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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2]。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
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作者:刘涛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关键词】婚俗文化;畲族婚俗;景宁;旅游开发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畲族自治县,是著名的畲乡、生态之乡、廊桥之乡,具有原汁原味的畲族风情、苍翠浩瀚的森林景观、秀丽壮观的溪瀑景观、神秘动人的民间传说,是人们理想的游览观光、避暑度假、休闲游憩的生态旅游胜地。笔者主要以景宁畲族婚俗文化的开发问题作为研究的切人点,在分析开发特点、开发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剖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开发思路,进行相应的策略研究。
一
、畲族婚俗的内涵及功能畲族的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方式和婚姻习俗都蕴藏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意蕴,对其进行深入的考究不仅可以窥探出畲族文化的深层根源,还可以梳理出畲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畲族婚俗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习俗,同时也蕴涵着一种行为文化。所谓行为文化,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问的‘第三种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中创造、传播、占有、享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化活动过程,它侧重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畲族人民在婚姻仪式的举办过程中,拥有着许多较为特殊的方式,这些方式有的是直接借鉴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行为,而有的则是Et常生活中某些行为的变体,只是这些行为附着上了‘婚姻”二字,从而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畲族婚俗在景宁的民俗旅游开发中有以下几个功能:其一是经济功能。畲族婚俗是景宁民俗旅游开发的重点项目,特色的畲族婚俗表演为景宁当地旅游经济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笔者在实地调查时也发现,很多旅游者都是专门来观看畲族婚俗表演的,而且以团队为主。其二是调适功能。在畲族婚嫁过程中,个人与血缘群体通过仪式,如‘馈郎礼”、‘哭嫁”等增强了个体对家族的依恋与关联,使二者关系更加融洽,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大家庭。
同时,畲族通过婚礼,对加强彰显邻里的关系与交流、促进团结有很大的好处。其三是文化功能。畲族婚俗有着深刻的内涵,体现了畲族人们传统的生活文化。通过畲族婚俗的表演,能使旅游者更深入地了解畲族文化的精髓。
二、传统的畲族婚俗文化
畲族娶亲队伍有‘亲家伯”~人(男方全权代表)、‘高媒”一人、‘行郎”两人(对歌兼抬轿者)、‘车郎”两人(运送聘礼者)、‘接姑”(提灯接引新娘者,常被称为‘哧娘”)两人、抬嫁妆者若干人,并有两个‘照火郎”(要夜出夜归)。
若是行‘借镬嫁”,则还要一位“当门车郎”(代表夫家带去的厨师)。人员总数要凑双数(返回亦同),但忌‘18”、‘24”两数。迎亲队伍在黎明前到达新娘家,独特而有趣的娶亲仪式就开始了。
首先是女方‘拦路”。迎亲队伍到女方村庄附近,即鸣鞭炮报信。女方的‘妻姆妯娌”们闻声后,即在要道路口用荆棘柴把拦路,设路障数处,阻其通行,等媒人递上小红包后,才撤路障放行。
此乃抵抗‘抢亲”之为。
第二环节是‘关门迎亲”。迎亲队伍行至女方家门前,女方‘妻姆妯娌”们又闩起大门‘对抗”。
媒人等即在门外不停地鸣放鞭炮,女方亦在门内院子对放,像是一场混战。而后女方门开一缝,男方亲家递上一对小红包后,才开门让迎亲队伍进屋。之后便是杀鸡洒红。红轿抬进入新娘家大厅,女方婚宴的‘动用人”接过男方带的鸡杀之,将鸡血洒粘于厅壁、两栋柱和大门两框上,然后将鸡从轿顶上抛出,俗称‘淋轿煞”。
第四环节是‘火笼暖轿”。畲族原盛行‘行嫁”(步行),红轿乃受汉族的影响,其轿全用竹编制,小巧轻便,或云‘竹种凤凰山”之说。红轿进门后停于院子一旁,下垫脚盆,轿脚不粘地。轿后还挂米筛、镜子、剪刀及尺等物以镇邪,此乃华南一带相沿的巫术。落轿后,女方‘理事者”用一火笼盛炭火,放置男方从女方取回的火种人种,预示婚后生活红火、人丁兴旺。可能是古人在骚乱时首先保存火种之举的变异仪式。
第五环节是‘查亲举礼”。男方挑来的礼品置于中堂桌案,点上红烛明香后,亲家在中堂右首,大至小逐一查讨招呼女方亲属代表及账房、厨馆等主要理人即分别上堂,被推之‘大边”(左首)与亲家兴礼,表示对母系亲属的尊重,畲民称之为‘高头嫁女,矮头讨女”。‘杀家伯”若是站错位置,则被责之‘不懂规矩”。双双作揖后各自向对方跨出右脚一步,双手碰到对方下身,俗称‘拣田螺”,是父亲生殖崇拜的变异遗存,强调父亲的血缘地位。
第六环节是‘奉宝塔茶”。迎亲队伍进入女方厅堂落坐后,女方女眷代表首先给他们敬茶,有的地方女眷端给‘亲家”的是用桶盘托着叠成三层宝放的五碗茶(上一、中三、下一),要“亲家伯”一人接去分送给媒人、‘行郎”与‘‘车郎”,用他们的智慧来为难‘亲家伯”。‘亲家伯”如何接茶,当有定法,若把碗弄翻了,则不仅要出红包,还要遭奚落。接着女方男理事亦以盘托酒壶至媒人跟前,问‘‘是行云而来还是骑马而来”。媒人若说‘行云而来”,行致雨,就要给媒人灌酒;若说‘骑马而来”,并将小红包置于盘中,他则口说彩语高兴而去。这些都是为难、考验男方迎亲人之举。
第七环节是‘借镬”。迎亲人用茶、‘脱草鞋”(吃点心)后,行‘领酒水”婚仪的“当门车郎”即端桶盘(上置一对红烛一刀肉及红包等)到厨房举行‘借镬”仪式。意即女方一应宴度酒菜都自男方挑来,男方厨师“当门车郎”来女方厨师面前作揖,厨师接过桶盘置于灶头,“当门车郎”先说几句谦语开场,即念一串谜语式的‘惜镬”词,女方‘妻姆妯娌”们多方刁难,若说漏一件要重念一遍。
炊具‘借”齐后,“当门车郎”还杀鸡、刷锅、生火。杀鸡时,如果有一滴鸡血滴出碗外,就要罚饮.158.一碗酒,女眷们故意左推右推,使鸡血洒出碗外。
刷锅时,女眷们不断朝锅里撒糠粉、菜叶等,使之刷不干净,但‘当门车郎”把肉放下锅,就不能再撒。生火时设法使之总烧不着,甚至还将火炉管上口抹上炭灰,‘当门车郎”用之吹火,嘴上即粘上黑圈。但“当门车郎”都有办法对付。这些仪式完毕,‘
当门车郎”双手平端菜刀与红包向女方厨师作揖,女方厨师接过菜刀,将刀口调向已方,向‘当门车郎”回礼,即表示愿意代庖,‘借镬”仪式结束。
第八环节是畲族祖先崇拜的遗俗即‘请祖公”。
女方厨师将三牲祭品和主要菜肴各盛一碗并一包饼干置于祖宗堂前,点起香烛,由畲族师公请女方祖宗来受用婚宴。它与平常祭祀不同的是,酒杯数目要与该姓项数相同。如雷姓是‘大、小、百、千、万”五项;蓝姓有五项,也有‘大、小、百、千、万、念”五项,则要置六杯酒;钟姓无‘‘千”项,是‘大、小、百、万、念”五项。这项数既代表纵向大小辈份的代数,也代表五组或六组包括天神、道教神、师爷神、战神、狩猎神和祖宗神在内的神团系统。
最后便是畲族婚俗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长夜对歌”。迎新队伍到女方家后,女方女歌手先与‘‘车郎”对一阵歌,俗称‘嚓车郎”。中午后直到第二天凌晨轿子起身,皆是女方女歌手与男方两‘行郎”对歌。歌的内容大体与婚俗程序相一致,从择吉日、定亲开始,直唱到“红轿起身”,最后唱《十二生肖》压歌门,表示对各位客人致谢。。这些歌统称为‘嫁女歌”。然而在多数场合,女方歌手往往插入一些情歌和赛智歌,以压倒‘行郎”为胜事。比睿斗智,人们尤喜听。上席宴饮时,女方来劝酒,必唱《劝酒歌》,准夜半吃点心时唱《点心歌》,均有唱有回,‘行郎”边吃边听边回,宴饮时仍然歌声不断。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传统的畲族婚俗已经被过度商业化了。畲族婚俗在民俗旅游开发中被作为一种商品来展现给旅游者。婚俗表演的人员基本上不是原住民,大多数是从县畲族民间艺术团、职业高中等聘用的其他人员,然后聚集在一起,进行统一的排练,呈现给旅游者的畲族婚俗也并非完整,而是截取了娱乐性、商业性较强的桥段,比如迎宾、拜堂、拦路等有商机可图的环节。此外,这些演员在17I复一日的表演中表现出态度冷淡、缺乏互动性等现象,大大降低了畲族婚俗的真正内涵,导致很多旅游者成为一次旅游消费者,表示不会再来当地进行婚俗体验了。
三、景宁旅游开发中对畲族婚俗利用存在的问题(一)表演化、舞台化倾向严重畲族婚礼作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严肃性和严格的程序。真正传统的畲族婚俗礼仪一般有十个环节,中间还有很多要注意的细节,其具体细节在前面畲族婚俗的介绍中已经详细提及。从保护民族文化的角度而言,这些传统礼数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但当地在开发畲族婚俗旅游的过程中,没有尊重当地民族婚礼程序,不分场合与内容,只顾眼前经济利益,片面迎合游客的口味,只选择畲族婚礼中表演性以及娱乐性强的部分展示给游客,导致畲族婚俗向表演化、低俗化发展。同时,由于婚俗表演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表演而敷衍应付,游客对于这种没有内涵、没有真实情感的表演难以产生兴趣。从一项对游客在景宁观看畲族婚俗表演的印象中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满意度仅为20%左右,中间态评价(即‘般”)占45%,认为‘‘无特色”和‘‘差”的旅游者占35%。
也就是说,有高达80%的旅游者对畲族婚俗表演评价不佳。作者也实地参与调查过,感觉此类表演只能满足游客一时的新鲜感,却形成不了长期的旅游吸引力。
(二)游客对于此类婚俗表演参号l生比较差一般来说,在对婚俗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有两种普遍的形式,一种是以博物馆的形式,以图片为主,供游客参观,缺少参与陛;另一种则是婚俗旅游中比较泛滥的模式——婚俗表演,这种模式看似存在着潜在的参与陛,但其实这类表演也仅仅是邀请少数游客上台扮演新郎、新娘,大部分游客仍然作为观众观看,游客的参与I生比较低。在当地旅游区表演的婚俗文化,一般新娘是由当地居民担任‘新娘”,邀请旅游者扮‘新郎”来参与表演。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完整的婚俗表演,会要求其他男性旅游者扮演‘赤郎”的角色,除了少数男性旅游者可以直接参与婚俗体验外,其他女性旅游者和大部分男性旅游者只能作为旁观者,参与性比较差。
(三)婚俗旅游开发呈现商业化、低俗化特征许多景区在经济利益的驱。,不择手段地设计旅游项目,把游客当做‘挨宰”的对象展示的婚俗内容不具有文化内涵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有些景区甚至胡乱编造,任意杜撰一些婚俗内容。
笔者在实地走访发现,很多畲族民俗旅游区内的表演者大部分是非畲民,不能真实准确地展现原汁原味的畲族婚俗文化。我们在对当地居民访谈中了解到,其实很早以前畲族居民结婚并非如此热闹,新娘都是半夜去新郎家的,而现在当地一般也实行现代婚礼,原住民已很少有采取传统的畲族婚俗礼仪的了。
四、畲族婚俗在景宁旅游开发中的合理利用建议(一)对于景宁旅游业的定位要合理旅游业在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因此各地方政府对旅游业的定位就不同。在对旅游地依赖程度很强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在对旅游业依赖程度较强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重点产业;在对旅游业依赖程度一般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一般产业。对旅游业的定位越高,政府对旅游的开发热情就越高。景宁当地政府已把畲族民俗旅游定位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资金、技术、管理力量不足。因此,景宁当地政府就以优惠政策为条件,吸引外来的资本、技术、管理资源出现了盲目引资现象,不切实际地追求旅游产品商品化,不加分析地吸引外来文化因子。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源,当地还把过多的权利外放,甚至包括旅游地开发的决策权。显然,旅游开发商拥有过大的控制权将给当地政府对旅游地发展的协调和控制带来困难。
(二)开发商要合理利用畲族婚俗文化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开发商在对旅游资源开发时,都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原则,这种对旅游者数量和消费额最大化追求的倾向,既会使旅游者充斥旅游地,又会引发社会消费趋前化,改变旅游地社会的观念意识、文化心态等,导致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太大变化。开发商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商打破了旅游地稳定循环系统,为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的循环注入了各种物质、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开发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造成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异化。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对当地传统文化进行商品化包装,只要有利可图,一些当地婚俗文化就会成为大量复制的对象。这种用片段时间、片段意向打造畲族婚俗文化从而使景宁畲族当地文化的特殊性与演进过程被忽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三)原住民要从婚俗文化的开发中获益民俗旅游地居民受到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不是介入者(旅游者)单方面作用的结果。(下转第169页)当地的旅游民族作为与游客接触的主体人群,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以及参与旅游活动的程度都会影响到旅游地新的旅游文化的形成。事实上,不同的居民对外来文化的反应不一样,与游客相互作用的效应就不一样。笔者在深入景宁畲族自治县调查后发现,景宁畲族原住民特征主要体现在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景宁畲族原住民参与旅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旅游活动。
在旅游活动中,原住民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些畲族居民扮演服务人员的角色,一些畲族居民扮演商品出售者的角色,一些则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有些扮演投资者的角色,有些是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不同角色对旅游活动的控制权力不同,关注的利益也不同,分享到的收益也不同,从而也会暴露出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二是参与当地的旅游管理决策。在当地旅游发展决策中,畲族原住民是否参与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会影响他们与当地政府、客商、旅游者的关系。许多旅游地出现矛盾冲突常常是因为在旅游发展决策中未能倾听当地居民的心声,景宁在发展畲族民俗旅游时也不例外。旅游地居民被置之旅游决策系统之外,直接导致整个旅游地系统各主体间的不协调,导致当地社会文化影响产生负面效应。三是参与当地旅游收益分配。原住民参与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要从中获得应有的收益。只要在开发展畲族民俗旅游时满足这三点,畲族婚俗文化的社区认同感就会比较一致。
民俗文化旅游是旅游者离开惯常住地,到异地去观赏其民间风俗、民间信仰、民间娱乐、民间节目、民间文艺等民俗文化的活动。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资源是民俗文化旅游实施的基础。而旅游者正是需要通过对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的了解、认知、参与过程,获得对旅游目的地民俗文化的体验。
创造差异化体验价值是民俗文化旅游体验营销的核心。
千姿百态、风格迥异的民俗文化资源是民俗文化旅游市场的先天优势资源,也使民俗文化旅游极具特殊性。旅游者不能直接拥有这些民俗文化资源,而是获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物质、精神、行为类民俗文化的旅游体验过程及其带来的体验价值。体验价值的创造与交换是民俗文化旅游体验营销的核心环节。
一、导游群体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已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特别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已成为其经济支柱产业和扶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导游是旅游业发展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旅游业需要导游,正如旅游学专家王连义教授所说:“没有导游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国际上亦普遍认为“导游是旅游业的灵魂、旅行社的支柱、参观游览活动的导演”。
