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医保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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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城乡统筹；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城镇各类用人单位；二是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具有本市城镇户籍的各类城镇居民。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主要覆盖对象是农民。

一、现存三种模式差异比较

1.1面对人群不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主要面向城镇各类企业。城镇居民医保主要面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以外的本县城镇户籍居民，包括未满十八周岁的居民（未成年人），中小学生、未享受公费医疗的大中专及技工、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等。“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主要面向的是农民。

1.2缴费来源不同城镇职工医保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不享受政府补贴。城镇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总体上低于职工医保，在个人缴费基础上政府给予适当补贴；新农合基金统筹方式为：参合农民个人缴费，省、市、县三级财政补助，中央财政补助。

1.3医疗保险待遇不同城镇居民医保由于筹资水平较低，医疗待遇标准总体上略低于职工医保。新农合的医疗待遇最低，报销的范围也最小。

1.4缴费要求不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设立最低缴费年限，达到缴费年限(男25年、女20年)的，退休后不再缴费即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不设立最低缴费年限，必须每年缴费，不缴费不享受待遇。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当年购买，次年生效享受报销待遇，其最低档费用为20元/年/人。

二、现阶段农民工医疗保障实施状况

2.1农民工是我国二元结构的夹缝中产生的一种特殊阶层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中，但其户口却是农村的。他们在城市中属于被边缘化的一类群体，享受不到城镇企业职工的医疗待遇。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以后“新农合”又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率的医疗保障。在他们受到病痛侵扰时，多是拖延病情而不及时就医,所以“新农合”对他们来说名存实亡。

2.2现阶段所能覆盖到农民工的各项医疗保障政策太少，满意度太低一些农民工不参加“新农合”主要是基于“新农合”的保障水平低，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而且一般都为青壮年得病率低，所以不愿意投保，即使愿意投保，得了病还得回农村报销，参加和理赔程序太繁琐等。

三、农民工投保意愿调查

调查发现，由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在执行上是相互独立的，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以后无法享受原籍地的合作医疗，所以合作医疗对他们来说名存实亡，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又覆盖不到他们。所以52.8%农民工希望一种确实可以保障他们利益的医疗保障模式，这种模式应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保险模式。另外，现有的保障范围太小，并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利益，大多数农民工希望保障范围扩大，调查显示，49.10%的单位认为对农民工应该大小病都保，所以在制度建设上，可以考虑扩大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保证农民工对基本医疗的可及性。

四、基于城乡统筹下的模式选择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四种模式供农民工这个群体参加医疗保险。

第一种模式是单独为农民工设立一种医疗保险模式，设立单独的账户，由专门的组织负责管理，单独保障农民工的切实利益。由我国发展目标是和谐发展城乡，可知这种单独为农民工设立的模式是与现实目标相违背的，所以不能采取。

第二种模式是让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把农民工的医疗保险问题与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问题一视同仁。但是农民工的特征是流动性大,流动于不同城市间,在不同地区参保只能保证当期，所以只保住院的医疗保障制度对大多数青壮年农民工来说，医疗保险没有吸引力。

第三种模式是让农民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把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加入到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范围内，保障农民工的利益。根据农民工的流动性大的特征，可以得出这种模式也是不适合农民工的。

第四种模式是，建立一种全面统筹的，把现有的三种医疗保险模式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保险模式，实现城乡医疗保险模式的有机统筹发展，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统筹城乡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指明了方向。城乡统筹促进和谐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我国应该选择能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的衔接以及城乡居民合作医保、城镇职工医保的转化中实现三大系统间关系互动和演化均衡。根据分析得出，这种模式应该是第四种模式，即把现有的三种医疗保障模式相结合的一种模式，这是最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需要的，它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侯文若.社会保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版.

第2篇

一、中心城区农民工现状

——据调查统计，全国农民工在整个二产中占现有职工人数的58%，在加工制造业职工队伍中占68%。××中心城区工业及加工业也不例外，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中，几乎所有职工都来自农民，原有城市人口在其中就业所占比例很小。××经济开发区、袁州医药园区目前有大约1.5万人就业，这些从业人员严格意义上仍不是中心城区常住居民。

——近几年，××中心城区每年竣工的基本建设规模约80万平方米（住宅约60万平方米，其它商品房和公共设施约20万平方米）。据建筑商及专家估算，每平方米从土建到简易装修需要2个工作日，按每个农民工年300个工作日计算，仅建筑行业每年用工就在5300人左右。

——××中心城区现有运营出租车404辆，按平均每辆出租车2个司机计算，约有司机800人，他们中70%来自高安市农村乡镇，已经在××工作、生活多年，有不少人还带来老婆、孩子租房居住、生活，但目前仍然不是中心城区市民。

——××中心城区有数百上千的丰城、进贤籍木工、油漆工，常年在城里为市民装修房子、做家具，但没有带家眷，也没有购房落户，晚上常常在出租屋内聚众打牌，管理上存在一些漏洞。

——××中心城区还有大量的搬运工（俗称“板车佬”）、收旧利废者（俗称“捡垃圾”）、修车补鞋、擦皮鞋和零星摊点经营者，他们大多数来自袁州区的偏僻乡村，往往男的搞搬运、做苦力，女的擦皮鞋或捡垃圾，勤快者夫妇俩每月能挣两三千元甚至更多，他们也尚未成为中心城区市民。

二、对“零散劳动者”需引起重视的几个方面

以上这几类“零散劳动者”，人数不少，成员复杂，在中心城区流动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对这些“零散劳动者”，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首先，他们是合法的劳动者，有进城的欲望，不甘于困守老家的一亩三分地，希望进城谋生甚至安家落户；其次，他们中多数人还没有完成进城的“原始资金积累”，在城里买不起房，只能在城中村租房居住；第三，他们中多数人仍然把城市户口看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更不知道进城以后也可进医保、社保、低保等；第四，他们当中多数人在市民面前还有严重的自卑感，在不熟悉的人面前不敢表露自己是农村人和现在在城里做什么、住哪里；第五，由于目前这个群体寄居城市，远离农村，“上不服天管，下不服地管”，不少家庭成为“超生游击队”，既增加了管理难度，又加重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此外，因为种种原因，政府及有关部门尚未关注到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使他们在城里成为“被遗忘的群体”，更没有对他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三、几点建议

根据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系数测算，工业企业对人口的带动率为1：4，即一个企业吸纳1名工人，实际可以增加4个城市人口。目前，省外一些城市已经或多或少开始注意或已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如武汉市已从20xx年开始全面推行外来人员公寓式管理；宁波市成立了专门的外来人员服务与管理办公室，并出台了《宁波市外来人员社会保险暂行办法》；重庆市南岸区由政府牵头，做了“棒棒公寓”，让广大搬运工入住，每晚象征性收房租1元；杭州富阳市政府在城郊树林茂密处，用500万元做了废品收购一条街，每户50平方米，楼下20多平方米仓库门面，楼上20多平方米小套房，让收旧利废者入住（迄今未收房租），有效地促进了废品再生利用，又可以防止偷盗破坏市政公共设施。

当前，我市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为此，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把如何对待中心城区“零散劳动者”尽早摆上议事日程，尽早关注他们的工作、生计问题，并尽量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帮助他们在中心城区过得安稳、舒心，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归属感，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区的安全稳定，加快推进中心城区人口五年倍增，促进中心城区繁荣发展。

一是建立登记管理台帐。外来务工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并具有流动性大、人员结构不稳定等特点。对这些人，若管理不好，他们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若管理得当，他们就可能成为中心城区一支不可低估的建设力量。建议由市劳动就业部门牵头负责，制定措施，通告，并联合××经济开发区及建设、房管、城管等部门，分类归口、统一登记各类零散务工人员，免费发证，挂牌上岗，既可以有效增强这些从业者的自信力和自律性，又能准确统计中心城区流动人口 数量。

二是纳入住房保障范畴。居有其屋，安居乐业，是保持社会安定、完善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要重视解决“工者有其居”的问题，在工业园区及周边建设一批员工周转房、廉租房或经适房，以低价、廉租的形式租借给“零散劳动者”居住，为他们安心就业解除后顾之忧。要创造条件，在中心城区规划建设一批农民建筑工、搬运工、出租车司机、收旧利废人员的“安居公寓”，让他们分行业相对集中居住，过上市民生活。

第3篇

经过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农民权益得到了较好的保障，有效维护了农民进城务工的热情，较好的发挥了农民工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农民工权益维护工作较以前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但是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保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应该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推行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民工培训教育机制，重视关心农民工个人生活，全方位保障好农民工权益。

1、建立工资保障机制。坚持维护农民工权益从源头抓起，积极开展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与劳务公司签订正规的劳务承包合同，敦促并监督各企业与农民工签订正规的劳务用工合同，定期开展企业合同履约情况检查，确保从法律上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探索建立规范市场各方主体信用担保制度，特别是用人单位支付担保的制度，尝试采取商业保险、第三方担保机构担保等多种方式，完善用工单位工资支付担保机制，从根本上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2、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结合全国养老保险统筹改革工作，分类探索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对就业较为稳定的农民工，采取纳入当地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方式，对工作不稳定的农民工，尝试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专户，由用工单位和农民工各自按比例承担缴费，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对一些零星打工的农民工，可以采取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鼓励农民工个人自由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并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接融合办法，切实解决农民工养老问题。

第4篇

(一)参保对象。目前，陕西、湖南、宁夏、山西等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对象皆实行“全省所有城镇用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经营组织等(以下简称用人单位)，都应按规定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的政策规定。农民工无论就业于何种性质单位，都能享受医疗保险。辽宁省沈阳市鉴于大部分农民工已在所在单位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将参保对象界定为“仅限于在外地注册在我市从事建筑施工的单位、在本市已参加养老保险而未参加医疗保险且招用农民工占本单位用工人数70％以上的个体餐饮和娱乐等服务性行业及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广东省深圳市的医保方案名为《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参保对象专指“所有企业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务工”。鉴于其地域的特殊性，将参保对象扩大到包括牧民在内的“农牧民工”。

(二)缴费办法。天津、陕西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对住院医疗保险或大病医疗保险采取用人单位缴纳的办法。仅宁夏回族自治区要求用工期限3个月以上的大病住院保险费用“用人单位承担90％，个人承担10％”，对选择参加统账结合基本医疗保险，保费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缴纳，只有以个人名义参保的才要求个人承担全部费用。辽宁省大连市保费均由用人单位承担，农民工只享受相关待遇。天津、大连缴费基数为“全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缴费比例分别为3.5％和2％。重庆市要求参保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4％缴纳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0.1％缴纳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农民工个人每月缴纳5元作为大额医疗互助保险费。山西省的做法是按3％的费率缴费，要求2.5％左右划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0.5％左右划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深圳市规定“每人每月12元，其中用人单位缴8元，劳务工个人缴4元，6元作为门诊基金，用于支付门诊医疗费用，5元作为住院统筹基金，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1元用于调剂”。南京市除参加“大病医疗保险”外，要求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互助保险”，按4元／人的月标准缴纳，用于建立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此费用由农民工个人承担。“用人单位以上年度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缴费率控制在1％－3％以内”办法最为普遍，湖南、陕西、安徽、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均采取此办法。

