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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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第2篇

恩格斯在批判英国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时又指出：“在这里的一个大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艾尔克河“下面紧靠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通通汇集在艾尔克河里。”从恩格斯对艾尔克河的批判中看出，曼彻斯特的工人生活的环境特别肮脏。艾尔克河附近有多个工厂，特别是制革厂四周弥漫着动物尸体腐烂的臭气味。人们的排泄物、工厂的废弃物以及废水都直接排到艾尔克河里，使得艾尔克河发黑、发臭，严重地污染着曼彻斯特城市的环境，这些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这还只是曼彻斯特旧城占地不到十分之一的艾尔克河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且这远远不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恩格斯还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的朗密尔特街空气进行了这样的批判：“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周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恩格斯认为，只有工业才使这些牲畜的主人有可能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大杂院当作住宅以高价租给工人，剥削贫穷的工人，制造废弃物污染空气、破坏生态，造成生态危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工业造成的。”

二、对资本主义农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人类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起，农业就在逐步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人与自然界相处较为和谐，整个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机器之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但是产业革命使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成为历史，工人们不得不舍弃这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美好田园生活，被卷进了资本主义这架加速运转的庞大机器。马克思通过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更新，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的发展更新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破坏更多的土地，出现更多新陈代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发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大工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发展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传统农业、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牧场及森林逐渐消失，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演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本是良性循环的，人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也应该是良性循环的。人们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循环产生的废弃物，应该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应当回归自然界，回归土壤，投入新一轮的代谢，使得土壤永续保持良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考察发现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原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产品产出后，农场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秆返回土地，进入土地的自我循环，加上牲畜粪便等农家肥，维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土地的养分在年复一年的轮作中被带走了，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终导致土壤危机发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口大量汇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人口过度集中却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时还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对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树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最后造成土地荒芜、水土流失，生态不断恶化，形成生态危机。

三、对资本主义生活环境污染的现实批判

第3篇

伍德不认同目前流行的历史时期的划分，认为把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是错误的，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疑“现代性”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改变，并将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另一些学者强调经济的转变，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多元化资本主义。这些分析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新技术、新交流手段、消费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资本主义高度繁荣，强调差异和新时代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后现代性不是一种历史时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属性。伍德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因素产生了后现代性的概念，否认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认为现代性概念是错误的，而使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概念能否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伍德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概念来论述这个问题。根据詹姆逊和哈维的理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并没有实现从物质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转变。伍德指出，对于詹姆逊而言，后现代性对应着“晚期资本主义”或新的多样性的“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哈维将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后现代性对应着资本主义的某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而且劳动模式已经被灵活性所代替:新的生产模式团队概念、准时生产、多样性的商品市场、流动的劳动力、流动的资本等都因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伍德指出，这些改变主要是文化的改变。在哈维的后现代性理论中，时空压缩占据重要地位，依靠新技术，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压缩成为可能，出现了新的交流模式、生产方法和市场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费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现了新的文化资源来构建“后现代主义”。伍德不同意哈维和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当今的确有一些像哈维和詹姆逊这样的知识分子视“后现代性”为一种历史态势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所谓的“最新”变化并不新，所谓的“后现代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晚期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是它的运动规律、社会关系和矛盾的进一步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渗透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伍德指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现代性概念进入现代性概念的范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相联系。后现代性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鲜明的经济和技术特征为标志，被描述为信息时代、灵活积累、自由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组成。后现代性只是一种历史症候，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倒置。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虽然“剪不断”、“理还乱”，但都没有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场域。“后现代性”概念从其传统意义来说与现代性概念相对，后现代性紧随现代性，而现代性显示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同一性，现代性没有使启蒙理性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代替了启蒙工程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知识模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遮蔽，资本主义体系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伍德在批判后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伍德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出发，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支撑西方帝国主义实施霸权，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无知，取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否定结构和整体性思想，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

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三、简评

第4篇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批判：生态学；资本主义

Abstract:AsanecoMarxist，Fostermakesacritiqueofcapitalismthoroughlyfromtheperspectiveofecology.Heholdsthatecologyisanticapitalism,andcapitalisticproductionmodeistherootcauseoftheecocrisis.Hedisagreeswiththetheoriesof“limitednessofeconomicgrowth”,“naturalcapitalization”andecoimperialism.Herefutestheviewthat“technologycanresolvetheecoenvironmentalproblems”andinsiststhatwithout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capitalistsystem,theecoenvironmentalcrisiscanneverberelievedonlythroughtransformationofeconomicgrowthpatternandfastdevelopmentofecotechnology.

Keywords:Foster;ecologicalcritique;EcoMarxism;capitalism

在生态学理论家的“谱系”中，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因其深刻性、全面性而独领。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体现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正如作者所言，该书主要是对1992年至2001年间资本主义制度下应对环境危机的主流经济措施进行了一系列批判。

一、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其理论是犀利的，观点是明确的。他指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1］1生态危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围绕着生态危机的根源各抒己见：有人把它归咎于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欲，有人认为是工业文明的恶果，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在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科学家和主流环保主义者往往只强调一些具体的改善环境的措施：例如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用太阳能取而代之；减少消费；消除世界贫穷；控制人口增长，等等。福斯特认为，上述观点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上探寻原因。所以，“由于对社会因素及其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缺乏认真思考，主流环保主义者，包括大多热心关注环境的科学家，其观点经常弥散出牧师布道的气味”[1］68。

与这些观点迥异，福斯特强调，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的学理主张与资本主义逻辑相抵牾。所以，人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说，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特别适应资本和利润的生产，目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处于支配地位。而资本主义不会是静止的，其资本积累也是不会停止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要么积累，要么死亡”。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1］127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1］74。

福斯特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形象地比喻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它要处于高速的运行中，一旦停止，这种体制就终结了。

福斯特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难辞其咎，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罪”，是其经济体制无法克服的痼疾。

二、对传统经济学应对环境危机的经济措施的批判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批判基于三项主张：（1）一种制度如果追求财富无休止的增长和无限度的攫取，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持续的；（2）一种制度如果将人们与其特定居所的归属感和生态基础分割开来，那么它与生态稳定和“土地伦理”将是格格不入的；（3）一种制度如果分割地球，产生出“贫与富的生态环境”，那它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他说，传统经济学自诩为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物品仅狭隘地界定为市场上的商品，而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传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因为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们通常将生态问题视为某种尽力回避而不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

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有限论”，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上的有限增长，只是人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期盼，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3。

福斯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的经济扩张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为代价的。其次，资本家在评估投资前景时，总是计算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回收投资以及今后长久的利润回报。至于那些对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诸如清洁水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与保护、废物处理等可持续性问题，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再次，投资商一定要维持股东权益的价值并能定期分派红利。所以，投资于需时较长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投资商既没有那样的耐心，也没有那样的意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1］4

福斯特列举了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事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美国政府认为《京都议定书》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因解雇工人和消费物价上涨而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它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此两者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的指令性减排显然不符合美国资本及其国家的意愿，美国经济为减排而付出的代价太高，难以承担。

《京都议定书》在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惯性，它不会轻易使自己的发展模式发生逆转，不会改变工业文明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针对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质疑，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的辩护。对此，福斯特给予了严厉的批驳。他指出，如果人们相信了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减少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创新和市场奇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并没有实现，燃烧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是当代工业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向空气和土壤排放废料的唯一的最大污染源。大气层、海洋仍然是工业国家处理废料的主要排放地，人均废物排放量也在大大增加。例如，美国从1975年到1996年向外排放有毒或有潜在危险的废物量增长达30%。显然，这样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非物质化”的观点变成了谎言。

