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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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南源出贵州省松桃县西，东流达四川省秀山县，入湖南省花垣、保靖两县，曲折趋保靖县西8公里处的江口汇入主源。又流经永顺、古丈两县，折转东南流，注入沅水。”酉水是武陵山区的一条重要河流，也是沅水的最大一级支流，酉水流域含沙量少，雨量充沛，枯水流量较稳定，流域内盛产粮食、木材、桐油、山竹、杂木等农副产品，20余种矿藏。沿岸里耶、隆头、花垣、保靖、王村、罗依溪等港口为货物集散地，保靖为转运中心。便利的水路交通使其成为早期人们理想的繁衍地，亦是西南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

二、酉水航运对社会文化影响

酉水自古以来就是湘西的重要交通要道，航运时常伴随着人们的活动，其作为人们基本的交通方式对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航运文化。酉水号子作为酉水流域航运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简述这一代表性航运文化。

（一）伴随航运而生的酉水号子酉水号子与酉水航运相伴相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河面狭窄、险滩林立，船工劳动强度大，在撑篙、拉纤、荡桨、摇橹过程中发出沉重的，并在与大浪险滩搏斗中以此聚集力量，解除行船中的疲劳，这种和吆喝声形成了酉水船工号子，是千百年来船工们在行船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音乐，极具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这是其与其他地区的号子之巨大差异，因其传唱形式最古老、内容最完备，已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酉水沿途滩多浪大，船工航行艰险万分。船工航行酉水沿途险滩林立。“酉水河，滩连滩，十船过路九船翻”，“沈从文先生也写道“酉水多滩，凤滩、茨滩、绕鸡笼、三门、驼碑五个滩最著名，弄船上有两个口号‘：凤滩、茨滩不算雄，上面还有绕鸡笼’，上行船到两大滩时，有时得用两条竹纤在两岸上拉挽，船在河中小小溶口破浪逆流上行。绕鸡笼因多曲折石坎，下行船较麻烦，一不小心撞触河床中的大石，即成碎片，船上人必借船板浮沉到下游三五里方能得救，三门附近山道名白鸡关。石壁插云，树身大如桌面，茅草高至一丈五尺以上，山中出虎豹，大白天可听到虎吼”。多险滩是酉水的一大特点，同时也孕育了酉水号子，在一次又一次艰难地渡滩中，船工们团结一起使劲，统一的节奏成为一种独特的民间歌唱形式。第二，船工的悲惨境遇。民国政局混乱，官府除各种苛捐杂税外，还要到处抓船服役，船工生活更加艰辛，因此在行船中他们凄凉的倾述变为号子，“埋了没死船头客，死了埋没走水客，上一滩，逮一餐，一生只得半饱饭”。另外，“民国32年（1943），在永顺贩了一批山货下沅陵贩卖，船行至老司城，遭遇土匪抢劫，货物洗劫一空，一名船员尸首分离，货主也险些丧了性命。官府除各种苛捐杂税外，还经常守口抓船服役，船工工资全无。”从号子的具体内容以及记载中可得出当时船工生活的悲惨景况。酉水号子勾画出了一幅酉水航道的立体图，其中的各个滩名都有在一声声的号子中表达到，如“水深不过龙泉山，水浅不过燕子滩”、“兄弟相争麻叶湖，船儿拢了青浪滩”等等。酉水号子与航运相伴相生，同时号子也折射出航运对于文明的影响，宣扬了一种力量。如果说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现代文明就是汽车轮子上建立起来的文明，那么当初湘西的土家人靠水路为生，酉水河也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土家先民，他们利用木桨划过的文明就应该是篙桨上的文明。酉水号子中这样唱道“下洞庭、上江汉、四十八站到长安、大哥掌船千里来，踏平好多挺心岩”，“酉水河的路通四方，酉水船工的脚万丈长”等等，酉水号子是在土家人的辛勤劳动中产生的，是劳动的结晶，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民间演唱形式，是土家人的共有财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财富。

（二）航运对船工们的社会生活影响船工及纤夫是民国时期酉水航运的主力，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甚至生命的献出，才有了酉水河的航运盛景。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政府到处抓船服役，1925—1935年随着二战的备战，输出桐油激增，酉水河上一天天繁忙起来。他们下运桐油、木材、五倍子、茶油、和牛皮等土特产品，上运各种日用杂货和工业品。但由于滩险浪大，行船中多发生翻船事件，因此在行船中另一种文化诞生，航运的禁忌。如妇女不准踩船头。曾经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性被视为“不祥之物”，如若犯忌，“犯忌者要用猪头香纸祭鳌头，才能赎回罪过保佑平安”。“要装风口饭，第一碗饭必须先由舵手或头工开装，不能劈心从中间挖，下水船要从南装起，上水船从北边先装”，一些禁忌语较多，“忌说翻、打、倒、扑、沉、龙、虎、怪”这些都由于谐音类似于翻船、打翻，意味不好的都要换一种说话方式，如打酒换成提酒，沉讲成浮等等。船工纤夫生活艰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但为了全家的衣食，只得在船上干。民国时期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更多，除应对各种浪滩外还要应付土匪的抢劫、政府的抓船服役、各种关卡等。水警队在一些码头都设有关卡，有的船只过道，水警队的兵就朝水上开枪，令船靠岸，有经验的水手就知道要给水警们送光洋才准通航。

（三）航运对各商户的影响民国时期湘西各市镇商户的发展兴盛都离不开航运，各商户的货运基本都依靠酉水船只的航运，航运顺利商户的生意也很旺盛，如遇到翻船之类的有可能导致商户的破产。永绥县（今花垣县）的“大商号兴和裕（即黄季庸家）常有二十条船走水运货，1930年前后，一次就翻过五条大货船；又有一次从常德返回永绥，到白极关五条货船又被抢劫一空，黄季庸家从此走向衰败和破产。”民国十年（1921）李和记陷入困境，行船走滩意外损失严重，迫使商号资金逐年猛减，亏损过半。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航运的顺畅与否，对商户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商户可能因为一次的翻船事件而破产亏损。因此在民国时期有的商户会请部队护送，但那样又会提高运输成本，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商人经商的不易。

三、结语

第2篇

竞争与逍遥两重维度并不是完全独立或者互斥的，相反，这二者是可以相互构成基础的。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存在两种大众文化：一种是宣扬和鼓励竞争，一种是要同情和照顾社会上大部分未取得或暂时未取得成功的所谓的弱者的需求。这两种大众文化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存在毫无逻辑问题，并且不加以深入思考的话，这两种文化还充斥着某种温情脉脉的，具有历史进步性意义的和人性关怀的温馨，但一旦对之进行深入追究与考察，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不管是积极的竞争者还是被同情者都已悄无声息地被架构在现代社会当中不能充分品味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所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来讲，在充斥在竞争与淘汰的大背景下的心灵是否能真正体会到真正的逍遥与安慰？魏晋时期的玄士在面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与腐败的为官之道时，其在谈玄说妙中抒发自己的抱负与志向，有相关学者认为魏晋玄士不懂儒学，更不懂入世之道，但事实与此相反，正因为其对儒家文化的精通与其看到魏晋时期的为官入世之风，其才选择通过给《老子》、《庄子》、《周易》等书注疏来表达自己摆脱名利的那种逍遥与洒脱，其中的典型又是“万物与我齐一”，即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自然的自由自觉自为的那种关系，顺应自然之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一种共生和谐的状态。但在现代充满各种竞争的社会当中，人们是否完全体悟自然，是否能使自身与自然达到共生？处于高节奏的生活与工作中的现代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异化的抑或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和谐。当然你可以反驳说，都市的人们可以洒脱地暂时离开他生活的城市与工作的岗位，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当中，但所有的烦恼或者困惑在你离开自然的那一刻全部重新涌向你。长此以往，再美再迷人的自然风光在现代工作与生活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因为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人没有真正地领会过自然的本质或者体会过与自然完全共生和谐的一种状态。人与自然表面共生而实质为异化的集中表现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旅游模式：车上睡觉——下车拍照，购买各种地方特色纪念品。也就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使自己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方式是用相机或者摄影机将美景“占为”己有，在美景面前留下自己的倩影。但如此“占有”大自然让自己内心真正获取更多的色彩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二

在实证主义遍行天下的现代社会，人们只相信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只能看到作为整体存在的东西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贯彻于事物或者事件始终的精神或特质，这往往会让我们陷入狭隘的见解当中，最终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如同我们与自然的交往，我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是简单地“咔嚓”之后将风景装进自己的电脑，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与自然之道相结合。在历史上，人与自然本来就是共生的，如中国古人寓情于景，寓人生意境于山水画，更通过描绘祖国山河之豪迈之势表达自己的人生旨趣。现代社会之所以说起“自然”，谈及“逍遥”就给人以消极的印象，是因为自然是完全外在于人的活动的，人是主体，自然、事物是客体，自然是外在于人存在的存在者，可以任由人类处置，长此以往的这种自然外在于人类最终会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频繁的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竞争作为一种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社会生活方式已经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并且竞争也是任何一个处在社会当中的人无法避免的，这也导致人们普遍相信竞争能够给自身或者给自己所在的组织甚至国家带来各种效益，更有甚者，将竞争列为一项游戏规则来摆布其他人。但因为生活的沉重与对意义的探寻，人们再也承受不住裸的、血腥的或者让人喘不过气的激烈的竞争，由此，聪明的人们想出以一种娱乐性质的形式出现，各种选秀如中国好声音、出彩中国人等等节目就是掩盖这种残酷竞争的最好例证，人们在观赏的过程当中很难体会到这个平台对于当事人来说的真正意义或者沉重的但又期盼自己出彩的心境，但不管怎样，以娱乐形式出现的竞争之所以广泛存在，就因为其能够真正凸显出一部分人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这是一小部分人。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对于暂时的失落者报以一种温情脉脉的关怀。

三

第3篇

西安，是一个古都，古城长安城，多少古今中外的名人为此地驻留，留下诗句，留下笔墨。这个城市，在世人眼里就像一部鲜活的史书，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沧桑。如今，西安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它展现给大家的是经济繁荣、文明进步的现代城市感，它用历史留给它的财富打造了全国甚至是全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目前的旅游经济情况和游客情况显示，旅游业是西安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发展速度迅猛，旅游设施设备不断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面配套发展，旅游服务质量也稳步提升，尽显现代化旅游文化名城的风范。这个古都为每一个游客的行囊都装的满满的，里面不仅仅是些景区的名字，更多地是文化的沉淀，可与此同时，西安的社会文化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二、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

旅游活动给西安的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表现在对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之间的积极影响，而且还表现在为人类文化传承的积极影响，比如说肉眼文化的传承，兵马俑的震撼呈现，华清池的妩媚，更有精神层面的文化传承，西安民众对价值观的朴实感的积极触动。

(一)增进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交流来西安旅游的游客，外国人很多，不比现代化城市中旅游的人少，因为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曾这样记载着，把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是多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的理由，而当他们来到了西安，看到了古城墙，看到大规模的兵马俑，文化在交融。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在导游的带领下，难免会和当地的旅游经营者和当地的居民进行接触，在这过程中，文化就在交流，比如说西安很多的商家都会说各国的基本语言。旅游地的开放，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不同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实现了不同地域文化互补的愿望。

(二)旅游者经过在当地的旅游活动，体验了当地社会文化，影响着旅游者的身心素质来到西安的游客的旅游目的，不仅是一览西安的旅游风景，还要体验民族地域文化，最典型的便是饮食方面。羊肉泡馍，肉夹馍，油泼面，裤带面等等，即使很多游客觉得味道一般，亦或是难以接受，但是总归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便是当地的饮食文化，当地居民的喜好。曾经，在和出租车司机的聊天当中，他们当地人是认为米饭吃不饱，只有面条，能够管饱，有时一天就吃一顿早饭，就可以熬大半天，我们都觉得十分惊讶，并且我们让他带路，去了本土居民爱去的面店，吃面条，感受北方文化，体验南北方的差异，身心愉悦。在这旅游活动过程结束后，回到我们生活的地方时，能够让我的包容性增强，改变了某些世界观，另一方面提升我们旅游者的素质，促进了客源地社会文化的进步。

