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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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藏族民居（1）青海藏族概况：藏族占全省人口的24%（2010年），是由古代吐蕃族群发展而来，进入青海的吐蕃人同青海地区土著的羌人、鲜卑吐谷浑人及汉人等交错杂居，长期融合形成今天的青海藏族。藏族素以牧业为主，兼营少量农业和手工业，游牧文化是藏族文化的主要内容。青海藏族中绝大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少数人仍信奉古老的苯教。按藏族语言划分，青海除玉树地区以康巴语系为主，其他地区均以安多方言为主，这主要是受巴颜喀拉山的影响。巴颜喀拉山主峰海拔5266m，不仅划分出黄河和长江源头水系流域，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交通和信息地交流，逐渐形成康巴和安多的藏族语系区。（2）聚落特征：①类型多样：青海地域广阔、地理自然环境多样，加之藏族分布范围较广，因此藏族相对其他民族聚落类型多样，基本包含青海东部农耕聚落、南部山地聚落、中部游牧聚落三种类型（表1）。青海东部河湟农耕地区藏族多生活在脑山及高山地区，这里海拔多在海拔3000m左右，多从事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由于位处脑山及高山之间，地形多变河谷纵横，建筑依山就势，聚落整体形态灵活且松散。仅在一些河谷台地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聚落相对紧凑，但是依然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民居建筑之间参差错落。青海南部藏族聚落多分布在大山山谷地带，受青海南部整体海拔高度的影响，即使聚落是在河谷谷底，但是海拔也多在3600m左右，与山顶海拔多为5000m相比，落差将近2000m，高落差与小的水平间距，使得山体的坡度较大，约50%的坡度，因此聚落形态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极为明显，属于典型的陡坡山地聚落。受到大山的阻隔这里多交通不便，加之高海拔冬季严寒，常有大雪封山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致使聚落之间较为分散，只有沿同一河谷居住的村民相对联系较为紧密。青南山区藏族聚落整体上呈现规模小、形态松散的特征。严格来说牧区的聚落概念一定程度上是牧民的放牧点，牧民帐篷流动性极大，同时牧民固定式住屋变动性也较大，不同季节住居存在使用和闲置两种状态。从牧区放牧点较为集中的部分游牧点来看，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和自由，可以说是聚落形式完全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除小面积的居住空间以外，聚落中大面积的空间均为牲畜圈，各家院墙的形式也从农业区高大院墙变为低矮的牲畜院墙。聚落以外即是广袤的草场，聚落中看不到类似农业区的密集巷道和树木，唯有远山、牛羊和草场。②上寺下村：不论是东部农业区聚落和南部山区聚落还是牧区藏民游牧点，在聚落附近不远处往往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形成藏族聚落典型的特征即“上寺下村”。有的村落紧邻寺庙，寺庙居于高处，居民区位于地势相对较低的位置，两者之间相隔一段距离，这与回族、撒拉族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有很大不同。③宗教设施鲜明：藏族聚落中“佛塔”、“经幡”、“玛尼石堆”等宗教设施十分普遍。虽然有些村落距离寺庙较远，但村中的佛塔必不可少，这是藏族聚落的重要标志。经幡在牧区表现为，用色彩丰富的“风马旗”组成的宗教图案，往往会把大量经幡布置在村落附近的山腰处，经幡规模庞大甚是壮观。玛尼石堆在石材充足的地区如青南山区分布较多，有的玛尼石是在道路两侧山体石壁上雕刻，有的是在村头入口处堆放。（3）住居形态：①形态多样。与多样的聚落特征一样，藏族民居类型相对其他民族最为多样，东部农区以庄廓民居为主，中部牧区以帐篷和土木房为主，南部山区以碉房民居为主（图2）。庄廓是东部农业区藏族民众普遍的一种居住建筑类型。从跨地域建筑视角看，庄廓是我国青藏高原藏族碉房建筑与黄土高原生土合院式建筑的一种结合，它集藏族碉房的厚重规整与汉族合院民居的院落空间双重特质于一体，呈现出西部游牧文化与东部农耕文化的融合，是青海特有的一种民居类型。藏族庄廓内院空间规整没有过多的空间转折，且内院植被种植较少，这与汉族、回族、撒拉族内院花园式庄廓不同，这主要是受到草原牧业文化的影响。