福斯特对环境经济学理论预设进行了批判。针对生态环境学家的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他们主张如果人们赋予自然界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将生态资产转化为可以销售的商品，这样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福斯特认为，该理论前提确信生态环境可以经济量化并融入到市场体系中去。对于这个前提，福斯特视为“乌托邦神话”。在他看来，生态环境不能完全地纳入到商品经济的循环之中，因为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是整体性的。生态环境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不能简化为市场价值，也不能简单地用于经济成本和效益分析。反之，如果人们强行给环境物品，如风景优美的海湾、沁人心脾的空气定价，人们并不认为此举有助于环境保护，相反，倒像是某种勒索保护费的诈骗行为。福斯特列举了鸣禽类面临灭绝和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事例来批判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在他看来，把鸣禽类动物纳入正常的市场体系也是徒劳的。因为提高鸟类价格会刺激一些人捕捉鸟类的欲望，而资本主义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导致鸟类栖息地和生存环境的污染在日益加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森林资源遭到破坏，不是因为林业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外，也不是因为林木没有标价。其实，长期以来，森林产品早已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着，森林的市场化不仅没有保护该生态系统的安全，反而对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三、对“自然资本化”理论的批驳

环境经济学家针对商品经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新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的最大不同就是认为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本质上都是“自然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成本的外在表现。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会计统计方式的缺陷。所以，只要建立新的会计统计方法，在企业的损益表上反映出“自然资本”的消耗情况，企业就将充分考虑到“自然资本”的价值并以此来拯救生态环境。

对于“自然资本”理论，福斯特给予了明确的批判。他指出：“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主要目的是掩盖为了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能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1］28福斯特以美国私营的太平洋木业公司的事例来论证他的观点。该公司正在采伐北加州红木林，因为它们是乱杂木，不能当成生产性资产，为了市场的需要，必须清除这些杂木以腾出空地培育统一规格、处于全面管理之下的速生林。这些森林的悲剧，不是因为它们被排斥在资产损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已被包含其中。

在批判环境经济学的“自然资本”理论时，福斯特指出了该理论的生态局限性。环境经济学家在论述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时，仅仅看到了这种变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全球变暖将对非市场领域的影响，即濒危物种和随着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湿地的价值，以及与环境难民的产生有关的成本等全方位的环境问题。环境经济学企图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福斯特看来，随着世界范围的商品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其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是其重要原因，因为无论是通过生产成本的外化还是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生产成本的考核，其目的都是为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而“真正的可持续性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再生产，而给自然的某一部分——比如独立于河流之外的淡水鱼类——赋予货币价值，这实际是错误地假定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成个体部分，个体部分也可以简单地拼凑起来”[1］51。

四、“让他们吃下污染”——生态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生态剥削与压迫

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了被传统经济学家广为接受的一些关于环境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出资本积累的逻辑和生态帝国主义的反人类和反生态的本性。萨默斯的部分观点被冠以“让他们吃下污染”的题目，于1992年2月8日在英国杂志《经济学家》上刊登出来。

萨默斯生态学三谬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由于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民众在工资收益上差别是很大的，所以由以往从疾病和死亡“获得的利益”来衡量第三世界的个体生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生命相比是毫无价值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数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同样的逻辑，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数百倍地低于发达国家。这样，即使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疾病和死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是合算的，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值钱。所以，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指责的。第二，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线性的，因为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非洲人烟稀少的国家应该是污染最少的国家，那里的空气污染水平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等严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还很低。所以，把污染物排放到还处于“欠污染”的第三世界，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是合适的。第三，对清洁环境的需求是以一定的收入为基础的，也是人均寿命长的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品，只有这些国家才适合于讲究审美和追求健康。所以，如果污染企业将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那么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就会下降。基于上述理由，萨默斯主张，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

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谬论是令人厌恶的，表现出了十足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恶习。人们不要以为萨默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来对待第三世界和生态环境问题是他丧失理智的痴语，其实，这是资本积累的经济扩张主义的逻辑必然，也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质的大暴露。“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合适条件，特别是在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应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著目的的实现。”[1］55萨默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大实话”。随着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工业生产的环境评估越来越严格，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限制。为了给资本扩张扫清障碍，为了把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外在化或他乡化，向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倾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料、工业垃圾就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一贯做法。福斯特认为，萨默斯将有毒废料倾倒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并不是他的“首创”，而是美国国内正在实施的政策和做法的世界应用。1983年，美国审计总局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南方一些州的黑人虽然人口比例占20%，但四分之三的场外商业有毒废料填埋场都设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居住区附近。福斯特指出：“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运送数百万吨的废料。1987年，产自费城的富含二氧杂芑的工业废渣倾倒在几内亚和海地。1988年，4000吨来自意大利的含聚氧联二苯的化学废料在尼日利亚被发现，毒液从锈蚀不堪的圆桶中溢出，污染了当地的土地和地下水。”[1］57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才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真正原因。因为“在21世纪的黎明，有种种理由让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所需要的快速经济增长，已进入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因为它已偏向能源与材料的过高消费，致使资源供给和废料消化都受到严重制约，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本性与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浪费使形势更加恶化”[1］69。

五、对资本主义技术决定论的生态批判

福斯特发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较良性的方向发展：生产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车的单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阳能替代矿物燃料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1］86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和社会舆论都认为，技术改进是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面对这个观点，福斯特提出了质疑：新技术及其应用在经济扩张的同时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吗？

为了批判技术能解决环境危机的观点，福斯特提到了“杰文斯悖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因创立边际效用主观价值理论而成为近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创始人之一。杰文斯是以他研究煤炭能源的专著《煤炭问题》一书而成名。杰文斯认为，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他看来，认为燃料的经济利用等同于减少消费，这纯粹是一种思想混乱。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列举了蒸汽机发展的历史来论证他的观点。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进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费。福斯特认为：“到目前为止，“杰文斯悖论”仍然适用，那就是，由于技术本身（在现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1］96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的技术改进，生产出了能源效率利用更高的汽车，但由于汽车数量的增加，并未遏止对汽油的需要。同样，冷冻技术的改进导致人们生产出更多更大的冷冻设备。

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技术不是万能的。面对气候变暖的事实，美国政府在某些大石油公司的支持下，转向了对“碳吸收技术”的研究。他们认为，该技术既允许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又能保护环境。于是，美国能源部投入数千万美元对这类技术进行研究。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从空气中抽取二氧化碳；二是将其注回到煤矿、油田，并由此回归海洋。美国政府寄希望于收集和吸收碳元素的技术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排放问题，以便使以碳耗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像以往一样完好无损地延续下去。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一项这方面的技术具有使用价值，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技术。即使有了这样的技术，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也是问题。吸收技术的解决方案只是将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其他地方，比如海洋而不是空中。但问题是，将海洋作为堆放人类经济废物最后地点的做法也是不科学的。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是成熟的环保技术（太阳能技术）也不一定会被广泛采用，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1］94，所以，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

六、结语

在福斯特看来，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变，无论人们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利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我们“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6。这里，充分体现了福斯特生态学对资本主义生态批评的社会意义。

第5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质变；内在否定

随着剧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平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全胜论，社会主义无望论，历史趋势改变论，全盘西化论等在国内外骤然出现，沸沸扬扬。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没有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真正搞清这些问题，才能为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依据。因此，深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道路做出科学判断的前提条件，笔者试图运用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第三种观点则代表了当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形式：即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部分质变，经过诸多部分质变的中间环节，最终突现根本质变。所谓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非根本性质﹑非基本矛盾已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出现了局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在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入口”的特征日益增多。

