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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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对银行风险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银行业要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世界金融巨擘“与狼共舞”，除了要具备科学的管理理念、方法、手段和产品外，更需要具备的是资本约束下的发展观，具体体现为风险资本的管理，要改变目前银行业的风险资产与资本双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式外延型的业务发展模式，运用多种手段走出一条集约化内涵式的资产与资本相适应的业务发展之路。这其中资产证券化不失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突破资本“瓶颈”的有效手段和产品之一。
资产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预期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重新组合，转变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转让和流通的证券，进而提高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资产证券化的过程较为复杂，涉及发起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特别目的载体）、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等诸多方面。目前，国际上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表外模式）、德国模式（表内业务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准表外模式）。
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
当前，我国银行良好的成长性与巨额不良资产形成强烈反差，各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比重高、流动性差、运作效率低等问题，通过金融创新，特别是借鉴诸如资产证券化等国际成功经验，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资产证券化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满足监管要求，化解和分散信用风险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缓解流动性压力。国内商业银行的负债以短期存款为主，而贷款资产却呈现出长期化的倾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长期融资的功能主要由资本市场承担。在我国，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仅占5％左右，商业银行长期承担了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功能，公路、电厂等大量基础设施项目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重逐年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加息周期的来临以及金融投资产品的蓬勃兴起，储蓄存款出现增势减缓的势头，贷款长期化与存款短期化、贷款流动性降低与存款流动性增强两对矛盾并存，银行资产负债期限明显错配，银行“短借长用”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凸显，导致流动性风险不断加大。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例不超过120％，据悉，不少银行已接近或超过这一监管上限。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出现，则为资产负债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通过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功能，可以将不具有流动性的中长期贷款置于资产负债表之外，及时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从而有效缓解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压力。
2、有利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改善资本充足率。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银行监管日益加强，解决商业银行风险，特别是风险资产与经济资本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和突出。如何在有限的资本条件下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是商业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靠不断扩充资本的外延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置疑。而靠不断降低资产风险度，大力发展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中间业务这种内涵式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推崇，这其中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失为解决矛盾的较好方式之一。根据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在充分计提各项损失准备的基础之上计算资本充足率，2007年1月1日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近年来，随着金融资产的快速扩张，国内银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难题，浦发、招商、民生纷纷采用配股、可转债或发行次级债等方式充实资本金，这固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大规模融资容易引发市场的极大反响，招致投资者的抵制；且发行次级债不能改变银行资产规模及风险权重，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根据《巴塞尔协议》对不同类风险资产的资本要求，银行能够主动灵活地调整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通过对贷款进行证券化而非持有到期，来改善资本充足率的大小，以最小的成本增强流动性和提高资本充足率。
3、有利于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在处理大批非流动性资产时，特别是不良资产，银行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只能在未来不定期地收到现金，这种传统的资金变现方式显得效率较低，而资产证券化在处理大量非流动性资产时一般采用历史数据来估计资产回收率，然后将资产按照一定的比例实现证券化。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逐笔审核资产，从而节省了资产价值评估的成本和时间，快速收回大量现金，融资成本较低，同时保留了资产所有者对剩余资产的收益权。解决中国银行系统巨额不良资产一直是中国金融界的主要课题。尽管通过努力不良资产率由34％下降到2004年上半年的15.59％，但不良资产率依然很高，因此，利用证券化来加速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是很现实很急迫的要求。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第三季度，境内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37％，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71％，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为5.3％，均高于国际水平，且不良贷款绝对额巨大，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隐患。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成批量、快速转换为可转让的资本市场产品，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将银行资产潜在的风险转移、分散是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
4、有利于增强盈利能力，改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限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特别是固定收益债券市场不发达，国内商业银行仍然以传统的利差收入为其收益的主要来源，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很小，大约只有6％～17％。资产证券化的推出，给商业银行扩大收益、调整收入结构提供了机会。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给金融市场增加了大量可投资品种，且具备信用级别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成为债券之外的重要投资品种，其根据标的资产和条款设置的不同形成了许多投资品种，迎合了各种投资需求，有利于投资者实施多元化投资策略和控制投资风险。此外，原贷款银行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手续费、管理费等收入；另外，还可以为其他银行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及发行服务赚取收益。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障碍及对策
国外资产证券化实践表明，资产证券化须具备如下环境：
1、法律环境。既包括与公司组成和监管、信托的建立和受托人职责、融资报告要求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信息揭示要求、受托人强制职责、资产充足规则和偿付能力规则。
2、会计环境。包括对于脱离资产负债表的证券化资产的确认方法，资产负债表中报告发起人头寸的方法、发起人考虑下级部门利益的方法等等。
3、税收环境。明确对资产转移和现金流的税负问题，包括债务人支付给SPV或SPV支付给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4、市场环境。金融市场不发达，特别是信用市场，从当前来看主要是企业债市场极不发达，无法为企业信用定价；此外市场缺乏公信、高效的中介机构，如评级机构，托管机构等；信用标准不统一，市场分割，缺乏透明度。
5、信用环境。高效的信用体系是有效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基础，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扩大征信服务的覆盖面，加强信用交流和共享，要有较为完善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
自1999年以来，我国理论界、金融界就商业银行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2003年初，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德意志银行签署了资产证券化和分包一揽子协议合作项目，被称为我国第一个资产证券化项目。但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无论是理论知识准备还是实际操作经验，无论是金融环境还是法律、会计、税收环境都还十分欠缺，存在许多障碍，制约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资产证券化缺乏法律规范与保障；信用评级制度不完善，缺乏规范的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不足等等，尚不适宜大规模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
因此，我国在推进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妨遵循“先试点，后推广；先实践探索，后立法规范”的原则。首先，选择合适的证券化品种。可以考虑从住房证券化开始。这种贷款期限较长，多数在10年以上，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匹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住房贷款的违约风险较小，现金流较稳定，清偿价值高，容易满足大量、同质的要求。且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1997年的190亿元增长到2003年底的1.2万亿元，基础资产初具规模。其次，选择有政府信用支持的专门运作机构SPV。国际经验表明，在资产证券化的初级阶段，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借助政府和国家信用吸引投资者是资产证券化成功的秘诀之一。
第2篇
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对银行风险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银行业要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世界金融巨擘“与狼共舞”，除了要具备科学的管理理念、方法、手段和产品外，更需要具备的是资本约束下的发展观，具体体现为风险资本的管理，要改变目前银行业的风险资产与资本双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式外延型的业务发展模式，运用多种手段走出一条集约化内涵式的资产与资本相适应的业务发展之路。这其中资产证券化不失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突破资本“瓶颈”的有效手段和产品之一。
资产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预期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重新组合，转变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转让和流通的证券，进而提高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资产证券化的过程较为复杂，涉及发起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特别目的载体）、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等诸多方面。目前，国际上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表外模式）、德国模式（表内业务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准表外模式）。
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
当前，我国银行良好的成长性与巨额不良资产形成强烈反差，各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比重高、流动性差、运作效率低等问题，通过金融创新，特别是借鉴诸如资产证券化等国际成功经验，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资产证券化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满足监管要求，化解和分散信用风险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缓解流动性压力。国内商业银行的负债以短期存款为主，而贷款资产却呈现出长期化的倾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长期融资的功能主要由资本市场承担。在我国，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仅占5％左右，商业银行长期承担了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功能，公路、电厂等大量基础设施项目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重逐年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加息周期的来临以及金融投资产品的蓬勃兴起，储蓄存款出现增势减缓的势头，贷款长期化与存款短期化、贷款流动性降低与存款流动性增强两对矛盾并存，银行资产负债期限明显错配，银行“短借长用”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凸显，导致流动性风险不断加大。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例不超过120％，据悉，不少银行已接近或超过这一监管上限。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出现，则为资产负债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通过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功能，可以将不具有流动性的中长期贷款置于资产负债表之外，及时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从而有效缓解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压力。
2、有利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改善资本充足率。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银行监管日益加强，解决商业银行风险，特别是风险资产与经济资本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和突出。如何在有限的资本条件下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是商业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靠不断扩充资本的外延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置疑。而靠不断降低资产风险度，大力发展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中间业务这种内涵式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推崇，这其中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失为解决矛盾的较好方式之一。根据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在充分计提各项损失准备的基础之上计算资本充足率，2007年1月1日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近年来，随着金融资产的快速扩张，国内银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难题，浦发、招商、民生纷纷采用配股、可转债或发行次级债等方式充实资本金，这固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大规模融资容易引发市场的极大反响，招致投资者的抵制；且发行次级债不能改变银行资产规模及风险权重，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根据《巴塞尔协议》对不同类风险资产的资本要求，银行能够主动灵活地调整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通过对贷款进行证券化而非持有到期，来改善资本充足率的大小，以最小的成本增强流动性和提高资本充足率。
3、有利于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在处理大批非流动性资产时，特别是不良资产，银行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只能在未来不定期地收到现金，这种传统的资金变现方式显得效率较低，而资产证券化在处理大量非流动性资产时一般采用历史数据来估计资产回收率，然后将资产按照一定的比例实现证券化。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逐笔审核资产，从而节省了资产价值评估的成本和时间，快速收回大量现金，融资成本较低，同时保留了资产所有者对剩余资产的收益权。解决中国银行系统巨额不良资产一直是中国金融界的主要课题。尽管通过努力不良资产率由34％下降到2004年上半年的15.59％，但不良资产率依然很高，因此，利用证券化来加速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是很现实很急迫的要求。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第三季度，境内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37％，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71％，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为5.3％，均高于国际水平，且不良贷款绝对额巨大，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隐患。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成批量、快速转换为可转让的资本市场产品，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将银行资产潜在的风险转移、分散是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
4、有利于增强盈利能力，改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限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特别是固定收益债券市场不发达，国内商业银行仍然以传统的利差收入为其收益的主要来源，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很小，大约只有6％～17％。资产证券化的推出，给商业银行扩大收益、调整收入结构提供了机会。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给金融市场增加了大量可投资品种，且具备信用级别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成为债券之外的重要投资品种，其根据标的资产和条款设置的不同形成了许多投资品种，迎合了各种投资需求，有利于投资者实施多元化投资策略和控制投资风险。此外，原贷款银行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手续费、管理费等收入；另外，还可以为其他银行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及发行服务赚取收益。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障碍及对策
国外资产证券化实践表明，资产证券化须具备如下环境：
1、法律环境。既包括与公司组成和监管、信托的建立和受托人职责、融资报告要求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信息揭示要求、受托人强制职责、资产充足规则和偿付能力规则。
2、会计环境。包括对于脱离资产负债表的证券化资产的确认方法，资产负债表中报告发起人头寸的方法、发起人考虑下级部门利益的方法等等。
3、税收环境。明确对资产转移和现金流的税负问题，包括债务人支付给SPV或SPV支付给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4、市场环境。金融市场不发达，特别是信用市场，从当前来看主要是企业债市场极不发达，无法为企业信用定价；此外市场缺乏公信、高效的中介机构，如评级机构，托管机构等；信用标准不统一，市场分割，缺乏透明度。
5、信用环境。高效的信用体系是有效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基础，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扩大征信服务的覆盖面，加强信用交流和共享，要有较为完善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
自1999年以来，我国理论界、金融界就商业银行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2003年初，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德意志银行签署了资产证券化和分包一揽子协议合作项目，被称为我国第一个资产证券化项目。但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无论是理论知识准备还是实际操作经验，无论是金融环境还是法律、会计、税收环境都还十分欠缺，存在许多障碍，制约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资产证券化缺乏法律规范与保障；信用评级制度不完善，缺乏规范的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不足等等，尚不适宜大规模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
因此，我国在推进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妨遵循“先试点，后推广；先实践探索，后立法规范”的原则。首先，选择合适的证券化品种。可以考虑从住房证券化开始。这种贷款期限较长，多数在10年以上，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匹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住房贷款的违约风险较小，现金流较稳定，清偿价值高，容易满足大量、同质的要求。且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1997年的190亿元增长到2003年底的1.2万亿元，基础资产初具规模。其次，选择有政府信用支持的专门运作机构SPV。国际经验表明，在资产证券化的初级阶段，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借助政府和国家信用吸引投资者是资产证券化成功的秘诀之一。
第3篇
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债券资本结构权益资本结构
一、引言
资本结构(capitalstructure)，是指企业筹措资金的各种来源、组合及其相互之间的构成及比例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资本结构是指构成企业的各种资金来源及其比例关系，包括有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从狭义上讲，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资金来源及其比例关系，即长期资本。现代财务理论研究表明，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关系到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企业长期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确定企业合理的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商业银行具有从事业务经营所需要的自有资本，并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它与其他企业一样，以利润为目标。商业银行又是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企业。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经营对象的差异。工商企业经营的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商业银行是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经营对象，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和货币资本。但是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一样，受《公司法》的约束和调整，其财务目标同样是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体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一个能够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代国际商业银行体系正在悄然兴起。这既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又形成了巨大挑战。这就需要我国尽快完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尤其当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的缓冲期已结束，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规模迅速扩张，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为迎接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形成的挑战，国内的商业银行纷纷选择了上市，因此，研究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于维持国内金融秩序稳定、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改善银行内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银行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分析