作为游牧民族帐篷是藏族广泛使用的一种流动性居住建筑类型。黑色牦牛毛编制的帐篷作为一个家庭中核心的生活空间，可满足必要的住宿、饮食、储物等生活要求。与固定式民居不同的是，帐篷民居“地为床、天为被”逐水草而居，是一种流动的家。帐篷其构造形式相对简单，主要由牦牛毡布、绳索、支撑木柱三大部分组成，根据家庭人口数量和具体功用帐篷的大小分为不同的规格，大部分牧民家庭用帐篷尺寸约为长7m、宽6m的长方形的平面形式。除大型的牦牛毡帐篷以外还有一种是行旅帐篷，空间较小一般长宽仅2m左右，可满足1～2人使用。从帐篷结构上看，其结构形式简单、拆装灵活、运输方便，很好地满足了游牧生活的要求。土木房多为牧区藏族冬季牧场的一种建筑类型，它具有冬季使用和夏季闲置的特点。冬季游牧民从海拔高的夏季牧场，转场到冬季牧场，在冬季里帐篷的使用率降低，海拔较低相对固定的土木房即成为冬季游牧民主要的住居建筑。该类房屋空间较小，往往紧邻草原溪流，周围配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圈。牧区中土木房的分布也极为普遍，是游牧民除帐篷以外的另一种重要住居类型。碉房为多层民居，一层常做为牲畜间及杂物房使用，二层由主人房、起居室、厨房组成，在房屋北侧墙面外侧设置旱厕，三层多为老人房或者佛堂使用。从传统结构形式来看，为获得安全的建筑受力，一层很少开窗且空间封闭、低矮，二层开窗不是很大且多集中在南向，三层窗口较大可获得日照采光也最多，三层加之有露天阳台，空间使用率较高。②佛堂：虽然藏族居住建筑类型多样，但其中居住空间多会设置佛堂等宗教空间。佛堂紧邻卧室，内部供奉佛像等宗教信物，佛堂也常作为起居室。碉房佛堂多设在顶层，庄廓的佛堂多设置在正房一侧，而帐篷空间有限，佛像等宗教信物多放置在帐篷的中轴线上，与帐篷入口相对。③宗教设施：藏族不论碉房还是还是庄廓，宗教设施必不可少。住居院落中常见的宗教设施有煨桑炉、经幡旗杆、中宫等。煨桑炉、经幡旗杆多与中宫组合，放置在内院中间。中宫多是长宽3m高0.7m的方形池台，地下埋设宗教信物，中宫体现出藏传佛教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宫这种宗教设施多出现在东部庄廓民居中。④独立旱厕：藏族厕所与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事游牧的藏族是不建厕所的，从事定居生活的藏民也是多属牧业地区或半农半牧地区，人的粪便被认为不洁之物，人们在建造房屋时一般会将厕所布置在室外。受到藏族“洁净观”文化习俗的影响，厕所一般相对独立与建筑以外且与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1.2回族民居（1）青海回族概况：据统计回族人口占青海全省总人口的14%（2010年），主要居住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地区。青海回族的来源有多种解说，主要认为元代从阿拉伯等地迁入，也有明朝时期从中原南京一代移民而来，元代是青海回族定居及初期活动的时期，明代是民族形成时期。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始终成为一种凝聚力量，规范着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回族有独特的生活习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组织，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2）聚落特征：①围寺而居。青海回族多从事农耕，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川水和浅山地区，川水地地形相对平缓，但在浅山地区地形变化相对较大。聚落形态以清真寺为中心做放射状发展，形成典型的“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②高耸的礼拜塔。从聚落天际轮廓线来看，聚落最高的建筑即是清真寺的礼拜塔和大殿屋顶。③“尚绿”的建筑色彩。色彩在穆斯林建筑装饰以及生活服饰上特色鲜明，不论中式歇山顶还是阿拉伯式穹顶的清真寺，屋顶颜色多采用绿色。（3）住居形态：①院内空间较为宽松。回族多在北墙单面建房，院落空间围合程度不高，因此院内空间较为宽大。②正房多“一”字形为主。居住房屋在院内空间布局多以“一”字形为主，根据具体需要在正房东西两侧建有厢房。③屋顶形式“平坡兼有”。在门源至平安地区多以缓坡屋顶为主，在华隆至同仁等地多以平顶房屋为主。④净房。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净身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宗教习俗。

