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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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研究课题研究特点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结果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18046.9%

大陆9825.5%

非大陆8221.4%

非华人学者13635.4%

混合359.1%

匿名338.6%

总计384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总计

新闻41(58%)24(34%)6(8%)71

广播电视24(49%)23(47%)2(4%)49

电影16(39%)22(54%)3(7%)41

广告15(37.5%)15(37.5%)10(25%)40

电讯22(63%)(28.5%)3(8.5%)35

媒体14(56%)8(32%)3(12%)25

新技术与媒体8(61.5%)4(30,8%)1(7.7%)13

信息审查2(16.7%)10(83.3%)012

新闻与传播教育9(75%)2(16.7%)1(8.3)12

政治传播4105

媒体与青年2035

公关2111

媒体道德与法律0112

传播历史1001

媒体政策0101

传播理论1001

其他1914134

总计18013635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研究课题8788899091929394959697Total%

新闻2581112310125617519.5

广播电视3442646871205614.5

电讯2112315203724712.2

广告0311432891034411.4

电影151196565404311.1

媒体01304276530318.1

信息审查00201411222153.9

新技术与媒体00000213431143.6

新闻与传播教育111021020109

政治传播001111110107

媒体与青年000022000107

公关001001000103

传播理论000001000001

传播历史001000000001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00101

媒体政策000001000001

其他01136161004031

总计92125215032447740569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page_break]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研究课题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新闻季刊

新闻15040123

广播电视3020310

广告32120100

电影0000100

电讯0004000

媒体研究2001020

新技术与媒体0002000

信息审查0000000

新闻与传播教育1000000

政治传播3000000

媒体与青年0020000

公关0200000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

传播历史0000000

媒体政策1000000

传播理论0000000

其他3322010

总计3026129663

三、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re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SimranKaur,“BibiographicSeries.”In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er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of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第2篇

广播出现以后，电台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戏曲作为最受欢迎的传统娱乐方式自然成为每个广播电台不可或缺的节目。由于广播的娱乐节目种类繁多，在众多的竞争中，戏曲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都更加成熟，以不断改良、创新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无形之中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广播的出现对戏曲演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他们演唱的戏曲在各大广播电台播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逐渐脱离在社会下层表演曲艺来维持生活的命运。广播的产生给传统的戏曲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广播出现之前，人们的娱乐方式只有固定的几种形式，而到戏院看戏是最受百姓欢迎的，随着无线电的迅猛发展，收音机的普及，悄悄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多种多样的娱乐节目，这使得很多拥有收音机的观众不再去拥挤的公共场所观看传统的戏剧表演，这大大降低了戏院的上座率。无线电的产生虽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传统戏剧的革新，扩大戏剧的影响范围，但无形中成为了传统戏剧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广播对唱片的影响

最初唱片仅仅是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的，留声机和唱片都是上流社会的娱乐品，所以唱片作为一种小众的娱乐工具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小。无线电传入中国不久，上海就出现了许多民营电台，民营电台的设施不完善、资金不充裕，仅靠一些广告费来支撑电台的运营。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承担不起经常请一些名人、演唱家、乐团等来电台做现场演出，这时唱片就成为这些民营电台的首选。20世纪30年代中期，百代公司制作一张唱片的成本只需1角六七分，批发价为2元2角。这样低廉的价格，购买一次后还可反复使用，所以播放唱片就成为了各广播电台音乐节目的重要素材。但电台的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唱片公司的唱片销量。1935年6月末，英商电器音乐实业有限公司致函上海交通部国际电信局，以欧美各国颁布的有关唱片的法规为由，要求自1935年8月1日起，各电台播送该公司唱片须得该公司允可，及预付每月洋一百五十元，并另提出六项规定。直至1935年12月21日《申报》刊载司法院对此事的决议：留声机唱片，并非出版品，亦非著作物，并无专有公开演奏之权。购买人本其所有权作用，无论如何使用，应任凭自由，出售人、制造人、发行人均不得干涉。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足以看到唱片已经不再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它已经成为各大广播电台不可缺少的一档节目。

三、结语

第3篇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所属范畴来说,国家权力位于自上而下贯彻执行的上层建筑层面,社会权利位于平等而广泛的社会主体层面。从内涵和特征来说,国家权力是法律明确授予的管理力量,具有非执行不可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而社会权利则不一定非得法律明确授予,只要法律不明确禁止,其作为与不作为都可视为公民享有的权利,内容通常是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民利,是公民各种正当利益、需求和兴趣的法律保障。从主体来说,国家权力的主体主要指国家各级经济、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社会权利的主体则是基层的、平等享有各项民利的全体公民。

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计划经济时代乃至其后的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媒介的舆论传播始终贯穿着国家权力(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集中体现为由媒介向公众自上而下大力宣传国家意志,强化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的权威性、指导性。媒介舆论传播的功利倾向主要适于国家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需要,媒介主要是从政治权力的利益出发确定舆论传播的内容和角度,公众一般的、正当的社会权利诉求则被媒介忽略甚至排斥。如果在公众权利方面有所涉及,那也是站在自上而下的权力管理角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经典角度,它充分体现了媒介舆论的指导性。

20世纪90年代,舆论传播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开始向各个领域不断分化,国家和社会开始分离,市民社会兴起,社会意识日益活跃。进一步而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群体”,其所思、所需、所言,逐渐登上“民意”的殿堂。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舆论传播视角产生了积极的变化:既继承国家权力诉求的传统视角,又开拓公众权利诉求的新视角,注重从维护社会公众的民利层面来进行舆论传播,媒介舆论传播开始拓展为对社会权利意见的有机表达。CCTV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栏目的宣传语“新闻因人而生动”,就是这一角度的具体写照。

这时,媒介往往从公众正当的利益、兴趣、需求和心态等角度来发现舆论线索,确立舆论选题,匡正舆论向度。近期,媒介在对一系列事件和事务的报道上,其舆论传播效果非常显著。无论是对突发性的灾难事件、重大的喜庆事件,还是对一般性的公共事务,都表现出以上视角变化的共同特点。

这一视角的变化,具有积极的民意表达意义:由于公众的社会权利被尊重和表达,媒介的舆论传播不仅满足了公共权力的“工具性需要”,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表意性需要”,即大量贴近公众利益、兴趣、目的的舆论内容进入媒介,从而满足了各阶层社会成员在利益、情感、兴趣等方面的自我表现和相互支持的需要。于是,媒介舆论传播的利益主体更加宽泛,媒介舆论与其利益主体——社会公众的有机联系进一步加强,媒介舆论的民主程度得到提高。由此,媒介的舆论传播结构也随之产生相应变化,由单一的国家权力诉求转变为国家权力诉求和公众社会权利诉求同生共长的局面。

这种社会化的视角在舆论传播中遵循的是有益和无害的双重尺度,比起单一的、具有刚性特征的国家权力视角,它具有更大的舆论容量和弹性特征,因而能更好地疏通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舆论,疏缓国家意识形态推行过程中的舆论压力。因此,只要运用得当,这一崭新视角并不妨碍形成共同利益和态度基础上的单一的舆论,这种单一的舆论是事件在人们的头脑中引起的一种自发的、共同的反响,是媒介完成“喉舌”使命、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途径。

2.专业性:由单一的上层建筑领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各个专业领域。这是指媒介舆论传播在视野、内容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媒介开始克服单向度性,在新闻报道与舆论传播中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政治、文化、思想和道德等上层建筑领域,而是逐渐拓展到以经济领域为代表的、社会结构的各个专业领域,呈现出不断增强的专业性。

首先,经济舆论突起。近年来,媒介日益增多的经济报道、经济专版(栏)、经济观察、财经评论等传播内容和形式便是其表征。

另外,一批专门性的体育类媒体、IT类媒体、教育类媒体、法制类媒体等也不断产生,它们除了进行体育、IT、教育、法制等方面的资讯传播外,同时也进行相应领域的专业性舆论传播。这样,除了党报外,舆论传播又多了一片天地,即各类专业性媒体各自承载起相应专业领域的舆论传播,如法制报的增长,必定伴随着法制舆论的增长,教育电视频道的出现,使教育方面的舆论传播开始专门化,IT杂志的出现,使IT产业的舆论传播此起彼伏……这说明,媒介的舆论传播开始尊重各个领域的舆论特点和规律,自觉建起立体化的舆论传播构架。

这一变化有其内在力量,它是由深层的社会结构发展变化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一种扁平化的状况,而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一社会变化与媒介的舆论传播活动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知道,社会舆论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反映方式,在任何历史时期,媒介的舆论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总是相对接的,而且后者是前者的素材和源泉。因此,社会舆论具有历史性,它是社会生活的意识系统和观念形态。而媒介舆论,则是媒介从业人员通过新闻媒体这一介质对社会舆论自觉而集中的反映,从表层来看,媒介舆论传播的视域取决于传播主体——媒介从业人员对社会舆论的主观认知和具体把握。而从深层来看,它取决于深层的社会结构发展状况。媒介舆论与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主流生活具有同构性,它是社会主流生活的观念形态。它的内容既可以取之于社会舆论,又可以直接取之于社会生活,从社会生活中提炼,但归根结底,它终究是社会生活结构的反映。媒介的社会舆论机关角色的实现,首先就在于其舆论传播视域对于社会生活结构的与时俱进。

所以,在社会深层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媒介要真正成为时代的舆论机关,为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及时提供当下的舆论信息和舆论信号,在舆论传播上就必须突破过去那种单一化、扁平化的状态,从多领域、多角度、多层面来构建媒介舆论的框架,构建起一种与社会生活同声同息、与社会成员的舆论预期相适应的立体化舆论视野。

于是,当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生活主流呈现出一种“经济化”的趋势,媒介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舆论传播视野调转过来,自觉地担负起反映这一变化的舆论使命。于是,当代媒介开始考察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反映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声息,自觉地、直接地将舆论传播领域由过去单一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经济基础领域。尤其是当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加强,社会的“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种种市场信息和舆论因子不断增长,滴水成河,这些市场信息和相关舆论因子不断汇聚,直至成为一股强大的市场舆论的河流,汇入社会舆论的大海中,使社会舆论的特质和形态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市场舆论成为社会舆论中一种重要的构成要素,并且成为新时期社会舆论新的增长点。对此,媒介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开始进入以市场舆论为代表的经济舆论领域,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从市场生产、市场交换到市场消费,无不加以关注,以全新的视野,实现与社会生活的对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诸如资本、信贷、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资源中介服务等要素市场开放后,有关的市场舆论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框架下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加强,我国媒介舆论传播的这种专业性特征将进一步深化。

3.个性化:从“千人一面”走向个性彰显。“千人一面少特色,上传下达少新闻,舆论一律少监督,高调自赏少知音”,这句话形象概括了在过去单一视角、单一领域的情况下,我国媒介在新闻传播和舆论传播过程中毫无个性和特色可言的面貌特征。当今,这种情况大为改观,媒介的舆论传播因媒介的市场定位不同而呈现出相应的个性化特点,而不再是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具体来说,媒介的舆论传播随着媒介定位的细分化而具有相应的个性化特征,其具体视角、领域、对象和风格各有不同,丰富多彩。这是当代媒介舆论传播又一发展态势。

媒介定位的细分化也叫分众化策略,是媒介产品顺应受众市场分流的结果。它借鉴现代企业的STP营销,以受众媒介需求差异为变量对市场进行细分,再分而治之。分众化策略的意义在于重视对读者需求特性的准确把握,根据不同受众群体在媒介消费需求上的层次差异准确进行媒介定位,然后用“量身定做”的特色产品占领自己锁定的那部分细分受众市场,使媒介的产品生产有可能在最大阀值上与受众发生“整合”效益。这是现代媒介市场营销的基本要求。舆论传播是打造媒介产品内容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受众分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我国媒介开始重视通过舆论传播彰显自己的产品特色,打造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应对受众市场。

