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观点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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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哲学与非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按其本性说，实践既是造成人的本质双重化的根源，又是造成世界双重化矛盾性质的根源，但是，实践同时又是解决人和世界双重化矛盾，并且实现它们统一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既体现着自然物质的本原性作用，又体现着人及其精神的能动创造作用。所以，人的物质本质与精神本质统一为实践，而自在的自然世界与自为的精神世界则统一为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当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实践，让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时，就可以大声宣称：“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lJ所以，“哲学再也不能被容纳于传统的唯物论与唯心论派别抽象对立的模式之中，哲学诞生的秘密、变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对抽象的两极对立模式的超越”LI引。

第2篇

关键词：庄子；尼采；自由；超脱

前言

庄子与尼采这两位哲学家时间上古今有别，地域上分属中西，都对人生观、人的价值进行了深深的思索。他们在价值核心、对世俗的超脱、对自由的追求等方面都有着相似但不同的观点。研究他们两人思想的哲学内涵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是很有意义的。

一、对自由的理解

庄子和尼采都把“自由”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之一，都认为自由对于人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人必须摆脱各种各样的束缚，才可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但是两人批判的对象、对自由的理解、实现自由的手段都是有很多不同的。

庄子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文化，在他的视野里，文化产生了“异化”，作为一种与人对立的力量存在着。在他看来，儒家学说提倡的“仁义礼智”从表面上看是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和避免争端的手段，但是实质上却成了使人道德沦丧、束缚人、使人不自由的工具。在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以前，人们头脑中没有“仁义礼智”这样的概念，人们在真实自我本性的主导下自由地生活着，头脑中也没有压迫、欺骗、争端等意识，人和外部世界保持着原始和朴素的“和谐”本真状态。在传统文化产生以后，在“圣人”的倡导和推行下，“仁义礼智”开始泛滥，人的自然本性遭到极大破坏，并在外部人为因素的胁迫下走向了僵化和桎梏，这无疑是对人自然本性的磨灭，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作为人自然本性的对立面，“仁义礼智”给至善的实现设置着障碍，使人变得虚伪，使欺诈和战争延绵不断。同时，“仁义礼智”也成为统治阶级统治国家的工具，制造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压迫。

庄子追求的自由状态是“逍遥游”，这同时也是他整个人生哲学的最终追求。庄子倡导的自由是不受任何束缚的纯粹的自由，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逍遥游”的特点是一种个体的自由，是抛开一切的依赖和凭借后的“无待”。在庄子看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有待”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达到“无待”，即抛开外物的束缚，才能达到超脱、契合自然本性的心灵自由。庄子认为想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必须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来实现，借以使个体摆脱外界诸多干扰，不被外物奴役，不被传统文化和人类喜怒哀乐情绪困扰，消除阻碍人心灵自由的种种羁绊。庄子认为，“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这里的“心斋”意即摒弃人自身的耳、心等感觉器官，不让感觉器官得到的感观表象干扰人对自然之道的体悟，要用虚无的“气”来体悟宇宙的道。对于“坐忘”庄子认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3]坐忘着重在“忘”，即通过对人的客观形体和感觉质料的“忘”，来摆脱自身束缚和传统文化的约束，与道相通。

尼采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基督教，认为其是人类获得自由之路上的首要障碍。他认为基督教否定人、人生和人的价值，尤其是否定现世生命的价值，使人变得消极、顺从，形成缺乏自信、缺乏创造力的孱弱消沉的人生观。只有“反上帝”、“反偶像”才能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使人获得创造力，并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尼采的理论视域中，“酒神狂欢”是其自由思想的最终境界。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强调，“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4]“酒神狂欢”是一种放纵自我的自由境界，在希腊神话中，日神代表着拘泥直觉表象，排斥人的主体性的精神，而酒神酒神则关注人的本体精神，反对表象和幻觉对人的干扰，主张直视生命中的困境和灵魂的痛苦。同时，酒神精神主张用人自身生命的冲动和创造力来解决冲突、脱离困境，解放人自身，释放人的本性，从而获得自由的状态。与庄子的摆脱一切束缚的绝对的自由观不同，尼采的自由观侧重积极与创造力，“精神三变”是尼采获得自由的主要方式。在第一个阶段，精神是骆驼，骆驼代表着生命本能和意志的坚强性，能够负担生命中的压力并抵抗苦难。精神的第二个阶段是狮子，狮子代表着一种冲创力，一种敢于否定现有权威和传统文化的反叛精神。在第三个阶段，精神是小孩，小孩代表一种抛弃旧价值体系并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创造精神，在创造新的价值体系后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对人生观的理解

在人生观方面，庄子和尼采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征，庄子推崇的是一种无为的服从命运安排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尼采崇尚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人生观。

庄子看到了社会的各种纷扰，看到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在困境面前，他选择了无为和顺从，借以躲避矛盾。在庄子的理论视野中，充满斗争和压迫的残酷现实是人力无法抗拒的，都是命中注定的，也是无法改变的。他用他“天、命、道”等来解释不可抗拒的命运，“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5]庄子首先认识到人的命运是由天和道决定的，具有不可改变性，进而主张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外力的作用下要做道无欲无求，泰然处之，才能最大限度避免人生中的痛苦，所有的改变命运和挑战自然的行为都是徒劳的。庄子这种极度悲观和顺从的人生哲学也导致了他对生死的消极态度。在他看来，“生”不是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死”也不是什么值得悲哀的事情，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都是命中注定的。

同庄子的悲观顺从不同，尼采对人生采取的是积极与乐观的态度。尼采也看到了人生中的痛苦与困境，与庄子不同的是，尼采没有顺从和安于天命，而是主张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积极、自信地面对人生困境。他把人生中困难看成磨炼自我的动力，困难越大，人反叛困境的主观能动性越强，在困境中追求人生的幸福。尼采崇尚“超人”的人生观，把人生困境当成是磨炼超人意志的机遇，在困境中不断超越自我，打破一切传统观念和权威偶像的束缚，向“超人”的目标奋斗。尼采认为人生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生的价值意味着征服和创造，不断征服自我，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因此，总体上来说，尼采对人生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对生命是充满着热爱的，并且主张客观看待生命中的苦难，用“超人”精神克服困难，重塑自我，创造新的价值。超级秘书网

三、对宇宙观的理解

庄子与尼采的宇宙观都具有轮回性和归一性，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庄子宇宙观的核心是“道”，而尼采宇宙观的核心是“权力意志”。

庄子的“道”师承老子，他认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道无问，问无应。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6]“道”意蕴深奥，内涵丰富，充满神秘色彩。庄子在阐述“道”时，并没有拘泥于万物源启的本体论层面，表面上看他是在关注自然，实质上他更自然界中人的角色定位。“道”自身是无形并无所不在的，它生化了世间的万物，自身具有永恒性与自为性，“道”是一切的源启，并且是一切的归宿。在处理人和“道”的关系时，庄子主张人要依照“道”的要求，使自己的天性和行为符合“道”的要求。

