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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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第2篇

人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人自身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因为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识和感情，同时人因为需要存活在社会中，故而形成了团体，拥有了属于团体的意识和感情。由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素养、道德观念，所以在进行现代行政管理是就会遇到很多复杂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进行有效的衔接来解决遇到各类问题。无论传统文化的治民思想还是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的治民思想，都离不开人民，要借助于传统文化来规范、约束人民的行为，让人民有社会正义感，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家庭事业中去，提高社会发展。

二、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影响因素

1、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思想中的反映

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发源地，在行政管理中注重的是时效性、制度性、规范性，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和规范性，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管理思想多是刚柔并济，提倡传统的仁政，同时又强调法制，用道德和法制共同来治理中国的行政事务。中国一直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以礼待人，以礼安邦，凡事都是讲究个情、理、法。讲究人情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这与传统文化中的孔孟思想有莫大关系，儒家思想提出的仁政就是让凡事都讲情理，不要追求苛刻的法律，在行政管理中有情有理。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工作者同样以传统文化中的正己化人来进行管理，管理的根据更有文化底蕴，让管理更有人情味、更加融洽，不刻薄呆板。

2、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目的中的体现

管理目标的设定往往是与利益直接挂钩的，这样就使得管理目标变得狭隘，管理目标的制定应该是要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符合人民权益保障的，同时也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此来实现中国梦，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制定管理目标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制定相应的管理目标。传统文化有许多与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相通的地方，尤其是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让行政管理目的更具人性化，不在只是可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更多的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更适合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目标制定。当管理受到法家影响时，管理目标就变得更为谨慎，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并会因为蝇头小利而降低管理目标，坚持遵守规范性，拒绝越雷池半步。当管理目标受到道家影响时，管理目标就变得更具备道德性，坚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具有道德性的管理目标。

3、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方式中的运用

传统文化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在于，传统文化必然要与管理过程进行相融合，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所进行的。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过程的要求就是进行和谐社会的发展，这就相当于道家思想所提出的“无为而治”，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将更多的实至权利下放到个人手中，这样会更为有效的发挥各个环节的管理机制，更为有效的提高整个管理过程的能力，进而提升管理的实际效果。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强调“人性可朔”人的性格都是会根据周围的人或事物发生改变的，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运用的方式是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的，所以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根据不同事件的特性进行具体的管理措施。

4、传统文化对人民群众的管理背景

古代选拔人才通常是通过科举制，同时以举孝廉、推大儒来进行国家人才选拔和召集。让这些人才参与到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中，让这些贤明人才发挥自己的才能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提出的儒家思想就是提倡“举贤才”来治理国家，让有德有才的人来进行国家的行政管理。传统文化中还提倡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人民群众要合理利用道德和法制来管理人民群众，让人民处于一种德、法结合的社会，在这个环境下约束自己的行为，树立正确的人格。传统文化管理人民的背景同样适用于今天中国的行政管理中，也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文化依据。借古通今是完善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的有效途径，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更应德、法相结合，在社会树立一个充满正确价值观的大环境，让人民群众自律，有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行政管理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法制，制度性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人民的权益，最大化有利于实现民主国家。

5、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负面遗留

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一些客观问题，比如重形式，轻效率；重权利，轻人民；重等级，轻民主；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这些情况屡见不鲜，新闻报道的钓鱼执法、、效率低下、营私舞弊等。这些传统文化负面的遗留都与中国现代行政管理相悖，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要摒弃这些，学习传统文化中好的方面，提倡德政，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之中，更好地发挥行政机构的效能，才是社会进步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中国是世界的一员，要时刻紧跟世界的变化，同时也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

三、结束语

第3篇

政治学科理论就是丰富的人文哲理，我们常说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含义就是人文素质养成方法；我们课堂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促进人的思想发展，提高学生在进取、创造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传统教育必须与现代教育进一步融合，要对传统的教育思想进行扬弃。让学生思考：为什么现代和谐理念去掉了传统的“自然无为，天神化”传统的教育思想等内容。

二、如何让传统文化有效渗透高中政治课堂中

1.让学生自主地汲取传统文化大餐的精品，提升自我

受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我们可以向厨师一样尝试着将传统文化渗透到政治课堂中去，做出一种丰富而有营养的知识大餐。我们要敢于截取传统文化中蕴涵着的哲学道理为我所用，让学生在哲理的引领下升华。我们要注重的是传统文化中内涵和思想意境，让其折射出政治课学习的内容和目标，或用其来化解政治课知识的疑难，这是不需要拘泥于所引用的传统文化思想的。例如，让学生读唐诗《十五夜观灯》，自然会出现古蔺花灯，再让学生感悟古蔺花灯特有的那种文化魅力，进而让学生认识了传统文化，把握传统文化中所赋予的韵味。

2.让学生剪辑传统文化巨片中的精华，陶冶自我

传统文化像一部每日都不间断的连续电视剧，学生是无暇观赏每一个细节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裁剪，将最吸引学生眼球的部分剪辑下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言语传递最多的信息。比如，说起中国文明时，可以剪辑：六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做是历经三代文明，都有一个明显的技术标志。后两代文明的技术标志和推动力是发明都来自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纸张发明，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印刷时代的到来，是社会文明的发展的新动力，同时，欧洲文化也水起云涌语言虽少，但能够勾画出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文明史，让学生在满足自豪感中用政治家的思维陶冶自我。

3.让学生探究地把握传统文化，放飞自我

第4篇

1.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内涵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构建群众的积极人生观，提升群众自立、自强精神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现代社会同样呼唤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在思政教学内容上，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内容，从而实现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而融入了传统文化基因的内容，对于群众的学习来说，也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逐步构建和整体民族精神一样的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对此只有人民群众的内心始终将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心中，群众个体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践必须要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族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在现代思政教育体系中，要大力开展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融入，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进行创新和传承，才能够更好的丰富现代思政教育内容体系。

3.传统文化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修身齐家的人文精神对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人生观教育教育方面无疑提供了充分的精神积淀。

我国长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长河中，人道主义精神始终发出璀璨的光芒。重视自身素养的修炼，尊崇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对于开展人生观教育，促进群众思想素质的提升显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算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现代社会同样需要这种修身精神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精神。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引入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就能够更好的为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作出更好的服务。

4.传统文化所注重人际关系中的道德伦理调节，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无疑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

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个体和集体等不同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和社会以及集体保持高度的和谐统一。虽然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但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形成的人际关系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容，对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积极引入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思想内涵，对于提升我国思政工作水平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传统文化，有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的几点措施

1.对广大群众开展正确的“三观”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的很多思想观念对于我国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比如叔本华的宿命论、尼采的唯意志论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这些思想理论体系，开始对我国群众构成了明显的影响，这些理论体系中往往受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存在着一些糟粕，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这些西方理论进行重新加工，取其精华，并积极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构建群众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供重要的内容基础。

2.科学利用教育资源，并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够更好的引导流行文化，同时也能够满足受教育者求知的需求和欲望。理论的说教往往会让思政教育变得非常苍白，而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教学，则能够让群众更好的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以及培养群众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他们的思想体系不断成熟。

3.在社会大众的传播方面，要注重舆论导向，规避不良思潮的影响和泛滥。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群众接受外来思想变得更加容易，而这些外来的思想既有其正确性，但是也带有非常明显的糟粕，比如西方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都会对现代青年构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这些不良的思潮泛滥，无疑会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作为社会媒体要对这些思想进行批判也引导，积极挖掘外来思想的积极内容，同时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并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进行说明，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让群众远离腐朽思想和粗俗文化，摆脱低级趣味，从而树立正确的“三观”。

