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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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文化视窗；新模块教学；多元智能化教学
一、前言
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之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文仲教授在200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研讨会》上指出：“外语专业毕业生人文基础很差，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弱；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对中国文化了解更少。”（胡文仲、孙有中，2008：141）“英语专业怎么办？”办法之一是在英语文学课上做文化导入，以“少而精”（孙有中，2008：前言）的原则以多元智能的文化补白、文化嵌入、文化丛和文化高地的方法进行文学教学的文化导入来“医治”罹患：“思辨缺席证”（黄源深，1999）的“英国病人”，解决我们的学生“没文化”的问题。（孙有中，2008：110）的问题。下面是以文化内容为依托的部分文学课表。
二、新教学模块
Table 1 Curriculum／（课表）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何其莘教授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学习英美文学主要是提高学生理解语言的能力……特别是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者加）要特别注意语言背后的东西。教学中，老师的教材选择不固定。1.文化嵌入：以莎士比亚的课程内容为例。十四行诗第18首的“sum-mer”和“夏天”文化区别作文化嵌入。2.文化补白：《哈姆莱特》中俄狄浦斯情节可以用文化补白。3.文化丛：《威尼斯商人》中犹太教的历史用文化丛并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吝啬鬼”夏洛克。4.文化碰撞：雪莱的《西风颂》里的“west wind”在汉语里是贬义，让学生进行文化讨论。5.文化高地：把文学中与文化有关的有争议的内容进行文化补白／嵌入／文化丛的新模块教学，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18首中的summer译成夏天有争议。这是中英地理位置的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所以产生碰撞的翻译值得学生深思。
在讲杰克伦敦的作品《马丁·伊登》时老师用文化补白的形式把中国文化老庄的“不得已”与美国的首创精神进行文化嵌入然后进行比较，之后再加入他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和《生火》，然后对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智力较量等哲学内容置于精神高地进行文化补白。《马丁·伊登》这一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不愿下课。两周后，老师在课上问学生：哪种文学课你们最喜欢？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从此文化视窗里的文学景象以文学课上的文化介入的教法诞生了。教师挖掘出了多维度的文学教学文化介入的方法让学生耳目一新。从论文写作和收集的数据来看，学生的思辨能力确实有了提高，打通中西文化初见成效。
三、数据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的权威性，问卷采用北外胡文仲教授的问卷模板，稍加修改。问卷班级为2007级9-14班非师学生。有效问卷116份。
从表2中看出通过文化视角下的文学讲课，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了。73.3％的同学发现有文化冲突。93.1％的同学认为有必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66％的同学感到文化错误让他们最不舒服；而59.4％的学生认为多数的文化错误出现在书面语言中；在问到《马丁·伊登》和《热爱生命》这两课的效果时，居前三位的是A.有趣，B.新鲜，C.获得更多本国文化知识。关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表4中居首位的是阅读文学作品占38.7％，其次是与外国人交谈占26.7％，学生在校园里有许多机会和外籍学生交流。表2从学生反映语言交流的错误显示，居首位占66％是文化错误，远远高于其他各项。从这一点看出我们给学生开的人文通识教育的课程太少。通过文学教学文化介入的新模式教学实验学生认识到可以通过文学阅读吸收中西方文化知识来提高它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是一个不小的教学飞跃。
第2篇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
第3篇
“新批评”作为最先进的西方文论之一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语言意识的转变。瑞恰慈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中，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对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是因，语言是果，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而语言又可分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文学语言是用以唤起某种情感的，是情感语言；科学语言是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是符号语言。瑞恰慈的语言观使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认识的轻慢。中国古代文论早有言意之辩，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还是本体成为言意之辩的核心话题。中国传统载体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没有独立价值。古典诗学的儒道佛三家，虽信奉的本体论各异，语言观却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语言只是文学的载体。儒家的“诗言志”、孔子的“辞达”说，都认为文学语言是言志、载道的工具，是文学的载体。庄子也提出，载意之言与捉兔之网、捕鱼之笱性质相同，作用一致，语言无非是获取意义的手段和工具，意义才是目的。一旦获取意义，达到目的，作为工具的语言便毫无用处，可以被忘却，这就是所谓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禅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当头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执于语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废弃语言才能悟道。这种对言意关系的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载体论的语言观是反映论和表现论的基础。反映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表现论认为，文学语言是表现作家和人物内心的载体，语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人物内心的任务，就可以被遗忘了。这种批评方式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语言的载体性能，而没有认识到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特性”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语言意识的薄弱，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重重阻碍，也使得人们的思想交锋陷入困境。“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文论多是思想意识的辩论，而较少关注于语言意识的准确表达。“新批评”的引入，促使中国学者重新思考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更为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响下，李安宅开始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深入探索文学语言的意义，开始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他在《意义学》一书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觉，然后才有系统的研究，普遍的进步。涌现于现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种族意识，性的意识等，正不妨添上一个‘字的意识’或‘语言意识’。”李安宅意识到了语言意识长久的沉默状态，主张唤起文学研究的语言意识：“研究语言、分析语言、改良语言，使它成为我们的随手工具，没有人为物役的毛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2］11由此可见，对于语言意识的重新认识和呼唤语言的自觉，成了李安宅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警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的轻慢与回避，也进一步宣扬了语言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热情地回应了李安宅关于语言意识自觉的呼唤。瑞恰慈在华执教期间，体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于“科学”的热情。但他认为，“科学”的实质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一种以语言意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需要科学，并不像现在许多人觉得那样，以为科学是什么把戏，实在因为科学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他认识到，中西语言观念是存在差异的，“在西洋，则对于语言作用的见解，不管是公开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们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两千多年”。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的历史里面，对于语言的结构与种类，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种类不同的作用，都没有发展成固定的理论”。