最好落实到农民，进行相应的培训再教育，将科技、科学和传统的农学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培养农业物流专业型人才。

对于政府部门，应该发挥其在农业物流中的主导、管理协调作用，并提供教育培训的平台，以促进物流正常有序发展。

发展完善农业物流系统，努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是我国农业物流的发展趋势，我们不但要创新观念，正确认识农业物流，还要不断的开发和拓展农业物流需求，充分挖掘市场潜力，为农业物流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胡非凡、吴志华.中国农业物流体系的构建、现状与发展.农机化研究.2010.04.01

[2]罗士喜，闫俊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产品物流发展问题研究.中州学刊.2006.11.10

[3]郭黎霞.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农业物流发展研究.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8.05

[4]赵勤.现代农村物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商业经济.2006.06.20

（下接第246页）

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畜牧业发展模式上，随着草原牧区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畜牧业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学者们提出改变草原畜牧业原始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对天然草场实行分级定畜、合理轮牧、季节性禁牧等制度；开辟人工草场、建设饲草、饲料基地，通过引进改良品种、改进饲牧方式等措施，提高单位草场的生产能力，从整体上提高牧区畜牧业综合生产力水平，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其中针对舍饲圈养及引种入牧的争论还很激烈。钢花（2010）认为生态农牧业，是内蒙古生态产业体系的基础，必须以循环经济的理念加以引导。

3.2第三产业与工矿业

牧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草原旅游业、草原文化产业等优势产业特别是内蒙古特色生态旅游尚未形成规模，发展生态旅游，发展沙草产业，构建现代生态服务体系还任重而道远。但可喜的是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已经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成绩斐然。

吕君《草原旅游发展的生态安全研究――以为例》（华东师范大学2006博士论文）对草原生态旅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他学者从保护草原生态角度出发对草原生态旅游发展策略、产品设计、和发展模式展开研究。

有关草产业，内蒙古农业大学及社科院的学者从草业发展的市场潜力出发，分析草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刘志永对内蒙古草业发展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为内蒙古草业发展明确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张海明从宏观层面上，对草业发展做出科学的规划，明确发展思路，与地区整体发展相结合，进一步重申草业重要作用和地位。

对草原牧区工矿业，专家、学者分歧很大，尚无定论：一些专家、学者强烈反对在草原上办工厂，开矿山，认为这样得不偿失，势必会破坏草原生态。更多专家、学者干部群众支持赞同在草原牧区发展工业，并对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细致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

3.3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

目前，关于内蒙古牧区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的研究还没系统展开。只有少数学者将产业结构作为影响生态保护的一个影响要素加以论述的。盖志毅在其著作《制度视域下的草原保护》（辽宁出版社，2008）中认为牧区的第一产业的比重大，二、三产业的比重小。典型草原、荒漠化草原带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另外靠近城市或有较大工矿企业的旗市二产比重更高一些。作者认为，长期以来对牧区采取了取多予少和摧毁草原生态环境的产业政策，并认为对牧区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提出应摈弃滥垦的产业政策，摈弃不恰当的草原工业，慎重地在牧区发展第二产业，发展牧区绿色环保畜牧业，如游牧业，发展循环草业，重视牧区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发展草原娱乐业和生态旅游业。

王关区指出新世纪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是：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及环保产业（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草业、生态工业、绿色食品产业、环保产业、生态旅游业等）；同时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实现传统产业及新兴产业的集约化、生态化及信息化，由粗放型、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型、持续式的生产方式转变。（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加文.重视“三牧”问题加快牧区发展[J].中国牧业通讯.2011（21）：9-12

