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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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服务贸易己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整体竟争力低下。本文就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相关对策。首先，论文阐明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提供方式和特点，然后，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竞争力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一、国际服务贸易方式特点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服务提供者向另一国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服务贸易作为货物贸易的辅助项目是二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崭露头角，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多边贸易的谈判重点也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ofServices，简称GATS),服务贸易被正式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对各国服务贸易,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国际服务贸易通过四种提供方式被定义:过境服务(CrossBorderSupply)，即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接受服务；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到另一成员方境内建立经营企业或专业机构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Personnel)，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

国际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其特点鲜明：第一，服务贸易是一种无形贸易，具有不可触摸性、不可储存性和不易运输性，因而导致服务出口方式多样化；第二，服务贸易的生产与消费往往同时发生，所以服务的生产和出口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服务的进口和消费过程；第三，服务贸易的对象主要是智力，如专利、版权、法律和会计等，且贸易过程中通常不涉及服务所有权的转让，仅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有关；第四，服务贸易更多地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服务机构的跨国设置，都与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密切相关；第五，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一般只在各国的国际收支表中显示，而在各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没有显示；第六；对服务贸易的监控不能通过海关监督和征收海关关税的方式进行，而只能通过国家立法和制定行政法规来达到目的。

二、我国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入世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在履行我国对WTO有关金融、通讯、旅游、教育和咨询等方面的各项承诺的过程中，我国服务贸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受各种制约因素的限制，整体竞争力较弱。

1.发展速度快，但整体水平低下

中国产业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服务业比重于1985年开始超过农业，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农业、工业带动转为主要由工业、服务业带动。按可比价计算，在1990年～2004年GDP增长的9.3%中，5.8个百分点来自工业的贡献，2.5个百分点来自服务业，1.0个百分点来自农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03年进口总额为4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出口总额373亿美元，增长20%2005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达到730亿美元，同比增长24.5%。显示出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正在日益上升。但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率仅占1%左右，这与我国的人口、总体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是极不相称的。并且我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200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比重为10.2%，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远低于货物贸易所占比重，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

2.发展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我国服务贸易体系基本形成，从服务贸易进口看，已形成了以金融业、零售商业、旅游业民用航空运输业、房地产业、租赁业等为主的服务行业;从服务贸易的出口上看，已形成了以国际旅游业、国际金融业与保险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国际运输业为主的行业。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结构很不合理，我国目前仅能提供40多种服务，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消费，如旅游业、商业、餐饮业等，生产很不发达，许多种类的服务尚难以提供，特别是一些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产业，有的刚刚起步，有的尚属空白。我国服务贸易收支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项目仍然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居主导地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所占比重十分低，以至于人们习惯于把服务业就业视作解决企业富余人员的渠道，其实这是我国服务业行业水平低给人们造成的误解。

3.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我国服务贸易近几年国际收支逆差变动较大，并且逆差有不断加大的趋势。这说明我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劣势。(1)国际运输支出增长迅速。(2)保险收支差额进一步扩大。（3）其他商业服务顺差有所回落。（4)专有权利和特许支出明显上升。

4.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入世后，中国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将不断提高。过去禁止外商进入的领域，现在逐步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贸易开放格局。根据实际情况，我国已先后在零售商业、金融保险、旅游和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开放了国内市场。国外服务业的进入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带来了先进技术、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带来了国际通行做法与观念，为我国服务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建议

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实际情况及发展制约因素，我国需要从产业结构优化、发挥政府职能，以及其他方面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策略，以应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优化产业结构

(1)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我国服务业的总量偏小，比重偏低，服务贸易的扩大，尤其是服务出口的扩大，基础在于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只有不断发挥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并积极培育竞争优势，服务出口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我国服务业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增强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实力，全面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为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按照《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层次和水平。首先，国家要继续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使产业政策适度向第三产业倾斜，并明确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其次，要注意发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发展服务业中的作用。发展服务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服务业门类多，层次高低悬殊，仅靠某一方面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由国家、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一起上。(2)调整服务业结构，增强竞争优势

从国内产业发展的基础看，我国具备了在“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一是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较快提升，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数控机床、电站设备在内的一批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有望出现突破性的决速增长。二是传统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继续提升，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以从出口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外商投资企业继续提升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加强研发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值率。我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优势资源是劳动力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因此可根据服务产业部门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增长速度和比较优势等方面的排序，确定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重点，优先发展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竞争优势的服务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的附加值，并不断挖掘其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我们还应注意培养新兴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发展诸如咨询、金融、技术专利和通讯等高层次服务行业。加快建立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的市场供给能力。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应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上，最终落实于人力资本要素上的竞争。我们在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时，要注意加大对教育、科研和开发等高等要素的投入，加速建立健全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的供给能力，这对于促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中国服务产品的科技含量是至关重要的。

2.调整政府职能

(1)灵活运用保护政策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开放服务业的，也没有一个国是毫无保留地开放所有服务部门的。因此，面对国际高水平服务业的冲击，中国必须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服务贸易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若干特殊的优惠待遇、宽限期，以及保护措施，中国应充分加以利用。保护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有选择地、适度地开放国内服务市场。这样对未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客观上形成了保护。第二，在对外开放的服务市场领域，实行一定的进入限制，如对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资格限制等。第三，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行业进行管理，如价格管理、垄断竞争行业管理等。第四，对国内部分服务行业和领域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在税收、财政、信贷、人员培训及科技支持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2)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透明度

目前，我国已有限制地开放了部分服务市场，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管理法规，使市场竞争中出现不应有的混乱场面。所以，为了促进服务贸易沿着正常、健康的轨道发展，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把对服务贸易的投资、税收及优惠条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尤其要制定一部我国服务贸易基本法，并加快各服务部门

的立法进度，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前，做好立法的准备，也是我们争取主动的一项措施。此外，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机密的前提下，我们应进一步增加我国服务贸易的透明度，对有关各项服务的政策及有关规定予以公开，以便外国服务提供者更加了解中国服务市场，寻求合作机会，同时也防止了有些国家以此为借口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3)完善服务贸易体制

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于服务业，一方面存在管制过多、过严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管制不力或缺乏管制的问题。对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首先，要明确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其次，建立国际服务贸易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服务贸易涉及诸多部门，有必要成立全国性的服务贸易管理组织。

另外如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有选择的实施服务业对外开放等都是目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说，提高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改善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状况的根本举措是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深入开发人力资源。从本质上说，现代服务贸易是以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为制高点的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参考文献：

[1]李杏谢正勤: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江苏商论，2004.9

[2]饶友玲:《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产业特征.与贸易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3]王仁曾: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2,(4)

[4]程大中:《服务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载《世界经济》，2000(11),49页

第2篇

争力较弱而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稳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农业和金融服务业，而后者主要为了节省稀缺性的外汇资源和避免严重的冲击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五）利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三个年度的实际数据对贸易保护率的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十分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应用“向后法”和截面与时间序列合并数据法估算的“混合”模型也印证了这些结果。实证检验表明那些人均增加值高、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生产、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较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同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措施之间呈现出显著性的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第3篇

论文内容摘要：坎昆会议失败之后，世贸组织和大多数成员国都在努力促使多边贸易谈判重回正轨，并为谈判寻找突破点。首次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参加的中国，应针对本轮贸易谈判的新特点，制定相应对策，以维护中国的利益，推动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

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是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确立的，WTO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谈判。它确立了8个谈判领域，主要包括：农业贸易、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由于各成员对新一轮谈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项谈判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多哈回合谈判进展十分缓慢。到坎昆会议之前，农业谈判没有按照预期达成农业减让的框架协议。其他领域的谈判虽各有进展，但也都没有完成多哈议程所制定的计划。坎昆会议，作为多哈回合的中期检验，由于在农业问题和是否把“新加坡议题”纳入新一轮谈判等主要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最终无果而终。至此，本轮的多边贸易会谈陷入僵局。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

坎昆会议失败之后，各国都进行了反思，WTO也开始着手对其决策机制进行改革。

世贸组织所作的努力

为了避免重蹈坎昆的覆辙，2003年10月WTO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如何简化目前必须一致同意方能生效的决策模式等问题。由贸易专家们组成委员会针对导致全球贸易谈判崩溃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建议当WTO成员对某项协议不同意或不愿参加时，允许他们选择参与或退出”；“将WTO议程回归到降低农业和工业品关税上来”，以及“显著增加WTO的工作人员规模，以帮助弱小国家”等措施。

2003年12月15-16日，按照坎昆会议的声明，WTO总理事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大会主席卡斯提洛（CarlosPerezdelCastillo）做了报告。他提出了对4个关键性问题：农业、棉花、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新加坡”议题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及对今后工作日程的安排。Castillo先生认为新加坡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没有达成共识的议题。对于这个议题应分开来逐个讨论。他建议继续已经开始的两个话题即贸易便利和政府采购的透明度问题，并寻求可能的解决模式。其他议题留待以后合适的时间再讨论。对于以后工作的安排，Castillo先生建议在2004年年初，各谈判小组主席确定之后，重新开启多哈回合的谈判。这次会议为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性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途径，为今后多边贸易会谈的方向指明了道路。

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作的努力

2003年11月底，欧盟发表在本轮谈判中的最新立场，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欧盟表示，欧盟已做好重返世界贸易谈判的准备，并将继续大力支持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而不会转去追求零碎分散的双边协议。

同时美国也表示了自己的积极态度。2004年1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表示，他将给WTO146个成员写信，敦促大家忘掉坎昆会议的失败，把精力集中在农产品、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谈判上，并希望不要将2004年白白耗掉。

2004年1月30日，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在马尼拉召开的会议期间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呼吁恢复停滞的全球贸易谈判，并希望陷入僵局中的WTO市场开放的谈判最终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2004年2月11日，在美国和欧盟宣布支持重启全球贸易谈判从而为之注入新的动力之后，WTO146个成员的贸易部长和大使在日内瓦总部举行为期两天的总理事会，希望恢复多哈全球贸易谈判。

2月27日世界贸易组织宣布，“多哈回合”谈判小组已初步确定了重启谈判的日期。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小组将于3月29日至4月1日开始就削减关税和改善工业品及消费品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规则谈判小组将谈判日期定在3月16日至17日。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将在3月22日和4月2日之间举行一系列会谈，并将于4月2日召开服务贸易谈判特别会议。最为关键的农业谈判，将于3月22-26日进行。除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外，其他各组都是自去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失败后第一次进行会谈。

当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日本经济日报3月17日在其网站宣布，日本将提出一个新的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方案以抵制美国提出的对WTO谈判下的所有产品实施关税限制的建议。瑞士和韩国等其它9个国家也将加入日本的这一动议。

新一轮谈判进展艰难，议题的选定充满了妥协、折中和矛盾，各方分歧难以弥合，这反映了各成员对新一轮谈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项谈判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体现出各成员都试图在这种利益攸关的谈判中通过寻求最佳战略，努力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谈判，事实上就是一场艰苦的对抗赛。相信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将会在艰难中继续向前推进，各方将会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痛苦地、一点点地让步，以维持谈判的进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新一轮谈判最后是会成功的。中国相关政策的调整

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也是中国加入WTO后，首次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进行的贸易谈判。作为WTO的新成员，作为其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积极研究对策，以赢得WTO框架下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的维护我国的利益。

促进农业的发展

农业问题一直是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在农业问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我国在农产品方面的国内支持。这不仅可以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还可以使农民真正受惠，真正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农民利益。一是要充分运用WTO允许的“绿箱政策”，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如对农民的一般支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的投入并向农民提供调整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的补贴。二是调整和加大“黄箱政策”支持。因为目前我们的补贴还不到农产品总产值的2％，远小于入世时8.5%的承诺，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方式。

