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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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身教示范、典型引导的榜样仿效方法儒家特别强调统治者、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臣民和学生的榜样。孔子曾经对鲁国大夫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还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儒家要求统治者带头践行高尚的伦理道德，做被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以达到榜样示范教化万民的目的。同时，儒家对教育者要求也很高，认为教师的道德人格对引导学生的作用很重要，教师要以身教示范，严格要求自己，做学生的道德楷模。孔子主张“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即对人要忠诚守信，不交品德学识不如自己的朋友，如果做错事就要敢于改正。孔子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讲究做人做事要坦荡、磊落，不要过分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孔子正是用自己以身作则的道德言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影响着他的弟子，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儒家在重视统治者和教育者身教作用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典型引导在德育教化中的作用，从而达到榜样示范的目的。如早在秦汉时期基层政权组织设置的“三老”，主要职责就是要做到凡有忠孝节义可为民效法者，都旌表其门，以为倡导。清朝顺治皇帝就曾颁发《上谕》教化民风，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民间乡里要在宗族祠堂等地集中宣讲《上谕》，并按照其要求在老百姓中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通过对优秀者树立牌坊，修建祠堂，加官进爵等形式发挥榜样的示范引导作用，从而达到上行下效，以点带面，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进而维护其统治秩序的目的。

(二)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差异培养方法在道德教育过程的一贯性和持续性问题上，儒家强调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的实际情况，提供既有差别又相互联系的、具有渐进性、层次性的教育目标，并循序渐进地采取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的德育方法。如南宋朱熹把对学生的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在对学生的要求以及在学习内容上虽然不一样，但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教育过程，“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明其理”。“小学”要求学生做到“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事”、“杂细事宜”等五个与道德修养相连的方面。“大学”阶段就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选取《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作为该阶段的基本教材，并对其重新进行了诠释。［3］孔子在其教育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主张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引导，做到因材施教。如《论语•为政》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分别记载了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同问孔子于孝，孟懿子不明孝道，表现为违背礼仪;孟武伯不懂孝道，常使父母为其担忧;子游不懂孝道，表现为不能够多关心父母;子夏不懂孝道表现为不能充分尊重父母。孔子针对每个学生对于“孝”各不相同的误解而做出不一样的回答，这正是因材施教的具体体现。

(三)环境渗透、美育感染的熏陶管理方法儒家认为良好的道德环境，对于人的高尚道德品行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一定的渗透、熏陶作用。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既是自身的事，又必然与外界环境有关。孔子认为受教育者要择良友而交，择良处而居，“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其意为:人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为好，不选择仁德之地为居所，怎么能算是明智呢?因此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良好的道德环境的作用。重要的德育环境应该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家庭教育环境是道德教育的基础，良好家风的形成和父母的教育引导非常关键，除了教育孩子要有孝德之外，也是“仁义礼智信”的教育启蒙;学校教育环境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保障，朱熹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学校教育的关键是要有道德品质十分高尚、教育方法非常有效的教师;在社会教育方面要注重对各阶层的道德宣传，尤其是统治阶层的良好官德的形成，以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礼让谦和的社会风气。儒家认为美育是培养塑造理想道德情操的重要手段之一。孔子说:“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见艺的重要性。孔子将《诗》与乐列为德育的必修课程，认为完美的德行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即认为完美的人格品德起于《诗》，成长于礼，成熟于乐。因此，在德育教育中不能只注重表面的“礼”的规范和训练，而忽视内在的人文情感需求和满足。从古代儒学的课程设置次序上看，六艺也被定位为小学阶段的基础课程，是儒者成人之前接受大学教育的前提性培养;对于受教者而言，六艺既是大学阶段课程的基础，又是受教者在社会中立足的技能，可以说六艺教育终身受用。［4］

(四)学思并重、克己内省的自我修身方法所谓学思并重，就是提倡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化，二者相互协调补充。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明确反对把“学”与“思”割裂开来。运用学思并重的方法，可以使人们在道德修养方面不断提高。“学”是继承前人优秀道德成果的必要环节，前人所创造的优秀道德成果，只有通过“学”，才能为我所吸收;“思”是“学”的继续和发展，人们所学到的东西，只有通过“思”，才能有新的突破。［5］因此，只有掌握好活学活用这一学思并重的方法，才能做到充分的消化吸收，才能利于推进道德主体进一步做好道德认知和实践。在儒家看来，克己内省是完善高尚道德人格的主要途径。所谓“克己”是指从言行上约束、克制自己的不良思想或欲望，通过不断修养、纠偏的方式合乎道德规范。所谓“内省”是指从主观上进行思想监督，自我反思，并通过“慎独”的方法，使人们自觉遵循道德规范。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只有克制自己，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道德规范。孔子还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自我反省而问心无愧，就会心安理得，就不会有忧愁和畏惧。孔子还教导自己的学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见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学习，看到修养不高的人就要在内心反思，不犯跟他同样的错误。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主张“反求诸己”，即对任何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行为，都应当从自身查找原因，这样经常自省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有无过失，就会达到“迁善改过”的境界。

(五)慎言力行、知行合一的躬行实践方法儒家在道德教育中十分注重受教育者在实践过程中的感悟，突出慎言力行，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孔子曾说:“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把行列为教育弟子的重要科目，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还说:“力行近乎仁”(《礼记•中庸》)，可见孔子十分注重行。荀子也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强调在道德教育中，受教育者要养成将获得的道德认识不断转变为道德行为的良好习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重视行的思想，对后世的思想教育家、教育家开展道德教育活动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南宋朱熹提出，行是知的完成，只有能力行之知，才是“至知”;只有经过道德实践人们才会真正体悟到道德伦理的合理性。明代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道德修养中知与行应该是统一的。王阳明也认为，“学”必须见于“行”。明末清初之际的颜元认为，人们学习的目的，在于“实行，实用”，只有在“办天下事”方面“躬行实践”才能辨别出是否是真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特别强调“行”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推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伪古文尚书•说命中》)。儒家提倡的这种道德践行不但是对道德认知的体悟和升华，更是对其提倡的积极入世的积极实践。总之，以上儒家德育方法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的方法体系，是儒家道德教育的精髓，体现了自律与他律、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的协调统一，对我们做好当代道德教育很有启发意义。

二、儒家德育方法对当代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价值

当代高校德育工作者应以理论为指导，对儒家德育方法进行合理的批判和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提高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水平。

(一)要改善理论灌输法理论灌输教育法是指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6］317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市场经济对思想领域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法依然有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进步和发展，改革理论灌输法以增加实效性的呼声越来越高。对高校德育工作者而言:首先，应该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教学内容应该在讲授基本理论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多结合传统文化、时代热点、当今社会问题和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问题。授课方式应该多采用多媒体、视频、小组讨论、分组辩论等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其次，要鼓励、指导大学生成立理论学习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调动大学生开展理论学习的热情。再次，通过学校电视台、广播台、网站、报纸、橱窗，博客、微信等媒体宣传平台，构建全方位的理论灌输体系。最后，在理论灌输的同时，不能忘了进行有效的思想疏导，要关注宗教、迷信、谣言和非主流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及时进行干预、解释和教育。

(二)要重视典型教育法典型教育法是通过典型的人或事进行示范教育，引导人们学习、对照和仿效，提高人们思想认识的一种方法。在典型教育法中，要注意优秀典型与落后典型，集体典型与个人典型的树立方法和效果。在大学德育工作中，要多树立、宣传优秀典型，发挥榜样的“身教”作用，在进行典型教育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多树立大学生中的典型，并在树立时遵循慎重选择、全面考察、品德为先、跟踪培养的原则，防止榜样“走样”，品行倒退下滑的不良现象;二要利用报纸、广播、网络、手机等新旧媒体，大力宣传校内外道德榜样的先进事迹，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三要在德育课教育过程中，充分搜集榜样的鲜活生动案例，通过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四要积极邀请先进典型开展座谈会、报告会活动，用震撼的事迹打动学生心灵，激发其学习先进的动力;五是在开展学习典型过程中，要总结出大学生能理解、能认可、能学习的方面，并建立学习的长效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榜样的带动作用。

(三)要实施分层教育法分层教育是指根据人们的思想、智力、心理和兴趣发展特点和规律，区分不同层次的受教育群体，采取分类教育的方式。在学校教育中，分层教育法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特点;二是同一年龄段学生个性特征。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中，我们要针对大学生不同年级特点、学习任务、发展需求的差异性，以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诚实守信教育为基础，开展分学年甚至是分学期的主题德育教育活动。大一学年要注重公民意识和日常行为养成教育，大二学年要注重心理素质和情感伦理教育，大三学年要注重科学精神与创新能力培养，大四学年要注重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要根据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等特点，重点关注学习暂时落后生、经济特困生、心理问题生等特殊学生群体教育。

(四)要强化感染教育法感染教育法是指受教育者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受到一定感染体或环境影响、熏陶、感化而接受教育的方法。［7］大学生德育工作者在运用感染教育法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注重学校校园环境建设，通过创建一些名人雕像、名言警句、主题橱窗和教室宿舍的德育氛围，营造良好的德育感染环境;二是运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如组织大学生观看改革开放成就展，观看革命或德育影片，开展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精神板报比赛等;三是通过开展格调高雅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文娱活动来提升大学生的艺术修养和道德情操;四是注重对大学生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优秀群体培养，发挥他们对整体大学生的模范带动和群体感染作用。

(五)要突出自我教育法自我道德教育法，就是在教育者的引导和启发下，提高受教育者的自我意识和教育主体性，从而主动接受正确的道德观念、原则和规范，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方法。［8］大学生德育工作运用自我教育法，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一要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大学生的自主性，相信大学生具有自我道德教育的能力;二是通过适当引导，让大学生认识到道德内蕴对成长、成才的无穷价值，激发和调动他们的道德修养上进心;三是通过管理教育、制度约束等方式提高大学生自制和自律能力，自觉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行为;四是充分发挥大学生学生会、社团、班级等组织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作用，促进大学生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

第2篇

1.立志。

在先秦儒家看来，一个人如果要成为高尚的人，首先要立志。有了成己达人的志向，就有了向善而生的道德追求。因此，立志除了其本身就是修养的方法外，还是其他修养的前提。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也是从志的重要性上讲的。立志的指向是什么呢？孔、孟、荀等人认为，立志是为了追求为人之道，而不是为了名利权利、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孟子》中曾有这样的一段对话。王子垫曾问孟子：“士何事？”孟子说：“尚志。”王子垫继续又问道，“什么是尚志呢？”孟子说：“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可见，尚志也是有很深的内容的。荀子认为，如果有志于道，则可超然物外，能到达到内心的自由，他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

