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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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外语学习；交际能力；文化；习得

一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传授语法知识，而是培养交际能力；学习者产生的语言不仅要符合语法要求，而且要符合社会规范，要合情合理，贴切得体”(刘润清，1999：161)。“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Hymes)在1972年提出的。这一概念与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相对立，既包括语言能力，又包括语言运用。

随着交际能力概念的提出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习得任何语言都要习得其语用规则和文化”(刘润清，1999：167)。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语法规则，同时又有一套自己的语用规则(即如何得体地应用语言完成人际交流)。这套语用规则与其所属文化密切相关，它涉及到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审美观点等。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群体的文化不同，其语言使用规则也不同。要实现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离不开对对方文化知识的了解。因此，要学习一门外语，从而获得以这种外语为载体的良好的交际能力，就必须习得它所承载的文化知识。

外语文化习得不同于母语文化习得。母语文化习得是与语言习得平行进行的，中国学生在习得母语语言知识时，也同时习得了正确得体地运用母语的文化知识；而他们学英语或其他外语时，往往强调语言知识、语法规则的学习，而忽视了这种外语所承载的文化因素的习得。因此，即使是语言能力强的优秀外语学习者，也极易在与该族语人的交际中产生语用失误、交际障碍，甚至是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其后果是严重的。正如著名语言学家Wolfson曾指出的那样，外语学习者与讲这种语言的民族人交际时，他们的发音或句法错误往往可以被容忍，而他们违反语言使用得体性的现象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因此，要获得与讲外语的民族的人进行顺畅交际的能力，就必须在学习外语语法知识的同时习得其文化知识。

二

在认识到文化习得对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后，不少研究者开始了对文化习得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理论框架。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是文化适应模式(theAcculturationModel)。其主要观点是：外语学习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学习者对目的语的适应程度决定其习得外语的程度。换句简单的话说，学会一门外语同时也是学习、适应一种外国文化。这种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在自然环境下外语学习的研究。学习一种外语的过程就是逐步适应这种新的文化的过程。这是因为语言既是表现文化的主要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通常学习一门外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学习者对讲这种语言的该族人的看法和态度。学习者要学好这种语言，就必须了解和适应该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以及涉及到的文化格调、风俗习惯、交际系统等。文化适应模式还认为，学习者对外语文化的适应程度表现在他与该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如何。一个学习者作为其母语民族的一个社会成员去接触另一个民族的成员时，会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到他的态度；这些因素构成他去适应新文化、学习新语言的社会距离。心理因素则是由学习者自己的情感因素所决定的。

我国学者高一虹曾提出一个“1+1＞2”的第二语言习得模式。她不仅认为语言习得的同时又是文化习得，而且认为两种文化的融合会在学习者身上造就出一种新的人格。学会第二语言之后，两种语言的文化在该学习者那里就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并存，更不是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两种文化会相互作用，学习者会加深、拓宽对第一文化的认识，又因移情作用对第二文化也会有深刻的理解。这样的学习者比不懂第二语言的同族人对母语文化的优点更加欣赏，对其局限性也更加敏感，而且比不懂第二语言的外族人对第二文化的特点看得更清楚，对其优点感受更深。这种强烈的双文化意识使学习者的创造潜力得以发挥。如果他的造诣很深，他很可能有时比本族人还本族人，比外族人还外族人。这种新的人格的转换过程，不是从第一文化到第二文化的横向转换，而是从低级需要层次向自我实现状态的纵向超越。

三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文化习得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并非易事。文化习得与外语学习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我们要正确对待二者的关系，不能把部分等同于整体，也不能以整体来代替部分。对于中国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文化习得的问题，众多学者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但至今未有定论。笔者认为，文化习得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习得应以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文化和共时文化为主。同一语言群体往往是多种文化的有机复合体，其中有主流文化，也有属于各种不同群体的亚文化。如在美国社会中，来自东方的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和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文化等都是亚文化。作为外语学习者，我们应习得其主流文化，因为主流文化代表着目的语语言群体绝大多数人的文化取向。此外，文化不是始终如一的，它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任何语言群体的现实文化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我们应对其共时文化的历史沿革有所了解，但文化习得的重点应放在其现阶段的文化内容上，因为它代表目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及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文化习得要消除文化定式、减少偏见。文化定式（Stereotypes)是一种整体式的文化取向，即把某一文化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当做该文化的代表的—种倾向，其结果是每个文化群体的成员都被当做其所属群体的代表而具有此群体的文化特征。文化定式使得人们用过分简单的语言概括并描述目的语文化，而忽视了其文化的个性。例如，有人这样概括：中国人好客，美国人富有、慷慨，黑人擅长音乐、舞蹈和体育运动，犹太人聪明，德国人呆板、僵硬，日本人雄心勃勃，非洲人懒惰、随遇而安。这种文化定式忽视了目的语民族的个人文化特征，无疑对交际是不利的。文化习得就是要让学生避免戴着文化定式的眼镜去接触目的语文化。因此，我们在以目的语群体主流文化为主要内容进行文化习得时，还要兼顾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的亚文化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尽量接触一些其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不同的群体的亚文化，使自己对目的语语言文化的理解具体化。

偏见是“以一种错误的或不可变通的概括为基础的一种反感心态。这种心态也可能表达出来，也可能被别人知觉到。它可能是针对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群体，也可能针对某一群体的个体”(贾玉新，1997：106)。偏见不是一般性的看法错误，它和文化定式一样，具有执著的情感内涵：它对使其改正的证据总是固执地抵抗；它是僵化的、不可逆转的、不可改正的态度；它基于错误的判断或先入之见，是对别的群体或个人采取的否定态度，是一种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态。偏见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人际交往。因此，为了能与目的语文化的人进行成功交际，我们应通过必要的文化习得减少偏见，使学习者对待目的语文化有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

第三，文化习得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WilliamGrahamSummer(1940)认为，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做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隔离开来”(贾玉新，1997：108)。这常常是无意识的产物——人们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其他民族或群体相比，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社会语言规则等更加真实、更加正确。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群体成员都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民族中心主义。由于民族中心主义对非本民族文化的人认识有错误，容易造成对其行为的错误解释，导致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视；由于它认为本民族文化是天下唯一合理的文化，还会导致文化冲突。此外，民族中心主义使自己产生优越感，以自己的文化准则去衡量非本族成员的行为，并试图改变他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它是对交际影响较大的一种心理因素，不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习得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只有多了解、多接触，才能为降低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创造机会。通过文化习得，我们最终应以习得文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为目标。所谓文化相对主义，即一种文化中的行为只能用其自身的准则去理解和评价。这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只能用对方文化的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等作为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其行为。

文化习得不仅是学习者获得目的语文化知识的过程，而且是其获得文化意识(CulturalAwareness)的过程。文化意识意味着学习者认为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属性，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要获得文化意识，学习者必须对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走出母语文化的窠臼，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和反思母语文化，这样可以减少偏见和降低民族中心主义；同时，我们还要以局内人的眼光来审视目的语文化。只有通过习得其主流文化和了解其亚文化，我们才能够消除文化定式，才能够切身地从目的语文化成员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其社会行为和语言行为，就像胡文仲及高一虹在《外语文化与教学》中指出的：“只有了解外国文化，才会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了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外国文化。”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第2篇

巫，《说文》释巫即祝也，意为“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辞海》释巫为“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傩在古代典籍中也有许多记载。《诗·卫风·竹竿》载有“佩玉之傩”。《论语·乡党》载有“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礼记·月令》载“天子居宫室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旌，衣黑衣，服玄玉，食粟与彘，其器闳以奄，命有司大难(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周礼·占梦》载有“事傩以占梦”。《周礼·夏》中载“事傩驱疫”。《吕氏春秋·季云》载：“天子居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傩旁磔。”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并详细记述了汉代宫廷大傩的恢宏场面和具体过程，以及方相舞等傩舞。这些记载或解释，把巫看作以舞降神的人，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把傩描述为祭祀和驱鬼逐疫的民间活动和宫庭活动，以及占梦活动等等。

上述解释是一种现象学的解释，没有将巫与傩放在人们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中宏观地考虑。本文认为，巫和傩作为一种文化，是人们在神鬼观念支配下的一种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活动方式，及其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具体地说，是在万物有灵观念、图腾观念、鬼神观念支配下的人们的一种活动方式及其成果。