加强市场保护机制的建立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措施的谈判正在进行。针对我国的入世承诺及谈判的进展情况，我国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临时性贸易措施、法规体系和运作机制，按照严格的法律规范对国外进口进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调查、裁决和采取措施。但是不论从这些保护措施的产业覆盖面还是保护方式来看，保护机制都还不足。另外在保护范围和程度的把握上也较困难。针对目前国际上运用技术标准、防疫检疫措施等作为市场保护的工具的情况，我国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并充分考虑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进口产品的不同来源和数量，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有利于我国的技术标准。这需要我们不仅要熟悉国际市场各种技术、环境壁垒，还要了解和研究各种不合理的技术法规、标准和评定程序，以及卫生检疫要求、商事法律，探讨研究各种案例。

加强区域合作

在坎昆会议召开之前，WTO多边谈判的进展就已经十分缓慢，以至于成员方已多次错过了达成多边框架协议的期限。与此同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则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尽管区域贸易协定有其局限性，不能像多边贸易协定那样给世界各国带来普遍的、公平的、平衡的好处。但针对目前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世界范围内区域贸易协定兴旺的局面，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参加多哈回合的谈判；另一方面，我们应全面启动双边和区域贸易的谈判，否则将会有被边缘化的可能。

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重视发展议题，对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加快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参考资料：

第4篇

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

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

19世纪初,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易向连续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

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

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

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

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

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贬多褒少,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

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

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

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

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

注释：

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

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

⑥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法学研究．1997(3)．

第5篇

新贸易壁垒的直接影响，就是我国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

1、由于我国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环境技术标准要求，被限制进口。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要求较高，我国一些产品在环境、卫生和安全技术标准上不符合进口国的要求被限制进口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从1998年1月起，在全美20多个仓库中陆续发现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材料里含有天牛，且1月中旬在芝加哥发现一些树木已遭到天牛破坏。1998年9月11日，美国农业部签署一项新法令，要求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采取严厉的检验规定，所有包装都须经过高温处理、熏蒸或防护剂处理，否则，所有入境货物将一律被拒绝入关。虽然经过我国政府的多次交涉，但美国政府还是宣布从当年12月17日起将禁止中国木箱包装的产品进入美国境内。英国、欧盟等也宣布对从中国离境产品的木质包装采取紧急措施，实施新的检疫标准。据当时的估算，仅欧盟的这一决定至少影响中国70多亿美元的对欧出口贸易。

2、由于进口国家实施某种新的强制性规定或标准，被限制进口。发达国家经常颁布强制性法令，对进口产品的技术要求加以严格限制，以防止对环境和人体有害产品的进入。如浙江绍兴2000年就有两家纺织企业出口的面料因使用禁用偶氮染料被德国“封杀”。其实德国政府早在1994年7月28日颁布法令，禁止在纺织品中使用可分解形成20种致癌芳香胺中的任何一种偶氮染料。后来该法案又几经修改，致癌芳香胺数目增至22种，禁用偶氮染料增至118种。在德国实行此项规定后，欧盟另外一些成员国也纷纷效仿。欧盟近年来也一直在酝酿起草限制含有偶氮类染料产品使用和销售的法令，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关于禁用偶氮染料的立法。

3、由于进口国采取不合理的规定或标准，被限制进口。发达国家有时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制定近乎苛刻的技术标准，以限制某类产品的进口。例如，2002年7月10日，日本政府对蔬菜进口商发出要“自我限制进口”中国冷冻蔬菜指令。原因是在中国冷冻蔬菜的检查中发现杀虫剂“毒死蜱”含量超过日本规定标准，达到0.07PPM。日本政府要求蔬菜进口商必须将农药超标的进口冷冻蔬菜全部销毁。其实，所谓中国冷冻蔬菜农残限量超标，完全是因日本政府对我冷冻蔬菜制定的“毒死蜱”残留限量标准太高所至。日本每年进口4-5万吨蔬菜，99%来自中国。为限制中国蔬菜进口，日本对从中国进口的蔬菜规定“毒死蜱”残留限量不超过0.01PPM，但对本国大量生产的萝卜规定的限量标准却是3PPM，相差300倍之多。去年由于日本对我国农产品进口实施苛刻的检疫标准，致使我国农产品很难进入日本市场。

4、由于进口国为限制进口而实行的双重标准，被限制进口。有些国家对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实施双重检疫标准，遂使我国的出口产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例如，欧盟禁止从我国进口动物源性产品的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标准案例。2002年1月31日，欧盟决议，禁止从中国进口中国动物源性产品。该决议涉及我国94家企业，贸易余额达6.23亿美元，一些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已因此次事件濒临破产境地，这些企业中涉及的劳动力近5万人。禁止进口的原因是我动物源性产品中氯霉素超过其规定的0.1-0.3PPB。当时，仅在荷兰鹿特丹港滞留的我动物源性产品就有265个货柜。而且，被欧盟检出问题货柜的数量不断增加。一旦销毁，我出口企业将遭受巨大的市场损失。按欧盟规定，凡含有2%-3%动物源性成分的加工食品，均要延伸追溯，从市场上召回销毁。2002年3月中下旬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组团，赴卢森堡、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丹麦六国进行民间游说和交涉工作，发现荷兰和德国官方实验室做出的微量氯霉素对人体不造成危害的实验报告以及荷兰对出口到美国的小牛肉氯霉素检测标准为不超过10PPB的立法规定，但欧盟对公众隐瞒了一定含量的氯霉素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试验结果。欧盟一方面以中国产品氯霉素超标为由禁止进口，同时却允许其成员含氯霉素的动物产品向其他国家出口（包括对中国出口的北极虾也检出氯霉素超标）。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此外，欧盟要求我动物源性产品中氯霉素含量标准不得超过0.1-0.3PPB，但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实验室的仪器都难以做到，不要说发展中国家的实验仪器，即使是欧盟各国本身也不具备对所有产品实行氯霉素含量精确检测的条件。据说，欧盟目前只有两家实验室有能力检测到0.3PPB。因此，连欧盟的进口商也认为，“欧盟是把自己还做不到的事强加给不发达国家，是把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科学定论的东西用自己的法律套住别人，是对不发达国家的一种新的掠夺。”

（二）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新贸易壁垒对企业的间接影响表现在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一是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国内缺乏先进的测试设备，进口大量设备增加了出口企业成本。三是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具体表现形式有：

1、没有获得有关认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大降低。目前，由于人们对健康和环境越来越重视，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的产品或有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越来越受青睐，这就导致没有取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的产品或没有获得环境标志认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大降低。获得环境标志的产品表明，它不但符合质量标准，而且在生产、消费和处理过程中也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不会造成损害。如果市场上有两件同样的产品，一个有环境标志，另一个则没有，那么，即使前者的价格比后者要高，消费者也往往会选择前者。例如，厦门丝绸进出口公司的丝绸衣料很受该公司法国合作伙伴的欢迎，法国方面想进口，但由于这些丝绸衣料没有获得环境标志，厦门丝绸出口公司的法国伙伴无法从法国政府得到进口配额，因而这项交易没有成功。

2、为达到相关标准而增加原料成本削弱了产品竞争力。由于发达国家不断提高产品检验检疫标准，我国企业要达标须采购价格更高的原料，致使生产成本提高，削弱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如纺织品出口在欧盟国家的检验中有几项重要指标，即染料中的偶氮和19种分散染料（染原料的几种有害化学成分）是否超标。入世后，纺织之乡绍兴出现了空前的出口好势头，但不少绍兴纺织品在欧洲国家屡屡受挫，多数问题出在染料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提供染料的化工行业抓起。虽然国内有数百家生产染料的企业，但六成以上的环保型活性染料市场被德国巴斯夫等国外大公司所控制，其价格相当于国内企业的两倍。但因国内同类染料的性能不够稳定，纺织品出口企业只好忍痛花高价买进口染料。这样，我国纺织品的原有价格优势就岌岌可危了。

3、技术、环保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的投入使成本增加，削弱了企业竞争力。由于跨国采购商要求我国企业或产品获取ISO9000、ISO14000、SA8000及环境标志、安全标志等相关认证，必须对我国企业及其产品的环保、安全和卫生提出更高要求，这对我国大部分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如果我国企业想成为跨国采购商的供应商，必须要达到其提出的标准和要求。例如，若企业想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供应商，提出申请后，GE将派出技术人员考察企业日常管理过程是否符合GE的环保、健康和安全标准，该标准涉及面非常广，甚至包括夏天防暑降温与冬天保温设施是否齐全，厂房安全出口的设置是否合理，对工人的医疗处理设备、食堂建设等，具体指标依据每个供应商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技术人员根据实地考察做出评估报告，并根据报告列出这家企业需改进的项目。如企业愿意配合使企业达到GE的标准，就有可能实现合作。考察与改造完成以后才下订单。显然，企业有获得订单，必须投入相当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有时仅拿到少量的订单。

4、过高的检验检疫费用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由于进口国高昂的检验费用，使我国原本很有竞争力的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2002年以来，日本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水产品检验检疫措施不断强化，检验检疫范围已涉及所有对日出口农产品、水产品品种，增加检测农残的品目达43种；批批检验导致进口通关放慢，加大滞港费用，增加检验成本，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检验费用使之占到货值的44%，并造成产品品质下降，以致产品失去竞争力，从而达到迫使日本进口商减少订货的目的。例如，日本对我出口鳗鱼实行机场48小时的吊水检验造成大量死亡，迫使我鳗鱼停止对日出口。据统计，2002年我国制作或包藏的河鳗（考鳗）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8.6%，金额减少4.6%。再如，蔬菜保鲜期短，而批批检验导致进口通关放慢，造成蔬菜品质下降，同时由于抽样数量增加，检验费用从原来每批次5万日元提高到80万日元，高额的费用迫使日本进口商陆续取消我国的订单。

5、昂贵的认证费用导致企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发达国家经常要求我国产品取得认证才能进入该国市场。然而取得和维持认证的费用非常高，这直接影响产品的竞争力。比如，建立及实施ISO14001认证的费用高昂，这些费用包括长期环境审查及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技术咨询、认证费用以及改善环境污染的设备、污染物检测、员工环保培训费用等等。目前我国申请ISO14001认证的费用，仅咨询费、体系建立费用、审核费和认证费用一般需20-30万元（未包括环保设备投入）。这对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更是难以承担。

二、我国的应对之策

新贸易壁垒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主流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所以新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冲击将更大，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对新贸易壁垒，关键在于企业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次，加强环境管理和职业安全管理，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从综合能力上缩短与发展国家企业的差距。同时，由于新贸易壁垒涉及到技术、法律以及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政府须发挥主导作用，帮助企业提高综合竞争力，突破新贸易壁垒。

（一）政府对策

1、制定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不仅要追求出口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出口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对外经贸部门还应建立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鼓励那些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出口并在信贷上予以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沿海开发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示范区，树立几个在出口可持续发展上作出贡献的典型企业。

2、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发达国家使用最多的新贸易壁垒将是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采用国际标准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与此同时，我国技术壁垒的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二三十年的差距，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远远不能适应要求。90年代以来，我国加快了国际标准采用速度，1997年以后制定修订标准的国际标准采用率已占60%，但从整体看，我国采用国际标准的状况仍很落后。因此，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快采用国际标准的步伐。另一方面，文本的采用不等于产品的采用，采用国际标准的重点在企业，最重要的是推动一大批出口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同时，我国应组织更多的标准化专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把我国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充分反映到国际标准中去，为我国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为此，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发达国家标准化工作的动态，积极承担ISO秘书处和其他标准化组织的工作，争取将我国制定的水平较高的标准纳入国际标准中，或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标准期间充分反映和体现我国的意见和利益。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活动，跟踪国际标准制定的全过程。对于因标准问题产生的国际贸易摩擦，我国应参与协调，从而不仅能挽回直接经济损失，同时能积累宝贵的经验。

