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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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第1篇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2篇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1]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杨沐：《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4]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壁垒.进入.效应》.[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5]Bain.J.，1956：BarrierstoNeu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6]Behrman.J.N.，1972：TheRoleofInternationalCompaniesinLatin.America：AutosandPetro-Chemicals.Lexington.MA：LexingtonBooks.

[7]Caves.R.E.，1974：IndustrialOrganization.inJ.H.Dunning，ed.，EconomicAnalysis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NewYork.Praeger.

[8]Demsets.H.，1982：BarrierstoEntry.AmericanEconomicReview.72：47-57.

[9]Dunning.J.H.，1993：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hatheGlobal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

[10]Lall.S.，1979：MultinationalsandStructureinonOpenDevelopingEconomy：TheCaseofMalaysia.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r，115.

[11]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D.Irwin.

第3篇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流的影响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计算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企业，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经济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萨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影响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货物出口能力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的国力在不断的增强。然而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大幅上升必然会造成流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减少，而且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已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变得举步艰难，它们会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第4篇

（一）题目

银行联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停滞，金融市场的危机不断传播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的混乱，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在 2003 - 2007年期间强劲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在随后两年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下滑。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就强调了金融与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许多国家积极寻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他们认为跨国企业将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为本国和东道国带来净收益增长效果。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彻底的调查其决定因素。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对劳动力市场禀赋和公司税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发展，特别是两国之间的银行联系当然也应该加入这个名单。

2.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测试银行联系是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为这类不断增长的文献做出贡献。我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渠道，在这种渠道之中，金融通过向银行提供银团贷款形成的银行联系的积极影响展现了对投资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证明这种影响可能对于当地金融发展程度越低的国家越大。

第5篇

众所周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国，占了流向发展屮国家fdi总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国也是世界资本的-大供给源，虽然口前巾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规模还较小，但其增长速度不容小视。仅2017年一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就达到了 32%，中国的很多跨国大企业在国际商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46.5亿美元1，创历史最高纪录，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国的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国的市场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层而的，这些h益增长的对外宵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企业贡献的?剔除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的行业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国的影响，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乂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企业层面的复杂差昇很难由一个笼统的调查阐释清楚，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层面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第6篇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第7篇

论文关键词：一体化，不完全合约，组织模式，选择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化，很多国家都加入了一体化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覆盖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只有12个岛国和公国没有参与任何区域贸易协议（RTA）。174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参加了一个（最多达29个）区域贸易协议，平均每个国家或地区参加了5个。全世界近15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成员资格”[1]。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一国企业在进行国际化模式选择时必然受到东道国与他国（非投资国）签订的一体化协议的影响，故在投资时也要考虑成员国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如关税减免、投资、经济合作等）及东道国所在的一体化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与限制。所以，在一体化下研究企业组织模式及区位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区域一体化的框架下引入合约不完全性这一制度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出口、FDI与外包这三种模式对企业产生的盈利，研究一国企业进入一体化下各成员国应采取的国际化组织模式，以期为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参与一体化组织下的模式选择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二、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Antras[2]（2003）等将跨国公司的区位和组织选择纳入一般均衡模型，运用企业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探讨贸易、投资和外包等企业组织方式选择。其中以Coase[3](1937)和Williamson[4](1975)为代表的交易成本论和以Hart和 Moore[5](1990)为代表的产权理论是目前分析企业边界的两大基础理论。

Either[6](1982)最早将合约纳入国际贸易一般均衡框架中分析企业内部化决策的内生性问题。该文分析指出当两国存在较大的要素禀赋差异时，合约能通过外部市场实现效率配置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因此不需要跨国投资；当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小时，则合约需要通过内部化实现。Either 和Markusen[7](1996)则主要结合跨国公司的知识资本泄露风险来研究内部化问题，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企业在出口、FDI和许可之间的战略选择中国。模型进一步扩展到两国一般均衡模型，结果显示当两国要素禀赋相似时，一体化选择优于许可，这一结果与Either(1982)结果相吻合。Mclaren[8](2000) 研究指出，最终产品企业即可以通过竞标市场或通过与供应商后向一体化而获得专业性中间产品。若实施后向一体化，企业需承担一体化固定成本,而通过竟标市场则供应商存在被敲竹杠问题。对独立中间商而言，最终产品生产者数量越多，他们越容易找到买主，越不容易被敲竹杠。一国越开放或运输成本下降都能增加可获得的卖方或买方数量。Grossman和Helpman[9] (2002)构建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企业在垂直一体化和外包两种模式下的选择；Antras 和 Helpman[10] (2003)则将Grossman- Hart –Moore不完全契约模型引入贸易理论,分析跨国公司在获取中间投入品时的所有权安排问题；进一步地，Antras[11]（2005）结合不完全契约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得出新的观点：在企业边界内生产将首先被转移到国外，而只有在以后阶段才会形成独立的国外公司。Helpman[12](2006)强调了企业组织特性（如外包战略）对组织模式选择的重要性，更深入地揭示了在产业内贸易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模式的关系。

国内学者分别在契约理论与直接投资领域有大量研究，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企业“走出去”模式还不是很充分。王勇[13]（2002）、杨其静[14]（2002）分别对契约方面的研究做出比较与总结。而胡国恒[15]（2004）则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各生产阶段的所有权和区位结构,认为会形成出口型国内企业、横向型和纵向型国际生产三种均衡形态。

三、建立模型

考虑一个由三个国家W国、E国和S国组成的经济体，其中E和S国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使两国的贸易壁垒被削弱，其可变贸易成本为，假定一体化下的两国（E国和S国）经济是对称的，可设W国与E国或S国的可变贸易成本均为。故在E国和S国签订区域一体化协议下可变贸易成本有减小而保持不变则>。

设三国经济体存在一个由n个差别产品的企业构成的行业Y，消费者对行业内差别产品的Dixit—Stiglitz型偏好为：

U=,0<<1

由效用最大化得出Y行业第i种差别产品y（i）的需求函数为：

y（i）= ，其中=(W,E,S)（1）

其中，为第种差别产品的市场价格，行业内差别产品的替代弹性为，代表不同国家的需求水平。

设行业Y的代表性企业y生产最终产品分为上游总部活动H和下游一般活动M两个阶段， H和M对y的产出弹性分别为和，最终产品C—D型生产函数为：

y=，0<<1（2）

设人力资本专用于上游活动H的投入，且在三国间自由流动，单位成本为1，一般劳动（如组装活动）用于M活动的投入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其边际成本为单位劳动。假定只有W国的企业才拥有生产差别产品的全部技术，除了满足自身市场需求外，还能够生产n种差别产品去满足E国和S国的市场需求，行业进入成本为F，进入一体化下各国的固定成本为，其中。此外，设H和y都是可贸易的，H的贸易运输成本为。

