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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有红,安徽黄山人,1963年10月出生,1999年7月获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1999年底至2002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3月至5月,在美国Qunnipiac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杨有红先后曾任北京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总支书记、院长,2008年11月北京工商大学原会计学院与原商学院合并后任商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哈尔滨商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会计学会内部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有红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内部控制、会计准则与财务报表分析、人力资本与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在内部控制方面,从2001年至今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刊物上发表与内部控制有关的论文10篇,主持完成了北京市社科基金课题“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设计”、财政部重大课题“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与典型案例研究”等项目的研究。目前主持北京市创新人才计划项目“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研究”、国家审计署“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如何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市属国有非上市公司外部董事与董事会运作机制的完善”等课题的研究。
在内部控制与财务报告关系研究方面,杨有红教授认为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可靠不仅依赖于科学严谨的会计准则、财会人员对会计准则的透彻理解,还需要强有力的内部控制系统为其保驾护航;财务报告目标的实现与否不仅仅取决于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而是取决于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体系。提出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可靠应着眼于提高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编制环节流程的明晰、过程中的牵制和过程的可验证。在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关系研究方面,基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思想同源性与产生背景差异性的研究,提出内部控制系统应从控制机制和控制措施两个层面构建、控制中的反向制衡、将评价与纠偏贯穿于监督过程、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应采用强制披露和分步走相结合的做法等观点。
在会计准则研究方面,杨有红教授认为,科学严谨的准则和与之相配套的内部控制系统有助于生成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信息。但是,财务报告服务于投资决策和管理控制功能是建立在报告使用者对财务报告信息透彻解读和分析基础之上的,而财务信息解读与分析能力的滞后严重阻碍着企业财务管理能力的提升。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建立与《企业会计准则(2006)》相适应的报表分析范示。为此,杨有红教授近两年先后在《财务与会计》等杂志发表了《揭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真实面目》、《领会准则实质,确实提高报表质量》、《企业应注重合并报表与个别报表的对比分析》等论文,以案例分析手法对财务报告信息的解读与分析进行了深入而务实的评述。
在博士后研究阶段,杨有红教授将研究方向定为人力资本参与收益的分配,并在《会计研究》、《财务与会计》等刊物上发表了《关于人力资源会计的若干理论问题》、《股权激励――观念创新与方案设计》、《EVA:构建人力资本分配新模式》等论文。提出界定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基础,并提出人力资本的资本所有权特性决定了人力资本有权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人力资本风险承担者的角色为其参与利益收益分配提供了充分条件等理论命题,并提出以经济增加值(EVA)为导向的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系统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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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控制;三鹿集团;启示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而在所有风险中,由于内部控制不佳引起的风险又占绝大多数。启示,很多企业在竞争中取胜,靠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别人犯下的错误。正如很多企业家所言,能够打败自己的,不是别人,只能是自己。那么,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如何才能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呢?答案只有一个,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立企业内部控制体系。
企业内部控制并不是简单地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细节控制的累加,而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控制体系,它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5个相互联系的要素。对义戈企业来说,建立一套内部控制体系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一个不断的建设、运行、评估与改善的过程。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年)及其配套指引(2010年)的颁布,编织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业已建成。自2011年1月1日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率先开始施行该规范、次年实施范围扩大到国有控股主板上市公司以来,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经营管理的水平以及风险防范与应对的能力均得以不同程度的提高。鉴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体现了国内内部控制的最新观念,以下运用五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的分析方法,对三鹿集团的内部控制进行分析。
一、三鹿事件概述
2008年9月11日,三鹿毒奶粉被新华网曝光,同时,7名使用三鹿毒奶粉患儿的父母甘肃省卫生厅要求彻查病因。由此,席卷全国的三鹿奶粉风暴开始了。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中许多婴儿在饮用了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后发生肾结石等病症,调查后证实是奶粉中掺杂了有毒化学物三聚氰胺的结果,三鹿集团被迅速推向破产边缘,并引发中国奶业的“大地震”,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由此成为中国乳业的“罪人”。2009年1月22日,三鹿案一审宣判,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2009年2月12日,法院正式宣布三鹿集团破产。
二、内部环境问题
此次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最主要问题就出在内部环境这一环。2008年9月11日凌晨3时,三鹿毒奶粉被新华网曝光。随后,三鹿集团召开新闻会,其传媒部部长崔彦锋对媒体和消费者的回应是:三鹿所有产品都是没问题的。9月11日20时50分,中国卫生部确认三鹿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21时30分,三鹿集团终于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
从问题被人揭发,到再三矢口否认问题的存在,再到卫生部的权威消息,最后自己被迫承认,三鹿公司高管表现的诚信度和道德观令人怀疑。
三、风险评估问题
食品行业是国际上公认的高风险领域。对乳品企业来说,最重要的风险点无意识原料奶的采购质量。我国乳制品行业主要采用的原奶采购模式,是“奶农―奶站―乳企”,三鹿集团也不例外。该原奶采购模式可以迅速扩大奶源产量,但缺点是企业无法直接、全面的控制奶农和奶站。而此次事件说明三鹿集团在采购环节的风险评估和质量控制措施已经形同虚设。
四、控制活动问题
建立重大风险的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是控制活动的特殊措施。2007年12月,三鹿集团就已经接到患儿家属投诉,进入2008年后,一些媒体开始进行不点名报道。此时,三鹿集团采取了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能瞒就瞒的处理方式,最终导致事态恶化。说明三鹿集团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是失灵的。
五、信息与沟通问题
2007年12月以来,三鹿集团陆续接到消费者关于婴幼儿食用三鹿牌奶粉出现疾患的投诉。经企业检验,2008年6月份已发现奶粉中非蛋白氮含量异常,后确定其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但直到8月2日,三鹿集团才向石家庄市政府做了报告。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日的8个月中,三鹿集团未向石家庄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也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
在整个事件中,三鹿集团在信息与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并不是积极主动的收集、处理和传递相关信息,尤其是没有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情况,没有积极主动地向社会披露信息以承担责任、召回问题产品。
六、内部监督问题
三鹿集团的原奶采购模式是“奶农―奶站―乳企”,散户奶农的牛奶通过奶站最终被集中运送到三鹿集团的各家工厂。三鹿集团在养殖区建立技术服务站,派出驻站员,监督检查饲养环境、挤奶设施卫生、挤奶工艺程序的落实。然而,三鹿集团的驻站员监督检查,未能落实到位,也缺乏内部控制的专门监督机构对驻站员的工作进行日常监督,导致在原奶进入三鹿集团的生产企业之前,缺乏对奶站经营者的有效监督。
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的根源是三鹿集团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失。给我们的启示是:内部控制的缺失将会给企业和顾客带来十分可怕的灾难。我们应该以此为戒,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好内部控制的设计并严格执行,使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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