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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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从保护方看

首先，法律适用难。我国目前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可适用的法律法规总体上来说达到了量上的要求，涵盖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产品质量法》、《种子法》、《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等多部法律规范性文件。然而这些法律法规中的许多规定具有原则性、宣示性、普适性，缺乏具体性和操作性，而农村消费纠纷本身又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执法机关在适用这些法律法规解决农村消费纠纷时难以有法可依。例如，《消保法》第62条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在农业生产中，假种、劣种以及劣质化肥、劣质农机坑农，损害农民权益的事件并不罕见。当这些纠纷发生时，在处理具体的案件中执法者究竟如何参照适用《消保法》，法律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这种参照适用性规定让本来法律知识匮乏的农民更是不知所以然。其次，社会保护组织、行政执法队伍下乡难。由于体制、编制、经费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社会保护组织和部分行政执法组织的机构设立并未惠及到农村。这表现在：一是我国一些消费者协会设立在县级以上的地区，村镇驻地并未设立；二是行政调解涉及到工商、质监、农业、卫生等多个部门，也未在农村建立相关的办事机构，或者虽有相关机构，但并未被农民知晓，也未被农民利用来解决消费纠纷，因而作用有限；三是我国的仲裁委员会一般设立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其他设区的市，农村对于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非常陌生。这些机构本身的设置远离农村，因此出于对经费、人员调配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往往使维权组织、执法队伍下乡执法和维权成为空头支票。

2.从受损方看

首先，消费产品和消费时限的特殊性，证据采集难。就农村消费者而言，由于经济水平相对低下，大部分的消费依然停留在生活资料的购买上。这些产品大多是即耗品，购买地点一般是在农村供销社、小卖部。这些地方根本不会也没有条件开出电脑小票、发票等购物凭证，所以有时候出现问题，明知是假冒伪劣产品导致的，由于实物已被消费而不再存在，根本无法证明问题的产生就是所购产品所致；即使是有简易的购物凭证，消费者因对其重要性没有认识，或者缺乏证据意识，通常不会保存，也使得证据荡然无存。而且在纠纷的救济中，有时还涉及到提供专业的产品质量鉴定证明等文件，这些对于农村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个难题。另外，农村消费中消费时限的特殊性也使得证据的收集成为难点所在。例如，在农资消费中，农业生产中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受农作物生长期的限定，它们发挥作用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农民自我维权意识、证据意识的淡薄，原始购物凭证也就很难保存，致使维权时无证可凭。2013年10月25日通过的新修《消保法》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但由于适用范围和适用时限的狭窄，实际上很难保障农民的利益。其次，由于受损农户的群体性，协商和解及行政调解、人民调解难。在农村消费纠纷中，农资消费纠纷占有较大比例。因为一般的农村消费中，普通的生活用品出现问题往往会因为金额小，农民维权意识的淡薄和维权成本的高昂使他们产生一种“不值得”、“不划算”的思想观念，大多会选择忍气吞声的方式处理。所以，涉及金额相对较大的农资消费领域成为了农村消费纠纷的集中点。这类纠纷涉及面广，给农民造成的损害也较大，社会影响大，因此，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很容易造成群体性纠纷，引发集体上访事件。与生活用品消费纠纷一样，在种子等农资消费纠纷中，农民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和良种识别能力较差，证据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不强，购买种子等农资时不索要发票，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往往难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农资消费纠纷涉及的受损农户多具群体性，人数众多，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和主观判断标准，众口难调，因此在处理时常常又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和解决方案，使纠纷的处理常常久拖不决，即使有时经营者愿意用赔偿而息事宁人也不得而终，这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中依然是个相当的难题。

3.从侵害方看

纠纷原因涉及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等众多主体，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引起了产品质量问题，其责任认定较为困难。消费纠纷产生时，受损方因不知产品到底哪里出现问题，首先会找到销售者。现实中，产品缺陷或者瑕疵可能跟销售者无关，这又牵涉到产品的生产者、储存者、运输者。生产者可能会违反市场规则，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储存者、运输者在储存、运输产品的过程中，也可能使产品变质或损伤。有时消费者由于自身操作使用的不当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样，产品销售者究竟是不是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一时难以明确。由于责任主体不明，再加上证据缺失，使得纠纷久拖不决。有关部门在处理时首先会对纠纷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和合理判断，然后再对责任进行公平合理的认定。然而农村消费者由于其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有一定的欠缺，对责任划分和依靠证据证明纠纷事实往往不易理解和接受，这给执法者处理案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即使有时生产者或销售者为早日结案了事，请求有关机关确定赔偿数额都难以达成所愿。