3、建立统一规范的产品认证认可体系。认证是证明企业所生产的终端产品及生产管理体系符合某种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虽然大多数认证是自愿性的，但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产品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质量认证及环境认证，都是企业通向国际市场的一盏绿灯。很多企业产品就是因为缺少认证而被国际市场拒之门外。所以政府须建立统一规范的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确保认证机构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坚决取缔不严肃的认证机构，鼓励国内认证机构发展壮大并积极与国外知名认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与国际和国外权威机构认证的相互认可机制。相互承认彼此的认证是消除贸易认证带来的技术壁垒的通行作法。例如，欧盟以外的认证机构可通过政府和认证机构间相互承认合作评定的协议获得欧共体授予的“被指定机构”资格，从而使自己的产品在国内获得认证后即可顺利进入欧洲统一市场。因此我国应积极开展这项工作，提高我国产品声誉，节省产品在重复认证中的巨额花费。

进一步加强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种类环境标志、安全、卫生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等认证机构的建设，提高认证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认证主体的服务功能，扩大认证范围，提高认证工作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实现国际互认，全面为社会、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要增加技术设备配置，加强技术人员培训，形成建立绿色屏障的技术队伍和技术能力。

4、建立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建立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因为国际标准化机构和各国政府及其标准化机构经常对其技术法规和标准进行修订，如果企业信息不畅，不能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法规或标准要求生产产品，在出口时就会遭遇壁垒。因此，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尽快建立国外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以负责收集、跟踪国外的新贸易壁垒措施，建立国外新贸易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同时，认真研究新贸易壁垒对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影响，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之，创造良好的出口环境。在获取国外新贸易壁垒信息方面，我们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在《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下提供的有关技术标准、法规的国家级咨询点。另外，可利用驻外经商参赞处等机构及时收集国外环境技术壁垒信息。国家通过建立相关的信息数据库和网站，方便企业查询，为企业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5、发挥行业协会、进出口商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行业中介组织应在信息情报支持、组织企业应诉等方面发挥政府和企业无法取代的作用，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应树立为企业服务的理念，积极帮助企业应对新贸易壁垒。

6、加强新贸易壁垒知识的宣传、培训和普及工作。由于大多数企业对新贸易壁垒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应加强新贸易壁垒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加强新贸易壁垒知识的宣传和培训普及工作，让出口企业越来越重视新贸易壁垒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

（二）企业对策

1、出口生产企业应实施以质取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应提高技术水平、注重环境保护和职工的劳动条件，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竞争力，从根本上突破新贸易壁垒。

2、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管理及经营管理等必须适应科技时代和环保时代的要求。企业可以将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3、企业应努力提高环保水平，提高环保投入、设置专门环保机构和人员、开发绿色产品、加强绿色营销、绿色管理是企业赢得环境竞争优势的主要条件。

第6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德权，梁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5（3）

2彭磊.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探索，2004（3）

第7篇

论文内容摘要：近年来，非产品相关的PPM标准、动物福利法案和企业责任成为发达国家构筑贸易壁垒的新方式，这种从基于“产品”的贸易限制到基于“过程”的限制，将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国企业必须调整战略布局，积极应对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壁垒。

国际贸易壁垒的新发展

（一）非产品相关的PPM

PPM的全称是processesandproductionmethods，指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应符合特定的技术要求或标准。OECD根据产品对于环境的影响把PPM分为两类：如果一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会影响到产品的最终属性，并且使得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则被称为产品相关的PPM；如果一种生产方法本身对环境造成了损害，但是并未影响产品的最终性能，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仍然是环保的，则被称为非产品相关的PPM。

在1993年的美墨“金枪鱼”一案中，WTO对于非产品相关的PPM持明确的排斥态度。但是仅仅5年之后，在与其相似的“虾与海龟”一案中，美国对来自泰国等国的虾及虾制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其理由是：用细密的拖网来捕捞虾的过程可能会误伤美国所保护的海龟。从而影响到了海龟这一国际濒危物种的生存。而上诉机构对该理由并未提出异议，反而认为美国的贸易限制措施符合GATT所规定的例外情况。

（二）动物福利法案

动物福利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保护动物，或者以维护动物福利为由，制定一系列动物保护或者维护动物福利措施，以限制甚至拒绝外国货物进口，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

近年来，动物福利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普遍认可，欧美等国家都相继制定了动物福利法，将动物福利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以此作为进口农产品的一个重要标准。2003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中，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动物福利在贸易中的地位，为一些西方国家进一步提出某些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动物福利规则创造条件。

（三）企业责任

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责任除了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相关利益人。其中，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SA8000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认证要求企业不使用童工、不强迫劳动、不干涉员工信仰和风俗习惯、至多每周工作48小时等。

2004年，欧美国家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国际贸易挂钩，在5月强行对中国出口企业推行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认证，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了一定影响。

新形式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

相对于传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言，上述三种新形式的贸易壁垒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现在并不仅仅是以产品在本国的消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为理由予以实施贸易限制，也开始努力地试图对于出口国如何组织和实施生产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一）对于WTO可能产生的影响

WTO的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非歧视原则主要由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条款具体地体现出来。最惠国待遇意味着各成员在贸易上拥有平等的地位，规定给予其他成员产品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任意成员方相似产品的待遇。国民待遇则要求对进口和国内生产的相似产品给予相同待遇。

非歧视原则是以“相同产品”作为适用对象的。两种产品只要是被认定为“相同产品”，那么就可以使用以上这些原则，一国就无权对其中任意一种产品施以数量限制、禁止进口等歧视性的待遇。如果非产品相关的PPM、动物福利问题、社会责任问题逐渐被应用到贸易限制中来，WTO的“相同产品”概念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贸易限制措施的泛滥将不可避免。

（二）对于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

如今，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已经扩展到以技术为基础的成本优势、区位优势、政府政策导向优势等领域。诸如污染的消纳能力，天气气候的不同等环境差异、劳动力成本以及动物福利等都与比较优势密切相关。

一国应该有权利决定如何安排生产，只要这种生产方法上的差异没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在非产品相关的PPM、动物福利、社会责任这三个问题中，最易产生负外部性的无疑是第一个。环境污染往往会产生很强的负外部性，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如此。

例如，农业生产方法在水资源充足的国家和干旱的国家可能大不相同，工业生产过程的污染控制级别则取决于该国工业聚集地的人口密集程度，资源获取的具体方法取决于该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情况，产品循环利用的水平取决于主要资源和可回收的次要资源的供给数量。因此，一国采取何种PPM，环境管制的严厉程度应取决于一国的环境资源禀赋，进口国无权要求出口国的产品遵守进口方境内的所有PPM标准。

同样，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对动物的保护，能够为员工提供多少福利，应该由各个国家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在经济水平较为低下，对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保证的前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将过多的资源放在关注动物福利上是不现实，也是无效率的。

（三）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从基于“产品”的贸易限制到基于“过程”的限制，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无疑将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我国与外国在生产工艺等各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生产过程”中，差异更大、所涉及的环节更多，更加防不胜防。我国的中药单就产品的品质而言，其优势和竞争力是无与伦比的，但现在许多中药的制药方法却遭到批评和抵制，中药的疗效世人皆知，但中药的出口却屡屡碰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动物的福利没有得到保障。另外，企业责任对于大多数国内企业而言是个新名词，如果不及时调整，这足以让这些企业举步维艰。珠江三角洲的很多企业已经因为SA8000认证不合格而导致其出口产品遭到外商拒绝。

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对策

（一）必须以WTO为依托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由出口国权衡眼前的经济利益同未来的长期利益后根据具体国情作出选择。动物福利等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但是贫穷就是合意的吗？在这些问题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个灵活的时间表。

同时，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并没有也不可能去过多地关注这些问题，虐待童工、污染环境等做法在这些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可谓屡见不鲜。在这些国家通过这些手段获得了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大大增强之后，他们逐渐开始产生了对于环境等社会问题的新的诉求。在此时，以更为严格的要求去约束经济上处于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合适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理应为此担负更大的责任。

（二）必须调整战略布局

出现这些问题，说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本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原来这些差距不会在贸易过程中得以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细节，我国必须努力地向国际标准看齐。

从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而言，仍然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依托，技术含量过低。低价竞争依然是我们的核心思路，这意味着当出现各种限制，无法从低廉的劳动力，低廉的生产成本上发掘更多的比较优势时，我们开始觉得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因此，积极的战略调整，产品的高附加值才是应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从当前来看，要引导企业有效地规避近期出现的这些风险，还需政府部门发挥更大的职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指导，以便企业能够顺利地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好地应对新的贸易壁垒。

参考文献：

1.胡江艳.动物福利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J].生态经济，2006（2）

第8篇

“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在技术层面来说，贸易摩擦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反倾销、反补贴、配额、许可证制度和技术壁垒等。

总得来说，贸易摩擦的发生由于两方面原因导致:(1)外部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的到来，货物，资金，人力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就对各国的贸易制度和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些要求不可能很快实现，随着双方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双方贸易摩擦不可避免。(2)内部原因：我国自身的贸易中也存在诱发贸易摩擦的原因。我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国内企业的无序竞争导致大量项目重复，产品存在很大雷同。国内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提起的贸易摩擦的应诉积极性不高。

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分析

1.发展中国家对华贸易摩擦的现状。综合1980年～2005年期间的世界对华的贸易摩擦数据时，可以分析得出：上个世纪的80年代，对华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西欧等。而到了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的行列中，如印度，土耳其，巴西，希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世界各国对华反倾销案件剧增，短短三年就有151件，发展中国家发起了99件，占到65.6%，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已经远远多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呈现出以下的一些特征:贸易摩擦程度较浅，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发生的贸易摩擦中，贸易摩擦形式比较单一，常常表现为“反倾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纺织，化工产品，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贸易摩擦涉及中国的案件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执行反倾销的力度大，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执行率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而在反倾销税率上，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常采用敌视性的超高反倾销税率，带有明显的恶意性。

2.贸易摩擦特征分析。(1)发展中国家执行反倾销的力度大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政府和企业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欧美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反倾销诉讼案件不太重视，造成了这些国家得寸进尺，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太完备，反倾销法律和诉讼程序透明度低，行政机关拥有过多的影响力，中国企业在信息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应战。(2)涉及领域不广的内在原因。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导致了其居民的消费购买力较弱，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不透明，政治环境不太稳定等各种原因，影响了企业间进行贸易来往的想法。到目前为止，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在我国整个对外贸易的份额中所占的比例不到20%，决定了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领域不会很广。

3.涉及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越来越多的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公司纷纷把注意力投向亚、非、拉等第三世界。这就造成了中国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的大量的涌入，给当地的相关行业带来很大的冲击，且从宏观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法制并不健全,保护主义思想在其国内也比较盛行，从而导致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各种贸易摩擦屡见不鲜。

三、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第9篇

“贸易技术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一词，正式出现于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中。所谓贸易技术壁垒是指那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的某些特性的规定、标准和法规，以及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和确定商品质量及其适应性能的认证、审批和实验程序所形成的贸易障碍。简言之，就是由国与国之间对产（商）品进行管理时，由于其实际的法规、技术标准、制度和检验制度带来的差异所形成的贸易壁垒，称之为贸易技术壁垒，这是贸易中最隐蔽、最难对付的非关税壁垒。

在国际贸易中，技术标准和技术条例的本意，或是确保国际交易中货物质量的一致性，减少由进出口货物的规格、质量和服务引发的争端，或是保护消费安全，维护各国消费者的权益，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从GATT到WTO，一直在努力使各成员国的产品标准国际化、统一化，减少和取消贸易技术壁垒。但是，基于技术条例和技术标准的贸易扭曲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呈现出覆盖率高、冲击力强、手段隐蔽和复杂化的趋势，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技术标准和技术条例具有促进与扭曲世界贸易发展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呈现出双重性的特点。正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出版的《标准化的目的和原理》一书中指出：这种贸易的技术壁垒是国际贸易保护的最好庇护所，是调节当今国际贸易的杠杆。形成贸易障碍的技术壁垒扭曲了技术规则的本来面目，使原本有利于国际贸易发展的有利手段变成了阻碍国际贸易正常进行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贸易壁垒的整体发展趋势使这种双重性越来越显现出来。自从1948年GATT生效以来，经过一次次的多边贸易谈判，关税壁垒已经得到很大的遏制和削弱，相形之下，各国更注重采用各种“披着合法外衣”的非关税壁垒，尤其是复杂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质量认证制度，以及名目繁多的进出口商品包装、标志、检验和安全、卫生、环保等要求构成了更为隐蔽、更难对付的贸易技术壁垒，成为国际贸易新的障碍。近几年来，随着技术密集型产品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进一步上升，高灵敏检测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对商品选择性的增强，贸易技术壁垒占贸易壁垒的比例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已经达到80%，其二重性也相应的越来越明显。

