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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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文化地理学认为，机能性区域与文化地理密不可分。机能性区域是与组织性区域相对的一种表述形式。如果说组织性文化更多和是从主流价值文化存在看待文化的区域，那么，机能性文化则是植根于地理自身特质塑造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族群文化。前者强调文化“自上而下”的价值灌输；后者则更注重“自下而上”自觉自发的文化生成。由此可见，贵州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表述，既离不开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这一内在诱因，也依托仡佬族民族身份架构的地域差异，二者的良性互动呈现出仡佬族族群历史记忆的地区差异。民族地区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是民族区域文化形成与民族精神固化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贵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仡佬族文化格局变迁同样与地理空间格局密不可分。古代仡佬族分布在贵州、湘西、川南、滇东北；近现代以来贵州仡佬族群落隅居黔北或散落西南各方。囿于自身相对封闭的交通条件、山脉纵横的地理空间格局，仡佬族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立性品格更为突出。一方面，仡佬族内部形成了山地文化特征明显的文化体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民族环境中独特的文化构成，为贵州、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标本性质的价值意义。

另一方面，尽管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并没有停止过，但是，文化的交融意义并不是十分清晰。这样的地理空间阻隔造成了仡佬族群落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结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仡佬族文化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族群文化特征都逐渐趋向于模糊，仡佬族文化格局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在仡佬族文化地理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仡佬族地域文化的重构过程中，仡佬族的精英身份群体自始至终都是文化转型的执行者，同时兼具了民族知识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为仡佬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仡佬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认同大致通过如下几种途径：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特征明显的族群控制者他们通过对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强化来实现自身的身份架构。仡佬族精英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过政府力量对民族聚居地进行重建。二是通过对于民族文化的不断开掘，或者通过对于民族聚居地的重建来强化地方形象，强化自我意识和族群精神，进而实现自身身份的认同。务川县九天母石等景观重构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空间意象的建构，同时也是对于仡佬族民族情感的一种凝聚。第三种方式是相对而言较为被动的实现民族恢复及归化，以便弥合民族精英认同矛盾，架构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仡佬族所代表的黔北文化近年来涌现出王华、戴绍康、肖勤为代表的仡佬族作家通过民间文学形式展示了仡佬族族群自强不息、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文学化、系统化地表达了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特征及民众生活状态。这可以看做是第三种方式的代表。上述仡佬族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语言、文化及精神等表达出民族的生存状态，反思民族发展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二、仡佬族民族形象的文学建构路径、约束因素与文化适应

（一）重建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建构路径

仡佬族作家对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性架构，既包含了对地域自然环境充满感情的展示，也包含了对于人文环境的相对集中的阐释。如果说地理意义上的环境是一种前提性的基石，那么，对于仡佬族而言，人文环境所内蕴的文化气息对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对于特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基质性作用，会通过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内化于民族的日常行为中。一方面，用仡佬族特色民俗阐发文化认同感。仡佬族作家通过对于仡佬族特有的祭祀、崇拜、风俗意象的文学化表达显现了民族的最为原始的情感特质。比如，王华在《桥溪庄》中通过对“石仡佬”开荒辟草，展现了“石仡佬”对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傩赐》中通过仡佬族民族节日“桐花节”的盛大场面描写，以及先民傩戏事象与傩赐庄贫穷对比描写，既凸显出仡佬族的苦难历程，也展现了仡佬族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样的态度激励着仡佬人民走出苦难，促进了仡佬文化走向复兴。另一方面，用民族生存的苦难书写展现人性反思。

仡佬族所经历的时代的变迁是每一个仡佬族民众都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底色，并成为其民族文化不断更新、再造的内生动力。仡佬族作家大多生活于其间，对于仡佬族民族文化的体悟往往感同身受，尤其是民族记忆中关于民族苦难的表述通过传承成为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触发了作家敏感的神经。他们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对于生存现状、生存困难的回忆和记述，让整个仡佬族群冷静而达观地正视曾经的历史进而肯定人性的多样和复杂。无论是秋秋《傩赐》生命沦为碎片的悲剧，还是李作民《桥溪庄》人性被扭曲的无奈，都展示了仡佬族作家自觉的寻根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恰恰是仡佬族地域民族文化建构的根基所在。

（二）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的约束因素

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体现在民族认同聚合型逻辑约束、族裔话语意识形态约束以及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等三个层面。一是民族认同聚合型转向的逻辑约束。众所周知，文化地理学注重文学表征与地域风貌的社会实证思路，它试图通过空间叙述解释权力关系关联与差异运作。尽管仡佬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地理空间既相互生产又相互表征，基于“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的新空间建构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仡佬族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秩序，要求仡佬族文化精英形成了新的认同性表述。这种认同性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是对于仡佬族自身文化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对于主流文化价值的归属性确认。诚如肖勤在《寻找丹砂》中指出，寻找的是一种民族的归属，这种对于相似性的提炼是一个“寻根”的情感认同过程，与此同时也是对于外在文化体系的应激性的认同过程。换言之，我们还能看出，仡佬族民族文化认同背后潜在的“认异”的双向互动逻辑。外在逻辑不应是常态，内在逻辑应该成为主流。实际情形是内聚型的认同逻辑规范以及价值认知过程本身，在仡佬族乃至整个贵州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现象，这对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重构显然并非有益之举。二是少数族裔话语的意识形态约束。从本质上讲，少数族裔是一种天然的属性，是以自然体质为基础的形式，同样道理，仡佬族文化存在形式受制于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归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进与自身特征不同生产体系中。这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族群划分，表面上是空间观念的差异，实质上是少数族裔自身身份认同的权力性展示。举例来说，王华在《傩赐》中通过对傩戏表演的环境特质细节性描写，消解“他者”视角中主流文化的优越感，并通过具体的描述转化为仡佬族文化内在的抵抗，从而在空间对立隐喻文学叙述中得到强有力支撑。赵剑平《獭祭》中老荒除了捕杀之外很少有语言的表达，他的人物性格遮蔽与凸显完全存在于对猎物的捕杀。实际上，老荒的失语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意识形态规训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基于自身所处层级的初步判断，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权衡与取舍。尽管这种行为本身具有扭曲的特质，但是，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中，他还是实现了自身价值和意思的语境化的自我认定。

显然，赵剑平试图通过“老荒”的自我认同的构造，来表述少数族裔主体空间语境的紧致，以及族裔话语象征空间的脆弱，而以词汇为基础的话语暴力背面，潜伏着的恰恰是针对少数族裔知识差异的驯服。三是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既然族群空间成为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文化场域，那么，族群中的女性因其独特的性别特质自然成为性别表述与空间表述的产物。诚如学者所言，少数族裔文化空间既参与了女性地位的塑形，其本身也是女性区域化异化的本源。传统仡佬族女性在空间中经验与认同已经被排除在外，当下，女性在仡佬族群中的表达形式更是形成了一种离散性质的特征。我们发现，仡佬族少数族裔的作家，尤其是王华、肖勤等女性作家，在她们文学化的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意弱化或者模糊了对于空间、时间本身的描摹，从而将女性的空间存在感放置于一个相对虚无的区域中。这种虚构的表达，一方面凸显出少数族裔女性漂泊无根的碎片感、无力感，便于读者从人性的广阔图景解读小说展示的仡佬文化及少数族裔女性的异化表象；另一方面，抛却道德与人文关怀来看，这样的写作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对于整个华语体系关系网络的开放，便于作者表述保持一种对内对外相互协调的张力和向度。诚如王华在《傩赐》中对“秋秋”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难的种种悲悯情愫一样，我们强调仡佬族女性空间的区域化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当下仡佬族群女性现状的剖析，也是对于女性挣脱权力文化实践的肯定，尽管在当下的仡佬族群文化共同体，对于这种反抗本身仍然缺少有效的或者普遍意义的抵抗逻辑。

（三）空间重建对于仡佬族群的文化调适

诚如上述，仡佬族特定的文化地域空间规囿了仡佬族群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而生活于其中的仡佬族文化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文化调适和价值再造实现文化结构的空间重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空间的重建既包括现实层面对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也包括想象的文化地理空间、历史记忆的整理和建构。从文化地理空间想象的角度来说，仡佬族的文化重构体现了族群本身对于历史记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接续。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族裔历史代表了一种事实与理想结合物……表现出让人审视起来较为亲切的共同体历史画像”。共同的起源、祖先、神话等历史元素成为“想象共同体”建构的关键环节。对于文化地理空间的再造则利于实现民族身份的定位，锻造民族历史连续感。王华在《傩赐》中写道，祖辈告诉傩赐人过桐花节，没告诉过傩赐人属于哪个民族。我们可以说，这是作家有意藏匿民族身份。因为在仡佬族群聚居地，不仅仅是仡佬族普通民众缺乏对于语言、服饰的认同，即便是精英阶层也缺乏对于本民族语言、服饰、文化活动传承的自觉意识。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以及对于历史地理仪式再造的角度来看，仡佬族的文化空间也在实现一种文化调适意义上的细微转变。我们看到，传统意义上，仡佬族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化的和谐共处是不利的。传统祭祀的文化表征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精英与民众在认同领域的对立。诚如上述，仡佬族祭祖文化实践中精英利用族群、社会关系，使祭祀活动呈现出一种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不同的参与形式、程度、影响。