优秀的导游人员本身就是一种的动态的旅游资源,导游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旅游活动的实践,人们已经明白:在旅游业中任何现代化的手段都无法代替导游的作用,不可能仅凭互联网和电脑等走遍天下,因为互联网以及电脑都缺少情景交融,缺少声情并茂的讲解,缺少导游人格魅力的吸引。而出色的导游可以使景区自然风景和民族文化更好的融合,提升景区景点的品位又可以感动客人,并且使游客成为对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者,由此可见导游在旅游产业中的重要性。
是在民族地区,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对旅游地的民族文化展示和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导游人员文化素质特别是民族文化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游客对目的地民族文化的感知和欣赏,导游精彩、生动而有依据的导游词更能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中享受“异域”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对旅游地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感知,更加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从而获得更加满足的旅游体验。鉴于此,笔者以旅游人类学的视角,从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入手,对贵州省的民族文化特色景区景点导游群体展开调查,并引发一些思考,以期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地区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培养有所启迪。
二、贵州省导游群体素质的现状分析
截至2011年11月25日,贵州省拥有导游资格证并持Ic卡(即上岗资格证)的导游总数为8739人。其中,大中专及以下学历者占80%,初级导游占97%,导游队伍呈现出低学历、低等级的状况。另外据贵州省旅游局《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诉情况通报》指出,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诉比2012年同期增长了6.67%,其中导游投诉占到总投诉的46.67%。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职业道德欠缺,服务意识淡薄。“众多导游工作起来无精打采、压迫游客购物却精神抖擞;解说旅游地文化时敷衍了事、讲起索要小费的理由时却眉飞色舞”,这是很多游客对导游群体素质现状的描述。说明我们的导游职业道德欠缺、职业责任感缺失、缺乏服务意识、缺少爱岗敬业的精神。
(二)基本功不扎实,民族文化素养缺失。导游是针对景观客体为游客提供文化服务的职业。导游的文化传播功能在旅游业发展之初就得到了无庸置疑的认同。旅游业发展初期,导游作为“民间形象大使”受人景仰,俗话说:“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然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目前导游队伍存在明显的知识结构不完善的特征。他们大都只能一般性胜任旅游目的地的讲解,而难以胜任旅游环境或旅途景观的导游讲解。
在导游讲解过程中,许多导游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主要表现在:导游讲解太少或根本不讲的哑巴导游;导游对景点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缺乏了解,讲解时信口开河;导游讲解时很呆板解感觉是在背诵导游词。如西江千户苗寨的导游队伍就可以分成带路型、背诵型、解释型3类,他们存在主要的问题是杜撰史实、张冠李戴,讲解水平不高,在为游客讲说当地的民风民俗与地方性知识中存在偏离及其过度诠释现象。
(三)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缺乏学习毅力。人们常说导游是“杂家”在旅游工作中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导游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就需要导游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而大部分导游则表现出不愿主动学习,积极性不足,对自我的提升更是缺乏计划性,大多数导游都是按照现有的导游词来讲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没有新鲜的内容。
(四)导游民族文化知识习得渠道较少。作为导游,必须具备系统的知识结构。一个好的导游必须具有旅游知识、生活常识、语言技巧知识、心理学、美学和历史地理等文化知识。在民族地区,导游还应该具备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知识。民族文化知识包括的范围及其广泛,其中涉及到民族历史,如民族的族源、民族的发展及变迁等;民族艺术,如民族的音乐舞蹈等;民族经济,如生计方式等;民族精神,如神话传说、思维方式等。
在民族地区导游群体的民族文化知识主要来源于当地旅游局编写的相关资料和一些旅游知识培训以及导游在实践中自己的亲身感受。但是,旅游政府部门编写的相关资料大多都是总结性的,针对性较弱;而且旅游知识培训的频率很低,在我省专业的旅游知识培训只有在每年导游资格证年审的时候才集中培训三天,而旅行社对导游的知识培训基本没有;导游的自身实践习得的知识更多的都是表面的,对本地区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还很欠缺。
三、导游的素质差异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
导游被业界人士誉为“旅游业的灵魂”,在以“文化体验”为主的休闲经济时代,导游服务在旅游接待服务中发挥着核心与纽带作用,其服务质量水平已成为现代旅游者旅游满意度高低的标志,特别是民族地区导游对民族文化内涵的解读和传播对游客更好的欣赏和体验当地民族文化特色有着关键性作用。
导游服务的文化传播是游客对异域文化知识和文化品味追求的过程。在导游服务过程中,无论是导游的讲解,还是导游与游客的日常交谈以及其仪容仪表、行为举止,无不直接或间接的表达、渗透着旅游目的地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导游人员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游客提供服务,通过引导和生动、精彩的讲解使游客获得知识、乐趣和美的享受,有意无意中展示和传播着当地的文化。因此导游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传播有着不同的影响。
导游的文化素养与审美情趣,决定了其能否更好的展示和传播当地的民族文化内涵,这对于吸引旅游者开拓旅游市场,,促进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交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任何形态的文化,其主体都是人,旅游文化的主体就是旅游者。旅游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旅游不仅只是追求身心的放松和愉悦,更是为了拓展自己的人生阅历,开阔自己的眼界,增加自己的人生体验,对他们而言,特别是对以“文化体验”的旅游者而言,一个具有知识魅力的导游,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导师。
四、培养导游民族文化素养的建议
(一)加强培训力度,细化培训内容。我省导游群体的平均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大都没有广博的知识积累,虽然都经过培训,但是培训的时间不长且频率很低,培训专业化程度不高,培训的内容也比较混乱,没有具体要求,培训课程内容也没有固定安排随意性比较大,往往是有什么老师就上什么课,且培训方式主要以授课为主比较落后。同时,来源于旅游局编写的风土人情、地方性知识和一些导游词,一是依据不足,二是不完整,因此她们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链。提升导游群体民族文化素养必须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聘请在研究部门从事民族研究的专家来担任教学工作,借鉴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编定比较系统的培训内容,从浅至深、由表及里。
(二)建立鼓励机制,激发导游内在学习动力。目前,我国导游的生存环境很艰难,被戏称为“三无人员”。一是专职导游,一般只有很低的基本工资,绝大多数兼职导游连底薪都没有,有的地方导游还要向旅行社交“人头费”。不合理的薪金制度不能全面评价导游的工作量和工作质量也不能保证导游劳动价值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安心工作和学习。二是大部分导游表现出的不愿学习,懒于学习,缺乏主动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导游等级晋级制度没有起到激励作用。根据调查,旅行社对导游的等级并不十分看重,只要能接团就可以,对不同等级的导游没有明显的待遇差别。所以大多数初级导游都没有继续晋级的动力,也就不会继续学习。所以必须改革导游的薪金制度,建立健全导游证等级晋升的激励机制,使导游的素质与其收入挂钩,才能真正的激发导游内在学习动力,主动积极的加强民族文化的学习。
(三)增强民族自信和自我认知。我省的导游大都来源于传统社区,特别是民族文化旅游景区的导游多来自于本地区的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导游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以及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比较淡漠,时常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比较,带着一种新奇的眼观,总感觉到其他民族的文化都是好的。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作为一个导游更应该了解景区景点的民族传统,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导游,对自己民族及其文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只有这样,才能使游客不仅仅听到的是一个导游的讲解,而是在欣赏一个民族的文化。
论文关键词:民俗文化 保护 旅游开发 辩证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重点说明两者之间辩证地存在着统一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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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市场营销是有现实意义的。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热点。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2,1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故事、民谣、谚语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括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沪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2.2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的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人,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台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3.2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夫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谫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文章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l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旅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新晨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人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关键词: 新疆 民族服饰 旅游价值 开发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有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民族服饰是民俗旅游资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本文拟从民俗旅游的角度对新疆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旅游价值及其开发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让新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服饰在民俗旅游中大放异彩。
1.新疆民族服饰旅游资源的特点及开发现状
1.1新疆民族服饰旅游资源的特点
1.1.1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新疆共有46个少数民族,主要少数民族为12个。每个民族的传统服饰在服型、色彩、图案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民族特色,即使是同一民族,因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等的不同,在服饰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也存在差异。这些民族服饰共同构成了新疆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
1.1.2文化内涵丰富。新疆民族服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结构、色彩、图案都可反映出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民族服饰中积淀的文化内涵表现在方方面面,像生活在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文化类型的民族服饰以简便、适宜骑马驰骋为主要特色,生活在天山以南的绿洲文化类型的少数民族服饰则以舒适、色彩艳丽为主要特色。
1.1.3色彩缤纷、图案丰富、工艺精湛。新疆民族服饰的色彩具有鲜艳、多彩、层次丰富的特点,体现了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本身多样化的艺术性、不同的色彩理念。如维吾尔族在服饰色彩的运用中, 喜欢用对比强烈、鲜明、多层次的颜色。除色彩绚丽之外,新疆民族服饰的图案也很丰富,通常为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动物和花草是游牧民族服饰图案的主要形象,绿洲民族则以各种花卉、枝、叶图案等为纹样。新疆传统民族服饰的工艺不但种类多样,其水平之高也令人赞叹。如维吾尔族女性仅在绣制花帽时就有丝线平绣、十字花绣、钩花刺绣、扎绒刺绣,以及刺、扎、串、盘综合绣等多种方法。
1.2新疆民族服饰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近年来新疆的民族服饰旅游产品已以其独立的资格和奇特的风采昂首进入旅游市场,但作为一种专项旅游产品还处于初级阶段。大部分的民族服饰资源仍然处于闲置的状态,民族服饰旅游产品还未实现多样化。在已开发的民族服饰旅游产品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民族服饰旅游产品种类单一,档次不高。如今在新疆的很多景区服饰旅游产品还仅限于租赁民族服饰和出售部分旅游纪念品。已开发的服饰旅游商品种类很少,且多包装简陋、做工粗糙,只能定位为中低档产品;二是不能做到“情”“景”相融。严格来讲,“少数民族区域景观应是风景和风情有机交融的地域空间综合体”[3], 但新疆许多民族区域景观“情”“景”分离现象十分严重。游客虽然身处民族区域景观之中,却常常见到的是身着现代化服装的少数民族同胞,无法感受到强烈的民族氛围;三是对外宣传力度不大,很多游客对新疆民族服饰的丰富文化内涵大多知之甚少。
2.新疆民族服饰的旅游价值
新疆民族服饰旅游产品之所以发展缓慢,主要原因之一是开发者和当地居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服饰的旅游价值。以下就从实用、文化与经济三个方面来阐述民族服饰的旅游价值:
2.1实用价值
服饰本身就具有遮身蔽体、防暑御寒、装饰美化的基本功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用品。对于游客来说,虽然目前追求其纪念和文化意义在其购买动机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少数民族服饰鲜明的实用性也是吸引其购买民族服饰旅游商品的因素之一。