假设W国的国内市场需求完全由本国厂商提供，在两阶段生产条件下，国外市场的需求，上游活动在W国进行，下游活动即一般生产活动可在W国或E国或S国进行，在E国或S国进行第二阶段生产即为国际生产。故只需比较分析W国在海外进行生产所获得的总收益。

1、一体化的E国和S国在完全契约条件下W国进行国内生产

当两阶段活动均在W国国内进行时，假定上下游活动完全可以被第三方识别，双方关系受制于完全契约关系。由公式（1）和（2）得出Y行业在出清时，W国出口E国和S国的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为：

（3）

那么W国出口获得总的净利润为：

（4）

2、一体化的E国和S国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跨国生产

当W国把下游一般生产活动转移到E国或S国时即发生国际生产，由于生产活动的两阶段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第三方很难辨别H和M的质量好坏，故双方关系为不完全契约关系。

不完全契约条件下，H和M双方通过事后谈判机制对销售收入进行分成，然后各方据其预期收入确定各自最佳投入量。用表示上游生产H对东道国的谈判水平，若W国只在国进行国际生产，那么另一方M的谈判水平为（），纳什均衡实现时契约生产条件下的H和M的生产属于两个企业，外部期权为0，关系准租金为市场销售收入；FDI下H和M的生产在同一个企业内进行。仿Antras（2003），若H在解除与M的合约后仍能获得的最终产品（），其外部期权为乘以销售收入R，M的外部期权仍为0，关系准租金为（1-）乘以销售收入R。令表示在FDI和契约条件下H所获得收入的分成份额，且有。

(ⅰ)W国仅在一体化中的一国进行跨国生产（以在E国生产为例）

W国和E国面临的总销售收入为：

（5）

假设<即在E国进行一般生产活动的单位可变成本低于W国生产并出口到E国的可变成本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故W国选择在E国进行国际生产，生产的最终产品满足一体化后的E国和S国的市场需求，同时双方面临的销售收入，这是因为尽管E国和S国的贸易成本较低，但不能完全消除自然贸易壁垒，一体化中的一国从另一国进口此产品仍会产生较低的贸易成本中国。

W国在E国进行跨国生产，S国基于一体化协议选择从E国进口的成本为，低于S国从W国进口本产品的贸易成本，那么分别对[]和[]求一阶导数，得各方最佳投入水平为：

（6）

那么进行跨国生产时的均衡价格和产品在三个国家销售后的净利润为：

（7）

其中，．

（ⅱ）W国在一体化下的两国均进行跨国生产

三个国家面临的总的销售收入为：

（8）

上游活动方H对东道国E国和S国的谈判水平分别为、，假定W国首先选择与E国或W国签订跨国生产协议的可能性均为1/2，那么H方对最终产品的预期销售收入为，两个下游生产方（E国和S国）预期收入分别为、（推导详见附录），分别对、、求一阶导数，得最佳投入水平为：

（9）

那么市场均衡价格和总的净利润为：

（10）

同完全契约相比，不完全契约降低了各方的投入水平，提高了产品价格，但整体的收入和利润下降了。若H方可以通过事前转移条款获得更多利润，而M方只能得到较少利润，那么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H方仍能够通过选择合适的所有权结构使总的价值达到最大化，即存在一个使所有权结构最优。

四、经营利润最大化原则下东道国的供应模式选择

企业供应东道国市场的模式主要有出口、直接投资和契约生产，后两者称为寻求型国际生产。本文将后两者划分为一体化下的单国直接投资（单国以E国为例）、两国直接投资和单国契约生产、两国契约生产。

1、出口与国际生产——生产区位的选择，这里分为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出口与两国国际生产的比较，设其经营利润比值分别为、

（1）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

由公式（1）、（4）和（7）得

（11）

表示E国与S国市场规模的比值即。显然，时企业选择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所获得经营利润等值。当时W国的企业选择出口到一体化的两国；时选择在E国进行跨国生产，并出口到S国。

表示生产该产品的技术密集度，对公式（11）求的偏导有，求其反函数可以得到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经营利润相等时技术密集度的临界值: 。当W国工资和贸易成本及H的运输成本既定时,如果产品y的技术密集度，企业在W国生产出口到E和S国;如果,企业将在E国进行国际生产。

除了受到技术密集度的影响，企业对出口和国际生产选择时还考虑要素禀赋差异、贸易成本、交易成本、一体化的两国市场间的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由公式(11) 可知: 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即W国工资水平上升、最终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上升、中间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下降、一体化的两国间的贸易壁垒增加，均会导致经营利润比值降低、技术密集度临界值提高 ,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生产。同完全契约相比 ,契约不完全带来的交易成本导致技术密集度临界值下降 ,限制了国际生产的发展。当其他条件相同时 ,国际生产倾向于契约环境较完善的区位。

（2）出口与两国国际生产

由公式（1）、（4）和（10）得

（12）

=1表示企业在出口与两国国际生产时获得的经营利润等值，当时W国的企业选择出口到一体化的两国；时选择在E国和S国同时进行跨国生产。相对于单国国际生产，两国国际生产不会受到两国间的贸易壁垒影响，主要受技术密集度、要素禀赋差异、贸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影响，W国工资水平上升、最终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上升、中间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下降均会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生产。同理，存在，在最终产品贸易成本、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及工资保持不变时，若该产品的技术密集度，W国将选择在本国生产然后出口到E和S国；若，W国的企业将会选择在一体化下的E和S国进行国际生产。

因此，综合分析企业选择生产区位，可得出如下结果：当且时，W国企业会选择出口的方式，获取最大化的经营利润；时企业会选择一体化的两国国际生产，而在时企业更倾向于在一体化中的一国进行国际生产。

2、直接投资与契约生产——所有权结构的选择。在国际生产的条件下，一体化的单国直接投资与单国契约生产、两国直接投资与两国契约生产的经营利润比值为：

（13）

（14）

公式（14）中的，对公式（13）和（14）求的偏导有，，故存在临界值,当，时,上游活动方H对最终品的生产更为重要，技术含量更高，这样由H方去控制剩余索取权更为有利，可获得较高的事前效率,企业会直接投资于东道国；当，时,使得下游活动方M在最终品生产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其讨价还价能力增强,H方会放弃对剩余权的控制, 选择契约生产。显然,同契约生产相比,FDI 要求企业具备较高的技术密集度。这也证明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推断:基于事前效率 ,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应赋予作出相对重要投资的一方。

