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型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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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教育投入不变或减少、教育产出量却在增大，则教育效率就高;教育投入多而产出少，则教育效率就低，教育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以最小消耗获得最大社会效率［4］，追求优质教育是教育主体的普遍目标，农村家长因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其社会身份地位低，更渴望其子女能与城市孩子一样享受优质教育，从而实现向上流动，彻底改变其数代人相对卑贱的社会地位。但农村家长因为工作环境和家庭经济基础所限，大部分家长希望孩子就近上学，以减少家庭教育开支，保障孩子安全。对于农村孩子而言，他们也期望就近享受优质教育。就近入学可以体验到受教育的方便舒适和快捷，获取知识、追求更好则是人之本性。农村学生因地缘身份地位所限更渴望获得平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并希望通过优质教育获得更高、更快和更好发展，以改变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公正平等和公正平等发展是现代公共制度价值取向和理性方式，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是平等分享社会资源、确保成员共同发展，而平等享受优质教育是受教育者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陕西靖边县宁条梁镇西塘村小学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得较好，但学生照旧流失到附近学校硬件设施不好的张伙场小学。张伙场小学地理位置偏僻，校舍也一般，由于其教学质量好而学生趋之若鹜，吸引了周边、山西等省份的大批学生［5］。

在一个充满竞争意味的社会，在一个教学质量不高的农村学校接受教育，极易出现学业和升学失败的现象。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下，农村孩子升学和学业失败更容易归结为主流社会的排斥，由此导致情绪不良的人格特征。因此，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平等分配公共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层学校教育质量，可能是减少对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伤害，促使这类人群获得积极健康发展的有效方式。谋取教育效率是农村经济社会及其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部门发展农村教育的初始动力与目标［6］。农村地区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人才匮乏，更需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以实现与城市地区的平衡发展。政府行政部门也期望尽可能发挥农村教育投资的规模效应和社会效率，以有限财政投入获取最大教育效益和最快发展。在教育财力不足情况下，他们更期望以较低投入获得较高的教育效率，以呈现自己执政的公正与平等。影响教育效率的直接因素是教师、学生、教育场地及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如果教师、教育场地及设施数量多而学生数量少，则教育效率就低;如果教师、教育场地设施数量少而学生数量多，教育效率则相应高。没有一定数量的场地设施和学生，就形成不了规模效应，也就不能取得基本教育效率。基础教育阶段，衡量教育效率高低的标准是单位时间产出的人才数量。因此，发展农村教育需要蓄积学生数量，保证班级基本人数，提高学生输出量。

从质量与效率演进的历程看，在古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对劳动者文化素质要求不高，人的教育需求低迷的情况下，重复演绎着低质量、低效率的教育方式。近代农业技术化时期开始追寻教育质量与效率。由于还没有形成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环境，所以，对低层次、简单操作性人才数量需求剧增，催生了农村地区低层次、低效率的教育发展。而现代农业生产寻求的不仅是人才数量，还要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的数量。现代农村社会的人们在追寻教育数量的同时，也更加重视教育质量。统合质量、效率、数量是现代农村教育发展的合理性方式。统筹教育质量与效率是合乎农村地区各类学生发展目标，合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统一方式，也是合乎农村教育发展规律的基本方式。但是，由于历史、地理，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当前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与效率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的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失调问题表现在教育各要素的协调发展方面。但从实践领域看，其主要表现在教师、学生、学校场地的质量数量以及三者之间的适应性上。在教育内容确定的情况下，优秀教师数量是形成农村教育质量的前提，也是形成农村教育效率的关键要素。没有一定数额优秀师资力量作为保障，是不能促进学生更好发展的，也就没有更好的教育质量。而没有一流师资队伍做基础，也不会有高效率的教学，从而影响学生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但是，由于农村地区教学环境差，工作生活条件简陋，教师津贴待遇与城镇过于悬殊，教师组织中极少有人主动愿意向该地区流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基层学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持以维持与无奈的态度，导致越基层的学校其教师人数越缺，非专业性代课教师和老教师越多，结构性教师质量问题越严重。笔者在2010年对宁夏五所村级小学调查中发现，各学校70%以上教师年龄超过了40岁，部分行政村学校只有少数几名数十年没有更换过知识结构的老教师，而非专业性代课教师主要集中在乡村。85%以上乡村学校没有一名专业化的英语教师，也没有一名音、体、美教师。由于专任教师数量不足而又要教三、五门课程，无法精细备课的教师很多，这就大大提高了教师的使用效率，却相应地影响了其教学质量。而越是乡镇级及以上学校教师数量越多，职称、学历水平高的教师越多，代课门类少而专业化高的教师越多，教学质量相应高，但其工作内容少、工作量小、使用效率低。