三、结束语

第5篇

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强调人和人性的教育，要求人们善待自己和别人，善待社会和自然，并且学会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实现统一。要达教育的目的，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文化，更需要优秀的文化传统熏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优秀的思想教育资源。在“95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加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课堂教学、学生思想、业余生活等各方面开展工作，在现实生活中把思想政治和传统道德思想相结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教育的重要意义。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95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

1.有利于促使大学生明确精神信仰，树立道德标准，提高思想境界。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生的信仰和精神的追求看得比物质生活更重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知识者的最高理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同样，这对95后大学生思想道德品格的完善，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2.有利于激发“95后”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祖国是家庭和个人的寄托，是我们物质利益和精神世界的寄托。中国历来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文化传统：“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今天的爱国主义体现在：热爱祖国，矢志不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同仇敌忾，抵抗外辱等等各方面。我们要以宽广的胸怀与眼界，积极而理性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中去。处理好爱祖国和爱世界，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关系。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学生具备民族自尊心和进取心，既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机会发展自己，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和尊严。

3.有利于培养“95后”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在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被看作“立身之本”、“举政之本”和“进德修业之本”，当今社会上由于各种原因，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面临相当大的危机，在象牙塔中的学生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存在各种诚信缺失的现象，如：考试作弊；恶意拖欠贷助学贷款和学费；求职过程中伪造简历；同时与几家单位签约，从中“择优录取”，单方面毁约等等。若这些情况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纠正，久而久之，学生们就会习以为常，踏入社会后随波逐流，丧失诚信的概念。诚信是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要求人人具有契约精神，诚信守法，结合今天的社会情况，对“95后”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更加显得紧迫和重要。

4.有利于促使“95后”大学生学会自省和换位思考。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们都非常重视内省对人的道德形成的意义。反思自己的言行，改正错误的地方，学习正确的道理，并这样长期鞭策自己，才能不断得到提高，达到一个良好品德水平。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交给学生知识和技能，更是要教会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成为一名思想上的成年人。心理学在自省上的定义，是自我评价—自我反省—自我调控—自我教育。但是，目前的“95后”大学生大部分比较缺乏“自省”的意识，要教会学生学会自我肯定与自我批评，在自省中，总结过去，并对未来做出规划；往好的方向，引导自身的思维和言行，是高校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儒家提出的“挈矩之道”，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自己就要怎么去对待别人，这就是换位思考的方法。它是正确认识人际关系，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思路。“95后”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唯我独尊，来到学校，怎么和同学相处，踏上社会，怎么和同事相处，如何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学会将心比心，学会换位思考是重要的一课。在对待他人时，要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与感受去理解别人的感受和体验。它可以看作是古老的儒家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头版本。如果大家都能够换位思考，以平等、诚信、宽容、互助的原则相处，何来“清华朱令案”和“同济投毒案”呢？！

三、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渠道和方式

1.课堂教学为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内容。

每一个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在生活的细节中都有体现，如诚实、善良、孝顺、忠诚、敬业、脚踏实地等等，至于爱国、中华民族气节等内容更是耳濡目染。很多思想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是一致的。在二者结合的时候，要注意内容的选取和教学的方式方法相结合，不仅要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要概括，提高，体现出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沟通感情，引起共鸣，这样才能达到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教育效果。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根据书本内容，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一些专题：理想信念和大学生成长成才--古代儒家理想、做忠诚的爱国者--古代爱国情感和行为、现代法律思想一与古代法家思想等等。通过视频、学生演讲、辩论等多种方式，结合图画、音乐、表演等手段，将优秀文化直接诉诸学生的感觉，让学生得到切身的感受和提升。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也有很多教学要点可以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相融合。如以来的各次帝国主义前因后果的分析，等多次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的总结，中军民一心抗击日寇的视频再现等，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引导，都能够大大激发了学生爱国精神，激励学生“少年强则中国强”。

2.实践活动为辅，扩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广泛性

实践活动直观生动，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思考和感受，会有和课堂不一样的收获。比如鼓励学生读经典书，看经典电影。书写读书笔记，开展导读、书评、影评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比如2014年9月—12月，我工作的学校思政部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征文比赛》，全校学生结合校园生活，写出很多有理论深度，同时具有实用价值的文章。主题从传统的道德思想文化当中摘取，多位思政教师挑选出班级比较出色的文章，结合书本的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引用学生文章中的语言和事例来讲解知识要点，颇受学生好评。征文还经过评选颁奖，这又是一个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通过这次活动，学生和老师，在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认识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其他方式还包括：开展演讲、书法、绘画比赛，小组课题讨论等等各种以传统文化为主题举办的校园活动。

3.社会辅导，增加传统文化教育渠道的多元性

举办一些和学生生活、前途、就业等密切相关的系列报告，邀请专家学者，名师，校友等来校做讲座，演讲，其中贯穿传统文化的理念，通过演讲者与广大学生的交流，让广大学生近距离感受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让学生走出校门，对社会各层次的传统文化广泛接触，比如到博物馆参观，到爱国基地考察，让学生认识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鼓励学生学会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哪些内容和我们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是不同的，应该从什么角度认识和看待。

4.学校和家庭互相学习和配合

父母是学生的启蒙和终身的老师，家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学生。学校经常性与家长进行沟通，通过写信、邀请家长担任外聘辅导员、学校开放日价值参观提建议等方式，倾听来自家长的声音，了解家长对学生从小是如何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方面来教育孩子，汲取家长中的先进经验，注入学校的管理教育方法中。同时及时向让家长传递学校的的教育理念，使家庭理解、接受和配合学校做好工作，提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及时性和全面性。

四、结语

第6篇

论文关键词：郑樵；文献；文化传播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媒介，文化传播关心社会成员怎样分享并相互传递知识、态度、习惯、行为模式及效果。文献资料(主要是书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它经历了从甲骨金石、简帛到纸本的物质载体的演变;从刻契、抄写到书写形式的演变。文献资料在流传的过程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献的散失、错讹等情况都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因此，文献的编撰整理工作是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郑樵字渔仲，号夹潦，别号西溪遗民，宋代福建路兴化军兴化县(今属福建蒲田县)人。他是宋代著名的文献学家，他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对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文献整理的巨大成就

郑樵把毕生精力用于治学，他学识渊博。著作甚多，顾领刚先生曾对他的著作进行了考述，将其分为十四大类，约67种。此后，一些专家学者对郑樵的著作也进行了考订。娄曾泉先生认为成书连同其它已具初稿，尚未成书者合计有九大类五十种左右。阳卿张须先生认为郑樵的著作当为九类五十七种。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樵研究小组认为根据文献的记载，郑樵生平的著作达八十四种。

郑樵著作的确切数目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他著作繁富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些著作能大部分流传下来。这将为我国图书文献宝库，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更有利于我国的文化传播。不幸的是，这些著作大多已经亡佚了，流传下来的仅《通志》、《夹漂遗稿》、《尔雅注》等寥寥几种。

在郑樵遗留下来的著作当中，惟《通志》保存得最完整，流传最广，也最能体现郑樵毕生治学功力之所在。尽管郑樵的许多著作已经失传，但这些著作的某些内容及精华实际上被保存在《通志》里。

仿效司马迁，用纪传体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是郑樵多年的宏愿。

《通志》共两百卷，是纪、传、表、志俱全的通史，其中本纪18卷，世家3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