3、综合比较分析

由公式 (11)可以分别得到出口与单国契约生产及出口与单国直接投资的临界技术密集度和,公式（12）可得出口与两国国契约生产及出口与两国直接投资的临界技术密集度及，通过和及的比较分析，可发现：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较低的行业，且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不会产生直接投资。当时企业选择出口；当时企业选择契约生产。而在时必存在一个使得出口与两国契约生产获得的总经营利润相等，那么时企业选择出口，时企业选择在两国进行契约生产；同时，在时也会存在一个使得出口与在一国进行契约生产的总经营利润相等，故时企业会选择出口，时企业选择在一体化下的一国进行国际契约生产。

而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较高的行业，且，当且时企业会选择出口模式；在不考虑的前提下当时企业会选择在一体化中的一国进行直接投资；忽略的条件下当时企业选择在E和S国均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当存在及时企业会选择国际契约生产方式中国。

五、投资成本下企业组织模式及区位选择

在净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由于,不同供应模式的临界条件将因固定成本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发生变化。

1、一体化市场规模及固定成本下出口与国际生产模式比较，由公式（4）、（7）、(10) 、(11)和（12）可以得到临界条件下的市场规模分别为:

上述公式中，分别表示出口与单国契约生产、出口与单国直接投资在W国获得总的净利润相等时的一体化临界市场规模，，分别表示出口与两国契约生产、出口与两国直接投资在净利润相等时的一体化临界市场规模。显而易见，这两种不同市场供应模式的一体化临界市场规模与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当或时，W国企业选择出口；在且时企业会选择生产组织模式要视一体化市场规模而定：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只有在一体化下的总市场规模并且时企业才会选择国际契约生产，反之选择出口；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当时 ,企业在时选择单国契约生产, 时选择出口，在时企业时选择两国契约生产，下选择出口。

2、一体化市场规模及固定成本下契约生产与直接投资模式比较，由公式（4）、（7）、(10) 、（13）和（14）得出：

和分别表示单国直接投资与单国契约生产、两国直接投资与两国契约生产在净的总利润相等时的临界市场规模。显然，两种不同供应模式的临界市场规模也与其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当且时企业会选择在一体化下的一国或两国进行直接投资，而在，时企业选择跨国生产模式需要根据一体化市场规模的大小来确定：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时企业才会选择契约生产；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当时若企业会选择单国契约生产，若企业会选择两国契约生产；当时，若时企业在下选择在一体化下的一国进行直接投资，时选择两国国际契约生产，而时企业在下选择两国直接投资，在下选择一国契约生产或两国直接投资。

总之,在上游活动重要性的减弱、技术密集度降低的情况下,企业选择组织模式逐渐由出口、直接投资向契约生产过渡。同时,由于存在固定成本的差异,企业对较小的一体化市场更多地以出口方式为主,伴随一体化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契约生产和直接投资会逐渐替代出口方式。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国际生产特别是直接投资大多发生在投资成本较低、一体化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

六、总结

本文为研究在一体化下企业进行跨国生产或投资及区位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研究发现：（1）贸易障碍逐渐消除，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契约实施环境不断完善，都对推动企业进行国际生产有重要作用；（2）契约的不完全性会限制企业的国际化生产，但完善的契约环境有利于国际生产的进行；（3）一体化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契约生产和直接投资；（4）企业在一国或两国进行契约生产或直接投资主要取决于技术密集度，贸易成本，市场规模，一体化协议等因素。

因此，企业在一体化下进行投资不但需要政府相关政策扶持，也应采取积极的向上策略，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熟悉东道国参与的一体化经济体，从而选择最佳的组织模式“走出去”。

附录：由于存在“占先”优势,当W国与E国先签订合作协议（可能性为1/2）时，E国可获得的收入，剩下的销售收入再由W国和S国以谈判水平来分配，那么W国获得的收入最终为，S国所得销售收入为。同理，当W国与S国先签订合作协议（可能性为1/2）时，可以得到W国、E国和S国的收入分别为、、。这样可以得出三个国家的预期收入分别为：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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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其静.合同与企业理论前沿综述.经济学动态[J].2002（1），80-88.

第8篇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环境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也密切关注环境质量变化。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Envie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说，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先增大后缩小的关系，即呈倒U型曲线关系，[1]。

环境竟次理论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对待环境政策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共地悲剧”的发生过程，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采取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国的工业失去竞争优势。因而，国家之间会竟相采取比他国更低的环境标准和次优的环境政策项目管理论文，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比没有国际经济竞争时更低的环境标准，从而加剧全球环境恶化。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在一国单方提高环境标准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和环境标准低的外国企业相比失去其竞争优势，从而使高环境标准国家的企业将生产转向低环境标准国家。若在实行不同环境政策强度和环境标准的国家间存在自由贸易，实行低环境政策强度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因外部性内部化的差异而使该国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相对要低。在该国进行生产时，其产品价格就会比在母国生产出同样产品的价格相应要低。因此，该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种由成本差异所产生的“拉力”会吸引国外的企业到该国安家落户。

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3)认为污染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运用的生产和污染消除技术通常比东道国本地的企业更先进和更有利于改善环境。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替代部分东道国同行业低效生产的企业, 则东道国的整个污染状况将有可能好转[2]。郭红燕和韩立岩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FDI存量与环境管制变量呈正相关，表明中国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现出 “污染避难所”效应 [3]。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东部和中部的FDI区域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长迅速。1979-1984年总计41.04亿美元，而后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8年923.95亿美元，1979-2008年累计达8526.13亿美元。2007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利用FDI所占比重分别为78.27%、15.30%。[4] 2008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为923.95亿美元， FDI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项目管理论文，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福建和辽宁，2008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的FDI的总额为543.7104亿美元。东部地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江苏为251.2亿美元、广东为191.27亿美元、辽宁为120.2亿美元，上海、浙江、福建分别为100.84亿美元、100.729亿美元、100.256亿美元（见图1-图3），江苏和广东占200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47.93%。中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和湖北。但2007年以来，安徽和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08年中部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河南为40.327亿美元、湖南为40.052亿美元、江西为36.037亿美元、安徽为34.9亿美元、湖北为32.45亿美元，中部五省占中国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的19.89%。

图1中国东部和中部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2中国东部十一省（市）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3中国中部八省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二）变量选取

考虑统计口径一致和数据的连续性，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万吨）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为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作为经济增长指标，此外，考虑国际贸易因素中污染的可输出性，用FDI作为污染的输出指标（万美元）。SO2、FS、FQ、GYYC、GYFC、GTCS、GTPF分别表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Y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项目管理论文，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省（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LNSO2、LNFS、LNFQ、LNGYYC、LNGYFC、LNGTCS、LNGTPF分别表示污染指标的自然对数，LNY、LNFDI分别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本文中东部十一个省（市）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辽宁、海南、山东、福建、河北、天津；中部八省为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龙江、吉林、河南。通过东部和中部的数据研究中国东部和中部省（市）FDI的对环境影响的差异。