(三)爱国热情，保护历史，传承文化，来自心底的呼唤国内游客在没有到西安时，觉得兵马俑就是这么回事，电视上看到过很多次，觉得去不去无所谓，但是当你真正面对上千座兵俑呈现在你面前时，顿时被震撼到了，还有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游客在文物古迹中感受了中国千年的文化，民族荣誉感油然而生，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观念顿时浮现，更是容不得别人对它们进行破坏或诋毁。这样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情谊得到了传播。

(四)民族风情和现代化元素的融合，体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为了适应新时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方便游客的出行，还有其他的旅游要素，各地的旅游直管部分纷纷向政府提议，加大旅游业投入，不仅是景区景点的改造更新，更多的是关注物质文化条件的改进。比如，在西安的大雁塔下，音乐广场的建造，大量的浮雕在灯光下若隐若现，这是现代人文景观，给西安的旅游增添了新的现代文化风采，同时体现了当地科学技术水平。又比如，景区景点直达公交车的出现，让游客在火车站，汽车站等游客集聚地能迅速的找到交通方式，方便快捷，很实惠。

三、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

旅游活动，同任何事物一样，是具有两面性的。旅游业的发展，或者说旅游活动给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以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对上述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同此次“十一”黄金周一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著名景点的游客接待量，数字惊人，当然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数字，还有类似“垃圾海滩”，“垃圾山坡”等等不文明现象的出现，让一些对旅游抱有偏见的人士认为其在社会与文化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文化味道越来越淡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接待地接待游客的开放，当地文化接受着外来文化的“入侵”，本土文化在渐渐被同化，这是一个普遍的正在悄悄发生的现象。在古城区的西安，除了城墙还屹立在提醒着人们你们所在城市曾经一个文明古城，其他时间，你走在大街上，看着全国各地都出现的品牌标志，无论吃穿用，都没有明显的差异，有时候你真的会突然懵了，我这是在哪个城市呢？回民街上卖皮影纪念品的有，但是制作皮影类纪念品的店家，却消失了，这些令当地人引以为荣的手工制造艺术品凝结着劳动者的智慧与创造力，被迎合消费者需求的加工厂，以其他加工方式，机械化批量制造了这些商品，且价格低廉，把传统手工业者逼的无路可走。异曲同工的还有文物仿真和伪造者，西安的兵马俑纪念品是特色之一，去游玩的游客，总要去带一两件回家，作为纪念，仿真品充斥着整个工艺品市场，随处可见。

(二)崇洋思想变重因为曾经提到很多外国的游客，和学者都十分愿意来到西安旅游，有些外国游客来自于发达国家，而我们国家正在发展中，中部地区经济相比东部地区的发展还略显的慢，面对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富有游客，本土居民的自卑感和的思想会加重。有些人，过高评价西方社会，贬低本国社会的福利差，甚至谩骂中国的游客素质差、穷、小气，一味的去模仿外国旅游者的生活方式，这给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不良反应。所以西安回民街上的商铺，看到外国游客，很愿意与他们交流，兜售他们的商品，而看过国人，热情度降低，甚至不愿意理睬。

(三)旅游活动还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当地的物质文化旅游地物质文化遗产被旅游活动破坏的原因，是来自于两方面的：一方面，开发了旅游景点，就必然会对景点周边的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影响，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就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不雅的行为给景点带来的困扰造成的。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通病，存在于每个旅游景点，不仅国内，也有国外。早几年，是每到一处，都有人留下“到此一游”的字迹，甚为流行，而近年来是“垃圾战”盛行，对此行为保护的最厉害的景点之一，就有四川的九寨沟，武警官兵，每走几步路，就有一队列在你身边走过，监督你的行为，保护自然环境。可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有这样的规模，受如此的重视，付如此的代价的。我们每个城市都依靠大量的环卫工人，来维持干净整洁的环境，每周末晚上，大雁塔的音乐喷泉结束，地下都有零零散散的垃圾，有意无意的，兴奋的，一时间认为只是一个纸团而已的。对于开发造成物质文化破坏，我们也很无奈，对于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供众多游人观赏，无法保持它存放的温度和湿度，直接导致文化遗产的流失，显示了我们在这方面环节的薄弱，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够。

四、总结

第4篇

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真正的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社会文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社会方向的研究，也是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里昂且夫（Leontiev）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文化理论发展伊始，心理语言学的主流理论是行为主义，研究重点是独立的语言单位（如词）的加工过程；到了60年代，出现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心理学家乔治•米勒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习得的是抽象的规则，而非独立的语言单位，研究重点是语言学习者对句子的理解和输出。里昂且夫认为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学，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这一代的学者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感兴趣。前两代的学者们显然都没有关注语言的意义，也没有对语言作为符号工具如何被用于交流和思维等问题展开研究；而且在对个体的研究上，前两代心理学学者不仅将个体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通常还会脱离实际交际过程，个体之间的交际被简化为复制性的从说者到听者的信息转移，即说者输出的信息，会被听者以完全一样的形式理解；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则更加倾向于心理学研究，对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焦点也从原来的对句子、文本的理解和加工转移到了交际和思维过程的心理学分析。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三、结语

第5篇

(1)群众文化要遵循群众性的原则。群众是文化的主体，也是群众文化的受众，没有群众参与的文化就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创作和文化活动。所以，文化工作者要善于发现民间的优秀文化资源，培养更多的群众文化工作者，要加大对群众文化的扶持力度，发挥民间艺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传统民间文化艺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2)群众文化要遵循多样化的原则。群众文化工作人员，需要将群众文化的传播和群众文化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将零散的群众艺人组织起来，逐步建立起专业性的群众文化社团，并且组织这些艺人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沟通。

2和谐社会构建中群众文化的发展趋势

(1)群众文化逐渐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发展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也逐渐使得我国的文化艺术发展逐渐呈现出时代环境下的开放性。一个地区群众文化中，融入了当地的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这种文化就会逐渐向周边扩散，进而传播到全国，但是当这一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难以再发展了。其主要原因是群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空间的局限。这时，当地的群众文化就会逐渐的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这一群众文化的社会化也就越来越明显。(2)群众文化逐渐规模化和产业化。在我国政治和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我国的文化也逐渐地与国际接轨，群众文化逐渐走出了国民，融入了世界。其市场化与产业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这在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了我国的群众文化已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我国群众文化的不断发展与改革中，其已经逐步实现了规模化和产业化。另外，我国的群众文化是我国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与重点之一，群众文化的发展也逐步朝向科学化、建筑化等方向发展，这促使了我国群众文化产业链的形成。

3和谐社会构建中群众文化的发展措施

(1)开拓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群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应该充分利用我国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力量进行全方位的发展与传播。例如，目前在社会中比较流行的街头文化、青少年文化、校园文化、老年文化以及商业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新时期下群众文化的发展形势。这些形式均是群众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良好载体，充分地利用好这些载体可以更加有效的促进我国群众精神文明的建设，成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载体之一。

(2)大力发展通俗文化。通俗易懂的文化作品可以更加贴近群众的生活，更加生动形象的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情，使得群众更加切身地体会到群众文化所表达的寓意。所以，群众文化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例如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小品、相声，在为群众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可以引导群众对我们的社会生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群众文化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这样就制约了我国群众文化的发展。所以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进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3)发展广场文化。广场文化是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的体现。广场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四种，娱乐演出、广场美化、健身文化和街头文化。在建设广场文化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广场文化要以公益性为主，要避免出现过浓的政治色彩和经济色彩。第二，广场文化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审美趋势和经济能力，选择适用于全年龄段的广场文化，为人们提供一个优秀的文化氛围。第三，广场文化应该以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础，大力弘扬时代主旋律，改进落后的群众文化，取缔腐朽的文化。

4结语

第6篇

［关键词］现代汉语；英语借词；社会文化心理

Abstract:ByanalyzingEnglishloadwordsinChinese,thepaperpointsout3featuresofloanwordsandundertakesculturalandsocialanalyses.ItfindsoutthatEnglishloadwordsbearculturalmeaningsandpredictsthatthenumberofloanwordsinChinesekeepsincreasing.

Keywords:modernChinese;loanwords;socio-culturalpsychology

一、前言

外来借词又叫外来词。现代汉语大量吸收外来词语，丰富了自身。而英语作为世界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其大量涌入和广泛流行构成了现代汉语最庞大的外来词阵容。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其蕴涵着的社会文化心理意义，已经成为语言现象中引人关注的一个热点。国内学者对外来借词的研究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近几年来对外来借词的分类及其发展的研究见多，如张锦文从英汉借词对比的角度[1]、谢晓虹从其引入的翻译的方法探讨汉语借词的分类问题；莫秀兰[2]、黎昌友[3]、习强毅[4]等均对汉语中的外来借词的发展趋势做了有益的探索。英语外来借词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是特定时代大众文化心理的体现。本文将就现代汉语中英语外来借词的特点探讨分析其所蕴涵的社会文化心理，同时预测汉语中的英语词汇将会持续上升。

二、现代汉语中英语借词的特点

现代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具有数量多、涉及面广的特点：既有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类，也有生活娱乐、饮食穿着、艺术体育类，呈现出词汇的多方位渗透多层次引进的态势。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这类词汇呈现出流行与发展的趋势。从当前流行的词汇来看，当前英语外来词呈现出如下特点：

1.音译形式和外文缩写形式大量增多，在各种形式的外来词中占优势

现代汉语的英语外来词中，音译词量出现了增大的趋势。董秀梅认为，人们对音译词的兴趣和接受能力已逐渐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因而引起音译词的数量剧增[5]。除了人名、地名、国名外，其他词也用音译的形式，如基因（gene）、伊妹儿（E-mail）、纳米（nanometer）等等。不但新产生的词多用音译的方式，已经意译的词有的又变成了音译。如:carton,早期曾被音译为“卡通”，后代之以意译的“动画片”，一直流行了几十年，而近年来，却又以“卡通”一词取而代之。又如：Taxi一词，最初传入我国时，其音译为“的士”，后人们根据其用途及性质译为“出租车”，总想把前者打入不规范之列，结果“的士”一词不但没有隐逸，反而在口语中十分流行，还衍生出了与之相关的“打的”、“货的”、“面的”、“轿的”、“摩的”、“板的”、“的票”等说法。

为了使语言简练而对词语加以简化、缩略成了新词语产生的途径之一。将一个词缩短是现代英语的一种普遍构词现象，其简缩的途径是把各种词语的关键性词素抽取出来简缩而成,如音乐电视MTV(MusicTelevision);世界卫生组织WHO(WorldHealthOrganization)、碟片CD(CompactDisc)、托福TOEFL（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CT（CellTherapy）、VCD（VideoCompactDisc）等。

汉语外来词的缩写形式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大致保留原有的信息，而且出现频率越高，简缩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流行方式愈烈。如：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当高科技走入千家万户普及之际，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ProcessingUnit）、因特网协议IP（InternetProtocol）、集成电路IC（IntegratedCircuit）等已成人们的日常话题。在科技信息发达，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形式简单而表意丰富的字母化外来词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尤其是以缩略词方式引进的字母化外来词极显其表意之能，应积极合理地加以运用。从目前的趋势看，音译形式有可能成为汉语大量、便捷地吸收外来词的主要形式，而缩写形式将会长期存在。

2.外来词的吸收和引进不再限于科技等专业领域，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呈现增长的态势，许多是商品名称和商标