巫文化是一种有神论文化，它是原始社会早期由无神论状态进入到有神论状态的主要表现，就其本质考察，它是旧石器时代中后期人们在万物有灵观念和图腾崇拜支配下的重要采集方式、渔猎方式及其成果。从支配人们活动的观念结构看，巫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后来的图腾崇拜，尤其是其中的鬼神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万物都是有神灵的，上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下至山川大地，湖泊海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蛇虫蚂蚁……皆莫例外。这些神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左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形成敬畏鬼神、乞求鬼神等巫文化观念体系。

从活动方式看，在巫文化观念指导下的各种活动，事先要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活动顺利成功，并问卜以占吉凶。活动中要注意遵循各种禁忌，不触犯神灵，不得罪神灵；事后要酬谢神灵，并祈求神灵继续佑护自己。遇到灾疫时，就驱鬼逐疫。采集如此，渔猎如此，交往和日常生活也如此，这就是巫文化的劳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一种思维方式。

从活动结果看，人们在这种特征的劳作、交往、生活中，就创造出带有浓厚神灵崇拜特征的巫文化产品。在旧石器中晚期的考古发现中，有北京山顶洞人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末的遗迹，山西峙峪人在骨头上刻猎驼鸟、羚羊图的图腾，临澧竹马村人带有封闭式涵洞的高台式祭坛。祭坛的出现，表明了在旧石器晚期，就已经出现了专事祭祀的巫文化活动。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渗透着当时人们思想上的神灵意识和图腾观念，是这些巫文化思想观念的物化表现。这些活动结果的物质性遗迹本身就是远古时代人们的巫文化精神产品。巫文化传承到农耕时代，就演变为傩文化。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31页)。但它在劳作方式、神灵观念、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祈求内容等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

第一，形成的实践基础已由原始的采集、渔猎劳作逐渐过渡到农耕劳作。劳动对象已由原来的森林、河流、动植物等众多对象缩小为较小范围的土地和家圈禽兽等；劳动工具已由原旧石器逐渐演变为新石器和陶器，乃至金属工具；劳动条件由依赖于茂密的森林草原及众多的飞禽走兽和鱼类等水生动物，转换为依赖于风调雨顺、无灾无疫等；劳作方式由原始的集体采集、集体渔猎逐渐过渡到集体的种植、养殖等家耕劳作方式。劳动产品已由天然的植物果实、蚌螺鱼虾和弱小野兽，转变为粮食牲口等等。崭新的劳作方式必然形成崭新的神灵观念和价值观念等。

第二，支配人们的泛神观念发展为主神观念。在采集和渔猎时代，影响人们劳作与生活的因素宽泛而众多，由此形成泛神观念。在农耕条件下，影响人们生存繁衍的因素减少而相对集中，由此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主神观念。武陵山民奉盘瓠()、辛女或伏羲、女娲为祖神，在傩文化中则称之为傩公傩母，然后才是鸟神和太阳神、狗神和猪神、虎神，以及其他神祗。这是依其对于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地位作用而确定的。可见，神祗观念的变化实质上是人们关于外部事物价值观念的变化。

第三，神灵的崇拜方式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崇拜对象集中为某些主神，形成以主神为轴心的傩神系统。二是崇拜程序化、问卜规范化、祭祀礼仪化和活动歌舞化，并逐渐出现了祭祀的组织机构、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即巫师(如方相氏)，并形成广泛的民傩、乡傩、军傩、寺院傩和大规模的宫廷傩(官傩、国家傩、天子傩)。三是崇拜的内容逐渐系统化，形成与农耕劳作、交往、生活密切相关的系列教义，诸如傩神起源、创世说、一年四季的劳作内容等。四是崇拜的形式多样化。活动形式除了祭祀、祈祷之外，还有安坛、接龙谢士、还愿、打解、度关等。表现形式除了以面具扮演各种神祗外，还有符、咒、诀等形式，实现神鬼人之间的沟通，传达傩神之意。五是崇拜的目的也多样化了。除了驱鬼逐疫，去灾免难之外，还有请神、娱神、谢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这些变化使傩文化成为文化的观念体系和系统有序的操作过程，使之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普遍性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集生产、生活、祭祀、娱乐、教育于一身，成为人们综合性的活动方式。

傩文化虽然同巫文化存在若干显著区别，但它作为巫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在本质上同巫文化又是一致的。

第一，在崇信鬼神，并以巫师沟通神、鬼、人之间的关系，以巫师活动祭祀和祈求神灵、驱鬼逐疫等本质方面，傩文化对巫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一致的。

第二，在神祗崇拜方面，傩文化继承了巫文化的多神崇拜观念。傩文化虽有崇拜的主神，但主神之下，却有许许多多的神祗，是以某神为主的泛神体系。其所崇拜的主神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中，又有所不同。加之两千多年来，儒、道、释等教诸神融入傩文化之中，使之信仰与崇拜的神祗较之于远古时代的巫文化更加宽泛。

第三，二者都具有神秘性。巫文化以祭祀鬼神、扮演鬼神、沟通鬼神、传达鬼神之意和驱鬼逐疫而显示其神秘性。傩文化不仅如此，还将这些活动程式化，形成一整套请神、祀神、娱神、谢神、送神等系列活动，并使之贯穿于人们的一切活动之中，加之以惊心动魄的傩技、傩戏等形式表现出来，更凸显其神秘性。

第四，原生野性的一致性。巫文化直接萌生于远古的原始社会，傩文化也早在五千年前的远古农耕时代、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傩文化直接继承了巫文化的原生野性。这种原生野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直接体现从动物中脱颖出来的性。如以的形式祭神娱神等。二是傩事活动中对的粗俗表演和刻意渲染，对生殖器的高度崇拜等。三是在敬神的同时，也驱神咒神，戏嘘神灵，对神灵大不敬的原生反叛性等。

正因为傩文化对巫文化的继承性，本质上的一致性，人们往往将二者合称在一起，称之为巫傩文化，或将傩文化称为巫傩文化。

从上述关系可以看出，傩文化是高级的巫文化，是人们在傩神观念支配下的活动方式，是以敬奉傩神为主的多神论信仰的观念体系和操作系统，是人们在农耕生息过程中祀奉傩神的综合性活动。

【原文出处】怀化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403

【原刊页号】53～55

【分类号】G0

【分类名】文化研究

【复印期号】200502

第3篇

论文关键词：成语；中国文化

汉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成语又是汉语中的精华，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成语蕴含着宝贵的文化财富，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辉煌，了解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传统中华美德等众多方面。

一、成语中展示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成语与农业生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黄河、长江哺育了我们肥沃的家园，农业生产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农业成为国家赋税的基本承担者。有许多成语对古代先民农业生产生活进行了描写。“田连阡陌”，谓田地广袤，接连不断。“精耕细作”谓精心细致的耕作。“寒耕热耘”寒冷时耕种，炎热时除草。形容农事艰辛。《管子·臣乘马》：“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热耘，力归于上。”这些成语都体现了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历代封建帝王都提倡“重农抑末”，把农业看作是国固邦宁的根底，成就霸业的基础。

农业生产者也逐渐养成一种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例如，“躬耕乐道”是指亲自耕种，乐守圣贤之道。《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胡]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警世恒言》卷一七：“隐于田里，躬耕乐道，教育二子。”

还有一些成语字面上描写农业生活，现在经常使用它们的比喻义。例如，“蹊田夺牛”(牵牛的让牛踩了田地，因此，被人把牛夺走。比喻惩罚过重)，“解甲归田”(军人退伍回乡务农，现泛指离职回家)，“拔苗助长”等等。

2．成语与建筑

中国的古代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宫殿，陵墓，寺庙和园林四大类型中，成语表现了它们的某些艺术特点。例如，“堂皇富丽”(宏伟美丽，气势盛大)，多形容建筑物，特别是宫殿的宏伟华丽。又如，“雕梁画栋”亦作“画梁雕栋”，谓彩画装饰的梁栋。形容建筑物的美丽华贵。元·郑廷玉《看钱奴》三折：“这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元·王子一《误入桃源》二折：“光闪闪贝阙珠宫，齐臻臻碧瓦朱甍，宽绰绰罗帏绣栊，郁巍巍画梁雕栋。”《西游记》第十七回：“入门里，往前又进，到于三层门里，都是些画栋雕梁，明窗彩户。”《醒世恒言》卷二九：“中间显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画栋雕梁。”