二、农村消费纠纷解决难的原因

1.权益保护制度及救济机制不健全

（1）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在我国，消费者维权的主要依据《消保法》自身还不健全，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其典型表现就是法律条文中存在一些“参照适用”的非确定性规范，过于原则化和抽象化，没有相对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如上述所列《消保法》第62条对农资消费的参照适用。另外很多地方立法机关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时，往往闭门立法，缺乏对农村市场和农村消费者的基本立法调研，没有倾听他们的呼声和利益需求，农民也谈不上参与法规的制定，自然制定出的法规也很难有力地表达他们的诉求。［1］（2）现存救济渠道不畅通。根据新《消保法》第39条的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调解、投诉、仲裁和诉讼五种途径解决，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投诉久拖无果、仲裁专业不强、精疲力竭，最后弄得消费者只能在白费人力物力财力之后，无奈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10•（3）维权成本过高，打击消费者的维权积极性。农村消费纠纷中涉及的权益受损数额相对较小，因此，当纠纷发生时，高额的诉讼成本让欲通过公权力寻求救济的农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且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除新修《消保法》对特定消费品的举证责任倒置外，大部分消费纠纷仍由主张侵权一方的农村消费者来承担，而多数农村消费者又缺乏消费凭证保存意识，取证比较困难，这又增加了维权成本。［2］尤其是诉讼中，程序复杂，诉讼成本颇高，尽管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小额诉讼制度，但对于农村消费纠纷所涉及的小数额来看，公力救济依然显得不值所当。并且现实中农村消费者维权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即使是维权成功，由于所涉案金额过小，按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最高的《产品质量法》中为三倍赔偿，其他的一般为双倍赔偿），计算下来，消费者不但没有得到切实的赔偿利益，反而是劳力伤财、得不偿失的诉讼。这些方面的原因都严重挫伤了农村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2.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

（1）农村消费者法律知识缺乏，维权意识淡薄。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消费者，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对一些商品的知识掌握有限，对产品质量的优劣、好坏和真假的辨别能力较弱，相关的法律知识更是匮乏。很多农民不知道诸如《消保法》、《产品质量法》、《种子法》等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据统计，50%多的农民不知道消费者的“九项权利”。［3］消费纠纷发生时，很少有人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这种维权意识的淡薄，往往使得消费者能忍则忍，最多也就是寻求协商和解等私力救济，未果的情况下，只能自认倒霉。（2）农村普法宣传及法制教育的缺失。村民普遍存在法律知识盲区，维权意识淡薄，不只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有关，更与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相联。“送法下乡”、“法制教育进村”等法制宣传活动普遍流于形式，没有实效性。这种对农民消费知识和维权知识的宣传缺失使得农民的消费维权失去了赖以扎根的土壤。

3.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违法经营

（1）经营者的趋利心理，恶化了农村的消费市场环境。农民对产品真伪辨别能力的不足，以及农村消费市场的混乱使假冒伪劣产品大量的充斥着农村消费市场。经营者为了高额利益全然不顾农民的合法权益，更有不法经营者抛开行业规范，不顾法律约束，在农村猖獗地制假售假，欺诈经营，于是所谓的家电下乡俨然成为了“假”电下乡，消费者变成了消“废”者。农村成为了假冒伪劣产品生存的温床，也成为了不法经营者牟取暴利的目的地。（2）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监管不力。保障农村市场产品质量，保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该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责任。然而，农村市场上产品质量问题、价格问题等大量存在［1］。经营者之所以肆无忌惮的在农村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仅在于不法经营者的不自律，工商、质监、农业、卫生等部门的监管不力也给经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农村的消费市场相当混乱。

三、缓解农村消费纠纷解决难的对策

立法保护不全、行政执法不严、司法救济不力等等国家防线的缺失，加上农村消费环境的恶化以及消费者自身维权知识与能力的缺乏，使得农村的消费纠纷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秩序与稳定，影响了国家经济健康发展。鉴于此，有必要从国家、社会、消费者方面进行规制，从而有效解决农村消费纠纷，切实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1.国家（政府）层面的规制