不少媒体作出了这样的尝试。不同种类的媒体,比如党报和都市报之间,其舆论传播特色明显不同,前者注重权威性、引导性,后者强调平民性、服务性,分别满足不同的受众市场需求。这种舆论传播的个性分化现象在各类媒体之间非常普遍,过去那种简单的同化现象正在消除。同类媒体之间的情况就有些复杂了,这里难以简单地条分缕析,但有两点现在是可以确定的:其一,同类媒体之间的受众细分和产品特色越来越深化,它们之间的舆论传播个性必然随之加强;其二,目前各种专业媒体、尤其是各类专业报纸之间在打造自己的舆论传播特色方面较为成功和突出。

第4篇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里,将传播的路径抽象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传播的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引喻,被认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信息的一种模式,这是传统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而凯瑞更为认同的传播路径是后者,他将“传播的仪式观”定义为“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提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从本质上讲,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的交流是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常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造成冲突。

文化差异制约着文化交流的有效进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国际传播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传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取舍和报道中的态度;二是传播过程中会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异,也会带来主观评价的多义性。

要建立一套适合全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国际传播都承担着弘扬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双重责任,同时还要克服传播的消极因素。目前,国际传媒通常采取两种态势: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实行本土化的传播版图扩张策略,不但内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实行本土化,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原则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语境下报道世界。

事实上,任何从事跨国界传播的全球性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成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独立生存,而且传受双方均处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得在许多情况下,对国际事务的评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沟通与理解将会长期并存。

二、单向度的媒介帝国主义

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没有给“帝国”下定义,而是将概念建立在传播媒介的性质偏向上,对历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上。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

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然而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平等的关系。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网络。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实际上便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971年,美国学者嘎尔滕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传播、文化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在信息时代,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中心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最明显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边缘国家倾销传媒产品,形成了以单项流通为特色的媒介帝国主义。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於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著中心地位。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於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方能在国际新闻中聊备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边缘”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则被划为边缘国家(Chang,1998)。

三、重构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

处于全球化时代,媒体将为人类呈现一个无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离将被极大地拉近,人们朝夕相处,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赏和关心着对方的文化和现状。这时,媒体将很难分清对内、对外,而是要具备人类共通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自全球化理论出笼之日起,西方学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质疑。赫兹和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术进步,在制造贸易和资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时,事实上拉大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为自身积蓄着统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夫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是人们在兴致勃勃地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便利时,面对斑斓世界所产生的错觉,其实它是政治家宣传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将永远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同质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上,全球化都是一个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磨灭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不能消解各个国家的。

全球化与多元化既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寻找两极之间的平衡,才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断地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导。

其实,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重构的过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给自足走向世界市场,由相争、相搏走向多元一体,在各种矛盾对立中走向和谐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国际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3).

[2]金初高.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9.

[3]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

[5][加]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第5篇

“关氏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中国学者的国际传播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使用模式来描述和解释传播现象。目前关于传播的模式已有数十个之多，但很少中国人提出的模式。由于国际传播比较特殊，不能简单的使用一般的传播模式，因而关于国际传播的模式并不多，较重要的有诺沃特尼（EricJ.Novotny）于1981年提出的“跨国信息流动模式”（Novotny1981）、美国美利坚大学著名国际传播学教授莫拉纳（HamidMowlana，曾于1995-2000任“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协会”主席，现为该组织名誉主席）于1986年提出的“国际信息流动模式”等，②其中莫拉纳的“国际信息流动模式”具有代表性（见图2a、图2b）。“关氏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的崛起并跻身于国际传播研究的前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2、突出了国际传播的跨国界跨文化特点。国际传播具有跨国界跨文化的特点，但很少有国际传播模式能将这一特点既简明又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关氏模式”中，两个大方框表示国际传播中有信息交流关系的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与莫拉纳模式相比，关氏模式更突出地揭示了国际传播的这一特点，而且十分简明形象。

3、揭示了影响国际传播的国内外因素：同国内传播相比，国际传播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如何表现影响国际传播的各因素，是各种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一个难题。莫拉纳模式突出了技术因素，并揭示了国际传播机构内部与外部的影响因素，但却忽视了民族文化、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关氏模式”弥补了莫拉纳模式的这些不足，它突出了政权和文化等国内因素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4、体现了国际传播的互动和反馈方面。同国内传播和同文化中的传播相比，国际传播的难点在于互动性差，反馈困难。但国际传播中的互动和反馈是存在的，而且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互动和反馈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以前的国际传播模式，包括莫拉纳模式，都忽视了国际传播的互动和反馈方面。“关氏模式”中的双向交流模式，将国际传播的这一方面体现出来。

5、反映了国际传播中的不平衡问题。两国之间的信息流动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氏模式”中两国之间的双向交流，用粗细不同的箭头表示不同的信息流量，将国际信息流动不平衡问题表现出来。

总之，“关氏模式”更全面更完整地揭示了国际传播现象，有许多创新之处，极有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关氏模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关氏模式”虽然对以前的模式作了重要改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1、忽视了莫拉纳模式所强调的技术因素。国际传播的发展，尤其是国际大众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国际广播；没有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卫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国际电视和国际互联网。正因如此，莫拉纳将技术因素最突出的体现出来，将“技术轴”作为构成其国际传播模式的两轴之一，是很有道理的。可惜“关氏模式”丢掉了技术这一关键因素，尽管补充许多其它影响因素，但仍有因小失大，舍本求末之嫌。

2、忽视了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地位越来越高，已上升到与政治同样的高度甚至更高。③这是因为，国际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等新的国际传播方式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行的。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其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节目、书刊的出口贸易成为其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跨国传播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角色。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和跨国传媒公司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从事国际传播活动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因素异常重要。可是经济因素在“关氏模式”中没有得到足够反映。

3、过高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关氏模式”将政治作为影响国际传播的首要因素，认为国家机关在国际传播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在冷战结束以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在冷战后政府在国际传播的作用明显下降。这表现在以下方面：a、西方国家对东欧国家的政治广播是冷战时期的主战场，但在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东欧政治广播大大减少了；b、国际电视媒体如CNN、MTV、HBO等主要是商营的，很少受政府操纵，虽然接收国政府可以对其入境进行限制，但随着微型天线和互联网的出现，接收国政府的控制也受到削弱；c、互联网是开放的媒体，政府是无法彻底控制的；d、冷战后东欧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媒体商业化和自由化，对媒体解控，其对外政治宣传也大大减少；e、跨国传媒公司的发展也削弱了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因此可以说，在冷战结束后，国家机关的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大大下降。而“关氏模式”仍将其作为影响国际传播的首要因素，已经有些不符合新的国际传播形势了。

第6篇

[关键词]：西方广告公司;整合营销传播;组织机构变革

营销管理领域的新论“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以下简称IMC)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受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21世纪的营销逐渐向互动的方向演进,市场控制权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为顺应这种演变趋势,IMC已成为近年营销传播的主流,因此,学术界对IMC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目前,国外IMC的应用已经从理论认识层面进入实践操作阶段。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广告公司的经理们认为,广告公司比其他营销传播商更会采用多种营销传播工具。据Duncan和Everett(1993)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访广告公司承担了一种以上的营销传播职能。为了更好地整合各种不同的营销传播工具,西方许多传统广告公司都已经对自身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拓出不同形式的整合型组织,并形成了若干变革模式。本文对此加以归纳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广告公司组织变革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组织变革的动因

一个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和广告公司在营销传播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最近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西方传统广告公司层级式组织结构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同期与组织管理相关的理论发展则为广告公司组织机构变革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后盾。目前,西方广告公司已经进入IMC范式时代。未来的广告机构将不再是单纯的广告机构,而是一个营销机构(Steinberg,1997)。

1.组织机构变革的外因。从外因方面看,营销发展的趋势要求传播服务商和组织作出相应的变革。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控制权由制造商转到了零售商,最终转到了消费者手中;消费渠道的大规模整合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由大众媒体和广告商控制营销传播的时代,新媒体技术又加速了媒体使用的多样化,客户的营销手段和投入也由传统的广告导向转向行为导向。例如,促销和直销等手段被大量采用。为了适应新的营销潮流,20世纪90年代末营销传统领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美国的一些广告主和广告公司积极探索和实践IMC。他们发现,实施IMC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创造一种组织构架,使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能成功地进行合作。

各种管理新思想为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如企业流程再造(BPR)、全面质量管理(TQM)等。有些公司将TQM的理论应用于生产、存货控制、销售和预决算过程。其实,TQM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求“工作的统一”,它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要打破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壁垒;BPR理论则要求创造整合的系统和流程以减少重复的步骤。虽然TQM和BPR的专家并没有涉及营销和整合营销传播领域,但是他们都认为,有效完成跨职能项目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对组织进行改革。

2.组织机构变革的内因。从内因方面看,广告公司原有的组织结构在新的营销环境下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要成功地实施IMC,首先要设法排除组织障碍。西方广告公司为此作过不少的组织变革探索,诸如缩小机构规模,外包和分拆等。其中虚拟组织和网状组织一度十分流行,类似的组织结构具有灵活性,更适合营销的发展,尤其是网状组织中的每一个独立公司,在与其他专业公司进行合作、实现跨职能整合的同时也发展了其综合的业务能力。但是,它们也存在种种缺陷,如虚拟组织并没有为系统的大项目设置解决冲突和沟通活动的流程;不同的机构很难传达品牌的“形象”、“感觉”、“基调”、“主旨”、“个性”、“定位”、“风格”或者“精髓”等抽象的内容;不同的专业商实施促销、直销和公共关系活动,虽然针对性和专业性强,但是他们难以向消费者解释品牌方面的细微差异;还有,要让所有的合作者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十分困难。

Schultz、Tannenbaum和Lauterborn(1993)曾提出过整合所面临的三个最大的组织结构障碍:一是大多数公司把营销决策作为低层次的职能;二是广告公司普遍采用垂直的组织结构;三是公司中存在独立的专业职能部门。而Prensky、McCarty和Lucas(1996)的分析指出,实施组织整合的障碍分别为:佣金报酬制度、组织文化以及权力结构。总之,IMC的发展对组织结构的变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据美国、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进行的“广告公司IMC实践”专项调查显示,IMC对广告公司组织结构会产生影响。

二、五种整合组织结构模式

1996年,AndersGronstedt和EstherThorso经过调查分析,归纳出五种基本的广告公司整合组织机构模式。这五种模式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即表现为各科专家从独立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宽松合作,到完全整合在一个机构中工作的过程。被访的每个广告公司,其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可能会接近某一类型,但并不一定就是某个模式,它们可能同时又融合了其他的模式,也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客户使用不同的模式。

1.联合模式。联合(consortium)模式,通常适合员工不足40人,没有能力聘请各种营销专家的小公司。在采用联合模式的公司中,主公司一般执行媒体广告的工作,帮助客户制订总体战略,并决定采用哪些营销手段,而公共关系、直销和促销等活动则外包给其他公司。整合工作由主公司的客户团队承担,即协调各个专业机构,以确认信息、形象和时间安排等是否得到有效的整合。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灵活性。可以帮助客户在合适的领域找到合适的专家;(2)节约成本。主公司无需花费雇用各方面的营销专家。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缺陷:(1)专业机构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项目的计划和执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客户到主公司,再从主公司到外包专业机构;(2)每个公司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媒体之间潜在的协同能力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3)合作公司之间很难传递有关品牌的无形信息。(4)只适合单个整合项目。这种整合模式不适用于客户长期的、不断发展的整合传播战略。