(三)医保待遇。目前，农民工大病住院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基本为“住院和门诊特殊病”，起付标准、个人自付比例大多按照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执行。建有大额医疗费补助基金的，住院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可通过大病医疗补助解决。重庆、南京及北京都设置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账户”及“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专户，为农民工大病医疗提供可靠的基金保障。依照南京市的规定，对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暂定为6万元)以下的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费用，根据费用分段由大病医疗保险基金按50％～80％比例支付，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符合规定支付范围的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费用，由农民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按规定给予定额补助。北京市规定统筹基金年度支付最高数额为5万元，超过此限额时，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70％，年度累计不得超过10万元，其余30％由个人承担。重庆市统筹基金支付限额3万元，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支付限额20万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民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较为狭窄，仅限于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及急诊抢救留观并收转住院前7日内的医疗费用，不包括门诊特殊病和大额医疗费救助。在医保待遇执行上，除深圳市使用专用《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待遇与连续参加劳务工医疗保险时间挂钩外，其它省份均依照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执行，缴费当期享受相关待遇，期间发生费用由社会统筹支付。

(四)基金管理。农民工大病住院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保费和统筹基金利息构成，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原则支付。在基金结算上，南京、深圳市实行当年核算，基金结余部分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不足支付时，在下一年度调整缴费标准并予以补足。宁夏回族自治区统筹基金支付标准按保费有效期和医疗费用分段累加计算等办法确定，每年公布一次。针对基金安全问题，各地多采用“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纳入财政专户”办法。深圳市将用人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列入成本，而南京市则规定“市、区两级经办机构的事业经费不得从基金中提取，其经费列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

(五)政策执行方面。《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从全国二十几个省份方案执行情况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大多采取直接扩面形式，一定时限能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便可直接进入该体系。对于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要求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和决算制度、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内部审计等制度，实行统一政策，属地管理，分级执行。具体而言，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参保、缴费、待遇支付，医疗服务则由定点医疗机构根据国家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提供。上海、成都实行的农民工综合保险较之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医保运行模式上不再采取政府经办的传统做法，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委托，这是一种农民工、企业、政府多方受益的医保运作模式，在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强化了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社会责任。

二、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保障项目与农民工实际需求脱节。基于农民工流动频繁、帐户接续不便的特点，目前各地试行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基本遵循“不建个人账户、只建统筹基金”原则，保障项目仅限于住院及特殊门诊。从推行效果看，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与政策目标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保障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依照目前相关规定，门诊费用由个人帐户开支，必须与个人缴费基数挂钩，即农民工必须个人承担保费，或部分承担、或全额承担，现行方案大多采用“现收现付、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进行管理，基金积累难以成为个人帐户资金划拨来源。若没有其它资金来源渠道，全部由农民工个人承担，这种个人账户等同于个人存款，以大数法则分摊风险的保险意义将不复存在。即使个人帐户采用社会共济原则筹资，在目前工资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下，无论全额或部分承担保费都很难调动农民工的参保热情。基于此类多种原因，目前各地多实行“建社会统筹、用人单位缴费、保当期大病”办法，基金支付范围只涵盖大病医疗和特殊门诊。有调查数据表明，目前进城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8.6岁，从生命周期规律来看，这类青壮年农民工人群的大病住院概率相当低，而常规疾病则不可避免。因此，农民工迫切需要的不是大病住院保障而是常见门诊医疗保障。另外，在农民工频繁流动的环境下，用人单位缴费且只保当期大病，意味着农民工任何工作异动都可能导致医疗保险待遇的终止，随时都可能重新被排除社会保障网之外。

(二)城镇医疗服务供给与农民工实际需求不匹配。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一直采取以城市居民医疗需求为中心的户籍人口管理模式。在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已超过1.2亿的今天，这种模式表现出明显的缺陷。正规医疗机构的高额医疗费用与农民工低收入间的矛盾比较突出。2004年卫生部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患病后25.4％的人选择城镇医疗机构就诊，73.2％的人采取从药店买药或服用自带存药的方式。这种事实证明农民工没有真正享受城镇医疗服务。

(三)农民工老年医疗保障存在政策缺失。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1.2亿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且流动性频繁、劳动关系极不稳定。所以目前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很少涉及农民工老年医保的相关问题。大连、天津、沈阳等很多地区规定：“农民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用人单位不再为其缴纳医疗保险费，农民工本人也不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这意味着当农民工年老后，医疗保险将随用人单位缴费停止而终止，如果没有其他相关政策规定来延缓其医保关系，农民工将重新游离于社会保障网之外。农民工长年从事苦、累、脏、险工作，慢性病或其它高危重病的困扰较城镇职工更为严重，更需要老年医疗保障，尤其在当前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产业工人主体的形势下，如不能在农民工年老后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医疗保险待遇，不仅是政府职能的缺失，同时也分裂了劳动者医疗保险制度的统一性。

三、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的建议

(一)建立农民工弹性医保制度。农民工是个复杂而庞大的群体，城市移民型、回乡型及城乡兼业型等类别人群特征各异，同一种医保制度安排很难满足所有需求，有必要根据其就业特征及医疗特点制定弹性医保制度。对城市稳定就业且具有相对固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可将其直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流动频繁、收入低下的农民工，基于其经济能力和其它条件的限制，可按照“低费率、保当期、保大病、不建个人账户”原则开展大病医疗保险，重点保当期住院医疗，有条件的地方可同时参加大额医疗救助；对回乡务农的农民工，应督促其参加原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个体经营等灵活就业农民工，则可按照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办法，以个人名义参加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农民身份的转变使现行农民工医保暂行办法向城镇医保制度转换成为必然，不同医保制度间的衔接与医保关系接续需要弹性运作。在制度转换方面，由现行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可将先前医保模式连续参保时间折算为城镇医保缴费年限，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即按城镇医保规定执行相关待遇，也可对此期间医保保费进行补缴，基数设定为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补缴比例稍低于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补缴后可累计缴费年限，但不能补记补缴期间个人账户；在运作模式方面，鉴于农民工流动频繁的特点，可建立相应的账户中断与复效制度，对因失业、短期回乡或工作变换出现保费中断未缴的农民工，可保留其医疗关系，经补缴后，保费办理接续或转移。这种弹性运作模式可促进当前“保当期、不建个人帐户”的农民工医保暂行办法向全民统一基本医保制度转变。

(二)健全农民工医疗服务体系。农民工要获得公平的医疗社会保障，城镇医疗机构必须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合理布局。要建立农民工医疗服务双层结构系统。所谓医疗服务双层结构系统是一种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大中型综合医院为中心的互补型格局，在保障农民工医疗服务的同时将费用减至最低。针对基层医院和卫生院等一级定点医疗机构设置特点，可主要进行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同时承担流动预防保健工作，以低廉价格为农民工提供常规医疗服务；大型综合医院主要接诊农民工重症病患，以优质医疗技术保障农民工重大疾病的治疗。针对农民工收入普遍低下特点，应尽可能使用低价药品，在坚持“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的原则上执行农民工指定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标准。

(三)设置农民工退休医保延续的最低缴费年限。从社会保险运行规律看，缴费期限将影响医保基金存量，农民工必须连续缴费20～30年后，基金才可应对其退休后的医疗保障问题。因此，从社会公平与福利兼顾出发，农民工退休医疗保障有必要与缴费年限挂钩，实行权利与义务对等。鉴于目前各地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各异的情况，缴费年限应针对不同医保模式分类执行。对由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缴费期可折算为城镇医保缴费时间，不足年限的可一次性补缴，但补缴期间不补记个人账户，退休后医保待遇与城镇职工等同；对已参加统账结合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退休解除劳动合同后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医保模式。选择回乡养老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将其个人账户转移到原籍农村，或将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付本人；对选择城市永久定居农民工，可延续其医保关系，在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后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退休医保待遇。此外，从基金积累的稳定角度出发，在缴费年限上，针对农民工缴费基数普遍偏低的情况，应考虑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15年期限的基础上适当延长。

第5篇

【关键词】农民工 文化权益 保障 完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至“2015年，形成相对完善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将农民工文化服务切实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因此，加强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问题的研究，是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一、农民工的文化权益的基本状况

（一）文化生活的贫乏。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工作时间长，休假休息日较少，务工收入偏低。由于务工地的排外和歧视，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有限，再加上自身的自卑，交际圈狭窄，融入务工地居民的生活圈十分困难，其娱乐休闲方式显得十分单一。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匮乏不利于增强农民工对务工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容易导致社会不良的精神文化现象、产品和服务的滋生。

（二）培训权益的缺失。我国农民工的总体素质不高，文化程度偏低，专业技能较弱，适应的岗位狭窄，大多数从事脏、苦、累、险、毒的体力劳动和相对简单的低层次脑力劳动。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为刚毕业年龄。这意味着培训不仅对于企业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农民工个人的发展尤为重要。但是农民工的培训权益缺乏有效的保障。

（三）子女在务工地受教育权益的缺失。长期以来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尽管教育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要求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顺利入学，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有限，一些地方仍然以户籍为借口做出限制，这些都使得农民工子女未能充分享受务工地均等的优质教育资源。除义务教育外，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接受高中教育的难度更大。

二、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重大意义

（一）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是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制造、建筑、传统服务业等领域，承担着最苦、最累的工作。由于受到自身经济、时间、居住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基本文化权益实现的程度还有较大欠缺。因此，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他们和所在地居民一样，享受到普惠、均等、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

（二）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是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加大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投入、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文化资源供给等方面的力度，增加农民工文化服务网点和文化服务总量，强化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激发农民工群体的文化创造活力和文化传播活力，将会有力地促进城乡文化统筹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从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三）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是建设农民工精神家园，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农民工背井离乡、身心长期处于城市的边缘，耳闻目睹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心理容易失衡，容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文化熏陶、心理疏导，有效地满足农民工的精神文化诉求，加快建设农民工的精神家园。只有认真做好农民工文化工作，为农民工了解城市开通更多的渠道，搭建更好的平台，帮助农民工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增强农民工的归属感、尊严感和幸福感，才能有效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构建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之一是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权利。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亿多人，其文化需求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尚存在一定缺口。因此，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构建积极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务。

（二）构建农民工技能培训机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是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适应经济结构调整、逐步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目前，很多农民工没有一技之长，在求职过程中经常面临“技术尴尬”。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农民工对技能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体会得很深，普遍具有接受培训的愿望，但较低的收入限制了其参加高层次培训的机会。为此，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满足他们接受技能培训的愿望。

（三）明确政府的职责，加大对公办学校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逐年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扩大城区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中小学校的数量和规模，让更多的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建议政府要以逐年递增的方式加大对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要向承担义务教育任务重、接受农民工子女多的学校倾斜，帮助农民工子女集中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要长远规划、合理布局，加快新城区学校的改扩建工作。

（四）构建农民工文化生活的质量保证机制。满足农民工文化生活需求，不仅要注重量的增长，更要强调质的提高。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民工文化生活方式及内容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不容忽视的是，部分农民工消极、落后、颓废的文化生活方式依然存在，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标相悖。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健康向上的文化占领农民工的思想阵地，帮助他们抵制庸俗文化、落后文化、颓废文化的侵蚀。

基金项目：2013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2013lslktfx-18）。

参考文献：

[1]叶文姬.转型期农民工问题研究[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2]雷世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5，（5）.

