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素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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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作者：张旗 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大学生没有将学习到的法律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的机会，了解到的法律知识非常有限，很难将其运用到实践中，无法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师资力量薄弱，缺少心理健康教育辅助大多数高校的法律基础课程教师是由德育教育人员，甚至高校行政人员担任或兼任的。他们大部分并未受过系统化的专业理论训练，也没有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不能达到教学要求。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时期，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和自主。普及法律基础课程，虽然能使大学生短时间内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但这种浅层次的法律知识的灌输并没有真正内化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的精神和价值并没有被学生完全理解，其思想意识中缺少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理念，更谈不上对法律的信仰。当这些问题与社会化的协调发展发生矛盾冲突后，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调和排解，就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所以法制教育尚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辅助，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但目前很少有高校开展专门的心理健康辅导。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增多，恶性极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引发了社会对高校法制教育的思考和质疑，没有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原因之一。

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承，而是对于大学生求知、做人、做事等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因此在专业教育的同时，必须重视加强法制教育，实现精神道德和科学知识的均衡发展。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对于大学生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应该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法律基础课程包含法律知识和法律知识的运用两部分。根据法律基础课实践性强这一特点，必须加强并且重点突出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性教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教学法，突出学生在该课程中的主体地位，还可以通过模拟法庭式教学，开展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社会活动，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养成追求真理和善良的品格。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大学校园，而经过长期沉淀的校园精神和校园文化氛围具有潜在的渗透性和浓厚的感染性，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应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民主和法治精神，建立完善的校园管理制度，使大学生在校园内的学习生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错必究。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保证学生在校园建设和问题处理时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同时，应加强校风和学风建设，可以与司法部门配合，请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开展专门的法制讲座或专题讨论，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加强法律课教师的培养法制教育是一项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综合性教育，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基础课程教师队伍水平的提高，是开展法制教育的关键。法律基础课程教师不仅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还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建立适合本校教学发展实情的教师队伍，以保证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的教学水准。

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当今国际国内社会形势复杂多变，人们受到多元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和思想伦理观念的冲击。由于大学生活而导致的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人际交往、自我评价等方面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这又更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学习知识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法制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一方面，与心理健康辅导相结合，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高校能广泛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在大学生出现不良情绪时，可以通过心理辅导的方式来疏导和排解，就能预防和避免大学生因心理问题等而导致的违法犯罪行为，从而有效巩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成果。当然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的培养，不能单单靠几堂法律基础课程实现，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高校学生法制教育任重而道远，需要高校教育人员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共同努力。

第2篇

目前我国大部分临床医学院校推行的是专业医学教育，以就业为最终目的，着重于传授绝对的专业知识，因而往往忽略对临床医学生人文素养特别是法律素质的培养。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当前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法律素质培养模式落后

开设法律基础课程是各临床医学院校开展法律素质教育的主要方式。传统的法律基础课程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大的法条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以课堂上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的互动为基本模式。医学院校法律基础课堂作为对医学生进行普法教育的主阵地，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质量。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法律基础课程教育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要求。医学生法律基础课程本应当涉及到医学、人文、伦理、道德等多门学科，然而单纯讲述法条式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探求的兴趣。大部分医学生都能做到遵纪守法，但对宪法、刑法、民法等法条却缺乏学习兴趣。在对我校临床医学专业340名同学的问卷调查中，关于“你认为当前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35．4%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滞后，对实际学习生活没有指导性;27．8%的学生认为课程枯燥乏味;20．5%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繁多不够精简;16．3%的学生认为与授课老师存在代沟，无法产生良好共鸣。总体上看，目前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采用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遍存在形式单调，教学手段陈旧，缺乏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等问题，导致临床医学生对本就抽象的法律基础课程越发的不感兴趣，使得目前法律素质教育处于虚幻说教、软弱无力的状态。

(二)法律素质教育本身受重视程度不够

临床医学院校对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纵观国内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本身受重视程度不够，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堪忧。

1．医学院校对法律基础课程重视程度不足

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应当贯穿临床医学生大学生活始终。而绝大部分医学院校的法律基础课程只在大一年级学生中开设，在高年级学生的课程当中几乎不开设，没有实现教育的连续性。即便是已经开设的法律基础课程，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课时安排都远远低于专业医学教育课程。加之，教育部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并为一门课程，更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需要。

2．作为医学院校开展法律素质教育中流砥柱的人文学院本身也陷于边缘化的位置

目前我国各高等医学院校均设立有人文学院，承担着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然而这支主要力量在医学院校中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在医学院校中，与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才是主流专业，培养高等临床医学人才才是主要目的，人文学院无论从师资力量、科研经费来说都被边缘化。从目前医学院校各人文学院发展现状来看，对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方面的专项研究尚不深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这必然弱化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力量。尽管目前一些医学院校尝试开设了旨在提高医学生法律人文素养的医学法学课程，但相比传统法律基础课程而言，这些课程仅限于浅尝辄止的选修课方式，没有可操作的教学大纲，存在教学形式随意、教学内容粗糙等问题，远未得到医学院校的应有重视，也远未达到系统培育医学生法律素质的目标。

二、探究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不仅是医学专业人文精神培养的要求，更是依法治国理念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教育部长袁贵仁强调，要切实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大力推进普法教育。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作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题中之义，必须不断探索有效的培养途径，着力推进高水平法律素质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机制。

(一)规范临床医学生基础法律素质教育

独特性这里讲的基础法律素质教育，即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教育。重视临床医学院校基础法律知识的教育，就必须进一步规范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教学体系，体现医学生普法教育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制定适用于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培养模式和培养标准。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事业的接班人，作为未来复杂医患关系的应对者，应当有区别于其他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标准。从管理者的角度讲，国家在制度层面应当出台专业的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培养计划。另一方面要尝试探索具有医学专业特色的法律知识教育教材的编订。法律基础课程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范畴，无论综合性院校还是临床医学院校均采用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订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教材，这体现了国家普法教育的统一性。然而，医学专业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领域，其复杂性更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为医疗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因此，在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教育方面，应当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尝试编订和采用具有医学特色的法律教育教材。例如，在教材的编订上不仅要学习宪法、民法、刑法等法条，也应当将卫生法、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医学专业法律法规纳入，在基础性法律知识的教育上提高医学生普法的专业性。

(二)转变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模式

全程性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开设基础性法律课程就能达到目标，必须坚持培养模式的全程性，将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和提升纳入到医学生在校生涯的始终。一方面，临床医学院校应当继续加强法律基础课程的教育，增强课程体系建设，增加课时安排，改进教学方法。多采用“讨论式”“案例式”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优势，使得医学生在课堂上全面掌握基础性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的学法兴趣。另一方面，必须将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贯穿医学生在校生涯的始终，针对学生不同时期的实际需求进行普法教育，即法律素质教育的全程性。例如，大一、大二年级时，侧重对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的培养，学习如我国的宪法基本制度，经济法、刑法、民商法等实体法律制度，目的在于培养医学生守法懂法的基本法律素质。大三、大四年级时，针对医学生已经进入临床知识学习阶段的特点，侧重医学专业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等具有医学特色的法律常识。大五年级，医学生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开始接触复杂的医患关系，既要保护自身利益，更要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此时则应当注重培养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重点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知识进行学习，使得临床医学生能够运用法律维护和谐的医患关系，依法处理医患矛盾和冲突，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三)推进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文化建设

多样性临床医学生学业压力偏重，仅加强法律素质课堂教学远远不够，必须坚持多样性原则，构建多样化的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校园文化。一方面，要增强法律素质教育的宣传力度，开展丰富的医学院校法治文化建设。通过专题活动、校园广播、展板海报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依法治国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校的关系、依法治国和医学生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开展医学生法治教育实践活动，探索有效提高法律素质的培养途径。

三、总结

第3篇

(一)法律素质培养模式落后

开设法律基础课程是各临床医学院校开展法律素质教育的主要方式。传统的法律基础课程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大的法条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以课堂上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的互动为基本模式。医学院校法律基础课堂作为对医学生进行普法教育的主阵地，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质量。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法律基础课程教育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要求。医学生法律基础课程本应当涉及到医学、人文、伦理、道德等多门学科，然而单纯讲述法条式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探求的兴趣。大部分医学生都能做到遵纪守法，但对宪法、刑法、民法等法条却缺乏学习兴趣。在对我校临床医学专业340名同学的问卷调查中，关于“你认为当前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35．4%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滞后，对实际学习生活没有指导性;27．8%的学生认为课程枯燥乏味;20．5%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繁多不够精简;16．3%的学生认为与授课老师存在代沟，无法产生良好共鸣。总体上看，目前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采用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遍存在形式单调，教学手段陈旧，缺乏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等问题，导致临床医学生对本就抽象的法律基础课程越发的不感兴趣，使得目前法律素质教育处于虚幻说教、软弱无力的状态。

(二)法律素质教育本身受重视程度不够

临床医学院校对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纵观国内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本身受重视程度不够，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堪忧。

1．医学院校对法律基础课程重视程度不足。

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应当贯穿临床医学生大学生活始终。而绝大部分医学院校的法律基础课程只在大一年级学生中开设，在高年级学生的课程当中几乎不开设，没有实现教育的连续性。即便是已经开设的法律基础课程，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课时安排都远远低于专业医学教育课程。加之，教育部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并为一门课程，更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需要。