尼采的“权力意志”来源于叔本华，用“权力意志”替代了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并把其作为宇宙的源启。关于“权力意志”的循环性，尼采描述道：“各种力量浪潮合演，亦多亦一，此起彼伏，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的海洋，永远流传易形，永远在自流，无穷多的回流，以各种形态潮汐相间，从最简单的涌向最复杂的，从最静、最硬、最冷的通向最烫、最野、最自相矛盾的，然后再从丰盛返回简单，从矛盾的纠缠回到单纯的欢悦。”〔7]尼采承认矛盾的必然性，但是他却认为万物是发展只是简单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而不是从低级走向高级。“权力意志”是其宇宙观的主体，权力意志的轮回构成了整个宇宙的生成和演化。与庄子的“道”相似，尼采的“权力意志”也是无形的，并且渗透于自然界、社会学等各个领域之中。不同的是，庄子的“道”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而尼采的“权力意志”则充满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

总之，庄子和尼采虽然分属中西，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当时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很多思想相似但又绝不相同，反映出他们对当时社会现状和人的发展的深刻思索，他们哲学思想中的诸多亮点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以人为本”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全面审视庄子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时代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2][3][5][6]刘英，刘旭注释.庄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第3篇

1.1数据库中献血者个人信息与献血登记表不一致。个人信息录入错误主要原因在于工作人员未仔细核对或误选，献血者填表时字迹不易辨认也是原因之一。献血者个人信息录入错误将造成有的献血者接收的检测结果回告短信姓名与实际不符；有的献血者收不到系统自动发送的检测结果短信；有的献血者将有多个献血档案等。这些情况的出现最终给献血者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同时影响后续的献血服务和招募工作。

1.2献血者档案合并错误。对同一献血者，未进行档案合并操作，建有多个献血档案，导致不能准确统计同一献血者的累计献血量。无偿献血表彰时造成对实际达到表彰标准的献血者漏报，使献血者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对招募工作不可避免地产生负责影响[2]。同姓名的献血者在合并时选择性错误，把不同的献血者资料视为一人而将其档案合并。导致血费报销时误报或已够献血间隔期的献血者再次献血时计算机提示献血间隔期不到而不能献血。

2结果

2.1资料来源于2012年1月1日~2013年6月30日宜昌市中心血站参加献血的献血者信息。

第4篇

议论文是高中比较常见的文体，学生也乐于接受，因为议论文对于没有深厚语文素养的学生来讲更加易于操作。所以训练好议论文是作文复习过程中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其实很多学生对于议论文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总觉得议论文就是讲道理，举例子。甚至有的同学一上来就举例子，举到一定的字数，总结出一个道理就完事了。把议论文写得单一乏味，缺乏一定的文学性、说理性。当然也就不能打动读者。

那么该怎样教学生写好议论文呢，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方面入手：

一、重新正确认识议论文。议论文是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进行分析、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有三要素，即论点、论据和论证。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直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主张的常用文体。它不同于记叙文以形象生动的记叙来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也不同于说明文侧重介绍或解释事物的形状、性质、成因、功能等。总之，议论文是以理服人，记叙文是以情感人，说明文是以知授人。在这里，要向学生特别申明，以理服人的“理”不是哲学，不要拔高到哲学的层面，只要把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讲出来，分析到位就可以了。

二、立好框架。按照议论文讲道理、以理服人这个核心，议论文的结构是“引论”“本论”“结论”三步走。议论文的结构和记叙文的结构是不同的，它不能有变化，故而学生易于接受，也有利于训练。所谓“引论”就是“提出问题”，任何文章都有个“起”“承”“转”“合”的问题。告诉学生“引论”就是“起”，“本论”就是“分析问题”，

“结论”就是解决问题。当然议论文的写作在遵循这三步走的基础上是非常灵活的，这种灵活学生是很难掌握的，我们还不如向达芬奇画鸡蛋拟定一个标准画模式，让学生熟练运用这种模式就可以大到很好的效果。

三、强调论证方法的多样性，灵活运用修辞方法。大多数学生在写议论文的时候，往往只体现了举例子，正反对比论证这两种方法。常见的论证其实有：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归纳论证、演绎论证、类比论证、因果论证、引用论证。在写议论文的时候尽量多的使用论证方法能给读者一个议论手段丰富、论证有力的强烈感受。

四、避免硬伤性错误

第5篇

认识自己并不像照镜子那样简单,我们没有一面可以照到心灵的镜子,这需要自我反省,也就是把自己作为审查者,同时又将自己作为被审查者。英国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试图为一切科学知识寻找一个可靠的基石,于是展开“普遍怀疑”,最终发现只有“我在怀疑”这件事是不可怀疑的,否则便陷入了矛盾。他进而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我思故我在。”可见,认识自己是多么重要啊。

议论文写作中,我们通常要围绕某个话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且“自选角度”“自主确定立意”。比如说围绕“时尚”这一话题,无论你怎样拟定标题,实际上这里都蕴含着“我”说时尚、“我”论时尚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发生在“你自己”和“时尚”这一话题之间。当你选取了一个角度、确定了一个论点时,这里真正发生的是,你将你自己的某些东西渗透贯彻到了“时尚”这一话题中。同样的,当这个话题是“诚信”或“幸福”时,你依然是将自己的某些东西渗透于其中。

可以被讨论的话题不胜枚举,我们不可能在头脑中都一一思考过;而针对一个话题表述了一番观点时,也不见得我们头脑中本已储存了这些观点。“一个水滴可以折射出整个世界”,更何况人的心灵呢?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来自生活世界的信息,耳濡目染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潜藏着一个和世界同样圆融的内心。

当代西方的哲学家、500年前佛教的大德、3000年前原始部落的酋长都可以对“幸福”做出解释,也都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但是他们却处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中。任何事物自己都不会开口说话,很多情况下,它们到底是什么取决于看向它的目光。一番颇有见地的论述,首先来自于一颗充实饱满的心灵。

第6篇

关键词：管理专业 中国哲学史 教学

中国哲学史在高校的地位由显学变为隐学，甚至各种迹象表明似乎走投无路。有的高校哲学系每年招生50多人，其中6成是被迫“服从调剂”而来；有的高校哲学系一届本科毕业生只有3人；甚至个别高校仅挂名哲学系，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设置哲学专业的高校况且如此，大部分没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中国哲学史只是作为公选课形式开设。如何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如此落魄，发展前景堪忧的情形下，如何在以本科管理类为主独立学院讲好该课程，现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结果考核等方面进行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在学院的现状