中国古代的建筑强调群体的宏伟，如果是“独门独院”，则显出一家独住，而与四邻不相通，和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相违背。另外，建筑物形成群体结构时，屋与屋之间有很多“空”，亭池草木点缀其中，显出主次之分，虚实相间的效果，特别是楼台亭阁，总是以其“空”面向外界，达到和自然的交流，身在“琼台玉宇”(指华丽精美的建筑物。常用以形容仙家楼台或月中宫殿)，使人如置仙境。

建筑结构中的一些各称也经常用在成语中比喻人或事情。例如，“栋梁之才”(比喻能担负重任的人才。)“栋折榱崩”(栋，房屋的正梁，榱：椽子。正梁断裂，椽子倒塌。比喻倾覆。)“抚梁易柱”，传说中商纣王能手托屋梁，抽换房柱。形容力大无穷。)还有“添砖加瓦”，“偷梁换柱”，“铜墙铁壁”等等。

3．成语与服饰

从与服饰有关的成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衣着主要的是体现个人的身份或地位，这里主要介绍几个。例如，“高冠博带”，亦作“峨冠博带”。指带着高大的帽子，系着宽阔的衣带。形容儒生的装束，或指穿着礼服。《墨子·公孟》：“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元·关汉卿《谢天香》一折：“恰才耆卿说道好觑谢氏，必定是峨冠博带一个名师大夫，你与老夫说咱。”《三国演义》三七回：“忽人报：‘门外一先生，峨冠博带，道貌非常，特来相探。’”

形容帝王官僚阶层的有“黄袍加身”(以天子黄袍加载身上，即用为天子之意。)“凤冠霞帔”，“衣紫腰金”(衣紫，穿紫袍，紫袍为古代官服。腰金，腰间佩戴金印。指做大官。元·关汉卿《蝴蝶梦》二折：“陈母教子，衣紫腰金”。明·无名氏《精忠记·说偈》：“感吾皇，博得个衣紫腰金，朝野为卿相，方显男儿自强。”)

二、成语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包含了教育制度，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古代哲学，传统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本文主要分析成语体现出来的古代教育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德。

1．成语与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流传下来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成为优秀的教育遗产，至今仍具有不朽的魅力。

中国古代教育家意识到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在教授知识技能之外，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提升，比如从以下这几个成语中，我们可以感受中华民族对气节、操守、和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立身行道”(谓修养自身，奉行道义。南朝梁·萧统《与晋安王纲令》：“明公儒学稽古，醇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克己奉公”(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为公。《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改过迁善”(认识并改正过错，诚心向善。)……这些成语在漫长的中国历代教育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古代教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独特的、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这些优秀的教育理论，好多都浓缩为成语，脍炙人口：

公认的最优秀的传统教育方法之一就是“因材施教”(依照受教育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2．成语与中华传统美德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以“善”为核心，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道德，有自我的约束和完善。中华民族有许多传统美德至今为人们继承和发扬，在成语中我们能充分体会这一点。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核心，仁的核心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从家族内部把这种爱延伸到社会，就成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国家也要有担当，甚至危机时刻可以“为民请命”，“杀身成仁”。

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诚信原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待人做事都要“诚心诚意”，“言而有信”，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从古至今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如果是“背信弃义”必然会到严厉的道德谴责。

勤劳节俭，清正廉洁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三国的诸葛亮提出要“俭以养德”，“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人需自我约束，不贪求太多，才能表现出“刚正不阿”，才能正己，正心。此外，“厚德载物”“荣辱不惊“天下为公”“不屈不挠”等成语也能让我们领略崇高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中华美德的精髓。

第4篇

在认知同化论中，奥苏贝尔认为意义学习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1)学生认可新知识和已有的知识有一种相互的关系;(2)学习的内容要能够将学生的旧知识联系起来．先决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在脑海中形成上位关系、下位关系和组合关系这样的概念．

二、认知同化论在初中化学概念教学中的应用

1．形成上位概念

初中化学教学是整个化学教学中最基础的阶段，而概念的教学又是其中很关键的一步，这里面就有很多上位概念．所谓的上位概念，就是学生认知中的涵盖范围比较广的概念．如物质、酸、碱、盐等，这样的概念就是上位概念．这一类概念的讲解往往比较抽象．对于上位概念的学习，教师可以使用PPT课件、演示实验、视频等方式来进行讲解，使学生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有直观的感受．例如，在讲“溶解度的概念”时，教师可以采取实验的方式来进行讲解，将等量的食盐、糖、氢氧化钙、硫酸钡分别放入等量的水中，学生可以观察到食盐和糖完全溶解，氢氧化钙部分溶解，而硫酸钡则几乎不溶．在这样的一个直观的感受下，学生就可以理解物质在水中所谓溶解度的差异是具体怎样的一种差异．又如，在讲“碱的概念”时，教师不要急于去下碱的学术定义，而是要告诉学生像氢氧化钠、氢氧化钙这样的物质可以称之为碱，让学生对新概念的接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上位概念衍生出下位概念

在学习下位概念的时候，要让学生认可新学习的概念和以前学的概念是有联系的，新的知识和旧的知识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使得下位概念的学习事半功倍．例如，在讲“酸性氧化物的概念”时，学生初次接触到这个概念可能比较困扰，教师可以给学生讲明白酸性氧化物是氧化物的一种，而氧化物又是化合物的一种，化合物又是纯净物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找上位概念的方法，就会让学生很快了解什么叫做酸性氧化物．在学习下位概念的时候，可以采用列图表或者关系图的方式来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3．强调概念之间的组合关系

化学概念的学习并不是单一的．化学世界本身探寻的就是物质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理清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例如，在讲“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时，有的学生就有疑问:化学中只有四种反应，为什么还会有氧化还原反应?教师要告诉学生，氧化还原反应包含的只是四大反应中的一部分，是对化学反应的另外一种分法．在四大化学反应中，置换反应一定是氧化还原反应，复分解反应一定不是氧化还原反应，而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则可能是氧化还原反应，也可能不是氧化还原反应．把四大反应和氧化还原之间的关系这样梳理以后，学生对于此部分概念的理解就会更加印象深刻．又如，关于溶液的概念，有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浓溶液和稀溶液．学生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不饱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这样的一种分法显然是错误的．这就像吃饭一样，吃饱并不代表吃得多，没有吃饱并不代表吃得少，这都是因人而异的．关于浓溶液和稀溶液的概念，也是根据溶液的不同而不同的．当然对于同一种溶液，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不饱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

三、结语

第5篇

校园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校园文化通过不断地整合提炼，已经成为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克莱德•克拉克洪，美国人类学家曾经对文化作出过定义。他指出文化是存在于各种外显的和内蕴的模式当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其中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具体式样，具体样式由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组成的文化基本核心，最重要的是价值。”钦州学院作为广西北部湾沿海唯一一所独立本科院校，置身于广西北部湾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中，对于植根于区域文化之中的校园文化来说应该提炼和汲取区域文化的精华，如典型的海洋文化将为校园文化的发展，对构建校园特色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养料;钦州学院校园文化的建构中始终渗透着区域文化意识，在其建立、发展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地域文化的熏陶跟影响，校园文化在传承和创新区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底蕴。校园文化的形成和构建从区域文化的传统文化成份中不断提取养分，相互间不断地渗透与交流，从而形成大学独特的校园文化。钦州学院应利用自身特有的资源优势，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校园文化品牌，如滨海旅游文化、泥兴陶文化等，为大学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体现独特的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精神文化。