第6篇

1.1按照产品自身来划分突出产品而细分出的中国民间工艺品品牌在中国大量存在，它们是依据产品范围、产品性质、产品质量和价值、产品用途、产品使用者、产品产地而产生的。如景德镇陶瓷、贵州苗族刺绣蜡染、福建漆线雕、南通蓝印花布、杨柳青年画、广州的“三雕一彩”、潮州的瓷、佛山的陶和木版年画、肇庆端砚、潮汕的木雕都属于这个类型。

1.2按照个性化特色来划分具有某种个性化特色的民间工艺品品牌主要包括突出制作者或工艺师个人特色的品牌和突出某个历史人物、神话人物等的个性化品牌。具有知名度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近年来成为了市场上竞相追捧的对象。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南通蓝印花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陜西内画壶，宜兴紫砂研究院的精品紫砂壶，江苏工艺美术大师的沈寿刺绣，省级非遗传承人的贵州蜡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高仿唐三彩，还有许多国家级工艺大师的景泰蓝、田黄石、寿山石、织绣、竹雕、木雕等作品。

1.3按照组织或族群属性来划分突出组织属性的民间工艺品品牌，既可以是依托中国的国际性品牌，比如瓷器、刺绣、雕刻、印染等，已然成为了具有国际形象的中国民间工艺品品牌。也可以是依托地方文化的区域性品牌，比如福建德化窑陶瓷、广绣、潮绣、庆阳剪纸和刺绣、大宋官窑陶瓷、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等。或者突出某个族群文化的区域性品牌，例如女真族铜镜，鄂温克族绣花地毯，满族青瓷和刺绣，海伦剪纸，赫哲族鱼皮鱼骨制品，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的桦木、桦皮制品。

1.4按照视觉化象征来划分一些民间工艺品本身就具有独特性或代表性的视觉符号，例如杨柳青年画、乌镇蓝印花布、苏州桃花坞年画、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贵州刺绣和蜡染等，它们本身就具备了自然形成或历史积淀而成的品牌视觉化象征的条件。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中国很多民间工艺品还未形成统一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品牌”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同时，一些民间工艺经营者已开始根据利基市场来塑造品牌形象，例如福建德化陶瓷佛像品牌戴玉堂在电子商务领域开拓了品牌渠道，通过统一的品牌识别设计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1.5按照品牌资产划分除了以上分类方法外，还可以按照民间工艺品品牌的品牌资产划分其品牌类型。其中，很多品种都属于同质化而略有品牌特质的民间工艺品，例如陕北的剪纸、甘肃的剪纸、山西的剪纸、东北地区的剪纸等。还有一些属于已经品牌化的一般民间工艺品，这些品牌往往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形象，具有了一些品牌性能，例如提到过的福建寿山石、景德镇陶瓷、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风筝、浙江东阳木雕、江苏无锡泥彩塑、藏区唐卡等。至于那些基于消费者的强势民间工艺品品牌，或者说已形成独特的品牌感受、甚至产生强烈品品牌共鸣的民间工艺品品牌在中国尚属凤毛麟角。

2中国民间工艺品品牌化的包装设计策略

包装是使产品在配送、储存、销售和使用时能够保持完好的科学、艺术和技术的结合。随着技术变革、材料研发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等因素，中国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也呈现出丰富和多元化的面貌。包装设计是整合品牌要素的重要手段，对于品牌资产的创建有着重要的作用。依据品牌类型的划分可将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策略大体归纳为视觉审美型、功能至上型、绿色环保型、文化情感型以及品牌合作型。

2.1视觉审美型视觉审美型包装设计策略力求达到较高的视觉展示效果。这种策略有利于民间工艺品在商场超市、工艺品专卖实体店、电子商务中的专业店铺或网站中呈现较好的视觉效果，从而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品牌化的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会采用与产品匹配的图案或元素，在工艺品包装上会有特定品牌的标志或者品牌名称，而且有的包装盒外面还会贴上一层布纹纸或者锦缎，鲜艳的纸张或锦缎再配上烫金的文字，呈现出华丽的效果。例如福建德化白瓷的一些著名品牌就采用了这种包装设计策略。有些民间工艺品品牌还会采用实木的盒子包装，其上还刻有图案，这样的包装一般会呈现出沉稳大方的传统艺术视觉效果。传统的民间工艺品包装盒上常用的图案一般以书法、中国水墨画、传统装饰纹样以及产品形象为主，其边缘多有中国民间纹样，例如翰墨紫砂工艺品包装，见图1。书法类型一般是根据工艺品特点和品牌特质来加以选择的，主体图案可以选择传统中国水墨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等，但这些元素应该和特定的工艺品或工艺品品牌相关，或者就是描绘工艺品本身的水墨画。例如戏剧脸谱、年画文化元素在中国民间工艺品品牌化包装设计中的运用[4]。

2.2功能至上型工艺品的包装设计应该考虑到运输、存放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例如包装盒设计一般采用的长方体不仅便于运输，而且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包装盒的设计选择应该配合民间工艺品品牌的品牌化策略，形成独特的包装形象，使得品牌工艺品实现差异化。这些包装盒的选择在考虑到衬托民间工艺品的同时，还要具有保护工艺品、防止其碎裂甚至防水防潮等功能。民间工艺品最常见的包装是木盒，内饰锦缎，再用泡沫塑形——锦缎和泡沫能有效防止工艺品在运输过程因为碰撞出现裂痕或者破碎的现象。也可以采用一些新的包装结构设计，例如使用弹性缓冲防护结构，使用工业设计原理对包装进行整体造型设计，就可装放不同规格、形状、品种的工艺品，从而实现工艺品包装的通用性[5]。

2.3绿色环保型提倡自然材质——比如随处可见的树叶、草、竹、柳条等——用于工艺品包装，既可以保护工艺品，又时尚环保，甚至包装本身就是一个工艺品。包装厂家可在材质上做文章，也许会成为品牌化包装设计策略的亮点。例如，民间工艺纪念品包装选择纸、竹、木、泥、植物的茎叶等天然材料，这样既符合东方传统美学中尚自然、重和谐的特质，又符合现代人的环保意识；采用纸浆做契合民间玩具外形的包装，兼具了趣味性和环保性，而且符合民间玩具的特点[6]；福建用竹笋皮包装茶叶，海南用椰子作为包装材料等的包装设计也都是这种类型的包装设计策略[7]；对旅游工艺品的包装容器造型结构进行减量化设计，例如采用最省料、最经济的圆柱体结构[8]；另外，采用可自然风化回归自然的材料和降解包装材料等都可在安全无害、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同时，让消费者对民间工艺品品牌产生独特而现代的品牌认知和联想。

2.4文化情感型在一些特色工艺品的包装设计上使用民族图案、古汉语及传统符号，例如采用龙凤、松鹤等题材，寓意“龙凤呈祥”、“松鹤连年”等美好意愿。民间美术中的剪纸、蓝印花布、蜡染、织染、脸谱更是被广泛应用于传统包装设计中，如彩陶纹、黑陶纹、青铜纹、帛图、漆器、丝绸和画像砖纹样等都是极具民族风格的典型图案纹样。这些元素承载着民族情感，容易引起本民族消费者的共鸣；对于其他消费者而言，这些承载了这方土地人民的愿望和祝福，具有超出感性形象本义之外的情感和特色。这显然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9]。

2.5品牌合作型对于品牌合作或品牌联盟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现有品牌合并为一个联合产品或以某种方式共同销售（往往合作后的品牌或产品关系会产生双赢的效果）。例如，水果品牌和蛋糕品牌的合作，饮料品牌和快餐店品牌的合作，信用卡品牌和航空公司、购物广场、电子商务网站的合作等。品牌合作包装策略的优点是可以使品牌定位更独特、更有说服力，还可以降低产品介绍的费用成本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 种包装策略的劣势——合作的品牌会互相影响，其中不好的品牌会对其它品牌产生不利影响等[10]。中国民间工艺品品牌中也存在这种品牌或产品的合作，例如使用木雕的工艺制作瓷器包装的设计就是木雕产品和瓷器品牌的联合，使用木版年画的图形作为主要品牌元素为其他民间工艺品做包装设计的品牌联合，等等。如“恒盛”雕刻竹简工艺品礼盒设计，见图2，就是使用雕刻竹简做出的礼盒设计。厦门工艺美术厂把漆线雕与陶瓷结合起来，创作、生产了线条陶瓷作品，并把小件漆线雕工艺品用绫缎制成盒子包装，小巧玲珑，便于携带，成为民间工艺品包装的佳品。陕西的“凤翔泥塑”、“马勺李”、“陕北婆姨”等民间工艺品品牌在展销平台上也曾成功采用了品牌合作的包装设计策略。

3结语

第7篇

该问题涉及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衔接问题，对此，各地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政策实施后，要求此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外来从业人员必须一律参加综合保险，而不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天津、济南、合肥等地则规定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应按照原有的方式继续参加医疗保险，不得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转为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而重庆、成都、广州等更多的地方则是将选择权交给企业。如《重庆市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用人单位按照《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办法》为农民工办理了基本医疗保险的，继续按原办法执行，也可改按本办法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对用人单位而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缴费水平不同，为降低用人成本，很多用人单位乘机将以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转为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其结果不仅使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丧失了个人帐户，而且以前的缴费年限也不再计算，这虽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工本人的经济负担，但事实上却降低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为维护农民工的既得利益，维护医疗保险关系的稳定性，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未经职工同意不得将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转为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

二、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能否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这涉及到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衔接问题，各地出台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政策基本上没有作出规定，做法却不尽一致。一些地方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不设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一律予以接收。这是因为，一方面，允许农民工同时参加两种医疗保险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了解外出务工人员是否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十分困难，很不现实。而有些地方则不允许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防止参保人的逆向选择，避免因为参保人两地参保而出现合计报销的医疗费用超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情况。从理论上分析，现阶段各地所实施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缴费水平较低，保障水平有限，而筹资能力的限制也决定了现阶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也不高。所以，即便允许农民工两地参保，也很难出现两地报销的费用总额高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情形。此外，农民工大多属于青壮年群体，相对于老人和儿童而言，发生疾病的概率较低，如果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排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之外，必然会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风险。当前的主要问题应是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医疗需求，而不是如何防止农民工的过度医疗保障。因此，在现阶段，各地应允许农民工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样，既可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平稳运行。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财政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及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应逐步限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两地同时参保，规定他们只能选择参加一地的医疗保险，即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不能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反之，参加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就不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三、缺乏划分稳定就业和流动就业农民工的标准