（一）中国哲学史以单一课程出现

管理类专业以应用型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多为市场实用性为主。中国哲学史无其它配套课程，难以形成整体氛围。

课程设置也为公选课，依据学生兴趣选择。学生选课的多与少直接关系课程是否从“隐学”变为“无学”，或者是学生为了修够毕业所需的学分勉为其难而选之。

（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无用性

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孔孟思想”、“老庄思想”、“程朱理学”空而无用，既同专业无关也与行业不对口，“学”而不能“致用”。另有部分学生虽然学习，但由于教学目标错位，将课程教学作为知识的传授，从书本转移给学生的过程，尽力使学生记住姓名、观点和著作名称等，导致学生学习枯燥乏味，学习兴趣低落。

（三）考核结果不能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结果

学生学习结束，往往采用闭卷形式或论文形式考核。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点的背诵情况，而学生论文又容易流于形式，教师难以掌握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与课程开设目标背道而驰。

二、将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结合的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管理是一门艺术，重点是梳理不同团体中“人”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取得更高的劳动效率。中国哲学史中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从不同角度予以回答。鲜明的从整体，天、地、人三个层面进行思考，并最终探讨人的本质。所以管理和中国哲学都有大量关于的“人”的思考，在教学中完全可以“互通有无”，“以古鉴今”。

（二）教学选用观点鲜明和有生命力的内容

由于选修课的课时限制，在教学中更要重视学生的兴趣点，特别是在管理中常遇到的人际关系、制度构建和人的行为等，可以对应讲授孔子思想、法家思想、“人性论”等，并且选择的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理解程度，避免曲高和寡。

在讲授中也不拘泥中国哲学部分，可以将西方哲学中同类部分进行对比，比较中西的观点的异同、进行观点的碰撞，形成头脑风暴，可以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思维的训练，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分析和理解能力，从而具有较强的批判和创造能力。

（三）考核内容需更加个性化

针对不同学生的关注点不同，考核的题目可以由其任选。以论文的形式检验学生的选题取向、问题分析能力、逻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不预设结果，面试学生的应变能力。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更易于与管理专业知识融汇贯通，因而对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不再局限于哲学范围内讲授，更需拓展哲学教学的观念，对哲学教学的内容进行“实用性”转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不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帮助学生加深思维的深度。只有思考维度的多层次化，才能使学生在管理中认识事物的看法更加深刻，更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宋哲民.中国哲学界现状的考查报告，2015年9月.

第7篇

问：石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教育理论研究界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者之一。丰硕成果的取得必定有一个长期积累和探索的过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教育问题并决定坚决走教育研究这条道路的？

答：谢谢你的褒奖，其实我对自己的评价没有你的评价高。谈到我对于教育问题的关注时间，大概是在1985年春天。在那个春天，作为师范生，我和我的同学们进入安徽省寿县城北小学实习，每天有许多的工作，从听课、备课、上课到组织学生活动、辅导学生学习、召开主题班会等。就是在这样丰富而忙乱的实习活动中，我渐渐地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如有的学生学得快，有的学生学得慢；有的课学生喜欢，有的课学生则不喜欢。这些最初的也是最真实的教育问题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并促使我作为一个教育或学习的旁观者开始最初的教育观察与思考。也是这一年秋天，中国迎来第一个教师节，而我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走上讲台体味教书育人的艰辛与快乐、枯燥与精彩。实习阶段碰到的那些困扰每时每刻都能碰到，并且作为一种紧迫的任务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不得不思考，不得不解决，尽管很多时候思考得不深，解决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教育研究”这个概念的，如果把“教育研究”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对于教育实践中出现问题的自觉思考或理性反思的话，那么，我的教育研究生涯应该从1985年那个时候开始，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了吧！

不过，那个时候我在观念上还不知道何谓“教育研究”，更谈不上形成“坚决走教育研究这条道路”的志向。真正从内心里把从事教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后的职业理想应该要从1990年开始算起。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读本科三年级。这一年的春节期间，我读了《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卷本，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我的内心深受震动。陶先生对现代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片痴情深深地、重重地触动了我，沐浴着他高尚的人格光辉，当时我思想上的苦闷、浮躁、迷茫、自卑等不良现象一散而光。那个时候，我比较清晰地形成了一个观念：教育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建设以及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了从事教育研究的志向，决心把自己有限的一生奉献给教育学事业，以一名教育学人的身份服务于国家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问：有人认为您的成名不在于对某个热点问题进行研究，而在于引领甚至制造了很多学术热点问题，从教育学文化属性的分析到知识转型背景下教育改革的反思，从中国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的审视到中小学校价值教育的大力提倡，从对教育实践逻辑的重新阐释到对“狼来了”道德故事型价值逻辑的深度批判等，引发了许多的讨论甚至争论。您如何敏感地抓住这些问题并决定对它们进行研究的？

答：我很热衷于研究热点的教育问题吗？不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能够引领甚至制造学术热点问题的人吗？恐怕也很难说是，我甚至对“制造”学术热点问题有些反感（当然，我对“制造”这个词的理解可能与你的理解不一样）。至于说我的一些研究引发一些同行的兴趣、讨论乃至争论，这倒部分是事实。你提到的那几项研究，其核心观点几乎都有人引用、讨论、争论，至今未绝。可能由于这些原因，它们被你或其他人称为“热点问题”。其实，在我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根本算不上什么热点问题，一点儿也不热，甚至冷清得很。

要说清楚我是如何“抓住”这些问题的，还真不容易。可细细想来，却又不复杂。其实，我就是在平常的阅读、思考、观察、学习以及与朋友们的交流过程中遇到它们、抓住它们或被它们抓住的。比如，有关教育学文化性格的研究，是在我阅读了很多教育学教材和论文之后才想到的。通过这些教材和论文的阅读，我一方面知道了历代教育学者在为教育学的“科学化”而努力，另一方面教育学又总是逃脱不了学科内外“不科学”的责难。基于这样的阅读，我在想：自赫尔巴特时代以来的教育学科学化运动是否是走错了路？也许教育学的研究从其性质上说根本就不会是一种纯粹经验的或理性的科学？正是带着这些阅读时产生的困惑，我逐渐地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是对于这个研究结果的一个表述。再举一个例子，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关系的研究，竟然是肇始于1998年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如今改称为分会）一次会议期间与友人的交流。这个故事已经记录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的后记中，详细的情况你们可以去看。教育实践领域中，教育问题很多，至于选择哪些问题做研究，完全视研究者的个人兴趣而定，没有什么一般的规则。如果说有什么条件的话，那么我看就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责任和担当。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一个人就能随时随地发现有价值的教育问题。

