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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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社会学论文

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开展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做了分析。

性别教育，对女生个体、对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我国中学和大学教育阶段，生理性别教育特别是女性生理教育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学科体系，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社会性别教育却较被忽视。因此，高校应在进行女大学生生理性别教育的同时，推进社会性别教育，将社会性别教育纳入公共课程，使女大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对社会性别的相关内容有一个理性而明晰的认识。

就目前的人类社会状况来看，性别分层仍然是人类主要的分化形式之一。[1]在绝大部分社会和文化中，两性在价值、地位、等级上处于不平等的状况，男权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性别是“作为一种等级差异而存在”[2]。社会性别矛盾“固然不是一种剧烈冲突的、但却是一种持久的社会矛盾，它往往比任何种族隔离更加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加森严，更加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3]。女性较之男性，始终更突出地面临着社会性别这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我国当前女性发展状况和妇女权力在世界上处于较前的位置[4]，但是我国社会漫长的父权传统和目前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使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别问题更加复杂。此外，社会性别问题在许多方面往往是隐蔽性的存在，同时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规范往往通过社会化直接作用于个体意识，如果不加提示，个体往往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以课程的形式进行社会性别教育，否则，绝大多数女生对社会性别问题将终身停留在社会经验感知阶段，从而对社会性别问题缺乏相应的分析能力。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性别规范的培养，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使得女性在社会规则、文化习俗和自己内在人格的多重束缚下，人生策略、价值取向和发展潜能受到极大束缚，失去了本来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自主的幸福。

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将走上社会就业的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转化和社会化、再社会化之前，系统地认识社会性别的显性和隐性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的机制和文化根源，将有助于女大学生建立起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明确适合自己性别的发展方向，获得必要的发展帮助与生活帮助。不仅如此，性别教育的影响还将与女性的社会性别一样伴随女大学生终身。

社会性别教育，是要让所有女性都了解并获得自己的权利、发展机会与尊严，认识自我，包括自我的特征及社会的角色;认识社会，对社会性别规范与社会环境有一个理性而明晰的了解;适应转型与再社会化。要让女生了解，不合理的社会性别状况，不仅是对女性的、也是对男性的限制，女性不仅是为自身的发展，也是为社会的发展与和谐而努力。[5]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不仅对女生个体，对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男女平等的事业在中国尤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曾经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男权制(父权制)国家。中国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的进步不仅具有改善我们自身外境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榜样的意义。”[6]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各阶层的共识，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两个性别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从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社会性别作为不同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来考查人类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致力于消除、减缓因社会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通过丰富的社会事实论证，形成了系统的观点与理论体系。社会性别学与女性主义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提供了基本概念术语。除了“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之外，性别、社会性别体制、性别规范、性征、女性气质、性别角色、性别社会化、性别认同、性别期望、性权力、性观念、生育制度、性别分工、性别化消费、性别发展、父权制、显性性别不平等、隐性性别不平等、男性偏好、男性利益优先原则、性别歧视、职业性别隔离、性消费、家庭暴力、性暴力、话语暴力(所列概念参考了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一书各章末所列的“关键概念”)等等，这些概念在性别社会学中都具有较完善的定义，它们和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人生价值、自由、幸福及励志话语中的人生定位、适应、素质、成功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的概念体系。

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社会学的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化、社会分化、社会秩序、经济与劳动，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差异理论(参见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第三章“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女性主义范畴的激进女权主义、自由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参见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第3章第2节“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等理论为课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现成命题。

再次，提供了学科构架。“社会形成(文化)—社会元素(个体与群体)—社会制度(规范)—社会运作与个人发展”的社会学的一般构架和“气质—身体—社会文化—劳动、经济—政治—发展与进步”的社会性别研究思路，为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结构提供了参考。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历史研究成果，集中于女性史及各类女性社会调查之中，将之纳入课程的内容范围之内，可使课程展现出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理论空间。社会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均基于大量的社会事实与具体案例，这为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

三、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性别教育中，首先应该明确男女两性不平等，社会性别机制不合理。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个体的权利和发展，对女性尤其如此”[7]。这种不平等状态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构建的”[8]，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阐明至今为止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几乎贯穿至今为止的文明社会，而两性的社会性差异则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对共时性的两性自然差异与历时性的社会差异的讲解，呈现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性不平等状况，并寻找这种差异的历史性成因及男权的形成机制，可帮助女生理解性别社会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展示并分析当下社会的显性与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就业、收入、政治权力、教育、生育、健康、性、婚姻、家庭、暴力等显而易见的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民俗、时尚文化、消费方式等隐性的方面;体现在我们社会的诸多“常识”之中，甚至还体现在学科理论之中;体现于外在社会，也体现于女性内心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歧视。

具体列举目前的种种社会性别规范，并指出这种性别规范与男性的关系、与社会运行秩序及社会道德风俗的关系，从而理解规范的相对合理性。学习国家公共政策与法规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具体内容，并学习利用这些政策、法规对女性权益进行保护的必要程序与手段。适当介绍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状况与我国男女平等事业取得的成就。

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个人就业及人生发展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性障碍，也体现为个体内部的个性、思想性障碍。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指导女生就业与生活，帮助女生设计人生策略、调适社会行为，培养女生独立性、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格，指明实践自身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关系。

四、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几个问题

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女生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作为公共教育内容，我们应放弃较为激进的女性性别意识观点，选择较温和与平衡的观点。相应地，作为社会适应指导与人生关怀性质的课程，宜强调策略性与调适性，而不鼓励以激进的姿态与普通男权及社会性制度习俗对抗。同时，也不应在课程中放弃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及文化可改造的思想。

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也不是女性主义概论。它是大学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与就业培训相结合的励志型课程。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只是为该课程提供了理论帮助与案例支撑。课程的目的最终在于培养女生的社会性别意识，使女生获得合理的自我认识和清醒的社会认识，强调女性的知性、尊严与力量，为女生的发展提供关怀与帮助。对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各种理论要进行“有用性”的选择，有用性、实践性、励志性是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别于“性别社会学概论”的地方。

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兴起的时间较短，仍处于成长阶段，特别是女性主义，大部份成果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现实与西方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容复杂。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是为了帮助女生适应社会与发展自我，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性别和谐社会，故而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别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审慎选择其中的内容，并采取稳妥的表述策略。

参考文献

[1][美]格伦斯基.社会分层[M].华夏出版社，2005.

[2][8]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

[3][6]李银河.两性关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29.

[4][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第2篇

东北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是在东北师范女性研究中心基础上组建的。该中心成立于1993年10月，2004年由原来的学术团体成立学校研究机构，形成以教育科学学院和政法学院为依托，与学校文学、历史、外语等学院和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确定了以科研为中心，以教学为载体，面向社会开展性别培训工作，实现科研、教学和社会实践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已有来自法学等十多个学科的教师51人，现代化的固定工作场所300多平方米。5年来，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国际合作、福特和中国妇女研究基金项目7个、省社科基金和教学科研项目4个，校际合作项目1个；5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50篇，出版专著4部；取得一批跨学科的女性／性别方面的研究生论文成果。该中心与延边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联合举办“女性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国际研讨会(2002)，独立承办了全国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04)。该中心积极抓学科建设，将妇女／性别学课程纳入本科教学；招收了社会学硕士学位性别研究方向5名；将有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考试中加入妇女／性别学内容；开设全校《社会性别问题研究》通识教育课以及各种讲座；按“专兼结合”原则和项目核心组建妇女／性别学学术团队；采取“全程跟踪”方式进行课程评估。

东北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十一五”期间的工作思路是：整合资源，做到“四个结合”、开展“五项研究”、形成“五个特色”。“四个结合”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普遍建设与重点建设、学校特色与地方特色、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拟争取增加研究经费，进一步完善硬件、优化环境；建立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网站；以政法学院社会学系和相关学科学位点为依托，以妇女／性别研究为方向，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婚姻家庭社会学》为重点，通过课程、教材、科研和人才培养，全面加强专业和学科建设；开展知识女性社会适应与社会发展研究，打造师范院校研究特色，并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争取出一批女性，性别现实问题研究高水平成果，打造女性／性别精品课程；完善课程体系，形成由相关学科骨干教师组成的学术团队等。“五项研究”即“女大学生社会适应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职业知识女性社会适应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老年知识女性社会适应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女性生育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满汉社会性别文化冲突、融合与变迁研究”专题研究。“五个特色”即学科建设专业化、课程建设主流化、性别研究专门化和地方化、性别研究精品化和性别研究实践化。

二、南京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南京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是在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妇女发展中心基础上建立的。该中心1994年建立于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前身金陵女子大学)，旨在促进跨院系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为女性学人脱颖而出提供阵地；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学术对话，沟通学界与妇女工作者、女性群体；形成以开放和整合为特点，科研、教学、培训三位一体的较为成熟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该中心聚集着许多女性高级人才，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影响的专著，如：《吴贻芳教育思想与实践》、《金陵女子大学校史》等；举办了两次国际研讨会(“中外女子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和“2004健康社区：国际家政研讨会”)；组织师生对话热点问题、组建“金陵女性发展论坛”；关注妇女发展的制度文化环境的研究和建设。该中心致力于妇女学科建设，开设了《女性学》(1995)，“性别社会学”(本科，2002，列入该院教学大纲)、《性别与社会》(全校公选)课程；编写了《性别与社会》本科教材；设置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的硕士方向；积极推动江苏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网络。还建立了“家政学”、“女性思维方法”等女性素质教育系列课程，为女性提供多层次职业发展培训。

南京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力争办成在宁高校妇女研究和培训的核心，并辐射全省。未来3年内计划做到：(1)在研究方面，以妇女发展为主题，抓住重点形成研究特色、用学术活动带动，促进江苏女性学术团队形成。围绕妇女发展主题，重点抓好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女性教育与职业发展、妇女就业与社会保障、婚姻家庭科学等4个研究方向。组织3-5次校际妇女发展论坛；出版《妇女社会保障研究》、《老年妇女研究》、《女性职业发展与职业生涯规划》等妇女研究专著。(2)努力将社会性别教育推向全校、全省高校，把该基地建设成引领江苏女性教育和培训的基地：加强女性教育比较研究，形成符合当今女性成长特点的成功教育模式；继续完善女性系列教育，将成熟课程推到全校开设公选课，出版《性别社会学》、《女性伦理》等系列女性教材。继续建设在宁高校妇女学科建设网络，组织1-2次在宁高校开设社会性别课程师资培训；形成面向全社会的多层次妇女培训系统；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各级各类教育培训体系之中。(3)在学科建设方面争取新的突破：从以往单一学科推进到以女性学科群建设带动各学科的发展，目前已经确定4个优先发展的学科申报“211”女性学科群：社会性别与社会学、社会性别与教育学、社会性别与心理学、社会性别与文学。在已有性别社会学方向硕士点的基础上，争取招收女性教育硕士、女性文学和女性社会保障方向的硕士。