2.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模式。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consortiumwithonedominantagency)模式和上述联合模式实际上大致相同,主公司依靠许多外部供应商提供营销服务,如数据库管理、促销等;主公司的客户团队要承担整合任务。这种模式与联合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主公司除了有能力开展传统的广告活动外,同时也能兼顾使用其他的传统营销工具,如公共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本身也可提供多种营销服务。此模式的一个缺陷是客户往往对主公司的专业水平持怀疑态度。

3.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corporationwithautonomousunits)模式被许多大中型公司所采用。构建这种模式最典型的方式是通过收购一些独立的、在某个营销传播领域具有专业水平的公司来实现。但事实上,许多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其自主单位是由公司内部单位直接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模式中,客户经理全权处理整合工作,并承担整合责任。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众多同一领域的专家一起工作,有利于共同发挥专业能力;(2)同一家公司来自不同自主单位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能进行更好的合作。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缺陷:(1)专家间的关系难以协调。由于多个专家一起工作,如何平衡和融合不同专家的意见,采纳哪个专家的意见等都需要考虑。(2)各自主单位各谋其利。表面上,各方面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其实他们所在的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作为独立自主的单位来运作,有时甚至拥有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各领域的专家可能倾向于为自己单位谋利。

4.矩阵模式。矩阵模式有时也称为“项目组织”,它融合了职能部门和跨职能部门团队的特点。在此模式中,整合营销传播的计划和执行工作是由不同跨职能部门的客户团队承担的,整合工作的领导者是协同作业的组织者,采用矩阵结构,引导不同领域的专家协同开展工作。

这种团队中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员、专家以及丰富的信息资源。在这样的氛围里,各种想法都可以得到整合。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架构的优势:(1)层级结构加水平结构,有助于遏制部门主义倾向;(2)垂直结构和层级结构并行,使组织同时拥有职能部门专业知识的深度,以及水平结构之间各营销手段整合的宽度;(3)专家既归属于某个职能部门,又跨越职能部门和各自的专业进行合作;(4)各领域专家一起工作,能更好地进行部门间的沟通,且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意,而创意的所有权归大家所有,克服了专家纷争的陋习;(5)团队的协同工作能产生更合适的媒体组合。但明显的缺陷是延误时间。要从不同领域的专家那里征求多数认可的观点,需要不断的磨合,产生创意也需要时间。

5.整合模式。整合模式通常由小公司采用,尤其是员工为15～20人的小公司,员工们必须懂得运用所有的营销工具。后来,大公司为了迎合整合营销传播的发展,也开始模仿小公司组建整合模式。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的优势在于能聘请到世界级的专家。

把握“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趋势是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具体表现在:(1)组织范式的改变。新模式减少了原有各种不同营销专业部门之间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冲突,员工能充当沟通者的角色,目的是让客户从营销活动中受益。(2)深入理解客户品牌的核心内涵,在参与客户策划各种营销方式的过程中能良好地解释品牌的内容。(3)员工服务宗旨的转变。采用这种模式的广告公司能对各种营销手段进行融合,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服务,即公司员工能真正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不只是为某个职能部门工作。(4)更合适的媒体组合建议。员工不再与任何特殊的职能部门发生关系,所以他们能从客户出发,采用“零基”(zeronbased)媒体选择方法。但在实施过程中,该模式也遇到了一些问题:(1)对于员工的要求较高。员工们要更好地参与整合,对各种营销手段都要了解,要成为“战略通才”。(2)不同营销手段的高度整合可能使公司难以在各个专业领域都保持世界级的专业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五种组织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前三种组织模式中,各专业职能部门之间还存在竞争,虽然客户总监在决策时会与所有的专家协商,但是最终还由职能部门自己作出决定。到了矩阵式组织模式,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媒体组合,以及如何整合媒体工具,则是由客户团队商讨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消除了各职能部门之间原有的激烈竞争。第五种模式是广告公司向整合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但并不是完善的模式,也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许多大型整合机构,为了应对在营销策划领域中需要提供专业服务的挑战,在组织内建立一个由各路专家组成的咨询和培训团队。

三、组织变革的途径

传统广告公司的运作是让创意、媒体、调研和客户服务等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为不同的客户服务。虽然他们也一起举行前期的准备会议,但是不同部门的人员还是以本部门的利益为中心而独立地工作。实施IMC的广告公司,就会把为同一个客户服务的所有团队成员聚集在一起,以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众多研究表明,广告公司在帮助客户进行营销策划时,虽然认识到运用其他营销传播渠道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与其他营销机构合作的同时,从根本上还是不愿发展跨职能计划。不仅广告公司如此,其他营销传播机构也存在类似的与IMC理念背道而驰的做法。下面介绍广告公司进行组织机构变革的三种主要方法,它们是对一些跨国广告公司成功实践的总结。

1.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部门。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具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首先,擅长某一领域业务的机构(比如广告、公共关系等)可以直接在内部增设其他职能部门。如果客户需要使用多种营销工具,就无需从外部寻找专业营销服务机构合作,可以交由一家商统一完成。FCBWorldwide公司就曾经在其全面服务型广告公司中增设了促销和直销部门。采用这种方式意味着要从零开始培育新的营销传播职能,势必造成资源和精力的分散,也可能削弱其长期建立起来的在某领域的“专家”形象。实力强大的广告机构有足够的资金在设立新部门时就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而小机构就无法做到,因此这种方式对后者不太适合。其次,要更快地增加其他营销传播职能,一种更实用的方法就是并购一个专业服务机构或者与专业机构合作。目前,许多大型广告公司都积极地收购其他类型的传播服务公司。例如,WPP集团在2002年和2003年大约进行了40次收购交易,涉及公关、咨询和医疗保健传播等领域,在进军新市场的同时以收购的方式来增强服务市场的业务能力。

2.组织机构重组。毋庸置疑,组织机构的重组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要求广告公司摆脱原有的组织架构,重组其组织,甚至要相应地进行企业理念和文化的调整。这种方式是广告公司根据IMC而进行的彻底变革。对于广告公司来说,想要整合营销组织,应首先考虑消除传统的层级制组织观念,以团队合作方式将各种“营销专才”编成“客户价值管理团队”。对于广告公司来说,除了配备专门负责品牌管理的营销经理外,还要将IMC的各个步骤落实到公司内部的专门项目负责人身上,并将这些专才合并在一个团队中,通过信息系统来协调各种传播技巧。Price/McNabb公司就是进行组织机构重组的一个例子,它对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广告公司进行了彻底重组,从而避免了原有独立部门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向专注于IMC和关系营销的营销传播公司转变。

3.营销传播团队合作。活跃于各国市场上的著名4A广告公司从属于某个全球性的广告集团,如奥美(Ogilvy&Mather)、智威汤逊(J.WalterThompson)同属于WPP传播集团;BBDO从属于奥姆尼康集团。这些全球性广告集团在我国市场上通常以下属4A广告公司、媒体策划以及公关公司的名义独立开展业务。因此,在争夺客户的市场竞争中,不同的公司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争斗。而这些广告集团的多元化发展,就为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2002年末,法国第二大广告传播集团哈瓦斯下属的两个公司就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哈瓦斯的广告公司“灵智大洋”与市场服务机构“精实整合营销”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成立了“品牌小组”,为客户提供度身定制的广告、市场调研、公关活动、品牌推广和营销渠道管理等系列服务。BBDO公司在管理吉列(Gillette)营销策略时也曾领导其姊妹公司PorterNovelli(负责公共关系)和RappCollinsWorldwide(负责直销)以及其他一些专业的营销公司协同作战。集团在领导营销传播团队进行合作的同时要掌握核心业务,除了承担领导和战略计划制定的基本工作外,还要保持各种营销传播机构协调一致。

四、结束语

IMC的发展和营销战略重心的转移,对广告公司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每一个商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而且非常清楚这个趋势,但实际状况却几乎没有几家商是真正整合的营销传播公司”(McCannErickson前副总裁JohnFitzgerald)。看来,西方广告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和完善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他们在实施IMC的过程中,已经积累的组织变革经验值得我国的营销服务商学习。在经济全球化和营销战略全球化的进程中,迈向整合营销传播是广告公司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把握整合组织机构的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创新则是我国广告公司改革组织机构的战略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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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onE.Schultz,PhililpJ.Kitchen.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inU.S.AdvertisingAgencies:AnExploratory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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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ynneEagle,PhilipJ.Kitchen.Perceptionsof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amongMarketers&AdAgencyExecu2

tivesinNewZealand[J]1InternationalJournalofAdvertising,1999,18(1):89-119.

第7篇

【论文摘要】：08年5月12日，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的强烈地震，地震的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举世震惊。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地震的谣言和地震后次生灾害的谣言，相比之前的谣言，在当今时代谣言又具有了新的特点。自然的恣肆我们无法抗衡只能承受，然而研究人类社会中谣言的产生、传播、平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夏，中国的大地被撕开了一个个口子，这血盆大口口吞噬了近七万条生命。大地的暴怒让经历过的人心有余悸，然而之后的种种谣言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地震过后，水污染的谣言使成都人集中的抢购瓶装水，蓄水；全国各地多处出现了地震谣言，造成了广大人民的恐慌——“广东省地震局澄清广州近日将发生大地震谣言；省地震局：鸡西市近期将发生地震纯属谣言；青岛地震局辟谣：全市未发现地震前兆异常；对于网上流传的重庆今晚将发生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地震谣言最早起于5月28日、29日的陕西省地震局网站被黑客攻击事件，其后陕西省地震局通过省政府网站辟谣；北京市地震局分析认为，近期北京地区不会发生破坏性（5级以上）地震，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有关北京地区今晚将发生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

1.地震谣言的几个基本问题

1.1地震谣言的定义

根据《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定义“地震谣言是指来自没有地震预报权的单位或个人，带有地震预报内容(发震时间、震中和震级)，并在社会上较大范围内传播，造成居民的心理和行为恐慌，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信息。”

1.2地震谣言的分类

此次汶川地震之后，我对地震谣言产生的客观原因进行了梳理。之所以按照原因分类是为了理清原因后，才能在应对策略上“对症下药”。在社会上传播的地震谣言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防震减灾工作被误解引起的地震谣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省连云港市，由于当地成立抗震机构和对地震知识的集中宣传，造成群众的惶恐。

(2)个人地震预测意见泄漏引起的地震谣言。1981年广东省海丰县，因内部预报意见外泄，人们纷纷出航避震，大吃大喝，影响到当时渔业生产。

(3)地震预报意见、地震预报意见评审结果被泄漏引起的地震谣言。1986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就因为正常的地震工作会议，使得群众人心惶惶，抢购物资。

(4)对自然现象误解引起的地震谣言。深圳、重庆彭水、青岛等地出现大量蟾蜍过街，水井混浊引起民众担心，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地震的前兆。奇特天象出现时，比如地球、月亮、太阳在一条直线上潮汐最大将有地震。

(5)异地或海外传闻引起的地震谣言。中国网上最近也流传所谓巴西“预言家”朱瑟里诺的“惊天大预言”：“2008年9月13日中国将发生9.1级巨大地震，震源在南宁和海南之间，并引发30米高的海啸，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并可能冲击到日本”。

(6)这次比较特殊的是，黑客利用网络技术侵入到官方的信息网站，恶意散步地震谣言。汶川地震后，有黑客多次入侵了陕西省地震信息网，并在网站上了“23点左右，陕西将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这一“官方消息”引起了部分民众的恐慌。