2．作为医学院校开展法律素质教育中流砥柱的人文学院本身也陷于边缘化的位置。

目前我国各高等医学院校均设立有人文学院，承担着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然而这支主要力量在医学院校中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在医学院校中，与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才是主流专业，培养高等临床医学人才才是主要目的，人文学院无论从师资力量、科研经费来说都被边缘化。从目前医学院校各人文学院发展现状来看，对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方面的专项研究尚不深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这必然弱化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力量。尽管目前一些医学院校尝试开设了旨在提高医学生法律人文素养的医学法学课程，但相比传统法律基础课程而言，这些课程仅限于浅尝辄止的选修课方式，没有可操作的教学大纲，存在教学形式随意、教学内容粗糙等问题，远未得到医学院校的应有重视，也远未达到系统培育医学生法律素质的目标。

二、探究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不仅是医学专业人文精神培养的要求，更是依法治国理念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教育部长袁贵仁强调，要切实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大力推进普法教育。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作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题中之义，必须不断探索有效的培养途径，着力推进高水平法律素质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机制。

(一)规范临床医学生基础法律素质教育———独特性

这里讲的基础法律素质教育，即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教育。重视临床医学院校基础法律知识的教育，就必须进一步规范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教学体系，体现医学生普法教育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制定适用于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培养模式和培养标准。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事业的接班人，作为未来复杂医患关系的应对者，应当有区别于其他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标准。从管理者的角度讲，国家在制度层面应当出台专业的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培养计划。另一方面要尝试探索具有医学专业特色的法律知识教育教材的编订。法律基础课程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范畴，无论综合性院校还是临床医学院校均采用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订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教材，这体现了国家普法教育的统一性。然而，医学专业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领域，其复杂性更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为医疗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因此，在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教育方面，应当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尝试编订和采用具有医学特色的法律教育教材。例如，在教材的编订上不仅要学习宪法、民法、刑法等法条，也应当将卫生法、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医学专业法律法规纳入，在基础性法律知识的教育上提高医学生普法的专业性。

(二)转变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模式———全程性

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开设基础性法律课程就能达到目标，必须坚持培养模式的全程性，将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和提升纳入到医学生在校生涯的始终。一方面，临床医学院校应当继续加强法律基础课程的教育，增强课程体系建设，增加课时安排，改进教学方法。多采用“讨论式”“案例式”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优势，使得医学生在课堂上全面掌握基础性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的学法兴趣。另一方面，必须将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贯穿医学生在校生涯的始终，针对学生不同时期的实际需求进行普法教育，即法律素质教育的全程性。例如，大一、大二年级时，侧重对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的培养，学习如我国的宪法基本制度，经济法、刑法、民商法等实体法律制度，目的在于培养医学生守法懂法的基本法律素质。大三、大四年级时，针对医学生已经进入临床知识学习阶段的特点，侧重医学专业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等具有医学特色的法律常识。大五年级，医学生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开始接触复杂的医患关系，既要保护自身利益，更要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此时则应当注重培养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重点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知识进行学习，使得临床医学生能够运用法律维护和谐的医患关系，依法处理医患矛盾和冲突，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三)推进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文化建设———多样性

第4篇

关键词：中职学校；政治教学；法制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3-0274-02

近年来，我国未成人犯罪率不断上升，犯罪低龄化日趋突出，已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有些中职学生整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在组织纪律观念、服从意识和法制观念方面表现更差。职业教育要想为市场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和劳动者，就必须大力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使其先成为知法、懂法、守法的合法公民。《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法制教育的学科渗透是进行中小学法制教育的主要途经和必由之路。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教学在完成德育任务的同时加强学生法制教育则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日常政治教学中，我们应当紧抓学科特点，深挖文本内涵，找准恰当的渗透点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那么，如何在政治课堂中“润物无声”地渗透法制教育呢？在实际教学中，我做了以下几点尝试。

一、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现在的中职政治教材中有一学期的教材都涉及到法制教育，是渗透法制教育的最有效途径。在政治教学活动中，我们应当在深入分析教材，向学生传授知识、提高能力的同时，找准契机进行法制渗透，巧妙地将法制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潜移默化中树立学生的法制观念。如讲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时，结合学生们的日常行为进行分析，谈旷课、撒谎、夜不归宿所带来的危害。在讲《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的划分时，从学生们自身所处的年龄段来展开分析，并以法律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目的是什么展开辩论，最后归纳总结，让学生意识到违法与犯罪，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不断地提高学生们的法律意识。

二、在平时的文书写作中渗透法制教育

从中职学校学生培养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应用文写作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在日常的政治教学中可根据各式司法文书的特点，对学生进行全面而生动的法制教育。比如在讲《合同法》时，除了教会学生各种不同合同的写作格式与注意事项之外，还明确要求学生通过各种方法查找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相关的法律要求，知道如何填写合同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自己和单位的利益不受损失，同时要求学生尝试制定不同的合同文本。在讲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要求他们在今后自主创业从事经营时都要诚信为先，学会换位思考，拒绝欺骗或侵害消费者权益。始终谨记自己既是经营者也是消费者。此外，写政治小论文也是渗透法制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学生写小论文时就事论事，我充分利用小论文这种写作形式，指导学生针对班级、社会中的不文明、不规范行为，甚至违法犯罪现象，利用小论文这个交流平台将自己的内心真实地表露出来。同时教师通过与学生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对学生反映出的问题加以消除。这样的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和法制教育更具有针对性，效果也更加显著。

三、在德育实践活动中渗透法制教育

生活无小事，事事皆育人。生活是一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素材。在德育教育中，我们除了教会学生课本上的知识之外，还必须主动拓宽教育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这自然也成为渗透法制教育的绝佳途径。首先可以通过课外阅读来实施法制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外阅读，不仅利于发展学生的意志性格特征，而且利于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教师应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及鉴赏能力推荐有关书籍，并教给他们如何从书籍中增强自身的法制观念。同时，要求学生在家观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道德观察》、《法治在线》等栏目，通过对法制事件的思考、分析，不断深化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其次是开展保质保量的课外活动或第二课堂。这也是一个在政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有效手段，可以组织一些关于法制教育的主题活动，如举办相关的演讲、辩论、模拟法庭等等，这些活动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而且还能使学生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另外，还可以定期举行普法主题班会和法制讲座，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结合与学生生活联系紧密的违法事件的资料，开展交流讨论，通过广泛参与，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法律法规知识，使学生懂法、守法，提升学生的法制观念和守法的自觉性。

四、用自身的法律素质去影响学生

教师既是学校法制教育工作的主导，又是开展法制教育的主体。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无疑是直接的，只有教师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才能培养出具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合格人才。因此，教师应不断完善、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和法律素养，认真学习《教育法》、《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教学实践中身体力行，既言传，又身教，处处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以良好的师德师风陶冶学生，从而真正担负起教书育人的神圣重任。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应注意使用恰当词语和文明语言，对待犯错误的学生应采取说服教育的形式，做到客观公正，以理服人，循循诱导，对学生多表扬少批评，通过自身的人格魅力在课堂内外抓住一切有利契机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第5篇

论文关键词 法律素养 教育 改进

法律素养，是一个综合概念，是由法律知识、法律理论、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而成。其中法律知识和理论是基础。

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生力军。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党的十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快速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高等学校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我们应“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同时，应当高度重视人们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逐步形成对现代法治精神和价值取向的认同和接受，达到制度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内在协调一致和功能的良性耦合”

一、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重要意义

（一）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指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实现依法治国进程的宏伟蓝图中，公民法律素养的提高具有基础性地位，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公民法律素养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土壤。大学生是各行各业的生力军，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高低影响着我国公民法律素养的整体。例如，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凡进必考”成为青年人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硬性要求。纵观我国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招考要求，除人大机关（我国主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主要招录法律专业毕业生之外，大多数机关招录各类专业人才。因此大学生在校期间所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影响着公务员群体（法治实施者）的法律素养。

（二）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是培养新世纪人才迈向人才强国的必然要求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后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精准地把握了新经济时代下实现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脉搏，逐步建立了依靠教育培养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教育发展还处在不发达阶段，尤其是培育公民人格方面还处在落后阶段。目前，高等教育发展最大的瓶颈是知识教育与塑造人格的差距方面。高等教育担负着在市场经济和就业市场冲击下，形成教育知识、塑造人格的新模式的任务。在培育学生德育时，塑造学生法律素养成为主要内容，法律素养能够完善青年人人格。

（三）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是大学生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态势。一位大学生日常生活中面临着诸如：购物、交通、旅游、打工等经济交往问题，进入社会后，面临着就业、创业、婚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纠纷后，法律修养比较高的青年首先应当抱有理性冷静的态度去处理，其次甚于运用法律知识来解读，用比较低的成本（法律途径）而非过激等行为来实现自己诉求。在校期间，学校应当及时关注在校生权益维护问题，有效避免学生过激化、极端化的维权行动。

