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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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双重”身份

 

一．引言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开始转向对翻译文本的译者和接受者(读者和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它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

回顾20世纪以来国内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状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应该译成韵体还是散体”[3]。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这两种方向，既有其成功之处，又有其遗憾不足。诗律有碍达意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唐诗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4]，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基于这个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唐诗英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其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其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本文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分析著名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双译本的异同，探讨唐诗翻译中译者的双重身份。

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对生态翻译学的体现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5]。从这个意义上说，许渊冲和庞德在英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过程中适应原文和译语文化生态环境、继而做出对原文的主题思想“取便发挥”，这种做法又可以解释为是两位译者适应其生存境遇的一种选择。

2.1 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具体表现为对“能力”的适应。译文产生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2]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那么,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选中的,可以说应当是诗人译者,或者是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定造诣的译者论文格式模板。许渊冲先生是“诗译英法惟一人”,他用韵文来译,显示出了中国翻译家力求保持中国古诗词民族特色的诉求。美国诗人庞德改译的《华夏集》包括《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中国古典诗词十九首，其译文语言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于现代气息。艾略特为此称赞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6]。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本中许渊冲和庞德这两位文学大师的译文得到广泛流传，说明两位译者不仅没有被“翻译生态环境”给淘汰掉(比如或审稿者“未通过”、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读者“不愿看”、或译评者“不认可”等等)，而且其译作也做到了“适者生存”。

2.2 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译者不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还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因此，在译文的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生态环境选择译文，“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2]。这时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选择”[2]。这种选择性适应集中体现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上。评判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首先要看译者是否多维度地适应了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维”转换。本文从这三方面看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两译本的异同。

2.2.1 译者对语言维的选择转换

“语言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7]。

在形式上，唐诗整齐、简练,信息载量丰富；英文诗中冠词、介词、连词常常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得在行数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难。作为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体现了唐诗布局合理，排列整齐，富于建筑美的特点。在两篇译文中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保存了原诗的这一特点，也是四行，而在音节数上是呈递减趋势，从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渐渐远去，消失在天际的画面，从诗的形式上与情境遥相呼应。而庞德采用了现代自由诗体译成了散文诗，他认为，翻译不应该受原语句法的限制，应该根据译语的表达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句法表达思想。笔者认为，唐诗乃中华文化之瑰宝，有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所以译者在适应译语生态环境的同时，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和原文较为一致的形式来传达诗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笔者认为，两篇译文中，许的译文较为突出。

在韵式方面，诗人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友人、以及对友人无穷无尽的思念十分切合。在这两种译文中,许渊冲的译文保持了唐诗的音韵美，采用了aabb式的韵脚的转换,并在句数上采用了绝句的四行式排列。而庞德译这首诗时运用现代自由诗体。可见，由于两名译者的体会、判断和选择的不同，即使是对同一首诗，也会产生不同的译作。

2.2.2 译者对文化维的选择转换

“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1]。

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 在“黄鹤楼”送行富有文化内涵。许译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东而行，又传达出了黄鹤楼的文化内涵：黄鹤楼既是传说中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览圣地和中国诗人经常留下诗句的地方。庞德在此句的译文中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例如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他选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黄鹤楼”原因在于这两个词作为名字好听，和“故人”的汉音有点类似，带有一点恰当的异国情调，放在诗歌的开头和首句末显得亲切、自然，对整体意境传达起着一定的作用。

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开元盛世的“扬州”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象征着欣欣向荣,充满希望。通过对诗人写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证当时的扬州确实是李白心之所向。许译用River Town向译文读者点出了扬州的水乡特征,有助于译文读者产生有益的联想。庞德的译文舍弃了表示目的地的“扬州”，而换成了一个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烟如雾的花丛随着孤舟渐行渐远，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这一意象凸现了一个动的过程，孤舟的远去，花丛的逐渐模糊与送别之人的心情交相辉映，送别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华。

文化传递本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诗歌而言尤为如此。两位大师在文化维的选择转换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生性,应用他们各自的语言来体现两种文化的转换,都选择尽量把文化内涵传达到位, 可谓都是较为好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翻译。

2.2.3 译者对交际维的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说译者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论文格式模板。诗歌在交际维层面的转换体现为原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通过译者的桥梁作用，读者与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产生共鸣，促成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间交际目的的实现。因此，译文中意境的传达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诗意赖以飞翔的翅膀，是一种软信息的传达。

诗的第三、四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实际却描写的是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许译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无穷无尽，这种空间上的延续也能表明诗人送友人时的怅惘情怀。原文中的“流”这个意象，许译为“rolling”，表示的是长江的气势和浩荡，与诗人感伤的情绪形成了对比，衬托出诗人对友人的无尽思念。庞德对两个意象的英译仍然没有逐字对译，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将一叶白帆远去消失在天边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将“天际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来，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的山水画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另一方面让西方读者可以透过诗中突出的语言意象了解到异域文化，潜移默化地领会到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这样的译诗,经过内容和形式上的“转述、改写、变形”后,在当时客观的时代文化氛围中大获成功,这是译者庞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诗歌的成功“出访”。在这部分译文中,两位译者对原文的处理增减恰当,将原诗中的“诗眼”和美的意境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从翻译创生性来看，两位译者是发挥其主导作用，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实现了交际目的，堪称最佳翻译。

三．结语

综观两篇译文，通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两篇译文各有千秋。为了形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各自都尽可能地跟原诗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译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时空差距和文化差异，从各自的审美视角出发，通过译作竭力将壮丽的画卷忠实地再现在译语读者面前。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活动。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不仅要忠实于原作,对原者负责;同时是译文“作者”，要服务于读者,对读者负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译者是翻译的真正主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过程。译者的素质越高,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应”与“选择’才会完成得更好。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3,136,137-138.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 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3]王海艳，刘秀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浅析中诗英译现状[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09(3):48-50.

[4]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2004(5):10-16.

[5]束惠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J]. 上海翻译,2010(2):39-42.

[6]吴其尧.庞德和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11.

[7]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J］.上海翻译，2008，（2）：1-5.

第2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论文 生态视角 语言特点 英语翻译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9-0052-02

近几年，中国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一系列大事件后，中国文化让世界都着迷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和中国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都对中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世界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策、文化和生活，所以政论文就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政论文的翻译对译者的文化功底和翻译技能要求都非常高，而生态视角与语言翻译的结合所建立的新翻译策略就能够很好地帮助译者做好翻译工作。

一 中国特色政论文的语言特点

1.政论文概述

政论文，是政治性论文的简称，它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政论文论述的中心一般都是政治性问题。从政论文的性质来讲，中国政论文是带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议论文；从政论文的内容来说，它论及中国的国家机制和方针政策；从表现形式上看，政论文的出版和发行都是由政府机关负责的，如《人民日报》。

2.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号召、表达、劝说。政论文的功能也决定了政论文的特点。与其他文体相比，政论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劝说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政论文在政治体系中表达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由此可见，政论文在国家维持秩序稳定、解决社会矛盾时起到了重大的引导作用。这些都要归功于政论文的强大劝说力。

二 生态翻译学

将生态视角和翻译学相结合催生出了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学有九个研究理论视角：（1）生态范式；（2）生态理性；（3）关联序链；（4）翻译生态环境；（5）译者中心；（6）译有所为；（7）适应与选择；（8）“三维”转换；（9）事后追惩。

1.生态范式

生态翻译学曾多次对译论范式进行定位，笔者最同意的一个定位是，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是从生态理性和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研究的，其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的性质被定位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

2.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翻译所涉文本、文化语境、“翻译群落”以及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集合。翻译生态环境在其范围上分为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分为物理环境和精神环境。对译者来说，除自身之外的一切环境的集合就是翻译的生态环境。

三 生态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政论文中的术语所含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覆盖面很广。由于政论文的特点，对译文的客观性要求很高，在翻译时译者就不能翻译得太主观，要求有很高的忠诚度。有些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在英文语境中是找不到相应意思词汇的，这就要求译者能在保持忠诚度的基础上进行发挥。既要内容丰富，又要求表达准确，这一点对译者来说是一大挑战。

翻译生态理论强调不同语种翻译之间的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平衡，力图“将其他种语言的‘不洁’拒之门外，保持本族语的纯净”，注重“语言的生态学，即清洁性、伦理性和绿色性”。其具体翻译策略介绍如下：

1.直译

第一，逐字翻译。一些缩略语，它们所表达的意思都是字面上的，这样的句子适合使用逐字翻译法，可在保留其原来的形式的情况下进行直译。

如，“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生命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可以这样翻译：“Life and safety first.”这样，既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译文以最简练形式表达出来。

第二，保留形式，原文释义。有些政治术语是具有节奏性的，形式整齐，内容丰富。如，“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就可以使用此译法：“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2.直译+意译

政论文中有许多地方都有其深层含义，不能使用逐字翻译的方法，这样会使意思表达不明确，外国人在理解时会出现问题，运用生态翻译理论也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保留形式+结构内释义。结构内释义是只对结构进行细微改动，有技巧地将浓缩的意思表达出来。如：“两纵十横、六河连通”，可以翻译成：“Two Vertically Running Rivers，Ten Horizontally Lying Water Systems，Six Rivers Connected”。

第二，保留形式+结构外释义。结构外释义是指有些原文是有中国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的，在翻译这部分时可根据翻译生态理论的要求将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背景和特色按照英语的习惯翻译出来，在翻译时保留中国特色。

3.意译

在政论文中，一些专业术语是带有数字的，而在翻译时含义的重要性显然大于数字，其数字在翻译中是可以不显示的，这样就可以意译。

第一，使用原意代替数字。比如“三农”一词，在翻译时就可以使用这种策略：“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这也是官方的翻译方法。在翻译时也会发现，有些句子是非常适合这种翻译方法的。

第二，补译。专有名词是可以用补译法的。比如“中南

海出海大通道”等。

四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在翻译过程中要注重对几点原则的把握：精确、最简化、重视、完整、自然。

综上所述，在翻译时，要看看能否直译，在保留原文含义的基础上，保留其表达形式。直译的要求就是，在表达精准的同时做到最简化。在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要以直译优先。如果直译不能做到对原文翻译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考虑直译+意译的方法。当然，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常会出现一些问题。

1.翻译时的语言属于机械转换类型

语言翻译是把两种文化和思维模式在语言中联系起来的桥梁，是一种再创造的劳动，而不是机械转换，机械转换这种翻译方式也是生态翻译法着重要纠正的一种翻译方法。因此，在翻译之前做好准备，搜集好资料，是准确翻译和传达原文含义的重要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翻译前的准备工作可以帮助译者了解和理解原文背景和含义。理解是翻译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原文，又怎么能忠实地将它翻译成目标语呢？在日常生活中，译者要注意积累词汇和翻译技能，运用时代的产物（网络）和其他途径查找出可以表达原文意思的特色方式。