银行资本结构与一般公司资本结构相比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债权资本结构的特殊性
银行的债权资本主要包括：银行长期债务和分散的小额存款。二者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本质相同。银行，作为从事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贷放的负债经营性行业，具有资产负债率高和债权结构分散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债权资本在银行全部资本中占很高的比率，银行债权人与银行内部经理人员之间的成本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银行的债权结构较一般企业来说较为分散，难以发挥大债权人治理结构下的监督与控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降低银行债权成本的难度。
2．银行资本的高杠杆性
银行的自有资本相对于其负债和资产是微不足道的，其净值很低，银行主要是利用负债来形成资产并进行经营，即银行用较低低的净值撬动较高的负债，可以说银行资本具有高杠杆性。正因为银行的杠杆作用巨大，银行能否筹集到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安全性、业务种类、管理质量、与资本水平等，而不是其负债与权益的比率。
(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债权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1．资产负债率高，债务规模大
银行是负债经营性企业，负债是银行经营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债务规模庞大。
从中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负债总额是91505．16亿元，占银行总资本的93．78％，中国建设银行的负债总额是70878．9亿元，占银行总资本的93．81％；从股份制银行来看，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的负债总额分别为14920．16、12677．24、4580．39、9996．78和7042．16亿元，负债占资本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94．92％、96．82％、96．54％、94．81％和96．25％。虽然高负债比率能够获得很高的财务杠杠利益，但是它也会带来很高的财务风险。
2．各项存款构成银行债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项存款都在负债资本中均占有很大比重。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银行各项存款占负债资本的比重是8O．02％，工商银行是80．65％，建设银行89．96％；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项存款占负债资本的比重中，中信银行最高，达86．58％，兴业银行最低也达65．07％。这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负债资本结构比较单一。
(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权益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权益资本是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代表着商业银行的所有权。权益资本来源渠道有两个：一是通过内部融资，即银行通过自身经营所获利润积累的资金，主要体现在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两项上；二是外部权益资本融资，即外部投资者投入的权益性资金。根据投资主体身份不同，权益资本又划分为国家资本金、法人资本金、个人资本金及外商资本金。
目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权益资本表现出以下弊端：
1．资本金不足
资本充足率是保证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重要制度。它规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限度。资本充足率指标现已作为衡量单个银行甚至整个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重要指标，从整体来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水平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大体达到或超过了8％的监管要求，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深发展达到了1O％的稳健水平，但距国际活跃银行12％的资本金充足率还有差距。
2．不良贷款依然存在
虽然不良贷款的比重，2008年相比较2007、2006年下降了很多，但是它的存在依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银行资本，造成银行资本结构的不合理。
三、优化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对策及建议
通过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贷款率高已成为制约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此类缺陷，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拓宽资本金补充渠道
一般意义上讲，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渠道有三个途径：一是利润留成，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通过资本金市场来补充资本金，发行股票或债券融资；三是私募扩股，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或原有股东增加投资来达到增加资本金的目的。上市银行除了一般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补充渠道外，应充分利用上市这一筹资的渠道，可以采用发行股票等方式，并且严密控制这种方式运用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二)降低不良贷款的比率
提高资产的质量，降低风险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1．调整资产的风险布局
调整资产的风险布局，可以从两方面来人手：第一，控制贷款的增长速度；第二，扩大资产证券化的份额。
2．降低不良资产的比例
要实现这一方案，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减少高风险资产的份额，例如，可以采用出售高风险资产的方法，将风险转移出去；第二，提高发放贷款的质量，不能单纯强调数量，应从源头上控制贷款质量，例如，了解贷款客户的资信、贷款的投向等等。
(三)加强监管力度
第4篇
一、积极引导工商资本因地制宜，投资现代农业适宜领域
一是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殖业。这主要包括种子种苗业、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业等。对工商资本而言，相比大田生产，这些领域资金和技术门槛较高，能够实现工厂化生产，受国家政策支持，投资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如美国孟山都公司，近年来卖掉多个传统企业，专注于农业生物技术领域，迅速成为全球著名的种业跨国公司。
二是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是保障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成长活力的产业之一。作为工业与农业的交汇点，具有稳定的较高的利润空间。如粮油精深加工、果蔬产地加工、水产品精深加工、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进一步提升空间很大。
三是农业生产业。农业生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的朝阳产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业发展较为滞后，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加快发展农业生产业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随着农业生产对生产业需求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农业生产业盈利性和收益排他性持续增强，工商资本进入壁垒和风险在下降。具体而言，可以重点进入良种配送、农资连锁经营、农产品现代仓储和物流、新型农技服务、农机跨区作业、农业信息数据服务等领域。
二、完善扶持政策，形成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的多赢格局
首先，要搞好规划。要高起点、高标准地编制全市农业用地专项规划，全力保障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必需用地，加快推进现代高效农业建设。按照规模适中、设施完善、产业突出、技术先进的要求，在全市规划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区、粮食产业园区、特种养殖园区等，引导同类型企业向园区集中，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其次，要完善惠农政策。在用地用电用水、项目立项、产业准入、金融信贷、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要想方设法落实设施农业用地政策，对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的临时生产配套设施用房，尽快落实“允许其在流转土地范围内按5%左右比例作为设施农用地”政策。对工商资本创建良种配送型、加工型、流通型、服务型等龙头企业，就先进设备、种子种苗引进、技改升级等给予贴息扶持和税收优惠。对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单位土地产出效益高、解决本地就业数量多、生态功能显著的工商资本企业实行税费减免或以奖代补。再次，要全面推行农业政策性保险。要进一步扩大险种范围，探索设立市场风险防范基金，采取政府贴一点、社会补一点、企业交一点的方式，形成“价高时收缴、价低时补贴”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企业对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的抵御能力，解除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的部分后顾之忧。
三、改善投资环境，做好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发展的后续服务
一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投资环境。主要包括农村水利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农村道路通达、农村通讯网络信息化工程等。
二要切实解决农业企业专门技术人才短缺和自主用工的问题。要充实加强市镇两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构，根据本地农业产业的特点，引进相应专门农业科技人才。帮助工商企业加强与农业大专院校和农业科研机构的联系，保障专业人才供给和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要加大人才培训力度，支持农业企业自主用工，以成立村级劳务合作社形式，构建新型劳资关系，既解决企业用工困扰，消除用工方面的强买强卖、滥竽充数现象，又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要妥善处理农业企业与当地农民的矛盾冲突。农民与农业企业的矛盾产生有的是农民承包地流转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农民心理失衡，契约意识淡薄，由此滋事生非；还有少数农民法制观念不强，顺手牵羊，明摘暗偷，甚至蓄意破坏、报复。对此，地方政府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制订和完善乡规民约。要积极做好协调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地调解好农民与企业的矛盾。对少数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坚决惩处、绳之以法。
四、创新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企业发展壮大“红利”
一是大力提倡“公司+基地+农户”服务型规模经营模式。工商资本投资创立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如靖江粮食产业园的扬子江粮食物流中心、南方小麦交易市场等企业。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订单，并帮助当地连片规划、供应良种、培训技术、统一病虫害防治，提供贷款担保等，向农户收购质量可靠的加工原材料。这种工商资本与农业结合的模式，既没有触动家庭承包经营权，又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且减少了用工纠纷、明抢暗偷等问题发生，比较符合靖江市情，应大力提倡。
二是积极探索和发展工商资本与农民土地相结合的股份公司。即工商企业出资金、技术和管理人员，农户以承包土地折价入股，从而结成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但要进行充分市场论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以种子种苗业和栽培对象主要为蔬菜、花卉、水果为主的设施农业等高效益项目为主。要保证农户代表股东地位，增加企业决策、经营、分配透明度，防止由于工商资本一股独大，可能出现的侵害农户股东利益事件发生。
五、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农业企业家和新型职业农民
最近几年，“谁来种地”开始成为现实压力和挑战，“怎样种地”的现实考量日益迫切，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需要相应的规模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迫切需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尽快构建起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目前靖江市分散经营的农户由于地块狭小、劳动力与劳动技能相对缺乏、个人种植效益相对较低。要创造条件鼓励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协会，形成有规模生产能力、质量保证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的市场经营主体。同时，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在“公司+农户”等多种形式的产业化链条中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
农业企业家是农业企业化的主要经营者，农村资源的开发、加工生产、核心技术的开发应用等，都离不开企业化这一主要载体。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利用现代企业经营理念，以创新精神整合农村资源，通过品牌塑造、终端消费市场渠道建设、质量标准体制建设和资本整合，最终构建有效的企业和农户联合体，形成“贸工农”产销一体化发展格局。这就需要大力培育既懂工商经营、又懂农业农民的复合型企业家。要立足引导本地大型知名工商企业，如新世纪造船、亚星锚链、光芒集团、三江电器等投资带动靖江农业。依靠政府支持，市场引导，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对农业企业家进行经营管理培训，为农业企业家提供风险预测、法律、商务信息等咨询服务，以“农业企业家协会”形式交流经营管理经验和教训等，实现工商企业家向农业企业家的复合转身。
第5篇
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通过承担金融风险而获得收益，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才有能力应付可能的损失，并确立市场信誉，因此充足的资本已经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根据对损失的预测能力，可将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损失分为预期损失（ExpectedLoss，EL）和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Loss，UL）两大类。通常情况下，预期损失可以通过计提拨备的方法予以弥补，而非预期损失则需要通过持有一定量的资本予以抵御。从广义来讲，商业银行资本分为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三种类型[7]，其中账面资本是指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监管资本是指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必须持有的与资产状况相对应的最低资本数量（JonesDandJMingo,1998）[8]，经济资本（EconomicCapital）则是指在一定置信水平下一定时间内弥补银行非预期损失所需要的资本水平（CareyM，2001）[9]。新资本协议较大幅度地丰富并改进了各类风险的监管资本计量方法，其中，高级计量方法下的监管资本更加符合经济资本的核心理念，但为了确保计量方法的多国适用性、公平性及可比性，新资本协议监管资本公式忽略个体化差异，同时未考虑组合风险分散化效应。由于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最主要风险，其所需要的监管资本占比最大，因此相较于其他类风险监管资本计算方法调整所产生的影响，实施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的影响最大。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公式采用了渐进单风险因子模型（AsymptoticSingleRiskFactor，AS-RF）和默顿模型（MertonModel）的思想，认为商业银行为覆盖风险暴露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所必须持有的总体经济资源，应等于该风险暴露的组合风险价值（Var）。在假设资产组合不变性的前提下①，风险暴露的条件预期损失可以表示为PD*LGD，其中违约概率（probabilityofdefault，PD）反映了系统风险因子处于一定保守水平时该风险暴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违约可能性，违约损失率（lossgivendefault，LGD）为该风险暴露在经济衰退期发生违约时所可能产生的损失率[11]，则非预期损失为：K=[LGD×N[(1-R)-0.5×G(PD)+(R1-R)0.5×G(0.999)]-PD×LGD]×[1(1-1.5×b)×(1+(M-2.5)×b)]（1）其中：函数G（PD）代表采用以PD为参数的标准正态分布逆函数，作为违约门槛。函数G（0.999）代表采用置信区间为99.9%的标准正态分布逆函数，作为系统性因素的保守估值。LGD作为ASRF模型和预期损失的输入参数。1(1-1.5×b)×(1+(M-2.5)×b)为完整的成熟期调整。在统一的模型构建原则与思路下，结合不同风险暴露与系统风险因素相关性差异等特点，针对不同风险暴露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资本计量公式，因此单笔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需求将取决于其所归属的风险暴露类别以及自身风险参数水平。这也为寻找资本套利策略提供了突破口，因此需要商业银行深入解析监管资本要求（K）与各风险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探求监管资本变化规律。图1商业银行风险暴露组合风险价值示意图
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计量公式解析
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利用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有效期限（M）、违约风险暴露（EAD）等风险参数，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单笔风险暴露所面临的风险，亦将其作为监管资本公式的重要输入变量，以确定所需的监管资本水平。
（一）监管资本要求与违约概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违约概率（PD）是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债务人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或履行相关义务的可能性。在内部评级法中，PD由商业银行自行估测。在非零售内评体系中，PD是针对债务人自身风险的评估，多受到债务人财务情况、经营特点、系统性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在零售内评体系中，PD则是针对债项而言，除了受到债务人自身风险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抵质押品、保证、业务品种等债项因素的影响。从监管资本公式结构来看，PD对监管资本要求（K）的影响最为复杂，不仅仅来自于自身，还来自于资产相关性（R）、期限因子（b）等中间参数，且影响是非线性的，故较难得到K与PD之间清晰明了的数理解析关系。鉴于此，本文采用图形法分析K值与PD之间的相关关系求K与PD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共性。K（PD）是PD的非线性上凸函数，在[0,1]的PD取值空间内，K值存在极大值点，所对应的PD为PDK极大值。当PD小于PDK极大值时，K与PD呈正相关关系，即PD越大K越大，而当K大于PDK极大值时，K与PD呈负相关关系。以一般企业风险暴露为例，当LGD为45%，M为2.5年时，该PD接近30%时，K达到极大值0.1991，RW为248.83%，而大部分非违约零售客户违约概率在30%以下，即服从PD越大K越大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在PD低于PDK极大值时，K随PD变化弹性从富有弹性逐渐变化为缺乏弹性。资本要求K与违约概率PD值之间“先升后降”的相关关系，充分体现了内评法对资本、拨备等风险抵御措施的目标界定。当违约风险足够高（即PD大于PDK极大值）的时候，风险暴露所蕴含的风险基本可被预测由拨备所覆盖，体现为预期损失PD*LGD，相应地无法被预测的非预期损失会随PD的增加而减少，体现为监管资本要求（K）的逐步下降。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采用主标尺进行PD估测，即将PD∈[0,1]的取值区间划分为若干个风险级别，用各区间平均PD作为该级别所有债务人的PD值进行监管资本计算，由于PD较低时，K相对于PD的变化是富有弹性的，所以应尽可能细化低PD风险级别划分规则，减少因级别平均PD替代债务人真实PD而产生的资本耗费。同时，在非零售内评初级法下，合格保证的风险缓释作用表现为保证人PD替代债务人，即在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将债务视作合格保证人的债务，采用较低的保证人PD替代债务人PD计算监管资本需求，因此选择低风险的保证人是获取资本套利的有效途径。
（二）监管资本要求与违约损失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违约损失率（LGD）是指债务人（或债项）违约后所产生的损失比例，即违约损失率=1-违约回收率。在非零售内评初级法下，LGD由监管给定，高级债权LGD为45%，次级债权LGD为75%。在非零售和零售内评高级法下，LGD由商业银行自行估算，可考虑抵质押品、保证、经济环境、业务品种等因素。以非零售风险暴露监管资本（K）公式为例，计算K与LGD之间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并绘制K与LGD相关关系图①。dKdLGD=[N(11-R×G(PD)+11-R×G(0.999))-PD]×{}11-1.5×b×1+M-2.5×b>0（2）d2KdLGD2=0（3）从公式（2）、（3）和图3可知，各类型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要求K相对于违约损失率LGD单调递增，即LGD越高，K值越大。对于同类型风险暴露，单位LGD变动带来相同绝对量的K值变动，但对于不同类型风险暴露，资本要求K与LGD的弹性略有差异。相比较而言，金融机构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一般企业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中小企业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其他零售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合格循环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即单位LGD变动给金融机构风险暴露K值所带来的影响高于给一般企业所带来的影响，该原理可以此类推。在很大程度上，PD是用来衡量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债务人自身风险的，LGD则是衡量以抵质押物为代表的“第二还款来源”风险的。与权重法相比，内评法更大范围的认同第二还款来源的风险缓释作用，而且在高级法和初级法下处理方式略有差异，总体来看，高级法下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灵活度，可认定的合格风险缓释品范围更广，且合格保证的缓释作用可体现在PD上亦可体现在LGD上。因此，在高级法下，合格风险缓释品所能提供的监管资本套利空间更大。
（三）监管资本要求与有效期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债项期限（M）是较为重要的业务风险评估因素，通常情况下，业务期限越长所面临的业务风险和波动性越大，所需消耗的资本也有所提升。为了体现期限对业务风险的影响，在非零售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要求（K）公式中引入有效期限（M）作为模型参数。在非零售内评初级法下，除回购交易类业务
（四）不同类型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要求的系统性差异
考虑到各风险参数、系统性风险、成熟期调整等对不同类型风险暴露业务风险所产生影响的差异性，信用风险内评法设定了差异化的监管资本（K）公式和相关性（R）公式，使得即使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不同类型单位风险暴露所消耗的监管资本各不相同底层平面最远的曲面代表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第二远的曲面代表住房抵押贷款，第三远的曲面代表一般企业风险暴露，第四远的曲面代表中小企业风险暴露，第五远的曲面代表合格循环零售风险暴露，离底层平面最近的曲面代表其他零售风险暴露。