二、区域文化资源构建校园精神文化的现状

大学置身一个地方的区域文化中，必然会受到区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区域文化将会影响整个学校师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学校办学特色的各个方面。因此，校园文化的建设受到了高校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的高校在构建独特校园文化方面进行了不断创新与发展。如西安科技大学坐落在文化古都西安。雁塔校区毗邻大雁塔、唐曲江文化遗址，新校区坐落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具有深厚秦唐文化底蕴的西安市临潼区，位于新开发的以秦唐文化为主打的国家旅游规划区的重要位置，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秦唐文化、在社会实践中感知秦唐文化，形成具有深厚底蕴秦唐文化的校园文化;曲阜师范学院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利用区域文化素材，兴建了孔子文化广场，建立了孔子雕塑及儒家经典石刻等，同时，注重发挥儒学研究的优势，将儒学文化的精华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广泛开设《论语》等传统文化公选课，以传统经典滋养学生的心灵，培养出了优良学风，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引导学生追求真知、不断超越;湖南科技学院以“西山”文化为主线，注重对“西山”文化的培养，坚持用“西山”文化培育学生独特的思想特征和优良的心理特征，铸就了“西山”校园文化特色;广州大学在2007年发表的《广州大学文化宣言》中写到:我们的大学文化应该是区域的，她拥有岭南文化的传统，传承了广府文化的基因;有敢为人先的勇气，改革开放的精神，人文关怀的意识，面向世界的胸襟，豁达包容的气度和求实创新的智慧，发扬光大岭南文化的精髓;上海市金山区的各中小学将本土文化与学校文化相融合，整合金山地区的区域文化资源，开设了民族特色技艺的课程并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现稳定性、整体性的制度，继承金山民族文化技艺，形成一套正常发展学校民族特色技艺教育的制度及管理模式。钦州学院坐落在广西钦州市，作为广西沿海地区唯一的公立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区域文化资源，注重研究的联系，将学校文化与区域文化进行整合，构建出稳定和谐、容易深入师生的心灵的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竞争力，同时可以进一步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钦州市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地理中心位置，地处南海之滨，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是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是广西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枢纽。钦州得名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我国近代史上民族英雄刘永福、冯子材的故乡，是汉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钦州坭兴陶之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重视分析钦州学院所处区域文化的特性，挖掘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并依托区域文化特色构建具有个性化的大学文化成为了钦州学院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

三、钦州学院校园文化建设中体现区域特色的路径

构建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钦州学院应该在挖掘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充分利用区域文化的资源，从特色化发展的角度切入，搭建有效地交流平台，结合学校发展的特点找准两者契合的对接点，使校园文化在继承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校园精神文化。

(一)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建设中

校园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方面，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也是校园文化的最高表现。钦州学院在培育大学精神文化时，深入研究区域文化，大力挖掘区域文化精髓，凝练具有区域文化特色钦州学院新时期的大学精神“海涵春育，鹏举南天”和学校校训“博观内省，达道知行”，并在倡导过程中的对全校老师和学生加以熏陶，并通过历代师生的传承，逐渐形成为师生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钦州学院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秉承“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本着“塑造形象、发展内涵、打造特色、办出质量”的治校理念出发，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校园的规章制度的执行，严格遵循着校训精神。

(二)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物质文化建设中

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要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钦州学院在物质文化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区域文化中的历史资源和人文景观建设，通过历史人物如宁长真、刘永福、冯子材历史遗迹打造环境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营造区域文化氛围，使师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区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感受区域文化的精髓。钦州学院的大门设计————海贝•明珠，体现钦州市正在打造的北部湾滨海城市品牌;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像立在校园的中心位置，他是在校生和其他历届毕业生捐赠下铸成的，这不只是一尊铜像，而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是钦州学院师魂的体现。

(三)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教学科研中

在教学中，通过开设区域文化课程，将以海洋文化、历史文化为主流的钦州文化引进教材、引入课堂，使师生在详实、系统的掌握历史史实、人物故事的过程中将区域文化的精髓入脑、入心，产生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现保存下来的刘永福、冯子材旧居，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冯抗法保国的历史事迹纳入文化素质教育中，在教学中渗透区域文化精神;在科研中，应将对钦州市的钦州坭兴陶(在中国四大名陶之中，别具神韵，独领，堪称我国陶瓷艺术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持续不断的研究，使师生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传承和发扬区域文化。随着“北部湾大讲坛”和“教授博士论坛”开办，学院应校园文化活动引向更高的层次，办成具有学院特色的人文活动品牌，让更多教师在大讲坛中展现他们的特色研究。

(四)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第6篇

关键词：言之有方 中国文化 文论经典 讲演录 教学策略

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赌博，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 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②李建中、吴作奎，《借石攻玉，依经立论――中国古代文论教学方法新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第7篇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教育;语言教学;真实语境;交际实践

论文摘要: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仍存在过于注重语音、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传授，忽略英语文化背景知识传授的现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强。本文拟从语言教学、真实语境、交际实践三方面着手探讨如何对大学生进行英语跨文化教育。

一、引言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仍存在过份强调语音、语汇、语法等基础知识传授，忽略英语语言中体现的西方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文化现象的传授，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不强。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也是为了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三方面着手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

二、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

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是由文化的差异引起的，在教学中，要使学习者关注语言的运用上体现的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之处，把文化差异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社会文化的洞察力和跨文化意识。

(一)词汇的文化差异

1、词汇在中西文化中的字面差异

龙在汉语中为图腾与吉利的象征，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却是罪恶、邪恶的象征。as wise as an owl中作为智慧的象征的owl与汉语中视为坏兆头的猫头鹰。汉语中农民无贬义，而Peasant则是没有教养，社会地位低的人。红在汉语中常与喜庆相关，red则有多样化含义。red letter day 为“喜庆日子或纪念日”，To see red 为“使人生气”，wave a red flag为“做惹别人生气的事”，one’s face glowing with health为“红光满面”。to cast pearls before the swine则为汉语中的“对牛弹琴”。

2、词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联想意义

涉及到历史、传说、文学或宗教中人物或事件的词汇，意义深远，要越过字面意义去了解联想意义。英语中Shylock是《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意为惟利是图、心肠歹毒的小人。童话中灰姑娘Cinderella指贫穷、善良的最终获得幸福的女孩子。willow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奥菲莉、黛丝泰蒙娜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成为悲伤命运的象征，“杨柳”形容离别与女子情感以及妓院等。林黛玉代表指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形象。

(二)语用上的文化差异

语言总是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关注这些差异，有助于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汉语习惯以询问别人到哪里去作为寒喧语，西方则是对于天气的评论和预测。年龄、婚姻、收入等是西方禁忌的话题，属个人隐私，美国人对于称赞语一般坦然接受并回以“Thankyou!”，中国人则谦虚地加以否定。再如对某个场所的表达。美国英语中rest room是剧院、商店等大建筑物中的设有厕所、盥洗设备等，供顾客、雇员等使用的房间，即是浴室、厕所的委婉说法，并非汉语中的“休息室”。

三、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

利用教材、多媒体、原版材料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通过情景化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全方位感受语言，达到语言与文化的整合。

(一)挖掘教材、充分使用多媒体

以教材为核心，将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历史背景和故事传说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其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同时利用多媒体营造视觉、听力的真实语言场景，把教学中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加以形象化、具体化，培养学生主动对英语语言文化进行探询，引导学生关注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表达差异，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二)选择原版材料进行补充

选择适量能反映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的视听材料，了解真实语言环境下英语的运用情况，加深对中西文化内涵的理解，积累相关的材料。如体现了社会理念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介绍当前社会动态和社会问题的报刊，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和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的节目，鼓励学生根据自身英语基础选择部分国外英语电视电台节目观看，英语原版电影更是展现了英语民族如何进行交际的真实情景和鲜活语言，这些材料既煅炼了阅读与听力能力，又是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

四、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品味和体验文化异同，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创造英语交流的机会。如定期开设中西方文化知识讲座，用媒介语或英语向学生全面介绍英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社会风俗等;以某个西方文化元素为主题开展英语沙龙、英语演讲比赛，选择教材中故事性较强、情景性突出的文章进行情景剧表演等等;扩展交际空间，与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进行语言交流，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异;创造机会参与涉外工作的翻译与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第8篇