瑞恰慈指出中西语言观念的差异源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西方在语言意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科学精神的完善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语言意识是科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必须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关注语言研究，强化语言意识，才能构建现代科学精神，才能真正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新批评”的语言观是西方众多语言理论中的一种，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新批评”采取理性的态度考察思想脉络，研究语言内涵，建构科学认知方式，这无疑是唤醒“语言自觉”的第一声春雷，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有益补充。当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的自觉”还是比较模糊的，由于“新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异质性，使得“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内有国内战争，外有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时期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由“先进”的欧洲文论转向了苏俄文论，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苏俄文论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所唤起的“语言的自觉”，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转向，是文学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语言意识的觉醒也为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表现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复杂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这是从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的必经之途。对于文学语言本体的重视也就意味着对文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内容的刻意疏离，这为中国文学批评铺陈了一条不同于社会政治历史传统的诗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掀起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一文学批评盛事进一步证实了文学语言本体论建构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三、价值重建：后现代语境下价值判断的重建
第4篇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
第5篇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二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三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第6篇
化学论文2200字(一)：化学分析中误差的影响因素及处理措施研究论文
摘要：化学分析是一个通过化学实验来测定某一个物质化学成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验人员会利用化学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等进行操作，并得出最终的化学分析数据结果。化学分析中误差是常见的，本文就导致误差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控制误差进行有效处理展开了研究。以期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给同行业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学分析；误差；影响因素
0引言
化学分析是十分繁琐的，经过多个步骤的分析与计算才能得出最终的数据结果。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分析方法、试验器具、实验坏境与条件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导致分析误差的出现。
1化学分析中的误差主要包括哪些种类
1.1过失误差
过失误差也被称为粗差，这种化学分析误差的存在是由于工作人员在化学实验与分析的过程出现失误导致的。常见的过失误差包括加错化学试剂、读错刻度或者用错实验仪器，这些都属于不规范操作，因此所产生的实验数据是无效的。过失误差通常都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受到的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化学分析中这种误差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化学实验操作与分析人员只要在操作时严格按照实验规定流程与操作标准来实施，通过科学严谨的操作就可以避免这一误差的出现。
1.2系统误差
化学实验分析中的系统误差具有单向性与重复性的特点，就是在同等条件下连续多次进行反复实验测定依然会出现误差。并且这种误差不是偏高就是偏低，所出现的正负差值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是由于某一个固定的因素导致了实验系统出现了误差。
化学实验系统误差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方法误差、人为误差以及辅助品误差三种。其中方法误差指的是化学实驗的方法科学性不足，在化学反应的过程中，由于实验是间断性来实施的，或者实验所进行的空间不同以及指示剂选择等造成了误差的出现。人为误差指的是化学实验的过程中，由于实验人员的操作不规范或未按照标准流程来操作，导致了实验结果的数据与正确数据之间出现的偏差。辅助品的误差往往集中在容器误差、水和试剂误差两大方面，在化学实验的过程中天平、各种容器等都是十分常见的，也往往是必须品，如果实验容器的刻度不准确或者天平的砝码不准确等都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此外，在实验中试剂和水之间的比例误差，或者受其他原因的影响而出现误差。在实际工作中，化学实验分析中的误差由于系统因素所造成的相对较少，并且这些因素是可以进行检定与校正的。
1.3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其所测定的结果会在某一个范围内进行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无规律可循的。误差的正负、大小等都不能准确测量，每次测量出现的结果都是不同的，这一误差也往往是化学实验中不可避免的误差。
在化学实验与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所处外部环境的温度、湿度差异，导致了实验结果的偏差，另外空气中的压强不同也会出现实验结果误差。这些因素具有偶然性、随机性，很难对导致误差的具体原因进行准确判断。如果需要找到其中的原因，就需要展开多次测定，从实验的数据中分析其规律，进行一些平均数测定之后，随机误差才有可能降低。但是随机误差是不可能避免的。
2面对化学分析中的误差应当如何有效处理
2.1分析实验室质量控制的措施
要减少甚至避免在化学实验中出现误差分析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专业的知识与技术，对实验所用仪器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与维护，给化学实验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其次通过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化学实验质量控制，要建立实验分析控制程序、常规质量控制技术并进行各类质量控制技术的对比。不同的应用目的应当采用不同的质量控制技术，要保证整个化学实验与分析过程都在有效的质量控制范围之内。一个给定系统对化学实验测试数据质量是有一定要的，要求其在某一个限度范围之内，这一限度简单而言就是所得数据其要达到的准确度与精密度。为了有效的达到这一要求，确保实验测试的结果达到经精准度标准，就应当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2.2分析实验室应有良好的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得在实验测试过程中出现的系统误差、过失误差以及随机误差等尽可能的减少，在预期估计的范围内。化学分析质量保证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在取样、实验结果的计算、最总结果的分析等各个环节中都采用相关措施来减少误差，以对质量进行控制。其二，采用有效的方法对化学分析结果的质量进行检验或评价，要及时发现化学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化学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化学分析的数据要具有准确度、精密度、完整性以及可比性，才能称之为可靠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也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法律效力。
2.3加强实验室间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间的误差控制通常是第三方来完成的，这第三方是有丰富工作经验与专业技术的组织，其可以对各个实验室以及化学分析工作人员进行质量考查。这一考查可以定期组织开展，也可以采用随机抽查的形式进行，一般这项工作是由上级领导部门发放标准试样，然后再在各个实验室之间进行数据对比分析。质控样书随机考核的方式也是十分常见的，通过这一方式将实际试样考核，检查各个实验室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以及是否存在和系统误差、检查分析误差等，判定分析结果是否有效。
3结论
综上所述，在化学分析中误差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消灭的，但是应当将这一误差控制在能够允许的范围内，保证这一误差不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影响化学分析误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实验室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保证以及实验间质量控制三个方面来控制化学分析误差。
化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探析论文
摘要：在高校实验室中，会产生很多化学废弃物，若不对其进行有效处理，容易造成污染环境等问题。本文简单的对高校化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特点开展分析，明确其具有易爆性、易燃性等特征。并重点对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探究，如有机废弃液的处理方式、无机废弃液处理方式等，以期能够对高校实验室化学废物进行正确的处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对环境的良好保护，为关注此类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学废弃物；有机废液；无机废液；高校实验室；处理方式