1.资产相关性（R）公式的差异性作为内评法监管（K）公式的重要中间变量，不同类型风险暴露的相关性（R）公式略有不同，以体现不同类型风险暴露与宏观经济之间差异化的相关性。首先，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防范金融机构与宏观经济之间高相关性所潜在的巨大风险，部分缓解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窘境，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风险暴露设定了严格的、惩罚性的相关性计算公式，即以一般企业风险暴露资产相关性公式为基础，乘以1.25的惩罚性倍数，使得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金融机构风险暴露K高于其他各类风险暴露K。其次，由于中小企业单笔风险暴露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弱于一般企业，故以一般企业风险暴露相关性公式为基础，予以一定程度的规模优惠，且规模越小优惠幅度越大，使得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中小企业风险暴露K低于一般企业风险暴露K。再次，在相关性（R）公式中引入差异化的K-fac-tor，其中非零售风险暴露R公式中K-factor为50大于零售的35，K-factor越小，R随PD增加而递减的速度越慢。最后，区别对待不同类型零售风险暴露的相关性问题，给予资产高度分散的合格循环零售和其他零售风险暴露较低的R，而给予高度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较高的R，以至于在LGD相等且PD较高的情况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要求甚至会超越一般企业风险暴露的。
2.监管资本（K）公式的差异性从监管资本（K）公式自身结构来看，仅区别对待非零售和零售风险暴露，即在非零售风险暴露中K公式考虑期限调整因子，在M∈[1,5]的取值空间内，期限调整因子为保守性调整，与违约概率（PD）、有效期限（M）相关，且M越大，期限调整因子越大，即有效期限越长保守性调整幅度越大。坚持“风险越高的业务所需监管资本越多”的核心原则，内评法监管公式不但给予不同类型风险暴露差异化的监管资本公式，以区别对待业务风险与监管资本需求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不同类型风险暴露之间平均风险水平的绝对差异，也会对各类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总需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以非零售风险暴露为例，在通常情况下，银行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一般企业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中小企业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对于平均风险水平较高的风险暴露而言，较高的平均风险水平完全有可能会侵蚀掉监管资本公式给予的资本优惠。因此，在内部评法级下，下大力气加强风险管理，提升“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的能力，降低业务总体风险水平，是获得监管资本套利的最根本途径。
三、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下监管资本套利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下，监管部门制定了不同类型风险暴露差异化监管资本计算公式，将体现单笔风险暴露特点的风险参数作为参数输入模型，因此为商业银行保留了监管资本套利的可能。在资本日益稀缺的市场环境中，商业银行应在确保所持有监管资本能够抵御经营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方针，获得监管资本套利优惠不失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重点可考虑以下措施。
（一）积极推进内评应用，推动监管资本管理目标与业务发展方向的协调统一
在内评法下，商业银行监管资本需求与资产结构、平均业务风险水平紧密相关，为了取得监管资本管理目标与业务发展方向的协调统一，商业银行应积极推进内评风险参数在信贷全流程的使用，以风险水平为重要参考因素，执行差异化的准入、授信审批、贷款定价、绩效考核、限额、信贷、贷后管理等政策，促进行内资源向“高风险收益，低资本消耗”的业务倾斜，通过提升优质客户占比、增加合格风险缓释品比例、减少中长期业务占比等方式，有效降低业务风险，获得监管资本的节约。
（二）优化资产结构，促进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发展
考虑到各类资产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差异，在相同风险参数水平下，监管部门给予资产分散度较高的零售业务、中小企业业务一定程度的资本优惠，而对系统性风险较高的金融机构业务予以本惩罚。鉴于此，商业银行在完善风险控制手段的前提下，要不断优化资产结构，降低金融机构业务占比，提升零售和中小企业业务占比，将开展零售和中小企业业务所获得的监管资本套利优惠切实转化为竞争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权重法下银行业务被赋予较低的风险权重，这与内评法的资本惩罚有较大差别，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商业银行采用内评法计量其所开展银行业务的监管资本需求时，会较权重法计量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资本浪费。
（三）以组合管理模式积极推进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发展
依照内评法要求，若商业银行采用组合方式管理符合标准的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可将其作为其他零售风险暴露计提监管资本，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此举可大幅节约资本。因此商业银行可通过开发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组合管理工具，制定组合管理政策，设置组合管理流程等方式，完善组合管理模式，积极推进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发展，在不断提升管理水平的同时，获得较大规模的监管资本套利。
（四）提升合格风险缓释品的覆盖比例
更大范围地认同合格抵质押品、保证等风险缓释品对业务风险的降低作用，是内部评级法的一项较大改进。为了充分挖掘内评法此项改进所带来的资本套利空间，商业银行应下大力气提高风险缓释品的监管合格率及有效覆盖率，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力气。一要加强风险缓释工具的内部管理，努力缩小抵质押品的业务合格性与监管合格性之间的差距，最大可能地在业务层面和资本层面均发挥抵质押品的风险缓释作用。二要将风险缓释品合格性认定监管标准提炼成可操作的业务规则，并辅以详尽的制度和系统实施方案，提升监管合格的可执行性。三要加强培训宣导，引导一线业务人员在业务可行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满足监管合格性认定条件且缓释效率较高的风险缓释品，同时尽可能避免房地产及其他抵质押品价值与对应风险暴露价值的比例低于最低抵质押率的情况。四要加强对风险缓释品的合格性认定信息、风险缓释品与债项对应关系的收集及系统记录，防止出现因无法进行合格性认定、确认对应关系等原因，导致风险缓释品不能发挥监管资本节约的作用。
（五）设置合规且有效的合格风险缓释拆分规则
第6篇
我的毕业论文致谢词
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范文
论文写完初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之前的几次初稿中，我的致谢这部分总是空着的，我清楚地明白，写完这部分，我离毕业也就很近了。
论文的写作过程是痛苦的，但终于写完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疲惫，也没有长舒一口气，而是百感交集。六年的喻园求学生涯，将划上一个句号，我的最美好的大学生活也将关上大门，从此，我将真正走出校门、踏进社会。
清楚记得自己在2002年9月刚入校的时候的稚嫩情景，而如今的我，早已完成了许三多式的华丽转身，而眼前这一切，我要感谢太多太多的人。
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没有他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取得如此成绩。面对熟悉的亲人，我们反而很难表达爱意。或许只有借助这样的机会，我才能放开声音对父母说声谢谢！在我25年的人生、18年的求学生涯中，他们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和支持，是父母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得以安心求学。父母都是最普通的工人，但他们给了我太多，父亲是70年代的省劳模、正直踏实，母亲善良勤劳朴实，他们是我成长的不竭动力。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难忘，最终化为两个字谢谢！
其次，要感谢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取得如此进步和成长。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赵振宇教授，这篇论文是在赵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从选题、构思到定稿无不渗透着导师的心血和汗水；在两年的硕士研究生求学生涯中，赵老师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风使我受益终身，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其次，感谢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耀老师，感谢新闻学院的全体老师，特别是吴廷俊和刘洁老师，感谢辅导员王潇潇、陈琳老师及学工组的何立群、夏、罗曼老师，感谢研究生工作部的金凌志、郑小建、刘老师，在6年的学生生涯中，他们或给我指路照明，或教会我怎样做人做事，或教给我知识与技能。衷心地对他们说声谢谢！
第三，要感谢我的朋友同学，没有他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如此值得留恋。感谢本科期间三羊斋的兄弟们张杨、杨扬、汤河，感谢硕士期间的五人组张瑞栋、郑焕坚、胡金波、徐剑桥，感谢所有给我提供帮助的师兄师姐们，感谢新闻学0201班、06硕新闻班的同学们，感谢我所参与的每一个社团中结识的朋友、同志，这些都是我大学的最宝贵的财富。
第四，要感谢我所参与的每个社团，没有它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感谢《新闻青年》报、新闻学院学生会、《华中大研究生》报，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会、《青年时代》杂志、新闻学院研究生会、06硕新闻学党支部。我的大学，我的社团，我的精彩！感谢我所有的实习单位《南通日报》、《江南时报》、《湖北日报》、《南都周刊》及我的所有实习指导老师。
如果说今天的论文算是一种成果，我想一定要奉献给以上所有要感谢的人。
致谢写到这儿，要结束了，但请允许我借助这么一小块地方，对母校说两句心里话。别了，韵苑、东一区，我最可爱的宿舍；别了，南大门，难忘的像；别了，东六楼，新闻学院的根据地；别了，白云黄鹤BBS；别了，世界文化名人园、青年园，校内为数不多的娱乐场所；别了，东九楼、西十二楼、西五楼、东五楼、东一楼，我曾今也是学在华工的践行者；别了，学二食堂、韵苑食堂、教工、百味小吃城、集锦园、百景园、集贤楼、西园、西门、南坑，华工的种种美食我会怀念的；别了，一号楼学术报告厅、大活、韵苑体育馆、东操、西体，这些地方留下了我组织或参与活动的印记；别了，人文讲座、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QQ签名档和白云昵称早已改成我爱华工，这也是我现在最想说的。虽然离世界知名高水平一流大学还有差距，但我绝不会为高考填写的志愿而后悔！华工的博大、积极、实干、活力，让我受益匪浅，在喻园这个泡菜坛子里，我收获良多。
学了六年新闻，虽然自己最终没有从事新闻事业，或许这是大学的一个遗憾，但对于新闻事业，我想套用一句俗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天是2008年5月18日，刚刚看到新闻，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5000年来第一次真正为普通公民下半旗，并暂停奥运圣火在境内的传递活动，这个决定或许不是媒体呼吁的必然结果，但最终和媒体呼吁的内容是一致的。现在的一小步，或许是历史的一大步
我毕业论文的致谢
致谢：
感谢我的导师XXX教授，他们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
感谢XX、XX、XXX等同学对我的帮助和指点。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供资料对于我一个对网络知识一窍不通的人来说要想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学习到网络知识并完成毕业论文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感谢XX同学在非常时期，我不能去实验室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指点我的学习。她可好了。她的QQ号码是XXXXX56大家要加他为好友呀。她经常在，只不过隐身了，大家要和他说话，烦死她。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养我的黄土高原，感谢父老乡亲，感谢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的父母。感谢我忘不掉的甘甜的汾河水，感谢太原那清新的带有煤渣的空气。感谢我幼儿园给我擦PP的小王阿姨，感谢被我在小学被我用小刀割烂裙子的女生，如果当时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现在去经历就不好了吧。
感谢幼儿园到大学期间拒绝过我的无数女生，不是你们我那有这么多时间从事我的技术研究，你们对我真好，我理解你们。还感谢那些被我拒绝的女生们（虽然目前还没有，但我相信以后也不会有的）。
感谢寝室里的患难兄弟，是你们4年来对我的蹂躏才使我的意志品质变的如此坚强，大学真锻炼人呀。
还感谢非典封校时期陪我玩网络游戏的同学，我们一起砍怪物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感谢网络游戏中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团长，是你给了我好多装备，让我身心得到愉悦，更好的投身到毕业设计的工作中。感谢不勘兽，感谢半兽人杀手，感谢哈比，感谢巨魔武士高卷，感谢灰狼给我光武，感谢《骑士》这个游戏陪我度过日日夜夜。
感谢SARS让我可以不用去实验室，天天睡到11点。
感谢人类当今的技术，不然我就没有毕业课题了。
没有感谢的了，再谢就太贫了。88
毕业论文致谢词幽默版
致谢：
首先我必须感谢这个谋杀我青春年华的地方，郑而重之附在大学时代的末页！
经过这次毕业论文设计，提高了我很多的能力，比如抄袭水平、把简单问题搞复杂的能力、不到字数誓不罢休的坚持精神、拖拉但不懒散的工作作风等。
感谢廖朝辉同学对我的帮助和指点，没有他的帮助和提供资料，对于我一个对经济管理知识一窍不通的人来说，要想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学习到经济管理知识并完成毕业论文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感谢韦怡同学在非常时期，在我写不出论文的三更半夜和我鬼扯。她可好了。她的QQ号码是198987703大家要加他为好友呀！她经常在，只不过隐身了，大家要和她说话，烦死她。
感谢养我的广西山山水水，感谢父老乡亲，感谢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的父母。感谢我忘不掉甘甜的郁江河水，感谢横县那清新的带有茉莉花香的空气。感谢我幼儿园给我擦PP的小王阿姨，感谢在小学被我用小刀割烂裙子的女生，如果当时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现在去经历就不好了吧。
感谢幼儿园到大学期间拒绝过我的无数女生，不是你们我就不会有这么多时间从事我的学术研究，你们对我真好，我理解你们！还要感谢那些被我拒绝过的女生们，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虽然长得很丑，但你们是坚强的！”
感谢寝室里的患难兄弟，是你们对我的蹂躏才使我的意志品质变的如此坚强，大学真锻炼人呀。
感谢大学生活让我天天睡到11点。
感谢人类当今的技术，不然我就没有毕业课题了。
我要感谢爸爸在一个腥风血雨的夜晚，将几千万的兄弟姊妹派遣到妈妈体内，然后也要感谢其它与我一同冒险犯难，当然更要感谢那一个卵子最后接受了我，在十个月后还要感谢开着拖拉机的出租车司机载我们全家去医院，并且感谢那一个实习医生颤抖着手，把我从妈妈体内夹出来，当然也要感谢那一个漂亮的护士姐姐拍了我屁股几下，然后感谢……
我要感谢蚊子，每当我想睡觉时，他们就会在我枕边耳提面命地说：“快起来写论文啊！”当我不理他们继续睡时，他们就会咬我一口，恨铁不成钢地说：“你还睡！”当我爬起来坐在计算机前，因为坐太久而需要活动筋骨时，他们轻舞飞扬地说：“来打我吧！”最后我把他们打死了，因为这股成就感而觉得前途光明时，黏在墙上的他们还不忘肝肠寸断地说：“去……写……论……文……”
我要感谢小泽圆、朝河兰、长濑爱、美竹凉子、高树玛莉亚……正是这些异国的友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敢于和封建伦理做斗争的人，视艺术为生命，对AV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们总是陪我渡过一个又一个写不出论文的夜晚，在我精神最不济的时候，适时地安慰我；在我思路不通之时，让我体会到通畅的；在我灵感枯竭时，让我了解到泉涌的喜悦！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她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将会是我往后工作、学习中的榜样；她天使的脸蛋，魔鬼的身材，循循善诱的教导，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了我无尽的启迪。未遇到她之前，我犹如轻尘栖弱草；遇到她之后，我犹如贱妾逢良人。每思老师对于我的恩情，如山高如海深，我生当衔珠，死当结草，老师若病，我侍药；老师若崩，我当扶棺。来世必作牛作马作狗作猪，以报答老师对我的浩荡师恩。
第7篇
论文摘要：资本结构是否存在行业相关性一直为国内外很多学者所争论,从实证结果来看观点也不一致。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2年的资本结构数据进行非参数检验和回归分析,认为在我国,行业门类对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显著性影响,且这种影响普遍存在:而同一行业门类的不同次类之间,资本结构差异不显著。
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
对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进行研究，选择科学的行业分类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方法的科学性必然会影响实证的研究结果的正确性((Kahlet和Wakling,1996)并且不同级别的行业分类对公司分组的效果也是不同的，Claike(198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被美国标准产业分类(SIC)分为不同大行业的公司间差异较大，而同一大行业中不同小行业的公司间差异井不撤著。本文采用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它是比较科学的行业分类}d、准，也是日前用于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的官方标准。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把样本公司分为13个门类，对制造业又细分为10个次类。之所以这样选择而没有选择大类和中类，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数量不多，且多属制造业。若选择分到中类则每个类别的样本数量太少;若选择分到大类，除制造业外其他门类下的大类中所含公司家数也较少。所以，以门类作为分类标准，将制造业下分为次类，通过研究资木结构的行业门类特征、同一行业门类内不同次类之间的资木结构特征就可以较全而的考查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征。
二、数据样本与研究方法
本部分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即资本结构表征指标的选择、样本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选择。
1,资本结构表征指标的选择
鉴于中国股市约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不能流通的现实，我们采用账面价伯而不是市场价值，这是与国外不同的一个地方在各种负债比率中，总负债比率由于概念简的一和容易计量而被国外大多数国外学者所采用，本文也采用这一指标。文中所采用的则务数据均来源于上市公司的年报。
2、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的是国内A股上市公司2000-2002年三年的资本结构数据，并对相关行业的公司样本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其具体原则是:(1)为避免新股的影响，选取1999年12月31口BU上市的A股公司;(2)为避免异常伯的影响，从原始样本中剔除在2001年、2002年曾被ST和PT的公司，以及前一年负债比率大于100%的公司;(3)为保证样本的行业的恒定，剔除了2001年和2002年主营业务变动的公司;(4)剔除了跨行业经营的综合类行业的公司。
经过调整，最后剩下648个样本，分属于12个行业门类。鉴于深交所和上交所行业分类上的不一致，我们研究相似行业间资本结构特征时采用的是次类法，没有进一步细分。选取制造业中的395个样本，分属于10个次类，这也能反映中国A股市场的实际情况，对结论影响不大。
3、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行业间的资本结构的差异性，我们拟采用两个步骤。先检验总体样本间的负债比率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如果有的话再进行行业间的两两比较，以考查是否由于个别行业的异常伯而导致了检验的显著性，为了研究行业因索对公司间资本结构差异的解释力度，我们以行业门类为虑拟变量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三、资本结构行业特征的实证分析
1,资本结构行业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特征上金融保险行业的负债比率最高三年的平均信达到78.57010:然后依次是房地产业、建筑业、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均在50%左右。这是因为金融业以负债经营为主，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也属较高负债经营性行业，而信息技术业在中国处于高增长时期，资金需求量大，因而负债较高。这都与其所处的行业有关;同样，传播与文化业、社会服务业、水电煤气生产及供应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采掘业或由于其投入少〔前两个行业)或由于其固定资产占比高(后四个行业)而负债比率普遍偏低，这也可以用行业特征自接解释。这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
我们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纵向来看，在这三年中负债比率不断有上升的趋势、这是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造成的。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即新上市或增发配股后负债比率较低，随着募集资金的不断投入使用，再加上公司的盈利能力差，只能靠重新借贷资金来维持经营，从而使得负债比率上升。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根据1991年的数据，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负债比率分别是:58%,69%,73%和71%。而Booth等(2001)对巴酉、印度等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在制造业的十个次类中，我们发现造纸印刷业、机械设备仪表等几个行业负债比率较高，达到45%左右。同样，在三年中10个次类公司的负债比率也旱现上升趋势
2,资木结构行业间差异的假设检验:
(1),对于不同行业间差异的检验，我们采用KrnskaL-WaLlisH非参数检验方法，其原假设是HO:各行业间的负债比率没有显著差异。因为这种方法不要求满足正态分布和方差相等的前提条件，适用范围较广（SCOtt，1975）。而行业间两两比较我们采用最小显著差异LSD检验（Bowen等，1982）,因为它对两两差异的存在比较敏感。
不同行业间负债比率的KrnskaL-Wa11isH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表2为12个行业门类间的比较;而表3为10个制造业次类间的比较。从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行业门类间的资本结构具有显著性差异，且三年中检验统计量差异不大，说明这种差异具有稳定性;而对10个制造业次类来说，在95%的置信水平下均不显著，可认为不同制造业次类间资本结构没有差异。
(2)、行业间的两两比较
我们选择最新的2002年数据进行行业间两两比较的LSD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中可看出行业门类间的检验结果中有43个检验结果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要优于郭鹏飞、孙培源(2003)基于2001年数据所做的检验结果。这此显著的结果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很多行业门类之间，说明行业间的资本结构差异并不是由个别行业的异常伯引起的。我们对10个制造业次类进行的两两比较的LSD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在90%的置信水平下都不显著，与在表3中的结论是一致的。鉴于篇幅有限，在此省略图表。
3,资本结构行业特征的回归分析
对于行业特征的回归分析，我们是通过引入行业虑拟变量进行的单独考虑行业因索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Debt是公司的负债比率，I为行业虑拟变录，当公司属于该行业时，I就取1,否则取0。
我们之所以用11个虑拟变录而不是12个，是由虑拟变录的引入原则决定的，是为了避免共线性问题。其中我们舍弃的是制造业大类，目的是减小大样本数据对结果的影响。2000-2002年样本公司的线性回归结果见表4，可见，行业对负债比率差异的解释力三年中都是非常显著的，且三年中行业因索的解释力度均在10%以上平均为11.53%.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非参数检验，我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行业性差异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引入行业虑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此结论，并且我们试图尽可能地给以一定的解释。
1.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公司所属行业对资本结构具有显著性影响，且这种差异在行业间普遍存在。这与国内外的大部分实证结果相一致。其中大约有11.53%的资本结构差异可由公司所处行业门类来解释。
2.行业门类间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高度稳定性，而行业间差异也具有稳定性。这也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同。
3.同行业次类间的公司资本结构无显著性差异，即不同行业门类的公司间资本结构稳定性程度远高于同一行业门类不同次类的不同公司之间。这与Claike(1989)对美国的研究相吻合。
由以上的实证结果可知行业确实在我国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索。但具体来讲，一个公司所处行业对其资本结构的确定如何起作用，从而限定其在哪一个区间是一个最优的水平却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由于行业门类间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高度稳定性,且其间的差异也具有稳定性,所以在我国现有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起重大作用的今天，国家在信贷政策上应该关注行业的资本结构的变化，从而可以有效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产业过热风险的控制。现在我国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政策的调整和近期对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政策调整也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张岗，2001:《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2,郭鹏飞，孙培源,2003《资本结构的行业特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5期