2.2文化价值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少数民族服饰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首先,就内容而言,新疆民族服饰几乎反映了各民族在不同时代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状况,包括自然环境、等,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性。其次,许多文化现象可以欣赏但是不能够直接参与、体验。民族服饰则不然,它的绝大多数内容不仅可以观赏,而且可以直接体验,使人们对民族服饰文化理解更深。
2.3经济价值
随着文化旅游的日益兴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民俗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也越来越高,就新疆民族服饰而言,既可直接利用该资源产生经济效益,也可与其他民俗旅游资源相结合成为旅游吸引物,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刺激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间接地实现其经济价值。
3.开发新疆民族服饰旅游资源的对策
新疆民族服饰旅游资源具有独特的旅游价值和很大的开发潜力, 市场前景广阔。但目前对其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要做到使民族服饰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同时又实现经济效益,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服饰资源进行全面和深度的开发。
3.1进一步挖掘新疆民族服饰的旅游文化内涵
新疆少数民族服饰中积淀着深厚的文化,但对于多数缺乏专业知识的游客来说,仅通过走马观花式地观赏是无法领略到这些文化的。因此开发者应注意在不同的场景和情景中,采取适当的方式,适时向游客传输关于新疆少数民族服饰各方面的知识。向游客传播民族服饰文化可以采取工作人员讲解、文字说明、发行书籍、影视作品等多种方法。传输给游客的信息也应全面,不仅要包括服型、色彩、图案、纹饰等观赏性因素,还要包括民族历史、地域、风俗、宗教等文化因素及其制作工艺、穿着技巧,使游客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新疆民族服饰。
3.2观赏性与参与性并重
新疆民族服饰资源是在少数民族具体的生活中发展而来的,这就决定了民族服饰可以观看、欣赏,但更需要参与、体验,因为可供欣赏的民族服饰景观往往只能给游客带来表层的、浅显的体验,而需要参与的民族服饰旅游内容则会使游客产生内在的、深刻的旅游体验。不同类型的游客对观赏和参与的需求不同,因此,在开发新疆民族服饰资源时要采取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开发方式,做到观赏性与参与性并重。如针对参观观赏型旅游者,可采取在景区建设民族服饰展览馆的方式,展示该地区的民族服饰及其制作工艺。此外还可采取民族服饰装扮、开展民族服饰表演等以观赏为主的开发方式;针对了解领略型和参与体验型旅游者则应采取以参与为主的方式,如游客可以在服务人员的指导下亲自参与民族服饰的制作,或身着民族服饰游览景区、体验少数民族生活等。
3.3开发商品型民族服饰旅游产品
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极具纪念意义和艺术魅力,同时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是游客旅游购物时的主要购物对象之一。当然并非所有的新疆民族服饰都适合开发为旅游商品,在开发时应选择那些便于携带,民族韵味浓厚的少数民族服饰,如维吾尔族的艾德莱斯绸。目前,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旅游商品在新疆旅游业中创收甚少,种类单一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现有的民族服饰旅游商品多数为粗制滥造之品,无法满足游客需求。因此在开发民族服饰旅游商品时应注意提高其质量,要将工艺精美、质料上乘的高档次产品投入到新疆旅游市场中。
3.4与其他旅游资源组合开发
虽然新疆民族服饰资源非常丰富,但毕竟只是新疆民俗旅游资源的一部分,不能单独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并且民族服饰如果离开特定的民族氛围,其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很多时候民族服饰需要与其他旅游资源相结合开发整体的民俗旅游产品,从而展现其文化和艺术魅力。
3.4.1与民族饮食资源相结合:在民族饭店中如服务人员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为客人提供服务,或伴有身着民族盛装的演员表演的歌舞,能使游客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传统民族文化。
3.4.2与节庆旅游资源相结合:
在新疆的众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盛大节日,如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古尔邦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在节日期间少数民族人民都会穿上传统的节日盛装,载歌载舞以示庆祝。因此,节庆活动也是向游客展示民族服饰的大好时机,游客还可以穿上民族服饰一起参与到节庆活动中去,这样可以使游客获得更加深刻和美好的旅游体验。
除此之外,民族服饰还可以与交通、民居、礼仪等多种民俗旅游资源组合开发。
概而言之,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民族性,是一项旅游价值极高的资源,但目前多数人尚未认识到其价值所在。如能对新疆少数民族服饰资源进行有组织的、系统的开发,引导各族人民充分利用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势必会对推动新疆民俗旅游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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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任务驱动式教学法民族文化旅游专业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115-02
与全国重点大学不同,地方高校往往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是地方高校自身具有的一种优势。在课程教学中,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些地域优势。本文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为个案,从自身的教学经历出发进行阐述。
一、地方民族文化在旅游专业教学中运用的意义
广西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创立于2000年,依托桂林这一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在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和国际旅游胜地等背景下建设发展。如何利用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大好空间,进行地方高等院校课程的改进,培育社会急需人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本身文化底蕴丰厚,有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自然与人文叠合的景观,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壮、瑶、苗、侗等11个少数民族,其文化资源是较为丰富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灌输这些地方文化并引导学生共同挖掘。
高等院校为地方经济服务,“富民强桂新跨越”既要富民强桂,更要人文强桂。专业设计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而区域文化及企业文化背景也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重要方面。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尚未经过专业学习,对地方民族文化一知半解,无法做到融会贯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地方民族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对于专业域有极强的求知欲。地方特色文化在旅游专业教学中的渗透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旅游管理专业就业方向更趋向于所在地域,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当地文化资源与特色。
二、地方文化资源在教学课程中的设计
(一) 课程设计体现地方文化特色
旅游专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新兴专业,新开设的课程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尚不明确,致使在课程结构设计中偏重理论知识, 轻视人文知识。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过分强调理论知识,大大忽视了地方特色文化的教育。
因此,在旅游专业课程中要强调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包括广西区域民族文化的源起、特点、分类和发展规律等,与旅游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如民族建筑物、地方特色小吃、服饰、民歌等丰厚的人文内涵。如此一来,建议本科专业学生开设旅游文化学、广西旅游文化概论、广西民族民俗旅游、广西文化旅游英语等课程。遵循认知规律,选取广西各民族文化中具有典型性和积极意义的文化现象作为教育内容,从而使学生真正领略广西民族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滋养。
(二)选编广西地方民族文化素材作校本教材,以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为主体
为了有效地实现校本课程目标,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要对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并共同开发和制定一些基本的教与学素材,作为校本课程实施的媒介,这些素材构成了校本教材。高等院校旅游专业教学中实践性训练必须结合地方旅游文化资源在内的旅游方面的内容。
参考近年来广西出版的优秀文化作品,如《桂北文化研究》、《红水河文化研究》、《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中国―东盟博览会・民族丛书》、《壮族丛书》、《广西通志・民族志》等书籍编写本院民族文化旅游的校本教材,共同推进民族文化的传承,提高广西民族文化的知名度。
以《广西民族民俗旅游》中的广西民歌与节庆进行教学时,可以把广西不同民族的民歌资源和节庆加以利用,形成教学素材,介绍壮族的“三月三”、“歌圩”、瑶族的“做娘”、侗族的“会期”、“吃冬节”、苗族的“赶坡”和“坐妹”、仫佬族的“走坡”、京族的“哈节”等。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音乐汇成,使得广西“歌海”之誉广传天下。拓宽学生的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实践领域,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逐步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三)采用多元化的教学资源来促进课程设计,达到教学效果
让地方特色文化走进专业实践训练,是一种切合实际的良好方法。本人还会利用自己平时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如贵州的侗戏和屯堡戏、湘南江华的瑶族蝴蝶歌、照片、实物来进行展示,让学生进行对比学习。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在实际中已聘请当地的政史教研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桂林西山博物馆、广西10+1生态博物馆等部门的负责人员专门以专题形式为学生讲解挖掘地方文化的深厚内涵,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根据旅游专业课程的具体特点,旅游专业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利用学生对地方文化的了解, 引导学生能在课堂发挥主动性, 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尽量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它要求“任务”的目标性和教学情境的创建。使学生带着真实的、可操作的任务在探索中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还会不断地获得成就感,可以更大地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和求知精神,逐步形成一个感知――理解――灵活运用的良性循环,从而培养出独立探索、勇于开拓进取的自学能力。
各地的、各民族的学生会积极利用自己的优势共同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比如本人在教学中有三江侗族、龙胜瑶族、靖西壮族、那坡黑衣壮等各民族、族群的同学参与教学,对他们进行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可以丰富各门课程的教学资源。如此一来,教学也摆脱了以往教学中传授知识的弊端,以实践为特色,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进行鉴赏和对比,培养学生对地方文化的领会和挖掘。
以《旅游专业英语》为例,教师给学生分配了以下资料搜集任务,“对自己所熟悉的旅游资源或者景点进行介绍”。学生在课下通过网络、书籍、报纸等途径寻找关于广西的景点,包括桂林象鼻山、七星公园、芦笛岩、柳州鱼峰山、靖西绣球街、上林大明山和大龙湖、北海银滩等英文资料。学生通过准备,把主题做成PPT格式,图文并茂地展示景点及旅游线路,比如人文地理、历史、发展现状等。在课堂中进行Presentation,时间为3-5分钟,而其他同学必须准备关于主题的1-3个问题,由负责Presentation的同学进行现场回答;遇到生词、专业词汇时,教师可以把它写在PPT上进行解释与解读。教师把这些PPT搜集起来做成课程教学资源库,由大家共同参与完善与改进。
四、教学实践环节引入地方民族文化
(一)民族文化展示平台
旅游专业依托每年的校园旅游文化艺术节,教学成果展示等机会要求学生要进行模拟训练与展示,每个同学都要参与展示,辅导教师及时做出纠正与指导。在学习民族戏曲、曲艺之前,让学生事先观看一些民间戏,对传统戏曲的角色、唱白、情节模式、场景等有着清晰的感性认识,然后教学过程中以师生交流为主,引导学生总结归纳。这样不仅节省课堂时间,而且能调动学生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甚至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功效。一些“演员”学生之后便任职于一些本地话剧团、戏曲团,进一步丰富了地方文化发展。
(二)任务驱动式实地考察
任务驱动式的实地考察不仅可让学生了解地方文化,还可以服务于课程教学。桂林印象、刘三姐景区、漓江民俗风情园、世外桃源景区、刘三姐景观园离我校都很近。在学习民族文化之前,可以先让学生到风景区进行有目的的考察,并对风景区中各类有关壮、瑶、苗、侗民族文化详细记录、拍照。课堂讲授时便以学生汇报为主,让学生将教材内容与实地考察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对照,从而提高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认知和体悟。
(三)论文、调研设计环节
我院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是在大学四年期间要求必须参加一次创新杯论文竞赛,在此任务驱动下学生有机会到广西各县、各民族地区接触各民族的文化,这对他们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通过创新杯论文的设计可以让学生的综合知识进一步得到巩固,而且是建立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近年来我们提出要学生注重旅游景点的文化内容探析,注重地方文化特色,同时要求学生要结合地方旅游发展的情况以及自己具体的实践地点,对实习实训的认识,对地方文化的领会等方面来完成设计。
在旅游专业教学过程中,地方旅游文化的渗透和引入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地方文化特色以及丰富的地方文化底蕴,要真正做到以就业质量作为检验教育教学的标准,突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断地加强教学改革创新,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张海燕.旅游文化与旅游英语教学[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2).