2.地震谣言的传播方式

从汶川地震发生后产生的谣言来看，谣言的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树状传播，比如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一个人听到“地震消息”后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把消息散播给自己的认识的人。二是放射状传播，比如在网络论坛上，QQ群里散步地震谣言，这样信息容易地同时被无数人接收，达到极高的传播效率。此次尤为特殊的是，某黑客攻入陕西省地震局的网站，篡改消息，以“官方”的名义散步将有强震的谣言，给社会造成了一定混乱。三是“漩涡”型复式传播，现在通常在一场完整的谣言传播过程中，往往既有人际间的口头传播和其他媒体的组合，也有大众媒体与网络之间的交叉。这种媒介的交叉组合容易形成谣言信息的“漩涡”型传播而积累更大的能量。这些方式都是以传统的链状传播模式为基础的，但是链状传播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了，一般都是口口相传。[1]

3.地震谣言的发展过程与对应的心理状态

当前，有人提出一个关于谣言传播的传播学方式：在新旧媒体并行的时代，从众多的谣言传播看，其传播模式大致为：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当一个谣言冲破把关人的监管，越过群体传播到大众传播后，一旦造成恶劣影响，势必通过组织传播内控，再以有组织的大众传播而终结。

地震谣言的传播有其特殊性，时效性，因为地震谣言不可能是无限期的，预报地震在精确的时间发生或不久后发生。所以在不辟谣的情况下，谣言也会不攻自破。研究平息谣言，是指在谣言发生后的短时间内主动平息。纵向的研究一个地震谣言是经过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平息谣言三个阶段。

在传播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三类人：信谣的，半信半疑的和不信谣言的。在关心震情阶段，地震谣言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半信半疑的群众并多方求证,包括电话咨询,亲自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同事、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询问等。这期间地震专业人员以及各级地震部门是群众求证的焦点。因此,地震专业人员和地震部门在这段时间做出明确的、负责任的和合理的解释将会有效地消除群众的恐惧和不安心理,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如果群众的恐惧和不安心理得不到解除,反而不断被强化,到一定阶段就会相信谣言而采取避震行为以消除恐惧,使地震谣言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的产生可能有进一步的诱因,比如,谣传的地震发生时间将要临近或者有新的谣传产生,使群众的恐震心理进一步加剧等。该阶段避震行为的发生具有扩散效应,有时在短时间内会有大量的跟随者。可能采取的避震行为包括户外避震、人员外流、抢购物品、停工停产等,以及因为仓促“逃生”而造成的跳楼与恶性拥挤事故等。[2]

4.地震谣言的控制

俗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很多事例表明，较严重的地震谣言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社会恐慌，不亚于一次中强地震。从这次地震中，谣言的控制与以下几方面有关：

第一，谣言止于透明。透明包括政府工作的透明、媒体的透明、群体的透明和个体的透明。这种透明使大家增强了信心，找到了依靠。“非典”疫情之后，国务院各部门加快了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步伐，地震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运而生。此次汶川地震后，地震新闻发言人则成为舆论的引导者和意见控制者，他会促使全社会达成共识，以形成最佳的方案，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和解决突发震情危机的公众凝聚力，对抑制谣言、避免恐慌发挥了积极作用。[3]

在Barabasi和Albert提出的BA无标度(scale-free)网络模型中，聚类系数的增大可以抑制谣言的传播，聚类系数的提高对应于网络中三角形的数量增加。三角形结构在实际社会网中代表了一种完全透明的社会关系：我，你和他三个人之间完全互相认识，互相了解。

换句话说，聚类系数增大，网络中信息的透明度肯定会增强，人与人之间加强了了解和互信，从而使得欺骗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总之，人与人之间的公开、坦诚和互信，有利于抵御各种虚伪和欺骗。[4]

第二，谣言止于法治和监管。社会谣言往往是社会挤压的非体制产物，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权威机关对谣言就听之任之。权威机关要追谣、查谣，要对恶意传播谣言者予以惩治。但这种惩治必须以体现理性的法律为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1项之规定，对“散步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当然，执法也要体现理性，要把谣言的一般传播与恶意制造和传播区分开来。5月12日17时左右，在国内知名网站百度“贴吧”上，网名为“来生还比你快”和“一水间501”的网民了大量关于四川省汶川县“5·12”地震的有害虚假信息。短时间内，这个名为《具（据）说这次地震是认（人）为的，和美国有关系》的帖子，在后访问量猛增。获知情况后，公安部门立即对这一线索展开调查。13日6时，嫌疑人所在地被锁定在山西省运城市。14日，网上散布地震谣言的嫌疑人张某被公安部门抓获。网络，手机等出现的新媒体更要加强监管力度，手机短信的平台供应商即移动、联通等运营商，手机的内容服务商即SP，网站论坛版主，都有责任和义务，过滤危害社会经济正常发展和稳定的非法信息。

第三，谣言止于科学。古人云：“谣言止于智者”。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是对付谣言的有效武器。及时科学地开展应急宣传对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媒体应当加大力度进行地震，防震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地震；学校和一些机构应该针对性的对各自群体防震和逃生演习，用科学的方法面对灾难。

第四，谣言止于“对症下药”。反谣言的最有效办法是解决谣言对象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使社会评价活动的方向和内容发生变化。同时，也需要针锋相对地进行辟谣的斗争。比如，去年“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言在湛江不胫而走，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当天上午，市民开始陆续收到广东省气象局和地震局联合的辟谣短信，3个多小时内，280万条短信使谣言迅速平息，制止了因谣言儿引起的混乱。[5]

就具体的某一则社会谣言而言，既然有产生，也必然有终结。社会谣言的终结是结构性的，是从其一开始产生就注定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震后，地震权威机构直接与社会公众对话，介绍当前地震趋势概况和谣传的识别方法，揭穿谣传的虚假性，分析起因和危害，直接回答公众提出的有关地震问题，也可将地震新闻会通过电视与社会公众见面，消除群众的恐震心理，提高公众对地震谣言与误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尽快平息谣传，及时根除这类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于地震谣言与误传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复杂，其类型和传播形式多样性，且影响广，危害大，因此，对这类事件应予足够重视，平息地段谣言与误传总的要求是：计划周密、决策果断、措施得力、口径一致、行动迅速，宜尽快平息地震谣言与误传事态的发展，切不可稍事怠慢，丧失时机，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参考文献

[1]潘相国.网络谣言与新闻真实[D].华中师范大学,2002.

[2]孙振凯,苗崇钢.近年来我国地震谣言的起因及对策[J].国际地震动态，2001,(01).

[3]傅敏婷.论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地震工作中的作用[J].山西地震，2007，1：42～44.

第8篇

【内容摘要】传统广告的诉求点是产品诉求，而现代广告的诉求点是形象诉求。广告中出现的内容大多为一种符号信息，一种人与物关系的建构。广告传达给受众的东西日益充满了社会意义与形象网络。广告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能动的构造作用，人们买进一种商品，同时也买进了一种观念。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关键词】需求；符号；广告；形象；消费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广告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广告就在我们的文明的门面上打上‘烙印’。”①它是商品的标记以及社会新价值观的预告；大众媒介的内容因它而呈现特定的结构；它似乎是建构性别以及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由于影响并刺激了需求，消费经济借助于表面事物而得以存在；在社会问题如环境方面，广告俨然变成了强有力的代言人……甚至20世纪被称作“广告店和娱乐公园的世纪”。②

广告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有关广告的争论不一而足。批评广告的人指称，商品的生产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于是运用广告来控制并操纵消费者，使他们去购买原本并不需要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马尔库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应甄别人们的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虚假需求是外界强加给个人的：“大多数流行于世的需要，要人放松、享乐、根据广告的讯息而行为与消费，与他人同爱同憎，都可以归类为虚假需要的类型。”③广告之“为害”还不仅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更甚的是广告为达成这一目标所运用的表现手法才真正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他们指出，20世纪初期，美国开始出现了一批生活富裕、消费水平高的消费者群，为了替他们创造出一些需求，厂商所强调的已经不再是产品本身，在广告中诉求的重点转移到消费气氛的营造，此时，重要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打动消费者群。如果说产品的供给与消费者的真实需要无关，而是人为的从市场中创造出来的，那么广告就必须纳进更多与消费者有关的讯息。这样，广告传达给消费者的东西日益充满了复杂的社会地位与意义的形象网络。

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研究者威廉士也指出：“如果我们真的是那么惟物是问，那么就使用物品这个层面的生活来说，我们应该会觉察到大多数广告不但与此无关，而且愚蠢无聊。比如，光是说啤酒能喝不也就够了?何必又多此一举，说喝了它就会显得雄赳赳而心神焕发，或是和蔼容易亲近?洗衣机是个有用的洗衣机器不就了了，何苦说有了它我们就比邻居来得有见识，就是邻居的羡慕对象?”④威廉士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人往往通过商品的消费来寻求意义，这不无道理。但他的基本论点是，一个物品的意义，按理应当与其满足“真实需要”的能力相关。在“惟物是问”而没有广告的社会，物品只会被当成具有实用价值而无社会意义的物品，从而论证广告创造虚假需求的无聊。行文至此，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很多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因此也就无法充分厘清广告在当代消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人类学或是泛文化研究，都已经提供了充分资料，显示物品对人们之所以重要，不但是因其效用，而且也是为了其“符号”上的意义。当代广告符号学认为，我们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所谓的“自然的”和“生理的”需要，任何需要都是外在事物创造出来的，因而它是社会性的。实际上，人类物质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消费和文化消费。凡勃伦“炫耀性消费”的提出就是以此为根基的。阿尔都塞在他的名著《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中援引了马克思的例子：英国工人阶级需要啤酒，法国工人阶级需要葡萄酒，人类需要本身就是某种文化的体现。人类各个时期不同的需要由外在的事物来作说明，而广告就是这些外在的事物之一。朱迪丝·威廉逊在她研究广告的经典著作《广告解码》中指出，广告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能动的构造作用，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关于物的论述，最起码应该认识到，人们使用器物有其形象方面的意义。在某些时候，物品之所以比言语更能雄辩地表现出社会或个人所具有的价值与嗜好，是因为物品除了因其物理功能而被使用外，更具有各种符号的象征的意义。罗兰·巴特的《神话》一书对“产品符号”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该书收集了一系列论大众物品的论文，巴特认为，物品载有“隐喻”的意义，它们带有广泛的联想，起着“符号”的作用。以葡萄酒为例，巴特这样描述：“在法国人的感觉里，葡萄酒有如一种魔力，非常独特的，就像法国的三百六十多种忌司和它的文化。这是一种图腾式的饮料，相对于荷兰母牛的奶，或英国皇室的喝茶仪式……葡萄酒是社会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为道德提供了基础，也为环境提供基础；它是法国日常生活中最轻微的仪式行为装饰……它可以涵盖法国人空间和时间的所有方面。只要你开始了解某人的日常生活，那么缺乏葡萄酒会给人一种震惊的感觉，有如某种异国情调的东西：科帝在接受拍照时正是他七年总理任期之初，是坐在一张家中的桌子前，上面有一瓶啤酒，在一种奇特的特殊情况下，代替了熟悉的红酒酒液，全国为之骚动；这就像一个单身国王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在这里，葡萄酒是执政者在位理由的一部分。”⑤罗兰·巴特致力于揭示对象、环境及事件的社会心理功能，认为它们含有比一眼瞧上去丰富得多的涵义和大得多的力量。

人类学家萨林指出，任何的器物使用都有其文化背景，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最为世俗平凡的物品，当我们与它产生互动之际，也是在一层符号意义中介里完成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始终将电话视为权力的象征。在移动电话出现后，许多人有意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炫耀性地使用。然而，电话业务的市场扩张突破了中国的防线后，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所支撑的消费成为电视公司的一个重大课题。分析有关电话的广告，可以出现电话消费观念从权力的象征转变为事业成功的象征、个性化生活方式或时尚追求、品位独特等的象征。例如诺基亚8850手机的平面广告文案：