问：我们知道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是在您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论文获得了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该书时隔十几年后读起来还是让我们感到其中思考的深度，这一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是有一些读者和我这么说过，我也认为这本书值得教育学领域的同学们一读。这并不是因为它获得了什么全国百优论文奖，而是因为它所研究的问题以及所进行的系统思考值得关注。它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教育学作为人类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既具有人们一般性知识的特点，也具有教育知识自身的特点。那么这种属于教育学自身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论文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今天看来，这些分析有些粗糙了，但是在十多年前，其材料的丰富性、分析的系统性、结构的严谨性以及观点的新颖性都是很强的。我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比较独特的学术观点：教育学是一类文化科学或价值科学，因而具有文化性或价值性；教育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不同的教育学传统；教育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21世纪教育学的文化转向，等等。这些观点的提出，有助于解释教育学界很早以前就有的“教育学不科学”“教育学不严谨”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离”等问题，并意在提出新型的教育学文化和教育学者生活方式。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研究所针对的问题依然存在，它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尽管已经引起不少的讨论和批评，但是我觉得它并未得到教育学术界足够认真的对待。无论别人如何看，老实说，它是奠定我自己教育学观和教育学信念的一项工作。

问：长期以来，您对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或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有独到的思考，想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答：是的，博士毕业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原因何在？你看，学界常说，没有人随便说自己懂数学，懂哲学，懂天文学，但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懂教育，都可以对教育事业评头论足，发表高论。他们的这些意见甚至可以左右教育政策和实践，比较起来，教育学者的声音倒是变得无足轻重了。这真是中国教育学和中国教育的悲哀。发出这样的感慨，不是主张教育学者垄断教育的意见或知识，而是对整个社会轻视教育学研究的不满。但是，反躬自问，相较于别的学科的人或大众对于教育的意见来说，教育学者或教育学研究又能够为教育实践和决策提供什么样独到的、基于研究的见解呢？一个经年累月在某一领域开展教育研究的专家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与一个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究竟有何不同呢？这就提出了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立场问题。比如，对于目前比较突出的大中小学并校、扩招、办分校等问题，如果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可能扩大优质教育的资源，让更多的人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应该是个好事情；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利于提高规模效益，也不错。但是，若从教育学角度来说，伴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多校区办学的出现、管理层级的增加，必然减少教师与学生之间、校长与教师之间、学校与社区之间交流和交往的机会，不利于建立良好的教育关系，对教育质量的保障和提升、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及对丰富的教育内在价值的实现都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学科的立场就是教育的立场，教育学科的独特性就是由教育活动的独特性所赋予的。我目前正在写作有关的论文，期望能够早日完成，请大家批评。

问：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人们普遍的道德感的缺失和价值失序是您近年来一直深入思考的问题，并从教育学立场做出了很多具有见地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价值教育。价值教育在国内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国外也是教育研究的前沿领域，想听听您对价值教育的理解、主张。

答：是的，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道德滑坡与价值混乱问题，波及各个社会领域，也侵入到个人的生活当中。这个问题应该引发学界高度的重视，并加以系统研究。作为一个教育学者，四五年前我就将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价值教育领域，力图从理论上清理和解释价值概念的内涵，分析价值与行为的关系，并探讨价值的来源、价值秩序、价值理性、共同价值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教育问题。我的思考得到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资助项目的支持，已经开展了近5年的时间。四五年来，尽管我有非常繁重的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的任务，但是我依然拿出了许多的时间阅读文献、深入学校、观察社会，在价值教育研究方面积累了一些素材、思考和经验。我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价值教育联盟学校，是由一些对价值教育感兴趣的中小学校自愿组成的，类似于价值教育的共同体，开展校长价值领导力提升、教师价值品质建设以及中小学生价值教育等工作。这个项目每年召开一次工作总结会，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分享收获，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两年，又有一些对价值教育感兴趣的观察校进来，大家怀着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开展工作，我从中也很受鼓舞。有关价值教育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今后几年会陆续出来，到时候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希望能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变革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并成为一个国际中小学价值教育的窗口。

问：您的专著《教育哲学》（原为《教育哲学导论》）被认为是近年来对这一学科所做出的不同寻常的努力，从理论架构到观点都体现出这种努力，想听听您对国内教育哲学研究现状的看法，对未来教育哲学研究的愿景。

答：我的专业方向是教育哲学，毕业工作后一直在这个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教育哲学导论》出版于2002年，2007年再版，增加“公正与教育”一章，改名为《教育哲学》。在我的写作计划中，该书还有几章没有完成，如“价值与教育”“幸福与教育”等，我希望剩下的工作能够在最近两三年内完成。这本书的体系和观点确实比较新，更多地借鉴了国际上教育哲学的体例，当然在结构安排、主题阐述、学术观点、分析材料等方面，也都有我基于中国社会和教育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可读性强的教育哲学入门读物。

探讨国内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我总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在老一辈教育哲学家如黄济先生、陆有铨先生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哲学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对于教育学术的繁荣和教育变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教育哲学思考的领域非常宽广，教育哲学的出版或发表也日益增多，国际教育哲学交流比较活跃，不断深入，一些中青年教育哲学人才的成长也弥补了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哲学队伍规模偏小的问题。当然，教育哲学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哲学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都还亟须加强，国际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教育哲学人才队伍素质还不能很好地胜任研究的要求等。这些都是需要中国教育哲学界进一步努力的。我对未来中国教育哲学的前景充满信心，我觉得基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沐浴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借鉴国际上教育哲学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与其他的教育学科一起，为教育科学的繁荣和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迪。未来在于年轻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不断地加入到教育哲学的研究队伍中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和世界的教育哲学作出新的贡献。

问：您治学非常严谨，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性在学界是很有特色的，您能否谈一下这种特色与所受的学术训练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知道，青年学生一般在为一个观点作辩护或者回应一个观点时，这一方面做得非常欠缺。

答：呵呵，我确实比较严谨，这导致我对学生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要求比较严格，可能给同学们带来一些心理压力，请大家理解或谅解。我比较重视思维的严谨性和表达的清晰性，我甚至说过，清晰的表达是学者的美德。这种思维品质和文字表述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我也不是很能说得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与我的恩师黄济先生的影响有直接关系。黄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非常清晰、朴素、通畅，没有或很少用一些生僻的概念，更没有拗口的句子，不夸张，不矫情，不危言耸听。黄先生著作的这个特点，我在本科阶段学习他的《教育哲学》时，就有深刻的印象。我说不上什么刻意地追求什么文风，但是确实喜欢那种清晰、简单、朴素但又深刻隽永的思想和文字。现代年轻人在为一个观点辩护时，会出现不够清晰的问题，有的还喜欢用一些生僻的名词或概念，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文字功底不好，有的是没有想明白，有的则可能是想显示自己的博学，不一而足。当然，每个人的思想和文字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强求一律。说到学术训练，我觉得多读经典、多提问题、多写论文、多参加会议（向高人学习）、多反思自己的学术立场等，可能都是学术训练的不同形式。