大量的实际资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非根本性质和非基本矛盾则有所改变，从而“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斯大林选集》下卷P35）这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然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倾向。国有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者经济﹑股权分散化﹑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的例证。（2）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运行有序化，可调控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有序的﹑可调控的，在有些国家还实行经济计划化。它不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3）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收入分配兼顾公平的倾向，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幅度得到了限制。（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中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对立和斗争，亦出现了对话与合作，劳资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已较为普及。同时，阶级的分野也出现了非固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5）在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构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想总资本家”的特征，它服务于全社会，服务于全民的特征也越来越多。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并非根源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改变。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上百年不懈斗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对资本主义构成强大推动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优越性初步得以显示，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种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注定要通过部分质变的方式来否定自身，逐步向新社会制度嬗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结果，是资本主义衰落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在这种部分质变的过程中，与其说资本主义的自我肯定因素在增长，不如说它自我否定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和扩张。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等是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因素；国家对经济的有序调节是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及有些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是贫富分化的否定因素；共同决定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则是阶级压迫的否定因素。这些自我否定因素的生成及发展，无疑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生成和积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论断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它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求证是否精当，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得住现实实践的验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证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以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2）以共同决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企业管理社会化。（3）以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计划化。（4）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生活福利化。（5）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三大差别逐步弱化。（6）以国家强化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为标志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部分质变的实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是当代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嬗变。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反思自己所进行的一种生产关系上的局部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正作为资本主义母体内部的否定力量改变着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着某些必要的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参考文献：

[1]黄安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7;

[2]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P105，294;

第6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企业产权多样化

一、导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做一下清晰区分，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样化的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是随着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一个具有历史特定性的企业类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的。而资本主义的企业指的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企业类型，但其内部的生产关系却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二、资本主义企业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定义，我们在这里可以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下的定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企业是这样一种制度：工人在占用他的劳动的资本家的控制下工作，产品归资本家国有而不是归工人所有，进而，这样的资本主义企业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产品并销售。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业主制，合伙制和股份制三种类型。下面我们依次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三种类型企业。

资本主义企业的最早形态是业主制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内只有唯一的所有者，这个唯一的所有者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经营者，他是最早的资本家。业主制企业是“指在经营单位内，剩余索取者和最终决策者同为一个人的企业体制”。在封建社会末期，部分农奴获得了人身解放，再加上一些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维持生存的生产活动。而另外的一些具有大量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己进行生产劳动，于是便雇佣那些无产者，让他们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来为自己生产指定的产品，而生产的这些产品则是用来出售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收入。作为回报，这些无产者将会得到一定的工资报酬从而实现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些无产者便是最初的工人，而那些资本所有者便是最初的资本家。这种企业形态便是马克思所指的最初形态的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在这种企业中不存在共同所有权问题，所有者－管理者承担了他指定决策的所有财富结果；而且也不存在由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所带来的人问题。

这是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主要优势。但该形式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如业主所有制企业会遇到投资视野问题和投资分散化问题。

合伙制企业的性质和业主制企业非常相似，只不过企业所有者变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资本出资人。这些出资人共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共同承担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决策。通过汇集几个人的资源，合伙者减轻了业主所有制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约束，而且合伙者还可以获得某些生产规模上的优势。一旦各所有者能向企业投入较小份额的资产，合伙制就为人们提供了机会，以降低承担风险的成本。但是合伙制没有摆脱共同所有权的问题，通常，合伙者既是企业剩余索取者也是主要的决策者，但随着合伙者人数的增加，容易滋生搭便车问题，以上两种职能合并后产生动力的优势慢慢减少。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扩大，要求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而所需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固定资本方面。前两种企业形式已适应不了更高的大规模批量生产的需要，再加上此时金融工具的日趋发展和完善，企业实现大规模原始投资的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于是就产生了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与前两种企业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就所有者来说，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规模远远大于前两种形式的企业，那么就很明显，股份制企业内的资本规模也必然相当大。就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来说，前两种企业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股份制企业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已经分开，所有者几乎不参加企业的管理，而管理者不对企业拥有所有权，所有权和控制权有了一定的分离。二者的分离导致问题的产生。当企业为获得规模经济而变得非常庞大时，即便合作团队中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效用函数且不存在欺诈行为，协作的成本也会上升。而且，外部所有者与内部职业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了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代表了这种企业类型的主要不足之处。然而，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并不表示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就消失了，在服务部门中，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仍是广泛使用的组织企业活动的方法，而他们对组织良好的资本市场的依赖也大大少于股份制企业的情况，所以它们是共存的。

三、资本主义的企业。

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产业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且每种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构成也是大不一样的，所以每种产业对于企业的规模和组织结构水平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如铁路行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要求它的企业必须具有很大的规模，且组织结构比较复杂。而棉花纺织业的企业则根据其技术的发展可以从最初的家庭式作坊演变到小企业再到大企业。所以，每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企业形式都是多样化的，并不存在单一形式的“代表性企业”。本节将着重讨论资本主义企业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如家庭式企业和合作社企业。

家庭结构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部落制度中，家庭结构是首要的、突显的维持性制度，家庭在部落制社会中是突显的，因为大多数生产都是在扩展的家庭单位中进行的。而到了奴隶社会，奴隶制庄园变成社会上占据主导性的生产单位，但是家庭结构作为次一级的生产单位保存了下来，而且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与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但家庭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结构，它不是人来产生以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它也会在历史的将来在人类社会中消失。家庭式企业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家庭成员们在家长的指挥下共同劳动生产某种产品，并出售此种产品以换取货币或其他物品，在交易时，这种产品的交易主体是这个家庭而不是任何一个家庭成员，此时的家庭相对于一个“法人”，且家庭财产归全体成员共有。像这样的家庭是传统家庭，它可以被称作企业，如典型的农民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

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一种重要的企业形式是合作社企业，这种企业是公有制性质的。合作社企业的企业所有权归企业全体劳动者所有，企业职工都以其劳动者身份平等地拥有企业所有权，它是一种劳动型企业。合作社企业的员工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在合作社企业内，工人可以相互联合，并且形成一种合作关系，他们可以共同拥有企业和企业的生产资料。合作社作为一种公有制企业，起资金主要靠内部员工自己分担的，部分通过融资筹得，但当今的合作社企业的资金无论如何都不能与股份制企业相比，所以其规模是有限的。虽然它是一种公有制企业，但是其内部的劳动平等关系随着组织内人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人数较少时，企业内的协调成本较低，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收入分配，甚至是在决策上都能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平等；当人数较多时，企业内的集体协调和决策成本就变得相当高，所以为将决策成本降低到经济上可行的水平，不得不求助于公产人来承担企业内部财产管理与劳动管理的大部分职能。“由于公产制的存在，这种公有产权的的内排他性必然转化为公产人与全体公产成员之间的双向监督关系，转化为二者权、责、利的矛盾与冲突。”随着合作社企业内员工人数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矛盾就越严重，企业内公有产权的内排他性就越强，而与此同时，企业内的劳动平等关系却越来越弱化。所以，就算是在公有制企业内，平等关系也是不同的，相对的。一个完全实现了劳动者分工平等、分配平等与决策平等的理想的公有制经济只存在于理论家的头脑中。超级秘书网

除了上述的两种企业类型外，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类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私有制的，还是公有制的，抑或混合所有制的。总之，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只会存在纯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那也只能是理论上的，绝对不符合现实。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形态中企业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能充分体现该社会经济形态内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的企业类型，但也有某些处于次要地位的企业形式。从中国的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我们对于企业形式多样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从以前否认和贬低私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合理性到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并鼓励其发展，充分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步入合理化的轨道中来。所以，我们应该在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承认并鼓励企业形式多样化的存在和发展，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种有利资源，为我国尽快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杰弗里·霍奇逊：演化与制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

2.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3.思拉恩·艾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M].商务印书馆，2004（10）。

4.荣兆梓：论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J].经济研究，1996（9）：16－23.

5.荣兆梓：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J].经济研究，1995（5）：21－28.

6.荣兆梓：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J].经济学家，2000（5）：33－37.