另一方面，技术条例和技术标准本身的特性使其作用具有二重性。其一，技术条例和技术标准之所以能够构成贸易壁垒，是由于他们往往被以歧视的方式对进出口产品实施，既对进口产品提出特别的技术要求。其二，技术条例和技术标准都是各国自己制定的，由此产生的国与国之间技术条例和技术标准的种种差异导致了贸易的障碍。其三，与这种规格、标准相伴随的检测、检验手续也是技术条例与标准构成贸易壁垒的重要原因。进口国采用复杂的、旷日持久的技术检验、调查、取证、裁定等程序往往使商品的销售和成本大大增加，往往会延误交货期或者错过季节，从而失去市场。

二、TBT的“典范”——美国TBT体系

美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强国，也是各种贸易壁垒（如贸易地位限制、关税配额、数量限制、反倾销、技术性贸易措施、政府采购限制等）最繁多、体系最复杂的国家。

1.美国TBT的基本情况。

基于技术标准、法规的贸易技术壁垒。美国在要求进口商品满足ISO9000系列标准之外，附加了许多对进口商品制定的条例。仅从1980年至今，美国已制订了约2300个技术性法规和条例。这些复杂的法规和条例本身构成了对国际贸易的极大障碍。

关于合格评定的技术壁垒状况。美国目前有55种认证体系，如产品安全认证体系UL、军用MI(1)、电磁兼容FCC等具有较大影响的认证体系。其中，美国为了对商品的安全性能进行认证，设立了代号为UL的“保险商实验室”，外国商品必须通过UL认证后才能顺利地进入美国市场，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很难达到UL标准水平。这种假借保护环境，人类动植物的卫生，安全健康之名，对商品中的有害物含量制定较高指标的做法，有效地限制了商品的进口。

利用电子数据交换(EDI)设置技术壁垒。美国决定，从1992年起将全面采用电子数据交换方式办理海关业务，不采用电子数据交换方式的，海关手续将被推迟受理。

以上提到的是美国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方面，当然还有一些其它原因而形成技术壁垒。正是这些贸易技术壁垒，导致外国产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美国的“入门费”看涨。

2.美国TBT体系的主要特点。

法律地位重要。美国的技术性法规或标准大都以保障消费安全、保护环境及国内市场秩序、维护国家安全为出发点，几乎涉及到美国社会及公众生产、生活的每个层面，成为美国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多属强制性法规或标准之列。

覆盖领域广泛。美国针对每一种产品，包括其生产与进口行为，基本上都订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标准；并以标准、检测、标识及认证等手段，为进口产品设置高门槛及繁杂的检验手续。

法规体系复杂。呈现出立法部门众多，立法层次有别，措施性质多重，法规数量庞杂等特征。

执法体系复杂。美国负责技术性法规及技术标准执法工作的部门很多，从大的层面上分，既有联邦政府部门，又有联邦独立机构；从小的层面上，针对同一产品，在同一部门内，设立不同的部门负责不同项目的执法工作。各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相辅相成，筑起了一道复杂而有序的执法体系。

美国主义特色鲜明。美国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和卫生标准非常严格、也非常高，检验手续复杂，批准时间冗长；而且，美国很少使用国际标准化机构订立的标准，其有些标准甚至直接与国际标准矛盾，一般也不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的检验标准，在对外交往中，我行我素，一切以美国利益与意识为中心。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论是作为合理的技术贸易措施，还是作为抬高门槛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有一点是无疑的，他是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重要手段，处于设置与超越不停顿较量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批着合理的外衣，手段隐蔽，冲击力强，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达国家和地区处于绝对优势和主动地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

三、关于动态条件下如何应对TBT的理论思考

如何有效地突破别国的贸易技术壁垒，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损失，保持自己的比较优势；如何有效地构筑本国的贸易技术壁垒，以在合法的外衣之下，保护本国产业，增强本国的竞争力。是世界各国重点考虑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分析超越问题。

1.应对贸易技术壁垒措施的一般理论分析。

(1)从贸易技术壁垒作用的基本机理来看，技术上的超越是最根本的应对措施。贸易技术壁垒作用的基本机理是，贸易技术壁垒一旦形成，并且实施，就会产生明显的数量控制机制和价格控制机制的双重作用，从而对进口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进口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对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产生递进影响。具体来讲，随着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新的贸易技术壁垒的出现和进口产品对壁垒的跨越。因此，进口产品超越贸易技术壁垒，实质上是依据贸易技术壁垒的要求，改进产品，使其达到要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但是，要依据进口国家的规定要求，改进产品质量，提高技术水平，就需要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新的投资，从而使改进后的产品具有相当高的成本，进而削弱了产品的比较优势。当进口品的进入还是初步的，数量不多时，壁垒主要表现为数量控制机制和价格内涵控制机制的结合。而一旦新的进口品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大量地跨越了贸易技术壁垒，从理论上说这时壁垒主要表现为价格外在控制机制，其数量控制机制作用下降或者不再存在，此时壁垒对进口产品的作用又相当于零配额。可以这样讲，如果改造后的产品能尽快的以规模经济的方式跨越壁垒，就可能具有竞争优势。反之，则不可能具有竞争优势。所以，一国产品能否跨越，或者在多长的时间内跨越，取决于跨越的成本收益分析。

(2)从经济实践中各国对市场规模的限制以及出于保护国内产业的考虑来看，单纯技术上的超越不能解决所有贸易技术壁垒问题。国际贸易中的国家都是经济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一个国家出于市场规模的限制和保护国内产业的考虑，即使进口品已经满足了壁垒的技术要求并交纳进口的检验费用及其他相关的费用以后，也不可能无限制的输入。这时东道国可以通过对检验过程的控制相应地调整进口品的数量和进口速率。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技术创新的深入，新的技术标准会不断的出现，并被采用于新的技术法规之中，这就对进口产品形成新一轮的控制机制，从而形成新的贸易技术壁垒。从这个角度来看，单纯的技术上的跨越不可能解决所有贸易技术壁垒对国际贸易的扭曲问题。所以，在跨越贸易技术壁垒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进口国作为经济人的特性。

(3)从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的趋势来看，南北方在贸易技术壁垒的设置与超越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构成世界经济两大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南方）经济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北方）经济之间，贫富两极分化在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世界先进的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和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和制约地位。表现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的优势，南北国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技术鸿沟，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贸易技术壁垒本质上是国家间技术差异的具体表现，尽管它还受到其他的因素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贸易技术壁垒的设置与超越方面总是处于主动与支配地位。如何缩小这种差距，是减少贸易技术壁垒的关键。根据熊彼特的发展理论，通过技术转移（表现为技术模仿或者扩散），可以缩小这种差距。技术转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是指技术引进。通过技术引进可以对产品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跨越贸易技术壁垒。但是，由于贸易技术壁垒的动态性，能否缩小技术差距，不断跨越贸易技术壁垒，不仅取决于引进国的模仿能力和创新能力，还取决于壁垒设置国的创新能力，以及国内产业的创新能力。

2.应对贸易技术壁垒的措施是多层次、有多种选择的。

措施的多层次。应对TBT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业等。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以及世界经济区域化趋势，使得可以在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区域合作与协调、在GATT/WTO框架内等多层次的回旋空间内解决问题。首先，在GATT/WTO框架之内。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GATT就在关于贸易技术壁垒的确认及其管制与取消两个方面开展工作。1974年在东京回合谈判中达成了《标准守则》，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了《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对技术条例与技术标准的制定、采纳和实施、技术条例和标准的检验程序、信息和援助义务等做出了规定，旨在使标准国际化、统一化，减少和取消贸易技术壁垒。另外，WTO设立了对各成员开放的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以提供磋商机会，监督协定的执行。其次，可以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与协调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区域一体化是指经济联合、调节的机构和行为。区域集团为了统一内部政策，减少贸易壁垒，或者采取直接制定贸易法规，或者在法规中引用标准，达到区域内标准的协调一致，克服彼此之间的贸易技术壁垒。如欧洲共同体理事会在1985年5月的一项决议中决定，在有关的行政法规中参照使用欧洲标准的原则，从而铺平了欧洲标准化的道路。第三，国与国（地区）之间的协调也是克服贸易技术壁垒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进一步加大多、双边对外协作力度，以争取能逐步彼此承认各有关机构的检验、检疫证书，也有利于简化手续，便利出口。例如，由于美国与许多欧盟国家同为1979年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成员国，美国向欧盟多数国家出口农产品时，可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按照公约的统一规定制定的《联邦植物卫生证书》为准，到岸后不必要再接受欧盟国家的检疫制度，从而非常便利美国的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措施的多选择性。各国有各国的国情，有各自相对固定的对外经贸关系，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各不相同，在采取何种措施应对贸易技术壁垒方面，也是有多种多样的措施可供选择的。主要包括技术上的超越、合作协商以及反击的方式等。这种方式本身也有多种选择，如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技术上的超越，其本身就有多种选择。其一是技术转移和提高竞争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先进技术供给有限，必须重视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结合本国对国外先进技术的跟踪，以及本国的自主开发，通过技术外溢和后发效应的协同作用，将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提高到一个新的技术水平，并尽快的由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变。其二，运用FDI跨越贸易技术壁垒。单纯利用技术的购买手段往往是难以得到较为先进的复杂技术。这是因为这些技术往往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中，所以需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利用FDI跨越贸易技术壁垒也就是本国产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可以取得双赢的结果。主要表现为，FDI所带来的技术转移的溢出，可以激发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协同效应，竞争模仿效应和当地化效应等，使其以比较便捷的途径取得比较先进和复杂的技术。其三，采用国际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跨越贸易技术壁垒。根据国际惯例，跨越贸易技术壁垒，应当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的先进标准。将本国的标准制定成国际标准，或者是将本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是协会标准推向世界各国并为各国所公认，就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优势，先声夺人。

3.发展中国家应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主动应对贸易技术壁垒。

第10篇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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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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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当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体制改革以使政府保持其中性地位时，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正面临着摒弃中性贸易政策以增加本国福利的需求。这一需求源于近年来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体现不完全竞争及递增的规模效益特性的模型的运用，它表明了政府在贸易政策中充当积极的角色。

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在以下情况下恢复早先的政策：（a）如果他们认定发达国家的贸易干涉是一种变像的“使邻国沦为乞丐”的方式从而使财富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b）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理论上的发展为他们本身进行干预提供了根据。科鲁格曼将贸易理论的发展通俗地解释为“新贸易理论”是因为新模型为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国家利益提供了可能。

以竞争模式为基础的标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鼓吹贸易政策能动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纠正扭曲的一种手段。扭曲源自国际贸易或直接与国际贸易有关。这种贸易扭曲既可以是内生性的也可以是政策所致。内生性的贸易扭曲是与整个经济相关的，在贸易活动中它是由于市场不利因素造成的。例如，出口的外部因素不完全适合于出口商时，出动就可能不会发生。在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国家和产品的质量信誉，在外国市场上摸索经营的方法和在外国市场上寻求商品和服务渠道时会面临这些外部因素。出动也可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而中止。这可能是因为出动因其最终的债务方是外国实体或者风险与货币的波动有关或者与在外国市场的经营有关而本身具有内在的风险。也还会出现一些其它形式的内生性贸易扭曲现象，例如，当被动接受价格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市场力量时，或者，当递增的规模收益导致产生一条非凸状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时，就会出现内生性贸易扭曲现象。