当前，农民工的构成较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城镇用人单位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第二类是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回乡耕种的季节性农民工；第三类是在不同的岗位和职业之间、不同的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不停转换的流动性农民工。从理论上讲，第一类农民工除不具有城市户籍以外，与城镇居民不存在本质区别，应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第三类农民工则应通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来解决他们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而所谓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主要应针对第二类农民工实施。也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明确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由于缺乏对农民工进行科学分类的法定标准，特别是由于缺乏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与流动性农民工之间的统一的划分标准，致使各地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差异，并呈现出如下三种不同的模式：

(一)完全将农民工排斥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外，而不管农民工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稳定的就业关系。该种模式以上海为代表，200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从业人员一律参加包括工伤(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在内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而不能参加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二)将选择权交给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决定其所使用的农民工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北京、重庆、深圳、珠海等地均采取此种模式。在这些地方，既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又建立起了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主要由用人单位作出选择。

(三)明确规定“稳定就业”的地方标准，但差异较大。如，《天津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凡是建立一年以下期限劳动关系的，应当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凡是由一年以下期限劳动关系转为稳定就业劳动关系的，应当随本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方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大病统筹基本医疗保险。”从天津市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划分农民工稳定就业与流动就业的标准以一年的劳动期限为准，具体而言，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属于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就应该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属于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就应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天津市的规定不同，《合肥市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期限在2年以内的，可按本办法选择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期限在2年及2年以上的，应按照《合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由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在筹资模式和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对农民工本人、用人单位、经办机构甚至当地政府都有重大的影响，为避免各地在此问题上的差异，有必要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

四、将部分农民工以及农民工的家属排除在外

纵观各地所建立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不难发现，有些地方往往根据职业特点对农民工进行不同的分类，并将从事特定职业的农民工排除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下列外来从业人员不适用本办法：(一)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三)按照《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引进的人员。”《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前款所称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是指不具有城镇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被用人单位招用或个人在城镇从事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或服务型活动等劳动者，但从事家政服务和农业劳动的劳动者除外。”显然，从事家政服务和农业劳动的农民工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除职业不同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区别，他们在务工期间与其他农民工一样面临各种疾病风险。也许将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排除在外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务工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来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将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民工排除在外是因为家政服务具有临时性和短期性的特点。但是，如果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不能或没有参加当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而从事家政的农民工将提供家政服务作为他们的长期职业，那么，将上述两类农民工排除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之外，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歧视和不公。

此外，各地在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时，基本上都将农民工的家属排除在外，这一做法也不尽合理。研究表明，新一代农民工存在许多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农民工常常携妻带子举家外出，而不再是自己外出务工而让家属和孩子留守。然而，跟随农民工外出的家属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有报酬的劳动，而主要是为了照顾丈夫和孩子。在现阶段，这些人往往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已经举家外出，这些人一般不愿意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第二，由于她们不具有城市户籍，因而无法参加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三，由于她们没有和用人单位形成任何劳动关系，无法参加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险；第四，由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她们又不可能参加任何商业性的医疗保险。然而，恶劣的居住条件、贫乏的卫生知识、独特的生理特征，使她们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害，而一旦患病，必将因为缺乏任何医疗保障而使本人和家庭面临极大的风险。因此，各地在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时，应尽可能地扩大保障对象的范围，将农民工家属纳入进来，以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

第8篇

被解释变量存在选择行为，且取值存在一定限制，则人们往往选择运用Tobit模型。本文研究主题是检验医疗保险是否将阻碍农民工城市转换，减少农民工城市转换量。可以看出，只有当农民工选择县外务工，且其城市转换数量大于0时，我们才能观测到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转换的影响。因此，应将农民工“是否县外务工”这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农民工“是否县外务工”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无法观察其实际值。遵循McBride和El-Osta的思路，本文将农民工“是否县外打工的预测值”作为“是否县外打工”的变量。城市转换变量作为一种受限因变量，直接采用OLS估计城市转换量方程得到的结果将会是有偏的。因此本文将采用Tobit模型对受限制的连续变量模型进行估计。其中，yi是可观测的被解释变量，y*i是不可测的潜在被解释变量，只有当潜在变量的值大于零时才能被观测到，其它值均被审查到零上。因变量yi包含两种情况，即当y*i￡0时，因变量yi=0，表示城市转换数量为0；当y*i>0时，因变量yi=y*i，表示农民工城市转换的数量。模型右边Zi代表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转换的阻碍。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区域分割的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转换的影响，并假定医疗保险会阻碍农民工城市转换，因此，为检验假设将医疗保险Zi作为本文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Xi是解释变量的向量，即除“医疗保险”之外的其它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状况和政策特征变量等内容。αi、βi和γi代表各待估计系数值，ωi是随机误差项。本文采用Stata软件，主要运用工具变量法检验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转换的影响；同时，为说明如果不解决内生性问题将对系数估计值造成的低估程度，本文还报告了OLS和Tobit模型的计量结果。根据本文研究主题及受限因变量的数据特征，将重点对IVTobit模型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2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关注的变量是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转换的影响，但考虑到现行医疗保险多以县为单位独立运行，区域间及制度间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会抑制农民工城市转换；同时，经常发生城市转换的农民工，由于实行属地管理的医疗保险不能及时满足自身医疗保险需求，多选择退保或重复参保，客观上加重了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阻碍。为解决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城市转换相互影响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拟将农民工“是否有医疗保险异地转接经历”作为“医疗保险是否阻碍城市转换”的工具变量，并分别使用IVOLS（模型三）和IVTobi（t模型四）对县外务工农民的城市转换数量进行检验。内生性问题的检验结果显示，IVTobit模型和IVOLS模型的WaldTest检验值都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应该使用工具变量法矫正内生性问题。为保障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模型中各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各个自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程度较高；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自变量的VIF值均大大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2是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转换影响的计量回归结果。由IVTobit模型（模型四）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是否认为医保阻碍城市转换变量的符号显著为负，表明区域分割的医疗保险显著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转换，减少其城市转换量。该结果与本文设定的医疗保险会阻碍农民工城市转换的假设相一致，本文的假设得到证实。这是因为医疗保险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因病返贫的难题，但由于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跨城市转移接续较难；加之目前医疗保险多实行属地管理，医疗保险异地费用结算，以及费用报销同样花费农民工较多时间和精力等成本，因而使得农民工需跨统筹区转换工作时存在较多顾虑，客观上减少了其转换城市的数量。是否认为医保阻碍城市转换变量，该结果在四个模型中均为负值，说明本文的计量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IVOLS模型和IVTobit模型中系数值的绝对值分别为1.1707和1.6529，均高于采用OLS模型和Tobit模型所得的0.0414和0.0590。说明如果不解决内生性问题，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转换的影响程度将大大被低估，应该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矫正。本文的其它一些变量也值得关注。性别变量显著为正，表明男性农民工较女性发生城市转换频次较高，这与其从事的职业特点有密切关系。家庭规模越大，农民工城市转换率越高；家庭中老人及儿童的数量越多对农民工城市转换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劳动力数量变量显著为正，说明农村居民存在较多的剩余劳动力。家庭中土地拥有量越多越不利于农民工城市转换。合同变量显著为正，说明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有益于农民工跨区工作转换。较高的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民工城市转换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医疗保险异地费用结算方便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民工城市转换；医疗保险异地费用报销便捷度对农民工城市转换同样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3结论与建议

第9篇

所谓生态包装设计，是指在保证包装功能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包装生命周期过程对人类健康、能量资源和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以促进生态环境循环发展和维护自然资源持续发展为核心进行包装设计的技术与方法。其建立在产业生态学中的工业代谢理论基础之上，有着广泛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在设计过程中，包装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过程，要综合平衡包装系统的输入与产出，以此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根据生态包装设计的内涵可以看出，这种设计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选择合理的包装材料和包装设计方案，使包装设计过程不对环境产生污染，或将污染降到最低，以此保障人类的身心健康，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传统包装设计属于一种开环设计，主要是为了实现包装的最初功能，它的运作模式是包装材料包装产品生产包装产品使用包装废料弃入环境。很明显，这种包装设计几乎不考虑包装的环境属性，往往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的能源与资源，并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与传统包装设计明显不同，生态包装设计主要强调以系统集成观点凸显包装的环境属性，其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核心，在考虑包装基本功能要求的同时也注重生态系统安全的生态设计，因此，生态包装设计属于一种闭环设计，其运作模式是包装材料开采包装材料生产包装产品生产包装产品使用包装废料回收二次材料循环再利用。

二、在民间工艺品中应用生态包装设计的意义

在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开始重视民间工艺品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一些具有特定含义的民间工艺品，往往会使人回想起那些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因而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和追捧。在以前，民间工艺品基本没有特定包装，只是简单的一块布或者一张油墨纸而已。在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的有力支持，民间工艺品市场日益繁荣，直接带动了民间工艺品包装产业的兴起和发展，逐渐焕发出勃勃的生命力。毋庸置疑，成功的包装可以在无形中提升商品的魅力，产品包装虽然没有声音，却能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一方面，包装可以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成为地域文化的解说员，将当地文化大力弘扬出去；另一方面，包装还能提升产品的艺术欣赏价值，使商品更容易地被大家所接受。所以民间工艺品要重视包装设计，使其成为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当然，民间工艺品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仅仅依靠自身特质是远远不够的。“地方特色”是民间工艺品的不二特色，除了在内容、题材等方面苦下功夫，民间工艺品在包装方面还要与时俱进，不能囿于传统的藩篱，要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包装风格。生态包装设计在21世纪已经成为主流设计趋向，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已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新兴价值观已被逐渐接受。民间工艺品是民间艺人创造的智慧结晶，在响应生态包装设计理念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而积极应用生态包装设计理念，与民间工艺品的内在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在民间工艺品中应用生态包装设计，是时展的要求，也是民间工艺品凸显产品价值，焕发生命力的要求。

三、在民间工艺品中应用生态包装设计的策略

在悠悠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社会变革、每一项科技发明，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善和生活环境的变化，都会对包装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巨大的影响。纵观包装设计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轨迹。毫无疑问，包装设计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文明中的一种文化印记。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于生态包装设计这一本原艺术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民间工艺品中积极应用生态包装设计，已经成为业界的普遍呼声。具体而言，在民间工艺品中应用生态包装设计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