0引言
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绿色、低碳、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为了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我国已经将实验室污染纳入到环境监管范围内，力图实现对实验室废弃物排放的有效控制。因此，在新时期，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处理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高校化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特点
腐蚀性、易燃性、感染性、易爆性、反应性是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主要特点。可见，其危险特性显著，若不对其进行科学处理，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降低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在开展化学实验时，应该明确危险化学废物的特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2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
2.1有机废液的处理方式
在此废液中，存在大量的有机溶剂，其具有较大的毒性，若是采用直接排放的方式，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针对于有机废液，其大部分是能够回收利用的。
2.1.1含苯废液的处理
此废液可回收和再利用。在对含苯废液进行处理过程中，也可借助焚烧方式进行处理。例如，可将其放置在铁器内，然后进行点燃。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火灾事故发生，应该在室外较为空旷的地方进行焚烧，并且相关处理人员应该处于上风向，对整个燃烧过程需要进行全过程监督，避免引发重大事故。
2.1.2含酚废液的处理
含酚废液主要分为高浓度废液和低浓度废液两种，浓度不同所采用的处理方法也具有差异性。针对前者而言，首先可借助乙酸丁酯萃取；其次通过氢氧化钠溶液反萃取；最后，在对其PH值进行科学合理调节的基础上，可开展重蒸馏回收与利用工作。针对于后者而言，可借助漂白粉，或者次氯酸钠，促使酚进行氧化，进而以一般有机液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例如，将漂白粉加入含酚的废液中，可将其氧化为邻苯二醌，进而采用一般有机液处理形式。
2.2无机废液的处理方式
2.2.1含砷废液的处理
在将消石灰加入其中的基础上，开展PH值的调节，促使其在9左右，进而生成亚砷酸钙，或者生成砷酸钙，在此工序完成后需要将FeCl3加入其中，这样可生成Fe（OH）3，可实现一定的沉淀效果，从而达到消除废液中砷的目的。另外，在PH值调节环节中，若是将其调节到10以上时，其虽然不会生成Ca3（AsO3）2，但是可以将Na2S加入其中，通过反应可生成硫化物沉淀，此方式也可实现较好的处理效果。
2.2.2含汞废液的处理
在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中，因为汞通常是以Hg2+或Hg22+离子存，所以相对而言其毒性是比较大的。若是在某些微生物的作用下，其毒性也会随之加大。要想对含汞废液进行有效的处理，需要借助硫化物汞沉淀方式加以处理。具体而言，对其废液的PH值进行相应的调节，此过程需要使用Na2CO3，一般情况下应该调到8到9之间，确保其PH值在规定范围内后，应该将Na2S加入进去，此环节确保其用量足够，以便促使其生成HgS。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入相应的汞沉淀剂。例如，FeSO4·7H2O，进行清液排放，然后借助混凝剂对其残渣进行固化处理，为汞回收做准备，实现统一处置。
相对于无机汞而言，有机汞的废水的毒性大一些，所以应该进一步强化对其的处理。在该过程中，不仅需要加入百分之六的KMnO4水溶液，而且还应该将适量的浓硝酸加入其中，当KMnO4水溶液颜色逐渐消失后，可采取降温的措施，在其温度达到六十摄氏度以下的情况下，可将一定量的KMnO4溶液加入进去，对汞产生一定的消化作用，当生成Hg2+离子时，需采取上述措施进行处理。
2.2.3含铬废液的處理
在含铬废液中，含六价铬废液毒性最大，加大了废弃物处理难度。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最关键环节是对其毒性进行消除。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为：将Cr6+转化为Cr（OH）3，通过此方式有助于将含六价铬废液毒性消除。重要步骤有以下几个，一是在酸性的环境中，将废铁屑、亚硫酸氢钠等还原剂加入废水中；二是在Cr6+还原为Cr3+的基础之上，可加入碱；三是开展PH值的调节工作，促使Cr（OH）3沉淀；四是进行脱水干燥处理，将其与煤粉、煤渣进行焙烧；五是对铬渣开展合理的处理，完成此环节后可进行填埋。
第7篇
论文关键词：杨义；现代文学；文化意识；文学与文化的贯通
给文化下个很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抽象的存在，一切只能相对而言。广义说来，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财富。定义本身的弹性特征使人们可根据具体情形交替使用它。美国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研究》中说：“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是就广义的文化而言的，这样说来，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文化。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经常运用的是它的狭义概念，它更偏重于精神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正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是无所不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学，便当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光顾”，并且从整体上来看，文学不仅融入了文化因子，而且本身就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不得不顾及到文化，因此，文学批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文化批评。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文化往往和文学艺术等一样是平行并列着的，都作为专门的学科而存在，有文学研究，也有文化研究，各有侧重和分工。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本文所拟定的“文学一文化的贯通批评”才能产生相应的意义。
作为一名当代学者，杨义首先是博学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代文学，并从鲁迅研究起步。可他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打通了各个时期文学界线，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并且还从文学史到叙事学方向，他都有极好的造诣。1998年到]999年之间九卷本《杨义文存》的出版就是他广博治学的最佳印证。在第九卷《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中，杨义根据自己独具个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学术研究中的开放性、拓展性和贯通性。他打通了现代、近代和古代的界线，进人了寻找中国大文学的整体思考之中。其次，他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敏锐的文化意识和宏观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型学者，在具体文学研究中，他往往从文化角度着眼考察，追溯挖掘文学的文化原因、文化内涵、文化取向、文化类型、文化品质等文化渊源。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他从不同的文化视点出发去诠释中国小说，从而获得了另一个较开阔的研究空间。
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小说史研究与文化意识》中，杨义从总体上阐明了他本人在对20世纪小说进行研究时的着眼点，也就是“着重从文化角度审视它的运动过程”。他认为，“文化意识乃是对小说进行深层多维研究的通观意识”，所谓“通观”，即打破狭隘的单一的研究视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以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研究视角为主，来自文化层面的认识较单薄，还未形成文化的惯性思维，因此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关于这方面的涉及都不够。相比之下，杨义无疑是倡导文学一文化批评较有力的一位。他在上述专著中，就明确了研究的总主题和大方向，即论述20世纪小说发展的文化轨迹和它的文化脉络。
杨义由鲁迅研究开始了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他最初选择鲁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从一个人去看一个时代一部历史。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曾处于时代的十字路口，因此他也曾经历了时代转型期必然要遭遇的来自不同观念层面的冲突碰撞，当然包括文化层面的，从他的笔端，人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复杂的文化心态。意识到了鲁迅这代人的历史处境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杨义曾撰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多是叛逆型破落户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间的留学生，既窥破社会崩溃中的炎凉，又饱尝民族衰老中的忧患，可以说，他们所写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小说，是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传统文化沉积的审美结晶。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识。正是对鲁迅的研究，奠定了杨义后来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也将它作为对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进行考察的一个切人点。