（1）健全立法，完善对农村消费者的特别保护。法律作为维护农村消费者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有力和有效的一种。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尽快修订和完善与农村消费者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对于其中过于原则化和宣言化的规定应配套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具体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基于农村消费纠纷群体化的特殊性，可以选择适用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而且在新修《消保法》中增加的消费者协会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新修的《消保法》第25条增加了消费者的无需说明理由的反悔权，即本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本条规定仅仅适用于网购等特殊的购物方式。而对于农村消费者来说，基于信息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落后，使用此类购物方式的可能性极小。显然，如果使用这一条来保护农村消费者将使其无用武之地而形同虚设。但这一条文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即可以通过增加一些直接在商店购买商品的反悔权来拓宽其适用范围。同时，各地方立法机关还可以根据本地区农村消费者和消费市场的特殊性，在充分听取民众意见和诉求的基础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制定适合本地区实际需要的、能切实维护农村消费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使本地农村消费纠纷的解决有法可依。（2）严格行政执法，切实发挥公权力护农作用。严格执法，净化农村市场尤其是农资市场，是行政机关维护农村消费者权益的根本举措。首先，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形成健康的农村市场经营秩序。其次，执法部门要认真践行新《消保法》关于经营者经营欺诈的三倍赔偿的制度实施，以惩罚来警戒市场经营主体，从而建立起行业组织监管、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法律规范的有秩序、讲信用的农村消费市场体系。再次，加强基层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最后，加强工商、质监、农业、卫生等部门的协调和联络，在明确各部门职责的基础上互相配合，形成保护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合力。（3）畅通救济渠道，保障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专业知识的缺乏，以及公力救济基层机构的缺失和程序的复杂，致使消费者一般不会采用公权力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有必要对五种消费纠纷纠纷解决渠道进行有效的衔接和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种维权渠道的畅通，从而真正地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首先，健全农村基层维权组织机构，在乡镇设立消费者协会分会，并在每个行政村设立消费者协会联络站和投诉站，［1］形成多维的全村维权机构。其次，建立一套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仲裁机制，并可在县设立消费纠纷仲裁办事机构，使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不再是农民维权途径中的新生儿。再次，对于诉讼这一强有力的最后防线，在程序适用上，考虑到现行法中小额诉讼规定的粗糙化，可以出台一套专门适用于小额消费纠纷的诉讼程序，使纠纷的解决更为简便、快捷。另外，为让经济困难的农民打得起官司，法院可以对其实施免交或少交诉讼费用等救济措施。在诉讼中还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消费者举证难的现状。对此，可以推行一种倾向于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制度，例如可规定消费者只需提供瑕疵或缺陷产品的购物凭证即可，而不需要提供专门机构的鉴定证明等文件，［4］可以加重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证明负担，即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这样也就给农村消费者诉讼维权提供了方便。

2.消费者自身层面的规制

（1）自觉学法用法，提高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农村消费者要加强自身消费知识和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辨别产品真假的能力，知悉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树立消费行为证据保存意识。例如，可以经常收看一些法制宣传教育栏目，阅读法制教育读本等，不断提高自身的消费素质和维权意识，做自觉规避伪劣商品并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社会主义新农民。（2）加强对农村消费者的普法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法律知识和消费知识的水平，不仅需要消费者自身的学习，也离不开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3•15”和法制宣传日“12•4”的作用，免费向农民普及法律常识，宣传与农民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送法下乡，送法到村，送法入户。定期开展法制讲座和法律咨询活动，同时可以附带向农民普及消费知识，帮助他们提高辨别假冒伪劣产品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觉避免问题引起消费纠纷的出现。

3.经营者层面的规制

第2篇

（一）以公平自愿原则作为认定消费行为效力的基本依据《新消法》将公平自愿交易作为认定买卖契约行为有效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公平是自愿的前提，而自愿是真实意思表示的基础，违背当事人意愿而作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法定可撤销情形。因此消费行为最终在法律上效力如何，还要看公平、自愿原则是否得到遵守。消费关系中的公平既是对消费者自由、公平缔约权利的保护，也是对销售者、生产者以及市场公平交易秩序的维护，法律尽力促使私人契约自由和维护公序良俗之间得到平衡。一方面，法律要维护普通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要照顾到一些特殊消费者的情况，避免因为介入太深、管制过严而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时候，法律需要就双方利益的妥协与平衡作出一些例外规定。如《新消法》第23条对包装污染、商品部分破损、保质期即将过期等有小微瑕疵的商品，基于特定原因而认定此种消费行为的效力。同样，对网购等新兴消费业态的规制，《新消法》也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的原则。又如消费者因商家承诺而享有的一定期限内无理由退换货的权利，本属于例外情形。但网购等非现场消费业态不同于传统的现场交易，在这种非现场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未得到充分实现，法律基于此种考虑而对消费者作出特别保护，将7日内无理由退换货作为一项普遍规定加以保护。在这种情形下，知情权和公平原则发生一定的冲突，为实现二者的平衡，法律需要进一步作出例外规定。对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等，由于退货后无法继续销售，或者当商品是否已经被复制、被消费等难以判定时，如果简单地认定这些契约行为是可撤销的，就可能对销售者的权益造成侵害。为体现公平自愿原则，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法律保护了销售者的权益，即规定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此外，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也体现了公平自愿原则。

