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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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足球运动里规则精神不

等同于儒家思想中的礼与让足球比赛规则是攻守双方必须遵守的规矩，其精神实质是:公正、公平、合理、保护健康、保证技战水平的发挥。从规则制定的出发点理解，它是为避免野蛮、粗暴、技术动作侵犯而制定的，但足球运动的实战却又离不开对抗、抢断和空间的紧密争夺。其中，可以找出一个词汇———道德，是否违反了体育道德，是否恶意和蓄意侵犯，有了这一准则就不难判定足球运动中的违规。经几千年儒家思想传承的国人在从涉足这项运动以来就缺乏一种冲与撞、逼与抗、据理力争的气势，而拥有过多“礼”的情节。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使得足球运动在中国始终不强不弱，经受不起压力。鉴于此，在训练与实战中要从青少年抓起，从启蒙阶段就应该灌输合理的竞争意识，利用规则中“道德”二字的精神，强调整体团结的对抗和紧逼方能提高技战术思想的质的提高。

二、借鉴国外职业足球对抗

精神，改变传统的谦让意识纵观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可将各国的风格特点分为:欧洲派、拉丁派和欧洲拉丁派。而亚洲、非洲、大洋洲始终都在跟随，并没有形成特有的风格。其中，欧洲强调整体和对抗，美洲强调个人和技巧。国家队层面以德国为例:强调全场整体紧逼，不给对手接应的时间和空间，虽有凶狠的技术动作，有上体的对抗，有被侵犯后的怒吼，但却很少被规则判罚，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技战术高度融合了规则精神;职业队层面以巴萨为例:其防守的特点与德国队不同，德国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始终如一，而巴萨其防守的特点就是对方的半场，不让战火延续到领土以内，在对方半场内解决问题，减少后场的压力。但这些要求队员有较高的技术能力和严密的战术队形，同时具备步步紧逼、寸土必争的思想。必须积极进行对抗和竞争，在技术中植入欧派思想，在战术中学习德国的团队意识。

三、结语

第2篇

信仰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是理性的基础和情感的根源，能给人强大的精神力量，克服对人生短暂的无奈伤感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悲哀。孔子把目光投向广阔世界，看到那些永恒存在，在时间淘洗中巍然不动的事物。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松柏长青，不畏严酷的外部环境，傲然挺立。孔子看到山水，主张“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山巍然屹立，草木茂盛，鸟兽繁衍；水奔流不息，是生命之源，活泼轻灵，变化多端。山水永恒，生机无限，人应像山水一样，“仁者寿，智者乐。”（《论语•雍也》）山水让人有感情的依托，有美好的生命状态。孔子站在河边，无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世界像流水一样总在不断变化，人生也是如此，无法停留，更不能回头。但这滚滚流水，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却形成了这浩浩荡荡的江河。江河如此，历史、人生也是如此。青春不再，必将步入暮年，归于死亡，但人生会留下精神的闪光，历史会有文化的创造，世界永远生生不息。信仰是向更高远深邃处思索的结果，要超越现象，寻找到更真实的本质存在，作为人生的根基。孔子相信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背后有永恒的“道”的运行，人要体会“道”，按照“道”的原则去做，如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与逃避现实的长沮桀溺等人不一样，孔子有人生的使命感，不因外部环境而改变自我。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是人就要有人的生活、追求和事业，不能躲到山林中与鸟兽为伍。天下有道，不能改变自己的理想。君子要超越现实的物质需要，努力追求精神性的道：“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道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规律、道理，但道并不是有什么神秘力量的主宰者，而是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所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这里，孔子的话表明了信仰与宗教的不同。信仰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而宗教则强调了“神”或“上帝”的绝对权威，要人摒弃理性，去膜拜、服从，容易造成人的异化。“孔子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孔子给后人以生活的信仰。”[1](119)“道”是抽象的存在，是思考的结果，是对事物现象背后的抽象本质的把握，有各种事物之道、人道、天道。人的生存离不开身边的物质世界，要遵循人生的规律，更要去理解“天”，依靠天道。所以，孔子谈论“道”，还常常谈到“天”，作为自己的信仰。在《论语》中，“天”的含义丰富，总结一下，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主要指自然界抬眼看到的天空，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论语》的许多地方出现“天下”这一说法，此处的“天”也是天空的意思，天下则指人间世界。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再如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天是不能用台阶来升到上面去的。郭沫若就曾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天”：“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34)第二指一种主宰的、不可抵抗、不可改变的力量，或万事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如孔子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颜渊死，孔子说“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孔子在匡遇到危险，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认为自己担负着“天”所赋予的崇高使命，匡人不能把他怎么样。“仪封人”拜见孔子后这样说：“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天下已经混乱很长时间了，上天要以孔子作为木铎，去传播上天的意旨。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些句子中，似乎“天”具有人格神的意义，能支配世界万物。哲学家冯友兰也认为《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皆主宰之天也。”[3](35)但实际上孔子重视理性，并不认为有这样的“鬼神”、或“上帝”。无论是第一种意义还是第二种意义，“天”都给人以永恒、崇高、神圣的意味，都是人们的信仰。抬头可见的、自然的“天”高远深邃，不可企及，日月星辰，永恒不变；包括宇宙，化育万物，给人以生命，佑护人的生活。不可见的、抽象的“天”更是所有存在的根源，创生世界，力量无穷，智慧广大，永恒存在。这两种意义有时结合在一起，更令人崇敬、信仰，如“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有了对“天”的信仰，生命才有根基，人生才有意义，超越动物状态，不断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体会崇高、神圣和永恒。生命不再虚空，变得充实丰盈；死亡不再可怕，因为精神获得永生；人生不再低贱卑微，孤独无助，因为“天”在我心中。人生有明确的目的，精神有永恒的归宿，行动有确定的准则。不再为无谓的烦恼而分心，不再被现实的欲望所羁绊，不再被生活的困难所吓倒。充满力量、热情和信心，去勇敢面对生活，发挥潜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天人合一，努力奋斗，体现“天”的存在，为世界添光彩。

二、孔子儒家文化信仰的力量

因为有信仰，孔子重视人的精神特性，不断学习和思考，坚定执着，一生奋斗，获得精神的自由，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为有信仰，生命有根基，有丰富沉实的意义，有崇高和神圣的使命感。为了心中的信仰，要毕生努力，毫不松懈。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仁”的含义丰富，“仁”即“人”，“仁者人也”，（《中庸》）“仁”包括“爱人”的意思，还包括信仰的内容。因为有信仰，孔子能超越死亡，坦然面对有限的人生。生命不是虚空，死亡也不是令人恐惧悲哀。孔子对弟子这样描绘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为了信仰，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信仰让平常的人也变得勇敢，坚贞不屈，不可征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用自己一生的奋斗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指引后世人生道路的精神灯塔。心中有坚定的信仰，这种精神必然表现出来，感化他人。孔子桃李满天下，弟子三千，造就“七十二贤人”，各自成就自己的事业。弟子们对孔子的道德、学问崇敬不已。颜回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子贡认为普通人不能认识孔子，是因为孔子非常伟大，普通人的眼界达不到理解孔子精神境界的高度：“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子贡还把孔子推到让人仰望的至高地位：“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孔子如日月高悬，谁要诋毁孔子，只能是自不量力，自取其辱罢了。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对孔子仰慕不已。他在《孔子世家》中认为孔子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还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给中国人留下宝贵而永恒的精神财富。

三、孔子信仰与中国文化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中国人人生追求的精神导师。在他身上体现出信仰的力量，然而这种信仰并不只是他自己的创造，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基。他的信仰继承前人的精神成果，是众多先哲智慧的结晶，是悠久历史经验的总结。梁漱溟曾论孔子，认同夏曾佑、柳诒征的观点，特别是觉得柳诒征说得更明确：“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4](231)孔子的信仰正是继承了先哲们的精神探索，并身体力行，努力阐释、弘扬的结果。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他学习周代的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制礼作乐，规范天下的周公是孔子的榜样，孔子晚年感叹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尚德”的周代文化取代了“尚神”的商代文化，使中国走上了人文的道路，推崇理性，“以德配天”，而不是靠什么“神灵”的保佑来生活。周代的“以德配天”即是人的德性与“天”相和谐，也就是人的精神与“天”密切联系，来保证人的生存和发展。孔子对“天”的信仰与周代文化的这种特征一脉相承。信仰是精神对世界、人生探求的结果，周代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也表明这种对“天”的信仰，集中体现在《周易》中。《周易》是周代卜筮之书，也是周代的哲学著作，司马迁说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向人们展示了永恒存在的自然景象，“八卦”即是“天、地、山、泽”等八种最基本的自然现象。而且“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系辞上》），现象之后又有抽象的“道”的存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謂易”（《周易•系辞上》），阴阳变化，万物生生不息。人是万物之一，生于自然天地，也起源于“道”的运行。《周易》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表明中国人的信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中国人正是这样来观察身边的事物，发挥精神的特性，思考世界和人生。而“天”高高在上，代表自然，也是思考的方向，是信仰的所在。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十分密切。他非常喜欢读《周易》，以至于“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而且孔子对《周易》的成书有重大贡献，在孔子之前，《周易》是卜筮之书，孔子作《易传》，对艰深晦涩的《周易》进行解释，使《周易》成为一部蕴含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规律的哲学著作，体现了中国古人（既可以说是周代贤哲也可以说是孔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孔子学习、解释《周易》，继承和发展周代的思想，其中也包括信仰。孔子承上启下，奠定中国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国人树立了信仰。中国人有崇高、神圣的人生使命，努力奋斗，追求天人合一。如《礼记•中庸》中说人要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力，达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的境界。司马迁立志撰写《史记》，虽“身残处秽”，但“就极刑而无愠色”，因为他有自己的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东晋王羲之在著名的《兰亭序》中写道：“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心情快乐时“不知老之将至”。其中“仰观俯察”、“不知老之将至”的字句分明出自于《周易》和《论语》。南北朝时期的刘勰曾梦到自己手捧丹漆礼器，随孔夫子南行，他著作中的前三篇分别为《原道》《宗经》《征圣》，他的思想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他在《原道》中写道：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天地万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与”？人要努力创造，为天地自然增加文采。自由浪漫的唐代诗人李白在其《古风》诗中也写道：“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自比于孔子，希望有所建树。