三、云南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云南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是在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基础上建立的。该中心倡导“平等参与，共同进步”的精神，以“促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推进男女两性协调发展”为目标，汇集了一批来自各专业的热心并致力于女性学教学、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与妇女发展的教师(教职人员138人)以及研究生本科学生志愿者(73人)；拥有图书室等办公用房(132平方米)以及办公设备；学校及相关部门也投入了活动经费以及各种项目资金。该中心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多视角切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富有自身特点的研究模式；在申报和完成一些国际国内项目的过程中，形成了从本地区实际出发，以培训者对培训者的培训方式(TOT，使受过培训的师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教育与提升)，实施责、权分明的项目运作方法。该中心积极开展女性学和性别社会学教学，定期举行讲座；近5年来在少数民族女性学、性别社会学教研中，取得了校际间的合作、社会科学和医学的结合、师生平等互动的原则及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的经验，培养出社会学女性学、性别社会学方向硕士研究生15人，在读研究生15人。

云南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工作今后3年的主要思路与计划：(1)沿着实践与科研并重的思路，加强学

科建设和教材编写的力度，向女性学学科主流化的迈进；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并集中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农村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与社会性别培训、农村少数民族妇女的健康及其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参与、建设和谐社会和两性发展等主题。(2)社区实践：以对教师和学生的社会性别培训为主，将师生性别意识提升与学生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普及社会性别意识，倡导男女平等发展的理念；制订符合少数民族实际及师生需求的社会性别教育模式；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高校师生社会性别教育方式。(3)学科建设制度化：加强课程建设，逐渐完善课程内容；培养学科带头人，形成学科梯队；联合全国13所民族院校围绕课程设置组织编写具有少数民族本土经验，又有创新的教材；推广女性学教学经验和扩大女性学专业学生招生。与国内国际妇女研究机构组织建立信息网络，提供研究和教学信息。设置性别社会学博士点，并填补本科中无女性学专业的空缺。(4)女性学网络建设：建立少数民族妇女博物馆；加强基地网页建设，实现与其他院校或妇女研究机构网络信息共享；积极推进与党校、妇联机构合作；与一些国际妇女研究机构如北欧亚洲研究所，挪威卑尔根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进行项目合作。

四、中华女子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中华女子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有良好的建设基础。中华女子学院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女校办学特色，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四自精神的高素质女性人才，积极努力引领先进性别文化和促进男女平等。其女校办学特色体现在学校教育和工作的各方面。如：在女性学课程教学中注意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引导学生运用男女平等观念分析问题，培养学生先进的性别意识；对新教师进行社会性别意识培；资助出版了一批的女性／性别研究的专著，如：《暴力Vs非暴力：透视大众眼中的家庭暴力》、《失落与追寻――世纪之交中国女性价值观的变化》、《角色期望的错位：婚姻冲突与两性关系》、《女性学》等；建设女性学信息网络。该校已经设立了多种女性学科专业：妇女运动系开设妇女理论、中国妇女运动史、国际妇女运动、妇女美学、妇女心理学等课程；长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全国各级女干部培训；作为公共必修课妇女学导论课程在学院推开(1996)，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女性学系(2001)；开设了一些跨学科研究的选修课，如：妇女领导学、性别与婚姻家庭、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等；合作开办了妇女学研究生课程班(2002)；开办了女性学本科专业辅修专业班(2004)；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开始招收我国第一个女性学本科专业(2006)；2006年设立北京市教委支持女性学学科共建项目。

该基地建设的特色：承担中国首届女性学专业本科教学任务；从事女性学专业本科课程开发和课程研究；女性学信息资料数据库建设；各级女干部培训；基地建设和学校的发展与责任，与女性学系的发展目标一致。该基地建设总目标：建立女性学专业课程体系和完善教材建设；建立、完善女性学研究信息中心和服务体系；加强与国内外相关院校女性学专业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妇女干部培训模式。

第3篇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参考文献：

[1]赵耀.中国劳动力市场雇佣歧视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77.

[2]苏艳明，曾春媛.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状及原因分析[j].当代经济，2006，（3上）.

第4篇

尽管如此，这并未影响与西美尔同时代的人和后辈学子对他的尊敬和高度评价。他的学生就“觉察出那个时代的天分”和他“从现代主义者角度对那个时代的解释”。有人把他的《货币哲学》推许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卢卡奇认为没有人不对西美尔的思想着魔，后者是现代哲学领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鲍曼对西美尔也赞不绝口，认为后者是非常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同时还是一位敢于发表言论的作家、一位思想家和开创了社会学风格的人。雷克称赞西美尔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的现代规则，为德国的美学社会学注入了鲜活力量。诸如此类，西美尔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他对他的学生、同时代人乃至后辈学者有着深远影响，布洛赫、韦伯、卢卡奇、舍勒、布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因为从其思想中汲取了营养而受益匪浅。

一.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特色

西美尔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独特之处或贡献在于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独领。首先，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角度展开现代性研究的进程，那么西美尔则是从审美的心理感受的角度即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微观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以此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与韦伯致力于用理性来描述现代性不同的是，西美尔特意强调文化的感觉性，同时用个体的生活感受来建构社会整体。故而他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不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体验方式的言说。西美尔经常聚焦于人的内在生活和现代性心理学，他将现代性界定为心理主义，并要求按照内在现实来体验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分析现代性体验方式至关重要的心理过程，西美尔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正如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所说：“西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1]在《哲学文化》一文中，西美尔写道：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2]

构成西美尔现代性洞识的社会经历与他个人内在体验相结合不是偶然的，这尤其适用于他对大都市生活和成熟货币经济的异化关系所引发的内心紧张。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现代性的社会心理学痕迹。而且对个体内心生活的强调，与西美尔保护个体性的意图以及后来重新构建个体性的意图妙合无痕。因此，在西美尔那里，现代性是时下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之中。它不仅被归结为人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同时还被归纳为人们内心生活对它的接受。

其次，从心理感觉经验出发，西美尔并非是从社会总体上对现代性作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而是从日常具体生活中“现实偶然性碎片”出发对后者进行研究。换言之，他的现代性分析不是去考察社会系统或社会制度，而是通过社会现实中“看不见的线索”、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瞬间图像”或“快照”去建构现代性理论，他走的是从碎片到整体的研究路径――目的在于从生活的每一细微末节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正如陈伯清所说：“……西美尔好像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甚至边边角角，补裰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来。”[3]从前面刘小枫和西美尔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生活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总体化理想变得举步维艰，后者关注的并非现代性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是此过程中的碎片化体验。西美尔研究的出发点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其整个研究的一致之处就是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发现现代性意义的总体性。西美尔深信，生活的细节与表象乃是和它那最深奥、最本质的部分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尽可能捕捉那些化约为个人内心体验的生活细节，以林林总总的碎片而不是以社会制度或社会系统为切入点来阐释碎片背后的内在实质和总体性存在。“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阐释世界碎片意象的大师”（克拉考尔语），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是煞费苦心而且匠心独具的。

从审美的维度出发，西美尔赋予一切看似平庸的生活碎片以审美特征。日常生活中的桥、门、首饰等社会碎片或时尚、、调情、冒险、旅游、、货币、陌生人等社会现象也因此具有了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西美尔想通过审美的方式来确定现代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他那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借助审美转换，我们可以通过碎片探寻到生活的终极本质。在《社会美学》中，西美尔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对我们来说，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4]

二.西美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如上所述，由于西美尔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未被足够重视，导致了对他思想研究的严重滞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世界其它各国，即便在德国亦是如此。

首先是同时代人对于西美尔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大多是流于对西美尔的思想的评价和并不深入地分析，且语焉不详。如弗里塞森・科勒的《论西美尔》中从文化-社会角度出发，认为西美尔是“表现主义艺术的思想家”，后者那随笔式的哲学是表现主义式的生命创造的尝试。克拉考尔（西美尔的学生）则从他老师那独特的思考风格出发，承认西美尔是一个哲学意图超越经济和历史的观察者。从后者那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出发，克拉考尔判定西美尔是把玩世界碎片的大师，并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评价西美尔，他对西美尔社会学知识的本质和方法论予以批判。卢卡奇对西美尔的研究乃是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了后者哲学思想的特点――多元性和不成体系，并将其称为“印象主义哲学家”。从“印象主义”到“玩世主义”，卢卡奇对西美尔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哈贝马斯同样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断定西美尔并非社会学的古典思想大师，而是带有社会学科性质的推究哲理的时代诊断者。

西美尔研究中的主将并且颇有建树的当推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其理论在学界影响甚大。他在第一届西美尔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开启了西美尔研究的主要思路。在此之前，弗里斯比还和另一位学者波多莫尔合译了英文版的《货币哲学》，在《译者导言》中他梳理了西美尔货币哲学和的关系，作出了《货币哲学》是从审美主义出发的论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斯比的一系列研究西美尔审美印象主义和现代性理论的佳作不断问世，他和西美尔在德国的主要研究者奥特海因・拉姆施特德共同发起对西美尔现代性资源的勘探和挖掘。随后出版的《现代性碎片》即主要讨论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辟专章研究西美尔后认为，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后者对现代性的货币经济和大都市的考察，集中在它们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和内在精神生活的影响上，如精神衰弱、大都市生活体验与商品和货币经济等。该书可奉为西美尔研究成果中的经典之作。此外，弗里斯比还主编了三卷本的《乔治・西美尔：批判性的评论》，撰写了著作《社会学的印象主义》和《现代生活的审美》等论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都有指涉。