【关键词】 SWOT分析 民俗文化 旅游产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在休闲方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新增长点,而民俗文化旅游由于其与生俱来的雅俗共赏的特点,业已成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结合的新模式。由于民俗文化资源的地域性等特征,原生民俗文化旅游已经不能满足各地区游客越来越多样化的旅游需求。自上世界末深圳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大获成功,掀起一阵人造文化景观游热潮以来,各地区纷纷效仿,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建造民俗村、主题公园等,以求克服本土旅游资源的不足,促进产业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一种在实践上新兴发展、在理论上尚不成熟的产业,其发展状况与影响因素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从管理学的视角,基于SWOT分析模型,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劣势、面临机遇与挑战等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优势(strengths)
一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新奇性。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它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活动成果,相对于原生民俗文化旅游,更能激发游客的猎奇心理。游客不会知道开发者在其主题园里移植了什么,整合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景区内的一切对游客而言都是未知而充满新奇感的。此外,该类旅游的创造性也更为中青年一代接受,是一种时尚的体现,对追求个性时尚的现代人来说,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二是移植整合的优势。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最大特点在于其对原生民俗的加工整合,这不仅保持了民俗文化的大众性、亲和性,也使游客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空间范围内享受最大的民俗文化盛宴。这种“集约化”的开发,同样节约了旅游成本,并且能满足游客多种需求,包括不同角度的审美需求、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以及不同感受的娱乐需求等。以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为例,景区以1∶1的比例将22个民族的25个村寨呈现在世界各地游客面前,并通过民族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定期举办大型民间节庆活动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出我国各民族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使游客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了最大的民俗文化旅游体验。三是经济、社会效益。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重大优势之一在于其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以及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首先,带动经济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其他旅游业的一般特性。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景区的开发直接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其次,提升了旅游景区所在地的知名度。成功发展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无疑将成为所在地的名片,有利于提升当地知名度,提高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最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也是对民俗文化的弘扬。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归根到底是借助文化的魅力来发展旅游业。在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对民俗文化进行了移植、整合、创造并进行集中展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民俗文化加以细细品味,甚至亲身体验民俗活动,学习民俗文化知识,感受民俗文化熏陶。旅游的过程,即是领略民俗文化魅力的过程,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是对民俗文化很好的弘扬。
二、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劣势(weaknesses)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顾名思义,是民俗文化的人为再现,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制品”。在其开发过程中,许多开发者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复制、移植与创造、创新的关系,多为对原生民俗的单纯复制,既失去了原生民俗的本真性,又不能引起游客的文化共鸣。
就其属性而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短促。关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探讨,山东师范大学邵玲在其硕士论文《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中借鉴了加拿大旅游学家R.W.Butler的理论,形成了特色的分析图(图1)。
如图1所示,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园年游客人数在开业头几年达到某一峰值后就很难再次超越,并逐渐走上下坡路。我国有相当数量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其园区内参与性娱乐项目少,游客看过一次后大多不愿重复游览,因此重游率较低,景区的旺盛期较短。所以延长生命周期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必须要逾越的难关。
三、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行机遇(opportunities)
一是经济的发展繁荣。无论何种旅游产品都并非生活必需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世界旅游组织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大众型观光旅游需求就将急剧膨胀;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休闲旅游将获得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旅游需求出现爆发性需求,旅游形态出现以度假游为主时期;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步入成熟的度假旅游经济,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并出现多元化趋势。二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对文化旅游的追求。随着现代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升,节假日互相吃请的风气已经转变,更多的人愿意出外旅游。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除对自然风景区的持续关注外,人文历史景区、民俗风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三是国家政策方针等的支持。这首先体现在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强调要“推动旅游业特色化发展和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全面推动生态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其重点无疑是以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核心。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弘扬,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其次在具体的政策法规中国家也对文化旅游产业给予了支持。以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为例提出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具体方面有: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开展各具特色的农业观光和体验性旅游活动;依托国家级文化、自然遗产地,打造有代表性的精品景区;积极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引导城市周边休闲度假带建设,有序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展;规范发展高尔夫球场、大型主题公园等;继续发展红色旅游。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强调: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和旅游业发展全过程;旅游开发建设要加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深挖文化内涵,普及科学知识;旅游商品要提高文化创意水平,旅游餐饮要突出文化特色,旅游经营服务要体现人文特质;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推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演艺、节庆等文化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体育场馆等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旅游活动。由此,必须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面临挑战(threats)
一方面,全国各地盲目开发、规划不合理,导致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质量不高。有很大一部分呈现移植性民俗文化的主题园,只是把表现民俗文化的某些有特色的东西东挪西搬,再简单地排列拼凑,无所谓创造,也毫无文化魅力。这种缺乏文化内涵积淀的充分挖掘,必定流于表面和肤浅,呈现给游客的不过是一些毫无内涵意义的文化符号。加之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范围的以移植文化为特色的人造景观开发热潮下,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无锡、苏州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京津以及大连、烟台、济南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三大区域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布局集中、重复建设、杂乱无章现象,削弱了彼此的景区独特吸引力,景观的客源市场随之缩小,退化为地区级或是更低级景观,对于旅游资源的整体性开发和旅游市场的经营管理,都极为有害。
另一方面,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产业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其他类型旅游方式的冲击与挑战,例如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在现代都市人眼中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游客愿意寻求返璞归真之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身心的彻底放松。在财力、物力、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的旅游方式之间必然地存在竞争,其他旅游方式就成为乐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替代品。因此,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应该将本地区所有类型的旅游资源纳入整个系统加以考虑。
五、总结建议
首先,把握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特质。作为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其在旅游大行业的发展必须有其区别于其他的、能够激发旅游需求、产生旅游效益的特质。该产业的相关实践人员及研究人员都应明确把握这一点。由于景观的模拟性、可复制性,使得开发者能够将不同的旅游资源整合,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呈现给游客最大的旅游享受,可以在科学的市场调研后,开发更为游客喜闻乐见的旅游内容。同时要注意克服其产品周期的短暂性。其次,进行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选址和定位。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特质对旅游景点的宏观规划等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此类景区的选址,在城市印象上尽量避免刻板固定印象深厚的地区,最佳的选址既要有便捷的交通、多级规模较大的客源市场,又要有较为便宜的土地资源可供开发。移植性民俗文化内涵广泛,景区的特色定位应综合考虑各种客观条件,走出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最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作为一项产业,高质量的经营管理是其发展繁荣的必备条件之一。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保证景区良好运营,从各个层面满足游客需求,做到从人员层面及物质层面的全面提高。一方面是对人的管理。产业从业人员必须加强自身队伍管理,不仅注意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提高,同时关注服务意识和态度的提高。作为产业运营的公司,可以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在绩效考核中参考顾客满意度因素,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另一方面,提高对景点的管理水平。充分挖掘移植性民俗文化景区的景点文化内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完善景区内旅游路线图、增加景区休息场所、加快安全设施建设;延长产业链,加快饮食、住宿、购物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复合式开发管理。
(注:本文属于安徽师范大学2011年创新性实验计划(编号cxsy11021)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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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县位于贵州省西部,六盘水市西南部,是贵州的西大门,地处贵州通往云南的交通要道,素有“黔滇咽喉”之称。盘县现辖3个街道办事处、23个镇、2个乡、11个民族乡.县人民政府驻地红果。全境南北长107公里,东西宽66公里,总面积4056平公里。东邻普安,南接兴义,西连云南省富源、宣威,北邻水城.有汉、彝、布依、回、苗、白等28个民族。人口103.73万。少数民族人口占12。7%,非农业人口占10。9%。盘县在北纬25°19'36"--26°17'36",东经104°17'46"--104°57'46"之间。全境地势西北高,东部和南部较低,中南部降起。由于地势的间隙抬升和南北盘江支流的切割,形成了境内层峦叠嶂,山高谷深的高原山地地貌。