研究鲁迅不能不关注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鲁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传统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间，又能出乎其中，显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迥异于传统的外来文明，所以这种种文化的交织碰撞造就了鲁迅文学中复杂的文化面貌。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外古今一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枢纽的研究”。通过对这一枢纽的研究，从而“解剖这个枢纽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原委与深层意义，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学与文化的交互撞击、错综融汇中的承传和独创、求索和开拓、转型和奠基”。这里，既认识到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重要联系，更把鲁迅文学置于一个“枢纽”的关键位置，鲁迅文学是一座丰碑，融铸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说明了杨义对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自觉运用。具体到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论文《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中，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归纳分类：第一是对国民性的解剖。杨义认为，“解剖国民性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沉积做一次总的清算，从而汰旧立新，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鲁迅始终不渝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苍凉的体验把握，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在鲁迅眼中较为本质性的内容。第二是对封建性的儒家礼制文化进行批判。这也是其文化态度的一个亮点。杨义在这里使用了“礼制文化”一词，较有分寸地说明了鲁迅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着重于其礼制即封建礼教，因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杨义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对劳动文化的肯定，由实干的英雄和复仇的奴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思考．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他认为鲁迅的文化态度并不偏激，鲁迅既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时也重点批判了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面，后者阻碍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调整，使社会发展的步履沉重而缓慢。其中鲁迅对出世离群的道家文化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起死》等几篇都是如此，关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杨义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去考察阐释，得出了时代合理性的结论，他认为，“对我们这个已经柔弱的民族来说，特别是国难当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道家就容易使我们成为人家的砧上之肉，鲁迅对道家的批判，．有明显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针对性”。
如果把以上的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并上升到一个高度去思考，杨义就认为，“鲁迅的文化思维方式足双构的，而非单构的，在‘民族一世界’的双构互补中，建立使一种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运行机制”。可见鲁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化视点，而使之与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发生联系，希望由此架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的风范，这种风范影响着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识的后起之秀。所以，杨义认为，从本质上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驱者。作为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研究者，杨义以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及其文学，反之也可以说．鲁迅及其文学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悟着后代的批评家们。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杨义把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五四”这个关节点上，现代文学同时与中外古今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碰撞，并取得了与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文学地位。在第三章中，杨义又探讨了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认为五四对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革有着根本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实际上足通过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通过先驱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架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桥梁”。“在‘五四’时代，由于借鉴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锐而心灵开放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获得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在变革图强的基本思路下重审本土的传统文化。一种与当代世界气息相通的新的文化逻辑思路，正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观念转变了，作为文化观念载体的文学或者说受文化观念支配的文学自然不能以它旧有的内容和形式继续发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中，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单从这点上就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上看当时的文化和小说的，所以那时有很多理论家都以开阔的眼界力图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属性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宏观眼光，就意味着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自身的不足，借鉴他人的优长，这种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闭的旧模式之内，不再是以旧观旧，而是以新审旧了。西方的文学观是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古”倾向有很大不同，文学进化观肯定了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这种对现时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恢复了小说的尊严，因为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学观的影响下，现代小说终于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也正鉴于此，杨义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着重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小说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这种文学观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观变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且现代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动向，所以，着重从小说人手，是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较好的切人点。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的第三章中，杨义在对“五四”文学观念尤其是“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具体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变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论述悲剧意识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化观念的一面。“他们(新文学作家)用现代的意识观照社会、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历史的荒谬性。在观察时，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中文化意识匮乏的表现。现代文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在对外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进行借鉴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文化的深度。由文学映现文化，由文化反观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学一文化批评思维方式。