这样本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对于祖先的呼应，变成了“自上而下”的精英阶层操作的祭祀游戏。这样的结果是，失去了广大民众支持的祭祀仪式，尽管还存在着仪式性、庄重性等诸多表面的特点，祭祀活动内在的认同价值和文化建构意义却大打折扣，仪式本身也就失去了凝集精神的价值，身份认同的弱化又影响到地方文化空间重构，不利于仡佬族民族记忆、民族文化传承和接续。实际上，在诸多的仡佬族作家笔下，仡佬族祭祖仪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们在通过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对于文化调适的价值。或者是一段文字描述，或者是一种巧妙的变形结构呈现出来，比如赵剑平《獭祭》中“老荒”的祭祀活动就是用小说的虚构形式解构了祭祖仪式和场所，使得“河边”这一自然景观变为类似于仡佬族族群文化中心景观。

三、结语

第2篇

由于初中学生空间思维能力较差，而地理概念、地理原理较抽象，接受较困难，怎么有效地学习地理呢？我想到了陶行知先生有一个精辟的比喻：“接知如接枝。以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的上去。我想学生的生活经验就是“根”，由生活经验获取的知识就是“枝”。生活素材是师生间的载体、桥梁，教师利用生活素材传授知识即“接知”，学生透过生活素材把“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的上去”。地理教学可以借助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将复杂难懂的地理概念、地理原理赋予其中讲解。那么，怎样捕捉陶行知先生所谓“生活”素材创设生活情境呢？

1.地理教材生活化。

通过灵活处理地理教材，把教材内容活化为实际生活，努力营造生活化的教学环境，还原生活背景，培养学习地理的乐趣。如2014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介绍了中国各地美食生态。中学生亮亮发现生活在南方的人们，旧时饮食大都小碟小碗，一次食净。对于一时难以食净的食品常有腌制的习俗，如侗族的“酸食”、傣族的“酸肉”、“酸辣菜”等。而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炖菜、烩菜食风颇盛，为长期保存还可以支撑干菜、干肉、干鱼，夏季也不例外。思考南北方饮食与当地环境有何关系。

2.乡土地理生活化。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大自然是学生美育的总要源泉。学生身边的大自然，恰好是最真实、最丰富、最有活力的地理资源，最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最能激发地理学习的乐趣。如在讲到徐州的季风气候，想一想徐州地区夏季和冬季风向是否发生显著的变化？冬、夏季在降水上有什么差异？

3.社会热点生活化。

与日新月日迅速发展的现实热点相比，教材内容总是相对滞后。地理教师要有敏捷思维能力、锐利的眼光，善于捕捉与地理学科有关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关注新闻事件，积累新闻事件，新闻生活化，走进学生的地理学习，感受地理乐趣。在学习《巴西》一节时，可利用巴西举办世界杯这一社会热点创设情境引入对本节内容的学习。如人民网北京6月13日电?“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幕式在圣保罗竞技场隆重举行。”想一想为什么桑巴舞、足球、混血人种成了巴西的代名词？地理源于生活，从生活中学习地理，感受地理学习的乐趣。

二、融于生活，感知地理学习的真谛

“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这一理念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止步于获取地理知识。章太炎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我们的课堂教学主要是“求是”的过程，是学生获取地理知识和必要的地理素养的过程，但学习的最终目的乃是“致用”，是为了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生产与生活实践，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想地理源于生活是“求是”，而融于生活则是“致用”。因而在地理教学上让学生动眼观察、动手操作、动脑思考、动口叙述，调动多种感官参与活动，锻炼各种生活和生存技能。

1.学会观察生活，发现地理问题。

关注身边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关注国内外社会热点，从中学会积极捕捉生活素材，想一想它们与地理的联系，从中发现地理问题。

2.学会思考生活，分析地理问题。

《地理教育国际》提出的“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的？它为什么在那里？怎样使它有利于人类和自然环境？”这是地理科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学会思考生活现象中蕴含的地理原理，学会分析地理现象的来龙去脉，努力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3.学会实践生活，解决地理问题。

陶行知先生说过：“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会用手，不教用手的人会用脑。”这说明我国教育长期以来忽视学生实践的弊端。地理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地理，最终目的是利用地理知识与技能更好地发展与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只有增强自我实践能力、提升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二十世纪青少年的必备技能。

三、结语

第3篇

传统的实验评价体系，虽然强调了平时实验表现的重要性，但由于实际实验教学中，教师担当了保姆的角色，常忙于帮助学生解决实验中的小问题，无法真正仔细观察学生实验表现。同时对于每个具体实验没有细化的考核指标，因此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主要根据实验报告及实验笔试成绩。

2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物理化学实验作为是一门实践性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常出现与实践课程不符的情况。首先，由于教学内容主要为基础性验证实验，所以存在照方抓药、照葫芦画瓢的问题：实验在教师精心安排下进行，即实验内容有指定的教材，实验仪器设备经过调试，实验试剂及药品提前配好。上课时，先由指导老师详细讲解实验原理、步骤以及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才由学生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实验。其次，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教师充当保姆的角色，学生往往疏于思考，为实验而实验，甚至出现由于仪器插头没插上，仪器无法运行，学生找不出原因，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最后，由于仪器有限，学生通常被分成小组，分组进行实验，由此出现部分学生不参与实验，只是进行实验记录等简单工作，因而出现不会操作实验仪器设备，更无法提高实验技能。

3结合实际在民族地区师范院校进行

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进行物理化学实验改革，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真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为了提高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效果，实验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充实教学内容

在基础性验证实验基础上增加开放式物理化学实验。开放式物理化学实验带有综合性和设计型实验的特点，以学生自学、自主活动为主，教师只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范类高校，由于学生知识储备、动手能力都不能和其他地方师范类院校相比，加之现有实验仪器又和综合性大学存在差异。本着创新即为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调动学生实验热情、培养和发展创造能力，在实验内容上应更多关注能对未来教学工作提供教学信息的实验内容，如：日常生活中的化学，包括洗衣粉表面活性的测定、牛奶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柴油燃烧值的测定，环境保护相关的话题如含酒精汽油的燃烧性能、蔬菜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等。这些实验内容虽不具有研究的创新性，但对学生却是更具吸引力。

3.2采取灵活自主的实验设计

对于开放性实验部分取消具体实验安排，由学生自行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提出所需仪器、药品。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将易做实验做出新意，可附加要求：如牛奶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要求学生利用现有的不同仪器提出至少两种实验方案；在固体燃烧值的测定基础上要求学生测定液体燃烧值，如添加二茂铁对柴油燃烧值的影响。实验过程完全由学生自行完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老师只是帮助分析原因，把问题的最终解决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体会到实验的乐趣。总之，整个实验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大到设计实验方案、测试数据、分析实验结果，小到查阅资料、组装实验仪器、配制实验溶液均由学生自行完成。在实验过程中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安排、自由发挥的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3.3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改变传统评价体系，实验指导教师摆脱保姆角色，成为评判者。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学生实验情况，并细化每个实验的得分点，提高课堂表现及开放实验的得分百分比，使实验成绩与学生的实际表现紧密联系，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

4民族地区师范院校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实施的思考

通过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可以加强学生的独立性，培养自信心，锻炼意志力。但由于民族地区学生自身的特点，在实验教学改革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根据学生总体素质的实际情况，注意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创造能力的发挥，而不应过多强调实验内容是否具有最新的科学研究价值。因为实验教学改革的主体是民族地区师范类学生，生源大多来自欠发达地区，总体素质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比，所以应注重于创新理念的传达，过多强调科研价值势必打击学生实验热情，更难激发其创新信心。（2）开放性实验的时间安排上，应放在基础实验结束后，时间安排上应更宽松，让学生可以充分拓展自己的潜能。开放性实验个数上不应过多，应该少而精。（3）在实验改革中要强调实验过程的团队精神，使学生在实践环节培养团队意识，为学生日后的学习、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5结语

第4篇

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呈现鲜明、生动的生活情景，通过动画模拟、过程演示、局部放大等方式，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看图、读图的能力，使学生在面对地理图片的时候能够进行有效整合、概括、判断和举一反三，促进学生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并增强空间思维的能力。例如在教学山脉、山脊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将优美的名山通过多媒体呈现到学生眼前，让学生感受到地理的魅力，然后通过局部放大，教授学生哪部分是山脊、哪部分是向阳地带等知识，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

