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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无论在平面还是室内装饰,以及影视传媒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与成功的案例,但就此方面有效的理论总结相对滞后,甚至处于边沿化。关于汉代雕刻与现代造型艺术的切合点,我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传统汉代石刻艺术与现代设计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视觉方面,还体现在大众审美心理的潜意识中。而积极审美心理却受制于人们习惯性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其内涵比较广泛,原则上概括为对一切具有审美价值事物的经验,它近一步的受制于审美态度和审美对象,前两者任何一个发生改变,审美经验随之变化。第二,艺术形式的系统相关性和现代艺术门类的不断细化对造型艺术的消极影响与积极作用并存,所以我们在比较中进一步领会挖掘民族文化的精华,有利于现代艺术造型价值的呈现,即可以更好的弘扬中国文化的独立“写意精神”。汉文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人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使中国艺术家在进行设计创作中更注重精神内涵方面的追求,这种较高的境界表现在设计作品中便是民族文化精髓的适当阐释。另外,我们通过大量的实例资料分析,不难发现这种汉文化的一脉相承在现代艺术方面表现的由为突出。作为现代设计的从业者不能就设计而论设计,而应该将设计融入更为广泛的民族文化中去考核衡量,不能孤独地抱残守缺。而应该最大限度地挖掘传统石雕的设计精要以及它对现代设计和其他姊妹艺术造型的意义,并在有限的知识与遗存资料中找到最大的闪光点为当代所用。
二、启示
针对作品属性的变迁与现代艺术定义的时空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它们也许只是一件守墓的石兽,起到彰显威仪和警示的作用;而今天,我们将它们看作一件古老的造型艺术精品,用现代的方式和思维对它们进行归类和诠释,这本身就是在生命力延续的截点上做相对静态的主观分析。所以,我们有必要以霍去病墓雕刻的“写意精神”为出发点探究一下汉代雕刻对现代造型艺术的重大启示。首先,传统的汉代石雕对现代造型的研究有历史性的借鉴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雕刻本身就是优秀的设计作品,为了解一千多年前的文化艺术及生活状态提供了直观的视觉信息。它的可识别性为我们系统研究造型艺术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其次,使现代造型的创新思维进一步拓展。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对西方现代设计的判断必然是有误差的,作为艺术从业者,我认为大可以从身边的传统题材中吸取精髓古为今用。比如,我们看到霍去病墓雕刻作品巧妙地借用了自然环境对造型作品的选择性和包容性,深化了其自身表述功能的有效性。再次,就自己对现代造型艺术和设计艺术的了解而言,汉代雕刻艺术可以为自己的艺术价值判定及专业方向的定位提供一条可操作的模式,当我们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出发,它就会产生一种超出其本身价值局限的外延含义,从而使这种艺术的时效价值爆发出新的注释,近而延伸其更为强大的艺术张力。现代艺术与传统遗存的内在联系,让我觉得作为现代艺术的从业者应重新判定传统雕刻的价值,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和高度审视传统对现代造型艺术的借鉴助推作用,只有新血液,才能使传统的回归成为可能。
三、结语
徽州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优越自然条件,蕴孕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其中有香果树、红楠、花榈木、红椿等树木植物千余种,飞禽走兽二百多种,茶叶三十种,此外还有花岗岩、瓷土、金、铜、钼、水晶等种类丰富的矿藏。徽文化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不仅是狭义上的学术理论、民俗传统、艺术文化等,还涉及经济、社会、建筑、医学等学科,而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派建筑、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徽文化是形成徽州民居建筑装饰风格的关键。