一、弘扬传统文化乃真语文题中应有之义

专栏配发的四篇文章，虽然有的取国学角度，有的以传统文化立论，但传递的信息都是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他们所谈的国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载体；他们所谈的传统文化，则是蕴含国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四篇文章，对当下方兴未艾的蕴含国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做了较为全面的观照。执笔者均为国内著名高校资深学者，论述各有侧重，既有正本清源的内功，又不乏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篇篇深中肯綮，富有见地，信可借鉴。张辛的《时代需要国学，民族需要国学》，以鲜活翔实的史料、缜密雄辩的思维向我们论证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在当今时代于全人类的重大意义，指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乃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应当说，以孔子智慧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所在，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所在。为此，文章为我们指明了实施传统文化教育的两条路径：读国学经典和德性实践，即通过重新启蒙来传承并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当是一种很有识见的呼吁。如果说张辛是从宏观上呈现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践行方法，那么郭齐勇的《试谈中小学国学教育》则从微观上为我们解答了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实施国学教育的具体策略。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条分缕析，观点明晰，使读者对国学、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我们十分赞同文章的观点：“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小学教育乃至高等学校的通识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这无疑是一种精辟的见解。郭文还以教材为依托论述了我国国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价值观念与人格情操”，“四书”是首选载体。鉴于目前中小学包含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仍处于自发状态，现有教材良莠不齐，郭文还提出了教材选用建议。漆永祥的《中小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几点建议》则进一步指出，百年来的西学东渐使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日趋式微，由此导致的中小学生高智商低情怀现状令人担忧。相较前两篇文章，漆文更具体而微，从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典例中寻求解决当今中小学生“在心理健康、出入孝悌、基本礼仪、生活百科、知书达理、学会感恩等方面”严重“跛足”的对策：客观看待“死记硬背”、咬定一部经典读懂读透、增加日常礼仪与规范教育的内容、重视乡土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培植。国学热持续有年，教育方式五花八门，薰莸同器，一时莫辨真伪。谭汝为和奚咏梅的《中小学国学教育漫议》指出，传统文化教育须注意“去粗取精”，态度须审慎。文章还提出了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具体建议，包括教育应着眼于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培养一批人文学科薪火相传的“读书种子”；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设置相应的课程，如小学可设经典诵读课，中学可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取精用弘、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教育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要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精神家园里慢慢体味、逐渐成长。这些观点，对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需要避免误区

受这些文章的启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母语都是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所谓真语文，一旦离开传统文化这一土壤，就将立即失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疑问，传统文化本来就是语文应有之义。可见，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的语文教育乃是常识。因此，我们赞成“融入”，但应明了“融入”切忌浮躁，“融入”也绝非替代。

1．“融入”切忌浮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始，承载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已引起普遍重视，从民间机构的自发行为到政府的规范引领，从高校为国学“落户”到中小学兴起的经典诵读热潮，从学校国学课程的次第开设到社会上国学培训班的如潮涌现，国学热一时蔚为壮观。在如此热闹的场面中，有的确实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但有的只营造了一种表面的热闹，令我们欣喜的同时未免心怀隐忧。真语文虽然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融入传统文化切忌浮躁。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不能搞运动，一阵风。任何学习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是心血来潮就能奏效，传统文化的学习更是如此。既然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已经唤起国人对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那么，学习、传承和发扬这种宝贵的传统文化，就更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讲求实效。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也不可赶时髦，当点缀。传统文化是真语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在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中，现代传播手段如影视、网络、名家讲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当学校把这些现代传播方式引入课堂后，以画面、音响、服饰、故事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学生所欢迎，但这可能导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视听感官的享受上，大多无法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更何况，如果学生在时髦中跟风学样，传统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沦为文化快餐，异化为一碗碗心灵鸡汤，若如此，承载传统文化的国学也遂成为一种时尚的佩饰，肤浅化、娱乐化、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也必然应运而生，乃至逐渐泛滥。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更不能舍本逐末，功利化。传统文化是国民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将它融入语文教育的目的是引领学生通过学习经典，感受先哲的思想并完成品格塑造和精神构建。在具体操作时，如果指导思想不明，往往就会产生偏差。例如，当有些地方公布高考降低英语分数并调整给语文等科、高考语文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查的改革方案后，在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的同时，不少学生家长纷纷急切地将孩子送往各类国学培训机构学习，为未来的高考预热。这种试图让孩子通过短期突击提高学习成绩的功利化行为，一方面违背了教育的规律而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意义，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2．“融入”绝非替代除非是正式开设的传统文化课，在学校语文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就绝对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语文教育，以致将语文课上成文化课。在语文课中，传统文化的融入和渗透不能喧宾夺主。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理所当然地杜绝忽视语言文字的倾向。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学语文，语言文字最重要，其他相关的一切，包括传统文化，均蕴含其中。在语文课上，传统文化只能在语言文字中融入和渗透，而不能取而代之。即使语文课上教读的是传统文化经典名篇，也不能脱离语言文字，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引导感受和赏析，以致忽视了语言文字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妙用。若有意无意地将语文课文异化成敲门砖，引出传统文化内容就借题发挥，远离语文而过度延伸，海阔天空地大谈文化，语文就会随之失真。这种课由于本末倒置，缺乏对语言文字学习的点化，语文因素难免会被淡化、虚化，最终与真语文失之交臂。在语文中，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和载体，表现为语文的形式；传统文化作为产物和载物，蕴涵为语文的内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像一叶花瓣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因此，要在语文教育中正确地融入传统文化，就必须是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两者兼容，做到“兼之有度、容而无痕”［3］。就量而言要“兼之有度”。尽管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若脱离语言文字过度渲染传统文化内容，就会使语文课发生质的变化，渐渐远离真语文。过犹不及，万勿过度。那么何以为度？切合实际的“三维目标”便是参照系。凡是超越或影响整体目标、喧宾夺主的内容，就应忍痛割爱、断然芟除。就质而言要“容而无痕”。尽管把握了度，但若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机械相叠、生硬割裂，或牵强凑合、貌合神离，也仍是各自为政的两张皮，而不是容而无痕。所谓蕴藉不露、涵泳感悟、渗透熏染、潜移默化，才是容而无痕的真语文教学功夫和育人艺术。

三、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9篇

由于大众文化良莠不齐，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大众文化作为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文教师必须正视它，并努力使其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1、尊重多样文化，回归学生生活大众文化以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等作为媒介，以不可阻挡之势全面渗透校园，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看好莱坞大片、听流行歌曲、追星、玩网游、哈韩哈日，学生和大众文化一起成长，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然而，语文课程对大众文化采取的却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客观上造成了学生生活世界和语文教学的疏离。“目前的语文课程主要基于社会的要求，较少考虑青少年亚文化的心理需要。”（刘淼《当代语文教育学》）在学生看来，语文课本中的选文要么是年代久远的“经典篇目”，要么是与当代生活脱节的“重点篇目”。语文课本只和考试升学有关，对学生失去了吸引力。语文源于生活，关注学生生活、回归学生生活世界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之一，也是语文课程面临的迫切任务。新课标规定：“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文化多样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教科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各种标牌广告等等。”新课标中所说的当代文化、多样文化、优秀文化，既包括主流精英文化，也包括大众文化。要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必须大胆引进大众文化，吸收优秀大众文化的有益营养，使大众文化不仅成为语文课程的文化背景，更成为语文课程不竭的文化资源。

2、拓展语文教学内容，丰富学生想象力、创造力语文教材容量有限，大众文化能极大丰富语文教学的内容，使主流精英文化与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对接，开拓学生的视野。如前些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专题讲座后，社会上掀起新一波“红学热”，以此为契机，语文教师可以开展系列读书评书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热情，引导学生走进经典，体味名著的永恒魅力。大众文化能极大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的侦探小说，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情节的发展扣人心弦，充满了异想天开的想象，虽然主人公都是虚构的，但栩栩如生。动画片，无论是《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还是《宝莲灯》《大闹天宫》，都以奇幻的想象吸引学生。近年来流行的盗墓小说、穿越小说，虽格调不高，但均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3、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大众文化诉诸视听，声像同步、图文并茂。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利用大众文化新颖的内容和活泼的形式，通过学生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活动的参与度，真正做到语文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有利于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如大部分同学对“四大名著”的了解是通过观看电视剧，而不是阅读原著。教师可合理开发利用网络论坛、博客等平台，提供学生讨论、探究的机会，激发学生表达情感、思想，这样能更有效地倒逼他们去阅读原著。网络化背景下，社会交往开放化、审美趣味多元化、成长道路个性化。大众文化作为流行现象，以某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具有消解神圣、解放思想、提倡个性的作用，为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开拓了思路，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解放。现在的学生个性意识强，敢说敢做，有怀疑批判精神、充满自信。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广泛，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科技财经新闻、娱乐动态等，常先于老师知道、先于老师思考，对社会，他们不乏一定的洞察力和真知灼见。