2.结合时事热点引导学生思考

脱离生活的课堂是失败的课堂，课堂与需要与生活相联系，现在已经不是过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时代，教师的教学应当使课堂和生活相结合、书本与时事相结合。地理教师在教学中，应当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生活中的时事热点，将其应用到地理课堂中。例如结合我国铁路部门改革的新闻，引导学生了解我国铁路运营现状，促使学生掌握我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和铁路线路。另外，时事热点也频频出现在每年的高考试卷中，将时事热点引用到课堂之中，增强了学生分析热点、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3.整合教材资源，优选教学内容

中学地理教材的内容编制逐渐与生活结合起来，使教材具有生动性和亲和性，但是中学地理教材面向的地域十分广阔，使其针对性并不强。地理教师在教学中，切不可照本宣科，使地理课堂失去活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来结合教材内容进行讲解，而不必一味地按照教材中所给的事例。此外，地理教师还可以进行适当引申和扩展或合理的忽略，有计划有条理地为学生传授知识。

4.提出适当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

只有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主动思考，才能够使学生迅速掌握知识。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应用生活化的教学方法，向学生提出一些有现实生活意义的问题，引导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考，并对这种地理现象进行论证、解释或评价。同时，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产生了交流，既培养了学生之间的友情也提高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

5.结语

第5篇

1．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对话在课堂上开展生生互动对话对学生的课堂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学生之间相互没有代沟的隔阂，沟通起来更加有利。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通有无、借鉴彼此，能够促进学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生生互动对话也是互动对话教学模式下最主要的对话形式之一，在共同探究活动中形成的互教互学、互帮互助关系有利于学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沟通能力、锻炼演讲与口才等技能。以地理教学中的水循环为例开展辩论赛，以水资源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题，正方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反方则否认该观点。正方不断用水资源的循环性、水资源的保护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而反方则用水资源供应紧张、水资源分布不平衡、水资源的污染等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互不相让，针锋相对。通过这样的辩论，促进了学生的成长，积累了知识。另外，讨论和问答也是生生互动对话的重要表现形式。

2.与文本的互动对话教学文本是教师与学生一起合作完成的，主要有教材以及其他现成文本（如课改指导纲要、学科视听资料、学科课程标准等）、教学设计文本（如教案等）、在授课过程中创造的文本、教学告一段落后产生的文本（如作业、教学记录等）。学生实现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对话，主要是指学生凭借自己现有经验、知识和情感去对文本进行体验和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文本已经变成了另一个“自己”，是与学生自身平等的个体。通过学生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对话，学生能够不断对知识进行“温故而知新”，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深理解。

二、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中的经验教训

1.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导致了无效课堂等问题。目前，互动对话教学模式的应用主要面临的问题有：首先，为了对话而对话，没有实现精神上的沟通，从而使互动对话课堂流于形式化。比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让同学看着西气东输的路线图询问西气东输的起点和终点。其次，学生参与课堂对话缺少自主性，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容易形成完全凌驾于学生之上的问答式教学，曲解了对话教学模式的真正内涵，而学生也只有回答“是”、“对”等这样的简单赞同词语。第三，师生对话毫无目的性，将富含知识性的地理问题变成了毫无目的的闲谈。比如昆明发展花卉业的原因，有些学生就会联想到清明节、情人节等节日送花习俗等，完全偏离了地理的学科范畴。

2.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中的经验互动对话教学模式是一项适合新课程改革标准、能够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为此，教师应该积极探索互动对话教学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使自己不断明确互动对话教学的内涵，通过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对话，促进师生实现共同发展，做人性化教学，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得到尊重和实现。另一方面，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的主体意识被激活。同时要开展小组对话交流，并制定明确的小组对话原则，教师应该对小组交流积极做出正确引导。

三、结语

第6篇

生态化教学的课堂生态主体主要包括教师和学生。生态化教学设计提倡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但并未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则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和促进者，教师要对学生的意义建构过程起促进和帮助作用。因此，为取得较好教学效果，就必须充分了解学生特征，并结合教师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课堂生态主体分析涉及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方面，与智力因素有关的特征主要包括知识基础、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构变量；与非智力因素有关的特征则包括兴趣、动机、情感、意志和性格等。对学生的分析，主要目的是设计适合学生能力与知识水平的学习问题，提供合适的帮助和指导，设计适合学生个性的情景问题与学习资源。对教师的分析，其目的主要是确定教师自身能力与水平，然后设计具可操作性的教学设计。同时，通过对课堂生态主体的分析确定学生的学习特征和教师的教学能力与风格，然后对教学目标进行反馈与修订，使教学目标更加符合学生及教师的实际情况。

二、教学内容编排与分析

由于传统的教学内容往往局限于学科知识，强调知识的严密逻辑性，而生态化教学的教学内容则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泛，这要求教师在生态化教学中，应善于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设计出适合学生接受，利于学生多种能力形成和科学素养的提高，体现生态化特色的教学内容。地理是一门有着广泛实践性、生活性、开放性的学科。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要根据学生实际出发，选取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内容作为课堂教学资源，并与课本内容相互融合，促进课堂教学内容生活化；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地理问题，做到学以致用。地理教材选择的教学内容反映本学科最基本、最基础的知识结构，但并非一成不变。当今社会是知识总量急剧增长的“信息爆炸”时代，以静态形式呈现的教材不可能即时呈现出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将新信息与现有教材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地理学的学科魅力。四、学习任务设计地理教学理论认为，突出人地关系、注重空间关系是地理学科教学的鲜明特色，人地关系既是地理教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地理教学设计的思想论和方法论，同时地理事物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主要有空间关系、因果关系、利害关系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空间关系。因此，设计学习任务时应以人地关系和空间关系为核心，促进学生认识人地关系、理解协调人地关系的途径、懂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空间思维与地理智慧。学习任务设计是地理生态化教学设计模式的核心与重点。对人地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包含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可分为主问题和子问题，子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主问题，这样使人地关系和空间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更加明确具体化，使学习者更容易认识与理解人地关系和空间关系。地理生态化教学强调教师营造一个对学习者有意义的真实情景，学习情景设计，有助于将地理问题置于真实的地理环境中，有助于学生知识与能力的迁移；信息资源设计可为人地关系和空间关系的理解与解决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和方案；认知工具是支持、指引扩充使用者思维过程的心智模式和设备，利用它进行信息与资源的获取、处理、编辑、制作等可促进学生对人地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认知；教学策略是为达成教学目的，在对教学活动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对教学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一系列执行过程，教学设计应依据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课堂生态主体选择适当的教学策略，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人地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三、教学管理与生态环境设计

地理生态化教学强调的是一种动态平衡、和谐发展、可持续的教学氛围，因此地理教学管理应关注学生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和师生、生生关系，建设一个和谐、开放的教学管理系统。良好的生态系统首先应具有共生平衡性，生态系统上的动态平衡即系统中各因子与内外界环境之间，因子与因子之间，通过量的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达到一种高度适应、协调统一的共生关系，缺少任何条件，就会导致生态平衡被破坏。地理教学生态系统如果要达到最优化的动态平衡就要充分考虑教师与学生、课堂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传统教学设计中，教师很少关注教学生态环境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影响。然而教室光线不足、空气不流通、温度不适宜和学生座位排列都会影响师生情绪，所以要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非常重要，而民主、轻松、融洽的教学氛围更能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四、教学评价生态化

第7篇

生活中有许多非常好的并且非常实用的地理知识，这类知识的讲授往往能够非常有效的给课本内容的教学带来辅助功效。例如，一次课堂上和学生们探讨了如何辨识方位，随后我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思考问题：以北半球为例，在野外如何确定方向？这个问题如果单纯从课本出发很难找到直接答案，即使能够找到答案，辨识的方法也十分单一。然而，学生们如果在平时的生活中留心观察，并且有着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学生会发现很多实用的辨识方向的方式。我让大家课下仔细想想，回忆一下生活中有哪些实用的方式能够辨认方向。在检验学生的学习任务完成情况时我看到，很多同学都非常善于利用生活素材，并且给出了各种好的答案。如在晴朗的白天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在晴朗的夜晚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树叶稠的一面是南边，树叶稀的一面是北方。在下雪天，沟渠里的积雪，化得快的是北，化得慢的是南等等。这些来源于生活的答案的汇集不仅让学生耳目一新，也将课堂推向，既有利于学生接受，同时又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地理知识就在身边，通过学习地理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这也是生活化教学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二、列举生活化的教学实例