2.为学。

学习是明道达仁的重要手段，“志学然后可与适道”。在先秦乃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能够参与学习活动的人是不多的，学习的首要目的起初并不是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是为了学为人之道，识记圣贤之言，荀子在《劝学篇》中说，“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这里先王之遗言指的是教化之言。通过向他们学习，领悟做人的道理。从中华文明轴心时代开始，中西方为学之道就有了很大的差异。孔子的学生子夏认为学习是了解仁的途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孟子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们做学问并没有别的事情，而是把放逐出去的善心追求回来，恢复善的本性。荀子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3.存养。

“存养的内容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保养个人善的本心、本性，培养自己道德、精神的品格。”在存养的论述中，孟子言说较多。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里，“存心”存的是其固有的善良之心。这和孟子人性本善的人心论的前提是相吻合的。对本来的善心放逐不予追求，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是人的异化。如何才能做到存心养性呢？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荀子则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

4.慎独。

“慎独”本身需要很高的意志力和道德自律感，它是人的主体性的主要体现之一。《礼记•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的前提是天命和道始终伴随人的左右，须臾不离。那么道是什么？这需要人的感知，道德低下的人无所畏惧，君子则敬乎天命，独处时，也谨慎从事，时刻检点自己，“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是群体性的生命存在，但总有独处的时候。当没有别人的监督的时候，更彰显其操守。因此慎独成为儒家极为重视的休养方法。后儒王通、李翱、柳宗元、张载、朱熹对此都有过深刻的论述。

5.内省。

自省作为修养的功夫，是一个人最为常见的自我省察，是作为道德个体的人的主体性的体现。《论语•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内省反思因外部事情引起，触发了个人的智性思考，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就是这个道理。内省的方法，孟子把之表述为“反求诸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这种自我审视的态度和精神成为个人不断成长的重要方法，体现了传统的忠恕之道，极为难能可贵。荀子也把自我反省作为达善的重要途径，“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6.践行。

如果说上述五种修养方法主要是从内在来进行自我反思和提高的话，那么践行则是更具有终极价值的道德实践和修养方法。《中庸》上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即是强调应广博地学习，审慎问辩思考，最终是为了笃实的实践。实践是检验和改进个人道德水平的标准。一个人对道德理解反思得再多，如果只是坐而论道，不去实践，就不会有新的体悟。《论语•里仁》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有德之人应谨慎地说话，勤勉地实践。孟子认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二、先秦儒家修养方法的主要特点

1.凸显主体意识。

先秦儒家的修养学说以“内圣外王”为目标，以人性为基本出发点来建构自己的学说。众所周知，孟子提倡“性善论”、荀子提倡“性恶论”，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其对人性的看法，但根据其表述来看，其持性善论的倾向。在判定了教化主体的本性善恶之后，他们依据这个根据，进行论述修养的方法。不管他们怎么论述，他们所强调的都是要从单个的个体出发，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的“反身而诚”都是从主体性讲。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就明确了教育所实施的对象，就有了目标。同时，在道德教育方法上，自孔子开始就提倡因材施教、个性发展。

2.注重内在超越。

先秦儒家的修养方法，主要是强调个人的内在超越。人为什么向善而生？在面对众多的社会诱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值得弘扬的？什么是需要贬斥的？作为君子，不能人云亦云，更重要的是要自我反思、谨慎判断。坚持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养成个人习惯，需要一个人后天养成的克治自身的道德定力。梦培元先生在《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一书中，指出“自我反思型内向思维”是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的一种。确实如此，这种思维方式符合了人的成长发展规律，显示了人的智性，特别是从孟子所阐释的心性之学开始，对道德生成的内在机制的弘扬就一直为传统儒家所提倡，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宋明理学。这种省修方法后来又得到升华提高，即“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3.强调知行合一。

知是已有知识的学习，学的是间接经验；行是把知应用于实践，过程中会有很多新情况。《左传》讲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意为知易行难。为了避免学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的情况，先秦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并不强调“躲进小楼成一统”、单纯地对道德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观其言，看其行”，即要把学到的道德知识转化成自己的德性意识，并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它。《论语•颜渊》中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说话谨慎。司马牛又问，说话谨慎就是仁了吗？孔子说，仁做起来困难。因此，要实现仁德只知道知识不行，更重要的是实践。这种思想发展到明代王阳明那里就是“知行合一”的概念。

三、先秦儒家修养方法的当代意义

1.大学德育应引导学生树立志向。

德育最终涉及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从根本上是为了培养“内圣外王”的君子。这样的目标有两个互动的因素，即内在个体和外向事功的协调发展。其中，“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上的修养，要想成就一番事功，在伦理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即便能投机一个时期，甚至位居高位，但最终会被钉在历史的屈辱柱上。因此，这些修养方法为一个人所采纳的时候，这个人必定有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有了这种志向，才有毅力进行道德修养。千百年来，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感染力，正是因为它是古之学者的志向凝练。今天，我们的德育，首要的就是要引导学生树立志向。并且，这种志向需要具有恒久的引导力。“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也许是今天大学生道德状况的一种反映，但也正是高校德育面临的困境。大学德育要保持个人志向和国家宏观目标的逻辑一致性，有了恰当的逻辑衔接，就会使得大学生的志向有了宽度的拓展，既具有现实色彩，又有历史担当。

2.大学德育应引导学生发挥主体意识。

先秦儒家道德修养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凸显修养中的个人主体精神，不管是立志、为学，还是存养、慎独和内省都是从自我做起。这种自小而大、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修养方法形成了社会道德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形成显著的伦理特征，就与这种重视个人修养的做法密不可分。“道德教育在本质上是内发和生成或建构的过程。”主体因为年龄、学识、环境、实践等多个条件的不同，道德感知力也不尽相同。高校德育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通过激发大学生的道德自觉意识，形成个体认同基础上的“知、情、信、义、行”的统一才是避免道德教育空洞化、教条化、单一化的根本。当众多的个体通过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体系达到自我认同和内心确信时，和谐的社会秩序才有了运行的根本。

3.大学德育应加强道德生活实践。

在先秦儒家看来，所有内在心性提高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在实践中尊德性而道问学更具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不仅是提高道德认识的方法，而且也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是仁人志士的重要手段。并且，通过实践事件来探讨道德更有针对性。孔子对管仲事二主（公子小白和齐桓公）的看法，孟子对“嫂溺，援之以手”的讨论皆是在生活实践中深化对道德的认识。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人的社会化的目的。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虽然主要在课堂进行，但要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觉悟就不能局限于课本，结合青年人的特点，更应该鼓励他们走出教室、走出宿舍、走向社会，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对社会道德事件的观察，来增强自身对道德的理解和感知。现在的校园日常生活、暑期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实践的途径，我们应以此为抓手，形成有效地道德实践机制。

四、结语

第3篇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沿着“孝德”的逻辑而逐步展开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均较为推崇孝德，“以孝治天下”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主张。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道德，构建的一套道德体系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不光是对中国乃至对中国周边邻国一体的整个“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其中儒家孝文化中所倡导的孝德更是整个儒家道德的一个核心。对于“孝”，中国古代诸多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派的学者们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相关诠释。《论语•为政》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不违礼）。”那么，什么是无违呢?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由此可见，孔子对孝有两个标准，即对老人生前的无违和死后的无违。在孟子看来，“孝”主要指的是“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也就是说遵循孝德，就是要让青壮年利用闲暇之日接受孝悌忠信的道德教育，在家里服侍父兄，在社会上事奉上司。东汉的许慎在其旷世著作《说文解字》中对“孝”是这样解释的：“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此外，《尔雅•释义》中对于“孝”的释义是“善父母为孝”。这也就是说，所谓孝，那就是要善待自己的父母双亲，以一种善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父母，同时在某种物质层面而言就是要将好的东西侍奉给自己的父母。

由此可见，对于“孝”的释义，诸多名人志士均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解读，提出了他们各自的见解，尤其是以儒家学派的释义较为深刻，更具代表性。儒家文化中的“孝”在具体释义上，尽管看似纷繁复杂，但通过对其进行精心的梳理、归纳与概括：儒家孝文化中“孝”的基本内涵集中体现在两个较为宏观的层面也，也即是表现在物质层面中的“赡养父母”、“爱惜自己的身体”、“传宗接代”等；表现在精神层面则是“敬爱父母”、“扬名显亲”、“葬祭以礼”。其中，在儒家孝文化看来，上述物质层面的孝与精神层面的孝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共同构成了儒家孝文化中的精华。具体而论，在物质层面遵循孝德，第一就是要“赡养父母”。孔子及孟子均认为，孝的首义那就是作为子女要侍奉自己的父母，尽量满足父母日常吃穿等基本需求，奉养是孝德的一个重要核心。其二，作为子女，务必要做到“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也是儒家孝德中的一条较为重要的原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儒家认为，子女的身体发肤属于父母的遗体，不能使之受到毁坏和伤害。”

再者就是“传宗接代”也就是说儒家孝文化比较注重子女承孝道而繁衍后代的职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章句上》）。在儒家看来，子女尽孝有一条重要的职责那就是要繁衍后代，如果未能完成这条职责，让父母的血脉中断，那就是一种大不孝。对于精神层面的“孝”而言，首先就是要“敬爱父母”，所谓“敬爱父母”，在孔子看来，“生，事之以礼”绝不仅仅是应付差事和对老人物质生活的关心和满足，更是要发自内心、关心和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层面真正做到敬爱父母、关心父母、孝顺父母。第二，作为子女，也不能安于现状而碌碌无为，要积极在事业上寻求发展与进步，做到“扬名显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此处所言的“立身”，其实质上“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创一番功德业绩，以显父母之荣耀，光宗耀祖，其价值仍归于‘孝’”。[3]第三，在精神层面尽孝还体现在“葬祭以礼”。也即当父母去世时，作为子女要按照一定的礼节来安葬，而且要根据相关习俗与礼节进行祭祀等。

二、儒家孝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重要价值

通过对儒家孝文化基本内涵的深度挖掘与初步分析，不难发现，儒家孝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泽被长远。在当前形势下，作为高校大学生德育工作者，不仅需要深入分析与认识儒家孝文化的基本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提炼儒家孝文化的精髓，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将儒家孝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同大学生德育工作紧密结合，注重发挥儒家孝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重要价值。具体而言，儒家孝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重要价值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儒家孝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意识责任与担当，历来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所备受推崇的，也是各个时代对广大青年的殷切寄托与深度期盼。责任与担当内容丰富，语义深远，有包括对人类的责任、对世界的责任，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等等，担当亦如此。而儒家孝文化中所指的责任与担当主要是对家庭负责、对父母负责、对自己负责。例如古代传统儒家文化提倡的“诗书继世长”“非耕即读”等等重在教育子女要努力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对家庭负责。对父母负责，则强调不但要让父母能够较为舒适地养老、主动赡养父母之外，还要让父母心境安宁，尽量减少父母对自己的操心，如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也是一种对父母负责的体现。而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正如所提到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说明作为子女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当代在校大学生，尤其是部分独生子女等由于父母长期的娇宠，他们中的少部分人或多或少的存在对家庭责任淡薄，缺乏责任与担当意识；对父母更是缺乏一定的责任，很少能够做到为父母分忧，而对于自身更是放任自流，痴迷网游、熬夜等现象较为严重。大学生责任与担当意识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大学德育工作的一个重点与难点。而儒家文化中的孝文化的引入则刚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通过儒家孝文化中相关责任意识的熏染，可以逐步帮助大学生树立责任与担当意识。同时，通过德育工作者的正确引导与帮助，大学生对儒家孝文化中的家庭责任、对父母的责任、对自身的责任可以进一步升华与转化为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以及对社会的责任等，从而促使大学生真正、全面地增强责任与担当意识。