一、盘县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一)气候条件优越,宜居宜游。区境属亚热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为13.5C°,历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1.2C°,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11.2C°。最热月7月均温为20.2C°,最冷月1月均温为5.1C°,最热月与最冷月温差15C°,年均无霜期271天,日照时数1593小时;年均降水量1390毫米,雨热基本同季。5―10月的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88%,适宜于动植物的繁衍生长。
(二)具有独特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查明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共有52项。盘县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盘县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有彝族火把节、回族古尔邦节、布依族查白歌节等民族节日,吸引着八方游客。比较突出的旅游资源和景点有:十里大洞(盘县大洞景区)、百里杜鹃(大山及火铺杜鹃林景区)、千株银杏(石桥妥乐古银杏景点)、万亩竹海(老厂竹海景区);有佛教胜境丹霞山、旅游福地碧云洞、佛光映照的乌蒙山坡上大草原;有深山峡谷格所河、陆家寨田园风光、陆家寨古榕树、保基枫叶林、世界垂直最深的天然竖洞―白雨洞(洞深424m);有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旧石器时代遗址――盘县大洞;有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中国工农二、六军团“盘县会议”会址;有滇黔古驿道。县城南郊的碧云洞。自明代以来为文人青睐,留下许多诗文摩刻,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在游记中详加描述。
(三)交通便利,区位优势突出。境内320国道、沪昆高速公路和长沙至昆明的快速铁路(在建)横贯东西。212省道纵贯南北,毕水兴高速公路水城至盘县段已通车。贵昆铁路盘西支线、南昆铁路、水柏铁路在红果交汇,是贵州西部乃至西南地区的重要陆路交通枢纽。县内通乡(镇)油路和通村公路路网已建成。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重要陆路交通网络,“100分钟县域经济圈”已初步形成,区位优势更加凸显,是贵州省旅游开发较成熟的西线旅游区,盘县三个省级风景区的开发建设将接通云南东线和贵州西线风景旅游干线,弥补了几大景区中间的空白。
(四)具有强大后发优势。盘县旅游业的发展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无重复建设,可建设有规划、高标准、有市场竞争的旅游产品。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盘县旅游业发展的意见》、《盘县风景名胜区内项目特许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各级政府民间累计投入资金4.23亿元,完成了《盘县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盘县大洞遗址保护展示设施建设项目》等14个规划;盘县新民鱼龙化石、大洞古人类遗址等20多个景点被列入六盘水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范围;盘县会议会址、新民温泉、妥乐古银杏村、保基陆家寨等列入了全省旅游发展规划。
(五)旅游资源地理位置优势明显。盘县与云南接壤,云南旅游业已开发到盘县家门口――滇黔的胜境关,云南旅游业已形成规模化,产业化,而盘县仍原始开发阶段,要搭上云南旅游的便车趁势发展。云南和贵州是国家打造的一条世界级精品旅游线,而盘县就处在这条线的交通要道上,我们有很好的区位优。
二、盘县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级问题
借贵州旅发大会在六盘水召开之机,旅游路线交通建设得到很大改善,部分景区景点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投入,为盘县的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要使盘县旅游形成产业,产生经济效益,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一)旅游基础设施及其配套服务有待完善。旅游交通网虽已基本形成,除坡上草原、石桥妥乐古银杏、城关镇各景点交通条件较好外,其他旅游景区的公路等级低、路况差,且路牌标识系统不健全;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落后,现有宾馆、旅社容量有限(主要在红果城区),且服务质量较低,住宿价格较云南不具有竞争优势,相应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落后。三个风景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还不完善,除碧云洞、九间楼、文庙、北门城楼、张道藩故居、丹霞山有一定的服务设施外,其余景点、景观尚未开发。
(二)旅游产品质量不高,未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盘县旅游“吃、住、行、购、娱”五要素须加大投入和开发,务必使游客吃得开心、住得安心、出行放心、购物满心、玩得爽心。除观光游、文化古迹游外,民族风情体验、乡村旅游、农家乐、休闲度假、水上游乐(许家屯水库、松官水库、木龙水库)等项目有待进一步开发。盘县旅游未能充分开发巨大的客源市场,除盘县本地有100多万的游客市场外,周边诸如普安、晴隆、兴义、曲靖等也有巨大的潜在游客。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优势及经济优势。
(三)旅游产品研发及市场促销不足。旅游产品的研发未深入(例如:银杏的果实、叶子、及木材没有深加工),文化底蕴挖掘不够,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衔接不到位,宣传手段单一,宣传经费投入较少。全县饭店宾馆、农家乐等接待设施档次不高,特色不突出,服务业从业人员文化层次较低,从管理人员到一线人员服务意识差,培训、接待、服务和软环境建设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四)资金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县旅游业的发展。除坡上草原、石桥妥乐古银杏、丹霞山及滑石哒啦仙谷农业观光园外,其他诸如深山峡谷格所河、陆家寨田园风光、陆家寨古榕树、保基枫叶林、世界垂直最深的天然竖洞―白雨洞景点建设资金投入较少。旅游产品处于初级开发现状。目前,我县旅游景点初步开发,游览项目多而无精品线路规划,“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尚未健全。
(五)民俗旅游文化内涵须深入挖掘。盘县淤泥、鸡场坪羊场、普古等乡镇民俗旅游文化比较丰富,重点民族村寨民族风情特色及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没有充分被挖掘出来,没有突出民族风格、民族文化特色,人文景观、彝族布依族历史、风俗有机结合不够。民俗旅游缺乏配套设施,旅游商品、娱乐、观光、休闲度假、原生态乡村旅游开发不够。旅游购物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初级,品味不高,很难与旅游者融为一体,缺乏生命力和竞争力。
三、加快盘县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旅游基础及其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围绕已有基本路网,进一步加强通向各景点的路网建设,提高公路等级、加强路面维护,健全路牌标识系统。根据各景区的特点,建设各具特色吃、住、娱等配套服务设施(如:坡上草原可建蒙古包、赛马场、草原特色烧烤,妥乐可建摄影休闲设施,白雨洞(洞深424m)可围绕洞穴探险建设探险服务项目等)。加强红果中心城区的酒店及商场的建设和管理,并在以上场所设立特色旅游商品(盘县火腿、油辣椒、彝族布依族服饰等)专卖柜台。
(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规范行业管理。继续开展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活动,营造依法行政、诚实守信的旅游业发展环境。继续抓好国家和省级旅游管理、服务标准的实施和建设,通过实施标准化建设进一步规范和整顿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客运等旅游企业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旅游安全保障体制机制,推动建立健全旅游安全预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三)完善旅游市场运作机制,拓展旅游融资渠道。地方政府应建立良好的旅游市场的运作机制,进一步改善旅游投资环境,建立协调对外、运转高效的工作协调机制,规范旅游招商引资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政府引导搭台、以企业为主体的旅游招商引资机制,建立滚动的、分层次、分行业的旅游招商引资项目库,大力推行定点定向招商、招商等方式,提高旅游招商引资的服务质量和实效。争取金融机构对我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和延长贷款期限。选择条件成熟的部分旅游区,采取经营权转让、特许经营、合资合作、租赁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吸引省外资金参与我县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环境综合治理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四)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拓展市场体系。以“坡上草原、石桥妥乐古银杏、白雨洞”等特有自然景观为切入口,着力打造草原风情体验、摄影休闲、喀斯特洞穴探险等一批特色自然景观旅游品牌,重点发展民族风情游、温泉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充分利用我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精心策划盘县旅游宣传促销方案,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旅游宣传促销,通过办节活动和电视、网站、报刊、杂志、电台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推介,不断提升我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策划组织省内外重点客源市场的宣传促销活动,组团参加省州旅游部门组织的国内外旅交会、重大促销活动及交易会。
(五)增加财政资金在旅游业的投入比例。县政府应根据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和旅游发展需要逐步增加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的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旅游规划、可研编制、宣传促销和贷款贴息及补助。交通、生态、水利、小城镇建设、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等方面的资金和项目,要适当向重点旅游景区(点)倾斜。
(六)加快提高旅游队伍素质。一是要切实加强管理者队伍建设。组织有关人员走出去向外地学习取经,吸引外地优秀人才,引进先进管理经验,举办各类培训班,培训各类旅游管理人才;二是切实加强旅游从业人员队伍建设。积极开展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各种教育培训,强化激励机制,抓好景区景点讲解员、星级宾馆酒店、旅游定点单位等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着力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
(七)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加强与周边邻县的合作,整合资源,统一策划、联合促销,消除区域之间壁垒,共同结成旅游线路联盟和旅行社联盟,推进区域旅游合作,营造优势互补、景区互动和双方共赢的发展格局。采取市场行为和行政促动双管齐下的办法,以水城、兴义、安顺、曲靖为主要客源市场,努力开拓重庆、成都、两广以及港、澳、台等地的客源市场,积极争取东南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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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当今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旅游业成为广西与台湾经济合作中发展最快、收效最理想、未来前景最广阔的行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桂台旅游合作提供历史性机遇,但是桂台旅游也面临着如政治体制制约、旅游市场化较低等挑战。桂台旅游业究竟如何合作,才能进一步拓展两岸旅游发展的新路径,不少学者展开了系列研究。
一、桂台旅游区域合作和产业对接的研究现状
本文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搜索的共55篇有关桂台旅游合作的论文为分析对象,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分析。按照年份对文献进行统计(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近10年对桂台旅游区域合作和产业对接的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是保持对其研究的持续度,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二、桂台旅游区域合作和产业对接研究内容分析
按照桂台旅游的研究对象对55篇文献进行分类统计,可以得出(如表1所示)2006年-2016年桂台旅游合作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及文献数量。
从检索到的55篇文章中,将桂台旅游合作研究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六类,包括:桂台旅游合作内容、桂台旅游合作模式、桂台旅游合作示范区、桂台旅游产业对接、桂台旅游直航研究和桂台旅游文化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桂台旅游合作进行了研究。
(一)桂台旅游合作内容
关于近年来对桂台旅游合作的研究主要围绕桂台旅游协作信息平台构建(丁陈娟,2008)、打造桂台旅游合作网络(黎攀,2010)、桂台旅游区域合作(莫颖,2015;刘彻元、李蓉,2010)、桂台文化旅游发展研究(李红波,2010)等。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各个学者从自身研究的学科角度出发对桂台旅游合作的现象进行了较多地描述性研究,但是背景深层次的本质研究相对不多。
(二)桂台旅游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是桂台开展旅游区域合作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针对桂台区域农业旅游竞争与合作模式(韦复生,2009)提出了“竞争性合作”或“在合作中竞争”的模式,具体的桂台农业旅游空间竞争合作措施包括构建互补的农业旅游产品群、联合塑造区域农业旅游形象、共同建设基础设施、联合开拓农业旅游市场和保护整体环境。针对传承桂台客家文化,学者们主要围绕建设桂台客家文化旅游合作示范区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发表了多篇文献,这方面的区域合作模式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
(三)桂台旅游合作示范区
从搜集的文献可以看到,关于桂台旅游合作示范区的研究的文献的数量较多,研究的重点都集中在贺州桂台客家文化旅游示范区,主要从规划桂台世界客家文化公园(龚本海、谈燕君,2013)、传承发展桂台客家文化(王万程,2010)、社^参与(卢学爽、王力峰,2013)、创新实践(潘连香、李丽华,2014)、开放生态旅游资源(白希,2011)等方面开展。
(四)桂台旅游产业合作与对接