二、大学生法律素养亟待提高

（一）大学生犯罪问题触目惊心

在校大学生犯罪主体广泛化，高学历犯罪现象凸显。涉案在校大学生不仅包括大专生、本科生，还包括硕士、博士，且涉案大学生不乏名牌高校学生。据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2010至2011年对该院所受理未成年犯罪案件情况统计，该院所承办涉案75人中，硕士4人，博士2人。其中一起案件的3名涉案硕士生，因酒后寻衅滋事造成被害人1名轻伤、2名轻微伤。1名博士因感情纠葛，造成被害人重伤。同时大学生犯罪手段凸现智能化。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2件2人，传播物品1件1人，倒卖车票1件1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件1人，非法持有枪支1件1人。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大学生犯罪的手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智商高，知识面广，往往利用现代化先进科学技术来进行犯罪活动，凸现智能化。如某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张某，担任国外某管理员，通过互联网上传、，对该网站进行管理，案发时，该网站的点击量达到约16万次。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无论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在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着以下“三少三多”现象，即“课时少、专业教师少、教学花样少，学生多、讲授多、理论知识多”。学生抵触情绪，法律虚无主义，应付考试而学习的情况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有以下：（1）课程内容设置不够科学，目前高校法律基础课与思想道德一起作为一门课程来开设。其中法律部分分为法律基本理论和我国法律制度部分。在法律制度部分里，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挤在拥挤的最后一张，一般用两三节课将其讲完，效果可想而知。（2）专业教师匮乏。很多从事法律基础课教学的老师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或从未真正研究过法学，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3）教学手段单一。在授课时，一般采取灌输、照本宣科、填鸭式，使得学生容易产生疲劳乃至厌恶情绪。（4）学校不重视。一般而言，学校更重视德育、轻视普法，将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范畴。在整个政治理论课里面，老师和学生更为看重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而“思修法基”则属于边缘课程。很多学校师生，直接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知识课程简称为“思品”课，这或多或少体现着“法律”基础课教学的尴尬地位。

（三）法律意识、法律思维尚未养成

法律思维是运用法律原则、精神和规定思考处理判断法律问题的趋向和看法。法律思维的养成是漫长的过程，其中法律意识是基础。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和看法，对现行法律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界定，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是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以及法制观念等。”目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思维方面存在极大的欠缺，主要表现在：（1）法律基本范畴、概念掌握不清。在学生中，以下几组概念容易产生混淆：“权利”与“权力”、“法制”与“法治”、“被告”与“被告人”、“检察”与“检查”、“司法机关”与“政法机关”。对以下几个基本范畴不能准确把握，权利、义务、责任、救济、法治、公民、部门法、法律体系、法系、诉讼人、当事人、抗诉等等。（2）对法律知识掌握不平衡、不全面。学生掌握宪法和刑法知识比较多，而更加贴近自身生活的民法、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知识相对少。（3）程序意识不强。学生普遍存在国人对待法律的通病——重实体、轻程序。在学习法律知识时候，学生更愿意听生动的实体法案例，学生更关心“坏人”有没有受到惩罚，而不关系怎样接受的惩罚，“坏人”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4）权利意识不高。多数学生仍然抱有“法律是镇压工具”，“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职业，律师狡猾、诡辩”，“为什么法院和司法局还要为杀人犯提供司法援助”“对待贪污犯哪怕贪污一块钱也应枪毙”的观点。

三、大学生法制教育改进方案

（一）丰富教学方法

大学法律基础课教育不要求把每个大学生都培养成法律人才，但必须把每个学生培养成有法律意识的人才。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学科，甚至可以说是一门工具甚于一门科学。单纯的理论讲解很难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过多的从理论到实践也违背认识论。因此，在教学中应当摒弃传统“填鸭式”教学，结合司法实践，多措并举地改进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受法治潜移默化的熏陶。比如运用案例分析法、参与审判旁听、课堂讨论、法律辩论式、模拟法庭等教学法等才有可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法律。

（二）改革考试考核方式

在目前教育大环境下，教学围绕考试考核也是无奈之举。因此，某种意义上讲，改革教学方式应先从改革考试方式开始。考核方式改革的首要方面就是改变过去重记忆、重突击的闭卷考试。应当逐步加大对学生利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考察，这就需要加大平日学生课堂表现考察。应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加双边互动活动，运用开卷考核的方法辅之以通过课堂讨论、研讨性论文、调查研究报告等进行考核，从而强化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三）增设法律选修课

有法律专业的院校可以充分利用法律教师人才资源开始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律选修课，在课程安排、师资选派、考试方式、学分设置等问题上充分考虑非法学专业学生的基础和兴趣点，开始一些司法实务课程和法律热门话题课程，充分启发学生法律学习兴趣点。没有法律专业的院校可以采取外聘教师或聘任法官、检察官来开展。

（四）提高教师实践教学素质

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增强实践性。为了实现法律素养实践教学的实践性，首先要求健全学校的制度保障，不仅要通过各种形式培训他们的业务水平，还要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鼓励教师投身实践教学中，积极参加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学校可以安排教师假期到法院等实践教学基地挂职锻炼，增强其实践素质，同时也经常邀请法院等单位专家学者来参与实践活动，提供共同学习的机会。

第6篇

 

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实践型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学理论本科教学在继续加强法学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应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通过贯穿大学四年的实践教学使学生初步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各种职业技能，能够独立妥善地处理各类常见法律问题，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践行者。

 

一、实践教学培养目标

 

法学本科招收的学生年龄偏低，社会经验几近于无，大学期间是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1]通过大学四年连贯的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可在以下方面初步具备合格的实践型法律人才的基本素质。

 

1.职业态度：明确实践型法律人才的角色和社会责任，树立实践型法律人才的价值观与发展观。

 

2.职业素养：熟知各类实践型法律职业的职业道德，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身体力行。

 

3.职业技能：在掌握扎实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基础上，具有解决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各类常见的法律问题的实践能力，包括论说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

 

4.创新能力：运用已掌握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解决在法律实践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学会归纳总结问题、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推理以及形成妥当的处理意见的能力。

 

5.沟通能力：具备融入社会和团队的能力，掌握与各类型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具备协调团队内部成员的能力，具备不同团队之间协作的能力。

 

二、实践教学培养培养措施

 

在大学四年期间保持实践教学的连续性，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把法律实践教学的各种方式按照法律实践教学的目标分解到大学四年中，通过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对于法律职业的认同，并逐步达到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为其职业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具体为：

 

(一)旁听案件审判

 

法院审理案件是参与诉讼的各方运用实体法与程序法实现各自诉讼目标的活动。旁听法院审判可以使学生直接了解法律在真实案件中的作用。在法学院实践教学中，旁听典型案件的法庭审判应当成为学生四年学习中经常性的实践教学活动，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教学目标。在第一学期，主要是通过法院旁听感受真实的法律实践;在第二学期及以后各个学期都应当根据理论教学内容，安排学生旁听典型案件的审理。除第一学期外，其他学期的旁听审判由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法院在法学院的模拟法庭进行。审判后，由法学院教师组织学生围绕被审理的案件的实体与程序问题进行讨论。

 

(二)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不同于在理论课讲授过程中为说明问题而采用的教学案例，它是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由教师组织开展的以真实案例分析为对象的实践教学活动。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体验实践中的法律，认识到法律与社会的互动，法律并非体现为僵化的法条。[2]从第一学期到第六学期，根据理论课教学内容安排适当的案例教学课程。在开展案例教学的同时，增加法律文书书写，在法学院教师和实践基地教师的指导下，撰写成各类法律文书，并逐渐学会将案例分析撰写成各类法律文书，例如词、辩护词、判决书等。

 

(三)模拟法庭教学

 

模拟法庭教学活动既包括模拟法院审理案件的实践教学活动，也包括模拟各种仲裁活动。该活动在第二学期至第五学期进行，每学期根据理论教学的内容，安排不少于5次的模拟法庭或仲裁活动，在法学院教师和实践基地教师的指导下对典型案例开展活动，力求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如果时机成熟，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模拟法庭赛。

 

(四)社会调查

 

已经具有一定法学知识的学生，需要对运行法律的社会有所了解，而通过社会调查可以更好地理解写在书面上的法律条文，同时也会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责任。在第五、第六学期的寒暑假，由法学院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分别布置社会调查任务，开学初将调查报告交给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对调查报告的质量做出评价。

 

(五)学年论文

 

学年论文安排在第六学期进行，论文的选题主要来自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教师应当指导学生透过社会现象发现蕴含在现象背后的法律问题，问题的发现过程应当由学生独立完成。学年论文的写作是一个综合训练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运用各种知识解决问题，以及条理清晰地进行书面表达能力。

 

(六)诊所式教学

 

诊所式教学强调学生对真实案件的实际参与，锻炼学生的应变能力。在第七学期，由法学院派出符合“双师型”要求的教师与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在实践教学基地开展诊所式教学实践活动。

 

(七)专业实习

 

在第八学期前半程，安排学生

 

专业实习。通过到法律实践部门亲身参与法律实践活动，可以了解实习所在的法律实践部门的具体工作方式、工作流程。真实案件操作使学生在体验法学基础理论作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实践中一些不可言传的技术细节，为日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不至于出现眼高手低的情况。

 

(八)毕业论文

 

在第八学期的后半程安排毕业论文写作。毕业论文的选题应当来自专业实习中发现的问题，学生需运用各类知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毕业论文由法学院教师与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共同指导完成。

第7篇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2.法律素质缺乏，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众所周知，法学论文应当是学术性的论文。［2］既然强调其学术性，那么作者就必须具备较高法律素质来综合运用各种有关法学理论。但遗憾的是，从目前许多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的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来看，不少文章都折射出作者法律素质的缺乏。诚然，正常情况下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法律素质跟着眼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专业有天壤之别，但倘若缺乏法律素质，撰写法学论文又从何谈起？如某些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与跨国公司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可文中竟连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规定都仅一知半解，这样他们又焉能交出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