2、儒家孝文化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儒家孝文化中蕴含着浓郁的感恩意蕴。孝与感恩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良基因，可谓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基础。儒家孝文化十分推崇“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推恩及人”等，如上文所论述的，子女对父母物质上的奉养及其他生活上的满足与给养等均是从物质层面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报答；对父母的敬爱与陪伴，对父母逝世后的“送终”“守灵”以及根据相关习俗，运用一定的礼节进行祭祀等则是通过一种精神上的方式来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回馈。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剧，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其中有些不良思想开始往大学生群体渗透，少数大学生由于放松警惕抑或是自身分辨素质还不够成熟，往往被一些不良思想所蛊惑。近年来，随着教育工作者对感恩教育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强，不少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对感恩的理解有了一定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将感恩意识付诸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上。但是根据有相关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对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感恩意识、对涉及感恩行为的感恩意识、对自然的赐予和生活中细微的美好的感恩意识水平还有待提高。”[4]近年来，大学生感恩意识淡漠而被社会新闻所报道的事件屡见不鲜，诚然，其中有一定的媒体炒作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大学生的感恩教育亟待加强。而儒家孝文化这块德育“土壤”里恰好拥有感恩的“沃土”。将儒家孝文化中所蕴含的感恩意识，运用到对大学生德育工作中，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认识与理解感恩，树立感恩意识，最终将感恩自觉的运用于实践生活中。在儒家孝文化中，认识感恩、树立感恩、践行感恩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第4篇

    论文摘要 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着四大类。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宗教、儒典以及数学、医学等等。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中国学者自1900年得睹敦煌文献为起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在敦煌文献中,儒家类文献虽然占极少的部分,但也已是“入则充栋宇,出则汉牛马”了,不仅卷帙多,种类繁杂,而且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其一,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有六朝本、北朝本、隋唐本、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 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 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

    包括儒家文献在内的敦煌遗书,通常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①。这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的分类。四部分类法不能包括敦煌遗书中的宗教文献、官私文书及胡语文献,这些文献需要另外分类。1958年,王重民把自己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敦煌古籍叙录》一书,收录经部24种,史部25种(牒、户籍除外) ,子部62种,集部33种。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四部分类法,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需要修正和增补。

    随着专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部分类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分类方法。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一书,就打破了四部分类法,将敦煌典籍分为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四分法涵盖的内容和类别更加全面,而且还把儒学作为一大类特别单独提出,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学在此书中作为一个类别,仅仅包括儒典和蒙书,又有遗漏,不够周全。

    以上两种分类法都是针对整个敦煌遗书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献,则迄今不见专门的分类研究。

    敦煌儒家文献,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以类相从,理出头绪,以方便研究和利用。这就需要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分类法。制定这样一个分类法,前提是要对敦煌儒家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认识其性质、特点,然后考察每一写本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认真分析写本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二是根据写本原有的序文,以窥知其编纂目的与动机;三是依据写本的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判定每一写本的性质②,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最后对敦煌儒家文献作出明确而合理的分类。笔者据此把敦煌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即: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着类。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适当,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相信今后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还会总结出更为科学和严谨的分类方法。

    经典类 儒家“十三经”,敦煌遗书中留存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年代最早为六朝,最晚为北宋,主要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写本。除此之外,与这九经相关的一些注、疏、义、解、音等文献均属此类。

    敦煌现存儒家九经,可再细分为八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礼记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

    周易类,主要有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陆德明《周易释文》等。尚书类,包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陆德明《尚书释文》等。诗经类,有白文《毛诗》,毛亨、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佚名《毛诗音》等。礼记类,主要包括白文《礼记》、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唐玄宗《御刊定礼记月令》、陆德明《礼记释文》以及佚名《月令节义》和《礼记音》等。春秋类,包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魏征《群书治要·左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范宁《春秋 梁传集解》、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和《春秋 梁经传解释》等。论语类,主要有白文《论语》、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疏》、佚名《论语摘抄》和《论语音》等。孝经类,主要有白文《孝经》、郑玄《孝经注》、唐玄宗《孝经注》、佚名《孝经注》、《孝经郑注义疏》及《孝经疏》等。尔雅类,主要有白文《尔雅》和郭璞《尔雅注》等。

    历史类 敦煌文献中与儒家有关的正史、编年、儒家人物传记,以及包含有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道德内容的一些图谱、族志、地理、诏令、奏议、刑律等都属于此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刑律文书基本属于唐代,内容丰富,涉及到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有关文书就包含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应当属于敦煌儒家文献,因而把它们在历史类中列出。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着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 由S. 2506、P. 2810、P. 4073、P. 2830 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 S. 5693、P. 3721“瓜沙事迹纪”、S. 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着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文献,是对家族传承历史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    蒙训类 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第5篇

【关键词】生态 文明 伦理 节制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根本性的……经世世代代的积累，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全人类最紧迫的、最严重的问题”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现代文明对生态的破坏，国内外学者提出了生态文明的范畴。

为此，我国也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既是基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加大的新形势而做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这是顺应世界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在先祖的思想宝库中汲取许多营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中，有着丰富的节制思想，对我们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倡导节制思想

节制是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西方伦理学高度重视节制，把节制和智慧、勇敢、正义一起列为“古希腊四美德”。关于节制的含义，古希腊的柏拉图有一个经典的定义：“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②。柏拉图阐述了逻辑严谨的“四元德”学说，他认为，灵魂进入人的肉体之后，就成为肉体的囚徒，经常被激情特别是欲望所支配，因此被分割成理智、激情、欲望三个部分。人的德性来自于灵魂的作用，灵魂的理智部分的德性是“智慧”，激情部分是“勇敢”，欲望部分是“节制”。激情和理智听众理智的指导，使灵魂全体和谐一致，灵魂就拥有了“正义”的德性。在古罗马，节制也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西塞罗称：“人是唯一能感知秩序和礼节并知道如何节制言行的动物”。③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倡导节制的思想。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满足吃穿住行等各方面需求。一般认为，满足人们的需求只有去发展生产。因为人的需求是日益增长的，人们就只能生产、再生产。但过度地生产和消费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使我们所处的地球无法承受人类无限增长的生产压力了，这样，人们开始反思，我们的每一项需求、每一个欲望都是必要的吗，是否应该放弃或降低我们的一部分欲望呢？其实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可以通过节制欲望来实现。这也许不符合当今发展经济的主流思路，但资源有限是事实，人的需求和欲望如果不加节制，人就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生存。当然人们倡导节制人的欲望并不是让人安贫乐道，而是不要让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超越了自然的承受能力。过去，伦理学讲节制主要是说人作为社会的人必须在风俗习惯、道德、法律的约束下节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在当今生态环境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伦理学必然倡导作为自然派生物的人也必须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节制自己的行为，唯其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儒家的节制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

儒家思想高度重视节制问题。在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周易》中就有节制思想的萌芽。《周易》第六十卦就是“节”。这个卦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泽有水而流有限，多必溢于泽外，因此要筑堤坝来节制，故称节。引申为“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节：亨。苦节，不可贞”（《周易·节》），意思是有节制就亨通，以节制为痛苦就不吉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节制观，以节、克、俭等概念出现，主要是出于道德的要求而限制人的欲望，或出于个人追求心灵的中、和而控制过激欲望。孟子曾经详细论述过类似柏拉图式节制定义的问题。

《孟子·告子》载：“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里孟子的“大体”指“心之官”，相当于柏拉图的理智；“小体”指“耳目之官”，相当于柏拉图的欲望。眼睛耳朵这类器官不会思考，所以容易被外物所蒙蔽，一与外物相接触，便容易被引入迷途。心这个器官则有思考的能力，一思考就会有所得，不思考就得不到。这种“小体”服从于“大体”的道德就是节制。

儒家的节制思想博大精深，对后世人们的道德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时仍然可以在儒家的节制思想中得到思想指导。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儒家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在节制思想的影响下，儒家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论语·述而》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行为，认为对生物的获取要有度。朱熹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中国古人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不仅仅停留在这些儒家名人的著作中，也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当中。比如唐代名相陆贽在给唐德宗的上疏中就说：“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不节，则常不足。”④这些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节制地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利用。儒家的节制道德要求，对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世人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强本节用—儒家的节俭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节俭是节制的重要内容，节俭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珍惜人类有限的资源和人类自身的劳动成果，限制物质欲望。崇尚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农家，都非常重视节俭的美德。

孔子主张生活俭朴、节用资源，讲究内在的道德修养，不追求外在奢华生活的。孔子曾专门论述了节俭美德，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认奢侈是越礼的行为，而节俭尽管看起来简陋，但是与其越礼，宁愿寒酸一些。孔子非常赞赏弟子颜回生活的节俭，他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很重视礼，但他并不看重礼的外在形式，不主张使用高贵华美的礼器，穿戴许多制作复杂而且过于讲究的服饰，正如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对荣华富贵之类孔子也相当鄙薄，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荀子也认为，节俭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而且可以抵制自然所带来的灾害，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普遍养成节俭的风尚。在民间的家训中，教育子弟节俭是重要内容之一。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成为千古名言。

明末清初朱柏庐所著《治家格言》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⑤也广为人知。倡导这种节俭的美德对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无疑非常有益的。

厚德载物—儒家道德规范中的节制观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这是孔子为《周易》写的《象传》中的名言。儒家一直把人的道德修养与天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的 “道”、“义”、“礼”、“和”、“仁”、“爱”等道德规范，这些节制思想或节制观念，站在效天法地的高度思考人、社会和自然，对于当前我们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道义节欲。儒家的“道”、“义”都是节制思想，强调要用道义、理智来节制人们追逐利益的欲望。荀子详细论述了道和欲的关系，他说“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荀子·正名》），又讲：“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认为人的欲望不可能全部满足，也不可能消除，但可以节制。他认为应该用“道”来节制欲望，“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认为人们如果按照“道”行事，则进可以近于尽欲，退可以节其所求，所以他认为对于不可去也不可尽的欲，必须加以引导，从而提出了“以理导欲”的主张。北宋程颢、程颐则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重要命题，把私欲和天理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端。南宋朱熹进而提出了私欲与天理对立统一的思想。他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⑥朱熹讲明了道德与欲望的关系，他要人们时刻保持道德自觉，不为欲望所左右。除了理欲观，儒家还有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有“义利之争”，儒家重义轻利，法家重利轻义，墨家义利并重，道家义利全抛。儒家的义利观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主流，以义节制人们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是儒者的道德理想。儒家的义利观在孟子的思想里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为后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即后人熟知的“舍生取义”。