民间工艺品在选择包装材料时不仅要考虑包装材料必须实现其保护功能，还要强调包装材料的生态影响，只有使用生态包装材料，才能体现出生态包装设计理念。鉴于包装材料生产会对自然资源产生消耗，在包装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废料，所以民间工艺品在选择和使用包装材料时，要充分了解包装材料的性能，尽量选择可以回收再生、能够重复使用或者能够自行降解的包装材料。同时，要选用单一包装材料，这样可以减少包装材料种类，节约资源。实在要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包装材料时，要使包装材料易于识别，不能喧宾夺主，减弱了民间工艺品的自身价值，甚至可能产生“买椟还珠”的尴尬现象。另外，尽量不使用原材料短缺的包装材料以及废弃后需要特殊处理的包装材料，否则会违背生态理念。其实，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生态包装材料随处可见，比如棉、麻、丝绸等，这些材料具有浓浓的民族气息，将其应用于民间工艺品包装，可以产生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

2、设计合理的包装结构

民间工艺品在设计包装结构时，要在确保产品在运输、销售和消费过程中不会因为受到外力作用而产生变形、损坏的基础上，以减少包装材料消耗为目标，坚持“简而美”的设计原则。一方面，民间工艺品要实现包装结构组合和拆卸化设计，即包装的不同材料以及各个零部件之间要容易拆卸、组合和维修，这样才能尽量延长民间工艺品的生命周期，也有利于包装材料的循环利用，减少新包装材料的消耗，体现生态设计理念。另一方面，民间工艺品要实现包装模式化结构设计，即提高包装结构零部件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促使各个零部件容易快捷更换，或者在同类产品中可以重复使用，以此延长生命周期。另外，民间工艺品还要重视包装结构零部件的环保设计，尽量减少零部件的数量与类型，即实现整体化设计。在我国，诸多材料可以实现合理的包装结构，比如饱满的葫芦有着流动的线条，坚挺的竹节有着笔直的线条，这是任何人工雕琢所无法实现的。民间工艺品可以从自然形态的材料中寻找设计灵感，运用天然的包装结构提升民间工艺品的独特魅力。比如葫芦外壳坚硬、保护性佳，不仅外形美观，而且便于携带，可以积极应用于民间工艺品的包装设计中。

3、采取适宜的包装

装潢产品的包装装潢设计即指用文字、图形和色彩等视觉元素美化产品表面，以此吸引人们的眼光。在生态包装设计理念的指引下，民间工艺品的包装装潢设计不仅要考虑画面装饰以及产品信息的审美传递，还要注重包装装潢需要的原料、废料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种种影响。鉴于民间工艺品的本质特征是“本真”，所以在包装民间工艺品时要避免过度装潢，在色彩、薄膜、电镀材料等方面要加以一定的限制。一方面要避免使用含有重金属的油漆、染料等有毒物质包装民间工艺品，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可以使用不含有毒成分的、分离时易于分解的粘合剂，提高工艺品的使用寿命。在色彩方面，可以运用与工艺品本身相近的色彩，起到相互衬托的作用；在文字方面，要选择能够凸显工艺品本土地域特色的字体，比如楷体、篆体、隶书等；在图形方面，要将民间艺术的元素提炼出来，并与现代设计有机结合，既体现地域特色又凸显时代色彩。

四、结束语

第10篇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护

一、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的现行法律政策规定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安排下，对于我国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保护，根据《劳动法》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适用劳动法。而且，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也依照劳动法执行。因此，就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中就业的广大农民(即称为“农民工”)而言，只要其与用人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那么理应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都享有相同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上，没有任何障碍。

但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受到一些城市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在劳动保障领域，主要是在现行的一些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也确有一些针对农民工所作出的与城镇职工不同的规定。例如：一是在养老保险方面，规定了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帐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以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根据本人申请，将其个人帐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重新就业的，重新参加养老保险。二是在失业保险方面，规定了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对农民工在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其工作时间长短，对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补助的办法和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三是在医疗保险方面，一些地方如上海、深圳等地，规定对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采取单独的医疗保险；也有一些地区没有对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作出规定。四是在生育保险方面，有的地区规定将农民工纳入了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有的地区则没有要求将农民工纳入生育保险。应当看到，这些法规政策规定对农民工充分享有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有一定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从长期看，“农民”将成为单纯的职业称谓而不再是社会阶层身份的称谓，“农民工”这一过渡时期的概念也将被淘汰。尽管“农民工”概念本身没有歧视性，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称谓，一些行政的、社会的管理方式就在其上附加了一些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因此，为了保持法制统一，维护所有劳动者的平等权利，对于农民工而言，将其作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多的不是从法律上另行或者单独赋予其权利和义务，而应当主要从加强执法的角度对其加以保护，将其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应该享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落实到位。至于在法律上还有不十分明确的规定，可在建立和完善整个劳动保障法律体系的框架内，通过修订和补充有关涉及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内容来加以解决。

二、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的实现情况

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农民工与城镇企业职工相比，确实有其特殊性，属于一个弱势群体。

农民工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流动性”。一是其职业身份不停地转换，一段时间务工，一段时间又务农；二是农民工在不同的城市、行业、企业之间频繁流动从业。在我国目前2亿多农民工中，每年有一部分人在城里有了稳定的职业，逐步变成了城市人；有一部分又回到农村务农不再出来；大多数仍是亦工亦农，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有关资料分析也表明，我国还有1．1亿至1．3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如果按最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800万人计算，还需20多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因此，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亦工亦农，流动就业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农民工被视为一个弱势群体，其弱势主要表现在非农业技能弱及综合素质弱。从整个群体来看，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享有教育质量不及城镇职工，主观上因其家庭经济条件差，客观上因国家对其投入不足，造成其与城镇职工相比有先天不足。许多农民工缺乏求职能力、职业技能和应对城镇化生活和工业化竞争的能力。加之历史原因、文化教育背景、传统世俗观念的影响，使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城镇职工不平等。当农民进城就业时，其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在实际上仍然更多地遭受侵害。

目前，在具体贯彻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农民工享有权益的实现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在劳动就业权益方面。许多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一样享有自主择业、免费得到公共就业服务、依法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和劳动安全保护的权利。但在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业、服务业及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中，仍有一些企业凭借在劳动力供大于求市场上所处的优势，用工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合同率为54．60％)、违规压低工资、无故拖欠或克扣工资、违规要求农民工超时加班加点等，有的地方、行业和企业侵害农民工权益的情况还较为严重。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检查时，由于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足以震慑、严厉惩戒违法行为的行政措施，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处罚规定，致使监察乏力。因此，不仅是农民工还包括其他城镇企业职工享有依法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享有工资的权利、享受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和休息休假的权利等，都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

二是在享有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方面。近年来，国家已出台政策，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出资有计划的组织农民参加转移就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一些农民工免费参加了公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办的短期培训。但是，农民工若要参加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技能培训，需要和城镇劳动者一样支付一定的培训费用，或者因参加培训可能失去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等原因；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一是因自身家庭困难，在进城务工前没有经济能力参加技能培训；二是农民工除了以微薄的打工收入来维持个人及家庭的生活开支外，无钱再去参加技能培训；三是让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参加技能培训，基本上是不可行的事。因此，大多数农民工在充分享有职业技能培训的权益方面还很困难。

三是在享受社会保险权益方面。由于各地政府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1)全国大多数地区是在现行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民工参保。参保农民工和本地城镇职工基本做到同工同酬同社会保险待遇。一些地区如北京、浙江在城镇统一社会保险制度框架下，对农民工实行了“低标准进，低待遇出”的做法，其一，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缴费率；其二，从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逐项推进农民工参保。(2)少数地区上海市和成都市等地实行单独的农民工综合保险，主要解决农民工的工伤、生病住院和养老补贴问题，其综合保险缴费低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缴费。(3)个别地区实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苏南地区对在乡镇企业中从业的农民工，多数参加了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但近几年，又出现转向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趋势。

同时，应当看到，一些企业总是在规避法律责任，不为农民工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参保率不到30％)；一些农民工因工资收入低，限于维护眼前生活，不愿扣除自己工资去缴社会保险费；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从维护本地方利益的角度出发，没有将农民工纳入任何一种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造成相当多的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得不到实现。

四是在权益救济方面。从总体上看，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后，向地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违法行为的利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权利，都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基本上能够得到依法维护。但是，许多农民工因经济原因，支付不起打官司的费用，也耗费不起打官司的时间，当其权益受到损害后，被迫放弃依法救济的权利。也有一些执法机构不能依法办事，使得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关于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保护的建议

针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特殊属性，维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当前重点是加强执法，使法律赋予农民工的权益真正得到落实。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完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制定一些过渡性政策，进一步规定对农民工实行特别保护措施。

在促进就业方面，着点眼是向农民工提供实用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为使农民工真正享受职业技能培训权益和落实劳动就业权，同时解决企业招工中存在的农民“技工荒”，需要政府督促企业和相关培训机构认真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律法规，逐一检查对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实行免费、补贴和奖励的情况，并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符合企业要求的实用技术培训，有效解决农民工技能弱及综合素质弱的问题，促进广大农民工提高就业能力和职业技能。

第11篇

论文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论文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二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

“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

随着国家政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对传统行政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已经“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接触范围扩大，对公民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给付行政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不再是针对具体相对人做出，而是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依法维护的诉讼主体资格扩大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一直适用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因而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界定标准对日后的行政诉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2000年的《若干解释》将原告资格扩大适用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但《若干解释》也只是将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个人利益”的范围适当放宽，所谓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仍然是为自己的利益提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公民曾经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对政府决策说。不”，这对现行法律的空白与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2000年起，垒国范围内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益诉讼案件，人们纷纷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有人将其称为“一场方兴未艾的法律运动”。然而面对公众的热情关切，由于缺乏制定法的有力支撑。法院只能予以谨慎的回应，这促使我们对如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法理思考。

三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在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利益统筹贯穿于利益的激励，表达、协调和保障的垒过程，但关键还是体现在对不同利益冲突的化解上。也就是说，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利益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利益冲突的消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统筹不同利益的过程。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利益统筹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各种社会纠纷尤其是行政纠纷的解决之中。

(一)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力推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地区日趋紧张．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尽管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已有20年之久，但民众在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时往往首先采取的都是内部施压、上访等非常规性的方式，最后通过司法寻求解决的并不占据主流。私力救济的盛行特别是潮的涌现反衬出公力救济尤其是行政诉讼的无能。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数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即是明证。也许救济与法治之间亦敌亦友的悖论关系可能会成为其作为具有补充性的“特殊行政救济”的理论基础，但正式行政救济社会认同度的下降却值得格外警醒。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状况．应当着力恢复司法在行政纠纷化解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扭转行政纠纷解决无序的局面，进而把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从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地缘关系、从单位的计划管制关系、从国家机关的非权力化关系(调解关系)中解脱出来。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至少有三项急迫任务：一是系统改造现行制度，彻底改变是行政纠纷化解主渠道的现状，二是吸收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公正、透明，专业，有效的行政裁判制度，为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提供新的渠道；三是进一步修正现行行政复议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司法救济的受案范围，使司法常规手段成为民众最为信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二)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