郑樵自称其书“虽日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樵之修书，断不用诸史旧例，明验在前，小人岂敢厚诬君子”。但如果从组成《通志》几个大的部分来看，《通志》的体例并未超出前人。《通志》大致分纪、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六个部分，其中前五个部分与《史记》的体例完全相同，只不过是将“表”改成“谱”，将“书”改成“略”罢了。至于“载记”虽不出自《史记》，然亦非郑樵自创。晋书当中便有载记三十卷，以载记的形式对头绪繁多、史料破碎的五胡十六国历史进行记载。因此，就《通志》的大体体例来说，郑樵并无什么创新，只是吸收了《史记》及其它史书的长处。当然，在体例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上，郑樵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如在《史记》中，象孔子、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重要历史人物被列人世家，而《通志》却将他们调整到列传中，使体例显得更加统一。为将宦官中一些有影响、有成就的人物写进自己的史书，郑樵又特设了《宦者传》，而此传是司马迁、班固所不曾设置过的。再如，郑樵为总天下之大学术于一书，于《通志))中设《二十略》，其中十五略为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为郑樵自创。《艺文略》更是一改历代史志四部分类的传统方法，将全目分成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这些无疑说明《通志》的体例虽继承前代正史体例，但并不是完全因袭，其中也包含着创见的成分。

《通志》纪传部分内容主要的还是对前人的继承，对原来的史书也并无超越，所以在后世影响不大，人们宁愿看原来的史书，而很少看《通志》的纪传。

《通志》真正的精华所在，还是其中的《二十略》。对于《二十略》，郑樵自己也颇为自得，他曾自负地说:“总天下之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日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不得而闻也。”在《通志，总序》里，郑樵逐略说明写作《二十略》的原因和目的。其中《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艺文略》、《校做略》、《图谱略》、《金石略》等十五略，都是出于郑樵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至于其它五略，郑樵以为“《礼略》所以取五礼，《职官略》所以秩百官，《选举略》言抡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术，《食货略》言财货之源法，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典之文”。

后世有人曾指责《二十略》亦并无创新，如《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就对《二十略》逐略加以批评，甚至于说《二十略》中的《灾祥略》是“悉钞诸史《五行志》”。这些指责和批评是不确切的。礼、刑、职官等略节录过《通典》的文字，但其它十五略实为郑樵本人自创，《灾祥略》被认为是全部抄自旧史《五行志》，这更不符合实际情况，据仓修良先生的查对，《灾祥略》中所记灾害的次数与旧史《五行志》并不完全一致，有些阶段所记灾害次数还多于旧史《五行志》的记载，所记灾害的内容有些不同于甚至详于旧史《五行志》的记载。因此，这些批评和指责过于武断，不符合历史事实。

纵观《通志》的《二十略》，不难发现:天地万象，社科自然，皆为囊括，实在是称得上一部分类式的百科全书。它扩大了史志目录记载的范围，将史志目录记载的对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极大丰富了史志文献的内容。《二十略》的价值，历来为人们重视称赞，后世单独刊印《通志·二十略》，也正是对其价值的一种认同。

二、郑樵关于图书文献整理的绝识旷论

郑樵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曾花十年时间访求天下图书，对搜求到的图书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对文献整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性见解。

(一)文献搜求理论

1.求书八法要对文献进行整理，首先离不开文献的搜求工作。两宋朝庭都比较注意搜求书籍，但仍有许多秘府所无的书籍遗落民间，郑樵认为这是因为宋朝庭求书不得法，他说:“……然观国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时，犹有遗书民间所有，秘府所无者甚多，是求之道未至耳!既然朝庭“求书之道未至”，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搜求遗书好呢?郑樵自己曾不遗余力地四处访求私人藏书，当时福建省内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如莆田方氏、李氏、陈氏、漳州吴氏等，他都登门索阅。经过多年的实践探讨，他总结出了著名的搜书八法。他在《求书之道有八论》中总结说:“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

所谓“即类以求”，就是按照所要查找书籍的所属类别，到相应的专业人员或业余爱好者那里去查找。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类别的书籍，可以到相关类别的人员那里去查找。

所谓“因地以求”，则是某些人物的活动或事件的发生与特定的地域有关，查找相关的文献，到这些特定的地区就可以找到。

所谓“因家以求，”是指搜求某些书籍，可以到这些书的作者或作者后代的家中去寻找。

所谓“求之公”，是指到官府的有关部门去寻找官府特有的书籍。

所谓“求之私”，是指到民间藏书家那里去寻找官府所没有的书籍。

所谓“因人以求”是指某人曾在某地呆过一段时间，可能收藏有该地的书籍，可以趁便访求。

所谓“因代以求”，是指某些书籍因年代久远难以寻求，但也可能在近代人手中求到。

在分析求书八法时，郑樵都结合具体的实例进行了说明，具有较强实践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2,.“亡书”五论

除“求书之道有八论外’，，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还提出了“胭书备于后世论”等五论，这五论当中也有关于求书的经验总结，可视为“求书之道有八论”的补充:

(1)“亡书备于后世论”。在郑樵看来，前代散失不全的书籍，只要后代人注意去搜求，这些书籍在后代还可能变得更为完备些。

(2)“亡书出于后世论”。有些所谓的“亡书”，只是由于前代的编纂者对其不加重视或未见到而没有收录，以至到后世才出现。

(3)“亡书出于民间论”。前代亡佚的古书，往往可以在后世的民间私人藏书家中发现，这条经验可看作是“求之私”理论的一种补充。

(4)“求书遣使”说。郑樵认为国家光开献书之路，优献书之赏还是很不够的，国家应该设置求书专官去民间求书，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山林蔽泽可以无遗。”

(5)“书有名亡实不亡”论，郑樵通过大量事例，论述得尤为详备。郑樵认为有些书表面上亡佚了，但是实际上并未亡佚，这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某些书的单行本已经亡逸，但这些却被收人丛书、总集，或是其它书中，这些书可以说是名亡实不亡;二是乙书根据甲书所编，乙书已亡，但甲书尚在，则乙书亦不亡;三是有些书虽然亡佚了，但它的内容与其它书相同或包含在其它书中，这些书也没有真正亡佚。这些书都可称作“名亡而实不亡”。从“书有名亡而实不亡论”中可以看出，郑樵对古书存佚问题确有细致的研究。尽管他的某些看法不完全正确，但也揭示了书籍散佚的某种内在规律。郑樵论亡书的有关言论实质上已开始触及到辑佚问题。辑佚源于补亡，宋人正式的辑佚工作始于宋末的王应麟。但郑樵提出古代经图据注疏而作，今注疏尚存，其图可复，此即补亡。他又指出了另外许多种“书有名亡实不亡”的情况，实际上也就是指出了许多种辑佚的具体途径。郑樵的辑佚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学诚评价道:“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

由上述可见，郑樵搜求佚书的理论价值是很高的，它受到了后人的肯定，对后人的求书和辑佚工作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作用。

(二)文献编排著录理论

文献收集到了以后，还得对文献进行著录与编排，郑樵在《校做略》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性见解。

1.文献分类的功用

郑樵对文献的分类非常重视。他认为适当的分类方法具有存书和明学两大功用。学者为什么会将书籍亡佚呢?郑樵分析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书籍之亡也;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郑樵于此明确指出文献分类法不当是书籍散亡的原因，从反面来说，好的分类方法具有存书的功用。

在《编次必谨类例论》中，郑樵还论述了图书分类“明学”的功用，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教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书，非古道也”。在他看来，通过科学的分类，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的流变能一目了然。