对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而言，“道”、“义”就是自然规律。孔子曾提出“畏天命”（《论语·季氏》），这里的天命不是宗教迷信，而是指自然规律，孔子认为，对于大自然有其自身的秩序和规律，应当有敬畏之心。孟子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认为人只有顺应天命，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应当弘扬儒家的理欲观、义利观。对于人们向大自然无限制地索求“利”的这种“欲”，要用自然规律的“道”和“义”去引导。当然，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要从自然界中开发生活必需品，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理”；但人们如果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去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求，就是“人欲”，就应该克制。

礼遇自然。儒家的“礼”是一种节制思想。礼是节制人们欲望的工具。礼作为一种仪式，是作为一种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对于节制人们的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克己”，指的就是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言行。儒家的礼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去服从礼这种社会秩序。我们可以把这一思想引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去顺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礼貌、友好地对待自然，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伦理学依据是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强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要求尊重自然，赋予自然环境以人的礼遇，只有人对自然友好，自然才会回报人类。而如果人不能礼遇环境，到头来遭受惩罚的还是人类自己。

天地人和。儒家的“和”也是一种节制思想。《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主张人应该节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不能大喜大悲，更不能无度。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和”提高到了“天下之达道”即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则的地位。儒家认为人与自然共为一体，实现天、地、人的和谐是儒家伦理的最高理想。自然环境中的万物，包括人、人类社会，都各自有其发展的规律，他们应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⑦，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

以天地人和为目标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但是儒家的哲学基础，而且已根深蒂固地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思想、行为之中。《周易》要求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乾》），如果人诚能如此，又怎么会有今天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呢？《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正因为此，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天人合一”论将对人类的未来作出重大贡献。

仁民爱物“仁”、“爱”是儒家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其中也有节制的观念，就是让人们出于良心的需要去主动节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一种互相仁爱的高级境界。当然，儒家的“仁”一般指的是对人的道德，正如《论语》说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对于物，儒家讲的是出于仁心的“爱”，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仁民爱物”是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再从社会扩展到自然万物，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北宋大儒张载发展了传统儒家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与”的泛爱思想，要求爱一切人如同爱自己的手足同胞一样，进而扩大到爱自然万物，这也符合现代生态伦理学要求人类对要自然有道德责任的观点。

长期以来，面对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人类只是过分看重科技和法律的作用，却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没有发挥道德的重要作用。现实生活中，对各种破坏环境的行为，如果不唤起道德良心，光靠处罚办法去解决，就会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而倡导像儒家这样的“仁”、“爱”思想，就会使破坏自然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有负罪感，认为自己有悖良心。只有全社会树立起对自然要有“仁爱”的道德责任感，才会自觉地保护自然。这就是儒家“仁爱”思想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启示意义。

综上，儒家的节制伦理为我们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人类不能再坚持“人是万物的灵长”、“人定胜天”的信念，肆意地向大自然索取，毫无节制地开采。我们应该弘扬儒家的节制伦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河北建筑工程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注释】

①⑦张立文：《和合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第477～480页。

②[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0页。

③[古罗马]西塞罗：《有节制的生活》，徐奕春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④（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77页。

⑤翟博：《中国家训经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629页。

第6篇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教师教育理念的促进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融入教师教育理念中不仅会促使教师在思想上对教书育人产生深刻体悟，指导青少年积极向上，塑造乐观心态。在理论指导实践的基础下，促使高校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运用新的理念调整旧有的教学行为，为打造基础知识扎实、专业本领过硬的人才提供理论雏形，同时对教师本身而言也是教学水平提升和科研能力进步的一种表现，这一切有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穿和引领。

2“.三层理论”建设与教师教育理念的联系。“三层理论”中的第一层理论民主与和谐和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密切相连。教师与学生在交流过程中要呈现民主之风与营造和谐的氛围。第二层理论中的自由平等与尊重学生息息相关，尊重学生的发展个性、发展自由。学生自身也要按照合理意愿去充分发展自己。第三层理论为敬业与友善，重点侧重于教师的职业态度，教师的敬业态度会感染学生。学生便以教师为榜样，教师对学生的友善态度会激励学生学习，此时，教师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双方和谐共生，三层理论环环相扣，若每层都做好，以此形成良性循环，加之在每个过程中适当的运用新的交流与学习形式，在不断创新下实现教师教育理念的持续性发展。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师教育理念的举措

1.创建民主和谐的氛围。一种氛围的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学生和教师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的学习，学生需配合其引导，双方共同创建宽松的民主的交谈氛围。英国导师制倡导师生在知识的殿堂里自由发表见解，十八世纪的牛津、剑桥大学里，校园、草地、咖啡厅、茶馆随处可见师生就某一个问题畅谈的身影，师生间相互交流学术氛围浓厚，可见教师教育理念的塑造在源头上离不开民主与和谐的氛围。师生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最终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2.发展自由平等的精神。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说道：“人生来自由而平等”。第一，教师和学生地位是平等的。人生来平等，无所谓权势，无所谓地位，无所谓高低，也就是人人大抵差不多无显著区别。教师是园丁，并非高高在上，要深入学习园地，辛勤的采摘花粉，学习知识，酿造香甜的蜂蜜供世人分享，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发挥更大的价值。第二，倡导实行“尊重的教育”理念。教师在培养学生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在熟谙教育规律的基础下，于成熟的教学条件下发挥出来，去深入了解学生，在了解的基础上挖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尊重学生的个性，全面的了解和评价学生，真正的做到以人为本，通过“尊重的教育”理念来更新现有的教师教育理念，培养出推动新时期基础教育改革合格的教师。

3.持敬业友善的态度。现阶段的教师教育注重理论的培养和实践的运行，忽视了职业精神和职业态度的培养，殊不知教师职业态度的重要性，良好的职业态度利于职业的长远和有效发展。教师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还负责传递社会“态度”，也被称为“社会责任感”。因此，将敬业友善的态度和这种情感要素植入到教师教育理念中很有必要。第一要具备高尚的职业精神。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不为名利牵绊。第二要持有敬业乐业的态度。对待工作尤其是教育工作，要一丝不苟，教育事关民族发展大计，来不得半点马虎。第三，坚持友善待人的原则，无论何种学生，教师要心存大爱以博大的胸怀去对待，一视同仁，营造轻松的交谈氛围，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统领社会各个领域的主要思潮，自然学校、教师、教师教育、教师教育理念也都毫不例外的践行这些价值观，对于它们本身长远发展的有效性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4.构建协同创新的机制。整个培育人才的过程是个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时时离不开创新、处处离不开创新，我们要将这种创新精神融入整个过程，进行协同创新，实现在过程中的协同创新。首先，进行体制上的创新。有的高校对新事物的出现比较敏感，及时把握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能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刻意的制造形成促进教师教育理念更新的舆论氛围和压力，催生新的激励制度。其次，在教师育人过程中体现着创新，包括寻找创新的民主和谐氛围，形成新型的自由平等观，更新敬业友善的态度与方式，将他们看做一个整体，在这三层理论中实现每个过程、每个阶段、每个步骤的创新，有机的衔接在一起，从而实现内部的协同创新。

三、结语

第7篇

一、引子  

由于英语高考加试听力，高中教师对听力教学越来越重视。然而，他们往往把听力课上成听力测试课，课堂教学分成三个步骤：学生听录音，回答问题，师生核对答案。学生经常是在答题的压力下上听力课。长此以往学生对听力课失去兴趣，甚至产生紧张恐惧心理，未能使听力课成为英语学习的有效途径。本文拟根据克拉申（Stephen D．Krashen）的输人假设（Input Hypothesis）和情感过滤假设（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对高中英语听力教学进行探讨。  

二、输入假设和情感过滤假设在听力教学中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克拉申提出第二语言监控模式。此模式建立在输人假设、习得与学习假设、监控假设、自然顺序假设及情感过滤假设之上。输人假设是指可理解性语言输人，这是监控模式的核心。根据这个假设，语言输人话语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学习者只要获得可理解性语言输人，只要能够听懂对方的话语，语言即可习得。克拉申把学习者现有的第二语言水平定为"i"，把学习者将要达到的更高一级的语言水平称为"卜1"，"i"和"卜广之间的差距是学习者学习的动力所在。语言输人材料的难度要稍高于学习者现有的水平"i"，"i＋l"学习者为了听懂新输人的语言材料，会求助于以前的知识经验或利用语境、上下文等进行判断。通过努力，学习者理解了语言输人中"难以理解的成分"，从而使语言习得取得进步。克拉申的输人假设重视学习者理解输人材料时所获得的较高一级的语言形式在头脑中留下的印象。这种印象的有无和深浅与学习者的情感密切相关，决定着语言习得是否成功。由此克拉申提出了"情感过滤"假设。  

克拉申指出，"对语言输人的理解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但是这还远远不够"（Krashen，1982）。学习者必须吸收语言输人中可理解的语言成队习得才会产企他认为学习者心理上会产生一种语言吸收障碍，阻碍了学习者把可理解的语言成份全部运用在语言交际中，他把这种障碍叫做"情感过滤"。"情感过滤"是"无意识的，由于缺乏自信心或焦虑而造成的"（Krashen，1985），即缺乏自信或焦虑阻碍了学习者形成对语言形式的深刻印象，以至于学习者在交际中不能自如地对语言形式进行排列组合。  

克拉申的"输人假设"和"情感过滤假设"虽然是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对我国的英语听力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学习者必须获得难易程度适中的语言输人；（2）学习者必须理解语言输人材料中的新语言形式；（3）学习者必须具有自信心而且在轻松有趣的环境中学习，以消除焦虑情感；（4）新语言形式必须给学习者留下深刻印象；（5）学习者要经常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  

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解决语言输人问题，即选择合适的听力材料。  

根据克拉中的可理解输人假设，听力材料应该难易适中。第一，听力材料中出现的语法和单词大部分应该是学生已经学习过的。第二，语连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学生在听音时，教师的原则是要让大部分学生能基本听懂所用的听音材料。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获得必要的语言输人。若学生不能听懂，何以习得语言？第三，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听力水平。听力材料不能全班统一，每个学生要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听力材料，教师在这方面应给学生提供帮助。每个学生都应有一套连贯的、从易到难的适合自己的听力材料。班里集体听的语言材料要适合大部分学生，并且也应该前后连贯。教师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建立听力档案，记录学生的听力水平以及所取得的进步。目前，有些学校为学生准备的听力材料不是太易，就是太难，而且前后听的语言材料缺乏连贯性，教师不了解学生能够听懂哪些内容、哪些内容必须师生共同努力才能听懂、应该多长时间调整听力材料的语速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应对高中阶段听力教学所使用的教材进行规划，根据学生的听力水平和听力材料的难易程度，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和使用教材。  