学生数量和质量是衡量教育质量与效率的核心。但由于农村地区师资数量质量差异明显，由教师质量差距拉动的各学校学生质量数量差距随之显现。因政府部门沿袭了近代工业革命效率至上理念并积极推动了撤并学校运动，不同层级学校间学生数量质量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差异性。1998～2003年五年间，陕西某地区乡镇学生增加30256人，增加率46．07%;农村学生减少139188人，减少率27．90%。1998～2008年十年间，该地区城镇学生增加52104人，增加率79．33%;农村学生减少334399人，减少率67．02%［7］。部分行政村的优质生源逐渐流动到乡镇中心学校，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优秀学生流动到城市学校，从而使部分乡村学校变成了一二十个弱势学生的学习阵地，部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倾力投资建成的新学校变成了“空巢”学校。在国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用有限的教育投入换来了教育零质量、零效率，乡镇学校却变成了大班额教学。据了解，近年来西部农村地区乡镇中心学校平均班额都发展到了60人左右，有些学校班额甚至达到八九十人以上，而不少城镇学校70%的学生都源于农村。按照国际班级规模指数发展趋势，正常班级规模一般控制在30人左右。我国中小学班级人数长期执行的标准是45人左右［8］。班级规模低于标准指数将影响教育效率，高于标准数值则会影响教育质量。#p#分页标题#e#

农村地区不同层级学校班额量的变化必然影响其效率变化，更影响其质量变化。农村基层学校因学生人数少、班额小有助于增加个别教学时间，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却大大降低了其师生比和农村基层学校的教育投资效率。乡镇以上学校因学生人数多、班额扩大大大节约了师资力量、节约了教育成本，教育教学的经济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却无法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上的相应提高。班额扩大以后，教师要用更多时间和精力维持教学秩序，用于具体内容和每个学生身上的教学时间相应减少。有关调研发现，班级规模增长与学生成绩呈负相关［9］，也有研究表明，撤点并校、扩大班额后，被动移动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性明显降低［10］。因此，学生数量非秩序性增多或减小不仅影响每个学校自身质量效率的协调发展，也推动了不同学校教育效率的失调发展。办学条件和学校基础设施既是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率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率的重要手段。而农村各级学校办学条件、基础设施本身存在数量质量、使用效率间的平衡问题，乡镇学校教学设施条件普遍好于村级学校。近年来一些由新农村建设建成的农村基层学校因撤并合校和学生离去，变成了空荡荡的校园和教室，教学设施、场地利用率和教育投资效率降低到了最低，而农村乡镇以上学校因学生不断流入、人满为患和场地设施过度使用，教育投资效率有了充分提高，但因为越来越无法保证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教育资源，其教学质量下滑也是在所难免。一般而言，有多大场地就应当容纳相应数量学生，有多少学生就应当按比例匹配教师，才能促成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协调发展。但农村地区层次高、场地大的乡镇学校所容纳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有些超越了其承受能力，造成其教育投资效率提高的同时质量也难免下降。层次低、场地小的村级学校因容留的学生越来越少，以至于远远达不到正常班级和教学规模，造成教育投资效率持续下滑。因此，协调同一学校和不同学校师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师生数量与其场地设施硬件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发展农村教育的合理性方式。

第2篇

(一)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新课标体育要求突显学生主体性、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而应贯行新课标要求，由传统体育教学学生被动去学向新课标主动去学转变，打破传统教学中强制方式或说教方式让学生养成自主锻炼的习惯，以学生为主体，自主进行体育锻炼。

(二)由“竞技”向“健身”转变

如今体育以由竞技化面向全民化、全面化，体现出既重视健身，又重视通过体育锻炼达到调节身心，培养学生尊师重道、严于律已、明礼守信的高尚道德情操。因而在体育教学中应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体育意志和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