四、结语

第3篇

我国古代儒家乐舞理论《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这强调的是儒家思想精髓——“和”。古之乐舞与天地同音、同韵。乐舞表现的内容与自然带给人的感受相统一，是自然与人的统一。古典舞有许多作品都是以自然生物为载体抒发某种情感或表达某种精神的，譬如舞蹈表现梅、兰、竹、菊，是以这些花卉的品格来抒发一种傲然独立、与世无争的优良品质。是自然界与人生观的和谐统一。其中“和”的思想有着重要作用。古典舞身韵中讲求“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心、意、气”的统一与协调，正是儒家思想“和”在舞蹈中的运用。“和”是内外的统一，是内在意识与外在姿态的统一协调。中国古典舞讲究精、气、神，注重外在的动作、线条，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外在动作一气呵成，贯穿统一。舞蹈要有梅、兰、竹、菊的精神，就需要肢体语言与这些花卉的精神相符合，因此此类舞蹈的动作多用控制、延伸等动作，外形相似且情感抒发恰到好处，意境也与动作相符。这样才能表现出梅的顽强，兰的空灵，竹的坚韧，菊的傲然。精、气、神完全贯穿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处理，正是中和之美的体现。我国多地出土各朝的舞人画像以及雕塑，像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舞蹈体态。汉代盘鼓舞、巾舞以及袖舞所表现的舞人舞姿婀娜、体态轻巧。而建鼓舞、刀舞的舞人又充分体现了动作刚劲有力、直率豪放。我国古代崇尚儒学，注重礼节，由此可见汉代儒家的中和思想在舞蹈中的体现，即有柔美温婉，亦有豪迈直爽，二者的同时出现体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包容文化，一刚一柔的和谐融汇体现了舞蹈之“和”的美学观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刚柔相济是儒家中和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古典舞被称为是“划圆的艺术，古典舞中“圆”的运用是古典舞主要审美特征之一。古典舞的动作圆融，无棱无角，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核心，圆在古典舞中运用之广泛，与儒家文化崇尚美、崇尚自由、崇尚自然、遵循中庸的和谐之道有一定关联。儒家处世之道是仁义、和谐、中庸，这样的道德精神是一种圆柔、从容。古典舞万变不离圆，以圆为主要动作。圆给人以圆润、团结、和谐的美好意象，“和”之思想亦在圆的变化中相互对立统一。正是因为有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舞蹈的长期熏陶，才使中和之美在舞蹈中得以长存，儒家的和谐、和合便是古典舞的处世之道、为舞之道。

二、风乎舞雩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中的最后一节，记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与孔子聊天的情景。孔子主张“乐与政通”，用乐舞教化人、将“礼”、“仁”渗透人心，成为潜意识中的美德所在。这便奠基了古代舞蹈的传统思想，儒家文化与舞蹈动作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古典舞典型的审美。儒家思想倡导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因此我国古代舞蹈更是丰富多样，“太平和合”的思想境界促使我国舞蹈包罗万象。隋唐两代继承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如此强大的吸收文化正是因为拥有厚重的儒家思想引导致使，儒家文化的“和”，使唐代文化得以融合、相互交流，促进发展，使唐代舞蹈成为中国舞蹈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比如当时健舞和软舞以矫健豪放和柔美温婉而区分，正是阴阳相合，对立统一之和。中国古典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的境界正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的体现。儒家文化将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种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儒家思想的行为体现。而中国古典舞亦将这五种思想融入其中。中国古典舞注重神韵，“以神领形，以形传神”。其神，正是古典舞中正的神态，中庸、中和是贯穿于舞者内心，是植根于整个民族的思想。唯有心胸常驻“仁爱”，神态才会含蓄而美好，有“爱人”之心，才会舞出古典舞的精髓；中国古典舞受武术影响，其“义”与“信”的精神贯穿始终；孔子的“礼乐”思想实施于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周代乐舞《六代舞》《六小舞》即是礼仪的呈现；古典舞的“闪转腾挪”“提沉冲靠”，都是力的巧妙运用，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古典舞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古典舞是尽善尽美的之舞，是中庸平和的之舞，是朴实唯美的之舞。

三、大美无言

第4篇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功能是成于乐而游于艺，儒家的成德思想理念不仅在审美和实践中得到应用，更严重影响了现在园林审美功能的设计方向。园林真正的乐趣不仅仅局限于精神，而最终应该展现在园林功能上，从感性角度出发，用4个字概括则为：兴、观、群、怨。其中兴代表的是人们内心的感触，群是表达人亲切的感情，与怨截然相反，在现代园林设计中更强调景观与人情感的连接，展现的是一种情感共鸣，更符合人们的审美观点和生活情趣，从而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活动产生影响，彰显了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实际应用。而游于艺更多代表的是人们内心与礼乐的交流，通过园林的艺术特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将人们在单纯意义上的种花种草行为，通过其实用价值，在精神文化的渲染下，体会儒家教育的内涵，帮助人们形成一种积极的处世观念和思维模式，成于乐是让人忘记了客观存在的时间。将人的物理概念抽象化，将有限的先天条件无限扩大，从这种视野角度出发，摒弃消极的处世观念，追求人生的新高度，这种是真正儒家精神的存在价值。

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形态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审美形态可以概括为：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文化审美思想的渗透帮助现代园林景观形成自身独特的设计特点，将孔子的中心思想进行概括，主要可以分为2大内容：其中一种是人和，更多强调的是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审美不仅局限于表面的字面内容，而是根据这种内容决定了现代运作方式，这种最终状态即为中和；另外一种为乐和，乐和主要指的是审美艺术的优雅大方，柔和婉转。将人和和乐和进行内容总结即为中和，中和是儒家思想中人们为人处世的准则，即为中庸之道。现代园林的景观设计在感情的表达上更加含蓄婉转，逐渐完善了现代园林景观的审美形态，促进了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前进步伐和艺术发展空间，提高了园林建设的审美价值。

3总结

第5篇

《论语》、《尔雅》等儒家经典著作中,护生以往学习经历中接触得很少。绝大多数护生仅在中学时期学习过几篇古文，且护生中理科生居多，文理分科后她们再次接触儒家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进入大学后，由于医学护理课程种类多，课时量大，而专科生在校学习时间有限，因此护生中利用课余时间主动接触儒家文化的更少。

2儒家文化的传承方式较为单一

调查发现护生对阅读儒家文化的原著缺乏兴趣和积极性，仅对大众传媒所传达的儒家思想比较关注。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应从娃娃抓起，潜移默化，从孩童儿时耳濡目染接触的环境、事物中，点点滴滴，不断积累，从而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3讨论

儒家经典思想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精华[3]，对高职护理专业学生思想教育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就调查研究现状而言，目前高职护理学生对儒家文化认知程度较低，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及学习背景是相关的。首先，21世纪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外交流日渐频繁。西方文化的侵入使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以往地位，而退居历史的舞台。在青少年义务教育中，中文的比例在慢慢缩小，外文的比例在逐渐扩大。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淡化。其次，调查的高职护理学生中82.7%均为理科生，其对儒家文化的兴趣与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因此导致对人文课•程的不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高职护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在护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3.1加强“仁爱”教育

“医乃仁术”是千百年来我国医学界所崇尚的行医信念[4]，也是医者通过行医施药实现仁者爱人、济世救人的高尚理想。“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本，其中最突出一个内容就是“爱人”的思想。高职护理学生人文素质的核心即是‘仁爱’，护士如果缺乏爱心，就不会全心全意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更加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当今社会中因为重疾病、轻情感；重科技、轻沟通；重效益、轻人文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这些都足以说明，爱心教育在医学教育中何等重要[5]。目前，在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大力加强“仁爱”教育，把“仁者爱人”的思想植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