对于桂台旅游的合作与对接的相关文献并不多,可见从产业角度研究桂台旅游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已有的相关研究包括桂台民俗旅游文化产业开发与合作(黄桂秋,2012)、人文生态视阈下桂台旅游区域合作与产业对接研究(刘庆,2016)、基于ECFA的桂台文化旅游产业合作模式研究(李丹,2014)等。
(五)桂台旅游直航研究
关于通过增加直航来促进桂台旅游合作的相关文献共计3篇。这些文献围绕海峡两岸直航背景下桂台旅游产业合作的主题,分析两地旅游产业合作的基础以及两岸直航可能带来的发展机遇,探讨在新的发展阶段中进一步拓展旅游产业合作的空间与途径,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互利共赢目的(韦桂红,2008;骆展胜、陈尤英,2008)。桂林与台北实现直航后,旅游、经贸方面的需求旺盛,鉴于航线的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桂台直航航班将翻开桂台旅游深化合作的新篇章(苏尉东,2010)。由此可知,两岸直航在开展区域合作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六)桂台文化旅游研究
文化交流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两岸合作的桥梁。围绕开展桂台文化旅游合做的文献也不少。基于如何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融合两地的优势与特色,就桂台旅游文化交流与创新实践开展了研究(潘连香、李丽华,2014)。随着桂台经贸交流合作的发展, 两地客家文化旅游合作大有可为,就桂台经贸合作框架下贺州客家文化旅游发展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李红波,2010)。
三、桂台旅游区域合作和产业对接研究的不足之处
对于桂台旅游区域合作和产业对接的研究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体现在选题不够广、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集中在某几个热点上如桂台客家文化旅游、桂台旅游直航等,没有形成全面、系统和持续性的系列研究,所以有影响力的成果并不多。
四、桂台旅游区域合作和产业对接研究的展望
通过对有关桂台旅游区域合作和产业对接的55篇文献按照桂台旅游合作内容、桂台旅游合作模式、桂台旅游合作示范区、桂台旅游产业对接、桂台旅游直航研究和桂台旅游文化研究六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基本了解了目前国内学者对桂台区域旅游合作的研究概况。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开展了相关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继续探索。
(一)继续夯实理论和方法研究
对于桂台旅游区域合作中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很少,经济学中诸如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博弈论等理论知识和方法对研究桂台旅游区域合作运用较少,期待今后出现理论研究价值较高的文献。
(二)加强对机制和模式的研究
对于区域合作的研究,必须要深入到机制和模式分析的层面上,只有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寻找到产业对接模式和企业间有效的合作方式,才能进一步加强对桂台旅游合作和产业对接。
(三)不断丰富个案研究
关键词:袁家村进城 ;原因;现状;利弊分析
在关中,袁家村可谓声名远播。全村虽然人口少,自然和人文条件不佳,但他们以独具特色的关中“农家乐”打开了局面,每年吸引着大量中外游客到访。袁家村是近几年来乡村旅游的新星,全国各地争相效仿。它的成功经验为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依托周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身优美的田园环境,借助本地的农业特色,和陕西特有的美食文化资源于一体,开发出了举世闻名的世界级美丽乡村。近日袁家村应邀进驻西安曲江银泰城,将香甜可口的美食带入了西安这座历史古城。面对袁家村的进城,只是一个尝试,需要我们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认真分析研究实地考察,为“袁家村进城”更好地发展献计献策。
一、袁家村能进城的原因
(一)经济原因
号称“关中第一村”的袁家村在乡村休闲旅游中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之一,主打关中民俗和美食文化的袁家村,虽然只有62户,286人,却带动三千多人就业,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据媒体的报道称,袁家村目前日营业额200多万元,年收入超过10亿元。而据西安本地都市报《华商报》的报道,2015年10月3日,“十一”黄金周第三天,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当日接待游客1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居陕西所有监控景区游客接待量之首位。这意味着,在陕西,乡村旅游的游客数量首次超过了兵马俑这样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给袁家村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更多的农民加入到乡村旅游的行业中。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该地区农业的发展。[1]
(二)社会原因
随着袁家村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外来游客来到了袁家村,观赏美景,体验民俗,品尝美食。经济状况的好转,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袁家村的村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生活。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给周边地区的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使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留在了家乡,也避免出现很多留守儿童。
(三)文化原因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发掘袁家村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并对袁家村的旅游文化资源进行整合,用文化来吸引游客,从而达到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环境效益的共同提高。对袁家村乡村旅游文化归类如下:
(四)商业创业模式
袁家村的商业模式是,商户技术入股,袁家村出资,净利润双方五五分成。所有食材均由袁家村统一供应,这一模式鼓励了一大批拥有技术却没有资金的人,使得袁家村的发展更为顺畅。食材的统一供应,既保证了质量,保证了及时有效性。制造了农业创业平台,让更多的自己村子生产的农副产品可以自产自销,打开了农民致富的又一途径。
把公司和商户有机结合起来,咸阳的袁家村乡村旅游从开始就摒弃了农户分散经营,小打小闹,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从起步就是公司化运营,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包装、品牌塑造、市场开拓,又为了保证产品接地气,保证每个商户的特色,具体经营又分散给有特色的农户或商户,保证了个性化、差异化的经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诉求。袁家村已经走出乡村到大城市开分店,不仅进城,甚至逐步开到甘肃,沿着丝绸之路走的更远。[2]
二、袁家村进城的发展现状
(一)目前照搬袁家村的30家门店
这次袁家村落户银泰的共计30家,礼泉特色的烙馍、浆水鱼鱼、搅团、醪糟、乾县的豆腐脑等应有尽有,除此之外还有礼泉袁家村作坊里的食材,在这里也可以买到,比如辣椒粉、油泼辣子、醋、菜籽油、粉条等等。 曲江银泰“袁家村关中体验地”,整齐划一的乡村装修风格,干净整洁的炉台灶具和木质桌椅将城市的干净、卫生融入了乡村的田园民俗风格中。干净整洁的门店,热情的服务态度,良好的后备供给,食材全部来自袁家村。
(二)客流量与日俱增
随着袁家村的进城,吸引来了很多西安的市民。例如在一家biang-biang面的摊位前询问得知,今天biangbiang面商户准备了 200多碗面的食材,中午已出120多碗,下午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被体验者全部品尝完了。其他大部分商户所备食品也都在2个小时左右全部被“抢”空,尚有余下少量吃食的摊位前依然排着长长的队。随着免费试吃活动的结束,正式的营业拉开了序幕,越来越多的市民慕名来到了曲江银泰城品尝原汁原味的袁家村美食,感受地地道道的家乡味道。[3]
三、袁家村进城的优缺点分析
(一)袁家村进城的好处
1.干净整洁的环境
将袁家村搬进城市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市民,倡导健康卫生饮食模式,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平价百姓餐饮。开在商城里环境也舒适,不用像在袁家村一样吃饭的时候站立着,根本没有太多的空间摆放桌椅,卫生条件也更好,视觉冲击就比农村的干净。”而且曲江银泰店里配备了洗碗机和消毒机,由工作人员将碗筷统一回收清洗消毒,让顾客对卫生状况更加放心。
2.乡村独特的田园美食进城
袁家村进城给城里的人们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可以吃到地道的袁家村小吃。食材绿色纯天然,长在辽阔的农田里,而不是塑料大棚里培育出来的。礼泉特色的烙馍、浆水鱼、搅团、醪糟、乾县的豆腐脑、辣椒粉、油泼辣子、醋、菜籽油、粉条等等。久居在城里的人们恐怕早已经吃不到这些小时候的味道了,替代这些的是一些城市特有的快餐,西餐。进城的袁家村满足了更多市民对农村的向往,对农村美食的垂涎三尺。同时进城的还有那么多的天然食材,广大吃货朋友们不仅可以吃,还可以拿回去自己做,同时也可以带给亲戚朋友品尝。
3.食材安全,种类繁多
袁家村进城给城市的单调食材增加了绚丽的色彩。来自农村纯天然的食材,也让市民可以更放心的使用,不用担心各种农药的残留过量,色素和各种添加剂的用量是否超标。病从口入,作为以餐饮业为主导产业的进了城的袁家村,最关键的是食材的来源有保证,餐饮业采购的食材是经历了多级渠道,这当中的管控没办法完全保障,来历不明的东西很容易混入,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向生产商采购,不过采购量是个大问题,没有一定的量生产商是不理你的,直接就打发到渠道那里了。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其他的餐饮企业联合起来,就像众美联,是四十几家国内顶级餐饮品牌共同成立的餐饮供应链电商平台,同行抱团集合需求直接找中粮、益海嘉里这些源头供应商采购,品质完全有保证。袁家村很显然避免了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出现,所有的食材统一由袁家村配送,这样做一来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来自乡村,而来一旦出了问题,查找原因也很方便。
4.创新管理,融合发展
进城了的袁家村,由袁家村与西安强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投资管理,将民俗元素与现代商业相融合,是对“袁家村模式”进行的一次创新尝试和项目延伸。作为一种创新的“乡村民俗与城市商业化”结合的商业经营模式,袁家村迈出了它“进城”的第一步,而以“体验式乡村民俗旅游”广而告之的“袁家村”,变成大商城里的“袁家村小吃城”,更加吸引了民众的眼球,会成为游客们新的关注点,即将迎来它创新性的春天的到来。
袁家村进城不仅是商业与民俗的大融合,同时也是咸阳与西安的联姻。咸阳作为丝绸之路出发后的第一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一颗明珠,历史文化积淀也非常深厚,同时又紧邻省会西安,随着西咸一体化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进程的不断推进,两座城市的融合程度不断加快。
5.最大程度的方便市民
首先,据了解来到袁家村的游客中,有五成以上是冲着这里原汁原味的美食来的。可以为游客节省几个小时路上时间,适合随时过来解馋。其次,城里环境更好一些,交通便利,卫生条件优越,可以带孩子和老人一起来。即使不能同来,也可以买回家里自己做,很方便快捷。随时想吃都可以。
6.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益,进一步的提高了袁家村的知名度
袁家村进城让人耳目一新,很多人会带着好奇前来观看或者品尝。这将是袁家村繁荣昌盛的又一新的契机。凭借着袁家村在乡村旅游中的知名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城市里的袁家村也会如日中天。袁家村进城将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袁家村,会把袁家村的美食,原汁原味的土特产沿着丝绸之路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可以品尝到这里的美食。
(二)袁家村进城的弊端
1.乡村韵味的缺失
进城了的袁家村没有了乡村韵味和天宽地大的畅快,毕竟袁家村的乡村环境、风俗人情等元素是它发展起来的基础,商业化的袁家村有的只是城市化的印记。好像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标一个符号,而不再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的家乡故土。
2.乡村文化的缺失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袁家村是以乡村民俗文化发展起来的,集关中印象与一身的乡村旅游景区。没有了乡村的背景,离开了文化的故土。真的很为进了城的袁家村着急。没有了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民建文化,剩下的只是餐饮文化,单独的餐饮文化不知道能不能带领城里的袁家村走向远方。
3.远离了自然生态人文环境
乡村旅游业在进行“城市化”创新的同时,必然会损失最为宝贵的乡村中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远离了农家村落和黄土蓝天的依仗,失去了回味寻找的乐趣,没有了厚重的乡村民俗支撑,单薄的乡村美食能否独当“乡村文化”的大旗,这种“离乡又离土”的纯商业化运作,是否最终会演变为空有噱头而无新意的“小吃聚集地”,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四、袁家村进城的启示
(一)袁家村进城牵手银泰 开启乡村民俗与城市商业化模式
袁家村进城是一个创新性的尝试,开启了中国乡村民俗与城市商业化的模式,引来了大批的消费者前来。目前,袁家村吸引的大量客流多为目的性消费,如何将袁家村的客群转换成为整个购物中心的有效客群,为整体运营带来提升,作为购物中心与文旅商业相结合的先行者,银泰日后的决策和改变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商业地产这一新模式迈出的举足轻重的一步。
(二)新的农业创业平台的诞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以前的农产品都是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前来收购的商贩,除去成本,收益甚微。使很多农村的劳动力不得不外出打工。而如今的袁家村从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开始,便自给自足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加工成食品,或者直接把食材简单的加工打包后,卖给前来旅游的游客。把公司和商户有机结合起来,袁家村乡村旅游从开始就摒弃了农户分散经营,小打小闹,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从起步就是公司化运营,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包装、品牌塑造、市场开拓,又为了保证产品接地气,保证每个商户的特色,具体经营又分散给有特色的农户或商户,保证了个性化、差异化的经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诉求。
(三)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袁家村汇集了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印象,汇聚了关中地区的风土民俗,这里有原汁原味的秦人风味,更是吃货的天堂,礼泉袁家村村民商户现场制作手法精湛,使游客不仅为了吃到嘴里的美食,就连制作过程也是一道风景线。结合袁家村实际的情况,因地制宜的制造出各种美食。正因为人们对袁家村美食的厚爱,才有了进城的袁家村这样的创意。制作过程也可以作为一个宣传的突破口,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参考文献:
[1] 根据笔者调研统计数据整理.
[2] 参见咸阳市旅游局副局长杨军做客《五洲丝路会客厅》的发言.