标题：非一般尊崇感受

正文：诺基亚8850，自然流露的成熟魅力，映衬您卓尔不凡的成功气质。高贵的亚光质感表面，雅致的白色亮光屏幕，配合诺基亚手机一贯的卓越功能，尽显科技与艺术之美。

诺基亚8850，历经千锤百炼，品位尊崇不凡。有人说这是恒久风范，在诺基亚，我们称之为科技以人为本。

整个广告没有硬性的技术指标的诉求，而“品位尊崇”成为其品牌认知的特色，尤其是配以整个广告版面1/2的图片，一个具有成熟魅力、气质不凡的男人形象，更加渲染了其“以人为本”的广告口号。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商品的广告也是如此“疏远”物品的使用价值，一个轿车广告不会只说：“你看这轿车不错，它会跑!”广告会用无穷的联想和暗示，为那些轿车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感觉与形象。所以在一个广告中，一部轿车可以是“气派而华丽”，或者是“纯真而自然”；可以是“潇洒而快乐”，或者是“沉稳而凝重”；可以是“显示出您辉煌无比的成功”，也可以是“透露出您朴实无华的高贵”。消费的欲望不仅仅局限在轿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功能，欲望脱离了“生存的必要需求”这一“实在”但却是“有限”的地平线，而进入到一种“无限”的意象与符号的空间。我们发现，“使用价值”在消费行为中逐渐退隐，而“符号价值”则日受瞩目。

人类在使用器物的时候，并非只是关注其实用性，因此，透过市场过程而传达商品讯息的广告，也就必定反映了人与物关系的层面。广告所塑造的商品的形象意义，反映了人类深层感受的需要。因此，当我们审视日常广告时不难发现，广告的诉求，从商品使用价值的直接陈述，转换到了隐喻的价值与生活形态。广告所强调的已经不再是产品本身，诉求的重点转移到了消费气氛的营造，此时，重要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打动消费者群。“我们可以明确地推知，在我们的文化形态里，光是物品本身还不能算数，假使要把它们推销出去，还得把它们比附于特定的社会或人际意义。”⑥因此，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意大利的时装品牌“贝纳通”却以种族问题为广告题材。如早期一则广告，拍摄一名黑人妇女正在给一名白人婴儿喂奶，另一则广告表现一名黑人与一名白人同铐在一副手铐上。贝纳通广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唤起消费大众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注意，同时告知大众，贝纳通对社会的关怀。例如哀伤的家人围绕着垂死的艾滋病患者、手持人腿骨的士兵、一群爬进货车的移民、面容悲戚的亲属依傍着躺在血泊中被黑手党枪杀的死者。由于这些广告的题材，富有惊世骇俗的冲突性，且表现手法极为大胆，戏剧效果强烈，在公众中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为之喝彩，有人则极力反对。在欢呼和喝倒彩的喧声中，贝纳通广告却赢得了多个奖项，同时造就了鲜明的品牌个性和高成长率的销售成绩。

由于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当人们选择商品时，比起商品本身的普遍的使用价值，他们将更加重视它是否符合自己主观上的需求与爱好的问题，“符号价值”在购买选择与消费心理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对广告商来说，只要能够控制符号系统，就可以让商品产生任何意义，此时商品与实用性无关。在这个过程中，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80年代末上海白丽香皂“今年20，明年18”的广告口号由于深得中国年轻女性心理之需求而震动一时；90年代初，广东白马广告公司创作的“太阳神”形象电视广告出现在屏幕上：无垠的大地、辽阔的天空、辉煌的太阳，当一群人奋力将一个巨大的“人”（也是A之略体，A为太阳神Apollo的第一个字母）字从地面拉起，使之顶天立地，沐浴在太阳的光辉中时，光明、热情、生命、健康、关怀与爱护等意义完美地呼应了当时在人道主义思潮推动下对人的呼唤的文化价值；1994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孔府家酒·回家篇”电视广告，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角王姬在广告中对全国人民说：“孔府家酒，叫人想家”，其成功的创意深深切入了人类永恒的乡愁情结，并艺术地将电视连续剧中最为成功的元素置换到广告片中……英国传播学者戴维·巴勒特在谈到广告符号学方法时说：“在广告中，常常利用一些肖像暗示特定的意义。这些肖像往往是漂亮的、富有的、有地位的、现代的、传统的、健康的、精神饱满的、性感的、年轻的，以及关于家庭生活的。”⑦通过广告，消费者可以发现“自我”或者想成为“什么样的自我”。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他们不光是“使用”对象，用萨特的话来说，“他们同时也买进了一个观念，而且对这个观念进行了奇怪的处理”。⑧

可口可乐的乔格斯说：你不会发现一个成功的全球品牌，它不表达或不包括一种基本的人类情感。而许多能引起我们情感共鸣的品牌形象又是由广告来塑造成功的。香港维他奶广告“背影篇”以浓郁的怀旧情调，从容展开画面：一位少年暑假回乡村看望从未见过面的祖父，很有些“近乡情更怯”的神色。初到乡村，既新鲜又有些不适。祖父替孙子在碰青了的膝盖上擦跌打药水，一起翻着昔日的家庭生活照……快乐的暑假过去了，祖父送孙子上火车。开车前，祖父越过铁轨，爬上对面的月台，在小吃店买回一盒纸包装的维他奶给孙子途中饮用。火车开动了，祖父的音容渐渐远去，而他脸上淡淡的愁容却永远刻进了孙子的心中。此时，画面水到渠成地显现字幕：“始终的维他奶”。淳厚真挚的亲情成为少年一生难忘的经历。如同朱自清的散文，我们从中发现了每个人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不能仅仅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去定义广告以及消费，也不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消极地吸收与使用方式，而必须将之视为一种积极的“建立关系”的方式。我们通过广告来与客体、集体与世界建立关系，来获得一种身份和意义。法国的社会学家博德里亚指出，我们购买服装、食品、家具、化妆品或者娱乐，不是为了表达一种预先确定的我们是什么人的感觉，而是借助于我们所购买的东西来确定我们是怎样的人。正如一句广告语所说：“我买了，因而我就是。”（Ishop,thereforeIam）

注释：

①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②堤清二著：《消费社会批判》，朱绍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③⑥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④同上，第236页。

⑤罗兰·巴特著：《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70页。

第9篇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建构和理解意义系统。它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80年代以后，“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面子-协商”、“口语代码”理论建立了更为精细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趋势和传播技术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语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8个主要的现实关切问题紧扣时代,寻求着文化调适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疏理这一学科分支的理论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从六十年代兴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可变性的分析。人类学，主要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观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构成。认知人类学相信，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结构可以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他们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试图在语言范畴与指称对象、概念和事件之间确立一种相关性，进而建构出人们应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模式。然而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语言的问题。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对于文化成分的分类，就受到元语言的束缚。而认知人类学比较偏重于口语和称谓（名词），对于实际的传播行为缺少分辨，将认知结构片面的等同于词语和意义的双重结构，忽略了认知也是活的生成机制。认知人类学在试图解释文化问题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对象，显然缺乏对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觉。

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决定和创造意义。文化人类学同时关注到行为语言、口语和非口语等表现形态。它不只是记录观察结果，更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文化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转向象征－符号学的方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发展出比文化可变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经验直观的浓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译作“深描”），这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最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面貌。格尔兹同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过分受到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制约，强调符号体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号决定论”的观点。（例如，“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格尔兹却采取对某一文化事象（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的描述，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忠实地记录观察结果，而是试图透过经验观察，从微观的知识层面出发而达至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解密。①因此，这一立足于微观的经验观察的方法获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

修辞学方法一直是传播研究得以借鉴的重要的工具武库之一。布尔克（K.Burke）在60年表《作为符号行为的语言》、《动机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布尔克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视之为传播行为的分析。他的修辞学含有对文化可变性的选择。首先，有意义的行为与修辞的规定之间的同一关系，正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辞规定（文化设定）和传播交流（行为机制）之间的对应变化。其次，修辞学不应只是研究语言，诸如音乐、舞蹈、艺术、仪式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辞的。修辞学所要探询的是，在这些意义表达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人类学只是通过有限的语言学关注研究对象，过于局限于语言，将语言看作文化的渊藪；文化可变性分析只是关注于传播对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都没有集中研究主体对于现实如何形成观念的机制，正是这种观念才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认同。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启示意义的是布尔克提出的戏剧学的视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谓戏剧学的视角是将语言看作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当作传输信息的载体。戏剧学视角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强调，对人类行为的描写，应当将其看作由动机驱使的、创造意义或被安置意义的存在。人们是通过有意义的行为来创造现实的。现实的结构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人们既要用行动去安置世界的符号意义，又要不断地根据符号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边界，即人们分享意义的边界，要进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问。从戏剧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可变性分析，将文化变迁孤立起来观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为认知关键的语言，分析了许多有意义的行为类型，但是忽略了语言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意义是要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在人们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确认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来的理论模式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通常从1959年霍尔（E.T.Hall）发表《沉默的语言》算起。霍尔在书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罗杰斯（E.Rogers）在《传播研究史》里，追述了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传播研究的传统性课题。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尔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发表了《隐藏的维度》。进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图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Codes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从对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的发现开始研究。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对于东西方文化造成的传播差异作出了有趣的解释。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度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暧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③也就是说，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汀-图梅对于两类面子的分别，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语代码理论，是通过对于各种亚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数民族）的观察研究提炼出来的。他发现，口语是最为突出、隐秘的文化代码。日常口语的语速、语调、语词、语气、语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会、修辞的文化区隔。讲话的意义是通过言说者和倾听者在沟通时使用口语代码而创造和解释出来的。意义不是固定在语言当中。口语交谈的亲近距离，反映了交谈者之间的或亲密或疏离或共谋的关系。菲里普森指出，符号、意谓、约定、规则的文化意义通常是存在于口语代码里，而不是在正规的交谈里。他将这些意义归纳为三个高度结构化的文化形式：1、口语里的文化神话——这是占据着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着各种解释、讲述着关于他们和别人的故事的叙述模式；2、口语里的社会戏剧——在特定的口语代码里，深嵌着生活的规则；这种规则是经由人与人的交流反复考量确证才证明了合法性的；这种社会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对质，它包含着针对他人行为作出评判的道德规则；3、口语里的图腾仪式——这是一种传播的仪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语交谈是一连串由行为组成的语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现出对于值得敬畏的对象的敬意；一场好的谈话是将自我、沟通和关系融为一体的极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参与谈话者完全沉浸其间，建立起一个听觉的私密空间；谈话不是要解决每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要将人们聚拢来，表达他们的个性，建立彼此的认同，体验某种亲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论，受到来自批判学派、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和补充，以至将口语代码与两种基本文化的分类相对应：集体主义的文化——等级体制——寻求敬意的口语代码——男性的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平等体制——寻求尊严的口语代码——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论的价值在于，他将口语共同体和文化的边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精致地观察文化的传播机制。④

三、学科前沿和现实关切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分支，是与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尔、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话，它的兴起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趋势等人类历史的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迁联系的。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正是它的学科推进的动力。

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由来已久。当美国占领日本强迫这个东方法西斯国家接受现代改制时，占领者就在保护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将它改为一个建设性的现代国家二者之间，反复权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纪多少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几乎难以胜数。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在所谓高度语境文化的国家里，现代教育有时扩大了代沟，增加了个人的文化困扰。因为，传统的教育是通过文化语境的教育，是生活实践的教育，不只是认字识数。现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语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讲究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心照不宣。这样，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人，到了社会上，反而显得不会办事。教育模式与文化语境的断裂，自然导致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际交流的困扰。更加麻烦的是，随着全球覆盖的传播网络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个人被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的符号所包围。个人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发生紊乱，文化的冲突从外部转到内部，跨文化传播也就成为内在传播的一个新现象。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危机。