二、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对接

大众文化，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望而却步，也不能不加选择欣欣然全盘接受。语文教师应认真筛选、过滤，选择优秀的大众文化、正确引导学生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1、教师与大众文化对接调查显示，在高中以上学生中手机渐趋普及，电脑也越来越多，学生可以随时上网获得越来越多的资讯。他们喜欢时尚明星，脱口而出的是网络新词，看的是网络小说；他们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对新事物极其敏感。然而，由于语文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没时间学习充电，常常想和学生交流却跟不上节拍，师生间心理距离无形中被拉大。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必须转变观念，主动接触大众文化，拓宽自身文化知识面。教师应反过来向学生学习，课余能和学生一起聊聊流行音乐、谈谈网络文化，能增进师生间的感情。教师接地气，在学生面前展现博识的一面，有利于语文教学的开展。语文教师要具有大众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能力。大众文化中，有许多雅俗共赏、内涵深刻的优秀文本值得开发。开发大众文化时，要注意与主流精英文化相结合，应及时引进大众文化的新鲜血液与语文教育融合。当然，大众文化中有精品，也有糟粕，语文课程引入大众文化，教师一定要认真筛选、正确引导，否则，只会给语文教学带来负面影响。

2、文本与大众文化对接长久以来，入选语文教材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经典文本，很大程度上与媚俗的大众文化格格不入。以经典文本作为教材的主体无可厚非，但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有必要以开放的姿态合理引进优秀的大众文化。在新课标背景下，一些语文教材已经开始尝试。如金庸的《天龙八步》、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弯弯的月亮》《长江之歌》等歌曲入选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诗歌单元；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上海中学生歌曲和中学生德育教材；航天员杨利伟香港行被编入香港中小学教材……这些大众文化中的精华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名人效应下，更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的学习动力。一些经典由于年代久远，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学生在阅读时会产生隔膜，在传承其文化精髓的同时，教师应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引入当代大众文化对它们的通俗化解读，让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对接、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如阅读《三国演义》选文时，可引入易中天的《品三国》、袁腾飞的《汉末三国》；阅读《论语》选篇时，可引入于丹的《论语心得》；阅读《水浒传》选段时，可引入周思源等人在“百家讲坛”的读解。有些流行歌曲是根据古典诗词意境改编的，教师可创设情境，挖掘其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古典诗词。如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引了唐代张继《枫桥夜泊》“江枫渔火”的意象；徐小凤的《别亦难》改编自唐代李商隐的《无题》。通过歌词与诗词意境的比较，可更好地引领学生理解古典诗词的文化内涵。

第10篇

1.1研究区域

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产地。茉莉花[Jasminumsambac(Linn.)Aiton.]原产于印度、波斯湾一带，属木樨科，茉莉属，常绿灌木，为热带、亚热带长日照偏阳性植物，适于在光照充足且年均温20—40℃，土壤持水量60%—80%的环境下生长。茉莉花在西汉时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初就在福州落地生根，这与福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关系密切。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地理位置介于25º15''''N—26º29''''N，118º08''''E—120º31''''E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闽江横贯其中，下游为福州盆地，北部和东部为山地和丘陵，南部为平原。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年均温在16—20℃之间，7月平均气温28.6℃，1月平均气温10.5℃，年均日照时数1700—1980h，全年无霜期长达326d。年均降水量达900—2100mm，平均湿度77%。福州在光、热、水、土资源等方面与其他茉莉花种植区相比优势明显，为茉莉花的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境内的晋安区、仓山区、闽侯县、连江县、长乐市和永泰县等6个县（市、区），总面积3291km2，其中茉莉花主要生长在闽江沿岸的冲积平原和沙洲上，茶树则主要分布在鼓山等山区。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设计与调查本研究中问卷调查主要包括福州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等内容。按照调查对象的性质把福州居民分为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不同事物的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采用从1（表示“强烈反对”）到5（表示“完全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参考Proshansky[4]对地方认同所下定义，结合本调查问卷的具体研究内容，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地方认同理论的应用及研究范围，将地方认同划分不同认同维度：历史认同（historicalidentity）、现实认同（practicalidentity）、情感认同（emotionalidentity）和行为认同（behavioralidentity）。调查小组于2013年5月在福州市仓山区的万达广场、台江区的闽江公园以及晋安区的鼓山3个地点随机对福州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并当面回收有效问卷342份。受访居民基本情况参见表1。受访居民中，福州市民（46.78%）和外来居民（53.22%）所占比例较为接近，男女性别比例相当（51.46%和48.54%）。受访者中以18—60岁年龄段为主（占比92.68%），所从事职业以工人（23.39%）、学生（15.20%）及企事业职工（24.56%）为主，年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0.17%、22.22%和27.19%，受访者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54.67%受访者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借助Excel进行数据汇总并利用SPSS17.0对汇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2问卷信度与效度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各维度与测量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0.30—0.80之间，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0.10—0.60之间[18]。据此，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利用SPSS17.0中scale模块提供的信度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及因子分析功能对量表进行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地方认同维度量表的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数为0.664，KMO统计量为0.65，球形Bartlett检验发现变量间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可以对量表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总体特征分析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对问卷结果进行测量时，通常情况下得分均值在1—2.4之间表示不同意，2.5—3.4之间为一般，3.5—5之间为同意。由表2可知，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不同认同维度的总体得分介于2.80—3.90之间。其中，福州居民在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及情感认同3个维度上的总体得分分别为2.85、2.80和3.25，认可程度一般。行为认同维度上的得分达到3.90，表明福州居民在保护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对福州居民中的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分别进行研究发现，福州市民在各地方认同维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除在行为认同维度上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得分均值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P>0.05），在其他认同维度中两者得分均达到显著差异（P<0.05）。

2.2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差异特征分析以地方认同均值及不同地方认同维度均值为变量，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其4个认同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年均收入、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以研究这些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为尽可能地降低某些分组因样本量过少而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现将职业组别中“科研人员”样本以及年均收入组别中“5,001—10,000元”样本予以忽略，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表3）。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极显著（P<0.01），随着年龄的增加，地方认同亦增加，但不同年龄段居民之间的地方认同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认同维度（P=0.042）、现实认同维度（P=0.009）及情感认同维度（P=0.004）上，而在行为认同维度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60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显著（P<0.05），随年均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维度（P=0.005）和行为认同维度（P=0.002）上，而在历史认同维度（P=0.164）和现实认同维度（P=0.224）上差异不显著。年均收入在“30,00150,000元”的居民在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上均高于其他收入居民；居民居住时间的长短对其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居民地方认同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居住时间愈长，地方认同程度愈高。具体而言，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地方认同的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1）差异极显著（P<0.01），在情感认同维度（P=0.02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412）上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维度和行为认同维度分别在0.05、0.01和0.01水平上差异显著，其中“大学”和“硕士及以上”受访者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和行为认同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受访者，说明居民地方认同程度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关系密切，受教育水平愈高，地方认同程度也愈高；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的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具体分析发现，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在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0）上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在情感认同维度（P=0.01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087）上差异不显著。福州市民地方认同高于外来居民，表明人口的空间迁移和依存地变化可能对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2.3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分析为研究不同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借助SPSS17.0相关分析功能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对受访者的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以及文化程度与其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进行相关分析（表4），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居民地方认同之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年龄和年均收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地方认同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受访居民的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历史认同同样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表明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愈长，受教育水平愈高，受访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程度愈高。福州居民现实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年龄和居住时间的影响，与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P>0.05）。居民的情感认同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年均收入和居住时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福州居民的行为认同与其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更多受到居民文化程度的影响。综上所述，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各认同维度主要受到居民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居住时间愈长，文化程度愈高，居民对地方事物的了解程度愈高，更有利于提高对当地的认同程度。

3结论与讨论

3.1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为探究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规律，按照受访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其与地方认同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大小，将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保护划分为由低到高的3个层次：人口特征、认知态度和保护态度，其中，依据地方认同各维度涉及的具体调查内容，以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和情感认同3个维度指示居民的认知态度，以行为认同指代居民对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据此，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图1）。在地方认同与受访者行为表现的关系研究中，Williams等[20]研究发现当人们对一个特定地方产生地方认同时就会表现出对该地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本研究中，福州居民的认知态度受居民人口特征（年均收入、文化程度等）的影响，而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的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不强。依据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在如何有效保护的问题上，应采取积极举措转变居民的认知态度，如政府及相关部门可经常性地组织或举办弘扬茉莉花文化的大型民间文艺活动以吸引市民参与其中，增强居民对茉莉花及茶文化的了解；茉莉花在福州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并因此而成为福州市花，占据“天时”与“地利”而独具特色，政府部门应利用大众传媒及移动互联网多渠道对茉莉花与茶文化进行积极宣传，增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对该文化遗产的情感认同；可针对居民开展茉莉花茶保健功效的讲座或论坛，拓宽居民对茉莉花茶用途及功效的理解，进而影响其消费倾向。通过增强居民的认知程度最终影响其行为选择，以实现对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3.2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研究方法及内容对比为丰富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相关研究方法，以更好地促进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笔者参考相关文献将国内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内容加以分类整理（表5）。由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上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概括来讲，在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运用的主要方法有问卷调查及访谈法、结构方程模型及评价模型、生态足迹方法等。研究内容主要有旅游开发与农业文化遗产地资源/居民态度之间的关系、遗产地资源多功能性价值评价、生态足迹及生态补偿等。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及技术成果，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取长补短，从而促进遗产地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第11篇