语言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象征，一定时期的新词新语是一定时期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我们都知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领域的交流日趋频繁，为了更直接、更快捷地进行交流，科技领域里有大量的外来词，如CPU（计算机中央处理器）、DNA（脱氧核糖核酸）、ISO（国际标准化组织）、ABS（汽车刹车防抱死装置）等；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有关计算机的词汇产生速度之快,让我们根本无暇统一译法,于是干脆直接借用,例如Windows95/98/Me/2000/XP、Excel、Word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品不断涌入国内市场，新外来词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

如娱乐休闲方面有：卡拉OK、KTV包房、保龄球（Bowling）、迪斯科(Disco)、蹦极(Bungee)、舍宾（Shaping）、粉丝（Fans）、瑜伽（Yoga）、热狗(Hotdog)、桑拿(Sauna)等。

生活方面有：丁克（DINK）家庭、AA制，PC(个人电脑)，ATM(自动取款机)，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DIY（自己动手制作的）等。

商品、商标方面有：比萨饼（Pizza）、苹果派（Applepie）、汉堡包(Hamburger)、布丁（Pudding）、XO、耐克（Nike）、雪碧（Sprite）、飘柔（Rejoice）、奔驰（Benz）等一大批外国商品名称。

3.外来词的派生和组合能力都很强，呈现词素化、口语化的趋势

英语外来词一旦被人们接受，便迅速流行开来，并被用于派生或组合其他词语。如：由E-mail派生出E时代、我的E家等；由Talkshow派生出服装show、我型我show、汽车show、婚纱show等。

现代汉语中有的词本来是纯粹的音译词，不含任何意，但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音译词中的某个音译字逐渐取得了独立性，不表意的成分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或单独使用或派生组成新词，成为一个音义结合的汉语语素。如：

由bar(酒吧)产生“吧”，派生出吧女、吧台、吧柜、吧椅等“吧”；“吧”现在有广泛使用的趋势，语义也发展了，例如琴吧、陶吧、瓷吧、画吧、布吧、网吧、氧吧，甚至于出现了书吧、迪吧、水吧。

由beer（啤酒）派生出生啤、熟啤、冰啤、黑啤、扎啤等。

由bus（巴士）派生出空中巴士、巴姐、豪华巴士、旅游巴士、巴士公司、巴士专线、大巴、小巴、快巴等。

由pie（派）派生出蛋黄派、草莓派、蓝莓派等。

三、现代汉语英语借词所携带的社会文化心理

现代汉语中的英语借词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心理现象。它们的广泛传播与流行，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底蕴和深层的大众心理因素。一些词语之所以流行，在于它们所携带的社会文化含义，即人们对所指现象的社会观念、文化心态、审美趣味以及怀有的某种心理偏见等。它们的产生与发展体现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是特定时代大众心理条件的特殊体现。

1.音译形式和缩写形式的大量流行是当前汉民族文化在英语借词的选用中求新尚简的语用心理的体现

当今社会是个开放性社会，高效率是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对语言来说，最为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确无误的前提下，用最简洁明快易懂的手段，达到交际的目的。英语音译形式和缩写形式的大量出现，就是现代社会要求经济、省力、高效率的产物，也体现了在语言选用上的一种求简的原则，也与今天的快节奏、高效率的社会生活有关。如APEC这一缩略词被直接运用到汉语中就经历了一段步步简化的过程。APEC的汉语全称是“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在该组织成立的十多年里,我国媒体都使用其汉语简称“亚太经合组织”，直到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上海召开,各媒体才开始使用该组织的英语缩略形式APEC来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每年各大媒体都会报道亚太经合组织的年会,所以前提条件是人们对这个组织已经非常熟悉,这就为APEC的这一英语缩略形式的借入创造了条件。该组织的名称在我国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汉语全称——汉语简称——英语缩略语，相比之下,APEC要比汉语简称更简单。

当然,顺应时代的发展,也有很多缩略词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直接进入了汉语的使用。如2005年随着超女大赛的火爆，“PK”频繁进入人们视线。这个词源自英语短语“PlayKiller”,本来是足球赛中表示罚点球的术语,后来又被网络游戏和媒体广泛使用。现在的“PK”,综合了“淘汰、胜利、打擂、竞争、二选一”等含义。“PK”被收入2005年十大网络流行语言之一。这再次印证了：在并存的语言形式中,人们往往习惯于选择音节简短的表达。

2.现代汉语中外来借词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呈现增长的态势体现了人们在语言运用中追求个性、求新求异的心理

语言心理和其他文化心理一样，有追求时髦的倾向[6]。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吸收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代表着西方文明的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对我国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国城市人群，特别是知识青年对西方文化普遍抱有好感，多持认同和崇尚的态度。而英语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也就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得到很多人的喜爱。现代汉语外来借词流行的人群，多数为年轻人。年轻人喜欢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他们喜欢用新奇有趣的语言来张扬个性,引人注意。如粉丝(fans),这是一个正在流行的音译英语借词,它是“fans”的戏谑音译,意思是崇拜或崇拜者。我们平时所说的“迷”,如歌迷、球迷等等都可以称为“粉丝”。粉丝这种食品是和其他菜类一起煮食的,和什么菜煮在一起,就会有什么菜的味道。用“粉丝”来戏谑那些疯狂的歌迷、球迷等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在偶像面前丧失自我的状态。另外,“粉丝”的使用也体现了人们在语言运用中求新求异的心理。青年一代对歌迷、追星族、发烧友等词语已经司空见惯,对英语的fans也不以为奇,于是用音译造出粉丝一词,试图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它的使用为文章或娱乐节目、新闻报道增添了戏谑效果,因而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一个高频使用的英语借词。

再如,构词词素bar(吧)最初指西餐馆或旅馆中卖酒的地方,即酒吧,而后在相关行业领域中就延伸出了吧台、泡吧等词;后来语义进一步发展引申出网吧、氧吧、书吧等,用以标榜自己的经营场所具有较高品味或休闲意味,都可以冠以“吧”的名号。

3.外来英语借词词素化、口语化趋势体现了中华民族自信、包容的社会文化心理

汉语言及其文化在引进外来词的时候，经过不断地融合与调整，不但丰富了自己的语言，而且迅速地普及。其词素化与口语化的态势说明：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过去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中国。中国人越来越能够坦然地面对外来的新鲜事物，变得越来越自信，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对新思想、新概念的巨大的包容性、创新精神和对外来文化的融汇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代表着西方国家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新产品的新词汇大量进入现代汉语。来源于英语的借词将越来越多地为大众所接受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

英语外来借词的发展是中国同国际交往的结果，它们已经渗透到我国城乡的每一角落，人们正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地球村的意识，积极吸收与接受这些新词汇。如今的时代对外语学习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人们对外语日益熟悉和了解。这为英语外来借词的流行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发展。

四、结语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任何语言的发展都需要从别的语言吸取营养来取长补短。从一种语言中的外来词，我们往往可以看出这一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和文化交流情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借词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开放程度高低的标志。英语借词给当前的汉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异域的文化风情和科技发展,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当前在外来词的引进中确实存在滥用外文、盲目洋化等倾向，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外来词大量引进，积极作用要大于消极影响。当然,由于汉语自身的筛选机制,我们相信,吸收外来词和否定传统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吸收消化外来新词。汉语外来词已渗透到汉语的各层面，成为汉语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预测，汉语中的英语词汇数量将会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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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社会文化;显功能;潜功能

Abstract:Technologicalinnovationasapracticalhumanactivityintegratingsuchfactorsasscience,technology,knowledgeandeconomytogether,playsapositivepromotingroleinchangingnotonlythesocio-economicsystembutalsothesocio-culturalsystemthroughitsdistinctiveactivitiestochangethesocialfeaturescoveringmaterialculture,systemcultureandspiritualculture.AccordingtothedivisionofexplicitandimplicitfunctionsbyMertonandseeingthe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aculturalperspective,theabundantsocio-culturalconnotationarisingfromtechnologicalinnovationisanalyzed,includinghowtorealizetheexplicitfunctionofculturalinnovationanddigestthepositiveimplicitfunctiontogetridofthesocio-culturalboundaries.Especially,thesocio-culturalcrisiscausedbythenegativeimplicitfunctionisfurtheranalyzed.Theseanalysesarenotonlyhelpfultoall-sidedlyrecognizethesocialfunctions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butalsoisofsignificancetoforminganewviewpoint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culture.

Keywords:technologicalinnovation;socialculture;explicitfunction;implicitfunction

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1］。它不但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变迁上显示了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直接推动作用,而且也在社会系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层面上显示了间接的功能作用。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技术创新的功能定位和角色期待直接影响着人们实施技术创新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解读技术创新活动的时候,“只找出它所依附的原因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把这种现象所以能够协和一致的功能找出来”［2］。

一、技术创新的显功能和潜功能划分

根据默顿的社会功能划分,对于某一事项社会功能的解读,既可以根据“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划分为功能、负功能和非功能,也可以根据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是否一致的情况,划分为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指某一具体单元(人、亚群体、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的那些有助于其调适并且是有意安排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指同一层次上的无意图的、未认识到的后果［3］152－170。与前一种划分相比,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划分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不但关注到未被意料和未被广泛认识的社会和心理后果,而且区分了活动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这不但有利于全面认识技术创新对社会系统的功能作用,更有助于人们从积极方面来理解技术创新活动,肯定技术创新行为。

默顿认为,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划分是以行动主体的动机为依据的。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所谓技术创新的显功能是指技术创新活动想要达到的有助于社会文化系统调适的为人们所认可的积极后果。它与技术创新的目的直接相关,强调后果的积极性和可预见性。在同一层次上,技术创新的潜功能,是指那些发生于社会文化系统,人们在技术创新实践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功能后果。它强调功能后果的“未能预期”和未被认识,不但具有非预见性,而且具有结果的不确定性。那些对社会文化系统具有积极意义的后果构成潜正功能;对社会文化系统具有消极意义的后果构成潜负功能;那些与社会文化系统无关的后果则可以忽略不计［3］153。因此,本文在分析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时,主要侧重于它的显功能和不能忽略不计的潜功能的内容,并且通过区分潜功能的不同后果,使人们在认识到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做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二、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显功能

透过文化形态的多重视角,广义的社会文化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技术创新通过在器物层上丰富社会物质文化资源,在制度层上为社会提供新的制度模式,在观念层上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的方式,丰富着社会文化的内涵,带来文化的创新。

1.技术创新丰富社会物质文化资源

社会物质文化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和方法等。它处于社会文化系统的最外层,是人类活动的直接作用对象,比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经历更多更频繁的变化、改进和更新。

技术创新作为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始于研究开发终于市场实现。技术创新的持续开展不但实现了技术发明的不断商业化和产业化,同时也加快了创新产品的普及。从人的存在和发展看,技术创新成果为人的自然生命存在提供直接保障,如医疗设备和治疗手段的创新,提高了医疗救治的成功率,整体上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技术创新成果提高了人的自我改造和发展程度,如自然灾害监测设备在各国的普及,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自然灾害对人类的伤害,推进了人和自然的协调程度。从人的现实活动看,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了人对生活环境、条件的改善需求,如地铁、轻轨、磁悬浮列车等交通工具的市场化,提高了人们的出行质量。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每一次成功的技术创新实践都会把人类活动带到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如射电望远镜的使用,使人们对宏观宇宙的观察可达到200亿光年以上。载人航天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但把人类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海洋和大气层扩展到太空,更使人们能够利用太空和载人航天器的特殊环境进行各种研究和试验活动,开发丰富的太空资源,等等。