法律素质缺乏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从逻辑上说，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要写出优秀的法学毕业论文应当结合自己专业特点从实用性出发。因为其法学理论功底大多不如法学本科生，若不结合自身专业实用特点而一味追求理论之深奥，那断难同后者相提并论。可吊诡的是，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这类毕业论文大多却偏偏丧失了实用性。归根结底，便在于他们法律素质缺乏，导致许多基本法律常识均无从理清并加以灵活运用。为防止文章内出现严重错误，写作过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论道泛泛空谈。这么一来，对自身原有专业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活动都难以开展，其实用性便丧失殆尽。

3.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强任何学术论文的研究，“从论题的提出、资料的整理、观点的确立以及结论的得出，其实都离不开我们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3］

故此，所有研究者在从事论文写作前均必须广泛查阅前人大量文献资料。但可惜的是，现今许多研究人员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学术论文写作初学者，往往忽略了此问题。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又属一类跨学科交叉研究，他们对法学文献了解甚少，愈发暴露出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来。

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自身法学理论功底欠缺，很难把握住国内外最新法学思潮及司法动态，那么在引用借鉴前人资料上便往往不知所措，导致了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陈旧。许多学生甚至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所参考的文献究竟乃紧贴时代具备学术争鸣性的前沿探讨，还是属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通说理论，或者为早被淘汰之陈词滥调。到最后，文末草草列出几本或若干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旧过时的法学书籍和文章应付完事也就见怪不怪了。④另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还存在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应该说，参考文献陈旧必然会带来引证说服力的低下，毕竟过时跟不上现代脉络的引证很难令人信服。但是，最根本原因仍需归咎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理论功底不高。引证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4］若无相当的法学理论底蕴做铺垫，如何能理解他人并同他人对话？更如何能采用那些可信有力的引文作为自己论据和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主要问题之根治由前述可知，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虽为一种可喜现象，但同时亦暴露出不少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尽快获得解决，对其长远发展必定非常不利。笔者认为，通过对主要问题一一对症下药，加以时日，我们还是完全有希望根治它们的。总的来说，我们不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

1.宏观层面：推行非法学本科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归根到底还在于现阶段我们非法学本科专业的法学教育有很大不足。若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能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具备相当法律素质，那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但我们知道，非法学本科专业受自身人才培养体系限制，是绝无可能像法学本科专业那般设置一整套严密完备的法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如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四年学习过程中只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宪法学》、《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四门与法学有关的必修课，不少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专业更仅是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两门同法学相关的必修课程。［5］

盲目扩充法学课程所占份额只会既冲淡了非法学本科专业自身培养目标，又加重了学生负担，如此一来，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便是在现有法学课程教学框架之内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因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乃一类传授法学基础理论，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为培养合格的本专业人才服务的教育活动。［6］

而法律文化学教育就是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增强、法律素质的形成提供更加丰富多彩、深刻广泛的知识养分，帮助他们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以致在外部影响力和改造力督迫下，完成由书本上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向法律素养再到法律素质的内化。我们要在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前提下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他们法律素质，就必须借助现有非法学本科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渗透法律文化学教育，以教与学互动的双向认知过程，令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得到扩展，法律价值观念加以重构，法律人格结构获得重组，塑造起系统地对周边世界之法律理解力。

具体而言，要推行这种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主要可通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法律应用能力来实现。如课堂教学中把抽象的法规、法条或法学理论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讲授，让学生能从不同的视角聚焦思考同一种法律现象，或者从同一视角去看待不同法律现象。虽然此等粗线条的勾勒方式不大可能使其获得类似法学本科生那样系统详尽的法学知识，但起码大体轮廓上的运用他们还是知晓了。那么毕业论文选题自然就会变得深入起来，主题也开始鲜明了。同样，文中便不再会缺乏法律素质，丧失实用性，在引证上亦会了解哪些参考文献是最新颖前沿的，最有说服力的。

2.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除了宏观层面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外，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也是非常重要之措施。毕竟对他们论文的具体规划和指导，还需依靠一系列现实管理机制来完成。况且，学生撰写跨学科的本科毕业论文正逐渐演变为各专业普遍存在现象，我们进行此类法学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机制的设置试点，很明显对其他专业及学科同类情况亦是颇有裨益的。具体来说，设置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管理机制可主要包容如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应当设立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

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属于跨学科交叉研究，即一种“边缘处思考”。（梁治平语）但此类“边缘处思考”在现行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下难免会造成诸多不便。因为高校各院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照惯例都是由本专业进行管理，无论具体撰写时间分配、指导教师安排或者最终答辩均莫不如是。而跨学科交叉研究所耗费时间往往要高于纯粹本专业研究，仅单独使用非法学专业教师指导这些学生或参与他们的答辩也较难保证其毕业论文质量。所以为尽量减少在撰写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我们不妨于每年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段内设置一个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它既包括本院系，又涵盖法学院系（或负责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文社科系），由二者来横向统一具体规划整个毕业论文撰写过程（如统一设置妥当的论文撰写时间、合理确定指导教师供师生进行双向选择等）。那么不便就会大为减少，毕业论文质量也随之会得以提高。

第二，我们应对此类毕业论文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本专业教师虽然精通自己专业理论知识，但在这种跨学科的法学毕业论文写作上，由于牵涉更多法学理论，他们未必能给予学生最满意的指导。譬如哲学专业本科生打算撰写法哲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一位仅精通中国或西方哲学的教师很可能无法对其所有法律问题做出圆满回答。而学生自己法学理论功底、法律素质又难令人称许，毕业论文暴露出的问题自一发不可收拾。“选择的指导教师须熟悉本专业的研究领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较容易为学生研究的选题找到突破口，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才能为他们解决更多的难题。”［7］

所以，我们在这些毕业论文撰写上需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甚至其中法学专业教师还应起主导作用（毕竟它们仍是法学论文）。⑤如此一来，学生毕业论文中的选题问题、法律素质缺乏、参考文献陈旧等都能一一及时获得纠正，缺陷就自然少了许多。

第8篇

首先，从10项指标来看，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占据绝对量，两项之和53%(他引量25 %，他引影响因子28 % )。期刊评价指数如果想得到有效提升必须在这两项上下功夫。他引量指某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他刊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包括期刊他引量、博士论文被引量、会议论文被引量。他引影响因子就是该刊前2年在统计当年被他刊某学科的论文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2年的总数。其实这两项在内涵上有着一致性，如果他引量上去了，他引影响因子自然而然就提高了。被引量也与他引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被引量是某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因此，在整个中文核心期刊评价中“他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这两项上急需提高，关键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在组织高质量的稿源上下功夫。这是提高刊物影响力的根本之道。期刊要想高被引，必须发表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论文。作者写论文，最喜欢引用具有学科引领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论文。读者对专家的观点最为关注。二是编辑树立自觉意识。编辑不仅要有学术素养，而且还应有编辑素养，主动地研究期刊相关评价指标，总结期刊发展规律，合理、恰当地加以利用，提高编辑工作的针对性。

其次，被摘量和被摘率两项之和是10%。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被摘的检索工具包括4种二次文献刊物:}4)《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3}《新华文摘》，}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其实这两项指标是一个数据两个角度。如果被摘量大了，那么被摘率肯定就高。二次文献的复印转载既是论文学术反响的重要体现，也是评价刊物重量高低的一项指标。因此，论文被复印转载是作者、编辑共同期待的事情。编辑、作者一道关注具有热点、焦点的学术问题，共同打造出具有创新价值的论文，以期引起二次文献机构的关注。同时还应积极向二次文献机构推荐所刊发的好论文，以便提高工作的主动性。

第9篇

任职以来，本人承担了所在学院的专业基础课和全院的公共选修课，教学态度认真，教学效果良好，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认认真真上好每一节课，完成好教学任务。现将近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思想上，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坚定的政治素养是一个法律人的基本要求，我坚持学习党的政治理论知识，紧跟党的政策，关心国家大事，将学习和领悟到的知识和精神贯穿于课堂，传授于学生，培养新时代的法律人。

（二）教学上，查阅大量资料，学习学科前沿知识，虚心向老教师请教教学经验，积极与同行交流热点难点问题，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方法和夯实教学内容。对待学生热情，耐心，及时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正是以这样端正的态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学生的实践活动，例如毕业生的模拟面试，指导学生面试时的专业知识及一些应试技巧。此外，指导学生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与毕业实习，在此过程中与学生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三）科研上，近三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参与省级课题两项，其中一项获得省级奖励，这些科研成果的积淀很好的促进与提高了教学质量。

第10篇

关键词：农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栏目内容策划；人文素养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1-0123-02

目前有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名学报只能出在名校，这是有害的误解，扼杀了许多学报的创造精神。事实是普通农业院校学报，只要充分发扬编辑的创造精神，能动地挖掘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肯定可以逐渐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学报就是办学校”，而栏目是学报的骨架，应致力于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发挥它与学校学科建设的互动作用，使农业院校学报真正体现出“办学校”的宗旨。在自然科学氛围浓厚的农业院校，如果只关注科学，忽视人文，会让师生的视野变得狭隘。打个比方，科学好比河岸边的树，人文好比水里树的倒影，如果只知道有岸上的树，而不知道有水里树的倒影，由此做出来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是简单、片面和单一的价值判断。故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作为综合性期刊，内容丰富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肩负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的使命，应该持续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展，展示最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和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人文知识。