关键词:张家界 文化 缺失 缺位
一、文化的涵义
早在《周易》中就有所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这种规定性从汉时的“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和唐时的“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起,一直影响到明清。因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凡是超过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文化。
关于文化的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合、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我们在这里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
(一)物态文化层:是由人类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制度文化层: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
(三)行为文化层: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它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规范。
(四)心态文化层: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心态文化又可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
文化的一般特征是:第一,文化是人类的创造,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出来或创造出来的。自然存在物不是文化,只有经过人的加工修饰、利用改造,才是文化。第二,文化是人后天习得的,文化通过载体是可以传递的。文化是人经过学习得到的知识和经验,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的遗传本能,是后天学习得到的,先天性的行为方式是不属于文化范畴的。第三,文化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一个共有的复杂的体系,是建立在可传递象征符号之上的。第四,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具有不断变迁的特性。第五,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特定的阶段性。
西方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它的意思是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等。法文的Culture也是栽培、种植之意,但又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这里的意思就包含了从人的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两个领域。1871年,英国的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说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一定义一直沿用至今。
二、张家界地域文化缺失缺位现象产生的原因
文化的缺失缺位,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畸形、错误转变,破坏,残缺以及传承关系断绝。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文背景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化产业。张家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辉煌灿烂的古庸国文化、钟灵毓秀的天门山文化、边地色彩的土司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以及充满传奇的红色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为其旅游业的发展及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保障。但由于近年来不合理的地域资源开发以及民众对于张家界本土文化的忽视,导致张家界的文化存在缺失缺位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思维观念的错位。无论是草根阶层抑或上层阶级,思维观念上都产生了错位。改革开放后,由于政策引导,使得各企业单位更注重经济效益,人民越来越看重钱财和人脉的直接作用,而忽视了道德、礼仪等软实力的间接作用,造成道德、礼仪等软实力的缺失,进而波及了其他领域,使得金钱、人脉至上的观念波及到各个领域:教育、政策、国防、日常生活等等。政策混乱,不切实际,导致人民价值观的偏斜。价值观的偏斜又会进一步导致国内矛盾不断加剧,从而影响了地区的发展进程。
第二,教育层面的环境误导。张家界高等学校数量少,没有其本地直属的二本以上院校,且已有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职工素质参差不齐。很多科目设置不合理,并且所学科目以应试为主,强调机械强记,缺乏一些需要研讨的小班课程;学生方面,社会责任感的日渐匮乏,读书无用论思想蔓延使得学生之间的学术之风难以兴盛起来;政策上,高等教育机构与张家界旅游业缺少政策性的合作规定导致高校师生不关注张家界发展,无法为上层决策进言献策。同时,相关专业的学生也无法与实际相结合,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如果想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必不可少,而以文化为主导的教育更是亟待建立。
第三,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输出与输入的不对等。随着张家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来旅游的外国客人每年逾50万(其中以韩国游客为主),张家界面临着外来文化与自身传统文化的碰撞、取舍和融合问题。然而在这种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景区只是一味呈现出对外来文化的过分接纳,对于自身民族文化,往往只注重对目的语的研究,而忽视了地区文化的外语表达研究,所以张家界文化在交际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输出的不足,使得民族文化在交流中受到极大的冲击。
三、解决张家界地域文化的缺失、缺位的途径
针对张家界文化产业发展链中出现的上述问题,亟待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解决:
第一,在全市主张以文化为主的价值观。政府应提倡人本主义,制定以和谐、传统为导向的决策来建设城市,提高民众对自身民族文化关注度,发现不同民族文化的闪光点,从而加以整合建设。同时,抑制“金钱至上”的错误价值观,在各项政策中,突出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物质、精神奖励。而对于阻碍、破坏文化氛围形成、发展的利益追逐者,应严惩不贷。其次,普及文化宣传和教育。政府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高效媒体加大宣传,宣传广告应注重品质,防止滥竽充数,坚持宁缺毋滥的思想。小学、初中、高中可设置相应的选修课,提升自己价值观意识。
第二,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从张家界悠长的历史和深厚的积累来看,张家界居民应该对其文化了解颇深。然而事与愿违。正如在前文中指出的一样,教育层面的误导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从教育着手,以整体滋润为主,而不应该以分解灌输为主,将文化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首先,学校应该在图书馆建立专门的针对历史文化知识了解的数据库,提供大量与本民族文化相关的书籍,引导学生由了解浅层次的本民族文化向学术研究实践发展。不仅要学习一些应用知识,还需要打下深厚的理论基础,尤其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值得一提的是吉首大学,作为第二批次本科院校,其学术方向根植于理论,其中的旅游学院无疑是张家界旅游发展的中流砥柱。大专批次的旅游学校更加注重实践,其丰厚的经验使其能提出更加实际、切身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于督促张家界旅游业往健康、完善的道路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相对于前两者,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旅游专业则合二者于一身,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能获得一定的专业经验。如果能够良好引导、充分利用,可以使理论上的成果更快速、实际地应用于实践中。其次,在注重校园的精神文化建设的同时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物质文化成果来弥补文化设施建设的缺陷,并且还可以开放窗口和渠道与其他文化接触。再次,秉持创新是事物发展第一要素的思想。当前的教育弊端导致学生很少能亲自实践某项构思。学生缺乏对生活的感悟、对人生的洞察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定义。具体的说,一方面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的内容。我们必须立足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和生态文化等维度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最终为该地区的进步创立有价值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必须创造性地更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列举一个成功的事例就是《魅力湘西》大剧院的建立,它巧妙运用现在高科技和美轮美奂的造型艺术,以令人震撼的表现形式彰显了张家界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赞赏和认可。最后,加强思想道德的教育,使我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积极探讨新形势下的德育模式。
第三,把握好现代文化与地方特色的结合,并注意文化输出与输入的对等。民俗旅游的开发发展正是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良好依托和方式。张家界一直是各种文化的交汇之地。随着旅游时代到来,张家界城区亦已开发出多个跟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旅游景点:“土家风情园”以土家吊脚楼的建筑艺术见长;“秀华山馆”以展示土家族传统工艺藏品为主要特色;“老院子”的特点是突出书香传家的的土家人家族文化;“大庸府城多民族文化景区”展示的则是土、苗、侗、瑶、白五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情,还有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色民族节目《魅力湘西》、《天门狐仙》等。然而,现在传统文化式微。我们一味强调吸收现代物质、外来文化,使得本土文化得不到宣扬,转而成为旅游景点处的观赏物。幸而,张家界市政府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局面,并已采取措施,使得本土文化能够生存、发展。所以,我们在吸收先进成果的同时,不要忘记输出我们原有的文化,建立平等的文化意识和增强主题文化观念。认真办好民族节庆活动,推广桑植民歌,摆手舞,土司城等已申报成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向外界广泛宣传我们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张家界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其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要依托它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与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的优质建设与发展。因此充分挖掘和整理区域文化,抓住张家界依山伴水、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生态文化等应构成张家界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以现代旅游地域文化为主体,以区域文化为背景,以历史文化为点缀,打造一个具有张家界特色的旅游城市文化形象,从整体上提升张家界综合发展水平。其次,还得立足市情,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开发有地域标志性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商品及民风民俗,完善教育制度,提高城市整体教育状况和人文素质,使张家界地域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结合。这样双管齐下,才能解决张家界文化缺失缺位的现象,循序渐进,使张家界传统的民俗文化真正意义上融入中国大文化体圈中,发挥其本身彰显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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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化市场是城市旅游者的重要消费领域,它的发展和旅游城市的发展是互为推动的关系。旅游城市的文化市场建设面临着诸多难题,文化市场的具体定位需要全面衡量城市的发展定位、旅游发展定位和文化市场的主流趋向。
文化市场是指以商品形式进人流通和消费领域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娱乐活动所形成的市场。文化市场是由文化产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作用促成的,文化需求的大众化和文化工作者队伍的分化导致了当代文化大市场的生成。文化市场的生成,工业化、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生产和流通方式,以及大众传媒、科技产品的全民共享现实,对城市文化市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有着深远地影响。
就旅游城市而言,文化市场是城市旅游者的重要消费领域,它作为旅游城市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旅游城市在精神文明上的主要展示方向。文化市场的建设与管理是旅游城市的一个重要任务,它对于城六的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产业升级有着深远地影响。
一、旅游城市与文化市场间的结构关系
旅游城市的文化市场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城市是文化市场发展的外在空间,它能为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所需的资源、物质和制度支持,其内在的创新机制是文化市场活力的发展源泉。文化市场是极具活力,能综合展示城市文化品位和物质繁荣程度的市场领域之一,它的发展既是城市发展的表现,又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推动城市旅游和城市经济的持续繁荣。
(一)城市经济的发展是旅游城市文化市场发展的基础
旅游城市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文化市场发展的基础。旅游城市能为文化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其所需的历史文化资源、从事创造性精神劳动的人才资源和供人们进行文化生产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等资源条件。此外,城市发达的经济可为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支持,并决定着文化市场的生产规模及文化市场的运行效率。城市的各种经济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可为文化市场在城市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制度基础。
同时,旅游城市发达的旅游经济是文化市场发展的物质平台。文化本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发展规模。旅游城市由于具有空间聚集效应与历史积淀的旅游传统,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城市。旅游城市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闲暇时间和可用于文化消费的收人,这些是决定文化市场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消费者和旅游者所受的教育水平及城市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着文化市场需求的产品层次和档次,这些都是具体文化产品生产的指导因素。
(二)文化市场的发展能推动城市经济的持续前进
文化市场的发展是旅游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文化艺术活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对文化的投资能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对文化的开发还能够吸引工商业,提高房地产价格。因此文化市场的发展对旅游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由于文化服务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不但有利于增加本行业的就业岗位,还能带动相关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
文化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标示着文化产品体系的丰富和创新,它直接服务于人们精神层次的享受和发展。它在满足城市居民文化需求的同时,还能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为社会的协调与进步发挥有力的促进作用。发达的文化市场还有利于形成城市的特色,扩大城市的影响。城市的特色及影响将构成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城市在区域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文化是一种发展力量,当文化与高科技集合时,它能进一步的推动文化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文化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旅游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发达的文化市场是城市投资、居住环境好坏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不仅能改善城市的人文环境,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也能改善城市的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
(三)文化市场能推动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
旅游城市的文化市场按行业层次分可分为文化娱乐业、文化收藏业及民俗古迹观赏业等三个基本的层次,它们与旅游业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化市场的发展能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富有文化意味的观赏要素,同时也能为旅游者的旅游消费提供更多的文化选择。文化市场的继承性和动态性决定了它既能给旅游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历史观赏元素,又能根据旅游时尚的变化进行调整,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文化娱乐方式,这对于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然,旅游者的文化消费是一种具有传递性的消费形式,它不仅能带给旅游者以愉快的消费经历,还能通过文化实物的流动来传递旅游城市的文化品牌,从而有助于城市文化形象的传播,这又能在更深的层面上推动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旅游城市文化市场建设的主要难题
旅游城市的文化市场建设既要考虑文化本身的特质,又要在市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运作,还使其符合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在现实中,旅游城市的文化市场建设面临许多矛盾和难题。
(一)文化的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的交易场所,文化市场的特征直接根源在于文化产品的特征。文化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体现的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文化产品是文化活动物化的结果,它代表一种外在的使用价值。两者的冲突也就构成了文化市场中所普遍存在的一个基本矛盾,即:文化的市场化和文化的非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文化的市场化要求管理主体在市场规律运作机制下对文化产品的生产行为进行宏观调控,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的需要。文化的非市场化要求国家对价值高而市场消费性低的文化创作进行扶持管理,比如对纯艺术的支持、高雅文化的非赢利性传播、公共文化产品的规划建设等,都需要国家职能部门通过恰当的手段,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持和促进。旅游城市对此类文化的扶持管理往往能推动文化生产的市场化,并促进它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在旅游的带动下,以前很少有人感兴趣的苗绣成了苗族青年争相学习的热门手艺。
(二)文化价值的非消费性和文化产品的消费性之间的矛盾
一般的商品会在使用中出现价值的折损,而文化作品一般不会因为人的使用而降低其内在的价值,相反,它常随着时间的消逝而使自己变得更为珍贵。文化作品的消费是需要消费者的主动参与,人们享用它必须付出精神上的努力,这意味者只有相应审美能力的人才能享用文化作品。由此可见,文化作品在本质上是非消费性的。但文化产品却必须具有可消费性才能成其为一个产品。因此,文化产品的旅游开发必须既能保持文化的本真性,又能使其符合旅游消费的需要。于是,部分旅游城市采取了文化的本真发展和文化展示的“舞台真实”并存的思路,以试图化解上述矛盾。
(三)文化价值的无形性和文化产品的计量性之间的矛盾
在广义上,文化是人类活动所创造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统称。由于文化创造本身的精神性和时间的积淀,文化作品的内在价值是无形的,它无法准确的计量,只能通过其稀缺程度和价值补偿的一般原则来对其进行粗糙的评价。但作为市场中流通的商品,文化产品必须可计量、能进行准确的价值评价,只有这样它才能进人市场,获得交易资格。显然,两者的矛盾将给文化的市场化过程带来阻碍。尤其是旅游城市的文物古迹资源的开发,由于无法对文物古迹进行定价,它的市场化面临更多的市场阻碍和行政阻碍,以至很多地方在文物古迹的开发过程中存在资源“无”价或低价的观念,导致破坏性和浪费性地使用这些文化资源。
(四)旅游城市文化市场建设的宏观协调存在困难
旅游城市既具有一般城市的功能,同时又具有旅游观赏的功能。各城市的文化市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出多门,经营者运作成本高。按照相关规定,除新闻出版、广电、文化作为市场的主管部门之外,“工商、公安、税务、邮政、交通、铁路、海关、口岸、边防等有关部门要按各自的职责对文化市场负起管理责任,支持和主动协同新闻出版、广电、文化等主管部门做好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此外,城管、防疫(音像经营点也得作卫生证)、绿化、环保、街道、居委会等部门也都部分负有文化市场的管理责任。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文化市场的三个行业层次都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因此各城市的文化市场长期处在多头领导之下,管理部门多而杂乱。在理论上,多个部门的联合管理有利于部门协调。但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由于约束机制的缺乏,各部门间利益又难以保持一致,因此常常造成推诿扯皮的现象。
三、旅游城市文化市场建设的定位管理
在宏观上,旅游城市的文化市场建设应主要解决其总体的发展定位,通过科学合理地定位促进城市文化市场的建设与繁荣。
(一)旅游城市文化市场的现状评价
现状评价是对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文化市场的基础资源以及文化市场建设与管理的当前现状所进行的分析和描述工作,这是城市文化市场发展定位的直接依据。它所考虑的具体因素应该包括表1所涵括的构成因素。
如表1所示,城市的发展阶段主要分析所在旅游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旅游发展水平,这是与城市文化市场定位紧密相关的外部决定因素。城市文化市场的资源现状主要分析所在城市的文化资源的属性,及其与旅游业的特征关联。文化市场建设与管理的现状则主要分析所在城市文化市场的发展现状及相应的制度支持体系。
(二)旅游城市文化市场的发展定位
城市文化市场的发展定位是对所在城市诸多因素综合分析的结果,可以以文化市场建设与管理的外部影响因素为基础来进行定位分析。旅游城市的文化市场定位既要考虑所在区域的具体因素,还须融合旅游城市本身在文化市场方面的已有特点,并结合旅游发展的需要来进行综合判定。
城市文化市场建设的定位主要指对所在城市文化市场发展趋向的总体规划和系统确定,它包括对城市文化市场的行业层次、发展重点、相关企业的发展形态、文化产业的地域分异等若干要素的确立。文化市场建设的总体规划应该立足于三个基本的定位范畴,即:城市的总体发展定位、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定位和文化市场发展的主流趋向。
1.城市的总体发展定位
城市的总体发展定位主要考虑文化市场与城市发展目标和城市主导产业等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是文化市场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一。(见表2)
2.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定位
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定位是从旅游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城市文化市场的发展趋向,目的是寻找两者的契合之处,使文化市场的发展定位在根本上符合城市旅游业的发展需要。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是典型的互补型产业,发展旅游城市的文化市场,应针对旅游市场开发出不同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不同类型旅游者特殊的文化需求。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开发旅游文化产品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主导客源是旅游城市中客源人数最多、购买力也最强的客源群体,因此重点开发和首先开发的旅游文化产品应针对旅游城市的主导客源,充分考虑主导客源的文化价值取向、审美观等个性因素来设计相应的文化产品。