3.2深化“礼仪”教育

礼仪是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美德，是一种敬人、律己的行为规范。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的观点，礼仪教育的重点是意识和品格的培养，具体体现在儒家的“内仁外礼”和“仁者爱人”的观点上。“礼”在医德规范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尊重病人、尊重同行上。医学教育中，应努力构造医院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实际感受医疗环境的严谨氛围，自觉运用适宜的言语行为来为患者服务。护患沟通时我们应认真倾听，充分了解患者需求，让患者有被接纳、被理解、被关怀的感觉，从而自觉接受医护帮助，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护士礼仪的学习不仅要使高职护生具有独立完善的人格、全面发展的优良个性，又须具有气质优雅、仪表得体的外在表现。

3.3强化“诚信”教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个公民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品德要求，是一切美德的来源。作为医护工作者，担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特殊使命,诚信就显得格外重要。高职护生应借鉴优秀的儒家德育思想，积极摄取营养，切实提高诚信意识，争取为每位患者提供纯净的医疗空间。

3.4活跃“文明”课堂

第6篇

我国传统伦理之中的确是将善待父母作为判断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最为根本之前提。在孔子眼中，“仁”之根本就在于孝悌。他反复强调的是“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谓“孝悌”，主要就是指对父母要做到尽孝，对兄长要做到敬爱。不孝不悌者，即使爱他人，也不得仁，这就意味着“仁”之根本。孔子还觉得仁自孝始，曾经说过“立爱自亲始”。这一为仁的方法及其原则，将心理和伦理相互加以结合，可谓是孔子及其学生的得意之作。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五伦关系之中，十分注重父母和子女之间所具有的自然人伦关系，孝被视为是所有美德之根本。孝是儒家仁义之本，更是所谓人伦之公理。学者梁启超甚至把孝视为人格中最为重要之组成部分。新加坡政府在编印的《共同价值观念白皮书》中也把儒家思想之中注重家庭结构、人际关系以及群体利益等文化观念看作共同的价值观大力弘扬。虽然我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于对父母要尽孝，觉得敬爱父母与瞻养父母为天经地义，但是在当前的现实社会之中，因为社会上竞争注重普遍存在着功利性观念，尤其是随着全球工业化的极大发展，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全面粉碎了传统意义上小农经济社会之中家庭成员之间那种融融的亲情，从而极大地淡化了人际之间的情义。随着大家庭被核心家庭逐步代替，切实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教育之中最为根本的孝悌精神，导致现代人已经或多或少地陷入到心为形役，而神又为物所累的环境中而无法自拔。亲子间的感情关系已经远远没有传统儒家社会那么联系紧密了。同时，如今中国出现了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的来临，由于社会保障事业有所滞后，造成了诸多问题，从而让现代人对于传统儒家文化教育总的孝悌观念有了更加强烈的渴望与呼唤。在现代人的实际生活之中，赡养父母在部分人眼中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家庭问题。所以说，我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确实具有合理性因素。我国非常注重人伦关系以及人伦价值等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观念，注重于让每一个人在特定化人伦关系之中所具有的责任意识，从而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良性运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下，还能发挥协调人际关系的主动作用。

二、儒家文化教育中教学方法的现代化教育意义

孔子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化教育生涯之中，对于教育教学过程自身提出了大量富有见地的观点。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均将孔子文化教育中的教学思想集中在因材施教法、启发诱导法、学思并重法以及由博返约法等四类教学方法上。一是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为孔子教育教学经验之核心，而别的教学方法则完全紧紧地围绕着这一核心加以实施。当前，全球诸多国家对于这一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已经进入到较为成熟与完善的时期，尤其是以美国与日本等国显得最突出。他们十分关注这一教学方法的根本因素就在于是国家教育目标以及观念，将培养自由、和谐发展的人视为教学的重点，非常强调学习者个性的全面解放。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文明之中的大一统思想导致现代人忽略了此点，从而让本民族能够让因材施教之优秀遗产继承与应用上反而滞后于其他民族，因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孔子在因材施教法上为现代人树立起很好的榜样，其在教学过程之中极为注重观察和了解弟子们，十分熟悉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点，因而也就能够应用相当精炼的语言极为准确地概括学习者们的特点。孔子自身的教育实践就全面展现出这一方法，分别针对每一名学生各自不同的特点，从他们的实际状况出发实施教育教学工作。因材施教教学法主要是为了有效解决教学之中统一要求和个别差异间的相互矛盾。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没有统一化的要求，但是并不从学生们的实际加以出发，忽略了个性差异也无法实现统一的目标。当时，孔子时代文化教育理论的统一化要求尚未真正形成，所以，儒家文化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孔子所提出的仁学思想，而要实施个性化教育显得也较为容易。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如今的教师在领悟与实施孔子因材施教方法之时，通常会缺乏足够的自信心，觉得难以做到深刻而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学生。实际上，如今每一教师在在每一个学年均需加以了解的学生通常不到百人，有的时候甚至数量更加少，只要自己用心去加以实施，也是不难办到的，而关键就在于思想上缺少这因材施教的意识。二是启发诱导法。学习者学习的过程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积极而又主动的过程，学生们积极性之调动是实现教育教学过程的关键环节。如今，全球各国均在积极倡导启发式教学法，并且使其能够成为逐步趋向于完善的思想理论。该理论之奠基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孔子。应当说，孔子已明确认识到学生所具有的积极地位，其首次精辟地讲述了启发式教学法。一旦学生们进入到一个十分积极的思维状态之时，教师们才有可能合理地进行诱导与启发，从而帮助学生们能够打开知识之大门，端正其思维之方式，实现举一反三之目的。是不是能够调动起学习者们的主观能动性，是考验教学成败之重要环节。启发式教学法之核心其实就是要在最大的限度上有效激发出学生们的积极性以及创造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简而言之，教师应当成为不失言之智者，而不应当成为躁者与隐者。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做到计算的难易程度应当合理，运用过难或者过易，并且合理地应用于学生们当前现有的知识结构以同化新学到的知识，进而建立健全全新的知识结构。三是学思并重法。在孔子的文化教育思想之中，他还极为精辟地论述了学和思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关系。他曾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只进行学习而不加以思考就会导致迷乱而且不明。如果只进行思考而不投入学习，就会觉得空乏而且不现实，没有进步的空间。通过学思并重法，能够较好地解决学和思、掌握相关知识和开发思维之间的矛盾。学生们因为年龄与社会经验不够丰富的关系，无法掌握正确而合理的教学方法，无法将发展思维和学习进行有机结合。因此，教师在传授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还一定要教授合理的学习方法。孔子运用其自己的亲身体来告诫自己的学生，强调了学习对个人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方法，指出即便进行废寝忘食的深入思考，其最后效果也不如进行学习。由此可见，孔子已经认识到思主要是建立于学这一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人的思维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建立于学习这一基础上，而且如果开设数量知识之掌握去谈其中的发展思维，就如同空中楼阁一般没有什么道理。孔子在强调学习重要性之时，又注重于注重思考的重要意义。运用学思结合和两者并重而不会偏离，正是孔子教育教学思想中的重要方法。如今，孔子所提出的学思并重之教学方法，从而已解决了学习与思考之间、掌握知识和发展思维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教育遗产。我们现代人不应当主观地去判定，比如，孔子已经距离我们长达两千多年，当我们觉得其已过时之时；我们更加需要的深入深刻领会其中所具有的精神实质，通过健全完善与发展它，而不是加以抛弃。（四）由博返约法孔子在在教学过程中又提出了全新的博学多闻之主张，从而解决教学之广度与深度之间的矛盾。他主张学生们应当做到多闻以及多见，只有知识面相当广，才能适应社会。他带着钟爱的学生周游列国、到处去讲学，尽管也具有热心政治之因素，但是也不缺乏让学习生者多接触社会现实的苦衷。这与他培养出更为适合于统治，能够更好地选择阶级所选拔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分不开的。孔子将当时较为正统的，而且存在较有影响的诗、书、礼、乐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他自身为能能够做到博学和经常性每事问、无常师”，所以也就锻造成了一个多才多艺之人。孔子不仅主张知识应当广博，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杂乱无章的情况，孔子提出一定要有一个中心来进行统帅。尽管孔子所说并非真实情况，这就必然需要教师说“礼”。这是他当时的《周礼》，虽然其所具有的思想性与价值都不够高。但是，孔子却敏意识到丰富散乱的知识要有一个中心或一条主线串加以串造，而此点是极为常见的。应当说，现代教育理论十分注重于强调如何掌握知识体系，从而提供给学习者们并非是分散性知识，而是一个简单的框架。这与孔子所提出的由博返约具有极为密切之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桌现代教育理论知识飞速发展的今下更为注重于知识结构喔掌握，那种只考虑到传授知识人数，通过教学方法而牢牢地抓住教学之本质。

三、结束语

第7篇

关键词：祠祀建筑；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儒家伦理内涵进行研究，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有其深刻涵义。

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涵

所谓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行为规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种哲学思考。关于儒家伦理，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数观点，笔者从“三纲五常”“理想人格”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解析儒家对伦理关系、个体价值、社会责任的理解。