（三）模型设定形式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具有截面、时序的两维特性，模型中参数在不同截面、时序样本点上是否相同，直接决定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根据截距向量和系数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形式。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样本数据适合上述哪种形式，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设有因变量与1×k维解释变量向量，满足线性关系：

，=1，2，…，N，=1项目管理论文，2，…，T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察时期总数，参数表示模型的常数项，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的k×1维系数向量，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设。采用F-test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H1:个体变量系数相等；H2:截距项和个体变量系数都相等。

如果H2被接受，则属于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混合估计；如果H2被拒绝,则检验假设H1，如果H1被接受，则属于变截距，否则属于变系数。变系数、变截距和混合估计的残差平方和分别为S1、S2、S3,面板个体数量为N，面板时间跨度为T，根据Wald定理在H2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2项目管理论文，在H1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1，其中：

～F[(N-1)(K+1),N(T-K-1)]

～ F[(N-1)K,N(T-K-1)]

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2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假设H1。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1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1，用变系数模型拟合，反之，则用变截距模型拟合。

三、东部和中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相关数据，借助Eviews6.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七个环境污染指标分别进行回归。采用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 消除异方差，采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回归后的残差是平稳序列。回归结果见表1-表8

（一）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影响差异分析

表1 东部地区 LNFS、LNFQ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FS

LnFQ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24.7998(1.8722***)

49.3840(4.0923*)

-3.6806(-1.4613***)

-13.1905(-3.2263*)

0.4188(1.4567***)

1.3574 (2.9634*)

-0.0158(-1.4541***)

-0.0440 (-2.5825*)

AR(1)

0.9958(42.3684*)

0.8089 (24.7612*)

海南--LNFDI

0.1027(1.2365)

-8.0449

0.1302 (0.9513)

-3.7321

河北--LNFDI

-0.0088(-0.1280)

3.8736

0.0835 (1.1098)

0.0014

上海--LNFDI

0.0259(1.0531)

-15.5458

-0.1318(-0.9580)

1.1533

浙江--LNFDI

-0.0384(-0.5847)

10.5687

0.0745 (1.3692)

-0.4913

辽宁--LNFDI

-0.0835(-1.6476***)

-5.4319

0.0426(0.3272)

0.1718

广东--LNFDI

-0.0392(-0.3555)

6.3472

-0.0459 (-0.3756)

0.9825

北京--LNFDI

0.0135(0.3381)

-21.1233

-0.0295(-0.4951)

-0.8745

天津--LNFDI

-0.0078(-0.1072)

-5.6961

-0.0204(-0.1636)

-1.0105

江苏--LNFDI

-0.0415(-0.7790)

7.6127

-0.1504(-2.2292**)

2.7120

福建--LNFDI

-0.0955(-0.7093)

12.4942

-0.0186 (-0.2712)

-0.2444

山东--LNFDI

-0.0727(-2.1787*)

11.0165

0.0366 (0.7316)

0.3737

0.9996

0.9985

21721.19

5607.094

D-W

第9篇

论文关键词：一体化，不完全合约，组织模式，选择

一、引言

二、相关文献回顾

Either[6](1982)最早将合约纳入国际贸易一般均衡框架中分析企业内部化决策的内生性问题。该文分析指出当两国存在较大的要素禀赋差异时，合约能通过外部市场实现效率配置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因此不需要跨国投资；当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小时，则合约需要通过内部化实现。Either 和Markusen[7](1996)则主要结合跨国公司的知识资本泄露风险来研究内部化问题，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企业在出口、FDI和许可之间的战略选择中国。模型进一步扩展到两国一般均衡模型，结果显示当两国要素禀赋相似时，一体化选择优于许可，这一结果与Either(1982)结果相吻合。Mclaren[8](2000) 研究指出，最终产品企业即可以通过竞标市场或通过与供应商后向一体化而获得专业性中间产品。若实施后向一体化，企业需承担一体化固定成本，而通过竟标市场则供应商存在被敲竹杠问题。对独立中间商而言，最终产品生产者数量越多，他们越容易找到买主，越不容易被敲竹杠。一国越开放或运输成本下降都能增加可获得的卖方或买方数量。Grossman和Helpman[9] (2002)构建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企业在垂直一体化和外包两种模式下的选择；Antras 和 Helpman[10] (2003)则将Grossman- Hart –Moore不完全契约模型引入贸易理论，分析跨国公司在获取中间投入品时的所有权安排问题；进一步地，Antras[11]（2005）结合不完全契约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得出新的观点：在企业边界内生产将首先被转移到国外，而只有在以后阶段才会形成独立的国外公司。Helpman[12](2006)强调了企业组织特性（如外包战略）对组织模式选择的重要性，更深入地揭示了在产业内贸易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模式的关系。

国内学者分别在契约理论与直接投资领域有大量研究，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企业“走出去”模式还不是很充分。王勇[13]（2002）、杨其静[14]（2002）分别对契约方面的研究做出比较与总结。而胡国恒[15]（2004）则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各生产阶段的所有权和区位结构，认为会形成出口型国内企业、横向型和纵向型国际生产三种均衡形态。

三、建立模型

设三国经济体存在一个由n个差别产品的企业构成的行业Y，消费者对行业内差别产品的Dixit—Stiglitz型偏好为：

U=，0

由效用最大化得出Y行业第i种差别产品y（i）的需求函数为：

y（i）= ，其中=(W，E，S)（1）

其中，为第种差别产品的市场价格，行业内差别产品的替代弹性为，代表不同国家的需求水平。

设行业Y的代表性企业y生产最终产品分为上游总部活动H和下游一般活动M两个阶段， H和M对y的产出弹性分别为和，最终产品C—D型生产函数为：

y=，0

1、一体化的E国和S国在完全契约条件下W国进行国内生产

（3）

那么W国出口获得总的净利润为：

（4）

2、一体化的E国和S国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跨国生产

(ⅰ)W国仅在一体化中的一国进行跨国生产（以在E国生产为例）

W国和E国面临的总销售收入为：

（5）

假设

（6）

那么进行跨国生产时的均衡价格和产品在三个国家销售后的净利润为：

（7）

其中，．

（ⅱ）W国在一体化下的两国均进行跨国生产

三个国家面临的总的销售收入为：

（8）

（9）

那么市场均衡价格和总的净利润为：

（10）

四、经营利润最大化原则下东道国的供应模式选择

1、出口与国际生产——生产区位的选择，这里分为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出口与两国国际生产的比较，设其经营利润比值分别为、