第7篇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第8篇

关键词：国际法；国本主义；人本化；国际投资法

国际法的国本主义传统以为标志，对国际社会进行条块分割，并为国际法体制设定基点及尺度，在全球融合的经济背景下，已无法满足国际法治秩序实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要求。这不仅推动应然国际法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突显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利益，向一切以保护人的尊严及权利为宗旨和依归，以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等价值为目的演进；同时也在实然国际法规范上得到广泛实现，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得到大量国际法人本规范的确认和保护，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法形成与运作过程的作用日渐加强，国际法在建立和完善国家间共处与合作的和平发展秩序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自身人本秩序的建构，展现出一幅“人本主义”的图景。国际法价值理念的升华和制度结构的重置无疑会向投资领域全面渗透，对新国际投资秩序的构建和完善产生重大影响。

一、国际投资条约人本价值取向的突显

（一）双边投资条约削弱东道国投资管辖权

国际投资的法制化发展在多边立法平台欠缺的情况下首先在双边层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协议的全球性体系迅速扩大，双边投资条约出现了“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一个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络正在展开。这在全球性、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体系几度“流产”的条件下，以国际契约的方式实现促进和保护外资的功能，为投资领域国际法律新秩序的形成提供基础动力。但晚近双边投资条约呈现出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规则、强有力的投资保护以及国际化的争端解决程序的发展特点，东道国建立在国际法赋予一国属地管辖权基础上的外资管辖权凸显弱化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道国投资准入决定权受到侵蚀。随着晚近各国以自由化为取向的外资法改革的推广以及具有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条约实践的普及，投资准入自由化渐趋成为世界性投资立法趋势，无论是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南》倡导将开放投资准入作为外资立法目标，还是美式双边条约关于国民待遇适用于投资准入阶段的规定；从《能源条约》关于成员国应当在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给予外资自由准入的软规则，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于外资设立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直至MAI的准入自由化规则，都昭示着各国自主施行投资措施时代的终结，东道国制定限制性投资准入措施的权利不再是本国政府自由决定的事项，而会更多的纳入跨国投资国际法制的约束范围。

2．国家在投资领域中的违约行为上升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可能性增强。在投资运营的待遇上，依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解释，投资自由化的主要特征和要求所在就是外国投资者待遇标准的提高。“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引入使投资领域契约责任的承担具备上升为国际责任的便利渠道，外国投资者可据此寻求对抗东道国的特权地位。

3．国家对外资经济的管理职权被架空。在晚近BIT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无论在东道国外资准入的审批程序还是外资的运作过程中，都禁止对投资者施加诸如出口配额、当地成分、技术转让等履行要求作为准入和运营的附加条件，以开放性的准入和运营方式激发投资者的积极性，并防止规避法律现象和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这无疑使东道国借助履行要求引导外资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权力受到封杀。

4．国家根据原则所享有的国有化权利遭到剥夺。20世纪90年代，当完全排斥国际规则、固守国家原则的卡沃尔主义在越来越多自由化性质的BIT巨大冲击下行将就木的同时，代表海外投资者利益、以“充分、及时、有效补偿”为核心特征的赫尔补偿原则，却借此获得无限发展的空间，成为对“合法性”征收与国有化措施设置的适用前提，在事实上剥夺了东道国在征收和国有化上的固有权利。这使得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当全球经济出现全面衰退，需要借此摆脱经济危机并实现对本国经济命脉控制的时候，面临受制于人的危险境地。

（二）社会公益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受到关注

国际投资立法不仅关系到缔约方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同时如果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而失去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必将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或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在日益高涨的质疑、指责中走向没落。公众对代表自己行使公共权利的政府机构在处理与外国投资者关系中，是否充分考虑环境、健康、公共安全等因素上具有强烈的知情权要求，这促使国际投资条约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这一保障条约实施的重要环节上开始涉及透明度问题。

1．在参与投资仲裁程序主体范围上的突破。许多国际投资条约正是因其投资争端的解决在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敏感领域欠缺非国家主体的有效参与而不断遭到社会公众的强烈诟病，透明度成为引发机制无法“取信于民”，产生信任危机的重要根源。众多非政府组织、代表不同领域公共利益的民间团体纷纷以“法庭之友”的身份介入争端解决程序，并以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供事实信息、法律解释及相关意见的方式对投资争端的解决产生影响。这样，大量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对“法庭之友”权利和地位一定程度的确认，迫使国际投资条约为非国家实体介入争端解决程序做出制度安排。

2．国际投资协定的民主化进程加速。对于国际投资条约的缔结者，也是投资争端潜在当事人的非争端缔约方，争端解决机构如何在实践中解释和适用条约内容，关系到确立条约义务是否得以遵守的衡量标准，也成为他们监督和防范外国投资者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对东道国国家公共利益造成侵害的重要方式。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条约注重对缔约方作为非争端当事方时享有的权利做出精心设计，并在仲裁实践中对上述权利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和完善，以提高国际投资协定实施的民主程度。

二、国际投资立法重心由南北矛盾向公私冲突转化

（一）早期国际投资立法中旗帜鲜明的南北矛盾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道国基于平等原则对外资拥有绝对的权力，而投资者无法得到任何国际法的保护。作为资本输出国代表投资者利益的发达国家与作为资本输入国代表东道国利益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对立，双方纷争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对跨国投资的法律保护上，分别代表南北双方立场的“卡尔沃主义”和“赫尔准则”因此产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投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不满足于确保本国海外投资免受东道国侵害，而是进一步谋求发展中国家清除对外国投资的法律限制，力图通过将投资问题国际化，使本国投资者尽量摆脱东道国国内法律管辖，以推进投资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则试图对此进行抵制，并竭力维护其依据国家原则对外国投资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权利，以排除投资母国借国际法干涉东道国内部经济事务。

（二）晚近国际投资立法中复杂多变的公私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中的角色改变交相辉映，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国际投资立法中的相互理解和利益趋同，再加上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展开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保护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律基础设施获得显著改善和提高，南北分歧趋于缩小。而日渐密切的国际交流必然导致日趋完备的国际规则，外国投资者享受到BIT及其他法律文件所赋予的“类宪法”的保障与特权，使得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权利义务极度不平衡，引发外国投资者的私人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之间日显突出的矛盾。同时，国际投资中的人本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私主体抗衡国家能力的全面保障及外资的准入和运营各环节歧视性管制的拆除，更意味着挖掘投资活动对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激励作用。投资自由化不能以诸如人权、环境以及劳工标准等重要的公共利益为代价，新自由主义的投资制度也必须加以变革，有必要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规制外国投资，以避免重蹈阿根廷与其他拉美国家近年来所遭遇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个理想的国际投资制度，应当超脱国家间利益的妥协，而在公私主体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国际投资立法争议焦点从“强国”与“弱国”的对立，即“南北矛盾”，转向“国家”对“公司”的对立，即“公私冲突”。这不仅主导着承载各方利益均衡的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投资法这个国家经济严防死守的领域人本价值取向的彰显。

三、国际投资仲裁多元化挑战国家

在《华盛顿公约》基础上建构起的有节制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为国家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不断涌现的“公私冲突”提供更加可信和中立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然而，晚近双边投资条约摆脱ICSID仲裁机制的约束，竭力弱化卡沃尔主义所倡导的投资争议当地救济原则，以及东道国法律优先适用处理投资争议的规则，不断推进投资争议国际仲裁的直接性和强制性，形成多元化发展趋势。这触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泛滥成灾，大量临时组建的国际仲裁庭对国家公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进行一裁终局的判定成为普遍现象。