1.3土族民居（1）青海土族概况：土族是青海特有民族之一，人口约20万人，占全省人口3.6%。青海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另外在乐都、门源、同仁县等地也有土族聚居区。土族的起源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法是，土族是蒙元时期入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族为主体，吸收了汉、藏诸民族成份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先民信奉多神教、苯教和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但其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其文字多使用汉文和藏文。（2）聚落特征：①半农半牧。土族先民多从事游牧，后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交流，学会种植后从高山游牧迁居到脑山地带，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2]。②依山傍水。土族的聚落依山傍水，“依山”多是指脑山地带，“傍水”多是指山间河溪。③宗教景观。土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聚落中宗教设施也是构成土族聚落特征的重要元素。（3）住居形态：①封闭紧凑。土族庄廓平面形式多采用合院形式，居住空间占据较大比例而庭院空间相对较小。②缓坡悬山屋顶。平中带缓、双面放坡以及悬山屋顶的构造形式是土族民居的主要特征。③角楼和坡顶门楼。角楼的设置主要是考虑粮食的储藏，门楼受到汉族坡顶建筑的影响多为坡顶，有直接镶嵌在庄廓墙上的单坡门楼，也有高于院墙的双坡顶门楼（图3）。

1.4撒拉族民居（1）青海撒拉族概况：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分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也有分散在华隆县甘都镇及其周边州区，在循化以东甘肃积石山一带也有少量分布。青海省撒拉族人口有10.7万人，占全省1.90%。撒拉族起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朝初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落分支，迁徙经新疆、河西走廊定居于青海循化县境内。经过长期发展与汉、藏、回、等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3]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兼营园艺业，多数人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所产的冬果梨、核桃、葡萄等驰名甘青。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在生活、礼仪、习俗上均带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2）聚落特征：受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撒拉族聚落特征同样具备“围寺而居”、“高耸的清真寺”、“尚绿的建筑文化”等伊斯兰民族聚落特征的基本要素，但从撒拉族居住的地理环境来看，依然具有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河谷绿洲。撒拉族聚居的河谷谷地的川水地区，犹如一片绿洲，聚落形态沿河谷呈带状发展。②形态紧凑。撒拉族在伊斯兰“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更强调聚落的紧凑和对空间的充分利用。③聚落类型较为单一。与藏族人口多分布广聚落类型多样的对比来看，撒拉族聚落类型较为单一，基本为紧凑型川水聚落形态。（3）住居形态：与类型单一的聚落相比，撒拉族住居空间形态却十分丰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篱笆楼。撒拉族传统住居建筑二层是使用当地柳条编制成篱笆，然后敷抹上草泥做围护墙面，当地人称之为“篱笆楼”。②内院园林化。撒拉族并不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在庄廓内院设置中宫，而是在院内种植花木、果树用于观赏，庄廓入口也常设砖雕照壁，并由月洞门链接入口和内院。③空间形态丰富。撒拉族住居院落形态相对青海其他民族民居变化较大，其庄廓平面形态并不十分规整，趋向自由组合的方向发展。④“凹”字型住居平面。撒拉族民居正房平面为凹字形，但凹处上面是带屋顶的，撒拉族将这种带屋顶的凹字形住居形态称之为“虎抱头”。[4]⑤正房空间开敞。与其他民族正房空间感不同，撒拉族正房空间是联通的，中间常不设隔墙（图4）。