（二）以权利救济原则作为维护消费秩序的重要保障按照现代私人契约自由、平等、守信、救济的精神，缔约双方在知情的基础上，坚守公平、自愿原则而缔约，公权力不得随意干涉。但如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无法在受到侵害后获得救济，那么这项权利就是不完整的权利，基于此项权利而缔造的契约，其有效性在理论上缺乏必要基础，因此法律需要在缔约一方主体权益受到损害时介入，以对失衡的权利义务作出弥补纠正。《新消法》从结构安排上和具体的内容规定上，均体现了这样的法律精神。从《新消法》的规定看，这种介入在两种情形下发生。一是消费一方权利受到侵害，而对直接主体的法律规制。如《新消法》遵循“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在“总则”和“消费者权利”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权利，并通过设定“经营者的义务”，从反面保障消费者权利的实现。如果前述权利和义务无法实现时，法律通过明确政府对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职责，厘清消费者与经营者、生产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确保有责任一方承担义务。二是消费一方权利受到侵害，因客观原因受害方无法直接实现自身权利时，基于实质公平原则对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规制。如《新消法》第43条关于消费者在特定情况下对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以及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的权利。然而从现实情况看，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时有发生，但履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职能机构并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这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综上所述，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需要三项原则相互协调，并行推进，共同发挥作用，任何一项制度的不完备或者执行不力，都会影响到法律目标的实现。

二、《新消法》对消费行为的保护仍有不足之处

与过去相比，2014年修订的《新消法》在法律对社会的适应性、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等方面都进行了完善，这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从法律执行的实际情况看，《新消法》仍存在不少制度“缺陷”。总体上表现为三个方面：1.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不细，消费者单个主体维权成本较高。公益诉讼的相关主体责任并未细化，消费者权益最终能否得到保障的不确定性很大。目前，社会影响巨大、涉及群众面广、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侵权案件，一般会有相关的司法机关介入，案件会得到较好的、及时的解决。但是，许多数额较小、涉及面少、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案件处理相对不是十分理想。2.社会消费环境仍需完善，价格不公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在许多监管不到的交易市场，商家并不能主动自觉地公开商品的价格，宰客、欺客、蒙骗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旅游景点和垄断性商品的消费上，这些现象普遍存在。3.社会诚信环境尚未营造起来，销售者对违约、失信的责任意识相对较差。一些销售商在侵权案件发生后，不是及时去处理并改正，而是消极应对，有的甚至有错不改，继续之前的违约、违法行为。

三、进一步完善《新消法》立法的建议

第3篇

消费者个人征信是指征信者将分散于金融机构、商业企业以及公安、税务、工商、公用事业等部门的个人信用情报进行收集、整理、利用、提供、维持和管理的活动。因此，在征信关系中必然会存在以下三方的当事人，即征信机构、信用资料的提供者、信用报告的利用者。另外，在这三方关系之外还会存在行政管理当局和行业自律组织等机构。

（一）征信机构

1.基本概念与特征

征信机构，也称信用调查机关，它是指通过使用一系列手段，合法地将消费者个人散落于社会各个机构的信用情报进行收集、加工、提供、维持和管理的机构。它将在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数据库和信息交换中心的基础上，根据授信者的要求，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查询、认证、评估和咨询服务。征信机构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征信机构具有中介性质。征信机构所处理的是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的公正和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到个人能否得到信用授予，也会侵害个人的隐私权及其他人格权。所以客观上要求征信机构必须是独立、公正的，依附于任何利益团体，都将会损害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第二，征信机构的职能是收集散落于社会各处的个人信用资料，根据第三者的要求进行加工整理，并提供给第三者。同时由于征信机构拥有个人信用资料数据库，因此，为了维护其公正、准确、安全，应经常进行更新，维护等管理活动。