问：您作为学者所具有的魅力，一方面来自学术，另一方面来自做人。无论做什么，您对自己都严格要求，对工作认真负责。从学生的视角看，您作为教师的魅力还来自于课堂教学，每堂课都那么有启发性，那么有吸引力，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

答：评价有点高了，因为教育学部比我上课上得好的老师大有人在。如果说我的课还能够被同学们接纳的话，我想有几点原因：第一，我在自己所教授的主题上都有些研究，因而可能有点深度；第二，我认真备课，每次上课前一天都要备课，不然上课心里没有底；第三，我还比较注重与学生的交流，愿意倾听学生对于教学的意见和建议；第四，在教学中努力将理论主题的学习与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对现实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可能他们会觉得有启发。教学是教师的基本工作，我从做小学教师时起，就不敢懈怠。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后，导师又教导我要好好教学、钻研教学，把讲台站稳。

问：听说近几年中国教育学界很多同行表示，您担任行政职务对教育学研究来说是一种损失，您怎么看待“学术”和“为官”之间的关系？作为新任的教育学部部长，想请您谈谈您的“学术”和“为官”理想？

答：呵呵，有朋友当面表达过这种担忧和惋惜。怎么说呢，一般地说，大学教师确实应该以教学为本、以学术为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但是，大学里总得有人去做教学和学术管理，为老师们、同学们服务，否则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这种教学和学术管理工作不是什么行政工作，因此从事这种教学和学术管理的人也很难说是“为官”。大学里的管理职位从性质上说都是这样的，具有很强的教育性、专业性或学术性。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或大学内部将这种管理工作的性质看成是行政性的，并且将从事这种管理工作的老师称为“官”。这真是混淆了大学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性质！我不知道大学里的教学和学术管理者有谁将自己看作是“官”，反正我不这么看待自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管理岗位对我提出的要求是：我不仅要自己教学，还要研究如何整体地提高教育学部的教学质量；我不仅自己要搞研究，更要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更加良好的科研环境，提高教育学科研究的水平和质量。这恐怕就是我与其他教师不同的地方吧！我在教育学系系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教育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研究生院副院长的位置上工作上了5年，现在又回到学部工作，观察了大学管理的不同层级，更深刻地理解了大学是如何运转的。我的《论教育实践的逻辑》一文就是对我所观察到的教育实践逻辑的理论表达。谈到学术和管理的理想，学术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够启迪更多人的思考，管理的理想就是按照大学精神来建设教育学部，使得北师大教育学科能够不断地进步，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问：谢谢石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耐心地作了回答。相信这些回答有助于年轻学子更进一步地了解您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管理理念，并激发他们奋勇向前，成为卓越的教育科学人才！

答：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谢谢你的提问，给了我在忙碌之中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管理实践和人生道路的机会。希望我的回答不至于太让读者感到乏味，能够引发大家的兴趣和思考。

第8篇

关键词： 议论文教学 思辨思想 联系 发展 全面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提出：“应重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束缚，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然而，当前高中生普遍存在思辨意识薄弱的问题，导致议论文仅停留在感性层面，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因此，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成为写作教学的当务之急，应培养学生“就公共事务理性表达”，鼓励学生在议论文中创新表达、个性化表达。本文尝试从教学实践出发，以哲学辩证观点中的联系、发展、全面观点为基础，提出一些培养学生辩证思维的具体方法，以期增强议论文教学效果。

一、退一步，海阔天空――联系观点的运用

以退为进，兵法古已有之。捉住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成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考；对于某些问题，尤其是一些特殊问题，从结论往回推，退回去思考，或许会使问题简单化。运用“即使”、“如果”等假设形式，采用“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迂回”战术，可能会使文章进入崭新的天地。

如一次作文训练：“面对大海”的观点与“老子骑青牛，出函谷，西渡流沙”的材料如何联系呢？是啊，一个是朝东面对大海，一个是向西走向沙漠，仿佛八竿子打不着。这时候，引导学生只需附加一个条件：假如老子有朝一日面对大海，老子会怎样呢？他或许从此改变哲学思想，重写一部《道德经》。因为大海容纳污溪浊流的宽广胸襟点化了老子，他觉得自己为了个体生命的愉悦而弃世，为世间有龌龊的不平事而出关，实在是一种悲观的人生、一种狭隘的人生。从此，老子策回牛首，回到人间，以大海般的胸襟包容世间的一切。你看，这样一“假如”，这样一联系，思路不就拓展开了吗？如此思考问题，什么样的辩证文章写不出来呢？

二、进一层，山高水长――发展观点的运用

进一层就是运用辩证思维的发展观考察思维对象，从时间考察思维对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纵向发展过程，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前瞻事物的发展。

说理分析时泛泛而谈、浮于表面，只会罗列不会分析，只会使文章流于浅薄；而由表及里、透过事物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并恰当揭示，或由此及彼、由点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分析论证，会使文章高屋建瓴且富有理性。如2015年山东高考优秀作文《功利主义可以休矣》节选：

“孩子想把自家庭院里的丝瓜和肉豆的那些纠结错综的茎叶分辨开来，可是却把它们的茎叶都扯断了，父亲认为好笑并且告诉孩子种它们是用来吃的，无需分辨，只要照顾它们长大，摘下瓜和豆来吃就好了。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作祟，孩子本想将它们的茎叶分辨开来，可是由于不得要领，事与愿违，弄断了它们的茎叶。此时作为家长的父亲，不是教给孩子分辨的方法，而是认为好笑，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孩子。‘种它们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分辨的’，这是多么荒唐的教子方法。”

作者透过父亲与孩子争辩这一表象，看到了事情的本质――功利主义思想在作祟，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指出了功利主义的危害。所以这篇文章“进一层，山高水长”，着重突出一个“深”字，是本文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三、换一面，柳暗花明――全面观点的运用

面对“对与错”、“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等话题时，要避免“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而要一分为二，即从正面分析之后，还要从反面分析其合理性，反之亦然。

1.关注己方漏洞，走出“选择性失明”的误区。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故意对一些事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有选择性地挑选某种利于自己的观点，把不利自己的观点遮蔽，称它为“选择性失明”。

如“我不吃狗肉，但是我不反对别人吃狗肉”。这个完整的信息表达，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通过“选择性失明”的方式，进行曲线传播，混淆视听。