2.逻辑分析能力在翻译能力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大多时候，政论文的独特特点都需要译者对原文的结构、逻辑、含义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最后才能决定使用什么方法和策略去进行翻译。在翻译学习的过程中，要多阅读些翻译家的作品，找出最适合的翻译方法。

五 总结

译者在对政论文进行翻译之前，要对政论文的特点、意义和风格有所掌握，深入体会生态视角翻译理论的精髓，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在经验中不断揣摩、研究，最终达到在翻译过程中能够选择最佳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周伟龙.当代中国特色政论文的语言特点及翻译策略[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S2）

[2]刘丽曼.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政论文本翻译策略[D].兰州大学，2013

[3]周彦军.谈政论文的英译――以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河西学院学报，2009（4）

[4]罗小波.政论文英译：顺应论的理论与实践[D].湖南工业大学，2010

[5]李红霞.目的论视域下的政论文英译策略研究――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外国语文，2010（5）

第3篇

关键词：翻译技巧；《丰乳肥臀》；生态翻译论；文学作品翻译

引 言

根据胡庚申2001年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翻译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译员多层次、多维度的适应和选择。翻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主要是三个方面，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就翻译的适应和选择而言，葛浩文的成功翻译促成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堪称典范。因此，对于广大翻译工作者来说，葛浩文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参考。

一、理论基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首先是由胡庚申教授（中国清华大学）在2001年提出来的。这是翻译研究的新模式，是从生态学角度来描述和解释翻译学的。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之初应运而生， 既有全球因素， 又有中国因素； 既有客观因素， 又有人为因素； 既有其偶然性， 更有其必然性。本文指出， “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 “类似同构” 的生态特征、 “适应”、“选择” 的理论体系以及“论/ 学一体”的同源贯通， 是生态翻译学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

（一）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更为明确地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胡庚申，2004： 128）

（二）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二、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分析《丰乳肥臀》译本

（一）《丰乳肥臀》译本中使用的翻译技巧

葛浩文在翻译《丰乳肥臀》时，主要使用的翻译技巧有增词法、省译法、合并法转换法等，来实现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

1.增词法

Example 1：

【Original book title】： 丰乳肥臀

【Translation】：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丰乳肥臀》讲述了自1936年以来在上官家庭发生的风云变幻。“丰乳”和“肥臀”代表了贯穿整个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如果这个标题只是直译不加任何解释的话，西方读者可能会对这本小说产生误解，女权主义者也会提出反对的声音。因此葛浩文加上了一个副标题――“a novel”来避免对这部小说的误解。

2.省译法

Example 2：

【Original】 【Translation】

飞蹿起几十丈高（莫言， 2003： 72） flew high into the sky （Goldblatt， 2004： 128）

冰层约有一寸厚（莫言， 2003： 72） as thick as a hand （Goldblatt， 2004： 129）

半斤重的大膏药 （莫言， 2003：77） a heavy medicinal plaster （Goldblatt， 2004： 138）

在原文中，作者用中国的量词“尺 ”， “寸”， “丈”， “斤”等来描述高度，厚度，或者是重量。事实上，没有必要告诉目标语读者真正的数字。因此译者用符合目标语习惯的方法来主动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

3.转换法

Example 3：

【Original】但现在被上官鲁氏摆成“大”字形的身体占据了。

（莫言，2003：130）

【Translation】…but it disappeared beneath her outstretched body.

（Goldblatt， 2004： 212）

Example 4：

【Original】 戴着高筒礼帽、留着两撇尖儿上翘八字胡的车夫也不是个一般人物。（莫言，2003： 92）

【Translation】…in a top hat and sporting a handlebar mustache， was not your ordinary driver. （Goldblatt， 2004：160）

莫言分别用八字形、八字胡和大字形来表现胡子和身体的形状。然而，要找到英语中对应的表达是不可能的。因为英语是字母语言而不是象形文字，因此译者把“八字形” into “inverted V”，“八字胡” into “handlebar mustache” and “大字形” into “outstretched”，这实现了在读者脑海中描绘出相似图片的效果，西方的读者也能够很好地理解转换翻译过后的版本。

三、总结

此篇论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对葛浩文《丰乳肥臀》译本中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从译者角度来看，为了实现信息传达者的角色，也为了帮助实现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化和交际功能，生态翻译学的核心就在于适应和选择。通过研究了葛浩文译作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希望这篇论文能够为《丰乳肥臀》译本提供深入而有见地的启发。

参考文献：

[1]Goldblatt， Howard.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M]. London： Methuen. Arcade Publishing， 2005.

[2]Hu， Gengshen.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4）： 283-291.

[3]方梦之. 从核心术语看生态翻译学的建构[P].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010，澳门.

第4篇

摘要：金陵十二钗判词是《红楼梦》语言艺术的代表，它是曹雪芹借警幻仙子之口对金陵女子的地位、身份及命运结局做的高度暗示，对塑造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命运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近年来，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由于其视角新颖且具有时代意义，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解读霍克斯与杨宪益译本中的金陵判词，探讨两位译者如何运用生态翻译学“适应/选择”理论来再现《红楼梦》这一经典著作的精髓。

关键词：《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判词；生态翻译学

《红楼梦》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文学的最高峰，而且综合体现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小说收纳了大量的诗、词、曲、赋等，真正做到了“文备众体”。而诗歌则是“文备众体”重要形式之一。金陵十二钗判词出现在小说第五章，对书中人物性格及命运有着强烈的暗示，被认为是整部小说的“文眼”，因此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本文以霍克斯和杨宪益的全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解读，探讨两位译者是如何处理三个维度的适应与转换来展现《红楼梦》这一经典著作的精髓。

一、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与金陵判词

生态翻译学是社会文明转型在译学方面的一种反映，是时代的产物。生态翻译学涉及了生态学和翻译学，因此，它又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生态翻译学以达尔文“适应随择”学说的基础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模式。在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翻译被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被描述为“有译者主导的适应与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的适应，继而依此作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翻译方法简括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因此，笔者以此为讨论基础，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两位译者的金陵十二钗英译本。

（一）、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转换，这种转换体现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转换是基于源文原语的多样性进行的。首先让我们来看原诗的语言艺术。

金陵石判词共十四首，包括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和又副册，刻画了金陵十五位女子的性格、身世和命运。在描写晴雯、袭人和湘云时，曹雪芹采用长短词来刻画。而其他十一首则采用中国诗歌传统形式绝句，包括7首七言绝句和4首五言绝句。中国古典诗歌通过格律的押韵来展现其独特的韵律美。以探春判词为例。

笔者单就这首判词的韵律作分析。在汉语中，一字一音节，两对音节形成顿。在七言绝句中，一般有四顿，每顿的音节为二二二一或者为二二一二。这首判词可以这样划分“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样的处理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平仄交替，押韵整齐，富有音律美。为了再现原判词的艺术特色，霍克斯处理时采用了英诗中传统的方式五步抑扬格，使译文抑扬顿挫，错落有致，匀称而和谐。在判词中颔联和尾联中的“消”和“遥”，押韵-ao.读来气韵悠长。霍克斯也看到了这一点，最后一个词用“decay”和“away”来押韵，把“ei”这个长元音产生的声音绵长而低沉的音乐效果发挥的淋漓尽致。杨译文虽也采用押韵等来体现音乐美，但与霍相比略逊一筹。因此霍克斯在处理韵律时，选择性地适应原文，适应原文的艺术特征，体会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美，后在适应性选择过程中实现译出语与译入语语言维度的最佳转换。

关于格律诗的翻译，冯庆华在《文体翻译论》中说：“若能以格律诗译格律诗，既讲究格律又无损原意，仍当属上乘”1（2002：217）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对原文的风格进行适应性转换，又要选择性地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杨译虽然在韵律上有一定的规范，但是综合其他方面来看，算不上一首格律诗；霍译基本上是五步抑扬格、英雄双韵体，产生出了与原诗效果相当的形式风格美。而且此译诗更能适应英语生态环境。

（二）、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观认为，文化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胡庚申，2004：136-137）即文化维度的转换成功与否取决于原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障碍能否得到有效地处理。在这些文化障碍中，尤以中国典故为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典故意义隐晦但内涵丰富，因此，就出现了原文作者、原文读者与译出语读者之间“文化空白”。因此，笔者从金陵判词中选取典故来管窥杨与霍对“文化空白”的处理。

迎春判词中有一个典故，即“子系中山狼”中“中山狼”，这个典故出自明朝马中锡《中山狼传》，以此暗示迎春的丈夫是一个残暴而又忘恩负义的人。杨宪益把中山狼翻译为“a mountain wolf”，而霍克斯则翻译为“the wolf in the old tale”，两种译本都将狼的形象翻译了出来。但是杨译避实就虚，采取直译的方法，淡化了中山狼文化含义的解读，那么译出语读者不免会问，何为mountain wolf？这是狼的产地还是狼的一个品种？所以就文化意象的转换方面有所欠缺。而霍虽然把“中山狼”仅仅翻译一个英语单词“wolf”，但“old tale”使狼置身于寓言童话这一环境下，突出了狼背后残忍贪婪的本性，把中山狼典故背后警醒世人的意义明确表达了出来。

下面是“金闺花柳枝”这一句，以花柳来形容女子是中文诗歌中常用的表达方式，而“金闺”二字更是点出了迎春的出生高贵，这两种表达都带有中国文化殊的意象。杨译如实翻译出，虽意象完整但不同文化读者可能一头雾水，而霍译则采用意译，虽达意却不传神，无法表达原文文笔风采。所以，就文化内涵的转换传递方面，霍译在此比杨译略显高明。

（二）、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从交际的层面上来看，也就是说从读者更能读懂哪个译文所传达信息的角度，及传递信息的完整度方面，霍译本略高一筹。在晴雯的判词中有一句“霁月难逢，彩云易散”，霁月，天净月朗的景色，旧时以风光霁月来比喻人品质高洁。彩云，即有纹彩的霞，古称雯，点出了晴雯名字中的雯字。晴雯自小被卖入贾府的奴仆赖大役使，可谓是奴中奴，但其反叛意识最强。曹雪芹写这两句诗的目的是一方面赞扬晴雯品质高洁、刚直；另一方面用“难逢”、“易散”暗示了她命运多舛、寿命不长。这两句诗霍译为“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杨译为“A clear moon is rarely met with，Bright clouds are easily scuttered.”在霍克斯的译本中，晴雯的名字被译为Skybright，而在这两句诗中也出现了sky，brightness，这很容易使译入语读者联系到晴雯这一人物形象。第一句中“Seldom”也点出了晴雯品质高贵及其难得，第二句则用“days of brightness”“too soon pass by”暗示了晴雯豆蔻年纪香消玉殒的悲剧。在杨译本中，意象“moon”“clouds”使用也暗含了晴雯的名字，但就突出其品质和命运方面欠缺。从这两句诗的处理上可以看出霍克斯想要向译入语读者传递的信息与曹雪芹所表达的信息基本吻合，因此就信息完整度方面，霍克斯更加适应性的转换原语的交际维度。

二、结语

生态翻译学认为，“外部环境”要求译者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事实上“内部因素”决定译者的自我选择。译者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是一种“选择性”的适应，译文的产生，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而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皆是由译者做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多维度的，主要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生态翻译学关照下的译文评判标准，不再只是忠于原文或是迎合读者，而是要实现译文能在新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生存或长存。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方面整合适应选择度，不是单独强调某一维度或是把某一维度放在第一位的位置。所以，从“整合适应选择度”方面来考量，霍克斯接受了原文生态环境的选择，通过自己能动地融入原文生态环境，并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与译品进行了互动，产生出了更适应于译入语生态环境的译作。（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蔡义江.蔡义江点评《红楼梦》[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2]曹建辉.从《葬花吟》英译看诗词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25-227.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P].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论文，香港，2001.