(三)由“共性”向“个性”转变

以往的体育教学时不顾学生的潜能差异，简单进行单向灌输，学生的主体性和学习效果都很难达到既定教学目标。在新体育理念下，体育教学应研究学生个体潜能差异，保障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突出特长，因材施教。

二、学生体育行为习惯养成方法

综上所述，在贯行现有课标理念下，体育教学应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有层次进行学生体育行为习惯的培养和训练，才能符合课表要求和学生发展需要。

(一)培养学生进取意识行为习惯

在高中体育教学中，身体素质训练必不可少。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记住动作要领、了解动作过程、抓住动作关键为标准；必要时让学生重复教师要求，以达到增强记忆的目的。在学生训练时，要培养学生的进取意识，在运动阶段，看谁掌握的好，动作质量更高，谁的技巧更成熟、动作更优美。在每一个过程中，找出最佳学生进行示范讲解，要求学生之间进行互比，共同促进进步，这样学生有了良好的进取意识，整个教学效果就会明显上升，就能很好的完成教学任务、达到预期既定目标。

(二)培养学生自主锻炼行为习惯

教学过程中要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按照自己对技术的掌握程序进行理解联系，进而发挥他们的自主锻炼意识。比如，学生掌握了篮球投篮的各种方法之后，可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按照对各种方法的理解进行练习，教师督促指导。同时在课中准备及整理部分，让学生轮流带领其余学生，尽量多给学生进行独立锻炼和提高的实践和机会，要放得开手让学生在活动和实践中自觉培养体育自主锻炼的行为习惯。

(三)培养学生良好学习行为习惯

第3篇

材料与方法

1实验鱼

实验用中华鲟、西伯利亚鲟幼鱼均为2008年11月人工繁殖的20月龄幼鱼，暂养于循环养殖系统的水缸(2000L)中。暂养期间，水温和溶氧分别为(28±0.4)℃和(7.3±0.1)mg/L(均值±标准误)。取12尾中华鲟(体长57.86cm±4.66cm)和11尾西伯利亚鲟(682cm±09cm)比较与游泳相关的侧视形态。

2形态采集

自制与鲟鱼体型契合的鱼体固定支架将实验鱼固定，以使侧面轮廓线位于同一平面，消除视角误差。利用固定于正上方5m处的SonyH20数码相机进行拍摄，拍摄背景为1m×1m蓝色聚苯乙烯薄板。实验过程中所有的实验鱼均用适量丁香油轻微麻醉，拍摄左侧面。

3主成分分析

利用tpsDig2软件数字化标定样本上13个标记点(图1)。连接代表性标记点，得到11条线段作为形态特征度量，包括头长1，头长2，头高，体高1，体高2，体高3，尾柄高，尾柄长1，尾柄长2，背鳍前缘长，尾鳍上叶长。通过标记点坐标和比例尺计算出所有形态特征度量实际长度，通过采用Burnaby法标准化所有度量，以消除异速生长带来的影响［13］，对标准化的形态特征度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概括形态差异。通过11个形态特征度量在选取出的主成分中的载荷说明主成分代表的形态特征。用HotellingT2检验比较各主成分中两种鲟鱼之间的差异，P＜0.05视为差异显著，所有的统计分析均在SPSS15.0中进行。

4相对扭曲分析

利用tpsDig2软件数字化标定样本上26个标记点(图2)。其中，轮廓上22个标记点(图2中空心点)包含了12个结构标记点(2、3、7、9、10、14、15、17、18、20、21和22)，8个曲线拐点和2个极端点(5和19)。因为鲟鱼躯干较为修长柔软，样本在摆放拍摄时可能出现轻微的非自然弯曲，所以设置标记点23－26作为内部标记点(图2中实心点)来拟合三次曲线矫正非自然因素导致的躯干弯曲，且在矫正后由tpsUtil软件删除以不影响后续计算［14］。一些标记点(4，5，6和19)在样本间配对时的同源性较低，使用tpsUtil软件将其设置为准标记点，它们能够在平行于相邻标记点之间的方向上滑动［15］。随后通过广义普鲁克分析对齐标记点布局，以最小化所有样本配对标记点间距离平方之和［16－17］。通过相对扭曲分析比较对齐后的所有样本［18］，相对扭曲(RW)将映射在薄板样条上以可视化结果［19］。相对扭曲分析是整个形状空间中样本间所有形态变化(包括均质和非均质成分)的主成分分析。通过tpsRelw软件输出所有样本的相对扭曲可视化结果，并用HotellingT2检验比较种间相对扭曲得分的差异，P＜0.05视为差异显著，所有的统计分析均在SPSS15.0中进行。