当贸易干预自身导致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政策所致的贸易扭曲就产生了。这种扭曲在国际贸易中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源于进口保护、外汇管制和出口征税等的扭曲共同形成了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进口的作用。当政策制定者不能或不愿纠正这种扭曲现象时就只有政府干预才能纠正这一偏差，并以对进出口都公正的有效汇率为特征对出口和进口替代具有相同激励作用的中性策略来消除以上偏差。这样将可以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并改善经济福利。

但新的贸易理论提供了即使没有扭曲的情况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仍能改善福利的例子。考虑到这一理论内涵的重要性，本文评论了新贸易理论的观点，并在理论和实际经验的基础上，评估了它们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相关性。

2.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了贸易干预的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或称战略性贸易论点）和外部因素论。利润转移论是以许多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寡头垄断竞争的观念为基础的。在一些文献中引用的这些市场的例子有诸如半导体、航空和生物科技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市场。由于垄断竞争的主要特征就是产品的价格高于生产的边际成本，进口这一类产品的国家要向出口公司支付租金。这一情况为政府的干预提供了可能，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公司的决策把生产和有关的租金转移给国内的公司从而增加国民福利。

外部因素论认为，一些可以产生积极的外部因素的行业和公司也无法发挥它们的最佳社会效应；因此，有赖于政府的有效促进。而这一观点一直被作为政府进行干预和提供保护的根据。

以上观点认为，这些行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因此，必须是政府支持的对象。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少见的。

通过国际谈判（如乌拉奎回合）以保护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措施，实行惯例贸易，而研究与开发在这种保护中具有不适应性，对此，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此外，利用贸易工具如出口补贴来改变外部因素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外部因素是国内的扭曲，要求使用国内的工具加以解决。有关贸易扭曲的经济文献明确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政策干预就是研究与开发或生产贴补。只有当外部因素产生于出动本身而不是从生产时出口补贴才有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就与贸易相关，需要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在新贸易论的文献中融人了外部因素就反映了普遍性的行业与贸易政策概念的混乱。因此，下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重点放在唯一与贸易政策相关的利润转移论上。

a.利润转移论

有三种关于利益转移论的不同形式。在最简单的形式中，该论点主张使用关税来抽取国外的垄断企业在潜在的进入市场中可能享有的租金。如不存在这种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外产品价格的差异，并使福利恶化。对国内公司潜在的进入市场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公司的定价反应并促使他们通过一定程度上吸收关税来阻止这种进入。只要关税被吸收，即使是部分被吸收，那么，价格的上涨就将低于关税，因此，关税收入就能远远补偿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在特例中，当国外企业吸收了全部关税时，租金就将在无任何额外扭曲的情况下被抽取掉。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和进口商通过进口税行使垄断力是一致的。这一点在商业政策文献中已得到充分的阐述和分析。然而，它们又有本质的区别——正如在最优关税论中所论述的那样，租金抽取论不要求一个国家是传统意义上的能影响贸易条件的“大”国；即使一个小国在国内市场上存在寡头垄断供应商时也可以利用进口税来增加国民福利，这是在最优关税例中不可能有的结果。

利润转移论的第二种形式是，对在第三市场上与一个国外对手进行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国内企业提供贴补。第三市场的假设使得国民收益的讨论仅限于生产者剩余。根据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的实质，由两家厂商互相作用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均衡产出水平，虽然就两家总体情况而言是最优的，但就某一国而言却是次优的。因此，贴补通过降低国内企业的边际成本而增加了国家的福利，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作用曲线。这就使企业占有更大的外国市场份额，也增加了国内的利润，降低了外国的利润。扣除补贴后的国民福利随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补贴本身只是一种转移支付。这一观点的关键是，补贴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采取更富于进取性的策略，由此迫使国外竞争对手做相应的改变以适应这一情况。

这一分析在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具体内容中可以得到逐步理解。正如迪尔多夫和斯特恩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扭曲现象。任何一个企业都认识到通过扩大出口所得利益会比事实上的少。”这导致了个体与社会边际收益曲线的差异。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个体的边际收益曲线在社会边际收益曲线之下，因而由个体边际收益曲线和个体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所确定的出口贸易额是次优的，所以，有必要扩大出口。这类差异产生于不现实的双寡头垄断假设，其中每一个公司都预期另一公司的产出与本公司的产出是不相关的，而实际上模型表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的。缺少国外生产者反响的信息是实际的扭曲。这也要求政府干预。但是，补贴尽管带来了效益却仍不是最好的办法。扭曲理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向国内生产者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坦诚地说，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比个人总要多些。

利润转移论的第三种形式就是新兴工业论的新扩展。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使得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国内厂商在规模上比国外生产者更具有优势，并使它能够在国内市场和未受保护的国外市场中增加市场份额，这样就把利润从国外转移到了国内公司中，从而以国外福利为代价增加了国内福利。

在新古典理论中，源自公司的规模经济就保护本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经济最终在公司的成熟期带来利润并可用来偿还公司成长期内为投资所借的贷款。但在科鲁格曼的例子中，规模经济是不能由厂商自身得以实现的，因为厂商受到它在国内市场份额大小的限制。在科鲁格曼的模型中，规模经济是静态的，随着厂商的产出规模在一既定的时点增加而产出平均成本下降。换句话说，也就是厂商在标准的V形平均成本曲线上向下倾斜的一段内营运。

科鲁格曼的静态规模经济模型作为一个独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具有新意的，因为总是动态的规模经济是以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和外部因素为基础的正统的幼稚工业保护论的核心。在这种动态经济中，平均成本随着产出增加时期的延长而降低。这里时间是关键，因为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有所认识。但是，动态经济学可能确实是依赖于静态经济学的。举例来说吧，当认识不仅是时间，而且也是市场规模的函数时，可能随着累计产出的增加（这段时间的总产出）而提高，静态规模经济自身就不是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基础了。但在论证这种静态规模经济学是保护论的基础时，科鲁格曼把进口替代从国内扩大到国外，这样就把暂时的进口保护转换成了一种促进出口的机制。科鲁格曼观点的关键是已假定国内市场足够大，能有利于假定的规模经济的实现。

科敦指出，双寡头垄断时假设关于进口保护可促进出口的假设并不重要。他引用伯塞尔和斯纳普的研究表明，当存在以递增的规模收益率为特征的国内垄断者，他们接受世界价格（假定为小国），则关税使歧视性垄断成为可能使国内价格上升而国外价格下降从而促进出口（尽管这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最优）。

这样，尽管一些有关利润转移的观点出自传统的贸易理论，但利润转移论的确为政府干预提供了至少两条依据。一种是为布兰德和斯宾塞的租金提取说为小国在其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国外寡头垄断供应商时，利用进口关税改善国民福利提供了依据；第二种是科鲁格曼以进口保护来促进出口的论点，提出了静态的规模经济对于幼稚工业保护说是一种独立的根据，但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所有的利润转移说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

b.对利润转移说的批判

利润转移说在经济和政治经济学方面遭到相同程度的批判。经济方面的批判集中于模型对于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寡头垄断公司宣称赚取超额利润的数量，分析的部分均衡特性，对扭曲识别和对工具选用假设的敏感性。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批判集中在鉴于国外可能的报复，无效的政府干预，特殊集团利用了政策，道德公害问题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应而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方面。

（i）经济方面的批判

对竞争行为假设的敏感性，依顿和格罗斯曼简明扼要地证明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他们证明得出这些结果的关键取决于“库尔诺特”关于每个厂商都把其它厂商的产出看作是既定的并因此选择它们自身的最佳产出水平的假设。若转换成伯特兰战略，则战略的变量是价格而不是产出，通过使出口税成为最优战略能改变此种政策的结果；反之，如果双寡头垄断者致力于不变的可推测量，而且每一厂商的可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为了捍卫其论点，斯宾塞提出，厂商间的竞争发生在三个阶段——研究开发阶段、生产阶段和营销阶段，只是在最后一个阶段，方可有价格的竞争。所以，对依顿和格罗斯曼的批判也只适应于最后一个阶段。在最初的两个阶段是数量上的竞争，因此属于库尔诺特型。然而斯宾塞认为，仍可把早期阶段作为目标，但是考虑到外部争论，正如前面就外部因素问题所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如果政策是针对早期阶段的，那么，建议的只是产业政策，因为，所要求的手段是国内的工具，所以，不可能存在激进的贸易政策。

对产商数量的敏感性，狄克塞特考虑了一个更一般的双寡头垄断的情况，但这是一个涉及国内市场并因而涉及与消费者剩余关系的情况。他表明只是在厂商数目不是“太大”时，才把出口补贴作为一项政策建议。但随着国内厂商数目的增加，出口补贴的最优政策实际上会颠倒过来。这是由于国内厂商间的竞争导致了消极的金钱因素，因为每个国内厂商都考虑本身的行为对其它国内竞争者的利润所产生的影响。这将减少它们共同带给这个国家的全球性租金份额。当有足够的厂商数目时，为了税收的消极外部动机会超过为了贴补的利润转移动机。

正如霍斯特曼和马克森所提出的那样，即使出口贴补扩大了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设想的增加租金仍可能不会实现。这是因为出口贴补导致进入市场的低效从而减少了厂商的产量，使公司的平均成本曲线向上而不是向下移动，使租金也趋向于零。因此贴补收不回，生产者的超额收益率也极不可靠，国民福利也比自由贸易条件下低得多。

依顿和格罗斯曼也表示，当厂商行为具有始终如一的猜测性特征但又有不止一个国内厂商时，出口税将通常是最优的。一致的猜测性消除了利润转移的可能性，这样，剩下的可发挥作用的因素就只有国内厂商在第三市场上的竞争了，如上所述，这又会导致消极的金钱外部因素。福利最优化策略需要使用出口税来限制出口和更充分地在贸易方面利用国内垄断力量——这是古老的最优关税论的复活。

关于超额利润的大小：格罗斯曼总是就寡头垄断公司可赚取的超额利润和租金的大小提出疑问。他指出，如果利润不大，那么，作为增加国民财富的一种方法的利润转移的整个范围将被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

关于局部均衡的分析：当经济干预保护理论在局部均衡内容的分析中得到扩展时，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结果可有根本的不同。促进出口论是以在本来是富有竞争性的经济中只存在一个寡头垄断国内行业的模式为基础的。当这个行业得到补贴时，它的扩展是因为其它用途中抽出资源所以没有租金的损失。但在一般均衡情况中，一些厂商令传统脱离厂商的行列，国内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将抬高它们的市场价格并以价格挫败国内的竞争对手，这与著名的“荷兰病”范例的配置效应十分类似。而且，如果有数个国内寡头垄断者从一个行业可获得抽取租金的利益，这是其他行业租金的损失所造成的。这些将抵消来自出口补贴的国民福利增益。

事实上，狄克塞特和格罗斯曼已表示，当所有的出口行业处于均衡时（如面临相似的出口市场条件，拥有同样的生产技术，面对相类似的国外竞争程度），则当任何一个或多个部门是津贴的目标时，损失明显地会超过收益，因此自由贸易是最优的政策。当行业处于不均衡状态时，国民福利中会产生净收益，这取决于在国内工业扩展时每单位稀缺资源的消耗所得到的超额利润有多少转移到了国内工业上。反过来，这又取决于国内外的生产技术、他们产品的替代程度、出口市场上的价格需求反应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实质。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选择目标工业的大量信息要求，而从实践上来看又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忽略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和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关变化，将会严重曲解这种模型。

关于市场失败的辨别和工具的选择：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要证明贸易干预是合理的就很困难。因为这些都是厂商的内部因素，会产生什么厂商的利用规模经济的动力与最佳社会目标不一致的问题。这只是与前面所述的利润转移理论中的第二和第三种形式相关。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利润转移的形式中较小的市场份额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实现。但市场份额的大小与第二种形式的模式是不相关的，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原因在于得不到准确的信息而导致了市场失败。这是因为库尔诺特的纯理论性和不现实性使人们放弃了正确的预测。但是，这样并没有给促进出口的策略提供依据。首选的最好政策，以消费者福利表示的最小成本达到既定目标的政策，不是贸易政策而是直接针对国内扭曲的国内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公开地提供市场信息。