第5篇

摘 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语料库已发展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工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通过自建的西北工业大学科技论文摘要汉英平行语料库为基础，以连接词为研究对象，验证了科技论文中显化特征这一假说的成立，说明了连接词作为显化衔接手段的作用。

关键词：语料库，科技论文，摘要英译，显化特征

引言

语（料库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研究手段。语料库方法通过收集实际使用的语料，研究和发现语言使用的规律，使翻译研究摆脱了凭直觉和个人经验的研究方法，转向了实证性研究。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翻译语言共性特征、译者风格、翻译转换过程等，其中以对翻译共性假说的

一.语料库与显化假设

语料库翻译学是指以语料库为基础，以真实的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以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为研究方法，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分析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的翻译学分支学科。[1]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通常以Mona Baker于1993年发表的《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作为语料库翻译学建立的标志。Baker[2]在文中提出了语料库在译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实际意义及其具体路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研究范围覆盖了从翻译过程到产品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翻译语言普遍特征、翻译过程、翻译转换与规范、译者风格等方面。

二.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本文作者收集了西北工业大学科技类硕士论文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各30篇，组成一个小型的科技论文摘要英汉平行语料库。该库库容约5万字，库内所收集的摘要主要来源于该校的特色专业航空专业2007-2012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文质量相对较高，代表性较强。

三.显化特征相关数据的检索与分析

（一）连词的使用情况

通过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本文首先将汉语摘要和英语译文中的连词使用量进行整体和系统的统计和比较，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与汉语摘要原文相比，英文译本中连词的使用频率更高。为了进一步探讨造成英译文本连词增加的原因，作者又使用Antconc软件分别对并列连词、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这三类出现频率较高的连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

以上表中的数据说明了英语译文中对三类连接词的使用率均高于汉语原文。其中，并列连词的使用增幅较大，而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的使用次数相对较少，但增幅明显。

（二）连接词的转换情况

以上主要对汉英文本中的连词使用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科技论文摘要的英译文本与汉语原文相比，并列、目的和承接连词的使用频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为了进一步证实显化这一特征在科技文本汉英对译中的存在，本文进而对以上三类连接词中最具出现频率较高、较具代表性的连词的具体转换情况进行定性分析。主要研究内容为各类连词的对应和显化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1.并列连词“and”的转换情况

作为本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并列连词，“and”在使用上与汉语原文对应的比例为37.8%，而明示和添加比例高达55.6%，显化趋势较明显。以下从自建语料库中选取的例句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例1.随着航空器低空高速性能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卓有成效的工作，飞行器结构鸟撞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ircraft performance at low altitude and high speed，and the marked progress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issue of bird impact to aircraft has been concerned more and more.

例2.本文在第三章中系统阐述了机构运动可靠性分析的模拟算法，重点讨论了将人工神经网络引入复杂机构运动可靠性分析的可行性。

In Chapter 3，simulation algorithms of mechanism moving reliability analysis ar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and a discussion on the way of introducing neural networks into complex mechanism moving reliability analysis is made.

在例1中，汉英文本中的并列连词是明显对应关系。“and”对应原文中的“以及”。而在例2中，汉语原文中没有连接词，而译文却添加了“and”以更好的符合英文的语言习惯，使衔接更流畅。

2.目的连词“so that”、“so as to”的转换情况

由上表可知，目的连词“so that”和“so as to”在库中出现的频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显化趋势仍然明显，分别为 57.1%和54.5%，下面两个例子将具体阐释“so as to”的显化转换情况。

例3.最后对系统结构进行数字仿真，并进行故障注入研究，以便更好地验证系统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Finally the system structure is simulated in digital method and is researched about fault injection so as to validate its reliability and rationality.

例4.本文借鉴于遗传粒子滤波（GPF）的思想将智能优化算法中的一些优化策略引入到重采样过程当中，提出了基于粒子群优化的粒子滤波算法（PSOPF）和基于退火策略的粒子滤波算法（APF），这样粒子集在保证优良性的前提下仍不失去多样性。

This paper adopts some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and propose two algorithms which is called PSOPF and APF so as to guarantee the sample set diversity so as to overcome the phenomenon of sample impoverishment.

在以上两组例句中，前一组是目的连词的对应使用，后一组是英文译本中连词的显化现象。例3中，“so that”对应原文中的“以便”，而例4原文中却没有明显的表目的的连词。通过添加“so that”，更明确地阐释了使用“基于粒子群优化的粒子滤波算法”和“基于退火策略的粒子滤波算法”可以达到怎样的目的，实现怎样的效果，使英文译本的逻辑思路更清晰，顺畅。

四.结语

本文以自建西北工业大学科技论文摘要汉英平行库为基础，使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对英汉文本中连词的使用情况做了系统统计。由数据可知，英语译文中使用的连词数量明显高于汉语原文，呈明显显化趋势。但仅靠定量分析不能够准确说明翻译显化的存在，作者又用定性的方法重点对本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并列连词、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的具体转换情况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并列连词在汉英文本中出现频率均较高，在译文中的显化趋势也较明显；而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使用的总数相对较低，但与原文相比，添加和明示的比例仍旧很高，总体仍呈显化趋势。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汉英对译过程中连接词的显化特征在科技文体中有着明显体现。

由于建库需要时间和物质支持，本研究所建语料库目前库容较小，还需后期进一步管理、维护和扩充库容。相信科技类文本的汉英翻译平行语料库将对翻译共性假说的验证提供可能，并对我国硕士研究生的摘要英译提供借鉴和参考。（作者单位：1.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2.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基金项目：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创业种子基金项目：基于自建科技论文英语摘要的类比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Z2013179）

参考文献

[1] 胡开宝，国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述评[J]当代语言学，2012（4）：380

[2] Baker，M.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C]M.Baker，G.Francis，and E.Tognini-Bonelli 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3：233-250

第6篇

    21世纪初,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研究,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2008年,胡教授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翻译学,指出“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余光中也提出,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前者指译者“必定饱学”,后者指译者“必定善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也就是说,称职的译者在熟悉“施语”(sourcelanguage)和“受语”(targetlanguage)两种文字的基础上,还要能运用自如,了解文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因素。

    1928年,余光中生于江苏南京,童年和少年时期跟随父母逃难辗转各地,1947年在南京青年会中学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外语系,1949年随父母经香港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余光中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期间曾两度赴美任多间大学客席教授。1974年,余光中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回台,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国语文研究所所长。很显然,余光中的中英文语言功底是深厚的,对中西方文化也是熟悉的。思果称赞余光中“英文修养很深,中文不用说,这种人才能翻译。”而《老人与海》第一句话:

    HewasanoldmanwhofishedalonEinaskiffintheGulfStreamandhehad goneeighty-fourdaysnowwithouttakingafish.

    那老人独驾轻舟,在墨西哥湾暖流里捕鱼,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

    “独驾轻舟”看似诗情画意,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往往隐含着孤独和坚持。这是老人的命运,也是他面对命运的态度。“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既是冷峻的陈述事实,也暗示着老人命中注定的“厄运”,或许是出乎意料的惊喜。而老人一如既往的沉默,一如既往的出海打渔。

    在《老人与海》的译序中,余光中说:“当年我译此书,刚从台湾大学毕业,译笔尚未熟练,经验更是不足,实在相当自不量力。”“五十多年后将此书译本交给译林出版社出版,我不得不抖擞精神大加修正……”可以肯定,五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和翻译经验可以帮助他更深刻的了解老人,了解海明威,了解《老人与海》在冰川下八分之七的部分。

    Hetookthebaitlikeamaleandhepullslikeamaleandhisfighthasnopanic init.

    它吞食钓饵,像个汉子,拖动小船,像个汉子,而且沉着应战,不慌不忙。

    老人不放弃,鱼也不松口,在茫茫大海中相持相伴。只有这样的鱼才算得上对手,老人也视其为朋友。在汉语中,“汉子”不仅指强壮的男性,而且暗含责任、担当,和对手的尊敬;相对于“男子汉”,更口语化,更符合老人的身份和语言。余光中在译序中提到早年将作者译为汉明威,“仍然觉得‘汉’比‘海’更接近原音。”在世人心中,海明威就如他笔下的人物是一条汉子,强壮有担当,勇敢而身负使命,面对死亡,也不忘自己做人的责任,令人尊敬。

    Hestoppedforamomentandlookedbackandsawinthereflectionfromth estreetlightthegreattailofthefishstandingupwellbehindtheskiff’sstern.