一、文史哲类栏目内容策划存在的问题

目前，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适应时展，不断更新编辑理念，整合多种媒体，积极探索各自的特色发展之路，但是在栏目内容策划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文史哲类栏目内容庞杂，缺少针对性。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大多设有文史哲类的栏目，虽然发稿数量有所控制，但栏目一直保留，刊发的文章涉及多个人文学科，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可谓“大杂烩”，其大多没有针对农业院校自身的特点、现实和农业学科发展进程去组织来稿，也没有对文史哲类栏目进行统一策划，没有有效的约稿机制，大多刊发的是自然来稿，缺少涉及农业发展的相关文章，如农史、农法、农业信息推广传播等。

其次，文史哲类栏目重视程度低，发文质量普通偏低，缺乏高质量稿件。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农业经济管理类稿件上，像有些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在综合性期刊竞争中处于劣势，无法进入核心期刊队伍，为了迅速进入核心期刊行列，往往另辟捷径，想尽办法，不再刊发文史哲类稿件，去掉文史哲类栏目，只保留农林经济相关栏目，整个学报内容全是农林经济管理的文章，已经演变成了专业性期刊，瞄准核心期刊农业经济分类，认为这样可以迅捷地进入核心行列，和学报社科版的综合性定位越离越远，文史哲类栏目越来越边缘化，有些甚至处于凑版面的目的不得不刊发文史哲类文章，稿件质量可见一斑。

再次，文史哲类栏目策划缺少创意，缺乏持续性。创出品牌的栏目往往离不开强有力的、富有创意的策划，好的策划是栏目成功的先导，现在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虽然开设文史哲类栏目，但没有认真研究栏目，缺少富有创意的策划，从栏目名称的确立到栏目内容的界定再到栏目在整个期刊中的定位和创办的目的都是模糊不清的，这样办栏目很难出精品，也吸引不了读者的关注，有时随着自然来稿量的降低甚至出现暂停栏目或者隔期再出的问题，没有持续的办栏目的动力，自然无法达到形成精品栏目的目的。

最后，文史哲类栏目编辑素质亟待提高，缺少创新能力。编辑素质的高低与否是办好一本期刊的关键。编辑素质高，掌握较高的编辑技能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有助于其在众多的来稿中发现高质量的文章，提升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当前，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编辑应紧跟时代要求，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积极探索栏目创新思路，创造品牌栏目，研究如何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去提高刊物质量和扩大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很多编辑疲于应付日常事务，不关心业界发展动态和最新进展，缩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闭门造车，不了解文史哲类研究的最新方向，自然刊发的稿件质量也是堪忧。

二、文史哲类栏目内容策划具体定位

人文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文”“史”“哲”几个大方向。农业院校学报哲学令人们的视野与思维开阔。科学要求专业性，哲学则鼓励综合性。对人类充分性和完整性的认识恰恰是科技工作者忽略的东西。因此，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应关注哲学研究与发展动态。当前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近些年来的社会现状，价值观多元混乱，好似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农业院校社科学报可以通过设立哲学类栏目重点关注哲学研究，引导农业大学里从事自然科学的师生多用哲学的眼光考察人生，认真思考行动背后的原则和理由。而对哲学经典的研究不是因为好奇新鲜，也不仅仅为推动文化多样性，而是因为哲学可以使人们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以便采纳更好的观点，成为对社会更有用的人。龙应台曾说，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例如，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刊发清华大学张和合的论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要内容的存疑与释疑》，对剑桥大学出版《斐多篇》中关于灵魂问题的论述提出一些疑问并进行解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哲学著作。

文学有很多所谓的“功能”，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文史哲栏目选择的是一种最重要的，即：德文有一个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这就是文学语言最重要、最实质和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农业院校社科学报选择“文”是因为文学语言使人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既有深刻的理性，更有人们对“美”的体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例如，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刊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汉英移就的心理动因与修辞效应》探讨“移就”这一特殊的、超乎常规的语言现象，并指出恰当使用“移就”修辞格，增加了语言的情趣，增强了描述的形象性，创造出奇妙的意境，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成果《大连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思考》指出大连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切实对策，研究城市语言环境建设是一个新的课题，具有创新性。刊登的王恩全《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友谊关系辨正》，针对学术界在评价李白与杜甫友谊时始终存在的一些传统偏见，对李、杜的友谊关系给予了新的界定与评价。另外，文化研究重点关注农村文化建设，对当前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农村信息需求与传播的最新动态给予关注，可以多组稿刊发有关乡村传播学研究论文。

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这是历史的独特价值所在。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加强原典的研究，刊发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探究历史的学术论文，特别是研究农业发展史的学术论文，如沈阳农业大学学报刊登吉林省“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中国辽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因》，鉴往知来，为当前农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这对于高等农业院校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教师来说尤其重要。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实践中，法学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法的本质，有助于国家的立法活动，有助于法学教育和法制宣传，有助于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法律和法学的经验。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应该重点刊发涉农法律研究论文，如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刊发了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成果《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分析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议。

三、结 语

其实，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文史哲类栏目涉猎文、史、哲、法等，要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即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长期以来，在农业院校里教职员工人文素质的缺失，已经影响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科学文化整体素养的提高，因此，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应该通过长期的编辑实践，探讨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不仅为扩大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传播与社会影响作出重要贡献，也直接地推动教职员工的人文素质，强化了农业院校人文氛围形成和文学品位提升，社会科学不断浸透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使教职员工的人文素养在教学、科研、生活各方面发挥作用，推动广大作者、读者和编者人文素质的逐步提升，不断提高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兰，吴守凤.栏目策划：彰显期刊的特色[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2] 陈北宁.理工类大学学报栏目策划的约束条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4）.

[3] 李艳.高校学报栏目策划研究[J].中国出版，2009（z3）.

[4] 吴天德.浅议学术期刊的栏目策划与创新[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2（6）.

[5] 焦薇缜.论高校学报特色栏目策划的意义及作用[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

[6] 王树槐.期刊栏目如何策划成市场卖点[J].编辑之友，2015（6）.

第11篇

关键词：双导师制；法律硕士；培养

一、双导师制的提出与意义

所谓“双导师制”，顾名思义，就是为一名法律硕士研究生配备校内和校外两类导师，以校内导师为主，以校外导师为辅，共同开展并完成对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工作的一种导师制度。作为培养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一种特殊方式，实行双导师制的根本宗旨是解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培养单位师资力量不相适应的矛盾，让校外导师参与到实践项目、实践课程教学、论文写作等环节，加强对法律硕士的实践指导工作。究其实质，双导师制倡导校内理论与校外实践的结合，强调教学与培养中的应用实践成分，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弥补校内导师纯理论教学与培养的不足。因此，双导师制中的“双”确切地讲是指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的“双向”或“两部分”或“两类”，并不是仅限定为“两名”，条件许可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情况下，培养单位完全可以为一名研究生配备两名以上的校内导师和两名以上的校外导师。

环顾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基本不外乎是以研究为方向的学术型研究生和以实践为方向的应用型研究生之分，两者各有所长，各依其重。法科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注重实务操作的专业教育，但中国传统的法科教育却过分偏重于理论学习，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归法科教育之本质，法科教育正悄然由过去以法学理论教育为主转向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技巧并重的综合型实务教育；法学教育的理念也正逐步实现从传统法学教育遵循的“法条－法理－法哲学”的教学程序向“法条－法理－法实践”的程序转变。基于此，国家在逐渐减少学术型法学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同时，适当增加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专业在内的应用型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名额，这种政策性转变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体现。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还要指导实践，失去实践的理论将是虚无的、没有价值的理论。在研究与问题的关系上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离开了问题，研究将会迷失方向。法律硕士的培养更是如此。然而，目标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凸显，法律硕士培养单位的师资绝大多数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缺乏实践经验，难以或根本不能对法律硕士研究生开展应用型的指导，培养的学生虽能毕业但难以被社会承认和接受。所以，双导师制正是在这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产生的，对于国家、培养单位、学生和老师，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制定的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中国目前的法律硕士分为两类，一类是入学前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简称非法本法硕或法律硕士(非法学)，另一类是入学前为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简称法本法硕或法律硕士(法学)。在目标定位上两者是基本相同的。但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复合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的专业复合，即法律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简单形态的专业复合。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入学之前已经完成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学科一定程度的学习或已经取得非法学学位。经过法律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学生还要掌握法学一级学科的相关知识。因此，这种学科的复合是法律硕士(非法学)将法学学科知识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二是思维方式和技能的复杂形态的能力复合。法律硕士(非法学)既要拥有法律职业人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基本技能，又要拥有一类或一类以上其他职业人群所具有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技能，而且，还要能将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维方式和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事法律实践活动。此外，其在强调坚实、系统的法学基础理论素养的同时，着重于宽广的法律实务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要求学位获得者具备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所需要的综合知识、实际工作能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一个实务性的学位、实用性的学位。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要求，决定了国家和培养单位在制订培养方案时，必须加大对法律硕士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知识、职业方法、职业信仰、职业伦理等方面的训练，要更加重视法律实务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分量，配备有实务经验的老师开展教学与培养。没有校外实务部门导师的参与，仅凭满腹经纶的研究型导师闭门造车，难以培养出合格的实务型法律人才，即使能培养，也可能不符合成本与效益之经济原则。