在利润转移论的第一种形式即租金抽取中，利用关税的贸易政策措施并不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关税扩大了国内消费者价格和国外生产者边际成本之间的差距。最好政策是对国外寡头垄断者征收的最适当的一次性总付税款和对国内消费者相等补贴的结合。这种两面兼顾的政策实际上保证了高效率的竞争结果，又没给社会增加任何负担，因为，对消费者的补贴完全能从向外国寡头垄断者征收的税收中获得。

（ii）政治经济学批判

外国的报复行为：当我们从政治经济方面考虑时，利润转移的政策问题变复杂了。旨在通过让国内厂商获得超额收益或支持国内工业来增加国民福利的政策会引起外国的报复。这会使两国都处于比自由、不受干预贸易条件下还要糟糕的境地，这种结果是不利的。

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高科技产业正如一国的疆土一样，经常被认为是一件保护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大事，正如制造业通常被认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国计民生一样。姑且不论利润转移的相对优势是否存在，外国政府的干预通常被看作是从这块肥肉上捞取比合法市场体系保护下所得的份额更多的一种尝试。

实际上，对于可能因遭受惩戒性报复而被排除在外的小国而言，外国报复的风险更大。请注意，正如对最低关税论一样，新贸易理论并不意味着增加全球的福利而仅仅只是站在本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再分配。事实上，将从贸易中得到的收益从由市场决定的配置中转移出来，已经减少了全球福利。

无效的政府干预：况且，利润转移保护论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但正如巴格瓦弟所说，政府不能只是被动的贯彻福利最大化经济学家的思想，它应当是一个有其自身目的的自主行为者或是一个供游说者活动的市场。只要政府摆脱了温和及被动的态度，则政府干预使福利更糟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充满了误导的和过滥的政府干预的事例，况且，对任何政府信息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进行行业选择时的信息需求非常巨大。尤其是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将比私营部门更能选择“赢家”。

特殊利益集团左右的政策：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小而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成本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总是过份和被误导。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

道德公害问题：况且，政府为了履行对一激进型政策的承诺对厂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被比主动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因为，他们利用资源都没有直接生产出产品。

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另一个政治经济论点产生于帕累托的有效干预有不可避免的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应一般主张。出口贴补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列出的鼓励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增加。与此相联的另一种一般性主张，是关于贴补的资金将如何筹集以及这种融资可能产生的扭曲效应问题。这些使得贴补的有效经济报酬率更难以实现，也更不确定。

上述批判严重地削弱了新贸易理论的效应并对它作为政策形成基础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都是有帮助的。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对新贸易理论的政治经济论点产生了更大的效应。例如，特殊利益集团左右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与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关，这是因为：1）追求租金和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更为有害；2）政治机构更脆弱，因而更易于屈服于此种压力；机构安排比在发达国家更差。而且，在发展国家，政府干预的记录特别差。由于对任何依据新贸易理论实施贸易干预进行产业选择的政府来说，信息要求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这一过程将是低效率的和有损国民福利。

然而，仍有人看到租金抽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有效，而且具有特殊的关系。因此，下面一节将要根据此种经济的共同特征分析新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将上述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评搁置一边。它表明，即使是这两种对新贸易理论的特别见解也与发展中国家无任何关系。

3.新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

作为新贸易理论基础的至关重要的市场与技术因素是否是确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并不清楚。这涉及到市场结构、经济规模、出口产品的技术特征问题。它也涉及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自由化所带来收益的程度以及源自竞争性的新古典模型针对贸易自由的政策处方是否为新的模型所改变了或加强了的问题。

a.市场结构

罗德里克提出：不完全竞争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较发达国家的更普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文化因素与政府政策都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寡头垄断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内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政策，抵制了国外竞争的压力。这些国家通过诸如进口配额之类的措施发展了国内的生产能力并朝着规模生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当某公司被某行业的高额利润和该行业的高速增长所吸引，想进人该产业时却又被许可证的限制所束缚。发展中国家还普遍缺乏反托拉斯的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措施。另外从计划经济大体情况来看，由于集中控制信息的需要，它的信息处理和向单个企业信息的限制也限制了各个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以使整个经济体系便于管理。

事实上，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规模收益递增与这种市场体制有因果关系。在汽车产业中一个有关规模经济大小的有趣例子经常被引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研究，普遍认为各型汽车的有效的年最低生产规模为20万—30万辆。但是，发展中国家平均年产规模只在20万辆左右。这说明了规模经济未被充分利用。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下列因素，如低资本密集度，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很低的研究开发费用和广告促销费用以及车型的较长流行时间。在一些高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固有的规模经济没有显示出它们在这些产业中的国家比较利益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上，对这些产业国内资源成本计算的结果表明它们高于交换比率（即生产价值1美元的进口替代产品所使用的国内资源高于生产1美元价值进口品使用的国内资源）。此外，规模经济的发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具有低劳动成本的优势，因此倾向于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克鲁克在她对印度汽车工业的研究中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被她采访的制造业者认为没有任何规模经济可以发挥。

关于新贸易模型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市场是否仅仅具有垄断性，而在于寡头垄断的特征是否源于规模经济。毕竟，规模经济使垄断性公司在生产增长时显著地降低了平均成本。从而，他们获取了大量的全球性利润。在这个方面，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证据很明显不能提供充分的佐证。

b.经济规模

由于多种原因，发展中国家小的市场规模使其战略性贸易政策成为不相关的因素。首先，小规模的国内市场阻碍了规模经济在国内市场的发挥，也使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出口促进论与此无关。

其次，正如克鲁格曼所言，小规模降低了发展中国家政府作出战略决策的能力。这是因为小国家并不是典型的全球性产业的聚集地，通过战略决策获得其“租金”是新贸易理论的焦点。即使一些全球性的产业以一个小国为基地，由于其本身的小规模将削弱这个国家扮演一个可信的第一推动者的能力。

第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也易于招致外国的报复和蒙受更大的损失。尽管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将事实上使大国对之作出更多让步和大国对小国家基于同样理由报复的可能更小。但历史上有许多强者欺压弱者的例子。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的大国家就采用反倾销税来对付发展中小国，而最近这又被美国照搬作为其报复性贸易限制的威胁手段来解决美国与欧共体在公共采购政策方面的争端。这个例子强有力地说明白了大国有可能对小国进行惩罚性报复即杀鸡警猴，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报复对大国的利益影响甚小，更重要的是报复其他大国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任何报复对小国来说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他们狭小的市场规模使其对进入国外市场的要求十分强烈。

c.出口商品技术特征

发展中国家反映其比较利益的出口产品是典型的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很少遵循递增规模收益规律。而且，发展中国家不出口高技术产品，他们研究开发活动中溢出知识被战略性贸易理论引用为引起干预的重要原因。上表显示了1970—1989年世界高技术出口产品的份额分布情况。归为其他类的发展中国家在1988—1989年期间至多只占世界高技术出口产品份额的6％。既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利益不在高技术产业，则他们把全球利润转移给自身的范围就非常有限。

1970—1989年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分布

国家1970－7373－7676－7979－8282－8585－8787－89

经合组织95.5793.9391.5288.7986.8085.3083.64

新兴工业化

国家和地区1.302.283.184.066.057.568.76

其它2.693.364.435.235.986.146.27

克鲁格曼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特征与新贸易理论模型的要求不相符合。但是他认为：尽管初级产品的生产本身与规模递增效益并无直接影响，在诸如港口、仓库、运输设施等与初级产品出口相关的基础设施提供方面都能战略性地利用贸易政策。他指出，由于其它国家不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哪怕是一点点的投资津贴也会带来可观的比较利益。但是，是具备有效生产规模的出口基础设施的提供相对于一个小国来说太大，还是相对于这些产品的世界市场规模而言所导致的规模经济效益如此重要以致对本国出口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对此，一直未有充分的证据。后者如果确实的话，将实际表明出口格局不是由产品的比较利益所决定的，而出口是由的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所决定的。而且，递增规模收益率最初来源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本质而不是取决于出口基础实施，这和高技术行业中资本成本和研究开发费用的关系类似。

d.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

当因受到新贸易理论鼓舞发展中国家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的行为由于上面论点而受到严重影响时，不完全竞争世界采取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传统的计算贸易收益的“三角形”，是以竞争性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依次列了GNP的0.5％至2％数值。但是哈里斯估计在不完全竞争模型中加拿大的静态长期贸易收益8％—12％。理查森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是自由贸易而不是政府对本国制造商的刺激性干预所导致的贸易收益比完全竞争条件下获得的收益高出1—2倍。以上结果证明了自由贸易是唯一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这特别重要，因为新贸易理论被断定损害了为贸易自由化所提出的新古典处方，许多发展国家在热衷于保护主义政策几十年后，开始转向贸易自由化。

第12篇

一、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原则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关于法律原则的规定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一般性义务，适用于所有的服务部门，意思是无论成员方是否将某个服务贸易部门对外开放，在采取有关的措施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最惠国原则即属于一般性义务，每一成员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不低于它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过，最惠国待遇也存在一些例外与豁免。此外，像透明度原则、增加发展中国家成员的逐渐参与原则、法规客观合理性原则等都属于一般性义务。

不过对于GATS，一般义务并不是显得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具体的义务，是指通过谈判适用于各成员在承诺表中具体承诺范围内的服务部门。包括各国承诺开放哪些具体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开放程度如何，都体现在各国的服务贸易承诺表中。这体现于市场准入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之中。前者解决是否开放的问题，而后者解决外国投资者是否享有与本国投资者相同待遇的问题。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法律原则实际上是各国实力交锋的产物。对于大国，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一方而希望不要被冷落在游戏圈之外，而另一方面又要竭力争取一些町以凭借的盾牌。打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世界格局是一个诸侯割据但客观上又为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所连接的世界村，而汽车这种交通工具可以满世界跑的话，那么林林总总的争端无非可以浓缩为两个问题：首先，势力范围之外的汽车是否允许进入到范围之内；其次，进入的汽车是否应当遵守同样的交通规则。

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日内瓦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进行；外国公司享有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取消跨边界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比例超过50%。通观日内瓦协议，它秉承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原则并着重强调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以促使全球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二、门要开多大?--市场准入原则

金融服务贸易中的市场准入原则，是指允许成员国的金融服务者进入本国市场，本国的所有金融业务要对成员国的资本开放，比如允许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合资机构。1999年底的中美WTO协议之细节内容就包括了：在金融信息服务方面增加市场开放，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办业务，并在2年以后可经营人民币业务，5年以后可提供服务给中国个人；在证券基金合资企业方面，外国公司允许掌握3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年以后将增加到40%。

市场准入促使各国金融服务提供者进入对方金融服务市场，从而带来广泛的竞争。笔者以为，竞争乃是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所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竞争格局中的强者，自然是希望将竞争的领域扩大，减少非竞争的领域，从而扩大其可以渗透和操纵的领域，取得更大的优势。而对于弱者，虽然不得不参加竞争，但由于力量薄弱，在以优胜劣汰为精髓的竞争之中，有可能成为新的赢家，但是也有可能一蹶不振。所以其有意限制竞争的领域，以行政性的障碍来阻拦竞争范围的扩大。门虽然不得不打开，但是，总希望开的慢一些，开的小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各领域的谈判，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谈判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例如，1997年初，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谈判重新在日内瓦拉开，时逢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鉴于此，与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对自己的金融市场采取了某种保护性措施。比较典型的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其最后一份出价中提出今后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银行或保险公司所拥有的股份最多不超过31％，美国对此表现出的态度千分强便，双方争持不下。世界贸易组织出面干预，提出美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问题排除在多边谈判之外，作为双边问题处理。到12月13日凌晨，美国表示同意，这样，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终于以达成妥协而降下帷幕。