3,陆正飞，辛宇,1998:《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索之实证研究》，《会计研究》第8期
4,吕长江，韩慧博,2001:《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点的实证分析》，《南开管理评论》第5期
5、王娟，杨凤林，2002:《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索的最新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8期
第8篇
一、关于金融体制改革
参加论坛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就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认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不是现代化的，还有待于现代化、规范化、优化（结构优化）和强化。目前，中国金融创新迫切需要解决诚信严重缺失、结构严重失衡和体制严重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诚信、信用和信誉应该是立人、立国、发展经济、发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改革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体制严重缺陷是在强而有力的、人为干预下形成的，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去摧毁，而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去逐渐地摧毁。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诚信问题，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规范化、优化、强化，才能够使我们国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教授则从金融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五种结构和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她认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金融总量快速增长与高风险、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结构变化相对总量增长而言缓慢，优化程度不足；我国现在的金融结构带来了市场的低效率和高风险；现有金融结构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和国家。因而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进金融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国家利益流失的观点。她用存贷比和存差两个指标来说明我国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释了金融业运行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会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并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资，从而出现外资挤出民间投资和资本大规模的输出，即引致资本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储蓄-投资的转化率下降、经济转型的进程延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减少以及外汇收益流失等。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会导致垄断利润和政策补贴流失；金融中介不足会引致社会资源黑洞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要重视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财经大学王爱俭教授则从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口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问题。她指出，发展社区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社区银行有产权结构、交易成本、市场效率、经营灵活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社区银行的发展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将现有条件成熟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二是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三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
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及金融服务业的就业量等三个指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业是发展滞后，而不是改革滞后。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表现在：金融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明显乏力、金融业结构不均衡、金融业内部各微观主体缺乏竞争力等。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既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业本身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导思想上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真正的产业来发展。把金融业作为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有完善的金融业发展规划；放松金融业管制，减少干预；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副教授指出，加强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紧迫课题。他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从宏观层面，需要有利于风险管理的国家规章制度，要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权、期货等。另外还需要大批人才，这是由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决定的。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层面，风险管理需要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的高层介入。从报酬系统方面，必须使交易员的报酬与其风险挂钩。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建立这些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学费”。
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在新环境下，风险管理作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而风险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随着市场趋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非但没有消亡，在转型后反而勃发生机。金融中介具有风险管理优势。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风险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业银行创新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本次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江春教授从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的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导致我国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也产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而后者被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目前升值的压力只是一个短
期的现象。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效益。如果中国的经济效益很低，如果我们不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话，人民币今后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
二、关于商业银行创新
2004年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在本次论坛上也成为重要内容。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从何为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是否需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否完善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金融安全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引进外资问题。他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银行业的股权改革；实现治理结构的更新；借助国外的力量、信誉走出去。引进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为战略投资者，并不取决于引入方的标准和判断，而应取决于投资方的战略选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对投资者回报的高低。但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只能改善治理结构，而不能完善治理结构。影响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周期，而不是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因，而不是内因。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
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
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提出了“商业银行向何处去”的8个困惑：（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还是改善其治理结构？（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国国有银行上市的地点应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4）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一定要卖给战略投资者？（5）银行的股权能否转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6）如何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转让进行定价？如何对一些隐形的资产定价？（7）什么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治理结构？（8）通过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银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进先进的管理与先进的技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这几方面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的胡援成教授则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评价。他发现，综合比较来看，通过改革，国有银行效率在逐渐提高，与其他股份制银行比较接近，但总体上还有差距。同时，他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与政策推动、扶持是密切相关的。要做到可持续，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特别像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关于现代商业银行的命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认为，要么并购，要么被并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业银行跨行业经营变得容易；二是网络化导致商业银行机构过剩；三是国际化带来了跨国并购的兴起；四是同质化使得银行间并购相对容易。面对全球并购大潮，中国要实行多项“两手抓”：第一，政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振兴民族银行，通过并购要把民族银行做强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银行被掠夺式并购，政府要制定并购边界和反垄断措施。第二，商业银行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产品经营，一手要抓资本运营。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银行知识传播，一手要抓投资银行知识传播。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金林教授着重分析了银行保险这一创新业务。他认为银行保险是集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为一体的金融创新。目前，这一创新还存在许多障碍：一是分业监管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进入市场的深度和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三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近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主要是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从长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要积极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银行和保险共享的信息网络资源系统，加强银行与保险的合作。
三、关于资本市场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既有资本市场的一般特点，也有中国的独特背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由于政府对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不应过多地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市场问题，而应从监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资本市场中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彻底抛弃为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指导思想。政府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正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无论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两个效应，一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间的、社会的财富增长相对缓慢，中国的国民并未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分享到应有的实惠，因而是一种“贫困的增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效的社会存量财富的支持，为此要建立保护社会存量财富的法律制度，同时还要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发展一个强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其次是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第三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就基本形成，我们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
上海财经大学杨大楷教授认为，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发挥较充分，而其他功能严重不足，募集资金使用严重不规范。同时，政府主导资本市场，使有限的资金大量注入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因此，要保障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认为，从功能上看，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明显的差异。这决定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它们既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并非“致命性”的打击；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但并未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总量出现萎缩，相反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舞台。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筹资者、投资者、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和工具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说没有商业银行就没有资本市场，至少可以说没有商业银行的参与就不会有资本市场今天的成就。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商业银行成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体系”。
四、其他金融与投资问题
在本次论坛上，学者们除了围绕上述主题展开讨论外，还对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和中部崛起两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第9篇
【摘要】本文基于人本资本结构理论,从人本资本视角出发,对企业人本资本结构进行了划分,并以3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就人本资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发现,人本资本结构能够很好地解释公司的业绩。
【关键词】资本结构;人力资本;人本资本;公司业绩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漫长的初级阶段,商品生产者自己经营自己的作坊,在这一时期,“企业”的经营者即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纯粹是为自身的利益打算。但是这种生产经营主体不仅生命周期短暂,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差,生产能力低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出现,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委托—现象,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由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于是产生了经营约束、监督和激励问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控制资源的增多,在发达的资本市场的作用下,企业的股东数量不免越来越大,即企业的所有权难免十分分散,单个小股东既没有动力,也无法承担巨大的成本去监督和激励企业的经营者,于是在相互分离的股东中产生了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企业的治理结构便越来越倾向于经理层,出现了被贝利和米恩斯(BerleandMeans,1932)所称的“经理革命”,公司的治理中心由股东转移到经理层。为了制衡经理层权利的失衡,又产生了所谓的“资本觉醒”。公司的治理结构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不断地寻找制衡点。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成为学者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一、相关研究回顾
传统的公司理论认为,资本雇佣劳动,企业是围绕资本所有者筹建起来的资源和契约的集合体,对公司价值的研究,自然而然的多是从资本结构这个视角来进行的。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大致经历了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传统理论、MM理论、权衡理论、委托—理论、信号揭示理论、啄序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这几个理论阶段。Masulis和RonaldW等研究发现,公司债务与权益比同普通股的期望收益呈正相关关系,国外学者更多的是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Lapozta(1999)和ThomsenPedersen(2000)就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国内陈小悦和杨晨(1995)研究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收益同负债权益比呈负相关关系。其他的相关研究结论各异,既有发现公司财务杠杆率同公司业绩正相关的,也有发现他们负相关的或不相关的。随着信息技术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要素得到了很高的重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指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于是,如何激发企业经营者知识和技能的潜力,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成为研究的新方向。美国学者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持有较少公司股份的管理者不能最大化股东财富,因为他们有动机追求在职消费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实施股票计划可以激励管理者选择和执行能增加股东财富的行动和投资机会。Mehran(1995)随机抽取了153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CEO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Morck,Shleiferh和Vishny(1988),McConnell和Servaes(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91),Griffith(1999)研究发现,CEO的持股比例同公司业绩相关,但并不是单调线性的相关关系;Himmelberg,Hubbard和Palia(1999),Palia(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或弱相关关系。关于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袁国良、王怀芳和刘明(1999),魏刚(2000)等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关系或不相关;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石建勋(2003)和葛文雷、荆虹玮(2008)等却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2001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意见,指出要求上市公司增设独立董事以来,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对公司治理和业绩起到了积极作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问题。熊俊顺和许敏(2008)随机抽取了沪市39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制度同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高军(2006)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制造业板块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有促进作用;朱治龙和王丽(2004)以及吕兆友(2004)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
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动摇,管理层股权激励、技术入股、专业技术人员入干股、风险投资的价值导向等充分说明:对于信息技术经济时代稀缺的具有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已呈现出人力雇佣资本的态势。我国学者盛明泉、倪国爱、丁胜红等在论证最优资本结构存在的同时,揭示了资本结构的人本思想,即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人能力的最优条件,核心是人本资本结构理念。本文试图从人本资本的视角,探求人本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二、研究理论及假设
本文从人本资本角度对公司治理的要素进行划分,从而形成人本资本结构。人力资本雇佣、吸引物质资本,物质资本围绕人力资本组成公司实体,资源配置影响权利,权利作用于资源。各种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影响权利分配。企业经理人拥有经营管理专业知识,独立董事拥有专业领域专门知识,投资者拥有资本的投资导向能力,核心技术人员拥有特殊知识和技能,普通员工拥有劳动能力,这些人力资本相互结合,决定企业的权利分配。本文研究的假设有:
假设1.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与公司业绩有相关关系。
假设2.资本配置决定权利分配,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业绩。
假设3.人本资本可以由相关指标有效度量。
假设4.人力资本决定人本资本结构,人本资本结构又反作用于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人力资本潜力的发挥。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置(见表1)
1.被解释变量:公司业绩