（一）三纲五常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形同于等级制社会，注重等级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词到汉朝才有，孔子、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服从或上下卑贱的地位，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三纲”的提法到汉朝才正式出现，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儒的“三纲”否定了人的独立人格，与当代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相冲突，是一种落后的等级观念，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及后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批判汉儒绝对僵化的“三纲”次序。“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孔子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重要性。孟子则归纳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爱人，过去儒家讲爱人，包含阶级区分；现在讲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没有阶级区分，应肯定下来。“义”就是要态度公正。“礼”就是要有一定礼节。“智”就是要有知识。“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些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现代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伦理内容丰富而且复杂。其核心是人格意识和社会责任[1]。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承认平民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一个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说“忧乐天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义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体现。《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爱国爱民”这些正面行为的精神支柱。儒家认为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社会责任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1]。儒家不认可彼岸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质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的手段就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万事之本。“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个人家族的和谐是为了整个国家、天下的和谐。儒家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出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统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顾亭林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反映了“社会责任”这一儒家伦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天地祭坛等一样，都属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观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种神佛，天地祭坛祭祀的是诸如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而祠庙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为祭坛、祖庙、先贤祠等。从中国祖庙建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传统祭祖建筑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和祭祀活动的展开而诞生，又随着祭祖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而先贤祠又是祖庙演进和发展的产物，是祖庙和祭祀活动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实用性增强的结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纲五常”

《说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示，从丰。”从“”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灵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财用也……”是对原始人类产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礼仪的最好概括。“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伦理内核[2]。儒家伦理的 “三纲五常”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重点体现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贤，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礼”的主要建筑场所，通过建筑形式、装修风格、内外空间表现“三纲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涵。

传统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庙和先贤祠。《礼记・曲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可见传统中国祖庙的重要性与普及程度。由于历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庙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儒家伦理的等级次序主要体现在祖庙这种建筑形式、装饰风格及规模中。如传统中国祖庙分为两类且不可逾越，一类是皇室、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这类祖庙被称为太庙或宗庙，如北京的太庙等；另一类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称为家庙、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萧江宗祠、广州的陈家祠等。在装饰风格及规模方面帝王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严的等级区别，不可混淆。例如斗结构、龙凤符号，朱黄颜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规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过太庙。祖庙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的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强调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宣传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的“五常”主要体现在先贤祠这种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阁、成都武侯祠、浙江鄞县忠应庙等。《礼记・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这

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8]按此说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国君，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将、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实这就是对实现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纪念。

（二）祠祀建筑体现“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儒家强调人格，有人格意识。人格一词，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别强调人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忠、孝、节、勇、和）等形式体现，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对象就是那些实现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贤们。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对其崇拜和祭祀是人类对自身产生、繁衍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体现，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现。“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庙中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传宗接代。先贤祠则供奉着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庙；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庙；代表廉吏的开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设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实践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别于一般宗教所说的天使、佛或神仙，依旧是人，只不过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这些“人”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家族的终极理念、历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关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聚落形态，对于血缘聚落来说，祠祀建筑（祖庙、先贤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传统祠祀建筑承担着个体启蒙、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础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进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设立私塾，族内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个体通过在祠堂私塾学习成为合乎其社会规范的人。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内祖宗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使得祠祀建筑成为“道德的感化所”，个体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从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员从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伦理纲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祠祀建筑还承担着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社会责任，使得族内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顾。另外，祠堂还发挥着社会文化、娱乐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节大庆，请戏班演大戏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戏台，如江西玉山县胡氏祠堂戏台、弋阳县李氏祠堂戏台、乐平市镇桥镇程氏祠堂戏台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发挥着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儒家伦理内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礼”及宣扬“孝悌”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子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时，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所以，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

《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这虽是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主张，但也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朴素要求。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符合当前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加强传统祠祀建筑文化的影响力，有助于弘扬“忠贞爱国、尊老爱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关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伦理研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且应该继承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传统祠祀建筑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有“精华”（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如何传承和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扬弃”，即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及道德观的，弘扬之；不符合，则抛弃之。

参考文献：

[1]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2]秦红岭.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理学引论[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82.

[3]冯国超.礼记[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张和增.论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无锡南洋学院学报，2007，6（1）：80-85.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cestral shrine

CHEN Muchu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第8篇

【关键词】儒家；伦理文化；治未病；影响

1我国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内容

“治未病”思想的理论形成于《内经》(《黄帝内经》简称，下同)，完善于《难经》。《内经》首次提出“治未病”概念，形成了未病先防，患病早治的思想，并且提出了内容丰富的养生防病的原则和方法。《难经》继承了《内经》的“治未病”理论，明确提出了防止疾病传变的思想和方法，使“治未病”理论更加具有临床实用价值。“治未病”理论的形成标志着对疾病认识的深入，标志着我国医学的发展己从被动治疗提高到主动预防的水平。我国“治未病”的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未病先防，俗语说“防患于未然”就是这个道理，《老子・七十一章》：“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就是强调了预防的重要性。《内经》中“治未病”一词出现了三次，其中“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主张在疾病发生之前就做好预防工作，一旦疾病发生人体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到时候再进行治疗就来不及了。其次是既病防变，要求在疾病发生以后防止病邪深入传变甚至发生危变。“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素问・人正神明论》）在疾病发生初期积极治疗是上等医生主看重的；《金匮要略》也有“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观点，根据人体传变规律积极治疗，防止疾病传染到其他脏器；《难经》也充分肯定了这个观点：“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最后一个内容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防其复发，它主要是指在疾病治愈以后，要通过一些方法和措施，做好预后工作，防止疾病的再次发生，立足于扶助正气，强身健体，防止疾病复发。

养生观也是“治未病”理念的表现之一。养生观的关键在于调和阴阳，“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在四时调摄养生方面，《内经》提出“夫百病之生也，……大惊卒恐。”（《灵枢・口问》），“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素问?移精变气论》）。

2我国“治未病”的思想理念是以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文化为背景形成的

2.1儒家学说为“治未病”思想提供伦理支持《内经》曰：“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尚书・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世界上最尊贵的就是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治疗和预防疾病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其作用对象就是人。

2.1.1儒家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原则，“仁”贯穿于我国古今医疗活动始终。“仁”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

2.1.2中和思想被广泛应用于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和理论。儒家认为人们的道德修养若能达到致中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境界了，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种原则。《荀子・王制》：“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乾听之绳也。”《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素问・疟论》说：“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通过损有余和补不足，使人体内环境和外环境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1]。

2.1.3孝道观对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影响。孝道观是中华文化与中华伦理的所特有的内容，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亲子之间的伦理规范，也包括宗教、医学、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2]。《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认为孝道最基本的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不能有丝毫的损伤，因为身体肌肤毛发都是父母给予的，保持机体的完好无缺是对父母最基本的孝顺；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自己的身体都是非常爱护的，通过各种方法尽量保证自己的身体免受病邪的侵袭，及时制止疾病的进一步传播和传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作用，使“治未病”思想有着肥厚的生存土壤。

2.1.4儒家其他思想对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影响。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他明确地告诉人们，应当根据不同生理时期的体质和心理特点，陶冶情操，养护体魄；青少年时，身心发育不成熟，不可恋色早婚；人到中年，精力充沛，仍须劳逸结合，修身养性，不可过度疲累；人老时，体质虚弱，更要淡泊名利，超脱俗念。孔子曾留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感叹。他欣赏清心寡欲，乐观开朗，刚毅坚强的性格，反对怨天尤人 [3] 。孟子则更注意养心葆神，提倡“寡欲”，“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儒家的经典著作《周易》中明确提出：“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和中医“治未病”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参考文献

[1]佟子林,刘俊.中医学防治亚健康的机制与方法研究[J].医学与哲学.2008，29(1):13-15.

第9篇

一、从仪式崇拜到“德诚于中”

传统中国最初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要求顺天应时，顺应自然规律，故而出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人们赋予“天”某种道德性的品质，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就要求人们“以德配天”。最初的祭祀礼仪行为和对祭祀仪式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并发展出天尊地卑、本末有序的思想。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定居生活的形成，定居生活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安排也是为了顺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效法天道，以德配天，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每个个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1］。可见，当时的礼仪文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中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顺应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古代中国的礼仪文化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规定的，在客观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到了夏商周时代，由于政治生活的广泛存在，原本属于社会规范的礼仪文化渗透、蔓延到政治领域，以尊卑贵贱亲疏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周礼”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规范了家庭及个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人力”和“人为”因素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先的尊卑秩序，诸侯国之间的固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社会动荡、礼乐崩坏的局面，原先的礼仪文化只剩下了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程序操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意在恢复周代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恢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秩序。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不只是在礼仪形式上回到以前的外在仪式上，还为外在的仪式注入了思想内涵，即把“仁”纳入了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仁”是“礼”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论语•颜渊》)。孔子崇尚德政、追求礼治，“礼治”的目的是“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外有礼乐、内有仁义，礼追求社会秩序，乐追求社会的和谐适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以礼节和”。礼乐是手段，德政是目的。孔子认为重建社会秩序要做到“正名”，即做到“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按照礼的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孔子提出的礼制思想还表现在做人做事讲究秩序和规范上，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在做人方面，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做事方面，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季氏》)。体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在构建社会秩序上，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在传统的礼仪仪式中充实了“道德”和“仁义”等思想内涵，使外在的礼仪行为具有内在的精神灵魂，“礼行于外，德诚于中”“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把对外在仪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内在道德的信仰，并追求外在仪式与内在道德精神品质的和谐统一，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比如孔子曾反问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难道仅仅玉帛、钟鼓就是礼乐吗?所以孔子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礼仪表达内在的道德诚意［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二、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道德性本质