西方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欧洲文化研究理论，都将文化认同危机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多元文化主张、重返民族主义都是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温和得多。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抱持着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怀着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现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边界，瓦解了文化的防护系统。当文化日益成为拼盘，文化是否还成其为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所要获得的知识，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原理，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跨文化传播的紧迫性凸现出来。这一学科的前沿性的课题是：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⑤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⑥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⑦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6、提出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左翼传播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加速而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历时性等）正在由横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现的、缺乏固定结构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随时尚的文化、仰慕强势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时态的混杂的文化。只有当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成为人们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时，文化认同危机自然会发生。应当说，文化认同问题是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研究正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课题进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类的跨越文化边界的沟通和自我拯救。

注释：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第10篇

【论文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新兴传播方式博客的兴起，传统把关人理论也随之发生变化。文章就传统把关人理论的演变进行梳理，对博客的传播形式和特点进行分析，并就博客传播对传统把关人理论的冲击进行观点性的评析。

一、传统把关人理论在传播学中的确立

最早提出把关思想并在理论上开启把关研究之先河者是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Lewin）。卢因于1947年的《群体生活渠道》一文中明确提出"把关人"概念。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Gate）"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卢因还从人自身的心理因素来进行分析影响"把关人"有关方面：一是人的认知结构；二是动机，包括选择的价值判断，需求和要克服的干扰或障碍[1]。

将"把关人"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的是传播学者怀特。怀特提出新闻筛选过程中的"把关"模式，即通过对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的对比，考察在一个具体的把关环节上，信息是怎样被筛选、过滤的。怀特的调查之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不仅首次为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的存在及作用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和证据，同时也为"把关人"这一概念在传播研究中得以确立奠定了基础，正如麦奎尔所说的，"怀特以此给研究传播的整个学派命名"[2]。

之后，盖尔顿与鲁奇在《国外新闻的结构》文中提出了"选择性守门模式"。直到1969年，巴斯在《使守门人概念更趋完善》提出"双重行动模式"，即信息流通中，最关键的是把关人是传播媒介[3]。传播媒介的把关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步骤：一是新闻采集，这里的把关人主要有记者，因为记者是最接近信源和最倾向与信源的人。二是新闻加工，这个阶段的把关人主要是以编辑为代表，编辑是那些对流入的新闻内容进行挑选、修改或剔除的人。这样，他们的工作最具有守门意义，巴斯的这一"双重行动"理论也更深刻地强化和巩固了守门人及守门行为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及其作用表现。

从卢因、怀特到巴斯，他们对守门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对一个由信源到受众这样复杂的新闻运转过程中的写作、修改、删节、合并、舍弃、过滤、扩充、编辑等守门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这类研究的特点表现为信息传播的流动是单向的，专业的传播者掌握着对信息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对受众发挥着重要影响。早期的"把关人"研究是对那些直接处理新闻的记者、编辑行为的实证考察，其方法是面谈或亲自观察[4]，从研究者的视野来看，"把关人"研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研究信息的社会控制问题，而且还可反映出对传播者（大众媒介）角色定位的探寻。但不管如何，把关人理论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它的存在对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它引导着新闻传播研究者向更纵深的方向和更宏观的层面上发展。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换言之，"把关"过程及其结果，在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价值的体现。

二、博客传播

博客("Blog或Weblog")一词源于"WebLog"（网络日志）的缩写，是一种十分简易的个人信息方式。让任何人都可以象免费电子邮件的注册、写作和发送一样，完成个人网页的创建、和更新[5]。如果把论坛（BBS）比喻为开放的广场，那么博客就是开放的私人空间。完整地理解博客应该涵盖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指以日记体方式进行个性化表达，并充分利用网络超链接在互联网上实现点对点互动的个人网络空间；二是指在自己的博客空间里经常发表文章或转贴相关内容，并和其他博客互动交流的个人；三是指一种网络交流方式，这是继E-mail、BBS、ICQ（IM）之后出现的第四种网络交流方式，一种自媒体（WEMEIDIA）的形式。

传统的传播模式是：传者-媒介-受者，而博客的传播模式是传授合一。博客是"所有用户"面对"所有用户"进行的传播，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6]。"传受合一"是博客传播中最根本的特征，在传播过程中，每位博客都是即充当信源又充当新宿的角色，具有"传者"和"受者"的双重身份。

博客精神的核心并不是自娱自乐，甚至不是个人表达自由。相反，是体现一种利他的共享精神，为他人提供帮助[7]。博客可以是表现自我情感的场所，但是在博客王国里，真正耐人寻味的是一种最具个人化的内容，却最具有公众性的形式。

在西方，Blogger们被喻为"草根记者"和"过滤者"，通常被传统媒体作为重要新闻来源来使用。《连线》杂志曾评论说："博客已经成为传统新闻记者的预警系统，提前提醒即将爆发的、不引人注目的，但是突发性的新闻。"

佐证博客是传播新锐的经典事件：1998年的德拉吉报道引爆的"克林顿莱温斯基绯闻案"；2001年的美国"9.11"恐怖袭击；2002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萨利姆.帕克斯顿博客；2004年年底的"东南亚海啸博客"。对于一个博客来说，仅靠自己动手去写是不够的，需要大量依靠对其他博客的链接、粘贴或引用。在每个博客网站的后面，都隐藏着若干数量的博客，依靠链接迅速地扩大自己的信息。对于一个博客而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博客发现这个站点并把它与自己的网页建立超链接，这个博客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博客提供信息的信息量的大小，取决于信息受大家讨论的热烈程度；同时，信息被连接的次数越多，其包含的信息量也越大，博客新闻逐渐成为专业媒体的重要信息源。

三、博客传播对把关人理论的冲击

在博客的写作中，每个作者都是把关人，都相对独立地完成信息搜集、整理、制作、传播全流程。在博客传播活动中，博客作者完全按照自己的好恶、立场取舍推荐，他们的选择较少受制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和国家意识形态，所以往往能重新发掘那些被专业传媒组织滤去的信息资源，赋予其新的价值和生命。博客真正实现了话语权、知情权和传播权的统一，这是在以往的媒介组织中绝不可能存在的传播平等和自由，新闻自由的涵义开始真正凸显到公众的面前来。

但是除了那些自建网站的博客外，这些托管网站不会对博客有任何干预，博客托管网站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如2003年木子美的《遗情书》，在11月11日之后，由于各方的压力，博客不得不把《遗情书》下撤。所以说，博客的出现，并不能改变"把关人"的存在，在某些时刻，"把关人"是消失了，但当需要出现的时候，"把关人"亦会毫不犹豫地出现。不可否认，博客背后还是存在着深层的控制，但博客传播仍然标志着由大众控制的"草根"新闻时代。

由于上述现象的出现，一些人认为，博客在新闻传播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博客是未来的新闻传媒；"新闻博客"将颠覆现有的新闻媒体，彻底改变目前新闻传媒的"点对面"的、单向的垄断传播或精英传播或"大教堂式"的传播，形成一个交互的、"集市式"的、由大众控制的"草根"新闻传播时代[8]。由此，新闻传媒与受众的界限将不复存在，新闻传播的现实图景将无可避免地因为"新闻博客"而彻底改变。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知识稀缺的国度，博客的繁荣，具有更特别的意义。博客在中国不仅是航海者，还是盗火者。在汉语世界中的自娱自乐，最终将会使中国走向狭隘，而对新知道探索之旅越加充满荆棘。"[7]。

四、自律与他律

当前对博客把关研究的观点集中于两个观点：自律与他律。自律的观点认为，博客世界的道德规范和自律自爱，将是博客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在读者面前塑造博客世界公信力的根本保障。每一位博客作为把关人都应该有一定的规范自律。

方兴东曾在"木子美"事件后，提出了一份《博客道德规范倡议书》，虽然是形式上的他律规范，其实质其实是自律：诚实和公正原则（依赖于个人品性）、伤害最小化原则（自由以自由为限）、承担责任原则、号召广大博客自律、净化博客环境。

但是自律从来都不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充分条件。博客的勃兴，代表了媒介越来越尊重个人的趋向迎合了人们的需要，是媒介技术人性化的又一次进步。媒介是人的延伸，不仅仅是肢体上的，也会是欲望上的延伸，博客无疑就是人的自由欲望的延伸。

人的本性就是不自律，无限自由。自律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我们只能说自由以自由为限。自由是博客的最高精神，但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一样，博客是人类自由精神的辉煌的产品，但博客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个人的自由需要有个前程，不妨碍他人的正当自由。个人追求自由无可厚非，关键是要明白自由的边界。

他律：官方对网络进行监管，并拟实行博客实名制。认为《博客道德规范倡议书》，《博客公约》，博客本身的自律，能够为博客世界创造一个健康良性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是保障博客正常有序运行的有力保障。

但是，博客实名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吗？相反，在博客中发泄情绪时谩骂他人、挑战传统社会道德、攻击社会制度等等，对社会并不是彻底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博客充当了社会安全阀，是对社会负面情绪的疏导，当然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就必须在社会安全阀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我们对博客伤害首先要有宽容的心态，再一个就是要明确我们对这种伤害的容忍度。那就是伤害最小化原则，明确自己对伤害的容忍度，对别人也应该把程度控制此程度内。博客实名制对广大博客们并没有实际的好处，这决定了实名制不可能实行下去，因为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

正如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指出的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

参考文献

[1]KurtLewin，"PsychologyEcology（1943）"，Harper，1951.

[2]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P135.

[3]巴斯的模式－大众传播模式论[M].P138-139.

[4]黄旦."把关人"研究及其演变[J].国际新闻界,1996,(4).

[5]毛向辉.把网志（BLOG）应用到教育中[OB/EL].

[6]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P44.

第11篇

定义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报道对象是科技，二是时效上要求新，指新近发生或是最新报道。然而，只具备这两点尚不充分。正如科技全方位渗入经济社会，科技新闻与经济、社会等其他新闻也存在诸多交叉，界限并不清晰。如果科技新闻只限于科技领域的新鲜事，则易将部分具有科技内涵的信息排除在科技新闻之外。因此，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社会发生的事件中，只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就应算为科技新闻，否则则是经济新闻或是社会新闻。应该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科技新闻更加容易亦更为清晰。笔者认为，明确科技新闻的分类比研究科技新闻的定义更具实际意义。但相对于后者，国内对科技新闻分类的研究更为缺乏，仅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亦不统一。胡钰将科技新闻分为科技成果类新闻、科技人物类新闻、科技政策类新闻三类。赵炎龙则认为科技新闻包括政策类科技新闻、建设类科技新闻（指科技队伍、科技工作理论方面的建设）、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自然事件类科技新闻（指对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气候等自然界发生的事件进行科学解释或观察性的报道）、批评类科技新闻（对科技系统的新闻监督）等六类。赵炎龙的分类完全包含了胡钰的分类，不但政策类科技新闻、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表述的内涵比科技成果类新闻、科技人物类新闻、科技政策类更宽，而且还区分出了建设类、自然事件类和批评类三类科技新闻，更为全面地反映了科技新闻的全貌。