第三，征信机构必须是经常性地整理、评估消费者的信用信息或者制作与消费者有关的信息，提供给进行商业活动的第三人。这里“经常性”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经常性表明征信机构是以此为营业的目的。像百货商店、银行等仅仅是提供信息给征信机构，并非以此作为营业的目的，就不能构成征信机构。

第四，征信机构是一种商业机构，其组织形式一般为公司制，如美国的三大信用局，德、日等国的征信机构都采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进行运作。

2.上海资信有限公司的性质

上海资信有限公司是我国首家专业的个人征信机构，它于1999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核准下成立，由上海市信息中心、上海信司等四家机构联合投资，以公司制进行运作，该公司目前已建立了上海市个人信用档案数据中心，并成立了中心理事会，理事会会员为上海15家商业银行。该中心由15家商业银行提供有关个人信用数据，然后经整理后向15家商业银行出售。

上海资信有限公司从本质上讲应是一家中介机构，而非金融机构，即进行专业个人信用数据处理的征信机构，虽然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进行试点工作，但它不是金融机构，而是为金融机构提供信息中介服务的机构。由于我国征信环境的欠缺，该公司因此采取了政府出面组建和管理的办法，这点与国外的征信机构的建立不同。

（二）信用资料的提供者

信用资料的提供者，又称为征信数据源，是征信机构获得个人信用资料的来源。一般来说，个人信用资料大多分散于金融机构、商业机构、公安、工商、税务、法院、公用事业、人事、雇主、房管、邮局等部门以及消费者本人，这些部门或个人都是征信的数据源，征信机构必须向这些部门或人员进行收集，才能获得完整、准确的个人信用资料。

以上这些机构或人员通过向征信机构提供消费者个人的信用资料，以此用来评估消费者的资信，但其并不构成征信机构，不承担征信机构应承担的义务。原因在于它们并不以此为营业目的，例如雇主将雇员的就业资料进行提供，并非要评价雇员的信用，而只是就他与雇员的经历关系进行披露。商账追收机构的业务不是收集或评估有关消费者的信用信息，而只是想收取坏账。

需要指出的是，银行、信用卡发放机构等金融机构以及商业企业仅就其与消费者之间的经历关系资料提供给征信机构的话，并不构成征信机构。但是，如果它将这些资料提供给进行信用供与、承做保险、雇佣或其他商业活动第三者，我认为应视为征信机构，承担征信机构的义务和责任。理由是：虽然这些机构并不以提供信用资料为常业，但它提供的资料目的是供对方直接评估是否给予信用、保险或雇佣。

（三）信用报告的利用者

在美国，根据《公平信用报告法》，除了消费者个人可以获取信用报告外，为从事信用交易、雇佣、承做保险或其他合法业务需要都可合法使用征信机构的信用报告。因此，信用报告的利用者是指需要利用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进行商业活动、雇佣、承做保险、消费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具体包括①授信人，如银行、零售商等进行信用供给的机构；②受信人，即接受信用供与的消费者；③雇主；④保险机构；⑤其他根据法律可以获得信用报告的机构或个人。

二、以征信机构为中心的法律关系

在征信活动中，由于征信机构担负着收集、整理、提供、维持和管理消费者信用资料的职能，因此，征信关系中实际上是以征信机构的征信行为来构筑的。一般而言，在征信中，存在有以下几对法律关系：

（一）征信机构与消费者的法律关系分析

由于征信机构的活动直接指向消费者个人的信用资料，可以说征信行为都是围绕着消费者的个人信用资料展开的。而消费者的个人信用资料又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获得信用、就业以及隐私等利益，因而征信机构与消费者的关系可谓是征信活动的核心关系，也最受法律所关注，如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几乎规范的全是征信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各国的法律规定以及征信行为的特点来分析这种关系的内涵，基本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征信机构征集消费者个人的信用资料，必须得到消费者的同意。如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以及欧盟的《数据保护法》都规定了收集个人信用资料时必须通知本人。德国的《情报保护法》也规定情报机关在情报处理及利用时，必须征得情报主体的同意。一般这种同意都必须是书面的。

从这种同意权可以看出，消费者对其个人资料具有支配权和控制权。

第二，这种同意权是基于消费者的信赖而自由作出的。消费者之所以同意征信机构收集、整理、维持自己的个人资料，是基于消费者相信自己的个人资料会被公正、合理、善意的对待，不会被任意传播。假如没有这点信赖关系存在的话，消费者是不可能同意征信机构的征信行为的。