公司业绩的考核指标有会计利润率和公司价值指标等,而公司会计利润可以采用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和息税前利润率等等;公司价值指标可以采用公司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托宾Q值)、公司股票市值等等。笔者选取净资产利润率来作为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主要是因为我国股票市场的很多特殊性造成公司市场价值可参考性小,同时净资产利润率相对于其他会计利润率指标而言更能体现公司对单位权益资本的利用效率。
2.解释变量:人本资本(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
从人本资本治理角度,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人本资本的最优结构,本文将从人本资本治理结构角度出发,将公司人本资本划分为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同时将核心技术人员人本资本纳入管理层资本考虑,因目前企业的普通劳动者提供的主要是同质性的劳动,而且其人力资本尚未被纳入公司治理之中,所以本文暂没有将其记入公司人本资本之中。同时本文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指数来衡量管理层资本发挥效用程度;用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出勤率衡量独立董事资本发挥效用程度;用平均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债权人资本;因为小股东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小股东的人力资本也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和发挥,不能将其纳入人本资本,所以采用前五大股东持股率来衡量所有者资本。
(二)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假设和变量设置,设置如下回归模型:
ln(Y)=α+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ε
其中,Y为公司业绩,以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X1为管理层资本,以管理层股权激励指数(GC)来衡量;X2为独立董事资本,以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出勤率(DC)来衡量;X3为债权人资本,以平均资产负债率(ZC)来衡量;X4为所有者资本,以前五大股东持股率(SC)来衡量;ε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尚未考虑的如普通职工人本资本、宏观经济形势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三)数据描述、处理和回归分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6年已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股东大会通过股权激励方案,2007年执行了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考察的是2007年度的公司业绩和其他指标。通过对样本进行必要的筛选,剔除了几家亏损企业的数据,得到3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的数据来自新浪财经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1.样本描述
由表2数据可知,我国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净利润率相差很大,但平均净利润率较高;管理层持股指数相差很大,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程度和覆盖面相差很大,但平均管理层股权激励力度很小;我国独立董事出席会议的出勤率很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独立董事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另外,我国前五大股东的平均持股率很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但是个别公司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2.多重共线性分析
由表3数据可知,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没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存在。同时发现,债权人资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很小。
3.估计模型
笔者运用OLS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估计结果如图1:
由图1可知,解释变量债权人资本未通过显著性水平取0.10时的t检验,其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稍后再对此作分析,在此先剔除这个解释变量,于是,回归模型可以设置为:
ln(Y)=α+β1ln(X1)+β2ln(X2)+β4ln(X4)+ε
通过重新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估计结果如图2:
由回归结果发现,所有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取0.10时的t检验,且F值也大于F0.10(3,28)。下面对该模型进行其他的相关检验:
(1)自相关性检验。本文选用的是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横截面数据不需进行自相关性检验。
(2)异方差性检验。运用怀特(White)检验,得到辅助回归方程的nR2=18.36150,p=0.031204,所以模型存在异方差性,这时OLS估计不再具有最小方差的特性,此时事实上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才是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BLUE)。一个很常用的做法就是将权数直接取成方差的倒数,即ωi=1/δi2,本文取权数W=1/e2,可以得到以下的估计结果如图3:
(3)对新模型进行异方差性检验。运用怀特(White)检验,得到辅助回归方程的nR2=3.745630,p=0.927343,所以新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4)对新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通过分析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新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4.模型分析
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是管理层人本资本、独立董事人本资本和所有者人本资本的效用的发挥程度。其中,公司业绩关于管理层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094957,关于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620929,关于所有者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671285。
(四)对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所得到的模型中,债权人人本资本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可能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片面追求信贷规模,对信贷风险和安全性的控制不足,银行并未重视对贷款业务的后期监督,实质上银行并未参与公司的日常治理和监管;另一方面,我国的地方政府有时甚至充当了“担保人”的角色,帮助企业取得借款;而其他法人和个人在借款时更关注企业的口碑等商誉,而不大重视企业的经营实力等。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企业的债权人人本资本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企业的管理层人本资本、独立董事人本资本对企业的业绩都是起促进作用的,所以我们要提高管理层持股指数来促进管理层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同时促进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公司业绩与所有者资本呈负相关关系,这主要由于在其他人本资本利用程度不高的环境下,我国的上市公司由于特殊的国情,股权过度集中,所有者人本资本仅发挥的是大股东所有者人本资本,这时,所有者人本资本的作用更倾向于维护大股东的利益,从而侵占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有者人本资本的作用不再是发挥每一单位权益资本的效用,而是谋求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和其他特殊目的,而且由于其他人本资本利用效率不高,这时所有者人本资本缺乏制衡力量,公司的各种风险增大。
四、结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与管理层人本资本和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利用呈正相关关系;我国债权人人本资本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其与公司业绩没有相关关系。另外,我国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集中度过高,所有者人本资本仅能代表少数大股东利益,而且缺乏必要的制衡力量,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业绩同所有者人本资本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要适当增强企业其他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发掘职工人本资本,充分利用债权人人本资本,促进管理层人本资本和独立董事人本资本效用的发挥,适当降低上市公司股权的集中度,提高所有者人本资本的质量,使企业内部的人本资本结构实现长期的动态平衡,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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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资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卫先生最近发表的大作[1]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由此所得教益极多，因近年一直从事典当业、高利贷资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与大作内容联系颇为密切，一些问题我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观点虽稍有不同，却似有所补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如下，以就教于科大卫先生及其他学界大雅。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题问题；第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第三，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1]发育程度的估计问题。
（一）“作坊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称之为“作坊资本主义”,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原因，所以“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的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张改弦易辙，到“祀产的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1］（p59.61.67）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资本主义”呢？还是明代以后的“祀产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即“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从资本生产即生产方式的角度还是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P67.P64)呢？这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及研究的主题问题，值得我们首先为之置辩。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时，亦欲仿科大卫先生文之顺序，先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予以适当的认识和界定。
应该说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马克思的定义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 P358)这一起点的外在组织形式便是工场手工业，它存在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 [2]( P373)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2]( P402)这一定义20世初的法国经济史专家保尔·芒图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4](P9.P20)重视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马克斯·韦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虽然认为“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且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 [5](P215.205)韦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形态是一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6](P11)
在《世界经济通史》第22章中他还指出：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须具有六个先决条件方能成立，即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由劳动，因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则将资本主义视作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和群众以货币、信用、土地、生产性设备和原材料库存等形式拥有资产。他们用这些资源雇佣工资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劳动生产出农业和工业产品（商品），然后将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以实现利润。”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8](P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制度”、“交通经济的组织”、一种“理性的工业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而“自由劳动”或者说“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雇佣劳动中“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探讨明清手工业、农业、矿治、航运等行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及发展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了。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的呢？是否如科大卫先生所言“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过程”呢？[1](P5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流通、生产的全过程，或者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变换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个的循环运动。以图示则大体如下：
资本循环总过程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市场上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
第二阶段：资本家监督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创造出大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变为商品资本。
第三阶段：资本家出卖商品，商品的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预付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
。
其中第一、第三阶段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次，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只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重商主义时期——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时期——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经济学才从流通过程出发。马克思认为这只抓住了假象。因为这实际上这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时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3](P376)既然这样，马克思怎么会在《资本论》中通篇都去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呢？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资本流通的制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必须重视资本流通制度即资金市场的研究并将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必须完全转向资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时必须否定前者，是否必须到资本流通制度的发展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而不理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还须进一步商榷。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还必须重新加以探讨。才能确定生产方式变革与资本流通两个因素孰轻孰重。[2]
从中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整体状况看，除史学之外，较早的有以马克斯·韦伯及W·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本世纪2、30年代以著名经济史专家H·皮雷纳为代表的商业学派等[10]，比较近期的研究则有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陶蒲（Maurice Dabb）[11](P8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等。
这些作者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从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史学侧重生产方式的变革，关注新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的成长；如W·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注重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纳注重商业的作用；[10]布罗代尔注重高层商业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12](P87-93)黄仁宇总结意大利、尼德兰、英国的经验，概括出信用、专业经理、及经商技能三个因素，并指出重点是信用及法律对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视信用因素，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小生产者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微小的，因为手工业、小农业等“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15](P509注1)但是从流通领域中，很早便积累起了货币财富，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同小生产，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它主要对小生产者放贷，也对那些显贵主要是地主放贷，这是高利贷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贷资本也有其他的“从属的形式”，如商人借贷货币作为资本去牟取利润的形式[3](P671)。至12世纪以后，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对立因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在12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海外贸易及建立在这贸易基础之上的批发商业及国家摆脱旧式高利贷和货币经营者的需要，设立起了“信用组合”，在17世纪的荷兰，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与后来的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使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的垄断自然地被了。在17世纪后30年及18世纪初，整个英国都有一种反对高利贷、使工商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的要求，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而且不久确实设立起来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货币，限制贵金属的流通[3](P680-683)。这样银行制度便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资本分配的权力，从而将社会上可用的、可能的资本交给产业、商业资本家分配，这使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在反对高利贷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及其他信用组合发展起来了，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信用货币发行，贵金属流通受到限制，银行制度便夺取高利贷资本掌握的分配社会资本的权力。总而言之，信用这一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及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 14、15世纪欧洲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外包工制”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12](P18)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然这种初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家庭纺织工人和他的工具，诚如布罗代尔所言“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家庭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初起时显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本或那么复杂的资本制度。即使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 [12](P115-116)不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大多数企业的开业资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筹自个人及其家庭、朋友、邻居……厂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来别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转资本，而这往往是通过赊帐买进、现金卖出挤出来的。”[14](P264-26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纪从流通领域积累起来的资本，事先购买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与雇佣劳动工人结合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便是资本的真正的积累过程。[15](P511)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生产并不需要太大规模的资金，因而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对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价似不宜过度。