    他停了一下,回头眺望,接着街灯的反照,看见船尾的后面,还神气的竖着大鱼的那大尾巴。

第7篇

《尤利西斯》汉译本中的“译者注”研究：一个阐释学的视角

从目的论角度论庞德现代主义诗歌翻译

“活出历史”还是“亲历历史”——基于目的论视角的分析

女性主义文体学视角下的馈赠话语——以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礼仪读本为研究对象

汉英句法结构对比与翻译中的表达——TEM8（2010）汉译英试卷评析

从模因视角看汉语流行语

“第一浪潮”俄国侨民学者、作家的普希金研究

艺术的历险和宿命——《海浪》写作技巧解析

《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述介宗教翻译思想探究——《法句经序》与《圣经之序·再序》比较

翻译学呼唤“回归美学”

论翻译文学的独立地位

建国“十七年”间国内鲁迅文学作品英译研究

《外语测试与教学》2011年出版

左边界省略、宾语空缺与连动结构的论元结构

成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特征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述

回指与汉语中的反身代词“自己”

英汉微观对比研究30年（1977—2007）综述

虚无主义的两副面孔——《尤利西斯》中的现代反抗策略

叛逆与容忍——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郝思嘉与吉妮人物之比较

建构主义指导下的研究生英语视听说教学平台设计

改革英语专业课程体系，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幅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地图——评谢天振教授主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翻译学的学科构建与文化转向》评析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课堂外英语自主学习情况调查

亚非作家会议的民族主义主题

民族意识的陷阱——法农的后殖民理论及其在奈保尔作品中的体现

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研究

西方女性翻译理论家及其翻译理论

英汉对比与翻译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将在上海海事大学举行

汉诗英译中的变通——以《孔雀东南飞》的英译为例

诗歌比较与翻译研究——以罗伯特·彭斯诗“一朵红红的玫瑰”与三首汉诗为例

“头／Head”的隐喻研究

调查性报道的文体功能与特点初探

语法资源对认知表征的建立：英汉对比研究

论修改及教师反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作用

任务型教学法下的大学英语对话式教学

也谈三岛由纪夫

唯美主义和西方现代文学——试以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为例

向心理论在汉语中的参数化——语篇下指中心排序的实证研究

第三届中国英语教学优秀论文评选通知

认知语境发展观与话语交际的语用思考

典籍英译的认知心理框架解读

从原型理论的视角重读“传统译论范畴”

诗词英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五四时期关于专用名词的音译标音法的讨论

包天笑在清末民初的翻译及其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翻译之最与第一

论语篇衔接的本质、定位及范围——与张德禄先生商榷

驳《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的谬误

广告中的评价意义初探

教材编写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为宗旨

传统效度理论的缺陷与发展

第8篇

【关键词】商务英语翻译；理论渗透；职业胜任力

引言

针对翻译理论是否是高校翻译课程必要内容的相关讨论，学者们一直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翻译理论研究是学科专家的科研工作，对于尚在课堂中学习的学生不必过多讲授；另一部分认为理论是指导实践工作的有力工具，只有掌握了翻译理论，才能更好的进行翻译实际工作。翻译理论如何有效渗透在翻译课堂教学中，让理论更好的指导实践工作，将影响日后学生在商务翻译活动中的职业胜任力，也反过来证明了翻译课堂上教授翻译理论的必要性。有效渗入的翻译理论，能被学生顺利理解，能很好的指导翻译工作。而无效强加的翻译理论，学生会觉得艰涩难懂，也无法开展翻译工作。本论文拟在证明，在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采取科学的理论渗入方式，开展有效的教学改革和优化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1.研究背景

中国入世以来，国际经贸不断发展。伴随着我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方案对增加经贸、金融等方面知识的要求非常迫切，商务英语专业应运而生。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外语教学重视基本语言知识的传授，全国高校大多采用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采用单一的培养模式。21世纪初开始，应对用人市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外语人才被要求具备复合应用能力。也就是说，英语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扎实的外语基本功，还应掌握经济贸易、电子商务、金融财会、媒体广告、酒店餐饮、全球化品牌等丰富的国际商务知识，以满足就业及市场需要。由此，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近来成为英语专业学生主修课程，各应用型本科院校更是新增商务英语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涉外商务人才。然而，受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内容与就业市场矛盾、商务翻译实践能力培养欠缺、商务背景知识缺乏等方面影响，商务英语毕业生很难适应就业市场，职业胜任力不强。因此需要通过适宜的教改探索和优化研究，来提升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实战能力。

2.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2.1商务英语翻译课堂教学现状

随着社会对商务英语翻译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与商务英语相关的翻译教学与研究也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报告和新编课程教材也不断涌现。根据权威统计可得，仅本世纪初在国内出版的商务英语翻译方面教材就高达几十余本。从论文方面看，本世纪初期在国内翻译类期刊《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及《中国科技翻译》的达到了百余篇。这些论文作者多以北上广的高校外语教师为主，范围集中在商务活动较为活跃的大城市及江浙东南沿海地区。以研究内容方面看，以上三种期刊中，论文以金融，经贸，财会英语及商标广告英语为主。从理论依托方面看，论文中理论接入的角度与深度有着明显差异。论文多数运用语用学及语言学相关理论。对翻译理论中较新的譬如翻译目的论，译者主体性及生态翻译学理论等涉及的不多。如果在商务英语翻译课程中，翻译理论仅以补充的形式简单带入，教师不能将理论与教学渗透，则翻译理论学习将收效甚微，无法高效指导翻译实践。正如翻译学家穆雷所言：“在对待方法论的态度上，虽然大家都认识到方法论对任何一个学科和专业都非常重要，但在从翻译教学的现状来看，能真正关注并有效建立相关方法论的翻译学者还是少之又少。”

2.2现有商英教材中理论渗入概况

穆雷总结与翻译课程教师的交流和研究后发现，“教师们的意见相对统一，到达本科高年级阶段，此时翻译教学应该以实践为主。对于高年级阶段的学生来说，了解了翻译的定义与分类、翻译标准与翻译方法，并通过相互联系和比较掌握基本翻译技巧，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字数的汉英互译，就达到了教学大纲的标准要求。”而现实中，关于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渗透已在高校翻译教学中逐步开展。相当一部分英语教师已开始应用部分翻译理论来指导学生翻译学习。尽管一些高校翻译教材的编纂者已认识到翻译理论指导教学的重要性，并不断探索创新的教学模式使得理论和实践能更好结合，但目前的商务英语专业翻译课程教材更多专注于语用学和语言学层面的翻译，而较少有灵活程度较高、实践性较强的翻译理论指导，因此应该对商务英语翻译进行课程优化创新研究。

3.商务英语翻译课程创新及优化方案

3.1三维翻译教学

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提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三维即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语言维、文化维及交际维。从事商英翻译教学的教师应树立全新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三维”翻译意识，明确渗入翻译理论的教学方案。教师需要优化教学模式，从单纯的语言能力培养转变为翻译理论和翻译能力并重。要认识到翻译教学不仅是让学生掌握相应的文化和语法（语言维），更多的是要熟悉翻译理论，掌握翻译技巧，了解文化差异（文化维），熟练交际运用（交际维），从而实现理论知识、翻译技巧及翻译背景的三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培养重心由过去培养基础扎实的专业型人才，转向培养知识广、能力强、素质高、反应快的复合型翻译人才。

3.2提高翻译意识

在现有翻译专业单一课堂教学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引入先进的多媒体工具模拟翻译现场，增加现场教学内容，即在商务英语翻译课堂模拟商务翻译现场，进行相关翻译难点讲解，让学生深切体会翻译现场实际，结合翻译理论指导工具，更好的进行针对性的现场英文表达。通过让学生角色扮演各角色进行翻译实战，加强翻译课堂实训，增加听说练习，模拟商务交流及其他相应的翻译活动，可使学生熟悉原本陌生的商务交流细节，提高学生商务翻译意识和能力。

3.3拓展讲义课件

教师应适时增加理论渗透，编写针对性更强的课堂讲义。即商务英语课堂讲义要更好的针对学生翻译双重能力加强锻炼：一是锻炼学生翻译实践能力；二是锻炼学生掌握翻译理论并灵活使用翻译理论的能力。因此，应在现有翻译教材的基础上，在课堂讲义中增加与实战商务翻译相关性更强的实践内容。并针对不同商务情景，设计商务角色扮演，逐步渗透商务背景知识，增加适应多媒体教学的课件，并拓展相应的情景教学翻译讲义。通过以上的实践课程，完善商英课程讲义，增加学生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双重能力，从而实现翻译技能和语言综合素质共同提升的目的。

3.4创新课堂内容

教师可采取多手段、多场景、多角色的多维度教学方式进行翻译课堂创新。理论的渗透不仅可以从课堂上获得，还可以通过翻译实践活动加深对翻译的认识。课堂内容应该增加更多的商务翻译实例，强调商务场景翻译实践，拓宽基于商务背景下的延展性知识。从而更好的培养实践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复合人才，融理论传输、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为一体。积极渗透以译者主体，文化交际，关联功能为主导的翻译理论，探索潜移默化的理论渗透方式。3.5优化教学方法改变传统填鸭式或单一教学方法，采取更加具有参与性合作性的教学方法，根据翻译文本需要，渗透不同的翻译理论技巧，逐步激发学生兴趣及翻译潜能。教师可采取讨论型教学模式，如鼓励学生进行商务角色扮演演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商务情景讨论，以及必要的商务实战活动等。

3.6电子资源使用

教师应鼓励学生充分利用校内外图书馆资源，电子阅览室，语音室模拟平台及大学生自主学习中心，积极帮助学生查阅最新理论文献及电子期刊书籍，了解商务英语翻译方向最新研究内容及方向，不断提升学生翻译知识和技巧。3.7深化校企合作一方面，积极谋求与校外企业合作，为学生创造校外实习机会，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对接，从实战的角度实现翻译知识和技能服务加以配套。另一方面，成功的教育离不开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因此，培养商务型翻译人才，对师资队伍也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现职教师可利用假期进入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短期在职培训，学校也可邀请相关商务英语优秀翻译人才来校进行课堂交流及示范教学等校企合作活动，提升师资队伍自身的商务知识能力，并增加商务英语翻译锻炼。自发组建翻译团队，利用学生课余时间，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翻译比赛及相关实践活动。3.8多元考核标准摒弃以笔译考试为主的考核模式，从多角度进行学生课程考核，即建立包括针对性笔译考核、情景口译考核和模拟现场实践考核三个角度的三维立体考核模式，从而更加全面的考察学生商务翻译能力，督促学生加强商务翻译练习，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水平。弱化单纯而死板的理论考核，强化理论结合实践能力，综合设计平时分及期末总评。

4.结语

第9篇

引言

楚雄州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古人类、古生物、古文化和彝族风情而著称，地处中国大陆旅游圈、东南亚旅游圈和南亚旅游圈的交汇地带，位于云南旅游的中心区，是滇西、滇西北黄金旅游线的必经之地。目前全州拥有国家A级以上旅游景区13个，其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6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6个，A级景区1个。

旖旎的风光、绚烂的文化吸引了大批的海外游客前来，据楚雄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全州接待海外游客人次逐年上升，2015年_到38596人次。对于外国游客而言，景区牌示是游客获取景点信息的重要途径，旅游翻译就是一个了解本地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媒介。适当的景点提示可以给游客提供便利，必要的景点介绍能够使游客了解更多的背景知识，从而使旅游的跨文化交际的意义最大化。

一、楚雄州景区牌示概述

解说牌示是一种载有图案、标记符号、文字说明等内容的，能够起到解说、标记、指引、装饰等作用的标识牌 ，是引导旅游者完成旅游活动的各种信息的符号集合。根据对楚雄州11个A级以上景区进行实地调查和统计，调研时的路线按照游客惯常选择的路线进行，沿途的牌示均进行了拍照，共收集、整理景区各类牌示534块，涵盖了大部分的旅游区域范围。