第12篇

[摘要]诉讼保险通过商业活动以使诉讼风险向社会分散，从而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并提高了诉讼救助的效益，有力地促进了公民接近正义。我国可以并且应当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理由有：在经济学上，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在法律上，现行的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都有其不足，而诉讼保险正好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现有法律规范的缺失、学理研究的不足、传统无讼价值观以及专业人员的缺乏，均不能成为移植的障碍。具体制度构建可以从保险模式、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费率、赔偿限额以及设立法律规制措施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诉讼保险制度；制度移植；制度设计

接近正义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诉讼领域兴起的一股潮流，至今仍方兴未艾。针对不少公民因为无力支付诉讼费用而被阻挡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状，现代各国设立了各种援助制度，诉讼保险制度(legalexpensesinsurance)即为其中之一。那么，我国是否能够并且应当移植该项制度呢?若然，具体制度又该如何设计?本文拟对此作一研究，以求教于同行。

一、诉讼保险制度概述

诉讼保险是指投保人事先购买确定的诉讼险种，当其就承保范围内的事项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照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一定诉讼费用的一项保险法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其雏形是1897年成立的“医疗纠纷基金”(SouMédical)，该组织要求其成员每天认捐一个“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而认捐“苏“的行为相当于今天的购买诉讼保险行为，凡认捐的成员都可在日后与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通过组织的力量获得法律帮助和经济援助。1917年法国鲁曼地区出现的“汽车运动保卫制度”(DéfenceAutomobileSportive)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保险制度诞生的标志。随后，德国也设立了“德国汽车保险制度”(DeutscherAutomobileSchutz)，并将诉讼保险的范围逐步拓展到其他财产性民事纠纷领域。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诉讼保险制度，并在巴黎设立了欧洲保险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英国等。

诉讼保险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单独式(Stand-alones)，是指与其他保险类别没有联系而独立存在的诉讼保险；二是附加式(Adds-ons)，是指在其他险别上附加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和机动车诉讼；三是合作式(Cooperatives)，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合作开办的诉讼保险。

诉讼保险的保险范围通常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并以后者居多。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riskofcooperativeagreement)和异议风险(riskofdisagreement)。在合作风险中，诉讼风险主要是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而产生的风险，在其承保范围内，将来可能发生的理赔金额是能够预测的，但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都很难预测，其原因在于，投保异议风险的案件在发生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人们无法预测交通事故发生的确切时间，也很难预测为此进行民事诉讼所需的诉讼费用。正是由于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散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根本动因。

诉讼保险是一种将诉讼风险进行社会分散的法律制度，其主要适用对象是介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中产阶层。有学者认为，当权利受到侵犯时，诉讼保险的被保险人提讼的倾向性大于未投保者，就此而言，诉讼保险具有促进潜在权利显现化、形式权利实质化，进而实现法的支配和法律平等的“公器”功能。此外，诉讼保险还具有副位功能，即通过向当事人介绍律师以及扩大有诉讼经济能力人的范围，以普及法律服务，进而促使律师业务更趋于合理化。

二、我国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的分析

(一)经济分析。保险学中的风险是指损失发生及其程度的不确定性，其构成要素有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三者的关系是：风险因素(如火灾隐患)的客观存在导致了风险事故(如火灾)的产生，风险事故的产生引起了风险损失(如财产毁损)，风险则为三者的共同作用结果。面对诉讼风险，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人们进行经济交往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冲突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发生民事诉讼，诉讼费用作为一种经济损失随之产生。由此可见，诉讼费用风险在构成上完全具备可保风险的基本要素，从而对诉讼费用予以保险是可能的。

有风险就要进行管理。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并不意味着非保险诉讼费用风险就无法进行管理，这里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问题。常见的风险管理方法有控制型(如回避、预防等)和财务型(如自留、转移等)两种，保险属于财务型手段。每一种风险管理手段均有其适用范围：当损失程度高但损失频率低时，可选用风险回避；当损失程度低且损失频率也低时，可选择风险自留和损失预防；当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都高时，就应选用风险转移和损失抑制了，此时，保险为最佳选择。

(二)法律分析。就诉讼费用导致的“权利贫困化”，学者们设想了各种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取消审判费用，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是为取消主义；有的主张由国家对确有经济困难的人员实行司法救助，减免其审判费用，此为减免主义；还有的主张实行法律援助，减免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先就取消主义来说，其理论基础是：解决纠纷、保护私权是国家的责任，现代国家又都是租税国家，故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制度构建往往是相关制度原理相互竞争的产物。就诉讼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而言，还应当考虑国家财政负担、民事诉讼的性质和原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以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等因素。就此，学者们多持受益者负担原则，即审判制度的维持不是完全依靠一般的公共税收，实行公共负担原则，而是要求当事人也负担一部分。由此可见，取消主义不可行。

再就减免主义而言，司法救助是对审判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调整，将本应由当事人负担的部分费用转由国家暂时或最终负担。但从上文可知，这种转移是有限度的。因此，减免主义亦有其局限性。

现代各国多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国家责任，由此出发，法律援助只能是有限的。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援助只能适用于我国公民，团体组织不能申请，但现实生活中并不乏经济困难而又亟需法律救济的团体组织。其次，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最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虽然从理念上说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具体的制度构建和实践都抹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出现了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而忽视当事人权利的总体趋势，隔断了法律援助与保障当事人权利之间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其不足。

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属于国家对公民实施的“他律性援助”，并且其主要适用于经济困难群体，中产者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就可能导致中产者虽难以支付诉讼费用，但却无法获得援助，而成为真正的“权利贫困者”。而受制于国家财力等因素，诉讼免费主义也行不通。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具有广泛适用面的新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具有以商业活动为基础来达到公共目的的复合性格，为促进公益性调整与私益性调整相互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三)其他条件分析。根据西方的实践经验，诉讼保险制度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保险公司在接受当事人投保前，应当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数额进行准确预测；二是存在一定的保险市场份额和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三是有一批符合资质的诉讼保险法律专家。先就条件一来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审判费用是较容易预测的。律师费用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随着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陆续出台律师收费指导性规定，并要求律师履行收费告知义务，目前律师费用大体上是可以预测的，现实中发生的律师费用纠纷，主要是律师未能善尽职责或未能履行费用告知义务所致。因此，诉讼费用是可以预测的。再就条件二而言，虽然我国至今还没有诉讼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法律支持；法律界和保险界对诉讼保险的学理研究也不够；许多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不强，但是，这并不会妨碍诉讼保险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恰恰相反，法律规范和理论建树往往是在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的。认为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可能影响诉讼保险市场的成长，则更是没有道理。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尽管法官们普遍超负荷工作，案件积压仍较为严重，即使是在内地，案件也不在少数。传统无讼价值观对公民诉讼意识的影响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大，许多人在权利受到侵犯之后没有诉诸法院，往往是在利益权衡——尤其是对因司法腐败等因素可能导致司法救济低效甚至无效予以考虑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至于诉讼保险还要求具有一定数量的符合资质条件的法律专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也是不难的，现有法律从业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就能胜任。

三、建构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模式之选择

国外的诉讼保险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市场模式。即公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决定购买何类险种，并且可以在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的额度范围内自由选择律师，保险公司则根据事先商定的法律服务明细表约定的金额支付保险金。二为政府指导模式。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确定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险种的设置及其收费标准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均须经政府许可或确定。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如劳动保护诉讼等。三是利益协同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将全面成功报酬制与保险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律师业和保险业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理赔之后便取得了向律师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诉讼保险制度依靠预收的保险费和律师业务的恢复额两部分资金进行运营。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市场模式虽然具有保险关系各方权利义务明确的优点，但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指导模式虽然能够发挥政府调整市场的作用，但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至于利益协同模式，虽然可以提高各方的积极性，但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和律师过于追求商业利益从而损及接近正义目标的达成。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笔者以为，应当区别不同险种而采用不同的模式：对于非公益性的诉讼，可以采取市场化模式和利益协同模式；对于公益性较强的劳动保护和医疗诉讼等，可以考虑采取政府指导模式；而对于环境侵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等主体众多但利益分散的诉讼，可以采用利益协同模式。

(二)具体制度设计

1.保险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总体而言，诉讼保险的责任范围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支出的各种费用，包括审判费用、当事人费用和人费用。但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费用、因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而额外增加的费用以及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的诉讼费用除外。

2.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确定应当分别不同险种，根据各类险别的风险大小和损失率高低来确定，然后采用表定法综合每一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对基本费率进行修正。为了减少管理费用，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采取经验法，依据最近三年的平均保险费确定当年的保险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M=(A-E)C/E

在上述公式中，A代表最近三年的平均损失，E代表适用的预期损失，C代表依据经验确定的可靠系数，M代表修正系数。

3.赔偿限额和免赔额。诉讼保险的承保对象为诉讼费用，其数额大小往往很难准确预测。因此，诉讼保险没有保险金额的规定，而是采用由保险双方约定赔偿限额的方式确定保险人的责任限额。赔偿限额的确定方式有三种，即每次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及每次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相结合。由于诉讼保险的保险标的一般较小，故而一般不宜对作为起赔点的免赔额进行规定。大型企业间的诉讼保险除外。

(三)法律规制措施

由于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诉讼保险致使诉讼费用的预防和惩罚功能相对减弱。因此，便可能发生当事人滥权的现象，如缺乏准备、提出过高的诉讼请求、和解率下降以及上诉率升高等。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规范。措施之一是由保险公司聘请法律专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评估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以决定是否或提出多大的诉讼请求额等。措施之二是由保险公司对当事人的进行诉前审查，但审查标准不应过于严格，只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是没有依据，均应允许其提讼。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利用提供法律咨询和诉前审查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救济权利。对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不服时，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律师对拒付理由进行调查直至提讼。

参考文献：

[1]廖永安，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袁彬.诉讼保险：二十一世纪新型诉讼救助[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3]王亚新.日本民事诉讼费用的制度和理论[A].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4][美]李本.中国的律师、法律援助与合法性[A].许传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第13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权益保护

1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行政诉讼原告分为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

原告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依照本法提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有权提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讼。有权提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讼。"以此规范可见，我国行政诉讼原告分为两类：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从而具有原告资格、行使诉权、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则这类原告被称为"原始原告";若作为原始原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但是受侵害的公民已死亡、法人或其他组织已终止，无法亲自行使诉权、作为原告，这就出现原告资格转移和继受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已死亡的公民的原告资格可转移给近亲属，已终止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原告资格可转移给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这就是承继原告。本文将主要探讨的问题限定为公民的原告资格转移制度，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原告资格转移问题不作论述，所以下文涉及到的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都是专指公民。就公民而言，原始原告就是指认为合法权益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享有原告资格的公民，承继原告就是指因原始原告死亡从而继受其诉权的近亲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1条将承继原告的范围限定为原始原告的近亲属。