3.文化市场发展的主流趋向
城市文化市场发展的主流趋向是对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的审美趋向、行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国家制度规范的变化态势等趋势的描述判断,它决定了文化市场的行业层次,同时也是对具体的文化企业进行规划的基础。而且,这些内容能够反应出城市文化市场领域的主流的行业竞争方式,行业企业的发展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外在的市场规范,并通过与其融合来获得自己的发展。
(三)旅游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与文化市场定位的关系处理
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对城市的文化产业定位有着深刻的影响。主导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有两种基本的关系,即:竞争与互补。城市的经济发展资源在特定的时期是有限而特定的。城市对自己的主导产业、龙头产业要投人各种资源,如提供各种优惠的政策(投资、贷款、税收、创汇奖励等),安排专项资金,为重点产业招商引资,并调动相关部门予以配合。但是资源配置此消彼长,主导产业的资源投人增加,那么投人文化产业的资源相应就会减少。同时,主导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存在人才的竞争,而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人才。因此城市在积聚人才的时候既要考虑主导产业的需求,又要考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主导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互补包括基础性互补和优势互补两个基本类型。基础性互补指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主导产业则要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优势互补是指主导产业的发展要直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也要能直接促进主导产业的发展。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可通过旅游促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扩大文化市场的范畴,增加消费者的数量,促使旅游文化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反之,文化市场的发展要将当地的民俗旅游、宗教旅游、古迹旅游、文化观赏等类型的文化旅游包括进去。
主导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竞争和互补交错,因此旅游城市的文化市场建设必须认真分析文化产业和城市主导产业之间的辩证关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
关键词: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广义上包括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蒙古族以及甘肃、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在没有特指说明时,“德都蒙古”即指后者。“德都蒙古”这一称呼在很多蒙文书籍中都有蒙语记载。在汉语记载中一直习惯用“青海蒙古”或“西海蒙古”,由此一来“德都蒙古”名词就成了蒙古族圈内的自称法,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因素,因此,也被生活在此的蒙古族欣然接受,成为引以为豪的美誉和象征。在学术界,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问题,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延续性被各方有所忽略,大家对其历史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德都蒙古”称谓或概念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和链接线。
由于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德都蒙古”既较好地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包括语言、习俗、民间文化以及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又与广大东部蒙古地区有所差异,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也有不同之处,继而形成特有的德都蒙古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地理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汉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通婚,使许多风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沿袭至今。因此,保护“德都蒙古”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其存在价值和艺术价值,显得紧迫而重要。
本文在梳理“德都蒙古”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以海西蒙古族为例来分析“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梳理有关“德都蒙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可看出呈现以下特点,从地域上来讲,蒙古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内蒙古,而是扩展到青海、新疆等地区;从学科上来讲,不仅限于从历史、宗教、心理和社会等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而是与考古、艺术、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学和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主要按内容不同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有贾儒的《青海湖畔传说》(1981年),齐布仁巴雅尔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1986年,内部资料),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故事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海龙、乌云其格搜集注释《青海德都蒙古族祝赞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跃进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纳・才仁巴力的《德都民间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民间诗歌、英雄史诗、民歌、谚语、传说、故事等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全部类型;才仁巴力的《论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特征》一文,从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点入手,探究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其独有特征,从而论证青海蒙古族文学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上这些研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民间文学和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变迁、民族间文化关系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类是“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贾儒的《德都蒙古文化简论》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德都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知识,通过对那些似乎比较繁琐的民俗事项和文化规约的论述,在理性层面上对其本质特征和文化精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变迁研究论集》中汇集了20余位国内学者以汉文发表的关于“德都蒙古”民俗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30余篇论文。从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德都蒙古”饮食服饰民俗、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方面的文章,如艾丽曼的《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僧格的《青海蒙古族“羊胛骨卜”及其民俗――卫拉特民间巫术调查之一》等。第二部分是“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如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艾丽曼的《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索端智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褚琼、徐黎丽的《多民族认同的变量分析――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社区为例》等文,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和分析了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关于“德都蒙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芈一之的《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青格力的《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杜常顺的《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等几十篇关于德都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为德都蒙古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关于“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跃进的《柴达木民间文化――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之一《德都蒙古民间传说》(2014年)等。然而这些研究仍与民俗文化研究雷同,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如何保护的问题,未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系统的思考。
梳理以上成果就会发现,该方面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居多,绝大多数研究着眼点侧重于德都蒙古文化某一文化遗产现象研究,而系统研究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现象、生存现状、保护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成果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价值。
学术价值:通过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使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使德都蒙古族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应用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会弱化,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和传承德都蒙古文化,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当地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及其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符合国家当前有关实施文化战略部署,更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的青海省增添民族文化亮点及文化旅游产业亮点。
二、“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德都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祁连县等三个蒙古族文化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包括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区域。其种类繁多,且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史诗)、长调、戏剧以及美术和体育竞技(摔跤、赛马),传统医疗以及节日、婚礼等民俗事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德都蒙古人迁居青藏高原之后,承袭蒙古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对周边汉、藏、回、土等民族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性文化。如,以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青海省河南县蒙旗等。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封闭的游牧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社会正在经历着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消失、濒危、变异、衰退等情况。因此,保护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德都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就以青海海西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挖掘整理收效明显,建立健全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
海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是从1986年6月开始。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间,文化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编辑翻译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歌谣》3本内部资料书,填补了海西蒙古族民间文学汉文翻译的空白,为海西州的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基础。从2003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海西州文化部门继续有目地、有计划地在全州范围内对许多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挖掘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又出版了《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上、下)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艺人》《海西那达慕》(画册),《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瀚海友情》《青海土尔扈特蒙古人》《青海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汉文版)等民间文化书籍。其中,2009年出版的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的汉文书籍,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以上资料来源于2014年7月2日去海西州民族文化中心访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教授时获取资料。)
自2008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至以来,按照“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种类”的工作要求,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56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完善档册管理,编制保护名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和档案的建立健全工作。目前,海西州申报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代表作名录的有3项,代表性传承人1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项,代表性传承人10名;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7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走入学校――汗青格勒传承方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跃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最为核心和带有根本性的举措。
《汗青格勒》作为海西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以说唱的方式所表现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对英雄史诗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其生活观念和欣赏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传统英雄史诗多少表现出了冷漠和无知的态度。因此,英雄史诗说唱和演唱的民间艺人普遍年龄偏高,出现年龄断层现象,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此,海西州政府于2007年建立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中,州教育局负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校园、进课堂。《汗青格勒》的传承就在海西州各民族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由老艺人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利用学生假期,走进学校授课,培B了一批又一批说唱小艺人,并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表现了孩子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时代文明的追求。
(三)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行为――访老艺人曲日青
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为此,海西州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先后申请并成功审批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文化传承人就有10个,其中1名为国家级,9名为省级(见表1)。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海西州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在对海西州民间艺人的简历及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德都蒙古民间艺人》(蒙文版)一书,书中收录了已去世和年长的老艺人的资料,成为研究民间艺人及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为了使现有的文化得以传承,海西州十分重视由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途径。
“孟赫嘎啦”文化节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孟赫嘎拉”是蒙古语,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一节日是海西州群艺馆和柴达木报社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创办的一项创新活动,是以诗歌朗诵为主的文化节,并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自2002年在都兰巴隆地区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全州各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日益激发了海西蒙古族群众诗歌创作的热情,涌现出―批牧民民间艺人和优秀诗歌作品。文化节也从当初单―的诗歌朗诵,逐年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内容,拓展到如今的长调、说唱以及采词、拉利等不同风格的表演项目。孟赫嘎拉文化节是富裕起来的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草原牧民进行文化交流、继承传统、展示才能的最佳平台,尤其在挽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强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届节孟赫嘎拉文化节与第六届蒙古族那达慕有机融合,更加凸显出节日的传承功能。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经适度的规划与开发,打造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同时,旅游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通过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欣赏、体验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此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贡献之一。
海西州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化率高,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前景也较好。在采访专家跃进时也了解到海西将一些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如祭敖包、祭火等文化遗产,成为海西乃至青海省极具有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海西州政府以建设“高原旅游名州”为奋斗目标,正在投资建设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园。它是以德都蒙古族文化为主题,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演艺、民族竞技体育、休闲、体训、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大型产业园,主要由德都蒙古族文化博物馆、柴达木岩画公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和汗青格勒文化墙、蒙古族哈萨克族民俗村、德都蒙古饮食文化产业基地、非物|文化演艺厅、柏树山旅游景区等组成。用充满德都蒙古文化特色的设计,将柏树山德都蒙古族旅游文化产业园打造成集历史文化观礼、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由此,体现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能明确在其保护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活态性遗产保护,推广文化生态的理念,彰显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
第一,确立生态文化保护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区域、产业目标、重点项目、传承人培养。以此科学有序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和增强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的自觉性,这是保护和弘扬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第三,根据“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确立遗产各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管理、检测及评价体系,做到保护与发展协调进行,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四,创新“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发展,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保护珍贵的“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将“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极纳入到国家积极推进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中,争取国家层面的投入与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16EH19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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