生活化的教学同样可以体现在生活实例的列举上，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模式。课本中讲到的一些知识通常较为理论，不利于学生的深入理解。教师如果能够列举一些生活化的实例来作为知识讲解的辅助，这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大家对于教学知识点的理解与认知，也能够很好的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教师要有意识地进行知识的发散与迁移，要通过生活实例的列举来增进大家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与体会，这将能够有效提升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很多知识点的讲授过程都可以穿插一些好的生活实例，并且实例的呈现方式也很多，教师应当做好教学的组织与设计，让生活化教学能够在地理课堂上收获更好的教学成效。例如：在讲《海陆的变迁》这节课时，我让学生观看了有关汶川大地震的影像资料。学生从悲壮的画面中深深感悟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性。在此基础上我会进一步引导学生分析为什么我国四川汶川会发生大地震，如果一旦发生了灾害，我们大家应该怎样做。生活实例的列举不仅给大家创设了更为生动的教学情境，也能够更好的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学生思维的活跃。又如，在讲到我国人口问题时，我给学生们播放了春运时上海火车站的情境，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深深地体验到我国人口之多，并且会结合课本知识为缓和我国人口问题献计献策。

三、设置生活化的探究活动

生活化的教学模式还可以体现在生活化的探究活动的设置上，这同样是丰富课堂教学的一种很好的模式。想要增进学生们对于课本知识的理解与认知，设置一定的探究活动是很有帮助的，这不仅能够加强学生的知识实践能力，也能够深化大家对于相关教学要点的理解与吸收。教师可以给学生们设置更多生活化的探究活动，这对于提升学生对课堂的参与也是一种推进。在学习了地球自转和公转之后，我给学生们设计了这样的拓展和探究活动：日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件很普通的物品，但同学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它蕴含着怎样的科学知识呢？我要求学生回家后仔细观察日历，并且总结出日历的一些基本特征及呈现的主要信息。很多同学平时根本就没有仔细观察过日历，通过这次探究活动，很好的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不少学生回家观察的都很认真，并且总结出我国的日历通常由阳历和农历两部分组成的。阳历是根据地球的公转周期为依据，阴历是根据月相变化周期为依据，并根据拓展的知识，分别说出了公历和阴历的优缺点。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探究活动，不仅将课本知识很好地融入生活化的情境中，也让大家有效地展开了对于课本知识的理解与实践。

四、结语

第8篇

一、选择合适的洗涤剂

在一般情况下，可选用市售的合成洗涤剂，对玻璃仪器进行清洗。当仪器内壁附有难溶物质，用合成洗涤剂无法清洗干净时，应根据附着物的性质，选用合适的洗涤剂。如附着物为碱性物质，可选用稀盐酸或稀硫酸，使附着物发生反应而溶解；如附着物为酸性物质，可选用氢氧化钠溶液，使附着物发生反应而溶解；若附着物为不易溶于酸或碱的物质，但易溶于某些有机溶剂，则选用这类有机溶剂作洗涤剂，使附着物溶解。

试举几例：久盛石灰水的容器内壁有白色附着物，选用稀盐酸作洗涤剂；做碘升华实验，盛放碘的容器底部附结了紫黑色的碘，用碘化钾溶液或酒精浸洗；久盛高锰酸钾溶液的容器壁上有黑褐色附着物，可选用浓盐酸作洗涤剂；仪器的内壁附有银镜，选用硝酸作洗涤剂；仪器的内壁沾有油垢，选用热的纯碱溶液进行清洗。

在实验室，还有专门配制的洗涤液，可供重复使用多次。

二、掌握洗涤玻璃仪器的操作方法

对附有易去除物质的简单仪器，如试管。烧杯等，用试管刷蘸取合成洗涤剂刷洗。在转动或。上下移动试管刷时，须用力适当，避免损坏仪器及划伤皮肤。

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当倒置仪器，器壁形成一层均匀的水膜，无成滴水珠，也不成股流下时，即已洗净。

对附有难去除附着物的玻璃仪器，在使用合适的洗涤剂使附着物溶解后，去掉洗涤残液，再用试管刷刷洗，最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一些构造比较精细、复杂的玻璃仪器，无法用毛刷刷洗，如容量瓶、移液管等，可以用洗涤液浸洗。

限于篇幅，现以酸式滴定管为例，介绍其洗涤操作如下：洗涤开始，先检查活塞上的橡皮盘是否扣牢，防止洗涤时滑落破损；注意有无漏水成堵塞现象，若有则予以调整。关闭活塞，向滴定管中注入洗涤液2～3毫升，慢慢倾斜滴定管至水平，缓慢转动滴定管，使内壁全部为洗涤液所浸到。竖起滴定管，再旋开活塞，放出洗涤液，这样使活塞的人段也能洗到。最后用自来水冲洗，同样从活塞下部的尖嘴放出，不可为节省时间将液体从上端管口倒出。

洗净标准如前所述。

三、及时洗涤玻璃仪器

及时洗涤玻璃仪器有利于选择合适的洗涤剂，因为在当时容易判断残留物的性质。有些化学实验，及时倒去反应后的残液，仪器内壁不留有难去除的附着物，但搁置一段时间后，挥发性溶剂逸去，就有残留物附着到仪器内壁，使洗涤变得困难。还有一些物质，能与仪器的本身部分发生反应，若不及时洗涤将使仪器受损，甚至报废。

学生实验“中和滴定”所有的碱式滴定管，使用后搁置时间一般较长，如不及时洗涤干净，残存的碱液与玻璃管及乳胶管作用，使乳胶管变质开裂，不能使用，而且乳胶管粘附到玻璃管和玻璃尖嘴根部，很难剥离更换。笔者曾试用百分之三十七的盐酸配成1：1的溶液，将玻璃管及玻璃尖嘴上粘附着乳胶管残余物的部分浸入其中，经过一段时间，取出用自来水冲洗掉酸液，然后较易剥离干净，重新装配。虽然如此，却耗费试剂、材料和时间。

四、其它注意事项

切不可盲目地将各种试剂混和作洗涤剂使用，也不可任意使用各种试剂来洗涤玻璃仪器。这样不仅浪费药品，而且容易出现危险。

第9篇

《机械设计》是机械工程专业必修的重要专业技术基础课，在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课程[3]。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机械设计》既强调知识的综合性、实用性，又强调创新能力、综合分析和解决生产实践问题的能力。而现有的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传统的教学过程是一种“填鸭式”的教学，一切都是由教师决定，学生只能被动地参与。现有课程内容体系建立在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之上，在知识点的选择和安排上没有脱离传统的教学理念，没有循序渐进，所用教材的知识内容体系创新性、层次性不够，没有体现“应用研究型”人才的“专业核心能力”这条主线，与生产实际要求的课程内容或知识点的编排存在一定的差距。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现有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建立可以与不断更新、完善的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科学合理的、有利于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形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层次化递进教学模式体系。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机械设计课程层次化递进教学模式可以快速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为社会提供更多高素质的适应新时期教育发展需要人才。

2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机械设计课程层次化递进教学模式

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机械设计课程层次化递进教学模式是以素质教育思想为指导，以培养高素质的具有专业核心能力的“应用研究型”人才为出发点，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为考核重点的新型教学模式。它包括以下几点：

2.1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

2．1．1培养内在基础雄厚的专业核心能力强调《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等基础课程知识的掌握。以这些课程知识为基础，进行《机械设计》课程的教学。不能为求特色而放弃最根本的东西，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使培养的学生华而不实，后劲不足。

2．1．2培养可以持续延展的专业核心能力依靠专业基础平台，而非专业方向平台获取专业核心能力。对于《机械设计》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要掌握扎实。扎实的专业基础能力才能保证学生具有更宽的择业面、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保持其专业竞争优势。

2．1．3培养独特的个性化的专业核心能力服务区域经济建设，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是合工大机汽学院的办学特色。因此，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应用研究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即：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广泛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掌握现代机械设计制造先进技术、具有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应用研究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独特个性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其他高校很难模仿，将有助于提高我专业学生的竞争优势。

2.2层次化递进教学模式的课程体系

（1）基础阶段包括：理论教学、课程实验。理论教学必须建立合理的课程内容体系，应根据学生的培养方向、专业特点和学时等因素对所讲授的内容作必要地取舍和补充。在教学过程中，以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的项目为案例对学生进行分组、分阶段地的教学，学生在不同阶段提交不同的成果，并在课堂上进行成果展示和讲解，不同阶段的成果包括：项目文档、大作业、应用程序、实验、设计报告和课程总结等形式。教师负责课程中原理、方法和技术的讲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进行点评；根据各个项目小组的整体完成情况和小组成员在其中的表现综合评定每位学生的成绩，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协作性和团队精神。课程实验以基础实验课程形式单独出现，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散到项目案例驱动的各个阶段中。对于其考核，要注重过程性的管理和考核，而不应只注重结果的考核。