二是有助于弥补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师资力量之不足。什么样的师资才能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需要呢?有法学博士学位?是教授?事实上，学历、学位和职称重在反映教师的受教育程度和教学科研水平或经历，并不一定代表具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的教师就能胜任法律硕士的教学，就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比较理想的教师是既通晓学理，又熟谙实务的法律人，但只是凤毛麟角。因为在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支撑教学的教师大多是从校门到校门，一毕业就开始教学生涯，虽熟悉图书馆，娴于查阅文献资料，擅长写理论文章，但缺乏法律实务经验甚至必要的社会历练。虽能应付讲授法学原理之任，却难以担当训练学生法律实务能力之责。有的教师虽从事一些兼职法律顾问或律师工作，但因兼职之局限，其专业化执业水平也较难适应培养高级实务人才的需要。更有甚者，有的培养单位对法律谈判技巧、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职业伦理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干脆不开或随便应付。因此，建立双导师制，吸纳法律实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企业法律顾问、律师等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人士与大学专职教师共同承担法律硕士的教学和培养，既可以弥补培养单位师资力量的不足和结构性缺陷，又可以让每个学生同时获得校内理论和校外实务导师的双重指导；不仅可以克服学理和实务脱离的难题，还能充分利用实务部门的资源优势，借鉴实务导师的宝贵经验，拓宽培养单位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增加法律硕士的就业渠道。

二、双导师制的实践与问题

目前培养单位采取的导师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单一导师制，即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名固定的导师。在法律硕士试点初期，多数培养单位在前两个学年不为学生分配导师，直到第三学年的上半学期开始或第二学年下半学期结束时才按照撰写论文的方向分配论文指导教师。由于配备导师太晚，学生在前两学年像“没娘孩儿”一样没有归属感，容易涣散，导师像“后娘”仅在第三学年才接手对学生的指导工作，难以结合学生的专长和兴趣进行应有的及时跟踪指导，学生与导师之间的配合往往缺乏默契。近年来，为克服上述缺点，不少培养单位都把配备导师的时间前移，有的提前到第二学年的上半学期开始，有的甚至提前到学生一入学就为其配备导师。第二种，导师组集体指导制，即培养单位按二级学科或专业方向进行导师分组

和学生分组，学生没有固定的导师，导师也没有固定的学生。在这种模式下，因为导师组里的导师往往没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且许多导师还有法学硕士或法学博士要指导，再加上其他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实践中容易导致导师组的培养方式流于形式，结果是“人人皆有导师，人人皆无导师”，“人人皆是导师，人人皆不是导师”。第三种，双导师制，即由校内专职指导教师和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对同一名学生共同指导培养。在配备导师的时间上，有早有晚；在配备方式上，有培养单位单方面指定的，也有以导师与学生双向选择为原则，由培养单位最后协调为学生确定导师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为学生配备有校内校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双料导师。校内导师是具有教师资格的专业教师，校外导师则是从事法律实务、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专家。在教学和培养过程中，各位导师各司其职，协同指导。校内导师侧重在课堂内的理论教学和论文指导，校外导师侧重学生在课堂内和课堂外的实践教学和应用能力培养，关注学生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协调沟通和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训练。

事实上，在2009年3月教育部下发文件之前，有些培养单位就已经实行了双导师制。有的实行“全员全程双导师制”，由培养单位统一聘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国家行政机关、企业、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资深法律实务专家作为校外导师，在入学之初就为学生配备一名校内专家、一名校外专家作为导师，导师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有的实行“全员半程双导师制”，校外导师仅在实践阶段或论文指导阶段参与指导培养；有的规定校外导师仅参与指导，一般不承担课堂教学；有的规定校外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应用实践、论文写作、就业规划等，还要承担实务课教学。

毋庸讳言，双导师制在法律硕士培养中还处在探索阶段，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一是主管层面缺乏关于双导师制的制度规范。虽然国家主管部门在相关文件中提出要实行双导师制，但并没有制订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例如，双导师制是对培养单位的必备要件还是提倡性要求?校外导师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如何对校外导师支付报酬?校外导师指导学生的基本要求和规程是什么?等等。这些制度规范的缺失导致了实践中较大的随意性。二是校外导师资源渠道不畅，于法无据。校外导师资源主要集中在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等职业中，但《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参与高校法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当这些符合条件的实务人士被邀请担任校外导师时，尤其是法官、检察官和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有不愿意担任的，有个人愿意担任但单位不同意的，也有一个人担任多个培养单位的校外导师徒有虚名、疲于应付的。三是培养单位对双导师制没有给予应有的高度重视。有的培养单位根本就没有关于双导师制的考虑，有的形式上有规定但缺乏实际行动，有的关于校外导师资格、校外与校内导师职责、学生与校外导师关系、校外导师的奖惩等混乱模糊，也有比较好的培养单位制订了双导师制的相关规定，但囿于传统的观念，只想让校外的“牛”到学校“拉犁”，不想让这些牛“吃草”，甚至连一个与校外导师相称的“校外导师”、“校外讲师”、“兼职教授”、“兼职副教授”等荣誉称号也不想给，从而挫伤了一些校外导师的积极性。除上述三种主要表现外，个别校外导师自身素质和修养不高，定位不准，责权利不清，工作繁忙，精力不济，缺乏经验，与校内导师配合不好；个别学生不会正确处理与校外导师的关系，缺乏积极主动性等，都是双导师实践中常见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双导师制作用的发挥。

三、双导师制的完善与推广

虽然双导师制实践中存在问题，但瑕不掩瑜，推广双导师制不仅有利于法律硕士的教学和培养，也可为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硕士等其他专业学位的教学和培养所借鉴，因此，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　推动立法，调动法律职业共同体联合育人的积极性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作为法律硕士教学与培养的职能机构，首先，应积极参与《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法》等与法律人共同体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制订和修改，呼吁将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人士参与法律硕士培养作为义务性规范或倡导性规范，写入相关法律法规，并作为考评和奖励的一项指标。其次，应该积极协调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律师协会等法律职业协会形成一种联合培养法律硕士的有效机制，为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积蓄力量。再次，要把有关文件中关于“双导师制”的规定明确为强制性规定，各培养单位必须做到至少为一名法律硕士配备一名兼职校外导师，凡达不到要求的，应相应减少下年法律硕士招生人数。为使双导师制在法律硕士教学与培养中真正发挥作用，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制订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双导师指导规范或细则，供各培养单位遵照使用或参考执行。

2　严格选拔，提高校外导师的质量和水平

选拔校外导师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校外导师具备的条件。一般讲，法律硕士的校外导师应当是在法律实务部门工作一定年限，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在某一法律领域取得一定成就，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和理论素养的法律专家。不宜一味地盯着法律专家的头衔、职务等，因为有些专家由于头衔多、职位高等，自身事务繁忙，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对法律硕士进行实际的指导，会让学生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虽然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但培养单位也绝对不宜要求校外导师一定要出版专著、编写教材、主持科研项目、发表文章，因为校外导师毕竟不是也不必都是理论专家；更不能把选择校外导师作为利益交换，要求校外导师尤其是律师必须向培养单位提供一定的捐助。一旦作为利益交换，校外导师就可能被滥任，法律职业道德就有可能被玷污。其二，校外导师认定的程序。科学合理的程序有助于保证校外导师的质量。一般应按如下顺序进行选拔认定：(1)培养单位制订并在相关媒介上公布校外导师任职管理规定；(2)校外法律实务人士向培养单位提出书面申请；(3)培养单位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审查确定合格人选；(4)培养单位与校外导师签订聘用正式协议；(5)学生与校外导师进行双向选择。有些培养单位的校外导师由各教研中心或教研室甚至教师个人自行聘请，程序混乱，缺乏严肃性，聘请的校外导师水平参差不齐，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培养，而且给培养单位造成不少管理上的麻烦。

3　提高待遇，物质与精神鼓励并重

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是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主要经费由国家拨款，对在职教师是按事业单位的相关法规政策进行管理，定编定岗定责定待遇。校外导师一

般都是兼职，不纳入培养单位的人事管理体系，无法享受导师的相应待遇。有的校外导师连正常的交通、用餐等补助都享受不了，有的甚至还要自己贴钱，从而挫伤了部分校外导师的积极性。校外导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协助培养单位开展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必然会付出时间和精力，应该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适当按劳取酬，或由培养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除此之外，许多校外导师可能更看重名分给自己带来的社会认可，培养单位应当理解他们的诉求，给他们适当的名分，如“法律硕士校外导师”、“法律硕士校外讲师”、“法律硕士校外副教授”、“法律硕士校外教授”等，让校外导师出师有名，千万不能只向校外导师索取，不给他们任何待遇。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对校外导师的考评机制，做到赏罚分明，优胜劣汰，防止个别校外导师“挂羊头卖狗肉”，沽名钓誉。