首先，在投资实体法上，以美式BIT为代表的投资条约通过“投资”及“投资者”范围的广泛界定、投资待遇的模糊规范、间接征收条款内容的不确定性等含义不明的实体法条款，使得范围广泛的“合格投资者”能够动辄主张东道国“措施”违反条约义务，并由此提起国际仲裁请求。晚近国际投资仲裁庭在缺乏适当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演变成为有权裁定东道国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行政法庭和判断东道国司法判决是否体现公平公正的上诉法庭。如自1998年起，美国在NAFTA下，就曾10多次被加拿大投资者提起仲裁，对美国国内立法和政府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甚至对美国司法体系的公平性产生质疑，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其次，在投资程序法上，作为提交国际仲裁前提条件的国家同意带有更多的强制意味。大量仲裁实践中国家须在签订投资条约时事前概括做出，无需个案逐一、具体同意；仲裁庭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缺乏适当监督和纠错机制；在认定“合格投资者”上国籍选择标准的宽泛，为投资者通过改变公司结构的方式选择救济场所，滥用诉讼权利提供可能。这些程序设计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加之具有可强制执行性的国际仲裁所涉及的巨额赔偿，无疑给国家的正当行使带来巨大风险。

多元化的国际投资仲裁正从行政、司法、立法三个渠道形成对国家的围攻态势，以体现自由化的国际投资条约为后盾的投资者，获得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各类私方主体在国际贸易体制、国际人权体制及其他国际法律体制内无法获得的挑战国家公权力的权利。

晚近投资自由化措施在国际法上体现出对投资者利益的过度保护，导致投资领域新的不平衡，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国家经济的存在是国际法上人本秩序建构的理论前提，离开以信守国家独立自主，不受他国意志支配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国际法的人本价值无论多么崇高也不能变成现实。因此，为使投资这一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中的行使和维护摆脱现有危机，有效平衡个人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间的矛盾，不能简单强化国家的管理职权，而应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寻求国家经济的理性回归，并对内涵进行合理重构，从而有效抑制人本价值的异化。

注释：

到2007年底，全球有176个国家签订了超过5500项双边投资协定，这个数量正以每年100多项的速度递增。

依据1992年美式BIT范本第2条5款，一缔约国不得对对方缔约国的投资施加履行要求。受美式BIT的影响，NAFTA第1106条第1款禁止一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或非成员国的投资施加履行要求，包括在投资的设业、取得、扩展、管理和经营运作方面施加履行要求。ECT和MAI也紧跟美式BIT的步伐，先后作出了直接禁止履行要求的规定。TRIMs协议当中也对产生限制和扭曲货物贸易作用的投资措施及履行要求予以禁止。

DeniseMan-ning-Cabrol,‘TheImminentDeathoftheCairoClauseandtheRebirthoftheCairoPrinciple:EqualityofForeignAandNationalInvestors’,26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Business1169.1995.

徐泉．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法律规制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如NAFTA第1127、第1128和第1129条为缔约方设置了就条约解释向仲裁庭提交书面意见和获取仲裁中相关文件的权利。

陈安．国际经济法学专论(下编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页．

虑及大型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以及它们有资格根据BIT运用国际司法程序对抗东道国政府的事实，可以认为它们在实质上已经具备诉讼、索赔等方面的“权利”，具有一定“”特征。

即使一国加入《华盛顿公约》，它也有权拒绝将某项具体争议提交ICSID仲裁，有权将某类争议排除在可仲裁的范围之外，既为东道国国家的运用保留了一定回旋余地，又在一定范围内为投资者提供强制性国际仲裁的依据。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起因于国际投资条约的仲裁已超过250个，涉及4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10多个发达国家。其中，阿根廷涉案40多起，墨西哥涉案近20起。SeeUNCTAD,Investor-StateDisputesArisingfromInvestmentTreaties:AReview,NewYorkandGeneva,2005,paras.6-7.

第9篇

[关键词]西方国家　生态文明　发展中国家　环境问题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10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把自身产生的生态垃圾和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居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西方民众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占人类1／4人口的西方民众享受愉悦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承载着西方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移，支付着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成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贫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下降。

第10篇

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

1） 法国的六法体系：民、刑、民诉、刑诉、商、宪（民商分立）

2） 1791年宪法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

3） 1958年宪法是法国现行宪法

4） 参事院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5） 1900德国民法典（民商合一）

7） 法国法的依据是法学阶梯，德国法的依据是学说汇纂

8） 潘德克顿学派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9） 法国法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形成的，而德国法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形成的

第11篇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但这一切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历程来看还很短。因此，不断研究和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这些研究和学习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方面思考并进行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年以后），短短几十年，资本主义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不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前所未有，影响巨大。这些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那么，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到底取得了哪些发展呢？下面就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初步的认识。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认识

首先，经济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制约地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一块是发达国家经济。世界经济展的速度与规模仍在相当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的制约，并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今天的世界经济是由包括各种类型经济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全球经济，不是也不能受哪一部分国家的完全支配。但是，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诸如国际价格、利率、汇率之类的国际经济要素的变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

同时在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五十多年的历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它也经历了各种坎坷和波折，呈现出螺旋式发展的特点。 

其次，科学技术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科技发展中处于先进地位。从总体上看，代表当今世界科技水平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例如，诺贝尔科学奖的95%以上被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获得，世界主要科研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世界科技和国际技术专利申请的70%以上出自于发达国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高达50%-70%。

最后，劳动者素质方面。在世界劳动者教育素质中处于高层地位。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诸要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其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3年以上，比发展中国家高一倍多;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发达国家高达5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8%;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占本国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3.6‰，而发展中国家仅为0.2‰左右。

那么，促使战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总体看来，促成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大类。

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首先，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的独立因素，而是一个渗透因素，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起巨大而全面的推动作用。随着以原子能的开发与利用，微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到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对消费生活的刺激等方面。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新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伴随着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和大调整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三大产业比重的分配上。据统计，在1965---1987年中，全部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从5%下降为3%，第二产业下降为35%，第三产业上升为 61%。目前，美国第三产业已达到72%。

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又一次发生新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向服务化、高科技化和信息化转变，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性产业。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50%以上，其中信息产业就占到30%以上，它表明信息技术产业已超过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

其次，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120年的历史进程，是以垄断的发展为主线的。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由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过程。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而金融全球化则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金融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拓展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

最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跨国公司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体，大多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主，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是全球经济活动的核心。跨国公司的生产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全球经济活动中国际生产资本的跨国流动得以延伸。

（二）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手段，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从而尽量减轻和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

其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如实行工会制，建立高工资，高消费和高社会保障，高福利的制度。

最后，在理论研究方面。近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经济伦理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不断用新的理论成果指导资本主义改革实践，从而从理论高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全面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主要集中在20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得到迅猛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只对生产力有阻碍或推动作用，所以，要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就都能发展生产力，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生产力，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生产力发展的万能法宝是错误的。

第二、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在不断放大。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相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要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要重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第三、重视经济伦理方面的研究，用以反思当今的经济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依据。

第四、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特别是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活力的继续发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将会继续发展，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保有世界最发达的生产力水平。

第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也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的消亡还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

参考文献

［1］《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李俊，海南大学学报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1975年版

［3］《国际经济的成长》，阿肯伍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第12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西方哲学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一般说来,古典的文化观把文化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音乐、绘画、纯文学等。而文化的当代涵义,是指精神思想、价值伦理、科技知识、意识形态、风俗礼仪、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化。文化不再是纯文化的概念。文化涵盖了一切。

在当代,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媒介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作为更加深刻的社会渗透Ⅲ,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反映到自然和文化中来。文化被商品化并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又称之为“文化工业”。文化逻辑与商品活动(实践的)、科技发展(认识论的)紧密联系,成为综合的社会精神现象。在总体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可复制的、唾手可得的东西,又是一种新的、平面性的、无深度感的、无深刻涵义的东西。西方现代派作品和后现代派作品的风格和形象,就证明了这一点。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文化,与其说能带来繁荣,不若说造成了人与人类存在之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剧的疏离。”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与危机概括成:

——知识分子的危机。与商业明星、体育明星、电影明星及政客相比,知识分子的知名度及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弱化,其地位逐渐被滑稽演员和写刺激小说的作家所取代。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的消失,使知识分子正在变成不可能。人作为人文科学的对象与主体将不复存在。

——科学技术的危机。科学的数学化倾向排斥人的感性和主体性。科学与人的文化相矛盾。文化是人的生活的自我发展,并且变成科学技术文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文化。社会依靠科学技术获得发展,同时消解传统的文化和艺术、伦理和信仰。

——大学和教育的危机。现代科技取消了大学与社会的功能分界。大学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具有思想生活的特征,而受制于“消费社会”的本能。短期效应决定一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教育,就是电视图像,就是消费性的交流。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传统的名着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

——文明失去伦理价值。现代文明的衰败由文化危机引起。又由哲学的衰败所致。曾经在18、19世纪引导着普遍思想的伦理哲学,逐渐被歪曲现实的思辨哲学所取代。文明遂变成理论文明而不是伦理文明。现代人丧失经济地位、独立精神和个性发展的自由,也就失去社会道德感和创造性。

——生活失去诗意和意义感。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惯性使人对日复一日的刺激不感新奇。人从传统和经验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感官刺激的接受者,而不会对价值作出更富哲理的判断。

第13篇

论文摘要:按照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在高级宗教形式中，先知预言与两种处世观相结合形成了4种基本的宗教类型，而其中的入世禁欲主义宗教即基督新教通过天职观和预定论形成了一种伦理精神，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也充满了许多歧义和矛盾，许多相互抵悟的观点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设释者的争论。

韦伯从历史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西欧宗教改革后的变化，论证了新教伦理怎样成为时代的精神，得出伦理精神是经济发展根木推动力的结论。

1、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韦伯生活的时代正值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哲学一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它标志着西欧理性主义的发展遇到了深刻的危机。

韦伯的主要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正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学者，韦伯的世界观是由自然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三者相互矛盾复杂地交织成的综合体，他的社会学方法论受到了英法实证主义、德国浪漫主义和德国古典析学这3种思想体系的影响。这些彼此对立的思想有时在韦伯的外在行为中显得十分融洽，但在内心深处，由上述思想造成的对立思潮的冲突和紧张使韦伯的精神永不安宁，他痛苦地感受到已不能为自己的任何一种理想找到“科学的根据”，同时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义排除了用其他某种方式论证自己理论的可能性。

只有了解这种思想背景，才能认识韦伯个人，特别是当涉及他的社会学的哲学基础时，离开了两个世纪之交这一特定社会背景，就无法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韦伯其人及其思想。

2、先知预言与宗教伦理类型

韦伯表示，他的兴趣在于阶级社会的高级宗教，即以不同先知预言为信仰的濡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6支世界性宗教。在高级宗教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先知及其预言。所谓先知，韦伯是指“一纯粹个人性之卡里斯玛察赋的拥有者，他基于个人所负使命而宣扬一种宗教教说或神之戒命”。在《宗教社会学》的第四章中，韦伯指出卡理斯玛式先知是一种“强大的革命力童”，一种宗教的实质精粹及其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先知的预言中。

韦伯认为，一切宗教先知都是卡里斯玛式人物。现代世界宗教的先知基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伦理先知，另一是楷模先知。“其中之一最清楚的代表可说是佛陀，另一种则以琐罗亚斯德与穆罕默德为代表。先知可以只是个宣扬神及其意志(不管是具体的名利，还是抽象的规范)的工具;在传道时就像他已受到神的委托，而要求人们把服从他当作一种伦理上的义务。这种类型我们称为伦理型预言(ethische Prophetie)。另一方面，先知也可以是个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则，指示其他人宗教救赎之道，如佛陀那样。这种先知在传道时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伦理义务之服从，他只是诉诸那些渴求救赎之人的自身利益，向他们推荐自己走过的路途。我们称这种类型为‘模范型预言’(exemplarische Prophetie)。”

韦伯认为一切宗教都有对尘世拒斥的倾向，他从这个角度把宗教视为“救赎论”。在宗教观念里，“尘世”和“神的世界”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尘世，在宗教的意义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因而是一个充满着各种诱惑的领域。”为了在这充满诱惑的尘世中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就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达到救赎，即必须禁欲或自制。韦伯经过考察认为，宗教徒为了达到救赎常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人世方式(禁欲主义)，另一种是出世方式(神秘主义)。前者以介人世界的态度，借助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做到禁欲而达到救赎;后者是以逃避世界的态度，通过冥思默祷进人“拥有”状态达到救赎。禁欲是一种依照神的意志所指引的方向而实行的现世行动，它以人神对立为特征，人首先要把自己视为神的工具，通过禁欲而救赎;.‘拥有”则是通过学习、修行后才能进人的一种神秘状态、它是以人神合一为基础，在“拥有”状态中，人是神的载体、通过这种神秘的合一而达到救赎。两种先知预言义分别与两种处世观有亲和性。我们把韦伯的两种宗教先知类型和两种救赎方式组合成一个矩阵，就得出了韦伯所说的4种宗教类型，见表1。

在韦伯看来，基督新教和佛教分别是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两个典型，它们处于矩阵对立的两极，即人世禁欲主义和出世神秘主义。韦伯强调，这只是宗教伦理类型的两种理想类型，在这两极之间有着形形的过渡和组合、其中还存在这样两种中间情况:一是追求成为上帝的工具，虔诚地侍奉上帝的感情，激昂到要退同到修道院里去进行苦行、冥思.以便与上帝有效的沟通，即出世禁欲主义。由此，天主教介于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中间形态，似应属于出世禁欲主义。二是神秘主义还没有得出要弃绝现世的结论，还愿意留在现世秩序中.即人世神秘主义，由此看来，儒教当属于人世神秘主义。

韦伯认为，基督新教摒弃了天主教在修道院中修行的获救方式，转而在尘世中修行，认为世俗的本职工作本身即具有宗教意义，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最好方式，本职工作越出色，越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由此而产生出的“天职”观念，使新教信徒倾向在现世中过一种系统的、理性的生活，从而大大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另外一些宗教，要么整个宗教充斥巫术，理性化程度较差(比如儒教)，要么采取遁世修行之路(比如天主教)，或二者兼而有之(比如道教)，结果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转贴于

3、宗教伦理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毕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是:近代资木主义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而不是起源于文明历史悠久的东方?通过对东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韦伯认为原因在宗教领域，因此他对近代资木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从精神动力系统进行了探讨。

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投人该行业的资金流，而是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所谓资木主义精神就是勤勉、认真、精心谋划，及按照节省的原则去获取利润的节俭积累观念、时间观念和诚实谨慎观念，而促使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形成的动因正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新教的“天职观”和“预定论”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实现的动力。“天职观”即是把完成世俗事务尊为上帝所要求的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这就为以后把资本主义精神对世俗物质财富的追求与天职观结合在一起打好了基础。加尔文教“预定论”的意思是:一个人在死后能否得到解脱，上帝在他出生前便已确定，因此，教徒不能依靠教会得救，而靠内心保持纯洁的情操，过勤俭节欲的生活，勤勉于世俗职业，现实自我确证，才最终会使灵魂得救。这种新教伦理使新教徒在事业和职业上比天主教徒更富有进取性，能在工商企业活动中以更主动的精神去获取财富。韦伯认为，新教徒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在世俗生活中是否被上帝蒙召和人选，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以取代传统的听天由命和消极等待，用一种积极的世俗创造活动去争取自己获救的机会，去追求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当“天职观”转化为经济冲动，尘世的成就被视为天职，视为上帝恩宠的信号的时候，勤奋地劳动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