（2）能力提高阶段包括：课程设计、大学生创新设计。课程设计这个教学提高环节可以为巩固所学的知识，并为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打下基础。根据课程特点，对于教学过程的考核，与课程实验的要求相似。采用这种过程考核方式抓住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便于老师把握学生学习的阶段性效果。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相关的大学生创新设计，根据不同学生的能力和兴趣特点，自由选择切入点，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和提高，给学生分配不同的任务，从而在不同层次上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并培养学生对已做的工作进行总结、提炼，指导学生撰写科研论文并公开发表。通过针对性的分类指导，培养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培养良好的学习氛围。

（3）综合应用阶段包括：毕业设计、企业实训。将课程教学最后一个环节与毕业设计和企业的实训（习）相结合，不仅能让毕业生有机会到企业扎扎实实地进行专业实训与毕业设计，而且能让毕业生有机会深入到企业实习基地、政府机关或企业单位，充分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从而使得毕业设计环节具有实战性和针对性。企业实训（习）可以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开发为背景，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在校企双方的共同管理下，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的实践综合应用能力。企业实训团队利用真实的教学实例和企业运行环境，对学生进行综合的、专业的训练。通过实训（习）和毕业设计相互结合，锻炼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层次化递进教学模式改革的预期效果

第10篇

【关键词】地方文化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丰富并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有助于净化校园人文环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一、地方民族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是维系民族认同和社群存在的生命线，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多彩、美妙神奇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地方性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版图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是这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这个民族的身份标志。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其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价值观的育人功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中，在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关于天地起源、生命起源及其本民族历史变迁等方面独特的知识体系，并对之进行了包含自身价值观的文化解读，进而演化出宗教、道德、禁忌、村规民约等等的规约体系，有效地塑造着每个成员的观念与行为，保障了族群内部的秩序。尽管由于历史变迁导致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被当地民族视为行之有效的一些传统价值观通过强烈的认同感与风俗习惯积淀并传承了下来，通过代际传承，持续地塑造着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最终凝聚成反映民族性格的民族精神。少数民族社会以部落为基础，部落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形成了血缘、族缘和地缘交织重叠的村落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基础。这种文化传承一方面强调以孝为先，尊老爱幼，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强调个体服从族群。《玛木待依》（意为《教育训世经》）是彝族文学名著，它对彝人的家庭、家支的尊卑秩序以及各种道德伦理要求做了详细的记载。它提倡团结友爱、尊老爱幼；主张勤俭节约、舍己为人；坚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称颂诚实忠厚，反对虚伪轻浮等等。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重诚信和重农牧的传统，重视善良、互助、谦虚、勤俭、坚韧等价值观，从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价值观。

二是审美观的育人功能。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审美文化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美和享受美的一种特殊社会活动，是人工而非自然的审美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一种能够对社会成员发挥精神教化作用的特殊意识形态方式。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体现本民族精神和民族个性的审美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如各少数民族的民歌、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品等等。每一种艺术的发展都源于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中，民族的心理和情感对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每个艺术家都有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艺术家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必然要通过艺术实践表现出来，表现为艺术的民族情感。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方面发挥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大学生通过领略和鉴赏不同风格的民族音乐，不仅可以感悟到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艺术，激发他们对少数民族艺术的兴趣和热爱，形成高尚的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更能够加深对本民族的认同，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蒙古族歌舞的审美教育功能。古老的蒙古族宴歌《六十个美》，唱出了六十个美好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老师的教诲、谦虚的美德、英雄的荣誉、崇高的事业、万民的安乐、天下的太平。”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通过纯美的音乐去感悟美，体会蒙古民族崇尚美、追求美的审美境界，进而在不经意间领悟到少数民族朴素高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这种美育功效源自少数民族艺术内在的感染力、体现了人的本性，这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教育都不可替代的。

地区性民族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就在于努力保持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同时，积极摄取民族文化的长处，让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教育以鲜明的个性融入到国家乃至世界多元文化教育体系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为例，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和交际范围的限制，孕育了当地原始、纯朴的民族文化风情，可以说这里是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之一。正是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与当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的，隐含着深刻的内在情感和强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产物，是他们自身生命观、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思想价值，是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中的瑰宝。

二、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原则

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应坚持的原则，除了一般性原则之外，根据教学的经验应突出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性原则。明确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需要选择乡土课程资源，不能随便滥用。

2.经济有效原则。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应比选择运用其他课程资源更简便易行，省时高效。地方文化资源与教材内容的配合，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适宜性原则。由于学校在地域特点、师资力量、学校经费、学生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地方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因地、因时而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4.和谐性原则。将地方文化资源与课本知识和学生的认知、技能、情意进行整合，使之和谐统一。

5.综合性原则。文化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地方文化资源的设计和开发要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容，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一专题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态度、人格等综合素质的教育。

6.时代性原则。即地方文化资源要努力反映各地改革开放后发展的新面貌，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本地教育资源，及时补充反映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果、新情况。同时，课程应注重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把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工具，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7.实践性原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学习方式，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与有意义的、接受性的学习方式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知识、加强思维、形成能力、发展个性。

三、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

（一）“统一理论教材”与“鲜活地方文本”相结合

当前高校普遍采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主要是《马克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这些全国统一规范的教材体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性，经过长期教学实践的检验，这些系统化的教材体系对于培养当代青年大学生基本的理论素养，形成较为系统的马克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笔者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经验来看，这些教材偏重于抽象的理论性和内容的系统性，即在教材的知识结构中，偏重于全国的一般性的理论总结，对于地方性的经验摄入不多，缺乏适应地方院校的“鲜活文本”。

（二）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田野考察

组织高校大学生到民族文化博物馆、古代盐运博物馆、酒文化博物馆、海龙屯遗址、“沙滩文化”世家文化遗迹、浙大西迁旧址、汉三贤、清三儒、诗乡、茶文化等文化实景中进行现场考察，实地感受这些不同文化形态的人文精神内涵。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相关地方文化的调查报告，以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辅助资料。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结合学术前沿，根据学生的志趣和自身条件，开展民族文化、精英文化、世家文化、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探索研究，把调查法、访谈法、讲授法、讨论法、归纳法等排列组合，形成一个整体方法系统，既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又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贵州由于地质构造原因，本地不产盐，需要从周边特别是四川运盐，加上当地山多路少，食盐运输特别困难，千年以来，穿梭于川黔古道的盐巴客，挑战大自然，用他们的血汗，历尽艰辛，运盐入黔。其中蕴含的坚毅、忍耐、顽强，是当代人追逐梦想所需要的人文精神。

结论

综上所述，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化，既具有普遍意义，也具有地方的典型性。诸如文化、抗战文化、土司文化、沙滩文化、盐运文化等丰富的地方文化形式，及其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为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提供了新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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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静.高校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的必要性[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01：63-65.

[3]李向东.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实践误区[J].继续教育研究，2015，03：132-133.

[4]罗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研究――以淮南高校思政课同城联盟为例[J].学理论，2015，11：109-111.

第11篇

20世纪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3］42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带有明确的方法意识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只有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从书”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该从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形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4］2与以往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地域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影响力，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强调文学发展的动态性及其文化生态、文化景观、文化扩散等对作家创作的渗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将“地域文化”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上，并将之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与突破。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达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著作。

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写作形态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创作素材；第二，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第三，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地域民风、民俗、语言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风格；第四，作为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性情等）与审美情趣，尤其是对作家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如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素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作家各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对作家而言，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其个性气质与审美心理进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审美风格方面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长于苏北的下河流域，此地归属吴文化圈，虞友谦先生在《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一文中认为：吴地自古的政治弱势，形成了吴文化心态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向，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11］。置于吴文化圈内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吴文化特质，形成与吴文化内核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文学作品中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动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大吃一惊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地区文学所独有的内核。从文化地理的视角下对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所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并构成了作家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核心，由此决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学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条件下产生，体现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体现着西部文化结构：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虔诚的，独特的边疆意识，高度的英雄意识、积淀深厚的孤独意识。这种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西部独有的文化精神，如对民族自信心的张扬、对人性的发掘、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呼唤［13］。

第12篇

王衍用和曹诗图则从宗教起源、宗教源地、宗教习俗和教义以及宗教分布四方面论述了与其地理背景的密切关系[11]；赵荣、王恩涌等也从宗教景观的区域性发展特点以及宗教体系的空间变化过程出发，认为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宗教起源、宗教分类、宗教传播和分布、宗教与国家政治和民族关系、宗教仪礼和习俗与地理环境、宗教景观等[12]；薛熙明等也在2010年对国外宗教地理学作了较系统和完善的回顾，将国外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概括为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宗教的分布与扩散、宗教文化景观以及宗教文化区[13]。总体来看，相较于国外宗教地理学综述性研究而言，中国现有对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的述评都普遍存在共同问题，即基本上都从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入手，虽然国内有些学者亦认识到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逐渐在当前国外宗教地理研究中占据主流[13]，但都并不深入。本文主要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对当代国外宗教地理学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作了系统回顾与梳理，以期丰富和补充完善中国宗教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野和方法。