再比如，在对女性小说的关注中，杨义也同样是从文化角度着眼。他认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五四’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一项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重大胜利”，“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换种说法，就是“社会文化性别模式的变化”。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和文化心理类型上的某些差异，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在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有诗《自责》为证：“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而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这种封建的文化性别模式有所松动，不仅一些妇女问题在社会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说也多起来，女性文学有所显露，直至五四时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现。这就是女性文学出现的文化契机。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共同创作特色，实质上也是文化性别模式变化的流露，比如她们能紧扣时代思潮，充分反映个性，表现一种外向的社会的要求，就是文化观念使然。
此外杨义在对现代文学中的大家名流进行探究时，也是有意识地从文化角度切人的。在上述专著中，他分别展开篇章撰写了专题“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从文化视角看左翼文坛以及丁玲张天翼”、“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二萧文化素质的差异”、“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等，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个案研究或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杨义之所以在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侧重文化的介入，是基于他这样一个前提认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下的产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五色斑斓的西方文化思潮，都在现代小说家身上打上了各式各样的烙印”。也就是说，他认为现代文学是文化碰撞的直接结果，其中的文化因子特别丰富，在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时，缺少了文化观照，就无从准确把握它的发生和根由。
第8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从文化教育的范畴入手，探讨教师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应该如何进行文化教育。随着国际交往领域多元文化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只注重传授基础知识的教学形式和内容已不能满足学生在未来社会交往中的需求，教师在英语课堂中应通过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理解和积累文化知识的内涵，并不断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批外语教师出国深造，亲身体验到掌握语言不懂得对方文化很难顺利交际的问题；而且语言知识的逐渐普及促使教师更自觉地注意语言的使用环境和场合。近十年来，外语教学的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在教学中增加了对文化差异、文化理论的研究。
1文化差异问题
在校园里只要我们稍一留心就会发现，有些学生尽管英语语音，语法学的不错，说话却往往不得体。例如：上课铃响，教师进教室，学生起立，齐声说：“good morning，teacher.”这在汉语中可以说：“老师好！”“老师早！”，但在这里“老师”不仅是称呼语，还是尊称。在英语中teacher却不可以作为称呼语，也不是尊称，只是一种职业。在英语国家，中、小学生称呼教师一般是在姓前冠以mr.，mrs.或miss.。正如woifson所说：“在与外国人接触当中，讲本国语的人一般能容忍语音和句法错误，相反，对于讲话的规则违反常常被认为是没有礼貌，因为本族人不大会认识到语言学的相对性。”所以说，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扎根于民族之中，并且反映民族的信仰和情感。因此，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那么，在外语教学中，如何深入推广文化教育呢？本文试图从文化教育方面做些探讨。
2文化教育的范畴
首先，不要将汉英词汇一一对等，认为英语词汇在文化内涵、外延上完全等同于汉语。汉英两种语言有着各自不同的词素和语意结构，分别表述不同的概念系统。然而这一点大多数教师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学生尽管用英语同本族人交流，却存在着编码和译码的错位。其次，尽管大多数学生已不在用“no，no. it’s really bad.”来回赞扬之语，然而他们常误认为字表意义相同的汉英语言，其功能也完全相同，尤其对言外之意理解不够透彻。最后，应该给学生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由于学生没有适当相关的背景知识，常表现为阅读速度缓慢，复述时丢三落四或添枝加叶，歪曲原文。
3几种具体的文化教育方法
3.1 开展文化比较活动开展汉英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还必须重视语言运用的是否得当。这无疑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堂教学的方式之一是让学生注意自己的角色，对于语言形式正确而不符合角色或场合的问题应该指出来，使学生逐渐获得“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敏感”。在句型教学中学生容易只顾形式忽略内容，机械地操练，教师尤其需要不断地从旁提醒。
3.2 利用教具充分利用图片、幻灯片、电影、电视等直观教具。例如，讲解house在英美一般指什么样的房子的时候，不如让学生看一幅图片。其次，电影是了解西方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有些是专门介绍社会情况的记录电影，自然十分有用。好的故事片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提供丰富有用的材料。在美国，有的教师使用不同时期的电影使学生对各时期的社会习俗有所了解。电影《卖花女》是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特点和礼仪的一份绝妙教材。教师如能加以适当的指导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同时电影还是观察、研究姿态表情、动作等语言以外的交际手段的十分有用的材料。
3.3 适当地选用辅助教材在教学中用一定比例的国外出版的外语教材，或在自编材料中多用一些“真实材料”。有些英美出版的质量较好的课本采用了不少文化上的差异，有的单列一项，称做“culture comments”，有些对话也是研究文化差异的好材料。所谓真实材料指从实际交际活动中选取的材料，并非编教材的人自己撰写的。
3.4 引导学生自学引导学生在读文学作品或报道时留心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材料。我们的学生能到英美留学，在当地人民中生活较长时间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了解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就是从文学作品和日常新闻报道中来。问题在于如何选择这些阅读材料。如果学生读文学作品只是为了了解故事情节，那就所得甚少了。引导学生在阅读中要注意了解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各阶层关系，各种社会问题，各种深层次的人物性格剖析等方面，从而养成在自学文学作品时探究文化常识的习惯。
4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跨文化交往中，产生不愉快结果的例子比比皆是。这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文化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包括语言行为的方式。这也对英语教学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文化教育是否应列入教学内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应该如何在文化教学中提高交际能力？英语教学的目的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进行认真严格的听、说、读、写的训练基础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教学目的被明确写进了国家教委颁布的英语教学大纲。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关注社会习俗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了解目的语文化中的人们在平常情况下和紧急状况下的行为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言习惯和行为方式。例如，在日常交往中英语国家的人喜欢谈论天气、地理位置等话题，而把年龄、工资、婚姻状况等作为禁忌的话题。再如，中国人在接受礼物时，习惯推辞几次才接受，当着客人的面打开礼物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而英语国家的人则习惯当场把礼物拆开，并且要赞美几句。
总之，现在的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我们需要历史，地理，文学等多方面的具体知识，但更要重视对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交际技能的训练，循序渐进地增强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达到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朱文俊.现代英语语言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第9篇
一天晚饭后，我和妈妈去广场遛弯，看见两个女孩，穿着轮滑鞋像小鸟一样飞快地滑着。她们不停地换着花样划，看得人眼花缭乱，我心里羡慕极了。一会儿，那两个女孩停在我们面前发了一页宣传单，我和妈妈看后才知道，原来她们是教轮滑的老师，想收学生。妈妈在宣传单上看到：学轮滑能培养孩子的协调性、平衡感，能促进小脑发育，有利于增强体质。哇，有那么多好处！回家后，妈妈就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双轮滑鞋。
等轮滑鞋邮寄到家以后，我急切地就穿上了。谁知，我刚穿好，一不留神，“砰”的一声，我摔个“狗啃泥”，吓了妈妈一大跳。妈妈说：“应该先穿好护具，再穿鞋，不然，摔倒的时候会很疼。弄不好还会手脚骨折”。我吐了吐舌头，连忙按妈妈的要求穿上护具，然后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一点一点扶着墙向前挪了几步。那时我真的好紧张，害怕一不留神就摔个“大马趴”。我特别想到广场上一试身手，可妈妈不让我去。她在电脑里让我看轮滑视频，先教我站：让我两脚成八字形，两腿稍稍蹲下，两手前伸成直角，保持平衡。妈妈看我能站稳了，就教我“走”。她说：“走的时候，保持站的姿势不变，然后，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再把另一只脚放到这只脚前面……”为了能让我学会，妈妈给我示范了一下。我也认认真真地学了起来，妈妈又让我看电脑里怎样摔倒。我说：“摔倒也用学呀”。妈妈说：“当然，学会摔倒就会更好地保护自己，一旦摔倒不至于受伤，最大程度减少伤害。”就这样，我看着电脑中的视频，在妈妈的指引下，学会了怎样站立、怎样摔倒、怎样单脚划、怎样刹车。掌握住轮滑基本要领后，妈妈终于同意我去广场溜溜了。