儒家文化在两宋时期发展到了理学阶段,从南宋以后“程朱理学”为统治理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原籍都在徽州,因此徽州人以“程朱阙里”引以为荣,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礼”成为徽州人身体力行的道德规范。不仅在思想意识上受到程朱理学“成教化、助人伦”的熏陶,在人文生活中为弘扬伦理道德,将儒家思想融入到建筑美学中,使徽州建筑雕刻艺术赋有一种古朴内敛的基质。徽州地处皖南丘陵地带,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原本就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因中原人大规模迁入,人口数量与日俱增,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们另辟奇径外出经商。据《休宁县志》记载:“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徽州境内的新安江东流至浙江省建德市,其支流环绕全境,水路交通极为方便,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必要条件。独特的地理环境促使徽州山货、茶叶和木材资源丰富为徽州人从商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州人认为文教与经商并存“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才是聚集财富经世不败之道。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社会教化,徽商以“孝、义、节、忠、信”为本,致富后的徽商回乡大肆兴建土木,修建宅第、祠堂和牌坊以光宗耀祖,旌表功名。
徽州“三雕”的艺术特色
徽派建筑的代表是被誉为“古建三绝”的祠堂、牌坊、民宅,其中最具审美价值的是号称“徽州三雕”的砖雕、木雕、石雕艺术。徽州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以及崇山峻岭环峙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集“三雕”于一身,兼人文性、实用性和审美性于一体的独特建筑风格。“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特征,徽派建筑是以大型木架为支撑的砖木结构,因此为徽州雕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1文化内涵
徽州古建“三雕”实质是儒家思想的物象化。由于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以及对徽州人孔孟儒学的极度崇敬,建筑的表现形式融合了“儒家思想”。“牌坊”作为徽派建筑和“三雕”艺术的代表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表现了儒家文化的本质。“徽州三雕”作品中《岳母刺字》、《卧冰求鲤》、《郭子仪上寿图》、《乳姑不怠》是以“忠孝节义”为题材,内容上表现的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
道教以古代民间百姓的各种信仰为基础,结合本土文化、神话传说、阴阳五行以及儒家和佛教而形成的。《麻姑献寿》、《百子图》、《洪福齐天》是以“福禄、多子、吉祥、长寿”为题材表现道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佛教文化为传统民间艺术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譬如一些有吉祥寓意的“万”字符号、“长盘结”和八吉祥造型等。佛教中的菩萨、罗汉、佛经故事、狮子、宝塔、香炉和等法器都成了民间艺术的创造题材。
“民间文化”是能够表现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且能普遍流传的文化。作为民间传统工艺的“徽州三雕”必然与民间文化紧密结合。以“民间文化”为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从具有象征吉祥意义的瑞兽、花草树木、符号和寓意吉祥的“神仙”,一般以“象征、寓意、符号”为表现形式来比喻某种特定的含义。如:(1)谐音:如平(瓶)安如意、事事(柿)如意、连(莲)年有余(鱼)等;(2)寓意:岁寒三友、福寿双全、竹报平安、六合同春、五谷丰登等;(3)符号:万字纹、盘长、方胜、古钱等;徽州文风昌盛,民风淳朴,景色秀丽。因此一些“三雕”作品中例如:《黄山松涛》、《男耕女织》、《春宵》等,是以表现自然风景,现实生活以及文人文化的。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三雕”作品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展现了文化、生活与自然的魅力。
2雕刻手法
精美绝伦的“三雕”作品构思独特、工艺精湛、寓意吉祥,体现了徽州人在传统建筑雕作艺术上的造诣。“三雕”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瑰宝。“徽州三雕”的雕刻类型分为线雕、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用于民居、祠堂、牌坊以及家具等建筑的装饰和工艺品的雕刻。徽州人根据“三雕”的功能、范围不同,选择不同的材料。木雕一般用于装饰建筑物、家具和用具,如梁架、窗扇、雀替等处,多种雕刻手法并用。复杂的工艺,生动的内容和深刻的寓意让木雕在“三雕”中独占鳌头。砖雕主要装饰在门楼、门罩、八字墙和照壁,手法以透雕、镂空雕为主。集空间感、立体感于一体的多层砖雕,造型精巧,布局紧凑,引人入胜。石雕线条明快,用于牌坊、抱鼓石、石柱础等处,艺术风格清新淡雅、庄重朴实。
研究和保护徽州建筑雕刻艺术的意义
1审美价值