（1）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

由公式（1）、（4）和（7）得

（11）

表示生产该产品的技术密集度，对公式（11）求的偏导有，求其反函数可以得到出口与单国国际生产经营利润相等时技术密集度的临界值: 。当W国工资和贸易成本及H的运输成本既定时，如果产品y的技术密集度，企业在W国生产出口到E和S国;如果，企业将在E国进行国际生产。

除了受到技术密集度的影响，企业对出口和国际生产选择时还考虑要素禀赋差异、贸易成本、交易成本、一体化的两国市场间的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由公式(11) 可知: 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即W国工资水平上升、最终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上升、中间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下降、一体化的两国间的贸易壁垒增加，均会导致经营利润比值降低、技术密集度临界值提高，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生产。同完全契约相比，契约不完全带来的交易成本导致技术密集度临界值下降，限制了国际生产的发展。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国际生产倾向于契约环境较完善的区位。

（2）出口与两国国际生产

由公式（1）、（4）和（10）得

（12）

（13）

（14）

公式（14）中的，对公式（13）和（14）求的偏导有，，故存在临界值，当，时，上游活动方H对最终品的生产更为重要，技术含量更高，这样由H方去控制剩余索取权更为有利，可获得较高的事前效率，企业会直接投资于东道国；当，时，使得下游活动方M在最终品生产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其讨价还价能力增强，H方会放弃对剩余权的控制，选择契约生产。显然，同契约生产相比，FDI 要求企业具备较高的技术密集度。这也证明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推断:基于事前效率，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应赋予作出相对重要投资的一方。

3、综合比较分析

由公式 (11)可以分别得到出口与单国契约生产及出口与单国直接投资的临界技术密集度和，公式（12）可得出口与两国国契约生产及出口与两国直接投资的临界技术密集度及，通过和及的比较分析，可发现：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较低的行业，且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不会产生直接投资。当时企业选择出口；当时企业选择契约生产。而在时必存在一个使得出口与两国契约生产获得的总经营利润相等，那么时企业选择出口，时企业选择在两国进行契约生产；同时，在时也会存在一个使得出口与在一国进行契约生产的总经营利润相等，故时企业会选择出口，时企业选择在一体化下的一国进行国际契约生产。

五、投资成本下企业组织模式及区位选择

在净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由于，不同供应模式的临界条件将因固定成本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发生变化。

1、一体化市场规模及固定成本下出口与国际生产模式比较，由公式（4）、（7）、(10) 、(11)和（12）可以得到临界条件下的市场规模分别为:

上述公式中，分别表示出口与单国契约生产、出口与单国直接投资在W国获得总的净利润相等时的一体化临界市场规模，，分别表示出口与两国契约生产、出口与两国直接投资在净利润相等时的一体化临界市场规模。显而易见，这两种不同市场供应模式的一体化临界市场规模与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当或时，W国企业选择出口；在且时企业会选择生产组织模式要视一体化市场规模而定：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只有在一体化下的总市场规模并且时企业才会选择国际契约生产，反之选择出口；在上游活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当时，企业在时选择单国契约生产，时选择出口，在时企业时选择两国契约生产，下选择出口。

2、一体化市场规模及固定成本下契约生产与直接投资模式比较，由公式（4）、（7）、(10) 、（13）和（14）得出：

总之，在上游活动重要性的减弱、技术密集度降低的情况下，企业选择组织模式逐渐由出口、直接投资向契约生产过渡。同时，由于存在固定成本的差异，企业对较小的一体化市场更多地以出口方式为主，伴随一体化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契约生产和直接投资会逐渐替代出口方式。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国际生产特别是直接投资大多发生在投资成本较低、一体化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

六、总结

附录：由于存在“占先”优势，当W国与E国先签订合作协议（可能性为1/2）时，E国可获得的收入，剩下的销售收入再由W国和S国以谈判水平来分配，那么W国获得的收入最终为，S国所得销售收入为。同理，当W国与S国先签订合作协议（可能性为1/2）时，可以得到W国、E国和S国的收入分别为、、。这样可以得出三个国家的预期收入分别为：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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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勇.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两种分析方法的一个比较[J]，经济学动态，2002.7.

第10篇

论文摘要:80年代以来，安徽省国际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迅猛发展。该文利用协整检验(Co - 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运用安徽省1985 - 2008年数据检验了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长期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国际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徽省应该注重国际贸易投资政策的协同关系。

1、引言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贸易和FDI之间呈现出双向促进、互为高度融合、合为一体的经济现象，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直接结果。安徽省对外开放程度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提高，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各期资料，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从1985年的163万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4. 9亿美元，同时出口贸易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3. 07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13. 5亿美元，进口贸易年进口额从1985年的1. 2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0. 8亿美元，(表1)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和关联性(图1)。安徽省FDI与国际贸易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互为因果关系，即贸易投资一体化。本报告将通过安徽1985一2008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协整检验(C。一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来进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徽省贸易投资的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蒙代尔(R. A Mundel1957)最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 )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理论模型。其研究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在存在国际贸易的壁垒会产生生产要素一国际资本的流动，而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会产生国际贸易。当两个国家的资源察赋、技术水平相接近时，这种替代效应尤为明显。马库森(Markuson ，1983 )则认为蒙代尔关于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替代性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如果放松假定，则会导致要素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费农(Vernon ，1966)则从动态角度阐述了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而展开，是对企业出口贸易的替代。日本学者小岛清( K. Kojima. 1978)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了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指出由于FDI是从投资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可以在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出新的贸易机会，从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2〕对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争论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Pain和1Vakelin (1998 )对11个OECD国家1971一1992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发现FDI流出会减少出口，而FDI流人会扩大出口;Zhang(2001)将中国分为高FDI、中FDI和低FDI进行研究表明，在高FDI的沿海地区，FDI与出口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在中FDI地区显示出口引起了FDI，而在低FDI地区声DI对于出口发展起决定作用。Liu ( 2001)采用中国和19个贸易伙伴1984-1998年贸易和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FDI和贸易的关系，进口增加引致了进口国的FDI，而FDI又引致了出口的增加。

3、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机理

3. 1国际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促进机理

3.1.1国际贸易通过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以公司“内部需求导向型”的“引致对外直接投资”得以产生。由于公司内贸易额的发展为规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使得更为细化的国际分工在成本承受能力上成为可能，从而以国际分工为依托和条件、以公司内部需求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得以发展。

3.1.2跨越国界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所获得的可观收益对后续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持续激励。

3. 1. 3产成品贸易所隐含的未来乐观预期和实现的企业利润目标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增力口。

3. 2外国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机理

3. 2. 1国际分工的细化、深度发展通过扩展企业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原有边界来利用原本无法利用的资源，以实现其发展贸易的功能。

3.2.2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国际贸易”提出了主观要求，即跨国公司要想通过内部贸易的方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必须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基础和前提。