与弗里斯比的研究类似，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从社会美学的维度对西美尔的思想进行了考察，该书集中探讨了后者的“趣味”、“时尚”和“游戏”等概念。格罗瑙认为西美尔的时尚理论是解决现代性悖论（普遍性和个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时尚的社会游戏入手，著者把西美尔的社会学定义为“美学社会学”。还有戴维斯的《西美尔与社会现实的美学》、狄塞的《西美尔的艺术哲学》、勒曼的《乌托邦的美学》、胡布纳・凡科的《社会认知的审美化构成》、华斯的《超越艺术：论西美尔的艺术哲学》等亦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有研究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的，如格罗斯的《宗教社会学导言》、科瑞奇的《西美尔的宗教理论》、罗伯斯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韩梦德的《西美尔论宗教文集（前言和导言）》等。有专门研究西美尔女性思想和文化的，如魏茵戈特纳的《西美尔与女性的文化困境》、提森的《女性与客观文化》、伊克哈德的《西美尔关于“女性问题”的阐释》、克塞的《受忽视的西美尔对女性社会学的贡献》等等。一般说来，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现代性方面，如贝勒的《反讽与现代性话语》、布罗迪的《西美尔作为都市文化的批评者》、达美的《西美尔的性别社会学》、雷威因的《西美尔论个体性和社会形式导言》、穆勒的《社会分化与个体性：西美尔的社会诊断和时代诊断》、丝柏科曼的《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斯卡夫的《韦伯、西美尔和文化社会学》

此外，拉尔夫・雷克的《西美尔与先锋社会学：现代性的诞生》一书堪称西美尔研究的新声，它提出了许多关于西美尔研究的新观点和新发现。雷克将西美尔塑造成先锋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性别论者，使后者从哲学沉思者摇身一变为社会革命家。在书中，雷克还强调西美尔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并认为西美尔思想是尼采和马克思哲学的辩证结合，分析了西美尔对早期表现主义艺术运动以及对表现主义哲学的贡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西美尔研究更是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做些表面性工作，如翻译和介绍西美尔的思想。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美尔著作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社会学》（林荣远译）、《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生命直观》（刁承俊译、《叔本华与尼采》（朱雁冰译）、《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译）等。

国内真正对西美尔进行研究并形成专著的人屈指可数，根据统计，仅有杨向荣、陈戎女、刘小枫、陈伯清等几人而已。对他的时尚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伯清的《现代性诊断》主要是探讨西美尔的生平、他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片段以及他的现代性的理论和他的历史影响等，重点是研究西美尔的社会学和现代性思想。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主要讨论西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尝试整体性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以专门的个案，从女性主义、货币文化、审美和宗教等方面具体解读西美尔思想的不同层面，勾勒出其思想的基本轮廓。同时，又围绕文化的现代性来展开西美尔思想不同层面的论述，凸现出西美尔文化-现代性思想的不一样的现代性理论形态和理念旨趣。杨向荣的《现代性与距离》选取了西美尔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现代性、碎片和距离来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展开研究，该书偏重于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从美学的层面来讨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审美现代性的视域和美学的维度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而最终目的也是以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为背景，以“距离”为聚焦点，进而从文化社会学、美学、艺术以及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等层面窥探西美尔的文化、美学与艺术思想。研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还有刘小枫，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现代性的审美特性和西美尔的现代性体验美学进行了初步探究。该著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着意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由于涉及西美尔的研究内容只是以章节形式出现，严格说来，它并非研究西美尔的专著。此外，顺便需要提及一下的是苏国勋的《西美尔》，也只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卷）中的一个部分，在此也不计入专著之列。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以西美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44篇）和学术论文（不足200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西美尔的宗教理论和社会学思想、他的货币理论；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他的女性主义思想；现代性文化危机理论、有关时尚的理论（8篇）等方面。

从上述国内外对西美尔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人们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其一，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来挖掘西美尔的社会学思想；其二，以文化、审美、心理等关照方式为依托，从他的社会学、货币哲学理论中发掘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其三，从文化、历史和经济等角度来阐释其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337.

[2]转引自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周宪、许均主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3]陈伯清.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3.

第5篇

论文摘要:目的:了解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在社会上的看法。方法:就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体育与偏差行为五个方面对调查者进行问卷调查。结论: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较高;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高于女性;城乡居民教育水平与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不存在必然关系。

认知是指个体经由意识活动对事物认知与理解的心理过程。社会认知一般涉及社会信息的辨别、归类、采择、判断、推理等心理成分，涉及人对社会性客体之间的关系等的认知，以及对这种认知与人的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与推断圈。体育的社会认知是指运用体育社会学的观点探讨人们对于体育在社会上的相关看法。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宁波、金华、温州、肴州、台州等地区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状况为研究对象。

1. 2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得分为依据，得分者越高者代表人们对于体育在社会上的相关认知程度越高。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是以Howard L. Nixon }j and H. Frey所写的《运动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port)为基础发展出的17题目，采用Liken式量表法，由被调查者依据自己对每一个题目所表示内容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没意见”、“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以1,2,3,4,5给分，分数越高者表示越同意。由每个人所得项目的总分来表示人们对体育的社会的认知水平。本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17题目组成，涵盖五个方面的因素，包括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体育与偏差行为。

1. 3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还运用了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间题开展研究。发放问卷914份，收回866份，回收率为94.7%;有效问卷727份，有效率为83. 1 %。对调研的全部数据资料运用SPSS 12. 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在正式调查前，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其信度和效度符合社会调查的要求。

2结果与讨论

2. 1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现状

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的社会认知度在五个层面上的认知都比较高(见表1)。不论是“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还是“体育与行为偏差”每题的平均分都大于3分，其中以“体育与性别”的得分最高，达到3.%分，其次是“体育与文化”( 3. 90分)，认知层面较低的是“体育与经济”，每题得分为3. 78分。从总量表上看，每题平均得分达到3. 87分，表明浙江省城乡居民对体育的社会认知程度在中等以上的水平，认知程度较高

2. 2不同性别与教育程度的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情况

表2是以“性别一教育程度”为参考的社会认知表。从表2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认知平均分值为65. 82分，认知水平最高的是大学本科文化水平的人群，得分67. 27

分。得分排序情况是:大学本科(67. 27分)>初中及以下(67. 17分)>高中(包括中专、职高)( 66. 75分)>大专(64. 28分)>硕士及以上(60. 00分)，得分最低的是硕士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女性(54. 00分)。所以说，并不是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体育社会认知的水平也提高。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平均得分是66. 43分，女性是65. 36分，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高于女性。除了大学本科的女性体育的的社会认知水平高于大学本科的男性外(66. 42>64. 98 )，其余其它教育程度的男性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均高于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

3结语

1)就整体而言，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水平较高，得分高于平均分。在五个不同的层面上得分也都高于平均分，其中“体育与性别”的得分最高，“体育与经济”的得分较低。

第6篇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宁波、金华、温州、肴州、台州等地区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状况为研究对象。

1. 2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得分为依据，得分者越高者代表人们对于体育在社会上的相关认知程度越高。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是以Howard L. Nixon }j and H. Frey所写的《运动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port)为基础发展出的17题目，采用Liken式量表法，由被调查者依据自己对每一个题目所表示内容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没意见”、“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以1，2，3，4，5给分，分数越高者表示越同意。由每个人所得项目的总分来表示人们对体育的社会的认知水平。本体育的社会认知量表17题目组成，涵盖五个方面的因素，包括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体育与性别、体育与偏差行为。

1. 3研究方法

2结果与讨论

2. 1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现状

2. 2不同性别与教育程度的浙江省城乡居民体育的社会认知情况

3结语

第7篇

摘要性别意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体现得越来越强，但由于历史长久以来处于男尊女卑的意识之中，大部分产品的设计仍带有强烈的男性主义观念。然而在社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产品设计上将真正的从本质上形成广泛认同。性别化产品设计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心理结构出发，以其各自具体的理念、精神、文化层面为载体，对产品进行创造性的计划、规划设想，最终以理想的形式表现；同时社会的变迁也使得产品市场对于性别化设计，逐渐从保守的状态转变为一种自觉追求的肯定。

关键词：文化设计性别产品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性别差异与设计

性别，是人类生理和社会属性的重要方面。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决定，被称为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性别角色是一种“先赋角色”或称“归属角色”，说明人的自然性别是先天的，后天难以使其发生改变，并且这一先天的人的特征对于人后天形成的多种特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后天的社会性性别差异也是由先天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后天的性别差异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也起着某些决定性的作用，就当代社会而言，其中之一就是设计上的性别差异化特点。性别差异化设计是根据性别差异分析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在产品选择及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理状态及心理状态。并将这些信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提炼、综合，进而运用于设计的各个方面的流程和方法。性别差异化设计所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消费者由于不同性别所带来不同生理和心理、功能和审美等方面的需求，同时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进行一系列的分析，从而对性别差异做出尽量客观的描述，准确把握产品设计中重要的性别因素，并合理地将其运用到实际的设计中。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从使用者性别方面对人性化设计和个性化设计进行具体诠释。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中，两性平等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设计作为重要的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学科，更需要将这一思想深入到设计师的头脑和心中。

二源起追溯与现实分野：两性观念对产品设计的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女性日益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柱，传统的父权社会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关系。这就促使两性的社会认识发生了改变，女性主义和女权思想在一次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渐渐深入人心。其运动至今大概分为两个阶段：1、19世纪末，运动以实现男女平等并争取女性政治权利为目的。这次运动后，大多数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都有显著提高。2、从20世纪下半页起，运动将女性问题放在两性关系中，要求强烈反抗对女性的歧视，社会各个领域应向公众开放，并努力寻找解决女性问题的最合理途径。这些运动对于社会生产中的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促发作用，但在产品设计领域，尽管当代性别产品设计正在逐步以“人性化”设计理念来关注女性产品的设计，但由于女性长久以来的弱者姿态，时至今日，男尊女卑的观念也未彻底从人们心中消除。从原始社会的维纳斯，至今日的美女香车，总的来说男性的社会观念和价值体系支配男性将女性物化和商品化，以取悦他们。例如在广告界有这样一条法则：当设计师没有好的创意时，用女性作为题材一定会没问题。两性的不平等性，使女性一直处于被观看的位置。这就再一次印证了女性学者波伏娃的“女性即是他者”的经典理论。女性自身由于长久的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下，不知不觉贬低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毫无意识地接受被认为女性就应该阴柔、包容，将家庭和儿女作为生活的重心，忽视了切身产品所应有的个性化合理设计。而产品设计也仅以外观上来区分，未从心理上去适应女性需求，仍带有强烈的男性主义观念。