傍晚时分，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广场。我穿好护具和轮滑鞋后，就开始划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在操场上走了几个来回。20分钟后，我就奇迹般地滑了起来，我真是个天才呀！“滑轮小子，这下你不能和我作对了吧！”我一边开心地滑，一边忙里偷闲，看看别的轮滑手，如何展示技艺的。只见，一个男孩笨手笨脚的，在妈妈的搀扶下勉强能走，妈妈刚一松手，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不小心，我也摔坐在地上，在旁边的男孩看见了，现在轮到他捧腹大笑了。
自此以后，晚饭后，我都出去学轮滑，现在我已经在学花样了。一回想起第一次摔倒的情景，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妈妈趁机跟我说起学习上的道理：“学习和学轮滑一样，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只要始终相信自己，用心去学，就一定会成功！”
第10篇
岭南文化作文教学围绕7大主题内容（古城广州、特色建筑、民俗风情、岭南美食、文化艺术、方言俗语、地方名士）开展，每个主题下又分教学专题，例如“古城广州”包括了“传说故事”、“名胜古迹”、“历史街区”，“岭南美食”包括了“食在广州”、“美食DIY”等。每个专题的教学分为课前准备、实践活动、课堂教学三部分。笔者在广州市少年宫实施此作文课程，因为学生到少年宫接受培训通常每周一次，每次90分钟，因此，具体课时安排为“课前准备”由学生课外自行完成，“实践活动”和“课堂教学”穿行。
二、教材编写
教材是作文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借以实现岭南文化作文教学目标的物质基础。“当前，作文教材种类繁多，体系五花八门，但大都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过分注重写作知识，难以摆脱以知识为中心的怪圈”。岭南文化题材作文教学则强调写作过程中学生是主体，老师的作文指导是辅助。笔者尝试按以下五项内容编写教学教材。
（一）导言厅
“求知欲和好奇心是内部动机最为核心的成分，它们是培养和激发学生内部学习动机的基础。”在作文教学第一个环节“导言厅”内，老师以图片、影像、美文、提问、导言、游戏等方式抛出研究话题，拨动学生感情的琴弦，让学生产生写作的欲望与激情。
（二）佳作廊
比较提倡从范文阅读入手指导学生写作，给学生作文范例，是很有针对性也是十分有效的作文指导形式。范文下面编写“看看作家怎样写”的思考和讨论题目，让学生具体了解本次写作的要领或要求。
（三）构想堂
老师点拨，围绕作文主题，学生通过思考、交流、讨论确定活动计划、目标及活动开展的方法、手段，并将其记录在“构想堂”里，为接下来的实践体验活动作好准备。
（四）储备室
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有时是到大自然或某个景点去采风，有时是当记者采访某人，有时是做社会调查课堂上则有小实验、小游戏、小辩论、小竞赛等。总之，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掌握丰富的素材，获得写作的灵感。
（五）写作坊
学生全身心安静下来,根据创作要求尽情挥洒自己的情绪，尽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享受描写的真切，享受创作的快乐。鼓励学生同一作文主题，可以多角度创意、多角度选材、多文体表现，不但可以写成记叙文，还可以创作诗歌、相声、小品剧、调查报告、实验报告等。（六）交流营一堂作文课的终点不在于学生根据课程要求完成了作文,《课标》在不同的学段都分别提出：“愿意将自己的作文读给人听，与他人分享作文的快乐”、“能与他人交流写作心得，相互评改作文，以分享感受，沟通见解”。因此，在“交流营”中，老师组织学生交流，让学生寻找倾诉的对象、交往的目标，让写作成为心灵的沟通、愉悦的分享，让学生在互动中感受作文成功的乐趣。同时，老师根据“先练后导”的教法，有针对性地对学生作文提出修改建议。范例：岭南美食
1.导言厅俗话说“食在广州”，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美食天堂，充分调动视觉、嗅觉、味觉、听觉、感觉，品一品广州的粤菜、靓汤、凉茶、糖水、佳果等，并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写下来，说说与岭南美食有关的故事。
2.佳作廊《美味“鸡公榄”》（略）思考：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什么广州小吃?作者是怎样用语言来叙述事情发展过程的？他对自身经历又有什么感受呢?结合范文，讨论并认识写好这次作文的要求。（老师提示：
（1）文章中介绍某一广州小吃或与之有关的故事；
（2）写亲身经历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
（3）有一个有趣的开头、经过和结尾；
（4）句子要连贯、通顺。）
3.构想堂
（1）选择一个主题，用一张思路图表写下你的想法。
（2）你需要为写作收集更多的资料，在列表中提出一些问题，然后考虑你要用哪些资料来回答你的问题。
4.储备室通过体验活动，你一定有不少收获，请在《学习纸》中把你收集的资料和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5.写作坊
（1）复习你收集的材料，编写一份提纲，与大家交流。
（2）按顺序写出故事的经过，添加细节描写，写出你的故事和真实的感受。
（3）对初稿进行自我评价：
①文中有介绍一种广州小吃吗？介绍得清楚吗？
②在你的写作中包含了你的思想和感受吗?
③你用了描写性的词语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吗?
6.交流营
（1）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①改进：可以在文章中添加漏写的主要思想和细节；增加人物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你的故事。
②选择合适的词语：选择词语能帮助你更恰当、更准确地描述情景。
③句子的修改：大声读出句子；检查句子是否通顺、上下连贯；是否运用了各种类型的句子，比如疑问句、感叹句等。
④校对：多读几遍草稿，每读一遍，找出一个错误。
（2）相互分享与欣赏
①大声朗读，让站在你身后的人能听到你的声音。
②同伴间交流阅读，互相检查。同伴也许会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意见。
第11篇
一、在流行歌曲中引导学生学习古典诗词
诗词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薄弱项目，许多学校对诗歌教学往往采取淡化处理。《语文学习》杂志曾经发起过关于诗歌教学的大讨论，大力呼吁诗教传统的回归。因此，如果从学生喜爱的流行歌曲入手，也许有助于诗词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流行歌曲歌词，来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对那些歌词追本溯源的兴趣，从而学习古典诗词的内容和技巧。如以《涛声依旧》中的“留下一盏渔火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来引出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别亦难》来导出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二者异同，来加深对古典诗词特点的认识。然而，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有着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在表现主题上，现在的流行歌曲比古典诗词对情感的态度更为开放，个人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重视，而古典诗词中写个人情感大多极尽含蓄之能事。在语言表达上，古典诗词对格式多有严格的要求，遣词造句十分考究，而现代流行歌曲的语言则以现代白话为基础，更为直白，也更加口语化。在这种比较下，能加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二、在日常广告中学习修辞
选用广告语作为修辞教学的例句，会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广告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引起观者、读者的注意，充分调动起他们的购买欲望。因此，为了达到一鸣惊人的号召效果，各种修辞手法在广告语中的运用相当普遍：既有严谨、工整的精雕细刻式的成语、联语、排比句，又有综合比喻、夸张、拟人、典故等修辞手法的不拘一格的自由体。如眼镜的广告：“胸中存灼见，眼底辨秋毫”，“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保护你的灵魂，请为你的窗户安上玻璃”。前者对仗工整，后者用的是比喻兼拟人的修辞手法，可谓比喻得当，拟人得体。类似的还有：“一明（鸣）惊人”（眼药水）用的是成语谐音。“秦镜如悬机关参透，庐山在此面目留真”（照相机）的广告语中包含“明镜高悬”的典故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诗句。除了修辞格之外，还表现在修辞策略的运用上。如乐百氏纯净水广告：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到大自然的山顶，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只见黎明拿起乐百氏：“乐百氏纯净水，和我们一样，经得起纯净考验。”然后打出字幕。该广告在纯净水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同时也在纯净水与青春、活力、单纯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这就是典型的广告修辞策略：把一种附加的意义（所指）人为地嫁接到产品（能指）上。
明确了广告语的写作特点，借鉴大量优秀的广告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广告语的创作。这种创作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利用修辞手法。
三、利用影视引导学生读原著
影视在本质上与文学须臾不离。近来，影视更是与文学频频“联姻”：电视散文、文学TV……然而，也许是先有文学后有影视的缘故，通常，人们的思维更多的是想到影视依赖文学，至于影视“浇育”文学，似乎并未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影视与文学的亲缘使两种艺术优势形成互补。一方面，文学为影视剧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剧本，众多文学名著及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使更多的人有机会领略到名著的魅力与风采。从“四大名著”的不断改编、重拍到如今流行大江南北的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都成为影视题材。继音乐电视走红后，能够表现文字意境美的电视散文、电视诗歌也走入荧屏。
第12篇