3.2.3基于东道国市场需求增长趋势的外国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并直接导致产品贸易的发展。

4、实证分析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安徽省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安徽省1985一2008年期间的年度数据，采用协整检验(Co一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进行实证分析。FDI是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IM代表各年度的进口贸易额。由于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分别为LNFDI ， LNEX ， LNIM 。

4.1单位根检验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为避免谬误回归现象而导致结论无效，因此应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的存在即为时间序列非平稳的表现形式，所以平稳性检验可以转化为对单位根的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包括PP法、DF法和ADF法三种，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一Fuller)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从而对时间序列X，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a为常数，t为趋势项，P为最佳滞后期数，为随机误差项。

现作如下假设检验:

当y=0时，则说明X‘存在单位根，从而该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当y显著小于0

时，则说明X，不存在单位根，因而该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若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则必须对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直至n阶平稳，此时的时间序列被称为n阶单整，记为，I(n)。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LNFDI ，LNEX ，LNIM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LNEX ，LNIM，LNFDI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LNEX ， p LNIM ，p LNFDI均为平稳序列。由此可知，LNEX ，LNIM，LNFDI均为I(1)单整序列。　4. 2协整关系检验

如果若干个服从单位根过程的变量的某一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一稳定线性组合为协整关系，协整分析描述了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协整关系的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最典型的Ea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的EG两步法，但它通常只能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对协整向量系统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检验，它可用于检验多个变量，同时求出它们之间的若干种协整关系。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

首先，建立VAR模型:Yt=。

其中，Yt为LNEX ，LNIM和LNFDI所构成的列向量、A为系数矩阵、C为截距项、为随机误差矩阵、t表时期、i表滞后期、k表示最大滞后阶数。本文对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是基于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来确定的，即根据AIC，SC准则来确定。

其次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本文使用Eviews6. 1软件进行处理，结果如表3和表4;

4.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国际贸易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特别地说“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该有助于预测Y，即在Y关于Y的过去值的回归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其原因是如果X有助于预测Y， Y也有助于预测X，则很可能存在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变量，它们既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现考虑两个时间序列，要检验是否为的原因，可以构造以下两个回归模型。

有限制条件回归:

其中，P和q分别是Y和X的滞后期，而且是任意的。如果同时显著地不为0，则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反之亦然。现作假设=1 ，2，??，q)=0，即“X不是引起Y的原因”，再分别对上两公式进行回归，并得到回归的残差平方和，进而构造F统计量:F＝。F服从第一自由度为q，第二自由度为T一（p＋q）－1的分布，若F的计算值比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大，则拒绝Ho原假设，即X是引起Y的原因。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的原因”的原假设，做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交换X与Y。若两个检验的零假设均被推翻，则表明X与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将以安徽省1985一2008年的数据为分析样本，对FDI与进口、出口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同样考虑滞后期的问题，并取滞后期为1年。

5、结论与安徽省贸易投资政策建议

5. 1结论

本论文通过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安徽省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和国际贸易存在长期的互为因果关系，即贸易投资一体化。

第11篇

1、引言

2、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蒙代尔(R. A Mundel1957)最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 )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理论模型。其研究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在存在国际贸易的壁垒会产生生产要素一国际资本的流动，而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会产生国际贸易。当两个国家的资源察赋、技术水平相接近时，这种替代效应尤为明显。马库森(Markuson ,1983 )则认为蒙代尔关于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替代性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如果放松假定，则会导致要素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费农(Vernon ,1966)则从动态角度阐述了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而展开，是对企业出口贸易的替代。日本学者小岛清( K. Kojima. 1978)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了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指出由于FDI是从投资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可以在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出新的贸易机会，从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2〕对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争论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Pain和1Vakelin (1998 )对11个OECD国家1971一1992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发现FDI流出会减少出口，而FDI流人会扩大出口;Zhang(2001)将中国分为高FDI、中FDI和低FDI进行研究表明，在高FDI的沿海地区，FDI与出口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在中FDI地区显示出口引起了FDI，而在低FDI地区声DI对于出口发展起决定作用。Liu ( 2001)采用中国和19个贸易伙伴1984-1998年贸易和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FDI和贸易的关系，进口增加引致了进口国的FDI，而FDI又引致了出口的增加。

3、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机理

3. 1国际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促进机理

3.1.2跨越国界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所获得的可观收益对后续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持续激励。

3. 1. 3产成品贸易所隐含的未来乐观预期和实现的企业利润目标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增力口。

3. 2外国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机理

3. 2. 1国际分工的细化、深度发展通过扩展企业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原有边界来利用原本无法利用的资源，以实现其发展贸易的功能。

3.2.3基于东道国市场需求增长趋势的外国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并直接导致产品贸易的发展。

4、实证分析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安徽省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安徽省1985一2008年期间的年度数据，采用协整检验(Co一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进行实证分析。FDI是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IM代表各年度的进口贸易额。由于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分别为LNFDI , LNEX , LNIM 。

4.1单位根检验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为避免谬误回归现象而导致结论无效，因此应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的存在即为时间序列非平稳的表现形式，所以平稳性检验可以转化为对单位根的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包括PP法、DF法和ADF法三种，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一Fuller)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从而对时间序列X，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a为常数，t为趋势项，P为最佳滞后期数，为随机误差项。

现作如下假设检验:

当y=0时，则说明X‘存在单位根，从而该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当y显著小于0

时，则说明X，不存在单位根，因而该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若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则必须对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直至n阶平稳，此时的时间序列被称为n阶单整，记为，I(n)。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LNFDI ,LNEX ,LNIM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LNEX ,LNIM,LNFDI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LNEX , p LNIM ,p LNFDI均为平稳序列。由此可知，LNEX ,LNIM,LNFDI均为I(1)单整序列。

4. 2协整关系检验

首先，建立VAR模型:Yt=。

其中，Yt为LNEX ,LNIM和LNFDI所构成的列向量、A为系数矩阵、C为截距项、为随机误差矩阵、t表时期、i表滞后期、k表示最大滞后阶数。本文对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是基于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来确定的，即根据AIC,SC准则来确定。

其次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本文使用Eviews6. 1软件进行处理，结果如表3和表4;

4.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国际贸易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特别地说“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该有助于预测Y，即在Y关于Y的过去值的回归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其原因是如果X有助于预测Y, Y也有助于预测X，则很可能存在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变量，它们既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现考虑两个时间序列，要检验是否为的原因，可以构造以下两个回归模型。

有限制条件回归:

其中，P和q分别是Y和X的滞后期，而且是任意的。如果同时显著地不为0，则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反之亦然。现作假设=1 ,2，??，q)=0，即“X不是引起Y的原因”，再分别对上两公式进行回归，并得到回归的残差平方和，进而构造F统计量:F＝。F服从第一自由度为q，第二自由度为T一（p＋q）－1的分布，若F的计算值比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大，则拒绝Ho原假设，即X是引起Y的原因。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的原因”的原假设，做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交换X与Y。若两个检验的零假设均被，则表明X与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将以安徽省1985一2008年的数据为分析样本，对FDI与进口、出口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同样考虑滞后期的问题，并取滞后期为1年。

5、结论与安徽省贸易投资政策建议

5. 1结论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技术进步,逆向技术溢出,国内研发,吸引外资,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金融危机下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额剧增，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一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仅依靠国内研发，还依靠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通过吸引外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口、技术引进等渠道溢出国外研发资本。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导向型对外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了母国技术水平，比如Chang和Kogut（1991年）通过研究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得出日本对美国投资是技术导向型的，发现日本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一般采取合资的形式，证实了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Braconeer（2002）研究证明瑞典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对瑞典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是瑞典本国的研发支出。Motta和Fosfuri运用古诺竞争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无特定优势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拉近与技术先进国家企业的距离，可以在技术外溢中获益。Branstetter(2006)利用专利数证明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外溢效应。

以上文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逆向技术溢出，但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尚不可知。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案例和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较少；变量选取片面，集中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国内研发投入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数据处理方法不正确，相同的数据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OFDI总数不能代表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因为OFDI包含资源导向型、市场寻求型等。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我国企业正积极尝试着“走出去”战略，收购国外知名企业以深入国外技术密集地吸取先进技术，我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能否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及我国的技术水平？促进作用有多大？是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还是鼓励跨国并购？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回答以上问题。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1、模型构建

假设技术进步是中性的，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得：Y=AKLS

其中Y表示某国在t时间的产出，A表示某国在t时间的技术水平，K、L、S分别代表某国在t时间的资本、劳动投入和知识资本，a、b、γ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知识资本的产出弹性。Y/KL为FTP（全要素生产率），FTP代表一国的技术水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a+b=1。

推导得出：L（Y/L）=LA+aL(K/L)+c

通过最小二乘法计算a、b值，带入全要素生产率即可得到FTP。

知识资本一方面由本国研发投入决定，另一方面由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决定，溢出国外研发资本的渠道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外资、技术引进，据此我们假设S=（S）（S）

把知识资本和TFP带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然后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TFP=p+jLR+jLFDI+jLOFDI+jLT+c

其中TFP表示技术进步水平，R代表t时期国内研发投入存量，FDI、OFDI、T分别代表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引进而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j、j、jj分别代表国内研发投入、引进外资、对外投资、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大小，p为截距项，c为尾数项。

建立模型来测算我国通过引进外资而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R=∑(R/GDP)*FDI其中R代表i国研发投入，GDP代表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FDI代表外商对我国的投资额。

通过对外投资而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为：R=∑(R/GDP)*OFDI其中R代表i国研发投入，GDP代表i国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OFDI代表我国对i国的直接投资额。

2、数据说明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Y由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基期折算而来，劳动力数量来自统计年鉴，资本存量使用以下公式推导得出：K=G/I+（1-v）*K其中G表示某一年内固定资本流量，I表示价格指数，V代表资本折旧率，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折旧率值为5%，K代表t-1期固定资本存量，K表示固定资本总额。选取1987~2009年的数据，用eviews6.0对此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

L（Y/L）=-1.28457+0.501021L(K/L)

（-26.2564）（9.3564）

R=0.987425SE=0.01932F=2010.541DW=1.58712

此模型拟合优度接近1说明构建的模型合理，T和F值都通过了检验，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结果有效。所以a=0.501，b=0.499，从而算出我国历年TFP，具体数据见下表：

全要素生产率和各解释变量数值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

国内研发投入（亿美元）

FDI溢出的研发资本（亿美元）

技术引进（亿美元）

OFDI溢出的研发研发（亿美元）

1987

0.27914

17.30

6.24617

7.14

0.86941

1988

0.29842

17.48

8.64834

7.06

1.13241

1989

0.30248

22.16

8.79416

7.59

1.03416

1990

0.29476

15.92

7.89106

8.64

1.06421

1991

0.30684

17.01

10.38162

10.18

1.36825

1992

0.34512

19.28

27.18621

12.95

1.64592

1993

0.36415

20.13

67.84625

15.84

1.82483

1994

0.39548

13.53

84.23116

28.62

1.84571

1995

0.42581

13.52

94.85743

34.18

2.07613

1996

0.42876

14.54

105.46213

32.64

2.41682

1997

0.45127

17.61

110.51034

26.43

2.62834

1998

0.46318

19.32

108.4525

25.95

2.69472

1999

0.47815

24.35

102.6428

25.16

3.18726

2000

0.49156

31.58

100.6258

30.25

3.41867

2001

0.51073

36.59

115.6204

30.43

18.5694

2002

0.51754

45.61

124.8576

48.92

21.76154

2003

0.54107

53.94

121.7684

50.41

24.31675

2004

0.56042

66.29

128.4041

46.82

28.41308

2005

0.57105

81.86

117.5106

34.28

32.34160

2006

0.58420

101.8

110.3415

38.54

34.45812

2007

0.60134

120.4

120.8431

42.85

40.28764

2008

0.75126

139.2

128.7541

50.61

71.98562

2009

0.83401

154.1

131.5783

第13篇

1、我国商品出口所受到的限制要求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我国商品的山口在世界市场经常受到反倾销、技术努壁垒以及绿色壁垒等等贸易利非贸易性壁垒的限制，严重阻碍了山口的进――步增长。据外经贸部统计，从1979年起，我国的糖精遭到当时的欧共体立案反倾销，到2002年9月30日，全球共有33个国家发起了对我国的反倾销利保障措施案件，共54l起，其中反倾销案件500起，保障措施案件4l起。共涉及山口额达160.5亿美元。反倾销案件之多位居全球之首。技术性贸易壁垒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发展，抽样凋查表明，2002年，我国有71％的山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技术壁垒的限制。加入WTO后，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比加入世贸组织前更为严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利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

面对这样的山口形势，再想通过扩人山口米拉动经济增长，抢占国外市场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厂。而国防际直接投资就可以克服这些限制利弊端。

2、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外贸出口的增加以及我国一直以米吸引国外投资的开放

政策，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山经常项目利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局面。资料显示，我国国家外汇储备1980年末为13亿美元，而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己突破4000亿达到4032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由此可以看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就已经初见端倪，并有不断扩人的趋势，尤其是近两年，资本金融账户利经常账尸的顺差人幅增加，尤其是资本金融账户。而过多的双顺差，不仅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从而不利于金融的稳定，也给山口增加了困难，同时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外汇风险利资金的闲置成本，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卜人量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增加了外汇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及国际收支的进一步顺差。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加人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这不仅是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需要，也是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