他们可以说“他不吃狗肉”，表明陈述者反对吃狗肉；

也可以这样传播，“他不反对吃狗肉”，表明陈述者支持吃狗肉。

2.关注他方角度，培养兼容意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价值判断，当人们持有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发生对抗和冲突的时候，如果有一方试图用己方的态度和观念压制或者取代对方的态度、观念，沟通与对话就会发生短路。

允许相反观点的存在，并试图充分地理解这种已经存在的态度和观念，否则，沟通与对话就不能进行。所以，我们提倡以兼容性的态度和观念展开沟通和对话。

第9篇

首先，从10项指标来看，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占据绝对量，两项之和53%(他引量25 %，他引影响因子28 % )。期刊评价指数如果想得到有效提升必须在这两项上下功夫。他引量指某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他刊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包括期刊他引量、博士论文被引量、会议论文被引量。他引影响因子就是该刊前2年在统计当年被他刊某学科的论文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2年的总数。其实这两项在内涵上有着一致性，如果他引量上去了，他引影响因子自然而然就提高了。被引量也与他引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被引量是某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因此，在整个中文核心期刊评价中“他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这两项上急需提高，关键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在组织高质量的稿源上下功夫。这是提高刊物影响力的根本之道。期刊要想高被引，必须发表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论文。作者写论文，最喜欢引用具有学科引领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论文。读者对专家的观点最为关注。二是编辑树立自觉意识。编辑不仅要有学术素养，而且还应有编辑素养，主动地研究期刊相关评价指标，总结期刊发展规律，合理、恰当地加以利用，提高编辑工作的针对性。

其次，被摘量和被摘率两项之和是10%。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被摘的检索工具包括4种二次文献刊物:}4)《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3}《新华文摘》，}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其实这两项指标是一个数据两个角度。如果被摘量大了，那么被摘率肯定就高。二次文献的复印转载既是论文学术反响的重要体现，也是评价刊物重量高低的一项指标。因此，论文被复印转载是作者、编辑共同期待的事情。编辑、作者一道关注具有热点、焦点的学术问题，共同打造出具有创新价值的论文，以期引起二次文献机构的关注。同时还应积极向二次文献机构推荐所刊发的好论文，以便提高工作的主动性。

第10篇

一、毕业论文的总体认识

1、概念：毕业论文是有特定的审定标准的论文，对选题、中心论点、资料论据、框架结构、语言表述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2、对象：毕业论文是和专家的对话。不要写大段的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在最后答辩时同样要注意，陈述时不要介绍论文内容，而应该注重在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自己的创新点、局限性、不足这些地方。

3、标准和要求：

1）论点明确，要在3-5分钟之内能陈述清楚自己的论点。论点新颖论文可以达到优秀的水平。

2）中心突出，无论分几个方面说明，都要始终围绕中心主题。

3）论据充分，扎实。所找的材料要贴切论题，别人的评论、作家的自述、各家的论争、以前和现在的对这个论题所研究的结果都可以做论据。

4）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分段代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层次。没有段落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反之，分段太多太碎的也不是好文章。分段不宜过多，3-5段。

5）表述要清楚明了。文字不要华丽，少用修辞手法，文章风格要质朴、清楚，语言要干净利落。

6）写作要规范。注释、引文要高度的严格，论点的提出要有依据，要做到学术规范。

7）要有新的角度、新的观点。

4、态度：要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完成，尽可能的查找一切的材料，要高度的重视、思考一切相关的问题，尽可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深度和广度。

二、写作时注意的几个问题

1、选题（是至关重要的）：决不是随便选一个题目的问题。选题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过程，是对自己以往学习的一个完整清理的过程。要认真回顾对哪些内容印象更深、更感兴趣，哪些是有可能写的比较好的，可能会接触哪些材料。题目本身的大小难易不是问题，是并不重要的，关键在于怎么写。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重要，任何半点突破都是有价值的，和别人的差异就是价值。论题举例：

古典中的现代和现代中的古典（有着哲学思辨的意味）

论钱钟书知识的围城

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神

徐志摩诗歌的文体特征

日记（书信）在现代小说中的运用

鲁迅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以上都是论题独到、论点新颖的例子。下面举反例：

论艺术美与生活美（论题过大）

论朱自请的散文（论题过大）

论骆驼祥子和小福子的死（论题过小）

要从某一部作品顺带谈一个问题，选择一个角度来深入的讨论。

2、收集材料：材料的收集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要带着问题进行，要有明确的针对性，逐步的凝聚眼光、集中思路，其中要注意一大一小两个问题：

大：收集材料的过程是完成文献综述的过程。跟自己论题相关的成果有哪些，重要的观点、已经运用过的角度和方法、概括前人的观点，这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放在论文的第一段来写。

小：要准确的记录材料的出处、出版社、时间、页数。

3、提提纲：提纲的逻辑关系、层次感对论文的步骤有直接关系。

4、初稿：初稿尽早尽快的写，要连贯，一气呵成，然后再进行修订。

5、修订：最后的修改和确定要放慢速度，仔细的斟酌、严谨的推敲，反复的打磨。

三、特别需要主要的几个问题

1、论文的看法和观点要尽可能的客观、公允。持之有据，论之有理。有材料来支持，有逻辑性认同，避免随意性，不要轻易说一些过头、过大的话，更不要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而贬低其他的观点。涉及到对应关系的时候更要客观公允。

第11篇

关键词：感性直观；唯心史观；原子论；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

第12篇

一、毕业论文的总体认识

1、概念：毕业论文是有特定的审定标准的论文，对选题、中心论点、资料论据、框架结构、语言表述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2、对象：毕业论文是和专家的对话。不要写大段的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在最后答辩时同样要注意，陈述时不要介绍论文内容，而应该注重在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自己的创新点、局限性、不足这些地方。

3、标准和要求：

1）论点明确，要在3-5分钟之内能陈述清楚自己的论点。论点新颖论文可以达到优秀的水平。

2）中心突出，无论分几个方面说明，都要始终围绕中心主题。

3）论据充分，扎实。所找的材料要贴切论题，别人的评论、作家的自述、各家的论争、以前和现在的对这个论题所研究的结果都可以做论据。

4）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分段代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层次。没有段落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反之，分段太多太碎的也不是好文章。分段不宜过多，3-5段。

5）表述要清楚明了。文字不要华丽，少用修辞手法，文章风格要质朴、清楚，语言要干净利落。

6）写作要规范。注释、引文要高度的严格，论点的提出要有依据，要做到学术规范。

7）要有新的角度、新的观点。

4、态度：要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完成，尽可能的查找一切的材料，要高度的重视、思考一切相关的问题，尽可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深度和广度。