三未来的曙光：性别产品设计的发展趋势

目前，大多数专业性的、操作能力要求高的产品，均以男性的生理条件为基础进行设计。若要设计从生理和心理上都适合女性的产品，最可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运用大量的女性设计师来进行研究和操作。在设计上，男性设计师和女性设计师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产品设计文化上，男性主要侧重于技术的反应，而女性设计师则会关注受用者的心理期望。如：沃尔沃、上海华普等一些汽车厂商，已经着手打造或已经打造出女性车设计团队。其设计师团队格外注重选择女性设计师，因为作为女性，设计师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女性驾车族的需求。于是最终沃尔沃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的YCC女性概念车，该车的设计团队均为女性。在最终设计结果中，可以感受出女性设计师为广大女性车主周到、细致的考虑，包括多种亮丽的色彩、可爱活泼的造型、布置合理的内部空间、做工精良的内饰等体现女性气质的设计。由此得见，在日后，女性也必将会同男性一样，成为建设社会的主力军。性别化产品设计也会随着两性审美态度的变更趋势而变化。社会发展中，传统观念里只属于男性或女性的部分，将吸引异性人群，即两性性格相互渗透。

与此同时，产品设计在性别趋同和利用性别差异改善单一性别产品所存在的缺点上，近年来也有所体现。目前商品越来越多地为女性考虑着想，体现出社会对女性的尊重，照顾到女性更多的不同于男性的需求。同时，商家在商品细分的过程中，提高了商家自身的知名度和利益收入，对市场经济也有重大贡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女性化产品的不断增多，商品中女性特点的逐渐加重，男性商品的风格也开始有了转变。除了部分仍是与女性商品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会有部分男性商品逐渐在风格上向女性商品靠拢，也许是因为女性商品在形式上的多变和色彩上的更加丰富，符合现今社会上对于时尚的定义和尝试各种新鲜事物的心理。装饰物、色彩不再是女性的专属，导致男性商品也开始追随着女性商品的特点而产生变化。总是这样，一旦传统的价值被突破，风格的趋同或者形式的诡异在历史的氛围中就不会显得突兀，人们对于这种现象所持有的态度也会最终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情况的产生并愈演愈烈，致使部分男女商品在形式上没有区分，便又回归到了男女共用、中性商品的情形里。也因此，一些男性女性随着商品风格的改变在性别特征上的区分也逐渐降低，出现性别趋同现象。当然，男女有别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性别趋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值得我们重视。在此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因或演变的逻辑――即市场表象背后的历史发展。

四社会变迁的一项圭臬――市场认同化的性别设计

如上所述，诚然产品的性别化设计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具有一定的自觉演变逻辑和其自觉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在其发生着演变的同时，也发生着一定的观念转变。也就是从一个新颖的角度证明了，受众在产品所组成的视觉以及使用“场域”之中的一种态度。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对于设计历史研究能够起到溯本追源的作用，而且也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阐述路径。可见性别设计所反映出的产品的市场认同倾向，正是一种宏观社会的变迁圭臬，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分析和找出这一性别设计美学接受意义上的原因。在当下市场中所充斥的，由满目新颖的各类性别化产品所构架出的购买氛围中，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群体在对于产品的价值观倾向方面，已经从原先的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认同走向了一个相对更加丰富、更加宽容的历史阶段之中。首先从正面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认同在市场中一直存在着，在性别化产品设计还没有突现其有益价值的早期市场时代，受众从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出发，自觉遵守天然的性别心理，而对于产品的挑选也会基于这一自然的心理而进行购买，其中体现最为明显的还是上述所提到的服装产品领域，而其他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和日常生活产品领域，一方面因为当时的市场还没有细分到一定的程度，没有更多的设计机会为性别化设计展开空间，另一方面也由于设计理论也远没有发展到以人为本的阶段，不关注使用者自身的特点，不关注人与产品的私密关系，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性别化设计和相对的市场认同缺失。可以说，消费的习惯在当时也还是承袭着传统的惯性而选择相对适合自身性别的产品，以至于到了当代，这种传统也在大的范围内控制着设计的趋势和产品的市场，当代性别化设计已经在市场中展现其特点的阶段，我们就可以发现其最大的设计理念虽然是追寻着以人为本的特点，逐渐加深对于使用者和产品之间的私密关系而加强设计的细节和创意，但这种性别化的突出也是大部分追寻着传统的性别消费心理而言的，而性别趋同的设计也在市场中有意无意的出现了。我们再从反面而言，这种性别趋同的设计倾向也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变现在设计领域中的现象之一，因为如上所述，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而且性别的差异在社会生产中的体现也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而逐渐趋于淡化。而设计领域作为社会变迁的窗口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变化的特点，于是乎市场中逐步增加了性别趋同的设计因素，而且也为受众带来了这种设计背后所隐含的整体社会审美观的转变态势，一种新颖的历史价值观在不断的加强，所反映在产品上的形式也在有意地增进，忽略了男女传统性别差异的设计形态带领着受众在消费领域中升级着价值观的临界点，一旦这种价值认可的临界点被突破，性别趋同的设计形式就会被整体社会所接受和认可，以至于在现实市场中消费者的目光不再对这种反传统的“前卫”加以排斥，而采取了一种比较亲和的认可甚至欣赏的态度，这也就是我们所分析出的作为社会整体变迁的圭臬的性别设计的现有状态。它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价值取向的风向标，随着它的指向，我们可以从深层次分析设计背后的社会、审美以及经济等本质原因，以便在今后的设计实践中更好地把握这一方向。

五结语

根据现今社会状况，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将真正地从本质上形成广泛认同。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异也将会逐渐模糊和相糅合，产品的性别化设计会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心理尚未消退，男性产品与女性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具有形制、功能、色彩上以至于商业经营模式上的巨大差别，产品设计是以人的需要或某种目的为依据，将需要与目的转换为一个具体可触的物理形式的过程，性别化产品设计在企业产品策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设计角度可以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心理结构出发，以其各自具体的理念、精神、文化层面为载体，对产品进行创造性的计划、规划设想，最终以理想的形式表现。另一方面，在后现代社会包容和变通的文化导向之下，两性的心理差别在不断地缩减，设计师可以从两性趋同的角度设计出具有细微差别的两性产品，也可以从时尚的导向出发，设计出漠视两性差别、搁置性别冲突的，具有统一功能和外观的单一性别产品，从而满足特别是当代女性的某种积极的社会主导心理。总之，性别化差异的设计，是新时代对设计领域提出的一个崭新而又包含了人类传统文化观念的设计思路，产品的分类将越来越趋近细致。在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时代，如何利用这一新兴的设计思路，将是设计师整合消费人群、扩充设计类型的有力工具之一。

参考文献：

[1] 粱梅：《世界现代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2] 宗霞：《产品视觉形式要素的特征与设计方法研究》，江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3] 李苒：《传统两性性别特征的互渗对工业产品设计的影响》，重庆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4] 陈虹霓：《从装饰到规训――关于身体及其性别意义的研究》，海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5] 霍春晓：《性别差异化设计研究――户外运动用品的性别差异化设计》，江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6] 李珂：《产品设计中对用户分类的分析》，《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第18期。

作者简介：

第8篇

1.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分析

2.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

4.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初探

5.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社会学思考

7.人口社会学浅谈

8.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老年糖调节受损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9.人口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及其实践功用

10.外出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和艾滋病KAB调查

11.人口社会学的课题

12.新疆高校大学生“五观”的人口社会学差异分析

13.SARS对人口社会学的挑战

14.关于人口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15.人口社会学浅谈

16.人口社会学因素对护士离职意愿的影响

17.面向现代化的人口社会学

18.人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初探

19.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20.对《人口社会学》构成体系的初步设想

21.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22.网络社会的群体参与——以人口社会学为视角

23.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24.高职护理专业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学生人际容纳状况的差异性研究

2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前景

26.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27.人口社会学的个理论问题

28.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29.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及对策

30.“人口社会学”探究式学习教学法的应用

31.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

32.深入探讨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第四届人口社会学年会综述

33.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34.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35.县城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社会学特征及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36.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研讨会综述

37.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38.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框架结构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40.第一讲:人口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

41.当前人口社会学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全国第三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2.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的老年糖调节受损者应对方式分析

43.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44.联合国人动基金委员会驻华顾问默顿斯在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讲授人口社会学

45.理论联系实际,探索深化创新——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6.探讨·开拓·创新——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7.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体社会学为视角

48.英国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51.人口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50.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52.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的社会学分析与控制对策

53.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4.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55.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6.全面认识社会与发展中的人口——评《人口社会学》

57.不同等级医院门诊患者就医原因及其人口社会学特征

58.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59.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社会学分析

60.农村体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趋势的社会学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会学视角

62.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3.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4.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5.人口社会学研究内容探析

66.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67.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9.对加入WTO后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动人口社会学调查——广州市化隆拉面从业群体的基本特征调查报告

71.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侧记

72.对“溺婴”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73.辽宁流动人口犯罪社会学分析及控制对策

7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人口就业理论探讨

75.我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76.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

77.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78.知识社会学与1950年代中国人口控制论间的竞争

79.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80.公安机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81.中国人口与中国体育人口比较的社会学分析

82.影响大学生体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会学分析

83.当代中国体育人口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84.农村人口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8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

86.社会学与人口问题

87.海宁市外来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及麻风病认知情况调查

88.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续)

89.我国当代人口流动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90.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1.从民族社会学视角看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中的性别因素——兼论提高女性文化素质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92.流动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93.我国老龄人口健康评价指标的社会学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5.流动人口犯罪的犯罪社会学分析及其社会性防治对策

96.试论社会学研究人口问题的内容和方法

97.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城市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

98.“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99.湖北地区革命伤残军人健康状况抽样研究Ⅰ.伤残及人口社会学特征

100.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1.中国社会学2013学术年会“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分论坛成功举办

102.影响体育人口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3.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104.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生男偏好”的影响

105.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106.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7.大型社区的人口、住房、活力与公平上海大型社区规划理念与策略的社会学思考

108.论人口、贫困与幸福——从《人口原理》谈起

109.人口结构与生育意愿变迁的社会学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110.试从社会学角度谈人口增长

111.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113.人口老龄化与赡养问题的医学社会学分析

第9篇

关键词: 性别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1]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2]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3]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4]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入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她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入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入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入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四、结语

首先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教育研究的成果虽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但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具体研究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关于性别教育专门的本土化研究很少,大多是借鉴国外性别教育的理论和模式,以至于在实践层面上大打折扣。其次,性别教育研究的实际价值匮乏,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严重,许多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再次,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视角观点都比较局限,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国外性别教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很少有创新视角来重新认识性别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也过于狭隘,往往走向一个模式或一个理念的极端。最后,在性别平等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的对象是学校教育中的学生,或是入学过程中的性别比例差异,这一差异的缩小是必然趋势,而很少有学者关注到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性别差异。且性别平等研究中数量差异较多,然而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隐性差异,以及其观念、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具体原因剖析深入不够,提出的建议对策可操作性不强,过于泛化,且很多都缺乏推广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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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资源，农村金融，金融支农，Tobit