2.文献著录原则的见解

郑樵要通录天下书为一书，自然要参阅前人有关文献著录的书籍，在参阅过程中，他发现前人著录图书时存在较多的失误，他大多予以揭发，在揭发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关于文献著录原则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1)“编次必记亡书”的收录原则

“编次必记亡书”从表面上看来仅仅是扩大了图书著录的范围，但郑樵认为这与“存书”“明学”也有很大的联系。他说:“古人编书，皆记其亡胭……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阔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阳绷郑樵认为亡网书籍的目录应被记录下来，这样就能给后人找书提供线索，亡阀之书失而复得才有可能，后人收书才会丰富，其“存书”之功效不言自明。

(2)“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的归类原则

这个原则实质上是讲著录图书时图书文献的归类问题，同类书籍应归于一处，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为什么前人书目中会出现一书两出或分类不对的现象呢?郑樵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校勘的罪过。著录者在著录时不认真校勘，甚至于苟且到见名不见书的地步。他说:“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后”的率意做法，无疑会在图书归类时造成很多失误。给某书归类时，要做到正确无误，就要对该书进行精心阅读和研究，掌握该书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才能避免归类的错误。

(3)“不类书而类人”的标目原则

“标目”是现代情报检索学科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书目款目开头的一项，它决定书目款目的性质及其排检位置。

唐代以前，古人标目的方法是以书名领起，独占一行，将撰写人的姓名标注其下，有时还在作者姓名之上标注朝代，这种方法很清楚，不会给读者产生什么误解，这就是郑樵所说的“以人类书”。但是，“《隋志》于书，则以所作之人或所解之人，注其姓名于书之下，文集则大书其名于上曰《某人文集》，不著注焉，《唐志》因《隋志》，系人于文集之上，遂以他书一既如是”。哪翎也就是说，宋人采用《隋书。经籍志》文集标目方法，将《新唐书·艺文志》的各种书籍变成了“以书类人”的标目法，即将人名标于书目之上。郑樵通过大量的例子，分析总结了“以书类人”的三个不利因素:一是以书类人，不利于图书的分类，将图书“类人”，就必然会违背“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的归类原则;二是以书类人，不利于直接表达图书的类别性质;三是以书类人，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古人以竖行版式著录图书，且无标点符号可资利用，如著录字体又一样大小，有时就会发生混淆，如“管辰作《管格传》，《唐志》省文例去‘作’字;则当曰《管辰管格传》，是二人共传也….”

(4)对书目注释的看法

图书文献的注释也是文献著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以前的图书目录，各种著录方式都有，既有象史志目录那样的简单著录方式，也有附带各类型注释的著录方式，郑樵总结前人注释古书的实践经验，写了《注释无义论》、《书有不应释论》、《书有应释论》，对书目该不该注释、怎么注释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三)文献校勘理论

图书文献的著录，终究要一定的人来完成。郑樵所说的“校徽之官”。相当于今天编撰目录的人员，对“校雌之官”的要求，郑樵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校书之任，不可不专”，二是“校雌之官，岂可不久其任”郑樵所说的“专”是指某人对某一学问有专门的研究，学问造诣深厚，对自己从事的学问有一定的见解。图书文献当中专业性较强的书籍，应该由专门的人才来著录编目。

郑樵又认为，要想天下图书之齐备，文物之大兴，保证著录图书的高质量，校佛之官就必须久其任。他举出“司马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体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粟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睐论证“久其任”的观点，说明校佛之官久其任之必要。

三、关于金石图谱文献的论述

(1)关于金石文献的论述

郑樵对图书文献进行精心研究，于金石图谱文献亦十分重视，在《二十略》中，他特设《金石略》和《图谱略》，对金石图谱文献加以收录，并于二略中阐释自己的体会与心得。

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说:“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宋人研究金石学的风气无疑会影响郑樵，宋人研究金石学所取得的成就自然会给郑樵研究金石学带来方便，郑樵著有《金石略》、《石鼓文考》等专书多种，其研究金石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金石略》。《金石略》著录了三代至唐的金石文献。内容包括青铜器、钱币、石鼓、碑刻，其中以碑刻为多，郑樵对碑刻的著录，除著录其碑题目外，还多有小注，或注年代、地点，或注撰人、书人，不少碑刻下还注“未详”，这些小注，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宋代对这些碑刻的研究情况。

郑樵对金石文献的收集著录之功固然不可埋没，但更重要的是，郑樵对金石文献提出了包含理论成分的见解，他说:“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酞，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郑樵于此分析了金石文献的特点与作用，同方册相比，金石文献不易损坏，因此能较好地保持文献的原貌，人们通过对古代遗物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古今社会历史的异同及变化，其见解还不免有点肤浅，但多少有点理论的成分。

(2)关于图谱文献的论述

郑樵非常重视图谱，他对汉代以来重书废图的做法很是不满，特意作《图谱略》来阐述图谱的重要性和作用。在《图谱略·索象》中，郑樵论述了图谱对为学的重要意义:“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

在《图谱略·原学》中，他认为图谱不传，实学尽化为虚无，最后导致后人学术不如前人，他认为张华所以知道前代宫室出处，是因为他见到了杨佳期的《京洛图》。武平一了解古人氏族之始终，是因为他见到了杜预的《公子谱》。郑樵于此论中以自己在治学过程中的实际感受，谈了图谱对治学的作用。并进一步指出:“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

第7篇

当今时代，科技的进步、网络的普及，带来了多元化思想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思潮相互交织，引发了当代大学生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也使其感到困惑与迷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总括来说有三大特点。其一，当代大学生个人本位思想较重，价值目标现实化，责任意识淡薄化。某些具有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大学生，他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加强，张扬个性，并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但他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同时，又对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从而割断了自我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纽带，使得社会责任感缺乏。其二，当代大学生心理素质差，心理承受能力弱，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当代大学生独立性、自主性不断提高，具有挑战意识和竞争意识;同时他们又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耐挫力差，有较强的依赖性。大学校园内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或休学、退学现象更是表明了当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情绪掌控、学业就业等方面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很容易出现心理障碍与疾病。其三，当代大学生道德观念复杂化，道德行为和道德认知不一致。大学生正是处于人生各个方面的形成、成熟时期，因而受多元化的道德观影响最大。在认知、情感上，他们认同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观念，但在行动上，他们的践行能力差，就使得自己的行为又偏离了认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作用，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重新思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使90后大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可以对事物进行辨别批判，借助深湛的文化素养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作用

基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作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

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授课模式与处于信息化时代下大学生所渴望的教学方式不尽一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尽人意，多数大学生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并不认同，他们需要的是灵活、可以发挥自己所想的教育。而我们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蕴含了对人生和宇宙的关怀、对人和生命的理解，也就是说它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注重人的发展与完善。因此，我们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较其他媒介有较强的渗透力、广泛的影响力，且其生动形象的诗词曲赋等文化资源能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切入点，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其感染影响之时，启发学生睿智，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时代性。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交互撞击，生活方式复杂多变的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精神境界都在悄然变化，民族精神面临新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如孔子的“杀身以成仁”、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都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实例。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营养，接受中华优秀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有助于大学生树立起崇高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意识，将感性的爱国情感转化为理性的爱国行动，从而培育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关爱意识