4　人尽其才，拓展校外导师指导环节

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因此，校外导师应发挥优势，侧重实践，具体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结合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特点，参与制定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实践部分设计，对研究生实践实行全程管理、服务和质量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2)承担法律实务课程的教学，参加到法律实践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法律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法律谈判技巧、模拟法庭训练等实务课程。让学生从中获取实务理论并锻炼实务技能，把各种知识融合到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方法、职业信仰、职业伦理的综合素养之中，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需的素质；(3)定期对被指导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实践指导和检查(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并适时接受和回复被指导学生的电话、电邮、短信等，也可以通过实践专题讲座、共同讨论等形式进行。较好的做法是，校外导师能够接纳其指导的学生到自己工作的单位开展法律实践活动；(4)指导和检查被指导学生在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实践性问题，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对论文的构思、成文和修改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践；(5)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积极参加被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6)协助校内导师做好对被指导学生实践能力的毕业鉴定工作，对毕业生的业务能力做出评价；(7)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协助培养单位做好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推荐工作。

当然，校内外导师之间的默契配合，双导师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不可偏颇。校内导师应积极负责与校外导师的日常工作联系，帮助校外导师协调共同培养的相关事宜。

5　以学生为中心，合理分配校外与校内导师

就目前各培养单位反映的情况看，双导师制受到了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普遍欢迎，而且大多数培养单位都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导师。但是，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在学生选择导师阶段，往往因为导师数量、专业、职称、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学生选导师相对集中在少数甚至是某几位校外或校内导师的现象；在导师选学生阶段，因每位导师所带学生的名额限制，最后会让大部分学生失望，而被动接受培养单位为其分配的其他导师。因此，建议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且受学生欢迎的应用型专业的导师，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让其有最多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名额，可不为其配备或少配备校外导师，但可以为其配备校内没有实践经验的年轻老师做助手；对实践经验较少或没有实践经验的应用型专业的导师，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纯理论专业导师，按第二级别分配学生名额，可根据情况有选择性地为其配备校外导师；对于既没有实践经验又属纯理论专业的导师，原则上可以不分配指导法律硕士研究生名额，如果分配名额，则一定要为其配备校外导师。此外，为确保导师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对学生进行指导，无论校内还是校外导师，每位导师每级指导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应控制不超过5人。

参考文献：

[1]付子堂，建立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法律实务教育体系[N]，光明日报，2007-12-25

第12篇

高职法律选修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有的高职院校或任课教师笼统地认为法律选修课的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没有针对高职学生及其专业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设定。有的高职法律选修课就是要法律选修课的教学目标与“两课”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的法律基础部分定位相同，有的与专业课中法律必修课的教学目标定位一致，而《法律基础》是带有普法性质的教学，受学时等因素的限制，其教学目标只能是让学生大致了解我国的法律体系概况；与专业相关的法律必修课强调是专业能力的培养，法律选修课的教学目标与此两者定位相同，不利于其素质教育功能的发挥。重法律知识的传授，轻法律素质的培养法律公选课的设置和教学仍偏重于法律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养成放在重要的位置。从课程设置上看，法律公选课程的学科痕迹比较明显，往往是选择法律专业课程中的一门或某一个部门法学来作为公共选修课，然后按照专业课程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进行讲授。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教师通常采用单向的讲授法，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和传统，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结果导致知识和素质的双重缺失。缺乏合适的法律选修课教材受学科体系的影响，现实中，高职法律选修课的教师往往选用法学专业的本科或高职教材，而这些教材对于大多数非法律专业的工科学生来说，其内容过于专业和抽象，过于强调知识的体系化，而缺少对生活中的鲜活案例、法律现象以及非法律专业学生法律学习需求的关注，并不适合法律选修课的教学。由于缺少合适的教材，法律选修课的学生手里往往没有教材，信息的沟通方式受到限制，教学中有的学生忙于记录教师讲授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习效果。成绩评定随意性较大由于班级人数多，学生来自不同的系部和专业，教学组织实施难度大，学生成绩通常根据课程论文或开卷考试成绩评定。课程论文抄袭现象严重，往往出现雷同的题目和内容；开卷考试由于缺乏教材和资料，考试效果也不理想。因此，导致法律选修课的期末成绩评定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不仅影响了评价的客观公正性，也对教学过程产生不利影响。

改进高职法律选修课教学的路径与措施

准确定位教学目标选修法律类课程的高职院校学生都不是法律专业学生，他们并不需要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也不需要多少法律事务的操作能力。法律公选课主要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自觉的守法意识、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学生对法律的信仰和情感，对法律权威的信服和遵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不仅需要传授具体的法律知识，更需要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情感、法律信念。在教育过程创造一定条件，让大学生能切实体验法律、感悟法律，内心真正接受法律、信仰法律。”[2]在此基础上，适当强化学生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特别是与其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能力的培养。打破课程界限，构建法律公选课程体系高职法律选修课的设置要科学化、规范化。应该打破传统法律专业课程的束缚，根据非法律专业学生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地选择和编排课程内容，着重开发有助于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和素养，提高法律问题应对能力的课程。例如，对于法律意识和观念培养类的课程，可以开设《经典电影中的法律文化》、《经典文学中的法律精神》等课程；对于一些法律能力培养类的课程，可以根据学生需要将本来分属不同专业课程的内容重新整合，开设系列法律公选课程，诸如《创业中不得不知的法律》、《职场中不得不知的法律》、《家庭生活中不得不知的法律》等课程，并精心选择和编排教学内容，任课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开发校本教材，编写适合法律选修课教学特点的、有针对性的教材。在选用教材时，“应注意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适用，避免过于专业化。公选课不是专业课的重复，也不是专业课的简单压缩，自应有别于专业课理论知识的系统和全面。”[3]编写或选用合适的教材，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高职法律选修课的教学中，教师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根据需要灵活采用其他教学手段和方法。案例教学法是法律课程教学中常用的方法，尤其在选修课的教学中需要加强应用。所选案例应贴近生活，反映热点，真实可信，这样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法律知识的内化和法律意识的养成。可多发掘视频案例，借助多媒体设备展现，这种展示方式更为形象和生动。条件允许可以多组织案例讨论，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其法律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条件的可以进行体验观摩教学，组织学生观摩法庭、仲裁庭的案件审理过程或调解中心的纠纷调解过程，亲身体验法律的适用过程。这样的教学哪怕只有一次，将会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强过程考核，改进考核手段法律选修课必须加强成绩评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避免主观随意性。一方面要重视过程考核，如在平常的教学中多注意学生的课堂表现，多采用互动教学，记录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可以通过作业等方式，考查学生在课外的学习状态。尽管选修课有其特殊性，过程考核比必修课难度大，但仍然可以通过种种可能的手段，来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要改进考核手段。目前，高职法律选修课采用课程论文和开卷考试方式的居多，采用课程论文方式的，论文字数宜少不宜多，且应坚决杜绝抄袭，以增强成绩评定的可操作性。开卷考试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页开卷”的方式[4]，并注意难易适度。除了传统的考试方式外，教师也可以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情况，采用项目调查研究、现场答辩、法律实践总结报告等方式进行。

作者：徐升 单位：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第13篇

一、“互联网＋”时代给高校期刊编辑提出了新要求

高校期刊编辑需要传播符合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除了需要具备学术修养，还必须掌握丰富的编辑学知识、熟悉国家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才能避免不出政治性差错，不侵权，不引起法律纠纷。［1］“互联网＋”时代对高校期刊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编辑要变被动为主动，打破墨守成规、止步观望的旧俗，树立新的服务读者、面向市场的理念，在工作中创新，在实践中求变。［2］传统的高校期刊编辑基本与市场脱节，期刊的发行量、读者的兴趣点、刊物的经济效益不是编辑考虑的问题，编辑只需要埋头把手中的稿子进行“三审三校”，尽量不出或少出差错，按部就班即可。编辑的激情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逐渐消失。而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数字化出版和出版转型的现实，高校期刊编辑不再是“闺门中人”，工作也不是一味的“被动等稿”，而是要走向市场，根据学术热点和动向，及时策划新栏目，加大组稿约稿力度，吸引高水平的作者投稿，抓住读者眼球，提升期刊的社会影响力。

二、“互联网＋”时代给高校期刊编辑带来的“危”与“机”

“互联网＋”时代也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人人编写，时时编写，处处编写，这给高校期刊编辑带来了“危”与“机”。“危”体现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且便捷，可以公开自由表达个人见解，但对于高校期刊编辑而言，如何辨识文章观点的“伪科学”甚至谬误、如何发现和警示学术伦理失范不良现象中出现的“伪创新”文章、如何在多元文化价值观中不被不良甚至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培育的“旗手”貌似正确实则经不起推敲的“伪民主”文章蛊惑，做到政治正确纪律严明，一直坚定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这些都是新时代高校期刊编辑面临的危难形势，也是必须破解的难题。对于高校期刊编辑而言，必须明确一个观点：作者有自由表达个人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的权利，然而，文章内容质量能否达到刊发要求则是编辑必须严格把控的。编辑要严格把关文章是否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是否正确，准确识别“伪民主”“伪科学”都是高校期刊编辑必须把关的关键。此外，还有的作者没有进行脚踏实地的科研，文章中伪造数据或新瓶装旧酒的“伪创新”，都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面临的“危”。“机”体现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的迅速普及，资讯的高度发达，高校期刊编辑也有更多的途径获得更高水平的学术文章，使不同区域、不同级别的高校期刊在同一网络平台上公平竞争。一是“数字优先出版”的出现，学术论文经编辑部三审后给予DOI（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可以先于纸质期刊在互联网电子期刊中出版，这样作者的科研成果可以在第一时间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使非核心及地方高校期刊增加了竞争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刊物非核心的现实而较难吸收高质量稿源的尴尬局面，此类高校期刊对于吸引科技创新的中青年作者有着较大优势。二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可以通过网上及时查阅最新国际及国内课题立项情况，关注自己分管栏目学科的最新进展及业界热点动态，还可以通过关注某些专家的博客微博研究新动向，增加自己对学术热点的追踪，这对于自己负责栏目的策划、组稿、约稿大有裨益。三是“互联网＋编审平台”的出现，知网、万方都推出了相关编审平台，高校期刊编辑可以充分发挥平台的优势，加大约稿力度、规范编审流程、压缩出版周期，为更快更广更准地传播学术提供机遇。