一：引言

金融资源需求问题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温铁军（2001）通过对农户借贷规模分布的研究，认为1985年前农户的贷款主要来自于农业银行与信用社，而在1990年后农户从银行与信用社的贷款规模有所下降，民间借贷活动日趋频繁。史清华（2002）通过对山西745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正规金融在农户的生产生活中的形象较差金融论文，农户已经把其排除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之外。朱守银（2003）通过调查，认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向信用社借款的比例较高，而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亲朋好友借贷。叶敬忠等（2004）从社会学角度对农村金融资源的供求进行分析，发现农村正规金融的供给对象主要是富裕的、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贫困农户主要的融资渠道是民间金融。

然而国内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从金融供给方面来实现农村金融资源需求，主要包括增加金融机构的布点、扩大融资的途径来解决农村金融的需求问题，而对于将农户作为有效的需求主体则较少作系统深入的分析论文提纲格式。已有文献表明，农户是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与金融市场提供者，农户才是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消费者。因此，有必要对各地区农村金融资源的需求进行科学的评估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厘清金融资源的有效需求的影响因素金融论文，为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运用Tobit模型探索出农村金融资源需求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及说明

本研究考虑在给定一组农户的特征向量的条件下,农户如何选择金融资源。而在一般状况下, 农户选择金融资源的比例 ∈[0，1]，数据被截断，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参数是严重的有偏和不一致。所以，采用Tobit回归分析，该方法可解释截取数据，以此来判断各因素对农村资源应用比例的影响程度。

Tobit模型是James.Tobin（1958）在研究耐用消费品需求时提出的一个经济计量学模型。Tobit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解释变量是可观测的(即取实际观测值),而被解释变量只能以受限制的方式被观测到,即我们观察到的取值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具体来讲“无限制”观测值均取实际的观测值,“受限”观测值均截取为0。

对于第j地区，标准的Tobit模型为：

其中，为潜在变量金融论文，为观察到的因变量，为自变量，为相关系数向量，为独立的且～N(0, )

三：指标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一：指标的选取

运用Tobit模型分析农户特征对金融资源需求的影响时，首先要确定其影响因素的具体指标。本研究的核心是每个指标的改变对农村金融资源的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基于以上考虑，并兼顾样本数据的可比性、可得性、科学性与影响的重要程度，本研究构建了影响金融资源需求的量因素的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变量的选取

变量类别

变量

代码

变量定义

预期影响方向

决策者特征

户主年龄（岁）

按户主实际年龄计算

户主受教育程度（年）

按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计算

最高受教育年（年）

按家庭成员中最高受教育者年限计算

户主性别

按男性户主比例计算

家庭负担

在学人数（人）

按家庭中实际上学人数计算

65岁以上老人（人）

按家庭中65岁（含）以上人数计算

金融资源存量及利用

劳动力（人）

按家庭中成人劳动力人数计算

户场收入（元）

按2006年家庭户场收入计算

户场财产与资产情况

耕地面积（亩）

按家庭实际拥有的耕地面积计算

生产经营总值（千元）

按家庭生产经营总值计算

果树林木总值（千元）

按家庭果树林木生产总值计算

牲畜总值（千元）

按家庭从事畜牧业所产生的生产总值计算

常数项

第11篇

关键词：大学生，亚健康，疲劳

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健康下了如下的定义：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现象。人体除了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非健康非疾病的中间状态，我国学者称之为“亚健康状态”。亚健康应该是指人在身体、心理和社会环境等方面表现出不适应，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临界状态。免费论文。世界卫生组织（WH0）的一项全球性预测调查显示，真正健康的人仅占5%，有疾病的人占20%，而75%的人则处于亚健康。处于亚健康疾病状态的人口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呈上升趋势。疲劳是亚健康最为常见的典型临床表现，也是多种疾病的重要潜前征兆，疲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体为保证健康，提示需要劳逸结合的保护性一种反应。当代大学生处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来自社会、家庭、学业、就业等各种压力过早地困扰着他们。长期的紧张和压力、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都对会对他们的健康受到威胁，目前评判大学生是否健康却是以身体素质来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根据体质测量的结果来判断体质的健康或不健康。体质测试的内容主要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速度、力量以及中长跑等及各项目，是从身体形态，身体素质，心肺功能及各方面来评定人体体质的好或差，这些只是体质的一些方面，只包括了生理方面的某些特征，而对心理方面却没有涉及，因此，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1．相关概念

亚健康的概念：人体存在着既不是健康，也不算是患病，非病非健康的状态，称为“第三状态”。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所处的状态是“非疾病即健康”要么是健康，要么是疾病，二者必居其一。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各种功能和适应能力不同程度的减退，但不符合西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和亚临床诊断标准。亚健康的成因主要有：社会因素，包括人际交往、生存压力与家庭类型等；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有吸烟、酗酒、营养不平衡以及缺乏运动等；环境污染的影响等。亚健康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主要表现为躯体疲劳乏力，易累，体质虚弱，免疫功能低下，出汗，常易感冒，食欲不振，肌肉关节酸痛，头昏头痛，失眠等。心理方面表现为情绪不稳定，紧张，易怒，焦虑，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社会交往方面表现为不能较好的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工作、学习困难，人际关系紧张，家庭不和谐，难以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等。

疲劳及疲劳性亚健康：《现代汉语词典》中认为，与人体相关的疲劳包括两个方面：“因体力或脑力消耗而需要休息；因运动过度或刺激过强，细胞或器官的机能或反应能力减弱。”社会学家认为，疲劳是因体力、脑力消耗过多、运动过度、刺激过强等非病理原因引起的反应能力减弱、工作效率下降时的机体状态，也是长时间负荷过重而出现的一种生理现象。免费论文。具体表现为对工作、学习产生厌倦和抵触的情绪，对人对事冷漠无兴趣，感觉疲惫乏力等等。医学科学家认为，疲劳是机体的一种防御性反应，或者说是因为过度活动而造成暂时性机能降低时生理和心理状态的综合性变化。所谓疲劳是指持久或过度劳动后引起机体不适和工作效率降低。无论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都可出现疲劳。疲劳是亚健康的最常见表现，可以通过测量疲劳程度来评价亚健康状况。

2．研究对象与方法

盐城市区五所在校大学生疲劳性亚健康状况。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

3．结果与分析

3.1 结果

3.1.1 盐城在校大学生疲劳性亚健康的发生率及性别

表盐城在校大学生疲劳性亚健康的发生率及性别

第12篇

关键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性别差异；中介效应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成为了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要素。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方面，高校更是主要力量。

中国女性人口总数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文化、历史、社会、学校和家庭，乃至女性自身的原因，女性在高层次人才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伴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传统家庭角色的桎梏，成为人才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高校教师的数量更是与日俱增。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9―2013年间，高校女性教师所占比例始终处于46%～48%之间，和男性教师所占比例基本持平，但高职称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教授中女性的比例不到30%，副教授中女性的比例也未达到45%。教师的职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科研水平，女性教师在教授、副教授中所占比例低于男性教师，意味着杰出的女性教师少于男性教师。是什么制约着女性教师成为优秀的研究者呢？是先天生理因素还是后天发展中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男女教师间的性别差异值得探究。尤其是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科尔提出“科研产出之谜”后，即研究发现女科学家出版物的数量仅是同年龄组男科学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高校教师科研生产间的性别差异更是成为了研究焦点。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研究，结合相关理论，试图探寻造成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原因。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社会学家科尔和扎克曼（Cole and Zuckerman，1987）最早提出科学家间存在性别差异，经研究发现男性科学家比女性科学家更容易获得晋升的机会，这种差异在享有声望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更为明显。[1]女性科学家的科学声望一般没有男性科学家高，她们的工作往往也不被重视，即使在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中，如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女性也不能与男性平分秋色，这就是科尔提出的“科研产出之谜”。

（一）性别歧视与科研产出之谜

性别歧视是指对待某种性别的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态度或评价。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雇佣者对不同性别的被雇佣者的态度和行为的不同，往往体现在就业或晋升机会以及酬劳的不同。传统的观点认为男性的工作能力比女性强，女性更适合家庭工作，从而使人们容易对工作中的女性产生偏见和歧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横向隔离，即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二是在具有较高技术、地位以及收入的职位上存在女性所占比例低于男性的纵向隔离现象；三是受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的刻板印象的影响，认为女性的工作表现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工作中对女性给予更少的奖励和报酬。

・高校科研・1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及其原因探析谢宇和舒曼（Yu Xie and Shauman，1998）在其著作《科学界的女性：从业历程与成就》一书中，从生命历程角度考察科研产出之谜，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教师的科研产量显著上升，存在性别差异上的趋同效应。[2]但性别差异仍然存在，远未完全消弭（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Kyvik and Teigen，1996；Rauber and Ursprung，2007etc.）。[3][4][5]这种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在高产的教师间表现更为严重（Sax and Hagedorn etc.，2002）。[6]在杰出的研究者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显著少于男性教师所占比例（Primack and Leary，1989）[7]，男性教师被定义为多产（每年超过三篇论文等价物，即将专著等折合成论文）的比例比女性教师高，没有发表文章的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比男性所占的比例高（Kyvik and Teigen，1996）。S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性别差异先减少后增加。40岁以下，男女教师科研产出差异最大，男性教师发表文章量是女性的2倍，但是在40岁以上这种差异就很小了，在50岁以上又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40岁以下水平（Kyvik and Teigen，1996）。[8]劳贝尔和乌尔施普龙（Rauber and Ursprung，2007）的研究从侧面验证了这一结论，他们发现女性经济学家在38岁也就是职业生涯开始8年左右，科研生产力开始下降。在48岁，即职业生涯18年时，有所恢复。有研究表明这种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在早期就已存在。[9]朗（Long，1990）采用协方差分析研究了生物化学博士早期科研生产情况，发现在博士期间，男博士比女博士多发表26%的文章。所在机构性质和学科不同，差异表现也不相同。[10]谢宇和舒曼认为这种性别差异应归结于背景特质和所在机构的特点不同上，如女性更可能就职于教学类学院而非研究型大学。学科性质不同，科研产出不同。萨克斯和阿雷东多等（Sax and Arredondo etc.，2002）在对美国来自429个教育体系的128423名教师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现纯理论学科对男性及非终生教职女性科研产出有着显著正影响，尤其对男性；生命科学对终生教职女性影响显著（终生教职女性在这些部门产量高）。[11]汉莫维奇和莫根施特恩（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在对文章和书赋予不同权重的前提下，得到教师科研产出总量，研究发现属于生物和心理科学的教师科研产出较高，人文学科的教师科研产出较低。当把样本仅仅局限于女性教师时，发现生物或心理学科教师的文章发表数量更高。[12]