二、写作时注意的几个问题

1、选题（是至关重要的）：决不是随便选一个题目的问题。选题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过程，是对自己以往学习的一个完整清理的过程。要认真回顾对哪些内容印象更深、更感兴趣，哪些是有可能写的比较好的，可能会接触哪些材料。题目本身的大小难易不是问题，是并不重要的，关键在于怎么写。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重要，任何半点突破都是有价值的，和别人的差异就是价值。论题举例：

古典中的现代和现代中的古典（有着哲学思辨的意味）

论钱钟书知识的围城

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神

徐志摩诗歌的文体特征

日记（书信）在现代小说中的运用

鲁迅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以上都是论题独到、论点新颖的例子。下面举反例：

论艺术美与生活美（论题过大）

论朱自请的散文（论题过大）

论骆驼祥子和小福子的死（论题过小）

要从某一部作品顺带谈一个问题，选择一个角度来深入的讨论。

2、收集材料：材料的收集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要带着问题进行，要有明确的针对性，逐步的凝聚眼光、集中思路，其中要注意一大一小两个问题：

大：收集材料的过程是完成文献综述的过程。跟自己论题相关的成果有哪些，重要的观点、已经运用过的角度和方法、概括前人的观点，这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放在论文的第一段来写。

小：要准确的记录材料的出处、出版社、时间、页数。

3、提提纲：提纲的逻辑关系、层次感对论文的步骤有直接关系。

4、初稿：初稿尽早尽快的写，要连贯，一气呵成，然后再进行修订。

5、修订：最后的修改和确定要放慢速度，仔细的斟酌、严谨的推敲，反复的打磨。

三、特别需要主要的几个问题

1、论文的看法和观点要尽可能的客观、公允。持之有据，论之有理。有材料来支持，有逻辑性认同，避免随意性，不要轻易说一些过头、过大的话，更不要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而贬低其他的观点。涉及到对应关系的时候更要客观公允。

第13篇

关键词：转述动词 及物性分析 评价分析

一、引言

转述动词（Reporting Verbs）作为转述语（citation）的一个重要信号，是指论文作者引用或论及前人所做研究时使用的动词（Swales，1990）。学术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作者转述或概括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进行评价，在实现这一交际目的中，作者往往通过转述动词表明对被转述人或被转述信息的态度，从而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转述动词是学术论文中最清晰的评价手段之一。Hunston（1993）认为转述动词的恰当选择有助于学者清晰地表述所研究的主体，并表明所引用的内容能否得到认可。

关于转述动词，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研究。首先研究了转述动词的分类，不同时期的学者尝试对转述动词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Thompson&Ye（1991）根据学术话语中英语涉及的行为把转述动词分为语篇动词、心理动词和研究动词；Hyland（2000）对此分类进行了进一步修正，提出了研究动词、认知动词和语篇动词三类转述动词；贺灿文（2001）等仿照Thompson的分类方法，把转述动词分为现实类、语篇类、思维类和状态类四大类；唐青叶（2004）把转述动词区分为表示作者转述行为和被转述者言语行为，又根据评价潜势将其分为表作者立场和被引述者立场；张荣建（2007）通过话语和思维性质的分析将转述动词分成转述话语和引述思想两大类。此外，还有关于中外英语硕士生转述动词的时态和语态的对比研究。在转述动词时态方面，中国学生的论文中一般现在时占绝对统治地位，关于转述动词语态方面，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所作的文献综述中被动语态使用的频率明显高于中国学生。王慧（2011）通过语料的对比分析得出中国学生相比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还不能熟练和灵活地使用转述动词，表现在他们使用的转述动词数量较少、动词类别不够丰富、时态惯例和知识匮乏、对被动语态的功能认识不足等方面。中国学者使用转述语缺乏对他人研究的批判性评价。近些年来还有关于转述动词的认知语用研究：姚毅（2012）认为转述动词是认知思维与言语行为的融合，隐藏着作者对转述内容和观点的态度。英语书面文体语篇的转述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作者行为，是认知主体意向性的扩散和统一。

转述动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研究对象主要是英语转述动词以及中外英语硕士生英语转述动词的对比研究，缺少对汉语转述动词的研究以及汉语转述动词和英语转述动词的对比研究。对于转述动词的分类研究成果是最丰富的，但大多都是基于Hyland（2000）的转述动词的框架进行的定量分析，研究的结果大都是中国学习者在英语转述动词方面的使用情况以及不足之处。Thompson（1991）、贾中恒（2000）和张荣建（2007）指出，论文作者在综述过程中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的话语，而是转述其总体含义，在转述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了论文作者对他人话语及可能意图的理解，因此不可避免地加进了综述作者本人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即对综述内容作出一定的评价。根据Thompson等（1991）的定义，评价性是指综述作者对引述内容正确性、肯定性、可能性等方面的理解。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主要采用语料库和定量研究方法，收集了中国知网（CNKI）期刊上近十年（2005～2015）在知名外语期刊上的10篇中国学者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类论文，对转述动词进行及物性过程分析。本文所研究的转述动词是指论文作者引用或论及前人研究时使用的动词，如“认为、指出、发现”等，不包括自我转述动词。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是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韩礼德把语言的纯理功能分成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三种。其中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经验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牵涉的人和物以及与之有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及物性（transitivity）是表示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其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见闻和作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这三者构成及物系统中有意义的语法单位“小句”（clause）。及物系统包括六个过程（王寅，2010）：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心理过程表示“感觉”“反应”“认知”心理活动的过程；关系过程表示“是”和“属于”关系过程的何种关系；行为过程指诸如呼吸、咳嗽、叹息、做梦、哭笑等生理活动过程，是典型的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行为，介于物质和心理过程之间，具有物质和心理过程的特点；言语过程指一类广义上“说”的信息交流过程；存在过程表示某物存在的过程。

按照Hyland的评价法，将转述动词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明现作者对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做法持肯定态度；第二类表现作者不同意或不接受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其做法；第三类转述动词不直接表明现作者的观点，而是表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其中第三类转述动词可以分为四小类：（1）被引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2）被引作者以中立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客观上做了什么事；（3）被引作者以谨慎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4）被引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评价别人的研究或研究结果。评价法立足于现作者、被引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旨在区分现作者、被引者的立场和态度，对汉语转述动词及物性过程分析所表现的倾向进行分析，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现作者的观点，提高学术写作中对转述动词的运用能力。