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否定工业革命与金融信用（资金市场）的关系。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15-18世纪）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即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稍加强调而已。到了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与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便发生了本质的关系。依约翰·希克斯所论，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欧洲18世纪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科学尤其自然科学的推动下，机器工具及动力发明，引起投资扩张及形式变化，机器的应用使手工业企业中固定资金开始代替流动资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资本货物种类增加。以机器为中心的固定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价值只能逐渐释放，这样就对取得流动资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适应海上及陆上长途贩运贸易、批发贸易之需求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各种债券很容易地在市场上出售，流动资金比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利率水平已经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业革命便得资金市场（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16-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以高利贷、商业信用、各种形式合伙制为代表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高利贷中生产性、资本性放贷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区、行业中与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表现出稳定和下降；钱铺、钱庄在进行货币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清代以后帐局、票号兴起，在进行京债放贷及货币汇兑业务的同时，也多对商人放贷。再加上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当铺资本性放贷加强，各种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合伙资本规模大为扩展。各种金融机构、经营信誉较好的商业店铺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项存储，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大大加强了作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铺店零售商人还通过“赊”的手段获得信用。所有这些使工商业者能够较快地筹集资本或获得流动资金，从而较好地适应了16世纪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手工业的地区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经营发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以下将详细论之。至于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初工商业企业与资金市场关系问题，不属本文范围，此不具论。可参见洪葭管[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为了否认所谓的“作坊资本主义”，科大卫先生极力否认工厂制度与作坊的关系，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1](P59)这一观点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厂制度既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或“制度”）绝对不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僦而就的，从西方经济史看，至少经历了独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工厂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国虽未经历独立的手工工场阶段，但后世大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包涵了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包涵了与工厂制度有关的另一极即有关资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资本组织方式、企业经营方式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阶段积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使发生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制度的产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工厂制度既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技术基础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以来不断积累的生产关系（或曰制度）基础之上。就中国的情况看，近代工业虽由国外移植，但不少工厂即建立于手工工场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少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化成了近代化工厂[25]（P 77-78）第二、生产关系确实是适应于与特定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的，但生产关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否认这种独立性、完全割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货币、借贷、合伙、典当等与资本流通有关的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评价，但既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资金市场即资本流通方式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条件问题。
[1] “资金市场”系方行先生谈到封建社会要素市场时所使用的概念，参见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刘秋根，男，1963年生，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应该指出的是：科大卫先生之文寻找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即近代机器工业传入中国、中国开始兴修铁路、开发矿山时，中国本土为什么没有出现可以提供大额工业贷款的资本家，以致只有官督商办、由国家出资或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原因。与这里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制度的关系问题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区别。
（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
科大卫先生谈到宗族财产的合股占有时指出：“祀产可以比生意的合伙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有名义拥有财产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许可以说，祀产是传统中国对没有皇帝特许的情况下，如何合股问题的一个答案……祖先和神明成为唯一有可能维持永恒不变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期待会有长期存在的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资本性组织。如果说明清时期有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那么它们就是尝产和庙产。”“许多祀产都表现了企业性的目标。”商人贸易是用号的名义做的，而却用堂的名义拥有房地产。“这些生意和财产，或者其中的股份，就会成为以堂名义设立的尝产，传给子孙，而子孙不能将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卫先生认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尝产和庙产，虽无皇帝特许，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资本组织，“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庙产、祀产具有法人特性的问题呢?
应该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从西方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发现在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种多样的商业社团组织，如行会、合伙等，而这些社团是在从自由设立到特许设立的过程中转变为法人，而后又由特许设立转变为自由注册设立并进一步向大众开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会的转变为例，认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追求。”“正是求助于国家权力的加入，以形成私人力量难以单独实现的行业垄断。”而国家之所以确认商业社团的法人地位，“正是将商业社团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因此法人初始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团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21](P157)
从西方法人制度发展的一般进程看，它经历了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的发展过程。早在13至15世纪的英国,大部分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法人社团。16世纪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大，此类特许公司普遍起来，此后，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伴随着特许制向准则设立的过渡，特许公司才逐渐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许公司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公司，资合不是必要条件，随着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从特许公司衍生出一种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贸易组织。（joint stock company），这是一种行政垄断权与资本相结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称特许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形成，独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与此同时，在特许公司出现很久以前便已出现的各类合伙企业，即非特许企业也在不断申请而成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最初只不过是行会即基尔特组织的海外贸易延伸而已，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它才向国内各行业延伸。
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壮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经大量被转让的基础上，向社会募集股份资本及合股股份的转让随之兴旺，17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已经有较固定的股票交易场所。但股份交易引发社会投机，发行可转让股票成了一种无本取利的特权，大量商人假冒特许公司参与股票的投机，引起股票泡沫化，为了打击投机，扭转这种股票泡沫化趋势，以1719年英国泡沫法案为代表，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但这一法案亦严重伤害了股票投资者，至1825年，英国泡沫法案废除，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出台，规定废除特许法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注册的方式，获得组建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是特许法人还是自由注册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转让。从此法人失去了受领垄断权及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这样政企分开、政府职能在私法领域受到极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无论特许设立还是依法自由注册设立，法人资格都是国家给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现是国家对营利性商业社团追求行政性垄断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团则力图通过公法权力的干预，达到取得垄断某些行业经营权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过程？
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谈到合伙与法人问题最早的当推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先生，他将中国古代合伙分为三种形态，认为即使是均等出资、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对抗合伙的出资者，“具备了作为第三者的团体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类型的合伙，“带有对抗于无机能资本家的独立性”及“独立于机能资本家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是一种“具备了相当接近于法人资格的团体性。” [24]( P718)而对铺东型合伙却认为“合伙的独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达到所谓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见今堀先生是从团体性角度探讨法人问题的。吴承明先生论及明代晋商资本合伙制时认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 [25]彭久松、陈然认为四川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极类似于近代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由不同的财产主体按一定章程组建的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联合体”。[26]曹树基认为：清代台湾垦号是股份制企业，“类似于现代的法人，它拥有独立的资产，具有法人资格，承担民事责任。”“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27]《中国民法史》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民事权利主体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为“中国法人组织是从清末开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颁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应该说，就中国古代的整体情况看，手工业、矿冶业、商业中的合伙制店铺、作坊、工场或一次性的合伙贩卖的结成，均是依事实设立，而不是依法设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经营并不依据特定的法律规范，不但国家成文法中没有相关内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关城市对工商业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关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处理与合伙组织有关的问题时又确实是将它作为团体来处理的，以区别于参加合伙的各股东个人。这一事实表明合伙作为一种营利性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民事法律主体之一，其财产的占有及经营活动的开展，是以团体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其权利义务与合伙各股东个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企业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颁行的有关法律条文，如公司法所赋予的，即是国家法律给定的，”[23](P31)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组织或公司组织等营利性社团才是法人，因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是谈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几位学者那样从合伙的团体性、合伙组织的内部特征、设立及存在的时间长短等法人的非本质特征来确定合伙是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似乎也是不准确的。这样看来，将庙产、祀产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确了。
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公司）是怎样被赋予法人地位的呢？
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类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行”的组织，唐宋时代“行”的组织，除了同行业集会、平常经营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业者进行征敛。宋人记载言：“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团行》)明中叶以后，会馆出现；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会出现，这些类似于西方基尔特的组织才具有了管理垄断工商业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发展的差异，“行”也好、“会馆”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国封建国家没有明确地以某种形式赋予它以法人的资格，而且最终“行”、“会馆”、“公所”等组织也未演变成实际上的营利性社团组织。
与西方特许设立形式上有些类似的事件是明清时代牙行的凭帖设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准，给予官帖，才能设立。从官帖所登记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营业许可证。由官府查选地方殷实可靠的人户充当。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规定各省牙帖定数，从此以后，牙行设立不许随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职能，一是替商人服务，即在商品交易中发挥居间、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执行某种市场管理的职能，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维护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这样看来，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虽不是被特许经营，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的意义，因为牙帖数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场中，一家或几家牙行是有一定垄断专利的意义的。而且政府也通过牙行执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凭帖设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确与西方公司的特许设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为两项本质特征的区别，使我们还不能断定二者之间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凭帖对牙行是否专享其特定名称、统一印章，其成员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称发讼或应诉等即关于牙行主体特征缺乏规定。第二、对于牙行的机构、合股原则、成员责任、牙行担任的政府职能等也无明确的规定。因而牙行虽凭帖设立，但也很难说他已经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论文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了专司对外贸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与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许设立、垄断远东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东印度公司。方流芳认为，二者颇为相似：（1）同是权力当局特许设立；（2）同样分担政府职能，行使公共权力；（3）同样从政府处获得垄断特权。作为分担公共职能的补偿；（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体，且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种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特许法人社团呢？方流芳认为是肯定的，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巧合背后隐含着法人社团的共同源头——公共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混合。”[21]（P164-165）但是这种观点理由似乎也不充足，虽然洋行特许专营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浓一些，但与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样，同样缺少法人特许设立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故而也不能说清代洋行己经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团。
综上所述可见，法人制度的确立暨合伙、公司等营利性社团组织被赋予法人资格，在中国已经错过了特许设立的阶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订，他们才真正取得这一资格，[2]当然，诚如方流芳所论，西方近代商业公司（非行政垄断性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制度虽然引入中国似乎毫无障碍。但是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公司真正转变成近代商业公司却步履维艰。从推行的过程看：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资企业中推行，华人投资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国自己创办的所谓“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最后才是民间资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业。[23]（P103-173）还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公司企业之被赋予法人地位，大体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即先是因外国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而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则》公布（1986年）以后，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也与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一样获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规定私人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为法人。[31]中国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体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
[1] 原文最早发表于1957－1959年。
[2] 当然从近代营利性法人社团的公司的建立到清政府颁布《公司律》，中间有一段真空时间，此时的公司实体是否法人呢？还可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纪的欧洲，从高层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业的运作，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接踵而来的，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business financing）、债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些制度视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1](P64)那么，此时的中国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了呢？应该说，确实有些近代工业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如保险业、股票交易所等。但整体上估计，适应15－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资金市场发育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专业性地区集团商人活动的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谓银行、商业融资等在当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当时工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债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对有关事实稍加申述。
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国经济史界的一个老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对唐宋时期专营存款的机构——柜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述，认为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者，中国早期银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两点尚不能完全证实：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进行放贷等经营？故而柜坊是否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实际上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质库、典当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特色，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经营机构、地点、资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为宋元以后它既进行固有的动产抵押放贷，而且还经营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当铺还根据本铺资本及信用状况，发行钱票，这样它作为近代金融机构的特色就更浓厚了。如果专论15－18世纪，则除了当铺之外，钱铺及帐局也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性质。至少从16世纪开始，钱铺在进行钱银兑换业务的同时，也进行各种放款；早期的帐局以放京债为主，逐渐也对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农民等城乡居民家庭及店铺存款。