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让统治者服从道德规范并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行为，以此垂范天下，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周代和周代以前最高统治者作为道德楷模的理想统治模式。在西方社会，柏拉图最初追求的理想国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让“哲学王”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让品质优秀、道德境界和智慧高的人来统治社会，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实验，柏拉图的政治设想遭到了失败，当发现自己的理想国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时，他改变了以前所追求的哲学家当王的最高理想，转而求其次，也就是转到追求“次优状态的国家”的主张，那就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乌托邦，也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法律篇》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3］柏拉图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表明他从推崇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正像柏拉图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德治与法治最终走向了分离和分裂。在个人行为方面，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致，甚至在思想上可以犯法，但只要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西方社会的与世俗政治最终也相互分离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政治可以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而则通过个体内在的修养和规范达成，二者不相互干涉。这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与中国崇尚德治、礼法并重的传统治理模式形成对照。孔子也曾在一个小诸侯国鲁国实验过他的崇尚道德、以礼治国的思想，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最初的理想和信仰，一直在坚持着他的“德政”理念，这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崇尚德治和礼治，而没有转向法治。孔子阐发的“礼仪”不仅是指个人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规范，所以“礼仪”是上下贯通的，可见孔子所倡导的礼仪文化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这是把道德信仰与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表现。笔者认为，孔子的礼治思想更倾向于德治，他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内和外是一体的，不是分离和割裂的。他所强调的“礼仪”是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道德与礼仪是贯通的。孔子以后的孟子则有舍弃外在礼仪形式，追求内在“仁义”的倾向，把礼仪内化为心理情感的准则［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思想，法家强调外在的强制性，儒家侧重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并强调内在的道德信仰要与外在的礼仪行为和谐统一。事实上只有内外合一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导致后来中国在治理社会上出现儒法并重的局面。前期儒家思想，也就是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内外兼顾的，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外来佛教主张内在的心性修养，强调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的修行路径，使儒家也开始追求内在的超越，这就使得传统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强调由内而外的思想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更强调个体的内在规范及内在修养，而非仅仅看重外在的形式和仪式。

三、中国儒家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

第10篇

关键词： 东西文化 差异性 儒家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精神元素，它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的演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文化的差异实际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即人们对有关事物的好与坏、对与错、可行与不行的判断标准不同。

一

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重视整体，而西方重视个体。我们可以从语言上考察，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产品，也是文化的载体，它最能反映文化差异。汉字，作为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最原始的甲骨文，到今天的简化字，汉字时刻影响中国百姓的生活。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汉字是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它的独特千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正是由于汉字可“变”，才使得广大的劳动人民在生活及劳作中不断创新，因此才有了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也正是因为“变”，才使得面对国家危亡的时候，爱国人士可以进行变中求生。汉字“正”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千百年来时刻都在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在其生活中不断体现出来。也正是这种“正”的思想，使得广大中国人在求变的过程中又有了一些保守性，进而使得汉字“变”的思想受到抑制。从英文和中文的比较可以看出，英文简单易写，而中文则讲究字的整体结构映衬，富有美感，但也复杂难写。西方的文字主要以拼音文字为主，如英文、法文、俄文等。这些文字的字根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在古希腊之前就是谜了。说到西方文字，最具代表性的应该算是英语。英文有自己独有的魅力。首先是英文的“变”，相同的字母，不同的拼写，也就组成了不同意思的单词。为避免因为写错顺序造成单词的错误和理解的分歧，小心谨慎是不可缺少的，久而久之，英美人士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各国更谨慎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英文的书写相对是松散的，也正是由于英文的“散”的特点，使得英美等使用英文的人形成了享受生活、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汉语中，姓放在名的前面，这个人先属于某个姓氏，即整体，然后才是他自己；而在英语中，名在姓的前面，先是他自己，然后补充说明属于哪个整体。西方很早就出现民主和人权概念，这和西方重视个体的文化有关；东方的传统专制制度则是和重视整体的文化相适应的。

二

东西方文化中最容易影响百姓生活的还是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中影响百姓最深刻的是传统节日的庆祝。中国的节日都有很丰富的内涵，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节日的来历各不相同，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和历史渊源。而西方的节日大多围绕宗教展开，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因而他们的节日宗教气息更浓。西方的节日更多的是为了娱乐，为了放松，而中国的节日往往带有某种寓意，且作为传统节日，庆祝的方法往往是单一的。

西方文化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文化改造的结果。西方文化的特点主要有简单现实，崇尚个性自由，惜时如金，自由，平等，开放。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海洋半岛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造就了其开放变革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塑造出了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西方社会赞同的价值观就是平等、竞争，法律也保护人们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完全的竞争，就是自由、独立，就是认为财富有价，肯定人的正常物欲。

中国文化可谓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东方文化的特点主要有重视亲情和血缘关系，谦虚谨慎、含蓄内向，承认现实、满足现状，强调共性，礼尚往来。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培养塑造了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了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

中国传统价值观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从而表现出重义气，轻功利，好保守的人格精神。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这些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使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了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即只有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大一统思想对于维护国家之统一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士为己任，士者仕也。”对士阶层的教育和培养关系到王权统治，更关系到黎民苍生，士阶层的品行和修养关系到政治清明和国家的稳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对士的约束和培养在封建社会取得了良好效果，要知道礼义廉耻，遵守社会基本的道德，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使其符合社会和百姓的需要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清正廉洁，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很难相信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具有这种非常眼光，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孔子这种教育思想推进了后世教育在下层社会中的逐渐推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格言警句对现代社会学生的教育是成功的，同样，教育理念的创新符合素质教育和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的科学化、教育的与时俱进，儒家思想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

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在东亚各国有广泛影响，儒家思想也伴随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无不体现儒家思想的精髓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在逐步发扬光大，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影响逐渐扩大。对儒家思想的弘扬及其时代价值的彰显对世界文化、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也是世界的思想文化。

三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其产生及发展的社会背景及时代不同。任何文化都带有其产生的时代烙印，即时代特征。文化是一定区域的人们长期融合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因此，文化既然已经形成，就没有优劣之分。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文化问题时必须谨记的东西。如今，家庭、亲情观念强的中国人来到了美利坚这块土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尊老爱幼的美德难免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但愿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能坚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让中华文化这朵奇葩在美国各族裔的百花园里绽开得更鲜艳，更灿烂。

第11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所谓“文化软实力”指的是“依靠文化、价值观念等建造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根本性、长期性、广泛性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内容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根基和思想源泉，只有在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建设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儒家文化中体现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道德，对于当下社会人们的迷惘以及道德的缺失有着警醒和正本清源的功能。因此要想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要借助于儒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充分发挥我国儒家文化的优势，使我国的文化能够感召世界并被世界认可，从而振兴繁荣祖国，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作出贡献。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在迅速繁荣的经济背后却存在诸多的问题，诸如文化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对社会缺乏安全感，幸福感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滞后，文化建设的脚步已经落后与经济建设的脚步。现存的文化机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文化创新力不足。另外，对于我国几千年所积淀的儒家文化存在着严重的文化浪费甚至是厌恶情绪。一方面，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做得不足，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开发，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况。而更为严重的是国人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一种不屑的态度，认为传统的文化封建、迂腐、愚昧，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当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已经成为亟待要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将助力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一、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中中庸思想中的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可以理解为一种和谐的观念，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的是人要顺应自然界的法则，只有在遵守自然界的法则的基础上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人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这表明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每个人自身的奋斗，每个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追求“天人合一”。在当下社会中，我们不仅要做到爱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建设更加美好的自然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二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的“中和思想”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际交往中，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一方面要求个人积极努力、勤勉奋进，一方面要宽厚待人，谦逊容人。对待事物有一个尺度和界限，不偏不倚，在事物的发展中寻求平衡和矛盾双方的统一。正是在儒家这一思想的孕育下，培养出了我国人民谦虚、仁爱、包容的性格和以“和为贵”为主流的价值观。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三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人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首先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时，必须要把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只有社会利益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个人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妥善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才有了实现的基础性条件。在当代，儒家文化中有关“和谐”的观念，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强调众生平等。现如今，我们要充分发扬儒家文化中的和谐观，向世界展示一个友好合作、爱好和平、积极进取的文化形象，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塑造良好的国民形象。

二、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有利于文化多样性

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强调中正、协调、均衡。但不是代表要消除一切的矛盾和差别，其前提在于承认一切矛盾和差别的所在，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和谐，是，是和而不同。只有善于协调、在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意见，最终达成一种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盲从和附和。真正的“同”并不是意见上没有任何的分歧，而是通过不同意见之间的对话、讨论、切磋和交流，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互相容忍、互相理解、和谐互动、协调统一。

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给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世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承认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并包容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以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来对待和学习外来的文化，但不是盲目地学习外来文化，而是要取长补短。在保证自身文化的自觉和独立的基础上，有效的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在开放的环境下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并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在时代背景下实现我国儒家文化的重新构建。