认识问题长期以来，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英语文学被长期拒之门外。究其原因还是英语文学语言晦涩与同现代生活中使用语言相差太大造成的，因此，外语教育界也存在着重科学轻人文、重实用轻素质的问题。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学实际上是语言艺术的一个分类，是一种必要的理想的语言输入系统。文学语言是文学家们通过汲取大众化的语言经过筛选、加工与提炼完成的，因此并未脱离大众也没有发生所谓的异化。事实上，文学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丰富与多样的语言资源，是现实生活的语言学习场景与文化知识宝典，了解相关的文学作品不光是学习语言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语言学习的自然延伸，因此文学语言的输入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输入方式。一方面，当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失去了兴趣，这样的教学模式也无法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综合能力。在如今的大学课堂上，教师如果还是依照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就不能充分地将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传输给学生。填鸭式的授课模式必然无法引发学生的思考与激发学生的兴趣，因而培养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教师能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入英语文学的赏析就能够实现学生人文素养的沉淀。在当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即便是教师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也大多还是从遣词造句技巧的角度来阅读与理解文学作品，很多教师的英语课还仅仅是将教学停留在句子的翻译与句子的成分分析上，并没有对相关的文化背景，协作创新技巧与遣词造句方式进行分析，如此一来，造成了很多大学的英语课堂必然是枯燥乏味的。另一方面，学校要关注英语教学的师资培养问题。教师在英语文学的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下的高等院校中，绝大多数的中青年教师都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但让这些教师得心应手的教授英语文学还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因为英语文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仅仅让学生掌握相关的考试技巧是远远不够的。此外，在绝大多数院校中，中青年教师也很少有参加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这样一来也就大大的制约了中青年教师的发展。要想让中青年教师教好英语课，就要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素质，学校一方面应该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另一方也要尽可能大的加大投入，为教师创造进修学习的机会。
二、英语文学学习的重要性
首先，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学生只有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感兴趣，才能在轻松的学习中获得好成绩。因此，在当前的教育形式下，教育者一定要打破传统英语教学记单词学语法的方法，尽最大可能的不要让学生产生厌倦的情绪。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其语言工具能够形象的反映生活，抒感与表达思想。读者可以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体会到作者的思想元素与思维方式，这样学生内心深处的美感才能被有效的引发，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具体到大学英语课堂上也是一样，学生会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其次，赏析英语文学能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赏析英语文学作品，不光能够让学生了解到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常识，且文本中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与社会意义也都能够在赏析的过程中实现重新建构。教师在引导学生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的过程中，应该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运用英语文学技巧的机会，这样既能够让学生理解作品中的具体事实，也能够进一步理解作品中抽象的概念。学生的理解，包含对字面意思的理解也包含对英语文学文化赏析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教师引导学生赏析英国文学，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的领会作者的态度，意图与某段某句中的逻辑关系，最终根据所分析出的结论对所要学习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判断。这样不光能够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与锻炼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最终也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实践到所学到的语言知识。此外，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大学是培养一个人人文素质的摇篮，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大学的英语教育还在过分强调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很多教师引导学生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结果让学生疏于思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教师首先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有效的引入大学英语课堂。学生一定要阅读，赏析与评论一定量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才能掌握正确的语言使用方法，最终成章成为有情怀与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与此同时，在学生不断阅读英语文学的过程中，还能感悟历史与感悟人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三、教师如何将英语文学文化赏析融入到学英语教学中
第13篇
当前，高中数学教学中，仍把数学的形式化、逻辑性视为教学重点，忽视对数学的人文价值方面的挖掘与运用，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出现偏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目标形式化，缺乏对数学文化的准确定位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只将数学知识作为目标，不能结合数学文化来设定教学目标，只关注课本上的数学知识，特别是一些公式、定理的应用，过于工具性，没有把数学的知识与数学的人文相融合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不能很好地了解和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精神等人文价值，弱化了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
（二）教学方法落后，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长久以来，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没有活力与生机，无法兼顾到个别学生的需要，难以进行师生互动，也不能让学生进行探究和合作学习，使学生的探究精神、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受到捆绑，难以发挥其主动性。数学文化得不到全面体现，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三）教学评价简单化，缺乏对数学文化的考量
教学评价能够根据教学行为形成量化的考评结果，从而给出相应的教学指导意见。传统的数学教学评价不太重视具体学习过程，不能反映学生的心理过程和变化，更无法体现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而现实数学教学中，很多教师仍然沿用传统的数学教学评价方式，不能从数学文化方面入手，不能凸显数学的人文价值。
二、数学文化与高中数学教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
数学教育必须以提高学生能力为目标：第一，是理解能力；第二，是学习能力；第三，是判断能力；第四，是解决问题能力；第五，是创造能力。具体内容包括：
（一）做好文化取向是奠定数学文化的重要基础
站在文化取向的角度来看，数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数学文化完成对学生知识的提升，所以，将数学文化与教学结合在一起，不仅是考虑到教学安排，同时还考虑到整体目标计划。对于数学文化教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是数学意识；第二，是数学思想；第三，是数学精神；第四，是数学品质。
（二）以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新型的高中教学思想
过去一段时间里，大部分教学都将教学重点放在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教学的逻辑性和思维性。将数学文化与实际教学内容结合一起，与实际生活融合在一起，使学生产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的过程中，正确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不同形式的教学活动，在活动中历练，不仅掌握知识，还学会团结合作。
（三）以学生的需求为指导构建多元化的教学体系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数学教育是以多元的姿态出现的，因此，对于数学文化学习来讲，不仅要培养内涵，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学习方法。在高中数学教材中，数学文化的定义学生是不能直观看到的，它是在不断学习中体现出来的。对于数学文化来讲，它不仅是内容丰富多样，同时学习方法也是渠道甚广，既包括了一些隐性的理论教学，同时也可以将整个学习态度直接展现出来，尤其是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来讲，更能体现出其潜在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将数学文化融入进去，通过教师生动，简洁的文字叙述，不仅能够使学生将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来，同时也可以提升其它知识学习，不仅提升了学生学习成绩，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对数学的认知度和兴趣度。