2.技术创新构建新的制度文化模式

“一切创造只有通过贯彻客观的必然性,才能达到其崇高的地位,所以,柏拉图认为,创造服从于理念;康德认为,创造服从于普遍的法规。”［4］201技术创新对于社会制度文化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建构新的社会组织网络、规章和制度实现的。首先,从文化进化制约因素的六个维度［5］,即改变、接受、执行、传播、产生和评估来看,创新可能是文化走向结构变化的第一步,个人的创新行为必须和其他人对这种创新行为的接受区分开来,技术创新的个体的随意性和理解上的差异性要求新的制度文化模式的产生。其次,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智力资源需要有公正、有力的法律手段维护其劳动成果。马克斯·韦伯认为,制度的“适用”不仅能使人在理性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也能产生“合理的经济行为”,它还是合法统治的依据［6］。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等就是围绕如何维护智力创造者、知识拥有者的合法权益,以调动其积极性,推动技术创新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社会关系［7］。它们的出现正是适应了技术创新成果的制度合法性诉求。第三,在企业层面上,以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为依据制定的企业制度文化对于员工行为的约束和规范,直接反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水平和接受程度。大到国际统一、行业统一的技术标准的建立,小到企业的技术规范、教育培训等的形成,都是技术创新主体为适应技术创新实践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应对。

3.技术创新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从严格意义上讲,制度可以体现价值观,但是社会制度并不能完全包含价值观。技术创新活动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是完全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8］。技术创新带来的人们的价值理念、思维模式等观念的转变,创造出一种维持技术创新社会角色的文化环境。首先,技术创新实践的过程性和系统性使企业不再是因相互利用的需要而聚集起来的群体,而是一群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理想和情感追求的人凝聚起来的组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确立,为企业及其员工界定了技术创新的精神文化目标。其次,技术创新的价值预设反映出社会文化的价值内化结果,它通过对社会文化中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的发现、肯定和加强,来自觉地维持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其间逐渐形成的追求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相统一的新的生活方式,完成了对以往文化的超越。最后,技术创新的文化渗透具体化为一种整体的技术创新行为导向,意味着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情境。这种文化情境不仅是技术创新功能、指令的反映,而且也是技术创新赖以生存的空间。它不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补充而出现的,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在内的,从更深、更广的范围和层次上来制约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文化环境。

三、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正面潜功能

与显功能相比,潜功能体现出的是“非常识性”知识,它使某一活动或信念不像它初看上去那样简单,而是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在有利的方面,技术创新对于文化边界的消解,客观上打破了文化对人类活动的各种束缚。

1.技术创新承担了文化补偿,消除了传统价值的桎梏

兰德曼认为,技术发明补偿了人适应自然的匮乏,也补偿了幸存下来的道德和社会惯例的不足之处,它们被发明之后不会很快消失,而是成为一种伴随着民族的永恒的财富。我们在创造技术文明的同时,也有能力把它们作为一种稳定的惯例和传统价值保存下来［4］202。一旦技术创新居于劣势的社会或文化系统处于文化方面具有高度控制性的技术创新社会或文化系统的开放状态之中时,由技术创新优势所建构出来的外来文化的示范效应就会通过文化的模仿和攀比机制而发生,而在逐渐地适应和整合这种文化示范效应的过程中,一种文化上的变迁过程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9］。

在新技术面前,人们总是习惯用固有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对新技术进行判断,技术创新的受阻也主要来自技术思想观念的保守。于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地方性关系,在价值层面上,必先遭遇紧张和冲突而不是共生和融合。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的持续快速发展显然是对保守的传统价值的有力回应,它对人类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主的传统生活图式和价值传统的消解,使人类进入一种超越传统经验性和人情化模式束缚的文化图式。这样一来,一种以崇尚创新、敢于冒险、尊重差异、容忍失败等为特征的创新价值观逐步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创新承担了对文化传统中难以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要素的补偿作用。

2.技术创新打破了文化的阶层垄断,使文化日益平民化

文化天然地限定了其服务的对象和范围,在国家范围、阶级范围、组织范围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文化限制和文化特权。然而,随着技术创新的新进展,这种文化垄断和文化特权逐渐被打破,为大众所接受和利用。以网络技术创新为例,最初,大型计算机主机只有极少数专家才能控制,他们对信息享有天然的垄断权。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分时系统”技术的成功应用,使大型主机变成了个人计算机,让计算机得以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中。而80年代中后期开办的数不清的BBS站点和以非层级方式链接的Usenet的兴起,则彻底打破了专家和政府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完成了计算机的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的转变。特别是近几年来,个人博客的产生和发展,集中地反映出人们在社会文化领域,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和信息垄断,推崇个人自由和自我创造的精神。一直以来由政府和官方控制的媒体资源,正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被普通群众所参与和享用,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主体趋势。

3.技术创新模糊了文化的时空维度,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从文化演进的方式、路线、环境、结构和内容来看,虽然一定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在技术体系内在地规定了技术发展的谱系、逻辑或可能性的同时,一定的文化会在这诸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筛选而使技术发展的轨迹呈现民族特征。一种文化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一些谱系可能会被遗忘或摒弃,然后经过一个时期后又再度出现［10］。当今,技术创新实践的广泛开展,使世界呈现出的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化和知识经济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技术创新的结果,尤其是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社会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共有,比如,国家可以借助于媒体技术实现全球同步的决策;企业可以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同时与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即时沟通。一项或少数几个重要的技术创新成果的出现,以及随之涌现的一系列在技术上与之相关的创新,使世界各国的人们经历着日益相似的生活环境的熏陶。技术的全球化,使人们在对时间的理解上打破了不同地域从不同的时间观念出发的地方时间观,能够从一个共同的时间即“全球时间”出发考虑问题。比如美国的电脑公司利用美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全球时间差,要求跨国公司的两国的软件开发人员相继工作,一个国家的员工下班了,另一个国家的员工正好上班,通过信息传递接着干另一国员工未干完的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1］。正如雷蒙·潘尼卡、池田大作所认为的那样,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反而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12］。

四、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负面潜功能

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对技术创新本身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再认识。如果技术创新主体在价值判断上割裂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就会造主义泛滥或功利主义盛行,而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分离则严重危害着技术创新生态价值的实现。因此,技术创新具有人们不愿看到的消极文化功能。

1.长期只作单一经济合理性的考察,助长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作为一种在认识物的基础之上,控制物和改造物的活动,技术活动由于其巨大的物性价值而大大促进了‘物’文化的张扬。”［13］在传统的物本主义发展观的指导下,技术创新成为一种“唯经济价值取向”的实践活动［14］。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技术创新的关注过于集中在其经济价值上,与其他社会要素在层次上逐渐地脱节、断裂,造成了技术创新行为的社会失范。在国家之间,经济竞争使政府对政策和制度的供给偏向于经济效能,人们在享受着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一种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技术创新价值取向亦在逐渐形成。此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采取和实施技术创新的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谋取经济利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使得技术创新在经济领域呈现出一种无限制的自我扩张的发展态势,这种技术创新观和技术创新模式逐步确立起一种社会共识和价值共识,被历史地定格下来。于是,技术创新变成了人文主义者猛烈批评的对象,却成为功利主义者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功利性、短视性和唯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让技术创新离其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远。这种人们不愿看到的负面后果不但使人们开始怀疑技术创新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技术创新的否定,导致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抵制。

2.对于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了与生态价值的背离

与技术创新发展速度相比,人类在道德上、认识上会显得准备不足,这就导致技术创新成果的滥用。实践表明,传统技术创新观由于忽略了资源的节约、自然环境的优化、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文价值的追求,它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又在不断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障碍,产生了技术创新社会功能与价值关怀相背离的危险倾向。于是,某种情况下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对自然的破坏就越大。如大规模机械采掘对地质环境的大规模破坏,造成的地面坍塌;生物技术创新对空气、水域的污染和对地球植被的破坏,导致的“温室效应”和“酸雨”等,都反映出人类在追求商业效益时,对自然生态系统所存在的“内在价值”的忽略。此外,在整体水平上,由于人们的天然活动空间的日益缩小,人造活动空间的日益扩大,使社会生态伦理价值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模糊。因此,经济、社会和生态不相协调和非共生性质的产生及社会公共福利的严重损失的现象背后蕴涵着的技术创新对“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的消解和对生态价值的背离,不但是人们在进行技术创新之初所始料未及的,也是有悖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本质的。

五、结语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认为,无论人们是否能够感触到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暗流涌动,其都内在地作用于社会文化。总体来看,技术创新对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作用是技术创新所具有的丰富社会文化内涵、实现文化创新的显功能和消解社会文化边界、引发社会文化危机的潜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

技术创新对于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是通过其显功能与潜功能之间及正面的潜功能与负面的潜功能之间的相互渗透、互补和耦合来实现的。当现存的社会结构总后果的净差额显然是正功能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技术创新愿望和持久的创新动力,反之,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明显的要求变迁的压力。因此,必须在技术创新文化功能的消长中,发挥其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功能,反思其重构社会文化图式的功能,遏制其危害社会进步的功能,使三者之间扬长避短,从而形成一种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系统协同互进的循环模式,达到持续、健康的技术创新实践的实现。此外,社会文化系统总是要靠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换,来达到从不平衡、不稳定而趋向平衡和稳定。在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要素与社会文化要素通过从不和谐、不稳定而趋向和谐与稳定创新的互动,形成了一种超循环的发展态势,使得一种具有技术创新特征的文化体系得以孕育和产生,成为一种技术创新文化。因此,当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考察创新活动的时候,仅认识它的各种功能作用还不够,还要建立一种新的技术创新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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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铭.过程与拯救怀特海哲学及其宗教文化意蕴［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序言.

第8篇

明代云南科举考试与元代相比虽已显成效，但与内地科举发达省份相较仍有差距。鉴于此，明政府对云南也多有优惠照顾政策。比如，逐步增加云南乡试录取名额，以此来适应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云南乡试定额始于洪熙元年（1425年），最初为十名，“凡乡试取士，……云南、交阯各十人”[9]579。宣德四年，云南、贵州两省合并乡试，诏增云南科举额，由十名增至十五名。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朝廷又诏令：云南乡试取士不拘数额[6]8；正统五年（1440年），复定取士额，“……上定为……云南二十人”，自此之后，乡试取士之额常有增加。嘉靖十四年（1535年），云南、贵州乡试各自设科，因之前云南乡试二十名为最少,于是命云南“增至四十名，而贵州亦二十名”。南明永历帝曾“驻跸云南”举行丁酉（1657年）乡试，是年录取名额达54人，这是明代最后一科取士，也是云南科额最多的一年。对云南的照顾政策还表现在对生员的甄别方面，如正统七年（1442年），朝廷规定对全国生员三年进行一次甄别考选，有年老、残疾及相貌鄙猥的都取消待遇，年上40岁又不谙文理的也黜废为民。而云南、贵州的生员可以免考。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明代云南科举、教育的发展。在全国大兴科举的背景下，云南也大量兴办地方各类学校为科举考试服务，学校教育相较元代有突飞猛进之势。清朝入关建立政权后即开科举，因袭明代“非科举毋得与官”的旧制，高度重视科举制度，科举的制度名目诸如科举程式、场级、内容、名额分配等都不断得到规范。顺治二年（1645年）定各省乡试名额，云南中式五十四名。顺治十七年（1660年），“题准乡试照旧额减半……云南初定，首举乡试，照旧额取中”[12]2164–2165，这是云南入清后第一次举行乡试，所以名额仍为54人。由于云南贡院未修，学臣未至，总督赵廷臣奏请朝廷延期。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补行十七年（1660年）庚子乡试，云南才真正举行乡试。到康熙二年（1663年），云南与内地其他省份一样“乡试名额照例减半，中二十七名”，康熙五年（1666年），“命云南举行武乡试。照文闱额数，取中二十七名”。自此，云南科举已步入全国正轨，融入科举考试体系中。云南虽地处边疆，但考制一开，就能持续推行。中原因战乱等停试时，云南仍能按制选士。如因故脱试，地方请求补行，朝廷也都应允。