第15篇

以羊毛布制作的百褶衣较为精致，不仅布料要进行精细的染色加工，而且装饰手法也较为细腻。主体部分色彩以青蓝色系和红褐色系的搭配为主体色，两种色系的不同色块之间形成平面构成的形式感，整体而富有变化。装饰图案的工艺也很有特色，是白马藏族最古老、最独特的一种贴绣工艺，即用白色或其它浅色的布条拼出图案，白色布条不仅形成了单纯古朴而富有深意的图案，也巧妙地调和了两种基本色块的关系。这种百褶衣的装饰图案主要以“米”字形、“车轮”形和圆形团花图案为主，前一种主要位于衣领、袖子或背部，后两种则位于后背左右的肩胛部位。据白马藏人讲，“米”字形图案象征太阳，是描绘太阳的光芒四射，“车轮”形不仅描绘了太阳的光芒，而且描绘了太阳的形体。圆形团花图案则代表月亮，是用美丽的团花图案象征月亮的柔美。“米”字纹中又穿插小圆点，据白马藏人说是代表星星。图案的制作工艺古朴，用单纯的语言描绘天体图像符号，如史前岩画一样，虽然造型稚朴，但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和浓郁的精神意味，日月星辰星罗棋布，一件百褶衣仿佛就是一幅灿烂生动的天象图。裙褶的装饰也简洁而富有特色，用两种基本色彩的布条穿插拼成，裙褶处又贴白布线条，不仅调和了色块，也突出了裙褶的结构，加强了韵律感、节奏感和立体感。为了保持裙褶的结构和立体感，这种传统型百褶衣在存放时也要将裙褶仔细折叠，并用针线缝合、绑扎固定，以免变形而失去美感。此阶段百褶衣的裙褶数量也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为24折，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了一年的24节气。除此以外，在肩部左右还贴其它颜色的布条，一般左右各六条，共12条，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一年12个月。以麻布制作的百褶衣工艺相对简易，一般不进行染色处理，突出灰白的麻布本色，装饰图案简洁，虽然装饰部位与羊毛布百褶衣基本相同，但图案形式十分简单，较常见的是背部装饰四个用交叉线连接起来的三角形，白马藏人认为这种三角形也代表星星。多数麻布百褶衣则素面无装饰，由此可知麻布百褶衣应为白马妇女日常劳动服饰。第一阶段百褶衣不仅制作材料具有原生态特征，而且装饰工艺古朴简洁，图案纯真自然而富有文化深意。羊毛布和麻布分别是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产物，也间接反映出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白马藏人崇拜自然神，以天、地、日、月、山、水、树木、火等为崇拜对象，体现了原始崇拜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因为这些自然现象与他们这种相对原始的复合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白马藏人认为他们耕作、畜牧、狩猎以及其它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这些自然神灵的护佑。他们将天体图像装饰在百褶衣上，传达出鲜明的农牧文化含义，因为日月天象、时令节气对白马藏人从事农业生产以及牧猎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阶段百褶衣朴素自然的材质，古朴简洁的工艺，天真烂漫的装饰，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经济时代的图像形式和文化符号。

解放后至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态的巨变，白马藏族也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代，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以农牧经济为主，并保持传统模式，但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白马村寨也进入了合作社、农业社，村寨变为生产队，共同从事农牧业生产，个体的经商、狩猎活动受到限制，土地、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使白马藏族的传统文化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他们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作为封建迷信被禁止和废除。民族服饰方面，随着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态的变迁，种麻、纺线、织布、绣花这种传统的服饰文化已不适应时展的趋势，因此穿羊毛布、麻布衣服的白马藏人逐渐减少，许多人改穿汉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阶段白马藏人也开始用现代棉布料制作民族服装，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阶段用棉布制作的百褶衣为第二阶段百褶衣（图3），在基本结构方面虽然仍保留了传统样式，但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面料方面逐渐用棉布代替了羊毛布和麻布；色彩方面，服装主体色多以黑色和深蓝色为主；结构方面也有一定的变化，袖口变窄（约20厘米），腰围变细，裙褶打破了传统百褶衣24折的严格形式，显得随意自由，立体感已不突出；图案变化最大，此阶段百褶衣已没有了传统绣花图案，多数百褶衣减少甚至去掉了太阳花、月亮花，多以红、黄、蓝、绿等各种色彩艳丽的棉布小块进行拼贴而成，基本延续了传统百褶衣图案的装饰部位和结构特征，但拼贴图案的内容趋于简化，突出了抽象的几何形体组合，具有现代平面构成的特色。