三、语料分析

本研究着重分析中国学者的汉语转述动词使用情况，包括汉语转述动词使用的频率、汉语转述动词的及物性分析以及汉语转述动词及物性过程分析所表现出的评价倾向等三个方面。

本研究对10篇高水平学术型文章中的汉语转述动词做了统计，在10篇中国学者的文章中，从表1可以看出共有312个转述动词，平均每篇有31次使用转述动词，这说明高水平的中国学者有较高的引用意识，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从表1还可以看出中国学者使用的转述动词大多表示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较少，这说明中国学者的思维习惯，往往喜欢用一种迂回和间接的方式来表述思想或评价，而心理动词正好可以帮助达到这一目的，委婉地表述观点而不用直接承担责任。（胡志清、蒋岳春，2007）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中使用转述动词的数量和类别比较丰富，表心理过程的转述动词有41个，表言语过程的转述动词有34个。其中汉语转述动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六位分别是：认为（67）、指出（36）、提出（23）、分析（18）、探讨（12）、发现（10）。转述人的转述行为是一种重复，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原著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转述动词是转述语的核心，通过转述动词导入被转述人的声音，被转述的内容被思维化或言语化。这表明转述是作者借助语言表述心理的过程，并且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可以“投射”，由转述动词所引领的分句可以转述被引者的话语。因此，转述动词多表现为及物性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这些转述动词不仅反映了转述者对被转述者的认知评判，而且具有预示和支配语篇意义的语用功能。

由表3可以看出：引者更倾向于使用表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的转述动词来表明被引者以肯定或中立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相比于表示不接受态度的转述动词中国学者更多地使用表示肯定态度的转述动词，更多地通过表达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说明就汉语转述动词的语义分类，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中立的的转述动词转引他人的论述，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倾向于选择温和的语气，这样能给自己留下足够的余地（张军民，2012）。本文认为这种倾向不仅源于中国学者的中庸思想，而且表明了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

四、结语

本文从汉语转述动词入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和转述动词及物性过程评价倾向分析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汉语转述动词大多表示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中国学者的转述意识比较强；中国学者善于利用转述动词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倾向于使用他人的观点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学术篇进行分析，未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未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英语转述动词进行及物性以及评价倾向的分析，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1994.

[2]Hyland，K.Disciplinary Discourse：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M].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0.

[3]Thompson，G&Ye.Evaluation in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J].Applied Linguistics，1991，（4）.

[4]贺灿文，周江林.英语科研论文中综述性动词的语料库研究[J].外语学刊，2001，（4）.

[5]胡志清，蒋岳春.中外英语硕士论文转述动词对比研究[J].语言研究，2007，（3）.

[6]贾中恒.转述语及其语用功能初探[J].外国语，2000，（2）.

[7]孙迎晖.中国学生英语硕士论文引言部分转述语使用情况的语类分析[J].外语教学，2009，（1）.

[8]唐青叶.学术语篇中的转述现象[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

[9]王慧.英语硕士论文文献综述中转述动词的对比分析[J].外语言文学研究，2011.

[10]王寅.也析《青花瓷》――基于系统功能语法的及物性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11]姚毅.语言转述中转述动词的认知语用解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2）.

[12]张军民.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术语篇转述动词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第14篇

论文 关健词: 哲学 　创新　创新哲学

论文摘要:哲学的创新开阔了人们的视舒，更断了人们的脑子，催生了创新哲学观。从而被予人们街的认识与实践工兵.迄必将推动看

    再次，创新具有方法论蕴意。第一，创新是一种反思与批判。创新意味着对现实的不满足，因而对事物的过去和现在产生质疑与再认识，进而对之考察评判，弄清事物存在问题的性质与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创新是在反思基础上的创新，它以否定现实为前提，追求比现实更美好、更理想的东西，从而改造现实、变革现实。当然，创新也是在现实基础上的创新，它不可能一概否定现实，而是扬弃现实，是继承基础上的重建。可见，创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我国近20余年的改革实践，正是通过反思与批判，解决了社会主义的生存危机与 发展 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在 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关系问题上，屏弃重书本理论、轻现实实践的观点，走建设有

第15篇

回顾我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前存在着“过多强调唯物原则，比较忽视实践原则;过多强调客体原则，比较忽视主体原则;过多强调真理原则，比较忽视价值原则”这“三个过多，三个忽视”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在深入反思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却又走向了“实践本体论”、“唯主体论”和“唯价值论”的另一个极端。

在此背景下，陶先生提出了要自觉坚持唯物原则与实践原则、主体原则与客体原则、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这三个“辩证统一”现在看来人所共知，但在30多年前提出来，是需要底气、勇气和智慧的。在理论推进的浪潮中，陶先生没有停留在一般原则上，而是深入思考如何把这些原则贯彻到哲学原理中并指导实践。

实践本体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并延续多年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关系讨论中，一些论者提出的一个理论观点。正是鉴于以往哲学教科书对哲学本质精神理解的偏颇，和对这种偏颇所做的过度反拨的“实践本体论”，为了正本清源，陶先生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理论源头，在《文集》第二卷、以及多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实践主导论的观点。他认为，哲学的变革从根本方而来说，是指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哲学主导原则的转换，辩证唯物主义的顶层设计是世界观，其子层是自然观、历史观、人观、认识观、价值观和方法观，这些层次相互交结，并为之旋转的枢纽叫科学的实践观，实践观点所发挥的这种作用，可以称之为实践主导论。陶先生认为，要把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的不同称谓做统一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理解。    

早在1983年，陶先生在《哲学研究》上撰文提出，必须从作为主体的社会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关系出发，来探讨认识的源泉。前者是认识起源的自然基础，后者则是认识起源的社会实践基础，其中实践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基本的关系。

陶先生还认为，社会关系的形成要从客体向度、主体向度及其统一去加以说明。社会关系是客体，人是主体;社会关系的内容是客观的，但其形式要依靠主体的人实践来赋予，来实现。从主体向度来说，强制、契约、情感是社会关系形成的三种方式。

在生产力与主体的关系方而，陶先生早在1990年主编的《现代生产力发展概论》一书有所论及，后又围绕生产力主题发表了十多篇文章，阐述了许多新观点。比如他提出生产力要素可以划分为劳动主体、工具系统、能源系统、基础设施、原材料、科学技术、生产信息、生产管理、现代教育等九个要素，在30年前陶先生就指出了管理、信息、教育这些要素的作用，在当时具有超前性和创新性。他还提出，需要和利益是劳动者主体积极性的源泉，坚持利益与劳动的直联、正比关系，这与当前解决贫富差距，确立劳动报酬在整个分配体系中比重的方向。

关于外因作用的两种形式，他早在1993年就撰文提出，外因作为条件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是一种形式，而外因经过内化而起作用，这也是一种普遍性存在，特别是表现在人际关系方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值论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价值本质、价值评价、价值选择和价值创新等一些基本理论，以及如何看待普世价值等问题上，还需要澄清是非，深化认识。而唯主体价值论把价值生成归结为主体，认为客体是否有意义，有多大意义，完全取决于主体对客体之意义的给予过程。这种观点在肯定主体在价值生成中作用的同时，走向了极端。陶先生在文集第1卷中明确提出，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是在人类实践、人类利益、人类理想这三个客观“基础”上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