我国的许多中学生，在通过听来学习英语时，焦虑是他们的最大障碍。由于受到听力考试的压力，教师经常指导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多项选择中选出正确答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不可能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听。他们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中，惟恐听不懂、做不对，影响考试成绩。学生的这种紧张焦虑情绪阻碍了他们听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听力课上教师要尽量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教学气氛，改变那种“听录音—答题—核对答案”的教学模式，努力降低学生的焦虑程度。教师在选择听力材料时，除了要考虑难易适度、语速适中外，还应考虑材料的趣味性以及它们是否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学生的情感，进而影响学生的听力学习。  

学校应该建立一个听力材料库，听力材料按。级别分类。每一级别的听力材料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除有听音磁带外，还应有光盘、录像带“等。学生们除了听以外，还可以看。有趣、形式多样的听力材料能使学生的心情放松，消除他们的焦虑情感，激发他们听英语的兴趣，使他们在．理解语言材料的同时，形成对语言形式的印象与记忆，促进英语学习。  

第8篇

一、帮助家长和孩子建立良好适度的亲子关系。

教育要从了解孩子，理解孩子开始，加强与孩子的感情交流，建立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了解，就是要懂得孩子的性格、兴趣、爱好以及心里想什么，平时主要做什么，交往的人是些怎样的人等。理解，就是不要忽视孩子在家庭中的作用，在家庭中有他发表意见的一席之地，而不能说“小孩子懂什么”。家中大事应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设家庭民主化，即让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的权利和地位得到尊重。尊重儿童在家中的权利、地位，不是一味地宠爱娇惯孩子，置于“小皇帝”地位。对孩子百依百顺，不是尊重，是溺爱。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是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进行学习的。这个理论对于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家庭中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家长的优良品质和不良习惯都会在孩子身上得到复制。所以，家长首先要做一个好的示范者，他的生活态度、言谈举止都是孩子源源不断的学习资源。家长不应只是“法官”，更应该做孩子的支持者。有些父母看到孩子身上存在一些问题，总是以“法官”自居，这对孩子的教育是无益的。孩子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父母要积极地影响与教育孩子，不了解其内心世界便无从谈起。而了解孩子的第一要诀是呵护其自尊，维护其权利，成为其信赖和尊敬的朋友。这样在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便能够以孩子的“支持者”不断施加教育影响力，这样更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而这正是家庭教育的核心任务。

二、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养成教育是管一辈子的教育。

教育要身教重于言教。在家庭中，孩子是在家长的影响和教育下，在认识周围的世界中成长的，家长对待人生、事业、生活以及对待他人的态度，都对孩子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家长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智育是良好的思维习惯，德育是细小的行为习惯，素质教育更加体现在人的细小的行为上。大量事实证明，习惯是一种顽强的力量，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孩子的一切都从习惯培养开始。教师要帮助家长认识到习惯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开端。习惯养成绝非一日之功习惯是个大问题，是大智慧。良好习惯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其主要原则是：低起点，严要求，小步子，快节奏，多活动，求变化，快反馈，勤矫正。习惯养成关键在头三天，决定在一个月。父母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权利，让孩子在习惯养成中发挥主人作用。教师要使家长认识到教育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塑造人是一个无比复杂的劳动，一定要有耐心、信心和恒心。通过习惯培养铸造品格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人格的培养问题通常很难落实到具体操作上来。教师要帮助家长认识到人格是与习惯相辅相成的，习惯是影响人格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勤劳、诚实、爱心、合作等品格都可以通过习惯培养来铸造，在家庭教育中要注意通过一些细节习惯的培养来铸造孩子的品格。

三、帮助家长引导孩子学会学习。

第9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管理思想;体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K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2-0005-03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智慧,对现代管理活动有着极大的启示。挖掘、探寻儒家管理思想的源流,吸取儒家文化精神中的现代价值,推动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体育管理的融合、交汇,对体育管理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

1.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尊贤尚能管理思想

儒家认为,人作为万物之一而生存于天地宇宙之中,具有超然万物之上,最为天下贵的卓越地位和尊贵价值。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的因素,主张尊贤尚能、知人善任的管理思想。从“尚贤”方面而言,儒家智者深刻的洞悉了“管理之道,归于用人”的至理;从“择贤”方面而言,儒家主张选拔若干才、德兼备的人,《论语》中有“无求备于一人”,只要在品德方面大节无亏,在工作能力方面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并且忠于职守,勤于任事,即使有某些缺点该选拔的扔选拔,该重用的仍重用;从“用贤”方面而言,古时就有“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原则,因才任使,像对器具一样,什么样的器具派什么样的用场。

2.儒家文化中的经、权管理思想

儒家的管理谋略最突出表现为尚“权变”的思想。力主“执经达变”的管理方略,不变的是“经”,“经”是管理的目的和原则,以“经”作为判断事物的准绳,仁、礼合一的仁道原则构成了“经”的内涵;变化的是“权”,“权”是管理过程的具体操作运用,以“权”来达到最好的决策。“执经达变”是管理的策略,其特点和追求在于实现和谐的管理境界。儒家主张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模式,管理应及时分析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出决策,采取措施,以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决策的确立还要对管理要素的全面考虑基础之上,不拘泥于某种模式,亦不排斥某种模式,而是根据某种情形做出合适的选择。

3.儒家文化中礼、法相济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中极为重视“仁政德治”的管理思想,但在强调“道德礼仪”的管理方法的同时也主张采用“政令刑罚”的管理方法。孔子主张“德、法并用”,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提出“礼”、“法”相结合的治国思想,“治之经,礼与刑”,认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比单纯的法制有更多的优越性。礼实际上也包含了法的内容,在《荀子o.王霸》中有“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仲长统也强调“德教与刑法并用”,《群书治要》中指出“情无所指,礼为之检;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晋朝的袁淮言:“夫仁义礼之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变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礼、法相济、恩、威并施对于管理活动,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可弥补只有一种管理方法的不足,两者相互补充,使管理机构得以高效运转。

4.节用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也蕴含了极为丰富的“节用”思想。孔子谈到治理国家的措施时,明确地提出了“节用”管理思想。荀子在《儒效》中有:“凡事行,有益于理(治)者,立之;无益于理(治)者,废之。”《荀子・天论》中“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强本节用,开源节流,能过实现民众的富裕,增加国家的财富。元代金履洋人为“天地自有无穷之利,有国家者亦本有无穷之财,但勤者得知,怠者失之,俭者裕之,奢者耗之。故传之四语,万世理财之大法也。”

5.行政管理思想

在制定为政的方针政策时,儒家智者认为管理者应把握管理工作的总纲领,掌握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分清工作的主次,而不是去处理日常小事或从事被管理者所应从事的事情。荀子指出“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曰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急也。”及“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复之。”儒家特别重视管理中的责、权一致的理论,“正名”思想就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儒家所主张的“君君”、“臣臣”是指作为君、臣的道德和才能,君主和臣吏要各守其位,各行其权,不能逾越这种责、权一致的思想,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然儒家的行政管理思想是服务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层,但仍对现代体育管理具有极大的启示。

二、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体育管理的启示

1.以人为本、重视人才是现代体育管理中的核心

以人为本、尊贤尚能的价值导向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也是现代体育管理的新动向。体育事业要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认真的选拔、培养人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能动性。体育的发展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的领导者,需要有一支综合素质高、训练经验丰富的教练员队伍,更需要有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还需要有大量事业心强、有创新能力的科研工作人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运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与管理部门“大胆选择,着力培养领军人物”有直接的关系;重视教练员队伍的培养和建设,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对运动项目的训练规律有较高认识的教练员密不可分。优秀的教练员必然为国家培养大量的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宽运动员的培养渠道,建立国家、社会、集体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各尽所能。人是体育管理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在体育管理中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才能科学、合理的任用人才,并且建立各种激励机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把握管理的“经权观”是现代体育管理的取得成效的保证

借鉴儒家的“经、权”管理思想,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前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顺应国际体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制定了《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两大发展战略。针对两大“计划”在不同时期内体育发展的目标,制定了相应的计划、策略。为实现特定的奥运目标,根据竞技体育的制胜规律,准确预测,确立以奇材制胜、科学与经验相结合的选材方案;确立以新制胜、以特长制胜的训练原则,探索科学的训练规律;竞赛中有效的发挥本方的潜能,运用心理战的竞赛策略,采取有效的战术抑制对方。为保证“全民健身计划”的顺利实施,加强对全民健身的研究,构建全民健身内容体系的,完善全民健身组织管理体系,并构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因此,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的管理战略的制定,到教学、训练计划的制定,管理者都需要做出合理的决策使之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3.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体育管理的必经途径

儒家的“礼”与“法”相结合的管理思想运用于体育管理领域,对体育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几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体育法规、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这些法令、制度对于保证必要的体育管理秩序,调节体育管理要素之间的关系,把体育管理活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促进体育管理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体育法规、制度还不健全,必须健全体育法规、制度。此外,体育法规、制度的强制性、权威性特点决定了在体育管理活动中只运用法律的方法难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对体育组织人员进行人生观及道德观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民主、法制纪律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能提高组织人员的素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掘人们的精神动力,管理效率必然会得到很大提高。在体育竞赛中用法律、规章制度来维持公平竞争是外在的、强制的,而用道德来维持公平竞争是发自内心的、主动的。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有的运动员、教练员在利益的驱使下,无视体育的法规与职业道德,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如使用兴奋剂、假球,黑哨等现象,运动场上蒙上了一层行为失范的阴影。还体育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已刻不容缓,加强体育制度和法规建设,把体育中的失范行为纳入到合法的轨道之上,同时使体育的职业道德深入人心,发挥体育法规与道德对体育的规范作用。现代体育管理应遵循“礼、法相济”的管理原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将“礼治”与“法治”相结合运用于体育管理之中,对各项体育管理活动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加强节俭办体育的理念

在体育管理中要本着节俭的原则,注重管理的效益。在我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我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体育事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把全部的物力、财力投入到体育事业中,投入到体育事业的财力是有限的。因此,体育管理者需要本着节俭的原则,充分利用有限的物力和财力,将其用到最需的地方,发挥有效的作用。我国对于足球事业的投入可谓之大,可我国的足球事业屡屡让人失望,体育管理者要重新审视“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采取有效的措施,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财力,促进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给举办地留下是物质的和精神的、现实的和长远的财富,国际奥委会提出了节俭办奥运的理念。雅典奥运会节俭的举办却依然给雅典带来了五十多亿的经济赤字,增加了雅典人民的经济负担。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给我国带来机遇与挑战,应探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模式,树立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体育大国形象。在体育场馆建设本着节俭的原则,尽量节俭开支,对于奥运会后将面临资源的闲置和场馆的维护给予高度的重视,让奥运会留给北京的是一笔财富而不是一种负担。体育管理者应本着节俭的原则,兼顾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使之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