在传统社会中追求世俗职业并从中盈利致富的愿望，都被蔑视或被看作是大逆不道。这是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一切传统主义的特征，也是传统社会和传统观念必然衰弱的一个原因。韦伯认为，中国在经济上虽然也拥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儒家伦理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与现存世界的紧张性降低到最低点，视现存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儒教伦理对待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墨守成规，把人际关系嵌人氏族、家族模式中，个人被系于“人”，而非系于功能性的职务—企业之中。更为本质的是，儒教徒在适应世界和自我完成中，它木身就是日的，只是适应世界。儒家伦理的核心排斥人们在经济上追求获利，在职业生活巾来证明自我，因此儒教伦理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没有改造过的西方天主教虽然已经蕴含有资本主义精神，但也不能成为激发人们去创造财富的热情。

由此，只有加尔文教，特别是经过路德改造过的基督新教伦理，才真正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需的精神。新教伦理中的夭职观和预定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这些精神，天职观和预定论驱使教徒只能通过以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财富，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佐证上帝的存在，以此确定人们是否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在韦伯看来，不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资本主义观念，而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这就是近代资木主义为什么只能在西方兴起而不会在东方，尤其不在中国产生的根木原因。

第14篇

论文摘要:按照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在高级宗教形式中，先知预言与两种处世观相结合形成了4种基本的宗教类型，而其中的入世禁欲主义宗教即基督新教通过天职观和预定论形成了一种伦理精神，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也充满了许多歧义和矛盾，许多相互抵悟的观点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设释者的争论。

韦伯从历史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西欧宗教改革后的变化，论证了新教伦理怎样成为时代的精神，得出伦理精神是经济发展根木推动力的结论。

1、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韦伯生活的时代正值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哲学一社会科学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以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它标志着西欧理性主义的发展遇到了深刻的危机。

韦伯的主要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正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学者，韦伯的世界观是由自然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三者相互矛盾复杂地交织成的综合体，他的社会学方法论受到了英法实证主义、德国浪漫主义和德国古典析学这3种思想体系的影响。这些彼此对立的思想有时在韦伯的外在行为中显得十分融洽，但在内心深处，由上述思想造成的对立思潮的冲突和紧张使韦伯的精神永不安宁，他痛苦地感受到已不能为自己的任何一种理想找到“科学的根据”，同时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义排除了用其他某种方式论证自己理论的可能性。

只有了解这种思想背景，才能认识韦伯个人，特别是当涉及他的社会学的哲学基础时，离开了两个世纪之交这一特定社会背景，就无法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韦伯其人及其思想。

2、先知预言与宗教伦理类型

韦伯表示，他的兴趣在于阶级社会的高级宗教，即以不同先知预言为信仰的濡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6支世界性宗教。在高级宗教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先知及其预言。所谓先知，韦伯是指“一纯粹个人性之卡里斯玛察赋的拥有者，他基于个人所负使命而宣扬一种宗教教说或神之戒命”。在《宗教社会学》的第四章中，韦伯指出卡理斯玛式先知是一种“强大的革命力童”，一种宗教的实质精粹及其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先知的预言中。

韦伯认为，一切宗教先知都是卡里斯玛式人物。现代世界宗教的先知基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伦理先知，另一是楷模先知。“其中之一最清楚的代表可说是佛陀，另一种则以琐罗亚斯德与穆罕默德为代表。先知可以只是个宣扬神及其意志(不管是具体的名利，还是抽象的规范)的工具;在传道时就像他已受到神的委托，而要求人们把服从他当作一种伦理上的义务。这种类型我们称为伦理型预言(ethische Prophetie)。另一方面，先知也可以是个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则，指示其他人宗教救赎之道，如佛陀那样。这种先知在传道时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伦理义务之服从，他只是诉诸那些渴求救赎之人的自身利益，向他们推荐自己走过的路途。我们称这种类型为‘模范型预言’(exemplarische Prophetie)。”

韦伯认为一切宗教都有对尘世拒斥的倾向，他从这个角度把宗教视为“救赎论”。在宗教观念里，“尘世”和“神的世界”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尘世，在宗教的意义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因而是一个充满着各种诱惑的领域。”为了在这充满诱惑的尘世中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就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达到救赎，即必须禁欲或自制。韦伯经过考察认为，宗教徒为了达到救赎常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人世方式(禁欲主义)，另一种是出世方式(神秘主义)。前者以介人世界的态度，借助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做到禁欲而达到救赎;后者是以逃避世界的态度，通过冥思默祷进人“拥有”状态达到救赎。禁欲是一种依照神的意志所指引的方向而实行的现世行动，它以人神对立为特征，人首先要把自己视为神的工具，通过禁欲而救赎;.‘拥有”则是通过学习、修行后才能进人的一种神秘状态、它是以人神合一为基础，在“拥有”状态中，人是神的载体、通过这种神秘的合一而达到救赎。两种先知预言义分别与两种处世观有亲和性。我们把韦伯的两种宗教先知类型和两种救赎方式组合成一个矩阵，就得出了韦伯所说的4种宗教类型，见表1。

在韦伯看来，基督新教和佛教分别是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两个典型，它们处于矩阵对立的两极，即人世禁欲主义和出世神秘主义。韦伯强调，这只是宗教伦理类型的两种理想类型，在这两极之间有着形形的过渡和组合、其中还存在这样两种中间情况:一是追求成为上帝的工具，虔诚地侍奉上帝的感情，激昂到要退同到修道院里去进行苦行、冥思.以便与上帝有效的沟通，即出世禁欲主义。由此，天主教介于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中间形态，似应属于出世禁欲主义。二是神秘主义还没有得出要弃绝现世的结论，还愿意留在现世秩序中.即人世神秘主义，由此看来，儒教当属于人世神秘主义。

韦伯认为，基督新教摒弃了天主教在修道院中修行的获救方式，转而在尘世中修行，认为世俗的本职工作本身即具有宗教意义，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最好方式，本职工作越出色，越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由此而产生出的“天职”观念，使新教信徒倾向在现世中过一种系统的、理性的生活，从而大大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另外一些宗教，要么整个宗教充斥巫术，理性化程度较差(比如儒教)，要么采取遁世修行之路(比如天主教)，或二者兼而有之(比如道教)，结果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3、宗教伦理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毕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是:近代资木主义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而不是起源于文明历史悠久的东方?通过对东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韦伯认为原因在宗教领域，因此他对近代资木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从精神动力系统进行了探讨。

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投人该行业的资金流，而是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所谓资木主义精神就是勤勉、认真、精心谋划，及按照节省的原则去获取利润的节俭积累观念、时间观念和诚实谨慎观念，而促使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形成的动因正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新教的“天职观”和“预定论”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实现的动力。“天职观”即是把完成世俗事务尊为上帝所要求的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这就为以后把资本主义精神对世俗物质财富的追求与天职观结合在一起打好了基础。加尔文教“预定论”的意思是:一个人在死后能否得到解脱，上帝在他出生前便已确定，因此，教徒不能依靠教会得救，而靠内心保持纯洁的情操，过勤俭节欲的生活，勤勉于世俗职业，现实自我确证，才最终会使灵魂得救。这种新教伦理使新教徒在事业和职业上比天主教徒更富有进取性，能在工商企业活动中以更主动的精神去获取财富。韦伯认为，新教徒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在世俗生活中是否被上帝蒙召和人选，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以取代传统的听天由命和消极等待，用一种积极的世俗创造活动去争取自己获救的机会，去追求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当“天职观”转化为经济冲动，尘世的成就被视为天职，视为上帝恩宠的信号的时候，勤奋地劳动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