三、“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危”与“机”的应对策略

编辑的首要职责是对文稿作出恰当和中肯的评价，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指导或帮助作者修改。从某个角度来说，编辑应该是对学术热点及动态嗅觉灵敏的人，在通览全篇时能迅速给予专业的价值判断———论文质量如何？有无创新之处？能否采用？如何修改？这些都要求高校期刊编辑加强素养和能力，正确辨识论文投稿的“伪科学”“伪创新”“伪民主”，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以独特的视角甄选出真正有学术内涵有文化创新有科技推广价值的原创文章，以应对“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的“危”与“机”。

主体意识是一个哲学概念，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自己是作为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政治权利主体加入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的。［3］编辑主体意识则是强调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的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高校期刊编辑必须树立编辑主体意识，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相信自己的学术判断但又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用接纳欣赏的眼光培养作者挖掘学术新秀、勇于提出质疑又小心求证，将勤勉专注贯彻于编辑日常工作，才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危”与“机”。“互联网＋”时代给读者、作者、编辑的即时交互提供了便捷。许多高校期刊社采用了网上投稿采编系统，在新系统环境里，互动式的同行评议体系，为“创作者”和“反馈者”提供了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丰富了稿件的社交网络和社群组织，这一切都需要编辑加强主体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为读者、作者搭起桥梁，以更好地为科技文化传播服务。在“互联网＋”时代，国际出版业出现了由“海量数据”向“有效数据”的转变。在宏观及微观层面，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编辑主体意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数据结构化及检索智能化，再通过个性化定制及服务，去除无关数据，将“海量数据”有效转变为“有效数据”，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4］

（二）学习出版法律法规

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等出版法律法规的学习。知识产权法是指因调整知识产权的归属、行使、管理和保护等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主要由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若干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司法解释、相关国际条约等共同构成，其中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学习著作权法。我国的著作权法起步于20世纪末，于1990年通过，2001年第一次修正，2010年第二次修正，目前施行的是2010年的版本。［6］随着法治的进步，高校期刊作者的法律意识也逐渐增强，会注重加强对自己科研成果的保护。高校期刊编辑必须顺应这一形势，加强《著作权法》的学习。曾经有过国内某知名大学博士研究生联名状告中国知网侵权的案件，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知网数据库在将他们的博士在中国知网之前，没有经过他们的授权。在此次事件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家大型数据库都强化了法律意识，也要求合作期刊社在自己刊物的显眼位置注明“同意在刊物发表，即视为也同意授权在相关电子数据库发表”等信息，以免引起法律纠纷。“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法尤其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为期刊的良性运转、为科研创新保驾护航。

第14篇

一、“互联网＋”时代给高校期刊编辑提出了新要求

高校期刊编辑需要传播符合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除了需要具备学术修养，还必须掌握丰富的编辑学知识、熟悉国家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才能避免不出政治性差错，不侵权，不引起法律纠纷。［1］“互联网＋”时代对高校期刊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编辑要变被动为主动，打破墨守成规、止步观望的旧俗，树立新的服务读者、面向市场的理念，在工作中创新，在实践中求变。［2］传统的高校期刊编辑基本与市场脱节，期刊的发行量、读者的兴趣点、刊物的经济效益不是编辑考虑的问题，编辑只需要埋头把手中的稿子进行“三审三校”，尽量不出或少出差错，按部就班即可。编辑的激情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逐渐消失。而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数字化出版和出版转型的现实，高校期刊编辑不再是“闺门中人”，工作也不是一味的“被动等稿”，而是要走向市场，根据学术热点和动向，及时策划新栏目，加大组稿约稿力度，吸引高水平的作者投稿，抓住读者眼球，提升期刊的社会影响力。

二、“互联网＋”时代给高校期刊编辑带来的“危”与“机”

“互联网＋”时代也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人人编写，时时编写，处处编写，这给高校期刊编辑带来了“危”与“机”。“危”体现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且便捷，可以公开自由表达个人见解，但对于高校期刊编辑而言，如何辨识文章观点的“伪科学”甚至谬误、如何发现和警示学术伦理失范不良现象中出现的“伪创新”文章、如何在多元文化价值观中不被不良甚至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培育的“旗手”貌似正确实则经不起推敲的“伪民主”文章蛊惑，做到政治正确纪律严明，一直坚定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这些都是新时代高校期刊编辑面临的危难形势，也是必须破解的难题。对于高校期刊编辑而言，必须明确一个观点：作者有自由表达个人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的权利，然而，文章内容质量能否达到刊发要求则是编辑必须严格把控的。编辑要严格把关文章是否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是否正确，准确识别“伪民主”“伪科学”都是高校期刊编辑必须把关的关键。此外，还有的作者没有进行脚踏实地的科研，文章中伪造数据或新瓶装旧酒的“伪创新”，都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面临的“危”。“机”体现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的迅速普及，资讯的高度发达，高校期刊编辑也有更多的途径获得更高水平的学术文章，使不同区域、不同级别的高校期刊在同一网络平台上公平竞争。一是“数字优先出版”的出现，学术论文经编辑部三审后给予DOI（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可以先于纸质期刊在互联网电子期刊中出版，这样作者的科研成果可以在第一时间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使非核心及地方高校期刊增加了竞争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刊物非核心的现实而较难吸收高质量稿源的尴尬局面，此类高校期刊对于吸引科技创新的中青年作者有着较大优势。二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可以通过网上及时查阅最新国际及国内课题立项情况，关注自己分管栏目学科的最新进展及业界热点动态，还可以通过关注某些专家的博客微博研究新动向，增加自己对学术热点的追踪，这对于自己负责栏目的策划、组稿、约稿大有裨益。三是“互联网＋编审平台”的出现，知网、万方都推出了相关编审平台，高校期刊编辑可以充分发挥平台的优势，加大约稿力度、规范编审流程、压缩出版周期，为更快更广更准地传播学术提供机遇。

三、“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危”与“机”的应对策略

编辑的首要职责是对文稿作出恰当和中肯的评价，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指导或帮助作者修改。从某个角度来说，编辑应该是对学术热点及动态嗅觉灵敏的人，在通览全篇时能迅速给予专业的价值判断———论文质量如何？有无创新之处？能否采用？如何修改？这些都要求高校期刊编辑加强素养和能力，正确辨识论文投稿的“伪科学”“伪创新”“伪民主”，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以独特的视角甄选出真正有学术内涵有文化创新有科技推广价值的原创文章，以应对“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的“危”与“机”。

（一）强化编辑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一个哲学概念，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自己是作为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政治权利主体加入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的。［3］编辑主体意识则是强调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的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高校期刊编辑必须树立编辑主体意识，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相信自己的学术判断但又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用接纳欣赏的眼光培养作者挖掘学术新秀、勇于提出质疑又小心求证，将勤勉专注贯彻于编辑日常工作，才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危”与“机”。“互联网＋”时代给读者、作者、编辑的即时交互提供了便捷。许多高校期刊社采用了网上投稿采编系统，在新系统环境里，互动式的同行评议体系，为“创作者”和“反馈者”提供了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丰富了稿件的社交网络和社群组织，这一切都需要编辑加强主体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为读者、作者搭起桥梁，以更好地为科技文化传播服务。在“互联网＋”时代，国际出版业出现了由“海量数据”向“有效数据”的转变。在宏观及微观层面，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编辑主体意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数据结构化及检索智能化，再通过个性化定制及服务，去除无关数据，将“海量数据”有效转变为“有效数据”，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4］

（二）学习出版法律法规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等出版法律法规的学习。知识产权法是指因调整知识产权的归属、行使、管理和保护等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主要由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若干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司法解释、相关国际条约等共同构成，其中高校期刊编辑要加强学习著作权法。我国的著作权法起步于20世纪末，于1990年通过，2001年第一次修正，2010年第二次修正，目前施行的是2010年的版本。［6］随着法治的进步，高校期刊作者的法律意识也逐渐增强，会注重加强对自己科研成果的保护。高校期刊编辑必须顺应这一形势，加强《著作权法》的学习。曾经有过国内某知名大学博士研究生联名状告中国知网侵权的案件，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知网数据库在将他们的博士在中国知网之前，没有经过他们的授权。在此次事件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家大型数据库都强化了法律意识，也要求合作期刊社在自己刊物的显眼位置注明“同意在刊物发表，即视为也同意授权在相关电子数据库发表”等信息，以免引起法律纠纷。“互联网＋”时代，高校期刊编辑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法尤其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为期刊的良性运转、为科研创新保驾护航。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