2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确立的目的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行政诉讼中各项制度都是围绕这个宗旨并以实现这个宗旨为目的而构建的，行政诉讼原告制度也不例外。在原始原告亲自行使诉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由于原告资格并未发生转移、承继原告不会参与到诉讼中，所以原始原告制度涉及的权利保护对象就是单一的原始原告。但是，在原始原告死亡，原告资格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因为涉及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两方，所以在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权益保护对象的确定这个问题上学界一直有争议，笔者赞同的是保护综合权益的观点，即认为构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是为了保护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双方的合法权益。

有学者认为，当原告资格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承继原告继受原告资格参加行政诉讼并从诉讼结果中获得实质性的权利，由于原始原告已经死亡、行为能力已经丧失，同时权利能力也消失，所以原始原告不可能再亲自参加行政诉讼，也不会通过行政诉讼得到任何权益。概而言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保护承继原告单方的权利。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原始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正是为了给原始原告合法权益受侵害提供司法救济才开启了行政诉讼，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起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原始原告死亡、发生原告资格转移给其他利害关系主体的情况下，由于原始原告的各项权利伴随着主体的死亡而不复存在，所以已死亡的原始原告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但是笔者不同意上述学者观点的是，笔者认为即使原始原告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已不存在，但是死者仍享有相关的利益，如名誉、荣誉等利益，这些利益仍然受到法律保护。所以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确立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是为了保护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双方权益。

3 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的具体权益

通过上述论述可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目的是保护综合权益。原始原告制度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但在原始原告死亡的情形下，有学者认为，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的是原始原告的身后权，"身后权就是指人死后应当享有的权利，或者说，身后权是指死者的权利。"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公民死亡后民事权利即不复存在。同样，在行政法上，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的死亡会带来其行政法上权利的消失。但是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却注重对公民死亡后人身权的延伸保护，如《捷克民法典》第15条承认公民死亡后的人身权利即身后权仍然可以得到法律保护，能够行使诉权的主体包括死亡公民的配偶、子女、父母。《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公民死亡后，其名誉仍不受侵犯，有权请求保护死者名誉的主体包括其亲属和遗赠受益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项也主张死亡公民的名誉仍然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其近亲属有权行使诉权寻求法律救济。这些立法例实际上是对传统民法理论的一种突破和发展，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趋势下基于善良风俗原则所作出的规定。身后权包括身后姓名权、身后肖像权、身后名誉权、身后荣誉权、身后隐私权等。有学者认为，当公民死亡后，与其人身相关的权利就会转化为身后权而继续受法律保护。原始原告生前受行政机关违法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受到损害的权利，在原始原告死亡后，其生前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通过转化为身后权的形式而继续受到法律保护并且仍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加以救济。只是在原始原告死亡的情形下，其不能再亲自行使诉权，原告资格必须转移给与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主体，通过承继原告行使诉权、参加诉讼的间接途径来保护原始原告的相关利益。所以，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承继原告行使诉权来保护原始原告的相关利益。

对于上述学者对身后权的观点，笔者不是全部赞同。首先，在原始原告生前存在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利的事实，这一事实启动了行政诉讼程序。其次，在原始原告死亡之前，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都是原告的合法权利。但是当公民死亡后，权利主体资格消失，也就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权利，而法律保护的仅是死者的相关利益，而不能称其为"权利"，如上述我国最高院在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解答第5项所述，该法条中保护的是"死者名誉"，而不是"死者名誉权"。所以，笔者认为，就原始原告而言，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的是原始原告在生前的一些与人身相关的不能转让的权利在死亡后转化为死者的相关利益，而且这些相关利益基本上都是与人身权相关的，而不是所谓的"身后权"。

就承继原告而言，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当原始原告死亡后，承继原告只能是原始原告的近亲属，毫无疑问，将承继原告的范围限定为近亲属是出于保护亲权以及对死亡公民财产继承的考虑，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与死亡公民有利害关系但又不是近亲属的其他法律主体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法律救济的情形。所以承继原告范围的限定明显过窄，不利于全面保护相关利害主体的合法权利。

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承继原告三方面的合法权利：第一，原始原告在生前可转让的权利（大多数为财产权），在公民死亡后，这些具有可转让性的权利不会转化为死者的相关利益从而继续受法律保护，而是转化为与公民有利害关系的主体的相关权利从而继续受法律保护。如，原始原告在生前受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罚没的财产，当公民死亡后，公民生前所享有的财产权不会转化为死者的相关利益，而是在公民死亡时，公民生前所享有的财产权转化为近亲属的继承权或者公法债权人、私法债权人的财产代位权等其他权利，权利主体发生变化，这些权利主体可以据此取得原告资格、以自己名义提讼、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第二，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也保护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所波及和影响到的承继原告的利益。有时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虽然只是针对一个行政相对人的，但是其影响力的波及范围却是很广阔的，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直接受侵害，与行政相对人有关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也会间接受到影响。如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到行政相对人的名誉权，而且也牵连到行政相对人家庭成员的名誉权受损，这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具有原始原告资格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保护名誉权，但是，如果作为原始原告的公民死亡，则其家人可以继受其原告资格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承继原告请求保护的不仅仅是已死亡的原始原告的名誉利益，而且还有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所影响到的与自身相关的名誉权。第三，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也保护承继原告的诉讼权利。虽然诉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公民维护权益的重要手段，但是权本身也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诉讼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是承继原告其他相关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手段。但是，在有些情形下，承继原告行使继受的诉讼权利并不是为了维护原始原告的权利或自身其他与原始原告有关的权利，这种权的行使对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追究相关行政机关的责任，有着重要意义。如，行政机关违法对行政相对人不予颁发驾驶执照，在原始原告死亡的情形下，其近亲属取得承继原告的资格，从而行使诉讼权利，但是即使原告胜诉对原告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原始原告已经死亡，行政机关不会再向其颁发驾驶执照，而且也不会向承继原告颁发，所以，承继原告不会因为诉讼而取得实质性的权利。

4 现行原告资格转移制度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笔者的修改建议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直接影响到相对人一方的诉权，影响其合法权益保护的宽窄，因而需慎重对待。美国行政法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曾说："行政法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法律变化迅速。"因此，应高度重视并努力完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为公民提供一种"无漏洞的权利救济"。

《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确立了原告资格转移制度，同时明确了承继原告的范围--原始原告的近亲属，这种规定是为了保护亲权及近亲属的继承权，但是其他大多数与原始原告有利害关系却不是其近亲属的主体的合法权利却被忽略，导致权利保护的片面化，有悖于行政诉讼保护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这就要求扩大承继原告的范围。根据上述分析，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的权利包括原始原告生前的财产权在其死亡后转化为其近亲属的继承权、债权人的财产代位权等多种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承继原告的范围扩大为"与死亡公民生前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且不继受死亡公民的诉讼权利就会损害其相关合法权利的有关主体"这种开放式的规定。这项规定的适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是与死亡公民生前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是死亡公民的近亲属或者债权人等;其次，必须是不继受死亡公民的诉讼权利就会损害其相关合法权利。如在原始原告死亡后，如果其近亲属偿还了债务，则债权人的债权没有受损害，也就不用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加以维护，在这种情形下，债权人就不享有承继原告的资格;如果债权人的债权没有得到清偿，只能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债权，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就享有承继原告的资格。这种开放式的规定能够及时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从而全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真正体现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M].群众出版社，1986.

[3]杨立新.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J].法学研究，1995（2）.

[4]刘庆国.身后权与法律保护问题[J].学术界，1997（1）.

[5]方世荣，梁洪霞.论行政诉讼中公民死亡后的原告资格转移问题[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4（3）.

第14篇

关键字：农民工医保 平等 效率

一、前言

平等与效率的抉择问题，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本文所讨论的平等与效率，仅仅只从经济角度分析，这不是否认政治、文化或者社会等其他领域二者的重要性，而是其他领域中平等与效率的问题也都扎根于经济领域。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然而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急剧涌现。现如今，如何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而农民工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从宏观现象出发，通过对不平等和低效率的分析，试图找出我国现行农民工医保制度的根本问题，并给出适当的解决方案。

二、文献综述

关于平等和效率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总是争论不休，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引出的关于市场机制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货币现象的高度重视和关注.都反映出效率或者说市场机制的重要性；而一部分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对于剥削问题的认同以及对工人的高度同情、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于社会主义美好蓝图的构画、无产阶级的灵魂人物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劳动工人剩余价值等相关理论的阐述，都反映出他们对于平等的坚持和拥护。

三、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思想的简述

（一）关于平等与效率的界定

效率，在奥肯看来，即多多益善，但这个“多”必须在人们所愿意购买的范围内[1]。话句话来说，即效率必须激发人的意愿，而不是靠其他法律或者行政手段强制达到目标的经济活动。

平等，奥肯将它划分为权利平等、收入平等和机会平等。关于权利的平等，其实是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宪法法律所默认的，争执不下的其实是关于权利平等的执行问题；而关于收入平等，在奥肯看来，这是个相对而不是绝对，收入均等要考虑需求、补充性来源、资源的非货币牺牲以及非货币津贴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因人而异的；至于机会平等，奥肯提及了这样一句话，源于机会不平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同时，也更可以补救）[2]，可见，机会均等的可行性远远超出收入均等的可行性，而相比较权利平等的抽象而言，机会均等则更能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政策。

（二）关于平等与效率的抉择

奥肯关于平等与效率的追求，其实是一条不断妥协的道路[3]，而妥协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公正。我认为，以公正为前提的妥协和我们所说的“折中”或者“中庸”有着本质的区别，平等与效率的妥协其实是一个不断权衡的过程，而公正正是平等与效率这个跷跷板的支点。在应对具体的情况时，选择将会是艰难而必须的，即平等或者效率有一方必须做出让步，而不是一味的中庸。现实的经济活动告诉我们，有时候取中间值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低效率和不平等。

（三）关于平等与效率抉择的做法

对于如何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奥肯引入了漏桶实验[4]，分析了在进行收入再分配时的效率损失，包括行政管理成本、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和社会经济的漏出量；同时他又引入了注满漏桶的概念，通过所得税和政府支持的改变寻回了损失的效率。奥肯总结现实，得出的结论是在有效率的前提下，改善社会的平等程度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四、我国农民工医保制度存在的非效率和不平等

（一）我国农民工医保制度的简介

我国先存的农民工医保制度，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把农民工纳入流动所在地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参照当地职工的标准缴费和享受医保服务；第二种是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建立大病统筹的医保制度，主要是针对住院治疗；第三种是默认农民工在原籍地参加新农合，附带一些工伤保险和额外工资补贴等。这三类医保制度在全国各地都没有形成统一，导致了所谓的“碎片化” [5]现象。