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比较自我，关爱他人意识不足。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国家。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就是教育人们要懂得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道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关爱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会心存善念、理解他人、尊老爱幼、关心社会、尊重自然，培育集体主义精神和生态文明意识，形成乐于奉献、热心公益慈善的良好风尚，培养学生做高素养、讲文明、有爱心的中国人。“关爱教育”可以使学生认识到关爱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自立意识、自尊意识和追求一种人生成就的精神境界。它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消费观，激发他们的进取心和求知欲。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人格道德修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文，即人的品格的培养、精神的塑造。儒家的“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理解尊重、忠人之事、宽恕为怀等;礼是行为规范，以“仁”为最高追求目标。“仁”与“礼”互补互用，人的行为应具有“仁爱之心”和“博爱情怀”，此在价值观上的反映就是“人格平等”“重义轻利”和“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形势下，儒家的人文情怀将有助于消融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格价值观。高校大学生在学习、接受教育的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人文精神能够使学生扩展视野，拓宽思路，使学生在犹豫迷惑之时得到更多的理性启迪、情感慰藉与正能量的教育，从而使青年学生人格更加健康。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作用确实重要。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努力探索二者相互交融的途径。

(一)课堂教学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建立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课程体系

目前，高校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结构单一，且由于学时数少和大课堂教学的原因，使得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但是，课堂教学是广大学生能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这就需要高校建立健全教育机制，要以专业教育为核心，但更要以人文精神的塑造为目的，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时展的优秀大学生。因此，一是要结合各学科专业的学习内容有选择性地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修、选修课;二是要有更多的时间、更高的频率为在校大学生举办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素质报告会等。这样通过改善教学内容、方法的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真切实地走进学科教学的全过程，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来剖析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让大学生确实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比如，杨叔子院士曾要求他的学生在论文答辩前，必须熟背《论语》和《老子》。杨院士是希望大学生能从中学习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学会如何做人做学问，以受益终生。

(二)社会实践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增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自主性与广泛性

社会实践不仅是课堂学习的延伸，更作为一个平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学生可生动感知的具体活动。因此，高校学生会、大学生社团等均可以引导大学生自主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活动。其一，举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国学课堂、诗词背诵等可以让学生从活动内容中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二，邀请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本校教师举办专题报告和讲座，可以让学生通过感受文化大师的风采，进而领悟传统文化的意蕴。其三，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遗迹、文化资源开展“探索发现”“文化挖掘”等活动，让学生从视觉上领略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最后，举办诸如“汉字大赛”“成语大赛”之类的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的活动。这些实践活动让学生将内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文化行为，不但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更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网络媒体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提升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的吸引力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这就要求高校要开发利用网络媒体新平台，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升其吸引力。其一，高校可以建立QQ群和飞信群，及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既可以保证信息的实效性，又可以让大家切实地参与到学习中。其二，微信客户端的普及则是另一个有效的途径，高校可以建立自己的平台，并用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大家对高校微信平台进行长期关注。其三，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让90后大学生传承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首先得唤起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因此，高校可以在本校选拔合适的学生，发挥他们的特长，让他们亲自来当主角，拍一些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宣传片或者微电影，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这样做不但会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因为有乐趣才会有兴趣，有兴趣才会镌刻于心。

(四)校园文化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打造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软硬环境

第8篇

【关键词】满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

1.满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1.1竞技外延性与军事传承性

竞技性是满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竞争意识的体现,涵盖生产、狩猎、商业、交通、服饰、饮食等方面,贯穿于满族生产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满族长期从事狩猎,并且能征善战,是个精于骑射的民族,骑射后来渐渐演变为一种体育活动。除此而外,满族的体育活动还有赛马、跳马、跳骆驼、冰嬉、秋千、滑雪、赛船、角、击球、采珍珠等。

满族军事体育包括实用军事体育围狩,竞技军事体育冰嬉、打滑哒,军事游戏项目冰上蹴鞠,军事表演项目摔跤等。北方寒冷的气候,狩猎的生活铸成了满族人坚强的体魄和剽悍的性格。骑射、狩猎的技艺以及角力等很容易转成一种优势的军事武艺,他们一般都施行一种“全民皆兵”的生产与军事体制。如今,八旗军事组织制度对满族思想意识、风情习俗等文化活动的传承、沿袭与交流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满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军事传承性,如赛马、射箭等活动,就是按世代承袭的传统方式进行,即使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变化,其变化也相对一致。目前各地的比赛场地和比赛方法仍然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其竞技性的功能仍然没有改变。此外,在满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如婚丧嫁娶、育儿、游戏、竞技中也无不显示出满族崇尚武勇重、视骑射的风尚,体现出了满族传统体育文化较强的军事传承性。

1.2狩猎民族性与生产实用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产属性正是由人类在创造体育文化过程中遵循文化发展的结构规律,从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体育成分,并逐渐从生产中剥离体育活动,派生出具有独力、完整的体育文化之表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体育文化原始成分保留最丰富的一种形式,它最能反映体育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里程,比如传统武术至今还保留着原始生产的痕迹。满族发祥于长白山,尚武的习俗直至清末仍保留在一些满族聚居的乡镇中。如满族传统体育中的珍珠球,就是人们在水中捞取珍珠的劳动过程,逐渐演变成今天的体育项目,源于生活、鲜明生动、多姿多彩。被调查的居民也普遍认为生产因素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灵魂,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他们能轻易地参与体育活动,产生亲切感受。民间体育中,也多含军事训练性质。骑射是北方狩猎民族满族与蒙古族的共同爱好和特长。满族古时出于狩猎和军事的需要,把骑射作为每个青年男子(包括部分妇女)的日课,其后多在节日举行。据《金史》记载,满族先民女真人自皇家兴起,每逢端午及重阳,都举行骑马射柳和骑马击球活动。很多源于生产生活的东西经过满族人民的挖掘、整理,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在全国得到推广。

1.3性与民族融和性

由于宗教具有广泛的大众基础,所以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力是其他文化现象无法比拟的。满族的许多风俗习惯就是来源于,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有些体育项目甚至直接源于宗教仪式或迷信活动,并逐渐演变为游戏、竞技活动,最终发展为传统体育活动。满族信奉萨满教,由万物有灵观念生发出种种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是人们对某一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崇拜,自然崇拜的主要对象是对生产有积极作用的自然界――天和地,如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林树木、江河湖海、飞禽走兽等的崇拜和信仰。图腾崇拜是原始民族认为所崇拜的事物和自己的氏族、部落有“亲族”血缘关系,其崇拜物以动物居多,兼有植物和其他。祖先崇拜是由古老的图腾崇拜演化而来,它是人类自身的崇拜,是社会发展后人类认识能力提高的体现,是在灵魂信仰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祖先灵魂的敬仰。满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有许多宗教的仪式,如满族的射柳习俗就是源于满族先人对天的崇拜,是祭天祈雨的一种仪式。满族的先人女真人每年都有重五射柳的习俗,这一习俗后来发展成为满族骑射的一部分,作为满族传统体育的一个项目而被保留至今。满族另外一种古老的游戏打得栲,源于满族“驱邪”的宗教活动,把穷神饿鬼的名讳写在栲牌上以石击打,进而演变成打得栲的球类项目。由此,可以看出满族传统体育带有的文化特征。