虽然云南科举已跟上了全国的步伐，但与内地省份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特别是少数民族子弟考中者仍很少。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题准云南省土司应袭子弟，令各学立课教训，俾知礼仪，俟父兄谢事之日回籍袭职。其余子弟并令课读，该地方官择文理稍通者开送提学，考取入学应试。”这是清政府为土司子弟接受教育而制定的一个优惠办法。要求土司子弟接受汉族的教育，各地方官选拔其中文理稍通者参加提学主持的特别考试，考取者为入学，可参加各级考试。康熙时还采取增加录取名额的方式，康熙二十二年，“题准云南土官族属子弟并土人应试，附于云南等府，三年一次，共考取二十五名，另行开造，附于各府学册后，照例解送礼部礼科查核。”雍正时，对土司统治之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继续推行一系列措施，鼓励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设社学、义学，雍正元年（1723年），定全国各州县设立社学、义学之例，“允云南土人、四川建昌番夷、湖南永绥等处建立义学，嗣是改土归流，塞外荒区渐次俱设儒学。”[15]雍正三年（1725年）议准，云南威远地方设立义学，令彝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塾诵习，并批准威远（今景谷）的少数民族子弟“就元江府附考，于府学定额外加取二名”，雍正五年（1727年），“议准东川府土童有能作文艺者，该府具题，到日照湖广考取苗、瑶例另编字号考试，于东川府学额内酌量分拨一、二名”。为了保障少数民族考生的权利，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谕礼部：“今滇黔楚粤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学额数，为学宦者尤宜加意禁伤，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贯，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清朝文献通考•学校四》）。有鉴于云南举人赴京会试路途遥远，朝廷也特准在落选者中选择一些“文尚可观”、“人才可用”者侯旨录用，而且不拘人数。这些遴选人才如愿意参加下科会试，不必报名，如愿意就任较低职务，在礼部报名后，经挑选也很快可以被录用。除此之外，对一些负担不起进京费用的应试举人,或无返乡路费的会试落榜考生，清政府还根据路途的远近向他们发放路费。此外，云南、新疆和贵州等地举人进京参加会试，还可以使用驿站的车马，“云南、贵州举人给驿马自顺治八年始，新疆至陕西乡试、至北京会试给驿马，自乾隆四十二年始，沿途用黄布旗书‘礼部会试’四字一位标识。”这些优惠政策体现了朝廷的安抚之意，也有利于鼓励、安抚边远地区应试士子，为他们其一心向学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整个清代科举政策来看，清政府比较注意对边远地区、文化落后地区的照顾，特别是早期的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考生的照顾体恤之意很明显。因此，从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止，科举考试人才辈出。据党乐群统计，整个清代云南有843人考中了文武进士，9258人考中文武举人。1902年并出现了云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科状元袁嘉谷。较全国数以万计的科举人才而言，明清两代云南的进士举人数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但它也标志着云南已经全面融入内地的教育、科举体系中。这些进士举人成为明清两代云南的知识阶层，为云南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科举制度对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制度之一，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云南科举取士从元代开始实行，到明清时期实施得最为充分。科举制在云南的推行，对明清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风俗的转变等方面作简要叙述。

2.1促进了明清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自科举制创立以来，中国古代教育便开始围绕它而运行，并主要为朝廷输送人才。科举制的创立和逐步健全，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明以前，学校乃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自明始，政府从教育体制上把科举与教育整合为一体，使选才标准与育才标准统一，明令“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卿相皆由此出也，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可见，进学校读书成了参加科举的必要前提，通过科举又可以获得功名，因此，社会各阶层自然而然就会对学校教育倍加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不断发展。到明时，“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王朝的文化教育比元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兴办了更多的学宫、书院和义学，“有清学校向沿明制”，“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备，清因之”。明清府州县学教育完全被纳入科举系统之中，地方的教育政策和内容均围绕科举进行，科举为教育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此背景下，云南官学获得了充分发展，各种民间教育也大放异彩，云南文化教育形成了全面繁荣的局面。首先，儒学获得了极大发展。明代云南儒学在元代较为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廷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学。随后，儒学从滇云腹地逐渐向边疆民族地区扩展。二百余年间，大多数府、州、县先后建立起了儒学，一个基本的官学教育系统初步形成。根据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等对明代云南儒学的记载，明代云南共有66个府、卫、州、县先后建立了儒学（包括上述元代已建明时获得发展的几个不同级别政区的儒学）。据张媚玲等统计，明代云南共建立官办儒学69所，其中府学16所，直隶州学1所，属州、县、卫学52所。书院共计57所，其中26所书院分布于14个府治之中，其余31所分布于23个属州、县、卫之中。社学兴起于明代，“自洪武八年，延师以教民间子弟”，明代云南全省设社学163所，分布于55个府、州、县、卫治所。这样一来，明代云南共计有289所儒学教育机构分布在76个政区治所。随着明代云南较为有效的教育措施的实行，云南地区的教育取得了蓬勃发展。清代各朝统治者也比较重视地方办学。朝廷在云南广建学宫，还恢复了明代所设府州县学，同时也新设不少各类学校，清代云南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清末新式学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学在明代的基础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学14所、州学29所、县学34所、厅学12所和提举司学3所，以及光绪八年添设定有学额而未建孔庙的县学、厅学9所。从雍正起，明代未建学宫的许多地区都先后建起了学宫。如在普洱府建了5所，开化府建了3所，东川府建了3所，昭通府，明代仅建1所，清代新建了5所。不仅如此，政府还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设立了学宫。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准袭封，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教诲，俾知礼义”，得到批准。同年，云贵总督赵廷臣上疏“马乃土司，应改设流官。矣三年后，风俗渐移，人口渐正，立之学宫，以广教习”（《清圣祖实录》卷二），亦获准。这些学宫的设置，使清代云南教育逐步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清政府对书院也比较重视，清代云南共新建226所书院，尤以康、雍、乾三朝建立的最多，计有105所，占清代所建书院的46.5%。雍正十一年（1733年），曾令各省城设立书院，并给1000两银子为开办费。故雍正年间，云南就建起29所书院，平均每年2.5所。清政府重视推广义学，义学也叫义塾,带有蒙学和私塾性质。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云贵总督蔡毓荣提倡兴办义学（当年即在昆明、宜良、昆阳等地办起了第一批义学）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云南义学已发展到几乎县县有义学的地步。据道光《云南通志稿》记载：全省义学的总数已达709所，一县多则几十所到十几所，少则也有几所，仅有少数几个县未设义学。各地都“因土制宜，随方设学”，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办起了义学。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云南府厅州县兴建的义学达866所。云南义学的兴盛，对完善云南民族地区教育体系，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2.2提高了云南整体文化水平

明清科举对教育的强大推动功能，使得当时中国教育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为唐宋以来所不及。特别是在清代，“学校几乎遍布大清帝国的每座城市和每个乡村。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因此，如果作人父母者不能送孩子进学堂上学的话，那将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会因此受到指责和非难。”由明至清，云南科举稳步推进，考试竞争也日趋激烈，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参加府、州、县学考试的人数相当可观，因此，明清官学办学屡屡突破其初始规模，儒学、社学、书院、义学因此而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遍布城乡的私塾、家学、宗族之学也空前繁荣，为云南子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场所。这样一来，云南入学生员猛增，接受文化教育的人更多，其直接结果就是文化教育基础的扩大。据天启元年（1621年）云南提学副使樊良枢统计，仅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云南就有12000余人在各级正规儒学中就学。而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云南人口统计为151214户，共1468465人，就当时教育水平而言，这一就学的比例并不算小。正规官学学额有限，书院、社学及遍布城乡的私学则不在受限之列。加上后者，历年累计，其就学数量相当巨大。那么，仅明代云南各类教育机构中，不下数万，乃至十余万云南子弟诵读其中。这些就读子弟经过完整的学习过程，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而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所受教育的过程，据高明扬描述，一般而言大约有这样几个步骤：一是启蒙识字教育，大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习，不断练习作八股文，最后参加考试。熟读背诵《四书》、《五经》是八股文教育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总之，除读熟《四书》、《五经》之外，还要学习许多东西，才能完成科举应试的基础教育。要背诵数量可观的时文范文，而且还要能够短时间熟练地完成写作，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这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如《钦定四书文》所收明代八股文486篇，清代八股文297篇，这也是朝廷规定应试者要学习的内容。可见，受过这么多年的八股训练、识字教育，个人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Œ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据陆韧描述，当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后的职业趋向，大多脱离了体力劳动阶层，靠拥有的学识谋生：或归隐山林，以诗文学术自立；或在乡里开塾授学，化导民俗；或入衙门，为幕僚，供笔吏。他们在推进云南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令人瞩目。天启《滇志•人物志》记载了二三百位没有中举的士人，作为当时云南的俊杰人物，他们来自云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民族，分布于各个城镇、乡村乃至蛮山夷寨，利用他们掌握的知识为云南文化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可见，科举制在明清云南的施行，客观上加速了云南地区的文化普及，提高了云南整体的文化水平。同时，明清朝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对少数民族士子采取优惠政策，也促进了这些地区一心向学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使文化知识得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2.3促进了读书尚文风气的形成、社会风俗的改变

科举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风俗。科举制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形成，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层努力向学的热情。同时，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也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这对于改变地区的风俗习惯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3.1读书尚文风气的形成明清科举制度促使云南学校大规模设立，对云南读书尚文的风气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明朝军队在1382年平定云南之初，朱元璋即诏令：“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宫，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明张沈《云南机务钞黄》）。雍正时，任职云南的官员陈宏谋在《查设义学檄》中直接指出：“夫蒙养为圣功之始，则教小子尤切于教成人；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明清两代统治者对化民成俗的高度重视有利于“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明代统一云南后，“遍立学校以施教”，“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圣化渐被，无间穷僻，椎卉化为衣冠”，“亦何下内地哉！”正如陈文在《云南图经志书•重修云南志序》中所言，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临安府“家有诗书，吾伊之声相闻，而科贡后先不乏”，宁州“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为污下之事”。另如一些少数民族的世居地，如澄江府（今云南澄江县一带）“郡多僰人，而汉人杂处其间，初不知学，今以岁久，渐被文教，有以科第跻膴仕而封及其亲者。于是闾里翕然向学，相率延师训子，而家有诵读之声，皆乐于仕，非复昔之比矣”。定远县“民有曰撒摩都者，即白罗罗之类，近年以来稍变其故俗，而衣服、饮食亦同汉、僰，更慕诗书，多遣子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蒙化府（今云南巍山县）“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今亦有所渐染者欤。”阿迷州（今云南开远市）“民间之俊秀者，亦入学从师，受经取科贡，而风化其渐美矣”永昌府，古哀牢夷之地，正统间始建儒学之后，“选卫子弟之秀者而立师以教之，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试者，科不乏人”，等等。这些府州县，明代以前从未设学科考，即或设置学校，但读书向学之风不振。在明朝前期的景泰年间，儒学教育已经开始普及到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学校的设立，科举考试的推进，到了嘉靖以后，“滇人士闻风兴起，各地英才遂出，几埒中州”。到了清代，随着科举全面推进，教育进一步发展，云南各地读书向学风气日盛，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向学之风亦渐浓。康熙《马龙州志》记载，马龙州“其土著者有一种，衣冠饮食亦与汉人同焉，亦喜读书，出自仕宦，代不乏人。”乾隆《赵州志》说：“白人，颇读书，习礼教，通仕籍，与汉人无异”，清政府几次增加云南科举名额，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中举、考取进士，云南较边远地区的文化素质也得到了相应提高。雍正时改流的普洱府，原“人多顽蠢，……服饰率从朴素，崇信巫鬼，未革夷俗”，设学以后，“礼教渐兴，骎骎有华风”。所辖威远厅，汉夷杂居而兴办义学最早，光绪时已是“士知务学，里多弦诵”，当地民族“亦知诵读，子弟多有入庠序者，崇儒重道，颇喜为善”；他郎厅，则是“声教覃敷，间有读书应试者”。宁洱县“僰夷”，服食起居与内地人民不甚相远，“念书成名，亦将化夷为汉矣”。清代傣族地区当地民众对汉文化的学习风气也日渐形成，社会风气也有变化，如永昌府居平坝地区的水、旱摆夷，在崇佛教、学习“夷字夷经”之外，“亦间有读汉书者”，到道光十年，“士知尚学，科第相仍……相尚以文”。从以上所引看出，云南的社会风气正在向与内地一致的方向发展。