5.加大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

我国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是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不发达,体育结构单一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我国的体育事业,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体育大国的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举国体制出现了许多弊端,影响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因而,体育管理者应借鉴儒家智者在行政管理方面成功的经验,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体育行政部门应按照精简、高效、统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微观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为主。责、权、利相一致,每个在岗人员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顺利实现管理目标。此外,在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级体育管理者要确立“敦本务实”的思想,以确保体育管理改革路轨不偏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向,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三、小结

借鉴儒家文化中的尊贤尚能的管理思想、经权管理思想、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管理思想、节用管理思想、行政管理思想运用于体育管理领域中,对于体育管理的各项活动以极大的启示。使我们不再盲目的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而是挖掘、探寻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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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冬.曹莉.孙晋海.体育管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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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洪涛.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J].体育科学,1997,(5):27-29

[6]刘英辉.葛菁.古代管理思想对体育管理的影响[ 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8):26-28

第10篇

    关键词:资产;预算

    事业单位资产和预算管理作为事业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资源基础,是事业单位行使职能和正常运营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的预算管理模式迄今为止仍然是以投入控制为重点的传统管理模式。财政部于2006年5月30日公布的《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部长令第35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部长令第36号)明确“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为资产管理的第一原则。在新规定的出台后,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预算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将就当前的处理原则和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预算管理的涵义

    1.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含义

    事业单位中的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利的总称,也是一个具有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历史范畴。国有资产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有资产是指所有的国有财产,包括国家以各种形式投资及其收益,拨款、接受馈赠、凭借国家权力取得、或者依据法律所取得的各种财产和财产权利,包括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及取得收益所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形成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国家拥有的土地、森林、湖泊、矿藏等资源性国有资产。狭义的国有资产仅指经营性国有资产,是国家作为出资者投入企业的资产,是国家依法在企业中所拥有的资本和权益。此时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不仅包括开始经营时国家投入企业的资产及形成的各种权益,还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占有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为获利而投入企业,转化而来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国有资源投入生产经营的部分。可见,国有资产的类别是可以转化的,各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可以转化为经营性国有资产。

    2.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涵义

    一般意义上的预算是一种系统的方法,用来分配企业的财务、实物及人力等资源,以实现企业既定的战略目标。企业可以通过预算来监控战略目标的实施进度,有助于控制开支,并预测企业的现金流量与利润。预算管理是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财政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监督、控制、评估等一系列活动的总和。事业单位进行预算管理首先可以提高事业单位的管理能力;其次可以有效的监控和考核事业单位的绩效;再次可以优化事业单位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后预算管理还能降低资源耗费,提高各部门的协调,优化沟通。

    二、事业单位的资产和预算管理现有缺陷

    1.现有的会计核算体系不合理

    事业单位资产和预算管理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会计核算不合理,这使得事业单位资产导致虚报或者预算失效。比如说,目前我国事业单位(除经营性业务以外)的固定资产均不计提折旧,从报表上无法反映固定资产的净值,造成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背离,虚增了资产总量,而且造成了事业单位业务活动的成本核算不完整,事业单位不能准确地反映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耗费情况。这严重歪曲了事业单位的资产价值事实,不利于正确评价事业单位的绩效,也不利于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的管理。

    2.资产预算的约束力不强

    就目前来讲,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意识比较薄弱,导致资产预算的编制只注重形式,并没有切实的约束效果。比如说,预算的编制一旦与实际有所出入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是有的单位这种调整十分随意,并且缺乏合理的依据和考证,并没有真正按照之前编制的预算来进行遵守,而且调整也十分随意,这让之前的预算编制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预算编制显得形同虚设,对资产的管理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3.预算编制不科学

    事业单位的预算编制应该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必经程序,科学合理的进行。现有的事业单位预算编制存在很多缺陷,包括:首先编制预算的前期工作并不充分,相关的调查取证也缺乏科学性;其次预算编制的过程缺乏实际性,事业单位的各部门往往会注重自身的利益倾向于多拿到预算份额从而虚报,这样的情况出现就会导致预算的编制缺乏事实根据,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编制预算之前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考核调研所致,编制单位有可能根本就不了解各部门的现状,往往是只注重资产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最后预算项目比较笼统,概括性太重。编制预算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考核事业单位各部门的绩效,但这个前提是预算的编制项目应该细致,这样才有利于进行考核。但现实的情况是事业单位的预算编制比较注重宏观却忽略了微观,这不利于充分调动各部门员工的积极性,也没有提高事业单位的绩效。 三、改善事业单位资产和预算管理的对策建议

    1.改善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体系

    要加强资产和预算管理首先应该改善现有的会计核算体系。比如,要建立资产的折旧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资产的真实价值展示出来,也会消除单位只注重资产的数量而不注重资产质量的问题,从而加强了资产管理的功能。再者,对于预算来说,折旧制度也会真实的反映各部门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更有利于评价各部门的绩效,预算的编制也更加切合实际,真正发挥资产和预算管理的作用。

    2.规范事业单位的预算编制工作

    预算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事业单位的一切活动,是事业单位绩效的关键因素。因此要格外注重预算编制的工作。首先应该加强预算编制的事前调查、取证,预算的编制基础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其次,编制的预算不能随意更改或者调整,即使进行更改或者调整,也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或者依据科学的程序进行。加强预算对资产管理的约束能力。再次,对于部门的虚报预算要进行严惩,绝不姑息。编制的过程一定要保持公正、公平的中立立场进行,不能被友情等因素干扰影响预算的有效性。最后,预算的项目要尽可能充分的详细记载,一方面可以有效的考核各部门的绩效,准确核对,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指导,形成对下属部门的约束,提高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效率。

    3.建立财务报告制度,加强监督

    财务报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务信息文件,它不仅记载了会计年度内各种资产的详细情况,而且也对预算的执行结果详细记录。建立财务报告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外部监督。就像上市公司一样,事业单位的一切活动都会接受监督,一旦出现违规违纪行为,也会被有效地制止,对事业单位的资产和预算管理起到了外部性的作用,事业单位在外界的压力下会加强自身的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使事业单位不仅在内部的有效机制下提高资产和预算管理,而且在强大的外部监督下及时发现不合理之处加以改正,内外部共同促进事业单位的资产和预算管理水平。

    4.加强事后预算评估和考核

    资产预算编制和执行完毕后,主管部门应对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考核。预算结果考核既是对此次预算项目执行情况的评价和总结,也为此后预算项目的编制和申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应该认真分析此次预算执行后,是否超出预算、在哪一环节或者哪个项目上超支、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等等。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将会影响到下一年度的预算编制,也会考虑重新分配各部门的预算份额,整改绩效差的部门,进一步规范资产管理等工作。

    参考文献:

    [1]凌 岚:对深化我国预算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05(39):17-18.

    [2]丁学东:实现资产与预算管理相结合,提升事业资产管理水平[J].中国财政,2006, (12).

第11篇

论文摘要:调解制度作为解决刘纷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渊源鱿在于儒家以“无祛，为主要内容的和谐观。主要论述儒家和谙观中的“无讼”思想，及在儒家和谐观指导之下的传统调解制度的发展和手段，旨在探讨“和谐”与“调解”这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

众所周知，中西方的法文化存在极大差异，其中一个表现方面就在于解决纠纷的方式和机制不同。在西方，人们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直至乐此不疲;而在中国，人们普遍厌讼、贱讼，更多地会选择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笔者以为，这并非是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不强所致，而是在自然农业经济和宗法社会中，人们追求的并非完全是谁是谁非、权利或权力归谁所有这样明确的结果，而更注重追求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甚至是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的。笔者更以为，这种解决纠纷方式的不同，无所谓谁优谁劣，完全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价值取向不同所致。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和谐观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的调解制度。

一、儒家和谐观的源流

建立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社会，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种必然的价值追求，从目前学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史料和考古发掘出来的资料来看，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的司法官吏中已有“调人”一职，专门负责调解和处理人们之间的纠纷，如《周礼·地官司徒·调人》中记载:“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

鸟兽亦如之。……凡有斗而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当时的做法已是设置专门的职官尽量“谐和”人们之间的纠纷，只有当调解不成的时候才要“书之”上报官府。从中我们已可以初步看出古人追求“谐和”的端倪。《易经·讼卦》中也有这样来教导人们:“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易经》中《讼卦》这一部分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告诫人们，争讼是坏事，不争讼最好，争讼是有凶险的，劝导人们要放弃争讼。这样的内容在《讼卦》中随处可见。《讼卦》也不是教人如何争讼，而是告诫人们如何止息争讼，特别是它告诉人们，诉讼最终的结果不是矛盾纠纷得到处理，而是参与诉讼的人无论在诉讼中是胜是败，诉讼本身就会给他招致凶祸，因为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只能是与人结怨，仍然是“凶”。那么，如果人们之间有了纠纷应该如何处理呢，《讼卦》中也说要“利见大人”，也就是找一个居正、能够明断是非曲直的人居中裁断。这里面所包含的思想，与《周礼》如出一辙。

如果说《周礼》和《易经》中以调解的方式止息争讼反映了上古社会的人们止息争端，人类和睦共处的美好理想的话，那么将这一理想理论化，具体提出止息争讼的方法，并向世人描述出一幅更加美好的其乐融融的田园生活景象的是以孔子为代表人物的儒家。在这一问题上，儒家的观点是鲜明并带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色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的弟子也曾经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先秦儒家始终以温文尔雅的治国理念行走天下，无论它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思想有多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它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通过使用他们所倡导的治国方法，最终建立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社会。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以和为贵，调纷止争，成为几社会的景象。首先，和谐社会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所以孟子的这一蓝图是以土地为基础展开的。按照孟子的想法，这个社会应该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氮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其次，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宗族。即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据族而居，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家国一体，其组织系统、权力配置以至运行都是按照家长制的模式。于是，国成为家的外化，家是国的缩影。再次，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应该是充满人伦精神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正是因为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充满人伦精神的大家族，所以维持一种和谐才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只有以和为贵，才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君臣之情、夫妻之情和朋友之情。所以儒家学者认为，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和争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三、儒家和谐观指导下的传统调解制度

(一)我国传统调解制度发展概况

在和谐观的影响之下飞我国很早就已经建立了调解制度。如果追溯其源头的话，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社会虽然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但是也会有争端，解决争端的方式有和平的和暴力的两种。暴力自然是用武力来解决，但是也有大量的争端是当事人之间或者部落与部落首领之间以协商的方法解决的，这可以说是调解的最古老，也是最简单的形式。