1.4大众生活性与休闲娱乐性

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是一种以闲暇消遣、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而又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文化活动。它是人类在具备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满足精神的需要而进行的文化创造。满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寓竞争性、技巧表演性、游戏娱乐性、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有许多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和游戏项目,如抓“嘎拉哈”――又称抓子儿。“嘎拉哈”,满语称“色尔图”,是用动物獐、狍、鹿、猪、羊等的骨头(趾骨)制成,常涂有各种颜色。玩法多种多样,室内、室外、地上、炕上都可以玩。《清文江书》中归为两种玩法:抓背式骨(接马儿);抛背式骨(打玩马儿)。女孩子一般在室内玩弹嘎拉哈、拉珍儿、抓对等,男孩子一般在室外玩打嘎拉哈、击嘎拉哈,玩时常常还伴有“布口袋”、“钱马子”等辅助玩具。赛威呼、雪地走、双飞燕、踩高跷、老鹰抓小鸡、跳绳、跳房格等,这些活动形式主要流传于民间,以消遣娱乐为主。今天这些项目仍在辽宁满族地区流传,已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跑马城、撞拐、老鹞子叼小鸡、满洲棋、二贵摔跤、翻绳、踢毽子、打瓦、角等,其中有的游戏是学习汉族的游戏。

1.5区域封闭性与冰雪地域性

满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身原有的风貌,比如满族木兰围猎古风依然,充分反映满族的特点。布库、二贵摔跤古朴无华,规则限制很少,每逢重大节日传统体育活动便如火如荼1。原汁原味表现出的封闭属性源于客观的自然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尚未出现交通、通讯工具的时候,人们与外界交流十分有限,文化的交流只能是局部的。民族体育文化同样不能达到广泛地交流,只有在区域范围内自我萌发、自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注重的是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自我保护的意识强烈。在一个民族文化刚刚萌发和发展的时期,假设没有相对的封闭,民族文化可能难以形成其独特风格的独立体系。封闭环境可以不断地自我发展,充实文化的底蕴,增强文化的能量,积累文化的实力。人类社会的社会行为存在着一定的遗传性,即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与上一代人或前辈的相对一致2。社会行为遗传实质上是在一种社会环境的熏陶下,使人们在特定环境中某种技能有机会加以表现和发挥。在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作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成分,体育生活社会氛围浓厚,自然对人们的体育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形成所谓的社会遗传。满族好“动”善“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体育生活的社会遗传造就了相应的环境,因此体育活动的社会遗传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必然现象。在封闭的环境中,这种社会遗传的可能性被放大,表现更为深刻、广泛。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法]丹纳.艺术哲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3]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第9篇

【关键词】传媒；话语；生产；控制

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o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New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结语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传媒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传媒话语也反映了“消费性”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国的传媒话语生产在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倾向，话语交流(尽管不平衡)的频度进一步增加。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大众文化的报道或话语形式受消费主义影响，出现了过度膨胀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传媒话语生产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区建设以及各类有关数据不断见之传媒，对发达、富裕，民主、理性社会的向往，使传媒话语生产成为现代观念的镜像。在国内地区及城市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通过对媒介事件的控制，如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活动的主办权等，力图赢得话语强势的现象，诸如“全国第一”、“西部最大”、“制高点”“最先进”等话语成为传媒热点，由此产生的传媒话语竞争甚至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总之，从话语生产角度审视传媒话语或新闻场，把握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控制的特征及规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媒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⑴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传媒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⑵常昌富：《二十世纪修辞学概述》，《当代西方话语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⑶葛兰西：《狱中杂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创作：道家自然观；人化的自然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态学中，“生境”fhabitat)又称“栖息地”．是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处的特定环境．比一般说的环境更为具体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除了遗传基因．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在一个人个性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生长发育来说，早期经验更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影响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审美情致、审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从一个文学艺术家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得的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时向人们诉说的：“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绿色的嫩芽”。

自然环境对于作家童年心灵的濡染．沈从文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沈从文出生在封闭而又美丽的湘西风凰县．那里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童年的沈从文尽管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禁锢．但是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冲破这种牢笼．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会人生中顽童沈从文对书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这使他能超脱学校与家庭的束缚．甚至是摧残而进入与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为一体的身心两自由的境界．而他对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沈从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过，20岁后他才到北京求学．然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于是。童年静美的生活记忆．故乡淳朴的民俗风情．一齐涌出沈从文的笔端湘西的淳朴民风和秀美的山水风光造就了其阴柔内向，酷爱幻想的气质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对“乡下人”精神的张扬这一心理倾向．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有着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的“人性”的赞扬和对“城里人”的讽刺沈从文经常自诩为“乡下人”或“乡巴佬”．以与城里人相对照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浓厚乡村气息的笔触和传统的情操同“现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达到心理的平衡这一点既不同于艾芜的边地作品．也不同于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表现对纯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朴的怀恋。

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沈从文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通过个人的哀乐而达到人类之爱的企图不正与道家“自爱”与“爱人”精神如出一辙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人物极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这些平凡普通之人却具极高的心性．他们与世无争．自珍自爱却又能与世共融．他们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和执着．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边城》中摆渡的老人因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敏感．被傩送二老误认为“弯弯曲曲”“不利索”，过渡人给的钱．他坚决不收，有时推却不了．他也决不占人家半点便宜．必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烟草供过渡人享用在外人看来，老头是助人为乐。是爱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稳与平衡．是出于自珍自爱．所以在这里自爱与爱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重自然是沈从文对道家精神的认同重视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认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个‘自然’”沈从文认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沈从文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个体生命展示个性的舞台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极力渲染各种自然环境因而沈从文又说．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但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来，也即先生所说：“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从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约束。

沈从文重自然源于他的个性与生活经历孩童时的沈从文很顽皮．想尽办法逃学，拼命从自然这部书中吸取养分沈从文的自传里就说过：“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他喜欢水．他认为自己幼小而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分不开水教会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岁时．沈从文成为一名军人军人的经历让他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出：“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沈从文的创作是一部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关怀人性是其根。3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繁．沈从文先后当过士兵、班长、文书、书记，过早经历了生活的残酷和战争的野蛮．然而他的作品却呈现与同代作家不同的世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主要描绘了正在变革的社会现实．其作品的批判色彩甚为浓厚与此不同．沈从文在生命的建构与人性的缅怀中淡淡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对自由人性的歌颂与对自然的崇尚是庄子生命哲学的精髓所在．庄子哲学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歌颂生命．歌颂人的自由自在的存活状态他生活在乱世．那时的人们人性扭曲，生存压抑．生命处于极不自由状态庄子以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超然姿态实现了自我对生命与人性的关怀。

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育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在作者的审美意识中．他们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真情所至．率性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如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神巫违反“魔鬼习俗”去追求“天许可”的爱情．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庄子把对人性的理想寄托在“神人”身上．在《逍遥游》中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所有的描写都具有脱离尘世的美的特征。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自然之子．他们似乎同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一样纯洁善良．和湘西古雅的风情融为一体边城的女子是温柔纯净的．是爱与美的化身．她们心底善良淳朴却又执着刚强。就像一泓深泉，清灵却不见底。《边城》里的翠翠．是老船公的孙女．她的身影飘荡在山水相融的风景中．生活简单而又自足。勤劳自然、美丽善良、恬淡温和、宁静执着构成了她人性美的全部．显然作者在这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理想如果说女性在这里体现了自然和谐与人性恬静优美的一面．那么他笔下的一部分男性则带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在《龙朱》中，龙朱便作为男性人格的完美代表自然不加雕饰的原始的出现了．他“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绵羊”．集狮子与绵羊于一身的男性完全是纯粹的自然之子，他们热情、真实、诚实、勇敢、女性的阴柔和男性的阳刚配合的恰到好处。完全体现了人性的完整和自然。两性之爱是沈从文经常关注的．它自然而又美丽纯洁．不在乎一切外来的干涉．沈从文常常把男女之间的恋情置于自然的背景之下。《雨后》中“听一切大小虫子叫．听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叶上的雨点落在地上的跳跃，听在身边一个人的心跳．全是诗的”。静谧中生命跃动的声响交合着从林间隐隐绰绰的意象．四狗的爱情就在这充满生机的自然环境中萌发、膨胀、生长．情感及欲望在一种饱和状态中走向极致．生命力在充分的张扬过程中也正蕴蓄着新的生命依山傍水的湘西无疑孕育了沈从文对湘西的向往与崇敬．他的笔端．随处都流动着自然的身影．人则在自然的掩映之下生存活动。