然而，赵炎龙的分类仍存在明显的瑕疵。一是自然事件类科技新闻过于狭窄。如2003年SARS疫情发生时，在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中，涉及防治和诊疗技术研究进展的，无疑可以列入成果类科技新闻，但是更多的关于SARS发病原因、发病条件、疫情地区、防治要求等方面具有科技内涵的新闻，因不属自然事件，难以归类。其实，现实中后一类新闻越来越多。二是分类对象重叠。建设类科技新闻和批评类科技新闻的对象均为科技管理或是科技工作，而且我国批评类科技新闻数量很少，单独归类实际意义有限。因此，笔者认为，科技新闻除了包括意义明确的政策类科技新闻、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外，还应包括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和管理类科技新闻两类。其中，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指事件具有深厚的科技背景，如嫦娥三号登月探测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在月情况等类的新闻，或是需要通过科技阐释事件发生背景、预测发展趋势，如2004年对印度洋发生海啸的报道等，以及揭示事件背后科技现状的，如《华盛顿邮报》2014年4月在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失联事件报道中指出“全球航空业的数据通信、数据备份技术实在太落伍，今天的航空业仍在使用上世纪70年代的落后技术”等。这类新闻与成果类新闻区别明显，应单成一类。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科技角度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管理类科技新闻指反映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推动科技事业发展中的举措或阶段性成果的新闻，包括科技工作进展、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情况、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等，如召开重大科技会议、科技规划、科技人才选聘等情况。

2科技传播与科技新闻传播

科技传播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国内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同时强调“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科技传播作为科技知识扩散的方式，对推动和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科技传播在学界受到高度关注，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与科技新闻一样，学界对于科技传播也是未形成公认的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有：孙宝寅认为，“科技传播是科技信息运动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实现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翟杰全认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即为科技传播。需要说明的是，在科技传播研究中，一般有“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两种表述。由于“在科学传播的语境下，科学被认为包括了纯科学、数学、统计学、工程学、技术、医学及相关领域”，实际研究中，此两种表述一般不加区分。就科技传播与科技新闻传播的关系而言，各种研究对其并不明确。从修辞上来说，不能确定“科技新闻传播”属于“科技传播”，就像“成人职业教育”属于“成人教育”，而“工商行政管理”却与“工商管理”没有关系。从学术上来说，很多学者在对科技传播研究中没有涉及科技新闻传播。对于科技传播的构成，学者们多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类。

吴国盛认为科学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以及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科学界内部的交流包括学科同行间的交流与跨学科交流，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是指科学与其它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对话与交流；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是科学传播狭义的指称，既继承传统科普的科学向公众传播，又强调公众向科学传播。翟杰全认为科技传播既包括科学的传播，也包括技术的传播，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技术传播是科技传播的四个基本渠道，其中技术传播指的是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交流与共享活动。凌小萍、谢慎兰把科技传播分为学术交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三个层次。分析上述分类，总体而言，是将科技传播划分为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三个层次。学（技）术交流，指在科技专业人员之间传播、交流科技信息的过程和行为。开展学（技）术交流避免了科研活动中的重复劳动，使学术研究由个体劳动成为集体劳动，有利于肯定学术成就、纠正学术错误、拓展学术交流的范围，有助于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大大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吴国盛的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翟杰全的专业交流、技术传播，凌小萍、谢慎兰的学术交流，都可归于此类。科技教育，是指通过传授科技知识、研究方法，传承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来培养科技人才。科学教育培养了科技专业人员队伍，使得科技劳动成果的创造、传承与扩散得以延续，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科技传播方式。吴国盛的分类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此重要的科技教育，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即使他提出的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在广义方面似乎包括科技教育的一丝味道，那也颇为勉强。科学普及，是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一直被认为是科技传播最基本的含义。科学普及拉近了科技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促进公众理解和支持科学。正如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所说，“科学技术正是通过普及的途径和手段变为生产力的。”吴国盛将科学普及拓展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强调了公众向科学传播和科普者与公众的平等关系。上述三个层次的分类，也不是没有问题。当前，科技传播的范畴已经比以往包含了更多的因素，由于科技信息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很多日常普通的信息(如新闻、广告等)或多或少含有科技传播成分。因此，不能忽略科技新闻对科技传播的作用。一些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刘华杰认为“科学传播”在中国有“科普”和“科技新闻”两大传统，很多科技新闻报道都是“标准的科普工作”。吴国盛也强调了新闻媒体对科普的重要作用。徐孝枫、李云娣则按照科技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将科技传播分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向其他领域专业人员的传播、教育机构内部面向学生的传播、科技公共传播等四个不同阶段，并认为科技新闻是科技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

尽管如此，刘华杰、吴国盛提及科技新闻是为了强调新闻媒体的科普功能。徐孝枫、李云娣虽将科技新闻作为科技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但所说的科技公共传播还是在科普意义上的扩展，其他三类还是没有脱出上述分类的窠臼。结合前文所述，科技新闻除大多有科普的作用外，其所蕴含的新闻价值也常常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一些引人瞩目的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管理类科技新闻有时甚至并不具有直接的科普价值，如SARS疫区的划分、科技规划等。但是这些科技新闻由于可以满足人们希望了解科技的需求，吸引人们关注科技，讲述了科技事实，符合科技传播中科技信息交流与共享的要求。科技新闻传播具备了科技传播的基本内涵，毫无疑义属于科技传播的范畴。由于科技新闻的科普作用并不能涵盖其在科技传播中的意义，因此，将科技传播划分为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科技新闻四个层次更为合理。在四个层次的科技传播活动中，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有相对固定的传播对象、明确的传播内容、清晰的效果评价标准，分别通过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合作研究、专利许可，以及专业教育、培训等方式进行。科学普及、科技新闻有共性也存差异。共性在于传播对象均为全体社会成员，都无明确的传播内容要求和效果评价标准，传播形式上需要依靠大众传媒，传播内容都具有“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作用。差异在于，前者目的明确，不讲求时效，重复性、长期性特征突出，更多强调对人的观念的影响和素质的提高；后者时效性强，属一次性消费，目的是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在四个层次的科技传播活动中，知识的专业性依次降低，受众的范围依次扩大，社会的参与度依次提高，传播的社会性依次增强。广泛性多意味着基础性。科技新闻传播作为最广泛的社会科技传播活动，对其他形式的科技传播活动起着基础作用。从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省区的实际情况来看，科技传播活动活跃的地方，科技新闻传播发达；科技新闻传播发达的地方，科技传播活动的水平亦高，效果显著。因此，实现科技新闻的高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3从科技传播视角衡量科技新闻传播效果

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代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态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在积极构建服务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建设高效的科技新闻传播体系是科技传播在新时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新闻传播的效果进行评价，有助于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明确方向，具有一定实践意义。科技新闻传播作为面向大众的科技传播活动，对其效果的评价不能仅限于新闻传播，还需兼顾科技传播方面。因此，科技新闻传播的高效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的形式、方式、手段不断完善和范围、内容不断深化上，体现在科技知识和新闻信息的大规模的、多向互动的、快速的扩散上，还要体现在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伦理道德的有效传播上。具体来说，科技新闻高效传播评价应涉及以下几个维度。一是传播形式。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不但科技新闻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而且一切经济新闻的背后也似乎总能找到科学技术的影子。因此，科技新闻传播不仅是科技专业媒体的任务，其他主流媒体也要全面介入；科技新闻不仅继续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也应成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媒体传播的重要内容。科技新闻报道的形式要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更好地吸引社会的关注。随着现代传播观念的深入，科技新闻报道不再仅是科学向公众的单向灌输，还要成为公众理解科学的双向活动。二是传播速度。科技新闻能够快速响应、快速传播。从新闻线索的发现，到新闻产品的生产，再到新闻产品的扩散和接受，时间效率都要大幅度提升。科技新闻同其他社会关注的新闻一样，能够准确及时迅速公开，乃至实现实时化传播。如玉兔号月球车通过微博，拟人化实时了第二次月夜休眠前遇到故障的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时，各种社会新闻热点所蕴含的科技新闻点也应被迅速挖掘，满足公众的需要。

第12篇

1962年在宁夏和甘肃交界的一个村落，曾因剥病死猫的皮而感染鼠疫，死亡12人。国外也有报道，猫患鼠疫后，临床特征多变，出现发热、淋巴腺肿、舌下脓肿与其他疾病相似，因此猫感染鼠疫后对人类的威胁是十分危险的。另外，猫可作为动物鼠疫流行的重要指示动物。猫对鼠疫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抗性，属高抗动物。同时，猫在疫源地内的活动范围广，捕食啮齿动物多，感染鼠疫几率高，存活率高。猫的这种属性对人类防治鼠疫可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定期监测猫的血清抗体动态变化，即可预测某一地区疾病流行，及时发现啮齿动物间鼠疫疫情。而且，猫作为鼠类的天敌可将其有控制地引入疫区，达到生态灭鼠的效果。目前甘宁阿拉善黄鼠疫源地黄鼠密度处在历史极低水平0.2只/hm2（自1980年监测以来），这与啮齿动物天敌数量增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寄生虫病

猫能自然感染多种寄生虫，这与猫的食肉属性有关。感染寄生虫后，常出现发热、呕吐等症状，表现为消瘦。2007年在宁夏西吉县调查中发现（宁夏寄生虫项目内部调查资料）猫的绦虫感染率较高，调查了54只猫，其中肠道检出绦虫32只，感染率59.26%，感染强度1～12条。虽然猫和鼬类均以啮齿动物为主食，但对人的传播疾病的意义不同，鼬类调查中发现16只中有5只检出绦虫，感染率为31.25%，感染强度为1～5条（宁夏寄生虫项目内部调查资料）。鼬类属于野生动物，几乎不与人类发生接触，而猫与人类有密切接触。猫与鼬的绦虫感染率具有差异，可能与啮齿动物以外的食物有关，也可能与偏食某种啮齿动物有关。

弓形虫病是由弓形体引起的寄生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疾病。猫是弓形虫的主要传染源，弓形虫病分布于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猫的平均感染率为25%～50%，部分地区甚至高达80%以上，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人类感染弓形虫病后，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缺乏特异症状，常见的有淋巴结炎、心肌炎、肝炎、肾炎、支气管炎等。而一旦孕妇被病猫抓伤，猫所携带的病原体―弓形体就会由孕妇的伤口通过胎盘导致胎儿感染而发生早产、流产、死胎或畸胎，目前对这种病尚无理想的治疗药物。

其他疾病

①猫传播细菌性疾病：猫抓病通常在猫抓、咬或与猫密切接触后患病，患者发病时，可出现淋巴结肿大及发热症状，病原体是巴士通体。猫抓病在全球每年都有流行，发病人数超过4万例，以青少年和儿童居多，温暖季节较寒冷季节多见，近年来病例呈上升态势。另外，猫披衣菌肺炎等疾病近年来被认识和重视。

②猫传播真菌性皮肤病：猫癣的发病类型和人的脚气病比较类似，病菌顽固难治。目前，发现的5种引发猫癣的真菌中，奥杜安小孢霉菌很容易通过被传染的器皿、梳子、剪刀、坐垫等直接传染给人。人类感染猫癣后，会感觉皮肤瘙痒并出现红疹；重度患者会出现脱发和皮肤大面积病变，导致渗出性化脓等。

③猫传播病毒性疾病：狂犬病病毒主要存在于被感染猫的唾液中，猫狂犬病与狗狂犬病的病毒相同，病猫表现为狂燥不安、意识紊乱、对环境刺激反应过大、攻击其他动物，最后麻痹而死等特征。据统计，猫传染的狂犬病占到总病例的3%，是狂犬病的第二大疫源和传播宿主。狂犬病在家猫中发病率不高，所以人们忽视了给宠物猫接种狂犬病免疫疫苗，给狂犬病的预防带来了隐患。猫白血病、猫鼻气管炎、猫卡里西病、猫瘟等病毒性疾病都可直接传播给人类。