3、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良策

经济全球化是人势所趋，是每一个国家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我国也是如此。就如上海财经人学的学者程恩富、朱富强在他们的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中所说的那样，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确确实实的趋势，虽然依据“马太效应”，它更有利于领先的国家，但全球化进程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人家都不加入而联合起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固然可以得到更多的益处。但是如果一部分加入，另一部分不加入的话，则加入者可以得到更人的好处，而不加入者将受到更人的损火。既然我们无力让人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加入，我们就应该主动及早加入，因为受损最大的将是“局外人”。

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仅需要我们在经济体制、规则以及经济制度安排上尽快与国际接轨，还要求我们积极的走山去，尽快的提高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扩人山口，加人国际交流，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很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和技术等优势，不仅能够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利先进管理经验，利川奸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便利，还有利于开拓国外的市场，提高本国的资本收益率。所以，现阶段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4、对外直接投资是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搏市入世挑战的需要

第14篇

如今各国都已意识到不能只依靠本国的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来谋求发展,而应理性选择扶持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相应的市场效应、资源效应、出口效应和国际收支效应,提高本国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一国带来如下的效应:

(一)有利于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从边际产业(即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方面,投资国减少边际产业的生产,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扩大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和出口,使投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投资国利用投资获利来补充、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能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都会遇到资源约束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立足全球,把国内外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经济管理、人才等有机结合起来,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利用本国和他国不同资源与要素优势、在国际间实现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合理流动、获得更高利益的极其有效的途径。

(三)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利用外资。无论是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企业或私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起到了“杠杆”作用,以少量的国内资本来获得更大数量的国际资本。一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使用的资金,除了本国的外汇资金和设备外,还包括在东道国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特别是可以利用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进行融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用外资,是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是在国际市场上主动寻求与外资的结合,是利用外资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资的场所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

(四)有利于锻炼和培养一批跨国经营的专门人才。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需要足够数量的精通外语、熟悉法律、财会、金融等业务的国际化投资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养有多种途径,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关培训机构培养及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吸引留学人才和聘请国外专业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径是投资企业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和直接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五)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投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的日趋饱和,反倾销、技术性壁垒和关税的提高,已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出口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更是减少进口,而把需求更多转移到国内。在此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不失为一条带动出口的有效途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可以绕过对方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就地生产和销售;其次,可以带动投资国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技术等的出口;另外,到国外投资办厂,能够快速、准确地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及时反馈信息到国内,减少出口的盲目性,及时输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对外直接投资在给一国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他众多正效应的同时,也可能使该国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所谓产业空心化,主要是指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内产品竞争力下降,进口品涌入排挤国内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国内生产由进口代替;第二,出口不如海外生产合算,生产基地移往海外或增加海外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出口生产由海外生产所替代;第三,上述国内生产由进口和海外生产所替代,从而缩小了国内的制造业生产,国内生产资源配置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被非制造业所替代。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指制造业的空心化,而实际上空心化不仅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金融业、服务业都可能出现空心化。空心化使国内投资不断萎缩,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投资母国带来正的效应,只要投资母国能够把握度,防止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就可以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自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开始起步,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1998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盲目进行,而应有选择性,以便带来最大效应,并避免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根据我国的各行业发展状况以及效应最大化目标,我们主要应在如下行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一)资源开发业。中国对外投资的首选行业领域应是资源开发。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资源导向型投资占有较大比重,且中国较大的海外投资企业的主要投资额也集中在资源开发行业。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比较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许多重要自然资源的短缺现象日趋严重,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进口依存度迅速增大。因此,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优势,以重要资源开发为导向的对外投资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对我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是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林业等。通过对外投资建立资源稳定的供应基地,可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也可防止受制于他人的被动局面。

(二)加工装配型的制造业。制造业是目前国际投资的重要部门,同时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我国的家用电器、摩托车、金属制品、家用机械等加工装配型制造业规模都比较大,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经过长时间高速增长,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依赖出口发展贸易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因此,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使制造业走向国际市场,对利用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减少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贯彻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服装纺织业。服装纺织业是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技术水平先进,产品质量好,信誉高,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服装纺织品的市场份额都非常高,竞争优势明显。目前,国内生产、销售明显过剩,竞争激烈,效益下滑,传统的依赖出口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欧美等国种种非关税壁垒的阻击,困难重重。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不但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和我国先进的技术,同时可绕过各种非关税壁垒,把我国剩余的国内生产能力转移出去。虽然2005年配额取消将为中国纺织服装出口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从现实反映看,配额取消后纺织服装贸易的摩擦可能进一步升级。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失去纺织服装生产的比较优势,但为保护国内的就业,必然会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从我国的纺织服装进口。作为应对措施,我国的服装纺织企业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四)服务业、金融房地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当前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落在了第三产业上。虽然我国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竞争优势,但从发展战略角度看,我国应抓住在第三产业某些领域的优势,结合第三产业行业多、范围广、投资大小不限、经济规模不限等特点,积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要积极发展房地产、金融业的投资。对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金融业进行投资不受技术限制,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开展,且能掌握有关方面的知识,对中国国内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也会有一定帮助。

(五)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产业。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可逐步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产业层次高级化。在发达国家进行高科技直接投资,有助于打破这些国家在高技术方面的限制与封锁,有助于吸收世界上高新技术和其他先进技术,同时也可使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学到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我国的企业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仍有较大的研发能力差距。因此,到国外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较快提高研发能力的有效途径。现在,中国许多企业开始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由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同时国内的高科技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对外投资,扩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现科技产品的国际化。

为鼓励我国上述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应当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配套政策服务。首先,应从企业需要出发,改善现有的投资、外汇和人员出入境审批制度。海外投资是一项风险大且具挑战性的投资活动,政府不应该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过度干预。其次,应当加大税收、融资等政策支持力度。针对一般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对于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项目,政府更应给予积极的财政补贴。最后,政府应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解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融资难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结构升级

论文摘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本文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有选择性地进行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马帮龙,吕虎晓.我国对外投资现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1)

[2]董会琳,黄少达.浅析扩大对外投资对就业的影响[J].财经科学,2001增刊

第15篇

关键词：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地方政府；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产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区位选择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C・P・金德贝格在70年代对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它是一种阐明当代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具有垄断优势的理论。此理论认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应从“垄断优势”着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论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他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又进行进一步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其指导作用，它促使企业领导层形成更全面的决策思想，用整体观念去考察与所有权、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上的失误。

2.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市场学派理论。据克拉维斯（Kravis，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其空间分布。凯夫斯（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成本的影响作用下降，产品的销售才是关键的问题。

3.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安哥多（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但如果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直接投资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4.以集聚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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