（四）实现文化教学，提高高中数学的影响力
“数学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它的内涵丰富多彩，所以应采取更多、更灵活的教学方式，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和个人的教学风格进行选择，要注意教学的深入浅出，尽可能对有关内容作形象化的处理。强调数学非形式化的一面，弘扬数学的人文精神，除了知识的学习外，更应强调数学的思维方式、理性精神及数学在实际生活的应用。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让学生到生活中去寻找所需的素材和资料，以此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促进其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
（五）构建先进的教学评价体制
第14篇
当代社会的竞争日益加剧，更加突出地强调着未来人才的心理素质要求，高学历并不代表高素质，真正的人才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还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所以，对小学生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基础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小学生在校时间呆得最长的地方——教室，无疑又是所有校园文化环境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小学生的学习、生活都离不开群体，离不开学校环境，也离不开教室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教室环境关系更为密切。教室文化，是小学校园中独特的风景，是时尚、社会心态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和反映，是小学生文明的窗口。因此，笔者认为教室文化对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尤为重要。
小学阶段正是学生心理断乳期和自我意识萌发阶段，小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快速发育和发展的时期，可能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在此阶段，外界的引导和影响对其心理素质的形成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室作为学生最主要的学习场所，其文化环境是以学生为主体创造出来的，又反过来决定和影响学生的成长。
1. 教室文化有助于小学生道德情操的陶冶
第一，提高审美水平。 教室文化体现的是教室这>:请记住我站域名/
第二，培养创造力和创新意识。小学生是一群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群体。教室作为一群生龙活虎的小学生的聚集地，必然呈现出一派活跃、生动、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氛围。围绕教室文化建设，学生课余生活色彩斑斓，文体活动和各项知识竞赛丰富多彩。诸如教室联谊制度的建立，“教室杯”各类球赛，文娱比赛，知识竞赛，科技成果展等等，使学生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处处显示青春气息。生动活泼的氛围使学生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激励小学生奋发进取，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热情。
第三，激励学生奋发进取。学生是以学习为主的人，教室文化在发挥以上功能的同时，也发挥着熏陶、感染和鞭策学生求学上进的作用。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道题，“看到教室里张贴的‘比比谁最棒’的公示栏，你得到的星星最少，你会怎么办？”，有67.14％的学生选择“努力表现，认真学习，争取得到更多星星”，这表明教室文化有助于培养小学生追求学问、争取进步的意识。
2. 教室文化有助于小学生协作、竞争意识的培养
教室成员朝夕相处，除了要受共同遵守的校纪校规、教室管理制度等的约束外，相互之间也形成一系列约定俗成不成文的互动规则，如语言习惯、消费结构、作息时间、教室及其成员的外观形象，也即教室成员的行为趋于一致的成分。既然是约定俗成，就具有相当大的制约力。如果违反规则，就会被同学排斥，视为异端。这有助于形成一种和谐一致的教室氛围，这种氛围有助于培养小学生与人协作、合作精神。同一教室学生在相互协作、共同进步的同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由于小学生之间的竞争最集中地表现在学习技能的竞争上，带有功利色彩的因素较少，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表现为积极向上，争取优异成绩，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荣誉称号。这种竞争是主流，往往成为推动全体成员追求进步的巨大动力，有利于小学生发挥自己的潜能，奋发成才，是值得提倡和肯定的。
第15篇
一、初、高中化学教学目标及目的的差别
通过对比初、高中教学大纲对教学目标及目的的阐述可知：初中化学是启蒙学科、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从教科书及教学实际中可以看出初中化学主要要求学生掌握简单的化学知识、基本化学实验技能、简单化学计算及化学在生活、生产及国防的某些应用；其知识层次则以要求学生“知其然”为主。高中化学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实施的较高层次的基础教育，化学知识逐渐向系统化、理论化靠近，对所学习的化学知识有相当一部分要求学生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学生要会对所学知识能应用于解决具体问题。还能在实际应用中有所创新。
二、初、高中教材中知识的承继和衔接
1.初三教材中出现但不做要求，高中教材中没有出现但做要求的内容。
(1)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形式
(2)同素异形体
(3)用电子式表示物质的结构
(4)两性化合物及典型两性氧化物
此部分内容集中在高一年教材的第五章，在授该章内容时，应注意加以补充，以免让学生出现知识的空白点。
2.高—年时需对初中某些知识加深、完善
(1)氧化一一还原反应
初中只从得、失氧观点简单的介绍有关氧化——还原反应，高一年则从化合价、升降，电子得、失观点即从本质上来介绍氧化——还原及应及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
(2)结构理论的初步知识
①初三只举例介绍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情况，高一年介绍了核外电子排布的三条规律，给出了1—18号元素的原子结构示意图，
⑦初三只列举有关“离子化合物”和“共价化合物”的简单例子，高一年则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离子晶体、分子晶体、原于晶体的概念结构特征和物理性质等。
由上可知高一年教材中对于化学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较初中更为完善、更严密，也更兼顾科学性知学生的可接受性。
3.有关化学计算内容及方法的承继
(1)有关溶解度的计算
初中只要求掌握一定温度下饱和和溶液中溶质质量、溶剂质量、溶解度三者之间的换算。但温度改变，溶解、结晶问题的计算是中学化学计算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类型。也是高考中常见的考点。在高一年时要适当补充。
(2)“量差”法的应用
此法在中学基础计算中应用较广，初中阶段不要求学生掌握该法，在高—年要结合有关新课内容补充讲解并使学生逐步掌握。
4.实验室制取常见气体
初中已学过O2、H2、CO2气体的实验室制法，并分别介绍其反应方程式，使用仪器装置等内容。高一年要结合CL2、HCL、SO2、NH3等气体的实验室制法从①反应原理；⑦反应装置；③收集方法；④注意事项等四个方面对此加以归纳，并将之扩大为学习气体制法的一般方法。
高、初中教材衔接要注意把握时机和尺度，通过相关知织的衔接要让学生能从更高层次上来准确理解初中化学知识，要力求做到对今后学习化学有所帮助。
三、教学方法的衔接
初中化学的教学方法由于受到初中生知识水平及初中化学做为入门学科的限制，较多的采用灌输式的讲解方法，进入高中时，教师要抓住学生生理从少年向青年转变，学习心理自“经验记忆型”的被动接收知识向“探索理解型”主动学习知识的转变时期，在教学方法上则应更多地采取启发式，启发、激发学生主动地进行学习、引导学生从本质上理解所学内容。
为了能顺利地开展高一年教学工作，教师应：
1.通览教材、大纲
教师要熟悉初中、高中教材，要研究大纲中对各部分知识的要求情况。确定新学年开始的复习内容及订出复习计划，使得所复习的内容有利于高中化学的学习，有利于初、高中的衔接。
2.深入了解学生的实际
教师对高一新生的中考情况要进行认真分析，对中考中与高中学习密切相关的内容的掌握情况要心中有数，以便在复习中有的放矢。
3.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科素养
充分利用教材上的图表、演示实验、教学模型等直观材料，结合当前社会热点，让学生认识到化学与社会、化学与生活、化学与经济有着重要的联系，以此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如讲授《卤素》时，可介绍氯氟烃对臭氧层的破坏原理，讲授《硫一硫酸》时，可介绍有关环境污染及环境保护及我国的有关环境政策，讲《物质结构》时，可介绍北约对南联盟轰炸时所使用的贫铀炸弹及其对人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等等。让学生觉得化学就在我们身边，化学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学好化学或必须有脚踏实地、勤奋苦读的态度。
4.良好习惯的养成，能力的培养应自高一始
良好习惯的养成可使学生受益终生，高一年时要注意学生阅读习惯，作业规范，实验规范等的教育和养成。
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是中学教学的根本目的也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思想，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有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提高的过程，不同阶段不同教学内容担负着培养不同种能力的任务，教师应抓住各种场合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培养。
四、学习方法的衔接
初中学生学习化学的方法主要是记忆、重现、简单模仿。这种较为机械、死板的方法不适应高中注重能力及创新的要求。高一年教师有责任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使之适应高中化学的学习，学习方法的正确与否是决定能否学好化学的重要一环。
课堂上教学生学会某些知识，是为了课外学生会学更多的知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应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应结合课本各内容给学生各种知识予具体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