第13篇

[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14篇

中国茶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经济影响巨大，并催生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茶产业，诞生了世界茶叶贸易行业，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催生世界茶产业。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也是茶产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作为茶树原产地的中国，最早利用、驯化、栽培茶树，进行茶叶采摘、加工、制造、销售，形成了茶产业，诞生了茶经济。随着中国茶向外传播，茶叶知识、茶树栽培、茶叶生产传到国外，世界茶产业应运而生。现在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种上了茶树，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茶叶生产，促进了国际贸易，加强了国际协作，繁荣了茶叶科学。在世界农业经济作物中，茶业逐步成为令人瞩目的产业。现在五大洲都有茶区分布，茶园分布最广的地区介于北纬6度至22度之间，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区索契山地的图亚普谢区茶区为当今世界最北的茶区，阿根廷的米逊斯茶区是世界最南的茶区。亚洲茶区分布最广，非洲次之，美洲再次之，大洋洲、欧洲分布较少。茶业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从茶产量可见一斑。年产量20万吨以上的国家为世界最重要的产茶国印度、中国、斯里兰卡，这三国茶产量占世界茶产量的60%以上。年产量10万吨以上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日本、土耳其。以上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茶国。年产量万吨以上的产茶国有孟加拉国、坦桑尼亚、马拉维、乌干达、伊朗、莫桑比克、越南、阿根廷、巴西、津巴布韦、卢旺达、南非，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产茶国。此外，缅甸、泰国、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尼泊尔、菲律宾、朝鲜、韩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卢旺达、马里、几内亚、毛里求斯、埃及、刚果、喀麦隆、布隆迪、刚果（金）、埃塞俄比亚、留尼汪岛、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巴拉圭、牙买加、墨西哥、玻利维亚、圭亚那、美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澳大利亚、葡萄牙、格鲁吉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茶产量在世界上虽无甚影响，但茶产业在本国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地位，在满足本国饮茶需求的同时，对减少茶叶进口，平衡贸易格局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而仍具有产业意义。

推动世界茶贸易。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推动了世界茶贸易的发展。茶叶贸易的发展与饮茶风俗的传播关系极大。长期以来，中国茶主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虽然茶叶贸易随之兴起，但贸易数量仍然有限。只有当饮茶风俗传入欧洲，并随西方殖民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后，茶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茶叶贸易勃然兴起，世界茶贸易数量才不断被刷新。19世纪40年代前，中国几乎提供了世界茶叶贸易的全部货源。据笔者推算，16世纪的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微不足道，17世纪约在21010担以上（1050.5吨），18世纪增至8889241担以上（444462.5吨），19世纪40年代，达1500万担左右（75万吨）。如果加上每年2.5万～5万担的帆船运茶出口量，则总数更多。从16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的约300年间，中国出口茶叶总计2396万担（约119.8万吨），1840年约为40万担（2万吨）。此后，世界茶叶市场上出现少量日本绿茶、印度红茶，且数量不断增多，但中国茶叶出口量也不断增加，1886年达到巅峰的13.4万吨。这一时期，中国茶叶90%以上销往欧洲。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世界茶叶生产、出口、消费均有所下降。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茶叶产量迅速增加，但世界茶叶贸易额同样增加迅速。世界茶叶出口贸易由19世纪70年代的12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178.37万吨，显示了这一贸易产品的巨大活力。

刺激世界茶生产。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刺激了世界茶的生产。随着茶的传播，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茶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茶叶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笔者曾估计，中国茶作为世界茶叶唯一产地时的1832～1837年，年均茶园面积为34.73万公顷，茶叶产量13.03万吨，单产374.9公斤/公顷。由此可知，中国茶向世界传播对茶叶生产的巨大刺激作用。以1832～1837年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和单产为基数，1934年这三项数据分别增长了2.59倍、2.93倍和1.13倍，1990年这三项指标则进一步增至7.2倍、19.3倍和2.68倍。从1934年到1990年，世界植茶面积增长1.78倍，茶叶产量提高5.6倍，茶叶单产增加1.36倍。进入21世纪，世界茶叶产量持续增长，每年均超过300万吨，2010年跃至408.7万吨，2012年增至452.80万吨。茶叶生产的惊人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二、丰富人类文化礼仪

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过程，不仅是饮茶风俗的传播、茶叶知识的输入、茶叶贸易的开展及茶产业的兴起，更重要的是礼仪文化的传播。与中华文化一道远播海外的茶文化，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结合，日益生根发芽，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饮茶礼仪、饮茶文化。在新产生的茶文化中，东方茶文化最具典型的是朝鲜茶礼、日本茶道，西方茶文化最为典型的是荷兰茶会、英国下午茶。这几种最为典型的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茶风俗传入这些国家的产物。朝鲜茶礼。随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流入朝鲜，茶随之传入该地，并加以传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太宗时期茶传入朝鲜。据朝鲜正史《三国史记》载，新罗善德女王（632～646年在位）时，留学僧人从中国带回茶籽种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兴德王三年（828年）十二月条载：“入唐回使大廉带回了茶种，种植于地理山上。在此之前，善德王之时茶已有之，但是自兴德王时代兴盛起来。”朝鲜李朝文献《东国通鉴》说“：新罗兴德王时，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帝（827～840年）赏赐茶籽，公元828年种于金罗山的异山。”这是茶的再次传入，表明饮茶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新罗时代已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人向民间传播、发展。这一时期新罗国内开始植茶、制茶，茶文化进入兴盛时期，茶礼形成。日本茶道。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引进，并不仅仅限于制度、技术等，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其中之一，即饮茶之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

［2］以最澄、空海、永忠为代表的学问僧在学习、传播佛教的同时，还带回了中国的茶籽、茶饼、茶具。从弘仁饮茶中对陆羽亦步亦趋的模仿及弘仁茶诗与中国茶诗的相似表达，可以推测《茶经》一书及唐代饮茶诗文也由以此三人为代表的学问僧带到了日本。以嵯峨天皇为首的日本上流社会对新传入的饮茶文化怀有极大热情，尤其是嵯峨天皇不仅多次参加茶会，还在皇宫中开辟茶园，下令在近畿地区植茶。饮茶文化在日本迅速发展，形成一股“弘仁茶风”，为13世纪后南浦缫明、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在日本传播茶道打下了基础。荷兰茶会。欧洲茶会，以荷兰为最。中国茶传入欧洲时，价格高昂，非普通人所能饮用，只有贵族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要人才能享用。荷兰输入中国茶叶的同时，中国茶壶、茶杯也一起被输入，使之能够同时使用。1637年前后，有些富商的妻子开始以茶待客，于是茶叶输入量稍微增加。1666年，茶价有所下降，但每磅售价200～250弗洛林（相当于80～100美元），茶叶仍然只能为富人所享用。此后，输入量再次增加，价格下降，饮茶略有普及，这个时间是1666年至1680年。富有的家庭辟有专门茶室，普通市民则在啤酒店饮茶。饮茶俱乐部的形成，推动了一般妇女的饮茶热。茶会是一件十分郑重其事的事，饮茶客人多在下午2时光临，主人郑重接待，礼貌周全。女主人取出各种茶叶，放入配有银制滤器的小瓷壶中。女主人请每位客人选好自己的茶，然后放入小杯中。需要加其他饮料的客人，女主人则以小红壶浸泡番红花，用较大的杯盛放较少的茶递给客人，让其自行配饮。饮茶时，要咂吸有声，表示女主人的茶味美好。大家足靠火炉，一边喝茶，一边吃着糖果饼干，一边交谈。饮茶结束后，再喝白兰地酒，吃葡萄干、糖等食品。茶会风靡一时，成为荷兰妇人重要的社交方式，这一著名活动丰富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内容。饮茶习俗对荷兰人社会生活产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积极影响：政府通过社区免费聚餐，加强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生意兴隆的茶馆，丰富了近代荷兰的城市服务业，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彼此联系；追求饮茶，刺激了人们对茶器收集及茶亭兴建的热情。

［3］英国下午茶。欧洲茶会，以英国为次。英国饮茶晚于荷兰，但发展势头迅猛，至18世纪已形成午后茶。1763年，在哈罗门诸贵妇轮流供给午后茶与咖啡。此后，鉴于人们早餐食用丰富，中餐与晚餐间距时间太长，晚餐后则在会客室饮茶的情况，第七世裴德福公爵夫人安娜推出了17时进茶、饼干的项目，午后茶遂成为时兴礼仪。这种礼仪一经产生，风靡一时。同时，饮茶习惯迅速普及全国各阶层，英国遂成为世界最大茶叶消费国，人均年茶叶消费量最多时竟然达到10磅。饮茶方法的讲究，为其他国家所不及。泡茶是一种艺术，全国男女老幼都懂得怎样泡制一杯合口的好茶。［4］

三、其他方面的影响

第15篇

1.抄写传播时代抄写作为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始发于秦汉，秦代时已具雏形，至西汉已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形式。如《尚书》中的“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就可以看出当时古代文学已经开始以抄写记载为主要传播方式了。自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及汉代颁布的“废挟书令”后，古代文学通过抄写整理加以广泛传播得到了巨大发展，抄写传播的载体也经历从简牍到绢帛再到纸质的发展历程，简牍作为载体其主要普及于秦代和西汉时期，绢帛和纸质作为载体则出现在东汉年间，且前者还曾经风靡一时，后者则在一些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广泛应用，如《后汉书》就是采用纸质进行记载的，然而这一时期抄写载体依然以绢帛为主要形式。

2.雕版印刷传播时代雕版印刷时代出现于隋唐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其对古代文学传播形式的变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主要是抄写载体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学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传播力度更大，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更加简便快捷。在经过了漫长的纸质作为载体的传播形式后，纸质载体的生产工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生产数量及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纸张质量的提高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其在民间的运用更为广泛，尤其是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经典文学，被通过纸质载体记录下来，有效地促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加之民间藏书风气的盛行及书籍买卖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这些对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书楼歌》中写道“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延神记》”，可以看出当时书籍市场已经较为发达了。我国当前留存下来的经典名著，都是通过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并作为载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1.语言传播一是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传播。在没有文字等传播方式之前，口语传播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传播方式。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相互间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社会经验的积累，口耳相传愈发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传播途径。古代文学的创作及传播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来实现的，如我国的一些神话传说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说”等也是通过古人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下来，待到文字记载的形式出现后，才被文字记录下来并产生了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如《诗经》中的风雅颂等都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下来的。二是乐工说唱传播。乐工对诗词进行说唱演奏并成为风气始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文人创作诗词等文学作品，乐工采用说唱的形式将诗词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乐工向文人索词并赠金，不仅可以让文人获得物质上的利益，通过乐工的说唱传播，还可以将其作品广泛传播，增加知名度，两者可谓相互促进及共赢的关系，因而当时有不少文人为迎合乐工的需求，而创作一些具有很轻押韵美感及诗词。如柳永赴京时，出现“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的情况。三是唱和及说书的传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经常聚在一起饮酒作诗，我国很多名诗名词也是在文人名士聚会中现场创作的，并经过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广泛传播下来，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时，当场创作《滕王阁序》，经名流官宦推崇传播后，流传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民间还有一种说书的形式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传播，如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原本并不是流传十分广泛，反而是通过民间说书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说评，才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三国演义》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间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间说书人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评说。

2.文字传播文字的出现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上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有效弥补了口头语言传播所具有的时间及空间的局限性，还改善了口头传播容易误传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传播载体的不断发展及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成为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方式。题壁传播题壁传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更是盛行一时，当时很多文人出于各种考虑，常常将自己创作的诗词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加之那时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发达，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兴致十分浓厚，这也为他们将诗词题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诗词，因而通过题壁的形式，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如诗人陆游的《钗头凤》及很多无名氏的作品都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文本传播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学书籍作品的借阅及抄写更为简便，古代部分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读书，经常采取借阅和抄写的方式。此外，对于部分经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兴而对其进行抄写收藏，这使得古代不少文学作品能够在民间传播开来，如《文选注》等作品;同时古代部分禁书，为了防止其失传，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将其保留下来，如《金瓶梅》等作品。通过借阅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学作品都得以保存传播下来，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贡献。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