至于商业融资，如果是指对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放贷的话，那么中国15至18世纪这种资本性放贷是相当普遍的。除典当、钱铺、银号、帐局等银行业机构对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资金放贷外，一般商铺如布铺、绸锻铺、杂货铺、盐铺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贵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闲置资金及家财对商人放贷。这种放贷包括开办资本及流动资金放贷。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机构、店铺及私人放贷者与商人之间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32]、 [13]( P28-72、P265-313)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种直接的货币存贷，实际上，除此之外工商业者还常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贷外，还常通过与人合伙获得足够的资本。15－18世纪的合伙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本与资本合伙；第二种类型是资本与劳动合伙；第三种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以劳动参加合伙者除以经营劳动及能力参加利润分配外，自己还出一部分货币或实物资本。除了这种以资本或劳动临时组成的合伙组织外，合会、宗族财产共有等社会固有的组织形式也常向合伙组织形式转化。这一时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经非常普遍，股份转让也已比较常见。
二是商业信用。这里且不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只将民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从这一角度看，15－18世纪商业信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赊，如贩商通过牙行对铺店商人乃至直接对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从牙商角度看也是贩商给予自已的信用。第二，汇兑，货币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会票所记目的地的家庭或商号兑现，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终承兑的情况下零星支用，不过在零星支用时，须每次填写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变承兑人，则须另外背书承兑之人。汇兑之事多由商铺、金融性店铺如银号乃至殷实之家兼营，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专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汇货币兑现之前，等于是承兑之家（及后来的票号）为出票之人及其他开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兑票”等。这与借贷、合伙或其他经济行为（如雇佣等）尤其是借贷有关。商人A欠了商人B的钱，不能按原有惯例或约定及时偿还，这时商人A便可以开出一纸票据，承诺将在未来某个地点、时间里偿还所欠金额；这种票据便被称之为“期票”。这种期票等于是延长了原有的直接货币借贷信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提供了某种新的信用；所谓“兑票”，不是指上面汇兑的票据。为说明其含义，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银钱，至期偿还货价，称之为兑还。如果商人B一时资金紧张，则由与商人B关系密切的商人C开具票据给商人A，承诺在某个约定的时刻兑还该欠商人A的银子；或个人承诺某个时间之后予以清偿，这种票据清人称之为兑票。显然这种票据是商人C延长了商人A与商人B的信用关系，扩大了金融信用规模。
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合伙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至15－18世纪时，已经具备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责任制度的萌芽、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已经接近于两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迈进。
关于股票交易起源问题。在15至18世纪时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经相当普遍，尤其资本规模扩大的一些企业。股份的买卖、转让也还比较常见。当然尚未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关于债券起源问题。明清时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领本经营、合伙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界限，从存款与委托生息看，如果从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资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区别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额、零星进行，委托生息则较大额地、一次性进行；而领本经营与合伙则是领取他人资本、外出经营，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资本主纳利，或与资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润，前者为领本经营，后者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债券的意义，然尚未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局限于亲朋好友等人的关系之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15至18世纪的中国，作为早期银行机构的典当铺、钱铺、银号、帐局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的商业融资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普遍和常见，不仅上述金融店铺对工商业者进行各种资本性放贷、一般商业铺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对商人放贷，同城商人经营资金常形成某种固定的供求关系。除了这种直接的货币供应以外，商人还通过种种形式获得商业信用，从而有效地扩展信用圈子、扩大资本规模。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先进各国，中国古代资金市场在十七世纪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当时钱铺虽然也发行钱票，但限于个别钱庄个别使用；银行业仍然还是其初创形态——当铺、帐局、钱铺等，未创立类似近代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虽然也有类似北京、苏州这样的金融中心，但缺少冲帐、拆借等业务；合伙虽然也有了长期的发展，但相对英、荷等国却显得落后，如缺乏股东大会等固定的权力机关和经营机关；股票虽也有转让、买卖，但缺乏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价格可预测的股票交易场所；财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实物、货币、劳役征收，信用化的趋势仍不明显。
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之一可能与中国特定的比较成熟的资金市场结构有关系。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的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以手工业、农业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为主；相应地商品市场方面虽然日常用品（粮、棉、布）的长途贩运为标志的全国性市场得到发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场、区域性市场及城市市场为主。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商品市场相适应，中国古代资金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以直接的金属货币存贷为主、高中低层配套的、能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金融需求的资金市场。[40]这一资金市场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晋商等的放贷资本规模较大、所跨地域较广、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供求相对稳定、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满足了大部分资本性、经营性资金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一种“高层的金融”；除此之外还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乃至小商小贩的那种数额较小、主要在本地农村或集市、市镇上便能满足的资金放贷，或各种因日常生活、侯选求学、丧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来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贷。这些大概都可以说是一种低层金融了。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伦理宗教对有息借贷是不加谴责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时自身还经营多种有息放贷。因此商人、地主个人或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可毫无障碍进行直接的有息放贷而不必担心被禁止，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与人合伙或将借贷隐藏于汇兑之中的办法以躲避政府或教会的禁制。从而减缓了走向票据化的压力。
此外封建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封建政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预之一便是将货币的铸造、供应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钱与楮币并用的时代还是如此。当国内银铜产量不足，白银自美洲传入中国、这种控制有所减轻时，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干预力量。整体上说，这种控制干预表现在：打击假劣货币、盗铸等；通过购买实物收回货币或投入货币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或作好金银、铜钱等实物货币的储备以稳定纸币之价；或收回旧纸币，换回新纸币等。国家至少从秦开始便建当了庞大而完备的文官系统和常备军队，尽管政府为财政需要常滥发货币，尤其是滥发纸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毕竟较好地供应了货币；通过这个完备的文官系统及相应的吏役系统征敛到了足够的货币、实物及人力；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垄断控制，获取禁榷专利收入；建立起属于国家及皇帝本人的产业，直接获得地租、利润、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国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来成本太高的、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军粮、官物的购买、运输等，这样封建国家财政便无需走国债信用化的途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允许直接的有息货币放贷，封建国家又有较好的供应货币、维持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通过庞大的文官系统又征敛到了足够的实物或货币，以直接的货币借贷为主的资金市场己经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而缺乏使这种直接的货币借贷走向票据化的动力。而这种以直接的货币存贷为主体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容易被狭隘的人的关系所束缚，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会化、近代化的。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可见：
（1）完全否认或贬低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资本主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探讨“资本流通”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种种制度性因素，也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将这一重大课题单纯地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2）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自然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合伙也有了某些类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颁布之后。
（3）15－18世纪中国金融信用发展相对于同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表现出了发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仍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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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Questions on Chinese Capitalism Sprout and Capital Market
----Discussion and Supplement with Mr. David’s article
第11篇
论文摘要：进入2l世纪，我国商业生产要素地位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商业劳动已成为社会必要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之一，也应是商品价值和商业利润的源泉。随着科技革命与商业产业生产力的结合，智能劳动和创新劳动决定商业劳动价值，商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端正对商业和商业劳动的认识，提高商业劳动者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转轨，商业改革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随着产权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国有商业企业比重下降，个体、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商业企业小型化趋势。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商品的丰富，商业的快速发展，商业极度竞争使商业利润降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下，商业集约经营成为商业改革新的浪潮。商业经营的变化，引起了商业企业诸生产要素对商业生产力贡献的变化和参与分配形式的变化。进人21世纪以来，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商业劳动在商业企业诸要素中的贡献比重上升，成为商业利润的源泉。
一、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变化认识商业劳动
对于商业劳动的认识，鉴于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商业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商业利润是产业利润的让渡。但是，与时俱进是活的灵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商业产业的地位日益突出。
首先，商业产业的发展，使商业从国民经济的末端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部门，商业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之所以把商业劳动划分为非生产性劳动是有理论假设前提和现实时代背景的。从理论假设前提而言，商业劳动虽然是再生产的要素，但是，商业劳动并没有增加产品的任何一个原子。可见，马克思区分的生产劳动是构成商品实体的劳动。从现实时代背景分析，十八世纪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也是“短缺经济”阶段，生产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商业劳动只是产业资本循环的一个要素，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规模决定流通的规模。在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一部分商品(生产资料)的流通由产业部门自行完成，另一部分商品(零售商品)才由商人或商业企业去完成。自然商品交换中的商品价值概念仅指生产商品、组成产品实体的抽象劳动，也就未包含实现商品价值的商业劳动作为抽象劳动体现在商品价值中。
改革开放以来，“三多一少”商品流通新体制的出现，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和进程，商业早已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且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重稳步上升。理论界开始提出了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虽然生产决定流通，但是流通也反作用于生产，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夏兴园(1984)认为:“流通是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是生产条件的继续，是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的具体劳动转换为抽象劳动，局部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的重要条件。”李斌(1986)认为:“生产性劳动不能等同于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从而使人们对商业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商品产品的极大丰富，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商品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比为1:9，商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刘国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业的地位和作用将由社会再生产中的末端行业升为先导行业”。黄国雄先后提出“流通力”及其“流通业是基础产业”等观点[[3J。认为21世纪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出现使商业生产要素的地位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商业资本参与商业利润分配的比重下降，商业劳动参与利润分配的比重上升。商业投资者普遍认为“生意难做”，自己是在“赚工资”。
所谓先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认识，首先要突破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认识，而承认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商品价值应拓展为生产部门生产产品的劳动和流通部门组织商品流通的商业劳动的统一。(1)从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的视角，生产企业生产出产品以后，必须交给专门化组织商品流通的商业企业去完成。(2)生产企业的产品卖给商业企业后，实现了产业的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商品的流通成为与产业资本“漠不相关”的事情。(3)商品生产的日益集中延长了商品流通空间范围，增加了商品流通费用。(4)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消费需求的多变，商品挑选性增加，延缓了商品流通速度，流通时间的延长增加了商业资本的利息费用。(5)商品流通价值的重要地位表明，商品流通价值能否实现是商品的生产价值能否顺利实现的前提。可见，商业产业利润不再是生产产业利润的让渡，而是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的反映。承认商业劳动在商品价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商业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大多数学者仍主张通过拓展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来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卫兴华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承认物质生产范围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只有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任务相关。他认为，当代需要既重视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又要超越物质生产范围，拓宽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他认为，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大体分为四类: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和服务劳动。其中，商业店员的劳动是一身二任的，它既生产和实现相当于劳动力价格的价值，又实现转让来的剩余价值。
其次，在“赚工资”的商业社会，商业职能的变化使商业劳动成为商品价值的源泉。生产时间的缩短和流通时间的延长，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距越来越大，商品流通价值成为商品价值的主体。商业部门的竞争使商品流通价值用商业劳动时间来衡量。商业劳动时间成为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独立部分。晏志杰把商品价值区分为生产价值、交换价值和消费价值三个层次，生产价值反映的是生产商品的“自然价值”，交换价值反映的则是加人了商业劳动价值后的价值，是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转移价值。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商业的职能是为卖而买。买是手段，卖是目的。商业企业的“买”，同时也是工业企业的“卖”，在这里，商品流通成为与“产业资本家漠不相关的事情”。在货币转化为商品阶段，依赖于商业经营者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在消费需求多变的商业社会，商业企业力求组织适销对路的商品。在卖的阶段，商业企业需要组织商品流通，并相应地发生商品运输、装卸、保管等与保存商品价值相关的劳动，这些劳动是被马克思早已证明了的生产性劳动。商业社会的特点是商品交易的难度加大，时间延长，商业贷款环境宽松，资金利息成为商业经营的主要成本。商品交易劳动更多体现商业领域的创新劳动。在买和卖两个阶段，不能实现商品“惊险的跳跃”，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经营者。因此，商业遵循的是商品流通价值规律，商业劳动成为社会再生产总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符合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根据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层含义，如果商品交易职能不交由商业部门完成，那么这种劳动必然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成为个别劳动，从而有一部分劳动成为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劳动。所以，对于生产厂家来说，当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将产品交由商业部门经营比自己经营要合算，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厂家积极培育大批批发商便是这个道理。根据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层含义，可以解释当前商业总量过度、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而使商业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下。我国进人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过剩经济”的到来，以及商业企业数量上的超量扩张，大量商品被沉淀在商业库存中。《中国流通创新前沿报告》认为:“当前中国的流通业境遇尴尬。首先，由于忽视流通创新，忽视流通的天然职能，在时间上导致了国民经济运行中不断累积出巨额库存，造成了最大的停顿，最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占压了巨额的流动资金，致使数万亿元的流动资本竟然被吞蚀掉了”。
二、从商业产业生产要素对商业的贡献认识商业劳动
蔡继明(2004)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来自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所做的贡献，参与物质财富创造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样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我国商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商业社会的出现，体现了商业生产要素地位的变化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方式的变化。从商业资本和商业劳动在商业生产要素结合的地位分析，“短缺经济”时期，商业利润空间大，商业资本处于商业生产要素的主导地位，资本参与价值分配是个体、私营经济完成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商业社会，商业劳动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业劳动成为商业的宝贵资源，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说明了这一事实。