1.5蒙古族民居（1）青海蒙古族概况：据统计2010年底青海蒙古族人口9.9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75%。青海蒙族族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默勒乡、海晏县的哈勒景乡和托勒乡、门源县的皇城乡等地区。蒙古族进入青海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东返，灭西夏占领河湟地区蒙族族由此开始进入青海。青海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农业区的部分蒙古族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青海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蒙古、藏族都有祭俄博（敖包）、转山、转湖等传统习俗。（2）聚落特征：①聚落松散。青海蒙古族相对其他民族人口数量并不多，以至于没有出现类似汉族、藏族等人口较多的大型乡村聚落，蒙古族牧民多分布在牧区，以乡镇为单位分散居住。蒙古族农业方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受生产方式的影响青海蒙古族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在牧区即使在较为集中的乡镇，民居之间也多由牲畜圈、草料间阻隔，聚落空间宽松及形态自由发展。②放牧点。每户牧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场，在草场的端头是牧民的定居点，定居点沿道路两侧分布，每户之间相隔大约300m左右，每户的草场并排相联平面布局形态呈现鱼骨状发展。（3）住居形态：青海蒙古族多以蒙古包和土木房为主要住居类型，在东部河湟地区散居的蒙古族也多采用庄廓作为居住建筑，从民族特有民居类型来看，“蒙古包”仍是其典型代表。蒙古包是蒙古族特有的住宅类型，它是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牧民游牧生活的一种物质载体。青海牧区往往在同一片草场同时存在藏族的帐篷和蒙古族的蒙古包，说明两种民居形态均能很好的适应高原草原的自然气候环境，但外观上两者又存在较大差异。藏族使用牦牛毛编制帐篷形状多为长方形，蒙古族多为羊毛毡为材料的圆形毡包，两者居住习惯、建造工艺各不相同，体现出民族文化在住居形态的重要影响力。

2民居建筑文化多元共生的成因分析

基于以上多元民族建筑文化的分析，青海乡土民居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背后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宗教文化三个方面。

2.1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多样如前所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是民居类型生成的主导因素，青海地域广袤、土地类型多样，这势必形成风格多样的民居类型。青海民居建筑类型主要有庄廓、碉房、土坯房、帐篷等，它们都是基于本地区气候条件和资源环境所做出的适宜建筑模式，[5]这也是高原特色乡土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2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模式，青海高原多样的地质地貌类型必然形成多样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导致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根据青海土地类型，分为草地、耕地、林地、水面等，受海拔高度的影响不同海拔气候地貌条件有较大差别，由此形成了畜牧业、农耕种植业、以及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历史的长期演变发展中，各民族逐渐适应了不同海拔高度的自然环境，形成各自相对成熟的生产方式，各民族各居其位、各得其所，构成高原地区多元民族聚居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每个民族从事着对方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利用着其他民族不善使用的种植技术，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社会关系。

2.3民族宗教文化多样青海世居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这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汉族兼信儒、道、佛三教，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而回族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多为全民信教，按照教义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关系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个民族均拥有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设施，用以强化民族身份实现民族内在的凝聚力。纵观青海各民族宗教及民俗文化，他们拥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这些都基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3结语

第2篇

宫殿在我国古代最能够体现统治者的身份地位和政治级别，主要作为居住地的它在文化区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北京故宫建筑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朱元璋在营建宫殿之前，曾专门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因而北京故宫与历代故宫建筑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通过研究北京故宫的整体布局可以得知，北京故宫在宫殿门的设计上以及宫城的选址上都体现了一种中央观念，北京故宫空间布置方式多为纵横扩展。从正阳门开始依次向内深入，达到午门。建筑组合距离长达1.5公里均采用纵向扩展方式。其中坤宁宫、乾清宫处于内廷的核心，东西六所采用众星捧月形式分布在两宫周围，布局形式采用横向扩展方式。北京故宫在色彩上体现出了一种古朴美，从而体现出了一种内敛的汉文化特色。沈阳故宫地处关东平原，由努尔哈赤修建，东院用来处理政务、接待宾客和主持祭祀活动。佛阿拉宫的最主要建筑是尊号台，又称金銮殿。其整体布局并不存在明显的封建等级标准，大部分为硬山房屋或者是悬山屋面，由此可知，汉蒙文化对满族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沈阳故宫由于受到元代建筑的影响，在其装饰上大都选用彩色琉璃，看上去显得光彩夺目。不同的地域生活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构文化，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在原型建筑设计上的不同和其原始精神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二、清代宫殿建筑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融合