三、儒家文化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做人的准则。“仁”即“仁爱”、“以人为本”，。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价值和整体利益，而不是一己私欲，立足于广阔的视野，追寻安贫乐道、自在自足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在处理人与自身、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中起到一种正确的规范作用。

“义”即公平正义，坚守原则。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义”的具体体现有其延续性和共性但也会有所区别，伴随着人类之间日渐频繁和密切的交往，人类在道德原则上逐渐人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即被绝大多数人类普遍认为的“适宜”的道德原则，也即所谓得“天下之公义”。确立一个社会的“义”，是当下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今天，我们要在儒家的“义”的基础上赋予“义”以时代意义，比如凸显社会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义”的自觉和信念，也就是要树立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

礼即恭敬尊重、礼仪文明。礼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尊重原则，在人际交往中，以互相尊重为前提，在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同时，又要保持自尊。遵守原则，遵时守信、真诚谦虚、友善随和，遵守社会公德。适度原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遵循适度的原则，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对不同的对象，应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落落大方，把握好分寸。自律原则，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之前，首先要做的应当是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要求。礼维护着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促进着人际关系的和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提倡言行举止的文明礼貌，礼的这些功能和作用，在当代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智”即“智谋之力”。是指明辨是非、知晓善恶以及知己识人。在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中，“智”成为了一种道德规范。在现今社会，我们迫切的需要国民获得“智”，不盲目跟风，不被邪恶势力所煽动，拥有能明辨是非的本领，在不损人利己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信”即“诚信之品”。是指信守承诺、以诚相待、诚实不欺的道德准则，是社会和谐有序、繁荣富强的基本保证。在现今的中国，诚信意识淡薄，无论是社会的诚信、政府的诚信、企业的诚信，还是个人的诚信都面临着时代的考验，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社会范围了积极弘扬儒家的“信”，唤起人们对于诚信的重视，重塑社会风气。

四、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有助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对于安顿国人的心灵、实现社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国人普遍缺乏信仰，重新扛起儒家文化信仰的大旗，对于当下的国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为基石，重新打造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强国人对于本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凝聚力。

自“中华民国”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地位下降，惨遭抛弃，大多数中国人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上的空缺。在现今，意识形态领域由和社会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马克思但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上，国人的信仰则有所缺失，没有主导的精神支柱，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错误的信仰以及不正确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变得冷漠疏远，低俗文化盛行。儒学中的人文信仰，为当下我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普世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忠、孝、悌思想所体现的在道德上的约束力，对于当下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以道德约束家庭、维持社会稳定以及调节利益关系的思想，对于拯救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增强文化软实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儒家文化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12篇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关键词：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文化构成因子；文化报答力；操作理性；价值理性

对为中国道德建设效力的中国伦理学来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背景和话题。这不仅在于它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现成的思想资源库，一笔巨大的既得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我们仍能读到儒家文化的遗传密码。

像对待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也要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去粗取精？如何“古为今用？”却很少被人从操作化的层面论及。于是在文化热持续了多年的今天，我们仍不见有多少具有社会共识的文化精华被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剥离出来，更谈不上在现实中被派上什么用场。

一、反思把握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方法

若想利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自然应先弄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什么。

对此问题，人们一直热衷于从整体上加以概括定性，如说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有哪些特征等等。此类研究方法，固然有其道理，也似乎是一种应有的描述性研究视角，但仅此却与“取精”、“今用”无补。更有弊端者，则是让人如坠迷雾，不知所从。因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仅从典籍上看就不计其数，其中又有不同学派、不同流变、不同观点，这就使今天的任何一种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整体性概括和解说，都不难从中找到于已观点有利的大量文献资料来加以佐证。结果就像我们业已看到的：各种定性观点纷至沓来，个个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所有这些依据各取所需文献资料而建立的观点，因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定性不同，导致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评价亦有不同结论：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羁绊，应予摒弃；有的则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优势所在，需加弘扬；还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是解决后现代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在中国现阶段尚未到启封动用之时……不论这些颇有百家争鸣、百花R放态势的解说和评价如何有理有据，可在根本方法上却是无法相互证伪的。也就是说，谁也证明不了与自己论证方法相同而结论不同的对方不对。这就决定了这些相互对立的见解永远不能在讨论中分出谬误，达成共识，结出正果。既然如此，又遑论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取舍利用？

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讨论方式，如果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认知方法已到了必须洗心革面之际，也至少表明，我们再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如此笼统地谈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了。

对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不可感情用事，恣意褒贬，而应待之以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判断。

任何形态的文化，如同人类的一切物质创造物，归根到底都是人或社会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创制的用品或工具，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亦如此，它作为一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规范的总和，就社会而言，是人们认识社会、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发端于两千多年前，以纲常伦理为骨架，具有浓郁崇古尊老、重农抑商色彩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适应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大一统宗法等级社会的需要而生成的，尽管在历史上它曾是十分有效而成功的社会秩序建构工具，也曾一度同其他社会要素一起给中华大地带来无与伦比的辉煌，但随着这一社会结构的消解和远去，其固有的文化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耗尽用光。就个人而言，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同样是一套让个人如何适应顺应皇权宗法社会和封建纲常伦理的人生观，它仍然在整体上于今无益。由此而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在总体上是根本无法与现代社会结构接轨的，犹如一付不再对症起疗效而只剩下负作用的过期药方。

不过，药方失效并不等于构成药方的所有药物成分的全部失效。在数不清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典籍中，既有为社会统治者服务的各类理念学说，也有对天地人的关系的体认、理解。除此而外，还有许多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三人行，必有我师”②“朝闻道，夕死可矣”③“舍生取义”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⑤一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们并不受限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一些共性需求。

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只有这些具体的文化成分，才有可能直接进人现代社会，而如何将它们从整体失效的药方中剥离筛选出来，就成了现代国人面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任务。

二、剥离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的方法

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可按五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民族理性与智慧的展现，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操作理性，一是价值理性。操作理性包括处理各种道德事务的方法，一般是由各种事实判断构成的描述性理论；价值理性包括对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规定，它们均是由各种价值判断或价值规范构成的。按照韦伯的观点和分类，学术界一般是习惯于把“工具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对应概念的。但我以为此种称谓不确，因为任何形态的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主体的人或社会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或达到某种目的而创造出的工具。儒家文化亦如此。它是用于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和让个人在这套社会秩序中安身立命的方法。因此不独儒家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同样是一种工具理性。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主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它又可进一步区分为道德准则、道德范畴、道德原则等要素。其中，道德准则是数量最多也最具体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原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范畴则介于前二者之间，往往是对某个方面或某个事务的一系列行为价值规定的统称。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围绕价值理性而设立的，它也包括若干要素，即道德设计的方法、道德传释的方法、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评价的方法、道德调控的方法、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选择的方法、道德研究的方法，等等。上述概念中须略加解释的是：所谓道德设计，是指对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的设计；所谓道德传释，是指对道德规定的传播、解释、宣传之类；所谓道德调控，则是指让大众如何能遵守道德的各种社会化手段。

第二步是对构成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各种要素分别进行考察、梳理，看其是些什么，有些什么。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操作理性部分的考察和梳理，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基本问题：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下的传统道德是由谁设计的？是权威、精英还是大众？是怎样被设计的？采用的是些什么方法？

传统道德是由谁传播、解释的？是怎样被传播解释的？其方式方法有哪些？

传统道德教育是由谁负责的？包括哪些内容、环节、渠道？

传统道德评价是由谁承担的？是组织化的评价 还是非组织化的评价、抑或兼而有之？评价方法有哪些形式？

传统道德的调控机制是何结构？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调控方法？又是怎样利用社会赏罚机制的？

传统道德修养和传统道德选择的目的、内容和标准、指标是什么？都有哪些方式方法？

传统道德研究是怎样进行的？都研究了些什么问题？

等等。

同时，还要考察以上各种传统做法得以成立的条件又是什么？

对上述各类基本问题的研究，全都可以分别地单独进行，也不必讲究什么先后次序，而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价值理性部分的考察与梳理则最好从道德准则开始，其道理是道德准则明晰具体，查有出处，不存歧义，而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则较为抽象。因此，只有当我们弄清不计其数的传统道德准则可分为哪些类型？各类型规范的代表性表述是哪些？其含义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之后，才便于进一步弄清传统道德范畴和传统道德原则有哪些？各有何含义等问题。

第三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经考察梳理的各要素及其各个具体成分进行评价。

研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当今道德建设所用。就道德建设而言，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等价值理性是其实质、目的，而道德设计、道德传释、道德教育、道德评价、道德调控和道德研究等操作理性则是其方法、手段。操作理性既然只是方法、手段，只是纯粹的工具，自然可用于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理性，因而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在价值评价上无所谓好坏善恶，而只有是否有效和效力大小的问题。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则不同，它们作为人的行为和品质的价值规定，首先就面临着是好是坏、是善是恶的拷问。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对操作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和对价值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在方法上是要有所不同的。