(一)改革开放之初，商品信息参与分配是要素贡献的主要特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刚刚启动的深圳经济特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由于我国长期闭关锁国，内地对于外国的商品信息不灵，进出口商品信息成为商业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各类“信息公司”便运营而生，尤其以深圳经济特区的“皮包公司”为之最，商品信息资源作为商业生产要素，自然成了商业利润分配的主要形式。随着对外开放的深人，商品信息的不断沟通，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各类“信息公司”和“皮包公司”便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二)短缺经济使商业资本的贡献成为个体、私营经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他们从零起步，到了90年代中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1980-1984年。个体经济发展之初最为活跃的是资金很少的饮食、修理摊点，这些行业成了个体经济生存的空间，难怪人们发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2)1984-1988年。日用百货发展起来了，个体经济以100 ^-1000元不等的资金开起了服装店及从事小额批发业务，由于个体经济有了资本注人，较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饮食修理业有了很大的利润空间，他们的收人比雇请帮工的收人高出十余倍，原因是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3)1988-1995年。个体商业的迅速发展，许多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成为私营企业，全国规模以上的私营商业企业发展到2000余户，如郑州亚细亚商场资本总额达1亿元。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商业日渐成熟，竞争加剧，卖方市场开始转向买方市场。由于私营经济资本相对雄厚，商业利润主要来源于资本要素的贡献。资本大促使企业规模大，规模大也促使企业获得规模效益。可见个体、私营经济短期内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资本要素参与分配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三)商业社会是节约商品流通费用的社会，商业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商业劳动成为要素分配的主要形式
进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商业的竞争表现为比规模、比效益的竞争，商业经营效益的主要矛盾压缩为节约商品流通费用的竞争。例如:80年代初期，个体户是手提肩扛远跨省份进货，他们几天打一个来回，风餐露宿、赶汽车、爬火车饱含生活的艰辛，到90年代初中期是整车、合车、并车到附近批发市场进货。90年代中期以后是批发企业送货上门。这个变化反映了节约商品运输费用的趋势。商业利润空间的缩小被经营者誉为“刀上削铁”，人们感叹“生意难做”。大企业具有节约单位商品流通费用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商业集团、商业连锁以及超市、便利店等多种商业业态成为商业改革新的浪潮。江苏苏果超市股份有限公司19%年7月由江苏省果品食杂公司组建，9年多来，苏果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即使在连锁超市竞争激烈的近几年，也连续保持了年增长40%以上的增幅。大连商贸集团公司19%年通过联合、重组、兼并和股份制改造，将全市规模以上国有商业企业组建为集团公司，2002年注册资本总额达10亿元。上海华联超市在全国十多个省份上百个城市开设连锁店，天津物资集团的发展……在我国不断打造出商业企业的“航空母舰”。近日商务部提出，力争在50—8年内培育出15 —20家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初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集团。其销售规模、盈利能力、网络控制能力将大大高于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部分企业达到或接近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使这些企业在中国流通产业产生龙头带动作用并到国际市场上去进行竞争rs;。大型流通企业集团的培育是提高流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大型商贸企业的成功在于规模经济效益，规模企业有利计算机管理和商业现代化。在大型商业企业中，管理劳动、科技劳动和创新劳动逐步成为商业劳动的主要形态。季正松(2005)认为:“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体力劳动向复杂劳动、创新劳动的转化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使商业劳动“创新程度越高，价值量越大”。
三、尊重商业劳动，提高商业劳动者素质
我国加人WTO后，迎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国外商业巨头纷纷在中国抢滩。要振兴中国的民族商业，除了不断打造出商业企业的“航空母舰”外，加速商业人才的开发和培养是关键。当前商业社会的出现，科技革命与商业产业生产力的结合，商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端正商业和商业劳动的认识，提高商业劳动者素质。
(一)商业的竞争实际上是商业劳动者整体素质和团队精神的竞争，企业需要造就各种商业人才
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当前一个带倾向的错误观点是步人“个人英雄”的认识误区。在当时的一些理论文章中片面强调个人在企业中的作用，认为只要有一个高素质的总经理，这个企业就能救活。在这个认识误区下，我国1984年开始在国有商业企业实行经理目标承包责任制，到1987年又实行招标承包责任制，渲染个人在企业中的作用步步升级。实践证明:这样不但没有救活国有企业，而且把部分国有企业推到崩溃的边缘。反思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除了承包指标的不科学而导致“包赢不包亏”的体制因素外，忽视企业职工的主人公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诱导了社会的两级分化。
这个认识误区实质上是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映。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个大型商业企业或集团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团队”精神。随着计算机在商业企业的广泛运用，商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企业的发展必须具有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和团队精神，这个群体才具有凝聚力，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试想在一个商业职工普遍不懂计算机操作的大型商业企业中，单靠一个高素质的总经理行吗?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一定要摆正企业人才关系的认识，在当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既要重视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核心层人才在企业中不可低估的作用，也要重视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宏扬企业团队精神。企业要大胆启用人才、招聘人才，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根据各种人才在企业中的贡献参与分配。
第12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新的理论范式被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广泛使用。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也有极大的适用性，且已在家族企业史、商人商业信用、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等研究领域彰显了魅力。
经济学以纯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诸多争议。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思考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因素存在严重的缺失。而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同样存在局限。社会资本理论正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以调和两者人性预设上的对立而产生的新学科—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其在多学科交流的学术背景下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并被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广泛运用于研究中。然而，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对该理论的回应却是迟缓而微弱的。其实，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会资本作用凸显。本文力图在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特征、作用的基础上，阐明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该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一
社会资本研究方兴未艾，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lieu)首先对社会资本进行先驱性研究。他认为“社会不只是由个人所组成，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各种连接和关系的总和”。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经济资本是根源，社会资本则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与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布尔迪厄是从工具性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的，即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久性的社会网络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SColeman)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为全面具体的分析和界定，指出社会资本有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其中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以及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为社会环境的可信任度所决定，因而信任对社会资本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D . Putnan)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则建立在对意大利政府进行长期调查的基础上，最终使该理论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地位、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比科尔曼更为关注“信任”，他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却从文化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深人研究，他在界定社会资本时同样肯定了信任的重要性。总之，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包括从宏观的制度层次、中观的社群单元和组群单元层次以及微观的人际间行为来定义和分析社会资本。尤需重视的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张其仔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网络进行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张其仔把社会资本的概念仅仅局限于社会网络固然是有所欠缺的，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张其仔的概念则抓住了我国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这一最核心的内容，对理解和把握我国特有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集中于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儿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资本之所以被称为一种资本，是因为它具备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都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并且都具备了增殖性质。但是，三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的区别。物质资本是一种有形资本，因而最早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无形资本，但是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学历证书、学位证明等物质形式加以证明，而要增强社会资本只能通过无形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等形式起作用，这些形式是只能感知却无法看见和无法触摸的。二是可测量性与不可测量性。在经济学中，可测度是一项重要的因素，成为是否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一个重要要素。物质资本的可测度性勿庸质疑，人力资本也逐渐通过人们的预期性增强其可测度性，因而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可。然而要明确社会资本的测度性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三是可转让性和不可转让性。物质资本具有可转让性，物质资本转让出去之后便与原所有者发生了分离。社会资本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非个人物品性质，一旦形成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能使用它，它只能存在于两个以上的人之间，一个人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转移给他人。
正因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而且不可测量，也无法转让，因此，人们难以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察觉到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确确实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种种作用。当我们进人经济史研究视野时，对社会资本进行考察的意义便同样显得格外重大。
二
在探讨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之前，我们首先应考察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关系。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十分强大的推动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相吻合，成为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性因素。而中国传统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在于儒家伦理难以使人们形成合理性的经济伦理，难以形成适合于理性化经济行为的心态和特征。或者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存在严重冲突，因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的观点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主流思想”地位后，受到强烈质疑。余英时从文化角度阐明了儒家思想并非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杜询诚利用近代中国实业家和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史料驳斥了韦伯的观点。著名经济史专家帕金斯更是以东亚经济的崛起作为“韦伯命题”的有力反击，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张其仔的《社会资本论》正是以儒家文明为根基，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合理修正。他认为儒家伦理的关系取向所代表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个体理性，是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结构理性。因而，儒家伦理重视关系取向正是把社会资本纳人到了个人行为函数中，所考虑和处理的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在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仍然是理性的，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所不同的是，他把社会资本当作了一种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
对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妄下定论，但是由韦伯理论而引发的儒家伦理大思考却表明，儒家伦理强调社会优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显然与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着内在统一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中国人的信用问题。信任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普特南、福山等众多社会资本理论的先驱研究者都十分强调信任在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性。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国的乡土社会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抹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波纹所推及的就相互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是亲缘关系，包括家庭、宗族及姻亲关系等等。所指出的“差序格局”社会，以“己”为中心，“己”代表的是家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信任也会因关系的不同而区别开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会按亲疏关系呈现“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信任仅仅局限于亲缘关系圈内，一旦走出亲缘关系圈，对关系圈外的成员是极度不信任的。林语堂也指出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福山则强调中国是一个低信度的国家，认为中国缺乏一种亲缘和地缘关系圈之外的成员信任，缺乏一种普遍式的社会信用。但是，当我们进人长时段的经济史视域去考察时，我们便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出亲缘和乡缘的范畴。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以16一18世纪的情形而言，中国商人的“诚信”与“不欺”是普遍式的、超越家庭圈的。唐力行和朱英等人通过对近代商人的研究指出诚信观念为大部分中国近代商人继承了。此外，近代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的成立也突破了血亲地缘的限制，并加强了与政府等势力集团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杜询诚的考察表明，在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的“能人”首先要能周旋于官府和洋人之间，以求得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和交易上的便利。同时还需要有钱庄和银行的关系和背景，这样企业的资金和融通才有保障。可见，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基于亲缘地缘基础上的既定的狭窄的人际关系网络。
信任的产生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社会信任形式已远远超出了亲缘和乡缘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那么社会资本理论的最基本要素—信任，完全可以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找到原形和依据，因此，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也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合理的结构性背景。
三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理论与我国社会经济伦理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并且社会资本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实际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是勿庸置疑的。本文试从以下几个研究视域进行探析。
(一)家族企业史研究
《中国家族企业》指出，家族企业的突出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并且企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扩大了的准亲缘关系网络之上，包括同学、同乡、朋友等。企业可以利用关系网络节约交易成本，并建立信息交流网，这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都产生很大影响。家族企业直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亲属和准亲属关系网络也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范畴有不断扩大趋势。近年来，经济史学者对我国明清传统家族企业以及近现代华商家族企业进行了较多研究，肯定了家族企业利用特有的家族式管理方式和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以及不少家族企业已经建立的与区域文化和亲缘关系不同的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此外，关于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与现代企业制度明显不同的产权不清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是否会有阻碍作用的问题，学界有较大争议。但家族企业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筹集资金、共同协作、抵御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非家族企业难以发挥的优势，并通过网络达到了增加企业收益的目标。若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必然会给中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范式。
(二)商人、商业信用研究
中国商人、商业信用问题倍受史学界关注。正如前文所述，余英时、唐力行和朱英等学者对中国商人的诚信观念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日本经济史学专家加藤繁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我国宋代商业信用进行了详尽考察。他认为大概到了客商和铺户的利害关系很紧密，深感尊重信义相互有益的时候，得到牙人的帮助，成立了赊的买卖关系。赊的信用联系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同时商业也由于赊的信用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姜锡东指出中国古代商业信用的兴盛始于宋代，普遍存在于流通领域并开始染指生产领域。此外，谢秀丽的考察发现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人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商人、商业信用的确立对于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把商人、商业信用置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范畴内进行阐述，也必将给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三)商帮、商业组织、商业网络及其市场网络的研究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是以家族和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商帮以血缘乡谊为纽带建立了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浓厚的乡域观念使商帮各行业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商业联系。同乡组织也是凝聚同乡、加强同乡合作的重要机构。近代的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建立了比亲缘和乡缘关系网络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的建构更是体现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联号的经营、相对固定的往来客户群体以及商人侨居地与祖籍地之间的商业网络都是社会资本在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例如龙登高的江南市场考察指出，外地商人落籍定居，经营网络随之变化，侨居异地之后，商人把侨居地与祖籍地的业务有机联系起来，建立联号，构成了有机的营销网络。当商人扩大了侨居地业务之后，往往需要招徕亲友或接受同乡前来协助合作。随着业务的扩展，有些同乡亲友又在其他地区侨居下来，从而使商业网络不断扩大。张忠民对近代中国商人资本的研究表明，商人和商业资本不仅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还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混杂、交织，在某种情况下，似乎较之经济关系更为鲜明和突出，并且又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地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在香港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讨论会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专门对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对“网络结构”的探讨，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
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远不止在企业制度发展史、商人商业信用、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等研究领域内，其他诸如城市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研究同样具有极大的适用性。总体上说，社会资本理论从理论范式上给中国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