国内学者对高校教师科研产出间的性别差异研究也越来越多。无论是从省级科研成果奖、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还是情况来看，结果表现一致，即高校教师始终表现为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科研产出多，但在教授中的低产人群中女性科研产出高于男性（严艳，2008）。[13]施远涛和陈雪玲（2011）对湖北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发现这种性别差异主要存在于高产组。总体来看，获奖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要高于男性，但获得地市级及以上奖项的教师中，男性所占比例高于女性。在l表的论文数量方面，发表3篇及以下论文的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发表4～8篇论文的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和男性相差不大，但是发表9篇及以上论文的教师中，男性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14]

根据性别歧视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1：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低于男性教师。

（二）家庭分工及时间配置与科研产出之谜

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理论认为家庭本质上是由具有互补性人力资本和不同比较优势的配偶双方组成的共同体。长期以来，家庭夫妇之间的分工基本模式一直是男性主要从事外部市场活动，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内部工作，这种分工部分取决于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一旦完成受孕过程，女性就控制了子女的再生产过程，包括子女的喂养与照顾，而男性则很少参与这类活动，因此认为女性在家庭内部工作上存在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妇女的家庭边际产品对市场工资率的比率高于男性。因此，一个有两种性别的、有效率的家庭就会把女性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家庭部门，而把男性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市场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育率的降低，女性在市场性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加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比较优势可能发生变化，女性也有可能形成市场活动的比较优势，从而减少其对家庭的依赖，增加市场的工作时间。再加上，市场工资率在逐渐提高，对于女性而言，除了闲暇，家务劳动占用了她们大部分的非市场时间，家务劳动和市场工作时间之间的替代性较大，因此市场工资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往往大于收入效应，从而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基于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理论讨论“科研产出之谜”的研究有很多。首先，讨论婚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科尔和扎克曼（Cole and Zuckerman，1987）发现婚姻状况并不影响女科学家的科研产出，并且杰出的已婚女性比杰出的单身女性出版物要多。[15]福克斯（Fox，2005）研究发现二婚的女性科学家比第一次结婚的女性科学家科研产出高，主要是因为二婚的女性科学家倾向于嫁给男科学家，进而对女性科学家的科研产出产生积极影响。[16]总之，大部分的研究得出婚姻并不是科研产出之谜的关键影响因素。其次，配偶的职业及收入对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影响值得关注。汉莫维奇和莫根施特恩（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研究发现男女教师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主要是来自于高产组教师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探究了影响女性成为杰出学者的因素，发现丈夫的收入和杰出正相关，丈夫收入一方面能够减轻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使夫妻间存有竞争意识，为了和对方匹配而不断努力。[17]还有研究表明，配偶是科学家或者在相同领域工作对女科学家科研产出有积极作用（Fox，2005），嫁给科学家的女科学家要比嫁给其他男性的女性出版物多40%（Cole and Zuckerman，1987）。李星蓉（2011）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结论，她通过对499名诺贝尔奖得主中仅有的11位女性的调查发现，在这11名女性中有三名终身未婚，已婚女性中又有五名女性的配偶是高学历高素质的科学家。再次，抚养子女情况一直被认为是产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18]凯韦克和泰根（Kyvik and Teigen，1996）对挪威的四所大学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孩子越小，女性教师认为由于孩子带来的研究不便越多，男性教师普遍没有女性觉得不便多。有11岁以下孩子的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比同龄男性少41%。当孩子的年龄超过10岁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为8%。为了从照顾责任中分离出生孩子和休产假对科研生产的影响，将教师分为两组，一组是有6岁以下孩子的教师，一组是有6-10岁之间孩子的教师。前后两组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孩子的年龄对男性没有影响，有6岁以下孩子的女性比相同情况的男性科研产出少60%，有6-10岁之间孩子的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比相同情况下的男性少30%。[19]施远涛和陈雪玲（2011）对湖北省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研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调查发现，有43.2%的女性每天要花2个小时及以上的时间用于子女教育，而男性仅为22.5%。[20]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家庭相关因素并不影响教师的学术产量，女性能够很好地平衡家庭、孩子和工作的关系。大量的女性教员在获得终生教职前不结婚不要小孩，并且，相对于男性而言，家庭负担导致更多的女性离开学术工作或者选择非终生职位（Sax and Hagedorn etc.，2002）。抚养孩子无论是对杰出研究者还是其他研究者都没有显著影响，杰出女教师和普通女教师拥有相同的平均孩子数量（Cole and Zuckerman，1987），一方面是由于女性教师会减少其他活动时间来抚养孩子，另一方面她们可能会更有效率地利用时间（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

基于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理论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2：家庭负担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低；假设3：工作努力程度是家庭负担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假设4：家庭负担对女性教师科研产出的负向影响更大。

（三）社会角色认同与科研产出之谜

人类在社会中扮演的众多角色往往容易导致角色冲突，针对个体在社会中扮演各个角色间的冲突，斯特赖克提出了角色认同理论。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或组织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也就拥有许多不同的自我，认同是自我的一部分，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个体与所占据的位置相关联的自我定位的内在化。大量的角色身份组成自我，角色认同是按照角色身份的重要性顺序确定的，这样就容易产生不同的认同显著性，认同显著性将影响人的行为，比如一名同时是母亲和教师的女性，如果她的认同显著性是教师，那么她将花更少的时间在照顾孩子身上。认同显著性来自于：个体获得他人支持的程度；对某种身份保证或承诺的程度；从角色身份中所获得的内在或外在的奖赏。认同显著性高的角色比显著性低的角色更能影响人的行为，一旦个体的某一认同在显著性等级中是高的，个体就会产生同这一认同预期行为相一致的行为。此外，当认同在显著性等级中是高的，人们倾向于将维持这些认同的情境当作是机遇，并在角色中凸显这一认同。如果教师角色认同显著性高于母亲角色认同显著性，女性将有更强烈的愿望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成为杰出教师。基于他人的观念或社会界定的认同往往能够导致个人产生与这些共有观念相一致的行为，如传统观点认为女性能够更好地照顾家庭，促使许多女性成为了家庭主妇。

偏向于事业型、渴望被认可的教师科研产出相对较高（Sax and Hagedorn etc.，2002），男性教师表现出比女性教师更强的社会发展效能感，故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科研产出高（Tower and Plummer etc.，2007）。[21]林聚任（2003）认为女性科技人员科研情况不如男性，主要是因为女性结婚后便把工作放在了次要地位，不把事业成功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生育子女也会耗费她们许多时间、精力，甚至意志，影其对工作的投入，甚至会中断其职业生涯。[22]

基于社会角色认同理论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5：社会角色认同越倾向于事业型，科研产出量越高；假设6：女性教师的社会角色认同得分低于男性教师；假设7：事业型社会角色倾向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高；假设8：工作努力程度是社会角色认同倾向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

（四）学术社会网络与科研产出之谜

社会网络是由行动者作为“结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作为“边”所构成的描述社会关系的网状图。社会网络对于个体而言既是一种社会支持也是一种社会约束，个体既能从社会网络中获得帮助也会受到社会网络的制约。学术社会网络是学者在学术领域内构建的社会网络关系。学术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科研产出：一是信息交流机制。随着学科分化加剧，研究者具有的知识更加专业化，而基于现实的研究问题常常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研究者甚至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良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不仅能够通过优势互补提升科研效率，还能够通过思想的碰撞获得新的研究启发。二是资源获取机制。主要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包括人、财、物。女性的学术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和网络资源都不如男性。受家庭负担的影响，女性没有充足的时间用于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因此学术社会网络更为单一，男性具有更强的动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更加大了这种差距。另一方面，男性在与核心学术圈子建立网络关系中明显占有优势，长期以来核心学术圈子以男性为主。根据自我分类理论，上下级性别相同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对方，性别不同时，沟通频率相对较低，因此，具有较高职务的男性偏好于同性别的职工，女性缺乏与高层次研究者合作的机会。

科研合作是研究者动用学术社会网络资源的一种体现。科研产出之谜在性别歧视、家庭分工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无法寻求到满意的答案，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视线投向了科研合作。有合作伙伴比没有合作伙伴的教师科研生产力要高，在女性教师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Kyvik and Teigen，1996）。研究在学术领域中早期的性别差异，发现对女博士而言，孩子降低了其与导师合作的机会进而导致科研生产力低，但是对男博士而言，孩子并不影响其合作（Long，1990）。[23]梁文艳和周晔馨（2016）基于中国“211工程”大学教育学科教师科研生产数据，发现女性除与导师建立的合作关系外，拥有的和动用的社会资本均低于男性。[24]朱依娜和何光喜（2016）利用2013年北京市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发现，女性科研人员的学术社会网络规模欠缺并不是导致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与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纽带关系的结构性欠缺是导致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25]

根据学术社会网络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9：合作与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正相关；假设10：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更多地参与科研合作；假设11：合作是性别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产出主要体现为论文、专著等，应用性学科科研产出则更广泛，包括专利、成果转化等等。从指标可比性、可重复检验性、数据可得性角度出发，我们选择出版物数量作为科研产出的衡量指标，因此，选择基础性学科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教师的科研能力，因此，将研究对象限定为研究型大学教师。考虑到上述两个原因，本研究采取随机便利抽样法对某研究型大学教育学全体教学科研岗教师发放问卷，回收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85份（85%）。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构成基本符合要求。样本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42.4%）和总体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45.2%）基本一致。从职称分布来看，样本中的讲师、副教授、教授比例（分别为25.9%、32.9%、41.2%）也与总体（分别为23.8%、36.2%、40.0%）相符。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本研究采用的是2012年一年的数据，出版物中的著作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积累的产物，因此，本研究的科研产出并不考虑出版著作的情况，将的数量作为科研产出量的主要指标。但论文之间存在质量差异，赵肖为等采用Bradford区域分析法对期刊论文赋权，认为一般学术期刊权重为1，核心学术期刊权重为3。借鉴其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对不同质量的论文赋予一定的权重：科研产出=独立普通文章+独立核心*3+非独立核心*3/2+非独立普通文章*0.5。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渐健全，家庭负担仅用是否有入幼儿园前的孩子衡量，工作努力程度则以教师实际用于科研的时间衡量。社会角色认同变量借鉴洛贝尔和克莱尔（Lobel and Clair，1992）的研究，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测量：在您的生活中您偏重于家庭还是事业，选择越靠近1代表越倾向于家庭型，越靠近7代表越倾向于事业型。用以下几个题目做补充：我生活中的满意度主要来自家庭还是事业；参与家庭活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我愿意付出超过领导期望的努力去工作。最后两个问题进行反向计分，将每道题的得分相加，总分越大越偏向于事业型，越小越偏向于家庭型。学术社会网络主要考察的是合作网络，以是否有合作发文来衡量。[26]教师的科研产出还受职称等变量的影响，但考虑到职称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因此，选择研究经验作为控制变量，以第一次距今时间作为研究经验。具体见表3。