同时也巧妙运用花棉布本身的花型和肌理，代替了人工刺绣，尤其百褶衣后面的裙褶，以正方形套三角形为基本格式，进行各种色彩布块的拼贴组合，形成一种自然朴素、轻快活泼的装饰效果，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此阶段的百褶衣还有一种形式是将过去的麻布、羊毛布百褶衣进行翻新处理，即在原来的麻布、羊毛布底子上，用各色现代新棉布块重新拼贴图案，为传统百褶衣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并体现出过渡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和浪潮中，白马藏人也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从事精雕细琢的传统女红活动，所以使百褶衣的制作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彩色棉布块拼贴的图案，既是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一方面要讲求节约，对边角料进行巧妙利用，另一方面也要节省时间，以提高服装制作速度，从而更有利于集体生产和建设事业。第二阶段百褶衣的造型结构和装饰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装饰图案虽然简化了，但依然保持了纯手工制作的工艺特征，所以仍然体现出朴素自然、轻松活泼的审美特色。这也正体现了这一阶段白马村寨的生产关系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依然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融合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在白马村寨的推行，白马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化经济模式转变，由于受白马村寨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延续了传统农耕经济特征，但随着国家政策、交通、通讯、白马藏人观念等一系列变化因素的影响，白马藏族农、牧、猎结合的社会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经济类型和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白马藏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政策层面，由于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政策，白马藏人过去的牧猎经济受到极大限制，所以他们过去进山放牧、打猎所穿戴的番鞋、配饰的牛皮火药袋以及猎枪等服饰及生活用品，都已成为历史文物，牧猎文化符号已淡出了白马文化范围。尤其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商业、旅游业、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白马村寨与外界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而广泛，白马藏人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年轻一代的白马藏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汉文化。除了传统农耕经济以外，商业、旅游业在白马村寨得到较大发展，外出务工、求学的白马藏人和来白马村寨考察旅游的社会各界人士将更多的现代文化传播到白马村寨。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民族文化特色以促进白马村寨旅游业经济的发展，结合地方政府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加强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政策扶持，白马藏人又重新开始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乏一些特意的臆造和包装行为），过去相对自闭的民族文化逐渐变得开放。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就是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图4），在白马藏族社会多元经济以及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在面料方面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百褶衣的范围，开始利用现代丝绸、麻纱、毛料、呢子等面料进行制作，材质由原来的粗犷、朴素、单纯变得细致、华丽、丰富，款式方面也变得自由多变。

一种新型的百褶衣在白马村寨普遍流行（图4，左），这种百褶衣有意识地注重形式感与时代感，衣领由传统的圆领变为翻折领，袖口更加窄小，下摆加长且不再套衣襟而成为整体，多数百褶衣的裙褶则舍弃了传统的24折形式，采用更为细密的现代“百褶裙”形式，现代面料裙褶的垂感强，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腰部变得更窄，有利于突出女性的形体节奏。色彩搭配更为自由，上衣底色以红色、蓝色、紫色较为常见，裙褶多为黑色，装饰图案的色彩则更为华丽多变。图案的装饰部位依然延续了传统形式，但内容却有较大的变化，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规范，衣领、背部图案不仅有传统的“米”字格式，也出现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等拼贴或刺绣图案，形式更加活泼。为了传承和突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此阶段还流行另一种以传统样式制作的百褶衣（图4，右），主体面料多为红色毛料或呢子，后摆为传统样式裙褶，前摆仍为衣襟，并基本按传统样式搭配了绣花图案，但装饰图案的线材是购买的成品，腰间系用各色棉线编织的有抽象图案的新式花腰带，体现出华丽、喜庆、活泼的现代特色。现代商业文化对百褶衣的制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去那种纯手工的制作程序已不能满足时展的需求，为了加快生产速度，提高经济效率，百褶衣制作已由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白马妇女的个体行为向产业化方向转变，采用现代化的缝纫机等设备进行大批量生产。装饰材料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传统绣花图案由村寨中的中老年妇女以构件的形式专门绣制，成批转卖给个体户，一部分花边图案则从成都、绵阳等大城市购买，初步具备了流水线型的生产模式，加快了制作速度，也使百褶衣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现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