《三三》中，三三从小就在“比屋连墙、嘉树成荫”的堡子里长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她完全生活在几乎纯自然的环境中．没有与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没有外在力量的限制和束缚。

生命形式如真空一样纯净透明。三三与自然互为象征，互为背景。互为对象。三三还在与宽容博大的自然的交流与对话中达成共识和默契：“三三的事．鱼知道的应当比母亲还多。”他们互相依赖唇齿相依．从而使三三完全释放生命的欲望与冲动．尽显生命的欢愉与跳跃。自由人格获得了解放与归依在这走向返朴归真的过程中．人其实也就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与逍遥．在无根的飘浮中找到了生存的立足点．自然也就成了人类的生命之根．

沈从文从道家的思想中寻觅到了心灵的契合点．因而极为赞同道家的“返乡”之说．尤其羡慕道家恬淡虚静的“化外之境”的理想．在自己的小说中．沈从文构筑了一幅幅原始意味极浓的湘西世界图式：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民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全．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

第11篇

1尧信息生命科学还原了中医尧气功尧武术等传统文化的生命观的自然本质

早期哲学家意指的“自然”（Physis）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Nature）、“本原”（Arche）、“太初”。这种最初存在的东西在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始终起作用，它们赋予事物质料，是最原始的“基质”，并内涵引导形成事物运动和存在的秩序的“原则”。这一“自然”存在与中医和气功等传统文化的“气”或“元气”概念是一致。近代以前，这种存在之物只能存在于哲学家的主观思维和意识对象之中，与物理科学的实证实验对象无缘，但是现在前沿的量子物理学已为这种以前只能靠思辩或“神秘”体验去把握的存在对象提供了客观实证的物质基础———量子真空零点能全信息场。从一元论宇宙发生论和科学认识的客观信息性上，只能将这一本体的客观存在称为“信息场”、“本体信息”，它是未显现的宇宙“隐信息”、“所有信息”（全信息），中华传统文化称其为“道”、“无”。它通过生成“气”来化生宇宙万物世界。〖信息生命科学〗的“信息”即是立足于这一“量子真空零点总信息场”（“道场”）的宇宙本体信息而言。

2尧信息生命科学对气功尧中医和武术基础的野气冶理论解读

（1）信息生命系统中与先天“炁”和后天“气”生成世界万物的暗物质暗能量宇宙本体隐信息源———“道•气”场，布达佩斯俱乐部的欧文•拉兹洛将其比喻为“微漪之溏”，显性世界只是本体宇宙“池溏”背景上的微漪。这一混沌的生成本体，老子给了其恰当的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25章）。著名量子物理和科学思想家戴维•玻姆创造了隐含序（Implicateorder）的概念，与显现序（Explicateorder）相对，表达了这一宇宙本体的特征；（2）气功修炼和医学实践中对生命“先天元气”的提取和运用；（3）元气的本体信息多维复合一体性的物理奥秘———纵波磁旋构成的挠场；（4）传统文化中的天（地）、道（德）、无极（太极）、性（命）都与这一本体信息场相应。3尧结论和建议在道（气）一元的基础上，运用信息生命科学整合中医、气功和武术等，是传统文化创新的科技之路。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2]戴维•玻姆著，洪定国等译.整体性与隐缠序[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2.

[3]欧文•拉兹洛著，钱兆华译.微漪之溏———宇宙进化的新图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一版.

第12篇

关键字：传统文化现代社会价值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和“”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l)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

(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4)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5)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传统道德从最切近的孝锑之道引发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由近及远富有感召力；还以人类普遍感受性为基础，坚持“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正是由于传统道德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75位诺贝尔获得者才齐集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

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孔子“不语乱、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述而)))，其所学、所思、所论、所教都与社会实际生活有紧密联系。后儒们秉承着这一精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或者是思想观念上，都体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质，“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一直是儒学固有的内在品质。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过其他东方民族。”[3]

所谓“乐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心态。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都是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与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思想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就是一门高深的生活艺术，或说生活技巧，有利于树立一种辩证、开朗、乐观、健康的生活心态。“贵和持中”的思想是最具有东方色彩和充满生活智慧的理论。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上，“和”就成为了一种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性基础上的同一性，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言。如何才能达到“和”?中庸方能。中庸就是不走极端，而是“凡事叩其两端取其中”，无过亦无不及，这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简单的静态的承受，而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在动态过程中对程度分寸的把握和选择，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芒。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参考文献：

1.李中华、张文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2.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姜汝真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司马云杰：《文化价值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钱逊：《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于混奇、花菊香主编：《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角注：

[1]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第13篇

关键词：传统思想文化 传承 思想政治教育 精髓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167-02

一、引言

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眼前仍然晃动着许许多多茫然的眼睛。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确的道路，没有正常的人生规律，这是现代人们的悲哀！虽然，人人都在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这些道路上，荆棘丛生，暗礁遍布，陷阱隐匿，法网环绕。很多人就在这个路上打圈圈、绕弯弯，直到死，也没有走上康庄大道，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这也是现代人生的悲哀！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人生理想等，都处于支配地位。经过一代代的传承，传统的思想文化已经牢牢占据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应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如何借鉴、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思想教育资源，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怎样做事，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道德修养等内容，还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完善学生人格，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素质，丰富学生人文素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是提高学生道德素养的需要

多年来由于人文主义的不被重视，加之西方一些外来思想的不断涌人，对思想活跃的学生们思想产生很大的冲击，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教育应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自豪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的献身精神；以“仁、义”为本，点出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以“百善孝为先”，传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格守的传统美德。学生作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体现者，必须摆脱盲目的自在状态而提升到自觉自为的水平。对于传统文化主动去接受、举一反三地接受、创造性地发挥；培养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中华民族健康的传统文化心态，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一部分。

2.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的思想进行西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学生的精神境界、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一定要掌握住思想阵地，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引导全学生、教化学生，激起他们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体现了中国人爱国、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和对国家、民族、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一优秀传统要进行认真研究，在大学生的教育中灵活运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终身报效祖国的理想，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定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3.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通过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的积淀而保存下来的历史精华，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炎黄子孙的心底，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遗传基因”，如果缺乏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就很难有一种广阔的境界和胸怀。创新教育内容，注重学生的品格道德完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道德占的成分最大。而讲是非、辨善恶，更是核心之一。凡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较重视人的行为自我规范的。这种态度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对现代教育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广博而深遂，有很强的哲理性。以德治国，修身为本的重德精神；各族一家，协和各邦的宽容精神；“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道主义精神。正确的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道德传统将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要发展就必须将理论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将二者融会贯通，形成互补，才能更好的解决新时期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才能有助于学生完整人格的塑造和培养。