表4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85个教师样本中，有49个男性教师，36个女性教师，男性教师的平均科研产出（4.50）高于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3.68），研究经验也比女性教师丰富。8%的男性教师和25%的女性教师家里有入幼儿园前的孩子，男女教师都略倾向于事业型，并不存在太大差异，拒绝假设6。但男性教师每周用于科研的时间（27.47）要比女性教师（23.47）多。在合作方面，男性教师合作发文的比例（73%）高于女性教师（69%）。

本研究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总效应检验，主要为了检验假设1，4，5，9，构建模型1，RePro表示教师科研产出，Gender表示教师性别，Exp表示教师的研究经验，Fload表示教师的家庭负担，Id为教师的社会角色认同，WEffort表示工作努力程度。第二部分是中介效应检验，主要为了检验假设2，3，6，7，8，10，11，借鉴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对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27]，在模型1的基础上建立模型2，3，4。通过依次检验这4个模型的回归系数，来判断工作努力程度以及合作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如果β16、β23、β33显著，且β13不显著则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如果β13显著，则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同理，根据β15、β16、β25、β35的显著性判断身份认同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是否通过工作努力程度的中介效应实现，β11、β17、β21、β41的显著性判断性别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是否通过合作的中介效应实现。

四、假设检验

（一）总效应检验

如表5所示，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量低于男性教师，当加入性别与家庭负担交互项后，这种差异加大，但控制工作努力程度后，差异又有所减小，进一步控制合作变量，差异再次缩小，但这种差异始终不显著，拒绝假设1，因此，在该校教育学学科内并不存在性别歧视。研究经验对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始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对男性教师而言，家庭负担与科研产出负相关，但对于女性而言，家庭负担与科研产出正相关，女性可能为了平衡家庭负担带来的负向影响，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工作，拒绝假设4。教师的社会角色认同越倾向于事业型，科研产出量越高，但并不显著，拒绝假设5。工作努力程度与教师科研产出正相关，且在0.1水平上显著。合作是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关键变量，参与合作的教师比没有合作经验的教师科研产出量高出2.52篇，且在0.05水平上显著，接受假设9。

（二）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工作努力程度与合作的中介作用，对模型1、2、3、4分别进行了回归。从模型3可以看出，女性的工作努力程度低于男性，但家里有入幼儿园前孩子（家庭负担）的女性工作努力程度要高于男性，但都并不显著，拒绝假设2。研究经验与工作努力程度负相关，即研究经验越丰富用于科研的时间越少。家庭负担是影响工作努力程度的关键因素，家庭负担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低，且在0.05水平上显著。家庭负担对女性教师的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要小于男性教师，但并不显著，拒绝假设4。教师社会角色认同越倾向于事业型，投入工作的时间越多，即工作努力程度越高，且在0.01水平上显著，接受假设7。在合作方面，女性教师参与合作的比例低于男性教师，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拒绝假设10。研究经验越丰富，教师参与合作的比例越高，且在0.1水平上显著。对男性而言，家庭负担与合作负相关，但对女性而言，家庭负担与合作正相关，也就是说当家庭负担较重时，女性更倾向于通过合作来消除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都不显著。在模型2中，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有显著的消极影响（0.1水平上显著），在模型3中，家庭负担对工作努力程度也有显著的消极影响（0.05水平上显著），并且在模型1中，工作努力程度对科研产出的积极影响也显著（0.1水平上显著），而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消极影响在模型1中并不显著。根据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对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以及贾德和肯尼（Judd & Kenny，1981）对完全中介效应的定义，可以判定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接受假设3。在模型3中社会角色认同对工作努力程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0.01水平上显著），但在模型2中社会角色认同对科研产出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工作努力程度并不是社会角色认同倾向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拒绝假设8。由于女性教师和男性教师在科研合作以及科研产出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合作并不是性别影响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拒绝假设11。

五、结论与建议

以某研究型大学教育学为例，基于性别歧视、家庭分工和时间配置、社会角色认同以及学术社会网络理论分析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发现该大学教育学教师科研产出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但在该学科内并不存在性别歧视。家庭负担对教师的科研产出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的养育子女的责任，女性教师为了消除由于家庭负担带来的消极影响，投入比男性教师更多的时间用于科研，无形中加重了女性教师的工作负担，带来另一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因此，需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善女性教师在高校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处于生育最佳期的女性青年教师。另一方面，合作是影响科研产出的关键变量，科研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性别差异，但女性教师参与合作的比例低于男性教师，因此，需多激励女性教师参与科研合作。

1.为女性青年教师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青年教师是高校发展的后续力量，能否有效提升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对提高高校整w的科研水平至关重要。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也主要存在于青年教师间，因此，为了缩小教师间科研生产力的性别差异，应注重女性青年教师的发展。对于低职称的女性青年教师，应提供国内做访问学者或出国访学的机会，鼓励她们多参与和申请相关课题。此外，女性青年教师由于正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往往承担着较重的家庭负担，因此，对于有三岁前孩子的女性教师，在教学工作量和行政工作量上应予以减免，使得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

2.倡导女性教师在哺乳期后尽快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哺乳期的女性不可避免地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甚至在哺乳期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以家庭为主。因此，应鼓励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师尽快回到科研领域，尽快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在部分国家，为了鼓励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师积极参与科研，专门为这类女性教师设置资助金。如德国在《高等学校特殊纲领》中明确规定，养育假满后，还会给予女性教师一定的重返工作岗位资助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为了鼓励刚刚生育完孩子的女性教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也会对这部分女性教师提供一些补助。此外，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师也应主动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逐渐以事业为重，从偏家庭型向偏事业型转变。

3.为女性教师创造更多的参与科研合作的机会

参与科研合作有利于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合作的过程中，教师们互相交流思想，共同探讨研究问题，丰富了研究视角。科研合作还有利于促进教师之间资源的共享，尤其是跨学科的合作交流，有利于碰撞出知识的火花，提高教师的科研产出，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教师参与科研合作的比例较低。科研合作在高校教师科研生产过程中十分频繁。有合作伙伴比没有合作伙伴的教师科研生产力要高，在女性教师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强女性教师的科研合作意识，鼓励女性教师多参与科研合作，并为女性教师参与科研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提高她们的科研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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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朱依娜，何光喜.学术产出的性别差异：一个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J].社会，2016（4）：76-102.

第13篇

关键词：群众篮球运动;现状;对策

1.前言

众所周知，中国职业化篮球经过十几年风风雨雨的发展，职业篮球联赛已经形成规模。随着职业篮球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群众篮球运动的发展也日益普及（群众篮球运动本质是以篮球运动为主要手段，以增强体质、丰富余暇生活、调节社会情感为目的，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在徐州市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开展较好，群众基础雄厚，普及率较高，人们喜欢进行篮球运动，活动相当频繁，但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鉴于此，本文选取徐州市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的参与者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影响徐州铜山地区群众篮球运动的现状及主要因素分析，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策略。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徐州市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的参与者，体育教师，铜山区部分单位系统职工联赛（柳泉实验小学教职工篮球联赛）的各球队队员及教练以及徐州市铜山区部分俱乐部（江苏国立雄狮俱乐部）运动员及教练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查阅近10年来有关群众篮球运动方面的文章，各种期刊杂志，并通过互联网查阅了群众篮球运动的相关信息，吸取了作者对群众篮球发展的建议和观点。这些都为本论文的构思、研究方法的确立及本论文的撰写提供了理论支持。

2.2.2专家咨询法。访谈体育领域的专家、区内某些俱乐部及单位系统职工联赛负责人、管理人员等，了解他们对徐州市铜山区群众篮球俱乐部现状的看法及对未来发展对策的见解。

2.2.3问卷调查法。在徐州市铜山区各校篮球场馆进行整体随机抽样，对参与篮球运动的团体及个人，地方篮球俱乐部以及徐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相关专家，个别单位系统职工联赛的工作人员及运动员进行针对论文有帮助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2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100%。

3.结果与分析

3.1徐州市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参与者分析

3.1.1参与者的性别及年龄。参与者的性别及年龄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参与者的性别结构

性别男女合计

人数18317200

百分比91.5%8.5%100%

表2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参与者的年龄结构

年龄18岁以下18-2728-3738-4748-5757以上合计

人数517029211910200

百分比25.5%35%14.5%10.5%9.5%5%100%

根据对表1的分析可见：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参与者的性别比例中，男性占91.5%，女性占8.5%，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的比例。说明铜山区的男性居民更加青睐于篮球运动，女性很少选择篮球运动作为自己的健身项目，而8.5%的女性参与者多数是职业运动员和学生。

3.1.3参与者的动机。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激励人们行动的内在原因，人从事任何活动都有一定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的行为动机。篮球运动的动机就是激发和维持篮球锻炼、进行篮球活动，并导致篮球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内部趋向和动力。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参与者的动机见表5。

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参与者的动机中娱乐健身所占比例最高为43%，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广泛的提高，群众的健身意识大大增强，大众体育深入人心。

3.2徐州市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场地分析

打篮球需要有场地，通过表8可知，铜山区的群众篮球运动缺少自己专用的篮球场，一般是到学校（占76.5%）或是体育场馆（其中公益体育场馆占7.5%，收费体育场馆占14%）活动，这些场地通常设施比较齐全，有很多要收受一定的费用，而且要去打球的人也很多，场地比较紧张。

结论和建议

结论：

徐州市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已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第一，铜山区的男性居民更加青睐于篮球运动，女性很少选择篮球运动作为自己的健身项目;第二，篮球运动并没有成为大众的体育运动，与参与者的经济条件有一定的相关性;第三，群众自身状况的因素，运动场地和设施的缺乏以及适当的媒体宣传，群众篮球运动的发展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困难。

建议：

因此，要促进徐州市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的长足发展，应该从以下几点努力：第一，营造良好的群众篮球硬件设施;第二，推动群众篮球运动的游戏化发展;第三，努力争取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支持，扩大篮球普及面，壮大爱好者队伍;第四，加强群众篮球运动的管理，改变铜山区群众篮球运动往日的无序性，有目的、有科学的组织和管理群众篮球运动;第五，以繁荣校园篮球运动为突破口，促进群众篮球运动的可持续性发展。（作者单位：1.淮安外国语学校;2.宿城中等专业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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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田东.全民健身篮球竞赛游戏方法探讨[J]，湖北体育科技，1999.