2.3.2社会风气、风俗的改变科举考试在明清云南实施之后，便以其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使汉文化在云南广大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并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对破除落后的风俗习惯和传播儒家礼仪文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科举制的逐步发展，促进了儒学的日渐普及，以至于不少偏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都有儒学的存在。云南汉族士子及大部分少数民族子弟均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这对改变该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道德文化、社会风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变化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直到明代中后期才表现得比较明显。天启《滇志》对此有详细记载：云南府，“民遵礼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材能，尚节义，彬彬文献与中州埒”；临安府，“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衣冠礼度，与中州埒。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宁弃不争。多爱清雅，敬老崇文”；永昌府，“士知向学，科第相仍”；楚雄府，“地当孔道，而不染于纷华。文教日兴，士风驯实”；曲静府，“习尚简朴，颇信释教”；蒙化府，“士人冠婚皆用家礼，民间相尚以朴质。饮食服用，视列郡为俭”；鹤庆府（今鹤庆县）“文化丕兴，科第不乏”；姚安府（今姚安县）“士大夫乐谈名理，民间相尚”；广西府，“士知向学，民勤耕织，风化渐行，殊异夙昔”；寻甸府，“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武定府（今武定县）“近建学校之后，旧习渐迁。俗尚朴鲁，士民勤业”；景东府（今景东彝族自治县）民众“今渐习书史”；北胜州（今永胜县）“置卫建学后，境土不惊，人文渐盛”。也正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贵州巡抚阎兴邦曾奏请增加贵州乡试中名额说：“仕进之路既广，诵读之士愈奋，边地文化日益振兴矣”（《清一统志•贵州志》）。随着社会风气、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如衣着服饰、生活习气、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等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大理地区的白族“其平日之语言衣食悉耻其陋而革之，以游于礼教之域”；鹤庆府治附近“皆汉、僰人，今乐育教化，渐被华风，而言语、服食、吉凶、庆节之俗，俱变其旧矣”；永昌府在明中期“正统间始建学，……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者，科不乏人”，其土著居民“言动服食，衣冠礼仪，悉效中土制度”；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汉、僰人，男女勤于耕织。会饮序齿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习矣。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北胜州近城居民“俗尚争竞”，但“近移立州学”，“闻礼义之教，其将有所变而化者欤！”。宁州“其民尚气节，居于州之近者，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往往有廉介忠勇之称”。嘉靖年间，姚安府知府王鼎“禁妇人不得市易，惟事麻桑”，“姚俗为之一变”。寻甸建学之前，“诸夷杂处，习尚顽梗”，“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武定建学前，“松皮覆屋，蓑毡蔽身”，建学之后“旧俗渐迁。……骎骎有省会之风。”清代的景东直隶厅土著之人，“语言、习惯骎骎有三江风，而夷民之濡染者，亦渐知学官话，改土风”。导致上述变化的因素较多，但科举制和儒学教育无疑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

3结语

第9篇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能力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着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而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际。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一、社会文化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既具有专业知识，又懂外语）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职教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众多不足。例如：

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据调查，英语高考成绩在60分以下的学生只认识600个左右的基本词汇，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1/4到1/3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

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

3．在现今的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

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实际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

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用它来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既可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的，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

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应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说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是教学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纲为依据。

转变了观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纲。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设置及教材选择。

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之外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

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又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应选择多含英美本族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

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献，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渗透。

3．课堂教学。

对于英语课的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老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比如口语训练中，要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一般是不可原谅的，听者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在阅读课时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内容，增强语言功底。而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汇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使其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爱”，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而常用“Whatacutebaby!”。这样的词汇很多，教师可利用这些词汇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4．考试项目的调整。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还是回到与纸笔交流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的最终交际服务。

5．英语教师培训。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墨守成规和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地补充给养，进行专业、学历等方面的进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有一个实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较、输出，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6．第二课堂。

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语言教学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利用其他方法进行。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直接交流，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易让学生们领会、掌握，促进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再者，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文化教学的重视而忽视语言的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补充语言教学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

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顾之？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择主流，有所选择地讲授。

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比如以前说中国人的谦虚，听到赞扬总说“你过奖了”“不怎么样，让你见笑了”等等。但据调研表明，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赞扬有近一半说“谢谢”或其他类似肯定的话。故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

三、结语

21世纪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类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而语言技能的提高转化到语言运用能力提高的过程中，时刻都会受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在如何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1．《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第10篇

生活节奏之快，竞争之激烈，使人们的紧张和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青年网民大都还处在学业、工作、婚姻的打拼期，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为了让一些不快情绪得以释放，他们在这个虚拟、自由的网络世界里，通过自嘲、调侃、抱怨等多种方式来消遣娱乐、释放压力。如网络中许多出身卑微、相貌平凡的年轻草根男子，自称自己为“屌丝”和“矮穷丑”，并宣称“见人就下跪”，无奈与自嘲意味可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说出了年轻人面对现实生活的曲折与艰辛；“神马都是浮云”，表明年轻人面对纷繁世相的一种迷茫情绪；“农夫、山泉、有点田”，道出了当代大学生找工作的压力；“累觉不爱”体现了青年人经历感情挫折后，对爱情的质疑与失望。近一两年，随着“高富帅”“白富美”等流行语频频出现，许多人除平时调侃、取乐之外，不少年轻男女甚至将“高富帅”“白富美”视为自己择偶的标准。虽有虚荣和攀比心理作怪，但社会压力大，许多年轻人希望通过择偶来提升安全感也是其中的重要心理因素。此外，面对一些社会现象或事件，因处理不公或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而网民们又无力直接参与或干涉，无奈之下，他们只好通过网络来怒其不公，宣泄和释放心中的压力和不满。如“我爸是李刚”这个就连当事人自己也想不到会迅速流行起来的语句刚一出现，瞬间成为传媒和网民关注的焦点，并最终演变成一场全民娱乐的“李刚”黑色幽默。这种基于事件的全民造词运动除了幽默起哄等情感诉求外，更多地是对某阶层的一种不满、一种批判，这其中的情绪有愤怒，也有嘲讽。“打酱油”，当网友们频频诉说自己是来“打酱油”的，很多事与自己无关，表面上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恭态度，其实是对于很多社会事件，即使想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也只能骂一声“关我X事啊，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无奈情绪可见其中。“神马都是浮云”“伤不起”这突显了年轻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难于把握的社会规则面前的困惑与迷茫，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诚信缺乏、思想道德教育缺失的社会现实。可以说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的空间，虽然里面的内容良莠不齐，一些网站还有许多不健康内容，可能会污染青少年的心灵，但同时它也充当了“社会情绪泄压阀”，无意中起到了批判社会现实、宣泄不良情绪、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寻爱求暖的心理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发展

西方的资本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侵入国内，人们发现自己房子大了，口袋满了，心却空了。现实生活中，灵魂没有依托，真爱与温暖更是难求，因此网民们希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求关爱，寻求温暖。如流行于2009年的“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此语源于百度贴吧里，有人发了一张一年轻男子吃面的图片，并配文“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由此，网友相继生发联想出“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诸如“哥写的不是字，是寂寞”，“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很多网友把“寂寞体”变成自己MSN、QQ的签名，仿佛什么事都可以变作“寂寞”两字，这充分反映出了现代人空虚、寂寞的现实，人们只能通过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寻求慰藉。而“XX，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一句式则富有家庭式的温馨，得到更多网友的追捧。此语出自百度“魔兽贴吧”，起因于一个名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贴子。此贴一发，短短几小时内引起了近40万名网友围观浏览，一天竟然有了710万网友点击和30万的回复，从中可以看出网民们对家庭温暖、关爱是多么的渴求。网民们渴求关爱与温暖，于是顺应网民心理的“淘宝体”也红遍了网络内外。“淘宝体”是因淘宝网卖家对商品的描述语言亲切、俏皮而被广大网友所喜爱。其关键词为“亲……哦……包邮”，例如“亲，快下订单哦”！有些公路上的警示牌受此启发改成了“亲，请遵守交通规则”，甚至有的高校也用“亲，你被录取了”来写录取通知书。一个“亲”既热情又简单，不管关系怎样，听着就顺耳。关爱、真爱、温暖一直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我们希望网民们在网上寻求到温暖与关爱后，再能反馈一些到现实生活中，对身边的人多一些关爱与温暖，少一些冷漠与猜忌。

三、自我实现的心理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第11篇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能力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且相互渗透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在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跨文化交际和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也愈益迫切。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3）在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1]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不但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

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他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教学模式也要作实质性的改革，具体描述如下：

以大纲为依据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的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课程设置及教材选择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既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另外，教材不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应选择富含英美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的教材，在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又能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学习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培养。

课堂教学英语课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教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比如口语训练中，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也要让学生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听者或许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失败。[2]又如阅读课中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义，增强语言功底。此外，在词汇教学中也应注重文化介绍，因为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语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不同而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这个词，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因而不用“fat”而用“cute”。类似的例子很多，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文化差异在词汇教学中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考试项目的调整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导致学生只会用纸笔交流，掌握的只是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因此，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交际服务。

英语教师培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方法的墨守成规和师资队伍的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因此，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充电”，进修专业知识、提高学历；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教师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第二课堂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课堂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其他渠道。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这样既能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让学生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交流活动，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容易让学生领会、掌握，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再次，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重视文化教学而忽视语言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为补充语言教学的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讲授，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有所选择地讲授。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这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21世纪，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我们应在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第12篇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渠道冲突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很多，说明渠道冲突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向进行的，其中，内部因素也就是渠道成员内部相互间引发冲突的基本原因，如利益、权力等；而外部因素则是渠道所存在的外部宏观环境，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文化环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外部宏观环境的重要一面，营销渠道也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渠道渠道冲突文化环境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营销渠道管理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说法。

西方学者对营销渠道的理论研究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结构和渠道行为两个领域,而渠道冲突是行为领域的一重要研究对象，因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冲突。透过国外渠道冲突及其管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界定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内,或者植根于超级组织体内部来进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着对渠道系统进行研究时，只重点研究组织和成员自身的行为，包括竞争、冲突、合作以及关系等，而忽视了宏观环境（如经济、文件、政治、法律、社会价值观等）。有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营销渠道理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实上，营销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作，而这些外部环境又时时影响着营销渠道管理。这些环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环境。西方学者对于我国市场的具体环境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的研究人员自己来认真研究各环境因素。

1渠道冲突的内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员之间要进行合作，矛盾或冲突就难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说过渠道合作与渠道冲突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须认真研究渠道冲突。国外对渠道冲突的定义有很多，比较权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它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播误解，渠道成员不同的目标和有分歧的专门化功能，以及联合决策过程的失误；不同的经济目标，渠道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恰当的渠道结构；不同的感知、领导风格、销售付款条件和目标等。许伟波总结了企业渠道冲突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客观成因、直接成因、环境成因和现实成因4个方面（见表1）。