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新议题

20世纪20年代，马科斯•韦伯对宗教地理的开拓性研究奠定了现代宗教地理学的基础，他考察了宗教在社会、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将宗教看成是一种影响因素、现象背后的动因[14]。这一思想对二战以后的宗教地理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使索尔和伯克利学派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宗教对人文环境及景观变化的作用上，他们将宗教视作影响文化景观的超级机制建构(superorganiccon-struct)。受此影响，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宗教人口的空间模式，如宗教人口分布、空间扩散和扩展，以及宗教群体的地方终结；宗教文化区；宗教对景观外在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关注于宗教对环境影响的宗教生态学(或为环境神学)[15]。80年代，以杰克森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主张采用解释学的方法，推崇景观作为面纱(veil)、文本(text)和凝视的物体(objectofgaze)等隐喻，重视“地方性”(locality)和知识的建构本质，以及融入象征(symbolism)、认同(identity)、霸权(hegemo-ny)和抵抗(resistance)等概念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使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议题在延续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的同时发生了多元变化，形成了“新”宗教地理学研究议题。本研究基于当代人文地理学重要的概念和术语：空间、地方、景观、现代性和尺度，对国外“新”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议题进行探讨和回顾。宗教与地方：场所、地方依恋、身份和地方认同地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现代人文地理学中主要有3种含义：作地方讲，是地球表面的一个点；作地方意识讲，是人们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团体中的作用；作场所讲，是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16]。宗教在不同地方或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持续存在，这需要地理学者追溯宗教在特定的空间和地方的变化意义[17]。研究通过回顾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与地方”这一大主题的诠释，主要从宗教场所、对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等议题探究宗教地理学者是如何理解地方的后两种定义及其如何在宗教的研究中进行应用的。宗教场所地方对宗教个体和群体而言是他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场所。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主要分为“正式神圣”场所(officiallysacredsite)和“非正式神圣”场所(unofficiallysacredsite)。教堂、寺庙、清真寺、犹太人教堂和具有崇拜功能的神圣地都被称为“正式神圣”场所[18]。有关“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对非穆斯林国家所建的清真寺的研究[6]。如Naylor和Ryan对伦敦南部郊区清真寺景观的象征性意义进行分析[19]。Dunn则揭示了悉尼清真寺规划建设中的政治问题[20]，Cesari还剖析了欧洲城市中穆斯林与欧洲文化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清真寺建设中的冲突等等[21]。这一系列研究均表明“正式神圣”场所的政治和象征性意义话题在过去10年内如火如荼地得到开展。此外，也有学者开展了对其他神圣地的研究，如佛教寺庙[22]和东正教教堂[23]等。而对于“非正式神圣”场所，Kong特别提出现代性背景下的“新”宗教地理学要开拓正式神圣地以外的宗教地研究[5]，即“非正式神圣”场所。“非正式神圣”场所这一术语在学术界不断被采纳和获得认可，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并挖掘日常生活空间内暗含的宗教意义，这丰富了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如学校[18]、家[24]、圣林[25]和路边神龛[26]等“非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扩展了宗教认同和社区、政府和宗教的关系，以及神圣和世俗的互动等议题的探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元素也融入到宗教空间，并产生了“科技—宗教”空间(techno-reli-giousspace)。这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非正式神圣”空间。科技对宗教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宗教也影响到科技在神圣空间内的传播和使用，如宗教以何种形式抵抗电视或计算机等技术对其的世俗化[27]。Kong探索了国家政策、广播技术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分析了国家、跨国界和地方是如何在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并揭示新加坡广播政策的政治意图以及穆斯林接受和挑战广播政策所暗含的意识形态[28]。而值得一提的是，宗教个体和群体的身体同样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展演的微观尺度空间。尽管他们属于小尺度的“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地理学者也开始将情感(affect)、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等概念融入宗教微尺度的研究中。由上可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点由正式向非正式，由具象的、物质的、较大尺度的研究向虚化的、意象的、微观尺度的研究转变。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在人本主义的词典里，地方的目的是恢复人们对地方的各不相同的感觉。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个人和群体，都会对他们所生活的特定地方给出自己的理解并产生某种感情，并产生依恋感[29]。宗教地理学者应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现有的概念，开展了人们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Mazumdar-Shampa和MazumdarSanjoy探讨了宗教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指出宗教在人们对地方依恋中产生重要作用。同时，地方性对宗教地依恋的形成也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并指出除了宗教经验，积极的社交活动，诸如举办仪式、使用工艺品和访问地方之类等也有助于产生地方依恋[30]。Kong则分析新加坡宗教信徒如何对教堂和印度庙宇产生依赖和地方感[31]。然而，宗教地理学者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并没有对地方依恋的理解再概念化，正如James所言，这些研究没能揭示出神圣地依恋与世俗地依恋的差异[5]。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地方是与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32]。随着跨国主义研究的兴起，移民在迁入地是如何塑造其新的宗教身份、移民社区如何形成其独特认同的过程，以及移民对他们的新目的地和宗教传统间的谈判方式是怎样的等等逐渐成为地理学者关注的焦点。如Jenkins从微观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爱尔兰新教徒移民，发现日常生活经历和空间过程使新教徒塑造了忠诚的英国人认同形象[33]。离散的犹太人(diaspora)的身份建构尤受到地理学家的注目。他们具有混合的身份，包括宗教的、国家的和文化联系等[6]。Dwyer以在英国的年轻穆斯林南亚妇女为研究对象，探索流亡人身份谈判中的日常困难，发现流亡在外者的身份总是通过性别进行配置的[34]。Chivallon通过对在英国的加勒比海流亡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宗教认同，无种族边界、保护世界多样性等理念在他们的话语和实践活动中得到再现[35]。宗教与景观：象征性与政治索尔给文化景观所概括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景观是某一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2]。索尔以及他的伯克利学派学生们都将可见形式作为景观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凭借经验。传统宗教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深受伯克利学派的影响，多探讨宗教对景观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景观解释的一些新方向。经由、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视角，景观的“面纱”、“文本”、“梭子”和“凝视”等一系列隐喻着重探讨景观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与结构问题[36]。Cosgrove和Daniels把起源于艺术历史的图解法(iconography)应用于景观解释中，解读景观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性[37]。尽管，这种新的研究与较早的景观传统保持着重要的联系，但它明确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应用于景观解释中，对形成景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景观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带动下，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不仅将其作为一种“事物”，而且把宗教景观看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过程。宗教景观的象征性意义研究在国外地理期刊上纷纷出现，如《SocialandCulturalGeography》杂志于2002年设立“宗教与精神”专题，探讨日常生活实践中宗教景观的生产、再现、转化和作用。Rai-vo以芬兰东正教教堂(orthodoxchurch)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战争重建后的教堂的精神价值转变，认为景观遗迹是区域认同的再现，并陈述了景观是如何反映社会的转型以及强化象征秩序感，也回应了“景观作为文本”的观点[23]。