第三，消费者与征信机构建立这种关系目的是在于获取利益。征信机构对消费者个人的征信，不仅有利于征信机构，对消费者也更有利。征信机构进行消费者个人信用资料收集、加工，它可以据此获得佣金或协作等好处，而消费者可据此获得银行的信贷、零售商分期付款或就业等好处。否则，由于银行、商业机构、雇主不能判断消费者的资信状况，会拒绝给予消费者这些好处。

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征信机构与消费者之间因征信而建立的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合同关系。首先这种关系的两方主体的地位平等，互相不具有隶属关系；其次建立这种关系是基于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如果没有这种协商一致，征信机构也无法获得消费者的个人资料；最后，双方的合意，其目的是为了形成征信法律关系，从而具体地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关于合同的性质，我认为征信机构与消费者应为委托关系。征信机构与消费者构成委托关系有两种情况，一是消费者为了获得信用供与、就业或其他合法目的，主动提供自己的个人信用资料以及允许征信机构调查自己的信用资料，并由征信机构做成自己的信用报告提供给第三者，这种委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种是信用供与方向征信机构查询消费者的信用，这种情况实际上仍是建立在征信机构与消费者原有的委托关系上的。即消费者事前知道征信机构保有自己的信用资料，并预期征信机构会在合法的目的下，为自己的利益而提供这些资料，这种情况仍是以双方的合意为基础的，合意的内容是同意征信机构对第三者进行提供。

（二）征信机构与信用报告的利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征信机构对消费者的信用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加工，无非是为了提供给第三者，供其在商业活动中评估消费者的信用，从而正确作出商业决策，这也是征信制度存在的目的。在社会中，一般可能会利用消费者信用报告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信用供与者、消费者本人、雇主、保险机构、公用事业部门、政府机关。这些机构或个人利用消费者的信用报告，我认为与征信机构一般是委托的法律关系。

根据国外公司及我国上海资信有限公司等征信机构的运作的实际情况，基本上都是基于非营利的原则，收取适当的手续费，向客户提供消费者的信用报告供其作信用供与等业务的参考。比较典型的是，这些机构为了降低风险，正确做出商业决策，委托征信机构进行对消费者个人信用的调查，然后根据自己的要求做成相关报告交付给自己。如可以要求其做成购车贷款信用报告、购房贷款信用报告、就业报告等等，这种情况实质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即委托征信机构完成一定事务，然后付佣金给征信机构。

另外，如果依据法院命令或传票利用消费者信用报告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我们研究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征信机构与信用资料的提供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般向征信机构提供消费者个人信用资料的机构和个人有三类：一是信用授予者、雇主、保险机构；二是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和公用事业单位；三是消费者本人。消费者本人处于信用资料提供者地位时与征信机构的关系我们已经讨论过。

关于与第一类提供者的关系。我认为要么是一种买卖关系，要么是一种会员关系。当它不是征信机构会员时，它是依据国家的征信数据公开化的法律，将自己与消费者的经历关系数据出售给征信机构，因而构成买卖关系；当它是征信机构的会员时，则它是根据会员的义务进行资料提供。

关于与第二类提供者，各个国家均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化、征信数据公开化的法律进行提供，它是政府机构、司法机构以及公用事业单位的一种法定义务。

还有一种情况是征信机构向消费者的友人进行调查，这时消费者的友人亦构成消费者信用资料的提供者，而这种提供仍需获得消费者本人的同意，因此，我认为这种关系实质上是消费者与征信机构关系的延伸。

（四）消费者与信用报告的利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信用授与机构、雇主、保险机构之所以会利用消费者的信用报告，无非是消费者想与信用授与机构签订消费信用合同、与雇主达成就业协议或希望保险公司为自己提供保险服务，而这些机构为了了解消费者的信用状况，降低相关风险，在与消费者签订合同前，就要向征信机构咨询或自己调查消费者的信用状况。这些行为本质上讲，是一种为签订合同的准备行为。

（五）其他法律关系

在征信活动中，征信机构还可能与行业自律组织以及行业管理当局发生关系，前者一般为会员关系，目前比较著名的国际性行业协会有商业法律联盟联合会、国际信用协会、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商联合会。在2000年，我国的50多家企业还成立了信用联盟。后者是行政管理关系，不是本论文讨论的民事关系。

三、消费者个人征信法律关系的特点

从以征信机构为中心的法律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征信法律关系实际上是征信机构与消费者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消费者为获取信用交易、就业等利益，而允许征信机构收集、整理、提供、维持和管理自己的个人信用资料，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有以下特征：

一是具有平等性。征信机构与消费者之间是平等及等价有偿的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