坦白地说，限制市场准入就是对于落后的保护。虽然这可以拉出保护国家利益这面大旗，但是保护落后无论如何对于消费者都是有害的。举例来说，我国早就开放了家电市场，但是，国有家电企业不仅没有被彻底击溃，反而在日本家电的咄咄势下后来居上。这是否可以概括为中国气功中的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呢?相反，一直没有开放的电信领域，却因为昂贵的费用等原因受到消费者的一致抱怨。对于各国广泛参与金融领域的竞争，具有两个方面的好处。在微观上，将促进各国金融服务方式和质量的进步，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从宏观上来说，则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带来诸如增加金融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更好配置资源和消化风险，改善政府管理。

市场准入的原则无疑是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和“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两种理念中的抉择，从而决定开放大门的速度和时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作为弱者，其选择的可能越来越少了，因为要么不去参与竞争，而要参与，就无法回避与高手过招。早日成为强者，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三、交通规则是一样的吗?--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作为国际法的原则始于19世纪初。是以自由贸易为理论依据，在互惠原则基础上，通过国家间协议而确立起来的。二战以前，国民待遇条款通常是以保护诉讼权和保障人身等为其主要对象，二战后，国民待遇的范围扩大到社会保险、财产保护、经营活动、工业所有权、税收、金融证券的转移、交通运输等。而后，关贸总协定将双边条约规定的国民待遇上升为一项多边贸易关系的准则。其意义在于，任何缔约国在彼此间的贸易关系中自动享受国民待遇，不需另订双边协定。一般而言，国民待遇指一国给予所有成员国公民和企业与本国的公民和企业在经济上同样的待遇，从而保证成员国产品或服务与本国产品或服务在同等条件下竞争。

日内瓦协议要求实施国民待遇，成员国公司享有本国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向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公布一切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行政命令，给予同样的政策和要求，并不得对任何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有规模、数量及其他方面的歧视性限制。在此情况下，外资金融机构与国内金融机构可获得同样的经营环境。

目前，外资金融服务机构在中国境内仍不能说是已经享受了国民待遇，存在所谓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共存的现象。超国民待遇如税收负担上的优惠，中国内地对外资金融机构所征收的所得税率是依照香港标准制定的，再加上其他税种，外资金融机构的综合税率远低于内资金融机构。再如中外资银行在信用卡业务上的待遇不同，两者结算佣金和税收不同，服务范围不同，中资银行纷纷反映在竞争中处于非自身原因引起的劣势。另一方面，非国民待遇使国外银行受到了不合理的约束，无法充分开展业务。非国民待遇不仅广泛存在于还没有允许国外金融机构进入的领域，而且存在于一些已经逐步放开的领域，比如证券业务只部分放开，对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各种限制等等。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同时享有超国民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并非仅为外资金融机构所独有。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税率优惠的问题上，外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而在行业准入的问题上，外资企业却享有的是低国民待遇。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要么外资企业不能进入，而要一旦进入，就要比内资企业跑得快。因此，削减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呼声逐渐强烈，并且这并非来自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基于经济理论或法律原则而提出的呼声，而是出于大量的内资企业对于要求一个平等的竞争规则的渴望。同时，对于行业限制的放开，其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试图冲入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其二，渴望得到完善服务与优惠价格的国内消费者。因此，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应当是必然的。

四、结语

第13篇

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

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第14篇

新贸易壁垒的直接影响，就是我国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

1、由于我国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环境技术标准要求，被限制进口。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要求较高，我国一些产品在环境、卫生和安全技术标准上不符合进口国的要求被限制进口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从1998年1月起，在全美20多个仓库中陆续发现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材料里含有天牛，且1月中旬在芝加哥发现一些树木已遭到天牛破坏。1998年9月11日，美国农业部签署一项新法令，要求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采取严厉的检验规定，所有包装都须经过高温处理、熏蒸或防护剂处理，否则，所有入境货物将一律被拒绝入关。虽然经过我国政府的多次交涉，但美国政府还是宣布从当年12月17日起将禁止中国木箱包装的产品进入美国境内。英国、欧盟等也宣布对从中国离境产品的木质包装采取紧急措施，实施新的检疫标准。据当时的估算，仅欧盟的这一决定至少影响中国70多亿美元的对欧出口贸易。

2、由于进口国家实施某种新的强制性规定或标准，被限制进口。发达国家经常颁布强制性法令，对进口产品的技术要求加以严格限制，以防止对环境和人体有害产品的进入。如浙江绍兴2000年就有两家纺织企业出口的面料因使用禁用偶氮染料被德国“封杀”。其实德国政府早在1994年7月28日颁布法令，禁止在纺织品中使用可分解形成20种致癌芳香胺中的任何一种偶氮染料。后来该法案又几经修改，致癌芳香胺数目增至22种，禁用偶氮染料增至118种。在德国实行此项规定后，欧盟另外一些成员国也纷纷效仿。欧盟近年来也一直在酝酿起草限制含有偶氮类染料产品使用和销售的法令，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关于禁用偶氮染料的立法。

3、由于进口国采取不合理的规定或标准，被限制进口。发达国家有时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制定近乎苛刻的技术标准，以限制某类产品的进口。例如，2002年7月10日，日本政府对蔬菜进口商发出要“自我限制进口”中国冷冻蔬菜指令。原因是在中国冷冻蔬菜的检查中发现杀虫剂“毒死蜱”含量超过日本规定标准，达到0.07PPM。日本政府要求蔬菜进口商必须将农药超标的进口冷冻蔬菜全部销毁。其实，所谓中国冷冻蔬菜农残限量超标，完全是因日本政府对我冷冻蔬菜制定的“毒死蜱”残留限量标准太高所至。日本每年进口4-5万吨蔬菜，99%来自中国。为限制中国蔬菜进口，日本对从中国进口的蔬菜规定“毒死蜱”残留限量不超过0.01PPM，但对本国大量生产的萝卜规定的限量标准却是3PPM，相差300倍之多。去年由于日本对我国农产品进口实施苛刻的检疫标准，致使我国农产品很难进入日本市场。

4、由于进口国为限制进口而实行的双重标准，被限制进口。有些国家对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实施双重检疫标准，遂使我国的出口产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例如，欧盟禁止从我国进口动物源性产品的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标准案例。2002年1月31日，欧盟决议，禁止从中国进口中国动物源性产品。该决议涉及我国94家企业，贸易余额达6.23亿美元，一些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已因此次事件濒临破产境地，这些企业中涉及的劳动力近5万人。禁止进口的原因是我动物源性产品中氯霉素超过其规定的0.1-0.3PPB。当时，仅在荷兰鹿特丹港滞留的我动物源性产品就有265个货柜。而且，被欧盟检出问题货柜的数量不断增加。一旦销毁，我出口企业将遭受巨大的市场损失。按欧盟规定，凡含有2%-3%动物源性成分的加工食品，均要延伸追溯，从市场上召回销毁。2002年3月中下旬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组团，赴卢森堡、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丹麦六国进行民间游说和交涉工作，发现荷兰和德国官方实验室做出的微量氯霉素对人体不造成危害的实验报告以及荷兰对出口到美国的小牛肉氯霉素检测标准为不超过10PPB的立法规定，但欧盟对公众隐瞒了一定含量的氯霉素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试验结果。欧盟一方面以中国产品氯霉素超标为由禁止进口，同时却允许其成员含氯霉素的动物产品向其他国家出口（包括对中国出口的北极虾也检出氯霉素超标）。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此外，欧盟要求我动物源性产品中氯霉素含量标准不得超过0.1-0.3PPB，但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实验室的仪器都难以做到，不要说发展中国家的实验仪器，即使是欧盟各国本身也不具备对所有产品实行氯霉素含量精确检测的条件。据说，欧盟目前只有两家实验室有能力检测到0.3PPB。因此，连欧盟的进口商也认为，“欧盟是把自己还做不到的事强加给不发达国家，是把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科学定论的东西用自己的法律套住别人，是对不发达国家的一种新的掠夺。”

（二）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新贸易壁垒对企业的间接影响表现在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一是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国内缺乏先进的测试设备，进口大量设备增加了出口企业成本。三是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具体表现形式有：

1、没有获得有关认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大降低。目前，由于人们对健康和环境越来越重视，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的产品或有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越来越受青睐，这就导致没有取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的产品或没有获得环境标志认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大降低。获得环境标志的产品表明，它不但符合质量标准，而且在生产、消费和处理过程中也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不会造成损害。如果市场上有两件同样的产品，一个有环境标志，另一个则没有，那么，即使前者的价格比后者要高，消费者也往往会选择前者。例如，厦门丝绸进出口公司的丝绸衣料很受该公司法国合作伙伴的欢迎，法国方面想进口，但由于这些丝绸衣料没有获得环境标志，厦门丝绸出口公司的法国伙伴无法从法国政府得到进口配额，因而这项交易没有成功。

2、为达到相关标准而增加原料成本削弱了产品竞争力。由于发达国家不断提高产品检验检疫标准，我国企业要达标须采购价格更高的原料，致使生产成本提高，削弱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如纺织品出口在欧盟国家的检验中有几项重要指标，即染料中的偶氮和19种分散染料（染原料的几种有害化学成分）是否超标。入世后，纺织之乡绍兴出现了空前的出口好势头，但不少绍兴纺织品在欧洲国家屡屡受挫，多数问题出在染料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提供染料的化工行业抓起。虽然国内有数百家生产染料的企业，但六成以上的环保型活性染料市场被德国巴斯夫等国外大公司所控制，其价格相当于国内企业的两倍。但因国内同类染料的性能不够稳定，纺织品出口企业只好忍痛花高价买进口染料。这样，我国纺织品的原有价格优势就岌岌可危了。

3、技术、环保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的投入使成本增加，削弱了企业竞争力。由于跨国采购商要求我国企业或产品获取ISO9000、ISO14000、SA8000及环境标志、安全标志等相关认证，必须对我国企业及其产品的环保、安全和卫生提出更高要求，这对我国大部分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如果我国企业想成为跨国采购商的供应商，必须要达到其提出的标准和要求。例如，若企业想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供应商，提出申请后，GE将派出技术人员考察企业日常管理过程是否符合GE的环保、健康和安全标准，该标准涉及面非常广，甚至包括夏天防暑降温与冬天保温设施是否齐全，厂房安全出口的设置是否合理，对工人的医疗处理设备、食堂建设等，具体指标依据每个供应商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技术人员根据实地考察做出评估报告，并根据报告列出这家企业需改进的项目。如企业愿意配合使企业达到GE的标准，就有可能实现合作。考察与改造完成以后才下订单。显然，企业有获得订单，必须投入相当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有时仅拿到少量的订单。

4、过高的检验检疫费用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由于进口国高昂的检验费用，使我国原本很有竞争力的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2002年以来，日本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水产品检验检疫措施不断强化，检验检疫范围已涉及所有对日出口农产品、水产品品种，增加检测农残的品目达43种；批批检验导致进口通关放慢，加大滞港费用，增加检验成本，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检验费用使之占到货值的44%，并造成产品品质下降，以致产品失去竞争力，从而达到迫使日本进口商减少订货的目的。例如，日本对我出口鳗鱼实行机场48小时的吊水检验造成大量死亡，迫使我鳗鱼停止对日出口。据统计，2002年我国制作或包藏的河鳗（考鳗）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8.6%，金额减少4.6%。再如，蔬菜保鲜期短，而批批检验导致进口通关放慢，造成蔬菜品质下降，同时由于抽样数量增加，检验费用从原来每批次5万日元提高到80万日元，高额的费用迫使日本进口商陆续取消我国的订单。

5、昂贵的认证费用导致企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发达国家经常要求我国产品取得认证才能进入该国市场。然而取得和维持认证的费用非常高，这直接影响产品的竞争力。比如，建立及实施ISO14001认证的费用高昂，这些费用包括长期环境审查及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技术咨询、认证费用以及改善环境污染的设备、污染物检测、员工环保培训费用等等。目前我国申请ISO14001认证的费用，仅咨询费、体系建立费用、审核费和认证费用一般需20-30万元（未包括环保设备投入）。这对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更是难以承担。