Naylor和Ryan通过对伦敦南部郊区的清真寺进行的深层剖析，揭示了身份的政治复杂性和宗教朝拜地的差异，发掘出清真寺对不同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强调宗教景观和信仰对社会文化认同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也表明宗教景观和空间中蕴含着性别、种族和年龄等话语[19]。此外，MacDonald介绍了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景观的形成，研究发现神学信仰可以在空间实践中扮演、在空间的再现中体现和在再现的空间中得到预示。与此同时，神学可以在崇拜的空间中得到维持或转变[38]。当前，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充满了权力和话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社会与文化的冲突与关系，尤其是政府和宗教社区、宗教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等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些都包含在宗教景观的创建、描述与解释之中。Philp等分析了缅甸的佛教景观与军政府统治之间的张力关系[39]。Collins-Kreiner通过介绍建立宗教新中心的3个案例来反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冲突[40]。而Sidorov则通过对莫斯科重要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进行尺度分析，揭示了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地图上定位的变迁。从中可窥见宗教文化空间成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政治求索的缩影[41-42]。宗教与现代性：神圣、世俗和后世俗宗教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一直就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43]，同样也是当代宗教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的宗教与现代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的还是神圣的问题[44]。有学者认为现代性这一世俗力量削弱了或实践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45]。也有学者指出，世俗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失，而是需要进行再定义和重组织[46]。那么，宗教在现代性秩序中是衰落、还是得到延续抑或新生？本研究不能对宗教与现代性间复杂的关系作一全面的论述，但试图从世俗化和后世俗的争论、神圣与世俗的互动以及冲突等方面阐明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探索。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学术界对宗教问题争论的核心[47]。20世纪60年代初，受全球范围内世俗化过程的影响，学术界掀起了对世俗化理论的研究。Buttner呼吁将世俗化过程引入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中[48]，之后对世俗化理论的争论源源不断。世俗化理论的拥护者Bruce指出世俗化的动力来源于现代性的多方面，如理性主义、多元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等[49]，在2002年其出版的《上帝灭亡：西方世俗化》中认为世俗化理论与3个过程相联系：①宗教机构在非宗教领域(政府和经济)的影响力衰落；②宗教机构本身的社会立足之地越来越站不住脚；③在个人信仰和实践的背景下，宗教的重要性越来越弱。而Norris和Inglehart基于全球尺度的实证研究表明，世俗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传统和实践在相对落后的社会中得以保留[50]。Howe研究了世俗化过程中的反偶像主义(seculariconoclasm)，并将美国的反偶像主义分为3种模式：净化、私有化和亵渎[51]。世俗化理论同时也受到诸多批判，Smith认为世俗化作为分化的观点仅停留在宏观层次，而事实上这些确实在历史上都曾发生过[52]，而Asad则对世俗化理论的核心分理论(分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53]。在“新”宗教地理学研究中，“世俗”的研究地位下降，而“后世俗”(post-secular)的话语则不断突显。世俗化、世俗主义和世俗性等术语在解释和阐述当代宗教时不断地被边缘化[54]。近来学术界关于反世俗研究的动力之一源于世俗化理论、世俗伦理和社会政治世俗性。这些都与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而后世俗伦理可以为政治抵抗提供巨大的支持(而这些是世俗的自由主义无法做到的)[55-56]。此外，一些学者采用后世俗话语的研究集中于城市研究，他们关注道德、精神以及“再出现”的神圣，将这些作为城市空间和社区发展的影响因素[6]。同时，Kong也指出，当前出现的将“后世俗化”作为全球变化一方面的观点可能有些误导，在没有对世俗化的含义进行仔细地审视以及世俗化理论被解释清楚之前，“后世俗”话语不能普遍甚至毫无疑问地被采纳[6]。Eliade在1959年将神圣空间看作是围绕某个固定点或某一中心的空间，而世俗空间则是均质中性的空间[57]。实际上，神圣和世俗间的界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Kong对“家”[24]和学校[18]等“非正式神圣空间”的研究都印证了上述观点。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宗教仪式和实践等不断地被修改和变化去适应现代生活。Sinha通过对新加坡寺庙的研究，发现寺庙的功能和宗教活动等为了适应现代化不断地进行创新，阐明了神圣空间所蕴含的传统意义是如何在城市更新、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等世俗力量下发生变化的[43]。Kiong和Kong以新加坡的中国宗教为例，研究了传统中国仪式是如何通过再解释和创造去适应现代生活[58]。面对现代性这一强大的世俗力量，宗教会不断地进行调适，一方面表现为神圣为了适应世俗环境而不断地变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非常推崇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霸权和抵抗等一些概念，将其与神圣与世俗的冲突研究相结合。Kong使用霸权和抵抗的概念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索霸权政府与宗教群体和个人对宗教建筑所赋予的对立意义和价值观，分析了宗教群体和个人对政府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进行谈判的方式和系列抵抗活动[59]。此外，她对“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学校的实证研究亦是揭示神圣与世俗冲突的典型案例，通过剖析现代性的政府是如何塑造宗教学校的教育方式，并分析新加坡穆斯林社区是如何在多元文化和多宗教背景下进行谈判的，从而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以及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18]。宗教与尺度：多尺度分析人文地理学中对尺度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①把尺度看成是一种贯穿于政治和经济过程中的真实事物；②认为尺度是表达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一种方式[29]。尺度具有人文特征，突出表现为尺度政治。考虑尺度运用的人文机制，以及如何运用尺度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即尺度政治[60]。随着Talor两篇论文[61-62]的发表和Smith的题为《不平衡的发展》的著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末，人文地理学界内部围绕着开始被看作“尺度政治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9]。Brenner将当代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政治学的理解可分为两类：①空间性的尺度政治学，通常用地方的、城市的、区域的、国家的、全球的尺度等级划分来选取和建构；②是尺度重组的政治学或尺度结构化的政治学，关注于尺度的重组过程，将地理尺度理解为物质上和话语上建构社会空间差别的层级化和再层级化的一种形态[63]。将宗教置于不同尺度上去看，可以开阔研究视野和丰富研究内容。Kong提出宗教地理学的研究需进行多尺度的分析：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地方的和身体的[5]。全球尺度是一系列空间性尺度的一个端点，Warf和Vincent即基于全球的视野分析了世界宗教多样性的分布，探讨宗教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包括国家历史、人口趋势、政府政策以及宗教多样性和信仰者的关系[64]。电脑和广播等现代传媒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种种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方式重新调整宗教个人和群体的生活[27]，由此也带来了宗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化”。Nagata认为虽然宗教具有全球化的趋势，但不同宗教传统在寻求特定的宗教理想之下越来越趋同和显现一致性，如定期举行仪式，每星期中有神圣的一天，典籍和书本的神圣地位等等[65]。而空间性尺度的另一端点就是地方。本土性的研究可探索宗教地、身份和社区的诗化和政治[5]。Jones通过对威尔士西部的伊斯兰教社区的研究，发现农村景观不仅作为崇拜建筑，而且可以作为会议场所、小学、语言学习地和妇女商议讨论的地方[66]；Maddrell等通过研究苏格兰惠索恩岛上的纪念碑，探索办丧事行为和信仰表达间的关系，洞察英国社会内信仰—非信仰的持续以及信徒—非信徒间的模糊界限[67]。身体和身体化的研究正在欧美地理学界蓬勃兴起。宗教个人和群体的身体不仅是神圣时间—空间的生产者，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神圣场所[68]。Bailey分析了了英国康沃尔郡的卫理公会派青年教徒的身体是如何成为其节制价值观的代表物，揭示了身体是作为神圣和道德展演的场所[69]。伴随不断涌现的对身体研究的兴趣，引发了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的研究。Gokariksel研究虔诚的穆斯林妇女戴面纱行为，通过宗教和世俗的重要性来分析身体、主观性以及城市[46]。因此，身体不仅是宗教和社会价值体现的重要场所，特殊的身体表现形式反映了道德神圣性的建构。目前，地理学者更倾注于日常生活的微观地理学和微观政治的研究。然而，随着宗教在宏观—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Murphy认为，地理学者需着眼于更宏观的视野进行大尺度地分析，至少人们可以在公共辩论中将会有更多的话语[70]。对于Murphy提倡对宗教的研究进行大尺度分析的观点，Kong对其进行了回应，认为宗教地理学家在分析大问题时不应该抛弃微观尺度的分析。因为，理解宗教的微观政治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中存在的一些更广泛的冲突[6]。事实上，每个地理事物都可理解为处于一个等级化的尺度序列而非一个单一尺度，小尺度的政治能反映大尺度的政治，地理学者应该超越宗教空间的微观政治分析来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大事件，包括宗教冲突和宗教变化。