作为外国游客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景区牌示在游客参观游览的活动中起着引导、服务和教育等重要作用。与其他旅游资料的翻译不同，景点牌示具有内容简洁、对象特殊、位置固定等特点，其翻译注重的是提供有效的信息，使游客在轻松的旅游中加深对景区的文化内涵的理解，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而如何在这寥寥数语中实现信息的最大化和有效性，则取决于译本的质量。所以，从内容上说，牌示翻译应尽可能提供与文化、风俗、自然地理环境有关的知识。在语言表达方面，牌示翻译应该尽可能准确、简洁、明了，以便相关信息能被容易地理解和接受。鉴于牌示的功能特殊性，在其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首先考虑整体的翻译生态环境。

生态翻译学认为， 翻译过程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对文本进行选择性移植的过程，翻译是译者的一个决策过程，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决定如何适应和如何选择。生态环境不仅指语言、文化、宗教、社会环境，而且还包括了指翻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关系、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态翻译学认为只有译者的作品满足对生态环境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适应的要求，才能进行正确、合格的翻译。

在调查收集到的534块牌示中，中英双语牌示数量为257块，接近总数的一般，说明全州景区对海外游客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各景区的情况有较大差异。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在以上景区牌示的英译中，存在一些共性的错误，例如单词拼写错误、语法错误、用词不当、误译、漏译等，还有一些错误主要是在对文化背景知识的翻译中，译者忽视了原语文化背景，而只从语言维对其进行翻译，造成对文化的误解、误读。

二、楚雄州旅游景区牌示英译现状

笔者将调查到的情况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来举例说明目前楚雄州景区牌示英译的现状。

首先，语言维关注的是翻译的文本语言表达，由于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语言形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译者通常在语言方面准备得不够充分，这导致一些旅游牌示的翻译出现明显的错误 。生态翻译学要求译者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内涵以及原文化和翻译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目标文本所处的生态环境。

例1：僧众寮房（化佛山）

Monk’s Dormitory

例1的译文基本能说明这是众僧居所的意思，但寺庙里僧众的寮房与普通的宿舍终究有差别，寮房是指僧徒尼姑静修居住的地方，除了普通房屋居住的功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静思、坐禅，因此改译为“Meditation room”更为恰当。

其次，文化交流是旅游活动的最重要的作用，译者肩负着翻译文化背景知识的任务，正如诺德所说，翻译意味着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不同文化的交流比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更重要。因此，翻译活动中文化维的适应选择最为重要，特别是人文景区牌示的英译尤其需要译者去深入挖掘文化背景，依据原语文本将其中的文化内涵翻译出来。

例2：惠帝紫（武定狮山景区）

Purple Emperor Hui

第10篇

关键词：翻译生态环境，《瞬息京华》，郁飞

1.引言

生态翻译学孕育于21世纪初叶的中国香港，由中国学者胡庚申于2001年首次提出。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指出“译者（译品）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1]，并通过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及系列论文进行阐述，得到了我国众多学者的支持。

《瞬息京华》（又名《京华烟云》）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林语堂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中外读者的喜欢。该小说共有三个中文全译本，郁飞的译本是公认的翻译质量较高，读者接受度也较好的一个译本。本文试图分析郁飞在翻译《瞬息京华》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并分析该环境如何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确定自己的翻译原则，翻译过程中的遣词造句和翻译策略。

2.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翻译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2]简而言之，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可以说，译者的翻译活动必须要以翻译生态环境为制约。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的翻译领域以及不同的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都有所不同。从宏观上看，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语言政策，由此衍生出不同的翻译策略。从微观上说，译者个人的境遇也是不一样的。译者个人家庭背景、所处时代、所受教育、所思所想都会形成其翻译的个体特征。“翻译策略上的选择受制于翻译主体的翻译目的，翻译目的又受制于翻译主体的人生态度和个人气质。”[3]

3.《瞬息京华》郁飞译本的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拟从原作者、原文的社会文化背景、委托者和译者几方面分析《瞬息京华》郁飞译本的翻译生态环境，并进一步探讨这几方面如何相互作用影响译者的翻译原则和策略选择。

3.1《瞬息京华》的原作者林语堂

《瞬息京华》的作者林语堂先生（1895-1976）是闻名世界的作家和学者，在国际文坛也占有一席之地。赵毅衡先生认为，林语堂的“中文是漂亮的中文，英文是典雅的英文――中文好到无法译成英文，英文也好到无法译成中文，两者都是炉火纯青”。[4]

林语堂先生创作《瞬息京华》，是怀着对外推介中国文化、介绍中国现状的愿望的。他以英语为创作语言，在作品中表达了中西方文化独立而又相融互补的观点，使西方读者从他们熟悉的阅读视角和文化层面上了解当时的中国。正是这种独到的语言创作方式和文化视角使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成为华人英文小说创作的成功典型。

3.2《瞬息京华》的社会文化背景

《瞬息京华》讲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从1901年到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书中人物差不多可以代表中国社会各种人物，旧派人物逐渐没落，新式人物逐渐壮大。

自1840年的开始到20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频繁的时期。熟悉这段历史的林语堂将战争融入了《瞬息京华》中。该书卷首的献词“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成为自由的男女”，即告诉我们“战争”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与此同时，小说也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由于林语堂怀着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国文化、介绍中国现状的目的，因此小说的内容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尽管林语堂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他，正是由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偏爱，他才会通过《瞬息京华》的写作向西方介绍中国。

3.3《瞬息京华》中文译本的委托人

当《京华烟云》的英文版面世后。他曾写信给郁达夫，希望由郁达夫翻译这部作品。原因有四：“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5]然而出于种种原因，郁达夫未能完成该书的翻译，后来其子郁飞积十年之功替父偿还了这笔生平最大的文债。

尽管《京华烟云》是用英文写成，但其中的诸多素材，却是来源于中国文化，即使用英语表达了中国文化中所独有的事件和意象。那么再把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时，译者就要考虑，如何将这些信息恢复原貌，落叶归根。

3.4《瞬息京华》的译者郁飞

郁飞是郁达夫之子。因为种种原因郁达夫未能完成《瞬息京华》的翻译，但郁飞并未忘记父亲当年的这笔文债。八十年代初，他开始着手准备，于1986年开译，并于1990年退休后全力以赴，最终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书名采用林语堂当年向他父亲建议的《瞬息京华》。

1991年11月，《瞬息京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销售一空。郁飞万年替父亲偿还这笔“文债”，也给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一段佳话。

4.《瞬息京华》译者郁飞的翻译原则

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要素相互作用于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策略选择。林语堂先生写作《瞬息京华》的目的在于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并介绍那段时期的中国现状。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是时期，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战争”。正如郁飞所言：“《瞬息京华》描述的时代是作者前半生亲历的四十年。他当然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来写那个时代的任务。评论他写得如何是文学批评的任务，译者只有忠实转述的义务而没有变更原意的权利（出于领会上的差异自当别论），何况书中的那四十年在作者下笔时是当代史，到如今早已属于近、现代史了，如何描述总不见得影响到后来的种种关系吧。因此忠实表达愿意边是应遵循的原则。”[6]

在郁飞翻译《瞬息京华》之前，该小说中文译本的另一个书名《京华烟云》已被读者广泛接受。郁飞冒着影响销路之险将书名恢复为林语堂自己定下的《瞬息京华》。在翻译过程中，只删去了纯粹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事物的几处，于完整性无损。

5.结论

综上所述，翻译生态环境制约译者的翻译活动，影响译者翻译原则的确定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瞬息京华》郁飞的译本是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译者为适应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适应和选择。（作者单位：大连大学）

参考文献：

[1] Hu，G.engshen.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J].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3（4）.

[2]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 徐建忠.翻译生态学[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4] 赵毅衡.林语堂与诺贝尔奖[N].中华读书报，2000-03-12（2）.

第11篇

【关键词】翻译理论 翻译策略 字幕翻译 多视角

一、引言

作为媒介，影视作品以其生动形象的方式承载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活动。在这样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之中，具有文化元素的影视字幕自然与翻译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电影文化的国际化发展模式也推动了字幕翻译活动的发展。曾任欧洲视听翻译研究协会（ESIST）主席的Jorge Cintas在他的访谈录中指出：“在欧洲，视听翻译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刚起步。当时除了几篇零星的文章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这十几年来，视听翻译研究取得了突飞猛的进展，已经从曾经边缘的地位逐渐成为中心话题的一部分，引发的关注前所未有。这说明影视翻译已经成为了翻译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领域之一。”国内的影视翻译活动主要由专业的翻译团队和民间的字幕组所完成的。影视作品的制作方聘请专业翻译团队所翻译的影视作品多为译作佳品，但字幕组也不乏好的译作流传于网络之中。随着这些翻译影视作品带着各自的文化元素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后，关于字幕翻译的研究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二、多视角的字幕翻译研究

以“字幕翻译”为篇名，通过知网期刊检索到近五年（2013-2017）有700余篇文章是研究字幕翻译原则和策略的。从1999年李福秀发表在《电视技术》杂志上的《自动翻译电视字幕》到2017年5月为止，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其中，从2013年开始，每年的文章发表数量都超过了150篇。这足以说明，字幕翻译研究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通过梳理近五年的字幕翻译文章，笔者发现文章的研究策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理论视角为出发点的字幕翻译研究，另一种是直接以翻译策略为着手点的研究。在选择理论视角入手翻译策略的文章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知识范畴。这些研究视角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类：

1.功能对等理论。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指出，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近五年，功能对等视角下字幕翻译研究文章有48篇，研究对象涉及的影视作品有《破产姐妹》、《冰河世纪3》、《老友记》、《越狱》、《卧虎藏龙》、《里约大冒险》、《生活大爆炸》等。这类文章多以此理论为基础分别从词汇、句子语法层面和修辞层面论述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应用。也有人将功能对等理论和具体的翻译方法比如归化异化联系在一起讨论字幕翻译的可行性。

2.生态翻译论。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其核心内容是：“翻译适应选择论，明确‘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同时，提出翻译方法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近五年，以生态翻译论为视角的字幕翻译研究文章达42篇，涉及研究的影视作品有《红高粱》、《泰坦尼克号》、《生活大爆炸》、《卧虎藏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这类研究文章基本都是从“三维”层面进行翻译方法的实例分析，并且最终论证生态翻译论的合理性。

3.关联理论。关联理论认为，在交际过程中存在着两条关联原则：（1） 从认知角度看，人类认知常常与最大关联性相吻合；（2） 从交际角度看，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因而，Gutt 认为关联原则从两方面制约着翻译：意欲传达的信息，以及表达方式的选择。近五年，运用关联理论分析字幕翻译的文章有40篇，涉及研究的影视作品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生活大爆炸》、《阿甘正传》、《泰坦尼克号》等。这类研究文章多从文化词汇、语境效果、双关语层面展开，再通过实例进行具体翻译方法的阐述。

4.多模态话语。针对一系列语言功能理念的研究，有学者给出了相关的语态模式分析成果，并形成了一个成型的理论结构框架，包括文化、语境、内容和表达四个层面。

近五年（2013-2017），多模态视角下字幕翻译文章只有9篇，涉及研究的影视作品有《金陵十三钗》、《乱世佳人》、《十二生肖》、《狼图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相关的研究文章也基本都从这四个层面侧重分析译文的翻译特征，但大多是从宏观上来论述，未涉及具体的翻译方法。