结果

1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表明，11个主成分全面概括了中华鲟、西伯利亚鲟的侧视形态差异(表1)。其中，前4个主成分(PC)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对方差的累计解释率达到88.46%。11个形态特征度量在前4个主成分中较高的载荷(大于0.6)说明了各主成分所代表的形态特征并能概括所有样本间侧视形态特征度量的差异。PC1代表头部大小、背鳍前基点之后的躯干高度、尾柄高度和长度、背鳍前缘长度以及尾鳍上叶长度。除尾鳍上叶长度与PC1得分成负相关外，其他的形态特征大小均与PC1成正相关;PC2和PC4代表体高;而PC3无明显表征对象(表2)。中华鲟和西伯利亚鲟的前四个主成分得分间无显著性差异，单指标分析说明，两种鲟鱼的PC1具有显著性差异，而PC2(P=0.812)、PC3(P=0.481)和PC4(P=0.731)均无显著性差异。因此，中华鲟头长、头高、背鳍前基点之后的躯干高度、尾柄长、背鳍前缘长度均显著大于西伯利亚鲟，而尾鳍上叶显著短于西伯利亚鲟。

2相对扭曲分析

相对扭曲分析表明，前三个相对扭曲共解释了731%的种间形态差异。中华鲟和西伯利亚鲟在前三个相对扭曲中具有显著差异(HotellingT2检验，F3，19=119.830，P＜0.001)，其中单指标分析说明两种鲟鱼仅在RW1上具有显著差异(P＜0.001;图4)，而在RW2(P=0.409)和RW3(P=0.891)中均无显著差异。RW1中最小值样本(西伯利亚鲟)和最大值样本(中华鲟)在薄板样条上的映射(图5)表明中华鲟的吻厚、吻长、头高、头长、躯干后半段高、背鳍前缘长显著大于西伯利亚鲟，而尾柄长和尾鳍上下叶长显著小于西伯利亚鲟。

讨论

1形态测量方法比较

国内外学者都曾采用桁架网络法分析硬骨鱼的形态差异及其物种有效性，并指出Hubbs＆La-gler［20］所提出的类似于本研究中的形态测量方法存在形态特征度量分布不均、同源性不高等缺陷［21－23］。本研究中标记点的选择尽量满足了同源性要求，仅设置了体高这一唯一无同源性度量。虽然桁架网络法克服了诸多传统形态测量中的缺陷，但是并不适用于鲟鱼的形态研究。因为鲟鱼的体长较长，躯干腹背向刚性差，所以如果采用桁架网络法一些跨度过大的度量会因为躯干的弯曲而出现较大误差。所以迄今为止对鲟鱼形态的多元分析都未采用该方法［9，24］。鱼类形态学家也曾同时使用传统多元分析法(或桁架网络法)和几何形态测量法［25－27］。本实验中相对扭曲分析作为应用最为广泛的几何形态测量法，不仅能够可视化分析结果，而且在数据获取、分析效力及拓展应用上都比传统多元分析法具有更多优势。几何形态测量保存和分析了样本形状的几何信息。标记点2－D或3－D坐标作为形态数据的获取途径可以记录标记点间的几何关系，同样也可计算出距离。样本几何信息参与计算甚至有助于判断因一些人为因素导致的躯干弯曲［26］。本实验中内部标记点拟合的函数有效的避免了这些因素对分析的影响。在获取数据时，几何方法仅需要鱼类样本在麻醉时拍摄的图像即可。滑动准标记点的使用有效地解决了缺少同源标记时对鲟鱼轮廓分析的困难。几何方法无需预先设定测量变量，而多元分析法中为了体现最佳统计效力或使形态分析结果更好地配合其他应用，往往需要先确定需要测量的度量。几何方法可通过全面覆盖样本的标记点布局直接说明形状的最大变化方向，指出结果描述中应强调的变化。这不仅能引导将来研究中对变量的选择，也更有利于鱼类形态相关的探索性研究。比如探索与栖息地、摄食方式相关的形态特征来解释鱼类的适应辐射与多样性［28－30］，以及探索与游泳行为相关的形态特征来解释鱼类在形态功能上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