其后，从先秦到明清，调解制度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法始终存在。从史料的记载来看，除了重大刑事案件以外，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几乎都要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才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判决。如前所述，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调解的记载，已经出土的西周文物的铭文中有关于民事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其中即有对调解制度的规定。此后，调解制度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特别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以道德教化的方式平息争讼的事例，经常出现在各个时期的文献典籍中。宋元时期，调解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朝时在法典中专列“诉讼”篇，赋予调解以法律效力，规定凡是以调解的式结案，当事人不得重新。清朝时，调解制度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并将调解分为州县调处和民间调处两类。调解制度第一次以独立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形式出现，是在政府于1953年颁布的第二部民事诉讼法中。该法明确规定了调解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调解事项、调解期日、调解组织、调解方式和调解结果等五部分内容。该法的颁布，标志着传统调解制度的近代化。(二)传统调解制度的手段

近年学界大多以主持调解者的身份为标准，将调解制度分为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等几种形式。但本文志不在此，笔者将打乱这种调解形式的划分，按在调解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不同，将传统调解制度归纳为以下几种手段。

1.调解者以其自身的威望、人格进行感召

这种调解手段既使用在官府调解中，也使用在民间自行调解和宗族调解中。使用这种调解手段的调解者本身，无论其身为州县府官吏，还是社会上有威望的名流、家族内的族长家长，其本身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社会公认的崇高威望，可以以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得到纠纷各方的尊重和信服，从而放弃争执，握手言和。如前文所述，舜以其崇高的社会威望和百姓对他的爱戴，成功调解了“历山之农者”以及“河滨之渔者”的争执。再如《后汉书·鲁恭传》载:“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

2.调解者以道德教化进行感召

这是调解者以儒家所宣扬的道德教化一方民众，使其自觉、自省、自责，产生羞愧之心，蟠然悔悟，从而停止纷争。在中国古代，一个地方的父母官，也被认为是这一方民众的师长，所以如果百姓有纠纷过多，常常被认为是官吏教化不足，是其缺乏政绩的表现。西汉韩廷寿为冯诩太守时，“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韩廷寿认为这是他“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音夫、三老、孝弟受其耻”，遂“人卧传舍，闭阁思过……令垂音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冤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也正因为如此，主持调解者在调解过程并不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而更注重的是双方的争执有无违反纲常道德，所以忽视其间的是非曲直，以理屈法、因德枉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3.调解者以当事人之间的亲情感召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经济价值

 

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功能和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但对思想工作在经济工作、业务工作中的意义却认识不高，这是很多地方、很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换个角度，即不但从政治角度，而且从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价值。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华民族的振兴，也是我国走向世界，参与国际范围的经济竞争。我们要发展经济德育论文，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立足于人才的培养。人之成才重在素质，人之素质贵在完善，人的完善的素质需要培养。当前，人才素质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决定力量。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之中，人是社会的人。人要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作用，为社会做贡献，必须具备完善的素质。所谓素质完善，就是人的体力、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全面的和谐的充分的发展。社会需要的人才素质结构大体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物质的，即人的身体条件；二是精神的，即人的心理面貌。人的心理面貌又可分为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两个方面。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德）、科学文化素质（智）、身心健康素质（体），构成人才的素质系统。在这个系统结构中，德智体等是辩证统一，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论文格式模板。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的具体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特殊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很容易造成一些人的错觉，他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德育论文，从而有意无意地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和效果，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情绪。因此，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其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对这项实践活动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而且还在于使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能够正确认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从而更加自觉地把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要正确评价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价值。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其意义更加宽泛。马克思曾经说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就是说，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价值只有在人与客观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只要这个人、这项工作对他人、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就表现出价值。所以，价值的本质是能够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社会效果上，而且也体现在它的实际作用上，是作用和效果的统一。

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与物的价值不同，也与其他工作的价值不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表现为人的价值的迭加，它直接体现在人的价值即每个人为社会所做贡献的大小上。由于人具有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因而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具有重大差异。物的价值是以它的属性来直接满足人的需要德育论文，但作为客体的人的价值，却主要不是用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主体的需要。此外，人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又是价值的享受者，而物则只能是价值客体，根本不可能作为主体而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实质上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的社会价值，是指个体或群体对社会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所做的贡献。社会价值的高低，关键在于人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多少。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使个人或群体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表现是人的价值的迭加。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无形价值和有形价值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既不同于物的价值，不同于一般经济管理工作的价值。经济管理工作的价值，是直接反映在生产物上，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它首先作用于人的思想，产生出无形的精神价值，然后再转化为有形的物质价值。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无形和有形的统一，即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统一。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动力价值与导向价值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提供精神动力的同时德育论文，还要发挥导向作用，即把我们事业的每一项工作都引导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这是它的导向价值论文格式模板。一般来说，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力价值比较明显，易于被人们看到和接受，因为它最终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转化为物的价值。然而，它的导向价值却往往被人所忽视，或者不被人理解，似乎有了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不经过艰苦细致的灌输和引导工作就可以为群众自发接受。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各种腐败没落的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错误思潮还会不时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经常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阵地。那种幻想人们的正确思想可以自发地形成，错误思想可以自发地消失的观点是根本不现实的。崇尚自发性就等于放弃思想政治工作，也就等于自动放弃和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第四，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宏观和微观价值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宏观价值指的是它在全社会的价值，比如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思想政治工作的微观价值，指的是它在每一个具体单位产生的价值，表现为这个单位员工整体的政治方向、思想水平、精神风貌，以及生产、工作的效果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德育论文，凡是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它的宏观价值和微观价值必然是一致的，只要把一个单位的小气候治理好了，人心凝聚了，生产效益提高了，实际上就等于具有了社会宏观价值的意义。如果一个单位的发展与社会整体要求发生了偏离，那可能是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所致。凡是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其社会价值和单位价值应该是统一的。

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对于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而要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只有在思想上真正认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才能在行动上更好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三大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13篇

关键词 高职高专；语文教学；教学方法；能力培养

中图分类号 H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4）13-0099-01

近几年，高等职业教育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正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正确定位高职院校语文教学，将语文教学与学生所学专业相联系，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这是我近几年一直在努力尝试的。

一、与其专业相联系，注重教学实用性

如果说，语文是学生学好其他功课的基础，是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工具；那么，高职语文应该是高职生们学好其他专业课的基础，是他们现在学习，将来工作和科研必不可少的工具学科。因此，从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来看，高职语文应该具备其独特的功能。应该与普通语文不同，高职语文的独特性的一方面应该表现为：通过对各类文章写作要领及语言表达技巧的掌握，提高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水平。教学目标之一便是实用、实践以及为学生学习专业服务。高职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所以高职语文教学应根据其专业性质，面向市场，针对学生实际，大胆调整教学内容，切实把教学重点放到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上来，将目标瞄准学生将来的就业需要上来，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因此要求高职语文教师在加强自身文学修养的同时，还要了解所教专业的特点，不断搜集此类专业的新知识、新信息，并用这些信息丰富语文教学。

二、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参与

传统语文教学过于强调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课堂设计逐句逐段挖掘、分析，学生只能被动的听和写，其主动性和积极性、创造性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忽视学生是独立的主体与每一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心理需要这样一事实。要改变“一言堂满堂灌”的现状，教师就必须更新观念，改变教法，授课过程中尽量缩短讲析的时间，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大力开展实践课教学，让学生进入独立的言语活动实践中去，使其学习的主人翁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教师通过精心策划，重点阐述、引导启发、设置情境、集体讨论等形式，彻底改变师生之间纯粹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通过师生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乐学善学，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具体地说，可作以下改进：一是教师可采用专题的形式。如今高职语文课的教学时间较少，不可能像中学语文教学那样逐篇讲解，而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以点带面地教学是较为可取的。二是适当增加文学欣赏课。教师要改变一言堂的灌输式教学，在教学内容上可增加一些文质兼美的文章及文学作品。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鼓励创新思维。教师在课堂上应大力支持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要肯定那些敢于提出不同观点的同学，然后带领全班一起去分析，共同感受，理解文中的美的意蕴，从而使学生内心世界充实、丰富、健康。平时教师还要特别关注热点文化现象，并及时引入课堂。三是开拓创新，引进先进的教学方式与手段，如运用多媒体，语音室，甚至电影院，贴近生活，使学生能深切体会到语文的生活气息与人文气息。从而变枯燥单一的口头分析为生动活泼的双边活动。四是 “语”“文”并重，加强口头表达训练。重视作品欣赏、不忽视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口头表达的机会，抓朗读、概述、复述训练，开展诸于读书报告、即席说话、口头作文等活动，让学生能自然地交流，得体地推销自己，下笔能成文，出口也能成章。

三、明确思想认识，更新教学观念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性技术人才，但决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专业技术培训，前者是基于大量基础学科学习的，提高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办学宗旨的体现，而后者只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高职教育若等同于专业技术培训，那就无法显示自己的优势、特色，无法经受住时间和社会的考验的，最终必将在形形的培训学校“合击”之下失去立足之地。语文学习是其他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它的作用是隐性的、间接的。扎实的语文功底包括观察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这些能力都会对专业技能的提高与日后就业产生积极作用。目前高职院校的所开的语文课是一门综合性的素质教育课程，其目的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帮助修课同学提高语言文字的表达、交流与沟通能力。所以语文教师应在新生上课的第一天起，就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时还要让他们明白语文课不仅可以学到必要的语文知识，还可以学到其他学科无法学到的知识，比如做人的道理，让他们明白学好语文对以后人生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使他们萌发学好语文的强烈愿望，树立“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的观念，对语文“乐之”“好之”，语文学习就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 在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第14篇

1.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新课程下的学生不再是教学过程中被动、消极的吸纳者，学生的自主能动性使他们能够在新语文课程营造的足够宽广的空间中"自由"地翱翔，敢于独立思考、判断、探索、求新。如在教学《乌鸦喝水》一课时，有很多学生对乌鸦喝水的方法不满意，他们帮乌鸦想出不少的办法："乌鸦可拿吸管来喝水。""乌鸦可以把瓶子斜过来，用翅膀抱着也能喝到水。""乌鸦可以把水倒在树洞里喝。"《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旨在教学中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对课文的感悟，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所以对语言文字的品评，教师应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敢于标新立异，大胆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的见解，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开发学生的潜能和灵性。在学生感悟了课文之后，教师可抓住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写话、表演等方面的训练。例如在教学完《负荆请罪》后，我安排了学生演课本剧，让学生从两个故事中选一个演一演，学生经过准备，从道具到服饰到台词都下了一番功夫。课堂上，从练到演到评，整个过程学生兴致盎然。看得出无论是表演的学生还是观看的学生，都能主动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一堂课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在笑声中结束了。课后，我想：学生用心来演，用心来上课，为什么不把他们用心体会、感悟这些真实的感受记录下来呢？于是，我让学生把自己的表演感受写成文章，平时对他们来说的写作文头疼的毛病，此时却变的那么轻松。