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措施

1.开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课程

完善课程设置，丰富学生知识结构。要改变现有的课程结构，强调历史传统、文化和艺术传统的教育；要设置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采取措施保证这些学科的学习质量。如举行中国古典文学水平达标测试、设置双学位制辅以多种形式的选修课；举办有关学术讲座、书评会、辩论会等，以引导学生接触古典原着，逐渐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要建立一支从事人文素质教育的专业师资队伍，以保证教学落到实处。在文化道德素质教育中，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具有身教示范的人格力量。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课程，作为必修课让学生们进行学习。了解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精华，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通过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使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其中的辩证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他们的思辨水平。

2.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学习氛围

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在学校内开展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目的的校园文化活动，将对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的学习、实践列为重点并贯穿在一切活动之中，以一种潜在的作用影响着学生，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着重大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生生活的每个场景、每个细节，让学生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显得尤为必要。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形式有利于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入和内化。

3.开展经典传统思想文化导读活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传统文化把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系统，强调在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实践。可以将有关传统文化的书籍通俗化，使其易懂，以符合学生的阅读水平，便于学生阅读和接受。倡导学生读有关经典思想的经典名着，使学生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还可以通过各种文艺的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的东西表现出来，以提高宣传的效果。

四、 结束语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的传承与发扬是现代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它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必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继承、创新、发扬的过程。学生是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重要人才，新时期加强对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提升学生人文素质水平的需要，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要全面实现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使精神文明不断升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就需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培植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我国的各院校更应该从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入手，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具有高度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治观念、敬业和奉献精神等高素质的建设人才。因此，我们吸纳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并把它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就是更好地拓展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时把两者结合起来也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 段丽君.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华励志网[J] 2013，6；

[2] 刘军汉.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J] 2011，7；

第14篇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意义

几千年以来，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主张的仁爱、诚信、爱国、奉献和自强等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前仆后继，奋力拼搏，推进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的总和”，那么“它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美德的教育，是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与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及效果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人总是存在于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当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基因时，便赋予了个人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和国民性。因此，人们在行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性格倾向和的隐性文化素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隐性地支配着中国公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的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优秀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源泉。作为一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功效，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张祥浩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塑造人和培养人的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与马列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而且可以相互融合。”[3]王东莉也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壤中，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和开发利用，进行重新开掘、认识和评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基本组成部分。“以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离开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环境的制约，不可能游离社会文化发展的格局来进行封闭工的教育，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5]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内容，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素材。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中华民族无疑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等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就能不断地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如，孝道教育历来是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有所谓“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它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德，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然而，当下社会出现了一些极为不好的现象和风气，如不孝顺父母，甚至辱骂父母、伤害父母等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同中华民族传统和美德相悖的。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传统的孝道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还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自强教育等，都是培养“四有”新人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都需要我们认真的进行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

当然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身包涵的不好元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去粗取精，去除糟粕。初文杰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积淀，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6]因此，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其腐朽文化内容对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整体主义原则是其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它崇尚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整体利益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是要求人们遵守三纲五常。总而言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影响人们思想建设的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算，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7]

二、思政课程教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

历史和传统是文化的源泉，如果脱离了历史与传统，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没有继承就会迷失方向，而没有创新只会重蹈旧辙。“儒家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是因为它拥有一套独特的文化传播机制，主要包括教育考试选拔机制、排斥异端邪说的抑制机制、以注经为主线的损益机制、儒道佛互补机制等等。”[8]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就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首先，加强顶层规章制度与原则的建设，规范作为指导思想的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与“思维借鉴”的文化选择问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以为指导，使传统文化既能保持中华民族特色，又能彰显时代精神。中央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协调关系，尽快颁布关于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文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具体落实作出明确的规定，积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人心。同时坚持“”与“思维借鉴”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选择，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于与国家主导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对立的部分，如封建迷信、等级制度等，应坚决地予以抵制。

其次，进行教学改革，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大课程改革的力度，增加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课程与教材体系中的比重。通过思政理论课的教学，将传统文化积极内容传授给学生并转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通过一些措施，激励研究哲学的教授和学者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述”或“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导读”之类的选修课和必修课，规定所有的大学生必须修满有关传统文化的学分，否则不得毕业。在课堂日常教学中，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青年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渗透的实际效果。另外，利用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有重大意义的传统节日上，要让大学生到社会上举办纪念活动，激发他们热爱民族文化，培养其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一般来说，实践教学活动比较生动有趣，大学生也比较有兴趣参加，是很不错的传播方式。

第15篇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政治合法性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又通过对政治文化的阐述引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述了儒家和法家政治思想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都会用一定的方式使其统治合法化,稳定其政治统治。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潜在地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能够影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儒家、法家思想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为当时的政治统治者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本文围绕这两种思想来探讨政治文化是怎样影响政治合法性的。

一、政治合法性的概念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理论中最主要的命题之一,西方众多学者对合法性有重要论述。一般说来,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指它获得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的能力,或者说在不使用暴力的条件下获得被统治者支持的可能性。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的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韦伯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哈贝马斯指出,一种制度要赢得人们的承认,即获得合法性,需要借助哲学、伦理学、宗教对该制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出论证。李普塞特强调,政治稳定既取决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也取决于其“有效性”。所谓“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该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简而言之,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政治统治”与民众“政治服从”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探讨统治者的统治理念与统治行为“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赢得民众的服从、信任与支持。

二、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其实,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念、情感趋向和思维定势。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自周秦至清朝末期三千多年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界定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政治心理和习惯、政治态度和情感、民族精神、价值观的总和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社会政治心理构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个层次中,社会政治思想占据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制高点。政治思想是人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的升华,因此,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保留在社会政治思想中。”言外之意,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笔者也较认同这种观点,因此本文在探讨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时,以儒家、法家两大主流政治思想为例。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1.儒家思想与政治合法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一度成为皇家的正统思想,统治者推崇儒家思想,以其来确定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通过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通过这种等级制度的确立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

孟子主张统治者实行“仁政”的思想,将民众提高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这就确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民意基础。这一方面是在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是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观点来维护封建统治。“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观念的继承和发扬。君权神授的观点,他认为群主的权力是神赋予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听天子的命令就是服从“天意”。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是君主合理性的最高依据,也是君主专制最有力的辩护词,通过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使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抬高和神化,为君主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2.法家思想与政治合法性。法家思想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被其他朝代所重视和借鉴。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商鞅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他通过推行严刑酷法来维系统治者的统治,他认为君主只要牢牢掌握住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可以对人民随意的驱使,这也正符合了统治者的意图,进而通过各种严酷的刑罚来维护其政治的合法性。

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法”是指健全法制,“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法家强调通过这三方面来加强统治,这是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手段。例如“法”,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百姓作出乱法的事情。所以怎样处罚可以制止百姓乱法,便制定怎样的处罚条例。百姓畏惧处罚就会守法,百姓守法国家就能安定,统治者就可高枕无忧。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这就是所谓的“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增强君主的权势。

四、结语

政治文化是形成和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是如此,而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统治者最为尊崇的无疑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他们通过在思想上控制人民,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认同他们的统治,承认他们政权的合法性。因为当民众普遍形成了与现有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则容易形成较高的政治认同度,政治合法性也就确立。反之,当民众所持的政治信念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悖,或对现有政府的执政能力不信任时,人民就会对政府的精神和目标怀疑,从而不同意现任领导的统治。统治者还通过一些政治思想的指导,制定了维护其合法性统治的手段。比如说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制定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服从统治。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千百年来的积淀,往往潜意识的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的利用传统文化中对现代政治制度有益的部分,巩固民族思想意思,并不断的联系现实,吸收现代政治制度体制中的合理成分和公认的价值观念,最终达到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韦伯(Max Weber)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2]郭晓冬.重塑价值之维——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