5.顺应论。维索尔伦（Verschuern）提出的顺应理论核心内容是：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因而，语言的使用应在使用的过程中遵循顺应性、协商性的原则，这是受到社会风俗、社会结构、文化语境等情况的制约而采用的有效方法。近五年，顺应论s视角下的研究文章有9篇，涉及研究的影视作品有《疯狂动物城》、《破产姐妹》、《卧虎藏龙》等。该类研究文章是通过文化差异、风俗习惯差异、语言差异和语境不同为要素进行探讨和论证。

6.功能目的论。功能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活动都要遵循目的原则，这包括翻译过程（即翻译过的目的），翻译结果（即译品的功能）和翻译方式（即所用的方式意图），最终体现其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近五年，功能目的论字幕翻译相关文章有6篇，涉及研究的影视作品有《神探亨特张》、《唐顿庄园》、《暮光之城》、《甄执》等。该类研究文章通过找到功能目的论与字幕翻译的联系，从而进行了相关译作的解析，并且肯定目的论能有效的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并有效传达影视作品的思想。

7.认知翻译观。翻译认知观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⑵湓谀勘暧镅灾械挠成渥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因此，近五年5篇相关论文，基本遵循了CL 核心原则与翻译创造性，范畴话与词语对等，突显原则和原型理论，隐喻转喻，参照点和翻译的构式单位观等，对《花木兰》、《乱世佳人》和《美丽中国》的字幕翻译进行了探讨。

8.其它。除了从理论视角出发的研究外，有些文章直截了当的从翻译策略做起了研究。其中以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讨论的最多。以归化和异化为研究视角的文章有29篇（未包括单独以归化或者异化为研究视角的文章），涉及研究的影视作品有《生活大爆炸》、《哈里・波特》、《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摩登家庭》、《老友记》、《里约大冒险》等。这些文章认为字幕翻译存在归化和异化现象，具体可以通过音译、补译、词性转换、直译及意译的翻译方法实现它们的翻译目的。

三、结语

实际上，翻译理论对翻译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翻译活动的具体实施则需要翻译方法的运用。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到，影视字幕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非常的多元化，但是当把理论运用到翻译实践当中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文章所探讨的翻译方法都是多样化的，并没有哪一个翻译策略是全能的。在处理不同的翻译难题时，都需要采用多种翻译手段去解决。归根结底，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准确无误的实现两个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畅通交流。因而，不管从何种理论视角来研究字幕的翻译，都是有其合理性的。

参考文献：

[1]Gutt，E- A.（1991）.Translation as interlingual interpretive use.In 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pp.376 -396）.London：Routledge（reprint of ch.5 of Gutt 1991）.

[2]Jef Verschueren.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arch Press，1999.

[3]Nida，Eugen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1964.

[4]董海雅.蓬勃l展的视听翻译研究及教学-Jorge Cintas访谈[J].上海翻译，2012（4）：53-57.

[5]胡庚申.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

[6]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3.

[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9）.

第12篇

关键词：跨文化旅游；翻译适应选择论；旅游文化翻译；译者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146-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翻译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国内许多学者对旅游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通过收集近20年国内发表的相关论文，发现大多数文章多限于随感式或经验式的总结，往往是从中英文化差异入手，探讨旅游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及相应的翻译策略，因而研究角度总体比较单一，重复研究的现象严重，且这些研究忽视了作为翻译要素之一的译者的主体性。针对这一研究现状及在全球语境下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研究热潮的背景下,笔者首次提出了旅游文化翻译这一概念。同时笔者认为应加强结合最新翻译学或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来探讨旅游文化翻译，为旅游文化翻译找寻理论依据，实现旅游文化翻译的真正突破。正如朱纯深所言：“在有些课题的研究中，换一个观察角度，便可以带来新发现新见解。”［1］

作为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提出受到译界的普遍关注。然而，任何理论的价值和意义都在于它解释和指导实际的程度。本文拟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生态翻译视角阐述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期在旅游翻译研究方面作出全新的探讨。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与旅游文化翻译

1.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胡庚申教授于新世纪提出的新译论，也是生态翻译学的奠基理论。该理论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该理论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的方法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文的评价标准是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等；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而“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次、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①

传统译学研究囿于原语与译语的语言转换，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将翻译看作静态封闭的系统，因而忽略了翻译过程中其他的诸多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框架为翻译学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的诸多要素处于相对独立、又和谐统一的生态关系。

2.旅游文化翻译

在阐述旅游文化翻译这一概念之前，应先了解旅游文化的内涵。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旅游活动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交融渗透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人文关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发强烈，旅游者将愈来愈不满足于山水景物或文化场景的浅层观赏，而追求从文化的高品位上、从自然、人文景观与文化的契合点上去获得一种深度审美愉悦和感悟一种文化的深厚底蕴。旅游文化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化层，包括旅游活动中提供欣赏和享乐的各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物质产品；二是行为文化层，包括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与生活制度等；三是心理文化层，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宗教情感等。［2］

刘宓庆认为鉴于翻译学明显的综合性、复杂性特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必须涵盖翻译所涉及的语言中的文化信息问题，包括种种文化行为――具有特征的文化生理行为、集体和个体的文化心理行为和文化语言行为。［3］而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蕴含或容载着文化信息的意义。至此，笔者认为旅游文化翻译兼具旅游翻译和文化翻译的特点，强调旅游翻译的文化属性和跨文化、跨社会、跨语言、跨心理、跨学科的特性。而旅游文化翻译又不同于一般的旅游翻译和文化翻译，它通过对旅游文化内核、身份、共性和异性及其宏、微观层次的整体效应性的研究，进而尽量缩短不同旅游文化特质造成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差距，达到异质旅游文化温和抵抗、互尊互爱、和谐交融的关系。因此，旅游文化翻译是依托语言，实现旅游文化信息的转化、阐释与传播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是兼顾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承传的创造。同其他旅游翻译一样，旅游文化翻译的功能特点表现为传递旅游文化信息、增强游客的文化情感体验、激发文化旅游兴趣，即文化信息性、文化情感性和文化诱导性。这三者各有侧重，互为因果，是相互依存的和谐统一关系。

三、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通过对翻译过程中“适应”与“选择”的系统阐述，试图构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对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启示之一是：转换翻译研究视角，将重点转向译者。长久以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一直处于一种被压制、被排斥的一仆二主的边缘化状态，他既要忠实于原文和原文作者，又要小心谨慎地为译文读者服务。而翻译适应选择论首次将“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从而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基于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译者不再是被动的信息复制者，而是主动的信息创造者，因此他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而这种高度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对于汉英旅游文化翻译尤其重要。

翻译适应选择论对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另一启示是：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核心概念是“适应”、“选择”。“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心理过程是：尽量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努力表现自己的适应能力，主动优化多维的选择转换，不断追求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注：《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第129页。]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旅游文化翻译的读者或游客在长期各自特定的语言文化环境熏陶下，已形成一种既定的文化心理和认知习惯。这种心理和习惯上的定势制约着他们对陌生文化的开放程度和接受程度。而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英旅游文化翻译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指导下关注的不再是个别、孤立的中国文化信息的传递，而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相交流、相融合的大目标，关注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适应与选择。

1.译者的多维动态适应

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包含了原文、原语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事实上，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依据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适应”的基本思想之一是译者对“能力”的适应。由于旅游文化翻译是一种文化模式向另类文化模式的引导性的传播，其关键在于译者。而旅游文化翻译的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对译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合格的汉英旅游文化翻译者，不仅需要扎实的双语语言功底和娴熟的翻译技巧，还需要敏感的跨文化意识和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同时还应具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中国旅游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一个分支，同样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因此，汉英旅游文化翻译者首先应适应对其能力的要求，努力充当民族文化传播者和中西文明桥梁的建设者，以实现中国旅游文化的有效传播和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

译者对“能力”的适应可看作是译者对以自身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还包括对以译文读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由于旅游文化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体验活动，它决定译文读者是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系统中最不容忽视、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对于旅游文化翻译的译者而言，无论其翻译是哪种内在动因和目的，他们都不谋而合地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尽量适应读者，赢得读者，从而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或社会效益。根据Newmark对读者的分类方法，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预期读者可分为学者型读者，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读者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读者。这三类读者之间既存在共性又各有特点。他们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兴趣爱好、认知水平、审美习惯以及对中国文化不同的熟悉度和认同感，但他们都是怀着对中华文明古国的深切向往和期盼，想通过旅游深度感受中国丰富的山水文化、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多彩的现代文化。一般认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具有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文化局限性，这就会限制特定的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认同。然而，依据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与原文、译文和译文读者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生态系统中。而跨文化旅游者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化旅行时，往往会经历文化兴奋期、文化危机期和文化适应期的阶段。从这一意义上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积极、动态地适应外国读者或游客对异域文化不断超越、不断拓宽的文化视野和审美期待。因此，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过程不是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单向文化信息传递过程，而是译者与译文、译文读者等翻译生态环境的辩证对话关系。译者一方面要多维适应外国读者或游客的固有文化定势和认知心理，坚持“尊重游客、尊重文化差异”的适应性原则，灵活处理文化差异和冲突，引导读者进行中国旅游文化的阅读、鉴赏和体验；另一方面，译者不能一味消极、被动地适应外国读者或游客，而要有创新意识和革新的胆量，适时拓展、打破、超越、创造他们的文化认知心理，以实现中国旅游文化的深度、广度和效度传播。

2.译者的“自然”优化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即译文生成的过程就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和以译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的总和。[注：《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第126页。]而处于“选择”阶段的译者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指的译者，而是特定的、被翻译生态环境“激活”的译者，他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事实上，译者的选择发生在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出现在翻译转换的各个层次。这种选择的内在机制和动机正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而这里的“适”或“不适”，“强”或“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对译者/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和选择程度的一种概括。因此，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汉英旅游文化翻译来说，基于其动态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不同的译本或译文由于适应了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的市场需求，甚至文本资料翻译和导游口译的不同文体特点，因而有可能共生共存，共同生效。

依据翻译适应选择论，在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应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适应的基础上，遵循“以中国旅游文化为取向，以外国读者或游客为中心，内容先于形式，传承优于传达”的翻译原则，灵活动态地优化选择翻译策略以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通常，外国读者或游客对特定中国旅游文化信息了解得越少，译者适应他们认知结构的必要性就越大，越需要对原语进行适应性的文化信息处理。事实上，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维度是相互交织、互联互动的，它们会同时作用于译者的适应和选择程度。译者在翻译旅游文化信息时应尽力集“信息、情感、诱导”于一体，融“语言、文化、交际”于一炉，在多维动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作者维、社会维、读者维、市场维、目的维等多维度基础上作出最佳适应与优化选择从而得出整体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五、结 语

旅游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跨文化交流变成一种生存需要，也使旅游文化翻译成为一项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解读翻译过程和翻译实质，是一种新的生态翻译研究途径。这一理论对汉英旅游文化翻译实践同样具有可操作性和解释力。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汉英旅游文化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旅游文本为依托，以中国旅游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不断自我适应、优化选择的循环过程。这是一项极具悟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但又并非绝对自由。本文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探讨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的多维动态适应和“自然”优化选择，希望对实际的汉英旅游文化翻译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朱纯深.翻译探微：语言•文本•诗学［M］.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

［2］华国梁.中国旅游文化［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3.