论文摘要：翻译的“文化转向”被认为是翻译研究的主流。本文提出，语言、文化与翻译关系密切，翻译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翻译应基于语言转换，借助文化关联的认知语境，从语境干涉的语言层、认知层、交际层、语用层等多维层面获得最佳的关联才能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1. 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 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 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Gutt， 1991：47；赵彦春，2005：114）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 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朱自清《哀互生》）

译文：In March I heard from Mr. Liu Xunyu that Husheng was sick and hopelessly sick at that. The doctor sai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but to 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

译文：What I mean by love is not 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 but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 love between distant 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 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 is a 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 “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 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Gutt， 2004：120；赵彦春，2005：114）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三白《浮生六劫》）

译文：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 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 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林语堂）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 ：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译文2：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ine Hsin-mei had consumed earlier was burning inside and make him sick with 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 vinegar”，则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联到平衡双语的文化，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照搬源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3. 结语

语言的翻译实质上为文化的翻译，文化关联的翻译视角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在注重翻译本质——语言转换的基础上，探讨翻译认知过程与意义转换所涉及的接受美学、审美心理、文化生态、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我们探索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文化在翻译中的转译，目的是让我们清楚理解语言所具有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语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等。为了更好平衡双语的文化，我们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发挥能动性，在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中取得平衡，避免文化翻译走向极端，综合分析语境、交际者智力、认知等制约和影响文化翻译等因素，通过多维的关联，寻求最佳的语境效果和认知效果，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传递源语的文化。这为语用文化的翻译提供新的研究和解决的方法。

参考文献

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47.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LTRP， 2000: 63.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意识 文化与思维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意指运气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没有13号，楼房没有l3层等等。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谈到中国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初会里，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骧虎步，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龙的文化”的美誉。但在西方人看来，“龙”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种体型庞大，长有双翼，顶有花纹，脚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龙”翻译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见了不仅觉得奇怪，而且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dragon的。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译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维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之间的翻译时，要越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的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擅长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西方人却长于逻辑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部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强调整体上的辨证施治，而西医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贾玉新，1997：98—100)。

第一，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不是依赖连接词。

英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这些功能词和短语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让步、条件、转折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个分句层次分明，从句必须由主从连词来引导。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标点符号来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气凉爽，我们决定出去散步。 转贴于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竞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的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英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没有带雨伞，都很关着急，真不知该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们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没有一个词是可以做主语，但在这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以及特定的环境，在译成英语的时候，分别添加了it和we作为不同分句的主语，这样就使当事者的心态与当时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语以后，就符合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一个主语的要求，也，就符合欧美文化中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分离的思维模式。整个译语显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4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词，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应的，但它们的内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临高山，东面却是海洋，在中国人意识中，“东风”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英国，“东风”却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在英国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标志。而“西风”却从大西洋吹来，和中国的“东风”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因此，英国人更爱“西风”。英国着名诗人雪莱的那首广为流传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达了西风的美好含义：“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作注释，中国的读者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造成误解。

再比如，老鼠在汉语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硕鼠”之喻人尽皆知，更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说”。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却有许多可爱的老鼠形象，例如《猫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灵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们的喜爱。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语中“胆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达法则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认为兔子胆小)。(李小园，2008)。

2．5风俗习惯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习俗则是具有相应民族的特色。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你去哪儿?”、“做什么呢?”或“吃饭了吗?”等等。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类问题很敏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纯属私事，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西方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英语中的习惯用语，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在称谓方面，不同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指称和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如决定的。由于中国注重家族观念，体统的家庭很大，所以称比较发达以区分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像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注重所谓的核心家庭，所以家庭成员较少，称谓词汇也就不够发达。英语中的sister和brother可以分别用来表示姐姐和妹妹以及哥哥和弟弟。所以很多中国人对这种称谓感到很不理解。在很多情况下，翻译这种文字的时候就需要加注以免引起误解。还有表示堂表亲属关系的词语中英文也是不一样的，都要求我们在时行中外交际时要小心从事，从而使交际得以顺延进行。(包惠南，2003：103—105)。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异化 归化　文化特色的保存与文化传播

目前，翻译研究已经从初步的等值翻译阶段进入到综合研究阶段。翻译不仅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而且起着社会交流的作用。语言的交换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翻泽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了研究社会、文化等与翻译的关系，翻译理论电随之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从而，翻译也被视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由语言行为逐渐转换成文化行为。ChristianNord甚至用InterculturalConununica—tion(跨文化交际)来替代“翻译”一词。我国学者王佐良也指出“他(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而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因此，归化和异化作为处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两大原则，也就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红楼梦》的两位译者，杨宪益与霍克斯，在其翻译中分别以异化和归化为主要翻译策略。本文从杨宪益先生以异化为主的《红楼梦》译文赏析中初步探讨文化特色的保存与文化的传播。

一、归化与异化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xenceVenuti)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译为“Truly，storln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might．”。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proposes，God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God)”

二、《红楼梦》中异化翻译与文化信息传播

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具体语言文化所特有的、由于承载了其他语言文化没有的信息而极易造成理解障碍的成分。对于汉译英而言，由于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漫长积淀，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在文化交流中给翻译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如何在保留或尽量保留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较好地把汉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特色表达出来，使目的语读者不但能理解作品的原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到汉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红楼梦》(以下简称《红》)是一部蕴藏着极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自问世以来曾有不少人尝试着对它进行翻译。迄今被译界广泛推崇的有两个译本：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ADreamofRedMansions，另一个则为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Minford)译的TheSto．ryoftheStone。杨宪益在《红》的翻译过程中，以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为目的，以忠实为原则，异化为主要手段，其译文更接近原文，使译文读者得到了更多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的机会。

Nida曾将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归为五类，New．mark据此调整为如下五类：(1)生态文化；(2)物质文化；(3)社会文化；(4)宗教文化；(5)语言文化。本文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所译的英译本《红》为主，依纽马克前四种划分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的翻译进行分析，试论对汉语文学作品英译时如何以异化的翻译方法对文化背景及文化知识进行保留并向译文读者传播。

1．生态文化。

在第35回中：“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一句，杨是这样处理的：“Youratirnkthing!LikeadogthatbitLuTung——pin—-youbitethehand thatfeedsyou．”恐怕很少有西方读者知道吕洞宾是谁。这里，如果只译为“LikeadogthatbitLuTung—pin”，可能会让译文读者如坠云雾之中，但有了后半句“youbitethehandthatfeedsyou”，含义就清楚多了。读者除了能读懂这句话，还能猜到“LikeadogthatbiteLuTung—pin”是中国的一句习语。在这里杨的译法可以帮助读者对某些隐含意义进行理解，并从一定程度上让译文读者感受到原文的风格和韵味。

2．物质文化。

《红》第41回中，妙玉与宝钗、黛玉、宝玉、品‘体已茶”时，黛玉问，“这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涓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杨译：“Isthismadewith lastyear，srainwatertoo?”askedTai—yu．Miao—yusmileddisdainfully．“Canyourealybe SOvulgarasnoteven to tel thedifference?Thisissnow Igatheredfrom plum blossom fiveyearsagowhilestayingin CurlyFragrna ceNunneryon MountHsu—anmu．1managed to±ilJthatW holedarkblueporcelainpot．butitseemedtoo precioustouseSOI，vekeptitbur-ied in theearth alltheseyears．notopeningittillthissummer．Today isonly the second time I"re used it．Surelyyou can taste the difference?How could lastyearSrainwaterbeaslightandpureasthis?”茶作为一种饮料，水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水是茶色、香、味的载体。选择佳水烹茶待客十分讲究亦十分富有情趣。