2.寻找生活中与语文教学的结合点

新课程语文观强调语文教学要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这些观点充分说明语文教学离不开生活，生活时时处处皆学问，生活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在教学时，教师应尽量寻找生活中与语文教学的结合点，让生活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的教材。如校园生活中的语文，有激烈的体育比赛，有意义的演讲比赛，朗读比赛，精彩的文艺表演，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出黑板报，自办手抄报，留意观察校园变化、新人新事、热点问题、班级新闻，都可以让学生大胆地去说一说，讲一讲，写一写，做一做，从中学和用语文；家庭生活中的语文，可以让学生在看报，看电视，听广播，阅读产品说明等活动中学、用语文；社会生活中的语文，可以通过开展如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社区服务、参加国家纪念日或宣传周、宣传月活动、参加孤寡老人献爱心活动、旅游、逛街看店名等有意义的活动来学、用语文。生活中处处有语文，也处处用语文。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让语文教学走向广阔的生活情境，让学生在充满生命力的语文教学中享受学习语文的乐趣。

3.培养学生朗读时的语感

在语文实践活动中，既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又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地位，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去设计活动和组织活动，自己去评价活动效果。在阅读活动方面，教师要改变传统阅读教学观念，以读代讲，让读成为语文教学导线，要让学生以一种欣赏的心境读文，从而感受语言文字的音韵美、形象美、意境美以及文章结构的严谨美和文章的思路美，让学生在读中去体验、感悟文章的思想感情。朗读是语文学习中的一项重要技能，新课程标准又要求学生通过反复的朗读、有感情的朗读来感悟课文，因此，朗读对小学生来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学习任务，如何培养学生朗读时的语感，则又是提高朗读水平的关键所在。通过教学，我发现学生朗读时普遍存在拖腔拖调或没有感情的问题。课上有老师的范读和指导，学生还能读出一些自己的感情来，可课后一旦没有了老师的指导，很多学生便找不到朗读的方法，只会逐字逐句的念，甚至常出现添字或漏字的现象，这些问题归跟到底还是缺少语感所造成的。我认为要指导好学生"朗读感悟"，应遵循这样的思路："整体感受-抓住核心-辐射重点语句-指导朗读-生成语感"，这是阅读教学中指导学生"朗读感悟"课文内容的一般思路。同时，要注意阅读形式多样化，除了以读为主，教师要结合教材让学生演一演，画一画，唱一唱，比一比，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让学生聆听美的声音，欣赏美的画面，感受美的形象，激发学生的表现欲，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为了扩大阅读面，还要让学生去阅读报刊杂志、阅读名篇佳作，从中集累词语，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和格言警句，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精彩句段，丰富语言材料。

4.引导学生联系课文情境体味

第15篇

关键字：儒家人文精神 拔尖创新人才 内在关系

我国正在处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时期，国家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寄予厚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人文是中国各家各派文化现象中所蕴涵的基本文化精神。中国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体，“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通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自身心灵的诸多关系合乎中节的协调，以教化天下。人文精神，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性或终级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而儒家精神的核心思想是儒家的“仁人之学”或“君子之学”及与之关联的人格理论和修养理论。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文化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儒家人文精神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实际上是文化和人才培养的关系，把握儒家人文精神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就要首先明确文化和人才培养的关系。文化和人才培养存在辩证的统一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双向互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本身蕴含教育功能

文化不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在我国，“文化”一词源自《周易》，为“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西方，文化一词原意为“耕作土地”，后来引申为“培养人、教化人”。自古至今，人们对“文化”的概念界定不同，但大体上可规划为两者：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包括：政治、思想、宗教、法律等意识领域。而广义的文化则是指“人化，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1】由文化概念可以看来，文化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功能，而具体的教育功能又体现在价值导向、行为约束上。

（1）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

一种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它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价值观念上的一种合力。以天主教文化为例，它传承了一种上帝存在、众生平等的价值观，这与天主教本身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吻合，引领信教人士“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这样以来，天主教的文化价值就对教徒起到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并占据其教徒的信仰地位，完成对上帝、对前世今生、对爱人如己的信服。

（2）文化的行为约束作用

另一方面，文化对人才培养也起到行为习惯的约束作用，“文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知识体系、行为方式等规范人的行为，使人有效地适应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成为社会的人”【2】。同样以天主教为例，天主教教规虽不同于法律、法规对人的强制作用，但它作为一种“柔性”规则也时刻约束着教徒的行为，比如：饭前祈祷、路不拾遗、不杀生等。

1.人才的培养又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人才培养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化成”的过程，简单来说，人才培养就是一种使人“文化”的过程。于是，可以看来：人化是人才培养的母体，人才培养过程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文化的一部分。从人才培养的内容看，智力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美学教育登内容都是对文化的借鉴、创新和传承。人才培养对文化的作用表现在：人才培养是对文化的传承、发展，人才培养也是提升文化品质的一种手段。

（1）人才培养对文化的传承、发展

文化的传承需要不断的发展、创新。文化之所以能够同人类历史并行，在于它的可逆性。儒家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并能在传承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也在于它的可逆性。儒家人文精神作为教育的内容之一，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随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变换自己的理论形态：如两汉经学儒学、魏晋玄学儒学、隋唐注疏儒学、宋元明清理学儒学、近代的新儒学等，使儒学显现出绚丽多姿的形态。

（2）人才培养是一种提升文化品质的途径

文化品质是一种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它象征着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文化品质的提示需要诉诸于人才培养方式、理念、内容等方面的优化来实现。首先人才培养的过程本身是一种对文化起到鉴别、分类的作用，哪些文化对特定一种人才培养具有积极作用，这种文化就能够被传承，与此同时这种文化在删选、鉴别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优化，而那种不利于人才培养的糟粕文化则被去除。

二、儒家人文精神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关系

1.人文精神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根基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座铜像，在它的右侧，上面刻着三本书，有两本书是翻开的，而另一本则没有打开。这种设计是有独特寓意的，它象征着在人类知识领域中，有一些真理是不能靠理智获得的，但是这些真理却非常重要。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有些真理是我吗可以把握的，但是有些真理我们却没有办法通过一般科学实证掌握，那就是人文领域的真理。比如：人生的意义在哪？人的终极理想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与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相比显得虚无缥缈，但是任何一个对科学研究作出贡献的学者都会进行一番类似的思考。

可能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中有关实证研究的课题中不会涉及有关人生意义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中人生问题没有价值。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对人才的培养培养固然重要，但如果其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偏颇，那人才的培养也不能算成功，这样的人才培养也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认为这样的教育史肤浅的。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起到和核心作用。儒学是由以“和合”为追求的人道文化，以“仁义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以“内圣外王”为标准的君子文化所构成的理论体系。可以见得，儒学到处充满着人文精神，包含并体现着以下主要方面：仁义至上的道德操守；“当仁不让”的独立思考精神；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等等。儒家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积淀，至今为世人所传承和景仰。正如1988年，诺贝尔得主们在《巴黎宣言》中所道：“人类如果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在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的当下，儒家人文精神对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更为鲜明的意义。

2.儒家人文精神促使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全面发展的观的“全面”是指“德、智、体、美”，而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途径则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即要求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劳动从中获得发展。对马克思全面发展观认为“体育”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拥有了良好的体质才能谈其它方面的教育，“德育”和“智育”是教育的两种基本手段，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而“美育”则是对人的教育的高层次阶段，是“德育”和“智育”的升华。

翻阅儒家人文教育理念，儒家对于人的教育内容涉及《诗》、《书》、《礼》、《乐》，其中《孟子题词》中道：“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朱熹在《朱子语录》中也强调初学者所读书必是《六经》《语》《孟》，认为《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儒家很注重“诗书礼乐”的学习。古人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说法，即学习《诗》能够激发人的学习兴趣，对人有启发作用，然后人通过《礼》的学习端正品行、操守，成为守礼的人，而《乐》则是最后能让人净化心灵，实现优秀品质内化的过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了解――学习――内化的过程。把马克思关于人全面发展的“德智体美”和儒家“诗书礼乐”放在一起谈论，不是为了一定要做到“一一对应”，实现“绝对等同”的目的，而是传达一种“全面”发展的观点。

如果说《诗》、《书》、《礼》、《乐》是儒家对于人的教育内容上的的“全面”，而对于人的自身修养与国家责任的“全面”阐释则是体现在《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即推理事物的原理获得知识，多指对于理科的学习，也是人在学习的最初始阶段。“诚意、正心”则是要意念诚实，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不为物欲所蔽，保持心灵的安静。这是在了解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对人自身在修养的要求。“起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对人要履行的责任的期望。以此看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将人的全面素质和以致要履行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联系。

3.功利主义驱使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更需要儒家人文精神的支撑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办学模式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上个世纪30年代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引发了教育界有关“人才培养”的讨论。

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1]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富集型的大国，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创新人才，这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备条件。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重点，目标是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一经提出，教育界对其概念有各种解释，但对于其基本素质可归纳为：精深的专业造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勇于批判和变革的勇气。

不能否认，当前存在着一种趋势：各国及各领域都在拼命追求国家的利润，国家教育也不例外。照这种趋势下去，世界各国很快就会生产处一代代有用的机器，而不能造就完全的人才――他们能独立思考，能批判传统，能理解他人苦难和成就的意义。[2]避免这种功利主义的恶化，人文精神的注入是不可或缺的选择。作为具有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它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丰富的人文资源。如果说科学技术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的是动力资源，那人文精神则是带动人才培养的机器。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则犹如一部历经沧桑的发动机，擦拭去历史的尘埃，它还是会崭新如故，并蓄意待发随时为人才培养发起动力。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其人本精神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人文精神方面主要的理论支撑。人本精神，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需求等。作为儒家人文精神根本内容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强调人的作用，勿信鬼神。《论语.述而》

记载：季路问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弟子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可见，在孔子看来人比鬼神更重要，这种思想在祭祀、占卜、鬼神之说盛行的封建社会显得难能可贵。当然，孔子也讲“天命”他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天命”不是信奉上天给自己安排好命运，而是说自己到了五十岁已经看透了一切规律、法则，可以把各种法则内化为自己的人生定律去生活。《中庸》也讲：“尽人事，知天命”。告知人们在遵循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事。这对当今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启示便是：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外界，自身的内省与内化才是成长、成才的根本。任何规律法则都是对人行为举止一种约束，什么时候这种法则内化到自身的言行举止中，那才是达到了“有法则胜于无法则”。

参考文献：

[1]国旗.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观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论文

[2]【美】玛莎・努斯鲍姆.告别功利[M].新华出版社：2010.11（1）

参考文献：

[1]石书臣.中国传统文化与德育的内在联系[J].思想理论教育.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