在传统社会中追求世俗职业并从中盈利致富的愿望，都被蔑视或被看作是大逆不道。这是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一切传统主义的特征，也是传统社会和传统观念必然衰弱的一个原因。韦伯认为，中国在经济上虽然也拥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儒家伦理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与现存世界的紧张性降低到最低点，视现存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儒教伦理对待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墨守成规，把人际关系嵌人氏族、家族模式中，个人被系于“人”，而非系于功能性的职务—企业之中。更为本质的是，儒教徒在适应世界和自我完成中，它木身就是日的，只是适应世界。儒家伦理的核心排斥人们在经济上追求获利，在职业生活巾来证明自我，因此儒教伦理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没有改造过的西方天主教虽然已经蕴含有资本主义精神，但也不能成为激发人们去创造财富的热情。 转贴于

由此，只有加尔文教，特别是经过路德改造过的基督新教伦理，才真正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需的精神。新教伦理中的夭职观和预定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这些精神，天职观和预定论驱使教徒只能通过以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财富，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佐证上帝的存在，以此确定人们是否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在韦伯看来，不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资本主义观念，而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这就是近代资木主义为什么只能在西方兴起而不会在东方，尤其不在中国产生的根木原因。

第15篇

一、教学流程的“翻转”及教学方法的改变

翻转课堂的实质就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所以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在课前做了诸多准备，以落实学生在课前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并对所学内容有初步思考。

（一）微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视频的应用，使新技术在课堂上发挥正能量，真正体现新技术的优势和对学习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节课微视频的时间是15分钟，其设计思路和特点如下：

1.设计思路

微视频讲述古代中国的两个政策，即重农抑商和海禁，两者实行的原因、内容和影响，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影响。在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只能是缓慢发展，三个知识点之间实际是因果关系。笔者以此逻辑关系勾勒微视频的线索，使课本中的主干知识予以精练地呈现，为接下来课堂开展有效教学奠定基础。

2.设计特点

在讲述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对课本三个知识点、逻辑关系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

微视频最后提出了几个颇有思维含量的问题：重农抑商和海禁之间有何联系？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比明清时期，东西方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由此导致命运的天壤之别，你有怎样的收获和启示？将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让他们课前思考，为之后课堂上讨论的展开、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础。

以生动的语言将枯燥的课本内容进行有趣呈现，调动学生继续微视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能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恰当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全面的评析，关键在于学生通过学习，对相关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对历史发展逻辑的分析、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对核心知识扎实而深湛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实践性研究课题。对此，微视频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二）预习学案的编写

学生的学习有学案的引领，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视频的使用，使学生对课本中的主干知识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本课的学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学习目标：

①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

②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

③提高对外开放意识、树立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学习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养学生历史分析能力。

学习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能够基于这一点去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农抑商、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认识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自主预习：

①重农抑商。阅读“重农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义、目的和影响；

②海禁政策。阅读“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表现及影响；

③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阅读这一子目，找出它的产生及缓慢发展的原因。

此外，还有知识体系构建、课后反思、针对性训练等。

（三）学生问题的收集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的，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对学生所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效筛选，挑出有足够思维含量且和课文主题相贴切的问题。例如在本节课的课前问题收集中，学生一共提出了22个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课堂上逐一解决根本来不及，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根本就是无效问题，偏离着教学的主线，属于学生的突发奇想。如有学生提出古代商人屡受压迫为何不奋起反抗？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均与本课主题脱节，属于无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下一番功夫，对这些问题进行取舍、整合，以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有效。笔者在课前将这些问题予以整理，留下了6个在课堂上展开讨论。

①中国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

②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

③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

④为什么明清两朝统治者无法考虑到闭关锁国的弊端？

⑤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

⑥相比自[lunwen. 1 KEJIAN.COM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是如何体现的？

这6个问题涵盖了课文中的三个主要知识点，其中涉及重农抑商政策的问题有3个，海禁政策的有2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1个。同时，这些问题也比较有深度，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课堂讨论的展开。

二、课堂教学的互动化

（一）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

从翻转课堂的流程看，先是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进行预习，然后课堂上进行探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小组合作。从教师角度来看，教师就是布置好任务，然后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合作探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教师只是一个任务的安排者，学生才是任务的研究者、执行者。为此，笔者在课堂上将全班学生分为9个小组，每组6人，由组员推举组长，负责问题讨论的记录和整理，每个问题由一至两个小组负责讨论，形成书面观点，同学间亦可以相互辩驳。

学生是翻转课堂中的主体。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学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跃性都大大超出了笔者的想象。如在讨论“重农抑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学生就 曾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并引用《论语》中的话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说明传统文化中的抑商观念；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存在“安土重迁”意识，这种意识也对重农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这些观点都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又如在讨论“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时，发言的学生就提到“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状态的产物，只是个体的存在，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的产物，它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形成（如股票、证券）、抗灾能力的增强、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学生能有如此的认识，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真正体会到了：相信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讨论的空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二）教师当好新角色——导师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多的是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者。在这里，我们是在引导学生学习，而不是指令的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真正理解课程的内容。当我们在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掌握概念，他们会以最好的行动来回应。在学生讨论发言的过程中，笔者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出现，在他们讨论中出现困惑或分歧时予以适度的点拨。如课上对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的比较，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学生在讨论和发言之后，针对这两个概念，笔者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入手，来看两者的区别：“小农经济是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动和自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了一种商品，生产社会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概念才会出现。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从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经过笔者的一番解说和提升，使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又如对于“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到位的，有学生仅仅将闭关锁国归结于君主个人素质的高低，这既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同时也偏离了问题本身。为此，笔者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出发，论证进入工业时代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使学生获得更为深入的认知。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绝不是视频取代老师，学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探讨问题的引领和提升也是非常关键的。

三、课后反思与教学感悟

这节课做为翻转课堂的首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笔者课后反思起来，还是有诸多不足之处。在此，[lunwen. 1 KEJIAN.COM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也一并进行了归纳整理。

（一）预习学案的设计可以更厚重些

预习学案的设计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问题的设计较为浅显，应有的深度感也不够。如在对重农抑商、海禁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个知识点的梳理时，以填空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整理就显得思维含量不足，学生很容易在课文中找到答案，没有真正把导学的意图体现出来，而最后留下的问题也较为简单。

学习思考1：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学习思考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原因和危害。

这两个问题的设计不足以引起学生深入的思考，而只是对课本内容的重现。

（二）课堂师生的互动可以更积极些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讨论的进行，课堂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场所，对话便成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因为对话既表现为师生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也表现为师生间诚挚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笔者的这节课应该说有了些翻转课的痕迹，但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给学生表达的机会时，笔者还是受到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思维的影响，在某些点上教师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学生针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有学生提到他个人认为“商业是无用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只是进行交换，赚取中间利润而已，于国于民作用不大，国家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就足够了”时，笔者打断了学生的话语，也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辩驳，而是将他的观点概括为过于绝对化，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学生在这里其实是对商业存在的必然性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通过讨论达到解疑、释惑这一环节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这节课可以看出，教师控制课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教学思维依然存在。在课堂中，可以更放开些，让学生充分表达观点，让师生充分互动，在辩驳、讨论声中将智慧和启迪内化心间，这才是翻转课堂应该达成的教学目标。

（三）问题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从课堂操作层面来看，本节课所选取的6个问题，依然不够精练，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班讨论的意义不大。如第2个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和第3个问题“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在课本中有较为明显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决。问题太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课堂收尾环节的缺失。收尾的缺失，一方面总是在完整性和对课文内容的总结方面有些缺憾；另一方面导致对第5、第6两个非常有价值问题讨论的时间明显不足。如果将这两个问题去掉，集中精力讨论4个问题，那么在时间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将大为改善。

（四）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