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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恩格斯在批判英国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时又指出:“在这里的一个大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艾尔克河“下面紧靠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通通汇集在艾尔克河里。”从恩格斯对艾尔克河的批判中看出,曼彻斯特的工人生活的环境特别肮脏。艾尔克河附近有多个工厂,特别是制革厂四周弥漫着动物尸体腐烂的臭气味。人们的排泄物、工厂的废弃物以及废水都直接排到艾尔克河里,使得艾尔克河发黑、发臭,严重地污染着曼彻斯特城市的环境,这些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这还只是曼彻斯特旧城占地不到十分之一的艾尔克河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且这远远不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恩格斯还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的朗密尔特街空气进行了这样的批判:“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周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恩格斯认为,只有工业才使这些牲畜的主人有可能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大杂院当作住宅以高价租给工人,剥削贫穷的工人,制造废弃物污染空气、破坏生态,造成生态危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工业造成的。”
二、对资本主义农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人类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起,农业就在逐步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人与自然界相处较为和谐,整个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机器之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但是产业革命使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成为历史,工人们不得不舍弃这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美好田园生活,被卷进了资本主义这架加速运转的庞大机器。马克思通过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更新,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的发展更新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破坏更多的土地,出现更多新陈代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发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大工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发展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传统农业、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牧场及森林逐渐消失,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演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本是良性循环的,人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也应该是良性循环的。人们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循环产生的废弃物,应该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应当回归自然界,回归土壤,投入新一轮的代谢,使得土壤永续保持良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考察发现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原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产品产出后,农场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秆返回土地,进入土地的自我循环,加上牲畜粪便等农家肥,维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土地的养分在年复一年的轮作中被带走了,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终导致土壤危机发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口大量汇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人口过度集中却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时还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对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树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最后造成土地荒芜、水土流失,生态不断恶化,形成生态危机。
三、对资本主义生活环境污染的现实批判
伍德不认同目前流行的历史时期的划分,认为把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是错误的,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疑“现代性”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改变,并将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另一些学者强调经济的转变,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多元化资本主义。这些分析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新技术、新交流手段、消费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资本主义高度繁荣,强调差异和新时代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后现代性不是一种历史时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属性。伍德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因素产生了后现代性的概念,否认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认为现代性概念是错误的,而使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概念能否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伍德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概念来论述这个问题。根据詹姆逊和哈维的理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并没有实现从物质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转变。伍德指出,对于詹姆逊而言,后现代性对应着“晚期资本主义”或新的多样性的“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哈维将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后现代性对应着资本主义的某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而且劳动模式已经被灵活性所代替:新的生产模式团队概念、准时生产、多样性的商品市场、流动的劳动力、流动的资本等都因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伍德指出,这些改变主要是文化的改变。在哈维的后现代性理论中,时空压缩占据重要地位,依靠新技术,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压缩成为可能,出现了新的交流模式、生产方法和市场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费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现了新的文化资源来构建“后现代主义”。伍德不同意哈维和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当今的确有一些像哈维和詹姆逊这样的知识分子视“后现代性”为一种历史态势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所谓的“最新”变化并不新,所谓的“后现代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晚期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是它的运动规律、社会关系和矛盾的进一步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渗透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伍德指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现代性概念进入现代性概念的范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相联系。后现代性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鲜明的经济和技术特征为标志,被描述为信息时代、灵活积累、自由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组成。后现代性只是一种历史症候,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倒置。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虽然“剪不断”、“理还乱”,但都没有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场域。“后现代性”概念从其传统意义来说与现代性概念相对,后现代性紧随现代性,而现代性显示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同一性,现代性没有使启蒙理性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代替了启蒙工程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知识模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遮蔽,资本主义体系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伍德在批判后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伍德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出发,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支撑西方帝国主义实施霸权,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无知,取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否定结构和整体性思想,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
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三、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