对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新反思

关于宗教的定义宗教概念的界定一直受学者们的关注，正如Proctor所指出的西方学者关于宗教问题最关心的是其定义、本质、起源和表达[47]。宗教被认为是对神的崇拜，被视为是超人类实体或权力，是一种道德系统，以及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习惯和活动等。但有学者指出，无论将宗教定义为什么，宗教是服务于不同学者或机构的目的而被建构的[71]，而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本质的事物[72]，更有甚者，有研究指出地理学者更倾向将宗教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作为神学和哲学信仰的支撑[73]。总之，宗教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在地理学术界内更受欢迎，得到Proctor[47]、Buttimer[74]等人的支持。近来，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新的探索。Ivakhiv重新审视了什么是宗教和神圣，并提出地理空间的分布意义可作为考虑的出发点[75]；Holloway采纳了19世纪精神主义的解释学分析，主张朝着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情感(affect)方向，重新定位当代宗教的含义[76]；Proctor将宗教视为对权威的信任和信仰，并认为宗教属于认识和道德层面上的权威系统[47]。实际上，尽管地理学家们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但仍需做更大的努力去分清宗教是什么和宗教不是什么[18]。关于宗教地理学和宗教性地理学的辩证关系宗教地理学(geographyofreligion)的研究主要是以地理学的视角对宗教进行研究，比起关注宗教本身，它更关注社会、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而宗教性地理学(religiousgeography)的出发点是宗教，注重对宗教本身的研究，探讨宗教在塑造人类感知和人性中的作用。当代宗教地理学者借助新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宗教进行研究，探讨宗教景观和空间的象征性和政治、神圣的世俗化、神圣和世俗的冲突、对认同的建构和人们生活实践的作用以及宗教的历史过程等等。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大量使用地理学的概念和观点对宗教进行研究，例如，神学家(theologians)重申地方和宗教传统、崇拜以及精神的自然景观的重要性，他们比宗教地理学者更关注于神圣空间的研究，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对诸如朝圣之类的宗教仪式和实践的空间身体化而感兴趣[77]。宗教研究者不断寻求研究方法和范式来探索宗教地理和宗教性地理间的辩证逻辑关系。目前学术界对已提出的采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研究方法来区分两者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激烈地争论[78]。Ferber指出局内人和局外人方法并不是区分这一辩证关系的最有效方法，并提出批判现实主义对客观性的理解可以为这一大辩证逻辑间的分化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这可能是一种解决认识论缺失的有效研究范式，也为宗教地理学对哲学传统的讨论开辟了一扇新大门[79]。关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趋势尽管西方地理学者对宗教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过去几年仍没有在学术界获得重要的话语权。宗教在当今世界是否重要，以及宗教地理学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如何等都是值得地理学者去反思的[47]。全球转变的大背景下，宗教地理学仍有许多新的研究议题有待发掘和探索。Kong基于全球转变的背景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如宗教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尤其是加强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中的作用、宗教在解除环境危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在老年人安度晚年中的作用、宗教在各生命阶段(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和老年等)中的不同影响和不同经历、第二代移民与其父母在宗教认同方面的差异(包括宗教活动和当地社区的联系)等等[6]。由此可见，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日趋与全球性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其研究意义重大。今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倘若在解决全球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和移民活动频繁等问题上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并在实践中发挥其有效的作用，那么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将得到提升。

第13篇

    关键词:体育文化,地理,体育地理

    体育,历来是热门话题。从全国体育报刊发行种类和数量看,体育领域所具有的庞大程度是其它学科难以比拟的,即使是一些综合性的全国和地方性报刊也都专辟体育版面,尽管如此,纯粹的体育研究并不多见,应该说,体育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与其它学科的融合。目前,体育院校和高师体育系所开设的不少课程(如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统计学等)就是与其它学科相互融合的产物。

    实际上,体育与地理从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山川湖泊、平原旷野都为体育活动提供了场所,冷暖寒暑、春夏秋冬也影响到运动项目的季节性。但是地理与体育长期以来对此熟视无睹,只是到了七、八十年代,美国人才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近年来,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包括地理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地理视角,观察体育文化也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

    1·空间和地方是体育与地理联系的纽带

    无论从历史起源和演变看,还是从现实发展来看,体育都是洋溢着浓重社会气息的流行文化。体育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空间环境成为联系体育和地理的纽带。

    地理学从根本上讲关注三方面问题,即地球上各种现象的区位和空间秩序、人地关系以及区域差异。因此,地理学的任何一门分支学科所重视的两个概念是“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种种关于地理的研究中必须保留空间和地方这一焦点问题。

    近几年来,“某某地理学”已不断增生蔓延成为一个巨大分支体系,地理学家已把视野投向了广大的领域。地理学注重地球表层现象的记录、描述和分析,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体育文化现象,理所当然属于地理研究的范畴。

    一般认为,在传统上,地理一向忽视体育,而体育又一向忽视地理。然而,体育与地理的融合机会是完全存在的。这是因为:体育产业化使体育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它是经济地理学的合理内容;同时,体育又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体育也是合情合理的。此外,自然环境也不可否认地影响运动成绩的差异,这使得体育也渗透了体育环境学研究。

    体育和地理都关注空间以及占据空间的方式;同时它们两者也关注地理空间内人与物运动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区域构成了体育组织(团体)的中心特征;地方是许多体育运动队命名的方式;体育时常受到各种自然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影响;体育是一定区域和等级的组合。体育的种种特点表明,体育和地理一样,都是一门空间科学。地理学中的空间和区位概念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定义体育和理解体育重要性的中心问题。

    2·体育地理学的起源与发展

    虽然体育具有地理学的基本特征,但是人们一直没有把体育视为一项可以值得作严肃研究的地理学课题,地理学(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学科)只是把体育作为一种附带的现象加以对待。尽管如此,体育已成为了经济、文化和自然等研究的边缘范畴,近20年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的体育地理学已经产生。这一学科的产生以大量标志为特征,这些典型的标志是:

    其一,一些描述性的文章开始涉及体育中的地理要素,并使人们形成了在体育场合中运用地理学的思维模式。这类论文在196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典型的有:“体育与棒球”(Shaw E,1963)和“体育地理的一种注解”(Burler.R,1966)等。

    其二,从地理学的观点出发,对体育和体育相关的题目进行经验性的考察(调查)。这类论着绝大多数由罗雷(John Rooney)及其学生在1969~1985年之间先后完成。

    其三,在体育场合内更侧重于较为根本的地理学问题和理论性论文,典型的是瓦格纳(Wagner,1981)的关于“体育是文化和地理的混合体”的观点的文章。

    其四,发表和出版了进一步探讨体育与地理的相互关系的各类论文和着作。70年代中期(1976年)美国作家James Michener明确表示,其着作是体育地理的作品,在他的经典着作《美国体育》中对广阔领域的体育学术研究是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内容。

    其五,有关体育的地理学特征的讨论会的召开以及学术期刊的出版。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都会召开一次有关体育地理的学术会议,美国的文化地理课本中也有体育地理的章节。进入八十年代,美国出版了贝勒的两本堪称体育地理学里程碑式的着作,即《体育与地点》(1982)和《体育地理学》(1989)。1986年在美国开始发行由罗雷(Rooney)主编的刊物《体育场所:一本国际性的体育地理杂志》(Sports Pla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Geography),这一刊物的出版标志着体育地理学的正式诞生。

第14篇

主要成就：

一、出版了四部专著、参编著作j部、论文128篇。他的主要论著有：《中国武术咨询大全》、《中国气功咨询大全》、《使用保健气功》、《武术》等。

二、在《体育科学》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主要讨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结构；中国传统武术的思维方式及特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与体育振兴。

三、《中国气功咨询大全》出版后，深受读者的欢迎，1990年荣获第四届全国金钥匙奖和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4年再次荣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畅书奖”。

四、《中国武术咨询大全》一书，1995年在美国荣获人体科学研讨会二等奖。他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先后荣获“国际少林武术研讨会一等奖（金奖）”“国际形意流大会特等奖”、“第三届中国孙膑拳学术研讨会特等奖”。

五、现任中国武术学会常委，中国武术八段，主要教授武术史、民体概论、气功、武术专业技术等课程，主要研究中国武术发展战略与传统武术文化。曾获得“全国金钥匙奖”“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世界传统武术节研讨会一等奖”等称号，出版著作7部，百余篇。

六、他多次参加全国大型武术比赛，劈挂拳、长穗剑、双刀等项目曾先后获一等奖，被誉为文武双全的青年武术家。他的武术系列文化研究已由山东省教委推荐申报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研工作者；1995年，担任第二届中华民间武艺精粹邀请赛副总裁判长；1996年，担任全国首届孙膑拳武术邀请赛副总裁判长；1997年，担任全国武林精英邀请赛总裁判长。注重研究，有武术论文百余篇发表于《中国体育科学》、《中华武术》、《武林》及《武坛》（新加坡）报刊。1559年被聘为全国高校武术统编教材专家审定小组成员。

现任山东师范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点负责人，上海体院武术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武术学会委员，全国武术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华民族武术文化委员会常务理事。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五十六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洪荒野蛮的刀耕火种到现代化建设，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的岁月，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文化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人的创造。生活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着不同历史经验的人们，他们的社会实践也不尽相同，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以及对此做出的回答-文化――当然也就不同。于是，不同的人类共同体，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武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会因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风格各异的各种流派，这些流派在形式和内容上受到了地域条件和习惯生活方式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特色各异的地方拳种，带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点。

武术流派的产生与我国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古时的生产方式等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并在一定的角度上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武术是一种文化形态，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又由于它基本属于纯粹的民间文化，所以它一直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貌，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说到武术的地域性就不可避免的要提到武术的流派。中国武术的主要流派都是从地域性文化派生出来的。武术流派是一种重要的武术文化现象，是区分拳种类别的标志，是由不同技术特点和风格形成的武术技术派别，是武术技术的精华，我们认为以少林派、武当派、峨嵋派、民间派为例并试探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是我们探讨传统武术发展战略的基础。

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文化在起源、传布方面与环境关系的学科。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武术的流派以及武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研究武术的空间分类，即不同生存环境或不同的人类群体，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在适应或改造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搏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

第15篇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