［3］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Effective Verbal Communication in Cross-cultural Tourism

LIU Yan-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74, China）

第13篇

关键词：传统翻译理论 当代翻译理论 译介学

当翻译理论的研究经过文化转向以来，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功能对等”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即文化之间的对话、协商以及如何协调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冲突。例如，当把 “You are a lucky dog”翻译成“你是一条幸运的狗”时，很多中国读者可能会心有不悦，而把“绿帽子”翻译成“green hat”时，又有多少外国读者明白其中的隐义呢？由此看来，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将予以小议。

一、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重心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只不过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跟文化的关系不大，主要需要掌握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技巧，从而把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准确地表达出来。

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是在语言文字中展开，围绕的中心就是“怎么译”的问题，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近代的“信、达、雅”、“神似”、“化境”，[1]还是西方传统译论中的“不忠的美人”，“可译与不可译”，“直译与意译”，“归化和异化”理论，都默认一个原则，即“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在传统的翻译观中，由于受到语言决定世界观和思想的影响，翻译不能有丝毫的改动，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的观点非常深入人心，而“不可译性”的观点也往往是由主张“忠实于原文”的人提出的。

在20世纪70-80年代关于传统的翻译理论还有“有无之争”（即翻译研究有无理论，翻译理论有无价值）和“中西之争”（即西方翻译理论是否能适合中国的实际）。有人认为翻译就是实践，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中国历史上也并没有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对于中国译论的发展历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案本”——“求信” ——“神似”——“化境”[2]，然而这算不算是翻译研究的理论呢？总的来讲，传统的翻译理论更多地是在进行“术”的探讨，而当其上升到“学”的高度时，即完成了向当代翻译理论的转变。当前，翻译理论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翻译研究的内容和学界的译学观念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给传统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翻译理论的误区

误区之一：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这个转换应当完全根据原文，怎么能容许“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发生呢？或者大家普遍认为“创造性叛逆”是由于译者不遵循原文的内容或形式，主观能动地改变译本的一种手段。这种想法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一是其忽略了客观实际和主观想法之间的差距，译者很可能主观上是想遵循原文的，但由于客观的操作和表达存在误差，或者是译者的理解和作者的表达有不一致的地方；二是由于文化背景，译入语读者的接受程度，译者不得不将原文中一些不符合译入语文化或译入语读者不能接受的部分加以修正，如晚清的《迦茵小传》翻译和时期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等等。[3]

误区之二：翻译理论的历史化研究，甚至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传统的翻译训练的挑战，并使翻译人员和工作的训练无所适从。实际上这种想法混淆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的教学及基础训练之间的关系。几千年的翻译实践把“忠实”作为一种原则继承下来，是值得现在及后来的翻译人员遵守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翻译原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看，并且对于偏离这些翻译原则的现象加以解释时，我们采用的是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因此对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误区之三：翻译理论研究似乎与翻译实践脱节了，翻译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并不一定能作翻译实践工作，因此翻译理论研究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用的理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有失偏颇，因为从其他相关的学科来看，很多文艺理论家并不能创造出很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并不一定能提出高深的理论。随着学科发展的精细化，我们不仅需要能从事翻译实践的治“术”的人才，同样也需要研究翻译理论，特别是超越语言，从文化层面治“学”的学者。不管什么学科理论，我们都不能一味地将其功能简单化，克服狭隘的“唯用论”，而将其推向更高的层面。

三、当代翻译理论的讨论重点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对翻译理论的关注点从“怎么译”转为“为什么译”，研究的重点也从“以原文为中心”转为“以译本为中心”，这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跨学科的理论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在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之后，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儿（Itamar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成为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推动翻译研究完成了文化转向，并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后来的翻译理论越来越多地借用解构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当代阐释学理论、后殖民理论、功能论、跨文化研究理论等，使翻译研究呈现出更活跃更多元的新面貌。[4]

由于西学东渐，当代翻译理论已是以西方翻译理论为主导，而国内的翻译理论并未脱离对翻译技巧或文本本身的阐述。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谢天振教授归纳为“三个突破”和“两个转向”[5]。“三个突破”是从怎么译深入到翻译行为本身的讨论，从文本研究到翻译行为的发起者、操作者和接受者的研究，将翻译置于宏大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语境中来研究；“两个转向”即翻译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和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

在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理论研究，从不同的层面关注源语和本族语在转换的过程中信息和文化意象发生“失落、变形、增添、扩伸”[6]，如翻译中译者有意的误译，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已不再被视为仆从性的工作，更多的学者从翻译是主观能动的活动的角度去研究翻译活动是如何发生发展，如何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甚至给了原作第二次生命的。翻译可以对原文的风格、语言、内容等进行改写，使之符合译者自身国家的文化形式，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的同时，也在对文化进行过滤。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介入的过程。翻译就是一种创新，一种变异。这说明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比较文化或文学的研究。

当代翻译理论的重心从语言转换向文化方面转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翻译内容的多样化。传统的翻译材料大多是宗教文本或科学典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演进，许多新的翻译材料出现，如流行小说、电影、广告、商标、新闻等，在这些译文中，对功能和文化的考虑因素是反而是第一位的，甚至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举个例子来说，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富有张力的四字词组更能得到观众的喜爱，所以“The Matrix”译为《骇客帝国》，“Inception”译为《盗梦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观念的更新和翻译理论的与时倶进是值得倡导的。

四、译介学与当代翻译理论

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是由中国学者谢天振教授发展起来的一个译学理论，它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谢天振教授在其专著《译介学》中把译介学界定为：“译介学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7]在理论探索方面，谢天振先生以比较文学理论为背景，高屋建瓴，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贡献：第一，他继承并发展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翻译中的变异，有意误译等，已成为译介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为前者既包括文学作品的中译外，也包括外译中，翻译文学史应该是包括作家（译者）、作品（译本）和事件三个要素的文学史，而后者文学翻译史是以翻译事件为主线，以译者为主体，考察译者的翻译风格、对翻译题材的选择，以及对本土文学和外来文学所作出的贡献等；第三，他还对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上作了界定，认为翻译文学既不同于源语文学，又不同于译入语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实体，并且应根据翻译者的国籍来确定翻译文学的国别划分。谢先生在这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译介学理论，使其具有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当代视野的译介学理论中，研究的中心问题已经超越了传统译论而进入到“创造性叛逆”的阶段。“翻译研究不仅积极肯定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更进而提出翻译对原文的‘不忠’是绝对的、必然的，而且这种‘叛逆’与‘不忠’往往携带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因而，翻译研究......转向以译者、译文为中心，将翻译问题语境化，探讨充满误读、误译的翻译如何影响目标文化（target culture），分析产生种种误译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机制。”[8]

但是大家会问道，甚至不少的学者也疑惑，是否译介学就是当代的翻译理论呢？笔者认为，当代翻译理论范围更广，包括了译介学等翻译理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一个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就学科分类的理论框架而言，从1972年霍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标志着翻译学学科的确立以来，只有几十年的发展时间，在中国国内的发展时间就更短了；且或许正由于此原因，当代的翻译理论过于庞杂，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翻译理论而言，但凡涉及一点对于翻译的论述，即解释或归纳并于一种翻译理论。另一方面，从大部分翻译方向硕士生的论文来看，有很多的文章只是生搬硬套各种翻译理论来解释文本，并未吃透理论，大多理论也流于清议空谈，且以解释文本的方式来推动其理论的发展。且就译介学理论的归属而言，它仍属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媒介学下的一个分支理论。因此，对于广大的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讲，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参考文献：

[1]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翻译》， 2001年第4期，第2-6页。

[2]万涛，徐燕珍，《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钱钟书翻译思想》，《海外英语》，2012年第3期，第40-41页。

[3]穆雷，《也论翻译研究之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12期，第35-38页。

[4]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第3-5页。

[5]谢天振，宋炳辉，《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关于译介学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39页。

[6]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4页。

第14篇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民俗翻译；安徽民俗

一、民俗与文化翻译

翻译除了是源语言文字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包含了意象传递、交谈和融合等活动。吕亚娟在《浅谈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一文中提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翻译是跨文化的传播。文化翻译观则是试图研究和探索这三者之间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70年代初，随着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文化研究逐渐步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80年代初“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国。尤其是尤金・奈达对于翻译，与文化关系论述的理论在我国翻译界的时兴，以及王佐良先生积极倡议把翻译研究与文体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学学派”一度成形。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佛尔和苏珊・巴斯奈特在合编的论文集《 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也指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趋势延伸并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走出形式主义的框框，应考虑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延伸。

二、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民俗具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即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美国民俗学家查理・多尔逊教授认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正因为民俗和文化的共性，研究民俗翻译要置于文化翻译学范畴内；而民俗的特性又要求我们用独特的视角和翻译策略来解决民俗文化翻译问题。

1.安徽位于我国东南部，从地理上看，它位于长江下游，深居华东腹地。东近吴越，西接荆楚，北邻齐鲁，春秋时称为“吴头楚尾”。这里自古是南北文化汇集碰撞之地。文明悠久的安徽人杰地灵，历史上有许多重大影响的思想、学派诞生在这里，使安徽成为中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安徽地形复杂，受风土的影响，民俗习惯南北迥异；区域文化，特色鲜明。安徽名山胜水遍布境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特别是独树一帜、充满地方特色的黄梅戏、花鼓灯、徽剧和傩戏等，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在信息大爆炸的今日，安徽民俗文化要走向世界，多语种的翻译活动必不可少。为符合安徽民俗翻译的诸多特点，安徽民俗翻译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个性和特征。

2.安徽民俗文化翻译策略，以直接音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出现在较多的地名、人名及约定俗称的民俗表达的翻译中。这一部分的民俗相关文化表达较为简短，口语化和本地化，不乏一些方言掺杂其中。译者通常为了贴近当地民情采取直接音译的方式固然合情合理，但是这种坦率且不加注释的直译却给译出语读者增加了不少理解困难。而有些民俗术语包涵多种文化暗指，并不源自音韵的模拟，这部分民俗术语的翻译就需要谨慎处理。例如以安徽籍艺人为主的四大徽剧戏班之一的“春台班”，译者译成“Chuntai Troupe”。春台，是一个典故名，典出《老子・道经・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指春日登眺览胜之处。因此，在翻译这类名词时适当地加入注解或许更有助于译出语读者了解安徽的民俗文化。