“旧年的雨水”是烹茶的上乘用水，用来招待贵客。然而，用陈年收藏的梅花雪水烹茶比旧年涓的雨水更胜一筹。其中的学问是，水的轻重决定水质。所谓“水轻”是指水中杂质和可溶性物质较少。清乾隆皇帝提出这个标准后命人量得北京京西玉泉山之水为泉水中最轻者，遂定玉泉为第一，作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又量雪水较玉泉水轻三厘，因此雪水的水质最好。妙玉烹茶用水是从梅花上收集的雪水并埋在地下陈藏五年，那更是美妙无比。译文一用“lightandpure”表达原文中梅花雪水“轻浮”的含义，切中了要害。中国是茶的故乡，从古到今，茶是中国人最喜欢喝的饮料。

饮茶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物质生活，而且是一种精神享受。这段译文使读者深切体会到饮茶不仅是中国人的生活情趣的体现，更是我们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感受到中国丰富多彩的茶俗文化。

3．社会文化。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杨是这样处理的：“Cantthis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yr flowesr likeTiayu?”Hewondered insomeamusement，“Ifos，shegTungshih imitating HsiShih(HsiShih was a fam ousbeautyintheancientkingdom ofYieh，Tungshih"wasanuglygirlwho，triedtoimitateherway)，whichisntorigi-nalbutrathertiresome．”对西方读者来说，无论“东施”、“西施”都是陌生的人物。译者以异化为原则，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既保留了民族文化特色，又使读者对“东施效颦”这一典故有一个形象的了解(即：模仿他人却不得当)，从而达到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

4．宗教文化。

在第七十二回一段“天地之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阴”、“阳”二字为中国宗教文化所特有的内容，然而，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译者如何处理这一现象呢?请看杨的译文：Allhtingsbetweenheavenandearth areborn from thedualpirncipleYin and Yang．So whethergoodorbad，weirdorwondeful，eveuthingthatcomesin to being dependson the favorableorunfavor—ableinlfuenceofthesetwoforces．为了保持语言原有的文化内涵，这里部分地采用音译的手法，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说法即所谓的“YinandYang”。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即可进一步对汉语言文化中阴阳二气的理论追根溯源，并能深切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再如《红》第六回中，刘姥姥对她的女婿说：“靠菩萨的保佑……”。在这句话里，“菩萨”这个词是英语中没有的，而上帝是主宰人们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神，因此在霍克斯的译文中(以下简称霍译)，这句话被译为“Wemustleaveittothegoodlordtodecide．”在杨的译文中，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们将此句译为“TrusttheBuddha”。作为一个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译者，霍克斯把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融合了起来，使得译文更能够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杨译本则更好地传播了中国文化。

5．语言文化。

第14篇

特级教师钱梦龙曾说，目前初中文言文课堂教学最大的弊端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没有很好地培养学生解读文言文的能力，我们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在文言文的解读中巧妙练笔。的确，解读文言文的根本就在于他们深邃、厚重的语言洞察力与穿透感，在解读文言文中巧妙练笔是解决作文教学中学生语言能力较差这一最大难题的有效方法。譬如，在教学《记承天寺夜游》一文时，这篇文章传送千古的传神之笔无疑是那句写月的名句“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这句话无一字写月，却处处透露着月光的皎洁，它把月光比作清澈透明的积水，把竹柏的倒影比作水中纵横交错的水藻、荇菜，如果你某一日心情如苏轼那夜般郁闷，你一定会感受到这写景名句的精妙，妙在将你的心境传达得淋漓尽致，却又说不出它是如何的好。

看到学生们也由衷地钦佩苏轼的文思、文笔，笔者灵机一动，组织学生回想自己某个触动于月色的瞬间，记叙一下那日的事件、时间、地点、朋友，用比喻的手法来描摹一下月光。很快地，一名成绩普通的女生写出了自己平日里透过宿舍窗户瞭望月光的感受，说月亮像一个三棱镜，即使自己很普通，也要折射出温馨、明亮的月光。读写结合，多数教师多应用在现代文的阅读课堂上，有了这一节课的尝试，笔者想告诉大家，在文言文解读中巧妙练笔无疑是教法改革的一方沃土。

二、激活一种态度，在文言文教学中升华情感

文化是民族之根，立国之本，文言文自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目前，经典诵读、国学讲座等活动方兴未艾、生机勃勃，是因为有识之士依然认识到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我们必须坚守文言文这块文化阵地，为祖国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苏教版教材选编的文言文，篇篇都渗透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我们要引导学生深入体会，从中激活良好的学习态度，升华民族情感。譬如，八年级下册《送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笔者组织学生针对“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一句中的教师态度展开讨论，有学生说良好的教育应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老师如此地高高在上是不对的;也有的学生说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程门立雪的故事与本文的故事情节都折射了这样的传统文化。

第15篇

一般来说，汉字是两种文字的混合应用。在日语的文字中，其假名主要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其中平假名主要是从汉字的楷书中发展而来的，而平假名则是日本日常书写或者出版物中应用到的，片假名则主要是对一些外来词或者是象声词的标注。从日本的出版物或者是相关书籍中，汉字在其内容中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根据日本的某官方杂志中说明汉字对于日语文字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在日语语言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管是在日常还是在其他方面的应用，汉字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小学阶段的教育中，学生也需要对基本的汉字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需要掌握基本的汉字书写技巧将其应用在日常生活中。随着日语语言文化的不断发展，汉字在日语中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在日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汉语是重要的基础。通过对日本一些文献的研究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文字基本都是运用汉字进行记录，发展至今汉字的使用仍旧没有消失。同时这些保存的文献有着非常高的研究意义，可以说汉语的缺失将会对日语的语言文化造成严重的影响。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我国汉语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本同样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儒家思想的应用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汉字已然成为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文字的书写方面，汉语的影响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日语中的平假名是在草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片假名则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字，因而日语对书写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现阶段，日语中的文字书写主要是从汉语中的行书、草书、楷书等三种书写方式延伸而来，同时在日语的书写中也有简体和繁体的区别。日本对于小学阶段的文字要求是非常高的，甚至有的小学开设了书法的课程，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就规范其汉字的书写。随着汉语的语言文化和日语的语言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的优良文化在日语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扬，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文化的重要性。

二、汉语中文字所表达的含义使得日语语言文化更加具体

不同国家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在语言含义上也有着特殊的理解方式，其中习语的理解是非常精妙的。一般来说，习语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表达方式，这也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语言特色的展现。习语一般是由成语、俚语、歇后语和俗语组成，这些语言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有着其隐含的意义。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这些语言大多非常优美，虽然简单但也潜藏着深刻的含义，对于人们的沟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习语是非常多的，也是国外一些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很多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就表示中国的习语既是学习的难点，同时也是文化的融合。在日语中也存在着很多习语，这些习语的表达和中国的习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例如我们常说的吃一堑长一智，在日语中所表达的含义基本是一样的。学习过汉语的人都知道其表达方式非常特别，不能只了解语句的表面意思，往往语句中的深层含义才是其要真正表达的意思，这就需要去研究和揣摩。在汉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汉语的语言文化也逐渐丰富起来，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体系。日语本身就跟汉语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因而在文字的表达含义上也是极为相似的，日语中很多语句的表达方式都有着汉语的特点，在表达形式和含义都有着共同之处，日语中很多语句的表达都非常简单，但是其真正的含义还需要人们仔细的分析，从而理解说话者真正要表达的情感。特别是一些反问句疑问句的表达，这其中往往掺杂着一个国家的文化。

三、汉语中的书写格式促进了日语语言文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汉语中文字的书写格式有着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在书信中都有着具体的规定。而在日语中其书写格式也受到了汉语的深刻影响。通常汉语的书信来往会在开头运用尊称、敬称或者是礼貌用语等，从而来表达自己真诚的问候和感情，这已经成为书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在日语的语言文化中，这种形式也是存在的，在书信的开头添加礼貌用语已经成为书信往来的习惯，也成为书信中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信电的表达同样有着其具体的形式，在互联网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时，信电是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通过对日语中信电的表达来看，也跟汉语的表达有着相同点，比如在信电的封面，地区的邮编、地质等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由此可见汉语对日语语言文化的书写格式有着极其深入的影响。虽然现阶段书信和信电已经逐渐被网络取代，但是汉语在其中的影响仍旧存在，这种书写方式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在书信和信电中，已经深入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汉语对于日语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也是日本一些学者和专家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影响也便于我国的文化研究者来了解我国历史文化的传播。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