（二）我国农民工医保制度存在的低效率

1.退保率高

一个新的医保政策的出台往往会吸引农民工的注意，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以人们本能的好奇心会使得大部分人尝试加入，这也解释了各大省市那些引以为傲的高参保率的由来。然而，我认为，参保率永远不能作为衡量医疗保障制度效率的标准，反而退保率和使用率才是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从调查中不难发现，在我们访问的120个武汉市农民工中，参加过医保后又退出的占了65%，而坚持参加医保的只有20%，如果从最初的参保率来看，85%大约可以让人满意， 65%的退保率却暴露了现行制度的低效率。

2.实用性低

我国现存的农民工医保制度另一个低效率则表现在实用性方面，而实用性无疑是衡量社会保障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进行打工的都是青壮年，他们身体素质较好，生大病的可能性不大，这就使得大病统筹的医保制度缺乏针对性；相反，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得农民工常常患有肠炎、胃病等一般性疾病，门诊治疗则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大病统筹和新农合都显得不太实用。

3.缺乏有效激励

我国现行的农民工医保制度普遍缺少激励，这个激励不仅仅是对农民工的激励，更多的则应该是对用人单位的激励。激励，按照史蒂芬罗宾斯的定义，是指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意愿，而这些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的某些需要为条件。[6]农民工作为医保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在制度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往往具备较高的行动力，而用人单位作为制度的执行者，承担了大部分的医保费用，自身所获取的收益则往往是隐性的，这就需要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激励用人单位，这也是目前我国农民工医保制度所缺少的。

（三）我国农民工医保制度存在的不平等

1.对农民工身份界定的不平等导致农民工医保畸形化

对农民工身份的界定模糊，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医保制度的混乱。“农民工”这个称呼，不仅带有歧视性，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城乡二元户籍制的产物。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其实就是工人的一份子，这跟户籍所在或者从事农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农民工就是工人，那么就应该享受职工医疗服务，而服务水平的高低则由工人不同的收入水平决定。只有对农民工的身份界定清楚，才能把他们放到平等的环境下讨论医保制度的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医保制度的问题。

2.农民工参保普遍存在机会不均等的现象

都是作为城镇的建设者，农民工享受到的医保福利相比城镇职工、居民而言，差距较大，存在机会不均等的现象。首先，缺乏适合农民工人群的医保制度，导致农民工一直处于医保制度的盲区；其次，全国统一的大病统筹医保制度难以满足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需要，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最后，全国各地农民工医保制度“碎片化”的状态，使得转移接续的问题难上加难。

3.农民工医保制度问题的根源是权利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所有农民工问题的根源，都离不开收入分配，农民工医保也不例外。这里的平等，不是“平均化”，而是指与城镇职工相比较，农民工遭到的差别化待遇，包括正式工与临时工的身份导致的工资、津贴、福利等一系列差别，而导致这些差别的原因不是工作效率，而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平等权利的扭曲。可见，农民工医保制度可以看作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是从更深层次的来看，却是关系到农民工平等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的问题。

五、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思想和我国农民工医保制度的改革

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农民工医保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下保证平等，是我们改革农民工医保制度的最佳思路。

（一）全国统一医保标准，参照收入水平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医保制度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应该和普通职工一样享受城镇职工医疗服务，而具体医疗服务水平的应该和职工的收入水平相挂钩。全国统一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医保制度，不仅仅突破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更是有效解决了全国医保制度“碎片化”问题。同时，农民工也可以享受日常门诊医疗服务，这对于长期处于恶劣工作环境下的农民工而言更为实用。

（二）严格审查各地农民工医保参保率、退保率和使用率

确认一个制度是否有效，必须明确考察制度运行效率的标准。前文已经提及，农民工医保制度的有效性不仅仅表现在参保率，同时还必须细致考察退保率和使用率。因此，一旦制度确立后，政府应该设立监察部门对农民工医保制度进行考察，包括参保率、退保率和使用率，尤其是使用率更是农民工医保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三）农民工医保制度运行要求对用人单位进行激励

农民工医保制度关系到三方的利益：农民工、用人单位以及政府。要想保住用人单位严格贯彻农民工医保制度，必须制定相关政策激励用人单位，具体措施可以是税收或者补贴等；同时，还应制定具体的惩罚措施，对违反农民工医保制度的用人单位进行处罚，这些都由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具体操作。

（四）保障农民工权利平等和收入平等

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民工医保制度，只能保证农民工享受医疗服务上的机会平等，而至于权利平等和收入平等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收入平等需要政府提供更多培训和教育渠道，提高农民工素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权利平等需要社会从思想上扭转对农民工的歧视，需要彻底消除城乡户籍二元制。虽然这些都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又都是必须的。

六、参考文献

[1]刘静.农民工医保为何“一低一高”[J].观察思考.

[2]吕国营.实现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意义重大而深远[J].观察思考.

[3]姜日进.农民工医保，路在何方[J].中国社会保障.2010（5）：80-81.

[4]黄璐.平等与效率：对我国农地承包制度的考察[D].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9.

[5]梁金刚.平等与效率之协调――阿瑟奥肯福利经济思想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

[1]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2]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3]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

[4]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第15篇

关键词 农民工 医保关系 转移接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渐加快，工业化程度越来越深，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在从事农业生产之外，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对这种“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村户口的工人”，我们简称为农民工。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在一段时间内的长期存在，农民工在城市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却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医疗保障体制，大部分农民工在家乡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不能在各省市地区之间自由转移接续。

一、农民工医疗保险转移接续的含义。

“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 198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随后这一称谓因比较准确、简洁、符合我国国情，并且约定俗成而被广泛引用。借助于一般社会常识，我们主要从职业与地域方面来界定农民工：一是职业，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者以非农工作为主要职业，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花在非农活动上，他们的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非农活动；二是地域，农民工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

医疗保险是指当劳动者因患病、生育或身体遭到伤害时，社会对其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提供的物质帮助，是属于社会保障的一个种类。农民工医疗保险实际上是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因疾病、生育或遭遇意外伤害时，对其需要治疗和花费的医疗费用提供补偿。农民工医疗保险接续转移就是要在适应农民工不稳定性的基础上，使其即使在短时间的失业期仍能够获得所迫切需要的基本医疗保障。

二、城乡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国际比较。

城市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外也有许多进城务工人员，下面有借鉴性的分析和研究几个国家在进城务工人员医疗保险转移接续方面的做法，总结其经验教训，对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社会实践有所启示。

（一）德英医保关系及转移接续。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1881 年德国颁布《黄金诏书》，开始对工人因事故和伤病造成的经济困难进行保障。1883 年德国国会通过《疾病保险法》，规定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雇主承担其中的绝大部分。1972 年，德国颁布《农民医疗保险法》，该法规定，法定农业医疗保险机构有义务为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医疗保险。只要是缴纳了一定费用的农民及其共同劳动超过 15 年的家庭成员都可以是医疗保险的受益人。同时，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医疗保险提供津贴，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具体承受能力确定。德国的医疗保险实行法定强制参与，其医保体系由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共同构成，其中社会强制保险覆盖了德国 91%的人口。

英国的农村人口流动始于工业革命时期。为解决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制度。从 1871年通过了《地方政府法》到 1948 年英国国会通过并实施了《国民救助法》，该法规定没有收入或是收入太低的英国居民，可以领取国民救助金。1948 年，英国建立了国家保健服务制度，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居民实行免费医疗保健服务。

由此看来，德英两国都建立了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在转移接续方面，人口流动到异地只需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二）日本医保关系及转移接续。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行医疗社会保险的国家，早在 1916 年日本出台的《工场法》就规定，15 人以上的工场，场主应当为雇员提供疗养费。1938 年，日本制定的《国民健康保险法》首次针对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自雇人员，这标志着农村居民开始有了基本的公共医疗保险。到 1961 年，日本强制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日益频繁，为了较好的解决转移接续问题，政府设计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全国统一管理”的制度体系。日本全国各级政府都设立独立的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实行“户籍随人走”的制度，人口流动的同时享受当地的所有福利，从而实现了转移接续。尤其是出台了网络户籍登记制度之后，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更加顺利。

（三）美国医保关系及转移接续。

美国是商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保障成为现实和紧迫的问题。1935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法》和 1939 年通过的《立法补充》奠定了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二战后美国的医保水平不断提高，直至克林顿执政后，首次提出建立全民医保计划，并且主张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保险费用。总的来看，美国实行的是市场主导模式，政府仅负责老年人、贫困人群和特殊群体的医疗卫生服务。在商业保险的前提下，各地都建有医疗保险分支机构，公民医疗保险的转移接续不因地域的变化流动产生影响。

三、我国农民工医保关系及转移接续的紧迫性和改善对策。

首先，流动人口的固有特性要求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能够转移接续。流动人口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强以及由此引发的低收入、行业的高危性。较低的工资收入使大多数流动人口面临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异地报销困难等问题。患病后流入到地县级以上医院就医者不到 70％，近一成选择回老家治疗，仅有26.8％的参保人员表示可报销部分医疗费，超过六成的人员仍需全部自己支付。可见，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未能对流动人口发挥应有的保障功能，流动人口的基本医保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其次，实现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是保证制度持续运行的内在要求。各地外来人口退保频发的现象表明，医疗保险关系无法跨地区转移接续尤其是无法跨省转移接续是主要原因。可见，医疗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的范围扩展程度将直接影响参保人数的增长和覆盖面的扩展程度，从而影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面临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和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等诸多因素挑战的形势下，实现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对制度持续运行的重要性愈发突出。

最后，城市化发展目标迫切需要建立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制。我国正在实施的城市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主要目的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但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制的缺失严重阻碍着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从而延缓了城市化进程。2010 年 10 月 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使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有了法律支持，流动就业人口理应在社会保障方面享受平等的待遇。因此，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制度政策，维护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权益，理应成为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受我国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二元化分立长期存在，直接影响了农民工医疗保险转移接续的顺利完成。《社会保险法》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类。该法的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制度，方便参保人员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第三十二条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具体政策和细化制度各有差异，配套措施尚未完善，致使农民工医疗保险转移接续水平仍然比较低，尤其是跨统筹区域转移转移接续时，显现出较差的便携性。

为更好的解决实际中农民工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存在的问题，实现十七大提出的“人人享有医保”的战略目标，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立法上，虽然《社会保险法》对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有所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还需进一步制定《医疗保险法》、《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在立法层面实现统一的权利分配和制度设计，克服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第二，在具体操作上，加强政府职能，由政府主导制定符合本地方具体情况的制度框架，在现存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由市（县）级统筹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统筹层次。建立广泛的信息共享系统，克服局部地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统一的信息网络管理下，实现各地的医保信息兼容，提高农民工在不同区域间流动时医疗保险的便携性。第三，构建行政、司法、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制。农民工的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制度的运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涉及很多个环节和专业性很强的业务办理，单靠某一种监督方式显然不能对这一制度的运行形成有效的全面的监督，因此需要依靠行政、司法和社会的多种手段、多种途径进行，才能保证这一制度的合理运行。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杨紫煊。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