清代统治者将都城由沈阳迁入北京，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搬迁到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首先就要学会如何适应新环境并适应汉文化。满族居民建筑设计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将建筑物设在高台之上，其中沈阳故宫的台上五宫都采用了这种布局方式。而等到迁都北京之后，乾清宫和坤宁宫的修筑就实现了从高台到平地的过渡，从而体现了其生活方式与汉文化相适应的过程。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北大院转而变成了四合院，东北大院是满族的原始部落，院落内部适合放马停车。而北京四合院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此外，炕是关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北京故宫中仍然存有炕，但是其使用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满族属于游牧民族，其传统的民居形式为黑色屋面，直窗棂。而明代北京故宫严格按照封建等级礼制要求进行修建，不仅突出了对称性，并且还具有强烈的身份地位象征意义，对建筑的内外装饰都体现出了一种等级观念。在满族文化理念中，传统的习俗是以西为尊，然而北京故宫的修筑却以右为大。满族文化对中原文化也进行了充分渗透，具体表现在北京故宫的修建上。带有宗教色彩的建筑，或多或少体现着宗教元素，进一步增加了北京故宫宗教气息，这方面和满族民族多种宗教有着密切联系。满族入主中原带动了满汉文化的相互流动，促使两种文化的联系性不断加强，最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生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状态。

三、清代宫殿建筑的文化变异与文化遗失

第3篇

巴渝地处山地，地无三尺平，地形坡度较大，用地紧张，建设困难。建筑通常顺应地势依山而建，注重因地制宜和空间利用，巧妙地利用坡地和高差，争取较大建筑空间，形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巴渝传统建筑有水平一条街式；一边傍水而筑，一边临崖吊脚或只靠山面呈半边街式；也有依山缠绕式，以梯道为主，背山面河，顺坡而上，如宽大廊桥、长廊街、骑楼街等。

1.1布局形式

巴渝传统建筑总体布局依山就势，尊重地形地物，很少大挖大填破坏自然地貌，其哲学思想不讲究礼制的约束，而是注重依附自然、顺应自然，寻求建筑形态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建筑群鳞次栉比，逐级而上，顺应等高线的起伏与走向，与原始自然地貌和谐统一。单体建筑处理灵活多变，以长短不一的脚柱为支撑，减少建筑主体与地面的接触，提高建筑对坡地的适应性。此外，巴渝传统建筑还可附贴于崖壁，与崖壁紧密相联，利用崖壁的承载能力支撑部分建筑荷载，节约材料，增强建筑稳定性。

1.2外观形态

巴渝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加上长江和嘉陵江两江环绕，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形式，如吊脚楼等。山地地形起伏有致，体感强，赋予巴渝传统建筑别具一格的艺术感染力，表现出一种轻盈、灵活的建筑形态。巴渝传统建筑屋面举折，屋顶反翘，呈现出飞升飘逸之势，减轻了因吊脚楼底层架空带来的头重脚轻之感；而出檐深远的檐下通过设置柱廊，形成了一条为过往行人遮风避雨的过道，同时也是联系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建筑色彩以当地原材料本色为主，青瓦白墙，屋架构件通常为栗色。在绿茵植被的环抱之下，鲜明的色彩对比凸显了独特的建筑形象。

1.3结构体系

巴渝传统建筑结构方式主要分为木框架穿斗式、土石墙搁檩式和捆绑连接式3种。木框架穿斗式是继承干栏式梁柱木架承重结构体系的产物，构架组合灵活多变，受力传递明确，各结构构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对山地地形有很强的适应性。土石墙搁檩式直接用柱承接檩椽，梁使用较少，檩椽一端搭在斜坡或峭壁上，另一端搭在用楠木或杉木搭成的架子上，柱脚之间用竹木作横向或三角形固定。捆绑连接式是采用竹木材料捆绑作为房屋构架的一种临时性结构体系，主要应用于沿河一带吊脚楼。捆绑连接方式自由灵活，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对于河岸陡坡悬台适应性较强，也可用于修建多层房屋。此外，吊脚楼底层架空的结构体系能有效缓解巴渝地区潮热气候条件下建筑的通风、防潮、隔热、遮阳问题，在经济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提高建筑舒适度。