徽州雕刻艺术从造型艺术层面上来讲是平面造型与空间造型的结合体,展示了徽州人高超的造型能力和艺术美感,提升了徽州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建筑雕刻艺术的装饰美主要体现在雕琢工艺和内容选材上。其次,新安画派、徽州版画等绘画艺术的促进与借鉴,提高了工匠的艺术修养,丰富了雕刻艺术的表现形式。
2社会价值
徽州文化是以孔孟儒学为精髓的传统文化,徽州建筑雕刻艺术中有很多“尊老敬贤”、“宽容谦让”、“自强不息”等代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雕作,反映出民间艺术乐观与繁荣的基本精神,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3文化价值
徽州是中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地域,是宋朝程朱理学创始人的故乡。徽州建筑雕刻艺术是儒家文化在民间艺术作品中的具象化,而作为“古建三绝”的牌坊、宗祠和民居是宗法制度的“活化石”,是儒家思想传播的载体,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
常氏北祠堂的整体建筑主要分为房宇和门厅、楼阁和走回廊以及正殿和偏厢这几大部分,是一组比较完整的且严谨的大型古代建筑群。北祠堂和提供居住的常规院落在整体平面形式结构上有着比较大的差别。[2]整个北祠堂具体是分为三门和四进,以中轴线为中心对称。宅院的宽度达到了二十五米长,在纵深上达到了一百多米,其结构舒展严谨,气势恢宏。其中北祠堂的第一进是石围栏的外院,这个外院的“歇山式”大门楼共有七间,坐落在高台之上,在门楼上挂着常氏祠堂的牌匾,据说是常氏十三世常丽德题写的,牌匾以楷书书写,较为端庄大方。在门楼前面的中轴线两侧摆放着一对石狮和一对旗杆,这对旗杆高耸挺拔象征着常家北祠堂的威严。从空间来看,整体的“歇山式”门楼其实是面对内院的一个大戏台,在平时可以作为族人进出祠堂的走廊。众所周知,在明清时,山西的商人都比较喜欢听晋剧,常家建这个戏台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北祠堂的第二院,院中种满了松树柏树,其含义就是“槐荫子孙万代长青”,在外院和内院中间是由七间大厅组成的,两边各有厢房三间,而正院则是由献厅分割开来的,主要分为上院和下院。其中上院是常氏一族用来供奉祖先配位之所地,下院则是用来逢年祭祀的主要场所。通常下院中东配房和西配房用来祭祀时休息或者讨论事情,而献厅就用来摆放祭祀做需要的东西。在北祠堂的上院中,还有正厅和一些配厅,总体上看,有五间正厅,五间配厅,分布东面和西面两侧。在正厅中有精美非凡的木雕,里面供奉着常氏一族的历代祖先牌位。配厅则是按照“左昭右穆”的设置方式进行排放。在整个厅堂中,除了设有常氏家族的祖先牌位之外,还设有进香的香炉以及摆放有条案和用于祭祀的蜡台等等用品。从正厅回看,献厅、三门,祠堂的拜寿影壁就像一道屏风,由此可见北祠堂在空间上的建造巧妙之意。
(2)精美丰富的雕刻艺术
常氏庄园的北祠堂作为保留较完好的古代祠堂建筑,不仅代表着山西的建筑文化,同时也深深表达了晋中儒商的厚重文化内涵。整个北祠堂的建筑装饰艺术价值较高,其中门式和窗饰以及隔扇、房屋梁柱在雕刻上的艺术真是让人拍案叫绝。其精彩主要体现在“三雕”。[3]所谓的“三雕”包含了木雕和砖雕以及石雕三方面。这三种雕刻技艺以其精湛绝伦的技巧以及灵活生动的形式,加之雕刻内容的既雅既俗,在当时乃至现今都被人称赞,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人民对于房屋建筑的审美情趣。具体来说“三雕”中,木雕是指在古代建筑中,在木结构上的雕刻。常氏一族兴于明清,而木雕在明清时期非常流行,常氏一族将木雕引入北祠堂的营建中也就不足为奇。整个北祠堂在外观上显得非常的简洁雅静,而走进其中,却暗暗称奇,这是由于在祠堂内部无论是门楣、斗拱还是窗扇雀替等等都尽雕刻之所能,雕刻之精美异常。在祠堂的两门中,有着双层中空的木雕,这些木雕技艺精湛,刀法娴熟。在常氏北祠堂中,砖雕也是一大亮点,众所周知,祠堂中主要的建筑成分由一块块青砖组成,进而在修建古代建筑的长河上走出了大量优秀的砖雕艺人,这些砖雕匠人技艺精巧,就拿常氏北祠堂来说,砖雕主要体现了两种雕刻技艺:一种是先青砖坯雕制再进行烧制,这种雕刻是一种比较细腻精巧的技艺;另一种是直接在青砖上雕刻,这种雕刻较前者来说是一种较粗放的技艺。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具有浓重的装饰艺术性以及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两种雕刻不仅经济适用,还比较节省工时,既可以加深刻画,又体现了其坚毅性和柔美性的完美结合。
(3)炫目多彩的漆画艺术
在中国古代的宅院建筑中,大部分是砖木构造,古人为了装饰这些木件,基本上都会在外面的木件上涂制不同色彩的油漆并进行绘画。在山西地域比较流行的一种漆画艺术是“汉文锦彩画”,这是一种比较具有本土色彩的漆画艺术。因而在常氏一族北祠堂中存有汉文锦彩画一点也不为奇。在资料记载,汉文锦彩化起源于明清时期。初期就是一缕草,一片花的形式,非常的简单。随着后世在建筑上不断地推陈出新,依据建筑装饰的不同要求,漆画艺人创新出多种多样的漆画种类,比如说“五彩漆画”、“素式漆画”、“金青漆画”等等,而汉文锦彩画的等级也是根据在实际建设中工艺的繁简程度来决定。一般等级较高的是“大金青彩画”和“二金青彩画”,中等的有“小金青彩画”和“下五彩彩画”,最低等的有“素式彩画”,总体来说,一共有七种。对于常氏一族的北祠堂彩画,主要分布在外檐这一部分,主要是“大金青彩画”和“二金青彩画”。总体显得庄重典雅,优美异常。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