二、我国的应对之策

新贸易壁垒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主流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所以新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冲击将更大，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对新贸易壁垒，关键在于企业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次，加强环境管理和职业安全管理，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从综合能力上缩短与发展国家企业的差距。同时，由于新贸易壁垒涉及到技术、法律以及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政府须发挥主导作用，帮助企业提高综合竞争力，突破新贸易壁垒。

（一）政府对策

1、制定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不仅要追求出口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出口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对外经贸部门还应建立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鼓励那些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出口并在信贷上予以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沿海开发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示范区，树立几个在出口可持续发展上作出贡献的典型企业。

2、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发达国家使用最多的新贸易壁垒将是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采用国际标准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与此同时，我国技术壁垒的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二三十年的差距，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远远不能适应要求。90年代以来，我国加快了国际标准采用速度，1997年以后制定修订标准的国际标准采用率已占60%，但从整体看，我国采用国际标准的状况仍很落后。因此，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快采用国际标准的步伐。另一方面，文本的采用不等于产品的采用，采用国际标准的重点在企业，最重要的是推动一大批出口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同时，我国应组织更多的标准化专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把我国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充分反映到国际标准中去，为我国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为此，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发达国家标准化工作的动态，积极承担ISO秘书处和其他标准化组织的工作，争取将我国制定的水平较高的标准纳入国际标准中，或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标准期间充分反映和体现我国的意见和利益。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活动，跟踪国际标准制定的全过程。对于因标准问题产生的国际贸易摩擦，我国应参与协调，从而不仅能挽回直接经济损失，同时能积累宝贵的经验。

3、建立统一规范的产品认证认可体系。认证是证明企业所生产的终端产品及生产管理体系符合某种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虽然大多数认证是自愿性的，但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产品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质量认证及环境认证，都是企业通向国际市场的一盏绿灯。很多企业产品就是因为缺少认证而被国际市场拒之门外。所以政府须建立统一规范的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确保认证机构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坚决取缔不严肃的认证机构，鼓励国内认证机构发展壮大并积极与国外知名认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与国际和国外权威机构认证的相互认可机制。相互承认彼此的认证是消除贸易认证带来的技术壁垒的通行作法。例如，欧盟以外的认证机构可通过政府和认证机构间相互承认合作评定的协议获得欧共体授予的“被指定机构”资格，从而使自己的产品在国内获得认证后即可顺利进入欧洲统一市场。因此我国应积极开展这项工作，提高我国产品声誉，节省产品在重复认证中的巨额花费。

进一步加强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种类环境标志、安全、卫生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等认证机构的建设，提高认证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认证主体的服务功能，扩大认证范围，提高认证工作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实现国际互认，全面为社会、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要增加技术设备配置，加强技术人员培训，形成建立绿色屏障的技术队伍和技术能力。

4、建立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建立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因为国际标准化机构和各国政府及其标准化机构经常对其技术法规和标准进行修订，如果企业信息不畅，不能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法规或标准要求生产产品，在出口时就会遭遇壁垒。因此，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尽快建立国外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以负责收集、跟踪国外的新贸易壁垒措施，建立国外新贸易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同时，认真研究新贸易壁垒对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影响，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之，创造良好的出口环境。在获取国外新贸易壁垒信息方面，我们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在《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下提供的有关技术标准、法规的国家级咨询点。另外，可利用驻外经商参赞处等机构及时收集国外环境技术壁垒信息。国家通过建立相关的信息数据库和网站，方便企业查询，为企业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5、发挥行业协会、进出口商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行业中介组织应在信息情报支持、组织企业应诉等方面发挥政府和企业无法取代的作用，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应树立为企业服务的理念，积极帮助企业应对新贸易壁垒。

6、加强新贸易壁垒知识的宣传、培训和普及工作。由于大多数企业对新贸易壁垒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应加强新贸易壁垒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加强新贸易壁垒知识的宣传和培训普及工作，让出口企业越来越重视新贸易壁垒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

（二）企业对策

1、出口生产企业应实施以质取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应提高技术水平、注重环境保护和职工的劳动条件，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竞争力，从根本上突破新贸易壁垒。

2、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管理及经营管理等必须适应科技时代和环保时代的要求。企业可以将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3、企业应努力提高环保水平，提高环保投入、设置专门环保机构和人员、开发绿色产品、加强绿色营销、绿色管理是企业赢得环境竞争优势的主要条件。

第15篇

专业服务必须具备如下特点：有特定的专业领域，由专业人员提供的服务，具有良好的专业自律精神和专业组织。

1．有特定的专业领域

专业服务必须具备专业领域。一般来讲，该专业领域对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即它不但对社会有作用和贡献，而且其作用和贡献“更是整体社会继续存在及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倘若专业服务不足或水准低落，则会对社会构成严重的伤害”。专业领域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属性决定了其从业人员须具备较高的专业道德规范和专业素养，以更好地履行专业职责，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专业社会功能的实现。

2．由专业人员提供的服务

之所以由专业人员提供服务，而不是由非专业人员提供，是因为该专业领域人员所具有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是一种职业能够被认可为专业的理论依据和技能保障，他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是具备实现特定服务的基本保障，其他非专业人员则无法顺利完成该项服务。

3．具有良好的专业自律精神和专业组织

由于专业活动所依赖的专业知识是“围内的知识”，因此，“围外”的人很难从事相关的专业活动。只有业内人员才有能力对业内的事务做出判断，控制业内的裁决权，如审核执业者的资格与能力，判断执业者的专业水平和品行等。为此，专业内必须形成一个强大的专业组织，它往往扮演了三重角色：保证专业权限、保证水准、提升专业地位。

二、从比较优势看教育中的专业服务

从贸易的角度看，教育领域中的专业服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教育服务要体现出比较优势，否则就缺乏提供贸易服务的优势，失去提供教育服务贸易的机会。

具体而言，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教育中的专业服务具有如下特点：

1．具有优势的专业服务领域

与其他专业服务领域一样，我国在教育服务领域中的专业优势并不是每一领域都具备的。因此，在不同的教育领域，甚至不同的地区、学校，教育专业服务的比较优势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动态地存在着。具有比较优势的教育专业服务领域有诸多影响因素，如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在同质产品的市场竞争中，供需双方的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和技术因素。在异质产品的市场竞争中，需要同时考虑消费者偏好和供给面的因素。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还需要考虑政策面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具体到教育服务业，与其他货物贸易相比，它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服务贸易的市场结构几乎都是不完全竞争的，政策导向因素作用明显；二，教育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不像货物一样具有绝对的标准，即使有标准，也是相对的，因此，市场结构中的教育服务几乎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质产品。由于教育领域的产品基本上不是出于完全竞争状态下存在的，因此，我们在考虑哪些教育的服务具有比较优势时，需要具体的分析。

2．由特定的专业人员提供的教育服务

客观地说，我国大多数的教育领域服务的专业人员都具备了相应的专业素质，具备提供专业服务的基本条件。但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则提供专业服务的人员应当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包括专业人员个人的优势，也包括专业人员结构的优势。从个人的角度看，专业人员的优势有专业知识结构和水平、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等部分构成。如果相对而言，该专业人员在这些方面(或某一方面)具有优势，那么便可以认为该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具有比较优势。从专业人员群体上看，如果相对而言，该群体在专业知识结构和水平、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便可以认为该专业人员群体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只有所提供的教育服务是由具有专业服务比较优势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时，才可能具有比较优势。

3．有良好的专业组织和专业自律是维持和发展比较优势的重要前提

专业服务需要有良好的专业组织和专业自律精神，教育专业服务也不例外。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专业组织和专业自律能有助于维持和发展比较优势，因为专业服务本身如果缺乏强有力的专业组织和专业自律的支持，其服务必然是脆弱的。尤其在教育服务贸易中，能够提供类似服务的人员和机构很多，由于教育效果具有滞后性，各专业人员和组织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差异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出，容易导致竞争的无序，最终导致比较优势的丧失。这一点在经济领域中不断地被证实，值得我们关注。

4．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强有力的法律规范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教育比较优势，必须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我国入世承诺减让表看，我国开放了除国家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服务(如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之外的其他领域的教育服务。在市场准人方面，尤其两个领域的开放力度很大，一是境外消费方式的服务不受限制，二是在商业存在方面将允许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外方可获得多数拥有权。虽然我们在国民待遇方面有所保留，尤其规定上也存在着国民待遇不作承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坚守原有的阵地。

教育服务领域的开放对于完善我国的教育结构，提高我国教育水平是有益处的。但是，由于教育涉及到问题，也涉及到下一代的培养目标等敏感问题，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强有力的法律规范是必需的。作为一种国际贸易服务，公平竞争规则是必要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制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市场准人规范，引进国际教育资本和先进的教育经验。同时，构建公平竞争的平台，让国内外教育资本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不要重复过去外商在经济领域中获得超国民待遇的老路，因为教育开放与经济改革初期的引进外资的迫切性有很大的差异。鼓励国内民间资本投资于教育领域与完善竞争规则是首先需要同时考虑的重要问题。由此，引进外国教育资本，规范资本存在的领域和运作方式是良好制度环境的重要前提，而发展国内民间资本投资参与教育领域也是同等重要的另一前提。这都有赖于强有力的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

三、应对的举措

上文主要论述了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应当认为，这些优势要转变为真正的专业服务优势，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从这方面看，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1．完善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和法律支撑体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教育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国外教育资本的深度介入，也来自于我国现有的政策和法律制度没有能够很好地规范中国教育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构建和完善之--公共治理。这种治理结构必须具备多元、开放、弹性的特点，以满足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其基本目标是构成一个“政府调控、市场介入、社会参与、学校自主”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

具体到教育服务贸易，则需要我们从社会需求和国家两个角度来建构。从社会需求看，我们引进外国教育资本应当着重引导投放于我国相对缺乏优势的职业教育领域和专业教育领域中。从国家看，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条例》，在允许外国教育资本占多数的前提下，就

如何保障国家教育的安全，通过课程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督导、营利性限制、学历学位证书认证等方面进行规范。

2．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准人领域，扩大我国教育专业服务领域的范围

《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之后，除了解决最为关心的投资回报问题之外，还规定了对民间资本投资教育领域的资助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该项规定有助于国内民间资本参与举办教育的积极性，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依照该法，国内民间资本可以全面进入教育领域，这将大大扩展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因为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是基于市场竞争规则而展开的，容易通过市场竞争规则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良好的竞争格局。

扩大对国内民办教育的资助，一方面可以提升国内教育对抗国际教育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满足了人们对多元化教育的需求，减少了国外教育投资者深度介入我国教育的风险。

3．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教育专业服务，加强政府对教育专业服务的指导

如前所述，发展我国具有国内和国际市场比较优势的教育专业服务，这是应对外国教育资本进人的基本前提。如果缺乏具有比较优势的教育专业服务，在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巨大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今年以来，我国接受的外国留学生大幅增长，同时，我国学生到国外留学的数量也与日俱增。这说明我国的教育专业服务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是确实存在的，但国外的教育服务优势也是极具诱惑力的。因此，加强政府对教育专业服务的指导，有计划地推出具有专业优势的教育服务，并逐步推广到教育的国际市场是极为必要的。

4．完善教师教育制度，提高教师的专业服务水平

专业服务有赖于专业化的服务人员，教育专业服务有赖于专业化的教师。我国传统教师教育中教师的职业发展属于非专业化或半专业化。国家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认为：“教师教育是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教师的职前培养、人职教育和在职培训的统称。”这一规定说明了，我国教师的职业发展应该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教师接受全面的专业训练，不仅包括专业技能的获得，而且还应具备专业伦理、专业自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态度和能力；教师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通过连续不断的学习和研究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还表现为教师的高学历化，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要逐步提高到大学毕业以上的程度，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教师要具备专业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