3.安徽地区有其独特的发展史、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负载着相关文化的词汇、成语、典故也大相径庭。尤其是实写与虚写相互掺杂，句式参差错落，大量的修辞手法融汇其中，译者往往无从下手。比如安徽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叫做傩戏，流行于安徽贵池和九华山方圆百公里的地区，是以驱鬼疫、祈吉祥为目的的请神送祖的祭祀活动。演出前后有隆重的“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朝庙”等傩事活动。在旅游英语中，傩事活动的过程被译成“The ritual procedure includes 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 Following the solemn ritual，Nuo drama is performed to entertain the spirits.”显然，“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与原文“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相比在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上出入较大，而对于文化意义的传递又存在变差。傩戏以祭祀祖先的目的为主，“神”则应被理解为“forefathers”而非“spirits”。

三、民俗文化翻译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语言环境

许多译者为了避免民俗文化因素被忽略和篡改常常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在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在仔细调研反复琢磨后的译法，即便难以面面俱到，但是也会得到认可。而囫囵吞枣的翻译态度则会带来误解。例如，戏钟馗是盛行于安徽徽州地区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形式，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同时也是除煞祈福的一种形式，民间对他有“除恶状元，镇邪将军”的美名。译文“the protector against evil spirits and demons，the hero capturing ghosts”中将“状元”译成“the protector”，“将军”译成“hero”似乎有些信手拈来，天马行空。毕竟“状元”所包含的“top”的含义以及“将军”所包含的“status”的含义完全在译文中被忽略了。

总之，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归化或异化，每一种翻译策略都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孤立的，而是应该互补长短，相辅相成。民俗文化翻译是两种文化移植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由于民俗文化自身的特点，其翻译过程必然充满艰辛，这要求译者除了精通译出语语言文化，对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和语言文字也要有深刻了解，真正做到令译本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对话。

民俗翻译研究是中国民间艺术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锋，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载体。研究民俗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诠释策略以及在译出语读者群中的接受程度，有利于文化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对传播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至关重要。

注：本文是河海大学文天学院校级人文社科项目“从文化翻译学角度看安徽民俗翻译”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Nida，E.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蒋红红.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国外外语教学，2007（3）.

[3]吕亚娟.浅谈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J].科技咨询，2009（15）.

[4]王慧杰.新疆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剑南文学，2012（11）.

[5]李建军.文化翻译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第15篇

关键词：农产品；商标翻译；问题；对策

作者简介：何红华（1982-），女，汉族，衢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4.3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4-88-0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农产品出口贸易日益繁荣，农产品商标翻译的好坏与农产品是否受欢迎也密切相关。成功的商标翻译是农产品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和树立国际品牌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农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农产品商标翻译问题已引起众多商家的重视。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查阅相关论文，关于商标翻译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对农产品商标翻译的研究仍是空白。因此，农产品商标翻译研究无论是从翻译学科的发展还是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都必须得到高度重视。衢州市属于浙江省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全国重要的农副产品产加销基地，对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进行系统性实证分析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和创新价值。

一、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文以衢州农产品商标为研究对象，选择了80家农产品企业进行问卷发放，答卷人均为该企业负责进出口业务或营销管理人员，通过对筛选后的具有可信度和有效度的70份问卷进行具体分析。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衢州农产品商标命名现状；二是已有英文译名的农产品商标的翻译方法；三是描述和分析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能够深入研究，笔者深入企业，通过访谈、观察、文本收集等方式熟悉具体的企业商标命名和翻译的过程，更好地揭示商标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改进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提出具有实际价值的对策。

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把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体的方案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现状

（一）衢州农产品商标命名现状

在调查的70家衢州农产品企业中，农产品商标大多数是直接采用汉字注册。近一半以上的农产品商标是企业商号中部分截取出来的，比如，“一粒志”是衢州一粒志食品有限公司的截取，浙江茶之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茶之语”，浙江菇老爷食品有限公司的“菇老爷”，浙江德辉食品有限公司的“德辉”，常山倚山久胡柚深加工厂的“倚山久”，衢州刘家香食品有限公司的“刘家香”，浙江天源堂蜂业有限公司的“天源堂”等等都是采取了这一做法。有部分农产品企业采取企业创始人的姓氏。例如，衢州刘家香食品有限公司选用“刘家香”不仅采取了企业商号的部分截取而且也选用企业创始人的姓氏“刘家香”命名，商标翻译用了汉语拼音“LIU JIA XIANG”，浙江阮氏食品有限公司的“阮小二”也是选用姓氏，这样的商标可以达到商标出了名，企业也出名的效果。

商标是企业皇冠上的明珠，需要得到企业足够的重视。在选择注册商标方面，《问卷》中给出了4 个选项：

农产品商标命名情况为：

A-企业商号截取，B-公司管理层内部定夺，C-请专业设计公司，D-其它。

根据调查结果，选择前两项A约占80%，B约占60%，而C约占总数的10%，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农产品企业选择商标命名方面倾向于商标名称与企业商号一致，或者是管理层商榷即可，少数的会请专业设计公司。

（二）已有英文译名的农产品商标的翻译方法

在70家受调查的企业中，约58家企业是汉字拼音商标，约12家企业选用汉字+拼音的商标，只有极少数的2、3家采用汉字+英文商标。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有英文译名的商标在商标总数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这说明衢州农产品企业对商标的英文译名还没有足够重视，还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没有达成共识性原则。在这些商标翻译中， 约95%是汉语，只有13%是汉字拼音，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英文商标仅有2、3个，采用的翻译方法也是直译法， 而采取其它翻译方法基本为0。比如，浙江老树根油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树根”山茶油，其英文译名为（OLD ROOT），浙江民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炭之语”，其英文译名为C&Language，浙江不老神食品有限公司的“不老神”鸡（BULAO SHEN CHICKEN），这些都是采取直译。衢州作为浙江西部的欠发达地区，农产品是衢州的一大主要特色，其农产品出口到国外，汉字拼音商标不过是一串符号， 无法体现衢州市的特色、风俗和文化内涵，也不具备美学特征和符合消费者的审美情趣。笔者进入两家有英文译名的企业深入调查，发现浙江老树根油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树根”山茶油，其英文译名为（OLD ROOT），浙江民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炭之语”，其英文译名为C&language，均是咨询了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而选用的英文译名。

三、衢州市农产品商标翻译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翻译方法单一

笔者所调查的70家农产品商标中，具有真正英文译名的才2、3个，其翻译方法都是直译，如浙江老树根油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树根”（OLD ROOT），如浙江民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炭之语”（C&Language）。而在实际的商标翻译过程中，我们往往要采取多种翻译方法，包括直译法、音译法、意译法、意音结合法、谐音法、不译法和拼译法等，英文译名要做到语音美、字（词） 形美、意义美，常常是将几者结合起来考虑后再有所侧重。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目前衢州大部分企业倾向于直译，或汉字拼音，大多数企业不重视英文商标的选择，导致简单的直译和汉语拼音商标泛滥。

（二）地方文化在农产品商标英文译名中无法体现

商标名穿越国界的时候，它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品质、服务，还有地方文化。衢州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农产品商标的英文译名还处在起步阶段，对农产品商标的英文译名还只停留在商标词指称意义层面，衢州的地方文化在农产品的英文译名中难以体现，英文译名只是让人知道产品的种类，对在文化大语境下的农产品商标翻译难度较大。

四、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的问题成因

（一）企业对商标英文译名的不够重视

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衢州出口农产品还是以中文商标为主，有英文译名的甚少。而有英文译名的企业，都是简单的直译和汉字拼音，选择其他翻译方法的基本空白，暴露了衢州农产品企业对商标的英文译名存在的主观上的不重视。相比商标的英文译名，企业更重视商品本身的外形包装与美观，商标图标的颜色组合、图像等。比如，浙江江山恒亮蜂产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蜂产品与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中外合资企业，是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该企业产品已远销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省蜂产品出口企业中位于第三位。其产品商标“恒丰园”是浙江省著名商标，中国蜂产品最有影响力十大品牌，商标是汉字，外观图案美观，最为可惜的是没有英文译名。这说明衢州市农产品企业对中文商标和图案较重视，却忽略了商标的英文译名与商标中的非语言因素的相得益彰。

（二）商标翻译的科研成果不能及时为企业所用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近期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0-2013年）所查阅的有关商标翻译的论文共有8592篇，这些商标翻译的研究成果在其它商品的商标翻译中得以应用。而农产品企业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基本空白，原因主要是农产品商标翻译属于比较特殊的范畴，难以用简单的翻译方法翻译，企业对于商标英文译名的决策方法较简单，采取企业商号的缩取或者是管理层商量切磋而定，省时省力，根本不会想着去应用研究成果。而且衢州作为浙江西部的欠发达地区，研究人员和刊登研究成果的载体等也远离农产品企业。

五、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的改进对策

（一）遵循商标翻译原则

为了使衢州农产品商标能够达到提品信息和促进产品销售的功能，在进行农产品商标翻译时主要遵循几个原则：一是商标翻译的显著性；二是倾向目的语文化原则；三是美学原则，即音美、意美和形美三者统一。

（二）根据销售的市场选用商标语词

农产品商标英文译名的选用，除了要根据企业的性质及商品的功能来确定之外，还要根据消费的市场来选用商标英文译名。也就是说，农产品企业要根据销售地区以及消费群体的习俗来恰当选用商标英文译名，使其不但受某类消费群体欢迎，而且还要适用于特定地区的消费群体。如果市场在国内，选用汉语商标就可以。如果市场在国外，选用真正意义的英语商标则是比较合适的。

（三）加大商标翻译的投入

我们知道内涵丰富的英文商标，靠的是专业的英语语言学家和翻译工作者。因此，衢州农产品企业应该加大商标翻译的资金、人才等投入，确保企业未来的发展；同时要加强管理层或营销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知识功底，选择商标英文译名应有语言学、翻译学、法学、美学等专业人士的参与。

（四）企业与学术界紧密结合

学术界应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商标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将最为有效的翻译策略最快应用于农产品商标翻译。虽然衢州属于浙江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只要企业、学术紧密结合，才能够不断顺应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农产品的商标命名及翻译的水平上一个台阶。

参考文献：

[1] 梁国焘.商标词构成研究[J].现代外语，1992，（01）.

[2] 彭石玉.汉字商标词的跨文化传统[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4）.

[3] 朱凡.英汉商标词翻译研究述评（ 1994-2001） [J] .上海翻译，2002，（04）.

[4] 李淑琴、马会娟.从符号学看商标词的翻译[J] . 上海科技翻译， 2000，（04） .

[5] 肖辉、陶玉康.等效原则视角下的商标翻译与文化联想[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