2巴渝传统建筑设计理念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

巴渝传统建筑所涵盖的尊重生态环境、高效利用空间和降低成本的建筑理念与我国倡导节约土地资源和建造绿色建筑的理念一脉相承，在今天仍可借鉴和运用。在建筑创作过程中，用时代的眼光审视巴渝传统建筑，寻求现代与传统的相通之处，将巴渝传统建筑设计理念融入现代设计中，不仅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资源，而且能使建筑作品具有更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对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筑文化也十分有意义。

2.1体现环境特征的适应性设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发展多元化的今天，城市大众文化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应发生改变，而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自然环境几乎恒定不变。因此，建筑创作可通过对地区自然环境的适应性设计来表达建筑的地域性特征。相对于环境气候、建筑材料而言，地形高差是巴渝地区城市建设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同时也是设计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建筑布局与场地地形条件、周边道路交通情况等有直接关联，因此，应对地形高差采取的设计手法和构筑方式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注重对场地的高差分析和剖面分析；其次，为提高大型综合体建筑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可将大体量建筑化整为零，使建筑室内外空间和功能相互协调统一。如重庆融汇丽笙酒店，坐落于歌乐山脚下融汇国际温泉城内，场地北靠山，南临河，地形高差达数十米。为保持场地原有地貌特征，减少大挖大填，通过对地形高差和剖面分析，综合朝向、景观因素，最终确定建筑总体布局、功能定位以及与场地的结合方式。建筑的主要造型部分集中在场地南侧临河的缓坡上，采用层层退台的处理方式沿等高线逐一展开。引用巴渝传统建筑“占天不占地”的建筑思想，通过底层局部架空形成酒店主要出入口。酒店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顺应山体走势，与山体浑然一体，形成山体—建筑—水体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良好景观。

2.2构建独特的城市建筑空间

近10年来，巴渝地区的城市发展在不断进步中仍面临一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城市快速发展引起的城市风貌趋同和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的问题。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作为完善和延续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城市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通过整合建筑空间与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可以有效缓解山地城市公共活动空间资源不足的问题。

2.2.1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建筑化

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建筑化即通过建筑的构筑方式在坡地条件下建造出新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可借鉴巴渝传统建筑“占天不占地”、“天平地不平”的建筑思想，在坡地构筑水平基面，提高单位用地面积使用率。如重庆三峡广场就是利用建筑屋顶形成商业步行街，通过建筑的构筑方式克服地形高差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保证商业建筑面积的同时又获得了更多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除此之外，三峡广场还利用自然水体，结合地形高差，借鉴三峡大坝外在形态，建成半下沉式喷泉广场，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2.2.2建筑内部空间的公共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压力不断增大，城市公共建筑正大步朝着大型化、功能复合化发展。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出现，不仅缓解了城市公共空间不足的压力，而且将建筑内部公共空间室外化，使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功能更完善、体系更完整，同时也给商业建筑内部带来更大商业价值。如重庆杨家坪龙湖西城天街，将建筑内部各楼层步行通道与室外不同标高的广场相连，同时将内部步行外廊作为供市民活动的公共开放空间，使建筑内部空间室外化、公共化。这样，不仅缓解了城市快速化发展带来的城市公共空间不足的问题，而且也为商业建筑带来了更多消费人流和商业价值。

2.2.3建筑剖面设计的灵活化

巴渝传统建筑受地形条件约束，建筑规模通常较小。为尽可能地提高狭窄用地的使用价值，在节约土地和方便交通两大主要因素的影响下，城市布局通常比较紧凑，各功能体往往采用混合模式。商住楼是混合模式的典型代表，即将办公空间和居住空间相叠合，形成上部居住、下部商业或者办公的模式，有助于减轻城市交通压力，提高工作效率。在山地地形复杂地段，建筑用地时常处在两条高差悬殊的城市道路之间，为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常常在不同方向、不同高差处分别设置出入口，通过楼梯或坡道将两块不同标高的地块联系起来，提高山地城市的可达性，同时方便市民出行。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