2渠道冲突的环境因素研究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绍的大量有关内部因素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环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是存在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所以，营销渠道的环境研究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讲，环境由营销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组成。Rosenbloom将众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为经济环境、竞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和法律环境五类。他认为环境对所有渠道参与者和目标市场都产生影响，有渠道成员参与者（生产者和制造者、中间商、目标市场），也有非渠道成员参与者（服务机构），并建立了关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经理在分析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必须考虑所有的渠道参与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经提出关于渠道成员行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环境因素也可能导致渠道冲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们针对环境的不同要素做过相应的研究。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大，国内学者们也逐步对此展开了研究。国内企业的渠道环境的确十分复杂，连国际上著名的美国Boston咨询公司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说：中国的分销通道令人头痛。正是我国营销渠道环境的复杂性为企业的渠道冲突提供了沃土。

环境的范畴很广，而每一大类又包含很多具体的因素。通过分析、整理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现将环境因素及其内涵归类如下（见表2）。

3文化环境对渠道的影响研究

由上可见，导致渠道冲突既有内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环境的因素，而文化环境也是外部环境中的重要一项。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and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and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倾向于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相同的行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则有较大的区别；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容易沟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则较难沟通。一些渠道分析师如JaneenOlsen和KentL.Granzin等认为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渠道结构的主要因素。

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很多研究人员都赞成这一观点，也因此针对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影响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进行跨国营销时面临的一些渠道问题。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费者购买习惯对国际营销者选择的和目标消费者想要的渠道结构的类型产生影响。有很多文章是从整体上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体系对渠道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内瑞拉、埃及、印度和热带非洲这六个地方的消费品销售渠道，发现其渠道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颠和北美，Guirdham在西欧，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热带非洲，诸如此类对分销渠道的研究结果都说明了以上结论。

而在具体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价值和社会组织是影响渠道的关键因素。有些研究人员针对文化相关因素对渠道内部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们选择了二十组加拿大生产厂商和他们在英国的分销商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关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会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没有特别地纳入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环境的文化距离是相同的。但他们也指出文化差距这一障碍可通过频繁地沟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来，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对70个美国出口商和他们在日本的分销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推断出一种非抑制状态会减少这种美日渠道间的冲突，并用社会心理的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标准和价值。此外，KaleandMcIntyre（1991）提出了一个文化特征对渠道的影响评价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关系的人员来采用它。他们借用了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理论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躲避和夫权主义，将其应用于国际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在国际营销渠道中，渠道成员在文化上的差异将影响渠道关系的建立、渠道关系建立后渠道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渠道效率的评价。他们觉得在评价文化对渠道行为的影响时应选择一些基本的特征变量，然而，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烦琐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Denis总结了文化对分销决策的影响，他从习惯、价值观、社会组织、标准和个性特征五个维度对渠道的结构、成员关系和内部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BertRosenbloom结合美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从人口年龄、种族结构变化、教育趋势、家庭或住户结构和妇女地位的变化五个方面分析了对渠道可能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SternL.W.，EL-AnsaryA.，MarketingChannels,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92

2BertRosenbloom,Marketingchannels(6thed.),Chicago:TheDrydenPress,1999

3Dubois,Bernard,“Cultureetmarketing,”RehercheetApplicationsenMarketing，1987

第13篇

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学研究分为广义语言学能和狭义语言学能。具体来说，狭义语言学能仅含递归特征，构成了人类语言独特的语言学能；广义语言学能包括感觉运动系统、概念意念系统，以及递归运算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由此看来，广义语言学能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地解释来自语言之外的进化动因的可能。它表明，语言学研究只有以跨学科比较的视野，通过与生物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联袂，才有可能产生新的语言学理论，进而找出形成语言学能配置的进化推力。理论语言学的新发展，促使外语学科拓宽研究视野和范围，进一步加强跨学科研究，摆脱传统研究范式的羁绊。从广义语言学能的视角出发，着重考察社会文化语境、学习策略等因素对语言学习者写作行为的影响，加强二语写作过程中非智力因素的研究，已成为探索外语学科发展的另一条成功之路，于是社会文化理论应运而生。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意识的社会维度是根本的、第一性的，而意识的个人维度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我们不是直接受到刺激反应的控制，而是依赖工具、符号来调节与他人、自我的关系。该理论提出的相关概念有社会中介、内化、最近发展区以及支架等，其中“中介”一词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和掌握社会文化理论的关键所在。所谓“中介”，是指人“调节物质世界或个人世界与彼此的社会和心智活动”的过程［5］。中介的作用可以通过工具和符号两种途径来实现。借助工具，我们可以控制和调节外在行为；而语言符号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内在意识。工具和符号是长期以来由不断积累的特定文化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又可以称其为文化制品。通过使用工具和语言，我们在人类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间接的中介关系。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语言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把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语言学习者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由此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具体来讲，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二语写作习得过程，就是一个中介过程，二语写作学习者运用中介资源在社会互动中学习写作。

二、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的范式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二语写作仅仅被视为语言教学问题，教师关注的是写作的成品，强调语法的正确性、词汇拼写的准确性、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二语写作学习者主要是通过记忆和模仿等学习策略来提高写作成绩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审视二语写作———写作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包括写前计划、草稿、修改、审校等。这一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从关注写作成品到关注写作者的个体认知行为的重大转变。在认知理论框架下，写作被视为一个“非线性的探索和生成过程，作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现并修正自己的观点”［8］，其使用的策略包括规划、翻译、审查、监控、生成思路、组织、目标设定、评估、修改等［9］。然而，认知范式对于理解语境显得太狭隘，它忽视了对社会、历史、政治的语境的关照。于是一些学者建议在认知框架中添加更多元素［11］，认为学习策略的使用应该是认知与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开始质疑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认知理论。社会文化派学者认为，语言认知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能力，也不只是思维所具备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种社会能力。换言之，语言认知来源于我们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情境，所以学习（包括语言学习）是我们从环境所提供的体验中去提炼知识的过程，而这种体验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在二语写作学习中，学习者与环境、他人以及特定时间进行交互，而这种交互又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工具（包括语言）来实现的。近年来，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开始把写作视为社会行为、文化行为，强调语言习得过程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凸显认知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辩证关系，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离不开中介工具的支撑和协助。具体来讲，语言学习是个中介过程。针对二语写作策略来说，学习者要充分利用中介资源，加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内化过程，进而提高二语写作的产出能力。

三、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写作学习策略

迄今为止，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探讨中国大学生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的研究明显不足，而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写作学习者，特别是善学者使用了哪些学习策略［12］。Lei研究表明，英语写作善学者在英语写作活动中使用了中介手段来完成写作交际活动，这些中介资源包括文化中介、规则中介、他人中介、角色中介等［13－14］。Gao从社会文化理论角度解读中国学生在外语环境下和在目标语环境下使用学习策略的差异，进一步证实学习环境对学习者语言习得的重要性［15］。Liu也认为中国学生在外语环境下使用的学习策略与在目标语环境下学习策略的使用有明显差异，学习者更多地使用社会策略，而较少使用记忆策略和补偿策略［16］。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学习者学习策略的运用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17］。学习策略对于写作能力的提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写作研究从认知到社会文化理论的范式转变，研究的重点已从认知转到了语境。然而，目前有关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研究大多属于理论层面探讨，如何应用社会文化理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进一步指导和培养学生的写作策略还在探索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写作教师要善于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写作问题和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提供写作训练，并对学生进行写作策略指导，全面提高其二语写作能力和水平。

（一）环境中介策略传统的以认知理论为导向的二语写作，只关注写作过程和应试技巧；而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二语写作强调社会和文化语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于学生深刻理解写作的本质以及提高学生的写作策略和写作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学生在外语课堂中进行的二语写作，缺少真实的写作语境和大量的写作实践机会。作为一线二语写作教师，我们应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整合课内外环境中介资源，对二语写作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学习策略、社会文化环境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指导，创设有利于二语写作能力提高的学习环境，为进一步提升英语写作教学提供理论支撑和教学原则。课内的写作环境中介资源是指多种多样的写作活动的组织和安排。教师可以尝试“说写互动”模式，例如在写前活动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全班或小组讨论。Weissberg认为，课堂讨论不仅有助于母语写作者，而且有助于二语写作者挖掘写作主题，进行文字编码，并进一步意识到写作过程的方方面面［18］。显而易见，讨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在讨论中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拓宽视野，理清思路。这种以讨论带写作的写前交互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克服写前障碍，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也为后续的写作过程奠定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译写结合”也是值得尝试的课堂活动模式，可以采用与汉英翻译有关的互动方式，将写作课与汉英翻译课相融合。例如，在赏析名言警句或是经典段落时，可以引导学生先进行英汉翻译，让学生体会英汉语言的各自表达方式、特点以及差异。同时，教师还可以在讲授英语句子合并技巧时与学生进行汉英句子翻译的教学互动。课外的写作环境中介资源主要是指对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根据写作话题，教师要求学生课外搜集相关写作素材。学生通过多听英文材料（例如英语新闻、英语辩论、英语演讲、英文电影、英语访谈等）知晓国内外大事、热点问题，了解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的语感，增加语言知识的积累，为写作储备必要的素材。另外，学生通过阅读英文报刊、英文原著，不仅可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表达方式，熟悉英文的写作结构、上下文的呼应、内容的连贯等，还可以学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总而言之，充分挖掘这些课内外的环境中介资源，为学生提供生态化二语写作学习环境，让学生的写作学习与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将听、说、读、译与写作形成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英语写作教学，更有益于学生形成有效的英语写作策略，实现写作教学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制品中介策略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Lantolf把有关二语习得是一个中介过程的研究分成三类，即社会中介、文化制品中介以及个人中介。其中，文化制品中介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制品。1．母语中介策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语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鉴于教师和学生都是双语者，他们在交流互动中可以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具体选择哪种语言取决于交流的目的和交流的效果。在二语学习活动中，学习者可以通过有意识地使用母语进行自我调控，不应该极力避免使用母语，而是应该把母语作为学好二语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在二语发展初期，学习者还很难运用二语进行高级认知活动，此时，可用母语来协助学习者规范高级认知过程，提升其二语表达能力。鉴于母语在二语学习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二语写作学习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学习策略。例如，在预写阶段，从选题、构思的角度来看，汉语来得更直接，更容易，特别是学生在交流相互的看法和意见时，使用汉语明显比英语更顺畅，更易于表达观点，使其更加专注于写作内容本身，避免英语表达上的困难和障碍。同时，在反馈阶段，可以适度发挥母语的中介作用。作为反馈过程中的一种中介策略，母语能够起到促进沟通、提取信息、控制任务过程等作用，而且母语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反馈的意义和价值，促进语言习得。因此，母语有助于排除语言障碍，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便于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使学生更专注于写作文本本身，从而减轻学生的认知负担。由此可见，只要学习者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也能使母语在二语习得中发挥积极作用。2．网络、图书馆等工具中介策略除了语言中介工具之外，像网络、图书馆以及电子词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资源，特别是在英语写作中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资源。Lei关于学生英语写作中介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善学者在英语写作实践过程中频繁使用网络资源和电子词典，并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标。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要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中介资源，提高学生在应对不同写作任务时采取适当的写作策略的能力，以便使他们顺利地完成写作任务，进而达到交际的目的。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生英语写作策略所使用的中介资源又可称为支架，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同伴或教师提供的交互式支架，另一种是工具式支架（如图书馆电子资源、在线语料库、在线词典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写作教学中重要并且可以利用的学习资源。教师应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这些工具资源，整合多维度、多视角的写作资源，拓宽写作思路和视野，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度和得体性。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写作水平，建立模拟的写作训练库。写作训练库包括选题的规范、写作提纲的撰写、段落的衔接、词汇的选择等。写作训练库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语料库可以提供真实语言运用的典型实例，促使学生真正掌握词语的用法以及搭配语境等诸方面的系统知识，并在实际运用中提高交际能力。学生还可以利用现存的网络语料库和美国英语语料库进行写作训练。顾纪鑫等提议可以模仿国外的做法，建立网上写作实验室或网上写作中心，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多练习和指导写作的途径。总而言之，教师在写作学习中介的设计和运用中，要充分发挥文化制品的多方面功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学生的英语写作学习，提高学生的写作策略意识和写作能力。