对操作理性部分中某项具体成分即某种具体方法的评价，首先是将其与现行的同类方法进行比较，看其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还是已被尘封的方法。如果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那就可以根据现代已有实践的结果来评价其效用如何，并根据评价的结果对之做出是留是弃的决定。如果是尘封已久的方法，则不妨启封一试，试后再根据其结果做出是否有效及效力大小的评价，以决定对它的弃留。比如“三字经”，原是古人进行道德传释的一种具体方法，后被废置，前些年经广东等地换以新的内容重新启用，证明效果不错。由此可知，这种道德传释方法属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可以为今所用。

对价值理性中各种具体成分即各种道德准则的评价，则首先需要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因为若无评价标准，道德准则的好坏优劣便无从谈起。评价标准不统一，则无法达成社会共识。而事关公众利益的道德规定若无社会共识支持，也就不具有被普遍推广的可能和潜力。一个特定社会的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应与该社会择定的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同义的。如今市场经济既然已是国人的共同选择，那么市场经济社会所固有的终极价值目标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评价各种事物及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标准。市场经济之所以终被采纳，是因为它具有经实践证明迄今为止其他各种经济类型社会所无可匹敌的效率优势或效益优势，亦即所谓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优势，所以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大终极价值目标就是效率。与之同序列的还有自由、和谐。自由是效率的前提。市场经济是通过大幅度拓展个人自由选择的领域，使个人在获得空前多的发挥其潜能天赋的机会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和谐是效率的保证。以竞争实现社会资源或社会利益的初次分配，是市场经济特有的激励机制，这一机制必须按照可使所有竞者地位平等、机会均等的和谐原则来设计建构，方能实现其对每个人都起作用的最佳激励效果，从而实现社会高效率。和谐，作为任何类型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市场经济社会所必备的终极价值目标，它在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殊意义是：在竞争中减少内耗，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在分配中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评价标准既定，评价的操作化便变得可行。简略说来，就是用效率、自由与和谐这三项基本价值标准对传统道德价值理性的各种具体成分，或某个道德准则、某个道德范畴、某个道德原则进行评估。经评估，凡是与三大价值标准相符的，就是好的善的，否则就是坏的恶的。不过大量的实际评估肯定远比上述过程复杂。一个原因是对某些极其表层、具象的道德规范，往往并不好直接用三大标准进行衡量，而是需要由基本标准再派生更具体的价值标准、或经多层推论方能做出最后评价。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用三大价值标准评价某一道德成分，有时可能会出现结论不一的情况，如“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条规范⑥，虽符合和谐标准，却不符合效率标准，这时就需要动用深入的理性分析并根据二者利弊大小的权衡计算来决定了。

第四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

经评价证明是好的那些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不论它们是属于操作理性的还是价值理性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或最有效的，因而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同类型的伦理文化因子，既包括古代其他非儒家伦理文化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也包括当代世界各民族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放到一起加以比较权衡，只有在这种最广泛的比较权衡中被进一步证明为最适用或至少同等适用于市场经济社会的那种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才是真正值得被我们在今天加以弘扬的。

第五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形式上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这个步骤是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附加步骤而不是必须的步骤。无论是在评价抑或鉴别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许多传统儒家伦理成分，仅就其形式而言还是颇有效力的，它们符合民族的表达习惯，易于传播，只是内容陈腐了。如果我们能保留其形式，换其内容，就不难使其恢复生命力。改装工作大致可归为两类。其一是对仁、义、礼、智、信、勇、忠、恕、孝、和等传统儒家道德范畴的原有含义先予倾倒，然后注入符合现代社会价值的内容和解说。其二是对某些大众耳熟能详的传统儒家道德准则重新加以诠释。譬如“知足常乐”，倘若我们仅将其限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或消费生活，而不是原来包括事业在内的所有个人生活领域，那它就仍是一条明智而达观的好规范，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益。

总之，我们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有按以上五个步骤进行剥离筛选，才能切实地实现对它的取精今用。

【 注 释 】

①《论语・卫灵公》。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里仁》。

④《孟子・告子上》。

第13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第14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人；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寻求心理医师的帮助，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其实，还有其它的途径――那就是从中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思想中去寻找。因为这五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凝聚着太多我们祖先对人类心理健康思考的辛勤与智慧的汗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许多积极的成分，都可以成为预防和医治现代人心理疾患的良药。

1、仁者爱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现代心理学把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看成是人的心理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并且把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否作为判断心理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

在现代市场化、商业化社会中，个人身心失衡失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隔膜、疏离。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对医治这种现代冷漠病不能不说是一剂良方。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尊老爱幼，“仁”从孝悌开始，儒家的“仁爱”就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直接引申出来的，家庭中的亲爱，是人最早形成的爱心。而亲情之爱又孕育了对他人的爱心，爱人就是爱亲之心的外展与扩充，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说要把别人视同自己的亲人一样来爱护。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儒家“仁者爱人”的精义，这是反映孔子伟大人格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其中推己及人的人性光辉照耀着华夏大地。它体现的是在人际交往中以宽广的胸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当然，要辨证的看待这个“仁爱”，儒家讲仁爱并不赞同无差别、无原则的爱一切人，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的标准即礼。爱人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的价值的积极肯定，而不是对其消极内容的容忍。爱人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不是追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2、中庸之道：保持心理平衡

保持心理平衡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儒家的“中庸之道”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平衡思想。它包含着保持内心世界动态平衡的深刻内涵，何谓中庸?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道在心理平衡问题上是指人的内心世界在阴阳两极上不至于有所偏倚，或过或不及。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这里的“时中”，按朱熹的解释即为“能随时以处中也”，意思是君子能把握自己的内心世界，控制调节自己对外界各种刺激的心理体验，使内心居于平和状态；而小人则不然，对外界刺激表现出过激的反应。正是因为这种中庸平和的心态，孔子生当乱世，不管遭遇如何变化，始终心理平衡，“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中庸”，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适度”。这是明智之人对待人生的态度。“中庸之道”对于调节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规范道德行为，争取人生成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适度的自信是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过了就是自负，不及就是自卑；对待挫折，适度的痛苦是进步的动力，过于痛苦就会丧失意志难以自拔，而毫无痛苦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所以说要在事业中处于不败之地，就要保持“中”的心态，积极求生存，努力求发展。

3、淡泊明志：人生不为名利所累

欲望是人生命活动的自然原动力，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欲望不能满足，就会产生心理问题、心理疾病。而对物欲的过度追求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也是心理上不健康的表现。因此正确引导人们追求精神上的快乐有助于化解心理冲突，使人的心理能量得到有效释放。对此儒家文化中有我们可借鉴的财产。

儒家文化认为：“仁”是每个人都有的善良本性，追求仁义道德的人，他可以从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永恒的快乐。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足见他求道的迫切和重视。孔子把信仰表现在行为上，把操守表现在实践中，一生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这恐怕是当代人最缺乏的品格。

孔子提倡“安贫乐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意思是说，孔子勉励人要注重人生理想的追求，而不要在意物质生活的粗劣。君子可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颜回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子路穿着破袍子，和穿着貉袍的人站在一起，心中一点也不觉得丢脸。他们都是“志于道”的人，所以即使生活清苦困顿也自得其乐。这些思想对于现代人的心理健康极具借鉴价值。如果现代人追求财富的欲望能从这种淡泊名利的心态中有所节制的话，这个社会会更加和谐与健康。

4、躬自厚而薄贵于人：修身正己，塑造健康的心理人格

从心理辅导的实践经验来看，不能正确地认识自我，不能正确地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往往是产生烦恼、孤独、焦虑等心理障碍的重要原因。儒家强调修身养性，他认为人要悦纳自己但更要宽容别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他人不可求全责备，对自身却要严格要求，这样的话就可以远离怨恨。儒家的修行虽不注重个性的培养，但是却强调个人奋斗的非凡意义。由于“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所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既能问心无愧，又能规避怨恨。

正确的认识自我是形成健康心理人格的前提。孔子认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人行，必有我师也”，人贵有自知之明，自明，然后能明人。然后，要不断完善自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避己所短，扬己所长，才能对自己的人生坐标进行准确定位。再者，当别人不了解我的才干，以致我怀才不遇，但我仍能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不因此而怨叹时运不济，这种心态无疑正是儒家理想人格――君子的表征。这样以积极的心理战胜消极的心理，以正性情绪代替负性情绪，从而塑造健康的心理人格，保持身心健康。

5、结　语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精神血液中，积淀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心理和行为习惯。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定势，常常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当然，产生于两千多年以前的儒家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因此正确的态度是披沙拣金，让我们汲取儒家文化人生哲学中的心理健康智慧，善待自己，安抚心灵。

参考文献：

[1]常桦，左手孔子右手老子[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第15篇

关键词：多元化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人力资源

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使得企业出现很多多元化职工，在有的企业里多元化职工甚至成为了企业用工的主体。即使在国有企业中，随着企业的改革，多元化职工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如何做好这些多元化职工的稳定工作，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与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更是每一个企业管理者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做好多元化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关爱多元化职工，使他们感觉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