第14篇

一、“媒介现实”作为一种建构的社会现实

“媒介建构现实”之所以成为共识，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媒介化语境下的现实只是一种“建构”的媒介现实。“建构”一词来自英语“Construct”，具有构造、建筑、创造、生产、结构等意义。也就是说，媒介所建构的现实与我们亲身体验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复制关系，而是再度创造或生产的关系。

媒介建构的现实有别于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现实世界，它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体经验的意义世界。媒介建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以“虚拟”为特征的社会现实。沃尔特·李普曼( Walt Lipp-mann) ( 1922 ) 很早就注意到了媒介现实的虚拟性。他认为，新闻媒介对现场事件的表达经常是错误的: 它所创建的形象经常是误导的、歪曲的，也错误地描画了我们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形象。

他同时又认为，人们经常不是按照实际的事实与事件来作出决定，而是按照他们从新闻媒体中感知到的他们自认为真实的环境中发生的一切来做决定[1]。李普曼所提到的新闻媒体所构建的环境就是媒介现实。C 怀特·米尔斯( C Wright·Mills ) ( 1967) 提出了“二手世界”的概念。他认为，“理解人类处境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人们生活在一个二手世界中。……他们关于世界以及自身的印象是由他们从来不曾遇见将来也不会遇见的众多的目击者所给予的……”[2]。

不管是媒介现实，还是二手世界，虚拟性构成了它们的根本属性。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媒介活动的参与者把亲身体验到的生活事件编码为媒介符号，而媒介上呈现的现实往往以新闻故事、戏剧寓言、新闻报道、图片或音乐等形式出现。

Weimann Gabriel ( 2000 ) 认为媒介现实同社会现实相比，更为戏剧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激烈，更为积极，也比现实生活变的更快。这样的世界之所以能让很多人迷恋而放弃真实生活，就在于能让参与者获得一种超乎寻常的“在场感”[3]。“在场( Presence) ”是一种主观体验，并非客观实在。

James J Gibson ( 1979) 指出，“在场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其物理环境的体验。它不是指社会个体所生活的物理世界中的周围环境，而是对那些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感觉与意识，而这种周围环境是作为自动控制的精神过程的一种中介而存在[4]。W·托马斯也对此有过论述，认为在环境刺激与人的反应之间存在一个主观定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情境定义”。这种情境判断完全是主观的，可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也可能不相符合。但是，如果人们把一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这些人看来就是真实的[5]。因此，所谓的“现实”实际上就是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环境所定义的一种在场意识。从这个角度而言，媒介现实虽然有别于身体力行的客观现实，但是因为能够给参与媒介活动的社会个体一种“在场感”或“在场”意识，从而具有一种高度的真实性，也比大量的物理世界更吸引人，更迷人，因而也被参与者当成一种社会现实。

二、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 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汉诺 · 哈特 ( Hanno Hardt)( 1992) 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 或者媒介实在论) 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

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 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

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 一) 符号学范式

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

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 所指) 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

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 : 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 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 文化义) 。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

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

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 文字、图片和声音等) 以形形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 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 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

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 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 主要涉及个体语词) 、“语法”( 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 、“连贯性”( 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 一直到“文本结构”( 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 层面; 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 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 二) 社会学范式

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

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 PeterBerger) 和托马斯·卢克曼( Thomas Luckmann) 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

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

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 Ado-ni 等学者( 1984) 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 新闻和娱乐) 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

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

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 三) 社会心理学范式

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 Mead George Herbert) ，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 Herbert Blumer) 。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 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 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 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 自我( the self) 、行为( theact)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物体( 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 joint action)[13]。

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 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

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 M Charon( 1998) 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 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三、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过程中，符号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社会心理学范式依靠自身的理论特色，发挥出了自身的独特作用 :

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三种范式由于来自不同的理论学科，虽然共属媒介建构范式，然而在理论来源、关注对象以及研究问题等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不同特点。总体来说，符号学范式从媒介文本入手，侧重于媒介符号的意义生产以及媒介内容的叙事结构等问题; 社会学范式从社会结构入手，侧重于社会结构与媒介现实之间的互动建构关系; 而社会心理学范式着眼于接受者个体心理，侧重于接受者是如何接受媒介现实的理论问题。

这种差异点也在学者们具体研究媒介建构时得到体现。笔者以《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当代传播》等四本国内学术期刊，以及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Quarterly ( JMCQ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C)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JOBEM) 和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等 SSCI 期刊为研究对象，搜索了几十篇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理论论文，阅读分析之后发现，符号学范式主要研究对象有: 媒介话语的修辞，媒介内容的文本结构以及基本的叙事模式。

另有少量论文研究了传媒形象或媒介身份等。从中可以发现，坚持符号学范式的学者比较倾向于把媒介建构当作一种话语建构，而研究媒介话语的结构规律以及媒介文本的文化意义显然是其首要任务; 社会学范式虽然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媒介的建构过程，然而在具体研究时，还是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这些学者大部分认为在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因素，在媒介现实对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现实对媒介内容选择等一系列问题上起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经验、媒介惯例、组织部门和意识形态等等，它们共同构成动态的结构关系。而这一切的影响又往往是通过新闻监管、条例、谈话等一系列话语的形式得以实现的;而社会心理学范式则把重点放在受众纬度。这些学术论文高度重视受众在理解解释媒介内容过程中自身日常生活经验，尤其是常识的作用。他们经常研究网络社区中的人际互动，以及相关的身份建构、意义交流等相关问题。

虽然这三种媒介建构的研究范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同时发现了融合的趋势。例如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媒介建构论者。他早期倾向于研究新闻媒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掘在新闻媒介表达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具有宏观建构的研究色彩; 后来他把注意点转向媒介受众，研究了人们形成媒介印象的过程中怎样使用与事件有关的信息以及如何表现的特点，强调了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主动性。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随着媒介建构研究的深入，融合的特征也将表现的更为显着和成熟。

参考文献:

[1]沃尔特·李普曼. 舆论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 10-18.

[2]C Wright Mills. Power，politics，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405-406.

第15篇

【关键词】金融排斥农村家庭收入水平

一、引言

金融排斥是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Chan，2004）。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并强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从中可见，金融排斥研究的重要性突显出来。

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起于Leyshon and Thrift（1995）基于地理排斥视角的理论研究。其后在国外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而中国的相关研究相对较晚，多集中在2005年之后。一部分缘由联合国在2005年明确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作为普惠金融研究极度相关的研究――“金融排斥”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然，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衍生出了许多金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徐少君、金雪军，2008）；其中有很多问题与国外的金融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金融排斥等（金雪军等，2004；武巍等，2005）。在此之后，中国学者对国内存在的诸多金融排斥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理论及经验证据。但是目前国内对金融排除研究的综合论述还较少，因此，本文将从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论文量入手，对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进展进行相对全面的综述，试图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探讨存在的不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文献回顾及变量说明

（一）文献回顾

在已有文献中，从个体与家庭层面，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Elwin（2004）、Rosen and Wu（2004）、Guiso et al.（2008）、Christiansen，et al.（2009）分别研究了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认为这些影响可能通过认知能力、收入和财富能力等途径起间接影响作用。而其他人口W特征如性别（Christiansen，et al.，2009）、政治面貌（Liu，2003）可能通过风险态度、家庭收入等来间接影响金融排斥。对于民族的影响，Devlin（2005）通过对英国家庭数据的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易受到金融排斥。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在2010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项目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调查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共采访约14960户家庭、42590个人。通过数据处理之后共获得了6399个家庭/户主观测值。考虑到家庭户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重大作用，其中人口社会学特征使用户主的相关数据。

（三）变量模型说明

本文主要关注在农村家庭（居民）各项特征对遭受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

模型方法上，考虑到因变量为0-1变量，借鉴李涛（2010），用Probit回归模型，即

P■=1 if P■■=α'X■+δ'W■+ε■>0P■=0 其他

其中借鉴李涛等（2010），被解释变量用家庭是否在某金融服务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如储蓄、贷款、基金等，表征家庭是否受到金融排斥。该变量为0-1虚拟变量，若存在金融排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主要解释变量用居民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是否加入社会组织、收入水平等表征，并用Xi表示。控制变量考虑到户主所处行业、及身份对家庭决策影响较大，借鉴王修，马柯，王翔（2009），用户主（居民）是否从事金融业、户主是否为管理者以及樊纲市场化进程指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并用Wi在公式中表示。

三、实证分析

本节汇报并讨论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和相应的实证研究发现。

表1 城乡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比表

■

表1报告了城镇和农村两个样本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对比发现，样本居民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金融排斥状况，其中农村受到更为严重的储蓄排斥和保险排斥。表2中，在户主性别方面农村有更多的男性户主。城镇中的户主有更高比例加入组织。家庭资产上，城镇是从农村的三倍之多。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农村要比城镇第一个等级。在家庭年均收入上，城镇是农村的2倍之多。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能够明显地从收入和财产上发现农村经济的滞后。

表2 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状况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

注：①括号内数值为稳健的Z统计量（Robust z-statistics）；②***、**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

表2报告了农村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等因素对储蓄排斥、贷款排斥、保险排斥等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的三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在对家庭受到储蓄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影响；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教育程度、健康、管理者呈显著负向影响；人均收入呈U型影响；市场化进程指数呈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贷款排斥的影响上家庭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家庭户主加入组织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户主的健康程度在农村家庭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倒U型影响；农村家庭中户主的事业心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保险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性影响；户主加入组织、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规模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且稳健的负向影响；健康程度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U型影响；

四、结论

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中国家庭为例，本文实证研究了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特征对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年均收入对金融排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家庭要获取金融服务更多的以教育、健康、收入水平为辅助条件。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中国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依旧严峻，在当下供给侧改革的形势下，要根植农村基础状况，加大教育和健康医疗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同样有助于农村家庭金融困局的解决。

参考文献

[1]Leyshorn A.and N.Thrift.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ish and the United States[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95，20（3）：312～341.

[2]李涛，王志芳，王海港，谭松涛.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研究[J].经济研究，2010（7）：15～30.

[3]王修华，邱兆祥.农村金融排斥：现实困境与破解对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10）：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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