（三）共同体中介策略目前，对学习共同体的界定主要是从群体关系、社会组织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会协商的方法建构知识的团体都可称为“学习共同体”，也可称为“学习者共同体”［22］。在写作活动中，当学习小组或班级通过写作学习活动相互交往，形成一套共有的写作学习的习惯，共同完成写作学习目标的时候，“写作学习共同体”随即产生。写作共同体的成员相互依赖，协作完成写作任务，实现共同写作目标。在进行写作活动时，学习者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还要帮助完成小组的写作任务。在共同体中，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互为依靠、共同提高的人际关系，最终促进所有成员的共同成长。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二语写作不仅是个体的学习行为，而且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共同体的活动中，写作者在与教师、同伴的循环交互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写作文本，提高写作文本的质量和二语写作水平。教师的中介作用是提供“脚手架”的帮助，对学生的写作过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导。对于二语写作学习来说，学生在完全真实的环境下学习写作往往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通过提供设计恰当的支架，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支架就是评价工具。评价工具包括评分规则、写作档案袋、评估表等，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应该根据具体的写作学习需求设计评价工具，并适时提供给学生，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评价标准，规范自己的写作行为，调整自己的写作学习过程，为自己的写作学习承担责任。同伴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同伴反馈过程之中。研究发现，同伴反馈有利于培养学生写作时的读者意识，训练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促进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学习能力、社会交互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意义协商以及多样化写作策略和技能的训练等［23］。学生的写作档案袋是学习共同体中介策略的集中体现。学生写作档案袋通常是以一个文件夹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学生具有代表性的写作作品和反思报告。它可以真实客观地记录学生的学习写作的过程，展示每一位学生在学习写作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进步。写作档案袋的评价由学生本人、同伴、教师共同参与。同伴互评模式既可以减轻教师的评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评判能力，增强学生对自己和他人学习的责任感，使学生获得有价值的反馈，进而改进写作教学。师生面对面交流是关键一步，教师检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结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对学生取得的进步适时提出表扬和鼓励，同时指出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通过师生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分析自己的写作过程与现状，看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同时也帮助教师了解教学状况，及时调整教学计划，确定新的教学目标。

（四）规则中介策略规则中介策略包含修辞中介、评价标准中介以及时间中介等策略。修辞中介策略涉及从选词、造句到谋篇等的策略，这些策略的习得主要是依靠教师的中介作用并在不断的写作实践过程中内化完成的。以议论文为例，首先，学生应了解和掌握议论文的总体框架结构———论点、论据、结论，以及使用推理或演绎的方法谋篇成文。其次，在选词方面，名词的选用要明显多于动词，而且需要采用正式文体，避免口语化的词汇。另外，在句子层面，复杂句的使用要远远超过简单句，而且要使用适当的衔接手段，确保思想表达的逻辑性和流畅性。评价标准中介指的是如何使用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好的文本。以“Whatisgoodwriting”为例，好的文本包括四个基本要素，统称为4C，即简洁（Con－cise）、可信（Credible）、清晰（Clear）、正确（Correct）。第一个C指的是论点明确，语言表达简洁，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个细节都能支撑论点；第二个C意味着写作者能够提供足够的论据，不能是空话、大话连篇，没有实际内容；第三个C要求写作者使用适当的衔接手段以达到语篇连贯流畅的效果；最后一个C要求文本格式正确，拼写及标点符号准确，语法及词汇使用准确无误。总的来说，4C评价标准涵盖了英语作文的基本要素———思想和内容、组织形式、选词成句、写作规范等。4C评分规则将笼统宽泛的作文评价变成了可以量化的科学指标，使本来属于内在心理活动和隐性技能的写作过程外显化、程序化、策略化。

第14篇

我们将所搜集到的13篇文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评述，即评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的书籍，共两篇（牛瑞英，2007；张虹、王蔷，2010）。第二类是介绍二语习得领域中的两大派别：认知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共两篇（高一虹、周燕，2009；高瑛，2009）。第三类是社会文化理论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包括中介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支架理论、动态评价等，共九篇（张雪梅，2002；张艳红，2008、2010；高艳，2008；韩宝成，2009；杨华堂，2006；张晓勤，2008；张国荣，2004；盖淑华，2010）。下面，我们分别作分析。

1.1评述

牛瑞英对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一书做了详细的述介。认为该书全面、系统、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文化理论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现状，其出版标志着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张虹和王蔷对KarenE.Johnson的《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社会文化视角》一书的内容和结构体作了介绍，并对书中提出的语言教师教育领域中五个正处于变革的观点做了解读和评述。对我国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张虹，王蔷，2010）。

1.2两大派别

认知学习观和社会文化学习观是二语习得领域业已形成的两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对近20年国外四大主流应用语言学期刊有关二语课堂文献的研究表明：二语课堂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会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两种视角。两个派别孰是孰非、孰重孰轻，一直以来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高瑛（2009）对比分析了认知与社会文化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认知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输入、输出及互动假说为理论依据，采用静态微观量化分析，聚焦个体与生生互动，关注话语及互动的功能和形式。社会文化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发展区与支架式帮助为依据，采用动态宏、微观结合的质化分析，聚焦群体与师生互动，关注互动中的意义、形式及结构，强调语境（高瑛，2009）。高瑛认为理想的发展趋势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课堂互动话语的研究，更有力地帮助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高一虹、周燕（2009）认为两个学派在批评和借鉴的对话中，形成了一定的交叠，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整体“人”的关注以及对于多元性、动态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补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质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关理论

1.3.1中介理论

教师话语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学生的输出甚至整个二语学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把在课堂上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需要中介。而教师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最佳的作用形式帮助他们实现知识的内化。高艳（2008）指出教师在语言教学中要关注语言学习者，为其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用语言作为中介工具帮助学习者，而学习者用它来理解和内化新的知识，通过内化获得个人认知和语言发展（高艳，2008）。杨华堂（2006）调查了高校英语教师和学生对教师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师中介作用在课堂上的发挥情况。结果显示，教师的实践和学生的理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与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议：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让学生有胜任感；三教学生用正确的策略学习；四促进学生的社会发展；

1.3.2支架理论

“支架”理论由新韦伯斯基派的学者如鲁纳（Bruner）、伍德（Wood）和麦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师-学习者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完成其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张国荣（2004）和张晓勤（2010）分别把“支架”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写作和阅读中，通过实验最后都证实了“支架”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有以下几点好处：一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二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三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四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果（张国荣，2004；张晓勤，2010）。盖淑华（2010）将“支架式”教学法应用到词块教学中，探讨二语词块习得能力及其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学生的词块习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其综合语言能力也有显著进步；但词块能力对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对写作能力的提高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盖淑华，2010）。张雪梅（2002）从“支架”理论出发，通过探讨学习者会话的特征提出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任务时可参考的有利于学习者会话的因素：一学习者会话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学习者会话的复杂性与难度应适中；三学习者会话设计应考虑学习者因素；四学习者会话中参与者角色应明确（张雪梅，2002）。

1.3.3动态评估

动态评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发展观，跨越多个时间点观察评估学生的进步与改变情况，了解学生动态认知历程、学习迁移与认知能力变化的特点和潜能。“过程取向”和“教学介入与评估相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同时它突出社会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对个体潜能的影响。张艳红（2008）借鉴Lantolf的介入式动态评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设计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动态评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网络环境下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动态评估的可能性。实验证明，动态评估在写作过程中为学生适时提供了策略、资源和激励等方面的有效帮助，既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张艳红又通过实验建构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体系，提出应该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发展状况来设计循序渐进的“支架式”教学“介入”形式。韩宝成（2009）从关注点、目的、过程、结果解释及评价者角色等方面区分和对比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详细分析了干预式动态评价和互动式动态评价的特点和异同，介绍动态评价在二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并指出测验的信度和效度应从更多实证层面获得支持才有说服力。

2存在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的这些相关论文增进了我们对该理论的了解，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改进：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会文化理论在写作、阅读领域的应用，关于会话的很少，听力和翻译的没有。社会文化理论在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五方面没有得到均衡研究。

2．2历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为主，历时的追踪性研究只有一例：张晓勤（2008）。横断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一定时间的内师生行为，但只有进行历时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了解教师或学生某一行为长期出现会产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学措施对学生的远期效果。

2．3数据来源较单一。实证研究只采取了单一的观察、录像、录音或访谈来收集数据。这样只能收集到参与者的行为或语言，却不能充分探究其内心世界和心理过程。因此，今后的研究可结合教师或学生的反思，辅助以内省（introspection）和回顾（retrospection）的方法来挖掘造成他们特定语言或行为的深层原因（Ellis,1990）。

第15篇

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专业的中介机构和社区组织提供纳税服务。这些主体与税务机关分工合作，在帮助纳税人遵守税收法律、协助税务机关处理税收征管技术问题、为纳税人提供辅导咨询、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帮助纳税人办理纳税中的各种手续

美国的免费报税服务中心，其社区义工免费报税服务(VITA)的服务对象是年收入低于49000美元(2011年）、51000美元(2012年）的纳税人，老年人税务咨询服务(TCE)为年满六十岁的纳税人提供免费报税协助。德国除极少数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自行上门申报或邮寄申报纳税外，更多的是委托税务人即执业会计(税务)师进行纳税申报，委托会计（税务）师做账、编制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并请其作为税务顾问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

（二）提供业务辅导和咨询

在美国，纳税人如果认为自己的税务问题无法在线上或通过电话解决，需要面对面的税务协助，可以向美国纳税人协助中心(TAC)要求个人税务协助。在德国，纳税人协会办有《纳税人》月刊，无偿发给会员、图书馆、议员和政府部门，并无偿帮助协会会员办理纳税事宜。澳大利亚纳税人协会不帮纳税人具体的报税事项，只负责纳税人的税务咨询，并且负责向官方反映税法或者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三）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美国的纳税人辩护服务处是内部独立机构,其协助对象包括遭遇经济困难的纳税人,或是通过正常渠道未能解决税务问题而前来寻求协助的纳税人，或是认为国家税务总局的体系或程序未能正常运行的纳税人。该机构独立于国内收入局地方办事处机制并直接受全国纳税人辩护服务处主任管辖。法国各省设有税务委员会的独立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西班牙税务局内设纳税人权利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是政府的特别派驻人员。新加坡税务局设立纳税人服务办公室，专门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协助纳税人解决税务纠纷。韩国每一个区税务局均设有“纳税人律师服务中心”，处理纳税人的投诉。日本明文规定，税务部门不得干涉税理士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二、推进我国纳税服务社会化的建议

（一）尽快制定纳税服务社会化规划

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为加快推进纳税服务社会化，我国应尽快制定纳税服务社会化的规划。短期规划主要是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初步建立全国税收服务志愿者队伍；长期规划主要是组建全国稳定的税收服务志愿者团体、成立独立于税务机关的纳税人权益保护中心，扩大纳税服务社会化组织的范围，形成税务机关负责，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志愿者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规划的要求，将纳税服务社会化列入年度工作部署，细化工作目标和计划，分步实施。

（二）合理界定各纳税服务主体责任

推进纳税服务社会化，应明确各主体职责，规范政府相关部门、社会中介机构、税收服务志愿者的业务范围，加强对各主体的工作指导和后续监管，建立社会各界评议机制，科学客观地考核评价各主体提供服务的效果。税务机关应加强与工商、海关、邮政、银行等部门的协作，实现信息共享，拓宽服务领域。同时，要规范发展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税收服务志愿者，与社区街道、科研院校等部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在纳税服务工作中的作用，使各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优势互补，共同做好纳税服务工作，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三）分类满足纳税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