在企业里，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把有编制的职工和多元化职工平等对待，一视同仁，甚至在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的时候给多元化职工多一份关爱。在我们公司，多元化职工享受的待遇除了工资稍微低点，其余的待遇完全相同，这一点让多元化职工们感觉到很欣慰、很公平。平时企业应该多关心他们的健康、心态等各个方面。在节假日的时候更要突出对他们的关心，奖金和其他待遇绝对要一视同仁，否则特别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多元化职工的工资待遇本来就比有编制的职工低，如果其他的方面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那么他们的心态肯定不平衡，工作积极性也会大打折扣，企业的就会存在不稳定因素。

（二）尊重多元化职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企业应该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保障多元化职工与正式职工共享劳动成果。凡是先进生产者、特殊贡献者以及质量、安全和设备管理方面有成绩的职工统一按照公司规定进行奖励，而不论他们是正式职工还是多元化职工。这样做将会进一步提高多元化职工的积极性。

实践证明，把多元化职工当成自己人，多元化职工就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那种认为多元化职工好管理、不行就走人的做法是不对的，至于他们的言行不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分析，要看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工作中没有努力，还是努力了没有干好。不要动不动就用“不好好干，我就开了你”训斥他们，禁止说伤情话。平时多元化职工过生日，企业可以采取送蛋糕、炒几个菜等方式进行祝贺，加深员工对企业的感情。针对多元化职工多为年轻人的特点，逢年过节可以组织爬山、猜谜语和聚餐，使他们感觉的企业这个大团队的温暖。

（三）帮助多元化职工，增强他们的创造力

一个没有创造新能力的企业是一个没有前景的企业，通过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员工进行创新是企业的必修课。海尔集团就是采用多种渠道对员工的创新进行激励。在海尔集团，凡是企业员工的发明创造就用这个员工的名字进行命名。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员工们创造的积极性。多元化职工年轻人居多，思维活跃，很创新的潜力，企业应该多他们进行鼓励，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二、加强对多元化职工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

（一）加强职业技能教育

企业应该经常对多元化职工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顺利实现由多元职工向正式职工的转化。任何企业都是由设备与具有多种知识、技术、能力、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人组成的，设备没有人来使用便毫无作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依赖生产中的技术装备及生产组织水平，而且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人力素质永远是企业管理、企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和命运。技能培训工作任重而道远，企业应不断探索职工技能培训工作新思想新方法，适应新形式，为创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企业而不懈努力。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实施“科教兴”战略，全面提高职工尤其是多元化职工的素质，切实加强培养人才的领导，做到数量和质量并重，创造一个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新局面。

更新人才观念，尊重爱护人才。人才范围是广泛的、有层次的，认为只有高层次的专家才是人才的思想是片面的。企业不但需要一支高级专门人才的队伍，也需要一大批具有一技之长和创造意识的中、初级人才。只有具备多层次、高素质、数量足够的人才队伍，才能形成强大动力。因此，要树立“多维型”人才观，要树立人才是最宝贵财富的观念，注意发现人才、发掘人才，尊重爱护各种层次、类型的人才，充分发挥多元化职工的创造性，创造一个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

加强教育投入，拓宽人才培养渠道。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现代教育应是大教育，它决不仅仅囿限于正规的一次性学校教育。大教育培养人才是全时空的，它是多形式、多途径、终身性的全方位培养人才的教育，是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学习和成才提供充分条件和机会的教育。在加强学历教育的同时，努力发展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提高多元化职工的文化素养要通过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业务本领，走自学成才之路，用先进文化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修养，并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在期限内，达到某种文化层次的要求，有条件的还要加大奖金的投入，组织开展他们业余读书学习活动、演讲比赛、成立读书写作小组、创办职工图书阅览室、订立各种可读性强，能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报刊杂志，让他们在寓教于乐之中得到文化知识的熏陶。真正培养一支世纪需要的基础扎实、素质全面、能力强、具有较强适应性和创造力的人才队伍，提高多元化职工的整体素质，造就一支结构合理、品德高尚、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二）加强文化、道德教育

如何使企业的职工教育更好的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为工厂生产经营、技术进步服务，为产品进入市场服务，为巩固发展集团经济服务，为提高职工素质服务，这是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对企业职工教育提出的新课题。为此，企业在职工教育管理体制、企业职工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服务内容及企业职工教育培训方法等方面必须做好充分的工作。企业职工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总体结构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因为职工道德教育不规范，给企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职业道德作为企业行为规范，形成过程是靠人们自己内心信念和外部压力来自律建立起来的，既要有自身产生的正确思想信念的自律作用，也要有外界的影响力的他律的作用，才能达到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从而有利于社会、企业的和谐发展。

要完善企业职工道德教育培训。思想引路，教育先行，思想支配行动。要落实相关的职能部门，强化专门的培训机构，运用社会上的各种教育资源，加强师资力量，结合实际，定期对企业多元化职工实施全过程道德教育，从职业道德教育、素质教育、安全教育、文化教育、岗位技能教育等方面进行强化扶持，同时加大支持力度。

要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建立职业道德教育制度，将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与职工切身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使提高自身职业道德水平成为职工的自觉要求。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的集中培训。通过对职工进行“五爱”教育，引导多元化职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念；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培养团队精神；进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引导多元化职工做合格的企业主人。

寓职业道德教育于各项活动中。组织多元化职工制定、讨论、修改本单位的职业道德规范，使他们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同时，对自己制定的规范遵守起来更自觉；开展大讨论活动，组织职工对照规范寻找差距，利用板报、宣传栏、简报、召开先进事迹报告会等阵地和形式，营造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氛围。

（三）进行纪律和法制教育

进行纪律和法制教育，是多元化职工的必修课，通过法制教育，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法制观念，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职工。

三、有效沟通，做好保障

作为企业中重要一分子的人力资源，我们应该针对多元化职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解决问题，使多元化职工这一资源为企业创造最大的价值。

（一）有效及时的沟通

有效的沟通能够使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将适当的信息，用适当的方法，传递给适当的人，从而形成一个健全、迅速、有效的信息传递系统，以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在企业内部沟通方面，生产计划部门应当对多元化职工的需求及时有效的传达给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员，以便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企业需要的人。在生产计划改变需紧急用工时应缩短信息传递链，拓宽沟通渠道，几种沟通渠道并用。如生产计划部的负责人将信息同时传达给部门经理及人力资源部劳动调配主管。保证人力资源部门在第一时间知道生产计划的变动所造成的多元化职工数量岗位的变动。

（二）完善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

优秀的企业从来不把经营的着眼点停留在狭隘的利润目标上，而是把社会贡献与社会责任视为企业的崇高目标。不签定劳动合同固然可以避免责任，也方便随时辞退，但这不只是违反法律，同时也对企业本身不利。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当劳动合同对企业没有约束作用的同时，对多元化职工也没有约束作用。另外，不依法办事，将直接影响企业形象。所以企业与多元职工应该依法签定劳动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双方的职责和权利以及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有利于约束员工的行为，增强其责任感，并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口碑。

（三）建立完整的多元职工招聘系统

首先，建立多元化职工人力资源库。对资源库中的人力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类，建立在本企业工作过的多元化职工的电子档案，对其在企业所任岗位、家庭住址及联系方式、年龄、复工意愿、在工作中的表现等进行分析并按一定的方式分类。在企业需要多元化职工时可以直接从多元化职工人力资源库中查询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避免了人员招聘不足，新手对岗位不熟悉，以及招到不符合企业要求的人员等风险。

其次，建立多元化职工需求预测系统。各个管理部门根据以往的经验，或由企业下属的各个部门和基层单位，据各自的生产任务状况、技术设备状况和人员配置状况对本部门的多元化职工需求进行初步预测，在此基础上，人力资源部再对照预测的数据和结果进行分析和处理，最终形成不同时期企业多元化职工需求的总体预测。这有利于为企业用工做好充足准备，避免了需要大规模使用多元化职工的唐突性，同时能够及时的发现企业人员配置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总体规划，充分开发企业人力资源，进行人员调配，实现人岗匹配、有效的定岗定员，最终实现企业人力资源配置最优化。

再次，招聘多元化职工时应严格录用并进行岗前培训。

首先，要认真分析招聘的多元化职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数量、性别、健康状况、学历、技能、经验价值观等。严格依据所提出的条件招聘，在基本条件合格后进行岗前培训，包括对安全意识、薪酬福利制度、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以及基本的工作技能的培训，同时这也是一个人员选拔的过程，对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与可塑性差者一律不录用。有效的岗前培训能使企业制度深入人心，便于日后对于多元化职工的管理。同时使多元化职工与企业文化相融合，有利于增强多元化职工的企业归属感。

四、结语

在多元化职工管理中存在着用工不慎，管理不科学等一系列问题，这给多元化职工管理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然而多元化职工在企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很多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原则不愿为多元化职工付出太多的成本，认为多元化职工创造不了太多的价值。这种观念是狭隘的，没有考虑到如果企业通过科学的管理与激励所能开发的多元化职工的潜在生产力。多元化职工同样有需求、有目标，同样需要社会和企业的关注和激励，所以多元化职工的管理不能临时，企业管理层应该根据企业各自的具体情况，规范多元化职工管理，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与激励措施，让多元化职工成为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的人力资源。总之，做好企业多元化职工的稳定工作，使企业稳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充分体现企业以人为本经营理念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对国有企业改制中有关问题的思考，辛子建，北京物资流通,2006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